37498 所以，2014 年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一年。 您有没有过那样的年份，比如重要的一年，辉煌的一年？ 对我来说，就比如：那年十月三日，我第二次流产了。 后来十月八日，我的父亲死于癌症。 再后来十一月二十五日，我的丈夫 Aaron 患病三年后死于第四阶段胶质母细胞瘤，说白了就是脑癌。 所以，我是个有趣的人。 大家一直都很喜欢约我出去。 我的社交生活很丰富。 通常，当我谈到我生命中这段时期的时候，我收到的反应基本上都是： 我不行，我无法想象。 但我相信你们在座的各位可以。 我相信你们可以想象得到。 而且我认为你们应该想象一下，因为，某一天这些事情也可能会发生在你们身上。 或许你们遇到的事情不会和我完全一样，可能发生在不同的顺序或时机，不过就像我说的，我是个有趣的人而我了解到的研究结果肯定会吓你们一跳：你们所爱的人最后都百分百会死去。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们会来 TED。 自从我经历了这些丧亲之痛后，我就把和大家谈论生死变成了我的职业，不只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那些，因为这很容易引人回忆，还有别人所经历的丧亲与悲剧。 不得不说，我所从事的这个职业是个很好的商机。 虽然商机很小，而我希望我能赚到更多的钱，但是...... 我写过一些非常振奋人心的书，主持过一档非常振奋人心的播客，成立了一个小型的非营利组织。 我只是在竭尽所能去让更多的人在不幸中感到宽慰，毕竟悲痛太让人难受。 当悲痛发生在别人身上时，这种难受的感觉更甚。 所以我的其中一项工作就是和我的朋友 Moe 一起成立了一个组织，她也是寡妇，我们将组织命名为“性感年轻寡妇俱乐部”。 是真的！我们甚至有自己的会员卡和专属的 T恤。 当你们身边的人去世后，无论死去的人是你们的丈夫、妻子、抑或是男朋友、女朋友，不管你们有没有结过婚，你们的家人朋友总是会下意识地通过他们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帮你们去找，直到找到一个与你们有相似经历的人，然后他们就会把你们撮合到一起让你们可以互相分担痛苦，同时也避免把痛苦传播到身边其他人身上。 这也是我们俱乐部正在做的事情。 我们把人们分成一个个小组，让不论是男人，女人，同性恋，异性恋，已婚人士或者是有伴侣的人，都可以一起谈谈他们身边已经过世的亲人，也可以大方地说出一些，现在他们身边的人还没做好准备或者不愿意去聆听的事情。 聊天的话题可以很广泛。 比如，“我的丈夫两周前去世了，但一直在我脑海挥之不去的问题是以后的性生活怎么办，这正常吗？” 当然正常啊。 如果我的幻想对象是房产兄弟中的一人呢？那也正常吗？ 有一点偏离常规，但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又比如：“每当我出门一看到其他老夫老妻在街上手牵手，很显然他们已经互相陪伴了几十年，当我看着他们，我能想象到他们在一起那么多年共同经历过的所有事情，无论是好的事情还是坏的事，抑或是他们之间曾为了谁应该去丢垃圾而引发的小争执......一想到这些，我的内心只有满满的愤怒。” 而这个的例子我恰巧感同身受。 我们在小组里面大部分的聊天内容都只能有也只会有我们自己知道，不过我们谈论的事情有很多那就是世界上大部分的人的悲痛都是邻近的，但人们又不至于陷入极度悲伤，我们真的可以从这些人的谈论中受益良多。 如果你们还是分辨不清，我只对一些非科学的课题感兴趣/擅长，所以我去到‘性感年轻寡妇俱乐部’问里面的成员：“朋友们，你们记得自己身边的人什么时候过世吗？”他们记得。 你们还记得所有他们对你们说过的话吗？ 当然。 他们说的哪一句话是你最讨厌的？ 我的收到了很多的评论和回答，大家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但其中两个字很快得到最多人的认可。 放下。 自从 2014 年到现在，可以告诉你们我已经和一个叫 Matthew 的帅哥再婚了，我们的混合家庭中有四个小孩，并一起住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里斯市郊区。 我们还救助了一只流浪狗。 我现在还拥有一辆小卡车，是不需要用手就可以把车门打开的那种小卡车。 就好像，以任何“标准”来说，生活都是美好的。 但我也没有用那种发音说过”标准“这个词，一次都没有。 对于这个词的出处我毫无头绪。 我从没有听过有谁用这个发音去说过这个单词。 但那单词就像是本该如此发音的一样，这也就是为什么英语这门语言很“垃圾”，所以...... 所以，我很佩服有人会喜欢说这么不靠谱的语言--干得漂亮。 不过不管怎么说...... 不管怎么说，生活真的，真的很美好，但我从不曾“放下”。 我从不曾放下，而且我非常讨厌这个词语，我也理解为什么别人和我一样。 因为用忘记伤痛这个说法就好像是在说 Aaron 的生命，他的死亡和爱都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好像我下一秒就可以潇洒地把这段关系抛诸脑后，又或许是我应该那么做。 所以每次谈起 Aaron，我总是那么顺其自然地就使用了现在时态，而我也一直认为我这个举动在外人眼中很奇怪。 但我惊奇地发现身边的人大多都和我一样。 可这样并不代表我们拒绝接受亲人的死亡，或者是忘了他们死亡的事实仅仅是因为我们所爱的，所失去的那些人，对我们来说依然那么的活灵活现。 每当我说起：“哦，Aaron 在......”。 那是因为 Aaron 对我来说还是存在的。 并不是以他之前的方式存在——（他活着时）那比现在好太多了，他也不是像教会那些人告诉我的那样。 我只是，无法忘记他，就算他走了，在我的潜意识里他还是存在于我的生命中。 就像现在，对于我现在的工作而言，他作为故事的主角存在着，对于我们俩的孩子，他作为一个父亲存在着，对于我养育的其他三个孩子来说他也是存在的，就算三个小孩不是他亲生的，也没有见过 Aaron 本人，但是正是因为我曾拥有 Aaron 又失去了 Aaron，他们才能够走进我的人生。 在我和 Matthew 的婚姻里他也是存在的，因为正是因为 Aaron 的生命，他的爱和死亡教会我的事让我成为了一个马修想娶回家的女人。 所以，我其实并不是忘记 Aaron 死亡的伤痛后继续前进，而是在接受了他离开的事实，带着他和我们的回忆继续生活。 我们把 Aaron 的骨灰撒在了明尼苏达州他最喜欢的河里面,当我把整个袋子的骨灰都倒进河里面之后，因为尸体火葬之后，他们会把骨灰装进一个袋子里面，我的手指其实还沾附着一些剩余的骨灰。 其实那时候我大可直接把手放进河里冲洗干净，但我没有，相反的，我用舌头把手指上的骨灰舔干净，因为失去他之后，我已经不能承受再失去任何有关他的东西，我是那么渴望地想要确保他永远会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但是他当然会的。 当您看到您的爱人三年内不断地尝试各种药物，只为了让他的身体能够再撑久一点，再活久一点，然后用仅剩的时间和您待在一起。 当您亲眼看着他渐渐从您最初认识的那个健康的男人变得虚弱，从活力满满到日渐枯萎，但依旧和您在一起。 当您看着您甚至不到两岁的儿子，在他父亲临死前走到他的床前，就像是他早已明白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即将发生的事情似的对他爸爸说：“我爱你，就这样，再见。” 那些画面将永远烙印在您的脑海里，伴您终身。 那一刻，就好像是您终于，真正地爱上了一个能够理解你的人。到了这时你才发现，“天啊，原来我一直以来都错了。爱情并不像一场比赛或者真人秀那么轰轰烈烈——它是安静的，爱情就像一条平静的，看不见的绳子，紧紧地连接我们两人。就算世界纷杂，就算很多事情都崩溃瓦解，就算在他死去以后。” 那些画面将永远烙印在您的脑海里，伴您终身。 我和 Aaron 相处时有一个小习惯，由于我的手总是冰冷的，而他的身体总是很暖和，所以我习惯把我冰冷的手硬塞进他的衣服里... 然后紧紧把我的手按在他温热的身体上。 坦白说，他极度反感我这种行为， 但是他爱我啊，在 Aaron 死去之后，我和他躺在同一张床上并把我的手放在他身下那一刻，我能感受到他身体的余温。 我根本分不清楚我的手到底是不是冰冷的，但我可以说我清楚地知道那将是我最后一次能够做出那个动作。 而从那天起，这份回忆便注定是痛苦的。 它会一直触痛着我。 就算到我有天活到了 600 岁，变成一幅全息图的时候，还是会难过。 就像与他相识的那些回忆，回想起来时总能让我笑起来。 而悲伤不是因为他的离开在我的生活中留下了空白才有的，它是掺杂在各种混合的情绪里同时出现的。 现在，我遇见了我的现任丈夫 Matthew，虽然他并不喜欢现任的这个称呼， 但这就是事实。 我遇见 Matthew 之后， 可以听见周围那些爱我，关心我的人宽慰地松了口气，像是在说：“哇，这一切终于过去了！ 她成功走出阴影了！ 她有了一个幸福的结局，我们也可以放心了。 我们这个任务完成得真不错。” 他们内心的旁白对我而言是极具感染力的，而我也曾以为自己可能真的得到了一个幸福完美的结局，但我没有。 我只是翻开了人生新的一章。 而且这是一个极好的新篇章--我爱你，亲爱的--这一篇棒极了。 不过尤其是一开始时，我感觉像是在面对两个不断交替的世界，或像那种 80 年代的书里面那种“选择你的人生”的情节，就像两段感情是平行的故事线。 所以当我对 Matthew 敞开心扉时，我的大脑会出现另外一个声音：“你会不会想起 Aaron？就像过去现在未来同时混合在一起。”而我也的确还会想起他。 突然间，这两条故事线就同时在我眼前展开，爱上 Matthew 也让我意识到原来我因为 Aaron 的死亡而失去的那些东西对我来说有多重要。 同样重要的是，这段感情也让我意识到自己对 Aaron 的爱以及他去世带给我的悲痛，和我对 Matthew 的爱不是对立的。 而是同一条故事线的分叉。 它们本质上是一样的。 我是那种……就像我父母都是怎么形容我的呢？ 我一点都不特别。 老实说，是因为他们有四个孩子。 但是我确实不特别，一点都不。 我知道，我也清楚在世界各地，每一天都会有这些可怕的事情发生。 每时每刻。 就像我说的，人可以 不过总会有糟心事在不断地发生，每一天都有人在承受失去的痛苦创伤。 于是作为我工作的一部分，在我主持的那个奇怪播客中，我有时候会和人们谈谈在他们身上发生过的，最糟心的事情。 有时候他们会告诉我，那是几天前，几个星期前，几年前，甚至是几十年前失去他们所爱的某人的经历。 但是我采访过的那些人，他们并没有身陷在失去爱人的阴影里走不出来，也没有围绕着这些负面情绪走不出去。 他们依然过自己该过的日子，他们的世界依旧不停转动。 不过他们居然会对我，一个陌生人敞开心扉，谈论他们失去的那些所爱之人，因为这些都是像那些快乐的经历一样，在我们身上留下痕迹，塑造我们的经历。 两者同样永久。 就算是在您收到您最后的那封吊唁信或是最后一道热菜上桌之后，那些痕迹依旧将永久存在。 就像我们不会在自己身边的人在享受生活的快乐和奇妙的时候告诉他们“放下吧”，不是吗？ 我们不会在送了一张恭贺别人“喜得贵子”的贺卡之后，还会想着要在五年后去帮他孩子庆祝生日。 对，我们知道他五岁了，所以呢？ 哇。 不过悲痛和这些情绪都有一些相似，就像爱上了某个人，生了孩子，或者在 HBO 电视台看《火线》一样，只有经历了、体验了才能真正有所体会。 只有真正发生在你们身上了，是你们的爱，是你们的孩子，是你们的悲伤，是你们坐在葬礼的前排座位，只有到那时，你们才能真正明白。 你们会明白你们正在经历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可以扭转的事情。而是真的被厄运的大手触碰了一下，而这些厄运，是无药可救的。 悲伤并不致命，但有时会让人痛不欲生。 如果我们无法别人远离悲伤，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除了一味去提醒别人，有些事情发生了就无法再重来，也不是每个伤口都需要愈合，我们还能做什么？ 大家都需要谨记，也要帮助他人谨记，其实悲痛是一种多重情绪。 你们在经历悲痛的那一年里，肯定会难过，但最终还是会开心；你们会痛苦，同时拥有爱人的能力，在同一年，同一周，甚至同一个瞬间。 我们只需记得，一个悲伤过的人最终还是会继续展开笑颜。 如果足够幸运，他们也能再次遇见爱。 是的，他们终究会继续向前走。 但那不代表他们放下了一切。 谢谢。 39331 2016 年 6 月，在英国脱欧投票结束后的那天，英国人醒来后震惊地发现我们即将离开欧盟，英国《观察者》报纸的编辑让我回到威尔士南部去写一份报告，那是我长大的地方。 于是我去了一个叫埃布谷的小镇。 就是这儿。 它位于南威尔士山谷，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这里有着浓厚的工人阶级文化，以威尔士男声合唱团、橄榄球和煤炭而闻名。 但当我十几岁的时候，煤矿和钢铁厂都倒闭了，整个地区的经济都衰落了。 我去那里是因为那里出现了全国最高的“脱欧”票比例。 这里 62% 的人投票决定离开欧盟。 我想知道为什么。 当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我却有点吃惊，因为上次我去埃布谷的时候，它看起来是这样的。 现在，它看起来却是这样的。 这是一所耗资 3300 万英镑新建的继续教育大学，主要由欧盟资助。 这是一个新的体育中心，位于由欧盟资助 3.5 亿英镑建设的重建项目的中心。 这是一个全新的价值 7700 万英镑的道路改善计划，有一条新的铁路线，还有一个新的火车站，这些都是由欧盟资助的。 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因为到处都有这样的大型建筑。 [欧盟基金：威尔士投资项目] 在小镇上散步的时候，我时不时有一种不真实的奇怪感觉。 当我走到体育中心遇到一个年轻人的时候，我的想法达到了顶点。 他告诉我，他投票决定离开欧盟，因为欧盟没有为他做任何事情。 他受够了。 镇上的人都跟我说了同样的话。 他们说他们想夺回控制权，这是这次投票活动的口号之一。 他们告诉我，他们已经受够了移民和难民。 移民已经太多了。 这就很奇怪。 因为走了这么久，我没有遇到一个移民或难民。 我遇到一位波兰妇女，她告诉我她几乎是镇上唯一的外国人。 当我查找数据时，我发现埃布谷实际上是英国移民率最低的地区之一。 所以我有点困惑，因为我不知道人们到底是从哪儿得到了他们的这些信息。 是因为一些右翼小报刊登了所有这些关于移民的报道。 但这里一个非常左倾的工党大本营。 但文章发表后，有个女人和我取得了联系。 她来自埃布谷，她把在 Facebook 上看到的东西全部告诉了我。 我说，“这些是什么？” 她说都是些关于移民的可怕问题，尤其是关于土耳其的移民问题。 所以我试着找到她所说的消息。 但是什么也没有。 因为没有用来保存人们看过的广告或新闻媒体流推送的内容的档案。 没有痕迹，毫无线索。 这次公投将对英国产生深远的影响——实际上它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之前威尔士和东北部的矿业工作曾被日本汽车制造商取代——现在他们已经因为英国脱欧而离开了。 整个公投并不透明，因为它是在 Facebook 上进行的。 Facebook 上发生的事情只会留在 Facebook 上，因为只有您自己看到过自己的新闻推送，然后它就消失了，所以无法调查到任何东西。 所以我们不知道谁看到了什么广告，这些广告又产生了什么影响，或者这些推送是基于哪些数据的。 甚至不知道是谁投放了这些广告，花了多少钱，甚至连这些人的国籍都无法确认。 但是 Facebook 知晓这些秘密。 Facebook 有这些问题的答案，但它拒绝告诉我们。 英国议会已经多次要求马克·扎克伯格来英国给我们解释这些疑问。 每一次，他都拒绝了。 你们一定想知道他为什么不来。 因为我和其他记者发现，公投期间发生了多起犯罪。 而且这些犯罪就发生在 Facebook 上。 因为在英国，在公开投票中可以投入的资金是有限制的。 这是因为在 19 世纪，人们真的会带着大量的现金四处走动，用来收买选民。 所以政府颁布了这些严格的法律来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但是这些法律现在已经不管用了。 这次公投几乎完全是在网上进行的。 您可以在 Facebook、Google 或 YouTube 的广告推送上花大量的钱，没人会知道，因为这就是暗箱操作。 事实也的确如此。 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这种行为已经到了怎样的程度。 但我们知道的是，在英国脱欧公投前的最后几天，官方的“脱欧公投”活动通过另一个竞选实体洗钱近 75 万英镑，选举委员会裁定该实体是非法的，并将其提交给了警方。 用这些非法资金，“脱欧公投”引出了一连串虚假信息。 就像这样的广告。 [土耳其 7500 万民众加入欧盟]这是个彻彻底底的谎言。 土耳其不会加入欧盟。 土耳其甚至没有任何关于加入欧盟的讨论。 而我们大多数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些广告，因为我们不是他们的目标。 “脱欧公投”寻找了一小部分被认为会动摇的人，广告被投放给了他们。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的唯一原因是英国议会强制要求 Facebook 交出了它们。 也许你们会想，“嗯，只是有点不太像话。只是撒了几个谎而已。” 但这是英国 100 年来最大的选举舞弊。 这是一代人只可能参与一次的投票，但却只有 1% 的选民参与。 而这仅仅只是公投中发生的罪行之一。 还有另一个组织，是由这个人领导的，奈杰尔·法拉奇，特朗普右边的那个。 他的组织，叫“离开欧盟”--它也违反了法律。 它违反了英国选举法和数据法，也被提交给了警方。 这个人，阿伦·班克斯，资助了这次公投。 在另一起不相关的案件中，他被移交给英国国家犯罪局，相当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因为公投投票委员会得出结论，他的资金来源不明。 甚至无法确认资金是否来自英国. 我甚至不打算细说阿伦·班克斯所说的关于他与俄罗斯政府秘密关系的谎言。 或者是奈杰尔·法拉奇与朱利安·阿桑奇以及特朗普的好友罗杰·斯通，此人如今正被起诉，会面的时间有多奇怪，他们的会面就在维基解密公布两份大规模文件之前，这两份文件都恰好有利于唐纳德特朗普。 但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密不可分。 这个人告诉我，英国退欧是特朗普的培养皿。 我们知道是同样的人，同样的公司，同样的数据，同样的技术，同样利用了仇恨和恐惧。 这就是他们在 Facebook 上散布的。 我甚至不想称这种言论为谎言，因为对我来说，这更像是一种仇恨犯罪。 不用我说你们也知道，仇恨和恐惧正在世界各地的网络上散播。 不仅是英国和美国，法国、匈牙利、巴西、缅甸和新西兰都有。 我们知道这股黑色的暗流正在将我们连接在一起。 它依存于各种技术平台。 但我们只能看到表面上的一小部分。 我也只发现了关于这个黑暗面的冰山一角，因为我曾调查特朗普和法拉奇的关系，并发现了一家叫 Cambridge Analytica 的公司。 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找到这家公司的前雇员克里斯托弗·威利。 他给我解释了，这家为特朗普和英国脱欧运作的公司是如何从政治上剖析人们，以便理解每个人的恐惧，从而更好地向他们定向推送 Facebook 广告的。 为此这家公司通过非法途径获取了 Facebook 上 8700 万用户的用户资料。 我花了整整一年才让克里斯托弗供出这些。 为此我也不得不把自己从特写作家变成调查记者。 他非常勇敢，因为这家公司的所有者是为特朗普提供资金的亿万富翁罗伯特·默瑟，他曾多次威胁要起诉我们，以阻止我们出版。 但我们最终还是做到了，离出版只有一天了。 我们收到了另一份法律威胁。 这次不是来自 Cambridge Analytica，而是来自 Facebook。 上面说如果我们出版，他们会起诉我们。 我们仍然出版了。 Facebook，你们选择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你们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因为你们拒绝给出我们需要的真相。 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 直截了当地说，硅谷之神们。 马克·扎克伯格，谢丽尔·桑德伯格、拉里·佩奇、谢尔盖·布林、杰克·多尔西，还有你们的员工和投资者。 100 年前，南威尔士煤矿最大的危险是煤气。 沉默，致命，隐形。 于是他们会先派金丝雀去检查空气。 在这个大家都被卷入进来的大规模的、全球性的在线实验中，我们英国人就是金丝雀。 当有一百年历史的选举法被科技打乱时，我们就是活生生的所谓西方民主国家的下场。 我们的民主被破坏了，我们的法律不再有效，而且这不是我说的，而是英国议会发表的一份报告说的。 你们的发明确实神奇。 但现在，它就是犯罪现场。 证据就在你们手里。 仅仅只是口头说你们未来会做得更好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要想阻止这种事情再次发生，我们必须知道真相。 也许你们会想，“没事儿，这只是几个广告而已。人们不会傻到中招，对吧？” 对此我只能说：“祝您好运。” 因为脱欧公投表明，自由民主已经破碎。 是你们弄坏的。 这不是民主，在黑暗之中散布谎言，用天知道从哪里来的非法现金支付不是民主。 这是对国家的颠覆，而你们都是它的陪葬品。 英国议会是世界上第一个试图让你们承担责任的议会，但它失败了。 你们已经违反了英国法律，不仅仅是英国法律，来自九个国家的九个议会都出席了，马克·扎克伯格却拒绝来交出证据。 你们似乎不明白这种精准投放的广告远远比你们强大。 它比我们任何人都强大。 这与左派、右派、“脱欧”、“留欧”、特朗普都无关。 这关系到是否有可能再次举行一次自由公正的选举。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不抱任何希望。 所以我想问你们，这就是你们想要的吗？ 你们希望历史就这样记住你们吗：作为世界各地正在兴起的威权主义的奴仆？ 因为你们的初衷是将人们联系起来。 但如今你们却拒绝承认这种技术正在把我们大家分开。 我想问其他所有人的是，这是我们想要的吗：让他们逍遥法外，在黑暗降临的时候，坐下来玩手机吗？ 南威尔士山谷的历史是一场争取权利的斗争。 这不是演习，这是一个转折点。 民主不该是需要被别人应许的，也不是必然会有的，我们必须战斗，我们必须胜利，我们不能让这些科技公司拥有这种不受约束的权力。 这取决于我们--你们，我和我们所有人。 我们必须夺回控制权。 42604 看起来我们现在都站在坚固的地球表面上，实际上并不是。 在我们脚下的土石之中交叉分布着细小的断裂层和空隙。 这些空隙中充满了天文数量级的微生物，就比如这些。 目前我们可以找到微生物的最大深度是地下 5000 米。 意思是，如果你们在地面上定一个点位，然后开始向地心跑，沿途 5000 米的路径上都能看到微生物。 所以你们可能从来没想到这些微生物还存在于地壳的深处，但你们可能想到过这些微生物也住在我们的内脏里。 如果将地球上所有生物的内脏里的微生物全部加在一起，它们的重量约有 10 万吨。 这么庞大的生物群就每天生活在我们的肚子里。 我们应该感到骄傲。 但是相对于覆盖了整个地球表面的那些微生物，内脏里的微生物就显得相形见绌了，比如在土壤里、河里和海里的微生物。 它们加起来约有 20 亿吨。 但是事实证明地球上大部分的微生物并不是生活在海里或是我们的内脏里或是污水处理厂里。 实际上大多数微生物生活在地壳之内。 这些微生物加起来有 400 亿吨重。 这是地球上最大的微生物群之一，而我们直到几十年前才发现它们的存在。 所以地面之下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或者它们对人类有怎样的影响，无法估量。 这个地图上的红点标记的每一个地方，都是我们通过现代微生物学手段获得的非常好的地表下层样本，你可能想不到，我们在全球各地都有取样，但是实际上，如果你发现这些是我们仅有的几个采样地点，情况看起来就没那么乐观了。 假如我们试图通过仅有的这些样本，来在外星飞船上重新构建地球的地图，那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 有时候有人跟我说，“没错，地表下有很多微生物，但是...它们不是在冬眠吗？”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相比无花果属植物或者麻疹病毒，或者是我的孩子养的那些豚鼠，这些微生物大概真的是什么事情都不做。 我们知道因为它们数量过于庞大，它们不得不成长繁殖得很缓慢。 如果它们按照大肠杆菌的速度进行分裂繁殖，仅仅一夜之间，它们就让整个地球，包括石头的重量翻倍。 实际上，从古埃及时代以后，很多微生物大概甚至一次细胞分裂都还没有完成过。 这真是太神奇了。 我们到底该如何去看待这样长寿的东西？ 我想到了一个我非常喜欢的类比，虽然它听起来会有些奇怪和复杂。 我希望你们可以听听看。 好的，让我们试试。 这个类比就像是试图理解一棵树的生命周期... 如果你们只能活一天。 就是假如人类的生命只有一天，并且是在冬天，那么你们的整个人生中，都不会在任何树上看到一片叶子。 仅仅过了一个冬天，人类就经历了如此多的世代轮替，以致于人类的历史书上只记载树木是一根没有生命的棍子，没啥用处。 当然，这种结论很荒唐。 我们知道树木只是在等待夏天的到来，这样它们就可以恢复活力。 但是假如人类的寿命比树木的寿命短太多，我们可能就完全不会察觉到这个非常平凡的事实。 所以当我们说这些深埋于地下的微生物只是在沉睡，我们是不是就像那些寿命只有一天却在试图理解树木如何生存的人们？ 这些地表下的微生物会不会只是在等待它们的“夏天”，而我们只是因为生命太短暂而无法看到？ 如果将大肠杆菌封闭在一个没有食物或者营养剂的试管里，然后将它成年累月的放在那里不管，当然，大部分细胞都会饿死。 但是很小一部分细胞会生存下来。 如果取下这些年老的存活下来的细胞，让它们在饥饿的条件下，和一些新的、快速成长的大肠杆菌竞争，这些头发花白、吃苦耐劳的老年人每一次都能打败那些年强力壮的新生代。 所以，这证明了进化的格外缓慢其实有好处。 所以有可能，我们也许不应该将慢视作不重要。 也许这些看不见的，我们不放在心上的微生物实际上对人类是有益的。 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是，有两种方法让它们在地表下的生存。 第一种是等待食物从地表渗下去，就像吃从一千年前的某场野餐上剩下来的食物。 真是个疯狂的生活方式，但令人吃惊的是，这个方法对于地球上的很多微生物都是可行的。 另外一种可能是，微生物会觉得，“我不需要地表世界，我在这下面挺好的。” 对于选择这条路的微生物来说，它们为了生存，不得不从地球内部来获取它们所需求的一切。 实际上，有些东西对它们来说比从地表更容易获得。 这些东西在地球内部更加充足，比如水源或者营养，比如氮、铁和磷，或者是生存空间。 这些是我们在地表世界上需要靠互相厮杀来争夺的东西。 但是在地表下，它们只需要担心是否有足够的能量。 在地表上，当阳光照到植物的叶子上时，它们可以尽可能快地将二氧化碳分子转化成美味的糖分。 但是在地表下，当然了，那里没有阳光，所以这个生态系统不得不解决一个问题：谁来给其它的微生物制造食物。 地表之下也需要像植物那样的生物，只不过它们以石头为生。 幸运的是，存在这么一种生物，叫做化能无机自养型生物。 这个单词是指一个微生物利用化学物质--“chemo”，从石头里--“litho”，生产食物--“autotroph”。 它们可以利用大量不同的元素来进行食物生产。 它们可以利用硫磺、铁、镁、氮、碳，其中有些甚至可以直接用纯电子。 就像是，如果切掉一个电线的尾部，它们就可以用它呼吸，就像使用潜水通气管那样。 这些化能无机自养型生物将这个过程中得到的能量用来制造食物，就像植物的光合作用。 但是我们知道植物并不仅仅只能制造食物。 它们还会生产出一种多余的产物，氧气，这是我们人类百分百赖以生存的东西。 但是这些化能无机自养型生物生产的多余的产物则通常是矿物，比如锈或者黄铁矿，碳酸盐或者石灰岩。 这些微生物，就像石头那样，变化非常非常慢，它们从石头里获取能量，此过程的多余的产物还是石头。 所以我是在讨论生物，还是在讨论地理？ 这个东西真的很难定义。 如果我要研究微生物，并且我将要作为一名生物学家来研究这种行为像石头一样缓慢的微生物，那么，我大概应该开始学习地理了。 那么，地理最酷的部分是什么呢？ 火山。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珀阿斯火山口内部的景象。 地球上许多火山是由于海洋地壳构造板块撞上大陆板块而出现的。 当海洋板块下沉或移动到大陆板块下面时，水和二氧化碳以及其它的物质就被挤压脱离了大陆板块，就像箍住了一块湿毛巾。 这样一来，俯冲带就成了通往地壳的传送带，在这里，地表上下的物质得以相互交换。 最近我收到一些在哥斯达黎加的同事邀请，去和他们一起对一些火山进行研究。 当然，我同意了，因为我觉得哥斯达黎加很漂亮，但是同时也是因为哥斯达黎加位于其中一个俯冲带的上方。 我们有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为什么这些深埋的海洋板块中的二氧化碳只能从火山中释放出来呢？ 为什么它不是分部在整个俯冲带？ 这和这些微生物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这是我和我的同事多纳托·吉欧瓦内利在珀阿斯火山内部拍摄的一张照片。 在我们旁边的是一个充满类似蓄电池内酸液的液体构成的湖泊。 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我们正在测试pH值。 当时，我转过身去对我哥斯达黎加的同事卡洛斯·拉米雷斯说，“如果这个火山现在开始喷发，我们有什么逃生策略吗？” 然后他说，“嗯，是个好问题，非常简单，那就请您转过身欣赏一下这个景象。” 因为这将是您最后看到的风景。 听起来可能是过于夸张了，但是在 54 天之后，火山确实喷发了。 观众:哇！ 非常恐怖，对吧？ 这是这个火山在 60 多年来发生的最大的一次喷发，并且在拍完这段视频之后，拍摄这个视频的摄像机的画面就模糊了，并且我们之前取样的这个湖泊完全蒸发了。 但是我也想申明，在火山现场的那一天，我们是非常确定火山是不会喷发的，因为哥斯达黎加一直在通过哥斯达黎加火山和地震监测局对火山进行非常细致的观测，并且拍摄那一天也有监测局的科学家与我们同行。 但是火山喷发完美地说明了如果想找二氧化碳是从海洋板块的哪个位置出来的，只要看看火山就足够了。 但是如果你们去到哥斯达黎加，除了这些火山，还应该注意到这里遍地都是舒适的温泉。 这些温泉里的一些水源实际上就是从深埋于地下的海洋板块中蹿上来的。 而我们的假设就是二氧化碳应该会和水流一起上升，但是地下的某些东西将它过滤掉了。 所以我们用了两周的时间，在哥斯达黎加将我们可以找到的所有温泉都进行了取样，大家都疲惫不堪。 接下来的两年时间我们进行了数据的测量和分析。 如果你们不是科学家，那我现在告诉你们，在漂亮的温泉里或者公共演讲台上是找不到科研发现的；只有在你弓着腰坐在一台凌乱的电脑前的时候，或者在你排查一台复杂仪器的故障的时候，或者是在你因为完全看不懂数据而和你的同事视频的时候，你才能有所发现。 科研发现就像是深层地表下的微生物，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慢的。 但对我们来说，花费这些时间完全值得。 我们发现，大量的二氧化碳是来自于这个深埋的海洋板块。 而让它们始终存在于地下，无法被释放到空气中的则是这些生活在地下的，在哥斯达黎加的可爱的树懒和巨嘴鸟们脚下的化能无机自养型生物。 这些微生物和发生在它们周围的化学过程将二氧化碳转化成碳酸盐矿物，并且将它们留在地表之下。 你们可能会想：如果这些地表下的反应可以把地面下产生的二氧化碳全部吸收，那它们能不能帮我们稍微解决一下地表上面的二氧化碳问题呢？ 我们知道，人类往空气中释放了太多的二氧化碳，以至于破坏了地球的生态环境。 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们正在致力于研究将二氧化碳赶出这些源头的方法，这样二氧化碳就不会被释放到空气中。 但这些二氧化碳也还需要找地方存放。 正因如此，我们一直在寻找能够存放这些二氧化碳的地方，或许可以放在地表下，这就需要搞清楚二氧化碳在地下可能会发生什么。 这些深埋于地表下的微生物是否会成为一个难题，它们行动太过缓慢，是不是真的地下的任何东西可以储存？ 或者因为它们可以把二氧化碳转化成固体的碳酸盐矿物而会很有用？ 如果我们可以在哥斯达黎加的某个研究上取得重大的科学突破，想象一下，那下面还会有什么东西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这个地理生物化学的新领域，或是深层地下生物学的新领域，你们想怎么叫都行，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并不仅仅是缓解气候变化，还可能是对生命和地球如何共同进化的理解，或者是寻找对工业和医学应用有效的新产品。 可能甚至可以预测地震或者寻找地球以外的生命。 它可能甚至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生命的起源。 幸运的是，不止我一个人在为此努力。 我在世界各地都有着了不起的同事，他们闯入了这个深埋于地表下的世界的奥秘。 看起来好像深埋于地壳的生命离我们的日常生活非常遥远，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毫无关系。 但是真相就是这个怪异而又缓慢的生命体，实际上可能蕴含着地球生命体中的一些神奇奥秘的答案。 谢谢。 45614 实际上，今天对我而言是特别的一天，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 所以，感谢大家来到我的生日派对。 但每次你们举办聚会的时候，总会有人来捣蛋的，是吧。 我是名物理学家，这次我还带来了另一名物理学家。 他的名字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大家叫他阿尔伯特，他就是那个说过如果一个人到 30 岁时对科学都没什么大贡献，也就永远不会有贡献了的人。 你们也不需要现在去维基百科查我是不是超过了 30 岁。 显然他是想告诉我以及我们，要说我的科学成就，那简直是朽木难雕。 但幸运的是，我的事业运还算不错。 在 28 岁时，我对网络产生了兴趣，几年后，我们成功发表了几篇有关发现无标度网络的关键论文，并催生了一门我们今天称为网络科学的新学科。 如果你们对这个学科也很感兴趣，可以在布达佩斯，或在波士顿读取网络科学的博士学位，也可以在全球各地学习这门课程。 几年后，当我第一次去哈佛大学休假时，我对另一种形态的网络产生了兴趣：在人身体内部的网络中，基因、蛋白质和代谢物如何相互联系以及它们与疾病有怎样的关系。 这个兴趣引发了医学领域的一场轰动，其中包括哈佛大学的网络医学部，有 300 多名研究人员基于这个想法来治疗病人，开发新的治疗方法。 几年以前，我觉得我应该把网络的概念和关于网络的专业知识应用于一个不同的领域，即用来理解成功。 为什么这么做呢？ 我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成功取决于我们所处的网络，这些网络可以推动我们前进，也能拖我们后腿。 我很好奇我们能否利用已有的知识和大数据技术以及在开发网络方面的专业知识，来量化我们身处的网络对我们的推动或是阻碍的发生。 这是从中得到的一个结果。 你们现在看到的是博物馆里相互连接的画廊的网络。 有了我们去年绘制的这张图，我们能够非常准确地预测一个艺术家是否能成功，只要告诉我在他或她的职业生涯中举办的前五个展览的情况。 当我们思考成功的条件时，我们意识到成功不仅跟网络有关；还有很多其他的维度。 成功的其中一个必要因素，很明显就是业绩。 我们来定义一下业绩和成功的差别。 业绩是你们做的事情：跑得有多快，画的是哪种画，发表的是哪种论文。 然而，在工作的定义中，成功是社会从你们做的事情中，你们的业绩中注意到了什么，社会又将如何承认你们的成就，如何奖励你们？ 换句话说，你们的业绩只跟自己有关，但你们的成功跟大家都有关。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因为我们把成功定义为社会给予我们的集体评价，这样一来成功就变得可量化，因为在社会中，关于成功有着很多数据点。 我们学习，我们练习，我们实践，因为我们相信业绩会让我们成功。 但当我们真正开始探索，我们开始意识到以数学的方式看待这个问题时，业绩和成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现在你们看到的是世界上最快的人，尤塞恩博尔特。 当然，他参与过的大多数比赛都赢了。 我们知道是他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因为我们有精密的计时器去测量他的速度。 有趣之处在于他获胜时，成绩并没有明显超过竞争对手。 他跑得比输掉比赛的人最多快百分之一。 他不仅只比第二名快百分之一，他的速度也不超过我的 10 倍，并且我还不是个擅长跑步的人，这点请相信我。 每次我们需要评估绩效时，我们都会注意到一些有趣的事情，即业绩是有界限的。 这意味着人类的业绩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它的差异范围非常小，我们确实需要精密的仪器来测量这些差异。 这也不是说我们看不到最优秀的那些人身上的优点，而是很难分辨出最好的到底是谁。 问题就在于我们很多人的工作领域并没有精密的仪器可以用来测量我们的业绩。 好了，业绩是有界限的，所以我们之间的业绩并没有很大的差距。 那么成功呢？ 让我们谈谈另一个话题，比如书籍。 评价一个作者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准是有多少人读你的作品。 所以当我之前那本书在 2009 年出版时，我正在欧洲和我的编辑谈话，我很好奇，我的竞争对手是谁？ 我有一些炙手可热的对手。 那一周， 丹·布朗出版了《失落的秘符》，并且尼古拉斯·斯帕克斯的《最后的歌》也问世了。 当你们看这个表格时，你们会发现，就业绩而言，这些书和我的书之间并无多大差别。 是吧？ 如果尼古拉斯·斯帕克斯的团队再努力一点，他就可以轻松进入榜首，因为最终没人知道谁最后能登上畅销榜榜首。 所以我说，不如来看看数据吧，我就是干这行的，对吧？ 我们来看看尼古拉斯·斯帕克斯的作品销量。 可以看到在新书发售的那个周末，尼古拉斯·斯帕克斯卖出了 10 万多本书，简直是天文数字。 你们可以看看纽约时报每周销量在 1 万册以上的畅销书榜单，所以他只凭借新书销量的十分之一就能轻松登上榜首。 但他并不是第一名。 为什么呢？ 因为丹·布朗在那个周末卖出了 120 万册新书。 我喜欢这个数字的原因是因为它真正证明了，成功是没有界限的，第一名不止比第二名好了一点点，而是超越了好几个数量级，因为成功是集体的评价。 成功是群众给予的评价，而不是通过业绩就能得到的。 我们意识到业绩，即我们所做的，是有界限的，但成功，是由社会评价的，却是无界的，这一定会让你们心生疑惑：人们的业绩表现差异如此小，为何成功的差异却如此之大？ 最近，我出版了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书。 他们不让我多介绍介绍我的书，所以我打算回到这个问题，成功通常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呢？ 那么让我们回到派对捣蛋者的话题，问问我们自己：为什么爱因斯坦要说出人的创造力止步于 30 岁这样荒谬的话？ 因为他发现他周围所有那些创造量子力学和现代物理学的伟大物理学家，他们的伟大成就都是诞生在 20 多岁或 30 岁出头。 并不是只有他这样想。 这不仅是观察偏差，因为事实上有一整个研究领域的天才都证明了这一点，如果回顾一下我们崇拜的前辈们，看看他们做出他们最大贡献的年纪，不管在音乐，在科学，还是在工程领域，大部分人都是在他们 20 岁，30 岁，最多 40 岁出头时做出了这些成绩。 但这个天才研究有个问题。 首先，它给了大众一种印象，即创造力等于年轻，这挺让人伤心的，对吧？ 并且这个实验还存在观察偏差，因为它只观察了那些天才，并没研究像我们这样的普通科学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创造力真的也会消失吗？ 所以这正是我们想做的，有足够的参照对象非常重要。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像我这样的普通科学家的职业生涯。 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发表的全部论文，从 1989 年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开始，当时我还在罗马尼亚，直到现在。 纵向看图，你们可以看到每篇论文的影响力，也就是被引用的次数，有多少其他人发表的论文引用了我的作品。 通过这个图标，你们可以看出我的职业生涯有明显的三个阶段。 我第一个 10 年，做了很多工作，但却并没有多少成就。 似乎没人关注我在干什么，对吧？ 一点影响力都没有。 当时，我正在研究材料科学，然后我自己发现了网络，然后开始发表网络的文章。 从那以后，高影响力的文章我发表了一篇又一篇。 那时感觉真是很好，简直就是我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 那么问题来了，现在如何呢？ 我们还不知道，现在就去计算出这些论文能产生怎样的影响还为时尚早，还需要时间来收集数据。 当你们看到这些数据时，可能会觉得爱因斯坦和天才研究的结论是对的，即我正处在我职业生涯的高光阶段。 那么让我们看看这究竟是如何发生的，首先看看科学领域。 为了避免只观察天才的选择偏差，我们最终重绘了 1900 年至今每一位科学家的职业生涯，并找到了所有科学家的个人最高成就，不管他有没有获得诺贝尔奖，或者即便是他最好的成就也无人问津。 即这张幻灯片上的内容。 每条线都代表一位科学家的职业生涯，在职业生涯线的顶端有一个浅蓝色的点，代表着他们个人的最好成就。 那么问题是，他们最重大的发现发生在什么时候？ 要量化这点，我们需要看你们获得最大发现的概率是多少，比如你职业生涯的的第 1、2、3 或者 10 年。 我们看的是所谓的“学术年龄。” 你们的学术年龄始于你们发表第一篇论文的时间。 我想这么算的话你们有些人可能还是婴儿。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你们发表自己最具影响力的论文的概率。 可以看到，天才研究的结论的确是正确的。 大多数科学家都倾向于在他们职业生涯的前 10 到 15 年发表他们最具影响的论文，在那之后发表的科学家占比就会直线下降。 它下降得太快了--比如今年是我从事这个行业的第 30 个年头，那么我还能发表一篇比过往的论文更具影响的论文的概率不到 1%。 按照数据的说法，我就正处于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 但是有个问题。 我们的参照条件有问题。 参照条件应该是，那些对科学做出过任何贡献的科学家是怎样的呢？ 他们的生产力如何？ 他们什么时候发表的论文？ 所以我们评估了科学家们的生产力，令人惊讶的是，科学家们大的生产力，即在他们职业生涯的第 1 年、第 10 年或第 20 年发表论文的概率，与论文产生影响的概率几乎没有区别。 长话短说，在经过很多的数据检验后，只有一个解释，真相就是，我们科学家的工作，我们写的每篇论文，做的每个项目，都有同样的概率成为我们每个人的最佳成果。 意思就是，科学发现就像中彩票。 彩票买的越多，中奖的几率就越高。 只不过碰巧的是，大多数科学家在他们职业生涯的头 10 年， 15 年买了他们人生中的大部分的彩票，在那之后，他们的生产力就下降了。 他们不买彩票了。 所以看起来他们就像没有创造力了。 实际上，他们只是不再尝试了。 所以当我们总结所有的这些数据，结论就非常简单：成功随时会来。 它可能是你们职业生涯中的第一篇或最后一篇论文。 它的出现是完全随机的。 你们的生产力决定了它何时出现。 让我来给你们解释一下。 这位是弗兰克·威尔切克，他因为自己写的第一篇论文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当时他正在读研究生。 更有趣的是约翰·芬他在 70 岁时，被耶鲁大学强制退休。 耶鲁大学关停了他的实验室，于是，他搬到了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开了另一个实验室，就在那里，在他 72 岁时，他发表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在 15 年后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你们可能会想，科学领域比较特殊，如果是其他需要我们有创造力的领域呢？ 那么让我们再看看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创业。 硅谷，年轻人的地盘，对吧？ 确实，你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最高奖项 TechCrunch Awards 以及其他的一些奖项的获得者都是平均年龄 30 岁左右的人。 再看看都有谁拿到了投资者的钱，最大的那些投资企业又投资了谁，几乎都是 30 出头的人拿到了投资。 当然，我们知道，硅谷有这样一种观念，即年轻等于成功。 不过，当你看数据的时候，因为这不仅关于组建一个公司，组建一个公司就像生产力，需要尝试，尝试，再尝试，你们看看这些人当中有谁真正成立了一家成功的公司，最后也能成功退出。 最近，我们的几位同事正好调查了这个问题。 果不期然，这些年纪在 20 多岁和 30 多岁的人创立了大量的公司，成功组建了很多公司，但大多数都倒闭了。 再看看那些成功退出的，在这个图中可以看到，你的年纪越大，就越有可能轰动股票市场或者成功出售公司。 数据很明显，事实上，如果你已经 50 多岁了，那么你成功退出的机会将是你 30 多岁时的两倍。 所以最后，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我们可以看出创意并无年龄限制。 生产力才有，对吧？ 这就告诉我们，只要不断尝试，你们终有一天 你仍然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成功。 所以我的结论非常简单：我离开舞台，回到了实验室。 谢谢大家。 45973 首先，谢谢大家的关注。 今天大家这样共聚一堂真是太好了，谢谢大家给予我的关注。 受人关注是一种很强大的感觉。 我是一名演员，所以说实在的，我在哪方面都算不上专家。 但是我知道受人关注是怎样的一种感觉：我这辈子很幸运，因为我得到的关注远远超出了应得的。 对此我非常感激，因为正如我所说过的，那是一种很强大的感觉。 但是作为一名演员，我还很幸运地拥有过另外一种强大的感觉。 有趣的是，这是一种完全相反的感觉，因为它不是来源于受人关注。 而是来源于集中注意力。 我在表演时，我会非常专注，将注意力只集中到一件事情上。 比方说，我在片场，马上就要开始拍摄了，第一助理导演喊出“Rolling！” 接着是“speed”、“marker”、“set”，然后是导演喊出“Action！” 这一套指令我已经听了无数遍，好像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了巴普洛夫式的魔法咒语。 “摄影开机”、“录音开机”、“打板”、“准备就绪”、“开始”。 我自然而然就进入状态了，根本不受自己控制。 我的注意力…… 变窄了。 这个世界上的其他所有事情，任何可能会干扰我或分散我注意力的事情，一下子都不存在了，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喜欢这种感觉，对我来说这就是创造力。 这是我很感激我能成为一名演员的最大一个原因。 所以说，有两种强大的感觉。 受人关注和集中注意力。 当然，在过去十年左右，新技术的出现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拥有受人关注这种强大的感觉。 任何一种形式的创造性表达，不止是表演。 可以是写作、摄影、画画或者音乐 — 任何一件事情。 分发渠道早已民主化，这是一件好事。 但我认为，对这个世界上热爱创造的每一个人来说，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也包括我自己，因为对此我也无法免疫。 我认为我们的创造力正在逐渐成为实现某个目的的途径，而这个目的就是受人关注。 所以我觉得必须要说出来，因为根据我的经验，越是追求那种集中注意力的强大感觉，我就越快乐。 而越追求受人关注的强大感觉，我就越不快乐。 还有 — 谢谢！ 这对我来说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我第一次利用我的表演来获得关注，是我十岁那年在夏令营的时候。 我那时参加试镜已经有一年时间了，我很幸运地拿到了电视节目和广告中的一些小角色，那年夏天在夏令营的时候，我经常拿这件事吹牛。 一开始还挺管用的。 其他的孩子给了我非常多额外的关注，因为我曾经上过《亲情纽带》。 这是我在《亲情纽带》中的一张照片。 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 — 我觉得是因为我吹牛吹得太过分了。 然后其他孩子开始取笑我。 我记得有一个我喜欢的女孩，Rocky。 她叫 Rachel，大家都叫她 Rocky。 她长得很漂亮，而且还会唱歌，我被她迷住了，有一次我正站在那里吹牛。 她朝我转过身，管我叫“吹牛大王”。 我绝对是活该。 但是你知道吗，这还是深深伤到了我。 从那年夏天以后，我一直有些犹豫要不要为我的表演寻求关注了。 有时，人们会问我：“慢着，如果你不喜欢受人关注，你为什么要当一名演员呢？” 我会回答说：“因为我表演不是为了这个，是为了艺术。” 然后他们会说：“好吧好吧，哥们儿。” 后来，有了 Twitter。 我完全沉迷其中，就像其他每个人一样，这让我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 因为在那一刻，我百分之百是在用表演来寻求关注。 我的意思是说，我是不是认为我之所以能吸引这么多粉丝，是因为我的推文很精彩？ 我那时确实是这样认为的 — 我心想， 他们喜欢我不止是因为我出演过《蝙蝠侠》，他们是喜欢我说的话，我很会说话。 很快，这开始影响到了我所深爱的创作事业。 真的影响到了。 我试着不让它影响我。 但是你知道吗，我坐在那儿，比方说正在看剧本。 却没有在思考：“我该怎样从个人角度来认同这个角色？” 或者“观众会怎样理解这个故事？” 而是在想：“人们在 Twitter 上会怎样评价这部电影？” 还有：“我该用哪些又精辟又尖锐的回应来获得大量转发呢？但又不能太难听，因为人们喜欢被冒犯，而我也不想被禁言。” 在我应该看剧本、努力去做一名好演员的时候，涌入我脑海的却是这些想法。 我在这里想告诉大家的是，技术不是创造力的敌人。 我认为不是的。 我觉得技术就是一个工具。 它可能有助于培养人类空前的创造力。 比方说，我甚至创建了一个叫 HITRECORD 的线上社区，在那里，世界各地的人们共同协作来完成各种创造性项目，所以我认为社交媒体或智能手机或者说任何一种技术本身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 如果我们要谈论当创造力变成获取关注的手段所带来的危险时，就不得不说到当今大型社交媒体公司以关注驱动的商业模式。 这对你们中的某些人来说可能是个熟悉的领域，但在这里真的是一个相关的问题：社交媒体平台是如何赚钱的，比方说 Instagram？ 它所销售的不是照片共享服务，这是免费的。 那么它销售的是什么呢？ 它销售的是关注。 是用户对广告主的关注。 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我们对 Instagram 这类事物给予了多少关注，但我想问的是：Instagram 是如何获得这么多关注的？ 是我们为它们获得的关注。 只要有人在 Instagram 上发帖，他们就会从粉丝那里获得一定数量的关注，不论他们是有几个粉丝还是有几百万个粉丝。 你能获得的关注越多，Instagram 能获得的关注就越多。 所以让你获得尽可能多的关注关系到 Instagram 的利益。 因此，它会对你进行训练，让你想要这种关注、渴望得到关注、当你没有获得足够多关注的时候会感到压力很大。 Instagram 让它的用户对受人关注的强大感觉上瘾。 我知道我们经常会开玩笑说：“哦天哪，我对手机上瘾了。”但这真的是一种上瘾。 在这方面有一门完整的科学。 如果你很好奇的话，我建议你去读一下 Jaron Lanier、Tristan Harris、Nir Eyal 的作品。 但我今天想说的是， 对受人关注上瘾，跟对任何其他事情上瘾是一样的。 永远都不嫌多。 开始的时候你会想：“要是我有 1,000 个粉丝就好了，那种感觉肯定很棒。” 但接下来你又会说：“如果我有 1 万个粉丝”，然后是“如果我有 100 万个粉丝，我会感觉很棒。” 我在 Twitter 上有 420 万个粉丝 — 可这从来没有让我感觉很棒。 我不会告诉大家我在 Instagram 上有多少粉丝，因为人数少得我都不好意思说，因为我是在《蝙蝠侠》上映后才加入的 Instagram。 我搜了一下其他演员，发现他们的粉丝量比我多，这让我觉得自己非常糟糕。 因为粉丝量会让每个人都对自己感觉很糟糕。 这种不满足的感觉会促使你去发帖，这样你就可以获得更多关注，而你获得的关注正是这些公司所销售的东西，他们就是靠这个来赚钱。 所以如果没有人关注你，你可以去喜欢的地方，可以好好地感受所到之处，然后说：“噢，这种感觉真好。” 当然，有很多演员比我出名，但我敢说他们都会这么说。 如果你的创造力是由受人关注的欲望所驱动的，你将永远无法在创造力方面取得成就。 但我也有一些好消息要说。 还有另外一种强大的感觉。 除了让一家大型技术公司去控制它，销售它，你还可以利用你的注意力去做一些其他事情。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感觉，我为什么这么热爱表演呢 — 因为它能让我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件事上。 事实证明，在这背后也隐藏着一门科学。 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研究了一种他们称为“流”的现象，当某个人将注意力只集中到一件事情，例如某种创作活动，并努力不被其他事情所干扰时，就会产生这种现象。 有人说，你越是经常这样做，你就会越快乐。 我不是心理学家，也不是神经科学家。 但我可以告诉大家，对于我来说，真的是这样。 这并非易事，而是很难做到。 要真正地集中注意力是需要练习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 但是如果一定要我分享一件我觉得能够帮助我集中注意力的事情的话，那就是：我努力不将其他创作者当成我的竞争对手。 我试着寻求合作者。 比方说，我正在片场表演，如果我将其他演员当成我的竞争对手，我会说：“天哪！他们会比我获得更多的关注，人们会更多地谈论他们的表演而不是我的。”这样我就无法保持专注。 我在片场可能会演得很糟糕。 但是当我将其他演员当成合作者时，我几乎轻而易举地就能集中注意力，因为我只是在关注他们。 我不必去想我在干什么 — 我对他们的行为作出反应，他们对我的行为作出反应，这样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让彼此都融入其中。 但是我不希望让大家觉得只有片场上的演员可以这样合作。 在任何一种创作场景中都可以。 可能是专业方面的，也可能只是为了好玩。 我甚至可能会与不在同一房间内的人合作。 事实上，我曾经做过的一些最喜欢的事情，都是和没有真正见过面的人一起做的。 顺便说一下，对我来说，这正是互联网的魅力所在。 如果我们可以不再为了引人注意而竞争，那么互联网将会变成寻求合作者的好地方。 一旦我与其他人合作，不论他们是在片场，还是网上，不管在什么地方，我就可以更轻松地找到那个“流”，因为我们都在将注意力集中到我们一起做的一件事上。 我很喜欢加入到比我强大的集体当中，我们都在保护对方，不让任何其他事情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可以全身心地在一起。 至少这对我很有用。 有时候， 有时候有用 — 但并不总是有用。 有时，我仍然会完全陷入想要受人关注的上瘾周期中。 我的意思是说，即使是现在，我能不能诚实地说，我在这里不是想说：“嗨，大家好，看着我，我正在做 TED 演讲！” 其实，大家知道，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 但我还可以诚实地说，写稿子以及在这里发表演讲的这个创造性过程，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机会，让我可以集中注意力，真正专注于我非常在乎的一件事。 所以不论我最后得到了多少关注还是没有得到关注，只要我做了，我就很快乐。 我很感激你们所有人给了我这个机会。 谢谢大家，好了，你们现在可以把注意力放到其他事情上了。 再次表示感谢。 46528 大家好，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共场合讲这个故事，讲一下个人方面的一些事情。 Yogi Berra 是一位世界闻名的棒球运动员，他曾经说过：“如果你遇到了一个岔路口，那就走下去吧。” 一个多世纪以来，研究人员一直在研究将免疫系统作为对抗癌症的途径，不幸的是，癌症疫苗并不尽如人意。 疫苗只对由病毒导致的癌症有效，例如宫颈癌或肝癌。 所以癌症研究人员基本上放弃了利用免疫系统对抗癌症的想法。 在任何情况下，免疫系统都不会进化得能够对抗癌症；它只会进化成对抗从外界入侵的病原体。 它的工作就是杀死细菌和病毒。 免疫系统对于大多数癌症都无能为力，是因为癌症不是从外界入侵的，而是从本身的细胞进化而来的。 所以免疫系统不会将癌症视为病毒，另一种情况是同时攻击癌症细胞和我们的正常细胞，这样会导致自身免疫性疾病 那么我们该怎样解决这个难题呢？ 我们的答案是合成免疫系统，这种系统旨在识别和杀死癌细胞。 没错 — 我说的是合成免疫系统。 我们可以通过基因工程和合成技术来做到这一点。 我们用免疫系统中自然产生的细胞做过研究，这些细胞称为 B 细胞和 T 细胞。 它们就像是我们的构建块。 T 细胞已经进化到可以杀死被病毒感染的细胞，而 B 细胞可以产生抗体，这些抗体分泌出来然后结合起来杀死细菌。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将这两种功能相结合，重新调整它们的作用来对抗癌症呢？ 我们意识到，也许可以将 B 细胞中的抗体基因插入到 T 细胞中。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使用 HIV 病毒作为特洛伊木马通过 T 细胞的免疫系统。 结果产生了一个嵌合体，也叫喀迈拉，这是古希腊神话中一种会喷火的怪物，长着狮头、羊身和蛇尾。 我们决定将使用 B 细胞抗体、T 细胞载体和 HIV 特洛伊木马生成的看似自相矛盾的物质叫做“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简称 CAR T 细胞。 病毒也会插入基因信息，以激活 T 细胞并将其编程到杀伤模式中。 如果将 CAR T 细胞注射到某个癌症患者体内，当这些 CAR T 细胞看到并结合到肿瘤目标时，会发生什么呢？ 它们就像是类固醇上的超级杀手 T 细胞。 它们会在人体内启动这个“防撞强化系统”，并分裂和繁殖数百万倍，这时它们就可以攻击并杀死肿瘤了。 总而言之，CAR T 细胞是医学上第一种有生命的药物。 CAR T 细胞打破了固有模式。 我们所服用的普通药物在完成自己的工作后会被代谢掉，还需要再次服用，而 CAR T 细胞不一样，它们可以在人体内存活并在数年内有效。 我们已经做到让 CAR T 细胞在我们的癌症患者体内存活，至今已经有八年多了。 而这些设计师级的抗癌 T 细胞，CAR T 细胞，计算出来的半衰期在 17 年以上。 因此注射一次就可以，它们可以在你的余生一直起作用。 这是医学领域一种新范式的开端。 这种 T 细胞注射疗法还面临一项重大挑战。 那就是能够在患者体内起作用的 T 细胞的唯一来源是患者自己的 T 细胞，除非你恰好有一个同卵的孪生兄弟姐妹。 对大部分人来说，我们都没那么幸运。 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制造 CAR T 细胞。 我们要做到让患者长出自己的 T 细胞。 我们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发了一个强大的平台。 然后在 1997 年，我们首先在晚期 HIV-AIDS 患者身上试验了 CAR T 细胞。 我们发现，这些 CAR T 细胞在患者体内存活了一年多。 而且还改进了他们的免疫系统，减少了他们体内的病毒，但是并没有治愈。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实验室，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我们对 CAR T 细胞的设计进行了改进。 直到 2010 年，我们开始治疗白血病患者。 我们的团队在 2012 年治疗过三名晚期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 这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白血病，美国每年有 20,000 名成人患上这种病。 我们治疗的第一个患者是一名退休的海军陆战队中士和监狱惩戒官。 他的生命只剩几个星期了，其实他已经开始准备自己的葬礼了。 注射 CAR T 细胞之后，他高烧了好几天。 还出现了多器官衰竭，转到了 ICU 病房，并且处于昏迷状态。 我们以为他要死了，事实上还为他举行了临终圣礼。 但就在这时，事情发生了转机。 在注射 CAR T 细胞 28 天之后，他醒了过来，医生为他做了检查，癌症消失了。 原本存在的大肿块消融了。 骨髓活检没有发现任何白血病的迹象，那一年，在我们治疗的前三位患者中，其中两个已出现持续缓解，至今已有八年，另外一位患者出现了部分缓解。 CAR T 细胞攻克了这些患者体内的白血病，溶解了每位患者体内 2.9 到 7.7 磅的肿瘤。 这些患者的身体变成了这些 CAR T 细胞不折不扣的生物反应器，在骨髓、血液和肿块中生成了成千上万个 CAR T 细胞。 我们发现，如果用拳击来比喻的话，这些 CAR T 细胞可以击败远远超出自身重量级的目标。 一个 CAR T 细胞就可以杀死 1,000 个肿瘤细胞。 是的 — 1:1000 的比例。 CAR T 细胞及其子代在人体内一直不停地分裂，直到最后一个肿瘤细胞消失。 这在癌症医学上是史无前例的。 完全治愈的前两位患者至今都没有再复发白血病，我们认为他们确实是痊愈了。 这些人原本都走投无路了，按照他们所用过的所有传统疗法，他们就像是现代的拉撒路案例。 我只能说：谢天谢地，一路上有这些岔路口。 我们的下一步行动是取得许可来治疗患有急性白血病的儿童，这是最常见的儿童癌症。 参加我们试验的第一位患者是 Emily Whitehead，那时她六岁。 她在几年内经历了一系列化疗和放疗，但她的白血病还是复发了。 事实上，已经复发三次了。 我们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Emily 非常虚弱。 她的官方诊断是晚期、不可治愈的白血病。 癌症已经侵入她的骨髓、肝脏和脾脏。 我们在 2012 年春天的 4 月给她注射了 CAR T 细胞，在接下来的几天中，病情没有出现好转。 而是恶化了，事实上恶化得非常严重。 就像我们在 2010 年治疗的监狱惩戒官一样，她在 2012 年也转入了 ICU，这是这个故事中最严峻的一个岔路口。 到第三天，她完全不省人事了，并且由于肾衰竭、肺衰竭和昏迷用上了生命支持仪器。 她连续三天高烧，最高达 41.1 摄氏度。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了这种高烧。 我们进行了所有标准血液检查以查找感染，但并没有找到导致她高烧的任何感染原因。 但是我们确实在她的血液中发现了一个非常不寻常的现象，此前在医学上从未见过。 她血液中称为“白细胞介素-6”或者“IL-6”蛋白质水平升高。 事实上比正常水平高出了一千倍。 这是我们遇到的又一个岔路口。 纯属巧合的是，我的一个女儿患有一种小儿关节炎。 因此，我作为一名癌症医生，一直在关注针对我女儿的关节炎的试验疗法，也许她会用到。 特别凑巧的是，就在 Emily 住院前的几个月，一种新疗法获得了 FDA 的许可，可以用来治疗白细胞介素-6 水平升高。 而且也被批准治疗我女儿所患的这种关节炎。 这种药称为“拖珠单抗”。 实际上，Emily 所在医院的药房刚引进了这种药，用于治疗关节炎。 所以当我发现 Emily 的 IL-6 水平非常高时，我给她的 ICU 医生打了个电话：“为什么不给她用一下这种关节炎药呢？” 他们说，我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因为我是个牛仔。 由于她的高烧和低血压对任何其他疗法都毫无反应，于是她的医生迅速征得了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许可，当然她的父母以及每一个人也都赞成。 然后他们进行了试验，结果非常令人吃惊。 在使用拖珠单抗治疗后的几个小时内，Emily 开始非常迅速地好转。 在治疗 23 天后，她的癌症宣告消失。 现在，她已经 12 岁了，至今仍未复发。 所以我们将注射 CAR T 细胞后出现的这种高烧和昏迷的强烈反应称为“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简称 CRS。 我们发现，几乎所有对这种疗法有反应的患者都会出现这种症状。 但是在没有反应的病人身上没有出现。 所以看上去自相矛盾，当患者接受 CAR T 细胞疗法时，他们现在希望在治疗后出现这种高烧，这就像“一生中最严重的一场感冒”。 他们希望出现这种反应，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经历曲折回归健康的必经之路。 不幸的是，不是每位患者都能康复。 没有出现 CRS 症状的患者往往都没有治愈。 因此在 CRS 与免疫系统根除白血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正因如此，去年夏天，当 FDA 批准将 CAR T 细胞用于治疗白血病时，也同时批准使用拖珠单抗来对抗这些患者体内的 IL-6 效应以及伴随的 CRS。 这在医学史上是一个非比寻常的事件。 Emily 的医生现在已经完成了更多试验，并报告称在我们治疗的前 30 位患者中，有 27 位患者，也就是 90%，在注射 CAR T 细胞后的一个月内完全治愈。 晚期癌症患者 90% 的完全治愈率，这在 50 多年的癌症研究历史中闻所未闻。 事实上，往往是有 15% 的患者出现完全缓解时，制药公司就宣称癌症试验取得成功。 2013 年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 一篇国际性论文由此确认了这些成果。 因此，FDA 在 2017 年 8 月批准使用这一疗法来治疗儿童和年轻成人白血病。 作为首个批准的细胞和基因疗法，CAR T 细胞也在患有难治性淋巴瘤的成人身上进行了测试。 美国每年有大约 20,000 人患上这种疾病。 结果同样令人惊讶，迄今为止已经出现持久反应。 六个月之前，FDA 批准使用 CAR T 细胞治疗晚期淋巴瘤。 现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实验室和医生已经针对许多不同疾病试验过 CAR T 细胞，可想而知，我们都对这一快速的进步感到兴奋。 我们非常欣慰地看到本来濒临绝境的患者又重新过上了健康的生活，比方说 Emily。 我们很兴奋地看到患者病情得到长期地缓解，实际上可能已经痊愈。 同时，我们也很关心费用问题。 为每位患者制造 CAR T 细胞需要高达 15 万美元。 如果加上治疗 CRS 和其他并发症的费用，每位患者的治疗费用高达 100 万美元。 但我们必须记住，失败的代价更大。 当前针对癌症的非治疗性疗法也很昂贵，而且患者最终会死去。 那么，我们当然希望现在完成研究，让这种疗法更加有效，还要让所有病人更容易承担得起。 幸运的是，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新领域，就像许多其他新疗法和服务一样，当行业日益成熟时，价格也会下降。 在我思考通往 CAR T 细胞疗法这条路上的岔路口时，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我们要记住，这种规模的发现不是在一朝一夕发生的。 CAR T 细胞疗法经过 30 年的历程才来到我们面前，一路上充满了挫折和惊喜。 在这个充斥着瞬间满足和全天候按需提供结果的世界，科学家需要有恒心、远见和耐心才能超越这一切。 他们能够看到岔路口并不总是困境或绕远，有时，即使我们当时可能并不知道，其实岔路口正是回家的路。 谢谢大家。 49440 五年前，我遇到了这个非常有趣的经历。 我和我丈夫去杂货店买东西，就像往常一样，但是这次我们发现了一种很贵的东西，对，我说的就是贴有公平交易标签的、有机的、我们花了好多钱买的肯尼亚单品咖啡。 就在这时，问题来了。 我丈夫，他认为这种咖啡比我们常喝的便宜咖啡要高级，这让我想象了一下我们以后都要喝这种昂贵咖啡的生活，那样我们的家庭预算就该爆表了。 更糟糕的是…… 我还怕这笔钱会白花。 因为完全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 不幸的是，尤其是我丈夫，他一时间忘记自己娶了一位专门研究食品科学的神经科学家。 闲话少说，我对他进行了一个测试。 我设计了一个试验，我首先蒙上了他的眼睛。 然后煮了两种不同的咖啡，告诉他我会一次让他喝一种。 我丈夫非常确定地描述第一杯咖啡比较苦和生涩。 这种咖啡适合在早上喝，它的唯一目的就是通过它令人震惊的味道来叫醒身体。 而另一方面，第二杯咖啡则果香浓郁，非常可口。 这种咖啡适合在晚间享用，让人身心放松。 但是，我丈夫根本不知道，实际上我给他的喝并不是两种咖啡。 我两次给他的是同一杯咖啡。 很明显，并不是这杯咖啡一下子从难喝变得好喝。 不是的，这种味觉差异是我丈夫自身的想法造成的。 是他对昂贵咖啡的偏爱让他体验到了其实并不存在的味觉差异。 就这样，我节省了我们的家庭预算，还换来了捧腹大笑，尤其是我。 然后，我开始想，我们怎么会从一杯咖啡得到两种不同的反应呢。 为什么我丈夫会冒着下半辈子被公开嘲笑的风险做出如此大胆的表态呢？ 我的答案会让你惊讶，我认为你也会做出同样的事。 这是我在我的研究领域中遇到的最大挑战，那就是评估我们得到的答案背后的真相。 因为，如果我们不能相信人们说的自己喜欢的东西，那么我们要如何让食物变得更美味呢？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是如何去感受食物的。 在我喝一杯咖啡时，我会借助身体中的感受器来检测这杯咖啡，然后这些信息被传送到我大脑中被激活的神经元。 光的波长被转化成了颜色。 液体中的分子被我口中的感受器检测到，并将其归类为五种基本味道中的一种。 它们是酸、甜、苦、鲜、咸。 空气中的分子被我鼻子中的感受器检测到，转化为气味。 对于触感、温度、声音等等，都是如此。 所有这些信息都被我的感受器检测到，然后在我大脑中的神经元之间被转化成信号。 然后这些信息被编织到一起并进行整合，这样我的大脑才能识别到，哦，我喝到了一杯咖啡，嗯，我很喜欢。 只有到这时，在神经元完成所有这些繁重的工作之后，我们才算是有意识地体验到了这杯咖啡。 而现在，我们形成了一个非常普遍的误解。 人们往往认为，我们有意识地体验到的东西一定是对真相的绝对真实的反映。 但正如大家刚才所听到的，在实际物体和对它的有意识的体验之间，存在着多个神经解释阶段。 这意味着，有时候，这种有意识的体验根本没有真正地反映真相。 比方说我丈夫所遇到的情形。 这是因为，有些物理刺激可能非常微弱，因此无法冲破障碍进入我们的意识思维，而这些信息可能会在中途被我们隐藏的偏见所扭曲。 而人们有着各种偏见。 是的，你坐在那里，是不是在想…… 你也许会比我丈夫做得好，你可能已经正确地评估出了那些咖啡，但实际上你也受到了偏见的影响。 有一种偏见叫做偏见盲点。 我们倾向于认为比如其他人有偏见。 是的，我们甚至可能会对我们持有偏见的偏见有偏见。 我们并没有试着让这变得容易一点。 我们知道，在餐饮行业有一种偏见叫礼貌偏见。 这种偏见是指我们会发表一种被认为是社会认可的意见，而这根本不是我们自己的意见，是不是这样？ 我作为一名食品研究人员，就面临这样一种挑战，因为当人们说他们喜欢我新做的减糖奶昔时，他们是真的喜欢吗？ 或者他们说喜欢是不是因为知道我在听，所以他们想要取悦我？ 或者他们可能只是想让我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很健康。 我无法知道。 但是更糟糕的是，他们自己甚至都不知道。 即使是经过培训的食品评估员，这些人明确学过如何区分嗅觉和味觉，但他们仍然会有偏见，他们在品评时认为含有香草的食品更甜一点。 这是为什么呢？ 肯定不是因为香草尝起来是甜的。 而是因为，即便是这些专业人员，跟我们一样，他们也是人，也吃过很多甜品，因此学会了将甜味和香草联系在一起。 因此，味觉和嗅觉以及其他感觉信息在我们的意识思维中是纠缠不清的。 那么，一方面，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 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有意识的体验，利用这些数据，通过添加香草而不是糖来让食物吃上去更甜。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有意识的评价，我依然不知道人们是否真的喜欢我的减糖奶昔。 那么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该如何评估这些有意识的食品评价背后的真相呢？ 关键在于，消除意识思维的障碍，让信息直达大脑。 事实证明，我们的大脑藏着许多迷人的秘密。 我们的大脑从整个身体源源不断地接收感觉信息，而大多数信息我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比如我不断从我的胃肠道接收到的味觉信息。 大脑也会对所有这些感觉信息作出反应。 它会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改变我的行为，当我遇到真正喜欢的东西时，还会让我的瞳孔变大。 当这种情绪很强烈时，还会使排汗量增大。 通过脑部扫描，我们现在可以评估大脑中的这些信息。 具体地说，我使用过一种称为“脑电图”的脑部扫描技术，或者简称“EEG”，做这个时需要戴上一种镶嵌有电极的帽子，在我的案例中使用的是 128 道脑电图。 各个电极会测量脑电活动，精确到毫秒。 但问题是，不仅大脑有电活动，身体的其余部分以及周围环境时时刻刻都有大量电活动。 为了方便研究，我需要尽量减少这些干扰。 我让参与者做了好多事情。 首先，我让他们把头枕在下巴上，以避免过多的肌肉活动。 同时，我让他们盯着电脑显示器的中心，以避免过多的眼球活动和眨眼。 甚至连吞咽动作都不能有，所以我让参与者将舌头伸到一个玻璃碗上方，然后我不断把味觉刺激物放到舌头上，然后会滴到这个碗中。 然后，为了让这个有趣的画面更完整，我还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围兜，有粉色的，有蓝色的，随他们自己选择。 现在像正常的进餐体验了吗？ 不，很明显不是。 更糟的是，我根本无法控制参与者在想些什么，所以我需要多次重复这个味觉程序。 也许第一次他们在想我为参与者提供的免费午餐，第二次也许在想圣诞节就要到了，今年该送妈妈什么礼物，等等。 但是每次反应的共同之处就是对味道的反应。 所以我要多次重复这个味觉程序。 一共重复了六次。 然后我把所有这些反应平均化，因为这样与味觉无关的反应也就平均掉了。 使用这种方法，我们和其他实验室调查了从“食物在舌头上登陆”到大脑知道它体验到的是哪种味道用了多长时间。 事实证明，这发生在前 100 毫秒，也就是在我们意识到之前的半秒左右。 接下来，我们还调查了糖和人工甜味剂之间的味觉差异，在我们的实验设计中，二者在味道上极其相似。 事实上，它们尝起来太像了，只有一半参与者能够勉强分辨出不同的味道，而另一半根本分辨不出来。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我们统观全体参与者，发现他们的大脑绝对能分辨出味道。 借助 EEG 以及其他脑部扫描仪器和其他生理测量措施，汗液和瞳孔大小，我们有了了解我们大脑的新通道。 这些通道可以帮助我们消除意识思维的障碍，看破人们的偏见，甚至还可能捕捉到潜意识的味觉差异。 这是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测量人们在意识到食物并对他们为什么喜欢或不喜欢做出合理解释之前对食物的第一反应。 我们可以测量人们的面部表情，测量他们在看向哪里，测量他们的排汗反应，测量他们的大脑反应， 借助所有这些手段，我们将能够制造更美味的食品，因为我们可以测量出人们是不是真的喜欢减糖奶昔。 我们可以在不影响味道的情况下制造出更健康的食品，因为我们可以测量出人们对不同甜味剂的反应，找到能够提供更类似于对糖的反应的甜味剂。 此外，我们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最初对食物的真实感受，从而促进制造更健康的食品。 我们在这方面还知之甚少。 例如，我们知道有五种基本味道，但我们强烈怀疑还有更多味道，事实上，使用我们的 EEG 设置，我们发现有证据显示，脂肪除了能够通过纹理和气味被我们感觉到之外，我们还可以尝到它的味道。 这意味着脂肪可能会成为新的第六种基本味道。 如果我们弄清楚我们的大脑是如何识别脂肪和糖的，当然我现在只是幻想一下，但有一天我们是不是真的能造出这样一种零卡路里的奶昔，尝起来却像货真价实的奶昔一样？ 或许我们发现根本做不到，因为我们会通过胃肠道中的感受器下意识地去检测卡路里。 未来将会告诉我们答案。 我们对食物的有意识的体验只是我们食物感知过程的冰山一角。 通过研究这整个感知过程，不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我非常确信我们能够为所有人制造出又美味又健康的食物。 谢谢大家。 50853 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对我来说应该从 2006 年说起。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有种神秘疾病在秘鲁的亚马逊热带雨林爆发。 患上这个病的人都出现了非常可怕的症状，简直像噩梦一般。 他们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头疼，并且无法进食或饮水。 有些人甚至还产生了幻觉 — 意识混乱，而且还有攻击性。 最为悲惨的是，许多受害者都是儿童。 所有得病的人无一存活。 经证实，导致人们死亡的是一种病毒，但不是埃博拉病毒，也不是赛卡病毒，甚至不是科学界以前从未见过的某种新病毒。 这些人死于一种古老的杀手，我们认识它已经有几个世纪了。 他们是死于狂犬病。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在睡觉时被唯一一种完全以血为生的哺乳动物咬过：吸血蝙蝠。 这种由蝙蝠传播给人类的疫情，在过去几十年中变得越来越常见。 2003 年，发生了 SARS。 这种病毒最早出现在中国的动物市场，并在全球范围内传播。 这种病毒就像在秘鲁发现的病毒一样，最初的源头都是蝙蝠，可能已经隐匿了几个世纪而没有被发现。 接下来是 10 年之后，在西非发现了埃博拉病毒，那场疫情几乎震惊了每个人，因为根据当时的科学研究，埃博拉病毒不应该出现在西非。 这最终导致了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埃博拉病毒爆发。 这中间是不是有某种令人不安的趋势？ 致命病毒出现在了我们意料之外的地方，我们整个地球就是一个健康社区，因此必须要赶快行动起来。 在这个永恒的循环中，我们不断在追赶下一次病毒紧急事件，总是在疫情已经开始之后才去尝试扑灭。 每年都有新的疾病出现，现在我们真的需要开始思考该做些什么了。 如果只是等待下一波埃博拉疫情的发生，下次可能就没这么幸运了。 我们可能会面临一种不同的病毒，这种病毒可能更致命，更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或者我们的疫苗对它毫无作用，让我们毫无防备。 那么我们能够预测疫情吗？ 我们能够阻止吗？ 这些问题真的很难回答，因为疫情，尤其是那些全球范围内传播的疫情，还有那些我们非常想要预测的疫情，实际上是非常罕见的事件。 对于我们人类这个物种来说，这是一件好事，这也是我们今天能在这里的原因。 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却成了一个问题。 因为如果某件事只发生一两次，真的很难发现其中的模式。 也就是能够告诉我们下一次疫情可能会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的模式。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那么，我认为其中一个解决方案是研究一些经常从野生动物传播到人类或者我们的宠物或牲畜的病毒，即使它们并不是我们认为会导致大流行的病毒。 如果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常见的杀手级病毒，发现是通过怎样的模式促使病毒最初从一个物种到下一个物种发生关键性的传播，也许还能弄清楚如何阻断这种传播，那么我们最终就能更充分地准备好迎击那些在物种间传播性较弱，但会造成更大疫情威胁的病毒。 现在看来，狂犬病虽然可怕，在这种情况下还算得上是一种很不错的病毒了。 要知道，狂犬病是一种可怕的致命病毒。 它的致死率是 100%。 这意味着如果你感染了狂犬病并且没有及早进行处理的话，那就无计可施了。 无药可治。 你将会死掉。 狂犬病不止在过去是一大难题。 即便是在今天，每年仍然会有五到六万人死于狂犬病。 我们从某个角度来看一下这个数字。 设想一下整个西部非洲的埃博拉疫情，大约持续了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将在这场疫情中死去的总人数压缩到一年之中。 这真的很可怕。 然后，将这个数字乘以四，就是狂犬病每年致死的人数。 那么是什么将狂犬病与埃博拉这样的病毒区分开来的呢？是因为人们感染了狂犬病之后，一般不会发生传播。 这意味着，每一次有人感染狂犬病，都是因为被患有狂犬病的动物咬伤所致，通常是狗或者蝙蝠。 但是这也意味着它会在物种之间传播，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感染狂犬病的人却有成千上万，这对于大多数病毒来说是非常罕见的。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狂犬病就像是致命病毒的果蝇和实验室小白鼠。 我们可以利用和研究这种病毒来发现模式，或许还能测试出新的解决方案。 因此，当我第一次听到秘鲁亚马逊雨林爆发了狂犬病的时候，我感觉到了某种很有力量的东西，因为这种病毒经常从蝙蝠传播给其他动物，我们也许能够预测它…… 甚至还能够阻止它。 所以，作为一名对高中的西班牙语课仍记忆犹新的研一学生，我跳上飞机前往秘鲁，去寻找吸血蝙蝠。 这个项目的前一两年真的非常艰难。 我并不缺乏将狂犬病赶出拉丁美洲的宏伟计划，但是与此同时，似乎同样也在源源不断地发生泥石流、爆胎、停电、胃病，所有这些都给我带来了重重阻力。 但是在南美工作，这些也算是在意料之中，对我来说是冒险的一部分。 我之所以能够支撑下去，是因为我第一次知道我所做的工作可能会在短期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某些真正的影响。 最让我震惊的是，当我们来到亚马逊，试图去抓吸血蝙蝠的时候。 要知道，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来到一个村庄，然后四处打听。 谁最近被蝙蝠咬过？ 然后人们纷纷举手，因为在这些村落，被蝙蝠咬伤是家常便饭，几乎每天都会发生。 我们要做的是来到蝙蝠出没的房子，张开一张网，然后在夜晚来到这里，等待蝙蝠试图飞进来吸食人血。 所以对我来说，看到孩子头上有被蝙蝠咬的伤口，或者他床单上的血迹，对我的刺激非常大，大到让我克服了那天碰巧发生的后勤或身体原因导致的头疼。 由于我们整夜都在工作，我有足够的时间思考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我发现有两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知道人类一直在被咬，但是狂犬病爆发却不是一直在发生 — 每一两年，甚至是每几十年才发生一次狂犬病疫情。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某种方法预测下一波疫情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发生的话，这将是一个机会，意味着我们能够在有人开始死去之前，提前让人们注射疫苗。 但是另一方面，接种疫苗实际上就像是创可贴。 这是一种损害控制策略。 当然这可以挽救人们的生命，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但是最终，不管我们为多少头牛、多少人注射疫苗，我们仍然会在蝙蝠身上发现相同数量的狂犬病。 被咬的风险丝毫没有改变。 那么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能不能通过某种方式从源头切断病毒的传播？ 如果能够想办法减少蝙蝠身上的狂犬病数量，这时才能真正地改变局势。 我们一直在讨论如何从损害控制策略转变到预防为主的策略。 那么，我们该如何着手呢？ 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了解这种病毒在自然宿主 — 蝙蝠身上是如何传播的。 这对于任何一种传染病来说都是一个大难题，尤其是宿主还是蝙蝠这样的隐居物种，但是我们必须从某个地方入手。 所以我们从查看历史数据入手。 过去的这些疫情都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 很明显，狂犬病这种病毒必须要不断传播下去。 它不能停止不动。 这种病毒可能在一个区域传播一年，也可能是两年，但是如果它找不到一个新的蝙蝠群来感染其他地方的话，它将很有可能会灭绝。 这样，我们就解决了狂犬病传播挑战的一个关键部分。 我们已经知道是在跟一种不断移动的病毒打交道，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它接下来要去哪里？ 从根本上说，我需要的更像是谷歌地图式的预测，比方说“病毒的目的地是哪里？它去往哪里的路线是什么？它到达那里需要多久？” 为此，我将目光投向了狂犬病毒的基因组。 要知道，狂犬病毒就像很多其他病毒一样，它们的基因组非常小，但是却进化得非常快。 快到什么程度呢？当病毒从一个点到达下一个点的时候，会发生几处新的突变。 因此，我们要做的是将进化树上的点联系起来，这会告诉我们病毒在过去都去过那里，以及它在整个版图中是如何传播的。 所以我出发去收集牛脑，因为从中可以提取到狂犬病毒。 从我们从牛脑中的病毒取得的基因组序列中，我得知，这种病毒每年以 10 到 20 英里的速度传播。 好的，这意味着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病毒的速度限制，但是仍然缺少另一个关键部分，那就是它接下来要去往何处。 为此，我需要更多地像蝙蝠一样思考，因为狂犬病是一种病毒 — 它不会自己移动，而是需要借助宿主蝙蝠来移动，所以我需要思考要飞的距离和频率。 我的想象力并没有帮我搞清楚这一点，我们先前试图放在蝙蝠身上的小型数码跟踪器也没有做到。 我们没法获得所需要的信息。 所以，我们将思路转到了蝙蝠的交配模式上。 我们研究了蝙蝠基因组的某些部分，发现有些蝙蝠群会在彼此之间进行交配，而有些则比较孤立。 病毒基本上是遵循蝙蝠基因组所呈现的轨迹进行传播的。 而其中一些轨迹有些令人吃惊 — 简直是难以置信。 有一条轨迹径直穿过了秘鲁境内的安第斯山脉，从亚马逊河一直到了太平洋沿岸，正如我所说过的，这真的是难以置信，因为安第斯山脉非常的高 — 大约有 22,000 英尺，这太高了，吸血蝙蝠很难飞越。 但是 — 当我们仔细观察，发现在秘鲁北部有一片山谷，这里没那么高，两侧的蝙蝠群可以彼此交配。 然后我们经过更仔细的观察，果然发现，狂犬病是通过这些山谷传播的，每年传播 10 英里左右。 总的来说，跟我们的革命性模型所预测的完全一样。 我没有告诉大家的是，这真的非常重要，因为此前从来没有在安第斯山脉的西坡或者南美洲的整个太平洋沿岸发现过狂犬病，所以我们实时见证了这种病毒在历史上首次入侵南美洲的一大片区域，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该怎么办？” 显而易见，短期内我们可以做的是告诉人们：你们要接种疫苗，也要为家里的动物接种疫苗，狂犬病要来了。 但是从长期来看，利用这一新发现的信息从根本上阻止病毒到达会更加有效。 当然，我们不可能跟蝙蝠说：“今天不要飞了”，但是也许我们可以阻止病毒搭上蝙蝠这个便车。 我们通过了解世界各地的狂犬病管理系统，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不论是关于狗、蝙蝠、臭鼬、浣熊，还是北美的、非洲的还是欧洲的。 为动物传播源接种疫苗是阻止狂犬病的唯一途径。 那么，我们怎样为蝙蝠接种疫苗呢？ 大家一直都是听说为狗和猫接种疫苗，可是很少听说为蝙蝠接种。 这可能听起来是个很疯狂的问题，但是好消息是，我们已经有了专为蝙蝠研制的可食用狂犬病疫苗。 更可喜的是，这些疫苗还可以在蝙蝠之间传播。 我们需要做的是将疫苗涂在一只蝙蝠身上，剩下的工作就不用我们操心了，因为蝙蝠有互相梳毛的习惯。 那么这就意味着，至少我们不需要拿着小小的注射器，为成千上万只蝙蝠一只一只地接种疫苗了。 但是我们有了工具，并不表示我们知道该如何使用。 现在我们有一大堆问题要解决。 需要为多少只蝙蝠接种疫苗？ 需要在一年中的什么时间去接种？ 一年需要接种几次？ 所有这些问题对于开展任何形式的疫苗接种活动都非常重要，但是我们无法在实验室中回答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采取了一种比较有趣的方法。 我们使用了真的野生蝙蝠，但疫苗是假的。 我们使用可以让蝙蝠的毛发发光的可食用凝胶以及能够在蝙蝠撞到一起时在彼此之间传播的 UV 粉末，这样我们可以研究真正的疫苗如何在这些野生蝙蝠群之间传播。 我们现在还处在这项工作的早期阶段，但是迄今为止取得的成果非常令人鼓舞。 这些成果表明，使用我们已有的疫苗，有可能大幅减小狂犬病爆发的规模。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大家应该还记得，狂犬病是一种需要不断移动的病毒，那么如果我们每次都能减小爆发的规模，就会降低病毒到达下一个蝙蝠群的机会。 我们要破坏传播链条上的一个环节。 所以我们每这样做一次，就会使这种病毒离灭绝更近一步。 我一想到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要讨论从根本上消灭狂犬病，就觉得特别激动和振奋人心。 现在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 我们能否阻止疫情？ 关于这个难题，还没有解决的妙招，但是关于狂犬病的经历让我非常乐观。 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利用基因组学来预测疫情爆发，还会有先进的新技术，例如可自行传播的可食用疫苗，它可以在源头消灭病毒，使其没有机会传播给人类。 那么说到对抗疫情，杀手锏就是抢先一步。 如果你问我该怎么做，我认为，我们可以采取的一种方法是利用我们目前已有的难题，例如狂犬病，就像宇航员可能会使用飞行模拟器，了解哪些做法可行，哪些不可行，然后建立我们的工具包，这样当风险很高时，就不会盲目行事了。 谢谢大家。 51101 当我带着我的新诺基亚手机大摇大摆地走进高中时，我以为我拥有了最炫酷的新手机来取代旧的粉色公主对讲机。 除此之外，现在，我和朋友们不论身在何处，都可以互发短信或者打电话，而不是假装自己在别处，实际上却在围着对方的后院跑来跑去。 坦白说， 当时我并没有对这些设备是如何制造出来的想太多。 它们通常在圣诞节的早晨突然现身，所以我猜想可能是圣诞老人手工坊的小精灵们制作的。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认为制作这些设备的究竟是哪些小精灵？ 如果我问一些我认识的人，他们会说是硅谷那些穿着连帽衫编写代码的软件工程师。 但是这些设备在运行代码之前，已经完成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这些设备的诞生是从原子级别开始的。 所以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我会说，制造这些设备的小精灵正是化学家们。 是的，我说的是化学家们。 化学是电子通讯领域的幕后英雄。 而我今天的目的就是说服你们赞同我的这个观点。 好的，我们先从简单的说起，揭秘这些令人痴迷的设备。 如果没有化学，我们所热衷的信息高速公路就只是一个极其昂贵、明光锃亮的压纸器。 化学让每一层材料能够发挥作用。 我们先从显示层说起。 你们认为我们是如何得到这些明亮生动、令我们目不转睛的颜色的？ 让我来告诉你。 显示层中嵌入了有机聚合物，可以将电流转化为我们在图片中看到的令人赏心悦目的蓝色、红色和绿色。 那么电池层呢？ 目前有一些热门研究。 我们如何利用传统电池的化学原理，并将其与新兴的、高比表面积电极相结合，使得我们能够在更小的空间内组装更多的电荷，这样当我们自拍时，设备可以续航一整天，而不必再给电池充电或一直待在电源插座附近？ 再看看把这些组件全都紧紧固定在一起的粘合剂，它经得起我们的频繁使用吗？ 毕竟，作为千禧一代，我每天至少要拿出手机查看 200 次，而期间可能会不小心摔掉两三次。 但什么才是这些设备的“真正大脑”？ 是什么让我们对它们爱不释手？ 这一切都与围绕在一个印刷电路板周围的电子元件和电路有关。 或者你更喜欢生物学隐喻的叫法：主板，你可能听说过这种叫法。 现在，印刷电路板并没有得到人们太多真正的关注和讨论。 坦白讲，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也许是因为这一层平平无奇，而且它隐藏在所有其他造型优美的层之下。 但现在是时候为这名不见经传的一层正名了，说它是“超人”也不为过。 所以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认为印刷电路板是什么？ 好的，我们打个比方。 以你所生活的城市为例。 你知道你想去的所有地点：你的家、你的工作单位、餐馆、各街区的星巴克。 因此，我们修建了将它们都连接起来的道路。 而这就相当于是印刷电路板。 区别就是我们没有餐馆这样的东西，而是在芯片上安装了晶体管、电容器、电阻器来替代它们，所有这些电子元件都需要找到一种可以相互通信的方式。 那么我们的道路呢？ 我们制造了微小的铜线。 那么下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制造这些微小的铜线。 它们真的很细小。 可不可能，我们走进一家五金店，挑选一轴铜线，再用剪线钳、一个小线夹，找到所需的一切后，把它们组装起来，然后，砰——我们就有了印刷电路板？ 想都别想。 我们需要的铜线非常微小。 因此我们必须向我们的朋友求助：化学。 化学工艺使这些微小铜线的制造过程看似非常简单。 我们首先需要带正电荷的铜球溶液， 然后给它加上一块绝缘印刷电路板。 同时我们在混合液中加入甲醛，给这些带正电荷的球体注入带负电荷的电子。 你可能还记得甲醛是什么。 甲醛有非常独特的气味，用来在生物课上保存青蛙。 事实证明，甲醛能做的远不止这些。 它还是制造这些微小铜线不可或缺的部件。 是的，甲醛上的电子有驱动力。 它们想跳到那些带正电荷的铜球上。 而这是因为一个叫做氧化还原的过程。 发生氧化还原时，这些带正电荷的铜球就变成明亮、有光泽、含金属的导电铜。 一旦我们有了导电铜，就相当于我们在用天然气做饭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让所有这些电子元件相互通信。 所以再次感谢化学。 我们再想一想借助化学我们取得了哪些进展。 显然，在电子通信领域，尺寸很重要。 所以我们考虑的是如何才能缩小设备的尺寸，这样人们就能从 20 世纪 90 年代的大哥大过渡到更小巧时尚，就像今天我们可以放到口袋里的手机。 不过，我们在这里实话实说：就算你能找到一条有口袋的裤子，也绝对没有东西能塞进女士的裤子口袋。 并且我也不认为化学能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但还有比缩小实际设备尺寸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如何缩小设备内部的电路，如何将电路缩小 100 倍，以便我们能将电路从微米级一直缩小到纳米级？ 因为我们得承认，现在人们都想要功能更强大、速度更快的手机。 当然，更强大的功能和更快的速度需要更多的电路。 那么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我们又没有神奇的电磁收缩射线，不能像《亲爱的，我把孩子缩小了》中的韦恩·萨林斯基教授一样有缩小孩子的设备。 当然教授不是故意的。 我们能用那样的设备吗？ 实际上，在这个领域，有一个过程与之非常类似， 那就是光刻。 在光刻过程中，我们利用电磁辐射（或我们更倾向于称之为光）来缩小一些电路，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个非常小的空间里塞进更多的电路。 这是什么原理呢？ 首先是一个有感光膜的基底， 然后在基底上覆盖掩膜，掩膜上是一个由细线条和特征组成的图案，它们将使手机以我们想要的方式工作。 然后，我们将一束强光照射在这个掩膜上，在表面上留下该图案的阴影。 现在，只要光线能穿透掩膜，就会引起化学反应， 并且会将图案的图像刻录到基底上。 所以你们可能会问，我们如何从刻录的图像中得到干净的细线条和特征？ 为此，我们必须使用一种叫做显影剂的化学溶液。 这种显影剂比较特别。 它能有选择性地去除所有未曝光区域，留下干净的细线条和特征，让我们的微型设备正常工作。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借助化学打造出了我们的设备，也用它缩小了我们的设备。 现在我可能已经说服了你们，化学才是真正的英雄，那我们就可以到这里结束了。 等等，我还没说完， 这个话题没那么快结束。 因为我们是人类，对吗？ 作为人，我们总是想要更多。 所以现在我们思考的是如何通过化学方法从设备中获得更多好处。 现在，我们得知我们想要 5G，即承诺的第五代无线通讯技术。 现在，你可能已在商业领域听说过，5G 已经开始崭露头角。 甚至你们中的一些人已在 2018 年冬奥会上体验过 5G 了。 对于 5G，最令我兴奋的是，当我晚点，冲出家门去赶飞机，我可以在 40 秒内将电影下载到我的手机上，而不是 40 分钟。 可一旦真正的 5G 出现，比起我们可以放多少部电影在手机里，它实际上有更深远的意义。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真正的 5G 还没来？ 我要向你透露一个小秘密。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想想看，如果用那些传统材料和铜来制造 5G 设备，信号并不能到达它的终点。 我们历来使用非常粗糙的绝缘层来使铜线发挥作用。 想象一下维可牢尼龙搭扣， 是粗糙度让两片东西能相互粘牢。 如果您想让设备的续航时间长一些，要比你把它开箱拿出并开始为它安装所有应用程序要长的话，那么这一点非常重要。 但这种粗糙会导致一个问题， 你知道，在 5G 的高速下，信号不得不靠近粗糙面传输。 而这种这种粗糙度会让信号迷失方向而无法到达最终目的地。 我们以山脉为例。 山脉间环绕着错综复杂的道路，你尝试到达山的另一边。 翻山越岭要花上很长时间，而且还可能会迷路，要是挖一条笔直的隧道直接穿过山脉呢？你们同意我的观点吗？ 这正是 5G 设备所面临的问题。 如果我们能消除这个粗糙面，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发送 5G 信号而不受干扰。 听起来不错，对吧？ 但且慢： 我有没有告诉你们，我们需要那个粗糙面来保持设备相互连接？ 如果我们消除了这部分，就无法将铜固定在下面的基底上。 想象一下我们用乐高积木搭建一座房子，它们的所有边边角角都是嵌合在一起的，再用光滑的积木块搭建一座房子。 当两岁的孩子突然冲进客厅，试图扮演哥斯拉把所有东西都推倒时，这两座积木房子中哪一个的结构会更稳固呢？ 但如果我们在光滑的积木上涂上胶水呢？ 而这正是业界所期待的。 他们期待化学家们为其中一些铜线设计出新的、光滑的表面，并增加其固有的附着力。 如果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我们会与物理学家和工程师一起合作，解决 5G 的所有挑战，到那时应用程序的数量就会飙升。 是的，我们将会有自动驾驶汽车，因为现在我们的数据网络可以应对完成这项工作所需的速度和信息量。 但是，我们再来想象一下。 比如，我和一个对花生过敏的朋友去一家餐馆，我拿出手机对着食物晃一下，让手机来帮助我们回答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些食物是致命还是可安全食用的？ 也许我们的设备能够非常好的处理关于我们的信息，它们就像我们的私人教练一样。 它们知道对我们最有效的卡路里燃烧方法。 我知道，到了 11 月，我要努力减掉一些因为怀孕增长的体重，我会很高兴有一个设备可以告诉我该怎么做。 除了说，化学真的太酷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说法来形容它的神奇。 化学使所有这些电子设备成为可能。 所以下次你发短信或自拍时，想想那些努力工作的原子以及在它们之前的创新发现。 谁知道呢，也许你们中的一些人听了这个演讲后，甚至可能是通过移动设备，决定也要追随电子设备真正的英雄——化学队长，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谢谢大家的关注，谢谢化学。 52268 我穿着崭新靓丽的粉红套装，上面有大纽扣和垫肩。 那是 1997 年，我刚成为 Griffin's Foods 的新领导，这是新西兰的一家饼干和零食龙头企业。 那是我首次担任一家公司的领导，记得当时我站在台上做了重要发言，介绍了我们野心勃勃的新目标。 我非常清楚我的宣言是什么，那就是“新西兰人所吃的饼干中，每四块就有一块将会是我们家的。” 我强调说，我们知道如何衡量我们的结果，未来就在我们手中。 最后我以“不然呢？舍我其谁？更待何时？”结尾，真够令人尴尬的。 随之我收获了阵阵掌声，我对自己感到非常满意。 我太想成为一个好领导了。 我太想拥有一支忠诚的团队，我希望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简而言之，我想成为一名英雄， 一个穿着粉红套装卖薯片和饼干的英雄。 演讲后发生什么了呢？ 什么都没发生。 那些掌声并没有转化成行动。 什么都没变。 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我或者我所传递的信息。 问题在于没有人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 最重要的是，他们不知道我需要他们。 听完你可能觉得这可真是个典型的英雄故事，我马上就要告诉你们，后来我克服了重重困难并取得了成功。 事实上，接下来我要说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如此复杂又相互关联的世界里，“会有一个无所不能的人”这样的想法很不靠谱。 没用且不说，这种想法还很危险，因为它让我们觉得问题都被英雄解决了，没我们什么事了。 我们需要的不是英雄， 我们需要的是完全的共同依存，换言之，也就是我们需要彼此。 哪怕有时候有些人很难相处。 我花了数十年尝试着找到成为一个好领导的方法。 我曾在五大洲、七个国家生活过。 最近几年，我在共益企业 (B Corp) 社区上倾注了很多精力，一开始只是作为企业参与者，而最近则是成为了大使。 现在有很多公司加入了共益企业，他们相信商业是一种向善的力量。 共益企业有一个严格的认证，包含大约 250 个问题，涉及你的社会和环境表现。 你必须在法律上表明你为社区和股东服务的意图，你还得签订共同依存声明。 参与这个运动的公司给我带来的最大启发是，他们把自己看作整个系统的一部分。 就像是他们想象自己身处一条充满商业活动的宽广河流上，在这条河流上，假设他们是饮料制造商，他们知道他们的上游有水和糖的制造商，有种植产糖作物的农民，有塑料、金属和玻璃制造商，而这一切都汇聚到一个我们称之为“企业”的追求业绩的地方。 这种流动会持续产生各种各样的结果。 其中一些是有意为之的，比如茶点和补水产品，还有一些是无心之举，比如垃圾和肥胖。 在这个领域与不同的领导者共事让我认识到，真正的合作是可以实现的，但这种合作既微妙又复杂。 这个领域的领导者的处事方式与传统的英雄式领导者截然不同。 他们设定目标的方式不同，公布目标的方式不同，与别人的关系也大不一样。 我们先说第一个不同点。 英雄设定一个大家能独自完成的目标，而且这个目标可以精确衡量。 英雄式目标很好辨认：它们使用“收益”和“市场份额”等类似术语，而且通常具有竞争性。 还记得我刚提到的粉红套装日吗？ 共同依存型领导者则不然，他们会先设定一个很重要的目标，但这个目标确实不是一个公司或一个人就能完成的。 我想给大家举一个服装行业的例子，这个行业每年产生 9200 万吨废料。 Patagonia 和 Eileen Fisher 都是服装制造商，都属于共益企业，并且都致力于减少废料。 他们觉得自己的责任并不止于让消费者购买他们的衣服， Patagonia 不是鼓励你从他们那里买新衣服，而是鼓励你选择他们免费的衣服修补服务。 Eileen Fisher 会出钱回购你的旧衣服，然后把旧衣服卖掉或改成其他衣服。 尽管这两家公司在某些方面存在竞争关系，他们却能联手，跟业内的企业合作来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 他们也对上游发生的事情负责。 全球大约有 3 亿人从事服装行业，他们在家工作，而且大多为女性，很多人的生存条件堪忧，只能在采光很差的条件下完成缝纽扣、精细缝补等操作。 直到 2014 年，这些工人都得不到保障。 一帮企业和一个名为 Nest 的非营利组织联合制定了一套标准，这套标准目前已被整个服装行业采用。 一旦你发现了这样的问题，就不能视而不见，你得邀请其他人协助你解决。 这些人将相互依存视为理所当然，他们跟我说：“我们不会在人权问题上竞争。” 对于合作者来说，第二大不同点是他们愿意在有计划之前宣布自己的目标。 而英雄只有在确定实现目标的道路后，才会透露他们精心设计的目标。 其实英雄宣言的作用就是为大胜做铺垫。 英雄宣言满篇皆是胜利。 相反，相互依存的领导者希望其他人帮助他们，所以他们的宣言通常是邀请大家参与共同创造，有时是在寻求帮助。 在法国食品公司达能的北美分部，我宣布说我们希望成为一家共益企业。 与粉红套装日不同的是，我当时并没有任何实施计划。 那天的情景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会议室里所有人都惴惴不安，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根本没有任何计划。 但他们也知道，我们已确定了自己在食物系统这条河流中充当的角色，我们想要做出改变。 没有计划就发表声明，这意味着我们公司有很多年轻人将会挺身而出来帮助我们，我们周围的共益企业也会站在我们身边。 我们成为共益企业的那一天，不仅仅是一个英雄式企业的自我庆祝时刻，更像是一场社区庆祝活动。 现在，如果你设定了一个自己无法独自完成的目标，并且你已把目标昭告天下，不可避免地，你最终会遇到第三大不同，那就是你如何看待他人，无论是在公司内部还是外部。 英雄把其他人都视为竞争对手或追随者。 英雄不需要其他人的意见，因为他们想要掌控一切，想要包揽功劳。 在典型的英雄大会上你就能发现这一点。 英雄喜欢演讲。 人们向后靠在自己的座位上，也许会心生佩服，但是并不投入。 共同依存的领导者明白他们需要他人的协助。 他们知道这些会议并非只是用来漫无目的地填满日程， 而是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 在会议上，人们相互合作、沟通交流和分享想法。 在这样的会议上，人们往往会身体前倾，积极参与，想知道自己能否融入其中。 我在中国上海生活了六年，期间负责运营卡夫食品公司，销售奥利奥饼干等产品，我们当时遇到了英雄文化的问题。 我们不断推出新产品，但总是遭遇滑铁卢。 随后我们才发现，其实公司每个人都知道会失败，但他们就是不跟我们说。 因此，我们从两个重要方面对开展创新和规划会议的方式做出了改变。 首先，把会议语言转换成中文。 因为尽管每个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只要我出现在会议室，会议便会用英文进行，大家就会把关注点放在我的身上。 我是老外，我是老板，很明显我就有那种令人生畏的英雄形象。 其次，我们询问了在座每一个人的想法。 我们对细微差异的理解，比如说美式口味和中式口味的细微不同，真的得到了改善，我们的新产品成功率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我们推出了许多成功的产品，包括目前大受欢迎的绿茶口味奥利奥。 英雄文化无孔不入。 在达能，我们在世界一些地方有过很多很棒的尝试，我们想把这些经验传播到世界的其他地方。 但是，当你把一个西装革履的人放在一群操作着 PowerPoint 的人面前时，他们就会产生一种成为英雄的冲动。 他们会把一切包装得很华丽，而且不会说实话。 这并不能打动人，甚至很无趣。 于是乎我们改变了这种状况，我们创建了叫全天市场的活动，有点像一个大集市。 所有人都穿着特别的服装，有些人比较低调，有些人比较隆重。 卖方需要管好自己的摊位，以尽可能吸引人的方式兜售自己的想法，被说服的人得用假的货币购买这些想法。 人们营造出一种带点傻气的氛围，用一顶帽子或者一条围巾让人们放下戒备，让想法以野火蔓延之势迅速传播。 这里没有所谓的秘诀，有的只是精心组织、用心营造的让大家相聚的时光，那样人们就会体会到他们的时间是有价值且重要的，他们可以把最好的自己展现出来。 TED 也存在英雄文化。 它的整个流程让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英雄。 为了支持我想要表达的观点，我想把自己的观点运用到一个我并无任何公信力和经验的领域中。 我是南非裔，我对野生动物保护满怀热情，特别是犀牛， 那些长着大角的神奇动物。 每天都有三头犀牛被捕杀，因为有人认为犀牛角很值钱，哪怕这些角的成分跟头发和指甲并无二致。 这让我很难过。 就像所有好心的英雄，我想方设法要将这个宏大的目标简化为凭一己之力就能做到的事情。 但是很显然，阻止捕杀犀牛这个目标对我个人来说过于宏大。 随后我马上发现自己身处共同依存的世界中。 在这个舞台上，我宣布了自己的目标。 我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我问我能否加入他们。 今天之后这个队伍也许就会壮大起来。 我们正学习如何共事，这个过程虽然复杂但振奋人心。 我梦想着有一天，有人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告诉你们完全的共同依存之道是如何拯救了我心爱的犀牛的。 为什么英雄文化一直存在，为什么我们不进一步携手合作？ 我不知道其他人合作的原因，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这么做的原因。 共同依存比当孤胆英雄困难多了。 前者需要我们敞开心扉，保持透明，暴露自己软弱的一面，这些都不是传统领导者所接受的教导。 我以为当一个英雄能让我得到保护。 我以为英雄型领导风格所带来的升迁与距离感，能让我高不可攀。 但这只是一种幻想。 共同依存和暴露软弱所带来的愉悦感与成功值得我们为之付出，为之冒险。 如果我们想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我们别无他选，最好现在开始就变得更加精于此道。 谢谢大家。 54706 当人们问我做什么工作时，我得承认我的回答很有趣，因为我告诉他们，我就是拿物品相互摩擦。 只是拿东西相互摩擦，是不是听起来很搞笑。 但是它有一个专业术语：摩擦学。 T-r-i-b-o-l-o-g-y，源自古希腊语“tribos”，中文意思是“摩擦”。 你可能很少听人说过这个有趣儿的词，但是我向你保证，一旦你去探索它，将会改变你对物质世界的体验。 摩擦学让我有机会参与许多很棒的项目。 我研究过飞行器材料，也研究过狗粮，这样的组合一般人很难在几年内同时接触到，除非你开始从摩擦学的角度来探索这个世界。 一点点摩擦学知识就能在解决难题中发挥重大作用，我这样说你们感到惊讶吗？ 摩擦学是研究摩擦力、磨损和润滑的学科。 我们都经历过这三种现象。 还记得上次你试着在地板上移动重物时，你能够感觉到有东西在阻止你吗？ 那就是摩擦力。 阻碍物体运动的力就叫摩擦力。 磨损则是指物质的损耗和转移。 再喜欢的鞋子，你也会因为鞋底被磨滑而将其淘汰。 润滑剂用来减少摩擦和磨损。 它们能帮助松动那些生锈卡死、难以转动的螺栓。 但是，摩擦学也被定义为研究相对运动中相互作用表面间摩擦、磨损和润滑的学科。 提到相对运动中相互作用的表面，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 你现在坐在这里，是不是可以活动你的双脚，或者不断改变你的坐姿？ 因为有摩擦力，我们可以用摩檫学解释这些现象。 即使你只是在椅子上稍稍挪动，都涉及两个表面间的相对运动。 而且你移动产生的摩擦作用与你身边的人也不同， 这是因为你穿的衣服改变了你和座椅之间的摩擦力。 如果你穿着丝绸衣服，会比穿羊毛织物时在座位上扭动更容易一些。 这是因为丝绸的摩擦力小一些。 你在转动或扭动脚踝的时候，是不是会发出“咔咔”声？ 你经历过的，对吧？ 你起身、四处走动时，一些关节就会咔咔响。 而这些都是因为摩擦。 这种声音可能来自于活动关节时润滑关节的关节液， 其实是关节液中的气泡被释放所导致的。 这种声音也可能来自于肌腱之间的相互移动。 这在脚踝处很常见，所以我那些喜欢扭动脚踝的朋友，会突然对肌腱之间的摩擦感到好奇。 但我又是如何成为摩擦学家的呢？ 当然，这得从小时候说起。 我从小就学跳芭蕾舞， 我能踮着脚尖跳舞，法语里叫“足尖舞”。 你穿着漂亮的舞鞋踮起脚尖翩翩起舞，而舞鞋很滑，可能会让你在舞台上滑到。 我们跳舞的时候，最可怕的莫过于滑倒。 所以我们会用一种叫松香的东西。 我们踩进松香里，舞鞋上就会沾一层薄膜。 松香来自于树液，粉末状的松香可以防滑。 作为一个舞者，你很快就会知道应该在舞鞋上放多少松香，因为如果松香不不够，你很可能滑倒，因为你的鞋子和舞台之间没有足够的摩擦力。 幸运的话，你只是在舞台上看起来手脚不协调，但要是运气不好，你可能会受伤。 从那时起，我就已经在优化和控制摩擦力了。 你们看，我注定要成为一个摩擦学家。 但是你们也是初级的摩擦学家。 如果我们使用蜡笔和彩铅，你知道用的力气越大，颜色就会越深。 而这意味着你不得不更频繁地削尖蜡笔或彩铅，因为它们会更快地磨光。 再说说房间里闪闪发亮的打蜡地板，看着就想在上面滑来滑去。 大家都知道，穿双袜子滑会比较容易， 而赤脚可就没那么轻松了。 我们都是高明的摩擦力操纵者。 孩子们是天生的摩擦学家。 那么大人呢？ 各位今天都刷过牙了吧， 但愿如此。 这就是摩擦学的一种现象。 牙膏和牙刷的作用是清除或磨掉牙斑。 郑重声明，我爸爸是牙医。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子承父业。 但是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居然有共同语言，当时我刚接受了开发一种测试方法来检验牙斑祛除情况的任务。 这个任务听起来很简单，直到我开始以摩擦学家的身份加入，才发现它非常复杂。 其中涉及到坚硬的材料，如人们的牙齿；软的材料，如牙龈、牙膏和牙刷； 涉及润滑物，像是唾液和清水；还有人们刷牙的动作，等等。 我保证如果我们在你的牙膏里添加钻石，牙斑便可以去除， 但很可能也会连你的牙齿一起磨掉。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既能去掉牙斑又不伤害牙齿和牙龈。 我们刷牙是因为我们要吃东西。 吃东西是我们另一个日常所需。 这些事情看似稀松平常， 但涉及摩擦学的另一个领域，并没有那么简单。 你吃东西的时候，会咬开和磨破食物，这些食物和你的牙齿、舌头、唾液和喉咙发生相互作用。 所有的这些相互作用都会影响你的进食体验。 我想大家都能想起自己尝试新品的时刻，心里当时想的是：“味道还行，但我真的不喜欢这个口感。” 摩擦学家研究不同润滑状态下的摩擦系数，以此让口感与你的体验相连通，所以当我们改变饮食配方，使糖含量或者脂肪含量不同，口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我们将如何量化这些变化？ 这就是摩擦学家要解决的问题。 我的同事在实验室的一个角落研究酸奶的糖分含量，我在另外一个角落研究狗粮。 顺便说一句，我们的实验室里香味扑鼻。 我们自己都会按时刷牙， 但有几个人会给宠物刷牙？ 成年动物通常会患牙周病，所以我们应该给它们刷牙，现在越来越多的宠物主人已开始这样做了。 我知道我的好朋友很擅长给她的猫咪刷牙， 希望我也能做到。 宠物食品供应商正在尝试研发能够去除牙斑的零食。 如果你养狗，你会发现狗能将食物一口吞下去，是不是很神奇。 所以更大的挑战是：如何在吞咽食物的情况下去除牙斑。 我开发了一个台式实验来研究这个问题，为此我还必须模拟狗的口腔：包括它们的牙齿、牙斑和唾液。 我通过测量摩擦力和磨损程度来研究这种方法对去除牙斑的效果。 如果各位还在纠结上次没给狗刷牙，那以后就不必如此了。 但是摩擦学到底有多重要呢？ 我再举一个例子。 不管你现在身在何处，你总有办法找到这里。 有人走路或骑车，但是你们大多数人应该是开车来的。 想想车里所有的摩擦学现象。 你和车之间、车和马路之间、引擎盖下和传动系统内的一切都有相互作用。 定期保养与摩擦学息息相关， 各位都知道汽车大概跑多少公里就需要更换轮胎。 你也会定期检查车胎的胎面， 这其实就是在检查轮胎的磨损程度。 摩擦学研究的是磨损和摩擦力。而对于轮胎，摩擦力是旅途平安的关键， 因为轮胎和路面的摩擦力影响着加速、减速和刹车距离。 作为司机，你知道摩擦力的重要性，因为你知道如果路面湿滑，开车更危险，更容易打滑。 这是因为雨水降低了轮胎和路面之间的摩擦力。 众所周知，摩擦力是阻碍运动的力，所以雨水降低摩擦力意味着移动更容易，湿润路面上就会更滑。 还有一点需要考虑进去，克服摩擦力需要能量，所以摩擦会损耗能量。 这是轮胎影响燃油效率的一种方式。 大家知道吗，其实引擎中三分之一的燃油都消耗在了克服摩擦力上？ 三分之一，这个比重可不少。 对摩擦学的研究能帮助我们减少摩擦力，从而提高燃油效率，减少排放。 Holmberg 和 Erdemir 做了一些很棒的研究，表明了摩擦学研究对减少能源消耗有积极影响。 他们发现，在过去的 20 年里，我们本有机会减少高达 60% 的车辆能源消耗。 想想世界上有多少辆车，我们其实可以节省很多能源。 研究作者认为，摩擦学可以帮助我们减少目前近 9% 的全球能源消耗。 这是个庞大的数字。 只需要看看这些数据，就会发现摩擦学有多么了不起。 我的同事发现，单单在美国，我们就可以节约 20 万亿英热单位的能源。 要知道，一万亿英热单位的能源大约相当于 1.8 亿桶石油，而摩擦学可以帮助我们节省相当于 20 倍这个数字的能源。 要如何做到呢？采用新的材料、新的润滑剂以及新的部件设计，以及提高风力涡轮机的效率和可靠性。 而这是 31 个人通过从摩擦学的角度研究发现的。 想象一下，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触摩擦学，就能给我们带来很多良机。 我现在最感兴趣的项目是航天应用。 我喜欢尝试在这些充满挑战性的环境里减少损耗和摩擦。 我可以制作能够减少运动部件和引擎内部摩擦的材料和零件，以此来减少它们的运动阻力。 摩擦力减小，意味着所需的能量也更少，就可以使用更小、更轻、也更节能的驱动器。 我还可以开发出磨损小因而也更加耐用的零件。 这有助于减少材料浪费，也意味着我们制造零件的频率会降低，从而节省了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能源。 我鼓励大家关注身边的摩擦现象，思考如何改善自己遇到的相互作用面。 即使是最微小的改善，但积少成多，一样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摩擦学也许听起来有些搞笑，但它对我们的世界意义非凡。 谢谢大家。 55061 诗人阿里：大家好。观众：你好。 诗人阿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会讲几种语言？ 这可不是一个反问。 大家都想一下，多少种。 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个问题很好回答。 你可能会想：“就一种，就是你正在说的这种语言。哥们，我答完了。” 其他人或许在纠结，前男友或前女友教你的语言、你学到的脏话，到底算不算，对自己好点儿，都算进去吧。 当我问自己这个问题时，我算出了四种，如果我喝醉了，可能是五种。 再仔细想想，我数到了 83——83 种语言，太累了，我都懒得数下去了。 这个问题促使我重温我们对语言的定义。 第一个定义是，“语言是人类进行沟通交流的表达方式，有口头和书面两种，是由词汇按一定的结构或语法所组成的系统。” 下面的定义针对专业领域，如医学和科技。 这些领域有自己的术语，有自己的行话。 但我最感兴趣的是中间的这条定义：“由某一个特定群体或国家使用的沟通交流体系。” 我并不想修改这个定义， 而是想把它应用到我们做的所有事情上，因为我相信我们会讲的语言远远比我们意识到的要多。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要尝试用在座各位朋友的母语来交流。 这样情况就有些许变化，因为这将不再是一个演讲， 它变成了一场对话，而在任何对话中都必须要有互动。 既然是互动，就需要双方都有参与的意愿。 我想只要大家愿意参与，只要心怀一丝意愿，就会有神奇的效果。 所以我选择了一个相对保险的共同语言，我来确认一下大家是否愿意参与。 如果你愿意参与，你知道的，你就拍拍手。 现在，你们的拍手就相当于讲话！ 非常感谢，请坐。 你们刚才是不是觉得有点尴尬，我保证没有取笑你们。 我只是请会讲西班牙语的观众起立，看着坐在他们旁边的人大笑。 我知道这样做不好，我很抱歉，但就在刚刚那一刻，我们中有些人感受到了什么。 你看，如果我们会说某人的语言，通常就能明白语言的作用，就能拉近你我的距离，增进相互的了解。 但是当我们不会说某种语言时，我们往往会忘了它的作用，这会带来隔阂和排斥感。 通过这次短暂的语言探索之旅，希望大家能记住这点。 我刚用波斯语说，“我想要解释下 taarof 在波斯文化里的含义，”英语里没有与它相对应的词汇。 对它最为贴合的解释应该就是一种极致的优雅或谦恭。 但是这个解释还不够具体， 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如果两位绅士在路上遇见，通常一个人会说（波斯语），它的意思是，“我对您很感激。” 另一位绅士会回答（波斯语），意思是，“我愿倾囊相助。” 第一位先生就会回道（波斯语），意思是，“我是您的仆人，随时供您召唤。” 接着，第二位家伙又会回他（波斯语），字面意思就是，“我就是您脚下的尘埃。” 如果你们还是想象不到这个场景，大概就是图里这个样子。 而我之所以与大家分享，是因为新的语言会带来以前没有的新概念。 另外，有时我们认为语言就是了解词汇的含义，但我认为语言就是让一个词汇对你有意义。 如果我在屏幕上放出这段话，你们中有些人很快就能明白它的涵义。 而另外的人，却完全没有头绪。 这两个人群有一条非常清晰的分界线：35 岁以上和 35 岁以下。 对知道这段话的人来说，这就是短信用语。 这段话用最少的字符表达最多的含义，这听起来和我们语言的定义非常相近：“由某一个特定群体使用的沟通交流体系。” 现在，如果有谁曾用短信语言吵架，就知道它可能不是最好的沟通方式，但是如果我告诉你，你刚刚看到的是一封现代版的情书呢？ 跟我一起读：“就目前来讲，我非常爱你，因为你激发了我最好的一面，你能让我开怀大笑，让我知道每天都过得很有意义。我觉得你非常可爱，只要见到你，你看着我，我就很开心。我想让你知道，风里雨里我永远等你。无论如何要保持联系，无需回复，送上我最好的祝愿，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看到这封信，不过我也不在乎。别找我，待会儿见，先小别，拥抱你，吻你，人生不能重来，不留遗憾。” 有点像现代版的罗密欧或朱丽叶。 如果刚才你笑了，你就在说另一种语言，笑不需要解释。 笑是世界上最通用的一种语言。 我们无需向彼此解释，它只是我们都会有的感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的生活都离不开笑、音乐，因为它们无需解释就能传达一种深刻的意义。 我们学习的每一种语言都是我们通往另一种语言的门户。 你知道的越多，会说的就越多。 我们都会这样做。 我们接受任何一个新概念，就会替换我们心中之前已有的概念。 这就是为什么语言如此重要，因为它们为我们提供了通往新世界的入口，而不仅仅是用来了解其他人。 我们不仅仅去看去听，更要去感受、体验和分享。 除了我们谈到的这些语言，还有一种最为深刻的语言我们没谈到，那就是“经历”这种语言。 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和某人分享时，如果他们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你就无需解释太多。 而有时候当你分享完一个故事时，人们不太明白你在讲什么，这时我们最常回应的是，“你可能经历了才懂得。” 我猜这周你们也得在这里听我讲，才会知道语言到底是什么。 它有点难解释，不是吗？ 为了我们的研究，我要最后请你们再一次参与到这段语言体验之旅中。 我挑选几种不同的语言，而如果我正好说到了你会说的语言，我想请你站起来一会儿。 你不需要征求许可，让我看到你就可以，如果你知道“经历”这种语言，也让我看见你。 你会讲这种语言吗？ 我上小学时，期末我们都会有一些聚会，我们投票决定是去游乐公园庆祝，还是去水上公园。 我真的不喜欢在水上公园聚会，因为那样我就得穿泳衣， 我不知道你们怎样，但是有时当我去更衣室，我就会开始紧张起来，因为我知道泳衣穿在模特身上和穿在我身上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之分。 或者像这样？ 当我去参加家庭活动或家庭聚会，每次我都想添饭，而我通常也都这样做了， 这是一种需要“权衡利益”的分析，我的亲戚看着我就像在说，“你真的还要吃吗，小家伙？看起来你已经吃得够多了吧。” 我的脸颊上难道写着我看不见的“捏捏我”字样吗？ 如果你坐立不安，你在笑，你已经起立，或者你正要站起来，则表示你知道我在说的语言就是“身为一个小胖墩长大的语言。” 而任何有关形体的问题暗地里都指向了那种语言。 我想要你们继续配合我站一下。 提醒一下，如果我讲到了你知道的语言，请起立。 想象下，我手里有两张账单， 一张是电话费，一张是电费。 点兵点将，点到哪个是哪个，交清一张账单，另一张不管了，意思是，“目前我手头没有足够的钱付两张账单。” 你必须要精打细算，想方设法把问题解决。 如果你站起来了，你知道我们说的是勉强维持生计、经济拮据的语言。 如果你曾有幸说过那种语言，你就能理解没有比一无所有更能给你动力了。 没有资源，没有颜值，没有钱，而我们通常能从这贫瘠的土壤中孕育最高产的种子，唯有经过辛苦的耕耘才会有收获。 我要问你是否会说这种语言。 如果你知道这种语言，请起立。 当我们听诊断结果时，心里想的是，“千万别是那个词。只要不是那个词，其他的我都能接受。我讨厌那个词。” 然后你会问一连串问题：“你确定吗？ 它扩散了吗？ 还能撑多久？ 医生，到底能撑多久？” 而这一系列回答决定了一个人的生命。 我记得我爸爸还有胃口的时候，我们会冲到餐桌前大吃一顿，因为以前我们就经常这么做。 我们一起吃饭，我们也会一直这样做。 我不知道这场战争为什么我们没有获胜，因为我接受的教育是，如果你努力奋斗，你乐观，你一定会赢。 但我们输了。 如果你们站起来了，你一定知道我说的这种语言，看着心爱的人与癌症抗争。 任何绝症都是这种语言的派生词。 下面我要说最后一种语言。 噢--不，不，我在听。 对，对，对，不，不，不，我和你，就在这里，对。 不，我在。我在！ 或者，想象下，你关掉所有灯，躺在床上看手机，蓝光照在你的脸上。 我知道你们中有些人，和我一样，有把手机砸到脸上的经历。 或者像这样，对吗？ 乘客吓得半死，会说，“你能看着路吗？” 有人站起来了，看来你会说这种关于“断联的语言”。 有人叫它为联结的语言，但我喜欢叫它断联的语言。 我的意思不是网络掉线，而是指断开联系、人类断联、人与人之间的断联，与我所在的地方断联，与我的思想断联，因为我们会进入另一个世界。 如果你没有起立，你或许知道，被剩下是什么感觉了。 你或许知道这种感觉，所有人都置身其中，只有你格格不入。 你知道作为少数人的感觉。 而现在我在说你的语言，我想请你起立，因为我们说着相同的语言。 我相信少数人的语言是你生活中曾说过最重要的语言之一，因为我明白你做出多大妥协，直接决定着你在那个权力位置做出怎样的行为。 谢谢大家的参与， 大家请坐，我最后再说一种语言。 如果你会说这种语言，不必起立， 我只想看看你们是否能认出这种语言。 世界上大多数女孩都会抱怨它。 世界上大多数诗歌都抒写它。 广播里大多数的音乐都以它为主题。 比赛里大多的说辞都与它有关，世界上大多数的歌曲都为它咏唱。 如我所知，没有了它，很多伤心的人儿就会失去方向；没有了它，人们开始彷徨，开始迷茫。 黑暗中大片的阴影都遗忘了它。 没有它，世上人人会心生困扰。 没有它，男孩和女孩们将活不下去，没有它，我们会苦苦挣扎，没有它，你就一无所有。 书页上大多的文字，为它而写， 眼里充盈着的泪水，为它流淌。 感受到它的人知道，它真真切切。 没有它的生活，你会迷失。 当我身在其中，我感受到它，我会为它呐喊。 全世界每一个人都知道它。 我受伤心碎，我无所适从，没有它生活就了无生趣。不，我不允许这样。 没有它，伤口或疤痕能愈合吗？ 你能藏住自己的感受吗？ 每个人对它都有自己的想法、梦想和向往。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你知道生命没有了它，便如梦一场，没有了它，一切都不真实？ 但我只是位诗人， 我又能揭露些什么呢？ 为什么这世上用的最多的语言，却是我们最难说出或最难表达的语言？ 不论读过多少本书，去过多少个研讨会，参加了多少次人生指导课，我们仍然觉得不够。 所以现在再问你：那个一开始出现在你脑海中的数字变了吗？ 而我想问问在座各位，当你见到某人时，问问你自己：我们有什么共同语言？ 如果想不出任何一个，问问你自己：我们可以找到什么共同语言？ 如果你仍然没有找到，问问你自己：我可以学习什么样的语言？ 无论此时此刻你觉得这个自问自答有多么无关紧要，我向你保证它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让你受益。 我是诗人阿里。谢谢大家。 56901 自从我能记事以来，非洲大象始终是一个令我充满敬畏之情的存在。 它们是地球上现存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重达 7 吨，肩高 3.5 米。 它们一天可以吃掉多达 400 千克的食物，而且在它们 50-60 年的寿命中，它们将非常重要的植物种子散播到千里外的地方。 母象领导者们是仁爱且复杂的象群社会核心。 这些强壮的母象领导者养育幼象，引领象群穿越重重的非洲丛林去找寻食物、水和安全。 它们的社会是如此复杂，至今我们还未能完全弄懂它们是如何沟通的，它们如何用语言相互交流，它们的语言是怎样的。 而且我们也没真正了解象群是如何完成长途跋涉的，它们是如何记住渡河最安全的位置。 我很确定，在座的各位，面对这种最神奇的动物有着相似的积极反应。 大家几乎都看过相关的纪录片，知道大象很聪明，如果幸运的话，在野外探险旅行的时候能够亲眼看到它们。 但我想知道，你们中有多少人真的被它们吓到过。 我很幸运在南非长大，我的父母都是老师，他们有很长的假期，但薪资微薄。 所以我的父母经常开着我们老旧的福特汽车，带着我和姐姐，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带上帐篷，去南非不同的野生动物保护区野营。 我当时还小，开始对动物学萌生兴趣，这里对我来说就是天堂。 但我记得即便我当时年幼，我已觉得用高高的电网将动物保护区围起来的做法很违和。 当然，电网是为了阻止大象进入社区，但它们也把社区隔离在了野生空间之外。 这对于当时年幼的我来说很难理解。 直到我 14 岁那年搬去肯尼亚，我知道了东非有非常广阔的野生开放区域。 正是在这个地方，让我有一种切切实实家的感觉。 我在东非的那几年非常开心，我在桑布鲁国家保护区的帐篷里研究大象的行为，在 Fritz Vollrath 教授和 Iain Douglas-Hamilton 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并了解大象社会的复杂性。 但现在，我作为拯救大象的人象共存项目的负责人，我们正在见证许多快速发生着的变化，这促使我们对有些研究项目进行调整。 我们不能只是坐在办公室里了解大象社会，或仅研究如何阻止可怕且仍在继续的象牙交易。 由于人类与厚皮动物之间的空间和资源之争愈演愈烈，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让更多的资源去关注这个日益严峻的人象冲突问题。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尚有 120 万头大象在非洲漫步。 而目前现存大象只有 40 万头。 与此同时，人口增长了 3 倍，土地分割的速度如此之快，真的很难跟上。 很多时候，迁徙中的大象最后会滞留在社区中找寻食物和水，但却破坏了公共水箱、水管，当然，还有大象会闯进食品店觅食。 这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你能想象那种恐惧吗？一头大象在半夜掀掉你的土屋屋顶，或是它们在漆黑的夜里寻找食物时把鼻子伸进了屋里，而你不得不把孩子抱出去。 这些大象还会践踏和破坏庄稼，这也正是人们对大象的容忍度在逐渐消失的原因。 不幸的是，由于象牙偷猎，还有空间和资源之争引发的日益激增的人象矛盾，我们每天，甚至在有些国家每小时都有大象被杀害。 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我们如何在规模很小的乡村农场中饲养 7 吨重且一群通常有 10 到 12 只的厚皮动物，而且你要打交道的是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们？ 他们没有什么大笔预算。 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有的地方开始建造电围栏，整个非洲现在都在这么做，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社区采用这样的“解决方式”。 但是他们正在划分区域、堵塞通道。 你知道，这些大象不会想这么多，尤其是如果社区堵住一条对大象极为特殊的水坑，它们需要在那里玩儿水，或是在通道另一边，有一头很有吸引力的母象。 破坏那些围栏杆子并不费劲。 只要围栏有个空档缺口，大象们就会返回，告诉它们的同伴，突然之间，所有的大象都穿过了围栏，被围栏包围的社区内一下子有 12 头大象。 那你现在是真的遇到麻烦了。 人们一直在尝试推出新的电围栏设计。 然而大象并不会想那么多。 所以除了使用这些强硬的、直接的、真的会引起分裂、阻止迁徙的电围栏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在必要时候能把人和大象分开，我对整体和自然的解决方案更感兴趣。 通过简单地与人们交谈，与肯尼亚北部对丛林地区十分了解的乡村牧民交谈，我们发现这样一个情况：大象会避开有野生蜂巢的树木。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当大象从树上觅食时，它们会折断树枝，还可能会破开野生蜂巢。 于是这些蜜蜂会飞出它们的天然巢穴蜇大象。 如果大象被蛰了，它们可能会记住这棵树是危险的，再也不会回到这个地方。 刺穿大象厚厚的皮肤看似不可能，大象皮肤大约有 2 厘米厚。 但是蜜蜂好像都是在有水的区域蜇大象，蜇在它们的眼睛周围、耳朵后方、嘴巴里面、象鼻上方。 可想而知，大象很快就会记住这个“被蜇”的体验。 而且让它们害怕的不仅是一次叮咬。 非洲蜜蜂有一个惊人的能力：当它们叮咬某一处时，会释放一种能够吸引其他蜜蜂来同处叮咬的信息素。 所以大象害怕的不是被一只蜜蜂蜇，而是被上千只蜜蜂叮咬同一个地方。 当然，一个优秀的母象领导者一直都会保护小象，让它们免受此类威胁。 幼象们的皮肤薄得多，如果被叮的话，蜂针很有可能会刺穿它们较薄的皮肤。 所以，我的博士身份遇到了不同寻常的挑战，在非洲大象和非洲蜜蜂全然没有交互作用的理论背景下，尝试找到它们的交互作用机制。 我是怎么开展这项研究的？ 我所做的就是拿着录制的非洲蜜蜂被干扰时发出的声音，找到在树下休息的大象，利用无线扬声器系统播放这个音带，以此了解当有野生蜜蜂在这里出没时大象会如何反应。 结果是，这群大象对非洲蜜蜂的声音反应很大。 我们看看，重复给这群大象播放蜜蜂的嗡嗡叫声会发生什么情况。 你可以看到它们的耳朵竖了起来，它们在左右摇晃脑袋，一头大象在甩鼻子尝试着闻气味。 还有一头大象踢了一下地上的一头幼崽，告诉它快站起来，宛如威胁正在逼近。 之后一头大象发出撤退指令，很快整个象群都跟着它撤退，穿越稀树大草原，瞬间尘土飞扬。 （蜜蜂嗡嗡叫声） 我已经做过好几次这个实验了，大象几乎每次都会落荒而逃。 它们不仅会逃跑，还会在逃跑途中甩掉身上的尘土，好像想把身边的蜜蜂赶走一样。 在进行这些实验时，我们把次声麦克风放置在大象周围。 结果发现它们能利用次声波进行交流，以提醒同伴有蜜蜂出现并远离蜜蜂所在区域。 所以，这些行为发现确实有助于我们了解大象在听到蜜蜂嗡嗡声或看到蜜蜂时会有怎样的反应。 这启发我发明了一种新颖的围栏设计——蜂巢围栏，就在非洲最易受象群攻击的、人象空间争夺严重的前线地区，我们正围着 1-2 英亩的小农场建造这样的围栏。 这些蜂巢围栏非常非常简单。 我们用 12 个真蜂巢和 12 个假蜂巢来保护 1 英亩的农田。 假蜂巢就是一块被切成正方形、涂成黄色的胶合板，我们将这些胶合板悬挂在蜂巢间。 我们这基本上就是在哄骗吓唬大象，让它们以为这里有比实际数量更多的蜂巢。 当然，这能削减围栏一半的成本。 所以在围栏外面，我们每隔 10 米放一个真蜂巢，再隔 10 米放一个假蜂巢。 我们将蜂巢放在有遮阳棚顶的柱子上以保护蜜蜂，然后用一根钢丝把它们连接起来，将蜂巢连成一圈儿。 如果有大象试图进入农场，它肯定会千方百计地避开蜂巢，可能会尝试从真假蜂巢的间隙处通过，此时它的胸部会碰到钢丝，导致所有蜂巢晃动。 而且根据我们的研究，我们知道大象会因此逃跑，希望它们记住不要再回到这块危险的区域。 蜜蜂从蜂巢中涌出，它们真的能把大象吓走。 我们目前正在使用相机陷阱等工具研究这些蜂巢围栏，来帮助我们了解大象在夜间碰到此类围栏会有何反应，而夜间正是大多数农作物被破坏的时候。 在我们开展研究的农场中，我们发现我们正把多达 80% 的大象隔离在这些农场外。 这些蜜蜂和蜂巢围栏同时也在给田地授粉。 所以我们的设计既大大减少了大象对农作物的破坏，还通过蜜蜂给农作物授粉提高了农作物产量。 蜂巢围栏的强度很重要，蜜蜂聚居地必须非常坚固。 所以我们正在尝试帮助农民种植对授粉昆虫友好的作物，加固蜂巢，让蜜蜂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还有生产最好的蜂蜜。 蜂蜜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因此非常宝贵。 蜂蜜是糖的替代品，但它更健康，在我们社区，蜂蜜是送给岳母或婆婆最好的礼物，代表的是一份心意，从这点看它几乎是无价的。 我们现在将蜂蜜放入瓶中，把这美味的野生蜂蜜称之为大象友好蜂蜜。 这个名字很有趣，吸引了不少人关注我们的项目，还帮助人们了解我们全力做的事情：拯救大象。 目前，在非洲和亚洲 19 个国家的 60 余存在人象矛盾的地点，我们主要与许多妇女合作，依靠她们建造这些蜂巢围栏。我们和许多农民建立了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尤其是女农民，帮助她们建立一个能与大象和谐共处的生活环境。 我们尝试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开发有各种选件的工具箱，让人们能更好地和这些巨型厚皮动物和谐共处。 面临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让农民加入我们的行列，尤其是女农民，让她们换个角度想想在自己的农场里种什么。 所以我们要找大象通常不会想要吃的作物，例如辣椒、姜、辣木和向日葵。 但蜜蜂和蜂巢围栏非常喜爱这些作物，因为它们会开出美丽的花朵。 还有一种带刺的植物，名为剑麻，可能有人知道我们这里指的是黄麻。 这种奇妙的植物可以剥下来制成织物。 我们正在和很多的优秀女性合作，她们每天的生活都面临大象的威胁，她们用这种植物编成篮子卖出去，这是她们的另一种赚钱方式。 我们的女性企业中心刚在 3 周前动工，在那里，我们将和女性同胞一起工作，她们不仅是专业养蜂人，还是技艺精湛的篮子编织者；她们将参与加工辣椒油、葵花籽油，制作润唇膏和蜂蜜，而我们也在帮助这些参与项目的农民打造更好的生态发电项目，让他们在和大象共存的同时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做更好的工作。 所以不论是女性领导者、母亲，还是像我这样的研究人员，我确实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来到前线，为我们面对的挑战提供创新且更加大胆的想法。 多一些创新事物，可能还要多一些对彼此的同理心，我相信我们可以从人象之争的状况转变为人象真正和谐共存的状况。 谢谢大家。 57418 这是一种和头发丝差不多宽的微生物。 它们在地球上无处不在：海水、淡水，到处都有它们的身影，而这一只正要出来觅食。 记得我第一次看到它时，大概也就八岁，我完全被震住了。 轮虫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东西，却会狩猎、游泳，四处游动生活，它的整个宇宙不过是池塘中的一滴水。 Paul McEuen：小小轮虫为我们展示了一种神奇的可能。 它的存在表明，我们可以打造一种实用、复杂且智能的机器，但又可以很迷你，小到我们肉眼看不见。 我身为工程师被这个想法震惊到了，任何人都能创造这样的小生物。 但我必须承认，在惊叹之余，我还有点羡慕。 大自然能够做到的，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呢？ 我们为什么造不出微型机器人？ 我不是唯一有过这样想法的人。 实际上，在过去几年，世界各国的研究人员已在尝试制作肉眼都看不到的机器人。 这里我们想给大家讲讲康奈尔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制作微型机器人方面的尝试。 目标现已明确。 但该怎么做呢？ 我们如何做出微型机器人呢？ 巴勃罗·毕加索给了我们第一个提示。 他曾说：“优秀者模仿，伟大者剽窃。” 优秀者模仿，伟大者剽窃。 那么从哪儿“剽窃”呢？ 信不信由你，制作微型机器人的大多数技术都是现成的。 半导体行业发展的越来越好，制造出来的设备也越来越小，现在，他们可以把上百万个晶体管放入一个和单细胞草履虫那么大的空间里。 不仅仅如此， 他们还能制作出小型传感器、LED 屏，还有一堆小到看不见的封装。 这也是我们要做的。 我们要“剽窃”这种技术。 这是一个机器人。 机器人由两部分组成， 这是头，这是腿。 [“剽窃”这些内容：大脑] 我们把这个叫做无腿机器人，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儿另类，其实它相当酷。 实际上，大部分人现在手里就有个无腿机器人。 你们的智能手机就是世界上最为成功的无腿机器人。 它不到 15 年就席卷了全球。 为什么不能呢？ 它是个如此精美的小机器。 不仅相当智能，通信功能一流，而且方便携带，让你一手就能掌控。 因此，我们也想研制出类似这样的机器人，只是大小达到细胞级，跟草履虫差不多。 就是这个，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细胞大小的智能手机。 看起来跟智能手机差不多，只是小了 1 万倍。 我们称它为 OWIC， 全称为光学无线集成电路，我们不是来打广告的，好吧？ 但 OWIC 本身就很酷， 它实际上由很多部分组成。 最上方有一些小型的太阳能电池，如果把光照射在设备上，它就会激活中间的一小块电路。 随后这个电路会驱动迷你 LED 屏，使其闪烁，让 OWIC 与外界通信。 与手机不同，OWIC 用光通信，就像萤火虫一样。 还有一点很酷的是，我们并不是一次造一个 OWIC，最后再把所有零件焊接起来。 而是可以同时大规模生产。 比如，一个 4 英寸的晶片大约可以放下 100 万个这样的 OWIC。 就像你的手机有不同的应用程序，我们也有不同的 OWIC。 比如，有的可以用来测电压，有的可以测量温度，或者有的只是一个不断闪烁的小光点，告诉你它就在那里。 所以，这些小装置挺酷的。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更为具体的信息。 但首先，我要岔开下话题。 我要和大家分享几件关于一分钱硬币的轶事，你们之前也许没听说过。 这个硬币比较老旧， 背面是林肯纪念堂的图案。 但首先，各位可能不知道，如果把它放大，在这个硬币图案的中间真的可以看到亚伯拉罕·林肯，就和附近林肯纪念堂里的一样。 我还很确定各位不知道的是，如果再进一步放大， 可以看到林肯胸前有一个 OWIC。 但最酷的是，就算你盯着硬币看一整天，你也看不到。 因为它是肉眼不可见的。 这些 OWIC 非常小，我们可以批量生产，每个 OWIC 的成本不到一分钱。 实际上，在我的展示里，最贵的要数这张写着“OWIC”的小贴纸了。 这个贴纸花了我 8 分钱。 我们对这个小东西如此感兴趣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我们可以用 OWIC 来做微型安全智能标签，识别度比指纹还好。 我们还将 OWIC 用到其他医疗器械中来获取更多信息，我们甚至想过要把它们放进大脑里来倾听神经元，每个神经元一个 OWIC。 实际上，这些 OWIC 只有一个问题：它不是一个机器人， 它只是一个“头”。 只有“头”真的算不上一个机器人，我这么说，大家都同意吧。 基本上，没有腿就什么都不是。 MM：也就是说制造完整的机器人，得有腿才行。 现在，这部分我们发现无法剽窃现有的一些技术。 如果想要让小机器人有腿，就需要致动器和会动的零部件。 它们必须满足许多条件。 它们得是低电压， 还得是低功率。 但最重要的是要足够小。 若想打造细胞大小的机器人，就必须要有细胞大小的腿。 目前还没有人知道如何制作这样的腿， 因为没有任何现有技术能满足上述条件。 为了给我们的微型机器人做腿，我们就需要创新。 而这正是我们的研发成果。 这是我们研发出的其中一个致动器，我现在给它施加一定的电压。 大家可以看到，致动器做出了蜷缩反应。 这样可能看不出什么，但如果我们把红细胞放在旁边做对比，就能看出它有多小了，所以这些是微小到极致的蜷缩。 它们小到难以置信，而且这个装置可以反复弯曲、伸直，完全没问题，不会断裂。 那么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原来，致动器是用一层铂制成的，差不多只有十几个原子厚。 然后我们发现，如果你把铂放进水中并给它施加电压，水中的原子就会吸附到或脱离铂层表面（具体取决于使用的电压高低）， 从而产生力，再借助这个力实现一些由电压控制的活动。 这里的关键在于所有材料都要超薄。 然后致动器要足够灵活才能做到小尺度的弯曲，同时还不会断裂，还要能利用吸附到或脱离一层原子所产生的力。 同样，我们不必一次只制造一个致动器。 事实上，和 OWIC 一样，致动器也可以量产。 这里大约有几千个致动器，我现在所做的就是施加电压，于是它们就会摆动，看起来就像是未来机器人军团的腿。 现在我们有了大脑和肌肉， 就有了智能和致动器。 OWIC 就是大脑。 它们能为我们提供传感器和电源，还能通过光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铂层就是肌肉， 它们可以让机器人四处走动， 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两部分拼接起来，就可以打造我们的超级迷你机器人。 我想先从简单的部分开始。 这个机器人的走动是人工控制的。 中间是太阳能电池和在上面连接的一些线路。 那是 OWIC。 它们与一组腿相连接，腿上有一层铂，我们放在上面的这些坚硬的板子会指挥腿如何翻折，应该翻折成什么形状。 我们的做法是把激光投射在不同的太阳能电池上，就能选择要驱动哪条腿移动，从而让机器人走动起来。 当然，我们也不用一次造一个， 我们同样可以实现量产。 我们可以在一个 4 英寸的晶片上制造 100 万个这样的机器人。 比如，左图是一块晶片，这个晶片上就有 1 万个机器人。 在我们的宏观世界里，这个东西看起来就像一个新型微型处理器。 但如果你把这个晶片放到显微镜下，就会看到数以千计的微型机器人。 目前，这些机器人还附着在表面， 仍然是我们刚做好的状态。 我们必须释放机器人，让它们四处走动。 我们本想现场演示我们是怎样释放机器人军团的，但这个过程会用到高危化学品，很容易出状况，而且我们现在距离白宫也就 1 英里吧？ 是的，所以他们不会让我们现场演示的。 所以 我们只能在现场放视频。在座各位看到的是机器人部署的最后阶段。 我们用化学品腐蚀机器人底部的基质， 基质溶解后，机器人就可以自由翻折成最终的形状。 那么各位看这儿，这一批的成功率大概是 90%，所以我们打造的 1 万个机器人几乎都可用于以后的部署与控制。 我们还可以把这些机器人放置到其他地方。 在座的各位可以看到，左侧视频中，一些机器人在水里。 我们用移液器就可以把机器人都吸上来， 以后把它们移到其他地方时，它们依旧完好无损。 实际上，这些机器人非常小，足以通过你能买到的最细的皮下注射针头注射。 没错，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给自己注射很多的机器人。 我看他们很感兴趣。 在右边的视频里，我们把机器人放入池塘水中， 大家稍等一下。 噢！你们看到了吗？那不是鲨鱼，只是一只草履虫。 那就是它们生活的世界。 好吧，是非常好，但此时你或许会疑惑，“它们会走路吗？” 对吧？它们应该会走路，它们最好会走路，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是一个机器人，中间是它们的太阳能电池， 就是那些小长方形。 我想让大家看一下屏幕最上方的太阳能电池。 看到一个小白点吗？那是激光打上去的点。 现在我们开始把这个激光点移到不同的太阳能电池上面。 机器人开始走动了！耶！ 机器人开始在微观世界行走了。 这个视频中最酷的一件事是：我就是视频中操纵机器人的人。 实际上，6 个月来，我的任务就是把激光投射在细胞大小的机器人上，操纵它们在微观世界里的行动。 这其实就是我的工作。 目前来说，这是我知道的世界上最酷的工作。 简直太让人激动了，就像你在挑战不可能的事情。 这种惊奇感就像我小时候第一次通过显微镜看到轮虫一样。 现在，我是一位父亲，有一个快 3 岁的儿子。 但有一天，他也会用显微镜观察事物。 我常常想：他会看到什么？ 除了只是观察微观世界，我们人类如今还能开创新技术来构建这一微观世界，与之互动，为之设计。 等 30 年后，我儿子到了我现在的年纪，我们又会怎样运用那种能力？ 微型机器人会不会就像细菌一样生活在我们的血液中？ 它们会不会用在农作物上用来消灭害虫？ 它们会不会在我们被病菌感染时发出提醒，或者与每一个癌症细胞作战？ PM：还有很酷的一点就是，你也能加入这场革命。 再过十来年，当你买了新发布的 iPhone 15x Moto 或其他设备时， 它可能会配有一个小罐子，里面装了几千个微型机器人，你可以用手机上应用程序来控制它们。 所以如果你想操纵草履虫，那就去吧。 如果你想做世界上最小机器人舞会的 DJ，就去做吧。 我个人非常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MM：谢谢大家。 60872 开始演讲之前，我想先给大家介绍下自己的资历，因为说实话，在新型冠状病毒 (COVID-19) 这件事上，你们真的不应该随随便便就听取一个长者的意见。 我从事全球卫生工作已有 20 年之久，我专门负责卫生系统，关注当卫生系统遭受重创时发生什么情况。 我还一直从事全球卫生相关的新闻工作，我为报纸和网络媒体撰写过不少关于全球卫生和生物安全的文章，前几年我还出版过一本书，这本书讲述了我们生存的地球所面临的主要全球卫生威胁。 我支持并领导了许多流行病相关的工作，从评估埃博拉治疗中心到研究肺结核在医疗机构的传播，再到做好禽流感预防工作。 我取得了国际卫生专业的硕士学位。 我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 我的专长不是照顾病患或看护个体。 我的专长是研究总体人口和卫生系统，关注当疾病大规模传播时会发生什么。 如果我们把全球卫生知识来源的专业度按 1 到 10 来分级的话，1 是随意在 Facebook 上大放厥词的人，10 是世界卫生组织 (WTO)，我想你大概能把我放在 7 或 8 的位置上。 接下来大家在听我演讲时，请记住这一点。 关于 COVID-19 的媒体报道不计其数，但往往都没有说 COVID-19 是什么，那么我就先从这点最基础的讲起。 COVID-19 是一种冠状病毒。 冠状病毒是病毒的一个特定子集，它们具有某些特定的病毒特征： 例如冠状病毒的遗传物质是 RNA 而非 DNA，病毒包膜上有棘突， 病毒通过这些棘突入侵细胞。 这些棘突让整个冠状病毒看起来像个日冕。 我们为什么认为 COVID-19 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呢？因为在 12 月之前，我们只知道有 6 种冠状病毒。 COVID-19 是第 7 种， 它对我们来说是新的。 经过基因测序后，它们才有了自己的名字。 这也就是为何给它们加上“新型”的原因。 大家还记得非典（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 (SARS)）或 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 (MERS)）吗？这些都是冠状病毒。 SARS 和 MERS 之所以都被称为呼吸综合征，是因为都与呼吸道有关：它们专攻人们的肺部。 感染这些病毒后，人们并不会呕吐、眼睛出血，也不会有大出血症状。 它们攻击人们的肺部。 COVID-19 也一样。 它会引发一系列呼吸道症状，从干咳、发烧到致命的病毒性肺炎都涵盖在内。 症状多种多样也是难以追踪疫情爆发情况的原因之一。 很多人感染了 COVID-19，但由于病情轻微，几乎没有任何症状，他们甚至不会去医院就诊， 也不在系统中上报。 尤其是孩子，能够轻松对抗 COVID-19，我们所有人都应该为之感到庆幸。 冠状病毒是人畜共患病，这意味着它们能从动物传播给人类。 有些冠状病毒，例如 COVID-19 是人传人。 人传人的速度更快且范围更广，和 COVID-19 一样。 我们真的很难消除人畜共患病，因为它们有动物宿主。 例如禽流感，我们可以捕杀火鸡、鸭子等养殖动物，但它依旧每年都会发生，因为禽流感能通过野鸟传给人。 大家很少听到这样的消息，因为禽流感不会人传人，但其实全球各地的家禽养殖场每年都会爆发禽流感。 COVID-19 很可能就是中国武汉野生动物市场中的动物传播给了人。 现在我说点深入一些的东西。 COVID-19 不是我们将看到的最后一场重大疫情， 往后会有更多的疫情，更多的流行病。 这不是概率事件，而是既定事实。 这是我们作为人类与地球相互作用的结果。 人类的选择使我们身处不利境地，未来将有更多疫情爆发。 其中一方面是气候变化，气候变暖让我们的地球更容易滋生病毒和细菌。 但这也与我们过度开垦地球上的荒地有关。 当我们为了花很少的钱获得牧场用地去烧毁亚马逊雨林，将其开垦成耕地时；当最后一片非洲丛林变成农场时，当中国的野生动物被猎杀到几近灭绝时，人们开始接触到以前从未接触过的野生动物种群，而这些野生动物种群会携带各种新型疾病：细菌、病毒，还有我们毫无应对准备的东西。 尤其是蝙蝠，在这方面很有一手：它们携带多种会传给人的疾病，但并非只有蝙蝠这样。 只要我们继续将荒无人烟之地变成有人居住的地方，就不断有疫情爆发。 我们无法通过隔离或出行限制政策来阻止疫情爆发。 面对疫情，每个人的第一反应是：“我们要禁止人口流动，我们要阻止这场疫情发生。” 但事实上，有效隔离真的很难做到， 实施出行限制也真的很难做到。 即使是在公共卫生领域进行重大投资的国家，像是美国和韩国，也无法足够快地实施这些限制政策，做不到立竿见影地阻止这场疫情的爆发。 这其中有物流原因，也有医学原因。 现在我们知道，COVID-19 有潜伏期，你已经被感染但没有任何症状，这种状态能持续长达 24 天。 感染者带着这个病毒四处走动，他们没有任何症状，和常人无异。 他们不会被隔离，他们也不知道自己需要被隔离。 实施隔离和出行限制也要付出一些实实在在的代价。 人类是一种群居动物，当你尝试将他们限定在一个地方并隔离，他们会反抗。 在埃博拉疫情爆发时，我们发现只要实行隔离，人们就开始尝试逃离。 如果个别患者知道要遵守严格的隔离规定，可能都不会去就医，因为他们害怕这样的医疗流程，或他们担心负担不起医疗费用，他们也不想与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分开。 如果政客和政府官员知道谈论疫情爆发和病例将会被隔离，他们可能会隐藏真实信息，唯恐触发了隔离政策。 当然，正是这种回避和不诚实的做法让疫情控制变得更加困难。 我们可以更有效地实施隔离和出行限制，我们也应该这么做，但这不是我们的唯一选项，也不是我们应对这些情况的最佳做法。 长远来看，要想缓解疫情，实实在在的方法是建立全球卫生体系，支援全球所有国家的核心医疗机构，让所有的国家，乃至于贫困国家都能快速识别刚露头的新型传染病并提供治疗方案。 中国因应对 COVID-19 的措施遭到众多非议。 但实际上，倘若 COVID-19 发生在每 10 万人口只有 3.5 名医生的乍得，会怎样？ 要是 COVID-19 发生在最后一名埃博拉病人刚出院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呢？ 那么真相就是，这些国家没有应对 COVID-19 的资源，他们无法治疗感染者，也无法快速上报疫情来帮助世界上其他国家共同应对这场危机。 我曾领导了一场对塞拉利昂埃博拉治疗中心的评估工作，真实情况是塞拉利昂当地的医生很快就确定了埃博拉危机，先是危险的具有传染性的出血性病毒，然后是埃博拉病毒本身。 但是，尽管治疗中心确定是埃博拉病毒，但他们没有相应的资源去应对这场危机。 他们没有足够的医生，没有充足的床位，也没有足够的参考信息来制定埃博拉治疗方案或感染控制措施。 塞拉利昂有 11 名医生死于埃博拉。 在这场危机爆发之前，这个国家只有 120 名医生。 相比之下，仅是达拉斯贝勒医疗中心就有 1000 多名医生。 世界上有很多这样导致人们死亡的不平等现象。 首先，在疫情刚爆发时，最先受到死亡威胁的是穷人，然后当疫情扩散时，才会波及全球各地的人们。 如果我们真的想要缓解疫情并将它们的影响降至最低，我们需要确保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能力辨别、治疗新型疾病，并且及时上报最新情况以共享信息。 COVID-19 将会成为卫生体系的一个重大负担。 COVID-19 还暴露了全球卫生供应链中真实存在的一些弱点。 在正常情况下，适时订购机制和精益生产系统很管用，一旦发生危机，这意味着我们没有任何储备。 如果一家医院或一个国家的口罩或个人防护用品用完了，却没有充足的物资储备供我们从中取用， 那我们就不得不从供应商那里买更多，之后你得等供应商生产，你还得等他们发货送货，一般都是从中国发货。 而这些都需要时间，在必须迅速采取行动的时刻，这就是时间滞后。 如果提前为 COVID-19 做好万全准备，中国就能更快地发现疫情， 他们就能随时为感染者治疗，而不用临时建造新楼。 他们就能如实地和人们共享信息，而不是任由中国的社交媒体散播一些没有事实依据的谣言。 他们还能和全球卫生机构分享相关信息，以便开始向国家卫生系统上报疫情，为病毒的传播做足准备。 国家卫生系统接到上报后也能充分储备所需的防护用品，并对医疗机构进行治疗和感染控制相关的培训。 我们就会制定科学的处理规程，告诉民众在有问题发生时该怎么处理，例如发现有感染者搭乘的邮轮。 如果我们向世界各地的人们传达真实准确的信息，也就不会发生令人难堪、屈辱的仇外事件，例如亚洲人在费城街头被攻击。 但即使我们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到位，疫情仍旧会爆发。 我们占领地球的种种做法使之成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 目前专家们普遍认为：在美国和全球，COVID-19 疫情在好转之前可能会变得更糟。 我们看到，很多人传人的病例并非是由返程人员引起的，而是在社区感染的，我们能检测出 COVID-19 感染者，却找不到 COVID-19 感染源。 这表明疫情在加剧，而非得到控制。 得出这个结论很令人沮丧，但并不意外。 全球卫生专家在讨论新病毒的发展情况时，这是他们得出的其中一种结论。 我们都希望这次疫情能很快过去，但专家们在探讨病毒预防计划时，他们预判病毒会以这种情况和方式继续传播。 最后我想给大家一些我个人的建议。 一定要洗手， 勤洗手。 我知道你们经常洗手，因为我们都爱干净，但是请洗手洗得比以前更勤快一些。 在日常生活中，设置一些提醒你洗手的小提示。 每次进出大楼要洗手， 每次开始和结束会议要洗手。 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给手机消毒。 你们总是不洗手就拿手机。 我知道你们会带着手机进洗手间， 所以要给手机消毒，尽量不要在公共场合过多使用手机。 抖音和 Instagram 在家看看就够了。 不要摸脸。 不要揉眼睛。 不要咬手指甲。 不要用手背擦鼻子， 不管怎样，这样做有点儿恶心。 不要戴口罩。 口罩是生病的人和医务人员使用的。 如果你生病了，戴口罩可以挡住咳嗽和打喷嚏喷出的飞沫，保护你周围的人。 如果你是一名医务人员，你就会有一套个人防护装备，口罩只是其中一个，你在培训时老师会告诉你，戴上口罩再治疗病患，避免自己生病。 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健康人，戴口罩只会让你的脸出汗。 请把商品里的口罩留给医生、护士和病人。 如果你认为自己有感染 COVID-19 的症状，待在家里，然后给医生打电话寻求建议。 如果你被检测为 COVID-19 阳性，请记住通常都是轻度的。 如果你是烟民，现在可能是你戒烟的最佳时机。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是烟民，任何时候都可能是你戒烟的最佳时机，但如果你是烟民并且担心感染 COVID-19，我保证戒烟绝对是你避免 COVID-19 感染的最好选择。 COVID-19 很恐怖，当时关于它的所有新闻几乎都令人恐慌。 还有很多糟糕却吸引人的方式来应对 COVID-19：恐慌、仇外、广场恐惧、权威主义以及过分简单的谎言，使我们认为仇恨、愤怒和孤独才是解决疫情的“良药”。 但事实并非如此。 它们只会让我们更加措手不及。 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枯燥但有用的手段来应对疫情：比如改善当地和全球的医疗保健条件；投资于医疗基础设施和疾病监测，这样我们就能确定新疾病的出现时间；建立全球卫生体系；致力于加强我们的供应链，以便为紧急情况做好准备；改善教育条件，让人们理智地看待疾病爆发和风险几率，而不是盲目恐慌。 我们需要以公平为导向，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都认为，公平实际上是符合我们自身利益的。 非常感谢今天在座各位听我演讲，而且我可能是第一个这样告诉你的人：离开剧场后要洗手。 62628 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在这样一个地方做 TED 演讲。 但是，由于 COVID-19 引发的全球疫情，和全球一半的人们一样，过去 4 周我都在隔离中度过。 幸运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我能来到英格兰南部这片位于我家附近的树林。 这些树木总能给我启发，作为人类，我们现在开始思考如何能找到好方法来重新掌控人类的行为，让那些糟糕的事情不会突然而至令我们毫无招架之力。我认为，这片树林是一个开展对话的好地方。 我想从 6 年前我刚加入联合国开始讲起。 我坚定的认为，当今世界上促进协调与合作的组织有很多，而联合国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但是在你成为联合国一员的时候，他们不会告诉你，这些核心工作主要是在极其冗长、枯燥乏味的会议上完成的。 你可能会说，你也参加过不少冗长无聊的会议，我对此毫无异议。 但是这些联合国会议的冗长沉闷属于另一个级别，这里每位工作人员的冷静程度通常均已接近只有禅师才能达到的境界。 对于这一点，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我加入的时候，期待的是戏剧性的、紧张的工作日常，期待的是突破性的进展。 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流程的推进堪比冰山移动的速度，或者说以前的冰山移动速度。 在其中一个冗长的会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有人给我递了一张小纸条。 给我小纸条的是我的朋友、同事兼合著者，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 (Christiana Figueres)。 她曾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的执行秘书，全权负责联合国致力于达成《巴黎协定》的工作。 我当时在为她制定政治策略。 当她递给我这张纸条，我自然而然地就以为纸条上会写着详细的政治指示，告诉我如何摆脱当前所处的噩梦般的困境。 我接过纸条看了一眼， 上面写着：“很痛苦。但让我们用爱来应对！” 我很喜欢这张小纸条，原因有很多。 我喜欢打圈的小箭头从“痛苦”这个词中冒出来的方式， 简直是对于我当时感受的一种极佳的视觉描绘。 但其中一个特殊的原因是，当我看着纸条，我明白了，这的确是一个政治指示，而且如果我们能成功达成目标，这就是我们达成目标的方式。 我来解释一下。 我对这些会议的总体感觉其实都与控制权有关。 我曾经从纽约布鲁克林搬到德国波恩，当时我妻子极度不支持， 为此，我的孩子们只能在一所语言不通的学校读书。我当时以为这种生活上的巨大改变能帮助我更好的掌控未来。 几年来，我始终觉得气候危机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决定性挑战，因此我来到这里，准备好为人类做出自己的贡献。 但当我把手放在别人塞给我的控制杠杆上，用力拉时，什么都没有发生。 于是我意识到我能掌控的只有一些日常琐事。 比如：我要骑自行车去上班吗？我在哪里吃午饭？然而决定我们能否取得成功的是这样的问题：俄罗斯会破坏谈判吗？ 中国会为他们的排放量负责吗？ 美国会帮助相对贫穷的国家分担他们的气候变化重担吗？ 这两者实在是天差地别，我无法在其中建立联系。 我觉得很无助， 一度觉得自己的想法错了， 不禁开始感到沮丧。 但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也意识到，自己当时的感觉和几年前我首次关注气候问题时的感觉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在 20 岁出头的时候，我曾作为佛教僧人度过了人生最重要的成长岁月，但后来我结束了修行生活，因为即使在 20 年前，我就已感觉到气候危机正在飞速恶化，应对行动已经刻不容缓，而我想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可就在我离开寺庙重回红尘后，我看到了自己的掌控能力。 不论每隔几年我给哪个政党投票，无论我上街游行一次还是两次，除了我和直系亲属产生的就那么几吨的碳排放量，仍毫无进展。 之后我开始研究那些能决定结果的问题，然而这些问题无不要求大型的地缘政治谈判、庞大的基础设施预算以及其他所有人的参与。 我再次发现这种差距如此巨大，我都不知道如何将自己与之联系起来。 我不断尝试着采取行动，但总是半路受阻， 仿佛一切都是徒劳。 大家对这种感觉并不陌生，可能你就有这样的经历。 当我们面临一个无法全权代表或掌控的巨大挑战时，我们的大脑会本能的施展一些小技巧来保护我们。 我们不喜欢那种在面对外部强大势力时无力掌控的感觉，所以我们的大脑会告诉我们：“也许这没那么重要，也许事情压根就不会朝着人们预测的方向发展。” 或者它会淡化我们的角色： 作为个体，你做不了什么，何必费力尝试呢？ 但有一些不同的事情正在发生。 只有当人们觉到自己拥有高度控制权时，他们才会在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采取持续且专注的行动吗？ 看看这些照片。 他们是看护人员和护士。过去几个月，当 COVID-19 在全球肆虐时，他们一直在帮助人们对抗这次疫情。 他们有能力阻止病毒传播吗？ 没有。 他们有能力阻止感染者死亡吗？ 在一定程度上是的，他们或许能够挽救某些病人，但其他的就不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了。 然而这就表明他们的个人贡献是徒劳无功、毫无意义的吗？ 实际上，即使只是暗示如此，也已经足够冒犯了。 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在同胞最脆弱的时候照顾他们。 这项工作意义非凡，我只要给你展示这些照片，你就能一眼看出，这些人展现出的勇气和人性让他们的工作变成了人类能完成的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即使他们无法掌控结果。 这很有趣，因为这个例子表明即使人类无法掌控结果，他们也有能力采取持续且专注的行动。 但这也给我们带来了另一个挑战。 对于气候危机，我们采取的行动及其所带来的影响是彼此脱节的。这些图片中的主人公正在做的事情表明，支撑他们的并不是改变世界的崇高目标，而是从日复一日照顾生病的同胞中获得的满足感。 同样，气候危机也存在这样严重的脱节。 过去，这种脱节是由时间造成的。 气候危机的影响原本离我们还很远。 然而现在，这些影响已近在眼前。 陆地正被大火吞噬， 城市淹没在水中， 国家淹没在水中。 数十万的居民因气候变化而不得不迁徙。 但现在，即使时间并没有造成我们和上述影响之间的脱节，这些影响依然和我们无关，我们很难感受到与其有直接的联系。 它们仿佛发生在别的地方，发生在别人身上；也可能会以我们之前未曾经过的方式发生在我们身上。 所以即使护士的故事向我们展现了人性的一面，我们也需要寻找一种不同的方法来持续应对气候危机。 有一种方法可以让我们达成目标，专注与支持的有力结合，再加上一致的行动，可以让整个社会持续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从而实现共同目标。 纵观历史，这种方法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给大家讲个历史故事来解释一下。 现在，我正站在英格兰南部我家附近的树林里。 这片树林距离伦敦并不是很远。 80 年前伦敦遭受了攻击。 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英国人会竭尽全力逃避一个现实：希特勒会不惜一切代价征服欧洲。 第一次世界大战仍历历在目，他们对纳粹的侵略感到万分恐惧，并且会采取一切措施逃避这一现实。 最后，现实打破了人们的恐惧。 丘吉尔因为很多事情被人们铭记，但他做的并非都是好事，二战初期，他改变了英国人给自己讲的关于他们正在做的和未来即将发生的故事。 在一个曾经充斥着恐惧和紧张的地方，诞生了一种沉着的决心，一座孤岛，一个最光辉的时刻，最伟大的一代人，一个会在海滩、山丘和大街小巷与敌人作战的国家，一个永远不会投降的国家。 这种从恐惧到面对现实的转变，无论曾是怎样的境遇，无论曾是多么黑暗的时刻，都丝毫不会影响获胜的决心。 前线并没有传来战况好转的消息，甚至没有消息说一个强大的新盟友加入到战争中，增加他们获胜的几率。 那只是一个选择。 此时萌生了一种深刻、坚定、顽强的乐观主义精神，不是要逃避或否认黑暗的逼近，而是拒绝向之屈服。 这种顽强的乐观主义精神十分强大。 它并不是建立在对积极结果的假设或对未来一厢情愿的想法之上。 但是它为行动注入活力并赋予其意义。 我们知道，从那时起，尽管危机和挑战不断出现，那也是一个意义重大且目标明确的时刻，并且有很多报道都证实，无论是不列颠战役中的飞行员，还是从土中刨土豆的简单行为，都充满了意义。 所有人都为实现共同目标和共同结果而努力。 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并不少见。 深刻、坚定、顽强的乐观主义精神与行动相辅相成，当乐观主义推动坚定的行动时，它们就能自我维持下去：没有顽强的乐观主义精神，行动就不会持之以恒；没有行动，顽强的乐观主义只是一种态度。 只有两者的结合才能改变整个问题和世界。 我们已经多次见证了这一论点： 当罗莎·帕克斯 (Rosa Parks) 在公交车上拒绝给白人让座， 当甘地 (Gandhi) 启动了向海滩进发的漫长朝圣之旅， 当妇女参政论者高呼“勇气会唤醒勇气”， 当肯尼迪总统宣布美国将在 10 年内登陆月球， 这些都是证明。这些事件激励了一代人专注于实现共同的目标：携手驱除黑暗，击退敌人，尽管他们并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在上述每一个事件中，一种现实、勇敢无畏但同时又坚定、顽强的乐观主义精神并不是成功后取得的结果， 而是获得成功的原因。 这也是在签订《巴黎协定》的过程中发生的转变。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认定是时候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并下定决心不让这项事业在我们的手中荒废，承诺交付我们认为有可能实现的结果，于是那些充满挑战、困难和悲观情绪的会议就发生了转变。 越来越多的人转换了自己的视角，开始行动，最后，这发展成了一股势头向我们席卷而来，带来了很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我们也获得了意料之外的、更加积极的结果。 即使在若干年后的今天，尽管白宫仍有人否认气候变化，当年已经开展的工作仍旧在继续，而且在未来数月甚至数年里，我们在应对气候危机方面依然任重道远。 现在，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在经历着一个最具挑战的时刻。 无论不幸是否降临在自己身上，全球大流行病都令人感到恐惧。 同时，它也撼动了我们的信仰，在这种巨变的面前，我们人类无能为力。 在几周时间内，我们动员起来，全球近乎一半的人口采取了严格的措施来保护最脆弱的群体。 如果我们有能力做到这点，可能我们还未达到在面对共同挑战时人类能力的极限。 我们现在需要抛弃这种无助的消极心态，因为毫无疑问，如果我们不采取我们现在仍有能力采取的措施，避免我们已经预见到、即将发生的悲剧，那么气候危机带来的后果将比全球大流行病严重好几个等级。 当前的形势已经不允许我们继续坐以待毙。 事实上，当前，我们正站在一个新生未来和被我们抛弃的未来的十字路口，子孙后代将会心怀敬畏回顾这一时刻。 而且在这个过渡中，很多事情目前都进展得很顺利。 清洁能源的成本在降低， 城市在发生转变，我们还实施了退耕还林。 人们走上街头，以前所未见的热情和毅力呼吁改变。 在这一过渡阶段，真正的成功是可能的，真正的失败也是可能的。因此，能够亲眼见证这一历史时刻是非常激动人心的。 我们现在就可以做出决定——我们将用顽强、现实和坚定的乐观主义精神迎接这一挑战，并且竭尽所能，确保我们能走出全球疫情的阴影，踏上一条通往新生未来的道路。 我们所有人都能下定决心，即使前路黑暗，我们也要成为人类生存的希望灯塔。我们也能下定决心承担起责任，在未来 10 年将个人排放量至少减半。我们还将采取行动，与各国政府和企业合作，确保他们能采取必要措施来摆脱疫情，重建我们希望他们重建的世界。 目前，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实现。 现在，回到我收到克里斯蒂安娜纸条的那个无聊的会议大厅。 看着那张纸条，我回想起了我一生中那些最具转折性的经历。 作为僧人，我学到的其中一件事就是，聪慧的大脑和愉悦的内心既是人生的道路，也是人生的目标。 这种顽强的乐观主义是一种实用的爱。 它既是我们想要创造的世界，也是我们创造那个世界的方式。 它可以成为我们所有人的选择。 选择用顽强的乐观主义面对这一时刻能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意义，为我们指明方向，这样做，我们就能参与历史的书写，并让历史朝着我们选择的未来方向发展。 没错，当前的形势难免让我们手足无措。 我们也因此感到恐慌和意外。 但是面对即将到来的一系列最重要的转变，我们要保持坚定的信念。 让我们用顽强坚定的乐观主义一起面对。 没错，目睹当今世界上发生的变化可能会让人痛苦。 但是，让我们用爱来应对它们。 谢谢大家。 37498 39331 42604 45614 45973 46528 49440 50853 51101 52268 54706 55061 56901 57418 6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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