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ruction: 我想了解关于诞生与起步（1905～1949）中的早期中国电影（1905～1930）的知识，请写一篇详细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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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诞生与起步（1905～1949）中的早期中国电影（1905～1930）

1900年起，美、英、意等国摄影师开始在中国拍摄新闻短片。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庆泰，拍摄了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这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影片。随后，美国商人B.布拉斯基等人，拍摄了《西太后》等几部短片。1912年，上海南洋人寿保险公司接手亚细亚影戏公司，并聘请张石川为顾问。张石川又聘请郑正秋加盟，成立新民公司，承包了亚细亚公司的全部摄制工作。同年，郑正秋编剧并联合张石川导演了中国第一部有故事情节的短片《难夫难妻》。随后张石川又导演了《活无常》《五福临门》等20多部滑稽短片。1916年，张石川导演了揭露鸦片对人民危害的《黑籍冤魂》。同期其他影片还有黎民伟拍摄的《庄子试妻》（1913），上海商务印书馆制作的《商务印书馆放工》（1917）、《阎瑞生》（1921）、《红粉骷髅》（1921），以及但杜宇创办的上海影戏公司摄制的《海誓》（1921）等。1921年的这几部影片，是中国长故事片的开始。1922年2月，张石川与郑正秋、周剑云、郑鹧鸪等组建明星影片公司，在拍摄了《劳工之爱情》等短故事片后，于1923年年底摄制完成长故事片《孤儿救祖记》（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在以后的4年里，明星公司一直走关注妇女、儿童及现实的拍片路线，拍摄了张石川导演的《玉梨魂》《最后之良心》和洪深编导的《冯大少爷》《少奶奶的扇子》等影片。《劳工之爱情》剧照随着明星影片公司的兴起，1925～1927年，上海成立的电影公司多达140余家。其中较具规模的制片公司有吴性栽投资经营的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汪煦昌开办的神州影片公司、旅美华侨从纽约迁回上海的长城画片公司、黎民伟的民新影片公司、邵醉翁兄弟创办的天一影片公司等。明星影片公司大门1928年，明星影片公司开拍18集的《火烧红莲寺》，引发了一股拍摄武侠片的热潮，持续4年之久。罗明佑以华北公司名义，与黎民伟的民新公司合作，于1929年开始拍摄现实题材的故事片《故都春梦》，获得成功后成立联华影业公司，与明星影片公司、天一影片公司鼎足而立。1930年开始，中国电影界进行了第一批有声电影的试验。如明星公司的《歌女红牡丹》（1931）、天一影片公司的《歌场春色》（193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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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详细解释以下名词：
诞生与起步（1905～1949）中的新兴电影运动（1931～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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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诞生与起步（1905～1949）中的新兴电影运动（1931～1937）

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事变后，中国电影事业跌入低谷。国产片丧失了东北放映市场，上海的大多数制片机构和相当一部分电影院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民族危机激发了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救国愿望，观众的观影兴趣发生改变。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文艺运动开始关注并介入电影，夏衍、阿英、郑伯奇、阳翰笙、沈西苓等一批左翼文化工作者加入各制片公司，对中国电影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1933年2月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成立，标志着新兴电影运动正式展开。新兴电影运动经历了1933年的崛起、1934～1935年的艰难曲折和1936～1937年的高涨三个阶段。1933年是中国电影取得重要成就的一年，拍摄了描写农村生活和社会斗争的《狂流》（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再现下层劳苦群众痛苦生活的《都会的早晨》（蔡楚生编导）、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的《春蚕》（夏衍改编，程步高导演）、反映城市贫民血泪生活的《上海二十四小时》（夏衍编剧，沈西苓导演）等影片。1933年年底，新兴电影运动进入艰难曲折阶段。以反映现实为目的的新兴电影对当时的官方政策与意识形态形成挑战，受到政府的严格审查。但1934～1935年仍然拍摄了一批优秀的、有影响力的电影，如反映渔民悲惨命运的《渔光曲》，揭示都市知识女性受压迫、被侮辱境遇的《新女性》，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等。《渔光曲》剧照1936年，电影界展开对“国防电影”的讨论，新兴电影运动迎来高涨时期。重要作品有《生死同心》《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新兴电影运动不仅催生出了一批经典电影作品，还造就了不少具有个人创作风格的导演，如孙瑜擅于浪漫意趣的诗化风格，蔡楚生擅于传统叙事的通俗化风格，吴永刚擅于清新淡雅的素描风格，费穆注重表达人文诉求、创造哲理性意象的写意风格等。


Instruction: 你是一名百科词条撰写员，请详细解释一下诞生与起步（1905～1949）中的全面抗日战争时期电影（1937～1945），要求表达严谨，内容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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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诞生与起步（1905～1949）中的全面抗日战争时期电影（1937～1945）

在全面抗日战争的八年里，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和革命根据地等不同地区各自进行着电影活动。国民党统治区  1938年1月29日，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于武汉、重庆等地进行电影制作的单位主要是中国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影摄影场。他们拍摄的故事片有《保卫我们的土地》（史东山编导）、《八百壮士》（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等，纪录片有《抗战特辑》《克复台儿庄》等。《八百壮士》剧照沦陷区  1937年，日本政府操纵的伪满洲国成立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此后，又在上海先后成立了以电影发行放映为主要业务的“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和“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1943年成立“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影”），公司由日本人川喜多长政掌握实际的权力。革命根据地  1938年秋，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等先后来到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领导下成立延安电影团，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袁牧之编导）、《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又名《南泥湾》）等反映根据地政治、军事及日常生活的新闻纪录片。新四军淮北根据地也拍摄了《彭雪枫师长追悼会》《新四军骑兵团》等新闻片。根据地的电影活动为解放后的电影事业培养了专业人员，积累了创作经验。香港  随着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香港电影工作者拍摄了《最后关头》《焦土抗战》等粤语故事片和《广州抗战记》《“八路军反攻平型关”秘本》等纪录片。从内地转移过来的蔡楚生、司徒慧敏等人拍摄了《血溅宝山城》《游击队进行曲》等故事片和《保卫大四邑》等纪录片。1941年香港沦陷前，还摄制了《烽火故乡》《流亡之歌》等多种题材的影片。上海“孤岛”  从1937年11月中国军队撤离上海，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进入上海租界区域止，这4年被称为上海“孤岛”时期。这个时期，由于《木兰从军》（1939，欧阳予倩编剧，卜万苍导演）上映后的卖座，形成了古装片拍摄浪潮。其中有几部是借古喻今，表现民族爱国思想的历史题材影片，如《武则天》《苏武牧羊》等。1941年时装片取代古装片，其中制作比较严肃的有《肉》《复活》等。这一年，万氏兄弟制作了中国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


Instruction: 你是一名百科词条撰写员，请详细解释一下诞生与起步（1905～1949）中的解放战争时期电影（1945～1949），要求表达严谨，内容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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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诞生与起步（1905～1949）中的解放战争时期电影（1945～1949）

这一时期，影片数量虽然不多，但它们即时地反映现实人生，真切地表现时代精神，而且在艺术上别具特色，成为中国电影艺术诞生以来的又一个重要收获期。如昆仑影业公司的《八千里路云和月》（1947，史东山编导）、《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蔡楚生、郑君里编导）、《万家灯火》（1948，阳翰笙编剧，沈浮导演）、《三毛流浪记》（1949，阳翰笙编剧，赵明、严恭导演）和《乌鸦与麻雀》（1949，郑君里导演）；东北电影制片厂的《松花江上》（1947，金山编导）；文华影业公司的《夜店》（1947，柯灵编剧，黄佐临导演）；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还乡日记》（1947，张骏祥编导）、《乘龙快婿》（1948，张骏祥编导）；国泰影业公司的《忆江南》（1947，田汉编剧，应云卫、吴天导演）；大同影业公司的《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1948，欧阳予倩编剧，洪深、郑小秋导演）。这一时期富有喜剧色彩的《假凤虚凰》（1947，桑弧编剧，黄佐临导演），是抗战胜利后第一部在美国上映受到好评的中国电影。《小城之春》（1948，李天济编剧，费穆导演）以一个家庭的情感波澜为依托，在一种淡雅、优美、精致的电影形式中，表现了普通人的感情、道德意识和民族的心理特征。戏曲片方面，1948年华艺影业公司拍摄完成了由梅兰芳主演的彩色戏曲片《生死恨》（费穆导演），这是中国摄制彩色影片的第一次尝试。启明影业公司拍摄的戏曲片《祥林嫂》（1948，南薇编导）则是第一次将越剧搬上银幕。《小城之春》剧照《生死恨》剧照从1896年电影传入中国到1949年，中国电影从只放映外国影片到开始摄制国产影片，从借助外国资本、人员拍片到独立自主地制作，以自己的实力创立了民族电影。就内容而言，中国电影逐步从迎合市民的消遣趣味，发展到重视反映现实生活，同时又不失观赏性。进入20世纪30年代，由于中国共产党对进步电影的领导和文艺工作者的积极参与，中国电影拓展了电影的社会性主题，使之在社会文化以至民族解放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到40年代末，中国电影已经初步确立了自己的文化与艺术品格。


Instruction: 为中国电影中的发展与探索（1949～ ）写一篇详细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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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影中的发展与探索（1949～ ）

1949年至今，中国电影经历了发展与曲折（1949～1976）、新时期的探索（1977～1999）、全球化时代（2000～  ）三个阶段。

### 发展与曲折（1949～1976）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电影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三家国营电影厂：新成立的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和1946年成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1955年改名长春电影制片厂），成为电影制作的主要力量。为了培养人才，上海、北京还成立了电影学校，北京的学校后来成为中国唯一的高等电影专业学府——北京电影学院。与此同时，中国影片经理公司（后改名为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成立，陆续在全国2000多个县建立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到1965年，放映单位从1949年的400多个发展到20 363个，观众人次从1949年的4000多万上升到40多亿。自1949年制作第一部故事片《桥》开始，创作人员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在很短的时间内拍摄了《白毛女》《钢铁战士》等优秀影片。私营厂也拍摄了《我这一辈子》《关连长》和新闻纪录片《百万雄师过大江》等。1951年对《武训传》《我们夫妇之间》等影片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创作人员的积极性，导致影片产量急剧下滑。1956年6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故事片生产得到恢复。1957年文化部举办首届优秀影片评奖，故事片《龙须沟》《南征北战》《上甘岭》《祝福》《柳堡的故事》等，美术片《乌鸦为什么是黑的》《神笔》等多部影片获奖。科教片《水土保持》还在国际上获奖。1959年，电影界又为国庆十周年贡献了故事片《林则徐》《永不消逝的电波》《青春之歌》，美术片《猪八戒吃西瓜》，纪录片《百万农奴站起来》《和平万岁》以及科教片《桂林山水》等。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电影再次走上正轨。故事片《甲午风云》《李双双》《阿诗玛》《刘三姐》《洪湖赤卫队》《冰山上的来客》等，戏曲片《杨门女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花为媒》等，美术片《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等均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闹天宫》海报1949～1966年间的中国电影（又称“十七年电影”），继承了20世纪30～40年代电影的优良传统，表现了中国革命和现代历史的发展历程，肯定并颂扬了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品质。同时，电影艺术家们不忘底层社会的问题和苦难，不忘百姓的反抗和呻吟，创作出了一批好的作品，特别是根据鲁迅、茅盾、柔石等现代作家的作品改编的影片，尤其具有感人的思想和艺术魅力。电影艺术家还将镜头对准时代发展与新生活，对准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真实地记录了社会的发展和时代前进的步伐，展现了广大群众在革命和建设中的精神风貌。活跃在该时期的导演艺术家成荫、谢铁骊、水华、崔嵬、凌子风、谢晋、王炎、李俊、王苹等，后来被学界称为中国“第三代导演”。“十七年电影”的不足之处在于：数量上，故事片只有600余部；质量上，一些作品在创作思想中存在虚假、说教、拔高之病，且主题单一，人物缺乏立体感，艺术形式有公式化、概念化现象。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许多电影工作者遭到残酷迫害，电影界一片凋零。影片拍摄主要体现在“样板戏”的创作上，除《创业》《海霞》《闪闪的红星》等几部故事片外，创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影片《闪闪的红星》剧照这个时期台湾的电影事业也得到了发展。20世纪40年代，台湾电影在制作力量、技术和产品等方面都乏善可陈。50年代，台湾有“中国电影制片厂”、农业教育影片公司、台湾省电影制片厂、“中央电影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制片单位，生产了《望春风》《疯女十八年》《青山碧血》等影片。出现了导演李行、演员柯俊雄等电影人才。1955年，台湾制作了第一部闽南语电影《六才子西厢记》，开启了当地闽南语电影的拍摄。20世纪60～70年代，台湾电影事业繁荣。此时期共生产了2951部影片。重要影片有《蚵女》《玉观音》《侠女》《八百壮士》《汪洋中的一条船》《家在台北》《笕桥英烈传》《小城故事》等。新的电影院不断建起，最多时达500多家（1970）。1975年，台湾成立了电影事业发展基金会，为台湾的电影文化发展提供支持。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香港电影业也很红火。永华影业公司、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与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三足鼎立，同时还有新联影业公司、中联电影企业有限公司等进步制片单位。优秀作品有《父母心》《寸草心》《一板之隔》《阿Q正传》《四千金》《江山美人》《珠江泪》等。粤语片是香港最主要的片种，其产量占影片总数的2/3以上。60年代后出现的新型武打片最受青睐，有影响力的作品如《独臂刀》《大醉侠》《唐山大兄》《精武门》《蛇形刁手》《醉拳》等。武侠片导演有胡金铨、张彻等，演员有李小龙、成龙等。李小龙

### 新时期的探索（1977～1999）

1977～1999年间，中国电影在新时期的探索又分为两个阶段：全面探索的浪潮（1977～1989）、在转型和发展中前进（1990～1999）。全面探索的浪潮（1977～1989）  1976年10月，中国电影开始复苏。1979年生产电影50余部，年度中国电影院观众高达293亿人次，创历史最高纪录。1984年，故事片产量达140余部。这个阶段中国电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创作人员的艺术人生观转变为表现个人的经验和思考；电影的美学形态，从戏剧美学电影向多形态、多风格转化；电影的艺术功能，从单一的“政治艺术片”模式，向艺术电影、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实验性电影以及多元交叉电影转化。1979年创作的作品有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曙光》《从奴隶到将军》，歌颂知识分子的影片《李四光》《海外赤子》，反映现实生活的影片《瞧这一家子》《甜蜜的事业》，揭示“文化大革命”伤痕的影片《苦恼人的笑》《泪痕》等。1980年创作的影片有《天云山传奇》《巴山夜雨》《庐山恋》等。由于改革开放，文艺界接触了大量的外国艺术形式，西方电影新奇的外在形式、表现技巧等激发了电影工作者的热情。所以，以人物心理活动为线索的时空交错的剧作结构，幻觉、梦境、升格、降格、定格、黑白片对接、无技巧剪辑、多画面等手法被吸收运用。比如《小花》交叉使用彩色片与黑白片以形成对比，舍弃平铺直叙的方法而大量运用闪回，将回忆的情景展现在现实跟前，使影片显得婀娜多姿；《苦恼人的笑》以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为线索结构全片，大量采用隐喻、象征、幻觉、梦境、荒诞等现代派表现手段，生动形象地展现“文化大革命”期间荒诞的社会情景，表现人物内心的苦痛与挣扎。《小花》剧照20世纪80年代，老一辈导演们不仅超越了传统，也超越了自身。汤晓丹创作了气势磅礴的纪实性故事片《南昌起义》（1981）和《廖仲恺》（1983）。成荫导演的《西安事变》（1981）将复杂纷繁的历史事件梳理得清晰分明。水华导演了富有鲜明民族风格的《伤逝》（1981）。王炎完成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1981）。凌子风改编了多部文学名著：《骆驼祥子》（1982）、《边城》（1984）、《春桃》（1986）、《死水微澜》（1991）。谢铁骊、谢添等也参与了改编作品的创作。在老一辈导演中，谢晋的成就最为突出。他摄制的《天云山传奇》（1981）、《牧马人》（1982）、《芙蓉镇》（1986）等影片，关注社会与历史的重大问题，善于塑造女性形象、表现人性人情。中年导演的作品也很引人注目。1979年，女导演张暖忻与李陀合写的《电影语言的现代化》，是中国电影创新和探索的理论宣言。中年导演的代表作有：张暖忻的《沙鸥》（1981）、《青春祭》（1985）和《北京，你早》（1990）；郑洞天与徐谷明合导的《邻居》（1981），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吴贻弓的《城南旧事》（1982），追求纪实风格，挖掘出平淡的日常生活中的人生意趣和电影境界；胡炳榴的《乡情》（1981）、《乡音》（1983）、《乡民》（1986）三部曲，充满乡土气息和民族特色；王启民、孙羽导演的《人到中年》（1982），概括了新一代知识分子崇高的精神面貌；颜学恕导演的《爱情与遗产》（1980）、《野山》（1985），后者在继承传统与接受电影新技巧的结合上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丁荫楠摄制的《孙中山》（1986），则以独特的构思、恢宏的气势在银幕上再现了重要历史人物的风采；吴天明拍摄的《没有航标的河流》（1982）、《人生》（1984）、《老井》（1987），在国内外获奖；女导演黄蜀芹创作的《人·鬼·情》（1987），解决了电影的纪实性与假定性的关系，把写实与写意、叙事与抒情、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城南旧事》剧照如果说中年导演对于外国电影停留在借鉴的层次上，青年导演则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番大胆的创新。他们把现代电影语言融汇到作品中，一方面开拓了电影的艺术表现力，另一方面对民族文化作了深沉的思考。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陈凯歌的《黄土地》、田壮壮的《猎场札撒》、吴子牛的《喋血黑谷》四部影片，在思想、美学上有共同的追求，体现了青年一代导演崭新的电影观念，标志着他们的崛起。《一个和八个》把战争描写推向后景，着重刻画危急关头人的行为。《喋血黑谷》力求真实地再现抗战期间社会的本来面貌，赋予电影深厚的历史感。《黄土地》的内涵更加厚重，形式更加特别。影片的角色不仅有“人”，还有“黄土地”“黄河”以及看不见的摄影机镜头等“物”，故事也不再是叙事要点，而成了牵引和运载创作者独立思考、情感判断的符号。《猎场札撒》也不同于以前表现草原、蒙古牧民的影片，观众很容易从中体会到导演的独特思考。中国电影各时期的作品具有代际的类似特征，于是“五代导演”的提法就在约定俗成中确定下来。“第一代导演”指张石川、郑正秋等中国电影的开路先锋。“第二代导演”指活跃在20世纪30～40年代的蔡楚生、孙瑜、费穆等一批人。“第三代导演”是崛起于新中国影坛的谢晋、水华、凌子风等导演。“第四代导演”指吴贻弓、吴天明、张暖忻、谢飞等70年代末才获得导演机会的中年人。“第五代导演”即活跃于80年代影坛的年轻导演，他们大多于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不久就有了展露才华的机会。进入21世纪以后，伴随着快速发展的中国电影生产，电影代际特征逐渐消失，中国电影中的新生代和新力量开始出现。成功的探索鼓舞了年轻人旺盛的创作热情。陈凯歌导演了《大阅兵》和《孩子王》，田壮壮导演了《盗马贼》和《摇滚青年》，张军钊拍摄了《加油，中国队》和《弧光》，吴子牛导演了《最后一个冬日》和《阴阳界》等。黄建新导演的《黑炮事件》冷峻幽默，通过知识分子与代表体制的干部、执法人员的较量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进行了客观的解剖。《红高粱》的导演张艺谋是《黄土地》和《大阅兵》的摄影，也是《老井》的摄影和男主角，他在《红高粱》中把镜头对准作为异类的土匪，通过对颠轿、土坡、唢呐等的渲染，颂扬了民族热忱与豪情。《红高粱》剧照20世纪80年代的纪录片、美术片、科教片创作，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纪录片《美的旋律》《老北京的叙说》，美术片《哪吒闹海》《三个和尚》，科教片《生命与蛋白质——人工合成胰岛素》《尼罗罗非鱼》等好评如潮。80年代拍摄娱乐片成为中国电影的潮流之一。继《神秘的大佛》《少林寺》等功夫片后，导演们利用王朔畅销小说的名气，在1988年改编了4部娱乐电影：《顽主》《轮回》《大喘气》《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神鞭》《最后的疯狂》等则把喜剧元素与文化思考、人性分析结合起来，为娱乐片的发展作出了贡献。80年代的电影理论研究逐渐活跃。广大电影学者对文学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电影的本质、特性及其规律，电影观念的发展，电影美学，以及电影如何反映生活、如何建立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如何借鉴现代世界电影理论和技巧等，都进行了讨论，对创作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在转型和发展中前进（1990～1999）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转型，制片业由单一的国家投资，按分配指标计划拍片逐步过渡到国家、民营、独立制片等多元化投资拍片形式共存的格局。美国大片开始进入中国电影市场，对中国民族电影造成一定影响。90年代中国的文化消费内容和形式急剧扩张，电影不再是民众的唯一娱乐方式，观影人次急剧下降。面对中国电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国电影人以创新的勇气和才情应对挑战，为中国电影走向21世纪做了准备。20世纪90年代以来故事电影从总体上看有三大特点：一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起步和辉煌。1987年7月4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成立。1987年的《巍巍昆仑》《彭大将军》和1989年的《开国大典》《百色起义》的上映，标志着集中摄制重大题材影片的起步。90年代为庆祝建党70周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重大题材影片成为亮点，《大决战》《大进军》《大转折》《开天辟地》《长征》等均是这一时期的作品。重大题材影片中还有一类是人物传记片，如《毛泽东和他的儿子》《周恩来》等。此外还摄制了一批颂扬现实生活中英模人物的主旋律作品，如《焦裕禄》《孔繁森》《横空出世》等。这些影片不但记录了发生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塑造了重要的历史人物，还兼具了艺术电影的情感渗透力，形成了独特的品牌风格。二是突出观赏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追求观赏性和娱乐性的影片发展最快。幽默样式的有张建亚的《三毛从军记》《绝境逢生》，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冯小刚的《甲方乙方》《不见不散》等；警匪样式的有黄健中的《龙年警官》；动作样式的有塞夫、麦丽丝的《东归英雄传》，李惠民的《新龙门客栈》，程小东、李惠民的《东方不败》等；民俗样式的有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等；惊险样式的有《紧急迫降》《冲天飞豹》等。对那些按旧思路应该拍成主旋律的题材也大胆地加强了观赏性。比如何群的《烈火金刚》是革命英雄传奇与枪战片的结合，叶大鹰的《红色恋人》是革命历史片与言情片的结合，冯小宁的《红河谷》是爱国主义影片与西部类型片的结合等。这批影片样式和含义大大扩展，在审美、教育、娱乐等功能中，观赏和娱乐得到更多强调，人物形象更丰富，叙事、制作上从低成本、小投入到追求高成本、大投入。《有话好好说》剧照三是审美形态多元化。这个时期的电影创作重在反映当代生活，反映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新人物、新形象方面。比如《生死抉择》是反腐倡廉影片中的佼佼者，在揭露社会矛盾的深刻性和塑造干部形象上都有突破；《过年》《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等，则是以平民化视角表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影片。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界新人辈出。被称为中国电影新生代或“第六代”的管虎、张扬、李欣、姜文等，以自己对电影和人生的独特感悟，导演了一批让人耳目一新的影片，如《阳光灿烂的日子》《爱情麻辣烫》等。从1977年开始，特别是从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电影迎来了发展的良机。这一时期，电影制片厂增加到20多个，新建了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等单位，电影器材、电影胶片完全可以满足放映、制片的需要。电影产量显著提高，1978～1998年，拍摄故事片2500多部，美术片812部，科教片5765部等。同时，在国际上获奖的各类影片达300余部次，在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帝国柏林国际电影节、东京国际电影节等国际最重要的电影节中，中国故事片都获得过最高奖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和香港的电影事业继续平稳发展。80年代初，在电视媒体的冲击下，台湾和香港的电影也先后遭遇了考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危机，并由此引发了新浪潮运动。1979年香港首先迎来了新浪潮运动，涌现出许鞍华的《疯劫》、徐克的《蝶变》、方育平的《父子情》、章国民的《边缘人》等一批作品。台湾的新浪潮从1982年持续到1986年，代表作有《光阴的故事》《儿子的大玩偶》《小毕的故事》《海滩的一天》《老莫的第二个春天》《童年往事》《我这样过了一生》等。新浪潮运动为台湾和香港后来的电影事业培育了新生力量，为华语电影走向融合、迈向世界作了准备。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电影人有：导演侯孝贤、杨德昌、李安、王家卫、吴宇森、关锦鹏等；演员成龙、周润发、张国荣、张曼玉等；编剧吴念真、邱戴安平、张坚庭等。《卧虎藏龙》剧照新浪潮之后，在全球电影市场普遍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台湾和香港的电影不时有佳作问世，如《警察故事》《旺角卡门》《喋血双雄》《悲情城市》《推手》《牯岭街杀人事件》《一一》《卧虎藏龙》《花样年华》等。这些影片类型多样，有武打片、言情片、喜剧片、历史片等；视觉风格突出，明快、凝重、艳丽、朴素等，各具特色；影片功能丰富，既能让人消闲娱乐，带来艺术美的享受，又能给人以思想的启迪。

### 改革发展时代（2000～ ）

进入21世纪，中国电影业进入了改革发展时代。从2002年起，中国电影改革步伐加速，各类市场主体增多，之后连续14年在产量、票房、综合收入等主要指标上保持快速增长，成为世界上电影业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随着大陆（内地）、香港文化交流的深入，各类电影资源的相互流动、补充和促进，使得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形态十分丰富。如歌颂时代英雄、彰显主旋律的《张思德》《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反映现实生活，艺术上颇有探求的《三峡好人》《刺客聂隐娘》《百鸟朝凤》；借助高科技手段，大幅提升观赏娱乐效果的《英雄》《无极》《美人鱼》等。《英雄》剧照2010年中国全年故事片526部，电影票房突破百亿元。中国电影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呈现出一些重要的变化。伴随着数字化进程，城市影院终端的大幅增长，3D技术升级对影院观影体验的有效提升，以及移动互联网平台的广泛使用，使当代中国的电影创作、市场环境出现了新的变化。青年观众群覆盖面的扩大，中国电影新力量的不断崛起，商业电影的价值取向及以票房取胜的市场倾向，影响到中国电影人对电影的生产、传播及多向度发展等问题的认识。中国电影在持续的市场繁荣和快速提升的同时，创作视野得以拓宽。电影类型化、影像话语和导演个性化诠释等逐渐形成更加多样化的理解和故事策略，电影综合产值、市场占有率、过亿票房、电影数量、观影人次及海外市场票房等各项指标均不断跃进。中国电影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呈现出了多媒体时代的新特征。当代电影如何融会贯通，进一步追求创新实践、直面现实生活、反映时代精神，也开始引起新一代电影人的深入思考。2015年，中国电影市场票房为440.69亿元人民币，其中国产片票房为271.36亿元，占总票房的61.58%，比2014年增加了109.81亿元、增长高达68%，约占北美电影市场票房的60%以上。中国电影票房在本土取得了飞跃式的增长。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电影工作，给予悉心指导和极大关怀，电影业发展显著加快。2014年5月31日，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下发《关于支持电影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推动中国电影繁荣发展。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电影产业促进法》，该法于2017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中国文化立法领域的一个重要成果，对于促进电影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电影创作活跃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彰显中国精神，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出一大批有正能量、有感染力、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优秀作品，如《智取威虎山》《百团大战》《湄公河行动》《老阿姨》《血战湘江》《十八洞村》《战狼2》《红海行动》《地久天长》《流浪地球》等。2019年，中国电影市场保持不断增长的势头，全国票房642.6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4%，其中，国产片份额达64.07%。2020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虽受到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但全年总票房和银幕总数保持全球第一，出现了《夺冠》《长津湖》等有市场反响的重要作品，反映了中国电影持续发展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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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与探索（1949～ ）中的发展与曲折（1949～1976）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电影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三家国营电影厂：新成立的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和1946年成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1955年改名长春电影制片厂），成为电影制作的主要力量。为了培养人才，上海、北京还成立了电影学校，北京的学校后来成为中国唯一的高等电影专业学府——北京电影学院。与此同时，中国影片经理公司（后改名为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成立，陆续在全国2000多个县建立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到1965年，放映单位从1949年的400多个发展到20 363个，观众人次从1949年的4000多万上升到40多亿。自1949年制作第一部故事片《桥》开始，创作人员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在很短的时间内拍摄了《白毛女》《钢铁战士》等优秀影片。私营厂也拍摄了《我这一辈子》《关连长》和新闻纪录片《百万雄师过大江》等。1951年对《武训传》《我们夫妇之间》等影片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创作人员的积极性，导致影片产量急剧下滑。1956年6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故事片生产得到恢复。1957年文化部举办首届优秀影片评奖，故事片《龙须沟》《南征北战》《上甘岭》《祝福》《柳堡的故事》等，美术片《乌鸦为什么是黑的》《神笔》等多部影片获奖。科教片《水土保持》还在国际上获奖。1959年，电影界又为国庆十周年贡献了故事片《林则徐》《永不消逝的电波》《青春之歌》，美术片《猪八戒吃西瓜》，纪录片《百万农奴站起来》《和平万岁》以及科教片《桂林山水》等。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电影再次走上正轨。故事片《甲午风云》《李双双》《阿诗玛》《刘三姐》《洪湖赤卫队》《冰山上的来客》等，戏曲片《杨门女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花为媒》等，美术片《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等均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闹天宫》海报1949～1966年间的中国电影（又称“十七年电影”），继承了20世纪30～40年代电影的优良传统，表现了中国革命和现代历史的发展历程，肯定并颂扬了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品质。同时，电影艺术家们不忘底层社会的问题和苦难，不忘百姓的反抗和呻吟，创作出了一批好的作品，特别是根据鲁迅、茅盾、柔石等现代作家的作品改编的影片，尤其具有感人的思想和艺术魅力。电影艺术家还将镜头对准时代发展与新生活，对准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真实地记录了社会的发展和时代前进的步伐，展现了广大群众在革命和建设中的精神风貌。活跃在该时期的导演艺术家成荫、谢铁骊、水华、崔嵬、凌子风、谢晋、王炎、李俊、王苹等，后来被学界称为中国“第三代导演”。“十七年电影”的不足之处在于：数量上，故事片只有600余部；质量上，一些作品在创作思想中存在虚假、说教、拔高之病，且主题单一，人物缺乏立体感，艺术形式有公式化、概念化现象。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许多电影工作者遭到残酷迫害，电影界一片凋零。影片拍摄主要体现在“样板戏”的创作上，除《创业》《海霞》《闪闪的红星》等几部故事片外，创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影片《闪闪的红星》剧照这个时期台湾的电影事业也得到了发展。20世纪40年代，台湾电影在制作力量、技术和产品等方面都乏善可陈。50年代，台湾有“中国电影制片厂”、农业教育影片公司、台湾省电影制片厂、“中央电影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制片单位，生产了《望春风》《疯女十八年》《青山碧血》等影片。出现了导演李行、演员柯俊雄等电影人才。1955年，台湾制作了第一部闽南语电影《六才子西厢记》，开启了当地闽南语电影的拍摄。20世纪60～70年代，台湾电影事业繁荣。此时期共生产了2951部影片。重要影片有《蚵女》《玉观音》《侠女》《八百壮士》《汪洋中的一条船》《家在台北》《笕桥英烈传》《小城故事》等。新的电影院不断建起，最多时达500多家（1970）。1975年，台湾成立了电影事业发展基金会，为台湾的电影文化发展提供支持。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香港电影业也很红火。永华影业公司、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与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三足鼎立，同时还有新联影业公司、中联电影企业有限公司等进步制片单位。优秀作品有《父母心》《寸草心》《一板之隔》《阿Q正传》《四千金》《江山美人》《珠江泪》等。粤语片是香港最主要的片种，其产量占影片总数的2/3以上。60年代后出现的新型武打片最受青睐，有影响力的作品如《独臂刀》《大醉侠》《唐山大兄》《精武门》《蛇形刁手》《醉拳》等。武侠片导演有胡金铨、张彻等，演员有李小龙、成龙等。李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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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与探索（1949～ ）中的新时期的探索（1977～1999）

1977～1999年间，中国电影在新时期的探索又分为两个阶段：全面探索的浪潮（1977～1989）、在转型和发展中前进（1990～1999）。全面探索的浪潮（1977～1989）  1976年10月，中国电影开始复苏。1979年生产电影50余部，年度中国电影院观众高达293亿人次，创历史最高纪录。1984年，故事片产量达140余部。这个阶段中国电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创作人员的艺术人生观转变为表现个人的经验和思考；电影的美学形态，从戏剧美学电影向多形态、多风格转化；电影的艺术功能，从单一的“政治艺术片”模式，向艺术电影、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实验性电影以及多元交叉电影转化。1979年创作的作品有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曙光》《从奴隶到将军》，歌颂知识分子的影片《李四光》《海外赤子》，反映现实生活的影片《瞧这一家子》《甜蜜的事业》，揭示“文化大革命”伤痕的影片《苦恼人的笑》《泪痕》等。1980年创作的影片有《天云山传奇》《巴山夜雨》《庐山恋》等。由于改革开放，文艺界接触了大量的外国艺术形式，西方电影新奇的外在形式、表现技巧等激发了电影工作者的热情。所以，以人物心理活动为线索的时空交错的剧作结构，幻觉、梦境、升格、降格、定格、黑白片对接、无技巧剪辑、多画面等手法被吸收运用。比如《小花》交叉使用彩色片与黑白片以形成对比，舍弃平铺直叙的方法而大量运用闪回，将回忆的情景展现在现实跟前，使影片显得婀娜多姿；《苦恼人的笑》以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为线索结构全片，大量采用隐喻、象征、幻觉、梦境、荒诞等现代派表现手段，生动形象地展现“文化大革命”期间荒诞的社会情景，表现人物内心的苦痛与挣扎。《小花》剧照20世纪80年代，老一辈导演们不仅超越了传统，也超越了自身。汤晓丹创作了气势磅礴的纪实性故事片《南昌起义》（1981）和《廖仲恺》（1983）。成荫导演的《西安事变》（1981）将复杂纷繁的历史事件梳理得清晰分明。水华导演了富有鲜明民族风格的《伤逝》（1981）。王炎完成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1981）。凌子风改编了多部文学名著：《骆驼祥子》（1982）、《边城》（1984）、《春桃》（1986）、《死水微澜》（1991）。谢铁骊、谢添等也参与了改编作品的创作。在老一辈导演中，谢晋的成就最为突出。他摄制的《天云山传奇》（1981）、《牧马人》（1982）、《芙蓉镇》（1986）等影片，关注社会与历史的重大问题，善于塑造女性形象、表现人性人情。中年导演的作品也很引人注目。1979年，女导演张暖忻与李陀合写的《电影语言的现代化》，是中国电影创新和探索的理论宣言。中年导演的代表作有：张暖忻的《沙鸥》（1981）、《青春祭》（1985）和《北京，你早》（1990）；郑洞天与徐谷明合导的《邻居》（1981），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吴贻弓的《城南旧事》（1982），追求纪实风格，挖掘出平淡的日常生活中的人生意趣和电影境界；胡炳榴的《乡情》（1981）、《乡音》（1983）、《乡民》（1986）三部曲，充满乡土气息和民族特色；王启民、孙羽导演的《人到中年》（1982），概括了新一代知识分子崇高的精神面貌；颜学恕导演的《爱情与遗产》（1980）、《野山》（1985），后者在继承传统与接受电影新技巧的结合上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丁荫楠摄制的《孙中山》（1986），则以独特的构思、恢宏的气势在银幕上再现了重要历史人物的风采；吴天明拍摄的《没有航标的河流》（1982）、《人生》（1984）、《老井》（1987），在国内外获奖；女导演黄蜀芹创作的《人·鬼·情》（1987），解决了电影的纪实性与假定性的关系，把写实与写意、叙事与抒情、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城南旧事》剧照如果说中年导演对于外国电影停留在借鉴的层次上，青年导演则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番大胆的创新。他们把现代电影语言融汇到作品中，一方面开拓了电影的艺术表现力，另一方面对民族文化作了深沉的思考。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陈凯歌的《黄土地》、田壮壮的《猎场札撒》、吴子牛的《喋血黑谷》四部影片，在思想、美学上有共同的追求，体现了青年一代导演崭新的电影观念，标志着他们的崛起。《一个和八个》把战争描写推向后景，着重刻画危急关头人的行为。《喋血黑谷》力求真实地再现抗战期间社会的本来面貌，赋予电影深厚的历史感。《黄土地》的内涵更加厚重，形式更加特别。影片的角色不仅有“人”，还有“黄土地”“黄河”以及看不见的摄影机镜头等“物”，故事也不再是叙事要点，而成了牵引和运载创作者独立思考、情感判断的符号。《猎场札撒》也不同于以前表现草原、蒙古牧民的影片，观众很容易从中体会到导演的独特思考。中国电影各时期的作品具有代际的类似特征，于是“五代导演”的提法就在约定俗成中确定下来。“第一代导演”指张石川、郑正秋等中国电影的开路先锋。“第二代导演”指活跃在20世纪30～40年代的蔡楚生、孙瑜、费穆等一批人。“第三代导演”是崛起于新中国影坛的谢晋、水华、凌子风等导演。“第四代导演”指吴贻弓、吴天明、张暖忻、谢飞等70年代末才获得导演机会的中年人。“第五代导演”即活跃于80年代影坛的年轻导演，他们大多于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不久就有了展露才华的机会。进入21世纪以后，伴随着快速发展的中国电影生产，电影代际特征逐渐消失，中国电影中的新生代和新力量开始出现。成功的探索鼓舞了年轻人旺盛的创作热情。陈凯歌导演了《大阅兵》和《孩子王》，田壮壮导演了《盗马贼》和《摇滚青年》，张军钊拍摄了《加油，中国队》和《弧光》，吴子牛导演了《最后一个冬日》和《阴阳界》等。黄建新导演的《黑炮事件》冷峻幽默，通过知识分子与代表体制的干部、执法人员的较量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进行了客观的解剖。《红高粱》的导演张艺谋是《黄土地》和《大阅兵》的摄影，也是《老井》的摄影和男主角，他在《红高粱》中把镜头对准作为异类的土匪，通过对颠轿、土坡、唢呐等的渲染，颂扬了民族热忱与豪情。《红高粱》剧照20世纪80年代的纪录片、美术片、科教片创作，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纪录片《美的旋律》《老北京的叙说》，美术片《哪吒闹海》《三个和尚》，科教片《生命与蛋白质——人工合成胰岛素》《尼罗罗非鱼》等好评如潮。80年代拍摄娱乐片成为中国电影的潮流之一。继《神秘的大佛》《少林寺》等功夫片后，导演们利用王朔畅销小说的名气，在1988年改编了4部娱乐电影：《顽主》《轮回》《大喘气》《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神鞭》《最后的疯狂》等则把喜剧元素与文化思考、人性分析结合起来，为娱乐片的发展作出了贡献。80年代的电影理论研究逐渐活跃。广大电影学者对文学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电影的本质、特性及其规律，电影观念的发展，电影美学，以及电影如何反映生活、如何建立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如何借鉴现代世界电影理论和技巧等，都进行了讨论，对创作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在转型和发展中前进（1990～1999）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转型，制片业由单一的国家投资，按分配指标计划拍片逐步过渡到国家、民营、独立制片等多元化投资拍片形式共存的格局。美国大片开始进入中国电影市场，对中国民族电影造成一定影响。90年代中国的文化消费内容和形式急剧扩张，电影不再是民众的唯一娱乐方式，观影人次急剧下降。面对中国电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国电影人以创新的勇气和才情应对挑战，为中国电影走向21世纪做了准备。20世纪90年代以来故事电影从总体上看有三大特点：一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起步和辉煌。1987年7月4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成立。1987年的《巍巍昆仑》《彭大将军》和1989年的《开国大典》《百色起义》的上映，标志着集中摄制重大题材影片的起步。90年代为庆祝建党70周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重大题材影片成为亮点，《大决战》《大进军》《大转折》《开天辟地》《长征》等均是这一时期的作品。重大题材影片中还有一类是人物传记片，如《毛泽东和他的儿子》《周恩来》等。此外还摄制了一批颂扬现实生活中英模人物的主旋律作品，如《焦裕禄》《孔繁森》《横空出世》等。这些影片不但记录了发生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塑造了重要的历史人物，还兼具了艺术电影的情感渗透力，形成了独特的品牌风格。二是突出观赏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追求观赏性和娱乐性的影片发展最快。幽默样式的有张建亚的《三毛从军记》《绝境逢生》，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冯小刚的《甲方乙方》《不见不散》等；警匪样式的有黄健中的《龙年警官》；动作样式的有塞夫、麦丽丝的《东归英雄传》，李惠民的《新龙门客栈》，程小东、李惠民的《东方不败》等；民俗样式的有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等；惊险样式的有《紧急迫降》《冲天飞豹》等。对那些按旧思路应该拍成主旋律的题材也大胆地加强了观赏性。比如何群的《烈火金刚》是革命英雄传奇与枪战片的结合，叶大鹰的《红色恋人》是革命历史片与言情片的结合，冯小宁的《红河谷》是爱国主义影片与西部类型片的结合等。这批影片样式和含义大大扩展，在审美、教育、娱乐等功能中，观赏和娱乐得到更多强调，人物形象更丰富，叙事、制作上从低成本、小投入到追求高成本、大投入。《有话好好说》剧照三是审美形态多元化。这个时期的电影创作重在反映当代生活，反映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新人物、新形象方面。比如《生死抉择》是反腐倡廉影片中的佼佼者，在揭露社会矛盾的深刻性和塑造干部形象上都有突破；《过年》《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等，则是以平民化视角表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影片。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界新人辈出。被称为中国电影新生代或“第六代”的管虎、张扬、李欣、姜文等，以自己对电影和人生的独特感悟，导演了一批让人耳目一新的影片，如《阳光灿烂的日子》《爱情麻辣烫》等。从1977年开始，特别是从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电影迎来了发展的良机。这一时期，电影制片厂增加到20多个，新建了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等单位，电影器材、电影胶片完全可以满足放映、制片的需要。电影产量显著提高，1978～1998年，拍摄故事片2500多部，美术片812部，科教片5765部等。同时，在国际上获奖的各类影片达300余部次，在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帝国柏林国际电影节、东京国际电影节等国际最重要的电影节中，中国故事片都获得过最高奖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和香港的电影事业继续平稳发展。80年代初，在电视媒体的冲击下，台湾和香港的电影也先后遭遇了考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危机，并由此引发了新浪潮运动。1979年香港首先迎来了新浪潮运动，涌现出许鞍华的《疯劫》、徐克的《蝶变》、方育平的《父子情》、章国民的《边缘人》等一批作品。台湾的新浪潮从1982年持续到1986年，代表作有《光阴的故事》《儿子的大玩偶》《小毕的故事》《海滩的一天》《老莫的第二个春天》《童年往事》《我这样过了一生》等。新浪潮运动为台湾和香港后来的电影事业培育了新生力量，为华语电影走向融合、迈向世界作了准备。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电影人有：导演侯孝贤、杨德昌、李安、王家卫、吴宇森、关锦鹏等；演员成龙、周润发、张国荣、张曼玉等；编剧吴念真、邱戴安平、张坚庭等。《卧虎藏龙》剧照新浪潮之后，在全球电影市场普遍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台湾和香港的电影不时有佳作问世，如《警察故事》《旺角卡门》《喋血双雄》《悲情城市》《推手》《牯岭街杀人事件》《一一》《卧虎藏龙》《花样年华》等。这些影片类型多样，有武打片、言情片、喜剧片、历史片等；视觉风格突出，明快、凝重、艳丽、朴素等，各具特色；影片功能丰富，既能让人消闲娱乐，带来艺术美的享受，又能给人以思想的启迪。


Instruction: 你是一名百科词条撰写员，请详细解释一下发展与探索（1949～ ）中的改革发展时代（2000～ ），要求表达严谨，内容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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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与探索（1949～ ）中的改革发展时代（2000～ ）

进入21世纪，中国电影业进入了改革发展时代。从2002年起，中国电影改革步伐加速，各类市场主体增多，之后连续14年在产量、票房、综合收入等主要指标上保持快速增长，成为世界上电影业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随着大陆（内地）、香港文化交流的深入，各类电影资源的相互流动、补充和促进，使得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形态十分丰富。如歌颂时代英雄、彰显主旋律的《张思德》《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反映现实生活，艺术上颇有探求的《三峡好人》《刺客聂隐娘》《百鸟朝凤》；借助高科技手段，大幅提升观赏娱乐效果的《英雄》《无极》《美人鱼》等。《英雄》剧照2010年中国全年故事片526部，电影票房突破百亿元。中国电影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呈现出一些重要的变化。伴随着数字化进程，城市影院终端的大幅增长，3D技术升级对影院观影体验的有效提升，以及移动互联网平台的广泛使用，使当代中国的电影创作、市场环境出现了新的变化。青年观众群覆盖面的扩大，中国电影新力量的不断崛起，商业电影的价值取向及以票房取胜的市场倾向，影响到中国电影人对电影的生产、传播及多向度发展等问题的认识。中国电影在持续的市场繁荣和快速提升的同时，创作视野得以拓宽。电影类型化、影像话语和导演个性化诠释等逐渐形成更加多样化的理解和故事策略，电影综合产值、市场占有率、过亿票房、电影数量、观影人次及海外市场票房等各项指标均不断跃进。中国电影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呈现出了多媒体时代的新特征。当代电影如何融会贯通，进一步追求创新实践、直面现实生活、反映时代精神，也开始引起新一代电影人的深入思考。2015年，中国电影市场票房为440.69亿元人民币，其中国产片票房为271.36亿元，占总票房的61.58%，比2014年增加了109.81亿元、增长高达68%，约占北美电影市场票房的60%以上。中国电影票房在本土取得了飞跃式的增长。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电影工作，给予悉心指导和极大关怀，电影业发展显著加快。2014年5月31日，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下发《关于支持电影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推动中国电影繁荣发展。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电影产业促进法》，该法于2017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中国文化立法领域的一个重要成果，对于促进电影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电影创作活跃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彰显中国精神，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出一大批有正能量、有感染力、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优秀作品，如《智取威虎山》《百团大战》《湄公河行动》《老阿姨》《血战湘江》《十八洞村》《战狼2》《红海行动》《地久天长》《流浪地球》等。2019年，中国电影市场保持不断增长的势头，全国票房642.6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4%，其中，国产片份额达64.07%。2020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虽受到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但全年总票房和银幕总数保持全球第一，出现了《夺冠》《长津湖》等有市场反响的重要作品，反映了中国电影持续发展的态势。


Instruction: 请详细论述电视受众的划分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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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受众的划分及特点

根据电视受众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不同，可将电视受众划分为男性受众、女性受众、老年受众、儿童受众、青少年受众、中年受众、不同职业受众以及不同区域受众等。不同的电视受众收看节目的特点不同。男性观众更偏好刺激性、跳跃性的内容，比较关注新闻类、体育类和军事类节目，对影视剧中的枪战、武打类情节感兴趣。女性观众一般对文艺节目、娱乐节目以及电视剧比较偏爱，喜欢感情细腻、情节曲折的内容而往往忽视内容的整体性。老年观众喜欢的节目往往与自己过去的生活相关，具有回忆色彩，对于刺激跳跃的节目内容兴趣较少。儿童观众具有好奇和探秘的心理，容易对动画片、科幻片、武打片以及揭秘自然的内容产生兴趣。青少年受众正处于追求自我发展的人生阶段，对益智、时尚、探险等内容较为热衷。中年受众则希望在电视节目中追求生活意义，找到生活真谛，因此喜欢收看深度解读的内容。总的来说，电视受众都比较关心与自己职业或生活相关的传播内容，并用专业的眼光和参与其中的心理进行审视或比较。根据电视受众的参与范围与程度，可以将电视受众划分为基本受众、参照受众、特约受众、潜在受众、其他受众。基本受众，是指经常收看电视节目的受众，包括国内外受众，面广量大，是电视受众中的主体部分。参照受众，是指在环境因素的影响下而收看电视节目的受众，是电视受众中可以争取的部分。特约受众，是指受电视机构聘请或委托，专门通过收看节目而进行评议、研究的个人或集体。潜在受众，指一时不能或不愿收看电视节目，但经过创设条件或做工作，可以改变为参照受众或基本受众的群体，是受众中的潜在力量。其他受众，指上述四类受众外的特殊受众，包括敌对阵营中肩负特殊任务而收看对方电视节目，并企图达到特殊目的的个人或群体。这些电视受众都是整个广播电视传播活动中客观存在的组成部分，它反映了整个社会系统的组成、结构的客观存在。根据受众不同的收视动机，可将电视受众划分为参与型受众、需要型受众、选择型受众、意见型受众和隔离型受众。参与型受众较多地关注电视和节目的整体情况，既收看自己喜欢的频道与节目，也关注不喜欢的频道与节目。他们的参与意识强，对电视传媒的发展有要求、有想法，愿意对节目的优劣做出评价，给予意见或建议，属于认真且对电视节目充满热情的积极观众。需要型受众往往只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喜欢的频道和节目，以获得满足并积累媒介经验，为下一次选择做准备，是受众类型中接触电视时间最多的群体，也是电视受众的主力阵容。选择型受众与参与型受众有相同之处，都能在短时间内搜寻和判断自己对收看内容的优劣感受，参与意识强。不同的是，他们对媒体的总体发展并没有太多兴趣和热情，只关注自己觉得有必要关注的频道和节目。意见型受众与需要型受众完全相反。他们对节目的要求较高，对内容比较挑剔。他们需要电视，但对电视的认可度和满意度偏低。隔离型受众对电视节目的态度是冷漠而隔离的，这种隔离一部分属于心理隔离，他们对电视节目没有要求或要求低，认为电视无法满足其需求；另一部分则属于身体隔离，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不看电视。根据中国电视收视的三种形态，可以分为有线电视受众、IPTV（交互式网络电视）受众及 OTTTV（互联网电视）受众。有线电视受众指通过电视终端+DVB（数字视频广播）机顶盒收看电视节目的受众。IPTV受众指通过终端电视机+机顶盒进行流媒体接收和解码来观看电视节目的受众。OTTTV受众指通过终端电视机观看公共互联网传输的电视节目的受众。另外，还可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对电视受众进行划分，即根据职业、收入、文化程度等因素。全面而准确地掌握电视受众的构成及其变动，可以使电视传媒从业人员更准确地了解受众的基本情况，通过分析不同群体的共性和个性，有的放矢地制定传播方针，调整传播策略，改进传播内容，从而改善电视节目的传播效果，提升电视传媒的竞争力。

艺术学 影视学 （概念、类型、类别） 中国影视（含港澳台）


Instruction: 我正在写关于电视受众的行为特征的词条，想了解一下背景知识，你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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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受众的行为特征

电视受众的数量庞大、组织无序、成分复杂，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受众群体间有着不同的特点。宏观上受众是一个庞大的集合体，微观上又体现出社会多样性，对电视的需求和心态不同，接收电视信息的行为特征也不同。电视受众的行为特征具体包括：①大多数电视受众的主体意识强烈，是积极主动的信息寻求者，是电视信息传播过程中具有高度自觉性的主人。②以个体身份与动机参与电视传播活动的电视受众，是无组织个体组成的心理群体，一般不依靠外力组织，但由于人口特征、个体差异会自发形成多个同质性或者异质性的群体集合。③电视受众在主动寻求信息的过程中，对电视媒体传播的所有信息是选择性地接触、注意、理解、记忆。选择的标准受其信息环境、文化规范、所处群体等社会因素和受众的价值观、需求、兴趣、情绪等个体因素的影响。④受众接受电视信息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电视节目进行解码的过程，是个人“阅读”“解释”或“赋予”电视节目意义的过程，电视受众的这种信息取向，对电视的传播过程与效果有很大的制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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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ion: 为中国的电视受众写一篇详细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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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电视受众

据CSM媒介研究显示，2020年全国年龄4岁及以上的电视观众规模12.81亿人，全国家庭电视机拥有率为95.7%。广电总局发布的《2020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99.59%，分别比2019年提高了0.25和0.20个百分点。农村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99.45%，比2019年提高了0.26个百分点。农村有线广播电视实际用户数0.71亿，在有线网络未通达的农村地区直播卫星用户1.47亿，同比增长2.80%。全国有线电视实际用户数2.07亿,高清和超高清用户突破1亿，智能终端用户2985万，同比增长25.16%。有线电视双向数字实际用户数9551万，同比增长37.58%，高清超高清视频点播用户3638万，占点播用户的比例达到93.5%。全国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用户超过3亿，互联网电视（OTT）用户9.55亿。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中国电视受众的收视行为也随之发生改变。家庭规模缩小，电视机数量增多，电视的共享性逐渐向个体性转变，家庭收视由“个人决定”的情况突出；“了解新闻资讯”和“休闲娱乐”成为观众收视动机的前两位。在网络电视兴起后，受众在内容选择上的自主度与受-传之间的互动性增强，针对受众的个性化服务增加，受众的电视体验感得到显著提升，使得网络电视受众呈规模化增长。尤其是互联网电视出现后，内容更加丰富，互动性更加强，加之手机、平板、大屏的全平台支持，使互联网电视用户数呈现迅猛增长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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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ion: 你能详细解释一下新媒体环境下电视受众的转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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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体环境下电视受众的转变

传统意义下的电视受众研究，是基于电视媒介的制作、传播、接受等媒介行为对受众产生的各种影响来进行研究的。其最重要的出发点是观察传播效果，并期待通过对受众的分析研究进一步提高传播效果，从而达到传播目的。而在新的电视媒介形态下，电视受众研究在现实传播语境下不断催生新的研究方向，与中国电视传播实务紧密相连。随着新的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并与日常生活相联系，对使用新电视媒介的受众进行深入的专门研究，不仅能帮助新电视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还对处在新媒介迅猛发展下的传统电视媒介的发展有重要的用。随着媒介形态的变化、接受理论的发展，电视受众的角色转变、收视需求、收视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新媒体时代，电视受众的需求不断提高，电视商业属性被高度重视，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等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迅速。媒介融合带来了受众主动性的增强。数字电视的用户可自主选择的空间不断增大；网络或手机用户可以自主决定播放的内容与顺序，这些都是对电视线性传播的突破。电视受众由受教育者、观赏者转变为具有更加自觉的消费者角色。通过电视消费，寻求电视价值带来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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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ion: 为电视学中的形成与发展写一篇详细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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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学中的形成与发展

电视作为20世纪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不但极大拓展了人类获取信息的能力和视野，更深刻改变了人类观察、理解乃至阐释外部世界的方式。1925年10月2日，电视之父英国J.L.贝尔德在自己的实验室中成功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幅黑白电视画面的传输。1936年11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使用贝尔德的240线机械电视系统第一次播出电视与节目。电视的诞生和发展是社会科技进步的结果，其本质在于充分利用前沿技术去尽可能地延伸人类在听觉和视觉领域的认知能力，并给人类带来更为极致的感官享受。互联网的崛起，尤其是基于社交媒体的勃兴，令网络电视、智能电视等更前沿的电视传播技术得以普及。除此之外，虚拟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融合现实技术等新手段的不断革新，也让电视画面更加精彩逼真，为人类观影带来了沉浸式的感官体验。在信息传播领域，根植于电视媒介形态的新闻传播实践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传统，使得信息的传递得以超越文字和抽象概念，以更加直接也更加迅速的视听符号形式完成。在大众艺术与审美领域，早在20世纪60年代不少社会理论家便开始系统阐释电视作为继建筑、雕塑、绘画、舞蹈、音乐、诗歌和电影之后的“第八艺术”的可能，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论述，使得以电视剧为代表的电视艺术样式成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获取审美经验的重要来源。在社会文化领域，电视被普遍视为当代大众文化最主要的载体和媒介之一，围绕着电视的文化影响而展开的讨论从世界上第一座电台诞生之日起便从未停止过。人们对当代社会的文化特征及其背后的社会因素与权力结构的考察，几乎是同电视的发展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媒介现象同步进行的，并且认为在社会和文化的争论中，电视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在欧美国家，并不存在一门边界明确的电视学。从一些知名高等学府的科系设置上看，电视相关专业的命名可谓五花八门：电视新闻、电视传播、电视媒介、电视艺术……直接为电视赋予独立学科地位，将其称为电视学的并不多见。当然，这些科系大多强调对创作与实践技能的培训，因此并不具备完整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框架。不过，将电视赋予其高度自洽的文化地位，并以各类针对电视的专项研究为基础而形成一个相对独立领域的趋势，在欧美国家倒是十分明显，这当然是因为电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便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整个社会的文化结构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20世纪50年代后，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尤其是美国的主流传播学和崛起于20世纪60年代欧洲的文化研究，均对电视强大的文化影响予以密切关注，并产生了一系列具有持续影响力的理论和假说。无论是研究电视传播的短期与长期效果，还是对电视内容的批判性考察，甚或对电视受众做出冷峻客观的评论，无疑都强化了电视作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合法性。因此，从80年代开始，电视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边界渐渐清晰起来。到了90年代中期，英美的一些主流高校开始出现电视研究的专业，如美国的西北大学和英国的伯明翰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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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ion:
请详细解释以下名词：
电视学中的学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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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学中的学科体系

电视学作为新兴学科，它的体系探索主要借鉴了三种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尽可能形成历史与逻辑相互统一、理论与方法较为科学、观念与实践联系紧密的学科体系。这三种理论体系分别是经典大众传播学、媒介社会学、文化研究。①经典大众传播学。以美国为大本营的经典大众传播学理论体系以大众传媒的效果研究为核心议题，着重考察包括电视在内的大众媒体如何通过信息的单向传递实现对受众行为、态度、观念与情感的影响。尽管当下的主流电视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与经典大众传播学的思路有很大的差异，但经典大众传播学的诸多理论首次证明了电视对于受众的生活而言具有显著的文化、社会以及政治意义，为电视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②媒介社会学。与其说媒介社会学是一个传播学或社会学的分支学科，或一个明确的研究领域，不如说它只是一些对媒介现象感兴趣的社会学家的研究工作的松散集合，其内涵通常包括将传播与媒介研究嵌入社会力量的发展动态之中，并全面考察传媒与秩序、冲突、身份、机构、阶层、权威、社区以及权力之间的关系的各类研究。由于电视始终是覆盖面最广、社会影响最大的强势媒体，因此毫无疑问地被纳入了媒介社会学家的考察范畴。电视业普遍奉行的理念和实践乃是特定社会结构的产物，其运作过程在总体上维护着社会的主流价值倾向。③文化研究。尽管文化研究内部派系纷繁、思潮迭起，但研究者们大体秉承着以下的总体思路：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扮演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角色，其运作的目标在于维护既有的社会秩序和特定阶级的利益，而大众可以通过积极主动的文化生产活动与之对抗，在与文化工业的协商乃至妥协中实现对自身的解放。从文化研究诞生之日起，大众媒介尤其是影响力巨大的电视，便成为学者们重要的考察对象。在文化研究的影响下，电视研究将注意力从电视媒介内部转移到电视与它所处的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上，如电视的内容如何塑造了人们对于特定事务的普遍认知，进而维护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合理性。总体而言，电视在文化研究的谱系中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其原因恰恰在于电视在当今人们的日常生活、文化消费以及文化产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居于大众文化生产与流通的核心地带。根据电视学体系的探索，逐渐归纳形成了两大领域三大研究形式的基本模式，它们之间相互作用，整合形成了电视学庞大的研究范畴（详见下图）。电视学研究体系总的来说，电视学一方面是对电视媒介自身的技术和机构特征及其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进行全面的描述，力求深刻地揭示电视媒介的运作方式和发展规律的科学；另一方面，也是力图将电视媒介嵌入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宏观语境中，对其社会影响和文化功效展开深入的剖析和批判性的考察，掌握明辨电视媒介现象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的学科。它力求实现综合性、实践性、人文性和艺术性等多方面的完整统一。

艺术学 影视学 （概念、类型、类别） 中国影视（含港澳台）


Instruction: 我正在写关于中国的电视学的词条，想了解一下背景知识，你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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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电视学

2012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在新版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设置管理规定中，正式决定将沿用多年的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更名为广播电视学专业，这至少意味着该学科以往屈从于新闻学并以新闻实务训练为主要培养方式的思路即将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回归广播电视作为综合性媒介（而不仅仅是新闻媒介）本位的思路。除此之外，在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下面，还设有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与主持艺术两个与广播电视学相关的二级学科。因此，电视学在中国被视为研究电视的性质、功能、节目制作、经营、管理、技术、制作者、受众及社会影响等多方面内容的交叉性学科，它既属于社会人文科学的研究范畴，又具备应用科学的实践性。电视学的研究方法从宏观层面看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是一种哲学层次上的方法论；从中观层面看，作为一门文理交叉的综合性学科，综合运用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符号学、传播学、管理学、经济学、信息科学等方法，以突破学科之间的学术壁垒，用更开放的视野进行研究；从微观层面看，调查法、内容分析法、个案研究法、控制实验法、访谈法、参与观察法等都能为之所用。在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方面，中国自1987年随着电视媒介地位上升并成为主流媒介始，与电视相关的学理建构、理论研究以及电视学作为学科的人才培养探索渐成趋势，并在20世纪90年代经过专家学者的努力，奠定了中国电视学作为一门学科范式的理论基础。中国电视学科建设与研究主要有三大体系：一是（广播）电视史学研究，有《中国广播电视史》《中外广播电视史》《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史》等相关史学专著成果；二是（广播）电视学科教材建设和人才培养建设，有《广播电视学教程》《广播电视新闻学》《中国广播电视学》等相关以学科建设和面向高校电视人才培养而编撰的教材著作；三是（广播）电视专业领域学术理论研究，如《电视艺术学》《电视文化学》《电视批评学》等理论专著。《中国电视》《电视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中国广播影视》等刊物仍在持续刊载电视相关的理论成果，并持续推动电视作为学科的理论延伸与发展。

艺术学 影视学 （概念、类型、类别） 中国影视（含港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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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详细解释以下名词：
设计批评中的主体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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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批评中的主体与标准

设计批评是一种多层次的行为，包括历史的、再创造性的和批判性的批评。在批评主体上，分为设计师、设计批评家、艺术家、公众、官方和客户6种类型；在批评媒介上，分为文字媒介、图像媒介和事件媒介3种形式。设计批评的标准是动态的，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密切关系：①生产方式因素。每个时代的批评家都会根据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生产发展的需要，提出不同的批评标准。②意识形态因素。设计批评标准的形成与意识形态的影响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甚至会产生与设计形式语言自身的发展逻辑相背离的现象。③审美因素。设计批评的标准与审美方式关系密切。审美方式是动态变化的，需要根据时代特征进行考量。④技术创新因素。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形式创新、材料创新、理念创新是设计发展的重要特征，也成为设计批评的重要评判标准。

〔概念术语〕 艺术学 总论 设计学 〔设计理论〕


Instruction: 我想了解一下哲学的基本问题，你能非常详细地介绍一下吗，这样我就不需要再搜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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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的基本问题

哲学的任务在于探究世界最根本、最普遍的规律，它涉足众多的领域，研究自然、社会、人类思维中纷繁的现象和形式，最后的归宿是要探明世界的本原，即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何者为第一性。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以为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那时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既然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这种观念几乎在所有的原始部落中都存在过。同这种原始的灵魂不死观念相伴随的是原始的物活论，即认为万物都有生命和灵魂的观念。哲学基本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这种狭隘而愚昧的观念有关。其所以这样，是因为自从人由自然界分化出来以后，就把自然界即客观物质世界当作自己实践和认识的对象。人和对象化的自然的矛盾是早期人类所要解决的一个主要矛盾。在人和自然的长期斗争中，原始人形成了各种幼稚的关于思维和存在及其相互关系的观念。灵魂不死、物活论是其中之一，由自然力被人格化而形成的原始宗教观念也是其中之一。这是哲学基本问题的史前内容。哲学基本问题以较为清晰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

### 两大派别

哲学基本问题普遍存在于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派别的哲学中，它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各自不同，但可以在基本上分为两类。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两大派别。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结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派别。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有没有第三种回答呢？例如，认为精神和自然界同为本原，是两个平行的本体的。在欧洲哲学史上有这样的典型学说，这就是二元论，它的代表人物为法国的R.笛卡尔。但是，二元论不可能坚持到底，往往以设想一个凌驾于两种平行本原之上的更根本的本原——上帝为结局，实际上仍未能脱出唯心主义的窠臼。笛卡尔哲学的命运就是如此。到了他的后继者N.de马勒伯朗士，干脆取消两个平行的本原，拒绝承认具有广延性的物质实体同思维实体有相互作用，而把神抬到唯一实体、唯一本原的地位。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基本派别体现了两种根本不同的世界观，两条根本不同的认识路线，它们互相对立、互相斗争，这种对立和斗争贯穿哲学史的始终。在斗争中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情形，它们的对立和斗争常常通过十分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泰勒斯是现在公认的西方最早的哲学家，他是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第一个提出世界的“本原”或“始基”问题，明确给出“水是万物的本原”的答案。虽然泰勒斯的解答还很幼稚，但他毕竟不是用神话，而是用自然现象去解释自然，反映了最初的唯物论的世界观。由此可见，唯物主义的思想是人类社会的生产发展和人们对于周围事物认识发展的产物，这种自发形成的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后来在阶级社会中，经过唯物主义哲学家的提高和理论化，发展成为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相反，不论是毕达哥拉斯主张世界本原是“数”，还是爱利亚学派的克塞诺芬尼、巴门尼德、芝诺等人强调的“被思想的东西和思想是同一的”的观念论，他们的思想基础都是理念至上，他们所主张的“理念的世界”形成了最早的唯心论哲学体系。虽然唯心主义的萌芽在原始社会就产生了，但唯心主义作为一种哲学体系，作为一种完整的世界观，则是在阶级社会中形成的。唯心主义有两种基本形式：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认为某一种客观精神或精神的原则先于物质世界并独立于物质世界而存在，是第一性的，物质世界是这种客观精神或精神原则的表现、产物和附属品，因而是第二性的。代表人物有中国的朱熹（“理在气先”）、古希腊的柏拉图（个别事物是观念的“摹本”或“影子”）、德国的G.W.F.黑格尔（自然是绝对理念的外化，社会是绝对精神的体现）等。客观唯心主义把某种精神原则或一般概念绝对化，看成是脱离并先于物质世界和具体事物而客观独立存在的东西，并进一步把它们偶像化或神化。因此，客观唯心主义常常同宗教有密切的联系。主观唯心主义认为个人的精神（心灵、意识、观念、意志等）是世界的本原，是第一性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只存在于个人的心灵之中，或是个人心灵的产物，是第二性的。主观唯心主义否认客观物质世界和客观规律的存在，所以认为人的思想不是外界事物的反映，而是自己的头脑所固有的。代表人物有中国的王守仁（“天下无心外之物”）和英国的G.贝克莱（“存在就是被感知”）等。这种观点最后往往陷入唯我论的绝境，或者转化为客观唯心主义，把某种客观精神或上帝作为自己的膜拜对象。在哲学史上，尽管有的唯心主义哲学包含了相当深刻的内容，反映了人类的抽象思维在某一方面的深入发展，如：中国的程朱理学，某些佛教哲学，古希腊的柏拉图哲学，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莱布尼茨哲学、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等，但是，从总体上说，唯心主义对人周围环境的认识、对人的意识同物质世界关系的认识是错误的。唯物主义哲学形成以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直到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以前，唯物主义经历了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近代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发展阶段。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的第三个历史形态。唯物主义在其发展的某些历史阶段虽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但在总体上，在对人所生活的周围环境以及人的意识同物质世界的关系的认识上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新唯物主义的指向是以改变现存世界为宗旨，强调人通过实践认识揭示自然、认识社会，最终实现人类的解放和自由，所以，有些学者又用实践唯物主义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唯物主义哲学的最初历史形态是朴素唯物主义。恩格斯指出，朴素唯物主义的特征是：试图在某些一定的有形体中，在某些特殊的东西中，寻找具有无限多样的自然现象的统一。如中国西周末年的史伯认为“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管子》书中以精气为构成天地万物的基本元素；古印度奥义书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地、水、风、火，或存在、质料、自然等是世界的根源；古希腊泰勒斯认为，万物由水生成，又复归于水。他们都是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一种或几种具体的、特殊的物质形式。这是由于自然科学不够发展，人们往往用直观的方法观察周围世界的原因造成的。唯物主义的第二个历史形态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后形成的。这种唯物主义的特点是，承认世界是物质的，但却以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由于当时自然科学在个别领域（如力学）的发展，使得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往往用某种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观点来解释整个物质世界。17～18世纪欧洲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典型形式之所以是机械唯物主义，其原因即在于此。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在反对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的斗争中起过积极作用，但同时又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由于东方的印度、中国等国家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封建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较晚，而且后来又先后沦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因而在这些国家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包括哲学）都没有来得及得到充分的发展。尽管这样，在中国近代哲学中仍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某种形态存在。这种唯物主义吸取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知识，同中国的传统哲学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既和西方某些哲学相接近，又有中国自己特色的机械唯物主义。例如，康有为吸取了自然科学的知识，对中国传统哲学中气的范畴做了新说明，把气说成是热、火、电产生的原因；谭嗣同吸收了当时物理学中的一个概念“以太”，用以说明世界的本原，认为世界上各种现象的关联、变化和结合，都是以太的作用；严复则受进化论的影响，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认为宇宙万物都从“质、力相推”中演化而成。这些学说都打上了西方机械唯物主义的烙印。这种唯物主义由于吸收了近代自然科学的知识，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朴素唯物主义，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它没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远没有达到中国封建鼎盛时期的朴素唯物主义具有的那种异采。至于同得到充分发展的西方机械唯物主义相比，就更为逊色。因此，在朴素唯物主义的发展上有很高成就的中国哲学，在近代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发展方面，却缺乏像欧洲近代哲学史上那样的典型代表。而英国的经验主义、法国的唯物主义和德国L.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则构成了欧洲近代哲学史上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几个最重要的流派。英国经验主义的奠基者F.培根认为，世界本质上是物质的，自然中真正存在的东西是按照一定规律活动的单纯个体，它的最小单位是分子。法国的D.狄德罗把统一的物质实体看作一切自然现象的基础。他认为，手风琴是木头做的，人是肉做的，音乐家是一种结构不同的肉做的，可是大家都有着同一的来源，都是属于物质的；P.-H.D.霍尔巴赫把物质理解为通过某种方式作用于我们感官的东西，他指出，物质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宇宙是一切存在物的庞大的结合体，它向人们表明到处都是物质和运动，到处都存在着客观的而不是假想的因果锁链；C.-A.爱尔维修关于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原则论述得并不多，在他看来，自J.洛克以来，这已成为自明的真理，他的哲学重点在于阐明人的认识和外界对象的关系，即人如何通过肉体的感受性感知外物。如上三位是18世纪法国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代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出发点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把自然界视为非发生的、永恒的实体。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基本问题，是划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派别的依据。但是这个问题除了两者谁是第一性的，谁是第二性的，谁决定谁这个方面以外，还有第二个方面，即世界能不能被认识？所有的唯物主义和彻底的唯心主义都主张世界可以被认识，但两者的出发点不同，具体内容也不同。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的，认识是物质现象在人脑中的反映，因而认识能够提供关于世界正确的映象。唯心主义认为，世界是意识的产物，认识世界就是意识自己、认识自己，因此世界也是可以被认识的。另一些哲学派别则认为世界不可能被认识，或者不可能被彻底认识，这在哲学史上被称作不可知论。其中有的派别认为我们的认识不可能超出自己的感觉，因此不但不可能知道外物的本性，而且连外物是否存在也不可能知道，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D.休谟；有的派别则承认外部世界所谓物自体的存在，但认为人们的认识只能达到物自体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现象形态，而永远达不到物自体的本身，这种把现象和本质对立起来，认为现象和本质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的观点，实际上也否认了客观事物的可知性，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I.康德。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的回答，虽然不是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但它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密切相关。因为对第一方面的回答是对第二方面回答的出发点，只有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才可能科学地解决世界的可知性问题；反过来说，也只有坚持世界可知论，才能贯彻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相信人类在无限的发展进程中在不断地接近真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是两条根本对立的哲学路线。对待唯心主义，不能因为它代表了一条错误的哲学路线，就采取一种简单抛弃的态度，要看到它是人类认识的一朵不结果的花，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环节。列宁在谈到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时说：“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中去。”（《哲学笔记》，第364～365页）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唯心主义看成某些哲学家捏造出来的胡说，它是他们在对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最一般规律的探讨过程中，把认识的一个片断、碎片、小段夸大的结果。唯心主义在这种认识的片断、碎片、小段中，常常包含着许多有价值的、深刻的思想。不能因为唯心主义在螺旋式的认识曲线的终端发生了变形，而否认它在这条曲线的某个环节上有合理因素，否认这种因素在人类哲学思维的发展中有积极作用。恩格斯指出，在古希腊人和我们之间存在着2000多年的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问题决不在于简单地抛弃这2000多年的全部思想内容，而是要批判它，要从这个暂时的形式中，剥取那在错误的、但为时代和发展过程所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形式中获得的成果。在哲学思想发展的过程中，除了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之外，同时还交织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矛盾。这一矛盾围绕着世界是否运动这一问题而形成。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有关于世界如江河一样奔流不息的辩证观点，也有飞鸟之影未尝动的形而上学观点。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认为一切皆流动，一切皆变，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爱利亚的芝诺却提出“飞矢不动”的命题，反映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对立的动静观。世界是静止的还是运动的？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虽表现形式不同，但也贯穿于整个哲学史。在哲学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哲学家在回答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之后，还要回答世界是静止的，还是运动变化的。一个哲学家的辩证法或形而上学思想总是包含在他的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体系之中，而不是游离于他的体系之外，是受他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答复制约的；反过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能影响一个哲学家是否坚持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立场。在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两对矛盾形成一种十分交错复杂的情景。辩证法既存在于唯物主义体系中，也存在于唯心主义体系中；形而上学也是如此。在同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中，既有辩证法也有形而上学的情形也不少见。因此，历史上有些哲学家很难归为唯物论哲学家或唯心论哲学家，因为他们的思想在不同时期、对待不同问题会有不同的表述，但只要他们的思想符合历史发展方向、推动了人类哲学思维的进步，他们就应该受到我们的尊重。

### 哲学的特点

哲学的基本问题表明了哲学研究的对象及哲学自身的概括性、系统性和抽象性，也决定了哲学的其他一些特点。哲学与经济有联系，并且往往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反映经济基础。哲学是世界观的理论形式，同时又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哲学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并为它服务，这一点是哲学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诸如政治法律观点、艺术、道德等相同的地方。哲学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的地方在于，哲学离经济基础较远，是属于恩格斯所说的“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因此，它不像有的社会意识形态，如政治法律观点，离经济基础那样近，受经济基础的制约那样明显，而是经过一系列中介，通过许多折光间接地反映经济基础。常常有这样的情形，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政治法律上层建筑即跟着发生重大变革，而哲学这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却非常缓慢。也常常有这样的情形，经济和政治的变革还没有发生，哲学的变革却先行，这是因为哲学的变革促进了人的思想解放，振奋了人的精神，从而为经济和政治的变革开辟了道路。比起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哲学对经济基础具有较明显的相对独立性。在阶级社会里，哲学具有阶级性，但却通过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对世界上各种根本问题的看法也就不同，哲学思想的根本方向决定于它所从属的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哲学的阶级性。无视哲学的阶级性，看不到不同阶级在哲学上的对立和斗争，把阶级分析的方法排除在哲学史的研究之外是错误的。但是，不论是哪个阶级的哲学家，他的阶级立场、政治态度往往是通过对抽象的哲学问题的阐述，通过对自然界、社会、人类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阐述，间接地、曲折地表达出来的，那种对一个哲学家的学说不进行具体分析而采取简单化的贴标签方法也是不正确的。哲学的发展具有自身的连续性。哲学不仅与当时的经济有密切联系，而且也是时代的精神和历史的产物。任何一种哲学总是要继承前人的思想，继承前人哲学思维的遗产。对哲学产生影响的不仅有当前的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而且还有哲学本身的思想渊源。哲学上的物质、精神、存在、思维、主体、客体、经验、理性、时间、空间、自由、必然等等概念的形成，是人类多少年来哲学思维发展的成果，不是哪一个时代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产物。一部哲学史不能简单地看成一部经济史和一部阶级斗争史的翻版。在哲学发展过程中，除了要看到经济必然性的作用和阶级斗争的影响外，不能忽视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的理论形式本身所固有的规律。此外，政治法律观点、艺术、道德、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对哲学也都有一定的影响。

### 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及其自身的分化

哲学的发展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水平的提高和文化的变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此，决不能把哲学的发展简单地归结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恩格斯指出：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在唯物主义者那里，这已经是一目了然的了，而唯心主义体系也愈来愈加进了唯物主义的内容，力图用泛神论的观点来调和精神和物质的对立。历史上的各种哲学学派、学说虽然呈现出一种纷繁复杂的局面，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虽各有其兴衰隆替的历史，但是哲学作为人类的一种认识成果，从总体上说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进步的。这种进步的一个表现就是随着各种知识的分化，哲学从原来知识总汇的形态，逐渐演变成为以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规律为对象的学问，从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种分化大大促进了哲学作为世界观理论体系的发展。在这方面，欧洲哲学发展的历史比较典型。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虽然有的哲学家把哲学当作研究世界本原的学问，称之为“第一哲学”，但由于当时知识没有分化，哲学和许多具体知识掺杂在一起，哲学更多地被人们当作知识的总汇，因此人们还不可能对客观世界和人的意识进行深入的哲学思索。在中世纪时，神学占了统治地位，各种学科都成了神学的侍婢，哲学也沦为神学的附庸。它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成了证明上帝存在的工具。哲学处在这种地位不但没有发展的余地，而且出现了暂时的倒退。这种状况只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才有了根本改变。这一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地理的发现，自然科学有了很大进步，天文学、力学、航海技术等等尤为突出。自然科学的基本方法是观察和实验，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日益需要有一种新的知识基础。自然科学必须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才能适应新的形势。这种分化既有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有利于哲学的发展。到这个时候，欧洲的哲学才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历史舞台上。哲学尽管发展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但作为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总结和概括，它与自然科学仍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发展往往植根于自然科学的长足进步，如果不吸取自然科学的成果，哲学这一门最抽象、最概括的学问就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近现代的哲学发展史尤其说明了这一点。反之，自然科学的发展也离不开哲学。从古迄今，没有哪一种科学知识体系不是实际上以某种哲学为指导的，也没有哪一个科学家不是实际上具有某种哲学信仰的，所不同的仅仅表现在自觉的程度上。哲学作为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的理论形式，对各门具体科学均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这是哲学所特有的社会功能，是任何其他科学不能代替的。伴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哲学的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出现了若干新的门类和分支。在古代的哲学中，认识论问题一般地说不占重要位置，而在近代，认识论在许多哲学体系中却处于一个突出的地位，在有的哲学体系中甚至处于中心地位。近代认识论的发展不仅是哲学思维本身发展的一个成果，而且也是社会实践和自然科学发展的结果。除认识论外，伦理学、美学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也远非古代可比。在古代，伦理学和美学的问题是和哲学问题混杂在一起的，而在近代，伦理学和美学则有了区别于哲学的自己的独立对象。如果说逻辑学以真为对象，伦理学则以善为对象，而美学则以美为对象。伦理学和美学的发展，不仅是哲学思维发展的结果，而且同社会实践、同道德和艺术这些社会意识形式的发展分不开。另外，在古代作为哲学组成部分的逻辑，在近代，越来越形式化和符号化，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20世纪后，一些学者开始致力于自然科学和人类思维形式中辩证法的研究，在哲学研究的领域又出现科技哲学和逻辑学的分支学科，其中比较突出的，有数学哲学、心智哲学、大数据与认识论、人工智能与认识论、模态逻辑、数理逻辑、语义逻辑等，此外，还出现了以实践为目的的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管理哲学、生态哲学等分支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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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的基本问题中的两大派别

哲学基本问题普遍存在于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派别的哲学中，它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各自不同，但可以在基本上分为两类。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两大派别。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结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派别。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有没有第三种回答呢？例如，认为精神和自然界同为本原，是两个平行的本体的。在欧洲哲学史上有这样的典型学说，这就是二元论，它的代表人物为法国的R.笛卡尔。但是，二元论不可能坚持到底，往往以设想一个凌驾于两种平行本原之上的更根本的本原——上帝为结局，实际上仍未能脱出唯心主义的窠臼。笛卡尔哲学的命运就是如此。到了他的后继者N.de马勒伯朗士，干脆取消两个平行的本原，拒绝承认具有广延性的物质实体同思维实体有相互作用，而把神抬到唯一实体、唯一本原的地位。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基本派别体现了两种根本不同的世界观，两条根本不同的认识路线，它们互相对立、互相斗争，这种对立和斗争贯穿哲学史的始终。在斗争中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情形，它们的对立和斗争常常通过十分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泰勒斯是现在公认的西方最早的哲学家，他是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第一个提出世界的“本原”或“始基”问题，明确给出“水是万物的本原”的答案。虽然泰勒斯的解答还很幼稚，但他毕竟不是用神话，而是用自然现象去解释自然，反映了最初的唯物论的世界观。由此可见，唯物主义的思想是人类社会的生产发展和人们对于周围事物认识发展的产物，这种自发形成的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后来在阶级社会中，经过唯物主义哲学家的提高和理论化，发展成为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相反，不论是毕达哥拉斯主张世界本原是“数”，还是爱利亚学派的克塞诺芬尼、巴门尼德、芝诺等人强调的“被思想的东西和思想是同一的”的观念论，他们的思想基础都是理念至上，他们所主张的“理念的世界”形成了最早的唯心论哲学体系。虽然唯心主义的萌芽在原始社会就产生了，但唯心主义作为一种哲学体系，作为一种完整的世界观，则是在阶级社会中形成的。唯心主义有两种基本形式：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认为某一种客观精神或精神的原则先于物质世界并独立于物质世界而存在，是第一性的，物质世界是这种客观精神或精神原则的表现、产物和附属品，因而是第二性的。代表人物有中国的朱熹（“理在气先”）、古希腊的柏拉图（个别事物是观念的“摹本”或“影子”）、德国的G.W.F.黑格尔（自然是绝对理念的外化，社会是绝对精神的体现）等。客观唯心主义把某种精神原则或一般概念绝对化，看成是脱离并先于物质世界和具体事物而客观独立存在的东西，并进一步把它们偶像化或神化。因此，客观唯心主义常常同宗教有密切的联系。主观唯心主义认为个人的精神（心灵、意识、观念、意志等）是世界的本原，是第一性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只存在于个人的心灵之中，或是个人心灵的产物，是第二性的。主观唯心主义否认客观物质世界和客观规律的存在，所以认为人的思想不是外界事物的反映，而是自己的头脑所固有的。代表人物有中国的王守仁（“天下无心外之物”）和英国的G.贝克莱（“存在就是被感知”）等。这种观点最后往往陷入唯我论的绝境，或者转化为客观唯心主义，把某种客观精神或上帝作为自己的膜拜对象。在哲学史上，尽管有的唯心主义哲学包含了相当深刻的内容，反映了人类的抽象思维在某一方面的深入发展，如：中国的程朱理学，某些佛教哲学，古希腊的柏拉图哲学，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莱布尼茨哲学、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等，但是，从总体上说，唯心主义对人周围环境的认识、对人的意识同物质世界关系的认识是错误的。唯物主义哲学形成以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直到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以前，唯物主义经历了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近代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发展阶段。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的第三个历史形态。唯物主义在其发展的某些历史阶段虽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但在总体上，在对人所生活的周围环境以及人的意识同物质世界的关系的认识上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新唯物主义的指向是以改变现存世界为宗旨，强调人通过实践认识揭示自然、认识社会，最终实现人类的解放和自由，所以，有些学者又用实践唯物主义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唯物主义哲学的最初历史形态是朴素唯物主义。恩格斯指出，朴素唯物主义的特征是：试图在某些一定的有形体中，在某些特殊的东西中，寻找具有无限多样的自然现象的统一。如中国西周末年的史伯认为“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管子》书中以精气为构成天地万物的基本元素；古印度奥义书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地、水、风、火，或存在、质料、自然等是世界的根源；古希腊泰勒斯认为，万物由水生成，又复归于水。他们都是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一种或几种具体的、特殊的物质形式。这是由于自然科学不够发展，人们往往用直观的方法观察周围世界的原因造成的。唯物主义的第二个历史形态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后形成的。这种唯物主义的特点是，承认世界是物质的，但却以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由于当时自然科学在个别领域（如力学）的发展，使得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往往用某种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观点来解释整个物质世界。17～18世纪欧洲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典型形式之所以是机械唯物主义，其原因即在于此。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在反对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的斗争中起过积极作用，但同时又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由于东方的印度、中国等国家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封建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较晚，而且后来又先后沦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因而在这些国家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包括哲学）都没有来得及得到充分的发展。尽管这样，在中国近代哲学中仍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某种形态存在。这种唯物主义吸取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知识，同中国的传统哲学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既和西方某些哲学相接近，又有中国自己特色的机械唯物主义。例如，康有为吸取了自然科学的知识，对中国传统哲学中气的范畴做了新说明，把气说成是热、火、电产生的原因；谭嗣同吸收了当时物理学中的一个概念“以太”，用以说明世界的本原，认为世界上各种现象的关联、变化和结合，都是以太的作用；严复则受进化论的影响，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认为宇宙万物都从“质、力相推”中演化而成。这些学说都打上了西方机械唯物主义的烙印。这种唯物主义由于吸收了近代自然科学的知识，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朴素唯物主义，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它没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远没有达到中国封建鼎盛时期的朴素唯物主义具有的那种异采。至于同得到充分发展的西方机械唯物主义相比，就更为逊色。因此，在朴素唯物主义的发展上有很高成就的中国哲学，在近代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发展方面，却缺乏像欧洲近代哲学史上那样的典型代表。而英国的经验主义、法国的唯物主义和德国L.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则构成了欧洲近代哲学史上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几个最重要的流派。英国经验主义的奠基者F.培根认为，世界本质上是物质的，自然中真正存在的东西是按照一定规律活动的单纯个体，它的最小单位是分子。法国的D.狄德罗把统一的物质实体看作一切自然现象的基础。他认为，手风琴是木头做的，人是肉做的，音乐家是一种结构不同的肉做的，可是大家都有着同一的来源，都是属于物质的；P.-H.D.霍尔巴赫把物质理解为通过某种方式作用于我们感官的东西，他指出，物质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宇宙是一切存在物的庞大的结合体，它向人们表明到处都是物质和运动，到处都存在着客观的而不是假想的因果锁链；C.-A.爱尔维修关于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原则论述得并不多，在他看来，自J.洛克以来，这已成为自明的真理，他的哲学重点在于阐明人的认识和外界对象的关系，即人如何通过肉体的感受性感知外物。如上三位是18世纪法国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代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出发点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把自然界视为非发生的、永恒的实体。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基本问题，是划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派别的依据。但是这个问题除了两者谁是第一性的，谁是第二性的，谁决定谁这个方面以外，还有第二个方面，即世界能不能被认识？所有的唯物主义和彻底的唯心主义都主张世界可以被认识，但两者的出发点不同，具体内容也不同。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的，认识是物质现象在人脑中的反映，因而认识能够提供关于世界正确的映象。唯心主义认为，世界是意识的产物，认识世界就是意识自己、认识自己，因此世界也是可以被认识的。另一些哲学派别则认为世界不可能被认识，或者不可能被彻底认识，这在哲学史上被称作不可知论。其中有的派别认为我们的认识不可能超出自己的感觉，因此不但不可能知道外物的本性，而且连外物是否存在也不可能知道，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D.休谟；有的派别则承认外部世界所谓物自体的存在，但认为人们的认识只能达到物自体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现象形态，而永远达不到物自体的本身，这种把现象和本质对立起来，认为现象和本质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的观点，实际上也否认了客观事物的可知性，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I.康德。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的回答，虽然不是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但它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密切相关。因为对第一方面的回答是对第二方面回答的出发点，只有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才可能科学地解决世界的可知性问题；反过来说，也只有坚持世界可知论，才能贯彻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相信人类在无限的发展进程中在不断地接近真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是两条根本对立的哲学路线。对待唯心主义，不能因为它代表了一条错误的哲学路线，就采取一种简单抛弃的态度，要看到它是人类认识的一朵不结果的花，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环节。列宁在谈到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时说：“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中去。”（《哲学笔记》，第364～365页）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唯心主义看成某些哲学家捏造出来的胡说，它是他们在对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最一般规律的探讨过程中，把认识的一个片断、碎片、小段夸大的结果。唯心主义在这种认识的片断、碎片、小段中，常常包含着许多有价值的、深刻的思想。不能因为唯心主义在螺旋式的认识曲线的终端发生了变形，而否认它在这条曲线的某个环节上有合理因素，否认这种因素在人类哲学思维的发展中有积极作用。恩格斯指出，在古希腊人和我们之间存在着2000多年的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问题决不在于简单地抛弃这2000多年的全部思想内容，而是要批判它，要从这个暂时的形式中，剥取那在错误的、但为时代和发展过程所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形式中获得的成果。在哲学思想发展的过程中，除了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之外，同时还交织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矛盾。这一矛盾围绕着世界是否运动这一问题而形成。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有关于世界如江河一样奔流不息的辩证观点，也有飞鸟之影未尝动的形而上学观点。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认为一切皆流动，一切皆变，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爱利亚的芝诺却提出“飞矢不动”的命题，反映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对立的动静观。世界是静止的还是运动的？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虽表现形式不同，但也贯穿于整个哲学史。在哲学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哲学家在回答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之后，还要回答世界是静止的，还是运动变化的。一个哲学家的辩证法或形而上学思想总是包含在他的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体系之中，而不是游离于他的体系之外，是受他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答复制约的；反过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能影响一个哲学家是否坚持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立场。在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两对矛盾形成一种十分交错复杂的情景。辩证法既存在于唯物主义体系中，也存在于唯心主义体系中；形而上学也是如此。在同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中，既有辩证法也有形而上学的情形也不少见。因此，历史上有些哲学家很难归为唯物论哲学家或唯心论哲学家，因为他们的思想在不同时期、对待不同问题会有不同的表述，但只要他们的思想符合历史发展方向、推动了人类哲学思维的进步，他们就应该受到我们的尊重。


Instruction: 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中的哲学的特点写一篇详细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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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的基本问题中的哲学的特点

哲学的基本问题表明了哲学研究的对象及哲学自身的概括性、系统性和抽象性，也决定了哲学的其他一些特点。哲学与经济有联系，并且往往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反映经济基础。哲学是世界观的理论形式，同时又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哲学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并为它服务，这一点是哲学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诸如政治法律观点、艺术、道德等相同的地方。哲学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的地方在于，哲学离经济基础较远，是属于恩格斯所说的“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因此，它不像有的社会意识形态，如政治法律观点，离经济基础那样近，受经济基础的制约那样明显，而是经过一系列中介，通过许多折光间接地反映经济基础。常常有这样的情形，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政治法律上层建筑即跟着发生重大变革，而哲学这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却非常缓慢。也常常有这样的情形，经济和政治的变革还没有发生，哲学的变革却先行，这是因为哲学的变革促进了人的思想解放，振奋了人的精神，从而为经济和政治的变革开辟了道路。比起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哲学对经济基础具有较明显的相对独立性。在阶级社会里，哲学具有阶级性，但却通过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对世界上各种根本问题的看法也就不同，哲学思想的根本方向决定于它所从属的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哲学的阶级性。无视哲学的阶级性，看不到不同阶级在哲学上的对立和斗争，把阶级分析的方法排除在哲学史的研究之外是错误的。但是，不论是哪个阶级的哲学家，他的阶级立场、政治态度往往是通过对抽象的哲学问题的阐述，通过对自然界、社会、人类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阐述，间接地、曲折地表达出来的，那种对一个哲学家的学说不进行具体分析而采取简单化的贴标签方法也是不正确的。哲学的发展具有自身的连续性。哲学不仅与当时的经济有密切联系，而且也是时代的精神和历史的产物。任何一种哲学总是要继承前人的思想，继承前人哲学思维的遗产。对哲学产生影响的不仅有当前的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而且还有哲学本身的思想渊源。哲学上的物质、精神、存在、思维、主体、客体、经验、理性、时间、空间、自由、必然等等概念的形成，是人类多少年来哲学思维发展的成果，不是哪一个时代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产物。一部哲学史不能简单地看成一部经济史和一部阶级斗争史的翻版。在哲学发展过程中，除了要看到经济必然性的作用和阶级斗争的影响外，不能忽视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的理论形式本身所固有的规律。此外，政治法律观点、艺术、道德、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对哲学也都有一定的影响。


Instruction: 我正在写关于哲学的基本问题中的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及其自身的分化的词条，想了解一下背景知识，你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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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的基本问题中的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及其自身的分化

哲学的发展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水平的提高和文化的变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此，决不能把哲学的发展简单地归结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恩格斯指出：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在唯物主义者那里，这已经是一目了然的了，而唯心主义体系也愈来愈加进了唯物主义的内容，力图用泛神论的观点来调和精神和物质的对立。历史上的各种哲学学派、学说虽然呈现出一种纷繁复杂的局面，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虽各有其兴衰隆替的历史，但是哲学作为人类的一种认识成果，从总体上说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进步的。这种进步的一个表现就是随着各种知识的分化，哲学从原来知识总汇的形态，逐渐演变成为以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规律为对象的学问，从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种分化大大促进了哲学作为世界观理论体系的发展。在这方面，欧洲哲学发展的历史比较典型。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虽然有的哲学家把哲学当作研究世界本原的学问，称之为“第一哲学”，但由于当时知识没有分化，哲学和许多具体知识掺杂在一起，哲学更多地被人们当作知识的总汇，因此人们还不可能对客观世界和人的意识进行深入的哲学思索。在中世纪时，神学占了统治地位，各种学科都成了神学的侍婢，哲学也沦为神学的附庸。它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成了证明上帝存在的工具。哲学处在这种地位不但没有发展的余地，而且出现了暂时的倒退。这种状况只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才有了根本改变。这一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地理的发现，自然科学有了很大进步，天文学、力学、航海技术等等尤为突出。自然科学的基本方法是观察和实验，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日益需要有一种新的知识基础。自然科学必须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才能适应新的形势。这种分化既有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有利于哲学的发展。到这个时候，欧洲的哲学才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历史舞台上。哲学尽管发展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但作为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总结和概括，它与自然科学仍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发展往往植根于自然科学的长足进步，如果不吸取自然科学的成果，哲学这一门最抽象、最概括的学问就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近现代的哲学发展史尤其说明了这一点。反之，自然科学的发展也离不开哲学。从古迄今，没有哪一种科学知识体系不是实际上以某种哲学为指导的，也没有哪一个科学家不是实际上具有某种哲学信仰的，所不同的仅仅表现在自觉的程度上。哲学作为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的理论形式，对各门具体科学均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这是哲学所特有的社会功能，是任何其他科学不能代替的。伴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哲学的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出现了若干新的门类和分支。在古代的哲学中，认识论问题一般地说不占重要位置，而在近代，认识论在许多哲学体系中却处于一个突出的地位，在有的哲学体系中甚至处于中心地位。近代认识论的发展不仅是哲学思维本身发展的一个成果，而且也是社会实践和自然科学发展的结果。除认识论外，伦理学、美学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也远非古代可比。在古代，伦理学和美学的问题是和哲学问题混杂在一起的，而在近代，伦理学和美学则有了区别于哲学的自己的独立对象。如果说逻辑学以真为对象，伦理学则以善为对象，而美学则以美为对象。伦理学和美学的发展，不仅是哲学思维发展的结果，而且同社会实践、同道德和艺术这些社会意识形式的发展分不开。另外，在古代作为哲学组成部分的逻辑，在近代，越来越形式化和符号化，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20世纪后，一些学者开始致力于自然科学和人类思维形式中辩证法的研究，在哲学研究的领域又出现科技哲学和逻辑学的分支学科，其中比较突出的，有数学哲学、心智哲学、大数据与认识论、人工智能与认识论、模态逻辑、数理逻辑、语义逻辑等，此外，还出现了以实践为目的的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管理哲学、生态哲学等分支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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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详细解释以下名词：
哲学的三大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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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的三大传统

正像整个人类文明的摇篮是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南亚的恒河流域、西亚的两河流域和东亚的黄河流域一样，哲学的最早发源地也是在古代的东方。埃及、巴比伦，特别是印度和中国是闪烁着人类最早哲学智慧之光的国家。古代东方有过灿烂的经济发展的历史。古代东方国家的农业、水利灌溉事业、建筑业的发展不但造就了一个物质文明繁荣的时期，而且也促进了科学的发展，特别是数学和天文学的发展，使人类在实践基础上对自然界的认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与此同时，人类对于社会现象也获得了一定的知识。在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积累和系统化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类的一般抽象思维能力开始发展成为哲学的思考。稍晚于东方但是很早也产生了哲学思维，且以其哲学思考持续久远、影响广泛而著称于世的是古希腊。尤其是近代以来，西方科学技术的领先，经济、政治势力的强势，致使以希腊哲学为本原的西方哲学成为世界各国哲学的参照系，希腊哲学因此又被称为“哲学的摇篮”。发源于古希腊盛行于欧洲的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并称为世界的三大哲学传统。

### 中国哲学

根据可考的文字材料，在中国的奴隶制社会里，哲学思想的出现可以上溯到殷代（约前16～前11世纪）。殷人早期的哲学思想和占卜巫术结合在一起。卜是一种灼龟甲算卦的方法。刻在这种龟甲以及兽骨上的文字即甲骨文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的内容大多为殷人占卜记录，故称卜辞。从卜辞看，殷人的最高神为“帝”或“上帝”。殷人对帝以及自己的先王、旧臣等鬼神十分虔信。在他们看来，诸凡生产的丰歉、征战的胜败、筑城的得失、诸事的顺逆，都取决于帝及鬼神的意志。从殷墟发掘出来的10万多片甲骨文看，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但鬼神思想还不是殷人唯一的思想。《礼记·表记》谈到殷人思想时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可见，除了鬼神思想以外，还有“礼”的思想。殷人所说的礼和对于上帝以及宗祖神的祭祀是分不开的。卜辞中的礼字作“豐”，又作“”，据中国近代学者王国维考证，是双玉盛在器皿中之意，是殷人的祭祀仪式。但殷人的礼同时兼具祭祀仪式和伦理规范的双重含义。另据《尚书·盘庚》载，殷人除了礼的思想外还有“德”的思想。如说：“非予自荒兹德”“予亦不敢动用非德”“式敷民德，永肩一心”。据《释名·释言语》说：“德，得也，得事宜也。”又据《说文》：“‘惪'（即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在这里，德不仅是一个伦理范畴，而且已是一种朴素的对人生的哲学思索了。在中国早期哲学思想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载于《易经》中的八卦观念。《易经》的原始八卦：乾（呏，象天）、坤（咓，象地）、震（匲，象雷）、巽（匤，象风）、坎（剄，象水）、离（匢，象火）、艮（剨，象山）、兑(剒，象泽)，可能形成于殷周之际。《易传·系辞下》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其中的庖牺氏是传说中的人物，但这段话却道出了八卦产生的现实基础。它是人们长期观察各种自然现象所形成的一种观念。八卦包含四对矛盾，最基本的是天和地的矛盾，其次则是雷和风、火和水、山和泽的矛盾。这里不但包含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而且包含了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至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前221），中国哲学逐渐成形，产生了诸子百家之说，出现了哲学思想的繁盛时期。之后，秦统一中国，汉代儒家学说占据了统治地位，印度佛教的传入，中国佛教哲学和道教哲学先后产生，各种哲学思潮相互斗争又彼此吸收，起伏张弛，这就为后来的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对周边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宋明时期的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国出现了儒学的鼎盛期，形成了所谓“东亚儒学文化圈”。及至明末清初，伴随着西方文明的强大，西方学术开始进入中国，开始了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1890年，黄遵宪受日本学者的影响，向国内介绍日本大学学科的设置，专门提到“哲学”，1899年谭嗣同在《清议报》上发表《仁学》一文，开始应用“哲学”一词，梁启超在解说西方文化多篇文章中，经常使用“哲学”这个词。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鉴于社会上已经广泛采用“哲学”这个新概念，才放弃包含经学和文学的“国学科”，开始建立“哲学门”。1913年民国政府正式确定中国大学哲学系的课程设置，其后中国其他大学也开始设立哲学系，或者开设哲学课程。3000年来，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先后研讨过世界本原、天人关系、名实关系、形神关系、知行关系、动静关系、古今之变等问题。

#### 古今之变

在中国哲学史上，关于历史变迁的问题有3种不同的观点：历史退化论、历史循环论、历史进化论。春秋末期的老子推崇太古的原始社会，认为人类文明是人类失去素朴本性的原由，提倡返归素朴、退回到结绳记事的时代。战国时期的邹衍提出五德终始说，认为历史朝代是按照水、火、木、金、土5种德性相生相克的原则，周而复始，不断更替的。先秦的法家一般都承认历史的变迁，韩非提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政见，主张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实行不同的治国方策。汉代的王充明确提出历史进化的观点，认为今胜于古，汉高于周，反对复古。至宋代，朱熹和陈亮曾就三代与汉唐的评价问题进行过一场辩论，朱熹推崇夏、商、周三代，卑视汉唐，认为秦汉以后“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于天地之间”，持历史退化论的观点；陈亮则认为“汉唐之君，本领非不宏大开阔，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中国哲学史中还广泛地论及历史变迁的原因。春秋以前以天命史观为基本形式，认为天降生了下民，又授命君主管理人世，君主能否“顺天应人”，是社会治乱兴衰的原因。这种思想影响深远，西汉的董仲舒把它进一步系统化，将王朝更替、社会变迁的原因归结为天意，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唐代柳宗元提出“势”的范畴，认为历史沿革的原因在于社会自身存在的必然趋势，否认圣人和上天的决定作用。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发挥了柳宗元的思想，认为历史发展趋势中有其内在的规律“理”，“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理、势一致，决定着历史的变化。

### 印度哲学

印度最早的哲学思想主要见之于古老的宗教历史文献“吠陀”。“吠陀”产生于公元前20世纪左右，中国古代音译有毗陀、韦陀、围陀、薜陀、吠陀等，意译有明论、知论等，原意是知识，特别是指宗教的知识。吠陀中最古老的一部分是对神的颂歌和祷文，被称为“吠陀本集”。吠陀本集共有4种，即《梨俱吠陀》《夜柔吠陀》《娑摩吠陀》和《阿闼婆吠陀》。吠陀本集中有大量神话。其中夹杂着一些对世界形成的合理猜测。有些颂歌宣称，世界由水、火、风构成；也有的认为世界由非存在（无）、原人、太一、气息、思维等创生。这些都表达了对世界本原的探索，显现了古印度人最初的哲学思想。广义的吠陀还包括较晚出的梵书、森林书和奥义书。其中的奥义书虽然产生于宗教意识形态，但在很多方面已开始摆脱宗教神话的内容，以思维论证的方式来探讨人的本质、宇宙的根源、人和精神世界的关系、死后的命运等带有哲学意义的问题。例如探讨所谓宇宙灵魂“梵”和个体灵魂“我”的关系，并提出“梵我不二”这一原始的哲学本体论命题。之后，婆罗门教以吠陀为根本经典，进一步发展了吠陀中的各种哲学倾向；顺世论、佛教、耆那教和生活派等不承认吠陀的权威，并且各自提出了不同的哲学观点。

#### 生活派哲学

生活派是和佛教同时同地区发展起来的一个宗教派别，中国旧称之为邪命外道，据传创始人是末伽梨·拘舍罗。该教认为宇宙和万物都是由灵魂、地、水、火、风、虚空、得、失、苦、乐、生、死等12个原素构成的。地、水、火、风是纯粹的物质，虚空是其他原素存在的场所，苦、乐、生、死是独立的精神原素，各种原素按照机械的自然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并受命定的支配。在命定的锁链中人的意志是无能为力的。生活派认为一切定合都有其自性，否定事物以外的其他原因。该派在印度次大陆一直流传至14世纪才消亡。

### 西方哲学

古希腊历来被认为是欧洲文明的摇篮，也是欧洲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故乡。古希腊哲学的最早流派米利都学派约产生于公元前7世纪或前6世纪，在此之前，古希腊哲学也有一个漫长的孕育时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古希腊哲学产生的前提是古希腊神话。古希腊神话包括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部分。在最古老的神话中，讲到了天地的开辟、众神的诞生、人类的起源等等。在古希腊人的想象中，神和人是同形同性的，神具有人的形象和人的感情。神和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是永生不死的，他们比人更高大、更有力量，而且主宰着人间的祸福和命运。奥林匹斯山的12个主要的神实际上就是自然力的化身。至于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如柏修斯、海格立斯、提修斯等等，都是神和人所生的半人半神。他们的经历、事迹虽然很离奇，却反映出古代希腊人在同自然力量的长期斗争中所作出的光辉业绩。可见，古希腊神话是当时的历史现实在人们头脑中特殊的、形象化的反映。古希腊神话在荷马著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史诗以及赫西俄德所编的《神谱》中保存得很完整。荷马的两部史诗对古希腊文化影响很大，《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实际上是一种集体创作。荷马史诗最初出现在什么时候已经无从查考，现存的形式是庇西特拉图带给雅典的，他在公元前560至前527年（包括间断期）执政，所以是公元前6世纪的作品。荷马史诗初胚的形成期要早得多。赫西俄德为公元前8世纪希腊诗人，他的《神谱》描绘了一个诸神的谱系。它用传统的神话作思索的基础，通过对诸神产生原因的探究，曲折地表达了对万物起源进行解释的愿望。在希腊的神话中，关于奥尔弗斯的传说对后世希腊哲学有相当影响。相传他是色雷斯王奥依罗的儿子，懂音乐。后世以神秘的创世说附会之，形成教派流行于希腊世界。奥尔弗斯教义认为，现世生活充满痛苦和无聊，人被束缚在一个轮子上，永无休止地在生死循环里转动。唯有靠生命的净化，靠一切苦行，才能免于轮回，达到与神相通、合一。信奉奥尔弗斯教义的人时时追求一种所谓神我合一的狂喜迷醉的状态，他们相信以这种方式可以获得其他方式所不能达到的神秘知识。这种神秘的成分随着毕达哥拉斯进入古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哲学，又从柏拉图进入后来大部分多少带有宗教性质的哲学。古希腊的哲学思想虽然以神话和传说为前提，但神话和传说中的神和半人半神的英雄都是现世人的投影。有的学者在谈到古希腊神话中的神的特点时指出：大多数民族的神都自命曾经创造过世界，奥林匹斯的神并不自命如此。他们所做的主要是征服世界。这正是古希腊神话中可贵的地方，是通过神话的形式反映出古希腊人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西方哲学从神话中脱胎而出之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之前，大约经历了古希腊罗马哲学、中世纪哲学和近代哲学3个时期。

#### 近代哲学

西方近代哲学是伴随着人类的自我觉醒而形成的。这个时期，人们的思想从宗教的彼岸世界返回到尘世，从而发现了自然，也发现了人自身，开始追求知识，渴望个人自由。15～17世纪初是西方近代哲学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中心是人和自然，形成了人文主义和自然哲学两股互相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的思潮。人文主义主张以人为中心，一切为了人的利益，反对灵魂不朽之说和禁欲主义。自然哲学的代表人物一般都主张用经验观察的科学方法代替经院哲学的推演方法。意大利的B.特莱西奥认为，物质是永恒的，热和冷的对立作用是物质运动的原因；G.布鲁诺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太阳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自然界即是神，它由单子构成。单子是物质和精神、质料和形式的统一体。自然哲学的代表人物中不少人是自然科学家，他们的科学研究往往与魔术、炼金术、占星术混在一起，使他们的哲学思想带上了不少想象和虚构的成分。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是西方近代哲学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哲学的注意力集中在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关系方面，形成了经验论和唯理论两个派别。以F.培根和J.洛克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经验论认为，后天获得的对外部世界的感觉是认识的来源，感觉是可靠的。培根承认自然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能动的、多样的，认为掌握知识的目的是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知识就是力量；洛克认为心灵是一块“白板”，观念是外界事物在白板上留下痕迹的产物。以B.斯宾诺莎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唯理论认为，认识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但是只有理性才能把握它，感觉经验不可靠。斯宾诺莎把自然界视为唯一的“实体”，认为思维及广延是统一的唯一实体的两种属性，个别事物是实体的变形，只有通过理性把握了唯一的实体，才能认识个别事物。以R.笛卡尔和G.W.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唯理论认为，只有在一个完全清楚明白无可怀疑的公理的基础上，经过理性认识能力进行清楚明白、准确无误的推理，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笛卡尔提出了“天赋观念”说，认为人的理性认识能力是天赋的，不证自明的第一公理也是人生固有的、天赋的。不过，他除了承认精神实体独立存在外，还承认独立存在的物质实体，并把这两个相对的独立的实体统一于一个绝对的实体“上帝”；莱布尼茨进一步发展了笛卡尔的思想，认为一切观念都是天赋的，但起初是作为倾向、禀赋、习性或自然的潜能存在于人们心中，须经加工才真正显现出来。以G.贝克莱和D.休谟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经验论认为“存在就是被感知”。贝克莱断定世界上除了感知的精神实体和被感知的知觉之外，什么也没有；休谟则进一步认为真实存在的只有知觉，经验由知觉构成，知觉以外的东西都是不可知的。18世纪，除了存在唯理论和经验论的争论外，对西方哲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的还有一批法国启蒙思想家和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从西方近代哲学第二阶段总体来看，带有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特色。从18世纪末的康德哲学起，西方近代哲学进入第三阶段，哲学史上称之为“德国古典哲学”，主要代表有I.康德、J.G.费希特、F.W.J.von谢林、G.W.F.黑格尔和L.费尔巴哈。前四人力求在克服机械性、形而上学性的前提下，把世界统一在思维的基础上，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精神的。精神、自我、主体在他们的哲学中占据中心地位。康德承认在人们的感觉经验之外存在一个“物自体”，它是感觉经验的来源，但却永远不能被认识。物自体的刺激使人产生感觉经验，然后认识主体的感性、知性分别与时空、12范畴等认识的先天形式相结合，整理感觉经验材料，以达到对现象的系统认识；理性是处于知性之上的最高一级的综合能力，它要求认识世界的本质，但却永远达不到目的。如果理性把相对的现象绝对化，自以为已经把握了全部的真理，就必然陷于假象。费希特则取消了康德的“物自体”，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自我”创造的，主体“自我”创造了客体“非我”，又对“自我”和“非我”加以限制和分割，实现自我与非我的统一。谢林创立了同一哲学，认为客体和主体、自然和精神、存在和思维是哲学的两个领域，表面相反，实则同一，都是浑然一体的无差别的“绝对同一”的不同阶段。黑格尔把整个世界视为“绝对理念”自身演化的过程，认为绝对理念自身包含着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它们的对立统一使绝对理念自身沿着正、反、合三段论的模式进行着概念的演化，以至使绝对理念外化为自然界，并且进一步演绎出具有自我认识能力的人类和人类社会。人类的认识由认识自然界，逐渐向认识自己和认识意识自身发展，最后达到绝对理念的完全自我认识，整个世界便又回归到了绝对理念自身。德国古典哲学影响较大的最后一位哲学家费尔巴哈，批评黑格尔的哲学是“思辨神学”。他认为自然界是唯一实在的，除了自然界和人之外，再没有其他东西。神和上帝是人自我异化的产物，是人创造了神和上帝，不是神和上帝创造了人。自然界产生了人，人及其思维器官都是自然界的产物，离开了自然界，思维便不能存在，不是精神产生自然，而是自然产生了精神。不过费尔巴哈在抛弃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同时，连同黑格尔的辩证法也一起抛弃了。在世界哲学发展的历史中具有一定影响的哲学系统，还有朝鲜哲学、日本哲学、巴基斯坦哲学、斯里兰卡哲学、越南哲学、伊朗哲学、阿拉伯哲学、俄罗斯及其他地区的一些哲学。它们或多或少都受了三大哲学传统的影响，但又具有各自哲学思维方式的特点。其中，阿拉伯哲学在中世纪起到了向西欧传播古希腊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媒介作用，它对亚里士多德哲学在欧洲的复兴发挥了重大作用，成为世界哲学发展史中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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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的三大传统中的中国哲学

根据可考的文字材料，在中国的奴隶制社会里，哲学思想的出现可以上溯到殷代（约前16～前11世纪）。殷人早期的哲学思想和占卜巫术结合在一起。卜是一种灼龟甲算卦的方法。刻在这种龟甲以及兽骨上的文字即甲骨文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的内容大多为殷人占卜记录，故称卜辞。从卜辞看，殷人的最高神为“帝”或“上帝”。殷人对帝以及自己的先王、旧臣等鬼神十分虔信。在他们看来，诸凡生产的丰歉、征战的胜败、筑城的得失、诸事的顺逆，都取决于帝及鬼神的意志。从殷墟发掘出来的10万多片甲骨文看，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但鬼神思想还不是殷人唯一的思想。《礼记·表记》谈到殷人思想时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可见，除了鬼神思想以外，还有“礼”的思想。殷人所说的礼和对于上帝以及宗祖神的祭祀是分不开的。卜辞中的礼字作“豐”，又作“”，据中国近代学者王国维考证，是双玉盛在器皿中之意，是殷人的祭祀仪式。但殷人的礼同时兼具祭祀仪式和伦理规范的双重含义。另据《尚书·盘庚》载，殷人除了礼的思想外还有“德”的思想。如说：“非予自荒兹德”“予亦不敢动用非德”“式敷民德，永肩一心”。据《释名·释言语》说：“德，得也，得事宜也。”又据《说文》：“‘惪'（即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在这里，德不仅是一个伦理范畴，而且已是一种朴素的对人生的哲学思索了。在中国早期哲学思想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载于《易经》中的八卦观念。《易经》的原始八卦：乾（呏，象天）、坤（咓，象地）、震（匲，象雷）、巽（匤，象风）、坎（剄，象水）、离（匢，象火）、艮（剨，象山）、兑(剒，象泽)，可能形成于殷周之际。《易传·系辞下》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其中的庖牺氏是传说中的人物，但这段话却道出了八卦产生的现实基础。它是人们长期观察各种自然现象所形成的一种观念。八卦包含四对矛盾，最基本的是天和地的矛盾，其次则是雷和风、火和水、山和泽的矛盾。这里不但包含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而且包含了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至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前221），中国哲学逐渐成形，产生了诸子百家之说，出现了哲学思想的繁盛时期。之后，秦统一中国，汉代儒家学说占据了统治地位，印度佛教的传入，中国佛教哲学和道教哲学先后产生，各种哲学思潮相互斗争又彼此吸收，起伏张弛，这就为后来的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对周边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宋明时期的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国出现了儒学的鼎盛期，形成了所谓“东亚儒学文化圈”。及至明末清初，伴随着西方文明的强大，西方学术开始进入中国，开始了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1890年，黄遵宪受日本学者的影响，向国内介绍日本大学学科的设置，专门提到“哲学”，1899年谭嗣同在《清议报》上发表《仁学》一文，开始应用“哲学”一词，梁启超在解说西方文化多篇文章中，经常使用“哲学”这个词。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鉴于社会上已经广泛采用“哲学”这个新概念，才放弃包含经学和文学的“国学科”，开始建立“哲学门”。1913年民国政府正式确定中国大学哲学系的课程设置，其后中国其他大学也开始设立哲学系，或者开设哲学课程。3000年来，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先后研讨过世界本原、天人关系、名实关系、形神关系、知行关系、动静关系、古今之变等问题。

### 古今之变

在中国哲学史上，关于历史变迁的问题有3种不同的观点：历史退化论、历史循环论、历史进化论。春秋末期的老子推崇太古的原始社会，认为人类文明是人类失去素朴本性的原由，提倡返归素朴、退回到结绳记事的时代。战国时期的邹衍提出五德终始说，认为历史朝代是按照水、火、木、金、土5种德性相生相克的原则，周而复始，不断更替的。先秦的法家一般都承认历史的变迁，韩非提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政见，主张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实行不同的治国方策。汉代的王充明确提出历史进化的观点，认为今胜于古，汉高于周，反对复古。至宋代，朱熹和陈亮曾就三代与汉唐的评价问题进行过一场辩论，朱熹推崇夏、商、周三代，卑视汉唐，认为秦汉以后“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于天地之间”，持历史退化论的观点；陈亮则认为“汉唐之君，本领非不宏大开阔，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中国哲学史中还广泛地论及历史变迁的原因。春秋以前以天命史观为基本形式，认为天降生了下民，又授命君主管理人世，君主能否“顺天应人”，是社会治乱兴衰的原因。这种思想影响深远，西汉的董仲舒把它进一步系统化，将王朝更替、社会变迁的原因归结为天意，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唐代柳宗元提出“势”的范畴，认为历史沿革的原因在于社会自身存在的必然趋势，否认圣人和上天的决定作用。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发挥了柳宗元的思想，认为历史发展趋势中有其内在的规律“理”，“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理、势一致，决定着历史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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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的三大传统中的印度哲学

印度最早的哲学思想主要见之于古老的宗教历史文献“吠陀”。“吠陀”产生于公元前20世纪左右，中国古代音译有毗陀、韦陀、围陀、薜陀、吠陀等，意译有明论、知论等，原意是知识，特别是指宗教的知识。吠陀中最古老的一部分是对神的颂歌和祷文，被称为“吠陀本集”。吠陀本集共有4种，即《梨俱吠陀》《夜柔吠陀》《娑摩吠陀》和《阿闼婆吠陀》。吠陀本集中有大量神话。其中夹杂着一些对世界形成的合理猜测。有些颂歌宣称，世界由水、火、风构成；也有的认为世界由非存在（无）、原人、太一、气息、思维等创生。这些都表达了对世界本原的探索，显现了古印度人最初的哲学思想。广义的吠陀还包括较晚出的梵书、森林书和奥义书。其中的奥义书虽然产生于宗教意识形态，但在很多方面已开始摆脱宗教神话的内容，以思维论证的方式来探讨人的本质、宇宙的根源、人和精神世界的关系、死后的命运等带有哲学意义的问题。例如探讨所谓宇宙灵魂“梵”和个体灵魂“我”的关系，并提出“梵我不二”这一原始的哲学本体论命题。之后，婆罗门教以吠陀为根本经典，进一步发展了吠陀中的各种哲学倾向；顺世论、佛教、耆那教和生活派等不承认吠陀的权威，并且各自提出了不同的哲学观点。

### 生活派哲学

生活派是和佛教同时同地区发展起来的一个宗教派别，中国旧称之为邪命外道，据传创始人是末伽梨·拘舍罗。该教认为宇宙和万物都是由灵魂、地、水、火、风、虚空、得、失、苦、乐、生、死等12个原素构成的。地、水、火、风是纯粹的物质，虚空是其他原素存在的场所，苦、乐、生、死是独立的精神原素，各种原素按照机械的自然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并受命定的支配。在命定的锁链中人的意志是无能为力的。生活派认为一切定合都有其自性，否定事物以外的其他原因。该派在印度次大陆一直流传至14世纪才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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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的三大传统中的西方哲学

古希腊历来被认为是欧洲文明的摇篮，也是欧洲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故乡。古希腊哲学的最早流派米利都学派约产生于公元前7世纪或前6世纪，在此之前，古希腊哲学也有一个漫长的孕育时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古希腊哲学产生的前提是古希腊神话。古希腊神话包括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部分。在最古老的神话中，讲到了天地的开辟、众神的诞生、人类的起源等等。在古希腊人的想象中，神和人是同形同性的，神具有人的形象和人的感情。神和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是永生不死的，他们比人更高大、更有力量，而且主宰着人间的祸福和命运。奥林匹斯山的12个主要的神实际上就是自然力的化身。至于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如柏修斯、海格立斯、提修斯等等，都是神和人所生的半人半神。他们的经历、事迹虽然很离奇，却反映出古代希腊人在同自然力量的长期斗争中所作出的光辉业绩。可见，古希腊神话是当时的历史现实在人们头脑中特殊的、形象化的反映。古希腊神话在荷马著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史诗以及赫西俄德所编的《神谱》中保存得很完整。荷马的两部史诗对古希腊文化影响很大，《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实际上是一种集体创作。荷马史诗最初出现在什么时候已经无从查考，现存的形式是庇西特拉图带给雅典的，他在公元前560至前527年（包括间断期）执政，所以是公元前6世纪的作品。荷马史诗初胚的形成期要早得多。赫西俄德为公元前8世纪希腊诗人，他的《神谱》描绘了一个诸神的谱系。它用传统的神话作思索的基础，通过对诸神产生原因的探究，曲折地表达了对万物起源进行解释的愿望。在希腊的神话中，关于奥尔弗斯的传说对后世希腊哲学有相当影响。相传他是色雷斯王奥依罗的儿子，懂音乐。后世以神秘的创世说附会之，形成教派流行于希腊世界。奥尔弗斯教义认为，现世生活充满痛苦和无聊，人被束缚在一个轮子上，永无休止地在生死循环里转动。唯有靠生命的净化，靠一切苦行，才能免于轮回，达到与神相通、合一。信奉奥尔弗斯教义的人时时追求一种所谓神我合一的狂喜迷醉的状态，他们相信以这种方式可以获得其他方式所不能达到的神秘知识。这种神秘的成分随着毕达哥拉斯进入古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哲学，又从柏拉图进入后来大部分多少带有宗教性质的哲学。古希腊的哲学思想虽然以神话和传说为前提，但神话和传说中的神和半人半神的英雄都是现世人的投影。有的学者在谈到古希腊神话中的神的特点时指出：大多数民族的神都自命曾经创造过世界，奥林匹斯的神并不自命如此。他们所做的主要是征服世界。这正是古希腊神话中可贵的地方，是通过神话的形式反映出古希腊人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西方哲学从神话中脱胎而出之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之前，大约经历了古希腊罗马哲学、中世纪哲学和近代哲学3个时期。

### 近代哲学

西方近代哲学是伴随着人类的自我觉醒而形成的。这个时期，人们的思想从宗教的彼岸世界返回到尘世，从而发现了自然，也发现了人自身，开始追求知识，渴望个人自由。15～17世纪初是西方近代哲学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中心是人和自然，形成了人文主义和自然哲学两股互相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的思潮。人文主义主张以人为中心，一切为了人的利益，反对灵魂不朽之说和禁欲主义。自然哲学的代表人物一般都主张用经验观察的科学方法代替经院哲学的推演方法。意大利的B.特莱西奥认为，物质是永恒的，热和冷的对立作用是物质运动的原因；G.布鲁诺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太阳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自然界即是神，它由单子构成。单子是物质和精神、质料和形式的统一体。自然哲学的代表人物中不少人是自然科学家，他们的科学研究往往与魔术、炼金术、占星术混在一起，使他们的哲学思想带上了不少想象和虚构的成分。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是西方近代哲学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哲学的注意力集中在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关系方面，形成了经验论和唯理论两个派别。以F.培根和J.洛克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经验论认为，后天获得的对外部世界的感觉是认识的来源，感觉是可靠的。培根承认自然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能动的、多样的，认为掌握知识的目的是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知识就是力量；洛克认为心灵是一块“白板”，观念是外界事物在白板上留下痕迹的产物。以B.斯宾诺莎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唯理论认为，认识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但是只有理性才能把握它，感觉经验不可靠。斯宾诺莎把自然界视为唯一的“实体”，认为思维及广延是统一的唯一实体的两种属性，个别事物是实体的变形，只有通过理性把握了唯一的实体，才能认识个别事物。以R.笛卡尔和G.W.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唯理论认为，只有在一个完全清楚明白无可怀疑的公理的基础上，经过理性认识能力进行清楚明白、准确无误的推理，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笛卡尔提出了“天赋观念”说，认为人的理性认识能力是天赋的，不证自明的第一公理也是人生固有的、天赋的。不过，他除了承认精神实体独立存在外，还承认独立存在的物质实体，并把这两个相对的独立的实体统一于一个绝对的实体“上帝”；莱布尼茨进一步发展了笛卡尔的思想，认为一切观念都是天赋的，但起初是作为倾向、禀赋、习性或自然的潜能存在于人们心中，须经加工才真正显现出来。以G.贝克莱和D.休谟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经验论认为“存在就是被感知”。贝克莱断定世界上除了感知的精神实体和被感知的知觉之外，什么也没有；休谟则进一步认为真实存在的只有知觉，经验由知觉构成，知觉以外的东西都是不可知的。18世纪，除了存在唯理论和经验论的争论外，对西方哲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的还有一批法国启蒙思想家和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从西方近代哲学第二阶段总体来看，带有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特色。从18世纪末的康德哲学起，西方近代哲学进入第三阶段，哲学史上称之为“德国古典哲学”，主要代表有I.康德、J.G.费希特、F.W.J.von谢林、G.W.F.黑格尔和L.费尔巴哈。前四人力求在克服机械性、形而上学性的前提下，把世界统一在思维的基础上，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精神的。精神、自我、主体在他们的哲学中占据中心地位。康德承认在人们的感觉经验之外存在一个“物自体”，它是感觉经验的来源，但却永远不能被认识。物自体的刺激使人产生感觉经验，然后认识主体的感性、知性分别与时空、12范畴等认识的先天形式相结合，整理感觉经验材料，以达到对现象的系统认识；理性是处于知性之上的最高一级的综合能力，它要求认识世界的本质，但却永远达不到目的。如果理性把相对的现象绝对化，自以为已经把握了全部的真理，就必然陷于假象。费希特则取消了康德的“物自体”，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自我”创造的，主体“自我”创造了客体“非我”，又对“自我”和“非我”加以限制和分割，实现自我与非我的统一。谢林创立了同一哲学，认为客体和主体、自然和精神、存在和思维是哲学的两个领域，表面相反，实则同一，都是浑然一体的无差别的“绝对同一”的不同阶段。黑格尔把整个世界视为“绝对理念”自身演化的过程，认为绝对理念自身包含着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它们的对立统一使绝对理念自身沿着正、反、合三段论的模式进行着概念的演化，以至使绝对理念外化为自然界，并且进一步演绎出具有自我认识能力的人类和人类社会。人类的认识由认识自然界，逐渐向认识自己和认识意识自身发展，最后达到绝对理念的完全自我认识，整个世界便又回归到了绝对理念自身。德国古典哲学影响较大的最后一位哲学家费尔巴哈，批评黑格尔的哲学是“思辨神学”。他认为自然界是唯一实在的，除了自然界和人之外，再没有其他东西。神和上帝是人自我异化的产物，是人创造了神和上帝，不是神和上帝创造了人。自然界产生了人，人及其思维器官都是自然界的产物，离开了自然界，思维便不能存在，不是精神产生自然，而是自然产生了精神。不过费尔巴哈在抛弃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同时，连同黑格尔的辩证法也一起抛弃了。在世界哲学发展的历史中具有一定影响的哲学系统，还有朝鲜哲学、日本哲学、巴基斯坦哲学、斯里兰卡哲学、越南哲学、伊朗哲学、阿拉伯哲学、俄罗斯及其他地区的一些哲学。它们或多或少都受了三大哲学传统的影响，但又具有各自哲学思维方式的特点。其中，阿拉伯哲学在中世纪起到了向西欧传播古希腊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媒介作用，它对亚里士多德哲学在欧洲的复兴发挥了重大作用，成为世界哲学发展史中的重要环节。


Instruction: 你能详细解释一下哲学的根本变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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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的根本变革

西方近代哲学的发展归根结底是由于工业和自然科学的推动。但是，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以前，近代哲学又有其明显的局限性。由于那时的科学成就还不能给世界发展的全貌提供一幅完整的图画，因此，以认识世界的总体作为自己任务的哲学，即使是唯物主义的哲学，也不可能完全依靠科学的成果来实现这一任务。为着描绘世界的全体，那时哲学家必须在许多方面，凭借某种逻辑方法，甚至某种想象来进行推演，以补科学材料的不足。这些哲学往往企图站在科学之上，独立地创造一个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他们中间有的人就把这种哲学叫做“科学的科学”或“知识的知识”，他们认为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应该、而且已经穷尽了世界的一切知识，他们往往把自己的体系看成人类认识发展的顶峰。实际上，这样的体系虽然也对当时的科学成就有所概括，但又包含着大量主观臆测的成分，其中虽不乏天才的思想，但又包含着许多不科学的，甚至荒谬的因素。西方近代哲学具有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它是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反映了人类对世界上许多根本性问题认识的深化，另一方面又带有那个时代所固有的弱点和局限。历史的发展要求有一种崭新的哲学产生，这种哲学能够继承以往人类哲学思维的宝贵遗产，能够吸取当代科学的各种优秀成果，能够体现一种新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并把人类的哲学思维大大推向前进。这个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现代哲学产生的标志，实现了哲学史上的根本变革。

### 变革的背景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当时欧洲的许多国家进入了资本主义的较高发展阶段。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孕育了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无产阶级，从此无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18世纪的无产阶级仍是一个自在的阶级，它所进行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活动尚处在自发的状态。到了19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无产阶级已逐步成长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它所进行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活动已成了一种自觉的活动。这一时期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宪章运动、里昂起义以及西里西亚起义，震撼了资产阶级的统治，表现出无产阶级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然而，无产阶级要真正认清历史的必然，真正懂得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需要有一种科学的理论作指导。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正是顺应无产阶级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总结，而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它又是无产阶级运动进一步发展的指针。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不仅是先进的无产阶级的理论思维，而且也是科学的理论思维。它继承和发展了几千年来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特别是继承和发展了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30～40年代丰硕的科学成果。从文艺复兴至18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在这一时期，一方面漫长黑暗的基督教的中世纪宣告结束，人类的智慧从神学的羁绊下得到解放，科学、文化、艺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另一方面，长时期的神学统治，使得许多知识部门残缺不全，许多工作必须从头做起。因此，自然科学此时主要处于一种分门别类地搜集材料的阶段，还谈不上系统整理，更谈不上理论概括。这种情形给当时的理论思维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当时在自然科学界占统治地位的理论思维是形而上学。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这个时代的特征是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总观点，这个总观点的中心是自然界绝对不变的见解，认为不管自然界本身是怎样产生的，只要它一旦存在，那么在它存在的时候始终就是这样。同在时间上发展着的人类历史相反，自然界的历史被认为只是在空间中扩张，自然界的任何变化、任何发展都被否定了。开始时充满革命精神的自然科学，突然以十分保守的姿态站在自然界面前，这样一种僵化的理论思维以为，在这个自然界中，今天的一切都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样，而且直到世界末日或万古永世，一切都将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样。这样的一种理论思维成了钳制人们头脑的新的禁锢。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这种僵化的自然观连连遭到自然科学新发现的冲击，在这个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的是康德。1755年，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出版，它科学地论证了地球和整个太阳系是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逐渐生成的东西。接着，地质学的发现，证明不同层次的地层是经历了漫长的地质年代而逐步形成的；同时，从一部分地球上已经绝种的动植物化石中看到，它们也曾经有过自己的生存历史。到了19世纪，自然科学又有了新的发展。这时不只力学和数学，其他许多重要部门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也都取得了不少进展。自然科学以分门别类搜集材料为主的阶段宣告结束，开始进入系统整理和进行理论概括的阶段。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自然科学最突出的成就是细胞学说的确立、能量守恒和能量转化规律的发现以及进化论的新发展。这三大科学发现对那种僵化的自然观是沉重的打击。在这种打击面前，形而上学的阵线开始崩溃，而人们对自然界各种现象之间存在着辩证的联系以及每一现象都有它的发展历史这一点有了深刻印象。三大科学发现以及这一时期其他的科学成就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当经验的自然科学积累了大量实证的知识材料，从而为一种崭新的哲学思维的形成开辟道路之际，社会科学领域也结束了多年来的沉寂局面，出现不少新突破。走在前面的是经济学。17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新的一页，随着机器工业的出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的古典经济学，从18世纪开始日益以成熟的形态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亚当·斯密和D.李嘉图的经济学说，在经济思想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亚当·斯密第一次提出任何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国民财富的源泉的观点。他说的国民财富就是指商品。他的这个观点实际上是说劳动创造了各种商品。他认为商品有一定的劳动量的价值，正因为这样，人们可以用它交换含有同量劳动价值的物品。这个理论是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中最有价值的内容。虽然这个理论还不完善，还掺杂着不少谬误，但它为人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商品和商品生产，打开了思路。李嘉图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学说，并把它向前推进一步。他明确地提出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原理，认为商品的价值只能用生产这一商品所消耗的劳动来测定，这不仅包括生产该商品时直接耗费的劳动，还包括生产该商品时所耗费的生产资料和原料的价值。这两种耗费的不同在于，直接耗费的劳动能够创造新价值，而生产资料、原料的价值只能是一种转移，它本身并不创造新价值。李嘉图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未能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他的理论观点也有不少错误，但他的学说进一步引起人们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思索。这一时期在历史科学领域也打破了多年来对历史事件就事论事进行描述的传统，有了一定的创新。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以至在历史领域要想抹煞、掩盖这种斗争的存在已成为不可能。19世纪历史科学的新成果就是一批历史学家带来的新观点，即他们在描述历史事件时第一次引进了阶级斗争的概念，这些历史学家主要是法国复辟时期的F.P.G.基佐、F.A.M.米涅、A.梯也尔等人。尽管他们对阶级的起源、阶级的实质、阶级斗争的起因以及阶级斗争的最终结局还缺乏科学的分析，但毕竟在正确认识历史现象方面跨出了重要的一步。社会主义学说的新发展是这一时期社会科学方面的又一成果。自从T.莫尔于1516年发表《乌托邦》、T.康帕内拉于1623年发表《太阳城》以来，经过了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这期间资本主义腐朽、黑暗的一面日益暴露，大大增加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厌恶和对于一种新的、理想社会的憧憬，于是到了18世纪和19世纪初出现了以H.圣西门、C.傅立叶和R.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和莫尔、康帕内拉不同，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和抨击要深刻得多，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要具体得多。由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他们把社会主义看成人类理性的产物，认为只要通过宣传、说服和某种示范，使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合理性，那么一切人，包括王公贵族都会接受社会主义。因此，他们排斥革命，排斥暴力，拒不承认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而把希望寄托在人们的理性、良知，特别是上层人物的理性、良知上面。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存在颇多谬误，在实践上亦陷于失败，但它却引起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价值的怀疑，打破了资本主义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永恒王国的神话。在哲学方面，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的30年代是德国古典哲学向胜利进军的年代。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中最早的辩证法大师，而黑格尔则是德国古典哲学中辩证法的集大成者。黑格尔的庞大哲学体系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展现了整个世界辩证发展的图景。黑格尔的学说曾经风靡一时，很多哲学家曾经集结在黑格尔的旗帜下，但是由于黑格尔哲学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导致了黑格尔学派的解体。从黑格尔的信徒中分化出了一些黑格尔学说的批判者，费尔巴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有很大影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来源。以上所有这些社会科学的成就，对于崭新世界观的形成都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哲学作为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总结和概括，是整个时代的智慧的结晶，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这样一种智慧的结晶，是当时的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在这样一个历史时代，自然科学的成就已经能够用确证可靠的知识为人们描绘出关于自然界发展的全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和社会科学的成果，则能够使人们从纷繁错综的历史现象中理出一条发展的线索；人们已经有可能在多少世代的智慧积累的基础上，在新的社会实践和科学成果的基础上，认清自然界、社会、人类思维的最一般发展规律。而这样的规律果真被发现出来了。

### 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特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基本观点是：世界是物质的；精神现象是物质的派生物并反映着物质；物质世界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中；作为物质的反映的人的认识也处在运动、变化中；认识的源泉、认识发展的基础是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实践；物质的总体是无始无终的，但物质存在的每一具体形态是有始有终的，即有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物质的运动有一定的规律，每一种具体的物质运动形态有其固有的特殊规律，各类物质运动形态又有共同的一般规律；和自然现象一样，人类社会也有其客观的发展规律；在社会发展中同样不是精神的因素决定物质的因素，而是物质的因素决定精神的因素，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物质动因是生产方式的变革，这种变革引起社会的一系列其他变革，使社会从一种形态过渡到另一种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起以往的哲学有着鲜明的阶级性、实践性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和以往的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充满了革命批判精神，这种精神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身，植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即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根本思想，就是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前进的发展，不管一切表面的偶然性，也不管一切暂时的倒退，终究会给自己开辟出道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0页）。在唯物辩证法的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这一理论不但冲破了多少年来有很大影响的形而上学观点的束缚，而且也摆脱了各种唯心辩证法特别是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的局限。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不同，不仅在于前者的根基是唯物主义，后者的根基是唯心主义，而且还在于前者的辩证法是彻底的，它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而后者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它保留了对某种绝对状态的承认。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种半途而废的辩证法，他所说的绝对理念的发展不是一个无限向上的发展过程，不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无限的圆圈，而是某种封闭的体系。承认不承认一切哲学，包括自己的哲学在内，都不是终极真理，而只是为真理开辟了道路；承认不承认自己的理论和学说需要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黑格尔哲学的一个原则区别。黑格尔哲学虽然对辩证法的论述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并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但是黑格尔哲学在本质上不能说是革命的、批判的。他的辩证法本质上具有革命精神，但常常受到保守的黑格尔体系的窒息。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革命的、批判的哲学，它不但以革命的、批判的精神对待一切客观事物，同时也以这种精神对待一切理论和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正是基于这种革命的、批判的精神，马克思、恩格斯一生反对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反对对一切已丧失生命力的旧事物采取妥协态度，在变革已成为必要时，竭力支持这种变革。也正是基于这种革命的、批判的精神，马克思、恩格斯一生反对把自己的学说当作僵死的教条，并不止一次地指出，他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条文。没有发展，没有创新，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失去自己的生命力，失去自己的最有价值的革命批判精神。历史上有多少自命为终极真理、自诩为绝对体系的哲学已经是过眼烟云，成了历史的陈迹，而唯独马克思主义哲学至今仍保持其革命的青春。历史的辩证法恰恰是：越是害怕承认发展、创新，一味自我满足、自我封闭的哲学就越没有生命力，而那种敢于以革命的、批判的精神对待各种事物，对待自己，从不满足，自强不息的哲学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而且这种生命力可以经久不衰，传之永恒。和以往的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只是一种解释世界的哲学，而且是一种改造世界的哲学。马克思说：“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这样一种哲学。它特别强调实践的作用，这一点在它的认识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把关于实践的科学概念引进认识论的范畴，从而使它的认识论区别于以往任何一种认识论。这种以实践为基石的认识论固然同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本对立，就是同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即机械的、被动的反映论也存在着原则差别。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一种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是实践的产物，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实践是联结主体和客体的根本环节，是人从主观的观念，经过实践，走向客观真理这一认识过程中的根本环节。所谓实践就是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所进行的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它首先是指人的生产活动，也包括人在社会关系方面的活动，在阶级社会中包括阶级斗争的活动；除此之外，还包括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其他一些活动。人们正是通过实践活动认识了世界，又以这种认识指导人的实践活动。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在这个过程中既推动了实践，又发展了认识。这里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性，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一个极其深刻的思想。以往的唯物主义没有看到实践这个根本环节，没有看到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性，因此就把十分复杂的认识过程简单化了，认为认识就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消极的、被动的反映。这种反映论把认识归结为一种直观，看不到认识是随着实践的深化而不断深化的过程，看不到认识是从生动的直观上升到抽象的思维，形成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指导实践，接受实践检验的具有丰富内容的发展过程。抽去了辩证法的反映论，就成了一种非常简单、毫无生气的反映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原理，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占有一个突出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凡经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即为真理，不符合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即为谬误。一种真理一旦形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可能向错误转化。要使这种真理永葆青春，就要随着实践的深入，不断用新的经验、新的知识来加以修正、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摒弃关于终极真理这一类形而上学的提法，认为真理是一个过程。从实践经验中吸取丰富的养料，从实践的结果中不断证实、纠正和发展自己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它的认识论的一大特色。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到它的伟大的继承者列宁，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包括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都信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基本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哲学同本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用本国革命实践的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又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促进本国革命实践的发展。正是由于和实践的紧密结合，并不断吸收新的科学成果，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产生以来的100多年中，一直在发挥着它的战斗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不但没有失去自己的光辉，反而闪耀着更加夺目的异彩。和以往的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在自然观上坚持唯物主义，而且在历史观上也坚持唯物主义。它坚持了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把唯心主义从最后一个避难所驱逐了出去。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所有的哲学家（包括唯物主义哲学家在内）、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文学家、法学家等等，归根结底，都是历史唯心主义者。他们或者用天命、神意等等来解释王朝的兴替、历史的变迁；或者用个人的意志、特别是英雄人物的意志来说明种种历史现象。除此以外，也有不少人认为历史本身无规律可循，完全是一堆偶然因素在起作用。这些观点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区别，但有一点相同，那就是不承认社会的运动是一个客观的物质运动，不承认在历史的领域有着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造成这种唯心史观的原因很复杂。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学者具有阶级的局限性，他们的立场影响他们去正确认识历史现象；另一方面还由于历史现象本身存在着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容易使人们在认识上造成失误。自然现象虽在一定范围内也受到人的影响，但总体来说，在自然的演变中盲目的力量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社会历史现象则不同，社会的发展、历史的演变离不开人的参与，而人的活动又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翻开历史，哪一页上没有记载着人的活动？历史舞台上哪一幕威武雄壮的戏剧不是由人来主演的？表面上看，有意识、有目的的人参加历史活动和历史具有不依赖于人的意志的客观规律，这两个命题之间似乎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马克思之前，有的哲学家已经接触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他们没能解决它。例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曾经指出，在世界历史中，人类的行为往往会得出同他们原来所希求的不同的结果。但是他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对这种现象作出错误的解释，他认为其所以这样，是因为在意识着的、思维着的活动者——人的上面有一种普遍精神在起作用。当人们抱着自己的目的进行的活动同普遍精神发生矛盾时，就会出现始料不及的后果。在黑格尔看来，在历史上归根结底起作用的、作为个人意识背后的动力的是普遍精神。黑格尔也谈历史的必然，不过在他那里，历史的必然和普遍精神是同义语，适应历史潮流也就是适应普遍精神。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历史固然是有人参与的，人的活动固然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但是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受到他所生活的环境、他那个时代的条件的限制。当黑格尔说到人的行为的结果往往和他们的预想不同，并猜到了有一种历史的必然存在时，他是正确的，但他把这种情形归结为普遍精神的作用，把历史的必然归结为一种精神的因素则是错误的。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也提出过人的行为受人们生活的环境制约的命题，可惜他们把这种环境主要归结为教育和立法，仍然没有摆脱把一种精神因素当作决定历史发展动力的唯心史观的窠臼。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环境，不是教育、立法这一类环境，这一类环境是派生的，并且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起决定作用。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环境，首先是指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当作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当作决定各种精神现象的根本动力，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曾作了简明浅显的阐述，他说：“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而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同样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页）以往的哲学（包括唯物主义哲学）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把它发现出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类社会的复杂演变归根结底可以从生产方式及其内部的矛盾中找到它的原因，而在阶级社会里，作为生产方式的矛盾表现的阶级斗争则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把唯心主义从历史领域驱逐了出去，使唯物主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贯彻，它的意义还在于，从此在历史的领域内也和在自然的领域内一样，人们在表面上是偶然性起作用的地方，发现了内部隐蔽着的客观规律，这就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自觉创造历史的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为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历史观的基础。这种关于历史发展的科学理论，它的某些细节可能会变得陈旧，但它所揭示的历史必然，它所阐明的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却永远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完成了哲学上的革命，但它并没有结束哲学的发展，相反在更高的基础上为哲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随着科学的发展，随着无产阶级斗争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不断得到丰富，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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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的根本变革中的变革的背景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当时欧洲的许多国家进入了资本主义的较高发展阶段。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孕育了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无产阶级，从此无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18世纪的无产阶级仍是一个自在的阶级，它所进行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活动尚处在自发的状态。到了19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无产阶级已逐步成长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它所进行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活动已成了一种自觉的活动。这一时期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宪章运动、里昂起义以及西里西亚起义，震撼了资产阶级的统治，表现出无产阶级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然而，无产阶级要真正认清历史的必然，真正懂得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需要有一种科学的理论作指导。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正是顺应无产阶级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总结，而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它又是无产阶级运动进一步发展的指针。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不仅是先进的无产阶级的理论思维，而且也是科学的理论思维。它继承和发展了几千年来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特别是继承和发展了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30～40年代丰硕的科学成果。从文艺复兴至18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在这一时期，一方面漫长黑暗的基督教的中世纪宣告结束，人类的智慧从神学的羁绊下得到解放，科学、文化、艺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另一方面，长时期的神学统治，使得许多知识部门残缺不全，许多工作必须从头做起。因此，自然科学此时主要处于一种分门别类地搜集材料的阶段，还谈不上系统整理，更谈不上理论概括。这种情形给当时的理论思维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当时在自然科学界占统治地位的理论思维是形而上学。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这个时代的特征是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总观点，这个总观点的中心是自然界绝对不变的见解，认为不管自然界本身是怎样产生的，只要它一旦存在，那么在它存在的时候始终就是这样。同在时间上发展着的人类历史相反，自然界的历史被认为只是在空间中扩张，自然界的任何变化、任何发展都被否定了。开始时充满革命精神的自然科学，突然以十分保守的姿态站在自然界面前，这样一种僵化的理论思维以为，在这个自然界中，今天的一切都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样，而且直到世界末日或万古永世，一切都将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样。这样的一种理论思维成了钳制人们头脑的新的禁锢。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这种僵化的自然观连连遭到自然科学新发现的冲击，在这个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的是康德。1755年，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出版，它科学地论证了地球和整个太阳系是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逐渐生成的东西。接着，地质学的发现，证明不同层次的地层是经历了漫长的地质年代而逐步形成的；同时，从一部分地球上已经绝种的动植物化石中看到，它们也曾经有过自己的生存历史。到了19世纪，自然科学又有了新的发展。这时不只力学和数学，其他许多重要部门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也都取得了不少进展。自然科学以分门别类搜集材料为主的阶段宣告结束，开始进入系统整理和进行理论概括的阶段。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自然科学最突出的成就是细胞学说的确立、能量守恒和能量转化规律的发现以及进化论的新发展。这三大科学发现对那种僵化的自然观是沉重的打击。在这种打击面前，形而上学的阵线开始崩溃，而人们对自然界各种现象之间存在着辩证的联系以及每一现象都有它的发展历史这一点有了深刻印象。三大科学发现以及这一时期其他的科学成就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当经验的自然科学积累了大量实证的知识材料，从而为一种崭新的哲学思维的形成开辟道路之际，社会科学领域也结束了多年来的沉寂局面，出现不少新突破。走在前面的是经济学。17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新的一页，随着机器工业的出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的古典经济学，从18世纪开始日益以成熟的形态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亚当·斯密和D.李嘉图的经济学说，在经济思想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亚当·斯密第一次提出任何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国民财富的源泉的观点。他说的国民财富就是指商品。他的这个观点实际上是说劳动创造了各种商品。他认为商品有一定的劳动量的价值，正因为这样，人们可以用它交换含有同量劳动价值的物品。这个理论是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中最有价值的内容。虽然这个理论还不完善，还掺杂着不少谬误，但它为人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商品和商品生产，打开了思路。李嘉图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学说，并把它向前推进一步。他明确地提出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原理，认为商品的价值只能用生产这一商品所消耗的劳动来测定，这不仅包括生产该商品时直接耗费的劳动，还包括生产该商品时所耗费的生产资料和原料的价值。这两种耗费的不同在于，直接耗费的劳动能够创造新价值，而生产资料、原料的价值只能是一种转移，它本身并不创造新价值。李嘉图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未能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他的理论观点也有不少错误，但他的学说进一步引起人们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思索。这一时期在历史科学领域也打破了多年来对历史事件就事论事进行描述的传统，有了一定的创新。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以至在历史领域要想抹煞、掩盖这种斗争的存在已成为不可能。19世纪历史科学的新成果就是一批历史学家带来的新观点，即他们在描述历史事件时第一次引进了阶级斗争的概念，这些历史学家主要是法国复辟时期的F.P.G.基佐、F.A.M.米涅、A.梯也尔等人。尽管他们对阶级的起源、阶级的实质、阶级斗争的起因以及阶级斗争的最终结局还缺乏科学的分析，但毕竟在正确认识历史现象方面跨出了重要的一步。社会主义学说的新发展是这一时期社会科学方面的又一成果。自从T.莫尔于1516年发表《乌托邦》、T.康帕内拉于1623年发表《太阳城》以来，经过了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这期间资本主义腐朽、黑暗的一面日益暴露，大大增加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厌恶和对于一种新的、理想社会的憧憬，于是到了18世纪和19世纪初出现了以H.圣西门、C.傅立叶和R.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和莫尔、康帕内拉不同，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和抨击要深刻得多，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要具体得多。由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他们把社会主义看成人类理性的产物，认为只要通过宣传、说服和某种示范，使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合理性，那么一切人，包括王公贵族都会接受社会主义。因此，他们排斥革命，排斥暴力，拒不承认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而把希望寄托在人们的理性、良知，特别是上层人物的理性、良知上面。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存在颇多谬误，在实践上亦陷于失败，但它却引起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价值的怀疑，打破了资本主义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永恒王国的神话。在哲学方面，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的30年代是德国古典哲学向胜利进军的年代。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中最早的辩证法大师，而黑格尔则是德国古典哲学中辩证法的集大成者。黑格尔的庞大哲学体系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展现了整个世界辩证发展的图景。黑格尔的学说曾经风靡一时，很多哲学家曾经集结在黑格尔的旗帜下，但是由于黑格尔哲学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导致了黑格尔学派的解体。从黑格尔的信徒中分化出了一些黑格尔学说的批判者，费尔巴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有很大影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来源。以上所有这些社会科学的成就，对于崭新世界观的形成都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哲学作为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总结和概括，是整个时代的智慧的结晶，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这样一种智慧的结晶，是当时的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在这样一个历史时代，自然科学的成就已经能够用确证可靠的知识为人们描绘出关于自然界发展的全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和社会科学的成果，则能够使人们从纷繁错综的历史现象中理出一条发展的线索；人们已经有可能在多少世代的智慧积累的基础上，在新的社会实践和科学成果的基础上，认清自然界、社会、人类思维的最一般发展规律。而这样的规律果真被发现出来了。


Instruction: 请详细介绍哲学的根本变革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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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的根本变革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特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基本观点是：世界是物质的；精神现象是物质的派生物并反映着物质；物质世界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中；作为物质的反映的人的认识也处在运动、变化中；认识的源泉、认识发展的基础是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实践；物质的总体是无始无终的，但物质存在的每一具体形态是有始有终的，即有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物质的运动有一定的规律，每一种具体的物质运动形态有其固有的特殊规律，各类物质运动形态又有共同的一般规律；和自然现象一样，人类社会也有其客观的发展规律；在社会发展中同样不是精神的因素决定物质的因素，而是物质的因素决定精神的因素，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物质动因是生产方式的变革，这种变革引起社会的一系列其他变革，使社会从一种形态过渡到另一种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起以往的哲学有着鲜明的阶级性、实践性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和以往的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充满了革命批判精神，这种精神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身，植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即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根本思想，就是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前进的发展，不管一切表面的偶然性，也不管一切暂时的倒退，终究会给自己开辟出道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0页）。在唯物辩证法的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这一理论不但冲破了多少年来有很大影响的形而上学观点的束缚，而且也摆脱了各种唯心辩证法特别是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的局限。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不同，不仅在于前者的根基是唯物主义，后者的根基是唯心主义，而且还在于前者的辩证法是彻底的，它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而后者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它保留了对某种绝对状态的承认。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种半途而废的辩证法，他所说的绝对理念的发展不是一个无限向上的发展过程，不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无限的圆圈，而是某种封闭的体系。承认不承认一切哲学，包括自己的哲学在内，都不是终极真理，而只是为真理开辟了道路；承认不承认自己的理论和学说需要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黑格尔哲学的一个原则区别。黑格尔哲学虽然对辩证法的论述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并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但是黑格尔哲学在本质上不能说是革命的、批判的。他的辩证法本质上具有革命精神，但常常受到保守的黑格尔体系的窒息。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革命的、批判的哲学，它不但以革命的、批判的精神对待一切客观事物，同时也以这种精神对待一切理论和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正是基于这种革命的、批判的精神，马克思、恩格斯一生反对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反对对一切已丧失生命力的旧事物采取妥协态度，在变革已成为必要时，竭力支持这种变革。也正是基于这种革命的、批判的精神，马克思、恩格斯一生反对把自己的学说当作僵死的教条，并不止一次地指出，他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条文。没有发展，没有创新，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失去自己的生命力，失去自己的最有价值的革命批判精神。历史上有多少自命为终极真理、自诩为绝对体系的哲学已经是过眼烟云，成了历史的陈迹，而唯独马克思主义哲学至今仍保持其革命的青春。历史的辩证法恰恰是：越是害怕承认发展、创新，一味自我满足、自我封闭的哲学就越没有生命力，而那种敢于以革命的、批判的精神对待各种事物，对待自己，从不满足，自强不息的哲学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而且这种生命力可以经久不衰，传之永恒。和以往的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只是一种解释世界的哲学，而且是一种改造世界的哲学。马克思说：“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这样一种哲学。它特别强调实践的作用，这一点在它的认识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把关于实践的科学概念引进认识论的范畴，从而使它的认识论区别于以往任何一种认识论。这种以实践为基石的认识论固然同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本对立，就是同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即机械的、被动的反映论也存在着原则差别。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一种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是实践的产物，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实践是联结主体和客体的根本环节，是人从主观的观念，经过实践，走向客观真理这一认识过程中的根本环节。所谓实践就是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所进行的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它首先是指人的生产活动，也包括人在社会关系方面的活动，在阶级社会中包括阶级斗争的活动；除此之外，还包括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其他一些活动。人们正是通过实践活动认识了世界，又以这种认识指导人的实践活动。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在这个过程中既推动了实践，又发展了认识。这里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性，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一个极其深刻的思想。以往的唯物主义没有看到实践这个根本环节，没有看到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性，因此就把十分复杂的认识过程简单化了，认为认识就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消极的、被动的反映。这种反映论把认识归结为一种直观，看不到认识是随着实践的深化而不断深化的过程，看不到认识是从生动的直观上升到抽象的思维，形成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指导实践，接受实践检验的具有丰富内容的发展过程。抽去了辩证法的反映论，就成了一种非常简单、毫无生气的反映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原理，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占有一个突出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凡经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即为真理，不符合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即为谬误。一种真理一旦形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可能向错误转化。要使这种真理永葆青春，就要随着实践的深入，不断用新的经验、新的知识来加以修正、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摒弃关于终极真理这一类形而上学的提法，认为真理是一个过程。从实践经验中吸取丰富的养料，从实践的结果中不断证实、纠正和发展自己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它的认识论的一大特色。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到它的伟大的继承者列宁，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包括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都信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基本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哲学同本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用本国革命实践的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又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促进本国革命实践的发展。正是由于和实践的紧密结合，并不断吸收新的科学成果，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产生以来的100多年中，一直在发挥着它的战斗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不但没有失去自己的光辉，反而闪耀着更加夺目的异彩。和以往的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在自然观上坚持唯物主义，而且在历史观上也坚持唯物主义。它坚持了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把唯心主义从最后一个避难所驱逐了出去。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所有的哲学家（包括唯物主义哲学家在内）、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文学家、法学家等等，归根结底，都是历史唯心主义者。他们或者用天命、神意等等来解释王朝的兴替、历史的变迁；或者用个人的意志、特别是英雄人物的意志来说明种种历史现象。除此以外，也有不少人认为历史本身无规律可循，完全是一堆偶然因素在起作用。这些观点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区别，但有一点相同，那就是不承认社会的运动是一个客观的物质运动，不承认在历史的领域有着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造成这种唯心史观的原因很复杂。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学者具有阶级的局限性，他们的立场影响他们去正确认识历史现象；另一方面还由于历史现象本身存在着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容易使人们在认识上造成失误。自然现象虽在一定范围内也受到人的影响，但总体来说，在自然的演变中盲目的力量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社会历史现象则不同，社会的发展、历史的演变离不开人的参与，而人的活动又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翻开历史，哪一页上没有记载着人的活动？历史舞台上哪一幕威武雄壮的戏剧不是由人来主演的？表面上看，有意识、有目的的人参加历史活动和历史具有不依赖于人的意志的客观规律，这两个命题之间似乎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马克思之前，有的哲学家已经接触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他们没能解决它。例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曾经指出，在世界历史中，人类的行为往往会得出同他们原来所希求的不同的结果。但是他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对这种现象作出错误的解释，他认为其所以这样，是因为在意识着的、思维着的活动者——人的上面有一种普遍精神在起作用。当人们抱着自己的目的进行的活动同普遍精神发生矛盾时，就会出现始料不及的后果。在黑格尔看来，在历史上归根结底起作用的、作为个人意识背后的动力的是普遍精神。黑格尔也谈历史的必然，不过在他那里，历史的必然和普遍精神是同义语，适应历史潮流也就是适应普遍精神。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历史固然是有人参与的，人的活动固然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但是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受到他所生活的环境、他那个时代的条件的限制。当黑格尔说到人的行为的结果往往和他们的预想不同，并猜到了有一种历史的必然存在时，他是正确的，但他把这种情形归结为普遍精神的作用，把历史的必然归结为一种精神的因素则是错误的。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也提出过人的行为受人们生活的环境制约的命题，可惜他们把这种环境主要归结为教育和立法，仍然没有摆脱把一种精神因素当作决定历史发展动力的唯心史观的窠臼。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环境，不是教育、立法这一类环境，这一类环境是派生的，并且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起决定作用。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环境，首先是指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当作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当作决定各种精神现象的根本动力，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曾作了简明浅显的阐述，他说：“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而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同样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页）以往的哲学（包括唯物主义哲学）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把它发现出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类社会的复杂演变归根结底可以从生产方式及其内部的矛盾中找到它的原因，而在阶级社会里，作为生产方式的矛盾表现的阶级斗争则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把唯心主义从历史领域驱逐了出去，使唯物主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贯彻，它的意义还在于，从此在历史的领域内也和在自然的领域内一样，人们在表面上是偶然性起作用的地方，发现了内部隐蔽着的客观规律，这就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自觉创造历史的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为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历史观的基础。这种关于历史发展的科学理论，它的某些细节可能会变得陈旧，但它所揭示的历史必然，它所阐明的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却永远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完成了哲学上的革命，但它并没有结束哲学的发展，相反在更高的基础上为哲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随着科学的发展，随着无产阶级斗争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不断得到丰富，不断向前发展。


Instruction: 我想了解一下现时代的哲学，你能非常详细地介绍一下吗，这样我就不需要再搜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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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时代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宣告了旧的哲学时代的终结，新的哲学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的基本特点是，作为一门新兴的哲学，作为一种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认识论、方法论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虽然学派林立、学说纷呈，但缺乏开拓精神，已无力写出新的历史篇章；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迎来了民族主义哲学发展的新时期。

###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开始就不是一种单纯的学理，而是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紧密相联系的，它产生以后的100多年的历史，是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相结合并取得光辉胜利的历史。这种胜利的第一个突出表现，是在世界上一个幅员最广阔的国家——俄国指导无产阶级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和导师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运用到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经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推动了俄国革命的实践，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对唯物辩证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原理都作过深刻的论述，有许多创造性的发挥。他写下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国家与革命》等光辉的哲学论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他和他的战友一起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俄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找到了一条俄国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并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提供了有益的经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结合取得胜利的第二个突出表现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武器，分析了中国特殊的社会性质和历史条件，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使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比如，首先要解决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动力问题，也就是首先要分清敌、我、友。在中国，由于社会性质和西欧各国不同，革命的性质也相应地有所不同。在这里，革命的对象和动力，革命的敌、我、友就有着和西欧各国截然不同的情况。再如，在中国，由于工业无产阶级的力量很薄弱，中国的大城市完全掌握在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理人的手里，因此，通过中心城市暴动引起革命高涨这种典型的西欧革命的方式就不适用。中国的革命不能不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另辟蹊径，以农村作为自己的基本阵地。农村包围城市这一中国民主革命的特殊道路、特殊形式就是这样形成的。又如，当时中国的许多矛盾互相交错，形成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既有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又有民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对这些矛盾必须按照不同情况，按照矛盾的特殊性加以区分。能否把握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是一个关系到革命全局的根本问题。民族资产阶级作为剥削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同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有尖锐的矛盾。但民族资产阶级又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同劳动人民有一定的共同利益。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它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与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它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但同时又有严重的动摇性；无产阶级应当团结它参加革命，但又要对它的动摇性保持高度警惕，要防止它扰乱革命的阵脚，特别是要防止它夺取革命的领导权。这些问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中没有现成的答案可寻，也没有现成的外国经验可资借鉴，只能靠自己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中国的具体情况，去不断总结革命实践的经验，包括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长期实践，反复总结，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独创性的经验，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革命要求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解决革命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这在哲学上的反映就是要求遵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正确地分析中国社会特有的矛盾。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这样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又完全植根于中国土地上的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充分地把握矛盾的特殊性，对具体矛盾进行具体分析。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哲学论著以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军事、政治论著，都贯穿了上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结合取得胜利的第三个突出表现，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共命运。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在全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经历了若干曲折，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哲学，不断面临着新的考验。20世纪末，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巨变，致使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损失。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包括已经取得政权的和没有取得政权的）认真总结经验，从过去的曲折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便使自己的认识更加符合实际，更加适合本国的国情。中国共产党人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立志改革，摆脱了僵化的思想模式和教条主义的理论模式，摸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的进程、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过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直到今天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无不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思维的光辉，从而使社会主义中国屹立在世界东方，取得了前无古人的伟大成就。可以预期，随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的更加健康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包括它的哲学也一定会出现一个更加璀璨光明的明天。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哲学家出于偏见，断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过时，这是毫无根据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想永葆自己的青春，使自己永远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用新的实践经验和科学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自己。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究竟怎样在社会矛盾暂时缓和、革命形势普遍缺乏的新情况下不断开拓前进？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究竟怎样才能建立起一种真正高效率的体制，取得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更大成绩？发展中国家的无产阶级究竟怎样才能摆脱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影响，赢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这些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从哲学上作出回答。此外，20世纪下半叶以来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也不能不引起马克思主义者的充分注意。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概括了包括自然科学成果在内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重视吸收自然科学的新成果用来丰富和充实自己的哲学。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对许多哲学问题的新认识：相对论揭示了时间、空间、物质和运动之间的不可分割性；黑洞理论、暗物质的发现、引力波现象的确知和空间技术的不断进步，表明基本相互作用力的统一理论预示着物质世界更大范围的内在统一性；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基因理论、克隆技术等生命科学的新成就大大丰富了人们对生命本质的认识。这一切展示了物质世界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生动画面。同时，当代自然科学也提出了不少值得深入探讨的新的哲学问题。量子力学中微观体系的性质与观察仪器的相互作用虽然并没有否定唯物主义关于物质客体实在性的论断，但它要求人们具体深化对客观实在以及主客体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量子力学和非平衡态热力学等所揭示的因果性，无疑地否定了机械因果决定论，但同时也要求人们对概率因果性、随机性的本质作出正确的哲学解释；夸克禁闭、定域隐变量理论、大爆炸宇宙学中关于物质无限可分或不可无限分割、关于定域实在论、关于宇宙起源、时间和空间有限无限等问题的争论，都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关于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所提出的哲学问题，关于以生物工程、材料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网络技术、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后果，也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进行探讨。这些探讨既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反过来又能推动这些学科和技术革命的发展。

### 现代西方哲学

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中叶以后到20世纪初；第二阶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三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直到现在。在这三个阶段中，哲学流派纷繁复杂，学说内容各自不同，显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向。如果我们把现代西方哲学同古典的资产阶级哲学做一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古典的资产阶级哲学所反映的时代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那时的资产阶级代表着一种先进力量和进步趋势，他们充满自信，富有积极进取和乐观的精神。在哲学和其他理论形式上，他们强调知识，诉诸理性。“知识就是力量”，高扬主体性大旗，努力建立“理性的王国”，这两个脍炙人口的口号体现了当时的资产阶级对知识和理性的尊崇。对知识和理性的尊崇，正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蒙昧的、非理性的封建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同时也表现出新兴资产阶级的自信心，因为他们相信真理在自己一边，不害怕把真理发现和揭示出来，而知识和理性正是科学地认识客观世界、发现和揭示真理的手段。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衰落，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和自信心日益减弱，他们千方百计地想维护已经显现出重重矛盾的资本主义制度，但又感到力不从心，他们日益丧失面向现实、面向真理的勇气。这种情况不能不在他们的哲学中有所反映。和古典的资产阶级哲学强调知识、重视理性不同，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某些流派表现出一种否定知识、蔑视理性的倾向，宣扬非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有两种表现：一是同宗教合流，宣扬宗教神秘主义；一是向理性挑战，反对对客观世界的科学认识，颂扬神秘的直觉、内省、意志甚至下意识，否定哲学的认识作用，强调哲学无非是个人的感受和体验的产物，是个人意志的表现。属于前一种形式的反理性主义流派有新托马斯主义，这是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活；还有人格主义，这是一种把上帝作为最高人格来宣扬的新神学。属于后一种形式的反理性主义流派有唯意志论、生命哲学等。唯意志论的主要代表是A.叔本华和F.W.尼采。他们主张意志高于理性，意志是宇宙的本质，它可以支配一切。尼采认为，必须否定受理性主义、基督教和人道主义的影响而日趋没落的西方文明，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创造新价值。唯意志论者把尊崇理性的欧洲哲学传统看成一种弊端，他们要从非理性主义方面谋求出路。生命哲学的代表是W.狄尔泰和H.柏格森。这一派哲学的特点是强调生命现象只能靠直觉。狄尔泰认为，人们对生命的认识依赖于“生命的体验”“生命的表达”和“生命的解释”，这些都是意识现象，当人们解释不清意识事实时候，就会出现迷失方向的“生命的困惑”。柏格森宣称，“生命的冲动”就是“绵延”，也就是“真正的时间”，它是唯一的实在。“绵延”是自由创造的意志，生物的进化过程也就是意志的创造过程，而物质则是“绵延”停滞或削弱的结果。柏格森认为，不能靠理性而只能靠直觉来认识实在或“绵延”，直觉即创造，直觉的境界就是与上帝合而为一的境界。所以他的哲学又称“直觉主义”。在现代欧洲大陆很有影响的是现象学，其主要代表是E.胡塞尔，不同于唯意志论和生命哲学，现象学宣称“直接到现象本身中去”，它从本质上说就是关于“纯粹意识”的哲学，在方法上则与理性认识不同，主张“先验还原”和“本质还原”，以此去揭示和说明不同体验类型的内在结构和本质特点。这样，现象学就把空间和时间抽去，把经验的成分清洗掉，依靠直观来认识直接体验的真理和原则。这种直观和理性、理论思维无关，和任何思辨的研究无关，当然，最后也不可能发现和揭示真理。存在主义的先驱是丹麦哲学家S.克尔凯郭尔，主要代表是M.海德格尔、K.雅斯贝尔斯、J.-P.萨特和M.梅洛-庞蒂等。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是从“此在”去思考存在的方式和意义，他强调“此在”是存在者的基本方式，是存在者对自己存在的意识，只有存在者从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那里站出来去反观自身，才能感受到对世界的畏惧、对生存结构的烦心和对死亡的体验，因此，反思自身和注重未来生存方式的自由选择是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最基本主张。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有两个主要主张，即“存在先于本质”和“他人就是地狱”。萨特论证前者的根据在于，因为现象是事物自身显现的过程，现象本身既是现象又是本质，而在其背后的是存在，所以真正承载现象的就是“原始的存在”。萨特的论证是以纯粹主观性的自我意识，即他所说的“反思前的反思”为出发点的，这种自我意识本来是与其自身相同一的，它原本是没有内容的“虚无”，只是因为它的指向外物的意向性，它才把本质赋予给它所发现和包容的对象。于是，纯粹主观性的意识存在同时又意味着非意识的存在，意识与外部世界由此又结合在一起。萨特论证后者的理由在于，作为主体的人不仅与生活世界打交道，更要与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主体打交道，他人的存在会以他的主体活动限制我的自由，反过来，我的存在也会以我的主体活动限制他人的自由，主体之间不可避免地是一种你争我斗的关系。萨特从这两个命题中引申出另一个重要命题——人生的意义就是“选择的自由”和人对自身的自为存在、对自己行动承担“责任”的解说。萨特的哲学对资本主义社会有一定的揭露和批判，并且由于它宣传了自由、人的自我选择以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处在时时感到孤寂恐惧的异化状态等等，因此它在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中有不小的影响。此外，克尔凯郭尔、G.马塞尔、雅斯贝尔斯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对于宗教采取了认同和支持的立场，他们主张在上帝的光照下来思考人类的生存状态，并以为这种认识符合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观，这样，哲学的反思与宗教的信仰可以相互弥补，相得益彰。唯意志论、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等流派的具体内容很不相同，但它们轻视理性，强调个人的意志、直觉、感受、内省，在这一点上又是相似的。有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家认为，以往的古典的、理性主义的哲学有一个缺陷，就是只注重探讨理性同世界的关系，而把人的感受、情绪、心理、意志等放在视野之外，而他们要克服这种哲学的弊端，把一切同个人相联系的精神因素当作哲学的主要对象；要求哲学不仅应探讨理性同世界的关系，而且也应当研究个人的感受、情绪、心理、意志等精神现象。这种要求不能说不合理，但容易导致人们放弃理性，走向非理性主义。现代哲学的一些流派热衷于探讨数学、逻辑学、科学方法等方面的问题，而对于哲学的世界观内容表现出相当的漠视。造成这种情形的社会背景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另一方面在自然科学领域又获得巨大的进步。面对着矛盾重重的社会现象，一些哲学家束手无策，他们在理论观点上厌恶纯思辨哲学，认为这种哲学根本不能解决问题，而自然科学的发展又给他们带来新的希望，使他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寄托。因此，他们把自己的注意力从世界观方面转向科学方面，一种被称为唯科学主义的流派和运动便应运而生。这种流派的产生除上述社会背景外，也和现代自然科学的某些特点有关。新兴科学的飞速发展，科学内部分工的日益细密和专门化，数学和数理逻辑的广泛运用，对物质结构的愈来愈深入的研究，愈来愈重视理论的模式和结构的作用等等，都要求不但对实证科学的具体内容而且要求对各门科学的共同问题，特别是科学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唯科学主义的产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然科学面临的新情况。在唯科学主义的流派中，长期产生影响的是各种形式的实证主义。以A.孔德为代表的早期实证主义的主要观点是，认为哲学应以“实证的”“确实的”事实为依据，企图通过使哲学实证科学化的途径来回避哲学基本问题，把传统的世界观问题排除于哲学之外。随着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非欧几里得几何、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诞生，传统的思维方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从量的角度而不是从质的角度解释现象的描述性的科学所取得的新成就，使得一些哲学家把数学的方法、数理逻辑的方法、物理学的方法看成自然科学中最重要的方法，而且认为它们也应当是哲学的主要方法。有的哲学家甚至认为哲学的数学化、逻辑化才是哲学的出路。在主张哲学逻辑化的哲学家中还出现了一种强调语词分析的倾向。这种把逻辑分析、语词分析当作哲学中心内容的流派就是新实证主义，或者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说就是分析哲学。分析哲学形成于20世纪初，创始人和早期的代表人物有G.弗雷格、B.A.W.罗素、G.E.摩尔和L.维特根斯坦等。其中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影响较大。罗素强调要把形式分析或逻辑分析看作哲学固有的方法，并加以广泛运用。所谓形式分析或逻辑分析，是指从纯粹逻辑的观点去考察语言和现实中显现出来的各种组织形式，考察语言和现实的最终结构。他主张以现代数理逻辑为手段，创造理想的人工语言，以保证命题的句法形式与它的逻辑形式相一致。他还提出了对后来分析哲学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类型理论和摹状词理论。维特根斯坦的理论在早期和后期有变化，他的逻辑原子论、图像论、真值函项论等早期思想，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影响很大，而他的语言游戏论、工具论等后期思想，对日常语言哲学发生过重大影响。到20世纪20年代中叶，分析哲学中出现了一大支派——逻辑经验主义，又名逻辑实证主义。它的核心是维也纳学派，代表人物为M.石里克和R.卡尔纳普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它的中心从维也纳移到美国。由于受美国实用主义的影响，逻辑实证主义开始解体，形成了一些支派。逻辑实证主义以所谓传播和发扬科学世界观、创造现代经验主义的精神工具为自己的宗旨。这一派的哲学家都是否认、排斥哲学问题的。石里克认为，历史上多种哲学体系众说纷纭，造成了混乱，对待这种哲学采取沉默的怀疑是唯一恰当的态度，各种哲学体系之间的无谓争论应当成为过去。卡尔纳普认为，全部哲学都是无意义的，因为有意义的哲学的陈述是不可能有的，哲学为自己规定了一个不能实现的任务，这就是发现和表述一种同经验科学不相干的知识。逻辑实证主义利用20世纪以来数学特别是数理逻辑的新成果，把一切知识都归结为可以用数理逻辑表示的命题，并规定哲学的任务在于对一切以经验内容为素材的科学命题进行逻辑结构分析。逻辑实证主义要求语言的明晰性和无歧义性，命题推导的严密的合逻辑性，这是正确的，是符合科学和哲学思维的要求的，但它取消哲学的世界观、价值观意义，把哲学消融于逻辑当中，或者说用逻辑来代替哲学，则大大消解了哲学的本质和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分析哲学中又出现了一个日常语言学派。代表人物除J.T.D.威斯顿是剑桥大学教授外，其他如G.赖尔、J.L.奥斯汀、P.F.斯特劳森等都是牛津大学的教授，故这一学派亦称牛津学派。逻辑实证主义者经常抱怨自然语言的概念模糊不清，不适宜作为精确思维的手段。和逻辑实证主义不同，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家们则强调自然语言中概念的丰富性以及概念之间的细微区别，强调概念能够完成多种多样的功能，可以充分满足使用者的不同需要。这种观点有其合理因素，但这一派的哲学家过分夸大语言分析的作用，认为这种分析即使不是哲学研究的最终目标，至少也是哲学研究的起点。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是把哲学归结为逻辑分析，那么日常语言学派就是把哲学归结为语言分析，同样大大降低了哲学的价值。在唯科学主义中，科学哲学也有较大影响，科学哲学家否认科学哲学是一个流派，而认为它是一个运动。它的代表人物是K.R.波普尔、T.S.库恩和I.拉卡托斯等。他们的学说、观点不尽相同，但是又有一致的地方，这就是：反对逻辑实证主义只对科学理论做静态的逻辑分析，不关心对科学知识成长问题的探讨；反对科学知识的累积观，主张科学经由革命而进步，主张对科学做动态的历史的分析。波普尔否定归纳法，强调科学始于问题，而不是源于观察实验。他认为科学方法不是证实，而是证伪。他用科学理论的可证伪性来代替逻辑实证主义的可证实性原则。在波普尔看来，科学的发展是由问题开始，接着提出猜测性的假说，随后用实验检验，力图证伪它，然后又出现新的问题，科学就是这样以“不断革命”的方式发展的。波普尔的这种观点虽包含某些辩证法因素，但他过分强调证伪，全盘否定证实的作用，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库恩以科学发展的阶段论代替波普尔的科学知识成长的“不断革命”论。他把科学的发展分成两个阶段：常规科学时期和科学革命时期。在他的科学哲学中，“范式”概念占有中心地位。常规时期是范式扩展的时期，革命时期则是范式更替的时期。在常规时期，具有同一范式的科学共同体从事解析难题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同范式相冲突的反常现象；反常积累的结果引起危机，从而导致科学革命，旧范式为新范式所代替。他认为，新旧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不同范式的科学家，以不同的方式看世界；范式的选择，主要由科学家的社会心理因素决定。因而，他否认科学的进步是向真理接近，导致了科学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拉卡托斯在综合波普尔和库恩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阐明了科学发展的合理性问题。以D.夏皮尔和L.劳丹（Larry Lauday，1941～ ）为代表的科学哲学新历史学派既批判了逻辑实证主义的静态逻辑分析，又反对库恩等人的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用不同观点阐发了科学发展的合理性问题，表现出科学哲学中科学实在论或实用主义的倾向。唯科学主义吸收了数学、自然科学中的许多成果，有其合理的方面，其中的某些积极因素应当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吸取和借鉴。但这种流派有其不可克服的矛盾，它想冲破传统哲学的某些框框，结果走到了否认哲学本身所具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意义，即否认哲学自身的极端。虽然波普尔和库恩以后的科学哲学家已经注意到了哲学世界观对科学的意义，但由于他们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仍然无法摆脱这种局限性。唯科学主义没有能为西方现代哲学开拓出一条新路。当代西方哲学中比较引人注意的，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其主要代表人物有J.-F.利奥塔、M.福柯和J.德里达等人。后现代主义哲学虽然有不同的理论观点，但它们共同遵守的一个核心判断是：大约在70年代前后，西方工业国家先后从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由原先的传统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他们认为，所谓现代社会是指西方近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所造就的工业文明社会，其经济、政治、社会机制的依据是启蒙时代所确立的以人为中心的理性主义、个体主义、自由主义等基本价值。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现代的经济成就已经改变了我们时代，赋予了这个时代更新的含义，这个时代因此是更加自由的，是无中心、多形态、不确定的，审美比道德和政治有更多的价值，解释比理论有更大的价值。这是后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根本区别。因此，在后现代社会中，理智的功能不是建立概念的体系，而是解释、复制和扩展文本，是在语言的叠加中游移。后现代主义哲学显然受到20世纪下半叶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其目的是要通过对西方文化的解构，揭露西方文明的虚假性，揭示出潜藏在人类生活中的文化象征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利奥塔发表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从知识论角度论述后现代的文化特征。他明确提出，近代以来作为西方文化的理论基础的“元叙事”，即理性主义、人的解放和精神辩证法，而今都已不可信、崩溃瓦解了。后现代的知识已经脱离了“元叙事”的西方思想传统，它们都是语言游戏，呈现的只是差异性、多元性、解构性、不确定性。福柯受尼采影响很深，他用一种所谓“谱系学”对人类思想文化展开研究，对西方文化展开激烈的批判，但他表达的却是要消解和否定线性发展的历史观，是要摧毁事物的“本源”和永恒真理的思想方法。德里达建立的是以“反逻各斯中心论”为核心的解构理论，他指出，形而上学是一种“逻各斯中心论”或“语音中心论”，这个中心支配了从苏格拉底直至海德格尔的传统思维方式，这是一种“在场的形而上学”，是束缚、僵化我们思想的“白色的神话”，必须将它们全都颠覆掉，才能克服当今哲学与文化的危机。德里达希望用书写文字中心（即他的“文字学”）来代替“逻各斯中心”或“语音中心”，力求在“文字学”的外表下寻求已经被“涂改”的人类文化发展的真正轨迹。后现代主义表现了当代西方国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精神和文化方面的苦闷和矛盾，以及他们为克服这些矛盾而提出的各式各样的理论设计和文化形态，折射出当代西方文化裂变的征候。这些后现代主义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论点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重合，因此，有些学者也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正如对待历史上的唯心主义不能简单化一样，对待各种流派的现代西方哲学也应当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现代西方哲学在总体上虽是错误的，但在局部问题上有合理因素，它对某些问题的结论虽然是不正确的或不完全正确，但提出这些问题本身却有一定意义，如哲学应当研究个人的情绪、感受、心理、意志的问题，哲学应当探讨各门科学共同的方法论，哲学应当吸取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哲学应当研究所谓“后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的矛盾等等，这些问题都是现时代举世瞩目的问题，因而也是现时代的哲学应当研究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把这种研究纳入神秘主义的、反理性主义的轨道。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对于自然科学所提供的新知识和新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更应当认真地加以探讨，吸取其中的积极成果，但反对把这种探讨同哲学对立起来，以取消哲学的世界观、人生观意义为代价。对于人的价值、人的处境、人的命运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历来十分重视，并认为当前研究这一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它所反对的是抽象地探讨这一问题。在它看来，在今天，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或者在同一社会制度（例如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不同阶级间，人的价值、处境和命运的问题都不相同，因而抽象地谈论这一问题毫无意义，只有把这一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才可能得到正确的答案。

### 国外马克思主义

这里所说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是指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亦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初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十月革命取得胜利而西方诸国的革命却相继失败，西方国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因此重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对社会主义予以新的设计和展望，他们既反对第二国际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和考茨基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也反对共产国际的唯物主义观点，要求重新发现马克思的原来思想，提出了不同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战略和策略的主张。最初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G.卢卡奇、K.科尔施、A.葛兰西等人，他们也被称为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的主要著作有《历史和阶级意识》《理性的毁灭》等，他坚持理性主义立场，批驳伯恩斯坦轻蔑黑格尔辩证法的论调，批判西方自谢林直到存在主义以来的非理性主义的哲学观，强调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克服异化理论和拜物教理论。科尔施的代表作是《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他重视研究马克思对黑格尔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反对考茨基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而自居的做法，同时也指责列宁的反映论，主张一种反教条的、批判的、最严格意义上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葛兰西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革命家，他的革命实践活动使得他赢得普遍尊重。他的思想主要反映在他主编的《新秩序》周刊和《狱中札记》之中，作品内容丰富，涉及意大利历史、教育、哲学、文化、宗教等各方面，被誉为开创了适宜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后来的西方发达国家中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哲学有一些流派竭力混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资产阶级哲学的界限，尽量寻找它们之间的所谓“结合点”，用以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这表明，由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和精神文化中愈益显示出它的威力，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竭力遏制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作用。但是，今天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意识形态中已是一种举足轻重的力量，在这种条件下，一味地公开敌视马克思主义，并不能达到他们的预期目的。因此，在现代西方哲学中，除了仍然存在着公然敌视马克思主义的流派以外，还出现了这样一些流派，它们声称自己不反对马克思主义，只是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某种“补充”“改进”，以期马克思主义能够日益完善，能够适应新的形势。它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和“改进”，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别的哲学合二而一，实行“综合”。于是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综合、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的综合、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综合、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综合、马克思主义和分析哲学的综合、马克思主义和生态主义的综合等等风靡一时。形形色色的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现当代西方各种思潮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主张。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由于打着同情或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它的根本目的，是要通过种种的所谓综合，用西方社会的各种文化思潮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改造，使之成为合乎现当代社会需要的意识形态。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法兰克福学派是一个影响很大的流派。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M.霍克海默、H.马尔库塞、E.弗洛姆、T.W.阿多诺、J.哈贝马斯、A.霍耐特等。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表示了一定的不满，认为这种社会存在着不合理性。在有的哲学家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发生了异化，成了商品和科学技术的奴隶，这种异化了的人看不到自己的价值和力量，因而产生了一种倦怠感、自我冷淡感，这样的人已不成其为人，而成了没有思想、没有感情的机器。马尔库塞把这种异化了的人称作“单向度的人”，他的一本代表作就是以此命名的。弗洛姆则把人的这种异化状态称作“精神分裂的自我异化”。出路何在呢？人怎样才能摆脱这种异化状态呢？马尔库塞主张进行斗争，只不过这种斗争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的斗争”，也就是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志所进行的斗争。这种观点很明显地受了存在主义的影响。弗洛姆十分推崇S.弗洛伊德的学说，强调从心理上谋求人的平衡。他认为，只有通过心理革命使人达到精神净化，才能摆脱人的异化状况。哈贝马斯在德国社会学家M.韦伯的影响下，提出一个所谓理性化的改革方案，认为一旦社会从对物的重视转向对人的重视，一个理性化的社会就会实现。哈贝马斯还在坚持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确立的自由、民主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同时，强调要对现行的国际政治秩序和政治体制进行改革。进入2000年，霍耐特已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他融合了黑格尔哲学思想、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提出了“承认理论”和关于“自由先于法律限制”的思想，突出了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承认。霍耐特的研究表明法兰克福学派已经从批判理论走向后批判理论。由此可以看出，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虽有一定的揭露和批判，但它的理论是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特别是其中的异化观点同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韦伯的社会学、米德的社会心理学糅合在一起，试图对现行的西方社会加以改良。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图景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及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颇引人注意的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代表是M.H.多布（M.H.Dobb，1900～1970）和A.L.莫尔顿（A.L.Morton，1903～1987）。多布在20世纪30年代就撰写了《今日之马克思主义》，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直觉”或“先验的逻辑”，强调要通过历史经验的研究来形成历史知识。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原理，他又专门阐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莫尔顿同样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撰写了《人民的英国史》，以往被忽略的农民、工人阶级第一次成为英国历史的创造主体，唯物史观首次应用在英国史的研究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左倾理论家们不再满足于按照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尤其是苏共二十大后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及匈牙利事件使英国左倾知识分子感到失望。R.霍加特、R.威廉斯、E.P.汤普森等新左派思想家深刻反思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先后出版了一批影响较大的著作，形成了具有鲜明英国特色的文化马克思主义。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无产阶级生活面面观》、威廉斯的《文学与社会》《文化是日常的》、汤普森的《漫长的革命》《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著作，都以文化研究的实证方式，展现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面貌。这些左倾理论家门被称为“新左派”。60年代前后，新一代左派理论家登上历史舞台，主要代表人物有P.安德森、T.伊格尔顿等人。他们受L.P.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哲学取向的影响，逐渐摆脱英国本土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主张建立理论化程度更高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期达到走出英国、走向国际，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目的。安德森在70年代出版的《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这两部著作分析欧洲历史发展的特点，解释绝对国家的形成、类型及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意义，具有将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综合在一起的鲜明特征。伊格尔顿的主要著作是《批评与意识形态》，他在这里对文化马克思主义予以批判，认为他们没有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在认识论上是唯心主义的，在方法论上是经验主义的，在政治观念上是改良主义的，他强烈主张在理论上必须建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摆脱地方狭隘性，恢复其原有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本质属性。安德森、伊格尔顿这一派被称为“第二代新左派”，在60年代的英国理论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80年代后，由于国际局势出现大的变化，各种社会运动，如和平运动、生态运动、女权运动的兴起，冲淡了新左派思想的政治诉求和理论旨趣，在英国理论界出现了多元分化的新阶段。G.柯亨、E.拉克劳（Ernesto Laclau，1935～2014）、C.墨菲（Chantal Mouffe，1943～ ）等人开始崭露头角，他们以其与“第二代新左派”显著不同的理论形态而出现，创立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实在论的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等派别，显现出当代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效应。柯亨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第一次把分析哲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之中，其中不仅运用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而且还采用了在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逻辑和语言分析方法，再加上“博弈论”“理性选择论”等策略，开辟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思潮。拉克劳和墨菲的最重要成果是《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他们直面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尤其是当代发达国家的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敢于用后结构主义的话语去解构原先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试图在“回到领导权”的口号下创造新的批判性理论，并以此去探讨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道路。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经出现，就引起了国际理论界的注意，激起了范围相当广泛的争论。伴随着世界范围的环境保护和生态主义的兴起，现代西方哲学中还涌现出“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来源于美国学者B.阿格尔（B.Agger，1930～2017），他在1979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他提出，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不足以解释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看到资本积累和社会经济转型对生态的破坏，所以，这样的理论不足以为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提供理论指导。现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必须根据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对资本主义展开双重批判。J.奥康纳继承和发挥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他在其主要著作《自然的理由》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剖析了资本主义危机产生的原因，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其中包括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强调必须找出资本主义积累与异化消费理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社会原因。2002年，美国学者J.克沃尔（Joel Kovel，1936～2018）出版了《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灭亡》，他不仅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是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而且还明确提出建立生态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的思想。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和人类社会内部的“和解”这两大主题。虽然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当今世界引起巨大反响，但由于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原因，它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理论局限性，这是我们理应重视的问题。

### 现时代的其他哲学

在当今世界上，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以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的哲学也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些国家的哲学相当复杂。传统的封建哲学在这里仍有相当影响，例如伊斯兰教的正统派经院哲学、苏非派哲学、佛教中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哲学流派、印度教中正统的吠檀多不二论等。这种哲学直接继承了中世纪的宗教哲学传统，严守僵死的形式主义的教条，散播着旧时代的气息，宣传神秘主义和迷信落后思想，维护封建势力，妨碍着这些国家的社会进步。除封建哲学外，在这些国家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股民族主义思潮，要求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羁绊，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自主，争取社会的进步。不少民族主义思想家一方面继承本民族的哲学传统，另一方面又吸收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某些内容，力图把东方的哲学传统同西方的现代思潮结合起来。印度的辨喜、M.K.甘地、J.尼赫鲁等人的哲学，巴基斯坦的伊克巴尔的哲学，伊朗的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的哲学，埃及的穆罕默德·阿布杜的哲学，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Bung Sukarno，1901～1970）的哲学，拉丁美洲的罗梅罗（1851～1914）、巴斯孔塞略斯（1882～1959）和R.F.贝坦柯尔特（R.F.Betancourt，1908～1981）的文化哲学等，都属于这一类。这种哲学同这些国家的某些哲学家一味抄袭西方的哲学不同，带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并且它顺应了发展中国家的绝大多数民众要求民族独立、社会进步的潮流，因而在这些国家具有很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自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开始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出现，并得到一定的传播，民族主义思想家中最激进的一些人逐渐倾向马克思主义。如埃及著名的学者、社会活动家萨利雅马·穆萨（1880～1958）曾先后受过尼采、C.R.达尔文、萧伯纳、甘地的影响，但后来表示赞同马克思主义。在现当代非洲，埃及哲学、北非哲学、北非基督教神父哲学、北非伊斯兰教哲学，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哲学，都是一部非洲哲学史的各个组成部分。尤其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政治哲学更有影响力，这与南部非洲近百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大变革有着密切联系，其中恩克鲁玛、尼雷尔、桑戈尔、阿齐克韦、阿沃洛沃等人所代表的非洲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非洲的现实政治具有重要的重塑作用，不仅推动了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同时对非洲人的政治意识觉醒具有深远的意义。由此来看，在发展中国家，尽管封建哲学仍有一定影响，西方各种文化、哲学思潮还有相当的市场，但当前的主流是民族主义潮流，随着这些国家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这股潮流还会继续，并且从最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家、哲学家中必将产生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哲学是人类的一门很古老的学问，从产生到现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哲学的前途怎样？命运如何？关心哲学的人们经常想到这样的问题。有人认为，从历史上看，哲学的对象发生过多次变化，这说明哲学并无确定的对象，哲学并不是一门严密的学问。也有人认为，哲学越来越渗入各门具体科学中，成为各门具体科学的理论基础，那么还需不需要一门一般的哲学。这些说法实际上认为哲学的前途并不美妙。要回答哲学的命运究竟如何，就要看它是否为社会所需要，哲学的命运始终由社会的需要所决定。哲学的对象在历史上虽有多次改变，但哲学作为世界观、人生观、认识论、方法论的理论形式，作为对宇宙、人生这一类最抽象、最概括的问题进行思考的学问，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包括不承认哲学的世界观、人生观意义的某些哲学本身也没有越出这个范围。哲学这种理论形式、这门学问，和社会的物质生产、科学技术、社会管理及其他的精神文化生活一样，永远是社会所需要的。人们需要它不仅因为它可以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某一方面的要求，而且因为它可以指导人们的实践，指导生产和科学的发展，指导社会的进步。一种正确的、科学的哲学不仅是巨大的精神财富，而且可以成为改天换地的巨大的物质动力，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往的业绩，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哲学的对象今后还会发生某些改变，哲学的形式和知识内容今后还会有所更迭，哲学的流派今后还会此消彼长，但是哲学这种理论形式、这门学问将永远存在下去。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正确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理论形式，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


Instruction: 为现时代的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写一篇详细的介绍

Output:
## 现时代的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开始就不是一种单纯的学理，而是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紧密相联系的，它产生以后的100多年的历史，是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相结合并取得光辉胜利的历史。这种胜利的第一个突出表现，是在世界上一个幅员最广阔的国家——俄国指导无产阶级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和导师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运用到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经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推动了俄国革命的实践，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对唯物辩证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原理都作过深刻的论述，有许多创造性的发挥。他写下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国家与革命》等光辉的哲学论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他和他的战友一起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俄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找到了一条俄国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并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提供了有益的经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结合取得胜利的第二个突出表现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武器，分析了中国特殊的社会性质和历史条件，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使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比如，首先要解决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动力问题，也就是首先要分清敌、我、友。在中国，由于社会性质和西欧各国不同，革命的性质也相应地有所不同。在这里，革命的对象和动力，革命的敌、我、友就有着和西欧各国截然不同的情况。再如，在中国，由于工业无产阶级的力量很薄弱，中国的大城市完全掌握在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理人的手里，因此，通过中心城市暴动引起革命高涨这种典型的西欧革命的方式就不适用。中国的革命不能不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另辟蹊径，以农村作为自己的基本阵地。农村包围城市这一中国民主革命的特殊道路、特殊形式就是这样形成的。又如，当时中国的许多矛盾互相交错，形成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既有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又有民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对这些矛盾必须按照不同情况，按照矛盾的特殊性加以区分。能否把握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是一个关系到革命全局的根本问题。民族资产阶级作为剥削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同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有尖锐的矛盾。但民族资产阶级又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同劳动人民有一定的共同利益。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它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与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它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但同时又有严重的动摇性；无产阶级应当团结它参加革命，但又要对它的动摇性保持高度警惕，要防止它扰乱革命的阵脚，特别是要防止它夺取革命的领导权。这些问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中没有现成的答案可寻，也没有现成的外国经验可资借鉴，只能靠自己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中国的具体情况，去不断总结革命实践的经验，包括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长期实践，反复总结，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独创性的经验，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革命要求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解决革命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这在哲学上的反映就是要求遵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正确地分析中国社会特有的矛盾。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这样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又完全植根于中国土地上的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充分地把握矛盾的特殊性，对具体矛盾进行具体分析。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哲学论著以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军事、政治论著，都贯穿了上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结合取得胜利的第三个突出表现，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共命运。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在全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经历了若干曲折，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哲学，不断面临着新的考验。20世纪末，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巨变，致使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损失。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包括已经取得政权的和没有取得政权的）认真总结经验，从过去的曲折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便使自己的认识更加符合实际，更加适合本国的国情。中国共产党人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立志改革，摆脱了僵化的思想模式和教条主义的理论模式，摸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的进程、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过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直到今天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无不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思维的光辉，从而使社会主义中国屹立在世界东方，取得了前无古人的伟大成就。可以预期，随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的更加健康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包括它的哲学也一定会出现一个更加璀璨光明的明天。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哲学家出于偏见，断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过时，这是毫无根据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想永葆自己的青春，使自己永远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用新的实践经验和科学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自己。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究竟怎样在社会矛盾暂时缓和、革命形势普遍缺乏的新情况下不断开拓前进？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究竟怎样才能建立起一种真正高效率的体制，取得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更大成绩？发展中国家的无产阶级究竟怎样才能摆脱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影响，赢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这些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从哲学上作出回答。此外，20世纪下半叶以来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也不能不引起马克思主义者的充分注意。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概括了包括自然科学成果在内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重视吸收自然科学的新成果用来丰富和充实自己的哲学。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对许多哲学问题的新认识：相对论揭示了时间、空间、物质和运动之间的不可分割性；黑洞理论、暗物质的发现、引力波现象的确知和空间技术的不断进步，表明基本相互作用力的统一理论预示着物质世界更大范围的内在统一性；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基因理论、克隆技术等生命科学的新成就大大丰富了人们对生命本质的认识。这一切展示了物质世界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生动画面。同时，当代自然科学也提出了不少值得深入探讨的新的哲学问题。量子力学中微观体系的性质与观察仪器的相互作用虽然并没有否定唯物主义关于物质客体实在性的论断，但它要求人们具体深化对客观实在以及主客体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量子力学和非平衡态热力学等所揭示的因果性，无疑地否定了机械因果决定论，但同时也要求人们对概率因果性、随机性的本质作出正确的哲学解释；夸克禁闭、定域隐变量理论、大爆炸宇宙学中关于物质无限可分或不可无限分割、关于定域实在论、关于宇宙起源、时间和空间有限无限等问题的争论，都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关于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所提出的哲学问题，关于以生物工程、材料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网络技术、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后果，也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进行探讨。这些探讨既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反过来又能推动这些学科和技术革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