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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犯第九十一條之一所列之罪（性犯罪），於徒刑執行期間接受輔導或治療後，經鑑定、評估其再犯危險未顯著降低者。無期徒刑裁判確定前逾一年部分之羈押日數算入第一項已執行之期間內」。
上述假釋要件，尚無法容納一些觸犯多種犯罪，不能由法院合併定執行刑的受刑人假釋問題，刑法又在民國八十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增訂第七十九條之一條文，三年後又修正一次，目前法條內容為：
二以上徒刑併執行者，第七十七條所定最低應執行之期間，合併計算之。前項情形，併執行無期徒刑者，適用無期徒刑假釋之規定；二以上有期徒刑合併刑期逾四十年，而接續執行逾二十年者，亦得許假釋。但有第七十七條第二項第二款之情形者，不在此限。
由以上的法定要件來看，假釋只限於六月以上的長期自由刑，死刑並無假釋問題。假釋除執行徒刑的年限外，另一要件是「悛悔實據」，受刑人在監獄中是不是已經「悛悔」了，不是說說就算數，必須拿出真憑實據以證明，這真憑實據從何而來？這得從《行刑累進處遇條例》說起了，一個人犯了罪，被法院判處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確定，便會被送進監獄執行，監獄收進受刑人以後，就要依據上述條例規定，對受刑人進行身家調查，包括個性、心身狀況、境遇、經歷、教育程度及其他本身關係事項加以分類，調查期間，不得超過二月。調查結果認為適合累進處遇，就要加以編級，每一受刑人都分為四級，新入監者編為四級，然後依序晉級，至第一級為止。每一級都要依刑期長短定其責任分數；無期徒刑第四級則為五0四分
責任分數分教化、作業、操行三項目來評分，一般受刑人每項目每月最高給予四分，所列各級責任分數，用所得的成績分數來抵銷，該級抵銷完畢時，即可進至上一級。進級過程中，若有不守紀律或違規情事發生，也可以停止進級或降級。晉升至第二級時，受刑人已適於社會生活，而合於法定假釋的規定者，得報請假釋。晉升至第一級的受刑人，合於法定假釋規定者，就無條件報請假釋。另外該月總分在十分以上，依這條例第二十八條之一的規定，還可以縮短刑期，每執行一個月，三級縮短二日、二級縮短四日、一級縮短六日。
假釋的撤銷，規定在刑法第七十八條，這法條的第一項就是被大法官認為違憲的法條，未來必須依照大法官解釋意旨修法。假釋被撤銷以後，依第二項的規定因假釋出獄的日數「不算入刑期內。」
無期徒刑假釋後滿二十年，或在有期徒刑所餘刑期內未經撤銷假釋者，所有未執行的刑，都以「已執行論」。但依第七十八條第一項撤銷其假釋者，不在此限。這是第七十九條所定假釋的效力，只要受假釋人願意好好做人，不在假釋期中作出違法的事，就能透過假釋重獲自由！
近日一則新聞報導，一名蔡姓男子原在屏東縣一處鄉公所的行政室擔任課員工作，五年前的八月間，他協助護送鄉內役男前往臺南軍營報到服役，去的時候是搭乘縣府專車，回程時自費車資為一百五十八元，蔡男卻浮報為六百四十六元，溢領了四百八十八元。
他於民國一○五年向廉政署南部調查組自首，並繳回溢領的車資，但該案仍被移送法辦。經檢察官偵查後提起公訴，第一審法院認定他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的公務員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判有期徒刑一年五個月可緩刑二年，蔡姓男子不服提起上訴，第二審法院認為蔡男犯罪情節輕微，改判免刑。對大多數被告來說，所犯的刑事案件被判處免刑，也就是免除刑罰，應該是最好的結果才是，蔡男卻再次提起第三審上訴，理由是他若接受了「免刑」的判決，這輩子就再也不能擔任公務員了！這對他來說是一件損害利益相當嚴重的事。
最高法院認為他的上訴有理由，將二審法院的判決撤銷發回更審，在判決理由中指出：被告於二審時曾主張免刑判決將導致他無法再任公務員，且二審既然認為被告「犯罪情節輕微」，應判比第一審更為有利的刑度，但最終仍下了比緩刑更不利的判決，二審法院未將被告的主張列入審酌，也未諭知免刑判決剝奪被告再任公務員資格的取捨理由，因此撤銷原判決發回更審。這起案件，判緩刑或免刑皆有不妥之處，未來該如何處斷，二審法院法官們得多費心思考量了！
免刑與緩刑雖然都是觸犯《刑法》或刑事特別法的有罪判決，但卻可使行為人不必進入監獄服刑，這是《刑法》及其特別法給予一些惡性不重，不小心犯錯的人改過自新的機會，避免進入監獄中染上惡習。
免刑在《刑法》中的意義，只是免去該罪所科刑罰的執行，所處的罪仍然存在，一般人犯了罪，想要法院給予免刑的判決並不容易，因為免刑有一定的要件，這些要件規定在《刑法》第六十一條中，首先是犯罪的情節必須輕微，顯可憫恕，審判的法官認為依第五十九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後，仍嫌過重者，才得免除其刑，這是裁判免除其刑的前提要件；可以免刑的犯罪也只限於《刑法》下列各罪：
一、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但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百四十五條、第一百八十六條及對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犯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三項之罪，不在此限。
蔡姓男子犯的是《貪污治罪條例》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交付的最輕本刑是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還可以併科新臺幣六千萬元以下罰金，這樣重的罪刑，要依《刑法》判處免刑，對法官來說有一定難度，本案中，二審法院判處免刑，應該是依據特別法《貪污治罪條例》第八條前段所定：「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於犯罪後自首，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或免除其刑。」蔡姓男子這兩點都已經做到了，依法判處免刑並非無所根據。至於緩刑，規定在《刑法》第七十四條，凡「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二年以上五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
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蔡姓男子已經於一審法院減刑後判處緩刑，應已具備緩刑的條件，二審法院是以犯罪情節輕微，改判免刑，未來是有可能遵照最高法院的指示，判處緩刑。
緩刑與免刑，那一個刑度比較重？這得看被告犯罪程度及本身條件而論，免刑一旦判決確定，以後若再有犯罪行為，判決確定的免刑並不受影響，只是法院會認為行為人惡性難改，不會再給予輕判處罰；緩刑則不同，緩刑期內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逾六月有期徒刑的宣告確定者以及緩刑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逾六月有期徒刑的宣告確定者，依《刑法》第七十五條規定，都要撤銷緩刑的宣告，另增訂的第七十五條之一也規定有得撤銷緩刑的條件，如有下列四種情形之一者，經法院認定原宣告的緩刑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必要者，得用裁定撤銷緩刑宣告：
一、緩刑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者。
二、緩刑期內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者。
受緩刑宣告的人，在緩刑期內，應更加警惕，千萬不可以再有任何刑事犯罪，一旦緩刑被撤銷，新舊兩罪都要一併執行，那時候後悔也來不及了！
最近桃園當地一則新聞指出，警方違法搜索，擾民事件頻傳，讓法院的法官與檢察署的檢察官們都相當憤怒，法官甚至在刑事判決書中直批「肆無忌憚、恣意妄為」，地檢署的檢察長則指示主任檢察官準備有關搜索的教材資料，至轄區內各分局為司法警察進行教育訓練，讓他們了解合法搜索的重要性，避免再次出錯，嚴重侵害人民的權益！
搜索是《刑事訴訟法》中的一種強制處分，目的是在發現被告犯罪的事實與證據，凡是可作為證據、可得沒收的物件，都是搜索的範圍標的。
可作為證據的物件，是指與該刑案有關的證據，不問這項證據能直接證明犯罪，或間接證明犯罪，更不問是否有利或不利於被告，都能夠作為證據的物件；可得沒收的物件，指的是刑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所定的違禁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沒收，搜索時發現違禁物，應立即予以扣押。同法條第二項所定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為沒收。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例如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第二項當場賭博的器具，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沒收之，若搜索時發現上述物件，仍應視為搜索標的，予以扣押。
搜索原則上必須使用搜索票，但因情況急迫無法立即取得搜索票時，刑事訴訟法也有例外的相關規定。首先說明必須持有搜索票才能進行搜索的情形及法律規範。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一項中所訂，刑事案件在檢察官偵查中，對於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的身體、物件、電磁紀錄及住宅或其他處所，認為有必要時得搜索之。這是刑事訴訟法所定的搜索客體，如果是以第三人的身體、物件、電磁紀錄及住宅或其他處所作為搜索客體，依同法第二項的規定，必須要有相當程度的把握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或應扣押之物或電磁紀錄確定存在時，才可以對第三人進行搜索。
搜索，在刑事案件偵查中，原則上是由檢察官發動，檢察官認為所辦理的案件有搜索的必要，應以書面記載案由、應搜索的被告、犯罪嫌疑人或應扣押之物，但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不明時，得不予記載，並須載明應加搜索的處所、身體、物件或電磁紀錄及說明搜索的理由，向該管法院聲請核發搜索票，若法官認為聲請有理由，即應簽發搜索票。搜索票上除記載檢察官所聲請的事項外，另應載明有效期間，逾期即不得執行搜索及搜索後應將搜索票交還的意旨，法官也可以在搜索票上附註執行搜索人員應特別注意的事項，最後由法官在搜索票上簽名，搜索票才發生效力。上述核發搜索票的程序，皆不能夠公開，以免消息走漏，使搜索無法順利進行！
司法警察官因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認有搜索的必要時，也可以依照檢察官聲請法院核發搜索票的方式，報請檢察官許可後，向該管法院聲請核發搜索票。檢察官與司法警察官的聲請，若被法院認為無理由而駁回者，不得聲明不服，也就是別無其他救濟途徑。
檢察官接到法院核發的搜索票後，除有特殊因素自行前往搜索外，通常是交由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執行。檢察事務官為執行搜索，認為有必要時，得請求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輔助之，當執行搜索行為必須觸碰婦女的身體時，亦須由婦女執行之，但不能由婦女執行時，則不受此限制，搜索應保守秘密，並注意受搜索人的名譽。
政府機關或公務員所持有或保管的文書及其他公物應扣押者，應請求交付，但必要時也可以搜索。軍事上應秘密的處所，非得該管長官允許，不得搜索，除有妨害國家重大利益者外，該管長官不得拒絕。以上都是搜索所應注意的事項。
經搜索而未發現應扣押之物件，或有攜回的扣押物品，都要由搜索人員出具證明書交與受搜索人。
搜索，除了要用搜索票的方式以外，《刑事訴訟法》還規定有不用搜索票的搜索，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第一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雖無搜索票，得逕行搜索住宅或其他處所：一、因逮捕被告、犯罪嫌疑人或執行拘提、羈押，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確實在內者。二、因追躡現行犯或逮捕脫逃人，有事實足認現行犯或脫逃人確實在內者。三、有明顯事實足信為有人在內犯罪而情形急迫者。（第二項）檢察官於偵查中確有相當理由認為情況急迫，非迅速搜索，二十四小時內證據有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之虞者，得逕行搜索，或指揮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執行搜索，並層報檢察長。」
這種被稱為「逕行搜索」的規定，如由檢察官執行者，應於實施後三日內陳報該管法院；由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執行者，應於執行後三日內報告該管檢察署檢察官及法院，法院認為不應准許者，應於五日內用裁定將搜索撤銷。如果搜索後不陳報或經法院撤銷者，依同條第三項後段規定：「審判時法院得宣告所扣得之物，不得作為證據。」
自願性同意搜索，係經受搜索人出於自願性同意者，依第一百三十一條之一規定，得不使用搜索票，但執行人員應出示證件，並將其同意的意旨記載於搜索筆錄。
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逮捕被告、犯罪嫌疑人或執行拘提、羈押時，雖無搜索票，得逕行搜索其身體、隨身攜帶之物件、所使用之交通工具及立即可觸碰之處所，這就是第一百三十條所定不必有搜索票的附帶搜索，法律如此規定，主要是在搜索被告、犯罪嫌疑人有無攜帶危害執行人員身體的危險物品，以防止脫逃事件的發生。
一個人如果任意為非作歹，觸犯了國家為維護社會秩序所制定的《刑法》或刑事特別法規範，即應受到該有的懲罰，至於如何論罪科刑，則由掌理司法審判的法院，依據《刑事訴訟法》作審判。刑事訴訟程序繁雜，除了輕微犯罪案件外，一件刑事案件自第一審開始，需至三審判決才能定讞，中間過程至少要耗費一、二年的時間，而在這一段漫長的審理時間裡，若被告依舊不遵循法律規範，持續地從事非法行為，容易使社會秩序無法安定，或者讓更多無辜民眾受害。惟我國為法治國家，若必須拘束人民的身體自由，必須要取得法律的依據，才能實行。現行的《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定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下列情形之一，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一、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二、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三、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
法條中所稱的「羈押」，是指將被告送進看守所先行收押，在被告的刑事案件審判確定前，暫時性地拘束被告的行動自由，防止被告逃亡與保存相關證據，使刑事訴訟程序能夠順利完成。這種對人身自由的強制處分，只有法官才能夠行使。偵查中檢察官認為有羈押被告的必要，不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是以拘提或逮捕到案，檢察官都應即時訊問，訊問完畢後認有羈押的必要者，要在被告自被拘束人身自由時起算二十四小時內，以聲請書敘明犯罪事實、所犯法條、所得證據與羈押理由，以及交付被告的繕本並檢附卷宗及證物，向該管法院法官聲請羈押。法官開羈押庭時，檢察官得到場陳述聲請羈押的理由及提出必要的證據。
檢察官在訊問被告以後，有事實足認被告有使證據晦暗之危險或妨害偵查程序之行為，應將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的相關卷證另行分卷並敘明理由，請求法院以適當的方式限制或禁止被告及其辯護人獲知。
訊問後未經聲請羈押者，檢察官應立即將被告釋放。但如認有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或第一百零一條之一第一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而無聲請羈押之必要者，得逕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如不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而有必要情形者，仍得聲請法院實行羈押。法院受理羈押聲請，皆應即時訊問。但至深夜即夜晚十一時仍未訊問完畢，被告、辯護人及得為被告輔佐人的人，得請求法院於翌日日間訊問，法院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深夜始受理羈押的聲請者，則應在翌日午前八時以後的白天開庭訊問。總而言之，晚上十一時以後，至第二天早上八時前，都不是訉問的適當時刻，法律規定的用意是在保護被告，使被告有充分的休息時間，以應付法官或檢察官的訊問，除非被告自願放棄此項權利，願意接受深夜的訊問，否則依刑事訴訟法以禁止夜間訊問為原則。
「預防性羈押」，規定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一條之一，該條在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所增訂，在法條的第一項中即說明：「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下列各款之罪，其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為有反覆實行同一犯罪之虞，而有羈押之必要者，得羈押之」；所謂下列之罪，新增法條原只列出《刑法》分則中九款的犯罪。其後又在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九十一年六月五日、九十五年六月十四日及一百零九年一月十五日六度修正，雖然修正次數頻繁，但修正範圍並不大，只是在法條所適用的犯罪罪名方面作些增減，目前可以適用這法條聲請法院實行預防性羈押的犯罪已多達十一種，包括《刑法》分則中的放火罪、準放火罪、劫持交通工具罪、強制性交罪及加重強制性交罪、強制猥褻罪、加重強制猥褻罪、乘機性交猥褻罪、強制性交猥褻的結合罪、幼年男女性交或猥褻罪、殺人罪、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傷害罪、重傷罪、買賣人口罪、移送被略誘人出國罪、妨害自由罪、恐嚇危害安全罪。關於財產上所犯的竊盜、搶奪罪與強盜罪、以及與強盜罪的加重犯與結合犯；海盜罪及其結合犯、恐嚇取財罪、擄人勒贖罪及準擄人勒贖罪、詐欺罪與加重詐欺罪。
在特別法方面增列的有《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的犯罪、《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七條、第八條的犯罪、《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至第四項的犯罪以及《人口販運防制法》第三十四條的犯罪。
以上許多的犯罪行為，有些還是所犯之罪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原本可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三款的重罪予以羈押，由於重罪羈押的法條已經修正，在第三款中加入「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的審酌要件，被告所犯的雖是最輕本刑有期徒刑五年以上的重罪。如果不具修法後的要件，就不能用重罪予以羈押，反而一些輕罪因為有預防性羈押的法條而被收押，顯然有失衡平，這次修法便將一些在實務上認為較易再犯的重罪，也列為預防性羈押的犯罪，用來保障社會的安寧。所以預防性羈押的罪名，便因此而大幅增加！
日前新聞報導，一位在新北市唸高中的十七歲林姓少年，平時喜歡以機車代歩，只要一出門便自然而然地騎上機車，然後便風馳電掣般在馬路上狂飆。只是他尚未達到報考駕照的年齡，每次騎車，都深恐碰到警察。偏偏他個子小，有經驗的交通警察一看就知道是無駕照偷騎機車的少年，所以被攔下的機率特別高，每被攔下一次，罰單就多一、二張，但他對這些罰單總是置之不理，照樣習慣以機車代步。
違規罰單日積月累下來，愈來愈多，直到有人告訴他，交通罰單若遲不繳納，以及不參加「交通安全講習」，將無法報名機車駕照的考試！由於林姓少年非常想要一張合格的機車駕照，一聽到必須要繳清罰款以及完成「交通安全講習」的課程才能報考機車駕照，這才驚覺事態嚴重，連忙回去整理收到的所有罰單與參加交通講習的通知。整理出來的結果讓林姓少年嚇了一跳，原來交通違規的罰單，除了無照駕駛外，還有超速、蛇行、闖紅燈等等，這些罰單加起來將近新臺幣一百萬元，交通安全講習共有五十堂課，而且未成年人還必須要家長陪同才能參加。
鉅額罰鍰及五十堂的交通安全講習，讓林姓少年感到不知所措，最後只好回家請求母親的協助。母親聽了兒子請求後，對於兒子的不當行為，雖然嚴加責備，但為了兒子的前途，還是答應幫忙，每週自台中趕往新北市，陪同兒子上交通安全講習課程，而積欠的巨額罰鍰再慢慢設法繳納。林姓少年的母親肯為兒子伸出援手，讓他有了考取駕照的機會，只是無照駕車的習性若不改，仍然會再次收到罰單，所以這位母親若真的為了兒子的未來，就必須禁止他再騎機車上路！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九十二條第一項所訂的《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六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考領普通駕駛執照、輕型或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須年滿十八歲，最高年齡不受限制」。法律除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身體和財產的安全以外，同時也在保護未滿十八歲的人自身安全，因為此階段年齡的人，雖然外表看似成年，但是心智與駕車技術都未成熟，如若受了外在刺激，容易因緊張而失控，此時若正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便容易發生車禍，若不幸，則可能將自己的命都送掉！
據交通部道路安全委員會統計，今年一至七月份，十三歲至十七歲少年無照駕駛出事身亡，共有三十五人，高達四千一百七十七人受傷。青少年若一時貪快不幸身亡，不但折損了自己的生命，亦會讓至親承受巨大的喪親之痛；而若是青少年自身毫髮無損，卻撞傷或撞死了被害者，如果這位被害者原本是一個家庭的經濟支柱，被害者一旦倒下，無法繼續支撐家庭經濟，其家人將頓失依靠，無法生存。此時青少年要自負刑事責任外，被害人方面可以要求加害人依民法規定給予損害賠償。如果加害人是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依民法第一百八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以行為時有識別能力為限，與其法定代理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行為時無識別能力者，由其法定代理人負損害賠償責任。」。這裡所指的「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依民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無行為能力」。第二項:「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有限制行為能力」。
據此能夠騎機車上路的，皆為限制行為能力人，法定代理人與限制行為能力人連帶負損害賠償的責任範圍，除了損失的財產要給予賠償外，還得視被害人的家庭經濟狀況而定。如若使人受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皆應一併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害人雖非財產上損害，也可以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至於使人失去生命者，對於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及殯葬費都應賠償，另外被害人的父母、子女、配偶，雖非財產損害，亦可請求相當金額的慰撫金，被害人對於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加害人對於該第三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參照民法第一百九十二至一百九十六條）。
限制行為能力人與法定代理人，如果經濟條件不夠充足，面對這些賠償，有可能會走上傾家蕩產之路。故未成年子女在外的一切行動，都要嚴加注意，千萬不可任其自由發展，一旦鑄成大錯，便後悔莫及了！
今年六月間，一名從事水電工作的劉姓男子，在新北市蘆洲區復與路上，看到一位郭姓女子正要開車離去，車門尚未鎖好，他就立即拉開車門，坐上副駕駛座，抽出預藏的彎刀，抵住郭女喉部，脅迫她開車前行。郭女當時嚇得動都不敢動，劉姓男子看她沒有反應，便伸出左腳踩下油門，這一踩因為力道過猛，整輛車逆向暴衝，不僅撞毀三輛轎車，還造成一位黃姓國中生腿骨壓斷，一位騎單車的婦人頭部重傷陷入昏迷。劉姓男子驚覺車輛肇事，搶了郭女的皮包就跑，慌亂中又將到手的皮包遺失。當晚，劉男自知法網難逃，便自行向警方投案。
報導這則新聞的記者，除了詳細描述案發當時的狀況外，還特別走訪兩位曽任公職的律師，兩位律師皆表示，依據案情來判斷，女駕駛應為被害人，可以主張刑法上的「緊急避難」，來免除自己的刑事責任。
「緊急避難」是刑法總則第二十四條所定免除刑事責任的規定，也就是說當遇到緊急避難的情形，行為人是不必負任何刑事責任的。條文全文如下:「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之緊急危難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不罰。但避難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前項關於避免自己危難之規定，於公務上或業務上有特別義務者，不適用之。」
是指法益受到侵害的當下，正處於緊急迫切的狀態，至於危難發生的原因，係人為的禍害或者出於自然的災難，都包括在內。如因自己的行為，引起的危難，也可以主張緊急避難，例如挑逗他人飼養的大狗，大狗猛撲追咬，慌亂中見附近一戶人家大門緊閉，便用力踢開大門，闖進屋內躲避惡狗加害。這時也可主張緊急避難，免除毀損及擅入他人住宅的刑責。
緊急避難的行為，不以保護自己的權利為限，如見義勇為，在危難來臨時，挺身為他人的權利作出緊急避難行為，也為法律所允許，只是不能超過生命、身體、自由、財產四種法益的範圍。
所謂「不得巳」是指危難來臨時，除了侵害他人法益外，別無其他方法可以避免危難，如當時還有其他方法可以避開危難，就不能說是不得巳。
緊急避難行為是否過當，在理論上有必要說與方法適宜說二學說，前者是要觀察危難當時的實際情形，以決定避難行為是否必要，不以所救護的法益與避難行為侵害第三人的法益，是不是相等作為標準。方法適宜說則認為避難行為所生的損害，應不超過危難所導致的損害程度，否則即為過當。實務上的做法，採取必要說為原則，但在輕重懸殊時，仍宜輔以方法適宜說，來決定是否過當！
例如身為船長者，當危難來臨時，不能罝全船其他人員生命於不顧，主張緊急避難，逕自行避難逃命去，則有違常理，因此，要這些有特別義務的人不得主張緊急避難，並不為過！
就今年6月間的事件而言，郭女到底可不可以主張緊急避難?有一項事實必須調查清楚，到底是誰踩下油門?郭女在案發時表示是劉姓嫌犯伸過左腳踩下油門，才使車輛暴衝發生車禍，但劉姓嫌犯到案後則否認郭女的說法，說他並沒有踩油門，如果郭女說的是實話，則郭女並無任何緊急避難的行為，怎可主張緊急避難呢？
日前新聞報導，一位二十四歲的郭姓男子，平時以駕駛Uber為業，於民國一0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晚間，與友人在台北市文山區一家KTV飲酒作樂，直到第二天的清晨，才各自散去。因聚會時飲用酒精的緣故，郭男將車開得有如「恐怖攻擊」般在路上急速亂竄，沿路連闖五個紅燈、撞毀一處民宅。行經台北市基隆路三段時，還一連撞倒三輛機車，導致二位男騎士，受傷一位女騎士身亡。肇事後，郭男連車都沒停，逕自開車逃逸。獲案後自承當晚有飲用二、三瓶啤酒與「威士忌」，但是沒有要殺人的意思。檢察官查看當時的行車紀錄器，發現郭男的車速高達百公里左右，且不顧燈號管制，在路上飛速亂撞以致肇事，即以殺人罪將他提起公訴。一審法院認為檢察官尚不能證明郭男有殺人的故意，改依醉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因而致人於死判處罪刑。上訴高等法院後，合議庭認為被告將人撞倒後，不但未下車察看，反而加速逃逸，可見他有間接的殺人故意，因此撤銷原判決，改依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酒駕致人受傷部分，判處有期徒刑六月，可以易科罰金，肇事逃逸部分，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二月。不得易科部分，共應執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六月。
郭姓男子於酒後駕車撞死人，高等法院是如何認定他殺人呢？我國刑法的普通殺人罪，規定在第二百第七十一條第一項中:「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這項條文內容相當簡潔，犯罪要件連同刑罰一共只有短短十九個字。但什麼是「殺人」？簡單來說，只要把活人變成死人，在法律上就是「殺人」的行為，但殺人的方法千百種，立法者很難在法條中一一羅列，未免掛一漏萬，因此法律即不予規定，由法官在審判時就犯罪個案事實予以認定。
殺人罪是否成立，除了客觀上的事實外，還須視行為人是否有主觀要件上的殺人故意才能加以認定。刑法的「故意」規定在總則中的第十三條中，第十三條分為兩項，第一項為直接故意，內容為:「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例如甲與乙有仇，明知手槍中有子彈，也知道用手槍瞄準乙的頭部並扣下板機，將會導致乙死亡，仍然決意用手槍描凖乙的頭部，並扣下扳機，而乙也果真因甲的該行為而死亡，這就是甲有明知故犯的直接殺人故意，甲應可成立直接故意的殺人罪。至於刑法上的間接故意，又稱不確定故意，法條內容規定在第十三條第二項：「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例如甲與乙有仇，甲在試射手槍時，乙正巧路過，甲預見到若子彈射歪可能擊中乙導致乙死亡，卻認為打死乙也無所謂，反正與乙有仇，開槍後，子彈果真打偏而射死乙，由此例可知甲對乙具有殺人的間接故意，應可成立間接故意的殺人罪。
由此可知，犯罪的故意，在學理上雖有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之分，但在法律效果上則無不同，直接故意是殺人，間接故意同樣也是殺人。另外，犯罪行為依刑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罰。」也就是說犯罪的成立，必須先探求行為人有沒有犯罪主觀上的故意或過失，若是非出於故意或過失，也就是「無故意過失」，則該行為就不是刑法上的犯罪行為，而不予處罰。「故意」看不見摸不著，是藏在犯罪行為人內心的主觀意思，所以事實審法院的法官就只能依客觀的犯罪事實，來判斷是否為刑法上所能處罰的犯罪，又為恐審判者各持己見，標準不一，容易造成紛歧的見解，使人民無所適從，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立法者特別用法條解釋故意的定義，才不致出現差錯。
高等法院的判決認定郭男酒醉駕車是殺人行為，無非是以郭男酒後將車開得飛快，應有預見與其他車輛擦撞、發生人命死傷的可能，但仍決意醉態駕駛開車上路，又在撞倒女騎士後，未下車察看徑自開車逃離，高等法院據此認定郭男對於女騎士可能因自己的超速駕車而死亡，具有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他的本意之殺人的間接故意，因此這部分論以殺人罪，並不為過！
今年的五月二十九日，司法院大法官首次在憲法法庭開庭，由司法院許院長兼大法官審判長率同十四位大法官出席，審判長當庭宣示釋字第七九一號解釋，這號解釋是針對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所作，解釋文內容以前衛觀點，直指通姦罪法條限制憲法保障性自主權，有違比例原則，應立即失效。另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九條但書所指「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之罪對於配偶撤回告訴者，其效力不及於相對人」部分，規定只能對配偶撤回告訴，效力不及於其他相對人，這是一種差別待遇，亦應無效。
由於兩條法律皆違憲，一經對外宣示解釋立即失效，因此忙壞了所有正在辦理通姦罪案件且尚未終結的檢察官、法官們。因為案件來到他們手中時，通姦罪仍是刑法明定的犯罪，大法官把解釋文宣示完畢，通姦罪立即從刑法中刪除。這時檢察官偵辦和法官審理中的通姦案件，都因為犯罪後法律己被大法官宣告違憲而失效，案件即不能再辦理下去，檢察官應即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二第四款為不起訴處分，法官應依同法第三百零二條第四款為免訴的判決，以終結手上的案件。那些己經判決確定在監執行的受刑人，也在當日釋放，讓他們恢復自由。
通姦罪經解釋為違憲後，社會上出現兩種不同聲音，支持者認為通姦罪的存在，只是滿足被害配偶的報復感，對於維繫婚姻毫無助益，夫妻之間是否彼此忠誠，是雙方的私事，國家不應該以刑罰恫嚇人民維恃婚姻的忠誠。感情與婚姻要靠夫妻雙方共同經營，國家怎能介入？反對者則直指通姦除罪的釋憲結果，並不符合人民的期待，只會讓「小三」、「小王」的外遇文化更為氾濫，易使人們對婚姻失去信心。國家應保障家庭的幸福和穩定才能長治久安。通姦除罪化以後，國家對於弱勢婦女的婚姻來說。在刑事方面雖然無法給予任何保障，但想要在司法程序上得到一些助力，仍然能提起民事訴訟，尋求另外一層的保障。
人民在符合民法規定下結為夫妻以後，他們的婚姻關係便受到民法的拘束和保護，不因刑事通姦除罪而受影嚮。舉例來說，民法親屬編第一千零一條規定：「夫妻互負同居之義務。但有不能同居之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林女士和王先生結婚五年，前些日子王先生迷上李姓「小三」，兩人在外租屋同居，已經二個多月沒有回到與林女士共同的家中，林女士原本想用法定配偶的身分對他們提出通姦罪的告訴，奈何正好碰上通姦罪被認定為違憲而除罪，只好作罷。事實上，林女士無須為了刑事上的通姦除罪而焦急，刑事雖然無法提告，但只要婚姻關係存續中，仍然受到民法的保護！林女士若想與丈夫繼續維持婚姻生活，不妨先提起民法上「履行同居」的訴訟，如果王先生收到法院的出庭通知，在合於民事訴訟法的送逹規定下，仍然置之不理，既不出庭說明，又不提出書狀答辯，這時候原告林女士在法庭上，就可以聲請法院准許她一造辯論而為判決，如果得到法院許可，准由原告一造陳述而為判決，那這件官司可以說是原告贏定了！不過，身為原告的林女士也不必高興太早，因為此項判決雖原告經勝訴確定，依強制執行法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於夫妻同居之判決不適用之」也就是原告林女2
士不得聲請與王先生夫妻同居的強制執行。因為執行的標的是人，人有一雙腳怎能禁止他四處走動?若王先生已經對這個家毫無眷戀，就算是以強制執行的方式送他回家，只要執行的人一旦離開，王先生仍然會馬上離開這個家。所以夫妻同居的判決，便無法用強迫手段達到目的，法律便禁止同居義務強制執行，以免人權受到侵害。既然如此，林女士便白費心血去打一場無法強制執行的同居官司了。
其實林女士的婚姻，已經面臨無法挽回的局面，只要有一方提出離婚的建議，就會走上離婚的路！我國民法關於離婚訂有兩種方式，分別為協議離婚和裁判離婚。協議離婚又稱自行離婚，只要離婚當事人談妥離婚條件，另備妥記載離婚事由、二位知道離婚事實證人之簽名的離婚協議書，即可到戶政事務所辦理離婚登記，兩願離婚的手續才算有效完成。而如果配偶是未成年人的話，依照民法第一千零四十九條但書規定，應得到「法定代理人之同意」。自行離婚的條件是必須雙方都有離婚的意思，才能達成。像林女士的先生根本不將婚姻當作一回事，要找王先生談離婚，簡直難如登天。所以林女士想要脫離婚姻的枷鎖，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到法院提起離婚的民事訴訟，又稱為裁判離婚。
裁判離婚的相關規定在民法親屬編的第一千零五十二條第一項列有十款可以裁判離婚的原因，除這十種原因之外，在第二項中規定「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至於事由是不是「重大」？能不能「維持婚姻者」則由法院依據客觀事實來認定，而非原告僅持一面之詞即可認定。像林女士的離婚訴訟，上面提到的十款裁判離婚原因中，她就符合其中二款原因，即是第二款的「與配偶以外之人合意性交」與第五款的「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中。」於是在林女士的個案中，夫妻之一方於同居之訴判決確定後，仍不履行同居義務，此種狀態如在持續進行中，又無不能同居的正當理由，司法實務上都認為此即與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中。」的離婚要件相符合，所以林女士當時履行同居義務的官司雖然不能強制執行，但正好能夠以此為依據，向法院申請裁判離婚。
我國現行刑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明定：「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
由於有這法條的規定，法院審理刑事案件過程中，法官都會調查被告的前科資料，也就是以前曽經犯過什麼罪？所科刑罰在什麼時候執行完畢，如果答案與刑法第四十七條所規定的要件符合，那就是累犯，所審理的案件就要加重處罰，不過最多只能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像被告犯的是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的加重竊盜罪，法定本刑是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法定本刑成為七年六個月以下，九個月以上的有期徒刑，法官在加重後的刑度內科處被告宣告刑，才算合法。
在後案審理中未查清楚被告是否為累犯，沒有加重處罰，案件判決確定後才發覺被告是累犯，只要是刑罰尚在執行中，最後事實審的檢察官都要依刑事訴訟法笫四百七十七條第一項的規定，聲請法院依刑法第四十八條前段規定「更定其刑」，也就是要求法院用裁定變更依累犯加重已判決確定犯罪的刑罰。由於這種法律規定的刑罰加重，所持理由係因犯罪行為人之刑罰反應力薄弱，在前案所處徒刑執行完畢後五年內又再故意犯罪，必需再延長他的矯正期間，以助其重返社會，並兼顧社會防衛的效果。並非犯罪行為人另有不法行為所導致，此種不問犯罪情節一概加重，而且在判決確定後才發覺被告是累犯，這時候被告的後案已經脫離了法院，還要勞動檢察官另行聲請用裁定加重，本來已經判決確定的案件，再用裁定加重刑罰，這不是司法實務界引為大忌的一事再理嗎？只是從事司法實務工作者，大多數人雖然認為法條規定不合情理，但執法人員只能依法行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晃幾十年也就過去了！不過有少數執法人員並不作如此想，他們認為不合理的法條就不應該讓它存在，將手中案件用裁定停止審判，再列舉理由向司法院大法官聲請解釋；另外也有受累犯判決確定的被告多人也認為用累犯加重其刑的判決或裁定違法，聲請大法官釋憲。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便將受理的合法聲請案件合併辦理，作成釋字第七七五號解釋，解釋文已經在民國一0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公布。解釋文內容直指累犯加重本刑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八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於修正前為避免發生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依本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裁判確定後發覺受刑人為累犯時，依現行刑法第四十八條上段規定：「裁判確定後，發覺為累犯者，依前條之規定更定其刑。」同號解釋，也認為這法條與「憲法一事不再理原則有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刑法第48條前段規定既經本解釋宣告失其效力，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依刑法第48條應更定其刑者……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之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應即併同失效。此號解釋一出，不待刑法的修正，累犯加重及更定其刑都成為刑法史上一個過去名詞。
「累犯」加重刑罰，在目前司法實務判決上，我們經常見到的都只是加重法定刑的最低刑，很少見到加重在法定最高刑上。舉個例來說，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的加重竊盜罪，法定本刑是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是累犯加重其刑，判處九個月有期徒刑，便算合法，只是加來加去還是在原來的法定本刑的範圍內。所以累犯規定對於加重其刑，似乎沒有打在身為累犯罪者的痛處，累犯的再犯率因而始終沒有下降！此次大法官第七七五號解釋，並沒有指出累犯不可加重刑罰，只是說累犯加重本刑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八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因而指示有關機關修法，到目前為止，尚未見到新的法條出現，可見提出一條面面顧到的新法條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累犯的加重刑罰，係因犯罪行為人的刑罰反應力薄弱，需再延長其矯正期間，以助其重返社會，並兼顧社會防衛之效果。去年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條修法，可供未來累犯修法的參攷，此修法模式，是將累犯的要件擴大，納入經緩起訴處分確定，在第185-3條第三項増訂一新條文規定：「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五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巧妙地避開刑法第四十七條累犯加重至二分之一的規定，將原第二項所定「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提昇至累犯最重可處無期徒刑，不過此項模式只能使用在個案，無法擴大至其他犯罪。另一方法修法模式，個人不成熟的想法，似可在刑法總則増一法條，將所有犯罪的法定刑分為上、中、下三段，累犯不得處以下段的刑，目前實務上累犯加重，但加來加去仍不脫法定本刑的範圍，若這分段的想法可行，累犯雖無加重之名，卻有實際加重的效果。
曽有志是去年才考上高中的高一學生，人雖然不是很聰明，但超愛讀書，把老師教的課本背得滾瓜爛熟。這天一大早，他像平日一樣背起書包騎著腳踏車去上學，到了教室，一看門是關著的，從窗子往裡面看竟沒有一個學生！心裡覺得奇怪，抬頭看到教室門上貼有一張字條，告訴同學：班上有一位同學得了最近流行的傳染病「新冠肺炎」，全班依規定停課二週，這才明白教室空蕩蕩的原因，班上停課也只好無精打采回家去！騎車到半路，忽然想起自己已經好久沒去海邊看海，現在無書可讀，心中悶悶不樂，何不趁這機會到海邊走走，聽聽久違的海濤拍岸聲音，消消心中悶氣！想到這裡，便將車頭一轉，向海邊騎去。到了海邊，遠望海天一色，近看驚濤拍岸，心中一高與，便將腳踏車放倒在沙灘上，脫掉鞋襪，在沙灘上漫歩向有水的地方走去，行走中忽然腳下碰到一個硬繃繃的東西，低頭一看，碰到的是一個露出一角黑黑的有點兒像平版電腦的東西，好奇心驅使他挖出來看個明白，便用力將沙撥開，用兩手將這黑漆漆的東西捧出一看，這像磚塊般的東西沒有裝上開關或按紐，應該不是現代科技產品，看樣子又不像泥土製作的粗糙物品，本來想將它放回原處，後來又想到帶它回家，背書時作為壓書頁的「書鎮」挺好用的。便把附著的沙粒清乾淨放進書包裡，忙完這事，已經沒興趣再作踏沙行，穿好鞋襪就騎車回家去。
當天他父親下班回家，一眼就看到曽有志撿來放在桌上的那塊東西，就問曽有志這東西那裡來的？曽有志照實說今天他們這一班有同學染上「新冠肺炎」而停課，就趁機到海邊轉一轉，在沙堆中發現撿來的。準備當作壓書的「書鎮」來用。他父親把這烏黑的東西拿起來看了又看才放回原處說：「看不出這是什麼東西？經過人工加工製造應該不錯。我看還是送到派出所去招領比較妥當。」說完就要兒子帶著那塊烏黑的東西，坐上機車後座一路騎向派出所，警員直問這東西那裡來的？曽有志的父親說是兒子在海邊沙灘上撿到的。警員立即向上級分局報告，並請父子倆在裡面坐一坐，說分局的人馬上就來。不多久一輛警車來到，來的人看了那烏黑的東西以後，就謂他們父子一同坐車到發現的沙灘察看。以後才讓他們回家！
二週後曽有志恢復上課，老師們都忙著趕著教學進度，學生也得加倍努力，曽有志忙於課業，也把撿到東西的事忘了！直到有一天傍晚放學回家，他父親手中拿著一份報紙，同他說：「兒子你撿到的那塊烏黑的東西謎團解開了，原來那是一塊價值不菲的毒品「海洛因」磚。報上說：警方憑著一位中學生在海邊檢到的一塊「海洛因」磚，判斷那是毒梟搬運毒品上岸時遺落在海灘上。經深入調查一舉偵破一個走私毒品的龐大集團，查獲「海洛因」磚多達四十餘塊，報上雖然沒有你的名字，仍算是破獲這案件的一位無名的大功臣！
曽爸的話說得沒有錯，警方如果沒有曽有志將拾得那塊烏黑的東西送去派出所，可能一時還無法破案。施用毒品不僅危害個人身心健康，也損害國家的整體經濟，因此我國訂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的刑事特別法，利用重刑來嚇阻與毒品的相關人等利用毒品危害人民。什麼東西算是毒品？依上述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的立法解釋：毒品是指「具有成癮性、濫用性、對社會危害性之麻醉藥品與其製品及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同條第二項又依毒品的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分為四級，「海洛因」是與「嗎啡、鴉片、古柯鹼及其相類製品」同列為第一級毒品。
曽有志在海邊沙灘上撿到的「海洛因」磚，是毒梟們搬運上岸時遺落在海灘，不問毒梟們是何原因取得毒品，他們將自海上運送至內陸的犯罪行為，是無可卸責的「運輸」。「運輸」第一級毒品刑責，依這條例第四條規定，是與「製造」、「販賣」第一級毒品相同，要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比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項的普通殺人罪還重。曽有志只是撿到毒品還不生犯這些重罪的問題，如果撿到當時知道那是價值昂貴的毒品，卻起貪念想將它據為自有，不將毒品送交警方處理，那就要面對一連串的刑事責任問題，
首先觸犯的是刑責最輕的《刑法》第三百三十七條的侵占遺失物罪，凡是撿到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如果起意將其作為自有，或者將其轉為第三人所有，法律條文的用語是「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犯這罪要受到新台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罰金在刑法是一種最輕的主刑。撿到一級毒品「海洛因」磚，撿到當時知道這是可以賣好價錢的毒品，想找機會脫手，發一筆小財，若有這個念頭，將毒品帶回家藏匿，這就犯了《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五條第一項所定的「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一級毒品」的重罪，要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個撿到遺失物的行為，同時又觸犯其他兩個以上的罪名，《刑法》將這種行為稱作想像競合犯，要從一重處斷，也就是從行為人所犯各罪中，選擇其中刑罰最重的一個罪來處罰，輕罪就不予處罰，由法院在判決理由中說明就可以了！
撿到第一級毒品不是想出售，只是放在家中把玩欣賞，那是單純的「持有」，依這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也得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所以撿到毒品不是一件好事，還是趕快送交警局，以免惹出大麻煩！
前些日子，報上刋出一則新聞，報導一位開水電行的林姓老闆，本來都是單槍匹馬，自己一人為工作奮鬥，後來名氣打開了，生意愈來愈好，一個人實在無法應付，便僱用一位黃姓親戚做技工。這位黃姓技工工作表現還不錯，甚得林老闆的信任，有些小工程，就放手讓黃姓技工去做。這天林老闆接到老主顧莊姓老太太的電話，說她家的電燈開關壞了，要他去修理，林老闆認為這只是小生意，用不著自己去，就要黃姓技工帶一個新的開關去換裝，黃姓技工到了莊宅，進入屋內看見室內裝璜氣派非凡，心想這是一戶富裕人家，當時只有老太太一人在家，心想在這裡做它一票無本生意，勝過在人家店中當伙計混個幾十年，這是關係自己前途的大好機會，怎能讓它輕易錯過，馬上動手將礙事的老太太送往西方，然後著手搜括財物，結果屋內值錢的東西並不多，不免大失所望，可是大錯已經鑄成，只好隨便拿些財物而歸。當晚屋主人回家，發現出了命案，馬上報警，警方根據老太太生前所打水電行的電話號碼，就認定是黃姓歹徒所為，當晚就將他逮捕。
黃姓歹徒被逮後，起先還狡詞否認，經過警方攻破他的心防，只好供認是他幹的。這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在台北法院審理時，黃某當庭向到場的被害人家屬下跪道歉，就此一跪，法院認為被告己有悔意，強盜殺人罪的法定本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就選擇了無期徒刑。讓他保住一命。另被害人家屬對被告同他的老闆提起請求連帶損害賠償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則裁定移送同院的民事庭審理。民事庭審理時林姓老闆同黃姓被告都有到庭辯論，林姓老闆說強盜殺人是黃姓男子個人幹的，與他無關；黃姓男子則說事情是他幹的不錯，可是他沒有錢可以拿出來賠！照他們兩人的說法，似乎兩個人都不必負起賠償責任，難道被害人是白白地被害死的嗎？當然不是，因為法院的民事庭並沒有理會被告的辯解，依然判決被告二人要連帶賠償原告也就是被殺害的老太太的兒女一共新台幣四百六十二萬一千二百二十元。法院判決理由，是依據民法第一百八十八條，這法條的第一項前段，是這樣規定的：「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黃姓男子是被林姓老闆僱用在他經營的水電行裡當技工，當天他是受老闆的指派前往莊宅修理電燈的開關，這些事實原告與被告都沒有爭執，林姓老闆僱用的黃姓員工既是執行職務的時候，侵害莊老太太的生命權利，林姓老闆依上述法條的規定，自應負起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法律之所以如此規定，是因為身為老闆的人，必須注意員工品德與監督工作狀況，一旦受僱人在執行職務時做出不法侵害他人權利的事，老闆要負起連帶損害賠償責任。除非做老闆的人能證明自己已經做到這法條但書的規定「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
就算是僱用人依這法條但書的規定，不負賠償責任，但同法條第二項又規定：「如被害人依前項但書之規定，不能受損害賠償時，法院因其聲請，得斟酌僱用人與被害人之經濟狀況，令僱用人為全部或一部之損害賠償。」僱用人的賠償責任，還是不能免除的！雖然同法條第三項規定有：「僱用人賠償損害時，對於為侵權行為之受僱人，有求償權。」但就本件案例來說，受僱人已被判無期徒刑入獄受刑，那裡還有財產可供僱用人求償呢？本來連帶債務價，只有一個債，債務人則有兩人，這兩個連帶債務人都負有清償全部債務的義務，債權人可以向全部債務人要求給付或只對其中有清償能力的一人請求給付，只要連帶債務人中的一人提出清償或用類似清償的方法將連帶債務清償或消滅，其他連帶債務人也免除連帶債務的責任。連帶債務人相互間，依民法第二百八十條的規定，「應平均分擔義務」。如果連帶債務人是兩個人的話，出錢還債的人，可以要求另一連帶債務人歸還一半的錢。如果對方是窮光蛋一個，就是費盡心機，也是榨不出錢來！所以做老闆的人，僱用員工，不只是要看他工作的表現，還要看他品行是不是端正，以免用了以後，給自己惹來大麻煩！
今年的舊暦新年假期，只要在通衢大道上轉一轉，就可以發現到處都有人龍在超商門前排隊，每個人都戴著口罩，看不出他們臉上帶有一絲過年的歡悅，原來他們排隊，焦急地只是想買到可以防止「武漢肺炎」侵入的口罩，可是「粥少僧多」，超商那有這麼多存貨可以充分供應顧客，有些人怕錯失購買機會，寧願守在超商門口不想離開，也有人四處去打聽，那裡超商有貨就到那裡去排隊，就像趕集一樣四處奔波，這些口罩亂象，衛生主管當局認有改善必要，在二月三日宣布，自二月六日起，民眾要買口罩，必須持健保卡到當地的健保藥局購買，沒有藥局的地方，則向當地的衛生所購買，每週一人只能購買一次二個。這一決定雖可以暫時解決超商門口大排長龍的困境，會不會只是將困境自超商移轉到藥局，則有待時間來證明！要解除這種搶購口罩亂象惟一方法，是增加生產，貨源充足後，到處都可以買到，搶購風潮就不致發生。
口罩之亂的主要的原因，在於大陸爆發的「武漢肺炎」情勢愈來愈嚴重，原因至今不明。據說是去年十二月間，有人在河北的武漢市一處海鮮批發市場，購食不明的野生動物，這種野生動物身上帶有類似2003年所發生的SARS病毒，這種病毒原先被病毒專家稱作「2019新型冠狀病毒」，大陸主管衛生的「國家衛健委」於本年二月八日對外宣布，己正式將其命名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簡稱為「新冠肺炎」，英文簡稱「NCP」，一般人習慣上仍以「武漢肺炎」稱之。這種病毒與SARS病毒相似度雖近百分之八十，但並非同一病株。致死率雖較SARS低，但傳柒力卻比SARS強二十倍。病情剛開始時大陸武漢衛生當局未加重視，直至同年十二月中旬，發現該項新型病毒可以透過人體接觸與飛沫傳染他人，這才開始緊張，但此時已無法阻擋，報載：截至本年二月二十二日為止，大陸確診人數已高達76,370例，死亡者也有2,347人之多。這些驚人數字，未來還有向上發展的趨勢！
據新聞報導：「新冠肺炎」，已快速向全球各地擴散，至二月二十二日為止，除我國及香港、澳門二地區外，另有二十七個國家都發現確診的病例，鄰國南韓單日確診逾二百病例。疫情如此嚴重，難免人心惶恐，大家感受到的不只是生命、身體受到此種疾病的威脅，日子拖久了，也會影響到經濟層面，有經濟學家坦率指出:「武漢肺炎」帶來的經濟損失，估計要比SARS高出四倍。
我國與大陸只有一水之隔，受到對岸爆發的「新冠肺炎」影響在所難免，我國衛生主管當局竭力防止，至二月二十三日為止，仍出現確診病例二十八例，最後二例為無出國史的父子。除了二例已痊癒出院外，我國目前所發現的確診病例中第八例係第五例的丈夫，是夫妻間感染而來，可見這種病毒的確會因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受到感染。
我國第十九例係一白牌計程車司機，曽在本年的一月二十二日搭載一位自浙江返台過年的一位台商，在車上一直咳嗽，這台商回家後就自主管理。白牌司機過年後曽與家人及親戚聚餐，至二月三日因流感陰性住進負壓隔離病房，已於二月十五日死亡，生前最後一次檢疫與死後抽驗，病毒都屬陽性，同桌餐聚者除這位司機外另有四人確診，使確診人數由十八例躍升至二十三例，白牌司機載過的浙江台商被找到後經檢驗已無病毒，再進一歩檢驗他的血液，發現有病毒抗體，證明他曽經感染過「新冠肺炎」。白牌司機的感染源至此總算有了交代！不料二月二十日又爆出確診第二十四例，是一位並無出國史的六十多歲退休婦人，感染經過尚未查清，次日即傳出她的家人小女兒與外孫女也都中鏢，可見這種病毒是何等猖狂！所幸我們多位防疫官員，盡心盡力，不眠不休為國人健康把關，阻擋境外病毒，杜絕境內病源。我們應該給他們按個「讚」！向他們表逹崇高的敬意！
防疫工作自早到晚一刻都不能停，防疫官員的辛苦，可想而知，現在更令他們頭大的是第十八例卻出現無症狀感染。這名確診者是隨同家人由香港轉機前往義大利自由行，他的父母及哥哥共三人都己確診，並於二月六日居家隔離，只有這小兒子並無異狀，但身上所感柒的病毒卻與他的哥哥一樣高，有關當局在二月十六日宣布他也是確診者。目前檢疫方法，自國外入境我國人士，除須經過快速掃描，篩檢有無發燒的情況外，都須要據實填寫一份「健康聲明書」，由中、港、澳前來者，更須加填一份「居家檢疫通知書」詳細填報入境前十四日内有無去過中、港、澳等「新冠肺炎」流行地區？與那些人接觸過？拒絕或填報不實，要依【傳染病防治法】第六十九條處以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另外行政院認為目前疫情嚴重，一些與疫情有關人士被防疫機構宣布應「居家檢疫」及「居家隔離」仍到處「趴趴走」，嚴重妨害防疫工作，立法院於109年2月25日三讀通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提高處罰規定，最高可處一百萬元罰鍰，避免疫情擴大。散播有關傳染病流行疫情的謠言或不實訊息，原係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提高為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防疫工作不只是政府要努力實施，更需要人民的同心協力的配合，千萬不可我行我素，不守法律秩序，使政府的防疫工作打了折扣！
前幾天，報上出現一則少見的新聞，報導一位陳姓女子，三年前持刀刺死一名無惡不作的鄭姓男子，被檢察官以殺人罪提起公訴。新北地院開庭時，陳姓女子在法庭上向法官哭訴說：當天她是被鄭男持鐵棍擄走，在一輛汔車上被百般凌虐，用膠帶將她綑綁毆打，並對她潑汽油及強灌毒品，用刀刺她大腿，企圖對她性侵，正在危險關頭，她在車上摸到一把藍波刀，她就拿起這把刀來奮力抵抗，鄭姓男子見她手中有刀，便來搶她的刀，兩個人拉扯間，她一
刀刺進了鄭姓男子的右頸部，鄭男因為流血過多而告死亡。法院審判中，除了聆聼陳女的供詞以外，還檢視了相關的證物，包括警方在車上查獲綑綁陳女的膠帶，經鑑定驗出上面沾有鄭男和陳女的DNA，陳女尿液並有毒品反應，右大腿且有十公公的撕裂傷，加上參酌證人的詞證，以及LINE的對話等證據，認定陳女當時是在受到不法侵害下，有喪命的危險，拿出可以保護自己的刀作為武器來抵擋，屬於適當、必要、合宜的自我防護手段。屬刑法上的「正當防護」，而且防護行為也未過當，因此判決她無罪。
「正當防衛」，是我國刑法總則中所規定的犯罪行為「不罰」的一種法則，犯罪是反社會性的行為，理應加以懲罰！為什麼規定犯罪與刑罰的刑法會認為是犯罪卻不予處罰呢？這裡提到的「正當防護」是指一個人受到現在不法的侵害，為了維護自己或者他人的權利，適當地加以反擊的行為，可以阻卻違法。
自衛是人類的本性，當人們的權利受到不法侵害時，國家公權力無法及時加以保護，這時若不容許被害人以自力防衛，也不合乎情理。因此世界各先進國家的刑法，大都有「正當防衛」可以免除刑責的條款。我國唐、明、清律，也有「夜無故入人家，格殺勿論」的「正當防衛」明文。現行刑法的「正當防衛」規定在總則第二十三條，條文全文是這樣的:「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不罰。但防衛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依此法條的內容加以分析，一個人如果犯了罪，主張自己的行為是「正當防衛」，必須符合下列四個要件。才會被法院採納：
第一：要有不法侵害的存在「正當防衛」是一種被動的行為，沒有外來的侵害，就沒有防衛的可言，侵害必須是非法的，對於合法的侵害，就不得主張「正當防衛」，像刑事案件的被告，經法院用傳票傳他到法院審問，這位被告對合法傳喚到庭應訊，竟置之不理，法院就發拘票要警員拘提他到案，警員持拘票拘人是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執行職務，被拘提的人就有隨同前往法院報到的義務。這時候被拘人若對拘提他的警員動粗，不但不能主張「正當防衛」，反而要負起「妨害公務」的刑事責任。
第二：須防衛現在不法的侵害現在是指既不是過去，也不是未來，而是眼前發生急迫的危害，國家的公權力來不及加以保護，法律才允許人民可以用自力實施防衛。如果侵害已經過去，被害人可以要求國家運用法律對加害者給予處罰或依法律請求損害賠償。如果是可預見的侵害，也可以要求國家給予保護，更無自力防護的必要。所以「正當防衛」，僅限於現在面臨的侵害，才可以實施防衛。至於對方的犯罪行為是不是已經完成，可以不問，例如竊盜偷竊被害人的錢包，到手後轉身就跑，怎知被害人為武林高手，發覺錢包被竊，追前去抓住竊賊手臂一摔，對方便躺在地上，順利取回錢包。這也是必要的反撃行為，屬於「正當防衛」。
第三：須防衛自己或他人的權利「權利」指的是人的生命、身體、自由、財產、名譽、貞操等法益，也不問權利屬於自然人或法人所有，凡是法律所保護下的正當權利，都在防護範圍以內。「正當防護」所防護的權利，不只是防護自己所有的權利，對於他人的權利，包括公法益在內，出於義憤也可以出面替人實施防護。但國家的拘禁力，則不在防護之列。例如公務員追捕通緝犯，被追捕的人就不可主張「正當防護」。
第四:防護行為必須不過當防護行為是指不法侵害的反擊行為，所謂「不過當」是指防護行為不能超越必要的程度，也就是說防護程度必須適當。至於是否超越必要程度，要視實際情形來決定，像對方只是揮拳毆打，為防衛自己身體即拔槍將對方打死，防護行為顯然過當。防衛過當仍應負起刑事責任，至於是否應減輕或免除其刑，則由審理事實的法院來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