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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妮维雅公司在与SkinIdentAG产生的诉讼中获胜

2023年11月，欧盟普通法院对由妮维雅公司（Nivea）提交的“Nivea Skin-Identical Q10”商标申请与现有的已注册商标“SkinIdent”之间是否会产生混淆这个问题进行了审议。具体来讲，在去年的11月8日，欧盟普通法院在现有的“SkinIdent”注册商标所有人就其在先权利针对涉及“Nivea Skin-Identical Q10”的商标申请提出异议之后对两者之间的混淆可能性进行了审理。简而言之，法院认为：“Nivea”这个元素在商标申请中占据了支配性地位；从整体上看，在先商标中的“SkinIdent”元素是一个虚构的术语，在相关的消费者群体中并没有具体的含义。有关就混淆可能性作出判决的背景2019年3月，拜尔斯道夫股份公司（Beiersdorf）申请注册了欧盟商标“Nivea Skin-Identical Q10”，并将其适用于第3类产品（即用于身体护理和美容的非药物制剂与化妆品）。SkinIdent AG公司在2019年8月份基于其拥有的“SkinIdent”在先权利就上述申请提出了异议，其中涉及德语的“SkinIdent”标志（注册时间是2003年5月16日，适用于第3类“化妆品”）、国际商标“SkinIdent”（注册时间是2003年8月28日，该申请指定了若干个欧盟成员国，并涉及第3类“化妆品”）以及企业名称“SkinIdent”（该公司在德国开发和分销美容产品、化妆品以及涉及美容产品与化妆品领域的消费品／奢侈品过程中使用了这一名称）。上述异议请求在2021年7月1日遭到了驳回，而SkinIdent随即向欧盟知识产权局（EUIPO）提出了上诉。2022年8月18日，EUIPO的第五上诉委员会再次驳回了上诉请求，并指出涉案标志之间并不存在产生混淆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上诉委员会还认为，提出请求一方的公司名称与涉案商标申请之间不会生产任何的混淆，因为它们之间的差异足以消除类似于“会干扰到在先权利的识别与区分功能”的风险。因此，SkinIdent公司又向欧盟普通法院提起了上诉。欧盟普通法院就可能造成混淆的可能性作出判决在对比涉案标志时，欧盟普通法院对上述标志进行了分解，以确定是否真的存在会产生混淆的可能性。首先，提出上诉的一方辩称，“Skin-Identical”一词在对方的商标中拥有一个独特且自主的地位，因此在评估相关标志之间是否有可能产生混淆时，人们不应该将“毫无争议的知名元素Nivea”以及用于描述该标志所指定商品的“Q10”元素纳入考量。此外，由于申请商标中的“Skin”与“Identical”之间的连字符也不具备显著的特征，因此这无法体现出其与在先商标在视觉和语音层面上的区别。SkinIdent公司还辩称道，对于希腊、塞浦路斯或匈牙利，可能还有芬兰的非英语母语公众，“Identical”一词似乎本就是一个虚构的词语。然而，上诉委员会在审查时并没有考虑到这部分的民众。因此，SkinIdent认为该委员会所开展的审查并不完整，并在进行评估时犯了一个错误，即委员会认为很大一部分的公众都会将“Identical”这一要素的含义理解成是“完全相同的东西”。另一方面，法院则认为，与SkinIdent提出的意见正好相反，在对两件商标之间的相似性进行评估时不能只考虑某件复合型商标中的某一部分并将其与另一件商标进行对比。换言之，只要当商标的所有其他组成部分都可以忽略不计时，人们才能只根据占据支配性地位的元素来开展相似性评估。不管怎样，由于添加了连字符和“ical”这个词尾，元素“Skin-Identical”与“SkinIdent”是可以明显区分开来的。与此同时，“Nivea”这个元素也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其处于涉案商标申请的起始位置，并主导了商标带给人们的整体印象。此外，连字符的存在也不能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个标点符号会导致相关公众将“Skin-Identical”这个词语元素分解成两个明显不同的术语，而不管公众是怎样理解这两个术语的。同时，法院还指出，SkinIdent公司的在先权利是由“SkinIdent”这一单一元素所构成的，从整体上看，这是一个虚构的术语，在相关公众的心目中没有特定的含义。涉案申请中的“Skin-Identical”一词则是由两个不同的术语所组成的，其中每一个术语在大部分相关民众心中都有着明确且具体的含义。鉴于上述情况，法院认为，人们只能以一个整体来认知涉案商标申请，这与公众对其中每一个组成部分的理解是无关的。因此，法院得出结论，上诉委员会的决定是正确的，即“Nivea”元素在涉案商标申请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在先商标则形成了一个同质化的整体（即无法将其中的“Skin”和“Ident”元素分开）。显然，这与涉案申请中的“Skin-Identical”元素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法院最终驳回了上诉。（编译自www.mondaq.com）翻译：刘鹏　校对：吴娴

关于股东名册记载纠纷的裁判规则中国司法案例研究中心

编者按股东名册记载纠纷是指在股权转让或股东、股权变更过程中，由于股权转让方或公司未能及时更新股东名册信息，导致股东名册的记载与实际情况不符而产生的纠纷。本文将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一些重要案例的筛选和总结，对股东名册记载纠纷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并梳理实践中重要的裁判规则。截至2024年2月，在中国裁判文书网通过检索“股东名册”（关键字），显示裁判文书16445篇，其中由最高人民法院裁判的有6篇，由高级人民法院裁判的有36篇，由中级人民法院裁判的有864篇。在具体案例的选取上，遵循以下“两个优先”原则：第一，优先选择审判层级较高的裁判文书。第二，优先选择审判日期较近的裁判文书。通过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的筛选，本文最终选择5篇裁判文书作为研究对象。文书分别为案号：（2020）最高法民终642号、(2022)最高法民再117号、（2021）最高法民申6526号、（2020）最高法民再324号、（2019）桂08民终1173号。基本理论一、股东名册制度价值股东名册的制度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确定股东资格。股东名册是确定公司股东资格的重要依据。记载于股东名册上的人将被推定为公司股东，享有股东权利。未记载于股东名册上的人员则被排除在股东之外，无法享有股东权利。（2）便利股东事务处理。股东名册是公司处理股东事务的依据。通过股东名册，公司可以快速、准确地确定股东的名单，便于公司高效快捷地处理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关系，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作效率。（3）保障股权行使。股东名册的记载事项如取得股份的时间、出资数额或持股份额等关系到股权的行使。通过股东名册的记录，可以明确股东的股权比例和持股情况，保障股东权利的行使。（4）促进股份转移和质押。股东名册是股份转移及质押时的必备文件。通过股东名册的记录，可以明确股份的转让和质押情况，保障交易的合法性和安全性。（5）维护公司利益。股东名册制度的存在有助于保护公司的利益。公司可以通过对股东名册的管理，确保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关系得到妥善处理，避免因股东信息不准确或不完整而产生的纠纷和损失。二、解决股东名册记载纠纷的方法协商解决：纠纷双方可以尝试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这通常是最快捷和最经济的方式，但需要双方都有解决问题的意愿。仲裁解决：如果双方在协商无果后仍无法达成一致，可以考虑通过仲裁来解决纠纷。仲裁通常比诉讼更快捷，成本更低，而且更加灵活。诉讼解决：如果其他方法无法解决纠纷，当事人可以考虑通过诉讼来解决，是一种比较权威的解决方式，但通常需要耗费较长时间和较高成本。三、相关法律规定（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七条 因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等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三条 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股东符合法定人数;(二)有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三)股东共同制定公司章程;(四)有公司名称，建立符合有限责任公司要求的组织机构;(五)有公司住所。第二十四条 有限责任公司由五十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第二十五条 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公司名称和住所;(二)公司经营范围;(三)公司注册资本;(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五)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六)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七)公司法定代表人;(八)股东会会议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第三十二条 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裁判规则实务要点一：执行异议之诉的民事判决确认股权受让人不构成善意取得、自始不发生股权取得的效力，仅是驳回股权受让人以善意取得股权为由排除执行的主张，并未从商事法律关系方面认定股权变动的效力，不能据以否认对已完成案涉股权转让的认定。案件：明达公司、抚顺银行股东名册记载纠纷案案号：（2020）最高法民终642号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关于明达公司主张为抚顺银行股东并要求办理股东名册、章程等变更登记应否支持的问题。明达意航公司为抚顺银行发起人股东，持股占比逾7%，抚顺银行向其颁发的《股权证》上记载“股权变更和股份转让时必须到本公司办理过户”等字样。（2018）辽民终648号、（2017）辽01民初1173号生效民事判决分别认定明达公司与亿丰公司、金信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有效，明达公司同意股权转让并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此后经辽宁银保监局批复同意变更亿丰公司、金信公司为抚顺银行股东并记载于该行股东名册及章程。据此，亿丰公司、金信公司经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并经行政机关审批作为股东记载于抚顺银行股东名册之时，即成为抚顺银行股东，明达公司同时丧失抚顺银行股东身份。抚顺银行是否在工商行政部门办理变更登记，不影响案涉股权转让的效力。对于明达公司主张执行异议之诉的民事判决已经确认亿丰、金信两家公司不构成善意取得、自始不发生股权取得的效力问题，该民事判决书仅是驳回亿丰公司、金信公司在该诉讼中以善意取得股权为由排除执行的主张，并未从公司法、商业银行法等商事法律关系方面认定股权变动的效力，故不能径直据以排除对已完成案涉股权转让的认定。实务要点二：股权受让方是否实际取得股权，应当以公司是否修改章程或将受让方登记于股东名册，股权受让方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为判断依据。案件：能投公司、光合公司等执行异议案案号：(2022)最高法民再117号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股权转让是股权继受取得的方式之一，作为一种法律行为，通过当事人之间达成合法有效的转让协议后履行即可取得相应股权。股权转让导致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变化并非法律规定的工商登记事项。向公司登记机关进行股权变更登记是公司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仅发生对抗交易第三人的法律效力，而非股权取得的法定要件。股权受让方是否实际取得股权，应当以公司是否修改章程或将受让方登记于股东名册，股权受让方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为判断依据。昆明中院（2015）昆民五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认定能投公司已全额支付转让款，并实际管理、经营石新公司。本案一审亦查明，2014年5月10日，石新公司已修改公司章程，注册资本5亿元，能投公司作为公司唯一股东以货币方式全额出资。石新公司虽未及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但云南能投公司自该公司章程修改之日起，实际已经成为石新公司唯一股东，享有包括涉案24%股权在内的石新公司全部股权。能投公司虽然在（2015）昆民五初字第12号案件起诉时基于股权转让协议同时提出了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效力、协助办理股权登记等其他两项诉讼请求，但其在提出确认股东身份的诉讼请求时，已经实际取得并享有、行使着相应股权。（2015）昆民五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主文对“山路集团持有的石新公司24%的股权归能投公司所有”的确认，不宜理解为基于能投公司与山路集团之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这一债权关系所作出，而理解为基于能投公司已成为涉案股权实际权利归属人这一事实作出，更符合事实实际情况。即能投公司并非仅基于（2015）昆民五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确权取得涉案股权，而是在（2015）昆民五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作出前已经实际取得并享有涉案股权。实务要点三：股权受让方与出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对股权转让事实及股权转让份额均认可，但股权出让方转让股权的行为违反公司章程约定，公司对股权转让不予认可，且股权受让方不能提供工商登记、股东名册等能够证明其股东身份的证明文件的，人民法院不能认定其为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案件：昌恒公司、平棉集团等股权转让纠纷案案号：（2021）最高法民申6526号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关于昌恒公司主平棉集团应得而未得部分分红款由碧海公司直接支付。原审庭审中，昌恒公司已认可平棉集团应得而未得部分分红款暂无明确金额，需要项目最终决算后确定，碧海公司、平棉集团亦认可天玺项目未清盘，未进行最终决算，利润尚不可知，该部分金额目前无法确定。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股东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的案件，应当列公司为被告”，利润分配请求权是公司股东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因此，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才可以向公司行使股东权利。昌恒公司虽与平棉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平棉集团认可其将碧海公司11.76%的股权转让给了昌恒公司，但平棉集团向昌恒公司转让股权违反了碧海公司章程的约定，碧海公司对股权转让不予认可，昌恒公司也未提供工商登记、股东名册等能够证明其股东身份的证明文件，因此原审判决认定昌恒公司并不是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其主张碧海公司直接向其支付分红款的理由不成立，并无不当。实务要点四：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权属的转移，应当自背书完成或记载于股东名册时即发生效力。案件：孙某案外人执行异议案案号：（2020）最高法民再324号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股份系股东对公司享有各种权利的集合，主要权利为基于股东资格所获得的对公司享有的财产利益和管理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记名股票，由股东以背书方式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转让；转让后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记载于股东名册。”第一百三十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发行记名股票的，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各股东所持股份数；（三）各股东所持股票的编号；（四）各股东取得股份的日期。”因此，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权属的转移，应当自背书完成或记载于股东名册时即发生效力。就本案而言，临沧临翔沪农商行的股份持有采取了股权证形式，股权证是证明股东持有该行股份的书面凭证，在案涉强制执行措施作出前的2017年4月22日，临沧临翔沪农商行已经向滇资公司出具了《股权证》，临沧临翔沪农商行2017年度股东名册中也记载滇资公司持有其200万股股份，案涉股份的权利已经转移给滇资公司。而且，案涉股份权利转移后不久，临沧临翔沪农商行即提出由滇资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某某担任该行监事的建议，结合临沧临翔沪农商行所提交的2017年、2018年召开股东大会的签到表和股东大会决议所载滇资公司参加股东大会及行使表决权的事实，应当认定临沧临翔沪农商行已认可滇资公司的股东身份，滇资公司也完成了法律所要求的案涉股份权属转移的要件，合法继受取得了案涉股份。实务要点五：在国有企业改制为有限公司过程中，应肯定出资较少的股东具有实际出资人地位。在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超过法定人数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公司意思自治选任股东代表，但在内部股东名册上仍应完整记载非股东代表的其他股东的相关信息；在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未超过法定人数的情况下，非股东代表的其他股东主张将股东姓名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诉求，应予支持。案件：食品公司、陈某贤股东名册记载纠纷案案号：（2019）桂08民终1173号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编号；记载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本案是食品公司在政府主导改制后，因公司股东资格的确认而发生纠纷。在此情况下，要确认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资格，除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外，还需综合考虑政府部门关于国有企业改制的有关政策和规定。陈某贤根据贵港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认购贵港市食品总公司国有资产3000元，贵港市食品总公司经改制更名为食品公司后，陈某贤应当确认为食品公司的实际投资人、是食品公司的实际股东。由于法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登记股东为50人以下以及食品公司的规定，出资额为3万元以上的才被登记为公司股东。食品公司设立时，实际出资人达到286人，陈某贤出资额为3000元，根据食品公司的内部规定，陈某贤未能登记为食品公司的名义股东，但食品公司应当将陈某贤是公司股东记载于股东名册上。根据工商登记信息记载，食品公司登记的名义股东为宁某明和贵港市万隆建材贸易有限公司，在名义股东不超50人的情况下，食品公司应当将陈某贤是公司股东向工商登记部申请办理登记手续。因此，对陈某贤的该项请求，予以支持。· 小结 ·股东名册制度对于维护股东和公司的合法权益、保障交易安全、促进市场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股东名册记载纠纷的处理，司法实践中形成了一些可供参考的裁判规则：一是执行异议之诉的民事判决确认股权受让人不构成善意取得、自始不发生股权取得的效力，仅是驳回股权受让人以善意取得股权为由排除执行的主张，并未从商事法律关系方面认定股权变动的效力，不能据以否认对已完成案涉股权转让的认定。二是股权受让方是否实际取得股权，应当以公司是否修改章程或将受让方登记于股东名册，股权受让方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为判断依据。三是股权受让方与出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对股权转让事实及股权转让份额均认可，但股权出让方转让股权的行为违反公司章程约定，公司对股权转让不予认可，且股权受让方不能提供工商登记、股东名册等能够证明其股东身份的证明文件的，人民法院不能认定其为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四是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权属的转移，应当自背书完成或记载于股东名册时即发生效力。五是在国有企业改制为有限公司过程中，应肯定出资较少的股东具有实际出资人地位。在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超过法定人数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公司意思自治选任股东代表，但在内部股东名册上仍应完整记载非股东代表的其他股东的相关信息；在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未超过法定人数的情况下，非股东代表的其他股东主张将股东姓名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诉求，应予支持。     本公众号已开通“法律咨询栏目”点击文末左下角“阅读原文”进行咨询顾问单位：河 南 天 欣 律 师 事 务 所 顾问单位：河 南 正 臻 律 师 事 务 所 投稿邮箱：chinesecase@163.com策划：张嘉军、马斌审核：崔玮编辑：王进红

以案说法澳大利亚法院审理中国判决认可执行案的举证责任分配思路

案情介绍2017年7月，中国公民WU DI（下称“WU”）通过Twitter等网络社交软件认识了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中国公民YIN KE（下称“YIN”），双方经沟通交流后达成换汇协议，约定WU向YIN支付人民币3,966,000元以兑换60万美元。随后WU向YIN指定的银行账户如数汇款，但YIN收款后未将60万美元付至WU，仅返还了人民币496,005元，并拒绝退还剩余款项人民币3,469,995元。2017年10月，WU在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起诉YIN，诉请判令YIN退还余款人民币3,469,995元及承担诉讼费用。由于被告YIN下落不明，法院采取公告方式向YIN送达诉讼文书，并在YIN缺席审理情况下作出民事判决，判令YIN向WU支付人民币3,469,995元及承担诉讼费用。随后WU申请中国法院强制执行。2020年5月，WU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最高法院申请简易判决以执行中国法院判决，YIN抗辩称本人未收到中国法院诉讼文书，被剥夺参加庭审机会，案件审理不具有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执行中国判决会违反澳大利亚公共政策。初审庭（Trial Division）助理法官（associate justice）审理后未支持YIN的抗辩理由，作出简易判决（summary judgement），责令YIN以澳元偿还WU中国判决债务。YIN不服上诉至该法院初审庭法官（judge），法官审理后维持助理法官意见。YIN不服继续向该法院上诉庭申请上诉许可。2023年6月1日，维多利亚州最高法院上诉庭对本案作出裁决（案件索引：KE YIN v DI WU, [2023]VSCA 130），认为初审庭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同意YIN关于中国法院公告送达及缺席审判违反自然正义的理由，批准YIN的上诉申请，撤销初审庭的简易判决，不予执行中国法院判决。初审庭意见一、助理法官分析意见中国和澳大利亚未签署相关的民事司法协助条约，根据互惠原则，只要中国法院判决符合澳大利亚法律要求，即可在境内被承认和执行。债权人WU在澳大利亚申请对债务人YIN执行中国法院判决，采用向当地法院申请简易判决的方式。依据澳大利亚《民事诉讼法（2010）》（《Civil Procedure Act 2010》）第61条、第62条规定，助理法官明确本案作出简易判决的前提是被申请人YIN提出的抗辩没有真正成功的机会（have no real prospect of success）。助理法官援引先例Hausman v Abigroup Contractors Pty Ltd，说明被申请人YIN如要抗辩成功，须提供充足证据而非单纯否认或口头抗辩。[43] [46]助理法官分析道：YIN是中国公民身份，中国法院对其享有无可争议的属人管辖权。YIN称从未收到中国法院诉讼文件，直至澳大利亚诉讼发生时，他才知道发生本案中国诉讼，认为本案中国诉讼程序因而缺失自然正义。对此，助理法官认为：由于中国法院判决中写明“经法院合法传唤，YIN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法院缺席庭审”，因此，YIN应当举证证明“他不知悉中国法院庭审”的事实。[53][54]助理法官引用先例Boele v Norsemeter Holding AS中法官观点：即使外国法院关于诉讼文件送达的规定与本地法院不同，但只要外国法院诉讼文书送达行为符合其送达规则，则外国法院的诉讼程序就应被视为符合自然正义。助理法官认为，由于中国判决写明法院对YIN进行了“合法传唤”，那就应当由YIN举证证明中国法院对YIN的“传唤行为”不符合其规则，或者证明中国法院诉讼活动未遵守其法律和程序。鉴于YIN未对此举证，助理法官不认为本案中国法院诉讼未给予YIN“程序公平”，遂同意WU的申请并作出简易判决，承认和执行中国判决。[55]-[57]二、法官分析意见被申请人YIN不服助理法官的审理结果，上诉至初审庭法官。法官审理后支持助理法官的意见，并作更详尽的分析说理。法官认为，由于中国并非澳大利亚互助条约国家，中国判决在澳大利亚能否被承认和执行，按照互惠原则和普通法规则，澳大利亚法院会从四个方面审查：（1）外国法院的案件管辖权得到澳大利亚法院承认；（2）外国判决具有终局性；（3）当事人是相同的；（4）外国判决须为确定的金钱债务。除外情形是：如果外国判决违反了澳大利亚司法实体正义理念，或者外国判决的取得违反了程序公正和自然正义，普通法系法院保留权利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72]-[73]当外国判决满足以上条件时，如果当事人认为外国判决不具备实体正义、程序公正或自然正义的，其负有举证责任。对此，法官援引了先例Doe v Howard，该案一方当事人声称受欺诈影响，判决应当被撤销，审理法官认为声称欺诈的当事人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74]初审庭法官认为，在判断外国判决取得是否符合自然正义问题上，法庭的评估一般针对该外国法院的规则和程序方面[75]。法官指出，本案在证明中国法律相关内容方面，可采用专家证人、外国法律译文、外国法律摘录这些方式，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有很多办法可以证明：在自然正义问题上，本案是否按照中国法律规定进行了适当送达[76]。法官指出，依据WU的申请和证据，初步推定中国判决可以被执行。YIN称本人未收到中国法院诉讼文件，其提供的誓言证据仅是声称，而未提供相反的证据证明，换言之，YIN以违反自然正义和公共政策为由，反驳以上初步推定，则其应举证证明中国判决不应被执行。YIN认为助理法官将中国法院判决中“已对YIN进行合法传唤”的内容视为起决定性作用的做法是错误的，但他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解释：在中国法律里，上述字句的含义是什么，或法律规定如何未被遵守。因此，初审庭法官不认为助理法官审理本案存在错误。[77]上诉庭意见YIN继续不服初审庭法官的审理结果，向该法院上诉庭申请上诉。上诉庭法官审理后，认为初审庭错误分配举证责任，作出相反意见：YIN辩称：其未收到中国法院送达的诉讼文件，说明该案审理违反自然正义的表面证据成立，这种情况下，应当由WU举证证明中国法院采取了符合自然正义的方式向YIN有效送达诉讼文件，YIN还称：本案采取公告送达方式不符合自然正义。[82]WU反驳道：没有先例支持YIN关于举证责任转移的观点，初审庭助理法官和法官认定YIN承担举证责任的做法正确，公告送达程序并非不能向YIN提供自然正义。[83]上诉庭法官采纳了YIN的观点，认为：由于YIN否认送达，则初审庭助理法官和法官将证明责任分配给YIN是错误的，错误要求YIN举证证明在中国法律下法院未采取其他方式向其有效送达，即使本案证据足以证明YIN已被“合法传唤”，但整体证据亦不能证明本案情形下采用公告送达符合自然正义。[84]首先，中国法院采用公告方式送达诉讼文件，但YIN声称未收到，则YIN对中国诉讼程序下其被剥夺自然正义已完成了初步举证。中国法院的确采用了公告送达程序，而YIN的证据在客观上又是可信的，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争议事项，作为申请简易判决以执行中国判决的原告，WU应当对其主张承担最终举证责任，以证明中国法律规定了公告送达（notification）可以取代送达本人（personal service）以及这些法律规定得到了遵守，毕竟，是WU率先在中国提起诉讼，且参与了中国法院诉讼程序，其理应清楚中国法院的诉讼情况。所反映的原则是：一个问题的证据，要权衡当事人的相对举证能力，即根据一方有能力提供的证据和另一方有能力反驳的证据。[91]本案中，WU未能完成上述方面的举证责任。其提供的WU国内诉讼代理律师Wang先生誓章不包含也不构成专家意见，不能证明为何本案情况在中国法律下允许采用公告送达。Wang先生誓章仅提供了一些中国法院诉讼程序文件，以及该中国判决的复印件，试图表明中国法院是在以公告送达方式对YIN进行了“合法传唤”基础上进行诉讼的，Wang先生誓章中也未包含证据证明中国法院在刊登送达公告方面做了什么。[92]-[93]再者，虽然中国判决载明法院“已合法传唤YIN”，但YIN在誓章中否认该传唤，称未收到诉讼文书，则YIN的证据构成“其未被提供自然正义”的真实抗辩。[94]法官援引多个普通法先例（Terrell v Terrell, Boele v Norsemeter Holding AS, Jeannot v Fuerst, Xu v Wang），说明本案中为何YIN关于“自然正义”的抗辩有真正成功的机会（have a real prospect of success）。[96]-[106]法官认为，WU在中国境内对YIN提起诉讼时，是明知诉讼送达方式可以采用其他替代方式，包括Twitter、WhatsApp、Telegram，因为其诉讼主张YIN偿付金钱的合同依据，恰恰是采取这些方式缔结而成，这种情况下，应当调查WU是否告知中国法院可以采取这些替代方式向YIN进行送达。[107]法官指出，在考虑是否符合自然正义问题上，若外国法院的送达方式并未采取现今普遍使用的电子手段通知被告本人的，则应与时俱进评估该外国法院送达方式的充分性。当对下落不明的被告以电子通知方式送达具备可能性而外国法院未采取的话，法院应划清界限并对外国法院的送达方式持否定态度。[108]最后，上诉庭批准了YIN的上诉申请，并撤销初审法院同意执行中国判决的简易判决。[158]案件评析上诉庭和初审庭观点相反，在于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认定不同：初审庭观点：债权人WU提供了中国判决，且判决载明已对YIN进行合法传唤，初步推定中国判决可被执行，YIN否认收到诉讼文书，称中国判决取得不具有自然正义，则YIN就不能仅是口头否认而应举证证明为何中国判决不应被执行，证明中国法院对YIN的“传唤”不符合其规则，证明中国法院诉讼活动违反其法律规定，如YIN不能举证，则承担不利后果。上诉庭观点：举证问题上，要权衡评估当事人的举证能力。WU的证据显示中国法院采用了公告方式送达诉讼文件，但YIN以誓章（affidavit）否认收到，则其对中国诉讼程序下被剥夺自然正义就完成了初步举证，由于是WU申请执行中国判决，故应由WU负责证明中国法律规定了本案情形下允许以公告送达取代送达本人以及证明该等法律得到了遵守，然而WU提交的证据不具备这样的证明效果，而事实上，WU在启动中国诉讼时，明知YIN在Twitter、WhatsApp、Telegram上的联系方式，可见向YIN送达诉讼文书并非只能公告送达，在有其他具备可行性的送达方式却未去做的情况下，即是剥夺了YIN参加庭审和抗辩的机会，导致中国法院判决缺失程序公正，所以支持YIN的抗辩意见。实务思考本案中国诉讼发生在2017年，疑问的是，如中国法院通过Twitter、WhatsApp、Telegram向域外YIN送达诉讼文书，该电子送达方式是否真如维多利亚州最高院上诉庭法官所述“具备可行性”和送达能产生两国认可的法律效力？一方面2017年《民事诉讼法》第87条规定电子送达须以受送达人同意为前提，本案YIN显然不可能同意。另一方面即使YIN同意电子送达，中国法院如何操作域外电子送达及如何认定域外电子送达时点及送达的法律效力？毕竟中国诉讼文书电子送达域内外有别，而当时相关法律规定的并不明确。即使是最新修改的2023年《民事诉讼法》扩大了涉外送达方式，第283条规定涉外民事案件可采用能够确认受送达人收悉的电子方式送达，也以受送达人所在国的法律允许为前提。所以上诉庭法官认为“以电子通知方式送达YIN具备可能性”，该“可能性”转为现实的概率有多大，不无疑问。由于上诉庭法官仅审查YIN的上诉申请，更多的实质性审理留待正式上诉程序，WU也许可以在上诉案审理中准确举证证明该“可能性”现实中不存在。所以本案中国判决是否确定不被澳大利亚认可和执行，尚属未知。值得一提是，申请人WU在申请中国判决认可和执行的同时，一并提起了金钱恢复请求（restitution claim）及得到法院支持，法院作出简易判决，判令YIN偿还WU剩余款项及利息，WU从另外角度切入索偿成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若在普通法系国家法院诉讼，须多了解外国法诉讼先例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理解普通法系法院的法治理念、审判规则和法官思维，优化案件代理工作，才能提高境外诉讼的胜诉率。注：（1）本案索引：KE YIN v DI WU, [2023]VSCA 130（2）本案裁判文书下载网址：https://aucc.sirsidynix.net.au/Judgments/VSCA/2023/A0130.pdf；（3）文中“[数字]”代表本案裁决书段落序号律师简介钟智芬合伙人执业证号：14401200211186653专注领域：金融、特殊机会投资、公司、商业、民商事争议解决（诉讼与仲裁）中国执业律师、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广东省律师协会执行与不良资产处置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香港国际争议解决及风险管理协会调解员、广州市涉外律师领军人才。往期回顾*声明：本微信订阅号对所有原创、转载、分享的内容、陈述、观点判断均保持中立，推送文章仅供读者参考。本订阅号发布的文章、图片等版权归作者享有，如需转载原创文章，或因部分转载作品、图片的作者来源标记有误或涉及侵权，请通过留言方式联系本订阅号运营者。谢谢！供稿/校对 | 钟智芬排版 | 杨昊霖核稿 | 朱惠婷审定 | 朱　滔

采安仲裁英国最高法院案例200亿夫妻财产分割引发的跨境诉讼

导语 2024年1月31日，英国最高法院就Potanina (Respondent) v Potanin (Appellant) [2024] UKSC 3一案作出判决，以上诉法院适用的检验标准错误以及未能审理一方当事人提出的某些上诉理由为由，将案件发回重审。本案系俄罗斯寡头夫妇因离婚引发的200亿财产跨国分割案件，所涉及的财产系丈夫一方受益所有，但未能登记在其名下，此类财产如何识别、确定及分割，是本案的重要价值所在。本案索引为：Potanina (Respondent) v Potanin (Appellant) [2024] UKSC 3本案案情根据《1984 年婚姻和家庭诉讼法》（下称1984 年法）第三部分，英国法院有权在海外离婚后给予经济补偿。法院在批准此类救济措施之前，必须考虑英国法院这样做是否适当，其考虑的因素包括当事人与英国、与其离婚的国家以及与任何其他国家的联系。1984 年法第 13 条规定，根据第三部分提出的经济补偿申请，必须符合以下条件：除非法院认为有 "充分理由 "申请经济补偿，否则不得给予许可。本案双方当事人系夫妻，都是俄罗斯公民，一直生活在俄罗斯，离婚后妻子前往伦敦居住，丈夫现仍生活在俄罗斯。夫妻均于1961 年出生于俄罗斯，1983 年在俄罗斯结婚，2014 年经俄罗斯法院诉讼，解除了双方婚姻关系。起初，夫妻并不富裕，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丈夫积累了大量财富，约200亿美元。双方离婚后，就夫妻财产分割问题在俄罗斯法院进行了漫长的诉讼，最终俄罗斯法院判决妻子有权获得丈夫所拥有财产的一半。但是判决中没有考虑到丈夫积累的巨额财富，包括各种信托基金和公司股份，因为丈夫虽然是这些财产的受益所有人，但这些财产并未登记在丈夫名下。因此，俄罗斯法院不把这些财产视为婚姻财产。2014 年夫妻离婚后，妻子立即取得了英国投资者签证，并在伦敦购买了一套公寓。自 2017 年起，她成为英国的常住居民。2018 年，她根据1984 年法第三部分的规定，申请获得经济赔偿。根据高等法院家事法庭适用的法庭规则，许可申请必须在不通知另一方的情况下提出，除非法院指示应将申请通知另一方。如果申请获得批准，则依照法院规则规定，另一方在收到法院命令后有权向法院申请撤销或更改未经通知而下达的命令。在本案中，妻子根据第 13 条提出的许可申请是在没有通知丈夫，丈夫也不知道有此申请的情况下提出的，一审法官进行了审理并批准了申请。在法院命令送达丈夫后，丈夫申请撤销该命令。在双方代理人出席的听证会上，一审法官认为其在第一次听证会上受到了重大误导，并在听取了双方意见后，重新考虑了这个问题，认为不符合根据第 13 条给予许可的检验标准，主要是因为双方与俄罗斯的联系远远大于他们与英国的联系。因此，一审法官撤销了原命令并拒绝批准妻子根据1984年法第三部分申请经济补偿。妻子就此向英国上诉法院提出上诉。上诉法院认为法律规定只有在有 "令人信服的理由 " （“compellingreason”）的情况下才能行使撤销权。在实践中，只有在法院被误导的情况下才能行使撤销权。此外，上诉法院认为，必须通过 "致命一击 "（“knock-out blow”）来证明这种令人信服的理由。最终，上诉法院认为根据本案事实，法官在初次听证时并未受到实质性误导。因此，法官无权撤销其最初的许可令，该许可令应予恢复。丈夫向英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英国最高法院判决及其理由英国最高法院以 3 票对 2 票的多数意见批准上诉意见成立。莱格特勋爵起草判决，劳埃德-琼斯勋爵和罗斯夫人同意该判决。布里格斯勋爵持反对意见，斯蒂芬斯勋爵赞成反对意见。判决理由如下：程序公正的基本规则是，法官在做出一方当事人要求的命令之前，必须给另一方当事人提出反对的机会。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无法做到这一点，法官必须努力做到：如果法官下达了命令，则应给予另一方抗辩该命令应予撤销或更改的机会。只听取申请命令的一方当事人的意见后，却不允许另一方当事人抗辩为什么不应下达命令，这始终是不公平的。上诉法院采用的检验标准导致了一个明显不公平且不正当的结果，即由于丈夫一方无法通过 "致命一击 "证明法官在未通知他的情况下举行的第一次听证会上受到了重大误导，因此法官无权听取丈夫就是否符合第 13 条规定的标准这一问题提出的任何论据，也无权撤销第 13 条规定下的许可命令。这反过来又意味着一审法官原先作出的许可令得以恢复，尽管一审法官在听取了双方的辩论意见后认定不符合准予许可的标准。最高法院认为英国法并不要求采取这种做法，因为这不符合相关的法庭规则。法庭规则规定：如果法院没有向一方当事人发出通知就做出命令，收到该命令的当事人有权以不符合第 13 条关于给予许可的检验标准为由申请撤销命令。该规则并不要求证明有 "令人信服的理由"，也不要求证明法院受到重大误导，或给予 "致命一击"。这些要求的来源是英国最高法院在 2010 年的一个案件中给出的若干指导意见、 上诉法院随后予以认可。但是这些指导意见并不具有约束力， 因为根据第 13 条审查申请的标准和程序在该案件中并不存在争议。此外，该指导意见是基于对几位法官之前提出的建议的误解，以及对第 13 条的错误类比。根据该指导意见采取的做法不具有合法性，因为违反了适用的法院规则和程序正义的基本原则。因此，正确的立场是，如果法院在单独听取申请人的陈述后，在未通知另一方的情况下，根据第 13 条作出准予许可的命令，则另一方当事人拥有申请撤销该命令的绝对不受约束的权利。在这种撤销申请的听证会上，根据第 13 条提出申请的一方当事人仍有责任证明有 "充分理由 "提出经济补偿申请。在这里，"充分 "一词的意思是 "扎实的"。上诉法院错误地认为法官无权重新考虑其原先的命令，因此，上诉法院没有对妻子提出的某些上诉理由进行审理。本案中，最高法院已经支持了丈夫的上诉，因此，本案将发回上诉法院重审。布里格斯勋爵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应当驳回丈夫的上诉。他认为，最高法院应保留 "致命一击 "的检验标准。该检验标准是由最高法院的一致指导（即使不具有约束力）确立的。从那时起，家庭法法官始终如一地适用了这一指导原则，而根据 1984 年法第 13 条提出申请的法院规则也获得了通过。背离这一既定惯例会破坏第 13 条申请无需通知答辩人的默认规则，以及法官关于是否有必要听取答辩人意见的自由裁量权。布里格斯勋爵进一步指出，最高法院通常将程序问题留给上诉法院和相关规则委员会处理。他认为，以前处理第 13 条申请的方法并没有引起根本性的公正、公平或公正问题，从而使最高法院有理由根据本案的特殊事实要求改变这种做法。并且，与典型的无须通知的命令（如冻结令）不同，根据第 13 条发出的许可不会立即对当事人的法律权利产生影响，而只是将被申请人提出不应给予许可的理由的机会往后推迟了。本案启示本案件涉及估值达200亿美元的财产跨国分割纠纷，源头在于俄罗斯寡头夫妇的离婚诉讼。本案关键问题在于涉案财产虽然实际由丈夫方控制和受益，但并未正式注册在其名下。本案的核心价值在于，如何在跨司法管辖区的法律框架内识别、确认及分割此类未登记财产。此外，该案例对于评估家族财富管理和信托安排在不同司法管辖区内部及跨境诉讼中的有效性和韧性，提供了一个重要参考，值得深入关注。此前，《2023年第二案：中国贸仲委裁决再获美国纽约南区法院承认与执行》一文详细讨论了2023年2月10日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针对La Dolce Vita Fine Dining Company Limited v. Lan 一案的缺席判决，该判决确认并执行了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两项仲裁裁决。此案揭示了即使通过复杂的商业结构持有海外资产，债权人仍有可能在仲裁裁决中成功实施财产扣押。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新加坡高等法院在La Dolce Vita Fine Dining Company Limited v. Zhang Lan and 2 others [2022] SGHC 278号案件中对张兰海外设立的家族信托的穿透审查。这些案例突显了全球资产管理和保护领域的法律复杂性，值得广大客户和业内同行关注和跟踪。戴萍高级顾问戴萍博士 采安高级法律顾问。国际法学博士。专长于帮助客户处理国际和国内仲裁纠纷和诉讼纠纷，目前担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仲裁委员会、南京仲裁委员会、沈阳仲裁委员会、营口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

谷歌面临三起反垄断诉讼案最新一宗9月9日开审

2月6日，美国弗吉尼亚州地方法院宣布将于9月9日开审一起重大的反垄断诉讼案，被告是全球知名的科技巨头谷歌。这起诉讼由美国司法部联同多个州政府共同提起，指控谷歌在数字广告市场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去年1月，司法部及州政府就对谷歌提出了相关指控，并寻求法院指令，要求谷歌出售其广告管理业务。对此，谷歌予以否认。除此之外，谷歌还面临另外两宗反垄断案。其中一宗由多个州政府提出，涉及谷歌的广告科技操作手法，该案已安排在明年3月开审。另一宗则在首都华盛顿的联邦法院审理，同样由司法部和部分州政府控告谷歌，目前案件已经完成举证阶段，预计双方将在5月进行结案陈词。该案主要涉及谷歌在互联网搜索领域的垄断行为。

天元代表中国客户赢得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上诉案件

近日，天元与德国合作律所共同代表一家中国龙头制造企业在德国联邦最高法院（BGH）赢得上诉。案件历时5年，历经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德国科隆地区高等法院初审、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上诉审，终于获得决定性进展。天元与合作律所紧密配合，基于对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纽约公约规则的合理运用，向德国法院充分展示了仲裁程序的正当性，指出被申请执行方抗辩的事实与程序缺陷，获得了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全面支持。本项目由天元合伙人朱筠、王蕾，迟松、吴雨涵律师组成专业团队，全程提供了优质且高效的法律服务，获得了客户好评及高度认可。

昆鹰新闻昆鹰参与代表中国原告在美赢得临时禁令阻止佛州排华法案执行

2024 年 2 月 1 日，美国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批准了中国原告上诉人的申请，作出临时禁令，禁止佛罗里达州对本案两名原告执行佛州的第264号法案。在经历了初审的挫折后，反对佛州排华法案的努力终于赢得了初步胜利。佛州264号法案由佛州州长德桑特思于2023年5月8日签署生效，旨在禁止中国籍个人和实体在佛州购买房产。该法将中国籍个人和公司在佛州购买房产定为刑事犯罪，并且要求已在佛州拥有房产的中国人和公司必须限期申报登记，否则也要处以民事罚款。[1]2023年5月22日，包括正准备在佛州购买房产的两名中国公民在内的原告在佛罗里达北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佛州政府，要求法院宣布佛州264号法案违宪。昆鹰受邀与德恒律师事务所、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简称“ACLU”）、佛罗里达州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 of Florida）、亚裔美国人法律保护和教育基金会（Asian American Legal Defense and Education Fund，简称 “AALDEF”）一起志愿代理该案，共同挑战佛州排华法案，保护在美中国人的合法权益。原告于2023年6月申请法院颁布临时禁令，希望在诉讼期间先行禁止264号法案的执行。2023年8月17日，佛州北区地区法院拒绝作出临时禁令。依赖美国最高法院于1923年作出的一系列判例（统称“Terrace案件”），佛州北区地区法院认定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并不特别限制美国各州依照外国人的国籍作出歧视性规定，因此原告没有证明其在本案实体问题上有重大可能赢得胜诉，由此不符合法院作出诉前禁令的条件。原告随后向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提起上诉，并要求上诉法院作出临时禁令，禁止264号法案在上诉期间执行。在上诉法院刚刚作出的裁定中，三名上诉法官一致认定，原告充分展示了在本案中有重大的可能最终赢得胜诉，并且两名正在购买房产的原告正面临不可逆伤害的风险，因此下令禁止佛州政府针对该两名原告执行264号法案。[2]三名上诉法官一致认为，佛州264号法案的目的旨在所谓保卫佛州的安全不受相关外国的威胁，而此类事项应统一由联邦法律规制，佛州自身所颁布的法案很可能因此无效，而原告基于这一理由所提出的起诉有重大可能最终赢得法院的支持。同时，三名上诉法官中的Abudu法官还单独发布了附加意见，认为原告提出的264号法案违反美国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的主张也有重大可能最终胜诉。该法官指出一审法院所依赖的Terrace案件是一百年前的案例，并引述更新的美国最高院判例，表示“（Terrace案件的）这些判决或许在1923年可以获得支持，但现在是2024年，各州基于外国国籍所作的区分都要受到严格的司法审查”；该法官进一步认定，在本案中“264法案的颁布就是专门为了针对中国裔人士…该法案的语言、佛州相关官员所作出的反华言论以及264法案的影响一并打造了禁止中国籍非美国公民在本州购买房产的一揽子禁令，该禁令明显严重违反了第十四修正案的禁止歧视条款”。上诉法院将于2024年4月进一步召开庭审，就完整的临时禁令问题听取律师辩论。昆鹰期待继续助力原告挑战佛州排华法案，维护在美中国人的合法权益。[1]该法案还对来自古巴、委内瑞拉、朝鲜、伊朗、俄罗斯和叙利亚的移民在佛州购买房产作出限制，但对中国籍个人和实体的限制最为严苛。[2]截图来自ACLU网站就上诉裁决发布的新闻稿，见https://www.aclu.org/press-releases/aclu-applauds-appeals-court-decision-halting-enforcement-of-florida-law-that-bans-many-immigrants-from-china-and-other-countries-from-buying-homes。- 关于昆鹰 -昆鹰是一家与众不同的律所。一直以来，昆鹰只专注做好一项业务：争议解决。昆鹰在全球33个办公室拥有共1000多名专职争议解决业务（包括诉讼、仲裁、调查与合规）的律师，是全球最大的专门从事商业诉讼和仲裁的律所。昆鹰在全球大型企业法总调研中多次被评为“最令对手畏惧的律所”。昆鹰已累计代理了2500多起最终开庭审判的诉讼或仲裁案件，胜率达86%。在代表被告时，昆鹰丰富的庭审经验往往能够帮助客户赢得更有利的和解或判决。昆鹰在代表原告的案件中也已经赢得了累计近800亿美元的判决与和解。昆鹰曾代表客户赢得7个上亿美元的陪审团裁决、4个数十亿美元的陪审团裁决、51个上亿美元的和解结果及20个数十亿美元的和解结果。昆鹰在中国设有香港、上海和北京三个代表处。昆鹰中国大陆团队由一批具有流利中英双语能力、有美国律师执业资格且有着丰富美国诉讼和跨境争议实战经验的律师组成，专注于代表中国客户处理在美国、欧盟、英国、澳大利亚等地的诉讼和国际仲裁案件以及应对外国政府的执法调查。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想要与我们联系，欢迎随时致信：刘骁昆鹰中国业务主任合伙人邮箱：xiaoliu@quinnemanuel.com简介：https://www.quinnemanuel.com/attorneys/liu-xiao/唐海燕博士昆鹰上海管理合伙人邮箱：haiyantang@quinnemanuel.com简介：https://www.quinnemanuel.com/attorneys/tang-haiyan/朱奕宣昆鹰北京合伙人邮箱：yixuanzhu@quinnemanuel.com简介：https://www.quinnemanuel.com/attorneys/zhu-yixuan/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案件管辖的47条裁判意见

转载请注明来源：类案同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案件管辖的47条指导意见 目 录一、综合类司法解释（8个）二、个案批复文件（21个）三、民事审判第一庭（14个）四、第一巡回法庭（1个）五、第二巡回法庭（1个）六、第五巡回法庭（2个） 一、综合类司法解释0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22〕11号）（2014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36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九件民事诉讼类司法解释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22年3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6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决定》第二次修正，该修正自2022年4月10日起施行）第一条 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的重大涉外案件，包括争议标的额大的案件、案情复杂的案件，或者一方当事人人数众多等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第二条 专利纠纷案件由知识产权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管辖。海事、海商案件由海事法院管辖。第三条 公民的住所地是指公民的户籍所在地，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地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不能确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注册地或者登记地为住所地。第四条 公民的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但公民住院就医的地方除外。第五条 对没有办事机构的个人合伙、合伙型联营体提起的诉讼，由被告注册登记地人民法院管辖。没有注册登记，几个被告又不在同一辖区的，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第六条 被告被注销户籍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确定管辖；原告、被告均被注销户籍的，由被告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第七条 当事人的户籍迁出后尚未落户，有经常居住地的，由该地人民法院管辖；没有经常居住地的，由其原户籍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第八条 双方当事人都被监禁或者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的，由被告原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被监禁或者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一年以上的，由被告被监禁地或者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地人民法院管辖。第九条 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案件的几个被告住所地不在同一辖区的，可以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第十条 不服指定监护或者变更监护关系的案件，可以由被监护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第十一条 双方当事人均为军人或者军队单位的民事案件由军事法院管辖。第十二条 夫妻一方离开住所地超过一年，另一方起诉离婚的案件，可以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夫妻双方离开住所地超过一年，一方起诉离婚的案件，由被告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没有经常居住地的，由原告起诉时被告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第十三条 在国内结婚并定居国外的华侨，如定居国法院以离婚诉讼须由婚姻缔结地法院管辖为由不予受理，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的，由婚姻缔结地或者一方在国内的最后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第十四条 在国外结婚并定居国外的华侨，如定居国法院以离婚诉讼须由国籍所属国法院管辖为由不予受理，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的，由一方原住所地或者在国内的最后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第十五条 中国公民一方居住在国外，一方居住在国内，不论哪一方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国内一方住所地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国外一方在居住国法院起诉，国内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受诉人民法院有权管辖。第十六条 中国公民双方在国外但未定居，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的，应由原告或者被告原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第十七条 已经离婚的中国公民，双方均定居国外，仅就国内财产分割提起诉讼的，由主要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第十八条 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当事人双方住所地都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第十九条 财产租赁合同、融资租赁合同以租赁物使用地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有约定的，从其约定。第二十条 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标的的，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有约定的，从其约定。第二十一条 因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如果保险标的物是运输工具或者运输中的货物，可以由运输工具登记注册地、运输目的地、保险事故发生地人民法院管辖。因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可以由被保险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第二十二条 因股东名册记载、请求变更公司登记、股东知情权、公司决议、公司合并、公司分立、公司减资、公司增资等纠纷提起的诉讼，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确定管辖。第二十三条 债权人申请支付令，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由债务人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二十四条 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第二十五条 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实施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等信息设备所在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第二十六条 因产品、服务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提起的诉讼，产品制造地、产品销售地、服务提供地、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申请诉前保全后没有在法定期间起诉或者申请仲裁，给被申请人、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引起的诉讼，由采取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管辖。当事人申请诉前保全后在法定期间内起诉或者申请仲裁，被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因保全受到损失提起的诉讼，由受理起诉的人民法院或者采取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管辖。第二十八条 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不动产纠纷是指因不动产的权利确认、分割、相邻关系等引起的物权纠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不动产已登记的，以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所在地为不动产所在地；不动产未登记的，以不动产实际所在地为不动产所在地。第二十九条 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书面协议，包括书面合同中的协议管辖条款或者诉讼前以书面形式达成的选择管辖的协议。第三十条 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管辖协议约定两个以上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第三十一条 经营者使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管辖协议，未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消费者主张管辖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十二条 管辖协议约定由一方当事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协议签订后当事人住所地变更的，由签订管辖协议时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第三十三条 合同转让的，合同的管辖协议对合同受让人有效，但转让时受让人不知道有管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的除外。第三十四条 当事人因同居或者在解除婚姻、收养关系后发生财产争议，约定管辖的，可以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确定管辖。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在答辩期间届满后未应诉答辩，人民法院在一审开庭前，发现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裁定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第三十六条 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先立案的人民法院不得将案件移送给另一个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在立案前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先立案的，不得重复立案；立案后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先立案的，裁定将案件移送给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第三十七条 案件受理后，受诉人民法院的管辖权不受当事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变更的影响。第三十八条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不得以行政区域变更为由，将案件移送给变更后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判决后的上诉案件和依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案件，由原审人民法院的上级人民法院进行审判；上级人民法院指令再审、发回重审的案件，由原审人民法院再审或者重审。第三十九条 人民法院对管辖异议审查后确定有管辖权的，不因当事人提起反诉、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等改变管辖，但违反级别管辖、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或者按第一审程序再审的案件，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审查。第四十条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发生管辖权争议的两个人民法院因协商不成报请它们的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时，双方为同属一个地、市辖区的基层人民法院的，由该地、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及时指定管辖；同属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两个人民法院的，由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及时指定管辖；双方为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协商不成的，由最高人民法院及时指定管辖。依照前款规定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时，应当逐级进行。第四十一条 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指定管辖的，应当作出裁定。对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案件，下级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指定管辖裁定作出前，下级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裁定的，上级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定指定管辖的同时，一并撤销下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第四十二条 下列第一审民事案件，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可以在开庭前交下级人民法院审理：（一）破产程序中有关债务人的诉讼案件；（二）当事人人数众多且不方便诉讼的案件；（三）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其他类型案件。人民法院交下级人民法院审理前，应当报请其上级人民法院批准。上级人民法院批准后，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将案件交下级人民法院审理。0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级别管辖异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20号）（2009年7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71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九件民事诉讼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第一条 被告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受诉人民法院违反级别管辖规定，案件应当由上级人民法院或者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受诉人民法院应当审查，并在受理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裁定：（一）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二）异议成立的，裁定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第二条 在管辖权异议裁定作出前，原告申请撤回起诉，受诉人民法院作出准予撤回起诉裁定的，对管辖权异议不再审查，并在裁定书中一并写明。第三条 提交答辩状期间届满后，原告增加诉讼请求金额致使案件标的额超过受诉人民法院级别管辖标准，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请求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本规定第一条审查并作出裁定。第四条 对于应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下级人民法院不得报请上级人民法院交其审理。第五条 被告以受诉人民法院同时违反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规定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受诉人民法院应当一并作出裁定。第六条 当事人未依法提出管辖权异议，但受诉人民法院发现其没有级别管辖权的，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审理。第七条 对人民法院就级别管辖异议作出的裁定，当事人不服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理并作出裁定。第八条 对于将案件移送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裁定，当事人未提出上诉，但受移送的上级人民法院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依职权裁定撤销。第九条 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级别管辖标准的规定，应当作为审理民事级别管辖异议案件的依据。第十条 本规定施行前颁布的有关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0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2〕18号）（2022年8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72次会议通过，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为依法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便利当事人诉讼，进一步提升涉外民商事审判质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第一条 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条 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一）争议标的额大的涉外民商事案件。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重庆辖区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人民币4000万元以上（包含本数）的涉外民商事案件；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辖区中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各战区、总直属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所辖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人民币2000万元以上（包含本数）的涉外民商事案件。（二）案情复杂或者一方当事人人数众多的涉外民商事案件。（三）其他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涉外民商事案件。法律、司法解释对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另有规定的，依照相关规定办理。第三条 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人民币50亿元以上（包含本数）或者其他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第四条 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本辖区的实际情况，认为确有必要的，经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可以指定一个或数个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对本规定第一条、第二条规定的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实行跨区域集中管辖。依据前款规定实行跨区域集中管辖的，高级人民法院应及时向社会公布该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相应的管辖区域。第五条 涉外民商事案件由专门的审判庭或合议庭审理。第六条 涉外海事海商纠纷案件、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涉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以及涉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不适用本规定。第七条 涉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民商事案件参照适用本规定。第八条 本规定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本规定施行后受理的案件适用本规定。第九条 本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0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20号）（2012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53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九件民事诉讼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实际，对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有关问题作如下规定：第一条 下列民事案件，由军事法院管辖：（一）双方当事人均为军人或者军队单位的案件，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涉及机密级以上军事秘密的案件；（三）军队设立选举委员会的选民资格案件；（四）认定营区内无主财产案件。第二条 下列民事案件，地方当事人向军事法院提起诉讼或者提出申请的，军事法院应当受理：（一）军人或者军队单位执行职务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二）当事人一方为军人或者军队单位，侵权行为发生在营区内的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三）当事人一方为军人的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四）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不动产所在地、港口所在地、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在营区内，且当事人一方为军人或者军队单位的案件；（五）申请宣告军人失踪或者死亡的案件；（六）申请认定军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案件。第三条 当事人一方是军人或者军队单位，且合同履行地或者标的物所在地在营区内的合同纠纷，当事人书面约定由军事法院管辖，不违反法律关于级别管辖、专属管辖和专门管辖规定的，可以由军事法院管辖。第四条 军事法院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应当参照民事诉讼法关于地域管辖、级别管辖的规定确定。当事人住所地省级行政区划内没有可以受理案件的第一审军事法院，或者处于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双方当事人同意由地方人民法院管辖的，地方人民法院可以管辖，但本规定第一条第（二）项规定的案件除外。第五条 军事法院发现受理的民事案件属于地方人民法院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地方人民法院，受移送的地方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地方人民法院认为受移送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报请上级地方人民法院处理，不得再自行移送。地方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民事案件属于军事法院管辖的，参照前款规定办理。第六条 军事法院与地方人民法院之间因管辖权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请各自的上级法院协商解决；仍然协商不成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第七条 军事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军事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军事法院或者地方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第八条 本规定所称军人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役军官、文职干部、士兵及具有军籍的学员，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现役警官、文职干部、士兵及具有军籍的学员。军队中的文职人员、非现役公勤人员、正式职工，由军队管理的离退休人员，参照军人确定管辖。军队单位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部队和预备役部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及其编制内的企业事业单位。营区是指由军队管理使用的区域，包括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第九条 本解释施行前本院公布的司法解释以及司法解释性文件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0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管辖问题的批复（法释〔2017〕14号）经研究，批复如下：为便于当事人诉讼，诉讼中财产保全的被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提起的因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之诉，由作出诉中财产保全裁定的人民法院管辖。0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被监禁或被劳动教养的人提起的民事诉讼如何确定案件管辖问题的批复（法释〔2010〕16号）经研究，答复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条规定，对被监禁或被劳动教养的人提起的诉讼，原告没有被监禁或被劳动教养的，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告也被监禁或被劳动教养的，由被告原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被监禁或被劳动教养一年以上的，由被告被监禁地或被劳动教养地人民法院管辖。0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确定经济纠纷案件管辖中如何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的规定（法发〔1996〕28号）为了便于当事人诉讼和人民法院审判，减少案件管辖权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第八百三十七次会议讨论通过，对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问题作以下规定：（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当事人在合同中未明确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交货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中约定的货物到达地、到站地、验收地、安装调试地等，均不应视为合同履行地。（二）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履行地点或交货地点，但在实际履行中以书面方式或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的其他方式变更约定的，以变更后的约定确定合同履行地。当事人未以上述方式变更原约定，或者变更原合同而未涉及履行地问题的，仍以原合同的约定确定履行地。（三）当事人在合同中对履行地点、交货地点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或者虽有约定但未实际交付货物，且当事人双方住所地均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以及口头购销合同纠纷案件，均不依履行地确定案件管辖。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本院以前有关购销合同履行地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0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清算组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违约或侵权等民事纠纷案件诉讼管辖问题的批复（法释〔2004〕5号）经研究，答复如下：企业被宣告破产后，清算组因履行清算职责对他人违约或者侵权引起的民事诉讼，发生在破产程序终结之前的，由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管辖，在破产程序中一并处理。二、个案批复文件09、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原管辖法院应继续审理——上海浦东日角建筑有限公司与上海军华置业有限公司、福建省海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未结案件，不因2015年《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实施而受“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约束。批复文号：〔2015〕民立他字第21号10、铁路专属管辖，不受立案在先及协议约定管辖影响——济南铁路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贵州省铜仁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铁路建设施工合同纠纷铁路施工纠纷案件，应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铁路运输法院专属管辖，不受立案在先及协议确定管辖的影响。批复文号：〔2004〕民立他字第14号1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三人能否对管辖权提出异议问题的批复经研究，答复如下：Ⅰ、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主动参加他人已开始的诉讼，应视为承认和接受了受诉法院的管辖，因而不发生对管辖权提出异议的问题；如果是受诉法院依职权通知他参加诉讼，则他有权选择是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还是以原告身份向其他有管辖权的法院另行起诉。Ⅱ、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他人已开始的诉讼，是通过支持一方当事人的主张，维护自己的利益。由于他在诉讼中始终辅助一方当事人，并以一方当事人的主张为转移。所以，他无权对受诉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批复文号：法经复〔1990〕9号 1990年7月28日1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级别管辖规定几个问题的批复经研究，答复如下：Ⅰ、在当事人双方或一方全部没有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发生纠纷提起诉讼，如当事人在诉讼请求中明确要求全部履行合同的，应以合同总金额加上其他请求额作为诉讼标的金额，并据以确定级别管辖；如当事人在诉讼请求中要求解除合同的，应以其具体的诉讼请求金额来确定诉讼标的金额，并据以确定级别管辖。Ⅱ、当事人在诉讼中增加诉讼请求从而加大诉讼标的金额，致使诉讼标的金额超过受诉法院级别管辖权限的，一般不再予以变动。但是当事人故意规避有关级别管辖等规定的除外。Ⅲ、按照级别管辖规定应当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上级人民法院交由下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该下级人民法院不得再交其下级人民法院审理。Ⅳ、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发现不符合级别管辖规定的，应按我院法函〔1995〕95号《关于当事人就级别管辖提出异议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函》的意见办理。批复文号：法复〔1996〕5号1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管辖问题的批复经研究，答复如下：本案1986年12月5日和1987年4月29日两份合同的签订地在金昌市，履行地在抚顺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三条的规定，金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均有管辖权。鉴于金昌市中级人民法院1988年3月20日最先收到起诉状，比新抚区人民法院收到诉状的时间（1988年3月25日）早5天，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现指定本案由甘肃省金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批复文号：法经复〔1988〕64号1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加工承揽合同履行地问题的函经研究，答复如下：合同履行地应为合同规定义务履行的地点。加工承揽合同主要是以承揽方按照定作方的特定要求完成加工生产任务为履约内容的，承揽方履约又是以使用自己的设备、技术、人力为前提条件的。因此，加工承揽方所在地应为合同规定义务履行的地点，即合同履行地。但是，本案合同签订地在你市虹口区，合同承揽方所在地在你市松江县，松江县应为合同履行地。故，虹口区法院和松江县法院对本案均有管辖权。现两院在管辖上发生争议，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试行）第三十三条规定，应由上海市中级法院指定管辖。批复文号：〔1989〕法经函字第22号1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法人型联营合同纠纷案管辖问题的复函经研究，现答复如下：鉴于开封天豫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联营三方依法向开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册登记，该局审核后准予成立并发给了营业执照。为便利诉讼，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指定本案由企业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的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批复文号：〔1989〕法经函第59号16、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长春市棒槌杨酿酒加工厂与广东省陆丰县城东供销综合公司购销合同纠纷案管辖问题的电话答复（1989年10月23日）经研究，答复如下：本案合同签订地在陆丰县。合同规定的“交货方法、地点及运输负担”，是“供方代办铁路运输到广州南站验收数量，短途公路运输到需方仓库验收质量”。其中，虽未规定运费谁负，但凡实行供方代办托运的，运费通常由供方垫付。这一合同约定，不是当事人双方对合同履行地的特殊约定。合同约定的广州南站和需方仓库即是货物验收地点。依据本院法（经）复［1988］26号批复规定，本案合同规定的交货方式是代运制，合同标的物发运地在长春市，长春市应为合同履行地。因此，陆丰县法院和长春市中级法院对本案均有管辖权。长春市中级法院收到酿酒厂的起诉书是在1989年3月15日，而陆丰县法院收到综合公司的起诉书则在3月28日，晚于长春市中级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试行）第三十一条规定，本案应由最先收到起诉书的长春市中级法院受理。1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陕西省白水县雷村供销社与江西省南昌县向塘果品批发部购销合同纠纷一案指定管辖的通知经研究，答复如下：陕西省白水县雷村供销社与江西省南昌县向塘果品批发部1992年8月13日签订的购销苹果合同约定，“管辖地为货物到达地”。本案货物的到达地即为合同标的物所在地，又为当事人一方的住所地，可以视为当事人对管辖的特殊约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指定本案由江西省南昌县人民法院管辖。请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责成白水县人民法院将本案有关材料移送至南昌县人民法院。批复文号：法经〔1993〕72号1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湖南省益阳地区对外经济贸易公司与浙江省民政工业公司购销合同纠纷管辖问题的函经研究认为，由于双方当事人在购销苏产电解镍协议中已明确交货地点为广州火车站车板，应当认为双方当事人对购销合同履行地有特殊约定。鉴于该合同未能实际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八条的规定，指定该案由湖南省益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应依法撤销一、二审裁定，将案件移送益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批复文号：法经〔1993〕113号1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岳阳通达制冷空调有限公司、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岳阳支公司、上海港集装箱综合发展公司、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之间的委托合同与港口装卸作业纠纷案件管辖权争议的处理意见经研究，答复如下：Ⅰ、外运公司与通达公司签订的由外运公司将通达公司一批进口设备从上海中转到岳阳的协议书中，双方当事人已明确约定“如双方发生纠纷，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处理”。该约定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因此，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其受理的案件有管辖权。Ⅱ、外运公司与通达公司签订协议后，外运公司将其接受的委托事务转委托综合公司、综合公司又口头委托码头公司，码头公司在吊装通达公司货物过程中致货物损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二）项“因港口作业中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港口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岳阳市中院不应将码头公司列为第三人。批复文号：法经〔1994〕158号2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江西省余江县土产再生资源公司与湖南省安化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购销红花草籽合同纠纷一案指定管辖的通知经研究，现对江西省余江县土产再生资源公司（下称余江公司）与湖南省安化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下称安化公司）购销红花草籽种合同纠纷一案指定管辖的问题，通知如下：余江公司与安化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中，明确约定“如有纠纷在供方所在地解决。”该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合同供方余江公司所在地余江县人民法院有管辖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指定本案由江西省余江县人民法院管辖。湖南省安化县人民法院应将案件移送余江县法院。如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反映安化县人民法院在明知无管辖权的情况下仍强行判决属实，则不仅应按审判监督程序指令撤销其判决，而且还应对有关人员作出严肃处理。批复文号：法经〔1994〕256号2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伊春市乌马河区安全社会福利厂与胶州市胶合板厂购销合同纠纷案件指定管辖的通知经研究，答复如下：福利厂与胶合板厂签订的成型木材购货合同明确约定了解决纠纷的方式为由“原告当地法院受理”。这一约定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关于选择管辖规定的。现在，双方当事人均分别向各自所在地法院起诉，依上述约定，福利厂与胶合板厂所在地的人民法院对本案均有管辖权。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3年5月19日立案，胶州市人民法院于1993年5月22日立案，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在先。依据我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3条的规定，本院指定本案由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法院在与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本案管辖权问题协商未果的情况下，抢先对本案作了一审缺席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应当责成有关法院依法撤销胶州市人民法院的一审民事判决，将案件的有关材料移送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复文号：法经〔1994〕278号22、最人民法院关于合同双方当事人协议约定发生纠纷各自可向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如何确定管辖的复函经研究，答复如下：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发生纠纷各自可向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该约定可认为是选择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如不违反有关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则该约定应为有效。若当事人已分别向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则应由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若立案时间难于分清先后，则应由两地人民法院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了的，由它们的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批复文号：法经〔1994〕307号2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湖南省炎陵县大院农场与江西林港工艺品有限公司包销合同纠纷案指定管辖的通知经研究，答复如下：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5条规定：“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合同当事人双方在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八日签订的木马生产包销合同中明确约定：“在执行本合同过程中如发生纠纷，由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向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这一选择管辖的约定符合民事诉讼法第25条规定，应当认定有效。湖南省炎陵县大院农场（下称“大院农场”）于一九九四年八月三十日向所在地炎陵县人民法院起诉，该县人民法院于九月一日立案受理；江西林港工艺品有限公司于同年九月一日向所在地永修县人民法院起诉，永修县人民法院九月二日立案受理。炎陵县人民法院立案在先。本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35条、第37条第2款规定，指定本案由湖南省炎陵县人民法院管辖。江西省永修县人民法院应在接到本通知后将本案有关材料移送炎陵县人民法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应当监督下级法院对本案作出公正裁决。批复文号：法函〔1995〕86号2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利公司与金海公司经济纠纷案件管辖问题的复函经研究，答复如下：金利公司与金海公司在再次补充协议中约定，“如甲、乙双方发生争议，由守约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该约定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应认定协议管辖的条款无效。本案应由被告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接此函后，请你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和一、二审裁定，将本案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批复文号：法函〔1995〕89号2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就级别管辖提出异议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函经研究，答复如下：级别管辖是上下级法院之间就一审案件审理方面的分工。各高级人民法院根据经济纠纷案件诉讼标的金额分级确定管辖法院的规定，虽不是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但一经我院批准，即应当认真执行。当事人就级别管辖权提出管辖异议的，受诉法院应认真审查，确无管辖权的，应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并告知当事人，但不作裁定。受诉法院拒不移送，当事人向其上级法院反映情况并就此提出异议的，上级法院应当调查了解，认真研究，并作出相应的决定，如情况属实确有必要移送的，应当通知下级法院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对下级法院拒不移送，作出实体判决的，上级法院应当以程序违法为由撤销下级法院的判决，并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同时还应以违反审判纪律对有关人员作出严肃处理。批复文号：法函〔1995〕95号2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39583部队施工办公室与高自强、佟希华购销汽车合同纠纷案件指定管辖的通知（1995年9月25日）经研究，答复如下：当事人双方签订的购车协议第六条规定：“双方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如出现纠纷，可通过协商解决，亦可向各自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协议选择管辖条款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应当确认有效。根据该条款约定，天津市武清县人民法院和河北省滦平县人民法院对本案均有管辖权。因两地法院对立案时间先后有争议，为保证本案公正审理，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特指定本案由滦平县法院的上一级承德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滦平县法院和武清县法院在接到本通知后速将本材料移送承德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望该院严肃执法，秉公处理。27、建筑工程承包合同约定违反专属管辖规定，应无效——襄樊市鲁班建筑装饰有限公司诉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中铁第十一工程局襄十高速公路第二合同段项目经理部建筑工程承包合同纠纷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双方约定非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的其他法院管辖的，因违反专属管辖规定，应认定管辖约定无效。批复文号：〔2003〕民立他字第61号28、施工人定作零部件，不影响按施工行为地确定管辖——山东省青岛东方铁塔集团有限公司与河南省延津县广播电视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施工人为履行工程施工合同而就部分零部件加工，应视为施工准备工作，不应据此而按施工行为地确定管辖法院。批复文号：〔2002〕民立他字第30号29、工程款还款协议纠纷，仍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河北省涿州市桥东经贸总公司与天津市南洋装饰工程公司建筑施工合同纠纷基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达成的还款协议履行纠纷，属施工合同纠纷，依法应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批复文号：〔2002〕民立他字第51号三、民事审判第一庭30、被告提出级别管辖异议，认为原告故意虚高诉讼标的额、抬高案件级别管辖的，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在立案阶段对当事人是否虚高诉讼标的额、抬高案件级别管辖问题进行实质审查？答：人民法院不应当在立案阶段对当事人的诉讼标的额是否虚高、抬高案件级别管辖问题进行实质审查，理由如下：第一，立案阶段原则上应仅就原告诉请的标的额进行形式审查，其诉请的标的额是否有依据、是否应予支持，均属实体审理的范畴，不应在还未进入实体审理的立案阶段进行，这是立审分离原则的基本要求。在立案阶段对当事人是否虚高标的额、抬高案件级别管辖问题进行实质审查，实质上是对当事人诉讼请求是否成立、法院应支持的标的额大小进行实体审，显然违反了立审分离原则，导致立案与审判职能的同质化，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而且打乱了立案与审理机构的明确分工，扰乱了法院内部合理的诉讼运行机制。第二，虚高诉讼标的本质上是滥用诉权行为，而《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针对此类行为已规定了专门的规制办法，不应通过立案阶段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实质审査来规制。首先，诉讼收费制度具有防止当事人任意提高诉讼标的额的作用。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财产案件的案件受理费，根据诉讼请求的金额或者价额，按照特定比例分段累计交纳；第二十九条规定，诉讼费用原则上由败诉方承担。由此可知，当事人起诉时须预先交纳的案件受理费与其所诉的标的额成直接的正相关关系，而其终局负担的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的数额，与其诉求得到支持的程度紧密相连。因此，诉讼收费制度将促使当事人在提出诉讼请求时，权衡通过诉讼所能获得保护的利益和诉讼成本，结合自己对事实的掌握和法律的理解提出自己认为合理的诉讼标的额，这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虚高诉讼标的额的滥诉行为。正因诉请标的额的确定包含了当事人复杂的考量过程，对诉讼请求未获支持或未获全部支持的情形，不宜仅据此认定为是滥用诉权或者“虚高诉讼标的额，提高案件级别管辖”。其次，如果当事人确实滥用诉权，存在《民事诉讼法》第十章规定的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最后，如果当事人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涉嫌虚假诉讼罪的，则应当依据《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的规定，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观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实务问答》。31、作出保全裁定的法院又将案件移送其他法院审理，受移送法院审理后作出了生效判决的情况下，保全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应当由哪个法院管辖？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管辖问题的批复》（法释〔2017〕14号，本文以下简称《批复》）规定，“为便于当事人诉讼，诉讼中财产保全的被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提起的因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之诉，由作出诉中财产保全裁定的人民法院管辖”。但如果作出诉中保全裁定的法院又将案件移送其他法院审理，受移送法院审理后作出了生效判决，保全损害责任纠纷之诉应由何法院管辖？对这一问题，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向采取诉前保全措施以外的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采取诉前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保全手续移送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诉前保全的裁定视为受移送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参照这一规定的立法精神，进行过财产保全的案件管辖权发生转移的，保全裁定应当视为受移送法院作出的裁定，因此，受移送法院对保全损害责任纠纷有管辖权。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批复》中仅规定此类案件由作出保全裁定的法院管辖，类似于专门管辖的规定，并未规定例外情形，故实践中不应作扩大解释，只能由作保全裁定的法院管辖。我们认为，应当由受移送的法院来管。《批复》之所以规定由作出保全裁定的法院来管辖，是为了有利于案件的审理。作出保全裁定的法院通常更便于判断申请人当时的申请是否符合保全的条件。但在案件移送后，相关的案件材料均由移送后的法院统一保管，由移送后的法院管辖保全责任纠纷比较便于当事人诉讼，便于案件查明事实，更符合“两便原则”。观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实务问答》。32、税务机关就破产企业欠缴税款产生的滞纳金提起的债权确认之诉，法院应否受理？答：对税务机关就破产企业欠缴税款产生的滞纳金提起的债权确认之诉应否受理的问题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欠缴税款产生的滞纳金，可以视为公债权，依照《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的，可以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税务机关对此滞纳金所提起的债权确认之诉，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第二种意见认为，人民法院对此债权确认之诉不应受理。对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税务机关就破产企业欠缴税款产生的滞纳金提起的债权确认之诉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法释〔2012〕9号），破产企业在破产案件受理前因欠缴税款产生的滞纳金属于普通破产债权，税务机关就破产企业欠缴税款产生的滞纳金提起的债权确认之诉，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第一，从税款滞纳金的性质看，破产企业欠缴税款产生的滞纳金作为纳税主体未按照税收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缴纳税款，征税机关依法对该占用国家资金、影响国家财政收支的行为所附加征收一定数量的金钱给付，具有督促、强制、制裁甚至惩罚的功能，但其在本质上不同于罚款，应属对欠缴税款给国家利益造成损失的一种补偿，与税款本身密切相连，属于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从破产程序的定位来看，破产程序是一项需要统筹兼顾、综合考量的系统工程，其最终目的是清理破产企业的所有财产及负债，实现纠纷的“一揽子”解决。因此，破产程序中对债权债务范围的界定要比普通债权债务的范围更宽泛。与此相符，《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依照下列顺序清偿：…（二）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将有关社会保险费用及税款请求权作为一种破产债权来进行规范。在税款请求权已被作为破产债权的前提下，与税款本身密切相连的滞纳金，也应被列入破产债权。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一条规定：“下列债权不属于破产债权：…（二）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债务人未支付应付款项的滞纳金，包括债务人未执行生效法律文书应当加倍支付的迟延利息和劳动保险金的滞纳金…，上述不属于破产债权的权利，人民法院或者清算组也应当对当事人的申报进行登记。”此规定仅将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债务人未支付应付款项的滞纳金排除在破产债权之外，而在破产案件受理之前，已经发生的欠缴税款的滞纳金作为破产企业对外负有的债务，应与其他债务同等对待，依法列入破产债权。在将税款滞纳金作为破产债权进行定性的前提下，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二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的规定与该法第五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对于税务机关就破产企业欠缴税款产生的滞纳金应否纳入破产债权的争议依法向受理该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此外，关于破产企业在破产案件受理前欠缴税款产生的滞纳金作为破产债权的清偿顺序问题，为实现滞纳金对国家税收缴纳的保障功能与对国家税收损失的补偿功能，同时考虑到对该滞纳金予以优先受偿并无法律依据，并且税款滞纳金的性质与功能并不同于税款本身，以及通过破产程序推动破产企业摆脱困境与合理保护其债权人利益的需要，应当将此税款滞纳金作为普通债权接受清偿。对于破产案件受理后因欠缴税款产生的滞纳金，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处理，对当事人的申报进行登记，但不应列入破产债权。观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实务问答》。33、法人的分支机构之间的纠纷是否属于法院受案范围？答：分支机构虽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属于法人的组成部分，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分支机构虽然有自己的名称，但其名称应反映其与法人的隶属关系；分支机构虽可以从事经营及其他业务活动，但没有独立的章程，其经营权限来自法人的授权；分支机构虽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和工作人员，但其人员管理由法人决定，自身没有主权；分支机构虽有自己的财产，但所有资产隶属于法人并列入法人的资产负债表，基于此，《民法典》第七十四条第二款前半句明确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民事责任不限于合同责任，包括侵权责任。因此，法人可以依法设立多个分支机构，多个分支机构在各自区域内开展业务活动但均不具有法人资格，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均由法人承担，故分支机构与法人之间的纠纷以及同一法人下设的不同分支机构之间产生的纠纷，属于法人内部的纠纷，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对法人的分支机构以自己为原告、以法人或者同一法人的其他分支机构为被告的诉讼，应裁定驳回起诉。观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实务问答》。34、货运代理企业在办理海上货运业务过程中，从事了仓储、陆路运输等经营活动，由此引发的纠纷如何管辖？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明确规定，海上、通海可航水域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件属海商合同纠纷案件，由海事法院受理。但是货运代理企业在办理海上货运业务过程中，从事了仓储、陆路运输等经营活动，由此引发的纠纷在实践中如何管理比较混乱，有地方法院管辖的情况，也有海事法院管辖的情况。我们认为，就与海上货运代理事务无关的内陆运输纠纷或者在港区外仓库发生的仓储纠纷而言，不应作为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处理，不属于海事法院管辖的范围。但是，对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所使用的“海上、通海可航水域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本文以下简称《规定》）所使用的“海上货运代理纠纷”，后者去掉了“合同”二字。这一变化实际反映了当前货运代理企业提供的服务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货运代理业务范围，使“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已不能够准确反映货运代理业务中所发生纠纷的性质。与此相符，《规定》第一条规定：“本规定适用于货运代理企业接受委托人委托处理与海上货物运输有关的货运代理事务时发生的下列纠纷：……（四）因提供仓储、陆路运输服务所发生的纠纷……”换言之，如因仓储、陆路运输等经营活动引发的纠纷是在货运代理企业办理海上货运业务过程中发生的，就属于“海上货运代理纠纷”，应由海事法院管辖。为避免司法实践中常出现此类管辖权争议，《规定》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因本规定第一条所列纠纷提起的诉讼，由海事法院管辖。”观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实务问答》。35、垄断民事纠纷案件具有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其高度的专业性、复杂性和较大的影响力。考虑到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这些特点，这类案件应当由哪个法院管辖呢？答：由于反垄断民事诉讼刚刚起步，人民法院对于反垄断民事诉讼的规律和特点认识还不够深刻。考虑到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特殊性，应当由审判力量相对充足、审判经验相对较多的法院集中管辖。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本文以下简称《规定》）第三条明确规定：“第一审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由知识产权法院，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计划单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考虑到未来垄断民事纠纷案件可能会有增加的趋势，人民法院对垄断纠纷案件的审判经验和审判水平也将进一步提高，为以后合理规划管辖布局留下空间。垄断民事纠纷案件既包括侵权纠纷，也包括合同纠纷等其他纠纷。在确定地域管辖时，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依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有关侵权纠纷、合同纠纷等的管辖规定确定。如果属于侵权纠纷，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如果属于合同纠纷，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如果案件并非以垄断纠纷立案，但在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可能依据《反垄断法》提出抗辩或者反诉，或者人民法院依职权认为案件需要依照《反垄断法》作出裁判，则该案件属于垄断民事纠纷，需要适用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管辖制度。如果审理该案的法院本身不具备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管辖权，就可能发生移送管辖问题。在决定是否符合移送管辖的条件时，一方面要维护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集中管辖制度，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当事人滥用垄断抗辩或者反诉拖延诉讼。因此，受诉人民法院应该首先对当事人提出的垄断抗辩或者反诉进行审查，看其是否确有证据支持。如果确有证据支持，则应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如果明显缺乏证据支持，则不应移送管辖。观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实务问答》。3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本文以下简称《规定》）第一条规定：“下列民事案件，由军事法院管辖：（一）双方当事人均为军人或者军队单位的案件，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涉及机密级以上军事秘密的案件；（三）军队设立选举委员会的选民资格案件；（四）认定营区内无主财产案件。”若军事法院与地方人民法院发生管辖权争议，应当如何处理？答：《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移送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受移送的人民法院认为受移送的案件依照规定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不得再自行移送。”本条规定为解决管辖争议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据此，《规定》第五条对军事法院与地方人民法院之间相互移送管辖作出规定：“军事法院发现受理的民事案件属于地方人民法院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地方人民法院，受移送的地方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地方人民法院认为受移送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报请上级地方人民法院处理，不得再自行移送。地方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民事案件属于军事法院管辖的，参照前款规定办理。”与一般案件移送管辖不同的是，当受移送的地方人民法院认为受移送案件不属于地方人民法院管辖的，应当报请上级地方人民法院协调处理，而不是由上级地方人民法院指定管辖。这是由于军事法院与地方人民法院分属两个系统，上级地方人民法院无权指定军事法院管辖。同理，地方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民事案件属于军事法院管辖的，参照前述规定办理。此外，虽然军事法院与地方人民法院建制不同，但都分为三级，且最高人民法院是其共同的上级法院。因此，《规定》第六条规定：“军事法院与地方人民法院之间因管辖权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请各自的上级法院协商解决；仍然协商不成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观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实务问答》。37、《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审判实践中，如何处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案件的管辖问题？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发布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废止）第一条规定：“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对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的，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本文以下简称《规定》）的制定过程中，考虑到司法实践中发生的很多涉外案件住所和被告住所地和侵权行为实施地均在国外，而侵权结果发生在国内，如果人民法院对此类案件无法行使管辖权，则不能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利。为此，《规定》第十五条规定：“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均难以确定或者在境外的，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据此，对于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均在国外的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如果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在我国境内的，人民法院享有管辖权，这有利于权利人在我国提起诉讼，切实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观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实务问答》。38、原告发现侵权信息地可否作为网络侵权行为地，进而由侵权信息发现地法院管辖？答：对该问题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原告发现地不宜作为侵权行为地。理由是：第一，由于网络互通性强，任何能够接入网络的地点，都可以成为侵权行为发现地，连结点过多，管辖法院随意性较大。第二，以发现地为侵权行为地则将管辖法院的决定权完全授予原告，甚至有些原告为争夺有利管辖法院而人为制造连结点，这对被告而言显然不公平。第三，民事案件的管辖要符合“两便原则”，而且连结点应当与纠纷有实际关联性，而以发现地为侵权行为地将导致管辖标准极不明确、极易引发管争议。第四，对于网络侵权案件有必要对侵权行为地进行限制，极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实施地的，以原告住所地作为侵权行为地中的侵权结果地，与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共同有管辖权，这样既可以方便确定管辖法院，也有利于方便诉讼进行。另一种观点认为，原告发现地可作为侵权行为地。主要理由是：第一，网络侵权的特殊性就在于任何发现侵权信息的地点，都属于侵权行为地，既可以解释为侵权行为实施地，也可以认定为侵权结果发生地。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本文以下简称《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均难以确定或者在境外的，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第三，如此规定，可以有效解决侵权人实施侵权行为地在国外等跨国侵权行为由国内法院管辖的问题。我们采纳第一种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本文以下简称《民诉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实施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等信息设备所在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在司法解释的起草过程中，也有观点认为，按照《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第十五条，可以随意界定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计算机有便捷移动的特征，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但这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民诉解释》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也是为了便于确定管辖。将“被侵权人住所地”纳入侵权结果发生地，也是考虑到司法实中发生的很多涉外案件，被告住所地和侵权行为实施地均在国外，而侵权结果发生在国内，如果人民法院对此类案件无法行使管辖权，则不能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利。观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实务问答》。39、当事人已约定某一具体基层法院管辖，纠纷发生后超出该院级别管辖标准，当事人之间的管辖协议是否一律以违反级别管辖而认定无效呢？答：应当认为当事人双方选择的地域管辖是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关于管辖法院的确定，首先考虑地域管辖，其次考虑级别管辖，在按照诉讼标的额和案件影响程度确定级别管辖法院时，当事人双方在纠纷发生前无法预见今后争执的标的额和是否具有重大影响，要求当事人在纠纷前约定的管法院明确、具体、唯一且不违反级别管辖的规定，在实践中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司法的真实意思表示，扩大当事人达成管辖协议的自由，避免大面积认定管辖协议无效，也减少了因约定不明确造成法院间“推管辖”或“抢管辖”的情况发生。就问题中所述的情形而言，应当认为，即使当事人约定管辖法院不够明确，但只要根据管辖协议约定的地域能够确定具体管辖法院的，管辖协议按照有效处理。问题中所述的约定表明，双方当事人愿意在该法院所在地进行诉讼，地域管辖是明确的。出于保护当事人的正当预期，应当认定双方选择的地域管辖是有效的，可以结合级别管辖标准确定具体的法院。观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实务问答》。40、当事人在管辖协议中约定由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当时约定的住所地已经发生了变化，该如何确定管辖法院？答：对该问题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仍应由协议签订时的住所地法院管辖。因为设计协议管辖制度的初衷是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在协议选择管辖法院时，双方当事人对选择的法院管辖是明知的，这一管辖法院不能因住所地变动而变更，否则违背了当事人最初的约定，也将给当事人规避法律留下空间，一定程度上造成管辖秩序混乱。另一种观点认为，“两便原则”是确定诉讼管辖的一个基本标准， 法律把当事人的住所地确定为协议管辖的连结点，就是为了让住所地法院能够就近查明案情，当事人能够就近参加诉讼。因此，在管辖协议约定时的当事人住所地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应当以实际争议发生时的住所地确定管辖法院，以便纠纷的快速有效解决。我们采纳第一种观点。管辖法院在双方签订协议时就是确定的，稳定了当事人的预期，更主要的是能杜绝当事人通过改变住所地选择有利于自己的管辖法院的现象发生。当然，如果当事人在协议中约定可以由变化了的住所地法院管辖，同样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按协议确定管辖法院。与之相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二条规定，“管辖协议约定由一方当事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协议签订后当事人住所地变更的，由签订管辖协议时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也体现了相同的内涵。观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实务问答》。41、投资者王某向法院起诉，认为证券公司存在虚假陈述的行为，给其造成了损失。法院受理案件之后，被告申请追加发行人为共同被告的，法院在追加后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先行受理因同一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此时法院是否应移送案件？如果应移送，法院应将案件移送到何地法院？答：法院应将案件移送给先立案的法院。在证券纠纷中，除发行人、上市公司外，上市公司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证券承销商、证券上市推荐人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中介服务机构都可能成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由此就可能出现多个法院基于投资者起诉的不同被告主体而对同一虚假陈述纠纷案件有管辖权的问题。此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以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以外的虚假陈述行为人为被告提起的诉讼后，经当事人申请或者征得所有原告同意后，可以追加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为共同被告。人民法院追加后，应当将案件移送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根据上述规定，在法院依申请追加了发行人作为被告后，此时证券虚假陈述赔偿之诉只能由发行人所在地的法院管辖，如此规定也具有一定合理性，因为发行人、上市公司是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人和第一责任人。但在其他法院已经受理了因同一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比如，投资者对律师事务所提起诉讼时，就可能造成案件出现多个法院同时审理的局面，不利于案件裁判统一。我们认为，本案的情形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法院“立案后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先立案的，裁定将案件移送给先立案的人民法院”。因此，本案法院应将案件移送给先立案的法院，而非发行人所在地的中级法院。观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实务问答》。42、王某对甲公司享有400万元的债权，后因甲公司未按期清偿债务，王某对甲公司提起诉讼。在诉讼阶段，法院受理了甲公司的破产申请，甲公司进入了破产程序。对于此前王某提起的诉讼法院应如何处理？王某是否还享有其他救济手段？答：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债务人甲公司的民事诉讼，在破产管理人接管甲公司财产和诉讼事务后，相关诉讼继续进行，此时由管理人代表甲公司参加诉讼，法院对案件继续审理。如果受理破产申请的法院与原诉讼的管辖法院不一致的，前诉法院应将案件移送至受理破产申请的法院，由破产法院对破产程序期间的案件进行集中管辖。在法院的生效裁判尚未作出前，债权人王某的债权尚未得到确认，此时王某仍然可以同时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但原则上不得行使表决权。裁判生效后，若王某的债权得以确定，此时就应依照《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在破产程序中依法统一受偿。观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实务问答》。43、某公司经过重整程序进入了重整计划执行阶段。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该公司在新交易中与他人产生了纠纷并进入了诉讼，此时由谁代表该公司参加诉讼？该案的管辖如何确定？答：本案引发纠纷的事实发生在重整程序终止后，不再适用破产集中管辖。同时，对于该期间内新发生的诉讼，管理人不再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而是由公司自行参加诉讼。《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该规定是对破产案件集中管辖的规定。但我们认为，“重整期间”和“重整计划执行期间”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和期间。自人民法院裁定债务人重整之日起至重整程序终止为重整期间，在此期间，债务人由破产管理人接管，管理人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有关民事诉讼也由受理破产申请的法院集中管辖。重整计划执行期间是重整企业重整期间转向完全正常经营的过渡期，债务人企业可以逐步过渡到正常经营状态，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也可以按照普通民事诉讼的规则确定管辖。即便存在破产重整计划不能执行而向清算程序转化，也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必然转化，亦不会因重整计划执行阶段的民事诉讼未集中管辖而受到影响。因此，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因重整程序终止后新发现的事实或者事件引发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不适用《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有关集中管辖的规定。另外，除重整计划有明确约定外，上述纠纷引发的诉讼，也不再由管理人代表债务人进行。这也符合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已接管财产和营业事务的管理人应当向债务人移交财产和经营事务的实际。观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实务问答》。四、第一巡回法庭44、虚增诉讼标的规避级别管辖的处理（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2018年第19次法官会议纪要）法律问题：虚增诉讼标的规避级别管辖的如何应对？甲说：由原受理法院审理。对于虚增诉讼标的额提高级别管辖的，由于主观上有恶意且缺乏证据支持，依法应当予以规制，以维护管辖制度的严肃性，故本案应由原受理法院审理。乙说：驳回起诉。甲公司自认规避级别管辖，其行为有违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和诉讼程序的正当性要求，对其起诉应予驳回。丙说：由上一级法院审理。不管诉讼标的额是否为当事人恶意虚增，均以当事人增加后的诉讼标的额确定案件级别管辖，故应由上一级法院审理。法官会议意见：采甲说。五、第二巡回法庭45、管辖权异议案件中的公告送达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2021年第21次法官会议纪要）法律问题：是否应将上诉案件受理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及二审民事裁定书向下落不明的C公司进行公告送达？法官会议意见：无须公告送达。《民事诉讼法》第130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首先，下落不明的被告虽未应诉答辩，但因其未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应视为其对管辖权无异议；其次，管辖权确定是法院依职权进行的程序性审查，其最终处理结果并不影响因下落不明未参加管辖诉讼的被告实体权益；再次，在管辖异议上诉案件中，未提出异议的被告也可以不列为上诉案件的当事人；最后，根据管辖恒定原则，下落不明的被告在之后的诉讼中无权再就管辖权提出异议。六、第五巡回法庭46、与船舶担保或者船舶优先权有关的借款合同纠纷中管辖法院如何确定？从合同与主合同管辖法院约定不一致时如何确定管辖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第五巡回法庭2019年第2次法官会议纪要）甲说：应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本案系与船舶担保有关的借款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与船舶担保或者船舶优先权有关的借款合同纠纷，由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船舶的船籍港、船舶所在地的海事法院管辖。」本案应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船舶抵押合同为从合同时债权人同时起诉主债务人和抵押人地方人民法院应否受理请示的复函》载明：船舶抵押合同纠纷案件应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船舶抵押合同为从合同时，债权人同时起诉主债务人和抵押人的船舶抵押合同纠纷案件，一律由海事法院管辖；债权人直接起诉船舶抵押人的船舶抵押合同纠纷案件，亦应由海事法院管辖；地方法院受理的上述案件，应当移送有关海事法院。本案合同履行地、担保船舶的船籍港均在重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诉讼管辖问题的规定》，属于武汉海事法院管辖范围，乙公司请求将本案交由武汉海事法院管辖的异议成立。乙说：管辖权异议不成立，受诉人民法院对案件有管辖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船舶抵押合同为从合同时债权人同时起诉主债务人和抵押人地方人民法院应否受理请示的复函》仅针对个案作出。本案涉及船舶抵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借款合同是主合同，主合同与担保合同有冲突，以主合同为主。案涉借款合同的签订地是董庆市，双方在借款合同中亦约定有关本协议的一切争议均应由甲银行住所地（即重庆市）的人民法院管辖，故本案应由重庆市的人民法院管辖。鉴于本案诉讼标的额超过1亿元，且部分当事人住所地不在重庆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第二条规定，本案应由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法官会议意见：釆甲说2000年7月1日起施行的《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以下简称《海事诉讼法》）中关于管辖问题的规定，釆取的是补充《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体例。即《民事诉讼法》中能够套用到海事诉讼中的，在《海事诉讼法》中不再规定；《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的，《海事诉讼法》中加以规定。船舶抵押纠纷提起的诉讼，还可以由船籍港所在地海事法院管辖。而2003年1月6日作出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船舶抵押合同为从合同时债权人同时起诉主债务人和抵押人地方人民法院应否受理请示的复函》则更进一步明确：「船舶抵押合同纠纷案件应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船舶抵押合同为从合同时，债权人同时起诉主债务人和抵押人的船舶抵押合同纠纷案件，一律由海事法院管辖；债权人直接起诉船舶抵押人的船舶抵押合同纠纷案件，亦应由海事法院管辖；地方法院受理的上述案件，应当移送有关海事法院。2003年2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与船舶担保或者船舶优先权有关的借款合同纠纷，由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船舶的船籍港、船舶所在地的海事法院管辖。」本案中，甲银行同时起诉债务人乙公司和提供船舶作为抵押的保证人丙公司，属于与船舶担保有关的借款合同纠纷，故应移交给海事法院专门管辖。参考案例：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西霞口集团有限公司、荣成市西霞口船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例文号：（2014）民申字第1393号47、申请撤销仲裁调解书之诉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范围？未进行过实体审理的案件，当事人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起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最高人民法院第五巡回法庭2020年第24次法官会谈纪要）法律问题一：申请撤销仲裁调解书之诉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甲说：不予受理《仲裁法》第五十八条仅规定当事人可提出证据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书，未规定可以撤销仲裁调解书。人民法院受理申请撤销仲裁调解书之诉于法无据。乙说：应予受理为保障仲裁当事人获得平等司法救济的权利，可对《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进行扩张解释，理解为包含申请撤销仲裁调解，即申请撤销仲裁调解书之诉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法官会议意见：釆乙说参考案例：新余市中创矿业有限公司、江西地勘局赣西地质矿产勘査开发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例文号：（2019）赣05民特21号法律问题二：未进行过实体审理的案件，当事人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起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甲说：构成重复起诉2018年9月，乙再次以已与丙离婚且对借款及仲裁调解均不知情为由起诉，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乙说：不构成重复起诉驳回起诉是在对案件进行实体审理之前，对当事人是否享有诉权的程序性审査。被裁定驳回起诉之后，若达到起诉条件当事人可以重新起诉，不构成重复起诉。法官会议意见：采乙说。参考案例：遵义东方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贵州中捷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案例文号：（2018）黔民终1149号●转载请注明来源。全国法院：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司法文件汇编（更新至2023年10月）全国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司法文件汇编（更新至2023年10月）全国法院：审理民商事纠纷综合类司法文件汇编（更新至2023年8月）全国法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审理依据与裁判规则汇编全国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司法文件与审理依据汇编（更新至2023年10月）全国法院：关于民商事诉讼程序的司法文件与裁判观点（更新至2023年10月）

视点马晨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解读

采安仲裁台湾地区高等法院援引最高院国际商事法庭裁定认定老赖不侵害个人名誉

导语 台湾某媒体新闻报道称香港籍钱某为老赖，是否侵害其个人名誉权？本案中，我国台湾地区高等法院在判决中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2020年6月23日（2019）最高法商初4号民事裁定中关于钱某下落不明的内容，并结合“天眼风险”查询结果等等，认为钱某系失信被执行人（即俗称之“老赖”），最终认定不构成侵害钱某名誉权。本案案件索引：台湾地区台湾高等法院 112 年上字第 1167 号民事判决裁判日期：2024年1月2日本案案情上诉人钱某为香港籍，已取得台湾居留权，曾任下列公司法定代理人，即大陆深圳博某有限公司（于2016年11月21日变更为彭某）、融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31日变更为黄某）、车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8日变更为顾某）。被上诉人陈姓记者为台湾地区上某公司之受雇人，系该公司出刊之上报记者。陈姓记者于2021年11月7日18时45分许，在上某公司网站刊登标题名称“【PLG内幕】高雄高铁人撇中资遭打脸最大股东靠姐夫『中国老赖』钱某金援”之不实报导，其中报导内容影射钱某为中资，指摘其为大陆法院认证之信用不良“黑名单”，即俗称之“老赖”，复指称其经营之公司为大陆法院公示之“失信公司”，并经大陆法院列为前科累累之限制高消费企业。钱某认为大陆官方资讯确认并无任何关于其之民事执行讯息，其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且系争报导所指情形，均不足使其成为大陆法院认证之“老赖”。又其经营之公司虽有被执行案件，然均非于其担任负责人期间立案，该等公司经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之资讯，均与其无关。陈姓记者未经合理查证，即撰写内容不实之系争报导，致其之名誉及信用受有重大损害，应赔偿损害及刊登澄清启事，上某公司应就其受雇人陈记者之行为连带负责，并移除系争报导。请求判令上某公司移除报导及刊登澄清启事，并连带给付新台币165万元暨法定迟延利息（下称165万元本息）。陈姓记者辩称系争报导涉及台湾地区高雄钢铁人球队之股东组成及资金来源，属台湾地区职业运动发展之公领域事件，具有高度公益性，较诸公众领域事务，上诉人个人名誉即应退让。再依大陆商业调查工具“天眼查”、“天眼风险”征信网站查询结果，显示上诉人经营之公司有数百笔风险警示，且上诉人为大陆法院认定之失信被执行人，而上述征信网站均具有相当规模，资料亦系源于大陆官方，应具有相当可信度。又依大陆法院民事裁定，可见上诉人经营之公司确有严重债信问题，陈姓记者为避免同名同姓之错误，已确认人名无误，并曾试图联系系争球队领队确认，然未获回应，应认已尽查证义务，而可合理确信内容为真实。系争报导虽提及上诉人经营之公司为失信公司，惟并未指摘系由上诉人所造成，并未不法侵害上诉人之名誉及信用，上某公司亦无须负雇用人之连带责任。法院判决及理由台湾地区高等法院认为：台湾地区民法第18条第1项规定人格权侵害责任之成立，以“不法”为要件，而不法性之认定，采法益衡量原则，就被侵害之法益、加害人之权利及社会公益，依比例原则而为判断。又新闻媒体业者在自己的公开网站刊载报导，倘事涉公益而无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权者，自为“宪法”第11条所保障具言论、出版性质之新闻自由，任何人均无权请求移除，否则，将侵害新闻自由与社会一般知情的权利。故新闻媒体工作者就有关涉及公共利益事务之报导，倘业经合理查证，而依查证所得资料，有相当理由确信其为真实者，应认其已尽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而无过失，不能令负侵权行为之损害赔偿责任。次按行为人就其陈述之事实是否已尽合理查证之义务，应依事件之特性，参酌行为人之身分、陈述事实之时地、查证事项之时效性及难易度、被害法益之轻重、与公共利益之关系、资料来源之可信度等因素加以综合考量判断。系争报导关于系争球队资金来源内容，业经其他传播媒体披露有中资、港资进入，且经高雄市议员提出质询，要求若有中资疑虑，应停止城市冠名权。而台湾地区职业体育运动欲永续发展，有赖健全之职业球团，其资金来源或背景涉及公益，自属得公评之事项。故被上诉人辩称系争报导涉及公益事项，应属有据。又上诉人曾担任大陆融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深圳市博某有限公司及深圳车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而上述公司有138笔风险显示，为大陆最高人民法院所公示之失信公司，上诉人为失信被执行人（即俗称之“老赖”），有“天眼风险”查询结果可参；且上述公司（“法定代表人”栏为上诉人）前因拖延清偿部分款项，未依仲裁裁决履行，遭大陆法院强制执行，亦有大陆法院执行裁定为凭。另大陆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6月23日（2019）最高法商初4号民事裁定，为上诉人与第三人公司之委托纠纷案件，其上记载：“钱某（即上诉人）下落不明”等语，上诉人对于上述裁定之记载，亦不争执。则上诉人曾任法定代理人之上述公司，确有因未依大陆地区仲裁裁决履行，遭对方当事人声请强制执行情形，该等执行裁定之公司“法定代表人”栏记载为上诉人，上诉人亦曾经大陆地区民事裁定记载其下落不明。可见“天眼风险”之前开查询结果，及系争报导关于中资、老赖、黑名单、失信公司等文字之记载，并非毫无根据或凭空杜撰，有相当理由确信为真实。陈姓记者于系争报导刊登前，曾向投书人查证，依其等对话内容，陈姓记者询问：“我有一个疑问，天眼风险那份资料，是纯粹只打名字查询的吗？…是否可能有一种情况是，有另个老板也叫钱某，同样被算进查询的名单？”，投书人则回覆：“都是他（上诉人）”等语，可见陈姓记者于系争报导刊登前，为避免发生人别错误，已向投书人确认无误。且于系争报导前，曾向系争球队领队致电查证，然未获接听。法院认为：陈姓记者虽就大陆地区执行裁定记载于“申请人提出以下请求”栏之当事人主张，误认为法院之判断，然此显系其不熟习裁判格式所致，其并无虚构裁定内容，且上诉人担任法定代理人之上述公司，确有因未依大陆仲裁裁决履行，遭对方当事人声请强制执行情形，上诉人亦曾经大陆民事裁定记载其下落不明，自难仅因陈姓记者误解大陆裁定意旨，即认其未为合理查证。系争报导涉及公益，基于“宪法”第11条所保障之新闻自由基本权利，不必责其与真实分毫不差，且陈姓记者已尽其合理查证义务，而有相当理由确信其为真实，难谓系不法侵害上诉人之权利，上诉人自无权请求上某公司移除及被上诉人刊登澄清启事，亦难令被上诉人连带负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责任。本案启示本案系关于职业体育运动的新闻报道引发的人格权侵害之诉，其中也掺杂了台湾地区对于大陆及香港投资的不友好态度。但仅就案件本身而言，本案的焦点是：相关新闻报道称呼某个人为大陆老赖是否侵害其人格权？通常新闻报道在报道事实时受到较大的保护，特别是当这些事实基于法院的决定或公开记录时。如果报道准确地反映了法院判决的内容，通常不会被视为侵犯名誉权。然而，如果媒体在报道中添加了不准确的信息或无端的指控，那么这可能构成对名誉的侵犯。本案中台湾地区高等法院依据了一系列法律文书和查询结果，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的民事裁定，以及“天眼风险”等查询工具等，这些信息被用来确定钱某的失信被执行人（俗称“老赖”）身份，法院认为媒体的报道是基于可信的法律文件和公正的事实调查，且记者尽到合理查证义务，因此不构成名誉权侵犯。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对于名誉权的保护和新闻自由之间的平衡可能有不同的法律标准和解释。因此，在评估是否侵犯名誉权时，需要考虑具体的法律环境和案件的具体情况。戴萍高级顾问戴萍博士 采安高级法律顾问。国际法学博士。专长于帮助客户处理国际和国内仲裁纠纷和诉讼纠纷，目前担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仲裁委员会、南京仲裁委员会、沈阳仲裁委员会、营口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

招聘安杰世泽招聘涉外商事争议解决律师助理

涉外商事争议解决律师助理工作内容：承办各类商事争议解决案件的全流程起诉、应诉工作（含出庭）；独立或在合伙人指导下完成承办案件材料收集、案情梳理、理赔及诉讼策略分析、落地执行诉讼策略安排、外出调查取证、与客户或受诉法院仲裁机构沟通、撰写全流程起诉应诉文书、代理客户出庭等。任职要求：全日制法学硕士及以上学历，国际知名法学院LL.M/J.D.学位优先考虑；英文流利，可作为工作语言；具有北京市律师执业证或争议解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熟悉各种法律文书的写作，能够独立完成法律文件的起草；热爱律师职业，对工作充满热情，有责任心、钻研精神和较强的学习能力，严谨细心。薪资福利：薪资+五险一金+年度奖金+带薪年假+补充医疗+年度团建旅游工作地点与联系方式工作地点：安杰世泽律师事务所北京办公室工作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方东路19号亮马桥外交办公大楼有意者请发送简历至邮箱，投递时简历请命名为“姓名+应聘职位”：zhaojian@anjielaw.com安杰世泽保险与再保险法律业务团队 安杰世泽保险与再保险法律业务团队是中国规模最大、最全面的保险专业法律服务团队之一，为众多保险机构客户群提供法律服务目前，安杰世泽保险团队是中国规模最大的保险专业法律服务团队之一，从事保险法律服务的专业律师超过50名，执业地点包括北京、上海、深圳、海口、南京、厦门、广州和香港等中国主要城市。安杰世泽的保险法律服务范围涵盖保险资金运用、保险业投资与并购、保险机构设立、保险公司日常业务经营、保险机构合规管理、保险与再保险、保险争议解决、保险机构的融资与上市等领域。安杰世泽保险团队在保险业界属于十分具有影响力的法律团队，为众多保险集团公司、财产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类公司、再保险公司、外国及外资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以及其他保险类机构提供法律服务。凭借着专业水平和卓越服务，安杰世泽保险的律师得到了钱伯斯（Chambers & Partner）, LEGALBAND, Who's Who Legal, Legal 500, 《亚洲法律杂志》（Asia Legal Business,“ALB”），《商法》月刊（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CBLJ”）等相关国际法律评级机构与专业刊物的认可和推荐。安杰世泽官网：www.anjielaw.comAnJie Broad声 明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视为安杰世泽律师事务所正式法律意见或建议。如需转载或引用请注明出处。如有任何问题，欢迎与本所联系。

判赔1500万！10年商业秘密纠纷终审判决出炉

来源：知联社2024年1月30日，阜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丰集团”）发布一则诉讼公告，公告显示，其与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梅花公司”）、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花集团”）及张某一起近十年的商业秘密侵权纠纷二审判决出炉，阜丰集团获赔1500万元。2014年，阜丰集团在法院对梅花公司、梅花集团、张某提起民事诉讼，指控三被告侵犯其黄原胶生产商业秘密。阜丰集团声称，张某2012年年初从阜丰集团离职后，将工作期间掌握的阜丰集团的黄原胶商业生产技术知识泄露给梅花公司、梅花集团。经过法院的多次审理，最高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19日作出（其中包括）终审判决：被告必须停止侵犯原告涉案黄原胶生产商业秘密的行为，包括不得披露、使用及允许他人使用涉案黄原胶技术秘密；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1500万元。阜丰集团在公告中称，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已经生效。原告正在考虑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命令。原告正在寻求其中国法律顾问的法律意见，以采取适当的行动。据悉，阜丰集团成立于1999年，阜丰集团官网介绍其为国际化生物发酵制品公司，主要致力于各种氨基酸及其衍生制品和生物胶体的研发、生产和经营，是全球著名味精、黄原胶、氨基酸生产商，2022年营业收入2747.5亿元。梅花集团成立于2002年，官网介绍其是全球领先的氨基酸营养健康解决方案提供商，是目前国内氨基酸综合品类较多和产能较大的生产企业之一，2022年营业收入现营业收入 279.37亿元。梅花公司成立于2011年，为梅花集团的氨基酸生产线。附：本次公告END声明本文仅作分享交流之用，版权归原作者，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联系方式：claudia.cao@everlaw.com.cn

吉林高院出台案例征集发布实施办法

本报讯 (记者 柏 巍 通讯员 王 婧)近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全省法院案例征集发布的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进一步完善工作流程,创新培育机制,发挥案例效能,推动全省法院案例工作高质量发展。 《办法》共16条,明确细化征集发布的案例类别、总体要求、归口部门、报送原则、成果转化等工作内容,详细列举了9种适宜形成案例的具体情形,首次提出“适用新形势和政策要求,体现能动司法理念,做出公正裁判的”“执行实施工作方式、方法具有创新性,取得良好社会效果,具有参考示范价值的”“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体现调解工作好思路、好方式、好经验,具有规则意义或指引作用的”作为适宜形成案例情形,不断拓展案例挖掘的深度和广度。 《办法》创新案例工作机制,提出5项新举措。一是建立常态化案例发现机制,充分发挥干警发现案例资源或线索主渠道作用,形成全链条、多区段案例发现模式。二是建立案例培育机制,发现符合征集条件的案件,一般应合议制审理,院庭长全程跟踪指导,案件承办人要注重裁判文书说理论证,确保案件质效和文书质量。三是建立线上及时发布与线下持续推广相结合机制,利用法院官网等平台统一宣传发布,并由案例征集部门印制案例汇编,送交立案庭置于诉讼服务中心、综治中心供社会公众参阅。四是建立合作研究机制,加强与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等开展案例合作研究,开展实务研讨,总结司法经验、裁判规则、裁判方法,合作编撰案例。五是建立案例考核激励机制,加大案例采用情况考核权重,定期通报相关情况,并将案例评选结果作为干警入额遴选、提职晋级、评先选优的重要内容。

云南法院启动案件质量提升三年行动

近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案件质量提升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决定在全省法院开展“案件质量提升三年行动”(以下简称行动)。 在行动中,云南法院坚决落实“质量优先、兼顾效率、重视效果”的要求,筑牢案件质量“生命线”意识,做实做精执法办案主责主业,以优质高效的审判工作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通过坚持质量优先,统筹协调,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强基导向,齐抓共管,担当作为,实事求是,科学管理,压紧压实案件质量主体责任,激发法官和审判组织责任意识,实现从“要我做”到“我要做”、“要我改”到“我要改”的转变,形成“一把手”重点抓、分管院领导主要抓、部门负责人和承办法官具体抓的案件质量管理格局。 行动将从全面加强诉源治理、扎实提升审判质量、科学提升审判效率、有效提升审判效果等四个方面抓好落实。通过融入诉源治理大格局,做实全链条调解,强化司法建议工作,健全保障激励机制,全面加强诉源治理。通过强化自我管理,压实院庭长管理责任,规范合议庭、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运行,加强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对口监督指导管理,实施案件质量检查工程,开展随案评查等,扎实提升审判质量。通过正确处理效率与质量的关系,加强均衡结案,盯住办案系统迭代升级和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深度运用两项重点工作,推进智能辅助办案,科学提升审判效率。通过抓实“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注重协调多方力量解决矛盾冲突,健全涉众型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树立实质解纷工作导向,强化释法说理和群众工作,深化司法公开,落实信访责任制,有效提升审判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