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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当对面的阳台灯火通明时，我的视线里终于出现了一个高个子男人。他静悄悄地出现在对面厨房里，出现在对面的身后。他伸出双臂猛然拢住她的腰，就势歪过头吻住了她的脖子。对面的手中正攥着一只尚未打开的酒瓶，她胡乱地把酒瓶放在桌上，试图转过身去拥抱这个男人。这男人只一味地拥挤着她，不许她转身。这举动，这景象，再次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这人决不是她的丈夫。中国的家庭没这规矩，没这层次。回来就回来，放下手里的东西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吃饭就说吃饭。冷不防，她终于转了过去，他们立刻抱在一起，没完没了地接起吻来，吻到不可收拾时，他把她抱起来离开了厨房。
当他们再次出现在厨房时显得平静多了（干完了）。他们坐下来喝酒、吃鱼。他们吃得很香，很少说话。冷清时（我猜）就停下来隔着饭菜亲吻一下，他的一只手握住她的一只手（那戴着戒指的手）。
我站在窗前感受到双重的饥饿，却在心里起劲儿地笑这一男一女的煞有介事。我再次揣测那男人决不会是对面的丈夫，直到有人怯生生地敲门。
这是我住进仓库后所听到的第一次敲门声，但我不想开门。
| 还有一天，我看见她在家里整整忙了一个下午。她收拾鱼、肉，把杯盘弄得叮当直响。她肩上搭条毛巾，不时拽下来擦脸上的汗，稍有空闲便翘起手指欣赏自己手上的戒指。这使我想到，她的忙活一定和这枚戒指有关，她的忙活应该是为了迎接一个人，一个送她戒指的人。这人决不是她的丈夫，迎接丈夫用不着如此郑重，我想。果然，她在餐桌上摆了两套餐具。
天色暗了下去，我缩在窗前把自己埋没在黑影里，其实我的身体并不曾缩着，“缩”只是人在暗处的一种形象感觉。身在暗处窥视他人，这本身就有一种缩头缩脑的味道。我缩头缩脑地等待着，就像等待电影里一个跌宕的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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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房间忽然比刚才又黑了一层，我发现这是因为对面阳台已经熄灯。我放下心来，一场虚惊总算过去了。可林林没有走，黑暗中我看不见她的表情，只听她再一次问我：“你为什么不开灯呀？”我说灯泡坏了再说开灯招蚊子，再说多一个灯泡多一份热。
林林不再提开灯不开灯的事，只告诉我饭盒里是馅儿饼。我摸到饭盒拿出个馅儿饼咬了两口，仿佛我早就在等着她的这盒馅儿饼似的。我请林林坐下。
林林在黑暗中挨我坐了下来，问我刚才都说了些什么。显然，黑暗中的一切使她产生了惊险的愉悦，才迫不及待地追问我刚才的话。我只好又重复一遍关于我和罗欣都对她如何如何。她叹了口气（我想这是得意的一叹），说只感到我对她有意思，没想到罗欣。她问我愿不愿意她常来看我，我说我当然愿意，不过最好晚上别来，中午比较合适。她问我晚上怎么啦？我说，怕对她不好，没灯。对我倒没什么。她小声儿笑了，说：“只要你高兴就行。”这是句会说话的女孩子的话，会说话的女孩子都会这么说。
分手时，她站在门口连连说了几次“我走了”，这当然是一种暗示，暗示我重演她进门时的那一幕。但我只是替她开了门，摸了摸（不是握）她的手。林林刷刷刷地大步下了楼，我觉得精疲力竭。
| 我默不做声——屋里既然没灯，有人没人谁看得出来？敲门声却持续地响着，并且有人叫着我的名字。我听出是林林，才摸着黑开了门。林林站在门口不进来，说：“你怎么不开灯啊？”
这使我无言以对，因为从来也没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但对于一个正派的女孩子，这个提问是再正常不过了。现在我不准备回答她的问话，只想先把她拽过来。我拽过了她，把门反锁上。不用问，林林对我连打带骂，她骂我是流氓。但她的骂声很快就消失了因为我用我的嘴堵住了她的嘴。我把她紧紧抱在胸前任她像条愤怒的小蛇、小猪一样扭来扭去。拥抱林林堵林林的嘴，这实在是个权宜之计，我不愿意让她和我一起看见对面的阳台。就为这，狗急跳墙，我“跳”到了林林身上。果然，林林一慌便什么也看不见了。我还趁机对着林林的耳朵说：“你知道我和罗欣为什么打起来么？就为了你。”林林不再那么惊慌失措了，但仍要从我怀里挣脱出来。这时我觉得一个硬邦邦的东西直撞我的腿，顺腿摸去原来是一只饭盒，是林林提着的一只饭盒。林林趁势挣脱我说：“你让我出去，这饭盒给你。”只听咣当一声她把它放在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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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念大三时我有过一次比较正式的恋爱，我喜欢低班一个名叫尹金凤的女生。有一回宿舍楼洗漱间的下水道堵了，污水溢到走廊里来。男生女生们都奓着胳膊叽里呱啦地叫，只有尹金凤挽起袖子脱了鞋，光脚走进洗漱间，掀开下水道蓖子伸手就掏，掏出一大堆烂头发、牙膏皮什么的。脏水泡着她白净的脚丫，原来尹金凤长得很出众。很快我就打听到她是从边远山区考来的，正应了“深山出俊鸟”那句俗语。
我开始追逐她，一边得意着我的眼力。她很少参加校内娱乐活动，整天泡在图书馆看书。我于是也追她到图书馆，我们终于友好地认识了。我惊奇她的普通话讲得那么好，只有细听才会发现个别咬字的发音带着山里味儿，比如她老是把“二”念作“恶”。但这更使她显得娇憨似乎在无意识地对人撒娇。她坦率地向我讲述了小时候贫穷的日子，说那时吃不饱饭，她们兄弟姐妹五个人，每天中午放学后都比赛着往家跑。谁先到家谁能抢上锅里的稠米汤，谁后到家谁就捞不着米了，盛到碗里的只是汤。
| 月亮升起来，对面还是一片漆黑。我躺在床上想着刚才的一幕幕，想着对林林的一次“权宜之计”换来的将是什么？肯定是她将不断提着馅儿饼来看我的事实。想了一会儿即将来临的“事实”，我又想起了对面的明天，明天，出现在对面的将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天刚亮我就从床上坐起来，觉得嘴里又苦又臭。可我不想刷牙洗脸，我一动不动地盯住窗外。
对面的窗子打开了，又是挂好窗钩，又是消失，又是对自己的漱洗，又是有秩有序的早餐。看上去她心绪很好，饭后又从厨房拎出高脚凳，登上凳子擦玻璃。她穿着一件旧衬衣和一条短裤，她哼着歌，翻来覆去地总是那么一句：“咕咕、咕咕……”像鸡叫。但她的口形却因此而变得有意思了，仿佛正热切地亲着什么。
那个男人没有出现，我的猜测已得到证实。他不是她丈夫，他没有在此过夜。他们只是熟人，熟到他随时可以来，随时可以走。我心中却突然一阵阵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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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表妹开始送我东西，我也开始接受表妹的东西，其实我接受表妹的东西是为了拿过来转赠尹金凤。手表、打火机、运动鞋、真皮钱夹、名牌衬衫……我无一遗漏地都送到了尹金凤手上。我让她寄回山里老家，说这是我给她兄弟姐妹买的。表妹接下来就开始约我吃饭，去“肯德基”，去“王府”，去“香格里拉”。
有一次在饭桌上，她竟然把一粒樱桃叼在嘴上让我用嘴去接，这动作有点刺激，却把我弄得非常别扭，一时间仿佛她嘴里叼的不是樱桃而是搌布——就算是樱桃，我怎么能咽下一个陌生女人嘴里的东西呢，这大不可思议了。我装着没反应，表妹倒也没生气，嚼着樱桃说我没见过世面。我心想这动作也配叫世面？
表妹继续向我进攻，有一回约我出来在“昆仑”吃饭，当着我的面，她花八千块钱买了一条24K金的蓝宝石项链，说是送给我母亲的。我推辞不要，表妹云山雾罩地说，不要就是看不起她爸。她告诉我，她爸爸最近跟她谈了一次，说他们家有的是钱，表妹嫁人就不要再嫁给钱了，最好嫁给知识，知识加钱，两辈子花不完。
| 学校离家有三里地，每次他们都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她的讲述更激起了我“骑士”一般的热望，我多么乐意尽我的所能使她永远不回首那抢着喝稠米汤的日子。我频繁地送她东西，有一回甚至把母亲家传的一枚翡翠项坠偷出来取悦于她。我记得那次她抱住我大哭起来，当时我也很激动，我为她擦着眼泪试图去亲她的脸，但她很警觉地推开了我。她对我防范很严，这种防范更把我折磨得六神无主，这段时间一个名叫表妹的人又掺和了进来。
这表妹其实是我同宿舍的表妹。表妹的父亲是个做化妆品发了财的企业家，他们那个化妆品系列里有一项还得过布鲁塞尔尤里卡发明奖。不过用表妹的话来说，中国的化妆品就像中国的酒一样，都在某个地方得过奖。她经常提着一大袋子男用面霜、粉刺灵什么的到学校来送给一些人，惟独不给我。这举动常常把我弄得很忐忑。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不送我，她说因为我爱你，怎么能把白拿的东西送给心爱的人呢？我会送你东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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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令人可恼的是，在不久以后的新年联欢会上，我看见那条蓝宝石项链竟然戴在一个绰号叫做“一比四”的女生脖子上，“一比四”是尹金凤的同班好友。我忍耐不到散会就把尹金凤叫出来，在操场上我声色俱厉地请她给我解释清楚。她无声地笑笑（即使操场漆黑我也知道她在笑），承认“一比四”脖子上的项链是我送她的那条。她说她所以送给“一比四”项链是在巴结“一比四”，她所以巴结“一比四”是因为“一比四”的父亲是北门市副市长——“就是你们那个城市”，她提醒我。停了一会儿她又说：“最重要的是‘一比四’的母亲刚去世你明白了吧？”
我说我不明白，尹金凤说那我就说白了吧，我要向他们家进攻。
我说这回明白了，你想给“一比四”当后妈。
尹金凤说应该是我想嫁给“一比四”她爸。
有什么不一样吗？我问。
尹金凤说怎么解释都行，反正我告诉你了，这是相信你。
我说那咱们算怎么回事？
尹金凤说咱们怎么了？
（也是，咱们怎么也没有怎么）
我说，这么说我还得感谢你对我的信任？你一边和我不清不楚，一边又借花献佛想给副市长当老婆。我告诉你，北门市的市民可不把“二”念成“恶”，见面时别忘了先改口音。
| 我不得不佩服这个做雪花膏的老家伙的远见，我也十分地明白这表妹简直是提着一条宝石项链向我求婚。可我的心里只有尹金凤，假如她那个野天鹅一般的脖子上有这么一条项链该是多么不同凡响！我不记得那天我究竟说了些什么，只记得酒后的我们跌撞着来到她家，进了她的房间，上了她的床。过后我提着那条项链想：我这不是做了一回男妓吗？
第二天我迫不及待地把项链献给了尹金凤。当我亲手将它围在尹金凤的脖子上时，我对她第一次产生了不可扼制的冲动。这冲动也许是基于我对自己的怜悯：我觉得我付出的太多太多了，我需要回报需要尹金凤的亲近。我给她戴上项链就去扯她的上衣，谁知她扬手给了我一个耳光，那一刻我才算真正领教了山里人的力气。有一会儿工夫我眼冒金星什么也看不见，尹金凤趁机跑了，临走她小声说：“我会对你好的。”我想，有这样的女人，对这种人你心急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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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好家伙！我已无地自容。在这个山里姑娘面前我还能再解释什么说什么？她的精明和野心已够我的脊梁骨寒冷一阵子了。分手时我只说了一句“祝你成功”，没想到又招出她一堆话来。她说我会成功的，还记得那次我在洗漱间掏下水道吧，总有一天我会指挥着别人去掏下水道去干这干那，因为我自己干过、会干，我更知道怎么指挥别人干。哎，你等等，你先别走！她叫住我。
我停住脚，她站在我的对面，身子直挺挺的，伸出脖子轻轻亲了一下我的下巴，宛若秋风把一片干枯的树叶吹上了我的脸。
亲完她对我说，我说过我会对你好的，言而无信非礼也。
暑假的时候“一比四”邀请尹金凤去了北门市，毕业后尹金凤果然如愿以偿，做了市长太太。
| 我想你不仁我也不义，先污辱污辱你再说。我以为我会激怒尹金凤，她却十分镇静地说，我正在努力把“恶”读成“二”，我还要努力修正身上的其他缺陷。“改正缺点，修正错误”，毛泽东说的。知道我钻在图书馆净干什么吗？我通读了全世界二百多个总统、总理、政治家的传记。我喜欢权力，如果我得不到权力我也得站在有权力的人身边。从小到大我受了那么多罪，只有权力可以免除我再受这样那样的罪——也包括不再受你这样的人的奚落。
我说我……
尹金凤说你奚落我的口音，这才是你们这种人的原形毕露。
你以为给我们点儿小恩小惠我们就得把自己献出来？他妈做梦！
我说这总比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好。
尹金凤说我不是婊子，我还清清白白地留着我自己呢（给那个副市长留着）。你才是婊子，男婊子，“一比四”把什么都告诉我了。戴你的项链还嫌脏脖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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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她给我带来几个桃子，据她说都是洗好并用洗涤灵消过毒的。我们俩并排坐在床边吃桃子，一时竟想不出什么话来。我竭力回忆着初次遇见她的情景，就因为她喜欢在背人的地方吃零食，我才想把她拥在怀里喂她吃。回忆给了我一点儿感觉，好像我们已经认识了很久。现在人和零食都在眼前，难道我不该喂她吃个桃子么？我拿了一个桃子送到她嘴边，把手臂搭上她的肩膀。她并不推开我，扭脸看了我一眼，我想我终于如愿以偿。接着我喂起她来，手臂也把她箍得更紧了。虽然我觉得这一切并不十分高级，有点俗，有点表演成分，可我猜林林还是需要这点表演的。
林林大概没有把这看成表演，昨晚我对她的粗鲁加“规矩”
也许反而促使她倍加信赖我。她微闭着眼，一口口地嚼桃子，显得心醉神迷。我趁她不备，趁她正心醉神迷，往她嘴里塞了一个桃核。她一咬，睁开了眼，攥起拳头就捶打我。她骂我“讨厌”，还说要打死我。男人等待的简直就是女人嘴里这个“讨厌”，“讨厌”实在是个信号，要是听着“讨厌”再挨上两拳头，就更货真价实了。林林一捶我，我就势往床上一躺说，既然讨厌不如死了算了。林林又给了我两拳，头也顶了过来，顶在我肩膀上、胳膊上，然后便说我的衬衫都馊了，要给我洗衬衫。
| 我回到北门市以后，表妹曾经开车从北京来看我。这使我的良心深受谴责，我觉得最倒霉的莫过于这个表妹了，花了钱又献了身。我不想再这么和表妹支吾下去就把实情告诉了她，我甚至还说出了与这无关的从前的事情，比如肖禾，比如峡谷里的浪漫，以证实我的不可救药。表妹说她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还打过一次胎呢。她挥挥手一副很潇洒的样子，好像以挥手的姿势帮助我赶走了从前那些乱七八糟的纠缠。然后她说我只想告诉你一句话：就算你不爱我，我也不后悔，真的，虽然我这回是真心。
我看见她眼里噙着泪，可她没让眼泪掉出来就开车走了。我回到家来才发现我的桌子上有1000块钱，这他妈是什么意思？想救济我还是怎么的。那时候项链有点用，现在钱有个什么用。操你妈！我在心里大骂。我骂的不是表妹，可我得骂一声。
中午林林来了，把自己刻意拾掇了一番，一尘不染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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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我们走进了这仓库的每一个房问。我指着如山的桌椅、如山的柜橱、如山的木床对林林说，这儿是个博物馆，联系着人类学的博物馆。你别以为它们就是桌椅板凳，它们都有各自的生命各自的记忆，人类早就遗忘的事，它们却记忆犹新。我一边说着，哗啦拽开一个抽屉，把林林吓得一激灵。我说不必惊慌，请看这是什么：两张点心票（指甲盖大）是1960年印制的。当时中国正值天灾人祸，所以食品一律凭票购买，点心已成了稀奇，每人每月只能得到一张半斤的点心票。也有不少能人为此毁掉半生的，便是造了假点心票，其罪过如同当今造假钞、走私大麻一样。不过这两张是真的。至于主人为什么慷慨而粗心地把它们遗忘在这里，你能解释吗？
| 一听说眼前的女人要给我洗衣服，我心中一阵悲凉，就仿佛我已经是一个丈夫了。对于“丈夫”，我还是要提高些警惕的。
我必须悬崖勒马，适可而止。我们刚正式接触过两次，再过几天说不定她就要替我领工资还得限制我一天抽多少烟。
对面的阳台空荡无人我感到孤立无援。我弄明白了我需要林林就像需要一个妹妹，我愿意逗她开心，愿意她欣赏我适可而止的自我表现——一个好心大哥、“博学多才”大哥的自我表现。
但我决不愿意再让她拿头顶我，骂我“讨厌”，事情发展起来会无止境的。那么，我决定把她的注意力引开，比如领她参观这座满是灰尘的大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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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后来这工程师去南方出差时飞机失事，死了。另一个工程师搬进了他的办公室占用了他的办公桌。过了好几年那办公桌的一个抽屉掉了底，工程师才发现在那抽屉缝里有一个叠成窄细长条的存折。打开存折看看，上面有五千多块钱。你猜那存折是谁的？是死了的工程师的。那死了的工程师是谁？是我爸。
林林说那些钱是她爸发表论文的零散稿费，说现在的抽屉主人当即就把钱送到了她们家。来人以为林林的母亲会喜出望外，谁知她母亲却要求这人把那张桌子的所有抽屉都拆下来看看，说没准儿还能翻出存折来呢。我对林林说你母亲挺叫人扫兴的，林林说可不是吗，如果我是那个工程师，拿到这个存折根本就不往死者遗孀手里交。你好心交给她，她反倒怀疑你指不定还昧起来几个呢，反倒怎么也说不清了。
我说就是，我说这也是一个上好的故事，说不定这桌子就在我们眼前，至于是哪张，也许已经无关重要。我说林林，现在你应该懂得我领你参观仓库的含义了吧？今后有的是时间，我们应该把所有的家具都作一番调查，说不定能写出一部比“三言二拍”
| 林林作了几种解释，都被我否定了。林林问我：你说呢？我说只有抽屉知道。接着我又哗地拉开一个抽屉，里面有张字条，上写：“4月3日大丽借我奶票两张。”我问林林这又是怎么回事，林林说也是1960年的陈年老账吧。我说并非，那时节哪有牛奶可买，奶牛早被杀吃了。现在的关键是这个4月3日，这个4月3日究竟是哪一年的4月3日，这倒是我们一个长期的研究课题。接着我又拉开一个抽屉，这抽屉里没有点心票，也没有欠条，只在抽屉边沿上刻着几个黄豆大的字“同胞们，警惕小芝”，后面有个惊叹号，刻得最深。我和林林脑袋挨着脑袋看了半天。我说，懂了吧，现在电视台的小品越编越乏味，就是因为缺乏这类线索。这里的每个线索都能编出一个上等小品。
在我的启发下，林林也给我讲了一个和抽屉有关的故事，说，有一个工程师是设计院出了名的怕老婆，经济上没有一点儿自主权，工资全部由老婆代领，花二分钱买火柴都得提前向老婆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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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黄昏了，对面亮起了灯，有时是她自己，有时也有那个高个子男人。在我的视野里，我从未漏掉过一次她和他的拥抱、亲吻、说笑，也有过争吵：她从围裙兜里拿出一封信给他看，他看了几眼扔在地上，然后弯腰捡起来再看，看完把信撕掉。她从他手里夺那撕碎的信，脸涨得通红，突然从无名指上褪下那枚戒指开窗便扔了下去。这使我不禁想到，尹金凤即使在给了我一耳光之后，也不曾有勇气把那条宝石项链一并扔给我。我看见那男人惊愕着冲她喊了一声，接着就冲到阳台上和她一起探着头往下看。她闯了祸一般抽身回到厨房，然后就不见了。男人继续向下探着头，我猜对面肯定是下楼捡戒指去了。这时男人脸上渐渐有了笑意，一定是戒指找到了。过了一会儿，对面举着戒指出现在厨房里，男人从她手中夺过戒指，攥住她的手，为她重新戴戒指。他和她都笑了。后来男人就帮她洗碗，她从他的身后为他系围裙，他又扭过头来亲她，像往常一样。
我想，这没什么，恋人（或情人）之间常有的事。但那封信却非同一般，它一定联系着另外一个人。我终于在一个本该是安静的中午发现了对面有新情况。
这个中午林林仍然没来。我无比轻松，洗了两根黄瓜，打开一瓶啤酒，坐在窗前开始吃午饭。这时对面突然出现在阳台上。
| 更伟大的小说来。我一边说一边哗啦哗啦地拽抽屉，林林也开始拽。她看上去比我认真，那是因为她比我更相信那个与她们家有关的故事。这拉抽屉的运动持续了好几天，所有房间的尘土都被我们搅了起来，所有的抽屉都已被拽开而我们却不知道将它们合上，致使这座仓库好像塞满了因上吊而吐出舌头的死尸。我们一无所获。
林林对此逐渐失去了兴趣，好几天不来了。我这样折腾她，这样跟她瞎“白活”，纯属为了排遣和填充午间的寂寞。我实在是厌烦中午，我期盼的是傍晚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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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她大口喝着啤酒，一口下去半杯，告诉我说她已经辞了职，眼下正和俄罗斯做生意，倒腾服装，什么都倒。她说你知道吗，有一回我在哈萨克斯坦遇见一个小伙子长得特别像你，就为这个我跟他“白活”了半天，语言又不通，他说他的我说我的，但是凭直觉我觉得我什么都懂他也什么都懂了，天哪，分手时我的心都碎了，我想回国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你看你一眼，你信不信？
我说我信，但我可是地道的国粹怎么会像洋人。肖禾说旁观者清啊。她说她还带给我一样东西，是在国际列车上从一个俄罗斯倒爷手里买的，我说拿出来看看。她拿了出来，是一架仿古单筒望远镜，尺把长，拿在手中沉甸甸的，像一枚大号手榴弹。她替我把它拉长，给我对对焦距，递给我说，你四处看看，带微距的。我举起望远镜向窗外一扫，一下就扫到了对面的阳台，心中一个颤抖——我不是走上对面阳台了吧！阳台无人，我只看见厨房餐桌上有个瓶子，写着蕃茄沙司，一瓶啤酒是豪门干啤。
肖禾见我喜欢这望远镜，顿时也喜洋洋的，她告诉我虽然望远镜外观笨拙，但镜片是德国蔡斯，出自二战后德国向苏联赔款造的工厂。
| 跟在对面身后的是个男人，这不是那位高个子，这人比高个子岁数大，身体偏胖，也许五十岁，也许五十多岁。他尾随着对面来到阳台，对面向窗外指点着，我猜是向他介绍四周的环境。他有分寸地点着头，然后他们一起回到厨房。看得出这男人对这里并不熟悉，厨房里的一切也令他感到陌生而有趣。他拿起一些瓶瓶罐罐向对面询问着什么，她微笑着回答得有分有寸。可是当对面伏在水池前洗手时，他猛地抱住了她的腰。对面显然反抗了两下，但反抗得并不果断，于是那胖子将她扳了过来……我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因为关键时刻有人敲我的门。我以为是林林，气急败坏地开了门，门口站着肖禾。
我惊讶地问她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她说哈萨克斯坦她都去过了，索契也去过了，区区一个设计院怎么就找不到？她还说开始她找到了我的正式宿舍，有个姓罗的告诉她，我住在仓库里。
我听着肖禾说话，眼睛却死盯住对面，阳台上已空无一人就像我刚做过一个噩梦。肖禾说喂！看你那神不守舍的样儿！我这么远来看你。
我让她坐下，还给她倒了一杯啤酒，只觉得心乱如麻。我说我现在这个德行实在不值得你看望。肖禾说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放心吧，我不是来逼你结婚的，我只是来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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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肖禾在一张床前站住，我绕到她的背后，低头亲亲她的后脖梗，然后伸手将她拥在怀里，我的胸膛紧贴着她那汗津津的充满弹性的脊背，我想起这姿势分明是从对面那个高个子男人那儿学来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摹仿他的姿态，只感到这摹仿的必要。
肖禾对我的行为或许有些意外，或许有些不意外。她愣了一下便转过身来用力使我倒向一张床，我又闻见了她大拇指上的唾沫味儿。
我们在床上滚着尘土，事后肖禾对我说，她很后悔把我从北门市逼到了南门市，说现在我不必怕她了，她思路开阔多了，早晚会跟别人结婚。但假如她和我偶然相遇，希望我也别拒绝她，这就够了。我说你看上谁啦？她说她希望能看上这设计院的一位，这样就离我近了。我说真要结婚，还是要慎重的。她说你是谁？
你管得着吗？
| 我拿着望远镜故意装作对于对面的若无其事，当肖禾也想用它看看对面时，我立刻用望远镜瞄准了肖禾。我说肖禾你猜我看见什么了？肖禾说看见什么了？我说我看见你胃里的俄国列巴还没消化完呢。还有……还有我不说了。肖未说净放屁，这又不是×光。我们俩都乐了。我们都不再提望远镜。我说肖禾，望远镜我也看了，现在我可是想领你参观参观这座仓库。肖禾说这儿有什么可看的，我说这儿有秘密，我是想把肖禾调开，我不愿意她也窥测对面，不得已时我就给她讲那些空抽屉。我边说边往外走，肖禾还真傻乎乎地跟了上来。
我领着肖禾楼上楼下乱转，走了好几个房问。当我们又进了一个房间时，肖禾一眼就发现这里全是床。
是的，到处是床，散发着被冷落的寂寥，也散发着勾人欲念的诱惑。而密布着蜘蛛网和灰尘的空间更使这一切宛若战后废墟或者阴湿的巢穴。有时能唤起人欲望的正是这些废墟和巢穴，在废墟和巢穴里人更要以百倍的疯狂来证实自己的生命。就因为站在眼前的是肖禾，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些布满尘埃的床比抽屉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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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她说着，猛一转身把我压在她的身子下边，两条胳膊紧紧箍住我的脖子仿佛要掐死我。我感觉有人进了房间，我看见林林站在床前。她穿着白大褂，双手插在口袋里，满脸通红，竭力想证实眼前是怎么回事。后来她终于弄清了，张了几次嘴，没发出声来，两只拳头在口袋里一鼓一鼓的。奇怪的是我并不尴尬，只一门心思地琢磨为什么她不把拳头从口袋里拿出来。
林林走了。过了一会儿肖禾也走了。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朝对面望去，觉得对面已被我遗失了一百年。我迫不及待地独自用望远镜向对面巡视，窗内仍然无人，煤气灶很白，灶上有只打火器，打火器上有一行小字：MADE IN JAPAN……
清晨，我等待着对面出现在我的镜头里，我早把模糊已久的玻璃擦亮了一小块。把望远镜顶在玻璃上。我甚至提前刷了牙洗了脸，我愿意让一个干干净净的自己去注视一个新鲜的对面。
她推开门走到阳台上，随便穿了一件大背心，头发有点乱。
| 我是谁呀，她的确也不用我管。她的话倒是卸掉了我多年的重负，我才说些慎重什么的。当我心中不再有负担反而对肖禾产生了一种说不尽的滋味，我们又换了一个房间又换了一张床，肖禾有时哭有时笑。我们又换了一个房间，我把肖禾扒得光光的，我也光光的，也很深入，直到我们变成两个泥猴。我们土鼻子上眼儿的裸体坐在床上，我头一回觉得肖禾有那么点可怜，可肖禾却是一副满意相儿，两只脏奶在胸前翘着，还不时扭扭这儿，弄弄那儿。观察了一会儿这房子，她没头没脑地说：咱俩开旅馆呀。
我说在哪儿，她说就在这儿，先给它起个名儿叫“爱神”。我说多难听呀，听上去像妓院。肖禾说何必这么刻薄，要不就叫“路人之家”——过路的谁住都行。我说听上去像收容所。最后肖禾说我没诚意，说她永远也不知道我脑子里在想什么。我说人之常情吧，我说人所以为人，就是具备了这点聪明，全人类都一样。
肖禾说是啊，可是为什么我想什么你都知道？我说那是你乐意告诉我。肖禾说就算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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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这时我已明了我是那样地讨厌他们，若在他俩之间再作选择，我对那矮个儿男人更是充满憎恶。这一高一矮两个男人轮番出现，却没有碰面的时候。我很想弄清他们出现的规律：高个子每星期什么时间来，矮个子每星期什么时间到。这段时间我为搞清他们出现的规律而心神不宁，搞清这件事简直成了我的生活目的。我曾经把某人假定成一、三、五，把某人假定为二、四、六，不对。
我又把某人定为一、二、三，把某人定为四、五、六，又不对。
我把每周的七天一次次地颠倒排列，一次次地失败。那么他们是无规律的，可无规律就要撞车。有时我觉得我简直成了私家侦探。
后来我只搞清了一点，就是高的和矮的谁都不曾在这儿过夜。我想，女人和男人能睡在一起终归是不易的。找到了这个信条，我便从中得到了些许安慰。肖禾散布我和她的“睡觉”，也就成了地道的无稽之谈，我真愿意落个：你是谁呀！
谁知我的信条也有被打碎的时候：有一个深夜我被对面惊醒了，惊醒我的是对面的灯光。我从床上爬起来朝窗外望去，原来深更半夜对面阳台上亮起了灯——确切地说，是阳台的厨房里亮着灯。对面正在喝饮料，只穿着一件宽大的男式衬衫，衬衫下摆齐着大腿，给人一种里边什么也没穿的感觉（穿没穿谁知道）。
| 当她猛然间把脸转向我时，她的脸就仿佛一下子贴在了我的脸上，甚至比贴还近。我发现她确实已不年轻，眼角已有了浅显的鱼尾纹。但嘴唇饱满，脖子结实，腮边有一粒黑痦子。她坦然地盯着我就像有意迎接我的瞄准，我心跳了几下就平静下来，因为我发现她并没有看我，她的眼光正穿越了我和我身处的这座仓库，凝视着房后的原野。那里，麦子已经收割，秋庄稼尚未长成，田野一片豁达。她凝视了半天才收回眼光，这时我看见她眼里满是泪水。我第一次发现了她的眼睛的与众不同，眼泪使它们闪烁出一种娇嫣的玫瑰色。
她独自对着窗外，就那么默默地流了一会儿泪，不像有什么大不了的悲痛。给人感到这种人即使有大不了的悲痛，她也会不在话下。果然，一切都恢复了正常，在这个时间该做的，她又开始做起来，当她坐下来吃早饭时，一切又是有秩有序。
至于对面的两个男人，我却不愿意用望远镜瞄准他们。起初我想把这解释成不屑于，实际我是不愿意他们的脸在我的视线里呈现出不容置疑的清晰，我讨厌这种清晰就像讨厌他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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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林林的消息正中我的下怀，而她却当做一枚小炸弹投掷给我，这正是许多天真姑娘的令人心酸之处。显然，我与肖禾的裸体同林林的相遇，反而成了我和林林关系的催化剂，她才用了个激将法，好激起我对肖禾的愤怒。实际肖禾赶紧找个主儿比什么都强。
林林紧紧盯住我看我的反应，我只装了满脑瓜子灯泡和流行歌曲的旋律，光明加上音乐已是能叫人神魂颠倒。我用应付的口气对林林说，肖禾有这个自由啊，我不在乎。林林马上追问我究竟在乎什么。这话问到了根本，我想说我最在乎的就是窗外那个阳台，但我却鬼使神差地说我最在乎的是你，可我现在有事，过一个星期咱们约个地方谈谈。
林林却说一个星期可不行，一个月我也不一定和你谈。你在乎我，我就得在乎你？
我说那就算我自作多情吧对不起。林林张张嘴还想说什么，我已经拔腿走远了。
在总务处，我向处长申请两只五百瓦的灯泡。处长问我要那么大的灯泡干什么，我说我是看仓库的，仓库亮点儿防贼。
| 令我不能容忍的是，那矮个子男人就站在她的身边，他也举着一杯饮料不慌不忙地喝着，还一边俯身去亲她的胸脯。对面对他没有激情，但有一种温和的接纳。我感到周身热血沸腾就仿佛对面和这男人一道欺骗了我。
我开始像憎恶那矮个子男人一样憎恨起对面，心中闪过我能够记住的所有五花八门的道德箴言。从痛打罗欣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我甘心情愿在黑暗中熬着时光，忍受着恶浊的空气，难道就为了欣赏这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鬼混么？我从来也没有像此刻这样渴望电灯的光明和洪亮、宽广的声音，假如不是处在深夜我会立刻拔腿出去找总务处要灯泡。找灯泡、把屋子弄亮的念头持续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就直奔总务处，在幼儿园门口碰见了林林，她正领着孩子们往外走。我有些不知所措地冲她笑笑，她瞪了我一眼（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但当我快步走过了她和她的孩子们，身后却响起了一片嘹亮的童声：“叔——叔——好！”（这是我意料之外的）
我不得不回过头来答应着孩子们，顺势再冲林林点点头。她又瞪了我一眼，这次不如刚才狠，我感到她有话要说。我迎过来，背对孩子们，她说她有件事想告诉我，说肖禾找过罗欣。原来这家伙到底流窜到了南门市，为什么不去再找找那个哈萨克斯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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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我拿了四十瓦的灯泡，一出楼门就把它摔在台阶上，然后上街专门去买。我在五金商店买了四个五百瓦的灯泡，还买了灯口、电线一大堆。从五金商店出来我又去音像商店买磁带，我在如潮的录音带里扒拉来扒拉去，最后抓阄儿似的闭着眼拿了一盒。这是一盒从前的旧歌，有《阿佤人民唱新歌》，还有《红太阳照边疆》、《北京的金山上》什么的。
我带着这堆东西回到仓库回到我的房间，忽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激昂之情，像是一台晚会的策划正审视舞台，又好比就要登场的演员在后台酝酿情绪。我接好电线电源，将四个灯泡一溜排开悬在窗口，打开录音机（我有一台燕舞收录机）放进新买的盒带，专心等待深夜那个时间的到来。
一天天过去，我只在白天见那高个子男人来过两次，但来去匆匆，我知道我等待的是那矮个子，也许那矮个子得了个暴病死了，突然死了，这倒也干净利索，解气！我想。但我仍然不敢掉以轻心，不错眼珠地立在窗前空守了好几个黑夜，心中感到气馁又有些安慰。但愿那男人当真不来了吧，但愿我那四个灯泡就此作废！
| 处长说据他所知那个仓库从来就没进过贼，贼不会惦着一堆破桌椅烂板凳。这么好几十年了，他们只抓过一个附近农村的老头。处长说那时他刚从部队转业，分配在院保卫处。有一次他们绕着院墙巡逻，发现有个老头正用砖头砸墙角上的灯泡。处长说那时候的设计院戒备森严，院墙上隔不远便有个大灯泡。天一黑，灯泡都亮起来。处长说他们冲着老头追过去，问老头为什么砸灯泡。老头说我们村的电不够使，你们这儿的电多，截你们点儿电，正合适，光电线里存的这点儿电也够我们使了。处长说你老人家懂不懂电啊，电根本不是你说的那个道理。老头说你说电是个什么道理？有一回我去钢磨上磨面，出家门时拽拽灯绳灯还亮着，一到钢磨上就停了电。我对磨面的闺女说，停电了不要紧，电线里存的那点儿剩余的电正够磨我这二十斤麦子。那闺女也和你一样，说我不懂电，我怎么不懂？浇地的工夫停了电，垄沟里还能存住一股子水呢，电线里怎么就存不下一点儿电？老头把处长给说乐了，处长说后来他还推荐这个老头做过设计院的传达。
这故事虽有几分幽默，但对我却毫无意义，我又提出领两只五百瓦的灯泡。处长说给你讲了半天老头砸灯泡的事，就是告诉你那个仓库不用防贼，要灯泡照明有个四十瓦的也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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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我再也没有见过对面，阳台一直空着，厨房的门一直紧关着，自那个“光明”的深夜之后她就消失了。
我把窗户关上，拧下所有的灯泡重又过起黑暗的日子。我时常感到我的低下，我的卑鄙，我的丑陋，我的见不得人。我好比是个趁人不备从后面捅人一刀的歹徒，这种歹徒最大的资本就是趁人不备。
又过了些天，对面仍然没有动静。阳台上却出现了一个男人，不是那个高个子，也不是那个矮个子，凭直觉我断定他才是这阳台的主人——他随随便便地站在阳台上煮方便面，面色很难看，白胳膊白腿的。他坐在厨房里吃面，不时停下来发一会儿愣。吃完把碗扔进洗碗池也不刷，洗碗池里已经摞满了脏碗筷。我眼前突然出现了对面一丝不挂地站在洗碗池前洗桃子的样子。
有一天中午林林来了，手里拿着一个报纸包。她很拘谨，又竭力装作忘记了从前的不快。我对她说今天她这条连衣裙特别好看，林林显得高兴起来，打开报纸包说她最近在学剪裁，给我做了一件圆摆衬衫。我努力做出专注而感激的样子从林林手中接过衬衫，想到有天夜里，对面穿的就是这种圆摆男衬衫。接着出现在我眼前的便是对面的脸。
| 可是，有一天深夜，当我已经开始犯迷糊时，对面的阳台亮了！透过厨房的玻璃，我看见对面一丝不挂地站在洗碗池前洗桃子。这是我第一次完完整整地看她，她显得更加光芒四射。接着有个男人也进了厨房，正是那个矮个子。他光着上身，只穿一条中式短裤。他打开冰箱拿出一罐可口可乐，坐在高脚凳上悠闲地喝起来。他边喝边欣赏对面，对面也毫不在乎地请他欣赏。他好像又一次被她的美丽所激动，放下饮料就把她拉了过来……
一种邪恶的快感立即传遍我的全身，就像开幕的铃声已响我必须果决地登场。矮老头儿，别他妈怪我不仁不义了！我想着，一个箭步窜下床，啪的一声拉动了电灯开关，同时把录音机打开。
骤然间刺眼的光明直奔对面而去，紧接着“红太阳照边疆，青山绿水披霞光……”响彻夜空。我看见我推开一扇久未开启的窗户蹬上窗台，手中握着望远镜，故作轻松地朝对面望去。我看见那男人沉重的后背凝固了一般僵持在我眼前，我看见我的对面正麻木不仁地和我对视，这是受了极度惊吓后的麻木不仁。我还看见她的嘴角微微牵动着，像在发出无力的抱怨：你是这样年轻，为什么会这样残忍？
啊，正因为我这样年轻，才会这样残忍。
我在极度兴奋中忘记我的演出是怎样结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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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为此我决定作一次“微服私访”，我必须亲临对面的空间去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我找了个帆布工具袋背在肩上，里边装了些改锥、钳子之类，扮作水暖工去造访对面的家。我来到医学院宿舍区，走到最后一排楼进了对面的单元，为我开门的正是吃面的男人，从国外回来奔丧的丈夫吧？他开了门，一脸沮丧地问我找谁。我说你是房主吗？他说是的，我说我是水暖工，例行公事检查下水道。他无可奈何地先把我引进了厨房，便干自己的事去了。我熟悉地（我想我应该是）走进厨房敲敲这儿弄弄那儿，看看墙看看柜，看看我熟悉的一切。当我站在洗碗池前拧动水管时，看见墙上有两行用铅笔书写的数字。字虽特别小，但我凭着感觉还是觉出了它们的存在。第一行是2、5、7，第二行是4。我恍然大悟：2、5、7是属于高个子的，那个4属于矮个子。可对面为什么不把这字记在心里，却写在墙上呢？这或许属于心理学家的研究范围。
| 我愿意相信这是幻觉，但事实上这不是幻觉。对面的脸的确出现在那张皱巴巴的报纸上。我拿起报纸才意识到我已经好几年不看报纸了，我甚至忘记这城市还有这么一张《南门晨报》。我放下衬衫拿起报纸，在报纸的一个角落印着对面的照片，照片下边有一些文字，文字报导了南门市著名游泳教练、市政协常委的逝世，说是因心脏病猝发于某月某日不幸逝世年仅三十九岁。下面还有一些赞扬之词，有文字说她不受金钱、名利之诱惑，安心国内甘当无名英雄，并几次放弃出国与在国外读博士的丈夫团聚……
我推算了一下，某月某日正是那天深夜我大放光明的日子。
林林发现我对着报纸出神，问我，你认识这人？
我说我不认识从来没见过。
我的确不曾认识《南门晨报》所介绍的这个对面，更不知她还有这么一大堆眼花缭乱的事业。我所认识的仅仅是我眼里的那个对面，但我敢说世界上再也没有人比我更认识对面了，再也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对面的真正死因了。
对面死了，阳台上已换上了那个白胳膊白腿的男人。但我总像有事业未竟：我依旧固执地想着那高个子和矮个子出现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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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我不止一次地反省自己，又不止一次地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说招致对面厄运的只能是对面自己，即使窥测本身就是低下的犯罪行为，可谁让她自己给我提供了窥测的可能呢？那么我究竟是谁呢？当我有意惊吓她时，与其说是要张扬正义不如说是出于私欲，我是什么？我不过是在那一高一矮两个男人后面，对她充满欲望的第三个男人罢了。那个深夜，我采取的那貌似光明的“措施”本身不也是一种假象么。假象如同体面的鸦片迷惑既定的秩序，它操纵着人类的大部分生活，也缓解着生活本身带给人的无尽的压力。
无论如何我摧毁了一个女人最后一个个人的角落，我又庆幸我的确亲眼见过一个女人生活中最真实的片断。她使我领略到人在逃离了人类注视时那份无可比拟的自如的魅力，她在无意中教我学会了欣赏和疼爱生活中那些不为人知的自然。这一切其实是从她的背后而得，虽然她每天与我面对着面。原来人类之间是无法真正面对着面的。
| 我决心用沾了水的手抹掉这些数字，就像要隐匿起对面留在人世的最后的痕迹，隐匿起她的那些不方便，那些“阴暗面”；就像我早就知道这面墙上有几个数字，而我的造访就是专为着消灭它们的。我抹掉那些数字来到阳台上，站在对面经常站的位置上张望着对面——我那肮脏的窗户紧闭着，而陈旧的仓库就好比一个貌似忠厚的阴谋家，无辜的对面曾经一览无余地把自己交给过这个阴谋家。
我从厨房里出来，站在过厅里，发现男主人正在卧室整理东西，像是要出远门。在他眼前的衣物中，也有我所熟悉的那些：一件圆摆衬衫啦，几件女人的小玩意儿啦。我对他说您的厨房真干净我很少看见这么干净的厨房。他说你这是什么意思？说着脸上似有愠色。他的脸色使我发觉我的确说了反话，因为眼前的厨房实在不干净，洗碗池里的碗盘们都长了绿毛。但我的确不是故意，这是我意识中的习惯成自然吧——我曾经无数次站在对面欣赏过这间条理分明、整洁新鲜的厨房，或者说，它实在是有过我对男主人形容的那种时光。我抱歉地冲男主人笑笑告辞了这陌生的房子，我想我与他原本是没有对话基础的，我永远也无法向他陈述我的歉疚，正如同他永远也不可能向我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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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黄昏时分我愿意到墙外的庄稼地去散步，我愿意去呼吸空气里那又苦又甜的菜味儿，看垄沟里的水是怎样悄悄洇湿每一畦青菜。有一次我被一个强悍的农妇截住，她把浇地的铁锨横在腿前高声喝道：“站住，这儿不让过！”我知道她们讨厌我们这些人在菜地里乱走，就顺从地转身撤退，农妇却又从背后喝住了我：“回来！那儿不让过！”我站在那儿开始不知所措了，听着这种吆喝心想难道我又走上了一个阳台？最后农妇终于给我指出一条明路，我冲她点点头感激地向前走去，原野渐渐安静了。我来到一片玉米地前，地边的垄沟上盛开着淡紫色的小喇叭花和金黄色的矢车菊，有两辆自行车并排倒在垄沟边上，一辆男车压着一辆女车。小花青草簇拥着它们，在朦胧的光线里我听见远方有鸟儿啼鸣……
我小心地远离了自行车走上回程，我为之工作的白色楼群宛若一艘即将离港的巨轮正在等待它的乘客。当我穿越田野向它步步逼近时，忽然想起行政处长抓过的那个老头。停电以后电线里剩下多少电才够磨他的麦子呢？人类或许再也不会产生这原始的浪漫了，但被嘲笑的究竟应该是谁呢？
对面一片清明。
上海女人
杨显惠
1
| 我搬出仓库搬到我该去的地方，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林林，明确表示我不爱她更没有与她结婚的设想，我让她尽可能把我往最坏处想。她低着头，半天才问了一句：那你到底爱谁呢？这的确是个问题，但我觉得我和林林之间没有探讨这个问题的基础，我说不清她也听不明。也许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也许我根本就不曾具备爱的能力。爱的确是一种能力，我初次体味到这本是一种值得花费心血去郑重寻找的能力。我望着林林的后脖梗，望着她那从白大褂里露出一圈的花衬衫领子，领子已被磨损得露出了发白的经纬，但却出奇的干净，就像整日接受着清水的漂洗和太阳的照耀。一股柔情从我心中油然而生，眼前的林林正好比一株色泽滋润的嫩绿植物，使我相信她应该有自己美好的生活。而生活应该是美好的，生活本身面对着我们就像大自然面对着我们，只有它们能与我们永远平等相待。当我有时被深夜的光亮偶尔惊醒时，会想起那个被我扼杀的女人，一种久违了的让自己变得好一些的愿望，在这时犹如远空的闪电嘹亮地划过我的心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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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回国治疗后留在公安部工作。他说，后来因为出身于大资本家家庭的缘故，组织部门调他到甘肃省公安厅，名义是支援大西北。可是他在省公安厅工作不久，又被下派到酒泉地区劳改分局，在生产科当一名生产干事。1957年他被定位右派，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1960年12月以后，夹边沟农场的右派全部释放回原单位去了，他却无“家”可归，因为他是被开除公职的右派。在劳改分局的招待所里住了两个月以后，领导终于想出办法来了：你到安西县的十工农场去吧，不算干部，也不是劳改犯，去当个工人吧。他到了十工农场，场领导又作难了：正式招工吧手续又不好办，哪有右派招工的道理？最后只能以刑满就业人员对待，每月发二十四元工资，在劳改队种菜。种菜到1969年，因为战各的原因，十工农场的犯人迁移到甘肃中部的五大坪农场去了，他不是犯人不能去，只好和其他几个就业人员一起移交小宛农场。于是，他就成了我们十四连畜牧班的放牧员，和我同住在羊圈旁的一间房子里。在一起生活得久了。相互有了了解，也信任对方了，他便陆陆续续对我讲了许多夹边沟农场的故事。
今天我再给你讲一段夹边沟的故事，是一个女人的故事。
她是个右派的老婆，上海人。
| 这段故事是一位名叫李文汉的右派讲给我听的。他是湖北省人，高中毕业，1948年参加解放军，解放后曾经加入志愿军入朝作战。在朝鲜战场他负了伤，三根肋骨被美国人的炸弹炸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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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由于没有木材盖房，我们住在自己动手挖的窑洞里。窑洞大小不等。沟浅的地方，靠近南端，因为崖坎矮，挖的窑洞才一米高，人四肢着地才能钻进去，进去后坐着刚能仰起脸来。这样的窑洞住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我们组的窑洞挖在山水沟中端，很大；我们组最早是二十五个人，在夹边沟死掉了三个，还有三个因瘦得走不动路留在夹边沟了，剩下的十九个人加上其他组没住处的两个人，全住在这个窑洞里。我们组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文大业，崔毅，魏长海，还有晁崇文、钟毓良、章……哎呀，叫章什么来的，那是个西北师院历史系的教授。姓章，可名字突然就想不起来了。对了，崔毅，崔毅这时候已经不在明水也不在夹边沟了，他在两个月前就逃跑了。他是四十年代北大的毕业生，英文讲得特好。这人四十年代就参加学潮，是地下党，解放后是省委宣传部的干部。文大业是省卫生学校的副校长，原兰州医学院教授，死在明水了，吃脏东西死掉的。对了，董建义也是那几天死掉的，和文大业前后脚死掉的。
文大业的死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十一月上旬的一天，他从自己的铺上挪过来凑近我，说，老李，我活不过一个星期了，我喝粉汤了。我当时吓了一跳，问他真的吗，他说真的。
| 我跟你说过，1960年国庆节前，夹边沟的右派——包括新添屯作业站的右派——除去死了的和几百名体质太弱什么活也干不了的，全都迁移到了高台县明水乡的一片荒滩上。省劳改局的计划是从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调人，在那片荒滩上建一片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要开垦五十万亩土地。因为仓促上马冬季临近，其他农场的领导很贼，没有按计划调人，就夹边沟农场的右派调过去了。大约是一千五百人，分别住在祁连山前的两道山水沟里。千百年来，从祁连山里流出的洪水在那片荒滩上冲出了几道深沟。山水沟蜿蜒两公里多长，南边靠近祁连山的一端很浅，越往北越深，最深处有六七公尺，出了山水沟是一片泥沙沉积的沙土地，再往北是一道接一道的沙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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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黄茅草籽吃起来也麻烦，抓一撮放在饭盒里煮，煮着煮着就成了清白色的粥，真像是淀粉打的粉汤，与淀粉汤的不同之处在于用筷子一挑能拉出丝来。这时候还不能吃，要搅，一边搅一边吹，叫它快点凉下去。凉了的“粉汤”像一团面筋，柔柔的。把它拉成条状。拉长的感觉就像是拉橡胶一样，然后咬着吃。那东西是嚼不烂的，只能咬成一块一块咽下去。这东西根本就没有营养，但是也没毒，吃它就是把空空的肠胃填充一下，克服饥饿感，就像有些地方的人吃观音土一样。这种东西能挺时间，吃上一次能挺三天，因为它是不消化的。既然不消化也就排泄不出来，需要吃别的野菜什么的顶下来。这种东西千万不能在粥状的时候喝下去。在它还没凝固成块状之前喝下去，它会把肚子里的其他食物——树叶子呀，干菜呀，还有别的杂草籽呀——粘在一起，结成硬快堵在肠子里形成梗阻。我估计，在夹边沟和明水至少有几十人因为喝了这种“粉汤”而致死。有些人是出于没有经验，第一次喝了就死去了，但另一些人的想法是嚼着吃太恶心，少喝一点可能没有危险，实际是对“粉汤”的粘性估计不足。
真是吓坏了，我当时就说他：你不知道那东西不能喝吗？他回答：饿得等不及了，还没放凉就喝了几口。我生气地说，几口？
| 我可是吓了一跳。他说的粉汤就是用黄茅草籽煮的汤。黄茅草你知道吗？你肯定知道，草滩上到处都长，你就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它长的样子就像骆驼草一样，一蓬一蓬的，茎杆比骆驼草的茎杆还粗还高。它的茎是黄色的，叶片也带点黄色，很好辨认。河西的农民都叫它黄茅草，有的叫黄茅柴，因为农民们都拿它当烧柴，有的把它挖来埋在田埂上做风墙——挡风。黄茅草的草籽是能吃的，这我们原来不知道，是酒泉县和高台县的右派们说的，他们也是听老人们说的：闹饥荒的年头，当地的农民们用它充饥。于是，右派们就跟他们学，拿着床单到草滩上铺开，把黄茅草枝条压下来敲打，把籽打下来；然后用手搓，把皮搓掉，再拉着床单摇晃，叫风把皮儿刮走。不能吹，黄茅草籽太小太轻了，像罂粟籽那么大小，一吹就连籽都吹跑了。籽儿收集回去再用锅炒熟。炒的时候要注意，不能炒焦了，只要爆一下就成。当然，那么小的籽儿，你是听不见爆声的，要用眼睛看，籽儿在锅里自己动了一下，那就是爆了。炒熟之后装在小布袋里，缝在衣裳里边，藏好。一定要藏好，干部们要检查的，那东西容易吃死人，干部们不叫吃，检查出来就没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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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那意思是说你不是人，你是吃草的牲口。我们那时候排泄出的东西就是和驴粪蛋一样的草团子。经常的我们在茅坑上蹲半天，连个粪蛋蛋也排泄不出来，必须相互帮助，互相配合：一个人趴在地上撅着屁股，另一个人从后边掏。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一个专用工具，是用质地坚硬的红柳枝条削成的木勺，状如挖耳朵勺但又比挖耳朵勺大出许多倍。没有制备专用工具的人只好用吃饭小勺的把儿掏了。
文大业对我讲的时候，事情已经到了很痛苦的程度：小肚子胀得圆鼓鼓的，但又排泄不出来。我马上和他一起走到窑洞外边去，他趴在一个土坎上，撅着屁股，我跪在后边进行操作。但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我也没掏出一点东西来。文大业的肚肠里吃下去了很多菜叶、草籽之类的代食品，“粉汤”把这些代食品黏结在一起，凝成了一个很坚硬的硬块。硬块的直径超过了肛门的直径许多，堵在肛门上，根本就无法掏出来。我试图把这个硬块捅碎，使之化整为零，但也没有成功。我的专用工具一用力，那硬块就移动，根本用不上力，而文大业又痛苦难忍呻吟不止。
最后的结果是我的专用工具把他的粪门搞得鲜血淋淋，一塌糊涂。硬块安然如初。
2
| 就几口吗？他回答，也就半碗。
我说这可怎么办呀？
他说要是有点蓖麻油就好了。
我知道，蓖麻油是泻药，它可以把肠子里的食物变成稀汤子排泄出来。我立即跑出去跑了一趟场部卫生所，但是医生把我骂了出来：人家都拉肚子拉得要把肠子拉出来，你还要泻药，我到哪里给你找泻药去！
医生说的话也对，农场闹病的人大都是因为吃了脏东西拉痢疾。有些人拉得起不了床，几天就死掉。
我沮丧地回到窑洞，跟文大业说，你还想活不想活呢，想活我就给你掏！
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们就互相掏粪蛋蛋了。超常且沉重的劳动把我们的身体榨干了，每天供应的十二两（旧秤一斤为十六两）原粮不能提供沉重劳动所需的热量，为了活命，我们把谷糠呀、树叶和草籽呀，凡是我们认为有营养的东西都填进肚子。这些东西是不易消化的，加之我们的肠胃早就没有了油水，所以排泄就成了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每次要在茅坑上蹲半天，竭尽全力才能排泄出几个粪蛋蛋。
有人在骂人的时候说，你打嗝怎么是草腥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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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那天在饭馆吃饭，我们正好坐在一起，便跟他说了说话，知道了他是在1956年支援大西北建设的热潮中自己要求来兰州的。他原在上海的一家医院当主治医师，来兰州后在省人民医院做泌尿科主任。他爱人也是上海一家医院的医生，那年正好生孩子，就没跟他来。他还说，他爱人是独生女，岳父岳母坚决反对她离开上海，否则也就来了。
董建义三十四五岁的样子。
那次在饭馆吃饭，他的文雅书生的样子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记得从饭馆出来，右派们排队集合回夹边沟的路上，我跟别人说过，董建义活不长了，看他吃饭时细嚼慢咽像是吃什么都不香的样子，就活不长。旁边有人说，你可是说对了，那人吃东西讲究得很。别人挖野菜呀捋草籽呀逮老鼠呀，什么能填肚子就吃什么，他嫌脏，说不卫生，不吃。他就吃食堂供应的那点东西。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没再看见他，便以为他死掉了。谁知到了明水，他又出现了，并和我住在同一个窑洞里。见面时我还问了一句，老董，你没死掉呀？他笑了一下说，你怎么这样说话呀？
我说你不是吃东西很讲究吗，好长时间不见，我以为你死掉了。
他告诉我，因为肝硬化，他到场部医务所住院三个月。
| 文大业的肚子胀得越来越大，五六天后就“胀”死了。我们把他的尸体用被子裹起来抬到窑洞外边放着，下午，农场掩埋小组的人把他装上马车，拉到北边的山水沟口埋掉了。
我们窑洞里，唯一不吃脏东西的是董建义。董建义是省人民医院的泌尿科医生，上海人，印象中似乎是毕业于上海的哪个医学院。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就是没说过话，我和他不在一个队。1959年国庆节前夕，农场组织我们去酒泉看酒泉劳改分局搞的《建国十周年劳改成果展》在一家饭馆吃饭，我们俩坐在了一起。
夹边沟的右派分子们大都身上带着一些钱和粮票的。这是他们当初从家里带来的，因为劳教农场不许加餐，就总也花不出去。只要遇到外出，见到饭馆，就决不会放过吃一顿的机会的。可惜那时的饭馆里卖饭也是定量，只卖半斤小米饭或者两个馒头。有的人为了多吃一份，只要时间来得及，吃了一家饭馆再钻进另一家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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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但是，到了明水才一个多月，他的身体就不可逆转地衰弱了，身上干得一点儿肉都没有了，眼睛凹陷得如同两个黑洞，怪吓人的。他的腿软得走不动路了，每天两次去食堂打饭的路上，他摇摇晃晃地走着，一阵风就能刮倒的样子。在窑洞里要想喝点水。就跪着挪过去。他整天整天地躺在被窝里默默无语，眼睛好久都不睁开。
那是11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我正在靠近窑洞门口的地方煮从田野上挖来的辣辣根——这是一种多年生根类植物，最粗的能长到筷子粗细，生吃是辣的，煮熟后有一点甜味——董建义忽然挪到了我的身旁。我以为他想要吃点辣辣根，便用筷子搛了几根给他。他却推开了，说，老李，我想求你一件事。我问什么事，他说，我认为你是能活着回到兰州去，这是没问题的。我说你怎么认定我能活着回去？你没看见吗，我的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腿也肿得穿不上鞋了。说真的，到了11月，几乎所有的人都衰弱不堪了，除去上次我给你讲过的魏长海。每天晚上入睡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转天早晨还能不能醒来，因为每过三两天就有一个人死去，而且都是睡眠中死去的，没有呻吟，没有呼唤，一点痛苦的挣扎都没有，就静静死去了。
| 到了明水，董建义还是不吃脏东西。在夹边沟的时候，因为劳动太过沉重，又吃不饱——人们每月吃二十四斤原粮——就有少数人死去了。到了明水，粮食定量进一步降为每天七两，月不足十四斤，一天就吃一顿菜团和一顿菜糊糊，营养极度短缺，大批死亡就开始了。为了减轻死亡，农场领导采取了特殊措施：停止右派们的劳动，准许在上班时间去草滩上捋草籽、抓老鼠和逮蚯蚓充饥，或者在窑洞里睡觉。那一段时间我们把山水沟附近的老鼠和蜥蜴都逮绝了，吃光了，把附近柳树和榆树上的树叶都吃光了。可是董建义不吃那些东西，每天吃过了食堂配给的菜团子和菜糊糊以后，就在铺上躺着捱日子。我曾经劝过他，别那么斯文啦，能弄到什么就吃什么吧，活命要紧。他竟然回答：那是人吃的东西吗？
实际上，他之所以没有饿死，完全是他女人的功劳。自从他定为右派到了夹边沟，他女人三两个月就来一次，看望他，并且捎来许多饼干、奶粉、葡萄糖粉之类的食品和营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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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他说，老李，我是认真和你谈这件事的，你听我说。我前几天就接到我爱人的信了，她说最近要来看我，我也给她写了回信，说近日农场要调一部分人到别的地方去，其中有我，她能来就快来吧。我还告诉她，如果她来了明水找不到我，就找你询问我的情况……
我惊叫起来，老董，你怎么这样？
他苦笑一下：你不要急，不要着急。我原想不告诉你的，想再等几天，可能还能见着她。今天早晨起床，晕眩又出现了，不能等了，我把这事告诉你。
我说，胡思乱想，你这是胡思乱想，你想老婆想疯了，神经错乱。
他仍然苦笑，然后说，你不要打岔。我求你的事很简单，其实很简单，但你一定要办。当然哕，如果她来了，我还活着，就不麻烦你了。如果我这两天就死了，我爱人还没来，求你把我卷起来，就用我的被子卷起来，把我放在里边一点的地方，就是那儿。
我们的窑洞本来就挖得很大，近来又抬出去了几个人，所以靠着最里边的黑暗处已经空出了很大的一片空档。他指了指那片空当又说，你们把我放几天，等我爱人来了，把我的情况告诉她。叫她把我的尸体运回上海去。
| 什么，你说人们为什么不逃跑吗？有逃跑的。崔毅不是跑了吗，后来钟毓良和魏长海也跑了。民勤县供销社的主任，哎呀，我叫不出他的名字来了，也跑了。但是逃跑的人总归是个别的，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不跑。不跑的原因，上次我不是说过了吗，主要是对上级抱有幻想，认为自己当右派是整错了，组织会很快给自己纠正，平反。再说，总觉得劳教是组织在考验我们，看我们对党忠诚不忠诚，如果逃跑不就对党不忠了吗？不就是背叛革命了吗？就怕一失足铸成千古恨，跑的人就很少了。
3
见我无语，董建义又说，我求你一件事，不知道你答应不答应？
我说，你说吧。
他说，我爱人要来看我了，但是，我的情况可能是等不到她来……
我很是惊骇，说他，你怎么这样想？不是好好的吗！
他摇着头说，你听我说，我把话说完。近来几天，我坐着坐着。大脑就突然变成空白，意识消失了，眼前的东西都没有了。
这不是好现象。
我说，你不要胡思乱想。那是你瞌睡了。
他依然摇头：老李，你不要说了，瞌睡和晕眩我还是分得开的。我没有瞌睡，一天到晚睡觉，我都睡不着，坐一会儿就瞌睡到那个样子？晕眩，那是晕眩，已经出现好几次了。这是预兆……
我说，瞌睡了，你是打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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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谁知事情就那么怪。往常，各个窑洞死了人，都是堆在门口，由农场组织的掩埋小组拉走埋掉，但董建义死去的第二天早晨，却遇上农场刘场长亲自带着人清理死尸。他大声吆喝着叫人走进窑洞检查，结果把董建义搜出来拖出去，拉到山水沟口的崖根处埋掉了。为了对董建义的女人有个交待，我跟着掩埋组去看了掩埋的地方。
过了一天，我们就明白刘场长亲自带人清理尸体的原因了。
这天中午，山水沟里突然来了几位不速之客，他们大都穿着军大衣，但又不是军人，其中还有两位女同志。他们一间挨一间进了几问窑洞和地窝子，和右派们说话，问他们从哪个单位来的，多长时间了，犯的什么错误，每天吃多少粮食。他们走后不久，就有消息传开来：中央的一个工作组来过了，是由中央监察部的一位副部长挂帅的，调查夹边沟的情况。传闻还说某某右派认识那位副部长，两个人还说了话。副部长是位女同志。
这个消息真是鼓舞人心，人们都以为中央来解决夹边沟的问题了，右派们要离开明水要回家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还是在夹边沟的时候——就有消息说，夹边沟饿死了不少人，中央都知道了，中央要解决夹边沟的问题。过了几天，看不见什么动静，人们的心又凉了下来。
| 他说了求我的事，然后黑洞洞的眼睛看着我，那意思是问我答应不答应。我没吭声，我的心当时抽紧了，不知说什么好。静了一下，他又说，求求你，求你帮我这次忙。我不愿意把自己埋在这里。老李，当初呀，我爱人，我的父母，还有岳父岳母，都劝我不要来大西北，我没听他们的话，一心要支援大西北建设，来了大西北。我真后悔，后悔投听他们的话。那天董建义说了很多话，并且最后还说，在窑洞里放上三几天，如果他爱人还没有来，就把他抬出去埋了。否则会发臭的，太脏。
三天后董建义死去。我们窑洞死去的几个人都是在睡梦中死去的，睡着后再也没醒过来。董建义不是，他死于白天。那是他委托后事的第四天上午，他围着被子坐在地铺上和我说话，说他女人快到了，看来用不着我为他料理后事了。他正说着话，头往膝盖上一垂就死了。这样的死亡方式我在电影里看到过，我总认为那是艺术的夸张，但自从董建义死后，我相信了，艺术是真实的。遵照死者的嘱托，我和晁崇文把他用他的鸭绒被和一条毯子裹起来，塞到窑洞的角落里，等他女人来收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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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说实在话，这些天我就没想过她来了怎么和她说话。我原本以为董建义死去六七天了，她一定是接到农场发出的死亡通知单了，可能不来了。现在她突然闯了来，搞得我一阵慌乱。她似乎看出我的慌张来了，脸上显出诧异的神情说，怎么，他不在呀？
我没回答，只是模棱两可地点了点头，便扭脸看了看我的伙伴们，想从他们那儿得到一点灵感。可他们静悄悄或坐或躺，眼睛都盯着我不说话。我更慌张了，对她说，坐下，你坐下，我跟你说。你是董建义的爱人吗？
她说是是，我是董建义的爱人，但她没坐。她的眼睛往四下看了看，似乎感觉到了气氛的异常，便把询问的目光投在我的脸上，说，你是叫李文汉吗？我说对对，我叫李文汉。她又说，哦，你是李大哥，那好，那好。老董在信上说了，他要是不在明水农场的话，叫我找李文汉——就是你呀？我哦哦地应着，她继续说，我接老董的信，说他可能要调个地方，叫我能来就来一趟。
我想，前几次来看他都是去夹边沟，明水这边还没来过，我就来一趟吧。要是调到一个新地方，安定下来，我再来，时间就太长了。李大哥，老董是调走了吗？
| 夹边沟的右派们回家，是1961年1 月份的事情，还真与那位副部长的到来有关，但是我们还是回到董建义的故事上来吧。
大约是董建义死后五六天的一个下午，他的女人到了明水。他是从高台火车站下火车，东打听西打听来到明水乡的山水沟的。
她问董建义住在哪儿，有人把她支到了我们的窑洞。
我的铺靠近门口，我首先听见有人喊董建义。这声音是陌生的，似乎是个女人。
我就问了一声谁找董建义。
我，是我找董建义。
蓦的一惊，我明白她是谁了。我慌慌地站起，一时间竟然忘了窑洞的高度，头撞在洞顶的硬土上。但我顾不得疼痛，低声对窑洞里的右派们喊了一声老董的爱人来了，然后才对洞口说，哦，哦，你是……进来吧。
窑洞里像是刮起一阵旋风，躺着的人急忙坐起，有的穿衣裳，有的拉被子，一片乱纷纷的窸声中，洞口的草帘子被人掀开了，一个女人从台阶上爬上来，进了窑洞。她的头也在顶壁上碰了一下，她扭着脸看我，躬着腰说，我是从上海来的，叫顾晓云。我是来看董建义的。他是住这儿吗？
是，是，住这儿，住这儿，可这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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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董建义跟我说过，她已经三十岁了，但我看她也就是二十五六岁的样子。真不忍心告诉她董建义的事情，我忙忙地又去洗茶缸，然后给她倒水。我的铺前有个热水瓶，那是我的，但提起来晃晃却是空的。我便说，你先坐一下，我去找点开水。
我原想以打开水为借口走出去，这样我就有充分的时间思考怎么和她说话；可是她说，不要去了，不要去了，李大哥你坐下，咱们说说话。老董干什么去了，几点钟能回来？
我只好对其他人说，喂，你们谁有开水，给顾大姐倒一点！右派们有的有自己的热水瓶，放在自己的铺跟前。我从一个右派的热水瓶里倒了开水，把茶缸子放在我铺旁的皮箱上，然后说，顾同志，我叫你大姐对吧？老董跟我说过你三十岁了，比我要大几岁，你就叫我的名字好了。她笑了一下，表示默认，但有点难为情的样子，然后说，小李大哥，这老董去哪儿啦，你知道吗？我说，顾大姐，老董的事我要详细跟你谈谈，可是你听了我的话可不能太伤心。
老董走了，走了七八天了。
| 出去了，老董出去了……我胡里八涂地应着，躲开她的眼光跪在地上拍打我的铺脚，说，坐下坐下，你先坐下呀。我的铺很脏，但我拍打和收拾铺盖不是为了干净，而是想利用这个时间来思考怎么告诉她关于董建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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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驿站经典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5/8/4 14:58:00 沙发4
她坐下了。她的手里提着个很大且鼓鼓囊囊的花格子书包，她放下书包，然后抹下头上的绿色绸缎方巾，仰起脸来看我。
这是个典型的南方人，有着鼓鼓的前额，凹陷的眼睛，很秀气的脸，尖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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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这是那种发自胸腔深处的哭声。她的第一声哭就像是喷出来的，一下就震动了我的心。接着她就伏在那个花格子书包上呜呜地哭个不停，泪水从她的指缝里流下来。她的哭声太惨啦，我的心已经硬如石头了——你想呀，看着伙伴们一个一个的死去，我的心已经麻木了，不知什么叫悲伤了——可她的哭声把我的心哭软了，我的眼睛流泪了。确实，她的哭声太感人了。你想呀，一个女人，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每过三两个月来看一趟劳教的丈夫，送吃的送穿的，为的是什么呀？是感情呀，是夫妻间的情分呀，盼着他出去阖家团圆呀！可是她的期望落空了——丈夫死掉了，她能不悲痛吗？再说，那时候从上海到河西走廊的高台县多不容易呀！你知道的，现在从上海坐去乌鲁木齐的快车两天两夜就到高台！可那时候，铁路才修到哈密，这条线上连个普通快车都没有，只有慢车，像老牛拉破车一样。她从上海出来，还要转几次车，要五六天才能到高台。一个女人，就是这样风尘仆仆数千里奔夫而来，可是丈夫投了，死掉啦，她的心受得了吗，能不哭吗？我落泪了，的确我落泪了。
我们窑洞其他的右派我看见他们也都在悄悄地垂泪。我们确实被那个女人的哭声感动了。
| 在接待她的这段时间里，我在心里作出决定，要告诉她实情，瞒是不行的。只是这样的谈话对她来说太残酷了，我于心不忍。为了掩盖内心的不安，我立即扭脸朝着洞里的其他人说，对吗，老董走了七八天了？老晁，你说是不是？但是谁也没回答我，他们静静地坐着，敛气收声望着那个女人。
我害怕那女人痛哭起来，可是她一动不动地坐着，眼睛直愣愣盯着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是她没听清我的话呢，还是不懂“走了”的意思，我就又说了一遍：顾大姐，你明白我的话吗？——老董去世已经七八天了。
她哇的一声哭起来。其实，她听懂我的话了，她是在抑制突如其来的悲痛。在抑制无效的情况下才哭出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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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老董走了，也就没人穿了，你就留着做个纪念。说着话，她又抽抽噎噎地哭了，哭着又说，这里还有一件毛衣，是我自己织的，一针一针织出来的，我就拿回去了。
然后她指着那些食品——饼干呀，肉松呀，蛋糕呀——提高了嗓门：这些吃的东西，你们大家就吃了吧。
要是往常，哪个右派的亲人来探望，身边总是围着一帮人，期望能得到一块饼干，或者一勺炒面和一支香烟，但是这天的情况竟然这样令人难以置信：人们都坐在自己的铺上不动，显出很文明的样子。有人还以高贵文雅的口气说，不吃，我不爱吃甜食。经她再三催促，有人才说了一句：你回上海的路上不吃吗？
那女人说，我能吃多少，有几块饼干就行。我在火车上还可以买盒饭。你们可是没地方去买。
你说得对，那我可就不客气了。那个说话的人站起来，弯着腰走过来，拿了两块饼干放进嘴里。不知什么原因，他嚼了几下就咳嗽起来。有人笑了一下，说，小心，小心呛死。他咳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但还是把食物咽下去。他抹着眼泪说，呛死我我也要吃。叫我女人去找顾大姐打官司吧。人们都笑，那女人也咧了一下嘴。
| 我等着那女人哭了一会儿，把最初的悲痛、艰辛和委屈哭出去一些之后，劝她：顾大姐，不要哭了，你要节哀，可不能把身体哭坏了，你还要回上海呀。我这样劝一点儿作用也投有，她还是号啕大哭。后来我说，顾大姐，我想跟你说说老董的情况，老董在去世之前托付过我一些事情，我要告诉你。她这才克制住了号啕大哭，坐起来，打嗝一样地抽泣着，看我。于是，我把董建义去世前后的事讲了一遍。我重点突出地讲了董建义死亡的过程，告诉她董建义死时没有痛苦，他是在和我们说话的时候突然停止了呼吸的。我们把他皮箱里一套新呢子制服给他穿起来，用他的被子和毯子裹好，拉到坟地埋葬了。
董建义说的不愿埋在大西北，叫女人把尸体运回去的话，我隐瞒了。我只是告诉她，老董死后，他的遗物被农场管教科拿走了。你要是这次想拿回去，你就到场部去找管教科，要是不拿，他们以后可能把贵重的东西从邮局寄给你，其他的就当破烂扔了。
她又痛哭起来，哭着说，人都见不着了，要那些东西干什么？
她又哭了很长时间，然后才止住哭，拿过花格子书包打开，掏出好几个纸袋子，打开摊在铺上。然后她说，小李大哥，这两件衬衣是我在上海买的，给老董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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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她惊讶地说，为什么？
我说，你想想呀，才埋进土里七八天，肉体开始腐败了，但又很完整，那个样子你挖出来怎么运回去，火车上叫你运吗？
她愣住了。
我又说，不行，你可别打这主意。迁坟可不是运个死狗死猪那么简单的事。
她说，那可怎么办？
我说，你要是真想迁坟，就过几年再来，到那时就可以把他的骸骨带走了。
她不说话了，在思考，良久才说，没办法吗，真没别的办法吗？那就只能按你说的办了，我就过两年再来，赶在三周年之际迁坟。
我说三周年也不行，肉体在地下腐败的过程很慢，三周年时间恐怕太短。接着我又以随便但却认真的口气说她：你着什么急呀，反正这一次带不走，你就多过几年再来呗。人都说人土为安，他已经入土了，很安稳了，你就不要急着迁坟了。
她说，好的，好的，我听你的话，过上几年再来。今天就请你带我去他的坟上看看就可以了，然后我就回去。
我的心里格登响了一下。这是我最怕的一件事。我一边思索一边说，顾大姐，老董的坟……你就不要去了吧。
她的眼睛立时显出惊讶的神情，说，为什么？
我躲开她的眼睛支吾着说，不为什么，就是……一个土堆，有什么看的？
| 笑声中，人们才走过来拿吃的，走不动的人跪着挪过来，把他们脏污的手伸向那些食品袋。我急得大声喊，喂，你们客气点，给顾大姐留下一包饼干路上吃。但最后我的铺上只剩下一些细碎的面包屑。那女人对我说，叫他们吃吧，叫他们吃吧，我在火车上买盒饭吃就行。
我觉得这帮人在老董的女人面前抢吃抢喝，有辱斯文，太不雅观了，抱歉地对她说，顾大姐，你不要见怪，我们这些人真是饿极了，脸都不要了。她叹息着说，不怪大家……
人们吃完食品，坐回到自己的铺上去了，有的人手里还捧着多维葡萄糖的粉末一口一口地舔着。这时那女人又说，诸位大哥和兄弟，你们是老董的朋友，老董活着的时候，你们对他的帮助，我非常感激，只是有一件事还要请你们帮我做一下…
…她说到这里停住，眼睛看着大家。大家也都静下来看她，等她往下说，有的人还催促：说吧，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她才又接着说，我这次来看老董，根本就没想到他会不在了，连个面也没见到。所以我想呀，请你们带我到坟上去看看，帮我把他的坟挖开，叫我看他一眼，然后我要把他运回老家去。请你们帮我这个忙。立即就有人说，行呀，这有什么难，埋得又不深，不费事就能挖出来。但我却吓了一跳，忙说，顾大姐，那可不行，老董的坟可是不能动。
|
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糟了，她误会了，以为我不愿带她去坟地，这样一点举手之劳的事都不愿意办。
这使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又说，顾大姐，你昕我说，我们这里，人死了，都是抬到门外放着，专门有掩埋组的人赶着马车来，把尸体拉去掩埋，其他人都不去。
你想呀，人们都饿得站不起来，走不动路了，哪还有力量抬死人哪。
除了掩埋组的人，其他人都不去坟地，这是真的。
听了我解释，她静了片刻，又说：小李大哥，那就这么办吧，你领我到坟地去一趟，我挨个坟堆去找。
我说，到了坟地你也找不到的。坟堆都是一样的，你能认出哪个是老董？
她惊讶地说，没有墓碑呀？
墓碑？哼哼，你想得好！你以为是烈士陵园啦？
连墓碑都没有，哪能这样做事呀，这不是伤天害理吗。死者的亲属来上坟，给谁烧纸呀？
我摊开双手：那不是我考虑的事。对啦，我说的也不全对——幸亏你提醒我——死者的身上还真是拴了个纸片片的，写上名字，编上号码，是毛笔写的。
她说，身上挂个纸牌牌有用吗？埋在地下的人，家属来了也不能哪个坟都挖开看看呀。
我说，人家可不那样想呀！人家编号是为了统计数字，好造册，向上级交待，哪管以后家属来了方便不方便。
她又哭了起来，哼哼……这样说来，我是见不着老董了？
| 她的脸色有点变，说话的口气也有点变：小李大哥，我跑几千里路来大西北就是看他的……
我有点狼狈了，说，是呀，你是来看他的，可是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人是不在了，可是上坟扫墓是应该的。
5
是应该，是应该，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他的坟……可能找……不到了……
怎么会找不到？
我真是不知如何回答她了，因为她的脸上一片狐疑的表情，眼睛似乎要把我看穿。我支支吾吾了：荒滩上到处都是坟堆，乱七八糟的……怕找不到呀。
她说，小李大哥，你刚才还说过，是你们亲自把他拉到坟地埋葬的。这才几天时间，你就认不出地方了吗？
我心里真是后悔，后悔先前说话欠思考，现在竟然陷于狼狈。为了改变狼狈境地，我厚着脸皮改口说，顾大姐，刚才我说的我们，是指掩埋组的人，而不是我和我们窑洞的人。
她不说话了，眼睛直愣愣看我，显出不信任的眼神。我接着又说，你要是不信就问问他们：他们谁去埋老董了？
她把眼光投向其他的人，其他人都不出声，于是她又对我说，小李大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没去坟地，但我请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我一定要认下老董的坟。
我不认下他的坟，以后来迁坟，我到哪儿去找他的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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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人家老董的媳妇哭哭啼啼地求你，叫你领到坟上去看一看，这也是人之常情嘛，男人死咧，媳妇上个坟，记下男人的坟在哪达哩，以后来上坟哩迁坟哩也方便嘛，你他妈的就几步路的事，你不愿去！你说你找不着！你咋个找不着？那天埋葬董建义，不是你跟着去的吗？你说你要看一下埋在什么地方了，他媳妇来了也好有个交待。人家媳妇来了，你又说不知道，你到底安的什么心？你才是这么个熊人！
我耐着性子等晁崇文骂完，然后回骂他：闭上你的臭嘴吧，你他妈的那个嘴怎么那么脏！我不领她去看坟自然有不领的原因，用着你管吗？说实在的，那女人在这儿的时候，我就怕你多嘴惹事！
怕我多嘴？你不要胡扯！你为啥怕我多嘴？不就是怕我揭露你还想要那件毛衣吗？那媳妇把那件毛衣给你，你就领着去了。
你胡说！我真生气了，骂他。你知道个屁！前两天，我往沟口那边去挖辣辣根，看见老董被人抛尸荒野，光溜溜地扔在沙滩上。他的衣裳叫人扒走了，被子和毯子都不见了。
有这回事？晁崇文说，睁大了惊愕的眼睛。
师院历史系的章教授说，肯定是叫人拿去换吃的了！那天我就反对过——我当时说了没有？——不要给他穿呢子衣裳，不要裹鸭绒被，你们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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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说话，觉得不好回答。倒是晁崇文叫了起来：怎么找不到？你到场部去，找管教科，埋人的事是他们管。他们登记造册，他们就该知道埋在哪里。
其他人也说，老晁说的对，就找管教科。
那女人抹着眼泪看我。我说，那你就到场部问问去吧。
我们的住处在山水沟中端。我领着那个女人顺着弯弯曲曲的山水沟走了十几分钟，从南边爬出山水沟，指着东边二三里处的一道山水沟告诉她，场部就在那里。
看着她走近那道沟了，我才回到窑洞去。
老李，你他妈的真不是东西！我刚刚爬进窑洞，就听见晁崇文的吼骂声。晁崇文是山西人，1946年就参加了地下党，那时他才17岁，正在上中学。解放后他在甘肃省运输公司当政工科长。这个人脾气很是暴躁，看见不顺眼的事就要说就要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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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驿站经典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5/8/4 15:00:00 第 3 楼据他自己说，他是在当政工科长时因为给书记提意见，被定为右派的。我惊讶地问，老晁，你骂我干什么，我惹着你啦？
骂你，骂你还轻咧！你他妈的不是个好熊，我听着就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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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我恨恨地说，不是你叫去的吗，你还说我？
晁崇文不言声了，但恨恨地唉了一声。
6
已经是黄昏了。从我们窑洞看出去，对面的悬崖边上仅剩下一条窄窄的夕照，山水沟里已是阴影瞳嚎。我们去食堂打了菜糊糊，吃完就躺下了。
吃了就睡，减少无谓的活动，把热量的消耗降低到最小，是大家的共识。但是，我还没有睡着，就听见草帘子的响声。我问了一声：谁？
我，小李大哥。我又找你来了。
是那个女人的声音。我坐起来穿衣裳，同时轻轻地喊了一声喂，老董的爱人又来了，怎么办？听见了晁崇文的声音说，那就叫进来呗。我便朝窑洞El说，进来，你进来吧。
天还没黑尽，洞口的草帘子斜了一下，窑洞里透进一片朦胧的亮光，一个人影爬上台阶来，站住。我明白，这是因为窑洞里太黑，她怕碰着什么。我叫她等等，点上了煤油灯，然后问她，找到人了吗？
如豆的灯光照在她的脸上，她的脸色苍白，且不清晰。她哀哀地说，李大哥，我还得找你，求你帮助我……
她说不下去了，要哭，泪水盈满了她的眼睛。我忙忙劝她：不要哭。不要哭。
你坐下，坐下说，出什么事了，没找到人吗？
| 我说，我告诉你们吧，还有更糟的事！老董屁股蛋子上的肉叫人剜走啦！
真的？
不信，不信你们去看呀，我骗你们干什么？小腿肚子那儿还叫人刮了两刀。
谁干的，谁他妈的干这种缺德事情？晁崇文大声吼叫说。
魏长海，是不是你干的？
魏长海前几天因为刮死尸被队长捆了一绳子还关了禁闭，这两天正在恢复被绳子勒得近乎坏死的胳膊。晁崇文一吼，他惊慌地说，老晁，你可不要冤枉人！
晁崇文说，冤枉你？你妈个屁，我看就是你干的！王院长是不是你动的？
魏长海叫起来：老晁，你可是冤枉人。王院长的事我承认做错了，可我再也没干过那种事。这几天我的胳膊肿得连门都出不去，还能干那事吗？
晁崇文问，你敢说没出过门？
我忙忙地插了一句：老晁，这事我作证，他是没出去过，饭都是我给他打的。
晁崇文说，那是谁干的？啊呀，这人都他妈的变成畜生了！
虎毒还不食子哩，人吃开人了，这人还叫人吗！
大家都不出声，我又说，你不是问我安的什么心吗？我告诉你吧，就为了这事。
你去看看吧，尸体冻得硬邦邦的，干不拉几。
光溜溜的那样子，我怕那女人见了受不了呀！
晁崇文哑口无言，过一会儿才说，那就不该叫她去场部打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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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你们这些大城市的小姐太太，男人思想反动，劳动教养，你不跟他划清界线，还跑到这里来胡闹。你这是立场问题，是向政府示威，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我们要通知你的工作单位，要好好教育你。听那人这样说，她不敢哭了，也不敢说什么，就又来找我了。小李大哥，求你帮帮我吧。她哀求我。
听她叙说。我的心放下了。我说，你叫我怎么帮你？她说，明天你就领我到坟地去找找老董的坟。我说怎么找呀，几百座坟，上千座坟，到处乱埋，有些坟还叫风刮平了，连坟也找不到了，你上哪儿去找？她说就是一个坟一个坟地挖，也要找到老董的坟。我说你那样做行吗？不要说你没那力量挖，就是有力量也不能挖呀。
为了找一个人，把全部坟都挖开，那样做妥当吗？
她呜呜地哭了，哭着说，小李大哥，那你说还有什么好办法呀？
我说有什么好办法？找不到就找不到吧。你来看望过了。
知道他的情况了，也就尽到亲人的心意了，老董也就人土为安放心地走了。这就行了。你要知道，找不到亲人坟墓的不是你一个呀。你今晚上就在这儿凑合着住一夜，明天早晨到火车站去赶火车吧，回上海去。
| 她擦了擦眼睛坐下了，还坐在我的铺角上。我蹲在她的对面。在我们窑洞里站着是很累的，因为窑洞很矮，总要弯着腰。
然后她告诉我，在场部的一间芨芨草席搭的棚子里，管教科的一名干部翻开死亡人员登记册查了查，说董建义真是死了，七天了。但不知道埋在什么地方。她要那位干部去问问掩埋组的人，干部叫来了一个叫段云瑞的人。但段云瑞说他只是负责登记姓名和死亡日期，不去坟地。叫他去找那几个人，他说一个吃脏东西死了，另一个病重住进医务室了，剩下的三个人走不动路了，在窑洞躺着。
新组建的掩埋组又不知道先前的情况。她在办公室哭泣很久，说找不到董建义的尸体就不回上海去，那位管教干部竟然发火了，说，咦，你不回去呀，那好办，我叫人给你找个窑洞住下。
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她不说话了，还是哭。那人就又说，真不想回去吗，那你告诉我，你是上海哪个单位的？她说你问我的单位干什么？那人说，给你们单位写信呀，叫保卫科来领你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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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洗脸水要去东沟大灶旁的水井去抬，我们没有打水抬水的力气了——就去找队长开了个条子，给她买了一份客饭——两个菜团子——端回来叫她吃。我说她：快吃吧，吃完了去赶火车。
她接过了菜团子，但没吃，放在皮箱上。
我说，昨天饿了一天，今天还不吃，你是嫌饭难吃吧？
不想吃，我一点儿也不饿。她一说话就又哭了：小李大哥，求你带我去找老董的坟吧。找不到坟，我一口饭也吃不下去。
我说她：唉，你怎么这样不听话，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不知道坟在哪个地方。
你快吃了饭回上海去吧。
她哀哀地哭：小李大哥，老董在信里说，叫我到了农场有什么事就找你。你一定知道他埋在什么地方。
我说，他是讲过这话，他如果等不着你，没了，就叫我给你说说他的情况，可是我真没去埋葬他。
她蓦地大哭起来：呜呜呜！你知道，你就是知道。昨天你说过，你去埋的他，后来你又否认。你为什么不带我去看他呀……
我无言以对了。我的心里也很难过，也很矛盾。不告诉吧，她呜呜的哭声悲痛欲绝，肝肠寸断，令人心碎，但是告诉她真相，又怕她的精神承受不了。我愈是劝她不要哭了，她愈是大放悲声。真叫人受不了，我扭头走出窑洞，心想，不理会你了，你就死心了。
| 她呜呜地哭个不停。没理会她的哭泣，我把自己的被子整理好以后对她说，你就在我的铺上睡吧，我找个地方睡去。然后我就拿件大衣，和另一个右派挤在一起睡觉了。在夹边沟农场还有几问用来接待探视者的客房，明水可没有那条件了，除去场部用芨芨草席搭了几间房当办公室，所有的劳教犯和干部都住地窝子和窑洞。
亲属来探亲只能挤在劳教犯中间睡觉，或者坐以待旦。
我睡下了。我想，作为老董的朋友，我应该把自己的铺让给她妻子去睡。
许久之后抬头看看，她还坐在地铺上。我想，她可能是嫌我的被褥脏。已经整整三年了，我没拆洗过被子。被子脏得没法看，还长满了虱子。我还听见她轻轻的啜泣声。
不知道夜里她睡觉没有，我早晨醒来的时候，她还是那样坐着，只是把一条被子披在她的列宁式呢子短大衣外边。冷啊，虽然还没到隆冬季节，但高台的夜间温度已降到零下十七八度。
窑洞里又没有炉子取暖，洞口只有一个草帘子挡挡风。唉呀，温暖的火炉呀。
我们已经三年没见过它了。
我起床后没有洗脸，——我已经记不清几个月没洗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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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我的神经可是受不了啦。我把晁崇文叫出窑洞：老晁，你看怎么办呀？她已经整整两天没吃没喝了，可别饿死了。晁崇文说，你说的，咱们饿了两年多还没死掉，两天就能把她饿死？我说，可是光哭也不行呀，万一有个好歹……后边的话我没说下去，晁崇文说，那你说怎么办？我说我问你呢，你倒反问我。他不言语了，抬头看天片刻，然后说，有啥好办法？要不你就领她去坟地看看，叫她看一眼老董？我忙说不行不行，昨天前天没答应，今天领去算什么事？再说，见了老董那个样子，真要哭死了怎么办？他说，这样也不行，那样有危险，你是啥意思嘛？我看他着急了，便说，我的意思呀，今天你劝劝她，叫她快点回上海去。她已经怀疑我了，认为我骗她了，我的话她听不进去了；你劝劝她。可能起作用。晁崇文痛快地说，好，我劝就我劝。吃过了早饭，我好好劝劝她。就是这能行不能行，我也没有把握。这媳妇够固执的。
晁崇文说吃过早饭劝那女人，可是我和他从食堂端着饭回到窑洞，出了件事：有个人死了。死者是省商业厅的一位会计。
| 我在另一孔窑洞里坐了一天，心想，她一定是走了。夕阳西下时分我回到自己的窝，她却仍然在铺角坐着，嘤嘤地哭泣。有人小声对我说，她整整哭了一天，一会儿放声痛哭，过一会儿又轻轻啜泣。
菜团子还放在皮箱上，已经干巴和萎缩了。不知是谁在她面前放了一茶缸水，水仍然满着。
我赶忙又去打了一份客饭——半盆菜糊糊——给她。我劝她：你还是要吃点饭呀，尽管饭不好吃，但不吃饭不行呀。会饿垮的。饿垮了你怎么回上海呀？她没有吃，默默地流泪。
和头天夜晚一样，她又坐了一夜。这天夜里我迟迟才睡，离她远远的在被窝里坐着，看着她。我没想到她是这么固执的人，真怕她想不开出什么事。我想，她对董建义如此痴情，什么事都可能做得出来。半夜里油灯灭了，我看不见她了，但是黑暗中时不时传来她低沉的哭泣声。
这是她来到明水乡山水沟的第三天的早晨。我从睡眠中醒来。早晨的太阳已经升起，阳光还没有直射进我们的窑洞，但是从草帘子旁边的缝隙处透进来的亮光投在她的身上。她还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木雕泥塑一般。但是，她脸上挂着泪水，眼睛肿得桃子一样大。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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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干完这些事，我们已经累得气喘吁吁，坐在窑洞外的太阳地里喘息。这时我看见了那个女人，她站在窑洞里，掀着草帘子从上往下看着我们。她可能是被死人吓坏了，脸色惨白，一脸的恐惧。她已经不哭了。于是，我推了一下晁崇文，叫他看那女人，并说，去，跟她说去，叫她快回上海！
晁崇文进窑洞之后。我在外边坐着，等他劝说的结果。我认为，劝说过程将是很艰难的，晁崇文一劝，她肯定要哭起来，我可不愿看到她痛不欲生的样子。
不料也就三五分钟时间，没听见一声哭泣声，晁崇文就走出窑洞来了，对我说，老李，不行呀，我的话她根本就不听，说咱们是合起来骗她，不叫她见到老董。她今天要自己找老董去。
我吃了一惊：什么？她要自己找去？
是呀，她不叫你我领她，要自己到坟地去。她说一定要找到老董的坟。啊呀，这个媳妇犟得很……你说怎么办？
我和晁崇文说话，那女人已经走出来了，下了台阶。她的眼睛已经不适应太阳的光线了，尽管冬季早晨的阳光并不强烈，太阳像是黄疽病人的脸一样黄惨惨的，她举起一只手遮挡着光线朝我们看了看，转身往北边走去。
我急忙朝她喊了一声：哎，你干什么去？
她没搭理我，往前走。
看来她真是生我的气了。我急忙追上去拦住她说，顾大姐。
| 他的身体已经彻底垮了，几天前在厕所解手，他在茅坑上蹲下后竟然没有力气站起来，是我把他拉起来的；站起之后，他又系不上裤带——身体越差越怕冷，穿的就越厚，毛裤外边套着棉裤，棉裤再套上单裤——他的手已经没有力量把皮带勒紧了。还是我帮着他拉紧了皮带。这天早晨的事情是这样的：起床时他就躺着没动，旁边睡的人还问了他一声：我给你带饭吗？见他不回答，那人就自己去打饭了。打了饭回来，那人见他睡觉的姿势一点也没改变，便觉得情况不妙。拉开蒙着头的被子一看，人已经僵硬了。想必是夜里就断了气。
死就死了罢，这种事大家已经习惯了，所以有人还喊了一声：不要动，吃完饭再说。大家静静地吃饭，然后才有几个身体强健一些的人来处理他。我和晁崇文属于“强健者”之列，我们打开他的箱子，找两件干净的衣裳给他穿上，然后用他的被子把他裹起来。我们还把一根绳子截成三截系了系，一截系在脖子的地方，另一截系在腰部，还有一截扎住腿部，把被子勒紧。然后我们几个人连抬带拉把他拖出窑洞，放在洞外的空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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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我和晁崇文认为，她到了坟地，很快就会回来的，那儿除了坟堆什么标志都没有。不料到了中午她也没回来，夕阳西下也还没回来。后来吃过了晚饭，暮色已经像潮水一样注满了山水沟，还是不见她的踪影。我有点沉不住气了：莫非她在坟地出了什么事？我走到晁崇文旁边说，咱们去找一下她吧，不要叫狼吃掉了。
我们刚迁到明水的时候没见过狼，但是时间不久，就有狼了，并且很快地这儿就野狼成群了。有时候，天还没黑透，狼就顺着山水沟跑来跑去，根本就不怕人。
它们吃死亡右派的尸体，长得肥肥的，身上的毛都油光发亮。
我和晁崇文出了窑洞往南走，刚走到伙房跟前，一个小小的身影走了过来。我喊了声顾大姐，她站住了。
我走过去说她：都啥时问了，还不回来！你不怕叫狼吃了，可我们害怕呀。你叫狼吃掉了，我们要担负责任的呀！
她不说话。
回到窑洞我们问她：你找到了老董的坟了吗？
她还是沉默。
你找不到。到处乱埋的，又没有墓碑，你怎么找？给，把这两个菜团子吃了快睡觉吧，明早回家去，再不要瞎折腾我们了。
我把两个菜团子放在皮箱上。这是吃晚饭时我专门给她要来的两个菜团子。出去找她的时候怕别人偷吃掉，我装在自己的口袋里的。
| 你不要去找啦，你找不到的。这里埋了几百个人，到处都是坟堆，连个记号都没有，你到哪里找老董去？
她站住了，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我，一句话也不说，那神情似乎是在责备我：你不要骗我了！然后绕开我又往前走。我有点急了，说她：你这个人怎么不听劝呢…
…
这时候晁崇文说话了：老李，不要管了，她不听话就叫她找去，她找不到就死心了。我略一踌躇说，你不听劝呀，那你就找去吧，可是你不能到那边去。农场的坟地大部分在这边的沙滩上，就是你前天去场部的那个方向……
她看了我一眼，调转身向着山水沟南边走去了。
她走出一截去，晁崇文小声问我：老董的坟在这边吗？
我说不，在那边。
晁崇文：那你把她支到这边去，你不是害她吗？
我：那你说怎么办？老董就在北边不远的地方，叫她找到了怎么办？哭死怎么办？
晁崇文不说了。我又说，找去吧，不到黄河不死心，叫她白跑一趟她就死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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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回帖人： 驿站经典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5/8/4 15:02:00 第 4 楼8
正式的坟地在沟外的沙窝子里，但是，掩埋组的人偷懒，有时拉到这里就掩埋了。这地方的地势宽阔了，也有一片沙包，埋了一些尸体。因为埋得草率，有些尸体已经暴露了出来。蓝色、黄色、黑色和各种衣裳的破布条以及土苍苍的头发在早晨的寒风掠过的地面上索索抖动着。
我向晁崇文使了个眼色，叫她把那女人引开去假装辨认那些尸体。我径直找到董建义的尸体并赶紧往上撩沙子。我想抓紧时间覆盖一下，以免那女人看见了难以承受。我盖住了他的两条腿，就停下来喘气。我的身体太虚弱了，已经挖不动沙土了。这时候那女人朝我走过来，问，你找到了吗？我马上装出挖土的样子说，你来看看这个是不是，我看着像是老董。
| 她没有吃菜团子，她只是喝了一茶缸凉水就躺下了。看起来她累了，疲惫不堪了。
第四天的黎明到来了，我一如往日给她打来了客饭，劝她：吃吧，吃完了回家吧，不要瞎折腾了，但她却说：小李大哥，你借给我一把铁锨吧。
我惊讶极了：你要铁锨干什么？
她软软的嘶哑的声音说。我昨天都看过了，坟地里只有不多几个坟头上放着些砖头，砖头上写着死难者的名字。其他的坟上连砖头都没有。我试着用手挖开了两个坟堆，埋得很浅，也就半尺深，有的还露出被褥来。今天我要拿把锨去，我要一个一个地挖。你放心，我挖过的坟我再埋好。
我惊呆了：这个女人，她到底要干什么！我的心咚咚地狂跳起来，眼睛一热，泪水差点儿流出来。我擦了一把眼睛，说，大姐，吃吧，你吃点饭吧，吃完了我领你找老董去。一定领你去找……真的，不骗你。
眼泪簌簌地流过她的脸颊。
她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从窑洞出去，走下台阶的时候，她的腿一软就栽倒了。
站起来再走，她努力地提起精神，但她的身体摇摇晃晃的。
这天我们是往北走的。我们还没走到沟口，就看见死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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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哇啊啊的哭声刚结束，她就使劲儿摇晃起那个“木乃伊”来，并且抬起脸看着天，嗓子尖利地喊出董建义的名字来：董——建——义——她连着喊了几声董建义，山水沟里便连续不断的回荡起一个声音：义义义………义义义……
然后她就伏在尸体上大哭起来。
她呜呜地哭，我和晁崇文在旁边站着，耐心地等着她的哭声结束。可是半个小时过去了，她还哭个没完没了。我们等得不耐烦了，不得不拉她回去。我对她说，顾大姐，不要哭了，咱们该回去了。
我和晁崇文一用力把她拉起来了，但她却抱着木乃伊不撒手，把木乃伊也拉了起来，哇哇地哭，就像他们是一对连体婴儿无法扯开。没有别的办法，我们硬是把她的手从“木乃伊”上掰开。分开他们。我很粗鲁地推开她说，行啦行啦，多脏呀，你抱着他！走开，走开点，我来埋掉他。
但是，她猛然吼了一声：不准你埋！
不埋怎么办？就这样摆着？
我要运走，运回上海去！
我苦笑一下说，你怎么运走，背着她上火车吗？
把他火化了，我把骨灰带回家去。
我一惊，这可是个好主意，但又觉得这主意不可行，没有柴。
明水附近的荒滩上只有干枯的骆驼草和芨芨草，用它们是难以把尸体烧成灰的。
她问我。这附近有没有农民？
| 说真心话，我还真怕她认不出来。从前的董建义多么英俊呀，三十多岁，白净的面皮，高高的身材穿一套灰制服，，洒脱极了。而现在的董建义，赤条条躺在地上，整个身体像是剥去了树皮的树干，干千巴巴的。身上瘦得一点肉都没有了，皮肤黑乎乎的，如同被烟火熏过的牛皮纸贴在骨头架子上。他死去才八九天，倒像是从古墓里挖出的木乃伊。他的屁股蛋儿上少了两块肉，露出带着血丝的骨头。我们和他一起生活了近三年，是眼看着他从一个健壮的人变成这样一个木乃伊的，否则我也不会认定他就是董建义。
可是那女人走近后只看了一眼，就咚的一声跪倒，短促地呀了一声，扑在“木乃伊”上。
我的心沉了一下！她扑在“木乃伊”上之后，就一动不动了，没了声息。这种情景持续了足有一分钟。我忽然害怕了，是不是一口气上不来憋死过去了？晁崇文反应比我快，他推我一下说，哎，这是怎么啦，别是没气了。快，快拉起来。我们同时跨前两步要拉她，她的身体却又剧烈地抖动一下，同时她的嗓子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咯吱吱的响声。咯吱吱的声音很费力地转化为一声凄厉的哭喊：哇啊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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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她抹下绿色的缎子头巾，想把骨头全包起来，但是头巾太薄，透亮，一眼就能看见里边的骨头。我说她：你就捡点小骨头拿回去吧，大骨头不好拿，也的确没那个必要。就是在火化场，也只是给你一部分骨灰装骨灰盒，你何必大老远全都背回去？
再说你这样上火车，列车员会看出来的。她不听，说，我用那件毛衣裹起来。
于是，她提了一大包骸骨回到窑洞，拿出花格子书包里的毛衣来包裹它。但是那仅仅是一件背心，太小，她无论如何调度，骨头还是露在外边。后来我从皮箱里拿出一条军毯给她。我告诉她，这是我入朝作战带回来的战利品，美国士兵的军毯。
我抖开毯子叫她看，商标上还有usA 字样。我说，这条毛毯我已经保存八九年了，舍不得用它。来农场劳教，许多衣物都拿去换了粮食，军毯却保留至今，舍不得换吃的，因为它是我的一段光荣历史的标志。
| 我说往西北走七八公里有个明水公社。她又要我领她去明水公社，找农民家买柴禾。她说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她如此固执。我只好拖着浮肿的双腿带她去。
我们整整走了两个小时，才在明水公社找到一户农民，买了几捆木柴。同时她对那农民说，愿意多出点钱，请他去火化一个人。那农民不干，说他不干那种晦气的事。但他给我们叫来了两个老头，说他们愿意去干，叫我们和他们讲价钱。讲好了价钱，两个老头替我们雇了一辆牛车，拉着木柴往回走。经过供销社老头叫我们又买了一桶煤油。老头说，尸体很难烧透，所以要准备充足的燃料。
回到山水沟。那两个老头把木柴堆好，再把尸体码在上边，浇上煤油点着了。
火势很大，很快就烧塌了木柴，尸体掉下去了。在火焰中，尸体突然坐了起来，吓了我们一跳。后来木柴烧光了，就往火里泼煤油。终于煤油也烧光了，灰烬中剩下了一堆骨头。腿骨很长，像烧黑了的木头棍子。我对她说，再也没办法了，你就捡点碎骨头带回去吧。但她说，不，我要全带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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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再说，如果有一天老天睁眼，可怜我，把我头顶的山揭掉，我也变成像你们一样的自由人，如果真去了上海，——我不是说要去拿那块毛毯，那才值几个钱？主要是那个女人在我的心里印象太深刻了，真想再见到她——我也是没法找到她了。
那是1960年12月份，夹边沟的右派们在生死存亡的要紧关头，为了取暖，都把书和笔记本当柴烧，我的那册笔记本也被人扔进火堆转化为卡路里了。
和李文汉在一起放了三年羊，后来我就作为工农兵学员去西北师院读书，毕业后留在兰州的一所中学教书，就再也没见过他。再后来，听回城的知青们讲，他已经平反了，回了省劳改局，具体在哪个部门哪个单位工作，谁也说不清楚。
| 她接过毯子去了，她说，毯子用过之后，她要洗干净寄还给我的，因为它对我很重要。我说你不要寄了吧，你寄来的时候，我可能收不到了。——我能活那么久吗？我笑着说，你就放在你家里吧，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有一天去上海，我上你家去拿。她说，那好，那好，我把我家的地址告诉你。在大家苦涩的笑声中，她拿起我放在皮箱上的一册笔记本写下了她家的地址。
因为时间已是黄昏，这天夜里她又在我们组的窑洞过夜。
翌日清晨，我送她出了山水沟，指着南戈壁上的一个叫明水河的小火车站说，你到那里去乘火车吧，比去高台火车站近得多。
我在戈壁滩站了许久，看着她背着背包往前走去。那个背包是我帮她打的，因为骨头多，背包很大，我把它捆成了军人的背包形状，好背。她的身体是瘦小的。
而背包又大，背包把她的肩膀都挡住了。那块绿色的头巾，她又裹在头上了。
11月下旬的清晨，戈壁滩上刮着凛冽的寒风。头巾的尖角在她的脖子上像个小尾巴一样突突地跳着。
那个女人说要把军毯寄回给我的时候，我不是跟她说了吗。
不要寄，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乡，有机会去上海的话。就去她家取毛毯。她当时还真写下了她的住址。可是我哪有去上海的机会呀！你看我现在的样子：羊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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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淮海路的繁华，在我的眼里是可以和南京路相媲美的：商店鳞次栉比，游人如织，摩肩接踵。我是想给老伴儿买几件衣裳的，——我的老伴儿也是个苦命人，在五大坪工作几十年，把两个孩子带大了，遇上我才成了家。她连一件时髦点的衣裳都没穿过——可是跑了几家服装店，也没买成一件衣裳。原因是时髦的太时髦，不时髦的我又看不上眼。
我继续逛商店，看见一家商店门口的牌匾上镏金大字写着：老字号伊丽莎白西装店。店铺的门面不是很辉煌，但却庄重大方。我的心突然动了一下，伊丽莎白这几个字我好像很熟悉。
我站住想了想，还真想起来了：近三十年前，在明水的山水沟里，一位上海女人去探视丈夫时对我讲过，她家公私合营前有一家西装店，店名叫伊丽莎白。她还说她家就住在店后的一幢小楼房里。那女人拿过我的一条毛毯，用于包裹丈夫的遗骨。
心头突发的一阵兴奋，我走进了西装店。我并没有要回毛毯的念头，我是想，既然走到门口了，进去问问，如果能见到那位女人，喝杯水，叙叙旧，不是很好吗？
| 但是，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1 1996年的一天，我去看望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刚刚走到兰州二中门口，就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扭脸一看就惊呆了：这不是那个脑门有点秃顶的李文汉吗！和从前不一样的是他的头顶全秃了，后脑上的头发全白了。其他都没变，高高的身材，黑黑的爽朗的面孔。我热烈地握手，问他怎么在这里站着？他说，我就在这里住呀。他指了一下二中旁边省劳教局的家属院。他立即就拉着我进了家。在他家里我们整整聊了一天，还喝掉了一瓶白酒。他告诉我，平反以后，他在五大坪农场当了十多年生产科长，然后离休，全家就搬到兰州来了。
谈话中他突然说起一件事来：喂，你还记得我给说过的那个上海女人吗？我说记得。
他说，我还真有机会去了一次上海，找过她。我说是吗？他说，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1957年，我就是因为写文章被打成右派的。可是平反以后的几年里，我的手痒痒，又写了几片论述劳改工作的文章发表。
这一次没被打成右派，有一篇竟然被司法部评为优秀论文，颁奖会在上海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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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上海的最后一天，大家自由活动，我去淮海路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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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我说怎么会不姓顾呢，老板的女儿告诉我，她家的西装店就叫伊丽莎白，难道上海还有另一家伊丽莎白西装店吗？老同志肯定地说，不会的不会的，上海没有第二家伊丽莎自西装店。我在上海的私营和国营服装店工作了一辈子，有多少家老字号服装店是很清楚的。看他回答得很肯定，我便说，那是我的记忆出差错了吗？老同志，我再问你个问题，你们的店后边是不是有幢小洋楼？那位女同志告诉过我，她家的店后边有一幢二层的小洋楼，她家就住在那栋小洋楼上。老同志摇着头说，没有没有，我们这个店后边从来没有过小洋搂。我说是不是有过，后来拆掉了？
泉石小说书库(www.bookdns.com)每日更新(2005-8-4) 往他还是摇头：我不是说了吗，从来就没有过。我在这儿工作了二十多年，后边都是大楼房，是解放前盖的，没有过二层的……他说着说着突然停止了摇头，改变腔调说，哎呀，你要找的莫不是南京路上的维多利亚西装店，那儿的老板最早是姓顾来的，公私合营后换了新经理。我说，是吗？他的老板是姓顾吗？你能肯定吗？
他说肯定，我一点都没记错。我疑惑了，说，可我的印象里是伊丽莎白西装店呀。
| 店铺不是很大，但生意很火，顾客拥挤。我思考了一下，走近一位年纪大一点的营业员——实际他也就三十几岁不到四十的样子——耐心地等他应付完几个顾客，才说，请问师傅，你们这个服装店最早的老板是不是姓顾？营业员有点奠名其妙的样子，说，什么老板？我们店是国营企业，不是个体经营。我说，不，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最早——就是五十年代刚解放的时候，这个西装店的老板是不是姓顾？
他的眼睛显出惊讶的神色，你问这干什吗？公私合营的事我哪里晓得呀？我说你们这儿有没有岁数大点的人，了解这个西装店历史的人？他思考一下说，你到楼上去问问我们的会计，他可能知道。
按着他的指点，我从店堂的过道上到二楼，在一间狭小的房子里，找到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同志。当他明白了我的来意之后，明确地告诉我，这个店公私合营时期的老板不姓顾，而是姓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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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2003年，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结集出版，名为《夹边沟纪事》。他在后记中写道：夹边沟事件是当时甘肃省委极左路线的产物，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是甘肃历史上惨痛的一页；是二千四百多名右派的苦难史。但是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经不多了，当年的事件制造者有意把它封存起来，当年的生还者大都谢世，少数幸存者又都三缄其口。作者将调查来的故事讲述出来，意在翻开这一页尘封了四十年的历史，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并告慰那些长眠在荒漠和戈壁滩上的灵魂：历史不会忘记夹边沟。
夹边沟，甘肃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一个昔日的劳改农场，多年来，默默无闻，不为人知。
但是，40年前这里发生的一场人间惨剧，使它注定不能被历史、更不能被世人所遗忘。
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这里关押了甘肃省近三千名右派。在天寒地冻的沙漠中，他们与世隔绝，终日劳作，并且经历了罕见的大饥荒，几乎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最后被活活饿死——三年时间里，饿死的右派数以千记。
这是一段听来让人惊骇、让人撕心裂肺的历史。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它就像荒漠中的一具尸骨，被丢弃，被掩盖，一直掩盖了40年。
| 他坚定地说，不对，就叫维多利亚，是你记错了。维多利亚后边是有一座小洋楼，现在还有。我迟疑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她亲口对我说的，她家的店名叫伊丽莎白，是英国女王的名字。但老同志又说，没错，我说的没错，你要找姓顾的，就到维多利亚去找吧。是你记错了，维多利亚，伊丽莎白，都是英国女王，你把维多利亚和伊丽莎白搞混了。时间久了，记忆容易出错误。
我被老同志说服了，承认是记忆力出了毛病。老同志热情地把我送出西装店，站在人行道上指给我去什么地方坐几路车可以去维多利亚西装店。我谢过他。
但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走了一截，我就突然决定不去找那位姓顾的女人了。
我是这样想的：挺费事地找丁去，如果顾家不住那儿了，不是徒劳一场吗？就是顾家还住在那儿，但那女人倘若已经搬走了抑或不在人世了，不也很扫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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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驿站经典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5/8/4 15:12:00 第 5 楼#1 李玉霄：杨显惠揭开夹边沟事件真相发信站： 燕南社区 (http://bbs.yanna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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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小宛农场除了很多和他一样的青年学生之外，还有一些从别处转移过来的右派。他们在解除劳动教养之后，不准回家，安置在农场里继续劳动。就是和他们的闲谈中，杨显惠听到了“夹边沟”这三个字。
在1960年代，这样的闲谈首先是神秘而私下的，只能是三言两语，杨显惠知道的只能是梗概：
就在五年前，也是在酒泉境内，有一个劳改农场，名叫夹边沟，三千名右派，大面积地死亡，死到最后只剩下几百人，死得很惨……
一下子，杨显惠牢牢记住了“夹边沟”。
40多年后，他在《告别夹边沟》的后记中写道，“右派们的叙述在我心中造成的震撼历久不息”。
但是，1965年正值文革前夕，他不可能也无法求其详细。
从1965年到1981年，杨显惠一直呆在农建十一师，期间，他做过售货员，当过会计，读了工农兵大学，在农垦中学做了七年数学老师，开始了文学创作。
16年里，有关夹边沟的消息，仍然是零零散散又总是很隐秘地传来。对于杨显惠，它如同一场梦魇，挥之不去。
1988年，杨显惠成为天津市作协专职作家，跟随爱人调到了天津，在塘沽深居简出，他的创作仍然以西北戈壁滩上16年的农场生活为主。
| 2000年，一位作家连续发表20多篇纪实作品，一举揭开夹边沟事件真相。
他就是天津作家杨显惠。
一 杨显惠其人
杨显惠操着一口甘肃口音的普通话，他显然还保留着西北人的古道热肠，虽然已经在天津东部的滨海小城塘沽生活了近二十年。
6月10日，得知记者要离开塘沽，他从家里急急忙忙提了两瓶甘肃产的白酒，硬要记者带上。
和记者在一起时，杨显惠很在意每天的中饭和晚饭，首先一定要由他做东，其次一定要喝上两杯，再聊上大半天，聊的当然是都是夹边沟。
酒酣耳热之际，58岁的杨显惠感慨，“好文章其实是老天爷给你安排好的，它们和你的个人命运息息相关。”
1965年，杨显惠离开兰州，奔赴千里之外的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上山下乡。这一年，他刚刚高中毕业，只有19岁，年轻的心中揣着的是一个作家梦。
他被分配到十一师第六团四连小宛农场，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战友们全天候地开荒修渠、引水灌溉。河西走廊雄浑苍凉的戈壁风光、战天斗地的时代召唤使得年轻的杨显惠激情满怀，但是，一次不经意的闲谈让他发现了生活的严酷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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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1999年，杨显惠开始写作“告别夹边沟”系列。2000年，上海文学连续发表12篇，远在千里之外，夹边沟右派的后人们传阅着每一篇，奔走相告：夹边沟的盖子揭开了！
他们带着这些纪实小说，清明节上坟时焚烧，以告慰父亲冤屈的亡灵。
一位死难者的儿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读到了它们，他一下子哭倒在地，把上海文学供在桌上，长跪着，一页一页地读，一次次地哭。他对朋友说，父亲去世时他还小，只知道父亲死在夹边沟，但不知道父亲是死得这样惨。
在甘肃临洮，杨显惠访问了夹边沟幸存者82岁的裴天宇老人。老人说，他在甘肃师大当教授的学生寄来了四册上海文学，他用了半个月时间才读完那四篇文章。他说，每一次拿起来读不上十分钟，就泪流满面……伤心得读不下去呀！
二 夹边沟农场
从酒泉出发，乘车驶向酒泉至金塔的公路，在第28个里程碑处，左拐，再向北走数公里，有一片连绵的沙丘，散落其间的，是一些半截的土墙框。这里就是夹边沟，那些零散的墙框，就是当年右派们住的地窝子。
夹边沟农场成立于1954年3月，科级单位，它的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原本就是一个关押犯人的劳改农场。
| 九十年代中后期，文学日显边缘化，中国的作家们整体进入一个调整期，有人沉寂了，有人转入商业化写作，还有人沉醉于描摩世俗生活，笃信文以载道的杨显惠也面临抉择。
这个时候，“夹边沟”从心底深处顽强地冒了出来。
杨显惠放弃了以建国后西北地区劳改农场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计划，开始着手调查夹边沟事件，他要“真正搞清楚那里到底发生了什幺事情，即使没有名，没有利，我也认为值！”
从1997年开始，年过半百的杨显惠重返河西走廊，寻访40年前落难于夹边沟的右派群体。他尝试过从查阅官方档案入手，但是没有人理睬他。他只能“贴着地面行走”，在陇东的黄土高原中穿行，在河西的戈壁荒滩中寻找，整整三年，他竟然寻访到了一百多位当事人。
虽然杨显惠对夹边沟的来龙去脉已不陌生，但是当事人的回忆还是让他震颤不已。在哭泣和泪水中，昔日的右派如今的老人们沉浸在那段不堪的年月之中，一次次生生地揭开伤疤，追述一个个受尽折磨死里逃生的故事。每当此时，杨显惠也屡屡无法自持，只能请求老人暂时停下来，让他走到院子里，擦一擦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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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和凤鸣和爱人王景超反右前同为甘肃日报编辑，王景超被打成极右分子，和凤鸣则是一般右派。1957年4月，夫妇俩同一辆火车被押送劳教，和凤鸣去的是十工农场，王景超则到了夹边沟。三年后，王景超在夹边沟活活饿死，和凤鸣则侥幸躲过一劫。
右派们到了夹边沟后，迎接他们的，是劳累、寒冷和饥饿。
对于打入另册的右派而言，只要在夹边沟一天，劳动，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就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他们已经不是教授，不是工程师，不是大学生，不是干部，不是优秀团员，他们只是要被管教的劳教分子。
管教人员大多出身行伍，他们对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所知了了，于是一年四季里，几乎天天都要安排繁重得超出体能的农活，同时辅以生产竞赛，让那些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右派们每天劳动12小时甚至16小时，拚尽全力，以致于累得在地上爬。
三 夹边沟的饥饿
直接威胁夹边沟右派生命的，除了劳累和寒冷，更为致命的是饥饿。
夹边沟农场从1957年4月开始接收右派到1960年12月底“抢救人命”，三年半时间里，前一年半是右派们的劳累史，后两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则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饥饿史。
| 1957年反右之后，劳改犯被转移别处，夹边沟农场变成劳教农场，专事“收容”右派分子。
这些右派来自甘肃省的机关、企业和学校，他们是反右中揪出来的极右分子、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或者曾有过其它错误的右派分子、“大鸣大放”期间有右派言论的“历史反革命”、以及工人当中因右派言论而获罪的“坏分子”。
1957年，甘肃省共揪出右派一万两千多人，其中“罪行深重”、被开除公职并判以劳教的极右分子约有三千人。陆陆续续地，他们从全省各地（主要是兰州市）先后来到了这个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荒凉之地。
除了风大沙多，夹边沟有限的农田多为盐碱荒滩，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只能养活这幺多人。
至于为什幺甘肃省要将两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断地押送至此，和凤鸣的《经历——我的1957》是这样解释的：
“夹边沟农场贫瘠而严重盐碱化的土地的收获物，根本无法使2000多劳教分子果腹。从省上到张掖地区到农 场，坚决贯彻执行的是对劳教分子的改造与惩罚，这2000多人的生存条件如何，以夹边沟的 土地面积、生产条件，能不能让2000多劳教分子凭靠种田养活自己，从以后的结局看，那时并没有人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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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晰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右派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也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
一天的放牧结束后，农场的羊群中偶尔会有一两只羊的肠子露在外面，第二天它才死亡，它的内脏被饥饿的右派偷吃了。
俞兆远，原是兰州市西固区工商局的一位科长。在吃遍树叶野菜草根草籽之后，他开始吃荒漠上的兽骨，杨显惠的《贼骨头》详细记述了当时的场景：
| 据幸存右派的介绍和杨显惠的调查，右派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一斤为十六两），在天寒地冻的河西走廊，充当苦力的右派可以籍此活命。但是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只有七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右派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右派最先命赴黄泉。
1960年的春天播种的时候，农场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
就在这年冬天，被堂哥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劝回国内的水利专家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大雪盖住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据说傅作义无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没有邮寄钱物。
在死神面前，右派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夹边沟生存条件极为惨烈，右派们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惊诧莫名。
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一下顿的糊糊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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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生性本份的俞兆远后来“见吃的就偷，不管不顾地偷”，他成了难友中偷术最高的右派，成了一个“贼骨头”！仓库里的粮食、食堂里的窝头、猪圈里的猪食、野地里的花生秧、管教干部扔在房顶上的羊皮……都是他的目标。直到1961年他回到兰州，回到自己家里了，他还要偷家里的玉米面生吃，气得老婆要和他离婚。
偷盗和吃生食，这就是夹边沟农场三年劳教教给他的生存之道。
1960年4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洋芋（土豆），装完货的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他们煮熟了一麻袋洋芋，九个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统吃光，“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之下，活活胀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来自甘肃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看着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洋芋疙瘩吃！
| “……骨头经风吹吹雨淋变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说那东西没法吃也没营养，但他说，没啥营养是对的，可它总归没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这就行！他研究怎幺吃骨头，总也想不出好办法，便放在火上烤着看看。谁知这一烤竟然出现了奇迹：白生生的骨头棒子被烤黄了，表面爆起了一层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来，拿舌头舔一舔刮下的粉末，无异味，尚有淡淡的咸味。于是，他把几根骨头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单上集中起来，居然凑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面一样把它放进嘴里嚼，咽进肚子。后来，他们全窑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滩上搜集兽骨……”
就是这位俞兆远，被非人的环境下，也和其它人一样学会了偷东西。
在夹边沟农场，对于苟且偷生的右派，偷盗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之举，其中群体性的偷盗就是播种时偷吃种子。“吃麦种不能在干活时吃，管教干部看见了会骂的，还要扣一顿饭。只能是休息时候，干部们到一边休息去了，机耕班的人们就围着麻袋躺着，一人抓一把麦种塞进嘴里。他们使劲儿搅动舌头，使得嘴里生出唾液来，把种子上的六六粉洗下来；再像鲸鱼吃鱼虾一样，把唾液从牙缝里挤出去；然后嚼碎麦粒咽下去……他们的嘴都被农药杀得麻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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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番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幺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来。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梁步云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地委书记是一位坚定的老革命，他训斥梁步云：死几个犯人怕什幺？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
由于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都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当时的右派们形象地称之为“钻沙包”。
| 还有一名右派，趁麦收时吃了过量的生麦子，又尽饱喝了些开水，到了夜里，胃肠里的麦子发酵膨胀，剧烈的疼痛使他在铺上翻滚不已，喊叫了一夜，终于在痛苦的挣扎中死去。第二天，农场管教干部在他的尸体边上召开现场批判大会，骂道：“这种人硬是不服改造，同党顽固对抗，直到自取灭亡。你们都好好把这人看看，你们自己愿意走这条路也行，死就在眼前！”死者的妻子也在现场，她不能也不敢放声大哭，只能啜泣不已。
四 夹边沟事件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
甘肃省劳改局的计划是从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调人，在高台县明水那片荒滩上建成一个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面积50万亩。这是当时极左的政治环境下又一个“政治工程”。因为仓促上马，其它农场没有按计划调人，只有一向“表现积极”、“宁左勿右”的夹边沟农场调过去了1500多人。
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的条件更为恶劣。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只有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就像原始人类一样，穴居在山洪冲出的两道山水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
也就是到了明水之后，右派们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存活的右派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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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回帖人： 驿站经典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5/8/4 15:17:00 第 6 楼#2 陈家琪 ：在哪里寻找思想的生长点？——关于《夹边沟记事》的琐记
《夹边沟记事》很悲惨，悲惨到人不得不相信有地狱的地步，不得不相信就是在地狱里，人也无非这样过；一千多近两千右派分子就这样饿死了，无声无息，幸存者与街上走的任何一个人毫无二致，就是听他讲起过去的事，也仿佛是在听外国或一个不知什幺朝代的古老故事。残忍绝对是人的发明，那幺记忆呢？感同身受的同情或敏感呢？如果都是人的“文明”的发明，那就是说这些东西并不具有普遍性，有些人强行使自己记住不忘，有些人却不尽然。看《上海女人》时，先是妻子哭，哭了一中午；我笑着说，不至于吧，神经也太脆弱了，我们这代人什幺没经过？我看时，拼命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看过了《上海女人》，后面的就只剩下了叹息。叹息之余，我不由得不这样问自己：就这样洒一把眼泪就完了？且不谈作者的意图，难道从自己的这种记忆、这种感同身受的同情或敏感中就只能生长出眼泪吗？
| 据和凤鸣回忆，因为夹边沟的死难者掩埋得过于草率，尸骨暴露于荒野，累累白骨绵延两里多路，后来当地的农民多有怨声，直到1987年 才由酒泉劳改分局派人重新集中埋葬。
1960年的冬天，来到明水的夹边沟右派们真正进入了生命的绝境，也就是在这时候，夹边沟事件中最为惊世骇俗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
“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皮包骨头，于是，他们的胸腔经常被划开，内脏被取出。
也就是在这时候，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中央，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检查团来到了甘肃。1960年12月2日，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主持召开著名的兰州会议，将执行极左路线的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当场免职，并迅速采取措施“抢救人命”。
1960年12月31日傍晚，来到夹边沟的省委工作组作出决定：明天开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
1961年10月，臭名昭著的夹边沟农场被撤销。
就在右派被遣返后，农场的一名医生被留了下来，他留在夹边沟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1500名死者“编写”病例，一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编写”完成。1500多名右派几乎全是饥饿而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见“饥饿”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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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至于这本书可能起到的“反作用”，我却立即就想到了这幺两点：第一，看了这样的书，人更害怕了，觉得什幺都没有保住自己重要。有那幺多人无缘无故或仅仅因为多说了一句话就被打成右派，最后饿死他乡，谁不怕呀？在严酷的事实面前，死亡自然是最大的恶，或者理解为“恶”的唯一绝对的标准；那幺与此相反，保存生命也就是最大的或唯一绝对的“善”。与这一意义上的“善”、“恶”比较起来，出卖、乞求、争抢、偷窃、逃亡、撒谎等等人们在平时所厌恶、所不齿、不屑、不忍的“恶行”又算得了什幺？在夹边沟，人切身感受到的就是死亡，因为惧怕死亡才意识到自己还活着，才渴望生命，而不是相反，因为活着而珍惜生命。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认为恐惧是正义及全部道德的根源，因为人会依靠自己受害的经验而走向理智。但这里的理智也完全可以理解为出卖、乞求、偷窃等等。看看这本书，最高级的知识分子把自己最高级的智能和才干都用在了这些平时完全不屑的勾当上，因为不这样就会落入最大的“恶”――死亡之中。这到底应理解为是人的聪明才智的浪费，还是理解为道德意识的泯灭？“何希金的尸体在治疗室放了半天，刘振宇不叫埋。等到这天中午，右派们吃了午饭，午休过了，排队去工地时候，他叫人把何希金的尸体抬到院子里摆着。他叫分队长们把队伍领到尸体旁参观，并且大声地说：这就是偷粮食吃的下场，看你们还偷不偷粮食！”（见该书第141页）这实际上是在问：“看你们怕不怕？”它既是对人的聪明才智的浪费（何希金偷粮食可谓绞尽脑汁）的谴责，也是对他的道德意识的泯灭的谴责；在刘振宇看来，这正是要对右派分子进行改造的原因；而改造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让他们“怕”，只有在“怕”中，人的聪明才智才能用到正道上，道德意识也才能高扬起来。“利维坦”就是一个让人“怕”的东西。
| 反过来想，这样悲惨或比这更要悲惨的事不是每时每刻就发生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或就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边吗？那幺残忍也好，记忆、同情也好，与其说是人类发明了这些事，还不如说是发明了这些词；没有这些词来记述、描述这些事，我们其实无动于衷；就如没有杨显惠的这本书，我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有夹边沟这个地方一样。那幺，通过这样一些词来记述描述这样一些事，作者能达到他的目的，或者说，人所作出的反应就一定会如作者的所愿吗？当我这样想时，我真的犹豫了，甚至，我差不多可以断定它所起的作用恰恰相反。那幺到底为什幺要把这些陈年往事翻出来，翻出来又想怎幺样？后来把这本书推荐给一些人看，他们并不感兴趣，最多说一句“跟看恐怖片的感觉一样”；告诉他们“这是真实的事情”；“真实的事情”就非得怎幺样吗？说是想影响历史，避免灾难重演，纯粹是疯话，连自己都不信。但总有一点教育作用吧？“教育”也是个很荒唐的用语――马克思说教育者必先受教育，到底谁教育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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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十一月中旬，死人到了高峰期，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党委书记蒋洪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地委书记是一位坚定的老革命，他训斥蒋洪：死几个犯人怕什幺？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第128页）
诸如此类的“漫不经心”似的娓娓道来几乎比比皆是。
死亡在什幺情况下才可获得一种不同于死亡经验（因为我们无法获得这种经验）的死亡意义？这经验当然只能来自“他人之死”。但“他人之死”难道真与我有什幺关系吗？如果这样的死每天都“数十人”地发生在自己的身边，哪怕对死亡再敏感的人也会麻木起来，如果还不麻木，那就该用地委书记的话问问自己：“你尻子松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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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看了这样的书，人也可能变得更凶残、更不把人命当一回事：
“听人说，农场党委书记原先是陇东一个地区的法院院长。有一天他正在和别人下象棋，手下的干部拿来一份文件叫他划圈圈，说省高院已经批准了前些天报上去的关于几个犯人的审判决定，哪个人枪毙，哪个人劳改。他拿过文件划了圈之后接着下棋，结果一个判了劳改的人被处决了，判了处决的人被送去劳改了。为此免了他的院长职务，后来又调到夹边沟农场当书记来了。”（第59页）
“毛应星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打三反给枪毙了。她从夹边沟回到兰州后和一个同样是右派的人结婚了，那时都三十六岁了。组织部门认为他们两口子不宜当教师，把他们下放到静安县的农牧站，男的在一个公社种胡麻，女的在另一个公社种小麦，一年见不上两次面。文革当中两口子都被揪出来了，因为‘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被枪毙了。上刑场之前和张志新一样被割断了喉咙：——怕她在公审大会上胡来。”（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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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里寻找思想的生长点？
仅仅一个68年的五月事件，按照摩林（Edgar Morin ）的说法，就对法国几十年的社会状态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第一，它侵蚀了整个社会的地基，西方理性化社会的两根主要支柱秩序与进步不再是不可置疑的起点；第二，知识分子不再徘徊在顺从与反叛、习性与不安之际，而是逐渐用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工作、自然、死亡、性或异性，“这种对存在的新渴望，突出地表现在‘欲望’这个字广泛地被使用上。媒体不再美化现实，开始真正面对问题。曾经提供现成幸福药方的杂志，也出现了有关老年、疾病、孤独、夫妻间的困扰、人际间的障碍等问题的探讨”（见《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一书的“中文版序”）而为哲学界所熟知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才蔚为流行起来的。
在我们这里，何止发生过一个月的“大事件”？
我又想起了瓦尔特·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一段话：“你的词语被剥夺了力量，你被打成了碎片，自行作为一道惨淡的影子而消失了。你将被允许与一幅画结合，这时，一个深刻的寓意就会帮助你掌握那被隐藏的（东西）。”（中译本第157页）
| 与这两点绝非作者所愿、但又恰恰最有可能按照事物自身的莫名其妙的逻辑（这种逻辑的力量，我们还领教的少吗？）而导致这样一个结果相应的，就是人们在看了这本书后还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近两千名右派分子就这样一个接一个或一天“数十人”地相继死去，既然“生”、“死”已成“善”、“恶”的绝对标准，既然人已变得毫无顾忌、冷酷无情，既然迟早是一死，为什幺还会如此逆来顺受地坐而待毙呢？逃跑者是有，但总是个别的，如果多一些人集体行动，食堂、粮仓、附近的农户，反正可找到粮食的地方有的是，到底是一个什幺样的“法网”才有如此的力量，使这些人着了魔似的如此“听话”地坐在那里等着饿死？人们马上就会想到这是一群知识分子，一群真正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知识分子：“那时候夜里院子里有人值班巡逻，防止右派逃跑。右派们初到夹边沟的时候没人逃跑，大都对党很虔诚，都想经过劳动改造摘掉帽子解除教养回家去，争取个好的出路。”（第166页）看来把这些右派分子真搞错了，他们一脑子虔诚，即不“反党”，也不“反社会主义”；就是把他们打成了“右派”，他们也仍然想着改造自己――谁又不需要改造呢？正因为这些人是如此的爱党、爱社会主义，才放弃了在上海、天津等地的优厚生活，才从国外纷纷回来，才自愿支持边疆，来到“西部”，才在五七年说了那幺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才宁肯饿死也不逃跑。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坏”而落得如此下场，恰恰是因为他们的“好”才甘愿如此。就这种“好”“坏”的错位或颠倒而言，李祥年的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李祥年的爷爷是清代举人，“开家馆，写得一手好字。父亲母亲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父亲做过开滦煤矿的财务主任，也是写一手好字。我的胞兄李鹤年后来成为全国著名的书法家，天津市书法家协会的主席……”。也就正是这样一个书香门第，才对完全被错判了的李祥年表现出一般人家不可能表现出的“大义灭亲”：在李祥年最挨饿的那些年，曾写信给家里要点炒面、钱，可家里一分钱、一两粮也没有给他；他逃跑回去，是母亲这个街道积极分子把他送回夹边沟的；他就业后要结婚了，求姐姐支持一下，“我姐寄来了六尺条绒五十元钱。姐姐的信中写道：知道你要结婚了。农村很适合你，可以大有作为。寄去五十元钱六尺布。记住，就这一次呀。信封里附有母亲写的一页纸，说，从你陆续寄来的几封信中看出你确实改造好了，望好自为之。”（第182页）正是“文化人”的“文化”、“知识分子”的“知识”，才使得这些人的家庭有了如此高的觉悟，使得这些家庭培养出来的人能如此虔诚地等待着“摘掉帽子解除教养回家去”的一天。也说明正是“右派们”平时所受的教育而不是日后对他们的改造，才是真正约束他们、使他们自觉自愿地呆在夹边沟的“精神法网”。那位曾目睹了“上海女人”的全过程的李文汉在平反后“又写了几篇论述劳改工作的文章发表”，而且被司法部评为优秀论文，那种感激、兴奋、自豪的心情几乎溢于言表。几乎每个获得平反的“右派分子”都是这样：自己本来就一脸虔诚，现在终于盼来了伯乐。李祥年对俞淑敏说：“淑敏，我满足了，你给我的幸福比我一生的苦难要多得多。”（第185页）面对这样的一些人和事，我们除了感动还能怎样？感动，为这些在眼前晃来晃去的人的苦难与虔诚而感动。可这到底都是些什幺样的人呢？我们该如何描述、如何评价我们自己的形象？责难、怜悯、愤怒、谴责，显然都不对。我们真的找不着表达的词语，真的，而不是出于忌讳或害怕。有某种比忌讳与害怕更为有力的东西在无形中制约着我们，就是意识到了，也无能为力，只好长长地叹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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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作者附记：此文写于２００２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反正书一出版，我就收到了一本，而且希望我能写点什幺。后来，我就写了这篇文章，寄给一家刊物，大约是因为这本书当时看来有什幺问题，所以评论也就没有发。于是就这样放了一年多的时间。现在，书名变成了《告别夹边沟》（我还没有看到），而且有了新的评论，于是就再次想到此类“记事”能否或如何才能生长出“思想”的问题。因为这也是一个一直困扰着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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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驿站经典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5/8/4 15:23:00 第 7 楼走进夹边沟
杨显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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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初，正在巴丹吉林沙漠腹地的天仓高级农业合作社下乡的金塔县团委书记祁钥泉接到县委通知，立即回县上开会，行李带回去。这个季节回县上开会祁钥泉觉得意外。他是七月初带着一个三人的县委工作组来到天仓的。这是第二次了——从去年合作化运动开始，夏收前夕，县委县人委（五十年代。县政府称为县人民委员会。）要组织庞大的工作组分赴各乡，督促各乡做好夏收、交公粮和统购粮的工作。
上级下达的统购粮任务很重，县委原定工作组要到九十月打碾罢了才回县的。
| 也许，我们真的只有在与一幅画的结合中才能领会那被隐藏的东西。这幅画，就是作者杨显惠在《夹边沟记事》中所选入的最后一篇小说《黑戈壁》：
“他画的是黄昏的戈壁。画面分两大块，五分之二画着戈壁，其余是天空。他用蓝、绿、褐色画戈壁，颜料堆得很重，近看一堆一堆杂乱无章，远看却是黑压压、乌沉沉、庄严、浑厚。他给戈壁上堆积了大块大块的红色，这又使戈壁显出了骚动与不安，像是有一种巨大的力――大概是岩浆吧――供着戈壁，戈壁变得像集聚的乌云，像沸腾的大海。”
让我们长出一口气，在审美似的悲切、期待与满足中回味三十多年前发生在夹边沟的往事吧，尽管我们依旧怀疑再骚动不安的戈壁，是否也能生长出思想的大树。当然，芨芨草和胡杨林是有的，我在戈壁滩上也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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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祁钥泉是敦煌县人，1949年秋季，在酒泉县河西中学读高三。酒泉解放了，对新中国的未来充满理想的祁钥泉立即到军管会报名，要求参军。新建立的政权需要干部，军管会便把他送到新成立的酒泉地区干部培训学校学习三个月，然后分到临泽县当了青年干事。1952年初又到沙河镇团区工委当书记，同年又人地区青年干部学校培训几个月，回县后任团县委组织部长，同年入党。他是个高大英俊的年轻人，学习又刻苦——他每天都在读书，喜爱文学，又努力攻读马列主义理论。几年的时间里，他的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经过省团校、省党校两年的学习之后，组织又任命他为金塔县团委书记。
由于这样的成长道路，他认为自己就是个红孩子，本质就是革命的，所以他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给党提意见的思想。
文教系统的大鸣大放冷冷清清，连着两天都没人提意见。
第三天，县委书记陆为公参加了文教系统的会议。由于会议规模较小，陆为公在会上进一步强调帮助党整风的意义。要求大家大鸣大放提意见。他说，给党提不提意见，作为党员干部来说是党性强不强的问题，对非党员干部来说是爱不爱国的问题。
| 回到县上他才知道。要开展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
祁钥泉是很爱读书读报的，他知道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里早就搞大鸣大放了，人民日报刊载了很多大鸣大放的文章。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重要社论，说有些人借共产党整风之际向党发起进攻，党对右派进攻的反击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金塔县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的动员大会是在新近落成的宝水堂进行的，全县乡以上干部参加，全体教师和文化工作者参加，县委书记陆为公作动员报告。然后分组开会，叫大家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
县团委的干部和文教系统的干部教师们分在一个组里。这是最大的一个组，有二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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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陆为公也很赏识祁钥泉。这年初县委把向上级汇报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的总结报告交祁钥泉起草。祁钥泉因工作忙拖着没写，临到审查前的这天夜里突击而成，一夜写了三十二张稿纸。转天早晨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念了一遍，陆为公连声称赞写得好，这个总结写得好，我没意见。
我看就这样往上报吧。接着他还说，总结报告是很难写的。县委书记秦高阳也随声附和，报吧，就这样报上去吧。会上还讨论了宣传部的《宣传工作汇报》和学生部的《学生工作汇报》，却都未获通过。后来《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总结报告》打印成文报到地委去了。秦书记去地委开会，回来后握着祁钥泉的手说，地委书记夸我们的报告写得好。
祁钥泉兼任着县上的理论学习指导教师，经常给县委县政府的干部做理论学习的辅导报告。陆为公去听了他讲课，事后对人讲，这个祁钥泉厉害嘛，不光文章写得好，还能讲得很理论，水平高。我看呀，金塔县的干部，理论上没有超过祁钥泉的。
因为赏识，陆为公在县委常委会上提议，向上级组织部门建议提拔祁钥泉当副县长。县委组织部的干部两个月前偷偷告诉祁钥泉：给省委组织部的报告批下来了，叫你当副县长。陆书记说了，等整风运动结束后就宣布。
| 祁钥泉是非常崇拜陆为公的。陆为公是革命老区庆阳县人，出身大户人家书香门第，但却早早参加了革命，当过我党领导的陇东中学的校长，战争年代就担任过庆阳县委书记，解放后第一任的定西地区专员，省交通厅副厅长，后调省委办公厅做秘书长。他是1956年9 月下放到基层来锻炼的，兼职金塔县委书记。
金塔县县委书记秦高阳是陕北人，也是老革命，上级并没有免他的职务。于是金塔县出现了两个县委书记的奇特现象，两名县委书记主持着县委工作。
祁钥泉崇拜陆为公还因为陆为公文化水平高，工作能力强，讲话有水平，文章写得好。陆为公作报告从不叫秘书为他写稿，而是自己写个提纲，上台就讲，头头是道，逻辑严密。为人谦和，做事稳妥。他来金塔县工作之后深入群众了解百姓疾苦，改变了从前的县委领导粗暴的工作作风，并纠正了一些原县委的错误决定，因此很受农民和各级领导的拥护。是他主张修建金塔县第一座大礼堂的，他说金塔县的干部没有个开大会的地方。
礼堂建成后他提议叫做宝水堂。他说水在金塔县是最宝贵的，是命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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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三座大山推翻了，共产党坐江山了，你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下乡的时候要搞女人，还要搞两个。你的这种行为和旧社会的恶霸有啥两样？说实在的，国民党的县长下乡还很少听说搞女人的。下边我谈谈第二条意见，关于统购粮过头问题。我今年上半年在双城乡下乡，看见那里的农民脸带菜色，问啥原因，说是去年的统购粮购得过头了，老百姓没吃的，返销粮又跟不上，老百姓挖着吃野菜……我希望县委领导要关心老百姓的疾苦，要合理收购统购粮……
祁钥泉一口气提了七条意见。散会后还把这七条写成大字报，贴在机关大院里。
他不提意见则罢，一提起来竟然一发而不可收：县委有个管福利的干部，每个月给秦书记发一份救济补助款，秦书记把他提了个组织部副部长，这人便趾高气扬，并且每个月给秦书记送一份钱。祁钥泉就这人写了一份大字报：《赵春发不为国不为民，拿着福利费向上爬》。在金塔县北边的沙漠里营造防风林带，树总也栽不活，他写份大字报：《光栽树不浇水，春天栽树冬天烧柴》……他还写了一封给县委的公开信，交给了陆为公书记。
| 正是基于这样一些因素，陆为公在文教系统的干部会上讲话的第二天，祁钥泉决定响应陆为公的号召，带头发言。他说，今天我发个言，给县委秦书记提些意见。
我的第一条意见是作为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党在金塔县最高领导人，应该注意一下个人的生活作风，行为要检点一些。现在金塔县的老百姓中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秦书记下乡鸡儿遭殃，给个婆娘还要个姑娘。这句顺口溜还有个版本：秦书记下乡鸡儿遭殃，身后跟着两个大姑娘。这第二个版本的意思是说下一次乡，糟蹋一个大姑娘不行，还要糟蹋两个大姑娘。
这是大鸣大放的会，是文教系统的干部大会，祁钥泉是很严肃的口气说这些话的，但会场上仍然爆发出了一阵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有点压抑的哄笑声。许多人捂着嘴笑。不等笑声落地，祁钥泉依旧严肃的口气说，大家严肃一点。我为啥要提这个意见哩，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个人作风问题！你秦书记是共产党的干部呀，你是代表着共产党在金塔县工作的，你当初参加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推翻三座大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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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祁钥泉也觉得情况不妙。他听人说，那几天抄大字报的人是秦高阳指派的。他在一天下午，把自己贴出去的十几张大字报扯下来烧掉了。就这，他的心中还是惴惴不安，觉得要出什么事。他跑去找陆为公，说，陆书记，你把那封信给我吧。陆为公说那封信我交给秦书记了。他不由得提高嗓门说，你怎么把我的信给他了？陆为公说怎么了，信交给秦书记不对吗？你那是给县委的公开信呀。他也觉得自己有点失态，忙说，交给就交给吧。只是我觉得形势有点不好，像是要出啥事。他想从陆为公这里得到些什么情况和消息，可是陆为公什么也没说。陆为公的脸上仅呈现出公事公办的沉稳神情。
从陆为公办公室出来，他的心里已不是惴惴不安了，而是有点恐惧，脊背上凉飕飕的。他不明白，原先对他很热情的陆书记为啥今天这样冷淡？还有，陆书记的脸上为什么那样忧虑，精神状态也不好……2
过了两天，他就去找秦书记了，说，秦书记，我的父母年纪大了。为了能照看老人，我想调动一下工作，调到敦煌县去。他当时预感要出啥事，决定要求调走。
秦书记冷冰冰地说，现在搞运动，你哪里都不能去。想调动等运动结束之后再说。
他是有思想准备的，他说，文克栓部长不是调走了吗？我怎么不能调？
你和文克栓不一样。
| 在这封信里，他给县委提出十条建议：1.要坚决反对三大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个人主义）；2.搞好统购统销工作，既要给国家多交公购粮，也要安排好农民的生活，叫农民吃饱肚子；3.对党员要进行深入的艰苦奋斗的思想教育，我们是干革命的，不是贪图享受的；4.县人委有些人不适合做政法工作，应安排他们去干其他工作；5.应该发挥党委的集体领导，而不是搞独裁……由于他的带动，机关的干部们都开始提意见、写大字报，大鸣大放还真热闹起来。但是这种状况也就持续了十几天，祁钥泉和其他人提意见的热情突然就冷却下来。原因是他们逐渐发现了，每次开会提意见之后，记录稿被专人封存起来，发言人想查看一下记得正确与否都不允许。还发现有几个人每天在院子里抄录大字报。
人们不再提意见了。有些人把自己贴在机关大院的大字报扯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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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反击右派的斗争一开始，哗的一下子，揭发和批判祁钥泉的大字报就把县委机关大院贴满了；说他的发言全是向着共产党恶毒进攻，他写的十条建议是对党射出的十支毒箭。大字报贴了一批。过几天又贴一批。他当然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反党。
不承认就开辩论会——实际就是批斗会。批斗他也不承认，于是批斗会就变得旷日持久……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文教系统召开的，有全县干部参加的，还有以小组形式召开的。每天八小时，有时十二小时，白天批斗了夜里还接着批斗，轮流批斗，车轮战。有一天是县委和县人委的一帮科局级以上的干部开批斗会，会议主持人是组织部的副部长。开始的时候主持人讲，我们今天开一个和右派分子祁钥泉的辩论会。秦高阳也参加了这天的批斗会。这天的会上，祁钥泉仍然不服输——不承认自己反党。别人批一条，他反驳一条，别人批两条他反驳两条……总之，他理论水平高，能讲会道，谁也批不倒他。于是，每当他讲话的时候，有的人就推他，还用拳头捣他的肋巴骨。
| 他心里一怔，又问，我和他怎么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了？你还问我吗？你心里不清楚吗？
他知道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便大着胆子说，我不清楚，你给我说一下。
说一下！好，我就说一下。你呀，祁钥泉，你娃娃今年多大了？
24岁。
我看你不像24岁。你年轻轻的，就把一辈子的事都做净了！
祁钥泉心里一阵阵发冷。秦高阳又说，你呀。在金塔县已经登峰造极了，你就差提刀杀人了。你知道不知道？
过了五六天，开始反击右派……
二十年以后，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为祁钥泉落实政策。销毁反右当中的所有材料。一位政工干部问过祁钥泉：老祁，我问你，当年县上叫你们提意见的时候，人民日报上早就登出了毛主席写的文章：《这是为什么》、《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城市里早就反击右派了，你怎么还提意见呀？这不是手里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吗！你当时脑子里怎么想的？
祁钥泉回答，是呀，人民日报上是登了那些文章，北京上海也反击右派了。我那时天天看报纸，这我都很清楚，可我那时总认为，那是对那些大人物的，跟我们这些小人物无关。再说，我那时的确太信任陆为公了：认为这么一个令人崇拜的人不会欺骗人的，不会诱骗我们发言，然后关起门来打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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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你们还能违反毛主席的教导吗？
尽管他的心里是这样想的，可是进入1958年的1 月之后，他感觉到形势更加严峻了，批斗会升级了：连着开了两次全县乡以上的干部和文教系统职工参加的批斗会，就是在陆为公题了字的宝水堂。
第二次大型批判会结束后的这天，晚上回到家中，他对妻子说，情况严重了，这几天的大字报都是给我定性的，要求县委把我定为右派。有的大字报说我是反革命分子。看来要处理右派了——这是领导上的意图。没有领导的意图，不会有人写这样的大字报的。我得有思想准备。
祁钥泉有个美好的家庭。他是1955年结婚的，那年他二十二岁。妻子是1954年支援大西北来到金塔县的天津市姑娘，这年二十岁，漂亮，能干，贤惠。妻子是金塔县城关镇政府的秘书。
他们的孩子一岁了。由于夫妻上班，没人照顾孩子，他们请了一位老太太做保姆。
妻子问他，怎么做准备？
他回答，看这样子，我真要定为右派了。右派是敌我矛盾，处理会很严重的——可能当不成干部了——我想了，为了你和孩子不受连累，我们离婚吧。
妻子激烈地说他，你怎么想到这个问题上去了！会怎么处理你！下放当农民？
判刑劳改？劳改咱们就一起劳改去！种地咱们就一起种地去！
| 平时的批斗会，就有人推他捣他，他都忍了。这天参加会议的都是县委县人委的科长、局长和部长，这种行为令他十分厌恶，他喊起来：秦书记，你看，你看，这叫什么辩论会，又推又捣的，还叫我说话不！秦高阳说，不要推，不要搡，叫他说。
叫他说他就说：我给秦书记提意见，这是对个人的批评，不是对党的进攻；我对县委的十条建议，哪一条错了？
他就十条建议一条一条进行说明，指出每一条建议的实际根据并且背诵马列、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论述。一讲起理论来，他头头是道，某些马列、毛泽东的原话他是倒背如流。那些科长局长们讲不过他了，便说，你说的对，你写的对，但你心里反党！
后来，看他还是不服，辩论时发言的人就不叫他说了，只是批判者一口一个右派分子地说他，扣右派分子和反革命的帽子。
他说，随便你们说，嘴是扁的，舌头是圆的，你们随便说吧。
批斗持续了三四个月，他的身心都受到了伤害，已经招架不住了，没有精力反驳和辩论了，每次开会就一言不发。他在心里说，你们说吧，你们想把我说成右派就右派吧。左派、右派就一字之差，你们就是把我说成右派又能怎么样？这是意识形态问题，毛主席讲了，意识形态的问题，要用意识形态的办法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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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赵书记愣住了，不知如何回答，他既无回答这种问题的思想准备，又缺乏灵活应对的智慧。
会场沉寂了约一分钟之久，有几个积极分子喊捆起来，捆起来，太嚣张了！
那两个战士抓住了他的胳膊。五花大绑捆了起来。他没有反抗，他知道，他可以推开这两个战士，但那是无意义的，会有四个八个战士来捆他的。但是，他不断地喊，提意见犯法吗？提意见犯法吗？
赵正方继续宣布逮捕令。这天总共逮捕了二十六个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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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驿站经典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5/8/4 15:26:00 第 8 楼3
全抓起来之后就把他们押到了公安局的看守所。
从捆起来到走进拘留所的监室，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警察解开绳子，他的胳膊就已经僵硬，骨头、肩胛缝都痛。手和胳膊都肿起来了。但他投有呻吟，没有喊叫。
他读过长篇小说《牛虻》，很喜欢主人公亚瑟的坚强。这时他在心里说，我就是亚瑟。
监室里有个犯人很有经验，说尿能消肿，叫他把手杵在尿桶里。他很听话地杵了进去，忍受着令人恶心的骚味。
傍晚，食堂的大师傅送来了饭，喊，吃饭了。他没打饭，他不想吃饭。他在心里说，我抗议。
| 事情的发展还真被妻子不幸而言中了。就在第二天的上午，他又被叫到了宝水堂。他以为又要开批斗会，不料会议主持人是县委的一位姓赵的副书记，他说，下边由公安局副局长赵正方宣布逮捕令。
赵正方是农民中提拔起来的干部，土改时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当过村长，当过双城乡的公安特派员，在省公安学校学习半年回来后升为公安局副局长。公安局没有正局长，他主持工作。此刻他威严地一个一个叫名字。每叫一个名字，就喊一声出来。往前走！那个右派就往前走两步。接着赵正方宣布逮捕令，再喊一声捆起来，就由两个公安中队的战士五花大绑捆起来。后来赵正方喊，右派分子祁钥泉站出来！
从第一个右派被捆起来，祁钥泉就明白了，他也是要被捆起来的，所以他不等赵正方喊往前走，就走到前边去了，而且走到离主席台只有两步的地方。赵正方读完逮捕令喊了一声捆起来，两个公安战士拿麻绳走了过来，伸手要抓祁钥泉的胳膊，但祁钥泉大喊了一声：后站！
那两个战士惊了一下，站住。祁钥泉大声说，赵书记，钢刀虽快不斩无罪之人，今天你们逮捕我，我要问一句，我犯什么法了？
赵书记说，你还没有犯法吗？
共产党叫提意见，我提意见了，提意见犯法吗？那县党委号召我们提意见犯法不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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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带下去！旁边站着的一个公安战士就把他拉了出去，送回监室。
第二天早晨，监所的房门打开了，进来两个拿手铐的警察，把他的胳膊往后一窝，来了个背铐。也是铁匠打造的土铐子。
祁钥泉一直带着脚镣的。脚镣虽重但能睡觉，能吃饭。一戴上背铐，啥都干不成了：没法吃饭，没法解手。只能由一起进来的右派帮忙了。他们给他喂饭，喂水；解手时为他解皮带系皮带。最别扭的是睡觉：戴着背铐躺着睡不行侧着睡也不行，只能倚着墙坐着，坐到天亮，再坐到天黑。
四天后，同监号的右派看他精神不好，喊来看守报告；那看守去向领导汇报，才来人把铐子摘了。
| 开过饭之后，来了个铁匠，给他匝上了脚镣。十八斤重的铁匠打造的脚镣。
第二天早晨他仍然没吃饭。他连着三天没吃饭。但是第四天的早晨，他开始吃饭了。他饿极了，身体开始衰弱。他想，三天绝食也没人理会，是不是想着叫我饿死？他想，我不能死，死了就没法讲理了，公安局打个报告说祁钥泉自绝于革命不就交待了吗！
也就是这天上午，吃过了早饭，他被带到了公安局的预审室，一个叫万盛祥的预审股长审讯他，这话你说过没有，那话你说过没有？
审讯进行了八天。第八天黄昏的时候，万盛祥问他：你有啥话要说吗？他回答：你的审问结束了吗？那我提几个问题。我问你，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代表不代表党中央？
万盛祥说代表党中央。
他又接着问，你说代表党中央，那好，那我问你，人民日报的文章里说得清清楚楚，对于右派不采取极端的政策。你们为什么逮捕我？你们的行为是不是反党？
万盛祥不说话，他又说：人民日报还说，对一个人定不定右派，要分析三个根源，历史根源，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我十六岁参加革命，我的家庭是五辈子的贫下中农，这三个根源我占了哪个根源，你们把我定成右派？
万盛祥一个问题也没有回答，只是气哼哼地说，你说吧，你想咋说你就咋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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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刘金元送走之后，检察院开始审讯祁钥泉……接下来就又是法院审讯。法院的第一次审讯是在审讯庭公开讲行的。审讯庭不大，只有几十个人的旁听席。这天早晨八点钟，警察就把他带进了审讯庭。旁听席上坐满了积极分子。审判长还投来。
靠墙处生了个铁桶做的炉子，火很旺，他便把被告席上的凳子拿到炉子旁坐下烤火。
有个人喊，坐中间！他说冷，没有动弹。后来审判长审判员之类的进来了七个人，坐在审判席上，叫他坐中间，他依然不愿动弹。一个警察拉起他来，把凳子挪到中间，他才坐过去了。
开庭了，审判员问叫什么名字？他回答，叫什么名字你不知道吗？你不认得我吗？他不是有意这样的，他只是脱口而出而已，旁听席上竟然一片笑声。审判长和审判员都笑了，急忙捂住了嘴。后来，审判员拍了一下惊堂木——祁钥泉很久之后都在想公开审讯的场景，他怎么也弄不明白，共产党的法庭哪来的惊堂木——厉声说，严肃些！等笑声结束，审判员接着问什么职业，原籍哪里，接着就提问题，祁钥泉回答问题。七个人轮流问，因为祁钥泉抱的态度是有就有，没有的事坚决不承认。问了一个小时五十分钟，审判长说，这么说你就没罪了？他说我当然没罪！我有什么罪？提意见犯啥罪？毛主席说的话嘛，言者无罪。
| 金塔县的气温很低，人们冬季穿毡靴。但是在拘留所不能穿毡靴，因为戴着脚镣，阻挡了毡靴。好在看守是个崇拜祁钥泉的人。祁钥泉多次给公安局讲过马列理论。祁钥泉对他说你给我女人说一下，要一双棉鞋。看守不敢到他家去，也不敢去单位见他妻子，怕人家说他划不清阶级界线，同情阶级敌人。看守在街上站着等，等他妻子下班走过来，跟在后边走，说，老祁要一双棉鞋，老祁要一双棉鞋。女人第二天就送来了棉鞋，但他的脚已经冻肿了，穿不进去。女人说明天买一双大点的送来。祁钥泉说女人：再来叫保姆来，你不要来。不要受牵连说你划不清界线。但是过了两天，女人还是亲自送来一双棉鞋。女人说，买不到你要的号码，是请人做的。冻脚的问题解决了。
有一段时间没人管他了。原因是和他一起逮捕的学生部部长刘金元出事了。刘金元是西北大学的毕业生。他进了拘留所之后一直精神不好，就在祁钥泉带上背铐的那天夜里，用一片刮胡须的刀片抹脖子，被人发现抢下了刀片。这事被监室看守知道了汇报上去，公安局领导便决定先审他。时间不长，县法院就给他判了刑，送去玉门镇的饮马劳改农场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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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这天下午，汽车把他们拉到了玉门镇。在一家饭馆一个人吃了一碗炒面条。后来再走，汽车在尘土飞扬的沙窝子里蹦蹦跳跳地行驶了两个钟头，停在一片荒滩上，说是饮马三场。
饮马三场是新建的劳改农场。犯人都住帐篷，一个帐篷二十四个人。帐篷外边拉着铁丝网。铁丝网外是土坯盖成的大队部。三场正在修引水的大干渠，每天由公安部队押着从铁丝网的简易大门出去，走三公里到达工地，挖土方。祁钥泉劳动不惜气力，原因是他的精神状态很好：从反击右派批斗会开始，多次审讯。他就没服输过，不承认自己反党。判了六年劳改，他认为这是县委错上加错，会很快上诉成功的。劳改队也是欺生的，从他到达饮马三场的第二天开始，有几个劳改犯就想挤他的油：无缘无故地骂他，有时还推一把捣一拳，看他如何反应。对此他坚决反击。
那是一天上午，到了工地挖一段新渠，刚一挖土，下风头干活的一个人就骂他：你驴日下的这么干法吗？他说怎么了？那人说，你故意往我身上扬土！他立即就发火了，你是驴日下的！
| 你不昕毛主席的话吗？毛主席错了吗？审判长无言以对，略一愣怔说，休庭。
以后再也没搞过公开审讯，都是秘密审讯，在一间没旁听席的房子里。
四月底的一天下午，警察把他和另外五个右派叫到了公开审讯过他的审讯庭，宣布：现行反革命分子祁钥泉思想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抗拒交待，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这次宣判，没有旁听者。宣判以后带回拘留所，跟过来的法院书记员问，你还上诉不上诉？他大声回答，为什么不上诉？给我纸。
这天晚上，狱友举着煤油灯，他趴在枕头上写了三页的上诉状。他在上诉状上写道：抓我时说我是右派，现在成了反革命，判六年刑。我怎么反对革命了，杀人还是纵火了，还是喊反动口号了！
翌日晨起床开饭，正喝着汤，来了一辆卡车，叫他们六个人上车。他把上诉状交给法院来的干部正要上车，女人抱着孩子来看他了。女人说，领导通知她了，叫她到双城乡的学校当老师去。泪水立刻涌上了祁钥泉的眼睛，说，我连累你了。女人说，把眼泪擦掉，哪有男子汉流眼泪的。说着，女人拿出一沓子钱来：这是家里的全部存款，二百八十元，你拿上。他只拿了八十元，把其余的塞在女人怀里说，你还要抚养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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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他急忙进了帐篷，把被褥捆好，背上。那人领着他出铁丝网到了大队部，进了一间办公室。他一眼看见了金塔县法院院长董有才，迎上去就抓住了董有才的手，一边摇一边说，你来了吗？
你来了吗？
董有才站着说，我到饮马找你三天了，今天才找到你。不知道你在饮马哪个场。
你的上诉下来了，我给你念一下：撤销金塔县58118 刑字判决。祁钥泉有右派言论，如骂共产党不如国民党，但本着宽大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予以无罪释放。刑事上诉就此中止。
祁钥泉说，我什么时候说过共产党不如国民党？这不是陷害吗？
董有才说，算了吧，算了吧。事情过去就算了。
夏季昼长夜短，这时候天还很亮，他们决定当天就走，农场派个车把他们送到玉门镇。第二天就回到了金塔县。祁钥泉要回家，董有才却把他带到公安局，又交给了拘留所。他不得其解，问，不是无罪释放吗，为什么还要关我？董有才回答：你的反革命问题没有了，右派还是右派。你先在这里等几天吧，很快就会给你答复的。
| 刮着这么大的风，哪有不沾土的？你看，我的身上比你的土还多！那人说，你骂我！他逼近那人说，骂了，我就骂了！你不先骂我我能骂你吗！嫌土大呀？嫌土大回家睡着去。去呀，睡去呀。那人看着他高大的身躯不言声了。
就是有个问题搞得他很苦恼，到饮马三场后天天夜里做恶梦。第十二天的夜里，他梦见自己还在金塔县的拘留所里，法院叫去宣判，判了个死刑。汽车拉到刑场枪毙，枪一响，一颗子弹打在头上，訇的一声响头炸开了。他惊醒了，出了一身汗，湿淋淋的，心跳得咚咚的。早晨起床吃饭下工地，他都闷闷不乐，情绪非常低落。
中午在工地休息，他躺在土堆后边吸烟，一下子睡着了，烟头掉在棉衣上把前襟胸脯部位烧着了。一个劳改犯看见了，把喝的水泼在他胸前。把他惊醒了。从夜晚到白天总遇不吉利的事，他的情绪更坏了，但是到了傍晚收工的时候，管教干部表扬了他，说他劳动积极，并宣布他当组长，领导这个组的二十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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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工回到帐篷，正要集合吃饭，听见外边有人喊，祁钥泉！
祁钥泉在哪里住！他的心猛地一跳，跑出帐篷看，回答，我在这里。
找他的像是个劳改农场干部，对他说，把行李拿出来！跟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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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没办法，我不敢违抗他的批示呀，赶紧开了个会。
研究秦书记的指示，最后决定还是不能再匝脚镣，给你再戴一副手铐吧。这事你千万不要怪我。抓你也是他批示的，就连逮捕令都是他叫秘书写好叫我宣读的。
还有，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你从饮马回来，他不叫放你，把你还押在拘留所。
他叫县委整风领导小组给上级打报告。他说，再报，再往上报，判不了刑就再打报告，给最重的行政处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是地委批了个保留公职劳动教养。
听赵正方说完，祁钥泉很久没说话，后来才问，你犯了啥罪嘛？
赵正方叹息着说，给我定了个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唉，这话说起来就长了。秦书记不是爱嫖风吗？公安局收到二十几封告他的信。他把人家的媳妇和丫头目弄了，人家告他。我觉得事情不好办，就到他的办公室跟他说，秦书记，有个问题跟你汇报一下：有些人告得不行了，领导同志乱搞女人。这事影响不好。
你在会上讲一下，叫领导们注意一下。我想用这样的旁敲侧击的办法提醒他一下，再不要嫖风了。他却问告的谁。我说告谁并不重要，叫大家都注意。他一下就发火了，说，老子嫖个风，有人还要砸我的脚巴骨！他对我就有成见了！
| 祁钥泉在拘留所一押就是一个多月，每天到公安局的小农场拉犁、锄草。一直到天气已经很热的一天，县委通讯员来找他，叫他背上行李到县委去。在县委大院，县委整风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对他宣布：定为右派分子，保留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接着通讯员就领着他去了县汽车站，上了一辆大卡车。与他同时上车的还有税务局局长魏得荣和公安局副局长赵正方。
在车上祁钥泉没说话。车到酒泉县境内，停在萧家村庄——那是公路边的一个村庄，有两户人家——通讯员找农民去雇牛车，三个人坐在白杨树下休息，祁钥泉对赵正方说：哎，赵局长，你怎么也来了？
赵正方一脸晦气，说，唉，说不成，说不成。
祁钥泉说，那时间抓我，你不是威风得很吗，又给我匝脚镣又给我戴背铐，怎么一下子又和我一样了，成了阶下囚了？
赵正方说，老祁，这事你不要怪我。你的事都是秦书记一手操纵的……
他说，你说细一点。
赵正方说，匝脚镣是秦书记叫匝的，戴手铐是我作主的。把你抓起来的第几天我记不起来了，是傍晚，秦书记电话问我，祁钥泉拿下没有？我说没有，还是那样。
他就说再匝上一副脚镣。
我说秦书记，匝双脚镣是违法的，没这先例。秦书记又说，匝给，违的个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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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不久，省上召开第二届党代会，秦书记就开会去了。开会前他布置的，叫张县长组织常委再开个会，再讨论一下报产量的事。会开了，决定还是报三百六。秦书记回来后就不高兴，说保守，右倾。就先把张县长拉下台了。我和杨崇山拖到四月也整倒了，还有宣传部长吴培周。给我们定了个地方主义反党集团。
在拘留所蹲了半年的祁钥泉不知道县上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很是惊讶，说，张县长哩？张县长现在做啥了？
赵正方回答：半个月前，就送到夹边沟劳教去了。
祁钥泉惊呆了。张县长叫张和祥，这是个从庆阳老区来的老革命，待人和气，工作作风踏实，下乡的时候总愿意住在农业社的牛棚里，和饲养员拉家常。他来金塔县上任，带着老家的小脚女人。祁钥泉很敬重他。
你知道陆书记怎么倒台的吗？这时赵正方说。
他说我哪里知道呀！元月份就把我抓起来了。
| 当然，事情不这么简单。他整我，还有一个原因：他认为我跟张县长跑，我和张县长共同反对他了。你知道的嘛，张县长对他有看法，在有些事情上和他意见不统一。去年入冬的时候，地委叫县上预报全县今年的粮食产量。县委开过一次常委扩大会，研究这个问题。会上秦书记讲，按亩产六百斤往上报。张县长不同意，说，我听到农民的反映，这两年预报产量过高，公粮上得多，统购粮也卖得多，农民吃的不够。我的意见亩产报三百六十斤就可以了。张县长说完这话又说，我是外地来的，对金塔县的土地能打多少斤粮可能了解得不准确。你们是本地人，你们说，金塔县的土地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当时本地干部都不吭声——谁都知道嘛，去年全县平均产量是亩产二百零四斤，产不出六百斤来嘛。可是秦书记指着我说，赵局长，你说，报多少斤好？他点了我的名，我就不能不说，也不能胡吹个六百斤。我就说张县长说的三百六就差不多。秦书记瞪了我一眼，又问其他人：你们说，报多少好？
那些人都说，同意赵局长说的。当时秦书记就火了，说声散会就离开了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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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那是1958年的3 月26日，省交通厅和省交通厅下属单位的干部被集中到交通厅的大礼堂开会。你知道不知道，五十年代的交通厅就在中山林，现在的省歌剧团那儿。那一天，一下子抓了四十八个人，都是科以上的干部。那天进交通厅的时候。
我根本没想到会抓我的，因为我是省交通厅直属的甘肃省第一汽车修理厂的检验科科长，大鸣大放期间带着一帮交通大学的学生搞实习，我就没参加大鸣大放。开会的头天晚上，厂长还召集我们科的人开会，研究如何降低修车成本，提高修车质量的问题，根本就没有抓我的什么预兆。所以那天进了交通厅，看见几个警察守住了门，只许进不许出，房顶上也有警察爬着，压着机枪，只是心里暗暗吃惊，觉得出什么事了，可万万没想到要抓我。
那天的大会是交通厅党组书记、副厅长李平主持的。他宣布了48个右派、反革命、坏分子。前边的20个人，宣布一个铐一个，带出去。第21个是杨子恒，省交通厅厅长，省民盟的主委，宣布他是极右分子。杨子恒把手举起来了，但没带手铐。
从他开始，后边的28个人都没带手铐，宣布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 赵正方说。就是一月份呀。党代会不是开到一月份了吗？党代会上，陕北来的省上的领导，把庆阳来的孙、陈、杨整成反党集团了，把陆书记也捎上了。秦书记在党代会上发言批判了孙、陈、杨，说陆书记是孙、陈、杨的死党，是金塔县右派的总后台，右派分子叫他陆青天。他还专门提到了您，说你就是在陆书记的支持下向党发动进攻的。他一回到金塔，就决定逮捕你，把你定成反革命。
赵正方知道的还真多，祁钥泉想再问几个问题，通讯员回来了。他身后跟着个农民，赶着辆牛车。他朝他们说，上，都上车，先把铺盖放上去。
几个人上了牛车。这是河西走廊特有的大轱辘车，轱辘和人一样高。他们坐着车涉过了北大河。牛车在长城乡的土路上走了两三里，又过了一条叫做清水河的。
他们看见一道矮矮的沙梁子，沙粱子跟前竖着个木头牌子。上边一溜黑色的仿宋体大字：国营夹边沟农场。
祁钥泉的心突突地猛烈跳动了起来……他想这里会是什么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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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驿站经典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5/8/4 15:32:00 第 9 楼驿站长
杨显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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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在省交通厅工作过的老人都记得，交通厅有过一个“三。二六”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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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在夹边沟农场，相比较而言，我是没受什么罪的：修汽车和农业机械是技术活，不是很累，再说刚去时吃45斤口粮，也能吃饱。可是，交通厅去的其他人可就受苦了。交通厅去的人大部分都是解放前就搞业务的知识分子，他们岁数大，原先就体质弱，手无缚鸡之力，叫他们在基建队和农业队劳动，挖大渠、开荒、平田整地抬土，累得受不了，粮食也不够吃，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这些人里，岁数最大的是王玉峰，那年他整六十岁。
我认识王玉峰很早了。我是抗日战争后期，1944年从重庆工学院——就是后来的西南工学院——毕业的，学的汽车修理和维护专业。那时候没有毕业分配这一说，只有招聘和应聘之说。当时国民党也在开发大西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战时西北运输管理局正在重庆招聘技术人员，我就报名了，录用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战时西北运输管理局属下有八九个运输大队，我分在三大队。三大队的驻地在酒泉县。于是我一下子从重庆到了酒泉县，在三大队当技术员，修理汽车。
| 杨子恒没去夹边沟，人家是上层人士，可以自谋职业，可以开除公职在家待着，可我们其他人就不行了，全都押送到了夹边沟。我是最后的几个人当中的一个。我是定的历史反革命，我上学时加入过国民党。
前边戴手铐的20个人都判刑了。
宣布我的名字的时候，身旁坐着几个大学生，有两个哭起来了，有一个问我，怎么办？我没说话，把自己戴的罗马表摘了下来，叫他送到我家去。
到了夹边沟，我在农业队劳动了十几天，就被调到副业队去了。我是汽车修理厂的工程师，到夹边沟农场几天，农场的司机就知道了，就跟场领导说，王新修是大厂来的修理汽车的行家，就把我调到副业队了，专门修汽车。夹边沟农场里只有两辆汽车，一辆是英国造的大卡车司蒂贝克，另一辆是美国造的大道奇。投车修的时候就修农业机械，缝纫机和自行车。夹边沟农场原先是劳改农场，劳改犯转移走时留下了十几辆自行车。那都是好自行车，三枪牌的，还有蓝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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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在甘新边界星星峡设有一个站。我看到过许多人写的回忆录中说，抗战时经过柳园转运站去新疆去苏联或通过柳园转运站进入甘肃。不对，柳园那时什么都没有，站是设在星星峡的。它也不叫转运站，它的名字就叫西北运输管理局星星峡站。柳园到星星峡还有六十公里。对于这个问题，《红旗飘飘》一书中有一篇《悲壮的历程》写得对，说几乎全军覆没的西路红军几百人在李先念的率领下从河西走廊突围到了星星峡，新疆军阀盛世才派来十几辆大卡车，从星星峡把他们接到了新疆。为什么盛世才派的汽车从星星峡接西路军将士呢，就因为星星峡那时是甘肃最西边的一个统制局的站。这个站不大，站长、站员加上招待所服务员共计不过三四十人，但是这个站很重要，苏联援华的战争物资汽车、汽‘油，装在箱子里尚未组装的飞机，枪炮子弹，都是由苏联的司机开车直接运到这里，交接和卸货，再由我国的司机开着他们开来的汽车或者用我们的汽车把货物运往内地，运往抗日前线。那些苏联来的司机坐汽车去哈密，乘飞机返回苏联。这个站既是转运站，又是汽车站，还是个驿站。从新疆来的旅客乘长途车到了这儿要换甘肃的客车，要重新买票，要在这儿住宿；民间的商用汽车从哈密驶来，必须在这儿过夜和加油；那些从巴丹吉林沙漠走出来还要去新疆的骆驼商队也要在这儿歇息和养精蓄锐，然后才能走向几百里的戈壁瀚海……
| 汽车修理工作是很辛苦的，全队一百八十辆汽车，哪儿都去。于是我经常跟车去乌鲁木齐——那时叫迪化——去哈密……有时车在路上抛锚了，捎个信打个电话来，我就要带着修理工开上汽车或搭着便车赶过去修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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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我以为我是运输管理局的干部，他才这样热情地接待。但后来我来这儿的次数多了，才发现不光是对我们对本系统的人这样，举凡路过这儿的人都是这样热忱与和蔼。商人，旅客，过往司机，凡是进了大院的人，凡在这儿吃顿饭和住宿的人他都如此热忱。有一次一位老司机对我说，就是共产党的干部经过这里，他也一视同仁热情接待。那司机已经在甘新公路上跑车多年了，他说新疆军阀盛世才原来和共产党合作，一起反对蒋介石，但后来不知啥原因，盛世才与共产党反目成仇，在新疆大肆抓捕和杀害共产党。许多共产党搭乘商人或者运输管理局的卡车经由星星峡逃往关内，盛世才便派了特务守候在星星峡捕捉他们。有些共产党就是在王玉峰的掩护下保全了性命的。这个司机说，那一年他跑车住在这里，亲眼看见几个穿便衣的人从一间客房里抓了两个人出来，可是叫王玉峰拦住了。他大声地训斥那几个穿便衣的人，说我不管你们是谁的人，我也不管你们抓的是不是共产党，反正我这个院子里住的人，你不能抓。你要是不听话，我就叫人把你们抓起来。那几个人乖乖地把人放了。
放了还不算完，他叫来稽查队的人把那几个穿便衣的人撵了出去，不叫他们在招待所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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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站在现在的柳园火车站西边60公里处。那里是一片荒凉起伏的山峰。山不高，山头像大海上奔腾向前的浪涛，是一片拥挤的丘陵。就是这片丘陵之间，有一条像河道一样的峡谷。
人称星星峡。这是内地通往新疆的唯一通道。星星峡站在这条峡的西口，一片宽阔平坦的荒滩，有一个能停二百多辆汽车的大院。院里有五六栋接待客人的平房，每栋有十几间。有宽阔的堆放货物的仓库。
这个站的站长就是王玉峰。
我第一次见王玉峰是1944年的冬季。我们队的两辆汽车抛锚在星星峡和哈密之问的甘新公路上，我从酒泉带了两个修理工开着一辆卡车赶去修理，然后返回，返回时在星星峡站住了一宿。
那一次住宿，我就对王玉峰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一个老实、热情、对工作很尽职的人。那时他四十六七岁。
我们到那儿住下之后他亲自跑来看我们，问我们需要什么帮助。然后就招待我们吃手抓羊肉，不要钱，登记个名字就行。
临睡觉还来问我们炕热不热？炉子旺不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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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王玉峰是山东人。五六岁随父亲跑关东到了东北。他在东北读过几年书，后来被中长铁路录用。在铁路上由于自己的勤奋和努力，送到铁路的一个学校培训，后来当了中长铁路东北境内的一个小车站的站长。东三省被日本人占领，他不愿当亡国奴，随铁路职工撤退至西安。此时国民政府正大力开发西北大后方，——当时的口号是开发西北，公路第一；发展西北，移民第一——他又参加了甘新公路的建设，后来被派到星星峡当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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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女人是病死在星星峡的，他自己带着儿子生活，没有再娶。他的儿子那年不是四岁就是五岁。我们经常看见他在接待客人时，他的儿子拉着他穿的皮袄怯生生地站在旁边。
不知为什么，看见王玉峰，我就想起普希金小说里写的驿站长西米翁。维林。
1949年8 月26日，解放军解放了甘肃省会兰州，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和甘肃省党政军的余部在酒泉宣布起义。星星峡站被酒泉军管会接管。由于王玉峰口碑良好，酒泉军管会将他调来酒泉军管会后勤部工作。我记得是军管会派汽车从星星峡拉来他的家具的。他管理过那么大的一个转运站，但他的家具竟然只是一张床，几个皮箱和女人用过的一个梳妆柜，公家的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他都没有拿。
| 我相信那位老司机讲的话。运输管理局是个半军事化单位，直接归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领导，甘肃省和新疆省都管不着它。星星峡站的大院门口有管理局自己的稽查队站岗，院里还有稽查队员巡逻。站长要是发话，稽查队就会把那些特务扣起来的。
王玉峰非常敬业。抗日战争后期，由于苏联对德国作战，没有什么援华物资经星星峡转运了，但这时在美国的援助下，国民党政府开发大西北的计划正在实行，美国支援的物资和汽车又到了这里，人员的流动量比以前增加了，星星峡站和站外已形成了一个热闹的小镇，店铺和旅馆有几十家。诺大的星星峡站，货物的装卸与交接、汽车站的管理、客人的住宿、吃饭和安全，虽然他手下有七八个站员，但件件事都要他督察和过问，每辆车上路他都要开路单，没有他开的路单，稽查队就要扣下。那时他才四十五六岁，但他的前额上刻着深深的抬头纹，驼着脊背。你如果有什么事找他，在他家中是找不到的。他总是在忙，他的身影在星星峡站的大院来来去去的，没一刻闲暇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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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当初去夹边沟的时候，领导对我们说，去农场是叫你们改造思想的，去了学习上几个月，思想改造好就回来了。可是我们到了夹边沟农场，才发现劳教比劳改还厉害。劳改有期限，劳动是磨洋工混日子，刑期混够了就释放了。劳教就没期限，劳动重得人受不了，得拼出十二分的劲头干活。你要给管教干部好印象呀，说明你改造好了，但是怎么才叫改造好了，并没有个标准，你得无休无止地劳动，且都是超重体力地劳动。到了。t959年，口粮减到一人一天十一两，——才半斤多一点——人饿得走不动了。浮肿了，还要出工干活，挖大渠，平田整地和开荒。
我的情况还可以凑合。有车就修车，没车时到缝纫组转一圈，然后就跑到菜地里偷点甜菜叶子什么的，拿回来煮着吃，填肚子。有时来修车的司机们给我几个馍，或者几斤他们偷下的麦子、豌豆之类的，我煮熟了装在口袋里，捏着嚼。可是王玉峰的情况很不妙……
| 后来，共产党的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组建私营汽车运营管理委员会，他调到甘肃分会当业务科长，工作就是给私营汽车配货。
五七年大鸣大放时，这个分会已经名存实亡，因为1956年国家进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私营汽车公私合营变成了国家资产。
五七年大鸣大放他根本就没说一句话，只是因为他日常说过一些错话，省交通厅给他定了个政治坏分子。
五十年代我们国家从上到下宣传中苏友谊，说苏联帮助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苏联老大哥如何好如何好；说苏联实行了农业集体化，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老百姓如何如何幸福和富有。可王玉峰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出发当着交通厅领导的面说过这样的话：你见过苏联人吗？你知道苏联人吃的什么吗？苏联的司机到星星峡来，拿的干粮是黑面做的面包，干硬干硬的，能把狗打死。苏联的司机到星星峡来，穿着工作服，里边没有衬衫。苏联的司机都是酒鬼，把我仓库的汽车轮胎偷出去跟商人换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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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那天回到宿舍后我就想了，怎么样帮帮他。老汉一辈子都真诚待人，帮助人，尤其在星星峡的时候帮助过许多人，今天老汉自己落难了，我要不帮帮他，可是天理不容呀！
可我怎么才能帮他哩？想来想去，我决定找夹边沟农场的司机。夹边沟有个姓黄的司机，是酒泉地区劳改分局的局长黄钲的弟弟。我调到副业队，其实就是他跟农场领导建议的。我和他的关系很好，他常常从外头拿个馍呀抓几把粮食呀给我吃那司机还真帮忙。当天晚上，他就去食堂用一个围裙提来十几个豆面馍馍，叫我给王玉峰送去。过了几天，他的汽车需要修理，他把车停在杂工大院里，然后就去找领导，说汽车需要好好保养一下，我一个人忙不过来，需要叫两个人帮忙。他点名叫王玉峰来，他胡编说王玉峰开过汽车，会修车。结果，领导还真同意王玉峰临时到副业队给我帮忙。
王玉峰能帮我啥忙呢，他根本就没摸过汽车。我叫他来副业队也就是叫他休息几天；我修车的时候，他在旁边坐着。他的身旁放着一个洗脸盆，里边倒上半盆煤油，再泡上几个螺栓什么的。干部们走过来的时候，他拿个刷子，做出清洗零件的样子。
干部们一走他就坐着晒太阳。
| 那是1960年春季的一天黄昏，我从食堂打饭出来，在门口看见了他。他正和农业队的人排着队，在一口大缸前站着，打饭。他把我吓了一跳，他的脸肿得像是一个大倭瓜，眼睛细细的一条。他的脸皮肿得亮晃晃的，像是透明的油纸一样，手指头就能捅破的样子。头发长得像个疯子，胡子长得像乱草。他的眼睛好像也不大好用了。我看着他打完了饭往农业队的方向走，就喊他的名字。我喊了好几声，他才回过头，很茫然的眼光看着我，迟疑的口气说：你是王新修吗？
我说他，你连我都认不出来吗？
他说眼睛麻了，天一黑就看不见了。
当时天还没黑，只是太阳已经落山了，回光反照还映亮着天空。我心里很不好受，说他：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你看你，头发也不剪，胡子也不剃！
他一下子就哭起来：新修呀，人活到这个地步，没啥意思了……
看起来老汉是饿极了。那天我们站在路上说话，他就饿得忍不住了，一边说着话，一边喝糊糊汤，一会儿就把汤喝完了。
我看他那种饥饿的样子，就把自己的那份糊糊倒在他的碗里。叫他喝。他是哭着喝完的，一边哭还一边说，作孽呀，我上辈子没积下德这辈子还债来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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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他说是一辆福特牌吉普。昕他讲一讲我还不能判断是出了什幺问题，我估计他开的车是二战或者解放战争时期的美国货，老掉牙了，什么故障都可能发生。于是我和王玉峰提上一个帆布二具包，跟他们去看车。
司机是位年轻人，爱说话，我们走着路他就说，他是拉着县委书记到张掖地区去开会的。他们返回安西县去，路过酒泉。县委书记要来夹边沟农场看一个人。那人在安西县当过宣传部长，后来调金塔县当县长，五八年打成反党分子了，在夹边沟劳动教养。那人叫张和祥。
我说张和祥我天天看见，他就在杂工大院的马厩里喂牲口。
说着话，我们走到场部门前的空地上了，车停在厂长办公室门口。生产股干事进厂长办公室去了，我和司机检查汽车。
其实故障不大，就是电路出了毛病。司机开车不久，经验不足。我把查出来的线路接好，他坐上去一打火车就发动了。听见发动机响，一个四十多岁五十岁的人走了出来。他穿着灰色的呢子大衣，狐皮领子，手里提着个战争年代人们使用的棕黄色牛皮文件包。戴着火车头式的羊皮帽子。夹边沟农场的场长皮肤黑黑的刘振宇跟出来送他，还有调来不久的梁步云书记和管教股长、生产股长。
| 我在夹边沟农场修理汽车已经很出名了。附近的几个劳改劳教农场，凡是汽车出了故障，都搞到夹边沟农场来修；就连酒泉劳改分局的两辆北京吉普和八辆卡车也常常弄到夹边沟来叫我修理和保养。有时候还把我借出去，到别的农场修几天车。
遇到修车和外出的机会，我就把王玉峰从农业队叫来和我待在一起，或者到外单位去。时间一长，领导干脆就把他正式调到副业队来跟我修车。我特别愿意去外单位修车。在外单位，人家把我当请来的客人看待，叫我在干部灶吃饭，可以吃到很白的白面馍，吃到炒得比较精致的蔬菜，可以吃饱肚子。
这样子过了两个多月，王玉峰竟然消肿了。我心里很是欣慰，心想我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救了他，也算我行了善积了德。
但没想到的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
那是1960年五一劳动节前的一天，我和王玉峰修完了一辆城郊劳改农场的卡车，就等着城郊农场的司机来接车了，我和他在房子里坐着休息。农场生产股的一个干事突然闯了进来，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个人。生产股干事说，这是安西县县委书记的汽车司机，他的车出毛病了，你去看一下。
我问司机出什么毛病了？他说来夹边沟的路上好好的，要走了，突然打不着火了，他侍弄好久，也找不出毛病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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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王玉峰没说话。常书记说：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王玉峰说，我给国民党干过，给我定了个政治坏分子，劳动教养来了。
怎么个政治坏分子？
我说过苏联人穷的话，苏联的司机偷了站上的汽车轮胎换酒喝。
书记静了一下，仰脸看着天空。他像是在思考什么。然后说了一句你等我一会儿，站着，不要走。然后他对送他的刘振宇和梁步云说：走，我们再进去一下，我有句话跟你们说一下。
汽车旁就剩下我和王玉峰了，我们等着常书记出来。我问王玉峰，你怎么认识这个书记的。他回答：我在星星峡当站长的时候接待过他。他从新疆跑出来，要到兰州去，到八路军在兰州的办事处去。
你知道他是共产党吗？
知道。盛世才的人追到了星星峡。抓他的人住在外头的小旅店里，等他一出门就要抓他。我把他打扮成司机，叫人捎到了兰州。
听他这样说，我心里很兴奋，心想这位书记如果还有点感恩图报的良心，总要帮助帮助他吧：给点钱和粮票呀，或者给刘振宇说句好话，生活上照顾一下他。
大约过了十分钟，常书记和刘振宇一起走出来了，还有梁书记。刘振宇对王玉峰说，王玉峰，你在哪达住着哩？去，把被褥捆上，拿来。
| 那个穿呢子大衣的人问，小康，车修好了吗？司机从车上下来，说，常书记，上车吧，修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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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记就回过头去和刘振宇握手，和其他人握手，说打扰你们了，你们进去吧，然后向吉普车走过来。我知道，我这样身份的人，就是修好了车，首长也是不屑一顾的，决不会说个谢字的，所以我急忙让路，并且拉了一把站在身旁的王玉峰。但是奇怪的是常书记走过我们身旁之后突然扭过脸看了王玉峰一眼。并且站住了脚步，转过身来看他，从上到下地看他。
我以为他认识王玉峰，可是他看了一会儿之后又转身向汽车走去，上了车，关上了门。
司机上车了，汽车缓缓开动了，但这时我清晰地听见常书记又喊了一声：停车！
小康，你停一下。
车停住了，常书记下了车又走回来，站在王玉峰面前说：我问你个话，你是不是叫王玉峰？
王玉峰没说话。他可能对面前的情况搞懵了，也可能心里有点发憷，因为刘振宇和管教股的几个干事就站在旁边。于是常书记又问了一声：你曾经在星星峡转运站工作过？对不对？
王玉峰这才回答：我早就认出你来了。你不是常子昆吗？
县委书记说，对呀，我是常子昆。你还记得我？
我早就认出来了。
早认出来了，你为啥不说话，害得我差一点错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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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生产股长对我讲，那天常书记进了办公室坐下，对刘振宇说，刘场长，今天你们几个领导都在这里，我有个要求不知道你们答应不答应：这个王玉峰我要保他出去。听了他的话，刘振宇、梁步云和办公室的人都惊了一下。夹边沟农场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一个共产党的县委书记要保释劳教分子。愣怔好久，刘振宇才说，啥事嘛，你保他是为了啥事嘛？你总要说个一二三嘛？
常书记说，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不是他的照顾，抗日战争我就没命了。
梁书记说，说细些，你说细一些。
常书记说，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共产党和盛世才有过一段合作的历史，这你们都知道。当时组织上派我到薪疆的伊犁，叫我做知识分子的工作。可是后来盛世才又反对共产党，抓共产党。
| 王玉峰不明白他的意思，站着没动。刘振宇又说：去呀，拿行李去。你今天就跟常书记走。
王玉峰被这突然降I 临的喜讯惊呆了，也搞糊涂了，他结结巴巴地说：你是说……放我走……
刘振宇大声说，怎么了，你傻了吗？当然是放你走呀。快拿去，拿被褥！坐常书记的车走！
那我到哪里去呀，回兰州去吗？
这时常书记说话了：不要问了。不是回兰州。你跟我走，先到安西县去，在我那里休息几天。其他的事，我们再说。走吧。
你的房子在哪里？我们拿行李去。
我在旁边说，他的行李在杂工大院里，他和我在一起住。于是常书记就叫我们上车，车开到杂工大院，装上了他的被褥，把他拉走了。
捆行李的时候，王玉峰说，这就要开饭了，常书记，吃过饭再走吧。常书记说，不吃了，今晚的饭到酒泉城里吃。
县委书记接走王玉峰的事件轰动了夹边沟农场，人们都说王玉峰运气好，有吉人相助。连着好几天，人们都把它当作饭后闲暇时的美好谈资。更有甚者跑到杂工大院来问我，安西县的县委书记是如何接走王玉峰的，怎么跟夹边沟农场的领导交涉的。我只能告诉他们一个大概的过程，至于怎么和场领导交涉的，过了好几天，生产股的股长领着酒泉新生电机厂的厂长来找我，我才搞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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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这一段盛世才的人嚣张得很，有时候跑进大院来抓人，稽查队都拦不住。你住到我的家里安全些。我在他家住了一个月，他亲自给我端饭，叫医生给我看病。病好些了，我能动了，他给了我一些盘缠，把我安排在拉军火的汽车上，装成是司机的助手。他还给汽车队的队长——那是个国民党上校军官——塞了一些钱，叫他把我送到兰州。他不光是救了我一个人，多少来来去去的地下党都接受过他的帮助和掩护。他是对革命有功的人，今天成了这个样子，我能不保他吗？
听常书记说完，办公室的人静默许久，刘振宇嘬着牙花子说，不是能保不能保的事，监狱里的劳改犯还能保释哩，一个劳教的人怎么不能保释哩？就是这种事要有个手续，你要给上级打报告嘛，上级批准了才能保释嘛。你这样啥手续都没有。
就把人带走，我们没法给上头交待呀！
常书记说，我给你们写下个条子，你们把条子报到省劳教委员会去，就说我把人保出去了。
刘振宇说，那不行呀，必须是省上批了，才能把人带走。你这不是先斩后奏吗？
这是违背纪律原则的。
常书记静了一下，说：报批以后才保释，人死掉了怎么办？
你们看见的嘛，那人还有个人样子吗？
| 当时有人通知我了，要我赶快离开新疆，盛世才的警察局要抓我了；盛世才背信弃义，在迪化已经抓共产党了。当时我正在得病，得的是斑诊伤寒。但得病也得走呀，我就坐一辆军车到了迪化，然后从迪化又搭乘一辆商人的拉羊毛的车到了星星峡。在星星峡，我说什么也走不成了，一来我已经病得坐不成车了，从迪化到星星峡的路上，商人就把我藏在羊毛捆子下边，我已经昏迷不醒了。我需要休息和治病。再说当时星星峡接待站的外头，那些小旅馆里住着盛世才的特务，凡是离开星星峡的每一个人，他们都要盘查再三，略有嫌疑就抓起来。还在迪化的时候，我们地下党的人就说过，星星峡接待站的站长是个有正义感的人，所以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跟他说了，我是被人怀疑共产党，从伊犁跑出来的，我要到兰州去，求你帮助我一下。他说，我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你有病了，就在这里休息，治病。他表面上很冷淡，但是到了晚上，他就把我转移到他的家里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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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不过，我是由福得祸。1961年1 月，夹边沟和其他农场的右派遣返回原单位的时候。电机厂不放我走。电机厂的厂长跟我谈话，说，电机厂需要你，你就留下在这里干吧。我保证你将来的情况比走了的人还要好。你知道不知道，那些走了的人，不过是政府怕他们饿死，叫他们回家去，先把命保住，但国家对右派的政策没变，他们回去了也还是右派，没工资，没工作……
后来的情况证实了厂长说的话。回到原单位的右派确实很惨。而我到了六一年底就摘掉了右派帽子，发百分之六十的工资，文化大革命也没受到冲击，——劳改企业的大墙像一个罩子一样罩起我来，保护了我——1978年落实政策，我又回到了第一汽车修理厂。
我接着说王玉峰吧。1962年的一天，电机厂营业科的科长来叫我，说外边送来了一辆破吉普，叫我看看还能不能修。我到自由人才可以走动~JUf] 口去了，——T-~ 就看见了那个给安西县县委书记开车的康师傅。他很高兴地和我握手，说你调到这里了呀，我们真有缘分！你看我这辆车还能修不能修。我检查了一下车况，告诉他进行一次大修，这车还能跑几年。然后我就问他王玉峰现在在哪里，回兰州了吗？他说：王玉峰死掉了。
我的心一沉，问他：怎么死的？
| 刘振宇不说话了，沉默着。这时梁步云说话了：常书记，看你的样子，人你今天非要带走不可了？
常书记说，对了，人我今天一定要接走。你们觉得为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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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难了这么办好不好？这个人不算我保释，算我临时带出去治病，我把他带到安西县去，然后我以县委的名义给省公安厅打报告，正式报批，批下来以后我再来补办手续。要是批不下来。我再把人给你们送回来。你们看这么办行不行？
梁步云哈哈地笑了，好吧，你写下个条子吧。特殊事情我们就以特殊的方法办吧。不过说话要算话，你可要抓紧上报，把手续办齐全。
常书记说，那当然，那当然。不能叫你们做憋。
王玉峰走后不久，我也离开了夹边沟农场。酒泉县南关有一家新生电机厂，那是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劳改企业，生产汽车用的电机，也是河西走廊最好的汽车修理厂。电机厂的厂长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我，找我谈过一次话之后，就通过劳改分局把我调到那里去了。我到了那里，就成了二百名犯人组成的汽车修理车间的主任。
我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我可以在管教干部吃饭的食堂里吃饭了，逃过了夹边沟农场死人最多的1960年的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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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今年深秋的一天，我终于寻到了席宗祥，在兰州市东城巷一栋很旧的楼房的顶层。听说我是专为了解夹边沟的情况来找他的，他大为惊讶。他一边叫我进房子一边问我，你怎么知道我是夹边沟出来的？又是怎么找到我家的？我说你叫我坐下呀，坐下我再跟你说。
席宗祥剪着一头很短的白发，面孔红润，运动员似的身材，根本就不像个67岁的老人。尤其是他听了我的话，一只手搔了搔后脑勺，笑着说请坐请坐，脸上出现难为情的神色，就像是个大孩子。
我坐下了，从书包里拿出一封信递给他：你看看这封信，看完信我再说。
他接过信坐下了，看信，仅仅看了个开头，就嘿儿嘿儿笑了：俞兆远，嘿嘿，是俞兆远介绍你来的呀。
我也笑了：对了，三年前去金塔县采访俞兆远，他就写了这封信。他说你们是好朋友，叫我拿着他的信来找你，你会接受采访的。他说你是个开朗的人，有什么说什么，不会藏藏掖掖躲躲闪闪。
那你怎么现在才来？老俞三年前给你的这封信嘛。
席宗祥一口的兰州方言，我便也用方言回答。
是三年了，主要是这几年来我都在河西采访，一个县一个县一个人一个人地找。
再说，我也是二中毕业的，我想，等我采访完了河西的人，回过头来再采访你也不晚。
| 他告诉我，那天接上了王玉峰，汽车开到酒泉县，常书记在县委招待所请他吃了一顿饭，并且在招待所住下来，叫他好好洗了个澡，理了发，刮了脸。早晨起床，又给他买了一套新衣裳穿上，然后就拉着他回安西县了。到了县上，又直接拉到县招待所，把所长叫来说，这是我的救命恩人，你们一定要接待好。
县委书记的救命恩人，招待所哪敢怠慢呀！叫他住最好的房子，一天三顿，伺候他吃好，吃饱。但是，三天后王玉峰死掉了。他的胃里塞进去太多的牛肉和鸡蛋，不消化，食物把肠子挣断了。
常书记听招待所长说王玉峰在医院抢救，先是把招待所长大骂一顿，然后跑到医院去看。但王玉峰已经断气了。他拉着王玉峰的手在床边大哭了一场，哭着说，王站长，是我把你害死的呀！
1978年回到兰州之后我打听过王玉峰的儿子的下落，有人说，王玉峰送夹边沟之后，他的十八岁的儿子被遣送回山东老家了，是死是活，再也没有音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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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驿站经典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5/8/4 15:35:00 第 10 楼憎恨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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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那时秋天的时候，我已经上高二了，天已经凉了，好像是10月中旬的一天。那时候学校条件不好，虽说是名牌中学，但课桌很旧了，桌面坑坑洼洼不平，我经常在桌子上铺一张报纸。那天，我往桌子上换了一张新报纸。换好之后在板凳上坐着，发现报纸上印着毛主席的大幅照片。也怪了，平常看见毛主席的照片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可是那天看着毛主席的照片，总觉得毛主席长得太秀气，有点女人相，不威风。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就是这种感觉，可能是当时我把他和斯大林相比的原因吧。那时候我们的教室里就挂着马恩列斯的伟人像，斯大林穿着元帅服，留着八字胡，很威风的样子。于是，我就拿起毛笔给毛主席画了一副胡子，斯大林的胡子。
画完胡子我还挺高兴的，觉得长胡子的毛主席很威风。像个男子汉，大人物。
然后我就到操场上打篮球去了。我上学的时候特别爱打篮球，我的身体好，个子也高，是校篮球队的队员。
一场篮球还没打完，有个同学就跑来叫我了，说班主任老师叫我到办公室去一下。
| 他似乎有点惊讶：你也是二中毕业？
我说，对呀，我们是校友呀，你不是五零年二中初中毕业的吗？我是六五年毕业的。
他说，我哪年毕业的你都知道了？
我笑了：那还能不知道吗？好几个人都跟我说过你。我还知道，你是怎么划成右派的。还知道你在夹边沟的戏剧性的故事……你就谈一谈吧，谈一谈你的故事。
席宗祥也笑了：嘿嘿，我有什么可谈的嘛。夹边沟的右派大都是知识分子，而我才是个中学生——连高中都没读完——我跟人家们不一样。
这才是我千方百计要找到你的原因。我觉得太有意思了，不管是当右派或是在夹边沟，你跟别人不一样。说吧，请从头说起。
经过一阵寒喧和聊天，我和席宗祥谈得很投机，就像是老朋友见面一样。很快地他就讲起自己的故事来——要说我去夹边沟，那还得从1951年说起。你不是知道吗，我是1950年在二中初中毕业的。然后我就去师大附中上高中。
师大附中是甘肃最好的中学，现在也是最好的中学——甘肃省的重点中学，高考录取比例全省第一。我上师大附中的目的，也就是想将来考个好大学，名牌大学，可是1951年出了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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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老师叫我写检查，我回去就写了。说实在的，我那时候脑子里缺根政治斗争的弦。不光是我，我们的同学当中有很多人都缺政治斗争的弦。我们都认为，上中学嘛，就是为了将来考大学，将来有个好工作。什么要求进步呀，入党入团呀，为共产主义奋斗呀，那时候还没有在脑子里扎下根来，班里要求人团入党的人还是少数。
如果哪个同学入团了，批下来了，其他同学还笑话人家：哎呀，成了团员了，将来能当官呀。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共产党建国才两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想入党入团，还没认识到入党入团的重要性。那时候同学们当中还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可不像后来：把人团人党放在一切事情之上。
当时的思想状况就是这样，可是那天回去之后我还是动了脑子，认真写了个检讨书，给自己扣大帽子：我的行为是对毛主席的不尊重，是污辱了毛主席。毕竟那时候共产党已经建国两年多了，天天喊毛主席万岁，我也怕把这件事扯到政治立场上去，说我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
但就是这样，过了一天，老师还是叫我在全班作检查。作检查的时候，学校教导处主任都参加了；检查完之后，班上的积极分子们发言批判我，还喊了口号：打倒席宗祥的反动思想！
| 班主任老师叫我是正常的事，我是班里的体育委员，经常为开展全班的体育活动和老师商量这事那事，班主任还对我挺好的。谁知那天到了办公室，班主任脸色很难看，问我为什么给毛主席像画胡子。我当时没把那事情当什么严重的事，就承认是我给毛主席画胡子了，还说了为什么画的。班主任听我说完，训起来了，说，是这么简单的事吗？这可是政治问题呀！他说是政治问题，我还不服气，说这是什么政治问题，不就是画个胡子吗。
老师很生气，又说我，你这是污辱毛主席。我更不服气了，说，去年夏天教导处的老师把半抽屉没用的学生照片倒在垃圾堆上，有几个同学把照片拿到教室里，给女的画胡子，给男的画辫子。
你也看见了，也没说是污辱同学。我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说，给同学们画胡子不是污辱，为什么给毛主席匦胡子就成了污辱了？
这句话我当时没说，因为我看老师的脸色很严肃，很难看，我有点胆怯。
当时，老师似乎也被我的话说得语塞了，有一阵子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才说，你这个席宗祥呀，你考虑问题的方式成问题呀！你惹下祸了，你还没认识到怎么惹下祸了。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写个检查，明天给我交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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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到市建筑公司的建筑工地当个管理员。对于这个工作，我从心里是不满意的，虽然算个干部，但却是成年累月在工地上待着，什么吃喝拉撒睡都要管，一天到晚乱糟糟的，但又找不到好工作，就一直凑合着。到了1954年的元月，建筑公司搞冬训，实际就是内部肃反，叫大家交待解放前干过什么。我是五二年才参加工作的，觉得事情与我无关，开会时不发言，结果领导却不指名地点我：有的人历史上犯过错误，有严重问题，可是不主动交待。我一听是点我，气就不打一处来，心想不就是给毛主席像画了个胡子吗，怎么抓住不放呢。第二天我就不去开会了，写了个假条说我要考大学，请长假——又回家了。
当然了，大学我是考不上的，我连高二都没有读完嘛。我就又在家待下了。待到五五年底，公私合营，我们家的砂锅作坊和其他五六家砂锅作坊合在了一起，成了个陶器手工业合作社。
当时合作社没有一个文化人，合作社的领导就来动员我，说你都二十几岁的人了，没个工作，在家里闲着，叫你老爹养你呀！干脆参加合作社吧，给我们当个会计。我那时已经结婚了，没有合作社的时候依靠父亲生活还可以，可是一搞合作化，父亲一个人才挣几十元钱，生活发生了困难，我也就同意到合作社工作了，月工资60元。
| 没有，没有喊打倒席宗祥。到底，那时候的政治气氛还不像五七年的浓厚，阶级斗争的螺丝拧得还不是特别紧，还讲一点政策性——没把我当阶级敌人来批斗。
陆陆续续开了四五次批判会，批判会就停了，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可是这时候我的心里灰溜溜的，觉得丢人现眼得很。这个学再也不能上了。放寒假的时候我就交了个退学报告，回家去了。
回家去干什么呀。我们家在水磨沟住，就是桦林坪和四墩坪之间的那条沟里。
那边离阿干镇煤矿近，我们家已经在那里住了两代人了，从我爷爷那一代开始就是烧砂锅的：夏天把煤买下，合泥做成砂锅坯子，再烧好放着，冬季的时候卖给农民或者挑担子沿街叫卖的小贩，三毛钱一个大的，七毛钱一套——一大一中一小。小本生意，我父亲和一个叔叔一年四季做砂锅，忙的时候再雇一两个人，不忙的时候就自家人做，全家人忙。我实在不愿意做这个活，心想读了十年书，就一辈子挖泥蛋蛋吗？我在家里帮我父亲做了半年砂锅，就又离开家了。是我表叔介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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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那时候我们那个学校归七里河区政府合作科和市手工业管理局双重领导，整风时与七里河区文教科在一起学习和开会。一天下午开会时，我和一个叫姚家达的夜校老师坐在一起吸烟。当时整风小组的组长已经宣布现在开会，大家不要说话了，但很多人都在说话，没理会他。他就点我的名说，席宗祥，你再不要说话了！我根本就没有说话嘛。我在那儿吸烟嘛，他无缘无故点我的名，我就心里很反感，就顶了他一句：你看见我说话了吗？你怎么胡点名哩！
第二天就开始批判我，又是大字报，又是积极分子们发言，说我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方给毛主席像画胡子，这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我对毛主席共产党有刻骨仇恨；还说我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方还说过什么什么……对于这些断章取义的批判我当然不服气，就顶，就吵，结果，我就成右派了。
我的右派是1958年的4 月10日，由整风小组的领导宣布的：问题严重，态度恶劣，定为右派，保留公职，劳动教养。
| 在陶器合作社当了两个月会计，五六年初七里河区轻工业联社又成立了一个职工业余学校，在小西湖的骆驼巷小学租了一间教室上课。那时候没老师，就又把我调去当专职教师了。
业余学校都是夜里上课，白天跟着领导这里跑那里跑，叫我替他们写材料搞宣传，一天到晚挺忙的，可是把我的工资降到30元了。我对降工资有意见，就说工作比过去多了，怎么工资倒降了？领导对我说，你过去是工人，现在是干部了，政治待遇高了，工资就少些呗。我当然不满意，就说，我要养家馏口，30元的工资哪够用的？国民党的时候，一个小学老师一个月要挣两三个警察的工资，现在是共产党领导，当老师的连半个警察的工资都挣不上，我怎么养家糊口？当时我就提出来不当老师了，还回合作社当会计去。领导不同意。
当了一年多不到两年老师，整风运动开始了。整个大鸣大放我就没说一句话，因为给毛主席画胡子的那件事我晦气了五六年，上不了大学，找不上个好工作，我还敢再提什么意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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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我想白谋生计的幻想也落空了。那时候派出所三天两头查户口，谁家从外地来个客人住三天以上都要去派出所报临时户口，不报临时户口，街道干部就天天来撵，再要是不走，派出所就来人把你带走。我没有户口了，当然就不能在兰州待了。4月20日，整风领导小组又宣布了几个劳动教养的右派，公安局来了两个警察，把我们都送到夹边沟去了。
我当右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我在前边跟你说了，夹边沟的右派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有共产党的不少高级干部，都是有文化有思想的。
我既没有文化，又没什么思想，把我弄到夹边沟去真是滑稽得很。
说到这儿，席宗祥就要结束他的故事，他说，我在夹边沟的事情就不说了吧。
你这两年采访了不少人，可能已经知道得不少了，说起来没啥意思。
我说，不行不行，你一定要谈谈在夹边沟的经历。我好不容易找到你，就是要听你在夹边沟的故事的。好几个人都跟我谈到了你在夹边沟的事，说是很滑稽，但谁都说不清楚。你一定要详细谈一谈。
| 宣布我劳动教养之后，领导还组织我们几个去劳动教养的人学习了一个劳动教养条例，说，劳动教养并不是劳改，只是行政处分的最高手段，你们去了好好劳动，改造思想，如果改造得好，几个月就回来了，回来以后还可以回原单位工作。领导宣读条例，目的是叫我们去了好好劳动，改造思想，我却记下了这么一句话：不愿意去农场劳动教养的，可以开除公职，自谋生计。
于是，领导刚讲完话，我就说了：你们就把我开除公职吧，我要自谋生计，我不去农场劳动教养。
其实，劳动教养条例是骗人的。这天晚上我回到家里，我妈就告诉我，早晨我上班走了之后，学校的负责人安殿策就到我家去了，说是要户口本用一下，中午就送回来了。我问我妈他要户口本干什么，我妈说她也不知道人家把户口本拿去干了啥事。
我妈是个不识字的人，她把户口本拿过来叫我看，说你看一下。
到底人家拿去做啥了。我接过来一看，才发现我的户口被注销了，写着一行字：迁往夹边沟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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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我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因为我的家庭是个小业主——公私合营的时候，我们家的财产入进合作社里，还给我家作了一千元的价。想通了这些，我就努力地改造思想了，积极地劳动。还向领导写了保证书、思想认识。我下决心要洗心革面，脱胎换骨，重新做人。那时候我在基建队挖排碱渠，定额是一人一天挖十方土，我每天都超额完成；后来调到农业队，翻地的定额是一天一人翻一亩地，用铁锨翻，我一天翻二亩。五八年五九年大跃进，夹边沟农场也大跃进大干苦干搞打擂台争红旗，有一天我半夜里一个人下地，翻地到天亮，白天叉翻了一天，翻到天黑透了，看不见铁锨了。这一天翻了三亩半地，挣了个全场第一。那时候为什么这样干？就是为了把自己改造好，早日摘掉右派帽子。
那次打擂台争了个第一，人们都议论，国庆节的时候肯定要给一批右派摘帽子，我打擂台立了一次大功，一定会给我摘掉的。盼呀盼呀，终于盼到了那年的国庆节开大会，三千名右派摘了三个人的帽子。摘了帽子也不叫回家，给他们的待遇是劳改期满留场就业人员的待遇，一月24元的工资，和就业人员在一起劳动。
我们进场的时候，夹边沟有几十个就业人员，他们的任务是领着我们这些劳教分子下地劳动。
| 看我坚持要他谈夹边沟亲身经历过的事，他静了一下，搔搔白花花的头顶，脸上出现天真的窘态，他说——夹边沟，咳，在夹边沟的事说起来可就多了，一时半时说不完的，我就挑一两件跟你说说吧。初到夹边沟的时候，我的确是老老实实，非常努力地改造思想了。为什么呢？我认真把自己的人生经历思考了一下，我觉得自己真倒霉：旧社会我还是个学生，也没参加过什么反动党团，新社会也没有反对过共产党，也没有参加过反革命组织，怎么就落到了劳动教养的下场？经过反复的思考，我认识到自己的确是有错误：投有写过入团人党申请，没有靠拢过党组织，思想里投有突出政治要求进步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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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一开始我还不愿意去放水组。夹边沟的水金贵得很，我怕跑了水追究责任。俞兆远就说我：你不知道放水的好处——浇水是个轻松的工作，就是挖口子堵口子，不挖口子堵口子的时候就在田埂上坐着休息。平时还能从菜地偷个萝卜点菜吃，也能挖几个土豆吃。要是夏季庄稼成熟的时候，还能从麦田里搓点麦粒吃，吃不完的在地边上埋起来，困难时再挖出来充充饥。
于是我就调过去了。一调过去我才发现浇水真是个好活，五九年秋收，我就偷下了几十斤糜子埋在沙包里，把五九年的冬季熬过去了。那时候我也想通了，保命要紧，能偷就偷，能吃上一口就吃上一口。
到了1960年的春天，播种的时候，我偷下的糜谷都吃完了，人瘦得剩了一把骨头，可是要从早到晚种小麦。这时候，农场的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也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抬到太平问去。
|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是很大的，对全体右派的打击也是很大的。我们被宣布送夹边沟劳教前，领导讲过，到了夹边沟如果劳动得好，改造得好，几个月就回家了，可是现在摘了帽子的人也不叫回家，这不是成了无期徒刑吗？已经两年了，我忍饥挨饿。
拼命地干。本来，我的身体已经累垮了，也饿垮了，再加上这次思想上的打击，我一下子精神就垮了：国庆节过完，我就起不了床了，去伙房打饭连路都走不动了。
在夹边沟农场我得感谢俞兆远。俞兆远是兰州市西固区劳资科的科长，还兼着民政科的科长。这个人是聪明人，他自从进了夹边沟农场，没要过家里一分钱，也没叫亲属寄过食品，到处偷吃的，劳动时偷懒耍滑，不出力，但他和分队长、管教干部关系还好，原因是他在农村长大的，会干活，领导经常叫他领着我们干这种活那种活，他把领导哄得好。他还有同情心，看我真的垮了，就跟队长说了说，要把我调到放水组去，专门绘地里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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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胡扯八道，扯着扯着，俞兆远突然说了一件事。他说，前几天他老家金塔县的一个女人来夹边沟看丈夫，说了她那个村里有一个人在酒泉城郊农场劳动改造，家属去探视后回来说：城郊农场的劳改犯的生活比夹边沟的右派好得多。劳改犯一月吃40斤粮，劳动也是有时间的——天八小时，因为劳改犯们从号子里出来劳动，警卫部队看押的时间就是八小时，八小时以后管教干部想延长时间，警卫部队不同意。另外，遇到刮风下雨，视线不好，警卫部队也不愿出来，劳改犯们就在号子里休息。所以城郊农场饿死累死犯人的事比夹边沟农场少得多。
俞兆远说这些话可能是无意的，但是我听完后却是怦然心动：在夹边沟待下去必死无疑，我何不想办法去城郊农场呢？还就在国庆节的时候，有个在严管队劳动的右派，半夜里打伤了看守逃跑，抓回来批斗后判了两年刑送到城郊农场去了。
此后好几天，我都在想这个问题：去城郊农场名声不好：劳改犯！将来释放了，人们也会指着脊梁说，这是个劳改释放犯。
可是在夹边沟待下去，却有可能饿死，因为一个月才吃24斤粮食，劳动强度却比劳改犯大得多——天要工作十四个小时。
| 那是三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因为有月亮，我们加班播种小麦。半夜时分，我们在田野上坐下来休息，主要是叫牲口也休息一下——牲口耧耙也累了。那天晚上月亮特别圆，特别亮，我坐着坐着，心里憎恨起月亮来。我对俞兆远说，我特别恨月亮。俞兆远很惊讶，他正在嚼一把拌过六六粉的麦子，把唾沫吐出去，把麦子咽下去之后问我：月亮怎么惹你了，你这么憎恨他？我说自从来了夹边沟，只要是有月亮的日子，夜里总是加班，翻地，割麦子，挖排碱沟，播种……狗日的月亮都要把我们的血汗榨干了。他说有本事你把月亮捺住，不要叫升起来，我们不就睡大觉去了吗？我说我不是后羿，我要是后羿，就用箭把它射下来。俞兆远哈哈大笑，说，你这个人呀，没球本事就不要胡撒气了！你就不能找个轻松的工作干吗？比如说到伙房当个炊事员，或者理发员、统计的活干干。我说我可没那办法，我不会巴结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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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那是五月初的一天夜里，我在场部门前的菜地里浇水，农场养猪场的一头小猪跑到地里来了，正在用它的长嘴拱地，啃食地下的那时候没长大的水萝卜。当时我突然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打死这头猪，可能就能实现我的愿望。去年秋季，有个叫李志的人就是在这块菜地里打死了一只兔子烧着吃掉了，被领导知道了。捆了一绳，开了一次批斗会，还记了一次大过——农场里有规定，记三次大过者，就要正式逮捕，送劳改农场。我这时想，打死一只兔子记一次大过，那么打死一头半大的猪，还不记三次大过吗？一只猪的价值比三只兔子的价值高多了。想到我终于有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能去劳改队了，我的心激动得艮艮地跳起来了。我提着铁锨悄悄地向猪走去。我还担心猪看见我逃跑。就故意装成是巡渠的，到了猪跟前先没有动手，而是一边往埂子上培土一边往它靠近。
| 还有夹边沟农场的劳教生活没有个期限，就是摘帽之后也不许回家，这不是终身流放吗！而劳改农场劳改期满后刑事犯罪者是可以回家的。
两害相权取其轻，经过半个月的思考，我拿定主意了：来一次刑事犯罪，犯罪要轻一些——够判刑，判个一两年就行。
但是这种判一两年刑的罪行怎么掌握分寸呢，我又久久地作不出决定。打人，打组长或者分队长？不行，省检察院的张雨沛因为和组长闹矛盾，用铁锨砍了组长的头，逃跑，在酒泉火车站抓获，没押回农场，在酒泉就被处决了！偷仓库的粮食，把锁撬开？也不行，这种罪行太轻了，只能进严管队，而且要捆一绳子——挨捆的罪可是不好受呀：绳子解开后胳膊上的肉被勒得一条楞一条楞的，像麻花一样……
我非常苦恼地思考如何犯罪的问题，久久未果，可是这个机会却突然地悄无声息地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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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打死了猪，我的心情很兴奋，再加上一连打了十几锨，我的虚弱的身体也累了，出汗了，我便坐在田埂上休息休息，心里想着怎么把这件事传扬出去，叫队长们知道，可这时和我一起放水的曹怀德和俞兆远跑过来了，问我出什么事了。他们听见了猪的惨叫声。曹怀德看见猪了，吓得叫了起来，说我：老席，你惹下祸了，这下可要倒霉了。他吓得说话的声音都变了，可是我说，老曹你怕什么，这是我干的，我做的事我来承担。去，找个刀去。
剥开，剥开了吃肉。曹怀德抖抖索索地说，我不吃，我可不敢吃。
吃了肉可就说不清了。他还说了许多话：你干事太莽撞，这事叫领导知道了，我和老俞也要倒霉。俞兆远一点儿也不害怕，他说，老席，干得好，干得好，这头猪够咱们吃一个星期的。来，咱们拉倒东边的沙窝子去，到那里剥皮去。记住，要严守秘密，谁也不准说出去，说出去我们三个人谁都跑不了，非得叫捆一绳子，进严管队不可！
| 我的担心纯属多余，其实那头猪早就看见我了，我离得它很近了。它还抬着头看了看我，但接着又拱地里的水萝卜了，对我理都不理。我突然明白了，夹边沟农场的猪平时在这里拱拱食在那里拱拱食，右派分子们根本就不敢打它，它根本就不害怕人。明白了这一点，我的胆子就大点了，我又往前挪了两步，抡起夹边沟的铁匠们锻打出来的又锋利又沉重的那种长方形铁锨，朝着猪背打下去。我是抡圆了打下去的，那一锨的力量是很大的，猪一下子就倒在地上了。猪并没有死，它尖利地吼叫着，挣扎了一下子，叉爬了起来。它的两只后腿在地上拖着，两只前腿扒地，往前爬，爬的速度还不慢。它还吱哇吱哇地叫，叫声响极了。传到好远的地方去。
看它不死，我就连着补了几铁锨，追着打，我嘴里还大声地吼着：你还想跑，狗日的你还想跑！
终于，我把那头猪打死了。它躺在地上不动了，也不叫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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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他先是愣了一下，继而惊叫起来：小席，你疯了吗？你不想活啦！
我对他说，不是疯了，我是饿了，饿急了。他说饿也不能这样干呀，大白天的你这样干，你不想活了？我说正是想活才这么干的，不这样于就要饿死了。兰大附小的这位校长是位胆小谨慎但心地善良的人，他当时吓得够呛，数落我说，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你打死了一只羊，我可怎么给领导交待呀？我对他说，你回去报告去，就说我把一只羊杀了吃肉了，你不就没责任了吗！
那位老右派战战兢兢地赶着羊群走了，我把那只羊拖到沙窝子里剥了皮开了肚，美美地吃了一顿。还是点着火烤着吃的。
吃饱了我就在沙窝子里躺着，等着人来抓我。我想，那位校长肯定要去报告的，可是我等了好久，都睡了一觉，还是没来人找我。
到了半夜，我就回宿舍睡觉去了。
第二天也没人来找我。后来我才知道，那位校长回去后跟组长汇报一只羊走失了。好几个右派在东草洼找了一天。
我连续四五天不是白天就是夜晚，偷偷地一个人跑到沙窝子里去，把羊挖出来烤着吃，剩下的用羊皮包起来埋好。我有时候白天故意大摇大摆地去吃羊肉。
| 这可是我没想到的：我原计划打死一头猪进劳改农场的，可是俞兆远和曹怀德却认为我是饿急了，想吃猪肉了。我也没办法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也不好阻止他们吃肉。结果呢，我们把那头猪拖到东边的沙窝子里，像剥羊皮一样，用一把折叠小刀把猪皮剥了，把肉割下来，烧得半生不熟地吃了一顿。剩下的又用猪皮包起来埋好，每天夜里都去割一块烧着吃，吃了一个多星期。吃到后来，肉都臭了。我的计划落空了，我心里那个沮丧呀！
那头猪吃完了，我们又饿肚子了。于是我就又想，不行，这样饿肚子可不行，我还得再干一件坏事，一定要进劳改队去。不能等着饿死呀！
这第二次犯错误又是个天赐良机呀。有天傍晚，我正在麦田里浇水，看见农场的羊群归栏了。夹边沟农场总共有8 群羊，估计有近两千只。那天我看着七群羊回来了，还有一群没回来。
我灵机一动，就提了个铁锨到卧龙岗东边的羊群必经之路上站着，等最后一群羊归栏。夹边沟的羊经常是在东草洼那边的草滩上放牧。我等呀等呀，最后一群羊终于回来了，一个右派赶着羊群走到跟前了，我啥话也没说，冲上去就朝着一只绵羊的头上打了一掀。那只羊一声没叫就扑通一声栽倒了。那个右派是和我同一批从兰州来夹边沟的，是兰大附小的校长，一个老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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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是不是给毛主席画胡子的事又有新说法？
我就问了一句：能不能说清楚一下，我怎么反革命了？
跟在小个子后边出来的一个警察凶狠地吼了一声：上去。睡下！不准说话！我躺在外间的土炕上了。
第二天早晨农场的汽车送我们到酒泉火车站上车，回到兰州押在畅家巷看守所。
1961年4 月宣判，判我五年劳改。但是到了1962年，又宣布，通过复查，复议庭认为我没有罪，予以释放。
席宗祥先生讲完了他的夹边沟的故事。他在讲述的时候，讲到滑稽的地方，自己就笑起来，讲完了，他也很平静，点烟，给我倒水，然后他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我在夹边沟就这么点事，没有什么叫你感兴趣的故事，是吧？我没有回答他，反问。
关于你在夹边沟被捕的事，别人也跟我讲了，但谁也搞不清你是犯什么罪被捕的，请你讲讲这件事，还有你后来的经历。
组织反革命集团。他答。
组织反革命集团？他的回答太令我惊讶了。
这话说起来就又长了。我在手工业联社的业余学校当老师的时候，认识个叫姚家达的，还有个叫马鑫的。这两个人都是业余学校的老师，也都跟我差不多年纪。
| 我整整吃了一星期，把那只羊吃完了，谁也没有发现我打死一只羊吃了肉。这时候我的思想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心一意地想着要进监狱，有意识地去犯罪，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反倒吃了个肚子圆。这不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吗？那就算了吧，就在夹边沟待着吧，能偷就偷点，得吃就吃点，混El子吧。
说不定再有个一年半载劳教就结束了，老天有眼叫右派回家。
到那时还是劳教释放犯比劳改释放犯名声好一些。
可是，没想到的事突然降临了。
吃完羊肉才三天的一个傍晚，我刚刚吃完饭，我们的组长通知我粱队长叫我到他的房子去一趟。我走进农业大队的办公室，粱敬孝正在召集分队长们开会。看见我梁敬孝就说现在散会，但是大家先不要走，我们要举行个仪式。办公室是大问房子，一头有个套间，外边是会议室，还有一盘炕。梁敬孝刚说完举行个仪式，套间里走出个警察来，小小的个子大概就一点六米的样子，说，我现在宣读个逮捕证：兰州市城关区公安局逮捕令。
查现行反革命分子席宗祥……
宣读完逮捕令，那警察说，席宗祥，为了你的安全把手铐戴上。并且他还说，今天晚上你就睡在这间房子里，不准出去。
我当时一头的雾水：我不就是宰了一只羊打死一头猪吗。怎么成现行反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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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他宁愿端碟子洗碗，也不愿叫原单位的那些人瞧不起他。他还说，在陶乐春饭店他认识了一个人，饭做得特别好，人特别聪明。我在给他的信中说，我们组里也有个人特别聪明，生活能力非常强，家里没给他寄过一斤炒面，但他也没怎么饿着，他的名字叫俞兆远。
城关区公安局把我带到兰州，审讯中叫我交待发展了哪些人参加了反革命组织，我才知道自从我去了夹边沟之后，公安局一直在盯着我们三个人，检查我们几个人所有的信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三个人是个反革命组织，我们在劳动教养和监督劳动期间还在发展反革命成员。结果判了我五年，判了姚家达四年，马鑫八年。
法院宣布释放我的当天，街道干部就到我家来通知，到派出所参加学习。虽然宣布了无罪释放，但要经常到派出所去汇报思想，把自己置于专政机关的监督之下。
生活上的问题嘛，工作当然是找不到的，街道正好组织了一个架子车队，我就买了一辆架子车，加入架子车队拉货挣钱吃饭。到了文化大革命又遣送回原籍——皋兰县青白石公社——种地。
我的婆娘娃娃由我父亲照看。为了拉扯我的娃娃，我父亲70岁还没退休，拉架子车。
1979年落实政策，我又在水磨沟小学上班了。教学是不行了，搞总务。
| 两个人都是高中毕业，出身都不好，没上了大学。我们有几乎相同的经历，所以平时在一起的时候多，有共同的话题。1957年反右，我被送到夹边沟去了，，姚家达也是右派，但留用了，降职降薪。马鑫因为态度好。没定右派，但也下放到一个农场劳动锻炼去了。我前边说了，我是1958年4 月10日宣布劳动教养的，4 月20日去夹边沟的，这中间的十天，我的心情特别不好，不知道到了夹边沟会遇到什么倒霉事。由于是好朋友，姚家达和马鑫就天天陪着我，叫我散散心。有一天姚家达还说咱们照一张像去吧。过几天就要分手了，这辈子不知再能见着面不能，照个像留个纪念吧。相片照出来了，马鑫的字写得好，在相片上写了一行字：让我们的友情像森林长青。我们都把相片拿回家挂在镜框里。大概就是我们三个人常在一起的原因吧，这时就有人向领导反映，说我们准备偷越国境，跑到外国去。领导还找我谈过话。那时候我的心情很不好，火气正没处撒，领导一谈话我一下子就爆发了，我说哪个王八蛋造的谣，狗日的怎么恨人不死——这不是想把我往监狱里送吗？
到了夹边沟，我们三个人还互相通信，讲述各自的情况。有一次，姚家达说他已经不在业余学校当老师了，退职了，经人介绍到兰州的陶乐春饭店当服务员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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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吃十一两尚且饿死人，吃七两哪能维持生命呢。于是，所有的人都躺着不动了，除去一些确是不安分的挖野菜或者拾点、偷点什么东西的人。其实，躺着也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一天有七两豆面糊糊下肚，只要你躺着不动，一点儿也不要动弹，不损失身体的热量，是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生命的。我们来到夹边沟已经一个多月了，搬了几次家，从山水沟的水洞搬进地窝子，从这个地窝子合并到那个地窝子，从那个地窝子又合并到下一个地窝子，每一次合并，我都发现，是那些总也躺着不动的人在搬家，还有些个别的能偷能抢或者家庭支援颇丰的人，而那些成天在田野上挖野菜捋草籽的人早早倒毙了，被人用被褥或者毯子卷起来抬出去了。因为他的胃从野菜和草籽里摄取的营养补充不了他劳作而失去的热量。
我和邹永泉之所以还括着，除了躺着不动，还有一个特殊原因：我们是单身汉。
我们来夹边沟的时候，由于没有亲属在身边，就把单身汉生活的所有财产都搬到农场来了，包括我们平时不穿不用的衣物被褥和好几箱书籍。依靠着变卖或者以物易物搞到食物，增加营养，我们才活到了现在。书籍虽然换不了食物，但拿它们烧火仍然能短时间的温暖一下身体或者烧开一茶缸水。
| 现在的情况好了，席宗祥笑着说，你看，我们能够坐在一起谈谈从前的事情了。
社会真是进步了。
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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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魂断孟良崮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5/8/4 16:28:00 第 11 楼历史一再证明，斧头帮是十恶不赦的嗜血恶魔赞同 | 回复 | 引用 | 举报
回帖人： 驿站经典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5/8/4 16:39:00 第 12 楼邹永泉
杨显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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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初的一天下午，我在地铺上躺着，对邹永泉说，老邹，明天我想到南寨村去一趟。
邹永泉说，你要去换粮食吗？
邹永泉也在地铺上躺着。躺着，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只要是不去挖野菜，不拾掇吃的东西，我们就都躺着，一动不动，连话都不愿意说。我是9 月30 El 从夹边沟农场迁移到高台县明水农场的，10月10日那天，口粮就从每天十一两（旧秤一斤为十六两。）减步到七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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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在我的催促下他坐了起来，从铺脚处拉过一个棕色的皮箱，又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了。这是个很大很漂亮的牛皮箱，他说是他工作以后用两个月的工资买的。
只是在农场里搬来搬去，擦出了很多硬伤。打开箱子，里边的衬布还很鲜艳。的确，他的箱子里已经空空如也，只有一件衬衣和一条裤子，他往箱子深处翻了翻，翻出两双袜子来。他说：你看，就剩了一件衬衣，一条裤子。裤子和衬衣明年夏天还我说，把裤子和衬衣都换了吧。你还想得远——明年夏天！
你先想眼前怎么活过去吧。
他拿起衬衫来看看，又拿起裤子来。那是一条毛料裤子，他拿起后摸了摸口袋，像是在摸里边装了什么没有。接着他又摸衬衫的口袋，却依然没摸着什么。他咦了一声，很快地把衣裳都掏出来扔在铺上，又从底下翻出一条泡泡纱的床单，看看箱子底。箱子底上只有一杆水笔和指甲刀什么的。他的手划了一下水笔和零碎，似乎有点紧张地叫了一声：咦，这是怎么回事？
我说怎么了？
他不回答，双手去摸箱子盖上的一个小布袋。但依然没有找到什么东西。他真是有点着急了，把裤子和衬衫又挨个地检查了一遍，把泡泡纱床单拿起来抖了抖，并在铺上挪动了一下身体，看看他坐过的地方。
| 我和邹永泉也是最近一次合并住处之后才认识的。他原先在新添墩作业站，后来调到北大河采石场筛石头，再从采石场转移到明水农场二大队的——就是场部所在的这条山水沟。我是从夹边沟农场直接来到明水农场的。起先，我的铺和他的铺之间还睡着一个人，那个人被抬出去之后，我和他就相邻而眠了。
就熟识了。我们两个人一起去过几次南寨村换粮食。他对我说过他是复旦大学数学系的毕业生，五五年毕业。他在班上是团支部的委员，毕业时领导号召毕业生支援大西北建设，他带头报名，以身作则，结果就到了兰州，分在兰州一中教数学。
我回答他：是呀，我是想换些吃的去。你去不去？
他说，不去，我今天哪里都不想去，我的腿软得很，一走路就心发慌。
我说，走吧，换些粮食去吧，光吃草籽哪有心不慌的？
他说，不是不换，我是没有什么东西了，都换光了。
翻一翻嘛，把你的百宝箱翻一翻嘛，看还有啥可换的。咱们一块儿去。
他说，翻也翻不出什么来。你准备的什么呀？
我拍了一下枕头旁的一个包袱说，一套棉衣。前几天我妈寄来的。
他看了一眼包袱，说，刚寄来的棉衣就拿去换呀？
我说，没新衣裳还能凑合，肚子里没食凑合不了呀。你也找一找吧，看有啥换的，拿上，咱们一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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