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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仲应邀参加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会议

2024年2月12日至2月16日，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以下称“贸法会”）第二工作组（争议解决）第七十九届会议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36个贸法会成员国、8个观察员国家、1个联合国系统组织及22个非政府组织派出代表团参会。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以下称“北仲”）受邀作为观察员，由仲裁员张利宾、张修林、黄玲及业务处长姜秋菊、高级顾问马骁潇组成代表团参加本次会议。会议现场此届会议延续第七十八次会议围绕技术相关的争议解决和审裁（adjudication）问题的示范条款和指导案文展开讨论，会议继续由来自智利的Andrés Jana先生担任主席，并由来自越南的Thi Van Anh LAI女士担任报告员。会议间歇，秘书处还就题为“数字经济中的争议解决”项目组织了简要报告，初步审议了该项目的成果。与会代表就示范条款和指导案文进行了审议。草案共八条70款，包含特快仲裁示范条款、专家裁定示范条款、仲裁庭配编专家示范条款、保密问题示范条款、关于程序保密的指导案文、关于证据的指导意见、确保快速仲裁的指导意见等议题。代表们一致认为，示范条款的目的虽然是追求效率，但兼顾平衡至关重要，既要保证解决办法公平和公正，又要尽量降低所作裁决无法执行的风险。在具体案文讨论中，代表们的关切主要集中在特快仲裁示范条款中选择排除《快速规则》第16条第(2)至(4)款的影响和具体方案，经讨论后，秘书处出具了新修订的案文，并预计在今年6月举办的会议上提交贸法会审议。此外，代表们就无理由裁决的可执行风险、审裁审议范围与仲裁审理范围的关系等问题展开激烈讨论。工作组还将在下一届会议时就相关问题进一步审议。北仲代表团成员全程参加了会议的审议讨论，并向大会报告了来自北仲的经验。北仲围绕技术争议项下“adjudication”的中文翻译、审裁及审裁员的范围、保密保障机制等议题结合北仲的仲裁规则及实践发表了观察意见。北仲代表提出，审裁条款建议保留在序言中，以增加一些法域关于裁决可执行性的保障，同时，审裁的制度规定和其所要实现的目的密不可分，北仲代表结合北仲建设工程争议解决评审规则向与会代表分享了北仲的实践观察意见。为使得保密制度具有可执行性，建议在指导案文中加入允许当事人通过签订书面承诺或者保密协议的方式，将保密期限、保密主体、保密事项及违反惩罚措施予以明确规定。上述观察意见得到了工作组会议的广泛关注。北仲代表分享观察意见自2017年北仲成为贸法会观察员以来，北仲持续参加联合国贸法会工作组会议，并不断地在会上总结推广中国仲裁经验、讲述中国仲裁故事，为相关国际仲裁规则的制定提供建议和可靠的实践支持。北仲还通过会议不断开展国际交流和合作，推动涉外法治工作高质量发展，向打造面向世界、国际一流的仲裁机构的目标稳步迈进。欢迎各界人士继续关注北仲的多元化争议解决事业，积极参与北仲组织的各类活动。亦欢迎关注北仲的官网及微信公众号（“北京仲裁委员会”）获取资讯。

【诉讼】上市公司股票强制执行实务要点

问答信箱周晗安杰世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zhouhan@anjielaw.com《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强制执行过程中，可依法查询、冻结、变价被执行人所持股票财产。但在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对被执行人名下上市公司股票的处置范围、定价标准、处置方式不尽相同。本文结合司法实务，就股票强制执行有关要点进行简要探讨，以飨读者。问：如何确定股票执行管辖法院？答：无论采取诉讼、仲裁或者公证方式解决纠纷，“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均为判定执行管辖法院的重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发布的《关于法院能否以公司证券登记结算地为财产所在地获得管辖权问题的复函》明确：“应当将股权的发行公司住所地认定为该类财产所在地”。因此，股票为可供执行财产时，申请执行人应根据上市公司住所地而非中登公司或股票托管券商所在地确认执行管辖法院。问：如何确定法院冻结股票的数额或范围？答：《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明确指出：“不得明显超标的额查封、扣押、冻结”。《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规范人民法院冻结上市公司质押股票工作的意见》规定，冻结的股票价值应以能够足额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额为限。股票价值应当以冻结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为基准，结合股票市场行情，一般在不超过20%的幅度内合理确定。2023年9月25日发布并实施的《关于优化法治环境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指导意见》则规定：“严禁超权限、超范围、超数额、超时限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由此可见，就股票财产冻结数额或范围，最高院相关规定或文件的表述不尽相同。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对此亦有不同认识和做法。建议申请执行人结合前述有关规定，与执行法院充分沟通，争取法院以合法且最有利于保障其合法权益的方式，查控被执行人名下股票财产。问：通过网络司法拍卖方式处置上市公司股票时，如何确定处置参考价及起拍价？答：上市公司股票按照性质不同分为无限售流通股、限售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司法实务中，不同性质股票定价方式有所区别，不同法院就同一性质股票的定价方法也有不同。无限售流通股因交易价格相对公开透明，通常无需评估定价。例如，深圳中院、上海金融法院规定，以拍卖日(或竞拍日)前二十个交易日收盘价均价的90%作为无限售流通股处置参考价或以之参照确定拍卖保留价。限售流通股因无法在二级市场直接报价卖出，则可能采取委托评估方式定价。深圳中院规定，可依次通过当事人议价、网络询价、委托评估方式确定限售流通股处置参考价；上海金融法院则规定限售流通股的处置保留价不得低于评估价的70%。但要注意，有的法院在股票起拍日前会就原公告股票起拍价进行调整，而其他法院则不然。建议意向竞买人仔细阅知法院拍卖公告，审慎参拍报价。问：强制执行上市公司大股东等特定主体所持股票，是否存在限制规定？答：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以及沪、深交易所配套发布的实施细则，大股东和特定股东在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票总数分别不得超过上市公司总股本1%和2%。法院通过二级市场处置股票亦受此限制。2023年9月26日，沪、深交易所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股份减持行为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上市公司存在破发、破净情形，或者最近三年未进行现金分红、累计现金分红金额低于最近三年年均净利润30%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得通过二级市场减持该公司股份，但2023年8月27日前相应股票已办理质押登记或者作为两融担保物的除外。建议申请执行人准确掌握被执行人名下股票有无减持限制情况，酌情确定最适宜、高效的股票处置方案，并向执行法院提出合理化建议。问：上市公司股票经网络司法拍卖成交后，税费如何承担？答：《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因网络司法拍卖本身形成的税费，应当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由相应主体承担。”根据中登公司规定，拍卖成交股票过户时，相应主体需缴纳“非交易过户费”及“非交易转让印花税”。但就缴税与过户衔接问题，中登上海、深圳分公司规定有别：上海公司规定，应缴税款必须全部到账后方可办理过户手续；深圳公司则规定，有权机关未提交完税证明等并要求强制扣划的，“应在协助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中注明法院将督促当事人履行纳税义务等内容”。建议申请执行人及意向竞买人事前明确知悉股票拍卖过户税费缴纳相关要求，理性决策，并根据需要提前做好完税准备。作者 | 安杰世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周晗本文刊载于《商法》2023年12月/2024年1月双月刊。如欲阅读电子版，欢迎浏览《商法》官网。往期专栏精选新《公司法》重点概念评析境外投资人溢价减资的障碍及对策【商法视听】行政与司法双重视角下：证券虚假陈述的重大性外派至境内的外籍人员与境内公司的劳动关系长按扫码关注我们为了让您第一时间获取专业法律资源请常点“在看”并将“CBLJ 商法”设为星标

【通用】新公司法资本流出规则的变化

︽点击观看视频主讲人/李非易上海二中院机关团委书记、商事庭审判团队负责人上海法院审判业务骨干、上海法院十佳青年、上海二中院青年审判业务带头人，荣立上海法院2018年度个人二等功，2017年度、2020年度个人三等功曾办理首例诉讼投资协议效力认定案，审理的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法院仲裁司法审查十大典型案例、上海法院“100个精品案例”“100篇优秀裁判文书”“100个示范庭审”等，案例分析曾获全国法院优秀案例分析一等奖、三等奖曾执笔上海司法智库重大调研课题，在《法律适用》《证券法苑》《人民司法》《人民法院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获首届“法研灯塔杯”司法大数据征文比赛一等奖、“至正杯”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征文比赛二等奖等在上一期“至正开放麦”中，王曦法官围绕股东的出资义务这一问题介绍了新公司法的有关变化。作为广大创业者和投资人关注的问题是，当真金白银完成了出资，什么时候可以收回？换句话说，就是股东的出资在什么情况下，以什么形式，可以返还给股东。新公司法针对这种资本的回流，又有哪些限制性规定？和之前的公司法相比有什么变化？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要明确一个概念，我们这里说的出资，是指作为股东取得公司股权的对价，不包括股东向公司的借款，前者对应的是股权，后者对应的是债权，不在今天的讨论之列。其次还要明确一个原则，那就是股东的出资一旦投入公司就不能收回来了，千万不要觉得：我公司的钱也是我的，这是左口袋和右口袋的关系。这是不行的，否则今天想投就投，明天想撤就撤，公司资本的稳定性何在，和公司做交易的相对人利益又如何保障。所以公司法对“公司直接向股东的资金流出”这一现象是很敏感的，也是严格限制的。这也是新公司法第五十三条确立了不得抽逃出资规则的目的所在。当然，有原则就有例外，在一些情形下，公司的资金是可以向股东回流的，新公司法为此设置了几个通道和相应限制措施。第二百二十四条　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股东会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或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应当按照股东出资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相应减少出资额或者股份，法律另有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另有约定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个也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减资。既然我出资，把它减掉，自然就可以取回该部分出资。上一期节目里，王曦法官其实也提到了减资。我要补充的是，公司法对减资的程序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对债权人的保护标准是很高的。简单说就是：要减资，先还钱，或者担保。减资规则的债权人保护措施，实质上就相当于是对公司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算：能够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提供担保的公司，可以存续并减少注册资本；不能偿债或提供担保的公司，不得减少注册资本，且有可能进入破产程序。这里的问题是，怎样确保减资的信息真正通知到债权人，而司法实践中的减资纠纷也恰恰源自于没有通知到位就减资了。这次公司法修订，特别增加了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告通知方式，提升了减资通知的效果。第二百二十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减少注册资本的，股东应当退还其收到的资金，减免股东出资的应当恢复原状；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股东及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另外，新公司法增加了关于违法减资的后果的规定，填补了之前的空白。明确违法减资无效，并确立了相关股东“返还+赔偿”的责任形态。不仅如此，还对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管课以赔偿责任，确保债权人的安全。第二百一十条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实缴的出资比例分配利润，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配利润的除外；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所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利润，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得分配利润。第二百一十一条　公司违反本法规定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应当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股东及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二个让资金从公司回流的方法是分红。分红权是股权的重要权能之一，也是股东的合法收益。但需要注意的是，公司分红的资金必须是当年的税后利润。换言之：先赚钱，再分红。如果公司处于亏损状态，是不能分红的。不仅如此，公司法还要求在分红前提取必要的公积金。如果出现违法分配，股东需要退还分红款。和减资一样，这次公司法修订，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管要进行赔偿。第三个方法是让公司回购股权。公司使用资金，以合适的价格收购股东持有的股权，自然也就完成了资金向股东的回流和股东的退出。关于公司回购股权，公司法经历了从严格禁止到“原则禁止、例外允许”的过程。第一百六十二条　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四）股东因对股东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五）将股份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六）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根据新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二条，公司只有在六种情形下收购股东持有的股份，这与之前的规则并没有本质变化。这六种情况中，最常见的是减资，而《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对此作了明确，即应当先完成减资手续，才能进行回购，这就回到刚才讨论的第一个问题了。而实践中如何把回购和减资这两个程序衔接好，是有待商业实践和司法实践探索、回答的一个问题。另外值得进一步探讨研究的是，这种资金向股东的回流，是否也要考虑公司的经营情况，就像分红一样，目前法律没有明确，同样有待于实践与时间，来给我们答案。第一百六十三条　公司不得为他人取得本公司或者其母公司的股份提供赠与、借款、担保以及其他财务资助，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除外。● 为公司利益，经股东会决议，或者董事会按照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的授权作出决议，公司可以为他人取得本公司或者其母公司的股份提供财务资助，但财务资助的累计总额不得超过已发行股本总额的百分之十。董事会作出决议应当经全体董事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违反前两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除了三个常见的资金回流方式，商业实践中不少股东和公司会采用一些方式来变相完成资金回流。比如说，既然不让公司直接回购股权，那么可以让公司的其他股东来收购，这本没有问题，但是交易双方还会让标的公司对交易提供担保、借款或者其他资助行为，这样行不行？原来的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这次新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确立了禁止财务资助规则，原则上禁止了此类行为，除非是为了开展员工持股计划，或者是为了公司利益，经股东会或者董事会按一定要求表决通过，且财务资助累积总额不得超过已发行的总股本的百分之十。再比如，一些股东和公司之间会通过关联交易，完成资金从公司向股东的流出，那这样行不行呢？对这个问题，需要把新公司法的几个条文结合起来看。先澄清一个误区，公司法从来没有禁止关联交易，而是对可能损害公司利益的关联交易予以必要限制。第一百八十二条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者间接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应当就与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有关的事项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告，并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通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近亲属，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其近亲属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以及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有其他关联关系的关联人，与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适用前款规定。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管直接或间接与本公司进行交易，需要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告，并获得决议通过，否则这个交易是不能开展的。是否有人马上会问，今天讨论的不是公司向股东的资金流出问题吗，上述这个规定是针对董事、监事、高管的，和股东有什么关系？第一百八十条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应当采取措施避免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冲突，不得利用职权牟取不正当利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勤勉义务，执行职务应当为公司的最大利益尽到管理者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担任公司董事但实际执行公司事务的，适用前两款规定。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明确界定了董事、监事、高管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的基础上，在第三款特别针对实际执行公司事务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了规定，将忠实勤勉义务同样施加给了他们。而刚才提到的第一百八十二条关联交易条款，正是忠实勤勉义务的具体化。所以，通过体系解释不难发现，新公司法关于关联交易的限制同样适用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综上可以看到，如果大股东想要通过关联交易来完成资本回流，恐怕还要经过股东会或者董事会的考验，换言之：要想关联交易，必须先去决议。第一百八十五条　董事会对本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至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的事项决议时，关联董事不得参与表决，其表决权不计入表决权总数。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不足三人的，应当将该事项提交股东会审议。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进一步明确，关联董事是要回避的，并不能参与表决。同样的道理，如果是在股东会，想要开展关联交易的关联股东也是需要回避表决的。上述这些规则，构成了规范公司资金向股东流出行为的规则体系，避免了公司责任财产的不当减损，确保了股东出资不被抽回，遵循了资本维持原则，从而维护了公司的资本信用，保障了债权人的信赖利益和商业市场的交易安全。对于优化我国法治化营商环境，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广大创业者、投资人、包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都应当对此进行了解，并遵守。商事律师、法官等法律人也应当对相关规定予以重视，在诉讼双方争议的事实之外，额外地关注公司资本规范的遵守情况，避免产生公司资本的不当流出，防止案件的溢出效应。责任编辑 | 郎振宇视频 | 贝子君 夏佳超 戚智皓版面编辑 | 周彦雨

【通用】2023年度十大法律监督案例深度解读：严厉打击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犯罪，传递“零容忍”信号

严厉打击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犯罪 传递“零容忍”信号 解读案例:上市公司“獐子岛”违规披露重要信息,辽宁检察机关准确认定犯罪事实依法从严惩治证券犯罪 解读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新 资本市场,被称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资本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经济金融安全。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下称《意见》),明确指出“打击证券违法活动是维护资本市场秩序、有效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的重要保障”。这是资本市场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办、国办名义联合印发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高规格专门文件,涉及8个方面30项具体举措,其中强调坚持零容忍要求,依法严厉查处证券违法犯罪案件,加大对大案要案的查处力度。 为了贯彻落实《意见》,完善惩治和预防证券违法犯罪体制机制,2021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驻中国证监会检察室成立,这是健全资本市场行政执法与检察履职衔接协作机制的开拓之举,增强了打击证券违法犯罪的工作合力。2021年10月,最高检、公安部、证监会联合开展专项执法行动,从严打击证券违法犯罪,集中部署查办19起重大典型案件,“獐子岛”违规披露重要信息案就是其中之一。 在办理该案过程中,最高检指导地方检察机关通过对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獐子岛”公司)的财务数据进行穿透式审查,发现虚增、虚减利润数额等犯罪事实。在2016年,为了避免公司因连续三年亏损被暂停上市,“獐子岛”公司原董事长吴某某指使公司人员通过虚减营业外支出等手段,在公开披露的《2016年年度报告》中虚增利润1.3亿余元。后来,吴某某为了核销2016年度的虚增利润,指使公司人员编造虚假消息,对已采捕海域的扇贝虚假核销、减值,并且虚增捕捞面积和营业成本,在《2017年年度报告》中虚减利润2.78亿余元。检察机关在准确认定“两虚”利润数额的财务造假事实基础上,对吴某某等人以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提起公诉,并且获得有罪判决。“獐子岛”案件的办理聚焦资本市场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的突出问题,贯彻落实了《意见》关于依法从严从快从重查处欺诈发行、虚假陈述等重大违法案件的要求,强化重大证券违法犯罪案件惩治,是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执法司法体制和协调配合机制的成功范例,向资本市场传递“零容忍”的明确信号,充分发挥典型案件查处的警示教育作用。 从社会危害性看,“獐子岛”案所涉犯罪行为破坏证券交易市场最基本的信息披露制度,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在法律规制层面,为了强化对信息披露的监管力度,2019年修订的证券法在第五章专门设立“信息披露”章节,要求发行人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及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在披露信息时应当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且在法律责任方面大幅度提高行政罚款数额。与此同时,刑法修正案(十一)与新证券法联动修订,加大对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等资本市场违法犯罪的惩治力度,不仅对该罪增设第二档次的法定刑,而且将第一档次的法定最高刑由三年提高到五年;在罚金刑上,将过去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限额罚金刑,修改为无限额罚金刑。同时,将公司、企业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设为犯罪主体。在实操层面,“獐子岛”案的办理有力地落实了上述法律关于严厉打击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的规定。 当前,我国全面推行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在此新形势下,信息披露质量直接关系资本市场的运行效果,成为注册制改革的基础和保障。为此,我们需要以办理“獐子岛”案的典型意义为切入点,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落实最高检制定的《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 依法服务保障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依法严厉打击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财务造假犯罪,高质效办好每一个证券犯罪案件,依法保障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

【诉讼】浅析侵犯商业秘密案件“损害金额”之刑民认定规则

浅析侵犯商业秘密案件“损害金额”之刑民认定规则 作者：柴燕 荣获德和衡第五届律师实务学术年会二等奖 摘要：在科技进步和产业革命飞速发展的今天，商业秘密的保护对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至关重要。在侵犯商业秘密的案件中，刑事和民事领域均涉及“损害金额”的认定问题。本论文以“浅析侵犯商业秘密案件‘损害金额’之刑民认定规则”为题，在整理商业秘密的基本概念以及刑事和民事针对“损害金额”具体认定标准的前提下，以经典案例为指引探讨“损害金额”刑事和民事交叉认定的现状，包括民事可以直接依据刑事的情况和不能直接依据刑事的几种情况下如何认定，据此提出刑民认定规则的优化建议，以期更明确地解答实务中侵犯商业秘密案件“损害金额”的认定问题。 关键词：侵犯商业秘密  损害金额  刑民交叉  认定规则 一、本论文讨论之问题的提出 （一）刑事和民事应当统一“商业秘密”的概念 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对象是商业秘密，与其他知识产权具备较为清晰的保护边界不同，其没有明确的权利外观，司法实践中往往在侵权行为发生后再涉及商业秘密构成与否的评价。[1]笔者认为，应当统一刑事、民事对于“商业秘密”概念的定义。 民事上，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0423）（以下简称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四款将不是技术信息或经营信息的其他信息纳入秘密信息，明确“本法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反映了创新知识产权拓宽保护范围的立法趋势；刑事上，《刑法修正案（十一）》（20210301）（以下简称《刑修十一》）删除了对商业秘密定义的规定。这意味着刑法对于商业秘密的认定不再局限于原条文的定义，认定标准具有开放性。对于《刑修十一》生效后如何评判商业秘密的范围，2023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亦未做出明确规定。 笔者认为，上述立法变动反映出对商业秘密刑事保护力度的增强与立法者侧重保护市场竞争秩序的规范目的。司法机关参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民事法律规定具体认定商业秘密，更有利于维护刑法条文的稳定性。但不论用语表述为何，商业秘密必须具备非公知性、价值性和保密性。 （二）刑事和民事原则上统一了侵犯商业秘密的具体行为方式，但刑事认定更为严格 《刑法》（20210301）（以下简称新《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2]和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3]分别对侵犯商业秘密的具体行为进行了列举式规定，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方式的认定趋于统一，具体为： 1、非法获取，具体指以盗窃、贿赂、欺诈、胁迫、电子侵入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行为； 2、非法获取+使用，具体指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行为； 3、违反规定使用，具体指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行为； 4、明知/应知+使用，具体指行为人明知或者应知上述三种情形，仍获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该商业秘密的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刑修十一》删除了“应知”表述，明确只有主观“明知”才可以入罪，而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则保留了“应知”条件下亦可构成侵犯商业秘密，体现了刑事“证据确实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据要求与民事“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的差异。 综上，笔者对侵犯商业秘密的具体行为方式简化描述为：“非法获取”、“非法获取+使用”、“违反规定使用”和“明知/应知+使用”四种类型，此分类便于后文分析侵犯商业秘密不同行为方式下“损害金额”的刑民认定规则。 （三）刑事对于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构成犯罪的认定标准 《刑修十一》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犯罪类型进行了修订，将原刑法有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之一，“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修改为“情节严重”，升格量刑标准“造成特别严重后果”修改为“情节特别严重”。[4]在此次修正案之前，侵犯商业秘密罪在条文设置上属于结果犯。然而在当下的互联网经济环境之下，随着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商业秘密难度降低与手段的多样化，对于权利人而言，即使没有对其产生实际损失，也会对其形成巨大的威胁。基于日益迫切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市场需求，《刑修十一》对本罪作出大量的修订，其中之一即将入罪要求由“造成重大损失”修改为“情节严重”，意味着损失数额将不再是入罪的唯一标准。 然而，当以情节作为入罪和量刑标准考量时，尤其在进行升格量刑的考量标准上，难以再做明确规定。《刑修十一》前后，对于升格量刑的标准均为“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或者因侵犯商业秘密违法所得数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即使《征求意见》亦未将侵犯商业秘密的次数等情节列为升格量刑的标准。因此，本文对于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构成犯罪的认定标准仅讨论“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和“因侵犯商业秘密违法所得数额”两种情形。 （四）民事对于侵害商业秘密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认定标准 相较于刑事，民事对于侵害商业秘密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认定较为单一，且对侵权行为并未规定数额大小的标准。因此，对于侵害商业秘密行为，只要给权利人造成损害，均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只有达到“情节严重”的行为，才能以刑事犯罪进行评价，这也是侵害商业秘密案件刑民交叉认定规则不同的应有之义，而本文重点不在于讨论数额大小的区别，而在于讨论刑事和民事对于损失数额、赔偿数额认定方式的区别。 （五）本文采用“损害金额”的广义概念对侵犯商业秘密的刑事、民事认定规则进行讨论 上文可见，我国刑事和民事法律的规定并未统一的提出“损害金额”这一概念。为便于讨论侵犯商业秘密案件刑事、民事对于相关“数额”的认定规则，本文将刑事规定的“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因侵犯商业秘密违法所得数额”和民事规定的“因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受到损害的经营者的赔偿数额”，归纳为广义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害金额”，并对此概念下、针对不同的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方式、刑事和民事的认定规则进行分析。 二、刑事对“损害金额”认定的情形和适用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20200914）（以下简称《解释三》）第五条详细规定了刑事案件中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所造成的“损害金额”的认定方法与计算方式。因侵权行为方式和结果不同，认定方法主要有两类：损失数额和违法所得数额，其中损失数额又分为合理许可使用费、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三种。[5] （一）合理许可使用费 针对“非法获取”型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因行为人主观或客观原因尚未对外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因此仅能以合理许可使用费作为认定损失数额的依据。而对于“非法获取+使用”型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给权利人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数额与合理许可使用费择高适用。 商业秘密许可使用费是权利人所享有的可期待利益，司法实践中，通常参考涉案相关许可使用协议中所约定的许可使用费予以确认，并要求该许可使用费已实际履行。[6]若无实际发生的许可使用费，可参考市场上同类许可使用费的价格或者采取评估虚拟许可使用费的方式，由鉴定评估机构出具体的鉴定评估意见。行为人或者侵权人若对许可使用费金额及合理性质疑，应当能够从鉴定评估的专业角度提出评估方法、评估基准日、商业秘密的生命周期、技术贡献率、分成率、折现率、侵权实施规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司法机关审查认为有必要时，可聘请或指派有专门知识的人辅助审查或出庭。[7] （二）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 针对“非法获取+使用”、“违反规定使用”和“明知+使用”三种类型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造成损失的数额均应优先以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作为认定依据。因为该损失往往被认为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给权利人造成的“实际损失”或者“直接损失”，因此具有较高的、直接的参考价值，然而在适用时却存在着举证或者取证难等问题。《解释三》第五条对计算方法进行了明确规定，但值得注意的是，《征求意见》删除了“每件侵权产品的合理利润”作为计算“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的考量因素而将其作为计算“违法所得数额”的考量因素，反映出立法技术的进步。 在统计销售量时，实践中权利人销售量的减少还可能存在涉案侵权行为以外的其他市场因素，因此准确确定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量减少的总数难度较大。而侵权产品的销售量可通过调取合同、发票、转账记录等方式予以查实，因此司法实践中多根据侵权产品销售量乘以权利人每件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 在计算合理利润时，笔者认为，因商业秘密权利人需付出研发成本，且侵犯商业秘密案件实质上是侵权人以较低的成本侵占权利人享有的市场份额，从而获取暴利，如使用营业利润或净利润计算损失有失公允，因此宜采用毛利润作为权利人合理销售利润来计算损失。同时对于技术信息型的商业秘密，应当考虑技术对整体技术（公知技术除外）的贡献程度，即技术贡献率。因技术贡献率及利润率等的核算也涉及到专业知识，实践中也应由鉴定评估机构出具具体的鉴定评估意见为宜。 （三）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 以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作为认定损失数额，仅适用于因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导致商业秘密已为公众所知悉或者灭失的情形下，对应的三种行为类型与（二）相同。 商业秘密价值的衡量以研发成本为重要指标，并根据实施商业秘密的收益、预期收益、保持竞争优势的时间长短、秘密公开后是否能再更新优化等因素综合确定。[8]因涉及专业问题，司法实践中多由鉴定评估机构出具具体的鉴定评估意见作为认定证据。 值得注意的是，实践中对侵权人秘密使用过程中商业秘密被公众所知悉或者灭失的情况，笔者认为此种情形下损失数额的认定应以商业秘密被公众所知悉或者灭失的具体时间为界，将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和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累加计算。 （四）违法所得数额 针对三种“使用”型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造成损失的数额可以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数额作为认定依据。笔者认为，其单独适用应以“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难以认定为前提，否则应与“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择高适用。 《解释三》仅规定了“因披露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商业秘密而获得的财物或者其他财产性利益，应当认定为违法所得”，该规定其实是限缩了“违法所得数额”的适用情形。实践中，使用侵权商业秘密进行生产、销售而获利的情形，逻辑上应当属于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数额，而《解释三》将此列于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的规定中，《征求意见》对此进行了调整，体现了立法的严谨。 （五）不同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方式下对“损害金额”的认定规则 结合以上分析，刑事对于不同类型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对“损害金额”的认定规则，可做如下列表式总结： 三、民事对“损害金额”认定的情形和规则 （一）民事案件中“损害金额”的认定方式 虽然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类型与刑法的规定一致，但是在规定损害赔偿方式上，却并未以行为类型为依据进行明确区分。 首先，侵害商业秘密可归类于侵权纠纷，民事责任承担方式自然包含停止侵害、返还或者销毁商业秘密载体等行为方式，但是本文不做论述。 其次，根据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七条、[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0912）（以下简称《侵犯商业秘密民事规定》）第十九条[10]，民事对于“损害金额”的认定方式可概括两大类，补偿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其中补偿性赔偿包括实际损失、侵权获益、法院酌定、商业价值四种方式。 （二）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 现行民事法律并未对侵犯商业秘密损害赔偿的实际损失如何认定做出详细规定。《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10101）（现已失效）就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的损失认定所做的针对性的规定仍具有较大意义。该解释第十七条规定相关损害赔偿数额认定可以参照确定侵犯专利权的损害赔偿额的方法进行。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确定方法详见于《专利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20210101）（以下简称《专利纠纷规定》）第十四条中。从上述规定看，与刑事上“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的认定规则趋于一致。 值得一提的是，《侵犯商业秘密民事规定》第二十条将许可使用费仅作为确定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的一种方式。对于商业秘密的许可使用费的计算和鉴定评估方法，[11]笔者认为，刑、民应当做一致性的解释。 （三）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 同上，现行民事法律亦并未对侵犯商业秘密损害赔偿的侵权获益如何认定做出详细规定。基于上述相同的法律规定路径，《专利纠纷规定》第十四条[12]与刑事上“违法所得数额”的认定规则类似又有所区别。主要区别在于：其一，刑事的违法所得数额包含了“因披露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商业秘密而获得的财物或者其他财产性利益的价值”；其二，尚未正式公布并生效的《征求意见》对根据侵权产品销售量确定违法所得数额的，仅规定乘以每件侵权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而民事上区分侵权人是否完全以侵权为业，分别以销售利润和营业利润计算“合理利润”。 （四）法院酌定赔偿 在前述两种方法无法确定赔偿额时采用500万以下酌定赔偿额的法定赔偿方法。这一方法解决了实际损失和侵权获利数额认定的困境，通过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拓宽和加强了权利人的救济渠道和救济力度，在实践中具有较高的适用比例。然而，法律对酌定因素的规定相对抽象，实践中法官的操作难度较大。从《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精神来看，损害赔偿额的确定始终应当以商业秘密的价值为核心，酌定赔偿亦不例外，法院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情节进行综合判断从而确定赔偿标准，具体可参照商业秘密的性质、商业价值、研究开发成本、创新程度、能带来的竞争优势以及侵权人的主观过错、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后果、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等因素。[13] （五）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 《侵犯商业秘密民事规定》第十九条明确规定，对于因侵权行为导致商业秘密为公众所知悉的，人民法院依法确定赔偿数额时，可以考虑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在认定商业价值时，应当考虑研究开发成本、实施该项商业秘密的收益、可得利益、可保持竞争优势的时间等因素。[14]笔者认为，对于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的计算和鉴定评估方法，刑、民应当做一致性的解释。 （六）惩罚性赔偿 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赔偿相对。前者在后者的基础上增加数倍作为赔偿额，具有惩罚侵权行为、威慑侵权人的功能。惩罚性赔偿并非商业秘密侵权案件的基础赔偿，且适用条件与前述基础赔偿完全不一致，是为了惩罚经营者的恶意侵权行为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而额外制定的惩治措施。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需同时满足“恶意实施侵权行为”的主观要件与“情节严重”的客观要件。《惩罚性赔偿解释》对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如故意侵权的认定标准、认定情节严重的考量因素，以及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计算基数、侵权赔偿与行政罚款、刑事罚金的关系等作出了较为细致的规定，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值得注意的是，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应以实际损失数额、违法所得数额、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为基数；以上无法确定的，可参照该权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并以此作为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计算基数；该基数不包括原告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15] （七）民事法律规定下的“损害金额”认定方式的适用顺序 综合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惩罚性赔偿解释》的规定，笔者认为：首先，在商业秘密尚未因侵权行为被公共知悉或灭失的情况下，认定“损害金额”应当优先以实际损失为依据，其次考虑侵权获利，以上无法确定时，可以许可使用费的倍数作为依据，以上三种方式下，若侵权人符合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还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以上均无法确定时，最后再采用法院酌定赔偿；其次，在商业秘密因侵权行为被公共知悉或灭失的情况下，则直接适用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确定损害赔偿数额，同样的，若侵权人在使用过程中导致商业秘密被公众所知悉或者灭失，以商业秘密被公众所知悉或者灭失的具体时间为界，应当将被公众知悉或灭失前的赔偿数额和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累加计算；最后，对于权利人为制止商业秘密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无论采用何种方式确定损害赔偿数额，均应单独计算。 四、刑事和民事交叉认定的规则 （一）民事可以直接依据刑事的情况 商业秘密刑民交叉案件属“因同一法律事实同时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竞合型”刑民交叉案件，适用“先刑后民”。《侵犯商业秘密民事规定》第二十五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诉讼举证参考》（下称《举证参考》）第五十八条规定涉及同一被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前提下，当事人以刑事案件未审结为由请求中止民事案件审理的，法院可予支持。由此可见，“先刑后民”的审理顺序和立场在我国拥有程序法支持。其次，一般而言，在侵犯商业秘密的案件中侵权人的行为通常具备较高的隐蔽性，权利人都存在证据搜集困难的问题，因此，尽早让公权力介入，更有利于搜集行为人的犯罪证据，查清犯罪事实，进而避免民事诉讼在事实认定上出现错误或偏差。[16] 1. 证据预决力 原则上，刑事诉讼中预决的事实对于后行的民事诉讼具有预决效力。但是，先行刑事案件预决事实的预决力并不是没有条件的。除了先行判决已经生效，先行案件裁判所确定的事实与后行案件事实存在相关性外，预决事实的证明必须遵循法定程序。就先行刑事案件对后行民事案件而言，有罪的事实认定当然地构成预决力，而无罪的事实认定则需要区分是因为被告人确实未参与未实施犯罪行为，还是因为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如果是前者则有预决力，如果是后者则因为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同可能有不同的认定。[17]根据《侵犯商业秘密民事规定》第二十二条，《举证参考》第五十六条，在先刑事程序的证据并不具有当然的证明力，在后民事程序中仍需对刑事程序中获取的证据经过质证审查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 2. 损害金额 《侵犯商业秘密民事规定》已有明确规定，“当事人主张依据生效刑事裁判认定的实际损失或者违法所得确定涉及同一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民事案件赔偿数额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如音王电声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辉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21)浙02民初1093号，对“最佳的压缩器”的赔偿数额，民事直接以刑事为依据。 （二）刑事认定的许可使用费能否直接作为民事认定赔偿数额的依据 如前所述，刑事方面，在“非法获取”和“非法获取+使用”两种类型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方式下，均可采用许可使用费作为认定损失数额的依据；民事方面，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将许可使用费作为认定实际损失的一种方式，并由人民法院根据许可的性质、内容、实际履行情况以及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后果等因素确定。可见，民事上不主张直接采用刑事认定的许可使用费数额确定实际损失，而是附加了适用条件，且并未区分不同的侵权行为类型。 笔者认为，此种情况下如何认定，还是应当结合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方式进行分析，对于“非法获取”型，因为侵权人并未实际使用商业秘密，若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已被实际制止、承载商业秘密的载体已被收回或销毁，则可认定侵权行为未造成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在我国知识产权民事损害赔偿适用以“补偿为主、惩罚为辅”的裁判规则下，不应以许可使用费作为民事损害赔偿的依据，如音王电声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辉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21)浙02民初1093号，对“卡迪克调音台三项技术信息”的赔偿数额，不支持原告以刑事案件中确定的虚拟许可费损失作为依据主张民事案件中的实际损失。而对于“非法获取+使用”、“违反规定使用”和“明知/应知+使用”型，需结合商业秘密的侵权使用情况，按照《侵犯商业秘密民事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确定是否直接适用。[18] （三）刑事不起诉的情况下，民事如何认定 对于民事上认为构成侵权行为，刑事上却认为证据不足而不起诉的情形，也时常存在。这根本上在于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证据认定标准不同，民事诉讼采取的是“优势证据原则”，达到“高度盖然性”的的要求，能够使法官达到内心确信，便可认定。而刑事诉讼则以“排除合理怀疑”为准则，在证据采信标准上要严格得多。虽然刑事案件没有认定，但侦查阶段委托评估的金额，可以作为民事案件的判决参考。后续起诉的民事案件审理时，在判赔金额上，可不必再受刑事立案标准数额的限制。[19]如武汉大西洋连铸设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宋祖兴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2019)最高法民再135号案。[20] （四）基于不同法律事实所产生法律关系的情况下如何认定 如宁波必沃纺织机械有限公司、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秘密许可使用合同纠纷(2019)最高法知民终333号二审民事案件，权利人以侵权人违反《采购协议》、《保密协议》为由提起合同之诉，系技术秘密许可使用的合同法律关系。而公安局所立案侦查的，系侵犯商业秘密的侵权法律关系。二者所涉法律关系不同，并非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所产生之法律关系。故最高院认为原审法院应当将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并继续审理本案所涉技术秘密许可使用合同纠纷。[21] 五、刑民认定规则的优化建议 （一）加强商业秘密保护的法律框架建设 首先，明确可参照的许可使用费标准：针对民事和刑事交叉认定中涉及许可使用费的问题，建议法律明确可参照的许可使用费的确定标准，避免在实践中出现不一致和歧义的情况。可以考虑以市场行情、相关协议中约定的费用以及商业秘密的价值等因素为依据，综合考量确定合理的许可使用费。 其次，强化刑事证据在民事审理中的预决力：在商业秘密的刑民交叉案件中，应加强刑事证据在民事审理中的预决力与质证审查，确保先行刑事案件已经生效的证据能够有效地作为后续民事审理的参考依据，减少重复收集证据，加快审理进程，提高效率，并确保判决结果的公正性与可信度。 最后，完善刑民交叉认定机制：建议制定更加详细、具体的刑民交叉认定机制，明确先行刑事审理与后续民事审理的程序衔接和信息共享，促进刑事和民事审理的协调和一致性。在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中，相关部门应及时共享信息，确保刑事和民事认定的基本事实一致，避免因证据不足或信息不全造成不同判决结果。 综合上述建议，通过明确标准、加强证据预决力、完善认定机制以及提高赔偿数额，可以优化刑民交叉认定规则，进一步加强商业秘密的保护，维护知识产权的合法权益，促进商业环境的公平和健康发展。 （二）统一刑事和民事对“损害金额”的认定标准 如前所述，刑事和民事对“损害金额”的认定方式和计算方法多有不同。有学者认为，侵犯商业秘密刑事规定的“重大损失”的认定应该是一个系统的、综合性的数量比例关系问题，任何以一种单一的、静态的认定标准来界定“重大损失”的尝试注定是失败的，都无法全面评价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给权利人造成的利益损失，因此应当提倡一种综合量化模式，具体来讲就是将权利人损失、侵权人违法所得、商业秘密的市场价值、权利人市场保有率等因素，根据一定数量关系推导出一套“重大损失”的计算公式。[22]笔者认为，刑事和民事部门应共同制定统一的商业秘密侵权认定标准，确保刑、民在判定案件事实和数额时能够达成一致。统一标准有助于减少不同判决结果的可能性，提高刑民认定规则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 （三）进一步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制度，建立健全“三级联动、三审合一、三位一体”的知识产权审判模式 最高人民法院自2000年至今基本确立知识产权一审民事案件由中级法院以上法院审理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全国法院推进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审判“三合一”工作的意见》（20160705）提出涉商业秘密的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由知识产权审判庭统一审理。[23]针对具体的审判管辖形式，笔者认为，按照民事案件管辖和刑事案件管辖相一致的基本思路，如果各地相关辖区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则基于知识产权案件的专业性特点，相关刑事案件也不宜由基层人民法院审理。鉴于此，需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制度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明确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程序、管辖范围、庭审方式等，以确保知识产权案件能够在统一的法律框架下得到有效审理和保护。 注释及参考文献（向上滑动阅览） 注释： [1] 夏朝羡,贾文超.民刑交叉视域下的商业秘密刑法保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修改切入[J].广西警察学院学报,2021,34(01):28-34. [2]“有下列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以盗窃、贿赂、欺诈、胁迫、电子侵入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 “（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 “（三）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 “明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该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论。 “本条所称权利人，是指商业秘密的所有人和经商业秘密所有人许可的商业秘密使用人。” [3]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一）以盗窃、贿赂、欺诈、胁迫、电子侵入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三）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 （四）教唆、引诱、帮助他人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获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经营者以外的其他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实施前款所列违法行为的，视为侵犯商业秘密。 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员工、前员工或者其他单位、个人实施本条第一款所列违法行为，仍获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该商业秘密的，视为侵犯商业秘密。 本法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 [4]“二十二、将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修改为：“有下列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5]《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五条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行为造成的损失数额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可以按照下列方式认定： （一）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尚未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该项商业秘密的合理许可使用费确定； （二）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后，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确定，但该损失数额低于商业秘密合理许可使用费的，根据合理许可使用费确定； （三）违反约定、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确定； （四）明知商业秘密是不正当手段获取或者是违反约定、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允许使用，仍获取、使用或者披露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确定； （五）因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导致商业秘密已为公众所知悉或者灭失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该项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确定。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可以根据该项商业秘密的研究开发成本、实施该项商业秘密的收益综合确定； （六）因披露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商业秘密而获得的财物或者其他财产性利益，应当认定为违法所得。 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量减少的总数乘以权利人每件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销售量减少的总数无法确定的，可以根据侵权产品销售量乘以权利人每件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量减少的总数和每件产品的合理利润均无法确定的，可以根据侵权产品销售量乘以每件侵权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商业秘密系用于服务等其他经营活动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而减少的合理利润确定。 商业秘密的权利人为减轻对商业运营、商业计划的损失或者重新恢复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其他系统安全而支出的补救费用，应当计入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的损失。 [6] 范晓波.以许可使用费确定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额探析[J].知识产权,2016,No.186(08):99-105. [7]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金义盈侵犯商业秘密案，JZD102-2021. [9]其中规定了民事案件中因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受到损害的权利人的赔偿数额的认定方式，包括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法院酌定赔偿三种方式，还规定了前两种方式前提下的惩罚性赔偿。 [10]“因侵权行为导致商业秘密为公众所知悉的，人民法院依法确定赔偿数额时，可以考虑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 [11]“权利人请求参照商业秘密许可使用费确定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许可的性质、内容、实际履行情况以及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后果等因素确定。” [12]“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可以根据该侵权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总数乘以每件侵权产品的合理利润所得之积计算。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一般按照侵权人的营业利润计算，对于完全以侵权为业的侵权人，可以按照销售利润计算。” [13]张蓓贝,刘银喜.商业秘密侵权损害赔偿的若干问题[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8(02):124-128. [14]“因侵权行为导致商业秘密为公众所知悉的，人民法院依法确定赔偿数额时，可以考虑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人民法院认定前款所称的商业价值，应当考虑研究开发成本、实施该项商业秘密的收益、可得利益、可保持竞争优势的时间等因素。” [15] [16]刘海璇.侵犯商业秘密刑民审查与衔接问题的思考[J].中国检察官,2022,No.386(08):41-45. [17]武汉大西洋连铸设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宋祖兴公司盈余分配纠纷（2019)最高法民再135号 [18]音王电声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辉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21)浙02民初1093号 [19]刘海璇.侵犯商业秘密刑民审查与衔接问题的思考[J].中国检察官,2022,No.386(08):41-45. [20]武汉大西洋连铸设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宋祖兴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2019)最高法民再135号 [21]宁波必沃纺织机械有限公司、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秘密许可使用合同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知民终333号 [22]庄绪龙：《侵犯商业秘密罪危害结果认定标准新论—基于一种数学模型的考虑》，载《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6期。 [23]“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审判“三合一”是指由知识产权审判庭统一审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 作者简介 柴  燕 权益合伙人 柴燕，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具有会计师、基金从业、并购交易师资格，担任刑民行交叉疑难案例研究中心秘书长、青岛市市南区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委员。擅长办理刑事辩护、刑民交叉争议解决、商业秘密保护案件。 手机：13165327467 邮箱：chaiyan@deheheng.com

【诉讼】最高法司法观点：约定违约金过高，但在当事人未到庭等缺席判决的情况下，法院应否主动调整？

新朋友点击↑↑蓝字关注我们 专注于民商事领域，发布实用价值的干货！ 正文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回法庭 编《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回法庭裁判规则》，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 问：约定违约金过高，但在当事人未到庭等缺席判决的情况下，法院应否主动调整？违约金应当计付至判决生效之日还是实际清偿之日？ 守约方提起诉讼要求支付约定违约金，违约方未出庭应诉缺席判决的，人民法院应当兼顾合同自由与合同正义，根据能够查明的案件事实，经审查认为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标准过高的，可以予以适当调整。 当事人之间约定了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即使人民法院就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作出生效裁判，如果违约事实仍然存在，那么按照约定方法计算的损失赔偿额就可以继续计算，因此违约金应当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另外，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违约金条款，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以新的协议明确约定变更或者取消先前关于违约金的约定，那么应当依据新的协议约定进行裁判。 相关案例 (2016)京0105民初33953号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适当减少。本案中，根据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被告应于2016年4月30日前将涉案房屋交付原告，后因建委过户系统变化，双方实际于2016年5月6日完成房屋过户手续，原告要求被告于2016年5月6日交付涉案房屋并进行物业交割理由正当。被告于2016年6月22日才将涉案房屋交付并进行物业交割原告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原告就此向被告主张违约金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但双方之间的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高，本院考虑合同履行情况、原告因此所受损失等情况，对违约金金额酌情调整。被告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判决。 相关规定 《民法典》 第五百八十五条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 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会议纪要》 一、11． 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损失范围应当按照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规定确定，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 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增加违约金的，增加后的违约金数额以不超过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规定的损失为限。增加违约金以后，当事人又请求对方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减少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规定的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判。约定的违约金超过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规定确定的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相对人主张违约金约定合理的，也应提供相应的证据。 （放到你圈子里，朋友们会感激您） 如需聘请律师请联系： 吴取彬律师 隆安（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1号港汇广场1座11层 （服务范围：商事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婚姻家庭、执行异议与复议及追加被执行人等） 联系电话：13817276735 邮箱：wuqubin@longanlaw.com 永远值得您关注的法律公众号 ↓↓↓↓↓↓ ↓长按二维码即可关注↓ 最后，小编恳请大家做一件事，由于微信修改了推送规则，没有经常留言或点“在看”的，会逐渐看不到我们推送的内容！如果你还想每天看到我们的推送，请将“诉讼与执行”加为星标或每次看完后点击一下页面下端的“在看”和“点赞”，拜托

【诉讼】最高法民二庭：涉及公章问题的裁判思路

来源： 节选自最 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研究室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 【涉及公章问题的裁判思路】 综合前述分析，人民法院在处理涉及公章问题的案件时，应当坚持以下裁判思路。 首先，人章关系的核心要看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 通过对异常人章关系的类型化分析可以发现，考察人章关系的核心在于确定行为人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 只要行为人有代表权或者代理权，即便未加盖公章甚至加盖的是假章，都要对法人、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反之，行为人没有代表权或者代理权，也不会因为加盖了公章就使越权代表或无权代理转化为有权代表或有权代理。在认定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时，要区分是代表还是代理，代理则要进一步区分是委托代理还是职务代理，从而在认定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以及越权代表或无权代理的后果上有所区别。 其次，相对人负有核实行为人身份及权限的义务。 相对人应当核实与其交易的对象究竟是自然人本人还是其所代表或代理的法人、非法人组织，也就是说，相对人有核实缔约当事人身份的义务。一旦认定缔约当事人是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还应当进一步核实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具体来说：一是要核实行为人的身份，如核实行为人是否为委托代理人或者职务代理人。前者主要审查有无授权委托书，该项审查主要是形式审查；后者主要审查行为人是否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工作人员以及是否享有法定职权，行为人的工作场所、工作时间乃至着装等可能给予相对人行使职权的外观，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二是核实行为人的代理权限，确定是否为无权代理。在委托代理中，主要考察授权委托书载明的授权范围、授权时间；在职务代理中，需要考察工作人员的职权，重大交易还需要了解作为被代理人的章程、机构设置、合同审批流程等。总之， 相对人审核的对象既包括人，例如核实行为人的身份以及是否具有代表或代理权限；也包括章，例如所盖公章的类型及真伪；还包括人章的结合，例如在什么地方以何种方式盖章；等等。 就此而言，笼统地说“认人不认章”是失之偏颇的。 最后，盖章行为给人以行为人有代理权的外观。 为保障交易便捷和交易安全，相对人审核行为人的身份及代理权限是有限度的，在相对人已尽合理审查义务但仍未核实行为人的身份及权限的情况下，此时法人、非法人组织的盖章行为往往给人以行为人有代理权的外观，使相对人成为“善意”相对人，很大程度上可能构成表见代理。当然，能否构成表见代理，还需要考察相对人是否无过失，对此，本书不再展开。 新《公司法》重大修订35项内容全网最全解读！ 新旧公司法7大变化及存量企业应对策略新《公司法》下，以前未实缴的公司怎么办？减资、股权转让、注销，选哪个？ 新公司法中比“5年内出资”更可怕的条款 新《公司法》关于国资国企治理与合规的十条特别规定详解 2023年度公司法十大典型案例 新《公司法》生效前，股东必须做的10件事情 最新公司法41项重点修改内容（附录新公司法全文） 最高法：仅加盖公司公章而无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字的合同效力如何认定？即使当事人没有明确主张合同效力问题，法院也可直接审查认定 干货！高院：关于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审理会议纪要（2023） 最高院：公司股东未实缴出资即转让股权，逃避债务，应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最高法：公司法定代表人将公章交于他人管制的行为，应视为其已赋予持有人对外使用公章的权利 未实缴出资的股东在出资期限届满前转让股权,能否被追加为被执行人? 最高院：公司账户与股东账户之间存在大量、频繁的资金往来可能导致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公司的挂名法定代表人可以通过诉讼涤除登记吗？ 最高人民法院116件公司人格混同案例分析报告 公司印章管理中必须要知道的23个法律问题 最高法院：是否存在人格混同，最根本的判断标准是公司是否具有独立意思和独立财产 最高法院改判案例：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符合条件债权人起诉股东要求出资加速到期，公司住所地为侵权实施地，该住所地人民法院具有管辖权 实务 | 最高法院十大公司纠纷典型案例及裁判规则(附全文) 公司实际控制人需要承担的主要法律责任汇总 最高法法官会议纪要：股权转让协议，受让人履行付款义务可以有期限，但不能附条件 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中易混淆的四个问题 最高院：公司法定代表人出具“我愿还款”承诺书并加盖公司公章的，其中的“我”代表本人还是公司 最高法新案例：虽非一人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股东不能证实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亦应对公司相关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最高法：可以作为认定一人公司与股东财产独立的审计报告认定规则 最高法公报案例：股东收取公司转款的行为虽不构成人格混同，但亦应在其所收款项及利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更换法定代表人，原法定代表人满足特定条件可解除限高措施！ 公司法中的20种连带责任及其承担方式 法定代表人的六个主要法律风险——专业律师支招到底担不担任法定代表人 最高院：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不适用公司未经清算注销，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 最高法院公报案例：股东将其持有的公司股权转让后，是否仍享有利润分配请求权？ 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中易混淆的四个问题 最高院：公司账户与股东账户之间存在大量、频繁的资金往来可能导致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最全整理！连带责任法律依据汇总 挂名法定代表人可以通过诉讼涤除登记吗？ 最高院判决：银行因虚假承诺“续贷”，骗取过桥方资金，需要依法赔偿过桥方本金及利息损失！ 高法裁判观点：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情况下，股东出资应加速到期 最高院：一人公司股东的配偶应否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最高院：股东是否履行了出资义务，应否以工商行政部门的备案登记为准 重磅！国资委：对国有资产管理中股权交易、无偿划转等29个问题的集中回复 最高法院公报2022全年案例裁判要点汇编 公司悄无声息的被注销了，未清偿的债务由谁承担... 《公司法》重大修改！6大核心要点！（含完整版） 最高法院有关股份代持裁判意见13条 最高院判决：股东欠缴出资，全体董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挂名法定代表人可以通过诉讼涤除登记吗？ 法定代表人的13类法律风险 法院追加当事人的17种情形！一文讲清！ 北京三中院通报涉股东责任承担典型案例 最高院：同一人担任多家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在财产、业务、管理等方面存在混同，不足以否认公司 最新判决！最高院：一人公司股东的配偶应否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最高院：可追加公司股东为被执行人的11种法定情形！ 最高院公报案例：股东收取公司转款的行为虽不构成人格混同，但亦应在其所收款项及利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最高法判决：股东未出资，全体董事对未出资部分向债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最高院案例：如何才能证明一人有限公司与股东财产独立，看最高院关于审计报告的认定规则！ 最高院公报案例：股权让与担保的认定及法律后果 最高法法官会议纪要：股权转让协议，受让人履行付款义务可以有期限，但不能附条件 最高法院公报案例：公司股东会以多数决方式通过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对章程确定的股东出资期限作出修改的，该项决议是否有效？ 最高法法官会议纪要：有限责任公司未依法办理减资手续，其股东应否以及如何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 人民法院报案例：认缴出资未到期就转让股权的股东，可以追加为被执行人 公司印章管理的17个核心问题，帮你精准把控风险  最高法：一人公司可通过提交审计报告用以证明其财产独立，但如存在审计失败情形的，应认定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混同 法官总结：“一人公司”在法律适用中的3大争议问题 国资转让丨国务院国资委就39号文、国有股权转让增资等问题的实务解答  最新判决！最高院：一人公司股东的配偶应否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股权转让26个法律风险全解读 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的四个特殊问题 上下滑动查看 ❖ 欢 迎 分 享 到 朋 友 圈 ❖ 喜欢就“点赞”＋“在看” ↓

香港外商代表：23条立法将为在港外商提供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

中新社香港2月25日电 (记者 戴小橦)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公众咨询将于2月28日结束。特区政府早前举行多场咨询会，包括向上百名外国驻港使节及总领事、外国商会代表等介绍立法咨询文件内容并听取建议。多位在港外国商会代表近日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将为在港营商的外资企业提供更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 “稳定的营商环境对于商贸运作至关重要，国家安全法律的制定将为工商界发展提供必要的保障。”香港芬兰商会主席张年生认为，推进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将为在港营商的外资企业提供更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 “我不觉得有关立法工作会给香港的营商环境带来变化，如果说有变化，那便是香港的营商环境将得到改善以及更加稳定。”张年生表示，据他了解，很多在港营商的外资企业仍在继续当前的商业规划，且不会做出任何改变。 “在充满地缘政治竞争和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几乎每个地方都制定了相关法律，香港也应该更新并发展国家安全相关的法律。”香港新加坡商会副主席黄浩宸表示，推进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是因应当今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所需，“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他说，相信完成立法将更好维护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享有的高度自治和特殊地位，希望法例能够尽快落实，让香港能更好地发展经济，挖掘更多商业机会。 “我觉得大多数外国商会及使节都认同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落实工作。”香港印度尼西亚商会会董何震东表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已经清楚地向在港外国商会代表们解释了香港基本法第23条的执行条款，“针对那些怀有实质意图及动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及严重危害地方社会治安的行为，执法部门才会使用香港基本法第23条”。 “我们商会和我们的会员不会做任何违反国安法或香港基本法第23条的事，这个法例不会给我们带来不利影响。”香港德国商会主席赫佑汉说。 赫佑汉提到，特区政府已经通过多种形式和香港的外商们讲解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内容并解答问题。香港德国商会对此表示赞赏，也在积极参加所有相关会议。他表示，香港德国商会也会和总部位于欧洲的企业详细解释法例要点，协助他们在港开展业务。(完) 【编辑:刘欢】

最高检启动“检察护企”专项行动 明确14项重点工作举措

中新网2月25日电 据最高检网站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进一步加强对各类经营主体依法平等保护，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最高检近日印发《“检察护企”专项行动工作方案》(下称《方案》)，决定自2024年2月至12月开展“检察护企”专项行动。 《方案》明确，此次专项行动主要有14项重点工作举措，分别是：严惩破坏公平竞争领域犯罪；严惩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犯罪；开展对公司实控人、高管背信损害公司利益行为的监督治理；开展“空壳公司”专项打击治理；以“挂案”清理为抓手，加强对涉企案件的立案监督；依法稳慎适用强制措施；开展涉罪单位财产性判项执行专项监督和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犯罪的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法律监督；加强对涉企民事生效裁判和执行案件的监督；加强对涉企行政诉讼监督行政生效裁判案件和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开展公益诉讼监督；加大控告申诉案件办理力度；加强对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深化知识产权检察综合履职；深化涉案企业合规改革。 《方案》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要切实增强检察履职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一体履职、综合履职、能动履职，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稳定、透明、规范、可预期的法治环境。要把开展“检察护企”专项行动作为今年一项重要任务，各省级检察院要成立工作专班，切实加强领导，组织落实。要结合司法办案，深入开展诉源治理。坚持治罪与治理相结合，针对司法办案反映出的涉案企业内部管理问题，鼓励、引导民营企业加强自身合规建设，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促进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要认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加大以案释法和法治宣传力度，引导民营企业家及内部人员增强法治意识，推动建设法治民营企业、清廉民营企业。 【编辑:房家梁】

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招聘争议解决团队实习生

【职位要求】 1.通过法考；2.国内优秀法学院大三在读或非应届硕士研究生；3.每周实习至少4天，实习至少3个月以上；4.有责任心及上进心，性格开朗，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及团队合作精神；5.熟练运用Office软件；6、有公众号运营经历的优先。【工作职责】 1 协助律师完成诉讼案件各流程辅助工作；2.协助律师起草审核合同、律师函、法律意见书等法律文件；3.完成律师交办的团队行政事务。 【待遇】 1.律师倾囊相授实务经验；2.实习补贴面议。【团队特色】团队主要以办理各类重大疑难民商事诉讼、公司法律顾问业务、复杂刑事案件、企业合规业务为主。【投递邮箱】chenem@hiwayslaw.com，请说明公众号LAW招聘推荐

太原中院发布5起不诚信诉讼典型案例

近年来，太原中院下大力气常态化推进优化诉讼生态，通过对内加强审判监督管理、规范审判权运行，对外规制不诚信诉讼行为，严惩虚假诉讼，推动营造公正、高效、诚信、廉洁、阳光的良好诉讼生态。 2023年太原中院持续推进落实《规制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不诚信诉讼行为的工作指引》，继续巩固完善“全覆盖、全方位、全流程、闭环式不诚信诉讼规制机制”，优化诉讼生态工作取得进一步成效，太原中院规制不诚信诉讼机制入选中国社科院法治蓝皮书。在推进规制不诚信诉讼工作中，员额法官尽职履责、严格审查、认真落实不诚信诉讼的诉源治理工作，充分发挥审判环节过滤功能，坚持多措并举查明案件事实，情理法共施有效识别、惩处不诚信诉讼行为，力求将不诚信诉讼风险化解在法院，解决在萌芽。2023年太原两级法院依法查处多起不诚信诉讼行为，现选取5个典型案例公布如下：  案例一： 被告公司员工伪造授权手续与原告串通调解损害被告公司利益 基本案情：原告山西某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山西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被告公司的采购员贺某某偷盖公司公章，伪造授权委托手续参加诉讼。在达成调解协议时，贺某某、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边某隐瞒与本案诉讼请求相关联的生效文书，将贺某某欠边某的个人债务计入被告公司欠原告公司的货款中，侵害了被告公司的合法权益。清徐法院对原告山西某贸易有限公司不诚信诉讼行为罚款5万元并向辖区内的市场监管部门发送《司法建议书》；对被告山西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采购员贺某某不诚信诉讼行为罚款2万元；对被告山西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主动发送企业防范经营法律风险提示函。 典型意义： 本案系公司员工为满足私利，利用公司公章管理漏洞与案件另一当事人恶意串通调解，损害公司利益。本案中，被告公司员工伪造授权手续与原告恶意串通，将个人债务虚构为公司债务，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归还虚假借款，在达成虚假调解协议后，企图骗取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构成不诚信诉讼行为。承办法官从双方当事人间异于常规的调解行为入手，审慎核实各诉讼参与人的关系及授权手续，详细询问债权债务形成经过找出案件突破口，查明案件事实，识别不诚信诉讼行为，确保司法权力不被恶意利用。同时针对案涉公司公章管理混乱等经营风险及时发出风险提示函，积极履责“能动司法”，以案示警倡导诚信诉讼，共塑良好诉讼生态。 案例二： 贸易公司虚构承兑汇票丢失事实恶意申请公示催告 基本案情： 山西某贸易有限公司将其票号为XXX的银行承兑汇票质押给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用以向该农业科技公司借款。而后山西某贸易有限公司以遗失票号为XXX银行承兑汇票为由，向迎泽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在法院发出公告后，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向迎泽法院报告，包括申请公示催告票号为XXX的票据在内的五张银行承兑汇票均系山西某贸易有限公司向其借款而交由其质押保管的，并非如其所述遗失。迎泽法院据此依法驳回了山西某贸易有限公司的申请，并将其涉嫌的虚假诉讼违法行为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典型意义： 公示催告是票据权利人丧失票据后的一种法定补救手段，但在现实生活中，个别申请人为在票据合法质押、转让后逃避给付义务，虚构事实恶意申请公示催告。本案中，山西某贸易有限公司利用公示催告的申请成本低，相关公告信息不易被发现以及法院对公示催告形式审查为主等特点，通过虚构票据丢失事实，恶意申请公示催告企图获得不法利益。承办法官在该程序性诉讼中，对合法持票人权利申报认真审查，及时识别出山西某贸易有限公司恶意申请公示催告行为并从严惩处其虚假诉讼行为。 案例三： 出借人隐瞒借款全部偿还事实起诉要求还款 基本案情： 闫某某于2022年9月30日向孙某某借款4万元后出具借条，因双方商定对利息进行调整，2022年10月1日闫某某就该笔4万元借款又写了第二份借条。闫某某已于2023年2月偿还该笔借款本息共计45000元。而后孙某某隐瞒闫某某已还款的事实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闫某某还款。迎泽法院通过庭审调查发现案件的可疑之处，在承办法官向孙某某释明不诚信诉讼的后果后，孙某某主动承认了借款已经偿还事实。基于此，迎泽法院依法驳回孙某某诉讼请求，鉴于孙某某真诚悔过，对孙某某不诚信诉讼行为酌情处理，罚款5000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出借人隐瞒已经还款事实提起诉讼。因出借人与借款人就同一笔借款出具两份借条，且未及时收回前一份借条，给出借人可乘之机，让其在借款人已还款事实下，利用第二份借条虚构借款未还事实起诉要求还款。承办法官在审理中，依据审判经验，善用审判技巧，发现案件疑点后，对当事人进行不诚信诉讼后果释明，引导当事人主动承认不诚信诉讼行为。孙某某行为经法院主动释明引导、及时识别查处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且孙某某在庭审后作出深刻的书面检讨，真诚悔过，综合考量，法院对其作出罚款5000元的处罚。该案再次提醒广大群众在民间借贷中要规范交易行为，确保交易安全。 案例四： 借款人伪造证据否认抵债事实 基本案情： 姜某向乔某某借款并将其回迁房以房抵债给乔某某，乔某某又将该房出售给侯某某并签订合同。为便于办理过户登记，姜某又与侯某某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并在三方的共同参与下，将该房的产权变更登记于侯某某名下，侯某某也向乔某某付清购房款。此后，姜某又以该房屋买卖合同起诉侯某某支付购房款，并在诉讼中伪造证据否认抵债事实。经审查证据查明事实，承办法官发现相关证据之间存在矛盾，认定姜某提供的部分证据系伪造，并还原事实真相，依法驳回姜某诉讼请求，并对姜某伪造证据的行为罚款5000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借款人伪造证据否认以房抵债事实。本案虽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但案件基础法律关系是原告姜某与第三人乔某某之间的借款关系，承办法官层层剥离多重法律关系，还原案件真相。本案中，承办法官通过对基础法律及证据真实性审慎审查，从证据来源、证据内容要素的瑕疵、证据之间的逻辑关系等多方面入手，发现该案实为以房抵顶借款债务且原告姜某所提交部分证据系伪造，从而有效还原案件事实真相，惩处当事人不诚信行为。 案例五： 诉讼代理人未核实当事人意思表示即提起诉讼 基本案情： 苏某某与其长子、次子赡养纠纷一案，苏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某某未向苏某某核实，以其亲属提供的授权委托书、起诉状向法院提交起诉，而后当事人本人又向法院申请撤诉。对牛某某未履行核实义务的行为，清徐法院对其予以训诫、罚款。 典型意义： 授权委托书系民事主体委托他人代表自己行使权利的书面证明，以其记载的内容证明受委托人参加民事诉讼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没有合法的授权委托书，受委托人不能参加民事诉讼。诉讼代理人有义务核实其向法院提交授权委托手续的真实性。本案中,牛某某作为专业法律从业者，未履行核实义务，未向当事人核实其本人的意思表示，即向法院提交授权委托书、起诉状等，致使司法资源浪费，对诉讼代理人牛某某未尽职履责行为应予以处罚示警。 编 辑：赵 静 太原中院研究室出品 往期推荐 往期回顾 太原中院发布14起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 一图速览丨古交市人民法院2023年工作报告 太原中院举行第三届“微创新”评选活动新闻发布会

英国伦敦法院继续维持禁止TEMU对Shein自有品牌侵权的禁令

2024年开年没多久，之前纷纷扰扰的跨境电商“出海四小龙”中的TEMU和 SHEIN 诉讼之争，又有了新的进展。根据查询英美法院信息系统显示，2023年12月和2024年1月以来，SHEIN对其自主品牌维权的侵权诉讼，纷纷拿到了3个美国法院的TRO临时禁令支持，涉及到超百个产品链接，很大部分都发生在TEMU平台上。 TRO临时禁令：是在紧急情况下，在法庭对原告要求签发临时禁制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的庭审之前，为防止原告的权利收到即时的、不可弥补的损害而作出的判决。法院授予临时禁令的门槛比较高， 这是在对实体诉讼进行审理之前为更好维护正义而实施的手段， 法院通常是在平衡各方面因素和充足证据之后，才会授予。 （美国法院颁布的临时禁令，文件来源：美国法院信息网站360Law） 据悉，2023年下半年，美国法院和英国法院就SHEIN起诉TEMU侵权都颁布了临时禁令。广东宋氏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李晓月律师曾表示：“以上，英美法院出具的TRO禁令证实Temu存在多种、数个侵害SHEIN版权及商誉的侵权行为，这些侵权行为已使SHEIN遭受紧迫的、直接的严重侵害，以至于需要对SHEIN的权利给予紧急的保护。” 同为跨境电商，Temu和Shein模式不尽相同，前者简单理解为类平台模式，产品由三方卖家负责生产和供应；而Shein除了有三方卖家产品，还有大量自主品牌产品，同名时尚品牌Shein被评为2023年在美国增长最快的十大品牌之一。 近期，除了开篇美国法院接连发布的三个TRO，双方在英国伦敦法院的案件也有了最新进展。2024年2月，英国伦敦法院对此前禁令再次进行庭审，庭审结果英国法院继续维持对TEMU禁令，继续禁止TEMU对Shein的侵权行为。据法院公布的诉讼信息来看，TEMU平台涉嫌大规模侵犯SHEIN自有品牌产品的图片，伦敦高等法院最新明确的临时禁令适用于所有SHEIN的图片，SHEIN可以对其自主拍摄的、供应商或者外部摄影机构拍摄的图片的相关侵权行为进行投诉。 此前，SHEIN对Temu提起诉讼，指控Temu站点上大量盗用了SHEIN自有品牌的产品图片，并且在SHEIN按照Temu 平台的投诉流程发出投诉后，迟迟不采取任何行动，最终SHEIN通过法律手段发起维权诉讼。 当下，由于实体诉讼等待时间较长，向法院申请禁令已经成为了原告及时阻止大规模和长期恶意侵权行为及维护自主品牌形象和口碑的重要途径。在SHEIN与Temu的诉讼中，SHEIN向法院提起侵权诉讼后，同样在英国法院申请了临时禁令，并获得批准。 一般而言，法院授予临时禁令的门槛比较高，临时禁令是在对实体诉讼进行审理前为更好维护正义而实施的手段，因此法院通常在平衡各方面因素和证据之后，认为原告受到了较为严重的侵权损害时才会授予。在这起案件中，法院或认为SHEIN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故授予了其临时禁令。 英国法院在该案件中授予的临时禁令明确，被告Temu需要在收到法院禁令后的两个工作日内删除其相关网站及平台中的涉诉图片。 （英国法院最新裁决，继续对Temu发布禁令，文件来源英国法院文件网站：https://efile.cefile-app.com/） 从相关文件来看，被告Temu在诉讼中的情况似乎不怎么乐观。在庭审中，当Temu用一张图片来表明未侵犯涉诉图片时，主审法官凯林·培根 (Kelyn Bacon)指出该图片是通过Photoshop处理过的图片。 同时，法庭仍然支持SHEIN对供应商图片权利的主张，Temu对禁令不包括供应商图片的请求被驳回，英国法院最新判决强调禁令适用所有Shein的图片，即包括Shein自己拍摄的与供应商或摄影机构拍摄的图片。 出海跨境一定是专业和合规之战，不管是平台还是第三方卖家或是品牌的供应商工厂，应牢记合规发展才是长远之道。 来源：IPRdaily中文网（iprdaily.cn）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要旨汇编（2023年全年）

欢迎光临   智库笔记   栏目 及时推送最新法律法规、最高法院最新司法解释、纪要和报告等，摘编观点精华，汇总最新最实用的法律要点提示、司法实务技巧、司法实践心得。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3年第12期 顾某甲、顾某乙、顾某丙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案 继承开始后，没有继承人的，对被继承人没有法定扶养义务但事实上扶养较多的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的条件，遗产的妥善保管与其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  丁某某诉季某某等教育机构责任纠纷案 因教育培训机构教学需要，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无法实际履行监护职责，在此期间，教育培训机构应对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承担监督、管理和保护职责。教育培训机构因自身原因未履行上述职责，导致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教育培训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对他人实施帮助行为致人损害，且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主观上没有伤害故意，客观上不具备预见帮助行为可能导致损害的认知能力的，教育培训机构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曾海波诉长沙市岳麓区交通运输局等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案 1.私人小客车合乘（亦称拼车、顺风车）并非道路运输经营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的调整范围，对该行为的行政监管应遵循处罚法定原则。 2.合乘平台是合乘服务信息的提供者，对合乘信息负有相应审查义务，合乘平台提供的合乘信息受到政府部门监管的，车主基于对政府监管的合理信赖而按照平台所提供信息而实施的合乘行为应受到法律保护。行政机关基于该信息认定车主行为构成违规搭乘对其进行行政处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3年第11期  芜湖华融兴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黄山市黄山区名人国际艺术家庄园置业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 合伙企业是否就经营中发生争议提起诉讼，属于合伙企业较为重大的经营事项，不能简单归于经营活动中的 日常事务。如合伙协议对该事项未约定明确的表决方式，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就该事项产生争议时，其决议适用资本多数决进行表决不利于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亦不能体现合伙企业的人合性质，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实行合伙人一人一票并经全体合伙人过半数通过的表决办法。   程骏平诉上海纽鑫达进出口有限公司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对外商投资采取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外籍隐名股东诉请确认股权并显名变更登记的，隐名股东除证明自己已实际投资，且具有被认可的股东身份外，如该公司所从事领域不属于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范围的，人民法院可确认其变更为显名股东；如该公司所从事领域属于负面清单内的限制类领域，还应征得外商投资主管机关的同意。   陈武桂诉南京德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 用人单位在行政机关备案的职工录用花名册中包含工作内容、劳动报酬、劳动合同期限等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规定的部分必备内容，且为劳动者缴纳了社会保险的，应当认定用人单位不存在恶意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在此情况下，劳动者故意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为由主张第二倍工资的，属于违反诚信原则谋取额外利益，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灌云中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诉灌云县人民政府等撤销政府特许经营协议纠纷案 行政协议的缔结应遵循依法行政原则。行政机关在缔结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等类别的行政协议时，以公平竞争方式选择缔约人是行政机关应履行的先契约义务。通过非公平竞争方式缔结此类行政协议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构成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除确认协议无效会危及公共安全等少数例外情形，人民法院应依法判决确认该行政协议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3年第10期  文昌盈海清澜水务有限公司与海南省文昌市生态环境局等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案 环境行政处罚应贯彻过罚相当原则，结合违法原因、违法情节、主观过错、危害程度以及改正情况等因素，作出与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的处罚。 对于相对人主观无过错情况下实施的、没有造成危害的未验收先运营行为，且处罚前已经竣工验收合格的，行政机关不应予以行政处罚。   高留升诉新郑市人民政府等行政补偿纠纷案 行政机关对土地使用等作出的限制行为直接导致当事人财产权益明显减损，当事人要求行政机关予以行政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湖南亚华种业研究院诉张杨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未经许可使用授权品种繁殖材料重复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在被诉侵权种子与授权品种存在亲缘关系的基础上，是否以授权品种作为母本生产被诉侵权种子的事实，应由侵权方承担举证责任。被诉侵权行为中的“重复使用”应理解为重复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为亲本与其他亲本另行繁殖的行为。   BETA股份公司（BETAS.A.）诉天津鲁冶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 在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八条“客观标准”解释合同条款时，应结合当事人实际使用文字的含义、与上下文的关系、商业合理性等因素，并适当考虑相关事实情况，予以综合考量，以确定“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应有的理解”。 买方迟延付款，除卖方依照公约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的相关规定为买方确定宽限付款日期，而买方在该宽限付款日期结束以前依然没有履行支付义务或声明其将不在所规定的时间内履行外，买方实际付款晚于约定日期在通常情况下并不构成该公约下的根本违反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3年第9期  伟富国际有限公司与黄建荣、上海海成资源（集团）有限公司等服务合同纠纷案 认定连带责任必须以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为基础，不能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方式任意判定承担连带责任。   江苏省徐州铁路运输检察院诉石景龙污染环境案 污染环境犯罪中，符合企业合规改革适用案件范围和条件并完成有效合规整改的涉案企业和个人，以企业合规整改合格为由请求从宽处罚的，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涉案企业合规整改有效的，可以将合规整改合格作为酌定从宽处罚情节。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公司诉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等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 重复保险下，已赔付保险人享有分摊请求权的，可以就实际支付保险赔偿金额超出自己份额的部分，在其他保险人未履行的份额范围内向其追偿。已赔付保险人行使分摊请求权，相应地享有被保险人的权利。其他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抗辩，可以向已赔付保险人主张。 财产保险合同约定合同以外第三人为被保险人，保险人未证明第三人在合理期限内拒绝，第三人请求保险人承担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诉吴桥县桑园镇张硕杂技团等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 以杂技动作为主要表现形式，在动作衔接和编排上存在个性化安排、取舍和设计，具有一定艺术表现力和独创性的，可以认定为著作权法上的杂技艺术作品。公有领域中常规杂技动作的简单组合及重复因独创性不足，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范围。 以杂技动作设计为主要内容，融入一定舞蹈动作设计的作品，可一体按杂技艺术作品予以保护。对于杂技节目中的配乐、服装、舞美设计，应根据其具体表现形式判断能否构成音乐或美术等其他类型作品，再认定是否予以独立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3年第8期 金昌久策工业气体有限公司与甘肃丰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加工合同纠纷案 合同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迟延履行金系两种不同且可并用的民事责任。法院判决生效后，逾期付款的违约行为在债务清偿前持续存在，债务人应继续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债权人请求将违约金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江苏东恒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与江苏省国际高新技术展示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破产清算转和解案 对于具备挽救希望和挽救价值的中小微企业，应积极引导企业通过破产和解程序解决债务危机。探索运用预表决规则，通过听证程序征询全体债权人意见，在转入和解程序后根据已通过的表决规则，及时裁定认可和解协议，高效推进和解程序，推动中小微企业快速重生，实现稳市场主体保民生就业。   上海惠骏物流有限公司诉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等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 判断保险合同当事人最终合意形成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结合投保单、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保险条款等保险合同的组成内容综合判断。依法订入合同并已产生效力的合同内容，对保险合同各方当事人均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仅以缔约过程中未形成最终合意的单方意思表示主张其保险合同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3年第7期 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申请执行监督案 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的被执行人未通知此前已经进入执行程序的债权人申报债权，导致其失去在破产重整程序中主张债权的机会；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该债权人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条规定，按照破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申请恢复执行。   吴良好与如皋市金鼎置业有限公司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 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变更登记行为不属于外商投资法第四条所称负面清单管理范围的，当事人以相关法律行为发生在外商投资法实施之前，主张变更登记应征得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同意的，人民法院依照外商投资法规定的“给予国民待遇”和“内外资一致”的原则，不予支持。   李衡诉江苏五星电器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家用电器的生产日期属于消费者知情权范围。经营者销售家用电器“库存机”，未主动告知电器的真实情况，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消费者主张免费更换相同型号新电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诉顾立、顾全飞诈骗案 在计算机信息系统具有处分财产功能且正常运行的情况下，行为人通过非法手段满足计算机信息系统控制者的预设条件，如实施添加、删除数据等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使控制者陷入错误认识并授予行为人通过计算机信息系统获取财物权限的，该行为构成诈骗罪。   郑州曳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丁晓梅等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先予执行案 权利人向电子商务平台投诉平台内销售商侵害其知识产权，电子商务平台根据电子商务法相关规定删除相关商品的销售链接后，销售商可以申请法院裁定要求电子商务平台先予恢复被删除的销售链接。人民法院应综合考虑销售商品侵权的可能性、删除销售链接是否可能会给销售商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销售商提供担保情况、删除或恢复链接是否有损社会公共利益等因素，裁定是否先予恢复被删除的销售链接。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3年第6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化市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 一、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可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进行审查处理，同时需基于案件具体情况对案外人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进行实质审查。 二、非消费者购房人能否排除抵押权人的申请执行，可基于双方权利的性质、取得权利时间的先后、权利取得有无过错以及如何降低或者预防风险再次发生等因素，结合具体案情，对双方享有的权利进行实体审查后作出相应判断。   北京派尔特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科烸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开发合同纠纷案 在双务合同纠纷案件中，双方互负对待给付义务，一方因对方违约未实际履行己方对待给付义务，但请求对方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不宜仅基于请求方未履行对待给付义务而迳行驳回其诉讼请求。为实现双方订立合同的目的，可依据案件事实判决双方互为对待给付义务。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检察院诉张少山等32人非法采矿、马朝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在非法采砂犯罪中，采砂者与购砂者事前通谋，通过采运一体的方式非法采砂，形成产销利益链条，应当认定购砂者与采砂者构成非法采砂的共同犯罪。 在认定非法采砂犯罪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时应当根据采砂量、鱼类资源直接损失量、底栖生物损害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等量化指标，综合予以认定。 对具有非法采砂犯罪前科、非法采砂犯罪取保候审期间再次实施非法采砂犯罪的被告人，应当认定其具有破坏生态环境的故意，公诉机关要求其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检察院诉上海市杨浦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撤诉的司法审查要件不同于普通民事案件。在明确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重申污染者承担环境修复责任的基础上，对于是否准许撤诉的审查标准应当更加严格。实质审查方面，“所有诉讼请求已实现”的标准应当包括生态环境已经完全修复及不存在将来可能继续发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风险；程序审查方面，地方各级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应当履行相应审查批准程序，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撤诉，并经人民法院实质审查符合撤诉标准的，应准予撤诉。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3年第5期 上海环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广东法瑞纳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 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件中，被诉侵权人据以主张现有技术抗辩的现有技术系其本人或者其授意的第三人违反明示或者默示的保密义务而公开的技术方案的，人民法院对其基于该技术方案的现有技术抗辩不予支持。   张正国诉江苏红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等居间合同纠纷案 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扰乱社会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居间合同约定的居间事项系促成签订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该居间合同因扰乱建筑市场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无效合同，居间方据此主张居间费用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3年第4期 上海安盛物业有限公司诉王文正劳动合同纠纷案 用人单位行使管理权亦当合理且善意。劳动者因直系亲属病危提交请假手续，在用人单位审批期间，该直系亲属病故，劳动者径行返家处理后事，用人单位因此以旷工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的，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亦不符合社会伦理。劳动者因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要求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检察院诉胡仁国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 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非法移植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行为，属于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规定的“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认定被告人是否具有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主观故意，可结合野生植物是否具有可普遍识别的外观特征、被告人是否具有林木行业工作经验、自然保护区是否设置特殊的林木保护设施等因素予以确定。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3年第3期 河北华穗种业有限公司与武威市搏盛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 作物育种过程中形成的育种中间材料、自交系亲本等，不同于自然界发现的植物材料，是育种者付出创造性劳动的智力成果，具有技术信息和载体实物兼而有之的特点，且二者不可分离。通过育种创新活动获得的具有商业价值的育种材料，在具备不为公众所知悉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等条件下，可以作为商业秘密依法获得法律保护。 育种材料生长依赖土壤、水分、空气和阳光，需要田间管理，权利人对于该作物材料采取的保密措施难以做到万无一失，其保密措施是否合理，需要考虑育种材料自身的特点，应以在正常情况下能够达到防止被泄露的防范程度为宜。制订保密制度、签署保密协议、禁止对外扩散、对繁殖材料以代号称之等，在具体情况下均可构成合理的保密措施。   四川中成煤炭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成都泓昌嘉泰房地产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建设工程中基坑工程承包人投入的建筑材料和劳动力已物化到建筑物中，与建筑物不可分割，基坑施工合同的承包人应享有优先受偿权。 对于同一建设工程，可能存在多个承包人，如承包人完成的工程属于建设工程，且共同完成的建设工程宜于折价、拍卖的，则应依法保障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根据建筑行业管理规范和办法，深基坑工程施工包括支护结构施工、地下水和地表水控制、土石方开挖等内容，故基坑支护、降水、土石方挖运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要求在未受偿工程款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3年第2期 刘美芳诉常州凯瑞化学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的，公司可以股东会决议解除其股东资格。但如公司股东均为虚假出资或抽逃全部出资，部分股东通过股东会决议解除特定股东的股东资格，由于该部分股东本身亦非诚信守约股东，其行使除名表决权丧失合法性基础，该除名决议应认定为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3年第1期 甘肃乾金达矿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与万城商务东升庙有限责任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 股东要求公司分配利润的必要条件是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决议。具体的利润分配方案应当包括待分配利润数额、分配政策、分配范围以及分配时间等具体分配事项内容。判断利润分配方案是否具体，关键在于综合现有信息能否确定主张分配的权利人根据方案能够得到的具体利润数额。如公司股东会决议确定了待分配利润总额、分配时间，结合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的分配政策之约定，能够确定股东根据方案应当得到的具体利润数额的，该股东会决议载明的利润分配方案应当认为是具体的。 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决议一经作出，抽象性的利润分配请求权即转化为具体性的利润分配请求权，从股东的成员权转化为独立于股东权利的普通债权。股东转让股权时，抽象性的利润分配请求权随之转让，而具体的利润分配请求权除合同中有明确约定外并不随股权转让而转让。当分配利润时间届至而公司未分配时，权利人可以直接请求公司按照决议载明的具体分配方案给付利润。   陈龙与陕西博鑫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公司解散纠纷案 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六条的规定，股东因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而受限的股东权利，并不包括其提起解散公司之诉的权利。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严重困难”包括对外的生产经营困难及对内的管理困难。   江西腾荣实业有限公司与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高新支行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借款人与贷款银行在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之外，另行签订债权转让及资产委托管理协议，约定借款人受让贷款银行的债权并支付一定金额的债权转让费用，但不获取任何利益的，应认定该债权转让及资产委托管理协议系以变相收取借款利息等为目的。双方签订该债权转让及资产委托管理协议的行为系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依法应认定为无效；该行为所隐藏的收取利息的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彭宇翔诉南京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 用人单位规定劳动者在完成一定绩效后可以获得奖金，但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相关审批义务，劳动者主张获奖条件成就，要求用人单位按照规定发放奖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责任编辑：高佳运  邓梦婷 执行编辑：鲍灵妍

太原中院发布14起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

2月23日上午，太原中院召开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本批发布的助力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涉及破产重整、知识产权保护、建筑工程、金融借款、涉外合同、执行等多个方面。这些案例充分体现了太原法院始终把助力优化营商环境贯穿审判执行全过程，以法治力量让市场主体“活”起来，市场环境“优”起来。 太原中院副院长魏佩芬进行新闻发布，研究室主任张宏主持会议。央广网、山西电视台、山西经济日报、黄河新闻网、山西法治报、太原日报、太原电视台、太原综合广播等十余家国家及省市媒体参加了新闻发布会。 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 一、“腾笼换鸟”化危机 “破中求进”开新局——山西某投资发展公司破产重整案 基本案情 山西某投资发展公司注册资本1200万元，公司成立后主要业务是开发大型购物中心，规划建筑面积达6万余平方米。2019年试营业后，该公司未能如期产生营业利润以偿还负债。2023年2月，法院裁定受理投资发展公司破产清算案。审计后会计报表列示该公司资产总额为5.64亿元，负债总额为10.57亿元，资产负债率达187.44%。2023年10月，根据管理人的申请，法院裁定山西某投资发展公司转入破产重整程序。在法院的指导下，管理人制作了《重整计划草案》，出资人权益调整为零，各债权人经以代持股的形式，分层持有公司股份，行使股东权利，逐年领取分红。第三次债权人会议上《重整计划草案》表决通过，山西某投资发展公司通过以股抵债与自营偿债相结合的模式顺利进入重整监督执行程序。 典型意义破产重整立足充分发挥破产救治功能，最大限度释放破产重整制度价值，切实稳住经济发展基本盘。本案是通过破产重整，实现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化解企业债务危机，盘活大型商业项目的典型案例。在法院指导下，管理人参照预重整的模式，在破产清算程序中即拟定重整草案，草案表决通过后，委托专业运营团队进行整体管理。该案从转入重整程序至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仅39天，有效挽救因资金链断裂陷入困境的企业，盘活闲置资产，释放经济活力，对困境企业精准救治。在保存现有商户营业以维持企业营运价值的基础上，充分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顺利终结200余件执行案件，实现双赢多赢共赢。 二、倾力调解化纠纷 能动司法促共赢——飞宇公司诉义井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5年10月，原告飞宇公司与被告义井公司确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2016年至2020年间，双方多次就逾期支付款项情况、还款和复工等事宜进行协商沟通。因工程款拖欠，项目长期停工，故飞宇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支付工程款8117万余元并赔偿各项损失共计5034万余元。由于本案涉及人数多，延续时间长，矛盾争议大，法院立足事实释明法律，经多次居中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秉承互谅互让的原则对还款数额及期限进行确认，并对撤场腾地、文件移交及发票开具等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典型意义近年来，太原法院围绕“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目标，站在优化营商环境的大局高度，切实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妥善审结涉企案件，着力防范化解房地产领域风险隐患。本案所涉工程为保交楼项目，占地达9.6万平米，涉及购房者1800余人（回迁户500余户），因所涉纠纷导致案涉工程项目停工七年之久。为实现多赢共赢，法院在保证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实质化解矛盾，保障案涉施工项目的顺利推进，促使双方及时和解并平稳办理交接手续，使得建设工程价款得到快速、有效清偿。通过高效解纷，保障广大购房人合法权益，减轻保交楼项目面临的多方压力，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三、知识产权护发展 民营企业“强筋骨”——太原某药物公司诉安徽某药业公司技术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太原某药物公司注册资本30万元，主要业务为药物的研制开发。安徽某药业公司注册资本4亿元，是规模较大的医药制造业生产企业。2011年，太原某药物公司与安徽某药业公司签订技术合同，转让相关研发技术并约定协助安徽某药业公司申报生产四种产品。2013年，安徽某药业公司取得合同约定主要药品制备方法的发明专利，期间因国家食药监总局注册改革及临床试验等原因向国家主管部门撤回生产注册申请，后于2022年4月取得药品注册证书。因剩余合同价款支付问题未能协商一致，太原某药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安徽某药业公司支付剩余的1900万元转让价款以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涉药物符合产品价格高、产品研发投入大，太原某药物公司仅在2015年后用于临床试验等各项费用支出就高达1500万余元，但合同签订时双方并未就相关事宜进行明确约定。法院通过证据交换固定案件事实并梳理双方争议焦点，积极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安徽某药业公司最终同意向太原某药物公司支付1150万元，双方通过调解方式握手言和。 典型意义民营企业是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主体，平等保护民营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是优化法治营商环境的基本要求。本案中，在合同约定不明或者涉及国家政策性变化情形下，大型企业利用优势地位迟延支付款项，势必增加民营企业流动资金的压力，导致民营企业索要款项成本增加、周期延长，影响企业发展。该案通过依法保护知识产权，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四、坚持现代司法理念 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太原某煤炭公司诉西安某公司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 基本案情 太原某煤炭公司和西安某公司、南京某公司、宁夏某公司分别两两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形成一个闭合贸易链条。西安某公司因无法回款向某中院提起诉讼，要求太原某煤炭公司支付货款本息1.36亿元人民币，太原某煤炭公司抗辩未收到合同约定的货物，不应承担支付煤款的义务，并申请追加南京某公司为第三人，以便查明事实，该意见未被采纳。某中院最终作出太原某煤炭公司承担付款义务的判决。太原某煤炭公司向某高院提起上诉。在前述案件审理期间，太原某煤炭公司作为原告将南京某公司诉至太原中院，并追加贸易链条中的其他主体为第三人，要求确认各主体间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无效。太原中院综合在案证据，查明各主体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作出裁判。一审判决后，西安某公司向山西高院提起上诉。山西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与此同时，某高院撤销某中院判决，并将案件发回某中院重审。 典型意义法院通过扎实的事实调查、全面的分析研判、详尽的释法明理、高效的审理进度，抓实人民群众对“公正与效率”的关切，坐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现实需要，以能动司法展现法院的担当作为。本案中太原法院运用“穿透式审判”思维，“刺破面纱”还原真实法律关系。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使企业免受1.36亿元的巨额损失。本案的高效审理，直接影响某高院就关联案件作出“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裁定，推动企业合法权益的进一步实现。 五、打击商标侵权 保护知识产权——“益源庆”“宁化府”老字号商标侵权案 基本案情 原告宁化府益源庆公司系“益源庆”“宁化府”商标的专用权人，该品牌在省内外消费者中具有极高知名度。原告发现被告某特产商店销售带有上述商标的商品，侵犯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损害了原告对其注册商标专用权依法享有的市场经济利益，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立即停止销售侵权商品并赔偿损失。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宁化府益源庆公司系“益源庆”“宁化府”商标的专用权人，且商标均在注册有效期内，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被告销售的瓶装醋上贴的商标标识与原告的注册商标相近似，容易使消费者产生误认，侵犯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故法院判决，被告立即停止销售侵犯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并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 典型意义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商标成为企业的重要资产。“益源庆”“宁化府”是太原老字号品牌，保护知名品牌商标权，有助于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创新和创造优质产品的积极性。“益源庆”“宁化府”商标侵权案的审理对商标保护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具有重要影响，也对形成良性、健康、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形成了示范作用。 六、发挥司法能动作用 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鹏祥公司诉山西省某税务局不予受理行政复议决定案 基本案情 2021年12月，某税务局稽查局以虚开增值税发票为由对鹏祥公司分别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和《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鹏祥公司不服二决定，先就行政处罚决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判决予以撤销。后鹏祥公司向山西省某税务局提出复议申请，请求撤销案涉税务处理决定。因山西省某税务局认为鹏祥公司未依法履行先行缴纳的解缴税款和滞纳金的法定义务，不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遂作出《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鹏祥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撤销该决定。法院审理认为，某税务局稽查局基于同一事由对鹏祥公司分别作出税务处理决定和行政处罚决定，两个决定系关联行政行为，在行政处罚决定因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已被法院生效判决撤销的情况下，税务处理决定的合法性明显存疑，但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纳税争议案件要求清税前置，如鹏祥公司不能履行先行解缴税款及滞纳金的法定义务，则税务机关不能就鹏祥公司提起的行政复议进行受理。而在该公司经营困难，无力清缴税款的情况下，其很可能会丧失权利救济机会，且还会造成违法行政行为得不到纠正、行政处理与生效裁判相悖的局面。鉴于此，法院从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着眼，能动司法，积极作为，主动延伸审判职能，充分利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府院沟通协调机制等，最终促成某税务局稽查局主动撤销诉涉税务处理决定，鹏祥公司撤回起诉，实现案结事了。典型意义保护中小企业就是保障就业和促进经济活力，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应当坚持保护中小企业合法利益，秉持善意文明司法理念，助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本案审理中，法院没有把解决行政争议局限在“针对争议焦点一判了之”的层面，而是拓宽视野，着眼于为中小企业脱困减负、助力企业恢复生产经营能力，主动协调行政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通过行政机关主动纠错方式一次性解决争议，避免了司法程序和行政程序空转，实现了公正和效率双重目标。 七、多措并举化不良 提级执行促双赢 ——申请执行人太原某银行与被执行人某公司、某食品公司、苏某、耿某借款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申请执行人太原某银行与被执行人某公司、某食品公司、苏某、耿某等借款合同纠纷案，法院依法作出系列民事调解书且已发生法律效力。因被执行人未履行还款义务，申请执行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为统筹解决，法院将执行标的达11亿元的系列案提级执行。在执行立案后，法院第一时间提起网络查控，对各被执行人采取相应措施，约谈双方当事人50余次，查封被执行人名下不动产及地下车位使用权，并张贴查封公告，依法在淘宝网公开拍卖。为提高执行效率，法院将上述涉案财产整体挂拍，最终申请执行人依法足额受偿。 典型意义优化营商环境，要全力保障金融债权安全，维护金融秩序稳定。本案涉及银行大额不良资产清收，法院通过提级执行，及时高效执结标的额高达11亿元的三起案件，有力维护银行合法权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为实现各方共赢，法院秉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采取灵活查封措施，允许被执行人继续建设，确保案涉大型商业地产项目顺利完成，盘活房产价值，最大程度降低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为企业纾难解困，为化解民营企业债务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经验。 八、强化司法服务 护航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某煤炭公司与某设备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9年3月，某煤炭公司、某设备公司就气凝胶毡隧道炉改性和干燥生产工段全套设备的生产、制造、检验达成《设备采购合同》。合同签订后，双方就产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诉至法院。法院依法判决解除案涉设备采购合同；某设备公司支付某煤炭公司货款2880万元及利息并自行拆除运走案涉全部设备。2024年1月5日，某煤炭公司申请对某设备公司强制执行。当日，法院执行指挥中心提起对被执行人网络总对总集约查控。1月11日，法院冻结被执行人名下15个银行账户。1月16日，法院裁定冻结、扣划被执行人银行账户存款、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1月30日，待冻结异议期15天过后，执行案款2870余万元发放给申请执行人。 典型意义先进制造业是经济命脉所系，该案申请执行人某煤炭公司是国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其与清华大学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等单位联合研发的晋华炉水煤浆气化技术，打破国外在水煤浆气化合成气余热回收技术上的垄断，使我国的煤气化技术进入世界领先水平。本案中某煤炭公司前期巨额投入未获预期效果，若权益未获依法保障，企业后期发展或面临危机。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司法职能，快速立案、查控、返款，从1月5日立案至1月30日返款仅用时26天，依法高效维护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公司正常经营所需的资金。该案的圆满执行，为我省先进服务制造行业高质量发展、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和能源革命综合改革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切实优化我省我市营商环境建设。 九、执行措施巧助力  多方共赢促发展 ——山西某银行与某海外控股公司执行案件 基本案情 山西某银行与某海外控股公司的执行案件案涉执行标的2.8亿元。执行过程中，山西某银行请求查封的某海外控股公司持有的山西某投资公司34%的股权。本案被执行人某海外控股公司以无决策权为由，对山西某投资公司股东大会的全部议题投反对票，导致山西某投资公司陷入经营僵局，无法正常开展日常工作。本案执行过程中，山西某银行与标的公司山西某投资公司均向法院申请对涉案股权采取评估拍卖措施。本案于2022年9月选定评估机构开展对涉案股权的评估，2023年8月涉案股权拍卖成交，成交价款达3.7亿余元。 典型意义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夯实法律风险防范水平，有助于营商环境的优化提升。本案中，某海外控股公司拒不履行的行为严重侵害银行合法权益，且相关决策行为也严重影响山西某投资公司的公司运营及地方金融政策的施行。本案历时一年，通过拍卖某海外控股公司持有的山西某投资公司股权，一方面有效化解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金融债务，另一方面帮助山西某投资公司化解经营僵局现状，高效化解地方AMC金融风险，有力推动我省地方金融政策的落实和执行。 十、稳妥处置涉外民事纠纷 营造良好法治营商环境 ——某建筑公司诉某建材公司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9年1月，原告某建筑公司中标被告某建材公司在老挝的某农贸市场项目，双方签订《施工合同》对工程内容、承包范围、定价方式、合同工期、验收方式及违约责任等予以约定。2020年9月，案涉工程主体结构即钢结构完工，双方签署会议记录同意验收。2021年1月，原告向被告递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申请对项目进行竣工验收。因被告老板未到老挝，导致未在竣工验收申请单签字。项目交付使用后，老挝方的市场管理员以及被告聘请的监理人员予以接受。因未能如期支付工程款，某建筑公司将某建材公司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依法判决被告某建材公司支付原告某建筑公司工程款728万元及利息36万余元。 典型意义营造良好的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方能达到稳预期、稳投资、助发展的良好效果。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地在老挝，施工期间因受疫情影响，原告提交竣工验收申请单后，被告未签字确认。原被告双方均为我国企业，在建设工程完工后均已从老挝撤场。针对异国取证难、送达难等情况，人民法院运用高度盖然性规则，公正高效审判，高效化解涉外纠纷，提高中国司法的国际公信力、影响力和吸引力。 十一、依法妥善审理案件 服务新业态快速发展 ——某信息公司诉某乳业公司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0年9月，某乳业公司与某信息公司签订《网络信息服务合同》，约定由某信息公司梳理某乳业公司现有的分销、电商和顾客线上线下推广体系等，找到创新新零售新品牌的方法和产品渠道机会。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对服务成果及费用支付情况产生争议。某信息公司认为其已经按照合同约定提供全部服务，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解除合同并要求某乳业公司支付剩余服务费用。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认定某信息公司已制定完整的具有体系化的方案并促进某乳业公司产品渠道和市场销售的增长，无法认定某信息公司已按约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故判决解除合同，驳回某信息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规范市场经营主体行为可以营造良好营商环境。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基于“互联网+”形成的新业态服务合同层出不穷。本案中，人民法院通过妥善化解民企之间的新业态服务合同纠纷，保障企业合法权益，强化企业法律风险防范能力。同时通过依法妥善审理涉企案件，引导民营企业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有效降低诉讼对企业生产经营影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十二、善意文明执行 双赢多赢共赢 ——万某医院执行纠纷案 基本案情自2023年2月起，法院陆续收到涉万某医院执行案件共计19件，涉案总标达124万余元，因被执行人未履行还款义务，申请执行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经网络查控，了解到被执行医院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且由于股东变更、资金周转困难导致无力偿还欠款。为可能避免强制执行对医院及患者造成消极影响，影响医院的正常运营，法院认真分析医院的经营状况、负债情况，研判可行的执行解决方案。考虑到医院一般在医保中心会有未结算的医保费用，法院经多次与太原医疗保险管理服务中心沟通案件情况，最终就优先偿还医院欠款事宜达成一致意见，执行案款顺利进入“一案一账户”，12起劳动争议案件、4起民间借贷案件全部顺利执结。其余3起合同纠纷案件，经调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约定采用分期付款方式逐步履行，2起已履行完毕。至2023年11月，涉万某医院的19起执行案件圆满执结，执行到位79万余元。典型意义人民法院始终坚持依法强制执行与善意文明执行同向而行、同频共振，在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的同时更加注重通过能动执行，既实现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也最大限度减少对被执行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助推营造安商惠企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本案中人民法院充分考虑医药公司的特殊性，优先选择有利于保障被执行企业正常经营的执行措施。在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被执行企业的影响，在未扣押其医疗设备、未影响医院正常运营的前提下，实现债权人受偿和医院持续经营双赢，将司法服务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落实到具体的执行案件中。 十三、强化调解优势 实质解决纠纷 ——某银行诉成某、霍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9年12月，原告某银行与被告成某、霍某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二被告向原告借款人民币280万元整，并对借款期限、利息及逾期还贷的罚息等予以明确。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履行了贷款发放义务。贷款到期后，经多次催告，被告仍未按时归还本息。直至2023年8月，二被告欠某银行本金、利息共计339万余元。为减少债权人的经济损失及对债务人经营企业的不利影响，法院积极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调解过程中，借款人表示对违约事实无异议且有还款意愿，但迫于资金周转出现困难，希望宽限还款时间。法院考虑到借款人经营的酒店实际运营情况以及双方之前的合作基础，全面分析利弊，积极引导双方协商制定还款方案，借款人承诺尽快还款。本案于当日完成调解书的制作和送达，圆满审结。典型意义太原法院始终坚持审慎、善意的理念，推动矛盾纠纷实质化解。本案中，对受疫情等影响的中小微企业经营者，在综合评判、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通过及时灵活调整还款方案等方式，帮助中小企业经营者渡过资金难关，有效发挥了司法对中小微企业的挽救功能。通过快速调解，修复当事人关系，实质化解纠纷，实现双赢，避免一判了之、程序空转等问题，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服务的新需求。 十四、推动执行转破产 切实解决执行难——山西某家政公司执行转破产案 基本案情 因山西某家政公司未履行给付义务，债权人韦某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经迎泽法院调查，该公司暂无财产可供执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23年3月，迎泽法院作出决定书，将该案移送太原中院破产审查。2023年6月，太原中院依法裁定受理山西某家政公司破产申请。2023年9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一次性表决通过破产财产管理方案、破产财产变价方案、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经管理人审查、债权人会议核查，依法确认杨某某等66位债权人的82笔债权成立，总额为449余万元。因山西某家政公司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且无财产可供分配，经管理人申请，太原中院于2023年11月裁定宣告该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 典型意义充分发挥破产审判工作对市场主体的出清功能，帮助具有挽救价值的债务人企业摆脱困境，可为太原法治化营商环境优化、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本案为执行转破产案件，从立案到结案仅5个月快速审结，通过破产清算程序，清结执行案件28件，充分释放市场资源和社会管理资源。2023年，太原法院召开9次“执转破”工作会议，执行部门共移送“执转破”案件49件，经审查符合条件受理的案件47件，涉及诉讼、执行案件3170件，涉及金额62.8亿元，通过将执行不能的案件及时转入破产程序，有效实现终本案件出清。 文 编：赵 静 太原中院研究室出品 往期推荐 往期回顾 万柏林区人民法院请您阅卷 聚焦“两会” | 阳曲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一图读懂 | 娄烦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上海高院印发 《上海法院深入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专项行动计划（7.0版）》

为深入贯彻2024年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全面落实《上海市坚持对标改革 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和最高人民法院相关部署要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近日印发《上海法院深入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专项行动计划（7.0版）》（以下简称上海法院7.0版），上海法院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新一轮工作正式启动。 上海法院7.0版 有哪些重要改革措施和亮点 请看图解 高院供稿部门丨商事审判庭（破产审判庭） 文字：彭浩 责任编辑：蒋梦娴 声明丨转载请注明来自“上海高院”公众号 ▴ 点击上方卡片关注“上海高院”公众号 ▴

北京打造一流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优选地，解决争议金额近300亿元

本报记者 张蕾 孙莹服务“两区”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北京正在积极打造一流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优选地。高标准建设北京国际商事法庭，打造面向全球的国际商事仲裁中心，不仅提升了我国涉外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让中外当事人都能感受到首都良好的涉外法治环境，也为中外企业提供了公平参与竞争、同等受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高标准建设北京国际商事法庭“之前的矛盾到此为止，希望我们今后继续保持合作！”在北京国际商事法庭，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工程项目的两家企业在法官的主持下化解了多年争议。双方各退一步，正式握手言和。两家企业是合作伙伴关系，几年前在南非共同参与了某大型工程建设。就在项目建成并投入使用后，围绕机电设备的噪音超标问题及合同款项支付问题，双方产生争议，并互为原告起诉对方，涉案标的额近6000万元。“诉至法院的时候，矛盾已经持续了几年，当中涉及复杂的专业技术问题。我们两家企业各自诉求不同，当时关系确实比较胶着，而且这是一个‘走出去’的项目，急需一个纠纷化解的出口。”当事人之一、某企业法务人员刘女士坦言。梅宇是涉外商事审判领域的资深法官。案件受理后，她组织双方当事人就噪音超标等专业技术问题进行了多轮证据交换，联系查找中英文技术资料，辨析产品问题成因。案件涉及境外鉴定，操作难度不小，时间成本极高，而且未必能有确切结论。全盘分析后，梅宇提出了破局方案：“你们双方与其紧咬着不放，不如坐下来研究研究，症结是否在于技术方面的难题？携手进行技术攻关，对你们来说既能实现长远发展，也能提升中国企业的对外形象。”在法院的促成下，经过多轮协商，两家企业关系逐步回暖，最终冰释前嫌，不仅就案件达成了一揽子的调解方案，还就继续深化合作达成了共识。调解协议履行完毕，两家企业更是携手送来大红锦旗：“倾心调解助力企业扬帆远航，业务精湛化解争议定分止争，这是我们两家企业的心声，非常感谢法官!”“北京国际商事法庭的法官在涉外纠纷的解决上不仅专业，而且经验丰富。他们不仅熟悉各种国际公约，了解国际惯例，也能准确运用域外法律。”这是很多涉外企业对北京国际商事法庭法官团队的评价。这些年，北京法院持续深化涉外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建设，2021年12月在北京四中院涉外商事审判职能的基础上，挂牌成立北京国际商事法庭，为中外当事人提供普惠均等、智能精准的司法服务。这是全国在地方设立的第二家国际商事法庭，更是北京服务“两区”建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关键一掷。北京国际商事法庭成立以来，着力提高涉外商事纠纷解决能力，在跨境案件管理、域外法查明、国际商事调解等方面持续探索创新，至今已审结各类涉外商事案件1900余件，平等保护了近90个国家和地区、4000余家中外主体的合法权益，解决争议金额近300亿元。与此同时，由北京四中院探索建立的具有全球视野和北京特色的国际商事纠纷“一站式”多元解纷中心，也在努力为中外当事人提供高效、便捷、低成本的涉外司法服务，共同打造国际商事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北京样板”。打造面向全球的国际商事仲裁中心打造面向全球的国际商事仲裁中心是服务国家涉外法治工作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环节。北京市积极支持仲裁法律制度创新，期待通过先进、友好的法律制度吸引全球的当事人和法律从业者选择北京作为仲裁地。《北京市深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工作方案》中提出，研究探索授权仲裁庭作出临时措施决定并由法院依法执行的制度，这是对我国仲裁制度发展的有益探索和丰富。近期，一位香港企业家成为北京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仲”）开展仲裁庭作出临时措施决定实践的受益者。他转让了一家纽约交易所上市公司的股票后，因发生争议，便委托律师向北仲申请仲裁，请求解除股票转让合同。“当时，股票已在对方掌控下，而且有证据表明对方已经准备出售股票。仲裁庭当时尚未组成，且仲裁程序需要一定周期，一旦对方在此期间出售，当事人就无法再要回股票。”代理律师表示，紧要关头，他们向北仲申请启动紧急仲裁员程序，禁止对方当事人在仲裁庭作出最终裁决之前出售股票。北仲受理申请后，不到24小时就指定了一名国际仲裁经验丰富的紧急仲裁员。根据国际仲裁的惯例，在衡量请求事项的急迫性、双方的胜诉可能性等因素后，紧急仲裁员15天内就作出决定，支持了香港企业家的请求，为当事人提供了高效、及时的救济。对方当事人很清楚违反禁令可能面临的严重后果，主动表示愿意接受紧急仲裁员的决定，承诺在仲裁庭作出最终裁决之前不会出售股票，相关股票至今也未被出售。“北仲紧急仲裁员的决定在境外得到了自愿、严格的执行，我们十分高兴见证了北仲仲裁、中国仲裁在大洋彼岸的生命力和权威性。”代理律师表示。为了打造国际一流的仲裁机构以支撑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北京积极推进仲裁机构体制机制改革。去年，北仲完成了仲裁机构体制改革及委员会换届。中国仲裁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仲裁委员会监事张峥介绍：“北仲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建立适合于仲裁机构发展的现代法人治理结构，此次改革首次在机构中设立了监事会，形成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分离、有效制衡、权责对等的治理机制，为北仲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也为中国仲裁的发展提供了北京样板。”此外，北京也大力支持仲裁对外开放。北京市司法局制定了《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业务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和申请指引，积极吸引国际知名、公信力强的仲裁机构来京发展，设立业务机构，开展涉外仲裁业务。接下来，北京市也将继续在对外经济贸易、技术交流与合作、投资等活动中积极宣传推广仲裁，引导经营主体选择仲裁作为争议解决方式；鼓励经营主体选择本市仲裁机构或者境外仲裁业务机构进行仲裁，推动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文章来源：北京日报

最高院各审判庭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30个裁判观点

来源：类案同判规则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小编删除！欢迎转载，但请务必注明来源与作者，谢谢合作！正  文最高人民法院各审判庭 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30个裁判观点01、《民法典》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基本规定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第一百九十七条诉讼时效的期间、计算方法以及中止、中断的事由由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无效。当事人对诉讼时效利益的预先放弃无效。第一百九十九条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的存续期间，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产生之日起计算，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存续期间届满，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消灭。 02、《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第三十五条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可以适用民法典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不适用延长的规定。该条第二款规定的二十年期间不适用中止、中断的规定。第三十八条 诉讼时效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中断后，在新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再次出现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的中断事由，可以认定为诉讼时效再次中断。权利人向义务人的代理人、财产代管人或者遗产管理人等提出履行请求的，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的诉讼时效中断。03、经催告当事人仍未交纳诉讼费，法院裁定按撤诉处理，诉讼时效是否中断？观点解析：当事人起诉后未依法缴纳诉讼费，经催告仍不缴纳，法院裁定按撤诉处理，不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因为撤诉是当事人依其意思表示放弃因起诉而发生的法律后果的行为，是当事人对其诉讼权利的处分，按照诉讼法上的“撤回的诉，视同未起诉”的诉讼规则，不发生起诉的效果，自然也就不产生诉讼时效的中断。从诉讼时效的客体来看，其客体为请求权。请求权是相对权，必须向相对人送达才能产生请求权的效果。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或反诉本身，请求权的意思只是到达了法院，法院不是请求权的相对人，只是实现请求权的居中裁判者，而未经法定程序到达相对人时，不能视为当事人已经行使了请求权。当法院已向对方当事人送达诉状后，请求权的意思表示已经到达义务人。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已非起诉，而是权利人向义务人主张权利，只是这种主张是通过法院送达的。这时的法院所起的作用并非裁判者，而是意思表示的传递者。此时，法院和普通的意思表示传递者并无区别。在此种情形下可以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后果。但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已不属于《民法通则》第140条规定的第一种情形即提起诉讼，而是属于该条规定的第二种情形即当事人主张权利。该案中，经催告当事人仍未交纳诉讼费法院裁定按撤诉处理，起诉状副本并未送达相对人，张某既未通过诉讼方式，也未通过诉讼外方式向相对人主张权利，故不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观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第34辑） 04、关于对诉讼时效中断事由的认定。法律问题：在民商事审判实务中，有严格限定和认定诉讼时效中断事由的倾向。尽管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是诉讼时效的一个目的，但其并非惟一目的，近年来，倾向观点认为，诉讼时效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平衡当事人双方的利益，维护社会秩序，而非偏于限制权利人行使权利。诚实信用原则是私法领域的基本原则，债务人依法、依约履行债务是上述原则的根本要求，因此，对权利人权利的限制不能背离对权利人合法权利予以保护的民商法的基本原则，而且后者应优于前者，在可作出两种解释的情形，应作有利于债权人的解释，不能偏于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对权利人进行限制的目的，而纵容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甚至是恶意逃债的不诚信行为。诉讼时效中断制度设定的目的在于明确和维持权利，只要有证据证明有明确和维持权利的事由，就应认定诉讼时效中断。例如，如果权利人有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且该意思表示到达或应到达义务人，就应当认定权利人主张了权利，诉讼时效中断。【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意见】：在存在连带债务人的情形下，因任一债务人均负有对连带债务进行全部清偿的义务，且其清偿全部债务后享有向其他债务人追偿的权利，故只要债权人向连带债务的债务人中的一人主张权利，即应视为其向其他连带债务人主张权利，其对其他连带债务人的债权的诉讼时效也中断，不受其是否向其他连带债务人主张权利的影响。05、撤诉与诉讼时效。【案情摘要】甲与乙签订借款合同到期后，乙未依约偿还欠款，甲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乙偿还欠款。诉讼过程中，甲向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准许甲的撤诉申请。后甲再次提起诉讼，乙以甲撤诉后诉讼时效未中断现、诉讼时效已经过为由进行抗辩。【法律问题】甲起诉后又撤诉的，是否影响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法官会议意见】不影响。《民法典》第↑95条规定了“提起诉讼”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诉讼时效规定》第10条进一步明确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曰起中断。本案中，权利人虽申请撤诉并经法院审查予以同意，但不影晌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提起诉讼属于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中断的持续性事由，应以程序终结之时重新起算诉讼期间。对于起诉后又撤诉引起诉讼程序终结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书送达生效之曰起重新计算。观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2021年第18次法官会议纪要06、当事人起诉后又撤诉或者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按撤诉处理，不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但起诉后起诉状已送达相对人后又撤诉或被裁定按撤诉处理的，诉讼时效于起诉状送达相对人之日起中断。观点来源：《全国法院第七次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办【2011】442号）07、债权人向债务人拨打电话，即便接听电话的非债务人，也可认定为诉讼时效中断？裁判要旨：根据原告（债权人）提供的手机录音内容证明，原告与被告（债务人）就双方借款清偿问题商谈时，曾向被告的手机拨打电话，即使接电话的人并非被告本人，但亦足以证明原告主张债权的事实，据此应认定案涉借款诉讼时效于此时中断并应从次日起重新起算，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应审查的主要问题是：原判决认定案涉借款未超过诉讼时效是否正确。根据原判决查明事实，吴应波挂靠天字陕西分公司，以该公司名义承包了鸿力公司开发的华县怡馨英花公馆（又名怡馨苑）商业住宅项目。施工过程中，为解决项目资金周转问题，吴应波代表天字陕西分公司向鑫龙公司借款1300万元，鸿力公司以就案涉项目111套房产与鑫龙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办理预告登记的方式提供担保。之后，鑫龙公司依约出借款项，但天字陕西分公司、吴应波未依约履行还款责任，鑫龙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二审法院依据查明事实判决天字陕西分公司、吴应波归还借款本金1144万元及利息，鸿力公司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鸿力公司申请再审认为鑫龙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出诉讼时效，其不应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经审查，根据约定案涉借款期限为六个月，鑫龙公司出借的款项分多笔支付，最后一笔于2013年6月4日支付，诉讼中鑫龙公司同意利息从2013年6月5日起计算，故案涉借款诉讼时效应于2015年12月4日届满。根据鑫龙公司提交的手机短信显示，在该诉讼时效期间内其于2015年8月21日、8月24日、11月3日、11月23日、12月16日多次向担保人鸿力公司主张权利。同时，根据鑫龙公司提供的手机录音内容证明，2015年9月1日鸿力公司与鑫龙公司就案涉借款清偿问题商谈时，曾向吴应波手机拨打电话，即使接电话的人并非吴应波，但足以证明鑫龙公司主张债权的事实，据此原判决认定案涉借款诉讼时效于2015年9月1日中断并应从次日起重新起算，事实依据充分，并无不妥。鸿力公司该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案例文号：（2021）最高法民申2434号08、诉讼时效从人民法院收到原告起诉状之日起中断，即使因原告未缴纳诉讼费而按自动撤诉处理也仍能引起中断效果——再审申请人祁某与被申请人曾某民间借贷纠纷案裁判要旨：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案涉借款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首先，祁文宏在本案一审诉讼中仅对南岸区法院11052、11053号两案民事起诉状中程体明签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而未对该两案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上述两案民事裁定书确认程体明有起诉行为。其次，虽然祁文宏认为上述两案民事起诉状中程体明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两案是他人冒名起诉，但其并未举示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上述两案南岸区法院确认收到诉状的时间为2014年8月29日，因此，即使程体明的起诉最终因其未按期缴纳诉讼费而按自动撤诉处理，但仍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综上，由于程体明在另案中的起诉，导致涉案借款诉讼时效中断。作为债权受让人曾凡惠，于2015年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案例文号：（2017）最高法民申3316号09、债权人通过信访方式主张权利，符合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案例文号：（2017）最高法民申937号10、强制执行申请被法院裁定驳回的，是否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再审申请人郑振国与被申请人包头市南郊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包头市腾鹿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张某霞、赵某明、刘某霞、康某飞、云某水、云某丽、张某兵、张某胜以及一审被告包头市安正物资管理有限公司、包头市橄榄绿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张某明、云某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裁判要旨：Ⅰ、原《担保法解释》第39条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适用前款的规定。”该条规定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时需承担保证责任的法理基础，不仅是在结果上并不会加重保证人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在此情形下推定保证人在为新贷提供担保时对借新还旧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第5项规定，申请强制执行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申请强制执行对诉讼时效的中断效力在申请行为发生法律效力时即已发生，一经发生即为不可逆转，不应强制执行申请被裁定驳回而否定申请行为本身的法律效力，进而否定其对诉讼时效的中断效力。案例文号：（2021）最高法民申289号11、只要当事人提起诉讼，诉讼时效即中断，而无论其是否撤诉——再审申请人宁乡中宇塑业有限公司、张某连、钟某春因与被申请人黄某明及一审被告毛某安民间借贷纠纷案裁判要旨：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不论其此后是否撤诉，均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人民法院不仅仅是当事人双方的信息传递者，更重要的是代表国家依法行使审判权，因此，只要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就意味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诉讼时效随即中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根据上述规定，黄海明于2016年7月6日提起诉讼的行为，不论是否撤诉，均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人民法院不仅仅是当事人双方的信息传递者，更重要的是代表国家依法行使审判权，因此，只要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就意味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诉讼时效随即中断。案例文号：（2019）最高法民申1151号12、原告向法院起诉后，起诉状副本未送达对方或原告申请撤诉之情形是否影响诉讼时效的中断——陕西能源凉水井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华山创业有限公司、陕西能源集团煤炭运销有限责任公司与三一重型装备有限公司及二审被上诉人北京宝塔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宜兴市邦畅贸易有限公司、榆林市广丽于物资有限公司、陕西三原华阳工贸有限公司及一审被告宝塔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宝塔盛华商贸集团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案裁判要旨：Ⅰ、票据时效是消灭时效，不等于主张票据权利不能依法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关于票据时效能否发生中断，虽然票据法未明确规定，但依据《票据纠纷规定》第19条，票据时效是可能发生中断情形的。票据法相对于民法而言属于特别法，故票据法无规定的，适用民法的一般规定。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票据权利在下列期限内不行使而消灭：（一）持票人对票据的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自票据到期日起二年。见票即付的汇票、本票，自出票日起二年；（二）持票人对支票出票人的权利，自出票日起六个月；（三）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四）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票据的出票日、到期日由票据当事人依法确定。”票据时效是消灭时效，不等于主张票据权利不能依法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关于票据时效能否发生中断，虽然票据法未明确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的票据权利时效发生中断的，只对发生时效中断事由的当事人有效。”可见，票据时效是可能发生中断情形的。票据法相对于民法而言属于特别法，因此，票据法有规定的适用票据法的规定，票据法无规定的则适用民法的一般规定。Ⅱ、提起诉讼即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而撤诉仅产生诉讼时效重新计算的法律后果。故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时，即产生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无论起诉状副本是否送达对方，无论原告是否撤诉，均不影响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案例文号：（2020）最高法民辖42号13、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承接银行债权如何认定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合同纠纷案裁判要旨：国有银行将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原债权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先后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可以起到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以公告形式主张权利，应当被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并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应限于两种情形：一是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二是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国有银行将其债权转让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中，有催收债务内容的，该公告或通知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另据《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有关问题的函〉的答复》的规定，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全国有资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全国或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有催收内容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所构成的诉讼时效中断，可以溯及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原债权银行债权之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已承接的债权，可以在上述报纸上以发布催收公告的方式取得诉讼时效中断（主张权利）的证据。按照上述规定，原债权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先后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应属于适用相关司法解释特别规定的情形，可以起到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案例文号：〔2011〕民二终字第5号14、债权人就主债权主张权利能否引起抵押权行使期间的中断——抵押合同纠纷案裁判要旨：债权人单纯针对主债权提出清偿请求的，不会引起抵押权行使期间的中断。《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因抵押权属于担保物权，而担保物权不宜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故该条规定的抵押权行使期间，其法律性质应为除斥期间，而非诉讼时效期间。除斥期间不发生中止、中断和延长问题。同时，债权人主张债权的行为与其要求行使抵押权的行为是两个不同的行为，相互之间不能替代。基于上述，债权人单纯针对主债权提出清偿请求的，不会引起抵押权行使期间的中断，债权人未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的，抵押权均发生消灭，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案例文号：〔2014〕民申字第1310号15、债权人向义务人的关联企业主张权利是否构成诉讼时放中断事由的认定——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裁判要旨：债权人向义务人的关联企业主张权利，且具有可认定为其向义务人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的客观事由的，应当认定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虽未签字、盖章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对方当事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签收人可以是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负责收发信件的部门或者被授权主体。在义务人的关联企业与义务人的法定代表人同一的情形下，如果债权人基于对义务主体的错误认识，而向与义务人具有同一法定代表人的关联企业主张权利的，由于法定代表人为法人的代表机关，其行为即为法人行为，故权利人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到达法定代表人的，应当认定为到达义务人，应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如果关联企业为义务人设立的子公司，且义务人将涉案债务委托该关联企业代理，关联企业代义务人偿还了部分债务，则债权人向该关联企业主张权利的，应当认定为到达了义务人，应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案例文号：〔2004〕民二终字第88号16、QQ聊天对账能否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再审申请人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被申请人江苏红狮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及原审第三人高安红狮水泥有限公司、江西新余南方建材有限公司、江西上高南方水泥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裁判要旨：依据对账人员的任职情况以及工资发放记录，其有权代表当事人进行对账，而无需当事人对其授权。当事人的企业电子邮箱与其对账人员的QQ号码相一致，公司联系电话与QQ聊天记录中对账人员发出的电话相一致，能够判断出对账人员系当事人公司人员，亦有权代表当事人在QQ中对账。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对账的行为能够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案例文号：（2021）最高法民申2194号17、合同一方向对方发函通知解除协议并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其违约责任的行为是否能够引起诉讼时效中断——上诉人三亚海韵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诉人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裁判要旨：Ⅰ、合同一方当事人向相对方发出《解除协议通知函》，以对方已严重违约为由，通知解除协议，并保留通过法律措施等途径追究对方违约责任。当事人的该发函解除协议并明确声明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对方违约责任的行为，属于主张权利、阻却诉讼时效完成的中断事由，诉讼时效期间应重新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第十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一）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虽未签字、盖章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二）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约定的最后一期履行期限为2014年12月。海韵集团于2016年9月8日向中铁高新发出《解除合作协议通知函》，以中铁高新已经严重违约为由，通知解除与中铁高新所签订的一系列融资协议，并保留通过法律措施等途径追究中铁高新违约责任。海韵集团发函解除案涉系列协议并明确声明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追究中铁高新违约责任的行为，属于主张权利、阻却诉讼时效完成的中断事由，自2016年9月8日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海韵集团于2017年8月1日提起诉讼并未超过二年诉讼时效期间。中铁高新关于海韵集团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Ⅱ、对合同条款理解上的争议以及违约责任的认定与划分，不应拘泥于合同条文，还应当根据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以及全案事实综合认定，结合《合同法》、合同解释的基本原则，确定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公平合理的分配各方责任。案例文号：（2019）最高法民终313号18、在双务合同中，一方以对方未履行相应义务为由不履行合同，该抗辩构成对其合同相应权利诉讼时效的中断——厦门福康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诉龙海市国土资源局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案裁判要旨：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通常而言，诉讼时效的中断需要当事人一方提出明确主张，此时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在双务合同中，如果一方当事人以对方未履行相应义务为由而不履行合同相关义务，虽然其未直接主张相应权利，但通过不履行其合同义务的方式进行抗辩，实际是对其权利的消极主张，亦构成其主张权利的事实，该权利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中断。如果该抗辩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应视为诉讼时效持续中断。案例文号：（2017）最高法民终888号。19、公证催收债权是否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石家庄办事处与中国阿拉伯化肥有限公司、河北省冀州市中意玻璃钢厂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裁判要旨：公证送达债权催收文书的内容真实，意思表示明确，证明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了权利的，应当认定在公证书确定的主张权利之日诉讼时效中断。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公证的实质是一种证明法律事实存在的证明方式，其主要起到证据的效力。就公证催收债权而言，其既可以是对权利人以口头方式主张权利的行为进行公证，也可以是对权利人直接送交催收债权文书的方式进行公证。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公证催收债权的方式具有法律效力，能够产生法律规定的效力。基于此，公证作为对权利人主张权利的行为（该行为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进行证明的一种方式，如果公证送达债权催收文书的内容真实，意思表示明确，证明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了权利的，则应当认定在公证书确定的主张权利之日诉讼时效中断，即该公证催收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案例文号：（2005）民二终字第200号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3期（总第113期）20、双务合同中一方依法行使履行抗辩权情况下，双方互负的对待给付不因某一方未提出诉讼或仲裁申请以行使权利而消灭——再审申请人黑河龙江化工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裁判要旨：Ⅰ、诉讼时效制度意在促使权利人依法及时行使权利，故只有在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义务人同意履行、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或者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情形下，才导致诉讼时效中断进而重新开始计算诉讼时效。Ⅱ、双务合同中，双方互负的对待给付具有牵连性，此种牵连性不仅体现为履行的牵连性，而且还体现为存续的牵连性，该牵连性决定了双务合同中双方均享有履行抗辩权。因而在一方依法行使履行抗辩权的情况下，基于此种牵连性，双方互负的对待给付不因某一方未以提出诉讼或申请仲裁等方式行使权利而消灭，否则将使对待给付沦为事实上的单方给付，使合同法专门针对双务合同规定的履行抗辩权失去其应有之意。案例文号：（2022）最高法民再88号21、债权人向债务人的单位邮寄催款函被他人签收的，是否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庄某与大庆市中科汇银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江苏东洋之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裁判要旨：根据债权人已将向债务人催款的函件邮寄至债务人所在公司，且该邮件已被签收。虽然债务人主张其已多年前离开该公司，该注册地址不能作为向其送达的有效地址。但是截至目前债务人仍担任该公司董事兼总经理，邮寄单上收件人填写的也是其姓名及联系电话。法院据此认定该公司为债务人的工作单位，上述邮件被签收后，可视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并无不当。案例文号：（2021）最高法民申2543号22、在报纸上对债务人发布的催收公告中名称存在笔误能否导致诉讼时效中断——再审申请人哈尔滨万兴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黑龙江泰达投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裁判要旨：在报纸上向债务人发布催收公告时，尽管公告刊登的债务人企业名称与实际名称不完全一致，存在笔误，但如果结合其他情形，能够确定催收对象即案涉债权的，可以认定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法律问题：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裁判说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债务人在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上签章或者签收债务催收通知的，诉讼时效中断。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中，有催收债务内容的，该公告或通知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证据。”本案中，案涉债权还款期限届满后，农行省分行、中国农业银行哈尔滨市开发区支行先后六次以催款通知的方式向万兴隆公司主张权利，万兴隆公司均加盖公章予以确认，诉讼时效连续中断。自2015年3月19日最后一次催款通知之后，农行省分行与东方资产分公司于2016年12月7日联合在《黑龙江日报》发布了债权（物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东方资产分公司与泰达公司于2017年2月21日联合在《黑龙江经济报》发布了债权（物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虽然案涉债权被列入物权资产清单中，但在备注栏已注明万兴隆公司欠款1390万元，尽管公告的企业名称与万兴隆公司不完全一致，泰达公司主张系因笔误多写一个“龙”字，结合该资产类型及资产所在地内容，能够确定催收对象为案涉债权。且东方资产分公司还于2016年12月16日向万兴隆公司住所地邮寄了“债权转让与催收通知”，该送达邮件已被签收。根据以上事实和相关规定，二审法院认定案涉债务的原债权人一直在积极主张权利，案涉债权自报纸发出催收公告之日，诉讼时效中断，泰达公司于2017年3月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案例文号：（2018）最高法民申4260号23、诉讼虽未经法院实体处理，但足以表明一方当事人曾向对方主张过合同权利，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山东博斯腾醇业有限公司、盈德投资（上海）有限公司供用气合同纠纷案裁判要旨：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2011年7月27日《供用气合同》及2012年1月10日《补充协议》的约定，盈德投资（上海）有限公司履行《供用气合同》义务的最晚期限为2014年6月30日。2016年6月22日，山东博斯腾醇业有限公司依据《供用气合同》向盈德公司主张权利并起诉至山东省昌邑市人民法院时，未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该起诉讼虽未经法院实体处理，但足以表明博斯腾公司曾向盈德公司主张过合同权利，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供用气合同》的诉讼时效自此重新开始起算。案例文号：（2020）最高法民终237号24、债权人到债务人的经营场所对债务进行催收即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即使债务人在该经营场所长期无人——再审申请人某达公司因与被申请人田某金融不良资产转让合同纠纷案裁判要旨：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事实，2009年10月20日，财政部受让案涉债权后，委托农业银行进行管理和处置，案涉债权被交由农行渭南分行负责管理和催收，该行在受托管理该债权的过程中多次前去催收，但某达公司经营场所长期无人。农行大荔支行、农行渭南分行的多次催收行为，以及受让案涉债权的各债权人所刊登的公告，均引起了本案诉讼时效的中断。案例文号：（2019）最高法民申3729号25、当事人通过向人大代表反映情况的方式寻求救济能否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上诉人湖南宏基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衡阳市沐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衡阳市土地储备中心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裁判要旨：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权利人提起诉讼、向对方提出要求以及向有权解决民事纠纷的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均可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Ⅱ、当事人虽主张其通过向人大代表反映情况的方式寻求救济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但该行为不属于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可以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案例文号：（2019）最高法民终1464号26、当事人在另案中提出抗辩是否能够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上诉人张某树、蒋某梅与陈某寿、汲某权因股权转让纠纷案裁判要旨：根据《诉讼时效制度规定》第13条第9项，其他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项，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当事人在另案中提出的抗辩，是其主张权利的一种方式，属于《诉讼时效制度规定》第13条第9项规定中的其他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项，应当认定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案例文号：（2017）最高法民终46号27、被告主张保证期间经过能否视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黄某安与广西旭日航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蓝天航空职业学院、洪某旭、广西旭日昇贸易有限公司、广西旭航工程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裁判要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2008年9月1日施行）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本案中，旭日航空公司、蓝天学院在一审期间并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仅主张案涉《债务代偿协议书》系保证担保协议，其作为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期间已过。基于一般理解，尽管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制度创设的目的均是为督促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但保证期间显然有别于诉讼时效，主要体现在：（1）性质不同。保证期间是意定期间、除斥期间，可以由当事人约定，不发生中止、中断和延长；而诉讼时效是法定期间、可变期间，由法律规定，因法定事由可以中止、中断和延长。（2）效力不同。保证期间经过导致保证责任本身的消灭，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而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导致义务人抗辩权产生、权利人胜诉权消灭，但实体债务仍然存在，成为自然债务。（3）起算时间不同。保证期间从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请求权产生时起算；而诉讼时效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鉴于上述区别，旭日航空公司、蓝天学院在本案一审中主张保证期间经过并不能当然视为诉讼时效抗辩。旭日航空公司、蓝天学院基于对案涉法律关系的认识偏差，主张《债务代偿协议书》为保证合同，但黄建安在起诉时明确主张案涉法律关系为债务加入，协议中亦明确约定债务加入的性质，旭日航空公司、蓝天学院对此应当有相应的认识。实际上，旭日航空公司、蓝天学院即便依据其对协议性质的理解，在主张保证期间经过的同时，亦不影响其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由此，二审判决在旭日航空公司、蓝天学院一审期间并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二审亦未提交新证据证明黄建安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况下，采纳旭日航空公司、蓝天学院的诉讼时效抗辩，对一审判决予以改判，有违前述司法解释规定，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案例文号：（2021）最高法民再346号28、债务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盖章的行为能否导致诉讼时效重新起算——再审申请人海南捷达漆业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海南富林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原审被告徐春梅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案裁判要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法释〔1999〕7号）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九十条规定的精神，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信用社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债权人农行文昌支行多次书面向捷达公司催收欠款，且捷达公司也有履行还款义务的行为。虽然催收期间存在诉讼时效期间已届满的情况，但是农行文昌支行于2007年和2011年对全部债务本金和利息进行催收，明确要求捷达公司履行还款义务，捷达公司在《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签字和盖章，并未明确写明其不认可或不同意履行该债务、签字或者盖章只代表收到通知书等内容，其签字、盖章行为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仍受法律保护。因此，原审判决认定捷达公司的签收行为引起诉讼时效的重新起算并无不当。案例文号：（2021）最高法民申7298号29、当事人在庭审中提出的“保留追究对方赔偿损失权利”能否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上诉人北京康尔森投资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北京市北方律师事务所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裁判要旨：Ⅰ、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终审判决，确定被告向原告履行款项给付，此系被告应尽的法律义务，若被告仍对该处理结果不服，其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主张权利，而无权另行提起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要求原告赔偿的新的诉讼请求，系构成“一事不再理”。Ⅱ、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案件审理时陈述“我方保留追究对方赔偿损失的权利”的，并非明确肯定地要求对方当事人履行赔偿义务，故该事项并不构成诉讼时效期间的中断。案例文号：（2018）最高法民终186号30、权利人向有权机关提出请求但未能得以解决纠纷的，诉讼时效从何时起算——再审申请人云南省华坪县河东玖捌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与被申请人华坪县德茂天才煤矿、华坪县鸿云矿业有限公司、华坪县鸿云矿业有限公司德茂天才煤矿采矿权纠纷案裁判要旨：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第十四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据此，权利人向有关国家机关等提出保护其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如果权利人提出请求后经有权机关处理未能解决纠纷的，则诉讼时效应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纠纷未获解决之日起重新起算。案例文号：（2022）最高法民再325号- 今日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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