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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关于优化芜湖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政策措施的通知 |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相关决策部署，更好地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01、支持人才安居
落实我市已有的人才安居保障、人才购房补贴等相关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大政策宣传和解读，着力满足我市引进各类人才的刚性住房需求。
02、加大购房补贴力度
2024年5月31日（含）起至2025年5月31日（含），新市民、进城农民、城市公共服务人员在我市市区（镜湖区、鸠江区、弋江区、皖江江北新兴产业集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三山经济开发区，下同）新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给予总房价1.5%的购房补贴；
本市户籍多子女家庭在我市市区新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给予总房价1.5%的购房补贴；对售出自有住房并在1年内购买市区新建商品住房的购房人，或在市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后1年内售出原自有住房的购房人，给予新购买新建商品住房总房价1%的购房补贴。以上补贴政策不叠加，单套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5万元，且不与其他购房补贴政策（含房票政策）重复享受，补贴资金由市财政和房屋所在地的镜湖区、鸠江区、弋江区、皖江江北新兴产业集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三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按3：7比例分担。
03、优化调整销售政策
取消楼层差价限制，由企业自主确定一房一价。优化新建商品住房价格备案及网签备案工作机制，合理确定备案价格与网签价格的差价。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
04、促进二手住房交易
深入推进带押过户，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落实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2023年第28号公告要求，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1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按规定予以退税优惠。
05、降低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
落实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的相关要求，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
5年以下（含5年）和5年以上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分别调整为2.35%和2.85%，
5年以下（含5年）和5年以上第二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分别调整为2.775%和3.325%。
06、完善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
加大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工作力度。继续支持缴存人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缴存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属一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的，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统一调整为上浮20%。多子女家庭首次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自住住房，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统一调整为上浮20%。改善性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新建商品住房，除首付比例、利率、多子女家庭政策外，其余参照首次住房公积金贷款和使用政策执行。
07、加大信贷要素保障
取消首套住房和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各金融机构可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结合本机构经营情况、客户风险状况等因素，合理确定每笔贷款的具体利率水平。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不低于15%，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不低于25%。
08、优化个人住房商业贷款首套房认定标准
本市市区范围内新购买住房，只核查购房家庭所购房屋所在区、开发区的住房情况（江北集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三山经济开发区按照实际管理范围认定），无住房的，办理个人住房商业贷款时可按首套住房办理商业贷款。
09、支持“以旧换新”
指导开发企业、行业协会、二手住房产权人探索建立新房与二手房便捷换购通道，引导经纪机构降低居间服务费率。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依法组建“以旧换新”换购联盟，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收购有“卖旧买新”需求家庭的二手住房，收购的二手住房可以用于租赁住房。支持房票持有人用房票“以旧换新”购买新建商品住房。
10、鼓励购买新建商品房用于安置
鼓励被征收人选择房票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进行安置，选择房票安置的，按规定可享受不超过25%的房票安置补助，同时房票可转让流通。新启动的征收项目政府不再建设安置房和限价回购商品房，鼓励征收实施单位采取团购方式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进行安置，扩大房地产有效需求。
11、加大高品质住房供给
引导开发企业建设绿色、低碳、智慧、安全住宅，推广高星级绿色建筑、超低能耗住宅、立体生态住宅建设。按照国家及省相关规定，优化调整建设项目部分规划指标和计容规则，有效提高得房率。
12、探索购买部分产权
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探索购买部分产权的销售方式，通过合同约定，购房人可以先购买房屋部分产权，剩余产权继续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持有，购房人可租赁使用，购房人购买剩余产权时已支付的租金可抵扣购房款。
13、多渠道筹集保障性住房房源
国有企业收购的存量住房可以转化为配租型保障性住房。退出公租房管理序列的房源，可以转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结合保交房攻坚行动工作要求，支持国有企业与房地产开发企业自主协商，适当收购部分在建未出售的商品住房，可以用作保障性住房。
该政策由芜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上述政策可直接实施的，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两年（已明确政策执行期限的按相应日期执行）；此前政策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其他需制定配套政策的，待配套政策公布后施行。无为市、南陵县、湾沚区、繁昌区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促进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政策措施。
芜湖市房地产稳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4年5月31日 |
1 | 安理会通过涉加沙停火决议 哈马斯表示欢迎 | 中新网6月11日电 据路透社及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0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表示，对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呼吁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的决议表示欢迎。
资料图：当地时间2023年12月27日，加沙地带北部浓烟滚滚。
哈马斯还在声明中表示，愿意就此与斡旋方合作，与以色列进行间接谈判。
当地时间10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735号决议，呼吁在加沙地带实现“立即、全面和彻底”停火，以尽早结束已持续8个月的巴以冲突。
据报道，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有14个国家支持该决议，俄罗斯弃权。决议敦促以色列和哈马斯“毫不拖延、毫无条件地”全面落实决议。
【编辑:孔庆玲】 |
1 | 高考收官，北京警方通过绿色通道 为166名考生办理居民身份证 | 民主与法制网讯（记者张若楠）6月10日，北京市为期四天的2024年高考落下帷幕。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获悉，高考期间，北京警方针对部分参考学生因居民身份证丢失、有效期满和证件损坏，急需补领、换领的实际情况，为京籍考生专门开通了身份证办理绿色通道。
北京警方在临时身份证明办理点为考生提供服务。北京警方供图
自5月31日以来，身份证办理绿色通道全天候、全时段为全市6.7万考生提供服务保障工作，共加急制发居民身份证166件，接待考生或家长到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和基层工作总队制证中心领取证件84件，制发临时居民身份证92件，现场开具临时身份证明18件，全力保障广大考生用证需求。
据介绍，全市各户籍派出所在高考期间全面加强窗口应急值守，窗口民警即时响应，优先受理考生证件。人口基层总队发挥系统牵动作用，采取内部工作群线上沟通、电话远程指导等方式，落实受理、审签、制证、取证、寄递等全流程、各环节服务保障措施。人口基层总队制证车间加班加点，缩短制作时间，延长工作时间，并安排专人接待取证，确保高考学生能够及时拿到证件，最大限度方便和服务考生。
此外，高考期间北京警方还将派出所户籍窗口服务前移，在考点设置身份证丢失补办咨询受理台，对于有紧急需要的考生，现场执勤民警协调所内户籍民警开具临时身份证明并送至考点，全力保障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
1 | 儿慈会被列入社会组织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 儿慈会被列入社会组织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2024-06-11 09:47:39 中新经纬
中新经纬6月11日电 11日，民政部官网发布关于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有关问题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
通报指出，针对群众举报和媒体反映的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以下简称儿慈会)有关问题，民政部成立调查组开展了全面调查，并依法依规进行了严肃处理。
经查，柯某孝曾作为患儿家长接受过儿慈会救助；从2022年11月起参与儿慈会9958儿童大病紧急救助项目(以下简称9958项目)廊坊救助站相关工作。2023年6月至8月，柯某孝私自以“儿慈会9958项目”的名义向患儿家长筹集资金，骗取患儿家长钱款近千万元。2023年9月，因涉嫌诈骗，柯某孝被采取强制措施，目前案件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柯某孝案件暴露出儿慈会存在内部管理不规范、9958项目操作违规等问题。经进一步调查，儿慈会还存在未按规定的业务范围进行活动、未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等违法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民政部已对儿慈会作出停止活动三个月的行政处罚，并将其列入社会组织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儿慈会相关负责人履职不力、失职失责，民政部已责令儿慈会按程序罢免相关负责人职务，并依规依纪对有关党员失职失责问题进行立案审查。儿慈会副秘书长、9958项目负责人王某涉嫌职务犯罪，经有关监察机关立案调查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通报提到，儿慈会停止活动期间，民政部派出工作组采取有力措施，切实维护当前正在接受儿慈会救助的患儿的合法权益。
官网信息显示，儿慈会于2009年9月10日获国务院批准，2010年1月12日成立，2016年9月1日荣获民政部颁发的首批《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慈善组织)》和《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证书》，是民政部主管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中新经纬APP)
来源：中新经纬
编辑：付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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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美国“血腥周末”致数十死伤 今年大规模枪案已超200起！ | 中新网6月11日电 综合外媒报道，根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数据和《新闻周刊》的分析，上周末美国共发生8起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5人死亡、至少34人受伤。
其中，上周末发生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的大规模枪击案，造成的受伤人数最多。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当地时间9日(周日)，麦迪逊市一屋顶派对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一些受害者年仅14岁。该市周末还发生了另外两起枪击案，其中一起造成1人死亡，另一起中2人受伤。
据“枪支暴力档案”网站介绍，大规模枪击案指造成至少4名受害者受伤或死亡的事件，这一数字不含任何可能在事件中伤亡的枪手。
此外，当地时间8日和9日周末两天，在美国各地发生的枪击事件多达267起。其中仅个别枪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其余均造成至少1人受伤或死亡。
“枪支暴力档案”网站10日发布的数据还显示，2024年至今，美国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已超200起，达到209起。此外，枪支暴力导致的死亡人数达到7435人，受伤人数达到13945人。
【编辑:孔庆玲】 |
1 | 建筑垃圾处置违规！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通报7省市 | 6月6日，第三轮第二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曝光典型案例，聚焦7省市建筑垃圾违规处置等问题。
督察组指出，上海市建筑垃圾产生量大，工程渣土和泥浆的产生量常年保持在1亿吨以上。市内私拉乱倒问题突出，跨区域非法倾倒问题多发，全过程管理制度落实不力。有关部门和一些地方监管不力，违法违规处置问题频发。
浙江省杭州市建筑垃圾处置能力建设滞后，监管不力，违法倾倒问题多发。2019年杭州市政府批复的相关规划，共规划建设本地消纳设施141处，截至目前仅建成20余处。由于本地处置能力严重不足，跨区域非法倾倒问题多发频发。同时，群众投诉问题解决不力。
督察发现，江西省一些地方建筑垃圾违规堆存点往往还混杂大量工业固废甚至危险废物，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不少建筑垃圾违法违规堆存在河道和湿地公园。此次督察进驻前，为了掩盖非法堆存行为，有企业将430吨污泥和10吨碱渣就地覆土填埋。
湖北省近年来年均产生建筑垃圾近亿吨，但全省13个市州、3个省直管市及神农架林区中，有15个未按照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要求，制定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其中，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木鱼镇等地存在建筑垃圾侵占生态保育区问题，现场督察时还有建筑垃圾陆续倾倒在生态保育区内。
在湖南，督察组发现，张家界市、永州市建筑垃圾处置能力严重不足，2023年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均不足10%,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永州市从2018年就开始谋划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由于规划衔接不力、选址征地未落实等因素，工作一拖再拖，至今尚未建成。
督察发现，重庆市41个区县（含开发区）中，有36个未制定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虽然制定了《重庆市中心城区建筑垃圾治理专项规划（2021—2035年）》，但落实不到位。违规倾倒生态破坏问题突出，2021年以来，全市共巡查发现建筑垃圾“黑渣场”132个、违规倾倒点2071个。
云南全省16个市州有15个至今未制定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129个县（市、区）仅有57个建筑垃圾消纳场和19家综合利用企业，年处理能力无法满足实际需要，建筑垃圾管控不力。有企业倾倒弃渣，违法侵占金沙江岸线河道。同时，违法侵占耕地和林草地问题频发。 |
1 | 离婚后，孩子就读私立高中的高昂学费谁承担？法院：保障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夫妻双方按比例分担教育费 | 夫妻离婚时约定孩子教育费由父亲承担，孩子在高中时选择在私立高中就读，高昂的教育费是否继续由男方一人承担？近日，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抚养费纠纷案件，认定夫妻双方在决定孩子教育事务上均存在责任，为保障临近高考的未成年子女的切身利益，认定由夫妻双方按比例承担教育费。
2015年6月，李某与王某离婚，双方之子小李时年8岁。离婚协议约定小李随母亲王某一同生活，在小李18周岁前父亲李某每月支付生活费1400元并承担教育费，双方还对家庭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
小李在高中之前一直就读公立学校，李某均按时支付教育费。2022年9月，小李就读某私立高中，每年学费和住宿费合计61000元。至2023年底，王某在支付小李三个学期的教育费、住宿费、校服费93260元后，向李某索要教育费，但李某以私立高中学费昂贵为由拒绝支付。
王某遂诉至六合区法院，要求李某承担上述费用。
法庭上，李某辩称，儿子本可以在公办高中就读，王某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选择就读私立高中，其不应继续承担教育费。王某则辩称，儿子的中考成绩不理想，公办高中可选择的学校非常少，因考虑升学率和学习环境以及儿子自己的想法，最终决定让儿子就读私立学校。小李陈述，其随母亲一同生活，父亲很少关心自己学习，自己的中考成绩可以选择的公办高中升学率和学习环境不理想，本人想要更好的学习环境，努力学习来改变人生。
另查明，李某名下有3套房产及2辆机动车，财力较为殷实。小李在当前私立高中的学习成绩较为优异。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中，夫妻离婚时约定小李的教育费由李某承担，双方虽未对教育费具体内容作出明确约定，但该费用应以必要、合理为限，且应与小李的实际需要及李某的经济负担能力相匹配，并结合本地实际生活水平确定。小李中考分数本可以在收费较低的公办高中就读，私立高中并非唯一选择，故私立高中学费应根据父母双方责任比例确定，李某和王某对造成小李在私立高中就读的结果均存在责任。一方面，民法典规定夫妻双方平等享有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共同承担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该法定义务不以教育费的负担而免除，上述教育义务包含父母双方对子女就读学校的选择，王某未与李某协商即决定小李的就读学校，对造成本案结果存在一定责任，且王某作为与小李共同生活一方，其在参与小李学校选择方面影响更大，故责任相对更大。另一方面，为子女选择就读学校并非母亲单方责任，李某虽未与小李共同生活，但作为父亲，应对小李的学习成绩、就读学校选择范围明知并主动参与决策，并在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的基础上作出选择，李某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积极履行对子女教育的法定义务，对造成小李在私立高中就读也存在一定责任。综上，法院根据双方责任大小、负担能力和本地的实际生活水平，酌定由李某负担教育费的40%即37304元，王某负担教育费的60%即55956元，小李剩余教育费亦按照上述比例由李某和王某分担。
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本案判决已生效。
■法官说法■
近年来，我国夫妻离婚率居高不下，婚姻家庭纠纷特别是抚养权纠纷日益增长。子女的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均属于抚养费范畴，该类纠纷涉及未成年人利益的实现。当前，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正在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四十九条规定，抚养费的数额，可以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本案中，鉴于小李已在当前的私立高中就读一年半的时间，学习成绩较为理想，在父母离异情况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属实不易。同时，小李明年就要面临高考，这是他人生中较为关键的时刻，为最大限度降低对小李学习和生活的影响，在当前情形下不宜让小李再变更学校就读，保障其教育利益最大化是本案裁量中的重要考量因素。
在保障小李教育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法院根据父母双方的责任比例及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来决定教育费的负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八条的规定，夫妻双方平等享有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共同承担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上述法定的权利义务不因父母是否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或是否支付教育费而免除。李某未与子女共同生活，疏于关心小李的学习，在小李中考成绩不理想和公办高中选择范围较小的情况下，没有及时了解情况并给予适当指导，对最终导致小李在私立学校就读存在一定责任，这也是本案认定李某应承担部分教育费的原因，法院在裁判该类案件中也会考量父母双方的实际负担能力。
本案承办法官提醒，离异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教育抚养事务享有平等的决策权，也需对孩子的学习和成长付出同等关心，建议父母双方对有关孩子的教育问题要多沟通交流，既要考虑子女的实际需要，又要考虑父母的实际负担能力，合理选择确定就读学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创造最好的条件。 |
1 | 又一省发布医生廉洁从业要求：59条“禁令”！ | 来源：医药代表
福建省的“九项准则”的实施细则也公布了。大伙儿都知道 2021 年底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医务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自发布以来，黑龙江等省份出台了“实施细则”，而今年以来，又陆续有省份发布“实施细则”。今年四月份，给 MRCLUB 的小伙伴们分享过上海的实施细则。
简要介绍下，今年 4 月 7 日，上海市卫健委联合上海市医保局、上海市中医药管理局发布通知，印发《
上海市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实施细则》（
传送门>>），其中提到，“
严格执行医药生产经营企业接待管理制度和医院内部接待医药代表流程，接待应当符合 “三定”“四有”（“定时定点定人”“有预约有流程有记录有监控”）要求。
”
5 月 27 日，福建省卫健委也发布了通知，公布了《福建省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实施细则（试行）》（附后），并要求各省医疗机构于 2024 年 12 月 20 日前，向省卫健委报送《九项准则实施细则（试行）》落实情况工作总结和下一步工作计划。
从内容来看，对应于国家卫健委“九项准则”，福建省卫健委的《实施细则》提出了 59 条医务人员从业中的具体“禁令”，比如在第一项准则“合法按劳取酬，不接受商业提成”下，有 11 条实施细则，包括严禁未经医疗机构授权，私自统计医院设备、药品、耗材采购、使用等有关数据并向相关企业、经销商、销售人员提供有关数据，并从中谋取私利；严禁接受医药企业等的礼金、礼品、购物卡、有价证券等贵重财物；严禁接受互联网企业与开处方配药有关的费用，等等。而在医药代表相关部分，《实施细则》也有一条提及，“严格执行医药生产经营企业接待管理制度和医院内部接待医药代表流程，实行医药代表登记备案管理，接待应当符合“三定两有”（定接待时间、定接待地点、定接待人员，有接待流程、有接待记录）要求。”▌
从“九项准则”到“实施细则”之前介绍过“九项准则”和“实施细则”的关系，从文件名就可以看出，《实施细则》是对《九项准则》的进一步细化，《实施细则》有很多具体的医生从业禁令。而《九项准则》是更早时期的《九不准》的升级版，由国家卫健委发布于 2021 年 11 月 16 日，如果对“九不准”和“九项准则”感兴趣，小伙伴们可以看之前大咪这篇分享：卫健委发布医务人员“九不准”升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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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版《实施细则》全文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福建省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来源: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时间：2024-05-27
各设区市卫健委、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省疾控局，省疾控中心，委直属各单位，福建医科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各附属医院：为深入贯彻执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局《关于印发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的通知》相关规定，规范执业行为，引导形成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我委制定了《福建省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实施细则（试行）》（以下简称《九项准则实施细则（试行）》），并提出以下工作要求，请一并贯彻落实。一、工作任务（一）完善制度规范，划清行为底线。省卫健委制定《九项准则实施细则（试行）》，确保标准清晰、措施可行、针对性强。各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督促本辖区医疗机构参照《九项准则实施细则（试行）》，制定本单位贯彻执行《九项准则实施细则（试行）》的院内制度规范和实施方案，细化工作要求，建立负面清单，划清行为底线。（二）强化培训教育，明确实施对象。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将《九项准则实施细则（试行）》纳入岗前教育、业务培训、入职晋升前培训等执业培训教育内容，实现医疗机构（含民营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全覆盖。医疗机构内工作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后勤人员以及在医疗机构内提供服务、接受医疗机构管理的其他社会从业人员，应当依据《九项准则实施细则（试行）》有关要求，服从管理、严格执行。（三）严格自查自纠，促进纠建并举。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结合实际，健全完善本单位违反《九项准则实施细则（试行）》管理办法，明确处理措施。同时，对本单位各部门、科室遵守《九项准则实施细则（试行）》情况进行自查，重点对商业提成、欺诈骗保、过度诊疗、违规接受捐赠、泄露患者隐私、利用职务之便非法牟利、破坏就医公平、收受患者“红包”、收取回扣等突出问题组织开展自查自纠，对发现的问题立即整改，涉及违纪违法的及时处理或移送相关部门查处。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并重，加强建章立制，形成行风整治长效工作机制，持续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四）强化约束考核，明确违规惩处。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将辖区内医疗机构贯彻执行《九项准则实施细则（试行）》的情况纳入医院评审评价、医院巡查、评先评优、绩效分配等重要考核内容。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将工作人员贯彻执行《九项准则实施细则（试行）》情况纳入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医德医风考评和医师定期考核的重要内容。要对《九项准则实施细则（试行）》在本辖区、本机构实施情况进行定期评估，落实责任追究制度，对因落实《九项准则实施细则（试行）》不到位发生严重后果的，除追究当事人责任外，还应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五）强化督导检查，畅通监督渠道。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把《九项准则实施细则（试行）》内容纳入行业作风整治、纠正不正之风、医院巡查以及日常监督检查内容，充分发挥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联席工作机制作用，加强与医保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及时发现、严肃查处违反《九项准则实施细则（试行）》的行为。畅通投诉举报渠道，积极发挥社会监督力量，建立健全投诉举报收集、核实、查办、反馈工作机制，开展常态化监督，做到有诉必查、违规必究。（六）做好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对《九项准则实施细则（试行）》进行持续广泛深入宣传，强化正面引导示范，通报负面典型案例，教育引导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学榜样、树红线、明底线、守纪律，提升医疗机构工作人员法律意识、道德修养、职业精神，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氛围。二、工作要求（一）增强政治意识。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落实《九项准则实施细则（试行）》的重要意义，切实承担主体责任，把贯彻执行《九项准则实施细则（试行）》作为落实“管行业必管行风”“谁主管谁负责”行风管理的重要内容。（二）强化工作部署。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加强对辖区内医疗机构、工作人员贯彻落实《九项准则实施细则（试行）》的监督指导。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把落实《九项准则实施细则（试行）》具体工作与本机构中心任务一体研究、一体部署、一体推进，形成个个遵守、人人参与的良好局面。（三）规范信息报送。各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各省属医疗机构于2024年12月20日前，向省卫健委报送《九项准则实施细则（试行）》落实情况工作总结和下一步工作计划。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2024年5月23日福建省医疗机构工作人员
廉洁从业九项准则实施细则（试行）
一、合法按劳取酬，不接受商业提成1.除患者就诊医院所在医联体的其他医疗机构外，严禁诱导、介绍患者、患者家属到其他指定地点购买医药耗材等产品。2.严禁利用开具药品、检查检验及其他特殊检查谋取私利。3.严禁利用工作之便向住院患者推销一次性生活用品、保健品、“黑救护车”、保险等产品或服务并从中谋取私利。4.严禁通过介绍患者到其他单位检查、治疗或购买医药产品等收取提成。5.严禁违规诱导、推介患者到院外第三方机构进行基因检测等服务并从中谋取私利。6.严禁未经医疗机构授权，私自统计医院设备、药品、耗材采购、使用等有关数据并向相关企业、经销商、销售人员提供有关数据，并从中谋取私利。7.未经医院授权，严禁在诊疗区域摆放医药、耗材、器械及医药企业的宣传品。8.严禁接受医药企业等的礼金、礼品、购物卡、有价证券等贵重财物。9.严禁利用职务、身份之便，使用各类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等推销医疗保健产品并谋取私利；严禁为医药企业代言并从中谋取私利。10.严禁接受互联网企业与开处方配药有关的费用。11.严禁私自向患者收取任何费用。二、严守诚信原则，不参与欺诈骗保12.自觉增强法规意识和诚信意识，依法依规使用医保基金，不参与欺诈骗保。13.充分保障医疗保险参保人员的知情同意权，除急诊、抢救等特殊情形外，参保人员在诊疗过程中需使用价格较高的药品、诊疗项目、医用材料、服务设施或超出药品说明书适应症的药品等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以外的医药服务项目，应当经参保人员或者其近亲属、监护人同意。14.严禁恶意串换药品、医用耗材、诊疗项目和服务设施，为参保人员利用其享受医保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非法利益提供便利。严禁将不属于医保基金支付范围的医药费用纳入医保基金结算。15.严禁诱导、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构病情就医、购药，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者串通他人虚开费用单据等方式骗取、套取医保基金。16.严禁与第三方医药机构开展不正当合作，通过篡改基因检测报告等违法违规行为骗取医保基金。17.严禁伪造、变造、隐匿、涂改、销毁医学文书、医学证明、电子信息等有关资料的方式骗取医保基金。三、依据规范行医，不实施过度诊疗18.遵循医学科学规律，严格遵守有关临床诊疗技术规范、临床指南和各项操作规范以及医学伦理规范，采用适宜技术和药物，合理诊疗、因病施治，严禁对患者实施过度医疗，杜绝小病大治等问题的发生。19.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明确同意；在患者处于昏迷等无法自主作出决定的状态或者病情不宜向患者说明等情形下，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明确同意。20.在确保医疗安全的前提下，严格执行医疗机构间医学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相关规定，简化患者就医流程，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应按照知情同意原则实施检查行为，严格掌握各种检查的适应症和禁忌症；科学合理使用大型医用设备，提高大型医疗设备检查阳性率，切实增强检查检验的针对性。21.严格按照临床诊疗指南、药品临床应用指南和药品说明书用药，在尚无有效或更好治疗手段等特殊情况下，医师取得患者明确知情同意后，可以采用药品说明书中未明确但具有循证医学证据的药品用法实施治疗。22.严格执行首诊负责制，认真执行医疗技术操作规程，科学合理判断病情，严禁分解住院、挂床住院。23.严禁分解处方、超量开药、重复开药、过度用药以及提供其他不必要的医药服务行为。24.严禁违规使用高值耗材；严禁违规使用大型医用设备。25.严格执行相关医疗收费标准，规范收费，严禁在规定之外擅自设立收费项目。四、遵守工作规程，不违规接受捐赠26.严禁以个人名义，或者假借单位名义接受利益相关者的捐赠资助，谋取不当利益或损害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五、恪守保密准则，不泄露患者隐私27.强化保护患者隐私意识，在诊疗和医疗管理活动中充分关心、爱护、尊重患者，不得擅自泄露、公开患者信息。28.对患者隐私部位进行检查或其他操作时，应当采取必要的隔离措施，避免不相关人员接触患者隐私。有条件的应当尽可能安排同性别的医务人员进行检查，或有两名以上的医务人员在场。因教学等需要对患者隐私部位进行检查时，应当征得患者同意。为危重患者在更换被服、衣物或翻身时，应尽量减少暴露。29.在诊疗中发现患者患有性病、传染性疾病等隐私性疾病时，应只向患者本人或其监护人说明疾病性质及程度，除属国家规定的传染病必须向卫生防疫部门及时上报外，未经本人或其监护人同意，不得向他人泄露。30.应妥善保管患者医技检查报告单，不得将报告单随意放置，让患者或家属自行查找、领取；应妥善保管各种实验记录、申请单、调查表等涉及患者信息的文件，应由专人负责保管诊断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等医学法律文书，不得随意泄露、擅自修改和销毁。31.应遵纪守法，保护患者隐私权，对病案中记录的患者身体缺陷、个人身世、感情生活等相关信息，要严格保密，不得外泄。32.用于医疗、教学、科研等需要查阅或借阅病案时，应按照《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及本医疗机构相关管理规定严格执行，不得违规查阅或借阅，避免患者信息泄露。33.录入及上传患者相关信息时，应在相关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指定网址进行，避免患者信息泄露。34.确保患者院内信息安全，严禁工作人员违规收集、使用、加工、传输、透露、买卖患者在医疗机构内所提供的个人资料、产生的医疗信息；病历在转运过程中，应根据《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强化保护措施，防止患者信息泄露。35.应当严格病历管理，严禁以任何形式泄露患者隐私或者个人信息，任何人不得随意涂改病历，严禁伪造、隐匿、篡改、销毁、抢夺、窃取病历等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36.严禁以非诊疗为目的，谈论患者的病情、既往史、身世、生活经历、人际关系、财产、生理缺陷以及影响其社会形象、地位、从业的特殊疾病等情况。37.严禁未经患者或家属同意，在临床医学摄影、临床手术直播、视频播放等中拍摄和暴露患者身份或隐私部位，并对外公开发布。38.严禁未经患者或家属同意，在临床医学报告、医学研究和相关文学作品中使用真实姓名、真实病历等涉及患者隐私的信息。六、服从诊疗需要，不牟利转介患者39.客观公正合理地根据患者需要提供医学信息、运用医疗资源。除因需要在医联体内正常转诊外，严禁以谋取个人利益为目的，通过网上或线下途径介绍、引导患者到其他指定医疗机构或场所就诊。40.严禁在接诊过程中，通过其他医疗机构的互联网医院等网络渠道为患者开具处方并获利。41.严禁以谋取私利为目的，利用职务之便推荐、介绍、引导患者加入微信公众号、企业微信等各类线上诊疗平台。42.严禁以谋取私利为目的，通过医疗服务为生产、经营企业推销其产品。43.严禁以任何形式向患者推荐具体厂家的医药产品，不得以纸条、便签等形式变相开具院外处方。七、维护诊疗秩序，不破坏就医公平44.加强与患者的交流和沟通，体贴患者、文明接诊，加强人文关怀。严禁诊疗活动中出现“生、冷、硬、顶、推、拖”等现象。45.严禁在挂号、门诊诊疗、排队检查、住院等待、床位安排、手术次序安排等方面扰乱就医秩序，为本人或利益关系人收受好处、谋取私利。46.严禁利用本机构医疗资源谋取个人利益，损公肥私。47.严禁私自预留或优先占用紧缺药品、耗材。48.严禁倒卖号源。八、共建和谐关系，不收受患方“红包”49.收到“红包”应立即退还，因各种原因未能立即退还的，事后应积极联系患者或其家属退还，难以拒绝的“红包”应在24小时内将“红包”充值到患者就医账户或上交医院相关部门，积极营造患者不送、医务人员不收的良好氛围。50.严禁参加影响医疗行为公正性的，由患者及其亲友安排、组织或者支付费用的宴请、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51.严禁索取或者收受患者及其亲友的礼品、礼金、消费卡和有价证券、股权、其他金融产品等财物。九、恪守交往底线，不收受企业回扣52.严格执行医药生产经营企业接待管理制度和医院内部接待医药代表流程，实行医药代表登记备案管理，接待应当符合“三定两有”（定接待时间、定接待地点、定接待人员，有接待流程、有接待记录）要求。53.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在学协会、医学专业质控组织等担任专家委员的，应向所在学协会、医学专业质控组织等主动报告配偶、子女等利益相关人员开办医药等相关企业以及在医药企业担任领导职务的情况，并在参与相关评审工作中主动回避。54.担任医疗机构院领导、科室主任等重点岗位的干部应向所在单位主动报告配偶、子女等利益相关人员开办医药等相关企业以及在医药企业担任领导职务的情况，并在药品、耗材、服务采购等工作中主动回避。55.严禁参加或接受影响医疗行为公正性的宴请、礼品、旅游、学习、考察、健身或其他休闲娱乐活动；尤其是医疗产品生产、经营企业或者经销人员安排、组织或者支付费用的各种活动安排。56.严禁接受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医疗产品生产、经营企业或经销人员以任何名义、形式给予的回扣。57.严禁接受相关单位或者代理人报销应由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与其亲属和其他关系人支付的费用。58.严禁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在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医药产品采购、使用等环节中暗示、勒卡、索要、收受好处。59.严禁在基本建设、科研活动、信息系统建设等工作中，索取或接受生产、经营企业及其代理机构（个人）或经销人员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商业贿赂。医疗机构内工作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后勤人员以及在医疗机构内提供服务、接受医疗机构管理的其他社会从业人员，应当依据《九项准则》有关要求，服从管理、严格执行。违反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并符合法定处罚处分情形的，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护士条例》《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处方管理办法》等规定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给予相关人员或科室中止或者终止医保结算、追回医疗保障基金、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暂停处方权或者执业活动直至吊销执业证书等措施，依法追究有关机构和人员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等规定的给予解除劳动合同、警告、记过、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开除处分等措施，对有关人员依法作出处理；依据《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等规定的由所在单位给予批评教育、取消当年评优评职资格或低聘、缓聘、解职待聘、解聘等措施，由所在单位依法作出处理。有关人员违反党纪、政纪的，移交纪检监察机关给予党纪政务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对于违反《九项准则》行为多发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等其他严重后果的医疗机构负责人，依照有关规定，予以问责。本细则与国家最新法律、法规、规章等要求不一致的，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为准。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有效期1年。抄送：福能集团总医院。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2024年5月23日印发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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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强烈推荐闭门 | 知名药企法务与合规总监Ms.Shi联合分享：经济下行大环境下，法务合规如何提升效率、行业内一些标准和做法探讨 | 本次将邀请到资深导师基石药业Head of Legal & Compliance Ms.Shi带领讨论话题，将共有15位资深企业代表参与，其中主要以消费品牌、制造业、医药行业等为主，欢迎您的积极参与，共同在当下探讨这一非常有价值的议题。
大咖导师的倾情闭门带领
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法务合规如何提升效率、行业内一些标准和做法的闭门探讨
上海
< 6月18日 >
看见机遇：全球经济下行大环境下，对于法务合规部既是挑战，亦是机遇！越是经济趋向保守的情况下，越是凸显出法务合规的重要性。如何用小成本办大事，是当前各大企业法务合规亟需探索的一个重要课题。
会议安排：安拓将于6月18日开设线下闭门交流，由资深专家带领拓展视野、开启智慧！探讨目前法务合规工作的前路。诚邀各位企业同仁深入参与。
活动形式.
以互动讨论为核心的交流活动，企业高管代表嘉宾带领话题，您可以带着问题参加！共同加入用小成本办大事的头脑风暴。
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深度闭门交流，法务合规部门的当下难题：
* 法务合规如何提升效率?
* 如何助力业务平衡开创业务与多如牛毛的政策规定？
* 行业内一些标准和做法的闭门探讨
引领嘉宾.
1
沈悦志先生
德国汉高集团北亚区
总法律顾问
2
Ms. Shi
基石药业
Head of Legal & Compliance
···
会议信息.
#会议主题：跨国公司高管分享：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法务合规如何提升效率、行业内一些标准和做法的闭门探讨
#时间地点：上海 6月18日下午
-报名可扫码添加下方顾问微信-
▼
或邮件至官方邮箱
conference@everlaw.com.cn
END // 闷头做事，不如抬头看路！ |
1 | 林心如倾情推荐？商家未经授权“蹭热度”，被判公开道歉！赔偿！ | 来源｜
广州日报、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极目新闻
如今，
“明星代言”“明星推荐”
是商家提升销量的法宝之一
然而，未经明星授权使用明星肖像
“蹭热度”“引流量”将构成侵权
近日，厦门海沧法院
发布了这样一起典型案例：
一公司因“碰瓷”知名女星林心如
被判公开道歉！赔偿！
案情回顾某化妆品公司在各电商平台开设网店出售沐浴露、洁面乳等产品，经营过程中，该公司将林心如参加某娱乐节目的肖像照与其经营产品拼接成联合海报，在店铺首页使用印有
“携手明星 一起变美”“林心如节目推荐”
字样的海报，在店铺销售的多款产品首页及详情页中，标注
“林心如节目同款”“林心如倾情推荐”
等，
并使用林心如肖像照片制成的海报。
林心如方发现后
以肖像权及姓名权被侵害为由
将六家网店经营主体
即某化妆品公司诉至本院
庭审中
案涉网店的侵权广告均已经删除
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各被告是否构成侵权。明星肖像及姓名具有一定商业价值，某化妆品公司未经林心如允许，在六个案涉网店上使用林心如肖像照和姓名，侵犯了林心如的肖像权和姓名权，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某化妆品公司主张其取得娱乐节目制作方的授权，但无法证明其取得了林心如对于案涉肖像及姓名的授权许可。
关于虚假代言。某化妆品公司将林心如肖像和姓名与某品牌结合在一起，并标注“林心如节目同款”“林心如倾情推荐”等，易使公众误认为林心如与某品牌存在代言关系，因此，该化妆品公司存在虚假代言。
关于侵权责任的承担。林心如主张赔礼道歉，因某化妆品公司是在六家案涉网店上未经许可使用林心如肖像，故致歉声明的载体亦应以案涉网店所涉的六个网络平台上为宜。此外，综合考虑林心如的知名度、某化妆品公司的过错程度、案涉肖像和姓名被使用的数量、范围等因素，酌定某化妆品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及为维权支出的合理开支。
判决结果一、某化妆品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其案涉六家网店上连续3日刊登致歉声明向林心如赔礼道歉，致歉内容需包含本案判决书案号及侵犯林心如肖像权、姓名权的主要情节；
二、某化妆品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林心如经济损失（含维权合理开支）合计70000元。
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服判息诉。
法官说法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自然人享有姓名权，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公民的肖像权和姓名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不仅是明星，每一位公民的肖像权和姓名权受法律保护。在流量时代下，网店经营者应切实增强法律意识，注意在宣传、推广过程中对他人姓名权和肖像权的保护。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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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邀请函 | 原张江生物法总分享：医疗纠纷责任赔偿与超适应症中厂家的责任 | 医疗纠纷责任赔偿
与超适应症中厂家的责任
课程背景
EVERPRO
近年来，医疗纠纷呈多元化上升趋势，加之网络信息的便捷与开放，相关问题渐渐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及管理的难点。
在问题发生前后和解决中，作为医疗企业如何更好地去处理和配合？是否已经完善了相关合规机制和方案制定？
本次，安拓邀请经验丰富的讲师进行分享，就相关案例和实务操作展开分析指导，希望能够让各位同事有新的启发和收获！
嘉宾信息
高伟华 环球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曾在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法务总监，在生命大健康行业跨境技术转让/授权、投融资、合规、产品注册和打假、股权激励、常年法律服务等板块都具有丰富的项目承办经验。包括科济生物医药、同润生物医药、Analytical BioSciences Limited、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有关联公司、住友制药、德康医疗器械、铭时医疗科技（中国华电集团上海子公司、首善财富控股有限公司、以色列Trendlines集团（医疗器械）、美国ADGERO基金、百富（常州）健康医疗投资中心等。
聂学 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
聂学律师拥有十三年的临床医师经验，先后在急诊科、内科、麻醉科担任医师工作；北京大学法律硕士，现任华卫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主要从事医疗纠纷、经济纠纷、人身损害、合同纠纷、股东纠纷、财产纠纷、房地产纠纷、知识产权纠纷等各种法律业务。工作之余，注重继续学习与理论研究，参加并通过了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医院管理EMBA研修班的学习，在多种报刊杂志发表了多篇文章，参与了书籍编写和课题研究。担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伦理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卫生法学会理事等。
报名咨询
主题：医疗纠纷责任赔偿与超适应症中厂家的责任
形式：闭门会 上海
时间：2024年7月5日下午
联系客服获取参会具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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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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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资讯 | 苹果官宣将接入ChatGPT，马斯克：禁止在X和特斯拉使用 | 来源：综合每日经济新闻、一财科技等
苹果今日在WWDC24开发者大会上宣布和OpenAI公司合作，将集成GPT-4o功能于苹果设备，未来将会在Siri中加入ChatGPT。这一操作惹怒了马斯克，他在X平台连发多条帖子，指责苹果"出卖用户数据"。
对此，马斯克发帖说，倘若苹果在操作系统层面集成OpenAI，他就将禁止苹果设备进入自己旗下的公司
（如社交平台X、特斯拉），这是不可接受的安全违规行为。
马斯克说，那将是不可接受的危害安全之举。马斯克还说，访客将被要求在门口检查其苹果设备。
马斯克补充说，
苹果不够聪明，无法开发自己的人工智能，但却能确保OpenAI保护你的安全和隐私，这显然是荒谬的
。苹果完全不清楚把你的数据交给OpenAI后会发生什么，他们这么做
完全是在出卖用户
。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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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加分技能课！ESG合规全天速学：ESG信息披露、合规体系搭建、 ESG相关动态以及合规管理等（北京、上海） | 【ESG合规实训营】
ESG信息披露、合规体系搭建、 ESG相关动态以及合规管理等
总结归纳｜深入讲解｜互动答疑
近年来，市场热点催生了ESG服务业市场，全球ESG体系的发展呈现出政策法规数量持续增长、监管日趋严格、披露日趋强制性的态势。这一新兴服务业，面临着诸多问题挑战，尚不能满足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对于企业而言还有许多要学习的内容。
在此背景下，安拓推出本期线下活动，邀请资深讲师为大家讲解ESG最新动态以及合规管理中需要注意的要点。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本次课程的学习，落实好企业的ESG合规管理工作。
01
会议亮点
1. 快速掌握政策要点、最新形势~
2. 嘉宾分享亲身宝贵经验、重要合规参考指导
3. 从理论到案例解析，覆盖面广泛
4. 与嘉宾面对面深度探讨，提供实际问题答疑
02
会议议程
* ESG管理的发展趋势和、ESG体系搭建和提升
* ESG信息披露合规要点和法律难点
* 最新气候信息披露要求、气候变化对企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 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
* 企业ESG供应链合规要点
* ESG评估评级、尽职调查
03
会议信息
【主题】ESG合规实训营
【上海】6月25日
【北京】8月23日
【费用】2000RMB/位，第二位半价
报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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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文献速递 |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作者：侯曼 弓嘉悦 冯海利
引用：侯曼,弓嘉悦,冯海利.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J/OL].科学与管理:1-12[2024-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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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是催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了传统生产模式创新、组织结构变化和产业生态优化，为推动生产关系变革奠定了组织方式基础，得益于制造业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的市场优势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为技术突破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通过要素的优化组合以及价值网络重塑，为要素创新配置创造了动能基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促进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有利条件不断积聚，着眼于未来，分别从国家层面、产业层面和企业层面提出建议措施，使之更好地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关键词: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新质生产力；内在逻辑；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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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从产业应用视角来看，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是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对数据价值的创新性开发和场景化应用。陈林等认为数字化转型是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一种综合创新模式，包含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和组织创新。产业转型升级从供给侧技术变革层面展开，但不局限于直接生产过程，而是适应于服务业、流通业在整个生产经营流通环节，具有数据要素化、跨界融合、开放共享等特点。从成效视角来看，孔存玉等认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在制造业的扩散和应用为特征，是“技术-经济”范式变革在制造领域的深化与应用，通过资源要素重组、生产模式创新、组织结构变革实现价值重塑与价值创造的全方位变革。肖旭等认为，数字化转型是客体（数字技术）满足主体现实需要（产业高质量发展），驱动效率提升、推动跨界融合、重构竞争模式以及赋能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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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中产生的，从经济学角度看，新质生产力代表了一种生产力的跃迁，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演进方向。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系统阐述了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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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
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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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的实践路径点
1.国家层面
（1）全面深化改革，激发生产力发展活力
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调整生产关系，使之更好地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一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我国市场机制优势，根据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不同发展阶段和市场需求，调整制度机制，营造公平开放、竞争有序的制度环境，指明发展方向、降低转型成本和门槛、激发产业转型升级活力，处理好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实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驱动要坚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依靠市场机制，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竞争、创新活力，提高产业升级动能。
二是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多元主体协同夯实创新基础。制造业的数字化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与制造业转型密切相关的关键基础软件和先进基础工艺等。因此，政府需做好机制建设，健全制度保障，坚持市场导向，鼓励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搭建基础研究合作创新平台，推动关键性、基础性技术研发攻关，根据市场发展到导向，加快协同创新，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和生产率，提高产品可靠性水平。同时，高度重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支持，通过优化高效学科设置、建设科技人才库、完善人才激励等方式培育、壮大人才队伍，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关键要素支持。
（2）着眼数字前沿，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为推动传统制造业升级、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政府应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着眼于数字发展前沿，提升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智能化、高端化水平，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助推以区块链基础设施为代表的信息基础设施、以工业互联网、智慧交通物流系统为代表的新型生产性设施以及支撑新一轮科技研究的创新基础设施发展。制造业数字化与流通业、服务业数字化息息相关，政府应加强统筹，聚焦经济转型升级，积极调动市场主体力量尤其是高科技企业，以资本或技术形式参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支持工业互联网、智慧交通物流系统等赋能能力强、范围广的新型基础设施发展，强化各领域之间的智能交互，推动研发、生产、流通、消费全领域升级，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基础产业支撑。同时，新型基础设施以海量数据和先进数字技术为基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数据和网络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加快健全数据管理体制机制，提升数字治理能力、数字技术监管能力，在安全有序的基础上提升新型基础设施能级，提升数据资源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牵引力。
2.产业层面
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载体，要加强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制造业产业层面的应用，构建支撑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智能化平台，加速现代信息技术在制造业领域的渗透和融合，实现技术创新与突破，推动制造业研发、生产、消费领域重塑，通过制造业转型升级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创造条件。一方面，加强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支持，优化创新升级发展环境，通过税收优惠、经费支持等方式鼓励关键技术研发，实现产业核心技术突破，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和产业链跃升，以新的发展需求带动新的创新研发，打造水平攀升的创新生态，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提供技术力量，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着眼于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为发展推进生产力跃升奠定基础。在产业高端化发展方面，要在加快制造业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夯实产业升级发展的基础上，大力攻克、发展关键技术，注重产业技术变革与升级，向高端装备制造、核心元件工艺发展，推动产业链价值链攀升，加快产业质量提升和品牌建设。在智能化方面，要紧跟技术变革和产业升级机遇，整合数据等要素资源，借助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云等信息技术力量，加快智能制造新技术与传统制造技术的融合与创新应用，实现技术路径优化升级，加速向智能制造模式转变。在绿色化发展方面，要转变发展观念，高耗能、高排放不能实现长远发展，要推进重点领域节能低碳与绿色转型，加快绿色低碳技术开发，发挥节能减碳主体作用，同时，积极推动绿色环保产业发展，提供节能减碳的绿色生产装备和消费产品等，为绿色创新提供更多的应用场景，推动产业生态优化。
3.企业层面
对处于不同产业链条的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的方式并不一致，企业应根据资源禀赋与发展特征寻找切合自身的转型路径。同时，现阶段大多数制造业企业的组织模式仍在延续传统模式和构造思维，探索式创新能力有限，不利于激发新质生产力。因此，企业应借助新型要素力量，优化组织结构，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需求。具体而言，企业组织结构优化应从战略目标出发，通过使用新技术、新平台推动组织结构稳定性过渡到扁平化、平台化或者网络化结构，加快信息流通共享，实现任务的横向协作，提高任务完成效率，建立更加透明公平的奖惩制度，提升组织成员潜能发挥的效率，创造更加高效平等的组织文化，以更具活力的组织架构服务企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企业应加快创新步伐，发挥创新主体活力。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本质是一种覆盖生产技术和企业能力的综合创新，将数字技术应用于组织全领域、产品生命全周期，即使用数字技术推动要素优化组合和资源合理配置，加快新型智能装备、智能APP的研发与应用，实现数字化转型，催生新业态、新模式。要加快原创性技术创新步伐，研发、制造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精细化于一体的生产工具，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发展奠定生产力要素基础，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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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智库观点 | 张向宏：数据要素化新阶段的数据产业发展 |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到2026年底，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的数据商和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中提出了“形成相对完善的数据产业生态，数据产品和服务质量效益明显提升，数据产业年均增速超过20%”的发展目标。近日，清华大学“数据大讲堂”第四讲邀请北京交通大学信息管理理论与技术研究中心张向宏教授，分享了题为“数据要素化新阶段的数据产业发展”的演讲，从数据要素化发展新阶段催生新型数据产业，数据产业的概念及演进历程，数据产业的形态、构成和特点，我国数据产业发展现状和趋势等四方面分享了相关研究成果。
北京交通大学信息管理理论与技术研究中心张向宏教授
在数据要素化发展新阶段催生新型数据产业方面，张向宏指出，人类社会正在进入数据要素化发展新阶段，这个新阶段不仅孕育了新生产要素、新数据空间、新管理机制、新基础设施，而且催生了新型数据产业的出现和发展。
张向宏教授剖析了数据产业的内涵和发展历程：数据产业是在数据要素化发展新阶段，由数据资源、数据技术、数据产品和服务、数据企业等集合而成一种新型产业形态。自2015年国家提出构建大数据产业生态后，在国家层面上先后出现过大数据产业、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据化、数字经济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等概念，各地分别提出过数据要素产业、数字产业、数据服务产业、特色数据产业等不同提法。2023年底，国家数据局正式提出“数据产业”。
张向宏指出，我国在数据产业发展规模、数据资源生产规模、关键数据技术突破、数据要素发展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与此同时，也存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不高、数据技术产品总体水平不高、数据企业发展缓慢、数据生态割裂分散等问题。“今后三至五年，‘数据产业’和‘数据要素产业’内涵将形成共识，促进数据要素产业发展的‘新18号文’将出台，人工智能、行业数据集、隐私计算等将成为主流数据技术，‘数据要素型企业认定’将在全国范围体系化开展，企业协同、区域协同的数据产业生态格局将逐步构建，我国数据产业将迎来大繁荣大发展机遇。”张向宏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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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全球首项！城市信息模型用例国际标准发布 | GREATBAY
全球首项！
城市信息模型用例国际标准发布
2024年6月1日，城市信息模型及城市数字孪生国际标准高峰论坛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成功举办。本次论坛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导，深圳市斯维尔城市信息研究院、深圳市巨湾时空大数据技术研究院、深圳市标准化协会联合主办，深圳市斯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巨湾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承办。
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深圳市巨湾时空大数据技术研究院研究员邓悦
参会嘉宾合影留念
论坛由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深圳市巨湾时空大数据技术研究院研究员邓悦主持，聚焦城市信息模型、数字孪生技术和智慧城市等当下热点话题开展了主题分享和研讨。论坛发布了全球首项城市信息模型用例国际标准，成立了以深圳巨湾科技有限公司为秘书处的IEC ISO ITU-T城市信息模型与城市数字孪生联合工作组，并邀请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城市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蒋瑾瑜和深圳市巨湾时空大数据技术研究院理事长傅雯从应用实践方面作主题演讲。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圳市住建局建设科技促进中心、深圳市智慧城市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和长沙不动产登记中心等机构相关领导，智慧城市相关领域的组织协会、高校学者和企业代表出席了本次论坛。
PART-01
创新引领
打造全球新型智慧城市标杆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处史诗祯处长作为指导单位代表为论坛致开幕辞。他指出：深圳市的目标是打造先锋示范的智慧城市，加快建设数字孪生先锋城市是深圳当前发展任务的重中之中。由深圳企业牵头和参与制定的全球首项城市信息模型用例国际标准正式发布，对于深圳乃至中国推动智慧城市相关产业国际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处处长史诗祯
深圳市住建局建设科技促进中心主任岑岩指出，全域数字化转型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必由之路，将实现城市基础设施的智能化管理、城市服务的精细化运营、城市环境的可持续保护等目标。今天会议发布的全球首项城市信息模型用例国际标准标志着我国在城市信息模型领域的重要里程碑。这一标准的推出将有助于统一城市信息模型的应用和实施，为全球城市的智能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和规范引导。
深圳市住建局建设科技促进中心主任岑岩
PART-02
标准先行
共擎智慧城市建设新蓝图
IEC智慧城市系统委员会主席Michael Mulquin在会上宣布IEC SRD 63273-1:2023《智慧城市用例收集与分析-城市信息模型 第1部分：高层次分析》以及IEC SRD 63273-2:2024《智慧城市用例收集与分析-城市信息模型 第2部分：用例分析》两项标准正式发布。据悉，标准的牵头人为国际电工委员会智慧城市系统委员会市场关系工作组专家刘彪博士，项目秘书为深圳市巨湾时空大数据技术研究院研究员郭春兰博士。
全球首项城市信息模型用例国际标准正式发布
随后，Michael Mulquin主席为新成立的IEC ISO ITU-T 城市信息模型与城市数字孪生联合工作组秘书处——深圳巨湾科技有限公司颁发牌匾，宣布工作组正式成立，并由工作组召集人、深圳市巨湾时空大数据技术研究院研究员郭春兰博士为顾问机构和个人颁发聘书。
以深圳巨湾科技有限公司为秘书处的IEC ISO ITU-T城市信息模型与城市数字孪生联合工作组成立
Michael Mulquin主席为顾问单位颁发聘书
工作组召集人、深圳市巨湾时空大数据技术研究院研究员郭春兰博士为个人颁发聘书
工作组旨在对城市信息模型和城市数字孪生相关标准的现有缺口进行分析，利用缺口分析制定实施城市信息模型和城市数字孪生所需的标准要求，制定其能力范围内与城市信息模型和城市数字孪生相关的标准包括考虑城市信息模型和城市数字孪生不同观点的参考架构。在此，我们也诚邀正从事或有兴趣参与城市信息模型、城市数字孪生或相关智慧城市领域工作的专家及单位加入我们，参与及承担城市信息模型与城市数字孪生等相关领域国际标准项目编写任务，为城市信息模型与城市数字孪生等相关国际标准新工作提出建议并参与国际标准新项目提案研究、论证，参与联合工作小组会议及为相关国际标准化工作提供技术支持等工作。
PART-03
群英荟萃
为智慧城市发展建言献策
IEC智慧城市系统委员会主席Michael Mulquin以《新时期下智慧城市标准体系建设思路》为题发表演讲。他从IEC的由来、IEC的历史使命、城市系统的复杂性、行业标准的重要性等多个方面，深入探讨了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智慧城市标准体系建设中的核心价值和深远影响。
IEC智慧城市系统委员会主席Michael Mulquin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城市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蒋瑾瑜发表题为《新质领航、数智赋能、携手创新、产教融合》的演讲。蒋瑾瑜介绍了斯维尔公司近年来的经营发展情况和在建筑业数字化产品及解决方案研发落地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城市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蒋瑾瑜
深圳市巨湾时空大数据技术研究院理事长傅雯以《城市信息模型探索与实践应用》为题，介绍了深圳巨湾科技有限公司在自主研发的城市信息模型基础平台建设上的探索和实践经验，并展示了其近年来公司在城市体检、应急、碳汇、财税等领域的CIM+实践和应用案例。从城市信息模型的探索到实践应用，系统阐述了城市信息模型在数字城市建设中的深度应用和重要作用。
深圳市巨湾时空大数据技术研究院理事长傅雯
SUMMARIZE 总结
本次论坛是标准先行和应用实践协同发展、融合创新的一次盛会。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中国乃至世界智慧城市建设最活跃的地区，是行业标准先行、用例收集和创新探索的示范区。全球首项城市信息模型用例国际标准的发布，不仅完善了智慧城市标准体系架构，同时增强了中国标准的在智慧城市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以标准为切入点，以工作组为桥梁，提升数字孪生技术在深圳相关产业中的深度应用，是未来深化智慧城市发展、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举措。
缩略语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简称ISO）
IEC：国际电工委员会（International Electro Technical Commission，简称IEC)
ITU-T：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化部门（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Telecommunication Standardization Sector，简称ITU-T）
工作组秘书处联系方式
工作组秘书处：深圳巨湾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女士
联系号码：14774900348 |
1 | 首家！安恒信息通过中国信通院面向大模型的可信执行环境产品专项测试 | 2024年5月23日，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国信通院”）组织的首批“面向大模型的增强型可信执行环境基础能力专项测试”中，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恒信息”）顺利完成全部测试内容，成为首家完成此项测试的企业。
标准及测试介绍
《面向大模型训练与推理数据保护的可信执行环境技术要求》是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依托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大数据技术标准推进委员会（CCSA TC601），联合30余家企业的专家共同编制，旨在为可信执行环境产品/集群在面向大模型场景时的研发、测试、评估和验收提供参考和指引。
据此标准形成的测试方法覆盖数据工程、模型训练支持、模型推理支持、硬件加速、安全要求五大能力域，包含数据增强、模型管理、环境安全和数据安全等16个子能力域，共计57个测试项。
安恒AiLand安全岛隐私计算平台介绍
AiLand安全岛隐私计算平台专注于保障数据安全流通，致力于解决数据流通过程中的信任和隐私保护问题。平台综合应用可信执行环境，安全多方计算，联邦学习，区块链等技术，结合环境隔离、关键行为数字验签、全流程审计等，实现共享数据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确保数据 “可用不可见”，保障数据共享交换过程的数据可控和流程可溯。
图1 AiLand安全岛隐私计算平台架构
安恒AiLand安全岛隐私计算平台在机密计算方面具有业界领先的产品积累。近两年在国内各大赛事中屡获优异成绩，获得2023年度信通院星河杯TEE赛道全国一等奖，2022年度鲲鹏应用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数字政府赛道金奖等荣誉。
平台优势及主要能力
在面向大模型训练与推理场景，安恒AiLand安全岛隐私计算平台设计技术与产品的安全结合架构，支持融合多方数据集建设精调数据集，持续进行训练和推理。
1. 安全防护
为增强模型提供方、数据提供方与平台信任，平台使用机密计算技术提供硬件级的安全保护，通过算法一致性核验，交互数据安全保护机制，环境隔离机制等实现模型和数据全流程的机密性、完整性保护，满足大模型在高安全要求的业务场景需求。在身份权限、计算任务、训练数据、精调模型等内容与机密计算技术深度融合，由硬件为上述内容提供了安全保护与隔离，即使是系统管理员也无法窥探到执行中的数据。
2. 安全评估
平台借助安恒信息在大模型内容安全上多年的积累，支持了模型安全检测能力。通过几千个测试用例，可以检测出包括提示词注入、不安全的内容输出、模型滥用风险、模型过度依赖、道德伦理风险、违规内容风险和数据泄露风险等七个方向的风险。
图2 AiLand安全岛隐私计算平台安全评估示例
3. 模型开发
模型方面，平台支持ChatGLM3、Llama3、Baichuan2 、千问2、gemma-1.1等相关和其他模型运行。训练数据方面，支持大规模数据输入，支持数据处理和多源数据安全融合。
4. 低成本迁移
平台提供与传统大模型训练推理环境类似的界面环境，用户可以在非安全环境的模型轻松地迁移到隐私计算平台内。
图3 AiLand安全岛隐私计算平台推理环境示例
5. 加速设备支持
在目前已商用产品中，AiLand安全岛隐私计算平台支持多种可满足安全要求的异构加速设备，如Intel AMX、海光和NVIDIA等，支持在算力基础设施上构建平台，确保在提供计算性能优化的同时，满足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要求。其中，Intel AMX是一种用于加速深度学习和矩阵计算的处理器扩展，可以为ChatGLM、Llama及QWen等系列模型的推理和训练提供加速能力，两块第四代志强处理器环境下，模型的推理速度有近400%的提升，训练速度有近50%的提升。
主要应用
1. 模型精调
在行业或领域大模型训练等场景而言，企业通常会选择合适的大模型作为基础模型，使用本方数据或融合多方数据对模型进行精调。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保证模型提供方提供的基础模型的安全和各方用于精调训练的数据安全，防止模型和数据被未经授权的访问。安恒AiLand安全岛隐私计算平台通过环境隔离、数据完整性和机密性保护、全流程监控审计等机制保护平台内数据安全，并提供模型仓库、模型导出、优化工具等功能，保证精调阶段的功能和性能可用。
2. 安全推理
在推理场景中需要考虑模型、数据和算力等条件，一是提供大模型推理服务的模型均为企业花费资金和时间训练得到的，是模型提供方的核心资产；二是，用户的输入数据和推理结果是用户希望被保护的数据；三是提供基于大模型的推理服务需要一定规模算力，但并非每家企业都具备独立搭建算力平台的能力。因此，基于公有算力的大模型推理服务是较为常见的模式。安恒AiLand安全岛隐私计算平台，通过一致性检验、交互加密等方式对推理服务时模型和数据进行保护。
中国信通院“可信数据流通”评估测试体系自2018年起逐步构建，目前包含隐私计算、使用控制等技术的专项测试，以及数据服务、数据源、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等服务及合规交易的评估测试。经过6年的发展，“可信数据流通”评估测试体系已成为数据流通领域广受行业认可的第三方评估测试品牌，成为供给侧和需求侧采购选型的风向标。
可信数据流通标准体系
联系人：
童老师
16619955046
tongjinrui@caict.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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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项行标发布！联邦学习产品安全和性能标准正式发布
03行标发布！YD/T 4690-2024《隐私计算 多方安全计算产品安全要求和测试方法》 |
1 | 法治热点速览｜5名小学生“上交”2岁娃，特警赠送端午“大礼包”！ | 点击上方蓝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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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6.11
最新热点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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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名小学生“上交”2岁娃，特警赠送端午“大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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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名小学生“上交”2岁娃，特警赠送端午“大礼包”
7日，安徽省宣城市宁国市西津小学李宇晨、谭开心等5名同学结伴前往市区书店途中，发现1名走失男童。为了安全起见，5名同学选择报警求助，期间接力照看走失男童。街面巡逻特警闻讯到场，大家一路寻找，最终帮助走失男童找到妈妈。9日，5名同学应邀参观警营，沉浸式体验特（巡）警大队警务装备，集体乘坐特警巡逻警车，参观特警街面警务站，还受到特警叔叔赠送端午“大礼包”式表扬。（中国新闻网）
PART 2
高层纵览
1
1.整治涉企侵权信息乱象，国家网信办曝光一批典型案例
近期，国家网信办深入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涉企侵权信息乱象”专项行动，指导网站平台加强网上涉企信息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一批侵犯企业、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并通报一批典型案例：包括“‘墨子商业论’等账号散布谣言信息，恶意诋毁企业形象”“‘奇偶派’等账号歪曲解读涉企公开信息，谋取非法利益”等。（央视新闻）
２
2.“榴莲鬼秤”8斤称出18斤，南宁通报
日前，网传广西南宁一路边摊现鬼秤，8斤榴莲称出18斤。8日，当地市场监管局通报，涉事摊主承认存在缺斤少两行为，目前正依法依规处理，将联合相关部门加强对经营场所摊点电子计价秤的检查，欢迎消费者和社会各界监督。（央广网、西乡塘区市场监管局微信公众号）
３
3.中国旅游在外网“杀疯了”
据媒体日前报道，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游热度提升，外国游客明显增多。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一些著名景点“长满了外国人”。而在海外社交媒体上，“China travel”也成为不少博主的流量密码。（中新网）
PART 3
省内动态
01
我省推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月活动
6月8日是2024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省围绕“保护传承非遗 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时代华章”主题，推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月活动，活动将持续至7月中旬。省市县各级文旅部门和非遗保护单位将通过展览、展演展示和讲座等形式，向广大群众展示山西近年来的非遗保护成果，宣传非遗保护理念，普及非遗相关知识，不断提升全社会关注非遗、传承非遗的意识，用非遗讲述“山西故事”。（山西日报）
02
太原推出39项端午文化活动 邀民众感受节日氛围
端午假期，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依托各级公共文化场馆精心推出精彩有趣的端午文化活动39项，邀民众一起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山西晚报客户端）点此查看详情
03
山西核桃首次出口蒙古国
6月7日，记者从晋阳海关获悉，经该关监管，汾阳市浩宇土特产贸易有限公司货值4780美元的核桃顺利出口蒙古国，这是我省核桃首次出口该国。山西汾阳是全国知名的核桃种植基地、出口基地、加工集散地。近年来，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汾阳发挥特色农产品加工集散地优势，核桃出口增长势头强劲，出口市场进一步拓宽。截至目前，汾阳核桃已出口至63个国家和地区。今年1至5月，晋阳海关辖区企业出口核桃及核桃仁制品1.7万余吨、货值5400余万美元。（山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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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向先进典型学习】王定：环保征途践行“三牛”精神 | 向先进典型学习
今年，在全国生态环境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117个单位和45名同志被授予“全国生态环境系统先进集体”“全国生态环境系统先进工作者”的称号。他们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排头兵，是绿色发展的引领者，他们以坚守的信念和稳健的脚步守护绿水青山、捍卫蓝天白云——我们的家园。
在六五环境日即将到来之际，山西法治报微信公众号与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微信公众号联合推出“向先进典型学习”专栏，聚焦全省生态环境系统中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人物，弘扬生态环保正能量，激发绿色创新新动力。
王定：环保征途践行“三牛”精神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在假日的余暇中，市民们三五成群漫步于漳泽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蓝天白云下，飞鸟翩跹，鱼翔浅底，林影摇曳，构成了一幅迷人的生态画卷。这是长治市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一个亮丽缩影。
“作为一名环保人，真切地看到长治环境控制质量得到明显改善，‘上党蓝’频繁刷新朋友圈，我的内心还是很骄傲和自豪的。每天披星戴月，早出晚归，当这些付出融入到蓝天白云和青山绿水中，再多的苦也会变甜。”5月28日，长治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信息技术科科长、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科负责人王定说。
默默奉献的“老黄牛”
“我毕业于吉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2011年底，进入长治市生态环境系统工作，2017年开始从事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王定向记者介绍道。
“长治是京津冀空气污染的传输通道‘2+26’城市，担负着守护‘首都蓝’的政治责任，也担负着塑造长治蓝天白云的群众期盼。说实话，我感到压力很大。面对这种情况，我只能笨鸟先飞、以勤补拙，加班加点的开展工作。平时，通过手机软件实时监测国控站点各项指标数据，一旦发生较大波动后，我都会第一时间安排县区采取应对措施。每天晚上都要确认数据后才能踏实睡觉。”王定告诉记者。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点多面广、情况复杂，为了确保政策科学可行，王定通过网上自学、业务培训、向专家学者请教等方式，不断加强学习，深入钻研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大气污染防治政策、节能减排技术等相关业务知识，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符合长治实际的大气污染防治政策体系，督促县区完成18座4.3米焦炉关停淘汰，完成5家钢铁企业、8家焦化、4家水泥熟料、6家水泥粉磨站超低排放改造，推动新能源载货车辆更新2500余辆。这一个个数据换来的是长治市的蓝天白云，繁星闪烁。2023年，长治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4.14，同比下降4.2%；优良天比例为76.7%；PM2.5浓度为36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7.7%。其中，综合指数数值排名全省第三位，PM2.5浓度降至历年最低水平。
环境防治工作的功绩并非在朝夕间，无数个日夜间可能只有微小的变化，而它终将在日积月累间让人们感受到质的飞跃。王定正是通过多年来的辛苦耕耘和努力付出，才能推动长治市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他本人也先后被评为“先进个人”“2022年度冬季清洁取暖工作优异个人”“2022年度工作实绩突出先进个人”“2023最美基层环保人”。
在王定看来，自己的辛苦和荣誉其实都不重要，环境不断变好，天空不断变蓝，这才是最大的幸福，这就是“生态环保铁军”的责任感。
为民服务的“孺子牛”
服务就是最好的治理。长治市空气质量的好坏关键在企业，难点也在企业。“长治是典型的老工业城市，重工业企业多、分布密集，污染物排放量大，转型发展是当务之急。”在工作中，王定深刻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守为民情怀，积极倡导“先服务、再监管、后执法”的工作理念，他认为用心用情服务才能助力产业发展。
2023年，长治市重点企业重污染天气绩效分级B级以上及引领性企业达到70家，其中，A级8家，B级23家，引领性39家。AB级和引领性企业总数排名全省第四位。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根据该市企业现状，王定参与制定了《长治市大气和水污染物排放管控要求》（长政办规〔2023〕1号），明确了钢铁、焦化、砖瓦窑、石灰窑等企业开展有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清洁运输、监测监控等方面提升改造要求，为企业高质量转型发展赋能领航。
“为推动企业改造提升，我们将工业企业整改提升项目纳入中央、省级大气污染防治项目库中争取资金支持。在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行动中，将符合条件、承担民生保障的小微企业按要求纳入重污染天气豁免企业清单，有效改善和保障民生。”王定说。
攻坚克难的“拓荒牛”
大气污染防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多年来，王定坚持系统思维，全面统筹大气污染治理、环境监测、应对气候变化等各项工作，只有敢为人先，大胆创新，才能推动大气污染防治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多年的工作经验，让王定在制定空气质量“时研判、日分析”制度时更加从容。在重污染天气应对期间，每日走航监测，精准溯源，推动削峰降速，推动重污染天气基本清零。他全面总结了长治市绿色低碳实践经验，高质量编制气候投融资试点城市申报方案，成功推动长治市入选全国气候投融资试点城市名单；主持编制气候投融资试点2023年、2024年行动计划，持续推进气候投融资“1+3+N”试点工程建设，搭建气候投融资项目库和服务平台，搭建项目和金融对接桥梁，吸引34家重点企业和19家金融机构进驻，发布金融工具44个。
绿色低碳是近年来环保的“主旋律”，王定积极开展了全省近零碳排放示范工程申报工作，2023年7月，长治市4个近零碳排放项目成功入选山西省近零碳排放试点项目，争取到专项资金4000万元。此外，他还深度参与并申报全国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主持申报全国气候适应性城市试点，从减缓和应对两方面持续强化长治市气候变化应对工作，推动全市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作为一名平凡的基层环保工作者，王定始终牢记生态环保铁军的初心和使命，勇挑重担、乐于奉献、踔厉奋发、笃定前行，为建设天蓝气净的美丽长治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来源：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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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党纪学习教育·每日一课｜这些做法，属于泄露组织秘密行为 |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四十四条对泄露组织秘密行为作出了处分规定。泄露、扩散或者打探、窃取党组织关于干部选拔任用、纪律审查、巡视巡察等尚未公开事项或者其他应当保密的内容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私自留存涉及党组织关于干部选拔任用、纪律审查、巡视巡察等方面资料，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是每名党员入党宣誓时的郑重承诺。无论选人用人工作、纪律审查工作，还是巡视巡察等工作，都有严格的保密纪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不准私自泄露研判、动议、民主推荐、民主测评、考察、酝酿、讨论决定干部等有关情况。《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规定，监督执纪人员不准私自留存问题线索和涉案资料，严禁泄露审查调查工作情况，对纪检干部私存线索、跑风漏气、违反安全保密规定等违纪行为要严肃处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规定，巡视工作人员私自留存巡视工作资料，泄露与巡视工作有关的未公开信息的，要给予处理处分。党员干部必须充分认识保守党的秘密的极端重要性和自身肩负的保密责任，对组织尚未公开的事项守口如瓶，自觉筑牢保密防线。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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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舆情反馈 | 民政部通报对儿慈会有关问题调查处理情况 | 民政部6月11日通报对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有关问题调查处理情况。
通报称，经查，柯某孝曾作为患儿家长接受过儿慈会救助；从2022年11月起参与儿慈会9958儿童大病紧急救助项目廊坊救助站相关工作。2023年6月至8月，柯某孝私自以“儿慈会9958项目”的名义向患儿家长筹集资金，骗取患儿家长钱款近千万元。2023年9月，因涉嫌诈骗，柯某孝被采取强制措施，目前案件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通报表示，柯某孝案件暴露出儿慈会存在内部管理不规范、9958项目操作违规等问题。经进一步调查，儿慈会还存在未按规定的业务范围进行活动、未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等违法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民政部已对儿慈会作出停止活动三个月的行政处罚，并将其列入社会组织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儿慈会相关负责人履职不力、失职失责，民政部已责令儿慈会按程序罢免相关负责人职务，并依规依纪对有关党员失职失责问题进行立案审查。儿慈会副秘书长、9958项目负责人王某涉嫌职务犯罪，经有关监察机关立案调查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通报还表示，儿慈会停止活动期间，民政部派出工作组采取有力措施，切实维护当前正在接受儿慈会救助的患儿的合法权益。民政部将督促指导儿慈会全面彻底整改，推动儿慈会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以案为鉴，举一反三，深入贯彻落实新修改的慈善法，不断完善慈善事业政策法规，全面加强对慈善组织和慈善活动的监管和执法工作，推动慈善事业健康发展。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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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法治案例丨男子开“斗气车”致追尾，上海警方：行拘 | 6月10日，上海宝山公安发布警情通报：
6月8日11时许，徐某（男，49岁）驾驶小客车行驶至吴淞大桥转外环匝道时，因认为同向行驶的马某车辆影响了其通行，故在加速超过马某车辆后故意变道急刹车，造成马某追尾徐某车辆。事故导致两车受损、无人受伤。
目前，徐某因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并对此次交通事故负全责。
事故现场截图。
警方提示：广大驾驶员应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规范驾驶，保持良好心态，切勿驾驶“斗气车”，特别是在高架、高速公路立交交汇处等车辆密集区域，应按照交替通行规则行驶，保障通行效率，共同维护良好交通秩序。
来源：上海宝山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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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法治信息｜流动人员个人档案放在哪？国家档案局回应 | “流动人口在不同城市就业，个人档案不知道存放在哪里了。”
近日，有网友针对流动人员在不同城市就业的档案存放问题，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留言建议，希望构建全国统一的档案管理、迁移系统，减少就业和档案分离的问题。
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是国家档案和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人才的重要载体，是流动人员参加机关公务员考录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招聘、办理政审考察、申报职称评审和核定社保待遇等事项的重要依据。
记者了解到，2021年12月，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邮政局、国家档案局五部门联合印发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规定》第七条明确规定：
跨地区就业创业流动人员的人事档案，可由其户籍所在地或现工作单位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管理。
国家档案局通过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回复网友。
对此，国家档案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依照此规定，流动人员在不同城市就业的，个人档案可由其户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部门存放，也可由现工作单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管理。
关于构建全国统一的流动人员档案管理迁移系统这一问题，国家档案局回复称，
目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上线“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支持线上办理跨省流动人员人事档案转接等高频服务。
国家档案局表示，下一步，将会同有关方面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以档案管理服务信息化建设为支撑，推进档案信息全国联通和档案转递线上申请、异地通办，
努力以档案服务改革畅通职业转换，更好服务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
出生医学证明是重要的民生档案，是人民群众的“人生第一档”。
有网友在“领导留言板”上反映，近年来，出生医学证明所承载的社会功能不断增加，民众查阅需求也逐年增加。
国家档案局通过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回复网友。
为此，该网友提出，国家档案局可完成出生医学证明档案的接收工作，以及可将纸质档案转化为数字化档案的建议，为出生医学证明档案完整安全、长久保存和有效利用上了一道“安全锁”。
国家档案局回复称，
目前，一些地方已出台出生医学证明档案管理办法，对加强出生医学证明档案规范化管理作出规定。
例如，江苏等地探索对出生医学证明档案接收进综合档案馆保管，并提供查询利用服务。
“下一步，我们将对出生医学证明档案的管理进行研究，及时总结各地接收医学证明档案管理和利用服务的好做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国家档案局表示。
- END -
来源：人民网
读者来信
欢迎广大网友提供各类新闻线索，真实反映大家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种法律问题，我们将汇同相关部门积极为您排忧解难:2595742929@qq.com
2024.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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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法治动态 | 主播直播约架？警方通报来了！ | 6月9日，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通报：
6月8日22时36分，我局接群众报警称：有网络主播在千玺广场附近直播约架。民警迅速到达现场，在双方碰面之前将涉案10人全部控制。
经查，为博取流量、涨粉获利，王某凡（男，23岁，鹤壁人）和覃某源（男，22岁，河池人）事先编造“剧本”，利用网络直播，组织人员通过互相PK谩骂，煽动粉丝对立情绪，并发布视频预热引流。后双方又通过网络直播提前商议好的线下约架行为，在一个半小时内，吸引7.8万人次围观，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目前，我局已按寻衅滋事罪立案侦查，并依法对王某凡、覃某源等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警方提醒：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网络暴力必须严惩。对通过网络PK斗狠、直播约架、剧本炒作等“造热点”“蹭热点”“带节奏”的寻衅滋事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切实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 END -
来源：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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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法治服务丨山西省2024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推荐选拔人选公示 | 根据国家人社部《关于开展2024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选拔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函〔2024〕11号）文件精神，我省2024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推荐工作，经各单位申报，主管部门推荐，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确定59人为正式推荐人选，7人为后备人选，现予以公示。公示期从2024年6月8日至6月14日为期7天。公示期间，可通过来信、来电等方式向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反映公示对象在品德、能力、业绩、贡献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情况和问题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为便于核实、反馈有关情况，提倡反映人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将严格履行保密义务。
来信地址：太原市滨河西路129号省行政办公区B座1825室
邮编：030024
联系电话：0351－7676026 7676028 7676050（传真）
附件：1.山西省2024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推荐人选名单（59人）
2.山西省2024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后备推荐人选名单（7人）
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4年6月7日
来源：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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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多地最高气温将达40℃以上！ | 华北黄淮等地高温进一步发展增强 江南华南降雨连连
今起三天（6月11日至13日），华北、黄淮等地的高温还将发展增强，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中北部最高气温40℃以上的区域明显扩展，本次高温过程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强度强，公众请注意防暑降温。降雨方面，未来三天，南方较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江西、福建、广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需注意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本轮高温今起进入最鼎盛期 华北黄淮40℃以上区域明显扩展
昨天，河北中南部、天津中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中北部、山东大部、苏皖北部以及内蒙古东南部和西部、新疆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39℃高温天气，河北中部、山东西北部、新疆吐鲁番等局地40～43.3℃，山东、河北、天津、江苏有27个国家站日最高气温突破6月上旬极值。
今天起，华北、黄淮等地高温强度还将增强，河北南部、山东西部等地40°C以上的范围明显扩展，本次高温过程进入最鼎盛的时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时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河北中南部和东北部、北京、天津、山东、河南、安徽北部、湖北北部、山西南部、内蒙古西部和东南部、新疆北疆盆地和南疆盆地、海南岛西北部等地有35℃以上高温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东南部、天津、山东中北部、河南大部、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南疆盆地东部等地最高气温37～39℃，河北中南部、新疆南疆盆地等地部分地区可达40℃以上。
明后天，河南中北部也将出现大范围40°C以上的高温天气；14日，40°C以上的范围向南收缩至河南一带。15日至16日，受冷空气影响，高温天气将自北向南短暂减弱；但17日后，华北、黄淮等地再度受高压脊控制，高温天气又将发展。
大城市中，济南、郑州未来7天将有连续高温；石家庄最高气温将连续三天冲上40℃，高温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公众请注意防暑、防晒，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防范中暑和热射病。
江南华南等地阴雨连连 局地有大暴雨
北方高温发展的同时，南方则是阴雨连连，今明天，云南、贵州、江南、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广西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将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东北地区中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南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四川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明天，内蒙古中东部、吉林东部、江南中东部、贵州南部、云南东北部、广西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江西东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
后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大部、江南大部、贵州南部、云南东北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黑龙江西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中南部、福建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气象部门提醒，江西、福建、广西、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未来三天雨势较强，需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公众雨天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同时，东北、华北等地有分散性雷雨天气，公众请关注临近预警、预报信息，防范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
来源：中国天气网
监制：何莉、曹晓轩
编辑：马骁驹、伍越、李梦婷
实习：刘悦行
转发提醒，注意防范！ |
1 | 民政部通报对儿慈会有关问题调查处理情况 | 民政部6月11日通报对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有关问题调查处理情况。
通报称，经查，柯某孝曾作为患儿家长接受过儿慈会救助；从2022年11月起参与儿慈会9958儿童大病紧急救助项目廊坊救助站相关工作。2023年6月至8月，柯某孝私自以“儿慈会9958项目”的名义向患儿家长筹集资金，骗取患儿家长钱款近千万元。2023年9月，因涉嫌诈骗，柯某孝被采取强制措施，目前案件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通报表示，柯某孝案件暴露出儿慈会存在内部管理不规范、9958项目操作违规等问题。经进一步调查，儿慈会还存在未按规定的业务范围进行活动、未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等违法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民政部已对儿慈会作出停止活动三个月的行政处罚，并将其列入社会组织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儿慈会相关负责人履职不力、失职失责，民政部已责令儿慈会按程序罢免相关负责人职务，并依规依纪对有关党员失职失责问题进行立案审查。儿慈会副秘书长、9958项目负责人王某涉嫌职务犯罪，经有关监察机关立案调查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通报还表示，儿慈会停止活动期间，民政部派出工作组采取有力措施，切实维护当前正在接受儿慈会救助的患儿的合法权益。民政部将督促指导儿慈会全面彻底整改，推动儿慈会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以案为鉴，举一反三，深入贯彻落实新修改的慈善法，不断完善慈善事业政策法规，全面加强对慈善组织和慈善活动的监管和执法工作，推动慈善事业健康发展。
来源：新华社
记者：高蕾
监制：何莉、曹晓轩
编辑：马骁驹、伍越、李梦婷
实习：刘悦行
关注！ |
1 | 我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顺利完成 港澳地区各有1人入选 | 记者11日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日前结束，共有10名预备航天员最终入选，包括8名航天驾驶员和2名载荷专家（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各1名载荷专家）。后续，他们将进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接受全面系统的训练。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自2022年下半年全面启动，经过初选、复选、定选三个阶段。期间，首次面向港澳地区选拔载荷专家，得到了港澳各界和社会民众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参与。
目前，我国航天员选拔训练体系更加成熟完善，随着载人航天国际合作的深入推进，还将有国外航天员参与选拔训练并执行中国空间站飞行任务。
来源：新华社
作者：李国利、杨欣
监制：何莉、曹晓轩
编辑：马骁驹、伍越、李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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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率队来粤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执法检查 | 6月3日至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率执法检查组来粤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执法检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郑卫平，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田学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古小玉参加执法检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参加有关活动。
铁凝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省大力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贯彻实施，不断提高执法水平，非遗保护传承水平持续提升，广泛开展普法宣传，保护意识深入人心，非遗工作在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促进广东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铁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非遗工作的决策部署，强化赓续中华文脉、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使命担当，采取更加有力措施进一步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传播力、影响力，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铁凝指出，法律实施机关要强化法治思维和法治观念，统筹推进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等工作，进一步学习宣传好、贯彻实施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特别是要推动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法定职责落实到位，切实把法律制度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同时，要加强文化遗产方面的地方立法工作，为促进地方文化建设、推动相关法律贯彻实施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也为国家健全完善文化法律制度提供有益经验。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强化系统保护观念，扎实做好调查、记录、建档、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认定管理等工作。同时，要统筹协调好保护与传承、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推动非遗进一步融入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乡村振兴、社会治理、民生改善，尤其要充分挖掘非遗在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发展等方面的价值和功能。要牢牢把握非遗活态传承的特点和要求，抓住传承人这个关键，加大对传承人的支持扶持力度，加强青年传承人的培养。要深入推进非遗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教育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统筹重大政策举措和制度安排，强化非遗和文物协同保护，协调推进非遗代表性项目个体保护和文化生态保护区整体建设，积极构建新时代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
在粤期间，执法检查组采取听取汇报、实地考察、抽查、座谈交流等方式，深入广州市、佛山市、肇庆市等地进行实地检查。
省领导陈建文、王曦、刘雅红参加有关活动。
来源：南方日报
记者：姚瑶
通讯员：任宣 |
1 | 石人峡驴友遇难追踪：冒险领队，烂尾“景区”，致命徒步 | ▲ 2024年6月2日，台州市石人峡，两名驴友过河时落水。（视频截图 / 图）
全文共4725字，阅读大约需要11分钟
组团公告注明自愿参加，风险自负。律师赵绍华认为，组织者明知目标地为废弃景区，是否担责应取决于是否履行了危险的排查、告知、提醒、保护义务。黄岩区文旅局工作人员称，石人峡没有作为景区开放过，也没有备案，因此不在管辖范围，“等同于一个无人管理的普通野地”。“大部分出事，往往都是高估了自己，低估了大自然。”有户外爱好者认为，万万不该冒险带队员过河，应及时终止活动。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陈佳慧
南方周末实习生 贾晨溪 黄麒臻
责任编辑｜
谭畅
经过近两天的搜救，两名落入急流的驴友，被确认遇难。
2024年6月2日中午，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屿头乡石人峡一处山涧，一男一女两名驴友在横切穿过急流时出现险情，最终跌落湍急水流中，被冲走失联。
黄岩区应急管理局通报了这起事件，称2日11点51分接到报警求助后，立即全力开展搜救工作。2名失联驴友于4日10时许被搜救人员找到，已无生命体征。
现场其他驴友拍摄了二人落水过程。这段长约3分钟的视频显示，在一处水位暴涨至膝盖的急流中，红衣男子在前，白衣女子背包在后，计划借助一根有弹性的扁绳横渡溪流，行至半途，女子突然失去重心摔倒，红衣男子随即转身搭手救助，很快也被水冲倒。两岸的驴友试图通过拉起绳索将二人救起，但对抗水流冲击无果，在水中挣扎僵持一两分钟后，绳索出现疑似断裂的情形，二人消失在激流中。
在台州及周边地区，石人峡徒步是一条备受青睐的线路，它由驴友群体自行探索开辟，沿途需穿越废弃景点和村落，能看到奇石和瀑布。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发生事故的驴友来自浙江宁波，此行由驴友自发组织、红衣男子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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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行不代表队员也行”
二人遇险视频在网上流传开后，有网友在评论区称，“一眼就认出红衣男子是万万”。万万的网名是“万万没想到”，宁波户外圈的人多称他“万万”。一名知情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万万姓章，居住在宁波市五乡镇，暂未成家。
2019年，户外爱好者许菁就认识了万万，和他一起爬山的次数“数不清”。对于万万不幸遇难，许菁表示“很痛心”，在她的记忆中，万万是一个非常踏实且热心肠的人，有一次下山时她不小心崴了脚，是万万和其他队友接力将其背下山。许菁称，平常爬山时，万万还会带很多应急物资和食物，比如绷带、压力带、创口贴、消毒碘伏等，“每次我们轻装出门都不怕饿肚子”。
对于线路的选择，许菁认为万万较为稳妥，如果参加活动的人数多，且有妇幼老新驴友或体力差的队友，“他都会选择很休闲的路线，比如变更路线，或缩短爬升和里程”；至于比较刺激的冒险路线，“都是有一定经验的队友，大家同时商量邀约一起”。
与许菁的看法不同，曾与万万共事约2年的户外领队陈武认为万万喜欢冒险，组织的线路也都比较刺激和危险。南方周末记者翻看万万个人视频号“足迹线”时发现，确有一些危险等级较高的活动，如溯溪、岩降、瀑降、岩壁探洞等。6月6日上午，南方周末记者发现万万的视频号和抖音号内容均已无法查看。
“万万举行的活动，几乎他举行一次我就反对一次，我也不想参加，就借口说没空。”陈武解释，若他参加，他大概率会做压队的那个人，即走在队伍最后，“捡那些掉队的人，他们是最弱的，也是最危险的”。
“他（指万万）认为自己行，但是他行不代表队员也行。”陈武说，一般需要领队带的人多数没有户外经验，都是上班的人趁着周末出去玩一下，“你不知道对方的体质怎样，也不知道他能走什么样的路”。因理念不合，2021年陈武退出了团队。
许菁没问过万万是否喜欢做领队的活儿，但她猜测“他应该是喜欢的”。许菁解释，“大家推崇他推荐的路线，一直以来他也没有怨言”。万万的微信个性签名是：“道路是你最好的伙伴，它不问你出行的理由”。
2
自发组队与免责条款
陈武介绍，宁波的领队圈里遵循“谁带队，谁的线路，谁去安排”，此次石人峡徒步活动是由万万发布了招募队员信息。
一张网传截图显示，头像与网名均与万万一致的网友发布的组团公告称，2024年6月2日石人峡—布袋谷环线，主办方为乐嗨客户外部落，徒步距离约15公里，预计耗时约6个小时，建议拼车费用每人125元。同时注明，该活动为AA约伴，自愿参加，“风险自负，责任自担，组织者不负责任”。
多名乐嗨客户外部落的成员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乐嗨客是个人非营利性质的组织，主要聚集了宁波当地一群志同道合玩户外的人。乐嗨客微信公众号简介为宁波本土公益户外组织，每周组织各种户外活动。
陈武称乐嗨客有多个微信群和QQ群，其中QQ群人数多达1300余人。多次参与乐嗨客活动的许菁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实际人数没有那么多，因为“（群里的）人都是重复的，经常参加活动的只有百来号人”。事发后，该QQ群一直处于禁言状态，无法加入。
乐嗨客的QQ群。（网络截图 / 图）
有救援背景的陈武更重视活动的安全性，他表示在乐嗨客做领队时，他有两个“反对”，除了反对危险线路外，另一个是反对收费，因为若是收取了活动费用，“那么出了事情要负责的”。
陈武介绍，乐嗨客的领队多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如万万开了一家小超市，自己是做水上救援培训。每次出去带队，并无工资酬劳。此前有过包车钱剩余的情况，乐嗨客的群主会“给领队的人200元，压队的人100元，补贴一下”，但该情况较少。
对于此次石人峡活动提到的125元拼车费用，许菁解释，这钱不会经过万万或乐嗨客群主的手，是同行人自发拼车，“不开车的给开车的油费补贴而已，为了避免讨价还价，所以发布活动的时候会建议拼车大概多少费用”。
为规避风险，乐嗨客微信公众号的每条推文后面都会附上一则免责声明，如活动中个人发生意外，组织者只负责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组织者及领队不承担任何责任等。
但免责条款并不能完全免责。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赵绍华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本事件中免责条款涉及免除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责任，依法应属无效条款。因此，此次事件责任的承担取决于其他参加者对该损害结果是否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活动组织者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赵绍华认为，本次事故中，组织者明知徒步目标地点为废弃景区，具有高度危险性，其是否承担责任以及承担多少责任应取决于其是否履行了危险的排查、告知、提醒、保护义务、救助义务等安全保障义务。此外，若组织者没有从中获取任何利益，完全是义务性的，在出现意外事故时，或许不能让组织者承担太重的责任。
3
“无人管理的野地”
按照计划约定的那样，6月2日上午，这群临时组队的宁波户外爱好者踏进了石人峡地界。
村民黄健祥住在屿头乡垟坑村，是距离事发地约1公里的最近村庄。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6月2日上午，他下山办事时碰到一群驴友，大概三四十人走在马路上，朝着后来出事的石人峡走去。因为到此游玩的驴友不多，黄健祥相信，这些人当中就有后来出事的人。
村民黄健祥回忆，在事发前一天，石人峡区域持续下了一天多的大雨，降雨导致原本平静的溪流上涨。年近70岁的黄健祥很少到石人峡，他记得出事的地方原来有一座桥，后来被一场超强台风引发的山洪冲毁后，无人修建，因此驴友再想过河，“必须要从水里走”。
赵志敏曾参与修建石人峡景区，对于那座被冲走的桥仍有印象。他记得那座桥是钢制的，桥长12米，桥宽1.5米，距离河床约1.5米，是驴友进入石人峡最近的通道，桥下方不远处就是一个约10米深的水潭。
石人峡事发地，2024年3月李黎阳徒步时拍摄的照片。（受访者供图 / 图）
虽有驴友前来徒步，但石人峡并非景区。黄健祥称，2010年前后，一位张姓老板想将此处开发成旅游景点，修了路和桥，但他2018年因罪入狱。据裁判文书网，该张姓老板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石人峡景区随即烂尾，赵志敏说，他垫付的工程款至今仍未结清。
黄岩区文旅局一名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石人峡没有作为一个景区开放过，也没有在他们那里备过案，因此不在他们管辖范围，“（石人峡）等同于一个野外的、无人管理的普通野地”。
多名垟坑村村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大概十多年前，有两个年轻驴友也被溪流冲走不幸遇难了，事发地就在此次出事点上游几百米的地方。村民们认为，那座被冲走的桥，“政府应该要修一修”，如果修了桥，就不会出人命。
屿头乡政府一名工作人员在电话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石人峡）本来就没有，是之前的老板自己修的路和桥，（因此）没有必要去修（桥）。”
桥被冲走后，取而代之的是一把木制梯子，供驴友蹚水过河后爬上栈道。黄健祥发现，近几年来此游玩的驴友变少了。2019年，他经营了一家民宿，客人多是驴友，但生意并不好，垟坑村几乎只剩60岁以上的老年人在家。
4
“应及时终止活动”
正是这样一个衰落的村庄，成了这条徒步线路中的一环。在社交平台、户外App中，石人峡是较热门的徒步线路。一位户外爱好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石人峡青山绿水奇石瀑布，平时适合徒步，徒步线路分为大环线和小环线，大环线全程约15公里，走完需6小时左右，小环线约6公里。
三个月前，31岁的李黎阳和朋友也到石人峡徒步，他称他们当时走的是大环线，从长红脚出发，经下叉田、四姑岸，再经过垟坑村，沿着溪流来到石人峡，此时徒步已走完大半，只需再蹚过溪流，即可沿着道路返回长红脚。
李黎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无论是大环线还是小环线，都需经过事发点，若不从此处蹚水过河，那么就需原路折返。
某户外App用户足迹显示的石人峡徒步大环线线路图。（网络截图 / 图）
李黎阳从万万他们过河的方向判断，他们的徒步方向与自己正好相反，也就是说，过了那条河，他们才算进入到真正有景色的区域。李黎阳推测，“如果他们当时放弃过河，可能有点遗憾，等于这个线完全没走，他们又是从宁波大老远过来，所以可能就冲动地上了”。
不仅如此，作为徒步爱好者，李黎阳称，多数徒步的人在选择一条线路后，会想着把它走完，因为只有走完，他心里才会有成就感，觉得征服了这条线路。
几年前陈武也走过石人峡徒步线路，他认为平常天气下，该线路没有问题。多位曾走过该线路的户外爱好者同样认为，雨季丰水期不建议去，且当事人所处的位置刚好是上游瀑布冲下来的不远处，“水流很急的”。
李黎阳和陈武一致认为，万万不该冒险带队员过河，“应及时终止活动”。即便冒险过河，李黎阳认为，万万应选择水流更缓的里侧趟水，因为万一摔倒，还有缓冲的余地，更不该用弹性那么大的绳索。陈武补充，绳索不该与水流垂直，应与水流呈45°角。在过河时应一个一个过，不该两个人同时过，万万更不应该将自己的安全绳扣在女子的身上。
李黎阳记得三个月前自己从这里过河的场景，那时水不算深，仅到小腿位置，水流也缓。但当时一起过河的6个人中，只有他安全过河，其他5人均从石头上摔进河里，所幸只湿了衣裤。李黎阳解释，山涧里的石头长了青苔，非常滑。
陈武认为，救援阶段也同样存在问题。万万二人被激流冲走的视频曝出后，两名最先到对岸、负责拉紧绳子的队友遭到了网友的指责，网友认为二人在救援时未尽全力，仍然烟不离手，其中一人拉绳时的“一拉一松”致使万万二人陷入更糟的境地。
陈武认出二人是乐嗨客的老队员，年龄在四五十岁，以前一起爬过山、徒过步，有时领队人手不够时，还会让他们负责压队。对于网上的指责，陈武认为不该过度苛求他们，“他们只是来徒步一下，不是领队，也不是组织的人，我觉得不该怪他们，他们又不懂，也不是专业（救援）的”。
“大部分出事，往往都是高估了自己，低估了大自然。”一位户外爱好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还是要胆子小一点，不要太盲目，也不能太自信，不过河也没事的。”
（应受访者要求，黄健祥、陈武、许菁、李黎阳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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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包容性让“大金砖合作”生机勃勃 | 金砖国家外长会晤于6月10日至11日在俄罗斯下诺夫哥罗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应邀赴俄出席。应邀赴会的除了金砖十国外长，还有上合组织、东盟等的轮值主席国，以及非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等的代表。在极右翼力量冲击欧洲政坛、巴以冲突分裂世界认知的今天，一个“盘子更大了”的“金砖”却保持着团结和勃勃生机，这种稳定性令世界瞩目。
今年1月，沙特、埃及、阿联酋、伊朗和埃塞俄比亚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金砖机制发展迎来里程碑，而“金砖”大家庭的扩员仍处于“进行时”，目前有意愿或正式提出加入金砖机制的国家达数十个之多。土耳其外长费丹6月3日访华时表示，土耳其希望加入金砖国家；5月底泰国政府批准了申请加入金砖机制的意向书草案。外界对这两国的“北约成员国”及“东盟国家”身份抱以极大兴趣，这不仅拓宽了“金砖”大家庭覆盖面的想象空间，也释放出“大金砖合作”独特的包容性信号。
当地时间2024年6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下诺夫哥罗德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晤 图源：外交部网站
事实上，金砖机制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从一开始就将“不另起炉灶、不搞阵营对抗、不想取代谁”作为自己的角色定位，无论在扩员前还是扩员后都没有变。发展中国家打心眼里认同金砖精神，认可金砖合作机制。尼加拉瓜总统顾问劳雷亚诺·奥尔特加将金砖国家比喻为一个“伟大的家庭，正在为建立一个更公平的世界而努力”。对国际社会来说，这不仅意味着经贸金融领域的更多良性合作，为全球经济走出困境提供更多动力，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如此规模的人口将有望得到正当合理的话语权，这本身就是国际秩序实现公平正义的题中之义。
说来也巧，本周（6月13日—15日）七国集团（G7）将在意大利举行峰会。但会议尚未开始，强推单边制裁、挑动阵营对抗的议程已被媒体曝光。据报道，预计G7除了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继续拉偏架，还将污蔑中方“协助俄罗斯逃避西方制裁”。由美国及其核心盟友组成的G7，代表着全球最富有国家群体，如今却常常表现出排他性、针对性的小格局。这种为了维护其全球霸权动不动就对外挥舞“拳头”的架式，着实令人反感，也难怪G7的声望和影响力大不如前。
与G7不同，“金砖”大家庭提倡的行为模式不是“挥拳”，而是“拥抱”。在尊重各国主权和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建立政治互信，在尊重不同文明、历史和发展道路的诚意中展开人文交流，在平等互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前提下拥抱经济和金融合作。金砖机制本身是一种开放性的制度安排，不是非友即敌的阵营，也从不搞对抗，这样的包容性安排令成员国没有选边站队的压力。
在吸引众多新兴国家的同时，金砖机制的平台也并不排斥发达国家，包括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都欢迎发达国家加入。在“全球南方”国家日益展现出自信、不再愿意只是被动地作为国际体系的参与者之时，“大金砖合作”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呼声。今年金砖合作的工作重点，包括13项政治与安全合作、17项经贸金融合作和10项人文合作，其中“务实合作”是关键词。“大金砖”包容开放的合作内容，既深且广。
目前，金砖十国占全球陆地面积的30%，世界人口的45%，石油产量和储存量占到全球能源格局的约40%，GDP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超过G7。金砖国家理应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诸如全球贸易结算体系、高新科技产业等易产生发达国家垄断的领域，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应当被听到。今后，一个拥有更多成员和合作伙伴的“大金砖”平台将成为一个多极化力量中心，致力于共建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国际秩序，让人类社会的未来更加美好。朝着这个方向稳稳前进的“金砖”，同路人也必将越来越多。（本文系《环球时报》社评，原题为：包容性让“大金砖合作”生机勃勃）
编辑：朱嘉琪
校对：李圣依
审核：冬瓜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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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关于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有关问题，民政部通报调查处理情况 | 民政部通报关于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有关问题调查处理情况
针对群众举报和媒体反映的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以下简称儿慈会）有关问题，民政部成立调查组开展了全面调查，并依法依规进行了严肃处理。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经查，柯某孝曾作为患儿家长接受过儿慈会救助；从2022年11月起参与儿慈会9958儿童大病紧急救助项目（以下简称9958项目）廊坊救助站相关工作。2023年6月至8月，柯某孝私自以“儿慈会9958项目”的名义向患儿家长筹集资金，骗取患儿家长钱款近千万元。2023年9月，因涉嫌诈骗，柯某孝被采取强制措施，目前案件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柯某孝案件暴露出儿慈会存在内部管理不规范、9958项目操作违规等问题。经进一步调查，儿慈会还存在未按规定的业务范围进行活动、未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等违法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民政部已对儿慈会作出停止活动三个月的行政处罚，并将其列入社会组织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儿慈会相关负责人履职不力、失职失责，民政部已责令儿慈会按程序罢免相关负责人职务，并依规依纪对有关党员失职失责问题进行立案审查。儿慈会副秘书长、9958项目负责人王某涉嫌职务犯罪，经有关监察机关立案调查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儿慈会停止活动期间，民政部派出工作组采取有力措施，切实维护当前正在接受儿慈会救助的患儿的合法权益。
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对慈善事业的关心和支持。民政部将督促指导儿慈会全面彻底整改，推动儿慈会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以案为鉴，举一反三，深入贯彻落实新修改的慈善法，不断完善慈善事业政策法规，全面加强对慈善组织和慈善活动的监管和执法工作，推动慈善事业健康发展。
来源：民政部网站
编辑：朱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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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被英国禁止在部分政府场所使用，“中国摄像头销量猛增一倍” | 英媒：被英国禁止在部分政府场所使用的中国摄像头，去年在英销量猛增一倍
“一家被英国政府列为‘安全风险’的中国企业，2023年其产品在英国的销量竟猛增一倍。”英国《每日电讯报》8日报道称，19个月前，英国政府禁止在“高风险”政府场所安装中国摄像头，海康威视的产品在列。然而，最新数据显示，该公司在英国的销售额不减反增。
海康威视 资料图 图源：视觉中国
报道称，2023年是海康威视生产的监控摄像头在英国一些政府场所被禁止使用的第一年。数据显示，去年海康威视英国公司整体销售额增加22%，达到5080万英镑，直接销售额从1480万英镑增加了一倍多，至3260万英镑。《每日电讯报》称，这些数字并不能证明海康威视英国业务的总规模，因为不包括转售该公司摄像头的第三方销售，但这能够表明英国对其设备的需求正在增加。英媒称，近几个月来，英国入店行窃现象日益猖獗，人们担忧加剧，纷纷安装摄像头以应对。
2022年11月，英国副首相道登下令，称出于“一系列安全和人权方面的担忧”，中国公司制造的摄像头将被禁止进入敏感地点。英媒称，上述命令只适用于军事和情报设施等具有最关键安全要求的场所，不包括警察局等。海康威视是全球最大的监控摄像头制造商之一，其产品在英国学校、医院和地方议会随处可见。英国政府有关部门需要很长时间来拆除这些设备。今年4月，英国内阁办公厅表示，只有50%的摄像头被拆除，完全拆除要到2025年4月。
该禁令一经实施便遭到不少质疑。英国《金融时报》援引英国网络安全公司牛津信息实验室首席执行官泰勒的话称：“这项禁令有一个貌似合理但未经证实的‘安全’理由。相反，这是通过技术禁令，展现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泰勒认为，通过制造商标志判定设备是否安全是一种荒谬的举动。
海康威视多次否认英国政府的指控，批评给该公司贴上“国家安全威胁”标签的错误做法，并称他们在保护财产和促进公共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环球网版权所有。未经许可，请勿转载使用。
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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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8点1氪：苹果与OpenAI合作，ChatGPT将集成至苹果全系统；“与辉同行”3个月销售额近20亿；厦门整顿“宰客一条龙”现象 | 苹果在WWDC24开发者大会上宣布与OpenAI构建合作伙伴关系，由GPT-4o提供支持的ChatGPT集成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登陆iOS、iPadOS和macOS。
整理｜
曾园棋
点击上方「36氪随声听」，一键收听大公司热门新闻。听完音频记得添加进入「我的小程序」中哟！
苹果WWDC24开发者大会：苹果与OpenAI达成合作，ChatGPT将集成至iOS、iPadOS和macOS系统
苹果在WWDC24开发者大会上宣布与OpenAI构建合作伙伴关系，由GPT-4o提供支持的ChatGPT集成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登陆iOS、iPadOS和macOS。用户无需创建帐户即可免费访问它，ChatGPT订阅者可以直接从这些体验中连接他们的帐户并访问付费功能。苹果的Siri语音助手可以连接ChatGPT。OpenAI称，在Siri和写作工具中访问ChatGPT时，OpenAI不会存储请求，并且用户的IP地址会被遮盖。
WWDC24上苹果还演示了多个比较有意思的AI功能，比如Genmoji表情包，用户通过用户的文字描述自由定制个性化的表情包，Image Playground：文生图、图生图，具体有动图、插图、草图三种类型；Image Wand，可以将草图转化生成为精品成品图，并且支持图片消除，抹除照片背景。
此外，苹果围绕AI功能宣布Apple Intelligence套件苹果围绕AI功能宣布“苹果智能”（Apple Intelligence）套件。“苹果智能”套件将使用户的iPhone、iPad和苹果电脑能够理解和创建语言和图像；将能够优先置顶推送、总结文本、生成图片，同时AI指令可以跨应用运行（例如邮件、地图、日历和存储在本地的个人信息等）。目前看起来“苹果智能”套件在手机本地运行层面，只能在A17 Pro上跑得动，也就是只适用于iPhone 15 Pro和iPhone 15 Pro Max，而M系芯片的iPad都能跑得动。（界面新闻、证券时报、财联社）
“与辉同行”曾3个月销售额近20亿
6月9日，在《我爱我，很棒》户外电台中，董宇辉坦言：“我不能肯定的说我爱自己。至少我现在生活状态没有那么放松，我很难说我享受现在生活。”对于“网红”这个称呼，董宇辉称很反感这两个字，非常反感。2023年12月底，董宇辉正式离开“东方甄选”，创立个人账号"与辉同行"，仅仅三个月的时间，"与辉同行"直播间累计销售额接近20亿元，远超同期的“东方甄选”。与此同时，"与辉同行"的账号粉丝量也在持续攀升，目前已经突破1940万大关。（财经网科技）
央视曝光鼓浪屿“宰客一条龙”，厦门成立工作组整顿
6月8日，总台央视曝光福建厦门鼓浪屿“宰客一条龙”。在这里，有出租车司机将游客骗至旅行社经营的散客中心，购买高价套票上鼓浪屿，花了高价又被不断带进各种店消费，店里卖的所谓海水珍珠，其实是淡水珠，差价数倍。被导游带去所谓“茶歇”，其实是推销茶叶。目前，厦门市成立鼓浪屿旅游市场秩序专项整治联合工作组，开展调查：对鼓浪屿五家涉事单位（3家餐饮店、1家珍珠店、1家茶叶店）责令停业整顿；对涉事2家旅行社门市部责令停业整顿；涉事1名导游暂扣导游证；注销相关违法违规驾驶员岗位服务证，并举一反三，对媒体曝光的行业开展拉网式排查。（央视新闻）
中信集团副总经理徐佐被查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徐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中国新闻网）
宁德时代发布声明：美国会议员有关对公司供应商的指责是毫无根据和完全错误的
宁德时代6月7日晚就供应链问题发表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国会议员6月5日的一封信指控宁德时代与强迫劳动有联系，这是毫无根据和完全是错误的。该信以不准确和误导的方式引用有关供应商的信息。宁德时代与信中所提及的一些供应商，其业务关系早已终止。与其他供应商的业务关系也是与不同的子公司进行的，绝对没有涉及强迫劳动或任何违反美国适用法律法规的行为。至于其他公司，宁德时代从未从他们那里采购过任何产品，所引用的信息是完全错误和误导性的。宁德时代严格遵守在美国运营和开展业务活动适用的所有法律法规。（财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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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将从6月11日开始全面削减柴油补贴，以兑现改善国家财政状况的一项重要承诺。马来西亚第二财政部长阿米尔·哈姆扎·阿齐赞在普特拉贾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柴油将以每周在马来西亚半岛设定的市场价格出售。在东马来西亚的沙巴州和沙捞越州，柴油零售价格将继续得到补贴。（财联社）
日本政府对本田总部展开突击调查
当地时间6月10日上午，日本国土交通省对位于东京都港区的本田公司总部开展突击调查。据称，本田在噪音和发动机测试等方面存在虚假记载的问题，国交省计划在此次调查中确认相关试验数据，同时还将对公司负责人和领导层进行询问，以调查详细的事实关系。此前，丰田、马自达、雅马哈发动机、本田、铃木5家企业因在产品性能测试中存在不正当行为被曝光，本田是第4家被突击调查的涉事企业。（中国新闻网）
4月中国市场黄金ETF净流入创月度新高
近日从世界黄金协会获悉，4月中国市场黄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黄金ETF）净流入17吨，创月度新高，截至4月末持仓总规模增加至84吨，刷新历史纪录。黄金ETF是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开放式基金，以实物黄金为依托。4月中国市场黄金ETF净流入约90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5个月实现净流入，推动其资产管理总规模于4月末达到460亿元人民币。（新华社）
高盛：预计布伦特原油价格将在第三季度上涨至每桶86美元
高盛表示，预计健康的消费者和夏季对交通和制冷需求的增加将推动石油市场在第三季度出现130万桶/日的大幅赤字；预计布伦特原油价格将在第三季度上涨至每桶86美元。高盛将2025年布伦特平均预测保持在82美元/桶不变。（财联社）
挪威称发现欧洲最大稀土矿
挪威稀土公司近日宣布，该公司发现了欧洲大陆最大的稀土矿。初步调查显示，在奥斯陆西南约108公里处发现了约880万吨稀土。据顾问服务公司科进集团估算，其中17%为钕和镨。它们是用于生产高性能磁体的稀土。迄今为止，瑞典基律纳的稀土矿被认为是欧洲大陆最大的稀土矿，储量超过100万吨。格陵兰岛的稀土储量据称达到1900万吨。（财联社）
印度今年5月创36年来最高气温纪录
当地时间6月9日，印度气象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5月是印度36年来气温最高的5月。今年5月印度平均最高气温为37.3摄氏度。（央视新闻）
新西兰拟撤销海上油气勘探项目禁令
新西兰政府6月9日表示，将立法取消一项有争议的海上石油勘探禁令，以吸引对该国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投资。新西兰资源部长沙恩·琼斯在声明中表示，该法案将于2024年底前提交议会。新西兰政府2018年宣布，不再批准新的海上油气勘探项目。新西兰多数油气田集中在新西兰北岛西海岸，油气产业对北岛西部塔拉纳基地区经济有重要影响。（界面新闻）
Al-Moammar与微软等签署数据中心合同
Al-Moammar Information Systems（MIS）6月9日在沙特交易所公告称，与微软、沙特数据中心基金（Saudi Data Center Fund 1）签署了一份联合合同，目的是提供主机代管和数据中心服务，合同价值约占该公司上一年度（2023年）收入的50%以上。（界面新闻）
日立将培训5万名员工使用生成式AI
据报道，日立计划到2027年培训5万名员工，他们将能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AI）开发新服务。该计划将覆盖日立27万名员工中的约20%。日本国内外信息技术（IT）和铁路等部门的员工将接受培训。这家日本公司将为员工提供专门的生成式AI培训，包括如何将其引入服务和产品、如何收集数据以及如何构建大语言模型。（第一财经）
OpenAI芯片野心曝光：百万年薪挖角谷歌TPU人才
根据半导体博客SemiAnalysis，OpenAI计划将只有几个人的芯片团队扩展到几十个人。新近招募的几乎所有研究人员，都是现任或前任的谷歌TPU团队成员。消息称OpenAI每年将向这些高级工程师提供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股权。这里的股权是指OpenAI内部自己制定的“利润分红单位"的股权结构。（第一财经）
iOS 18据悉将支持应用锁定，可用Face ID解锁
MacRumors消息，知情人士透露，iOS 18将提供一项新的安全功能，允许用户锁定单个应用程序。该功能将为用户提供锁定内置iPhone应用程序（如邮件、信息、备忘录、电话、照片、Safari浏览器、设置等）的选项，从而提供额外的隐私和安全保护。解锁应用程序需要Face ID身份验证，该功能也可能与Touch ID或iPhone密码一起使用。尚未确认该功能是否适用于App Store的第三方应用程序。（界面新闻）
苹果Vision Pro国行版正式上架：29999元起，6月28日开售
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宣布，Vision Pro将于6月28日在中国大陆市场正式开售。同时，日本和新加坡也将在同一天开始销售。苹果Vision Pro头显在上市四个月后，终于登陆大陆市场。苹果Vision Pro国行版现已上架，256GB版29999元，512GB版31499元，1TB版32999元。6月14日9点开启预售。根据用户视力情况，光学插片需另购，价格799元起。（凤凰网科技）
音乐产业朝向高质量发展，数据显示中国有超17.5万家音乐相关企业
从各大歌手的巡演热潮到《歌手》节目火爆互联网，中国音乐产业发展如火如荼。《2023华语数字音乐年度白皮书》显示，截至2023年末，中国音乐付费用户已超过1.5亿，中国音乐产业正在进入一个更加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
爱企查数据显示，2014年-2023年，音乐相关企业累计新增注册约14.5万家。从企业分布类型来看，有限责任公司占比45%，个体工商户占比44%，独资企业占比3%，其它类型占8%。
打工人“出差”小调查
出差到底是好是坏？有人羡慕别人家三天两头到处出差四处玩，就有人有苦难言：“出趟差有什么好的？”赶最早的高铁出发，坐最晚的飞机回家，披星戴月一天，忙前忙后不说，吃顿饭、打个车的钱还得等个把月才能下来报销款，更有甚者，发票忘记要，只能含泪自己掏钱。出来打个工，成天自己垫钱像什么话？
为了探究这一场关于出差的“围城”，“后浪研究所”发起一项“打工人出差小调查”，你对出差是什么态度？在“降本增效”的大刀下，你的公司是否还能有差旅福利保障？你在报销上又吃过哪些亏？欢迎参与我们的调查，和我们分享你的报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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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与OpenAI达成合作 |
1 | 「乐明药业」获近亿元融资，加速经皮给药制剂研发及商业化｜早起看早期 | 两大品种已进入上市补充材料审理阶段。
文｜海若镜
来源｜36氪Pro（ID：krkrpro）
封面来源｜Pexels
36氪获悉，“乐明药业”近日获近亿元融资，由中金私募领投，成铭资本跟投，老股东富汇创投和锐合资本继续加码，浩悦资本担任本次交易独家财务顾问。
本轮融资将助力公司创新制剂品种的研发、生产、注册，并重点加速推进核心产品氟比洛芬凝胶贴膏、洛索洛芬钠凝胶贴膏的商业化生产和市场推广。
经皮给药领域，由于非侵入性、患者顺应性高及能够提供稳定的药物释放等优点，一直是药剂学研究的热点。“经皮给药领域现有市场规模大，增速快，未来潜力无限。同时研发壁垒高，制备工艺复杂，商业化生产难度大，存在着巨大的临床未满足需求。”乐明药业董事长顾丹辉表示。
乐明药业成立于2019年，专注经皮给药领域的产品开发及商业化；当前已经建立三大制剂研发平台，即：Cataplasms(凝胶贴膏)、Tape(热熔胶贴剂)及Patch(溶剂胶贴片)。据了解，其两个核心品种分别为氟比洛芬凝胶贴膏、洛索洛芬钠凝胶贴膏，当前已进入IND补充材料审理阶段，获批上市的前景明朗，且有望冲击首仿获批。
中国慢性疼痛患者人群庞大，且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患病人群也在扩大。《中国疼痛医学发展报告》显示，中国慢性疼痛患者超过3亿人，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所增长。非甾体抗炎药，是慢性疼痛的重要治疗方式，其中凝胶贴膏优势显著。
在增速很高的化学凝胶贴膏中，氟比洛芬凝胶贴膏、洛索洛芬钠凝胶贴膏是典型的大品种，长期占据院内市场贴剂销售额前两位。据米内网等数据，氟比洛芬凝胶贴膏2021年终端销售额超24亿元，由中国生物制药旗下的泰德制药独家生产；洛索洛芬钠凝胶贴膏市场规模也超15亿元。随着近年的快速增长，两大品种的总规模或已超过50亿元，一直是国内企业申报抢仿的热门品种。
但化学凝胶膏贴开发并非易事，在基质配方、制备工艺、药物释放体系等方面都有特定要求，尤其是对于药物释放进入皮肤组织的渗透速率控制十分困难，因此既往多家企业在氟比洛芬凝胶贴膏等产品的仿制开发上折戟。乐明药业的两款化学凝胶贴膏若顺利获批上市，有望在商业化方面取得跨越式增长。
在生产方面，乐明药业引进了多套进口精密生产线，具备年产五亿片的大规模商业化生产能力。另外，其还通过国际合作开发，引进了纳米载药、微球载药等其他前沿制药技术。
2022年中国外用贴膏剂整体市场规模约为184亿元，目前仍以中成药为主，但化药贴膏剂占比逐年增长，增速超过中成药贴膏剂。化学凝胶贴膏，作为慢性疼痛的重要治疗方式之一，其重点品种的仿制药开发申报及商业化，对市场格局将产生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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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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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法治赋能自贸港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海南加快构建自由贸易港法律法规体系 | 近年来，海南省坚持立法先行，推动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精准有效衔接，统筹用好一般地方性法规、经济特区法规和自由贸易港法规制定权，突出制度集成创新，做好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与中国特色、海南特色相衔接的制度设计，高效有序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在法治轨道上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
良法善治开新篇海南省人大常委会着眼于贸易投资自由便利、营商环境优化、生态环境保护、风险防控等基础保障，于2022年3月编制完成《海南省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配套法规专项规划（2021-2025）》，重点安排好封关前急需的立法项目。
同时，编制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紧扣封关运作、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大局，分步骤、分阶段明确立法项目出台时限，共提出项目161件，条件比较成熟、本届内拟提请审议的项目120件，其中2025年封关运作前需要加快出台项目42件。
据统计，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颁布实施以来，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和批准地方性法规和法规性决定128件，其中紧贴自由贸易港建设急需制定了31件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加快构建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律法规体系。
《法治日报》记者注意到，海南坚持“急需先立”原则，根据需要开展“小切口”“小快灵”立法，三年来“小切口”“小快灵”立法占新制定法规总数的75%以上。
制度创新促发展为加快打造现代化、国际化产业体系，海南制定国内首个游艇产业促进条例，创新游艇租赁经营新业态，促进游艇产业快速发展。制定促进种业发展若干规定，提升种质资源进出便利水平，放宽种业市场准入，创新生物育种管理机制，推进南繁硅谷建设。制定科技开放创新若干规定，打造“陆海空”三大科创高地。
重点园区是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样板区和试验区，是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落地的先行区。海南省人大常委会、省司法厅先后制定海口高新技术开发区条例、三亚中央商务区条例、洋浦经济开发区条例等，建立适应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更加灵活高效的监管模式和管理体制，为全省13个重点园区建设夯实法治基础。
为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海南制定涉及市场主体登记、注销、破产和征收征用等方面法规，制定全国首个药品进口便利化若干规定。为加强风险防控和安全保障，先后制定违反市场准入承诺即入制失信惩戒若干规定、免税购物失信惩戒若干规定、“三无”船舶综合治理规定和海岸治安管理规定。
回应法治新需求聚焦自贸港建设法治需求，海南省人大常委会、省司法厅先后制定公平竞争条例、反消费欺诈规定，促进市场环境改善。制定社会信用条例，建立自由贸易港基本信用制度。制定知识产权保护条例，推动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海南先行先试。
近年来，海南围绕建设生态一流、绿色低碳的自由贸易港谋划推进相关立法。其中，制定生态环境保护考核评价和责任追究规定，在全国率先以地方立法形式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考核评价和责任追究制度，构建一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全新的目标指标体系。
根据民生和社会领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海南加强民生和社会治理立法。比如，制定安居房建设和管理若干规定，完善海南自由贸易港特色住房保障体系。制定乡村振兴促进规定，法治引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同时，还制定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若干规定、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犯罪规定。制定综合行政执法条例（试行），探索具有海南特色的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创新模式。
立出良法，调出优法。海南省人大常委会、省司法厅积极提出自由贸易港建设和改革开放确需调法调规的事项建议，推动调法调规落地落实，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法律保障。
文章来源丨法治日报
记者丨邢东伟 翟小功
编辑丨郭奥
司法部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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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宁夏开展涉企行政执法专项监督提升执法质量 | 近日，宁夏涉企行政执法专项监督工作专班组建了3个专项监督组，深入全区各地各部门开展实地专项监督，以全面提升行政执法质量。此次实地监督过程重在突出了“广、深、实”三个特点。
一是范围“广”。此次实地监督范围广泛，覆盖了全区27个市、县（区）以及自治区相关涉企行政执法部门，实现了监督全覆盖。监督组通过座谈交流、个别谈话、查看相关文件资料等方式，全面了解各地各部门的整改落实情况。同时，对自查不认真、敷衍应付的地区和部门，以及企业、群众反映强烈的地区和部门进行重点抽查。
二是摸排线索“深”。在监督过程中，工作专班注重深入检查各地各部门的整改落实情况，确保监督实效。他们通过梳理政府服务热线涉企投诉举报线索，近三年的行政复议纠错案件和行政诉讼败诉案件，整理出涉企行政执法问题清单。并以此为依据，深入检查各地各部门的整改落实情况，确保问题得到切实解决。
三是方式“实”。监督组分组走访了企业，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了解行政执法部门的涉企执法行为。通过开展问卷调查，广泛征求企业的意见建议，为进一步提升行政执法质量提供了重要参考。
据了解，宁夏涉企行政执法专项监督工作自今年4月正式启动以来，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积极开展自查整改工作。经过前期的自查自纠，各部门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梳理和整改，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果。
此次实地专项监督是对宁夏涉企行政执法工作的一次全面“体检”，旨在通过专项监督督促各地各部门有针对性地制定整改方案、建立长效机制、完善相关制度，堵塞行政执法漏洞。通过此次监督，宁夏将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为，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好的法治保障。
文章来源丨新华社
编辑丨郭奥
司法部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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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高温、暴雨、大雾预警 | 来源：中央气象台
中央气象台6月11日06时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预计6月11日白天，河北中南部和东北部、北京、天津、山东、河南、安徽北部、湖北北部、山西南部、内蒙古西部和东南部、新疆北疆盆地和南疆盆地、海南岛西北部等地有35℃以上高温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东南部、天津、山东中北部、河南大部、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南疆盆地东部等地最高气温37～39℃，河北中南部、新疆南疆盆地等地部分地区可达40℃以上。
防御指南：
1、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落实防暑降温保障措施；
2、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高温条件下作业的人员应当缩短连续工作时间；
3、对老、弱、病、幼人群提供防暑降温指导，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4、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
中央气象台6月11日06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预计，6月11日08时至12日08时，浙江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中北部、湖南南部、广西北部、贵州中南部、云南东北部、四川南部，以及东北地区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100～12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30～50毫米，局地可超过7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防御指南：
1、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
2、学校、幼儿园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
3、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4、检查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
中央气象台6月11日06时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
预计，11日白天，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及中东部部分海域、辽东半岛沿岸海域、成山头附近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
防御指南：
1、由于陆地能见度较低，驾驶人员应控制速度，确保安全。
2、机场、高速公路、轮渡码头采取措施，保障交通安全。
3、航行、作业的船舶应加强瞭望，控制航速，保持航行安全距离，谨慎驾驶，确保航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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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50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即将发售！个人怎么买？最新情况一文看 |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从今年开始拟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今年先发行1万亿元。
从“日程表”看，自5月中旬持续至11月中旬，20年、30年和50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将分别发行7期、12期、3期，首发日期分别为5月24日、5月17日、6月14日。
什么是超长期特别国债？已经发行了几期？个人能否购买？一起来看——
什么是超长期特别国债？
“超长期”指的是期限。在债券市场上，一般认为发行期限在10年以上的利率债为“超长期债券”。与普通国债相比，超长期债券能够缓解中短期偿债压力，以时间换空间。
“特别”指的是资金用途。超长期特别国债是为特定目标发行的、具有明确用途的国债，资金需要专款专用。根据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这次所提到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是为了系统解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中一些重大项目建设的资金问题，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国债”是国家为筹集财政资金而发行的一种政府债券，具有最高的信用度，被公认为是最安全的投资工具，因而受到居民欢迎。
什么时候发行？已经发了几期？
发行安排已公布：
今年先发行1万亿元，期限分别为20年、30年、50年。30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已于5月17日首发，6月7日续发；20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已于5月24日首发；50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将于6月14日首发。票面利率有多少？
20年：
5月24日，首发的20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是固定利率附息债，发行总额为400亿元，票面利率通过承销团竞争性招标后确定为2.49%。
30年：
5月17日，2024年超长期特别国债（一期）已完成招标工作。本期国债计划发行400亿元，实际发行面值金额400亿元。本期国债期限30年，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2.57%。
6月7日上午，财政部第一次续发行2024年30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总额450亿元。续发行国债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7%。
50年：
本期国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将通过6月14日竞争性招标确定。
个人怎么买？
在发行方式上，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均采用市场化方式，全部面向记账式国债承销团成员公开招标发行。个人投资者不能通过发行系统直接参与招标购买，但可以在交易所市场或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开通账户购买和交易。
提示：老百姓日常购买较多的主要是储蓄式国债，这类国债具有较为稳定的收益特性，比较适合寻求稳定、长期回报的个人投资者。而超长期特别国债属于记账式国债，这类国债可以上市交易，流通性较高，交易价格会根据市场情况波动。
温馨提示
考虑到超长期特别国债期限较长、收益率波动等因素，建议投资者最好具备一定的投资经验和市场分析能力。
参考来源：
超长期特别国债用在哪？怎么买？90秒看懂
2024年一般国债、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安排，财政部公布
超长期特别国债来了！谁能买？去哪买？
50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6月14日发行
400亿元！20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正式首发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5/content_6953482.htm
个人和机构都能买，可以流通和转让——首批30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
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5/content_69527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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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长期特别国债来了！谁能买？去哪买？ |
1 | 商场里，“小丑”突然狂奔 | 江西赣州于都县
熙熙攘攘的商场内
一名“小丑”突然狂奔
究竟咋回事？
“六一”儿童节当天
于都县一家商场里
这名“小丑”正在三楼
热情地给自己店里做促销
突然，一阵尖锐的哭喊声传来
原来是一个小女孩
在乘坐商场下行扶梯时
左脚不慎被扶梯夹住
家长慌乱之间不知所措
“小丑”听到了，也看到了
他立即拔腿向扶梯处狂奔
笨重的“小丑”服
宽大的“小丑”鞋
让他跑起来有些踉跄
但步伐并没有慢下来
幸好，他离扶梯口只有十几米
几秒钟的时间
他赶到了
及时按下扶梯紧急停止按钮
与此同时，在扶梯的底端
也有一位在商场工作的姑娘
闻声跑去按下紧急停止按钮
扶梯停住了
不一会儿，消防人员赶到
小女孩的左脚成功保住了
事后，经过走访了解
这名救人的“小丑”被找到
他叫谢茂青，今年21岁
是商场一家餐饮店的工作人员
前段时间，他已申请辞职
想去更大的平台发展
六月一日是他在店上班的最后一天
当时，他正在店门口招徕顾客
听到呼救后
来不及思索便跑了过去
服装限制了速度
他只想着“快一点、再快一点！“
“一定要先停止扶梯运行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看到扶梯停下
谢茂青赶紧回到工作的店里
拿起手机向商场报告请求支援
直到看到救援人员到来
他才松了一口气
工作人员向谢茂青（中）了解情况
在扶梯底端紧急按停的姑娘
名叫吴嘉丽，今年也是21岁
刚考取江西财经大学
那天她正在商场做兼职
按停扶梯后
她及时拨打了119
还给消防人员带路
为救援争取了时间
工作人员表彰吴嘉丽（中）
因救援及时
小女孩身体并无大碍
两个年轻人默默回到工作岗位
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直到谢茂青穿着“小丑”服狂奔的视频
在网上流传开来
大家才知道他俩的事迹
6日，当地政府
慰问了二人并给予了表彰
那一刻
他不是“小丑”，而是“天使”
点赞！
来源：综合中国消防、贡江之声、江西共青团、江西新闻客户端
本期编辑：胡程远、赵雅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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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这种蔬菜现在吃正好，好处都在这里了→ | 有一种野菜，经常在乡间田野、路旁沟边出现。因为其有着极高的营养价值，又被人称为“长寿菜”。它就是生命力旺盛的野菜——马齿苋。
李时珍在描述马齿苋时，评价为“其叶比并如马齿，而性滑利似苋”，马齿苋因此而得名。马齿苋又叫蚂蚱菜、长命菜、五行草、马苋、五方草等。除了自然长出来的，现在也有很多人工种植的马齿苋，我们可以在农贸市场、菜市场里看到它的身影。
1
马齿苋的营养价值
马齿苋是一种多肉植物，有着肥厚多汁的叶片，色泽翠绿。由于它生长迅速，容易繁殖，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杂草。
马齿苋的生命力极强，即使在干旱、盐碱地，马齿苋依然可以存活。在我国的东北、山东、福建等不同地区都有广泛分布，在世界的其他温带、热带地区，比如欧洲、北非、中东、亚洲等地区都有。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健康饮食的重视，马齿苋的营养价值逐渐被发掘，成为一种备受关注的养生蔬菜。
ω-3脂肪酸：马齿苋最突出的营养价值，就是ω-3脂肪酸含量非常高。要知道，植物性食物中，ω-3脂肪酸的含量很少，100克鲜马齿苋叶约300~400毫克ω-3脂肪酸，这个含量比鲈鱼和带鱼还要高，大约是带鱼含量的2倍，而植物性食物里大多没有ω-3脂肪酸，因此马齿苋也被认为是α-亚麻酸最丰富的植物来源之一。
α-亚麻酸是一种ω-3脂肪酸，对于人体生长、发育、预防多种心血管疾病以及维持健康的免疫系统至关重要。由于饮食中ω-3脂肪酸普遍缺乏，因此很多人会把马齿苋进行栽培食用。对于不吃鱼并且没有额外吃鱼油、藻油的人，马齿苋是补充ω-3脂肪酸的优秀食物。
蛋白质：每100克马齿苋中，蛋白质含量高达2.3g左右，这个含量在植物性食物中属于较高水平，可以媲美扁豆、豆角等鲜豆类蔬菜，还是冬瓜的7.7倍、白萝卜和南瓜的3.3倍、鲜芸豆和圆茄子的2.9倍。
维生素：马齿苋的维生素含量也相当可观，特别是维生素C，每100克中含有约23mg，和柑橘类的水平相当，是西梅16.4倍、苹果和火龙果的7.7倍、杏的5.8倍，远超许多常见的水果和蔬菜。维生素C作为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够保护身体免受自由基的损害，预防多种疾病。除了维生素C，马齿苋还富含β-胡萝卜素、维生素E等抗氧化剂，这些成分对于保护视力、皮肤健康和免疫功能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
矿物质：矿物质方面，马齿苋同样不遑多让。马齿苋的钙含量丰富，每100g中含有约87mg的钙，是不错的补钙蔬菜。它富含钾（494mg/100g）和镁（68mg/100g），这些矿物质对降血压和心脏健康都有好处。
除了以上营养突出外，马齿苋含有去甲肾上腺素，这种物质可以促进胰岛素的分泌，有助于降低血糖。另外，让马齿苋里黏黏糊糊的成分其实是多糖，多糖同样有助于延缓血糖的上升速度。一项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指出，马齿苋能显著降低血浆空腹血糖水平。
2
马齿苋咋吃？
马齿苋的水分含量高达90%以上，所以吃起来多汁爽口。和其他野菜不同的是，马齿苋本身没有苦味或者涩味，微微有一些咸味和酸味，所以福建等地区会把马齿苋叫做“酸菜”。
马齿苋的所有部分都可以吃，不同国家马齿苋的吃法不同。澳大利亚原住民以马齿苋种子制饼。希腊人则将其叶茎与菲达奶酪等食材混合，用于制作沙拉、炖煮或砂锅菜。土耳其人视其为蔬菜进行烹调，也有的会被制作成沙拉、糕点、酸奶黄瓜酱。葡萄牙阿连特茹地区会用马齿苋煮制传统汤，并在上面放上浸泡过的面包、荷包蛋或山羊奶酪。
在咱们这个美食大国，马齿苋的吃法可就更多了！你可以焯水后凉拌，或者用干辣椒、蒜末爆炒，爽口下饭。你也可以将马齿苋和鸡蛋做成香煎小饼，或者混合在一起炒，香味扑鼻。当然，你还可以做成蒸菜，或者做成包子、饺子、馅饼、窝窝头等主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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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马齿苋要注意的两件事
虽然马齿苋营养丰富，但食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两点，否则可能带来健康风险。
1：马齿苋草酸含量高，推荐先焯水。马齿苋中含有较高含量的草酸，含量高达1460mg/100g，这种物质在人体内容易与钙结合形成草酸钙沉淀，影响钙的吸收和利用，会增加结石的风险。因此，在食用马齿苋之前应将其放入开水中焯烫一下以去除大部分草酸。
2：不要乱吃野生马齿苋，它们存在重金属超标风险。路边野生的马齿苋受到汽车尾气、农药等污染物的污染，可能存在重金属超标或其他有害物质残留风险。这些有害物质进入人体后可能对身体造成损害，因此应避免食用路边野生的马齿苋。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路边、公园路的马齿苋有些人辨认不出来，可能会把它和某些长得相似的植物混淆，误食可能引发中毒风险。所以，如果需要食用马齿苋的话，建议选择正规渠道购买或自己种植。
来源：科普中国，审核：阮光锋（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
本期编辑：胡程远、赵雅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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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民政部通报对儿慈会有关问题调查处理情况 | 民政部6月11日通报对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有关问题调查处理情况。通报全文如下：
针对群众举报和媒体反映的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以下简称儿慈会）有关问题，民政部成立调查组开展了全面调查，并依法依规进行了严肃处理。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经查，柯某孝曾作为患儿家长接受过儿慈会救助；从2022年11月起参与儿慈会9958儿童大病紧急救助项目（以下简称9958项目）廊坊救助站相关工作。2023年6月至8月，柯某孝私自以“儿慈会9958项目”的名义向患儿家长筹集资金，骗取患儿家长钱款近千万元。2023年9月，因涉嫌诈骗，柯某孝被采取强制措施，目前案件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柯某孝案件暴露出儿慈会存在内部管理不规范、9958项目操作违规等问题。经进一步调查，儿慈会还存在未按规定的业务范围进行活动、未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等违法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民政部已对儿慈会作出停止活动三个月的行政处罚，并将其列入社会组织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儿慈会相关负责人履职不力、失职失责，民政部已责令儿慈会按程序罢免相关负责人职务，并依规依纪对有关党员失职失责问题进行立案审查。儿慈会副秘书长、9958项目负责人王某涉嫌职务犯罪，经有关监察机关立案调查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儿慈会停止活动期间，民政部派出工作组采取有力措施，切实维护当前正在接受儿慈会救助的患儿的合法权益。
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对慈善事业的关心和支持。民政部将督促指导儿慈会全面彻底整改，推动儿慈会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以案为鉴，举一反三，深入贯彻落实新修改的慈善法，不断完善慈善事业政策法规，全面加强对慈善组织和慈善活动的监管和执法工作，推动慈善事业健康发展。
民政部
2024年6月11日
来源：民政部网站
本期编辑：胡程远、赵雅娇 |
1 | 选拔完成！港澳地区各有1人入选 |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日前结束，共有10名预备航天员最终入选，包括8名航天驾驶员和2名载荷专家（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各1名载荷专家）。后续，他们将进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接受全面系统的训练。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自2022年下半年全面启动，经过了初选、复选、定选3个阶段。期间，首次面向港澳地区选拔载荷专家，得到了港澳各界和社会民众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参与。
目前，我国航天员选拔训练体系更加成熟完善，随着载人航天国际合作的深入推进，还将有国外航天员参与选拔训练并执行中国空间站飞行任务。
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记者：刘诗瑶，海报制作：巩晗
本期编辑：胡程远、赵雅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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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民法君“典”案例：孩子在水上乐园玩耍意外受伤，谁担责？ | |
1 | “审结”+“执结”=“纠纷了结” | “审结”+“执结”=“纠纷了结”
——江苏淮安法院深入开展审执协调工作改革纪实
从“案结”到“事了”，中间还有一段执行工作，关系到能否兑现当事人的胜诉权益。从人民群众的角度出发，“审结”并且“执结”才能真正算得上“纠纷了结”。
今年以来，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群众满意为目标，紧盯执源治理，深入开展立审执一体化改革，打通审判和执行之间的体制机制障碍，切实推动执行工作提质增效，实现纠纷实质性化解。
思维之变：审判时能想到执行，执行时能想到审判
由于工作性质等原因，很多干警形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势：审判法官和执行法官就像“铁路工兵——各管一段”。在淮安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颜赤看来，这种思维定势是制约执行工作的堵点，要以多种方式努力将执行思维引入法官的裁判视角，让法官在敲法槌之前多想一步，考虑清楚结案后能否顺利执行。
于是，淮安中院定期选派审判部门和执行部门的法官和法官助理开展交流，民四庭青年法官朱强就是第一批曾到基层法院执行局挂职的民商事法官助理。
执行的工作经历给朱强的办案思维中加入了“执行元素”。在淮安中院民四庭，朱强承办了一起农村土地承包案件，村委会作为原告要求承包的村民返还土地并给付租金。在法庭主持下，双方握手言和并爽快地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字按手印。
通常情况下，对于当事人自行达成的调解协议，承办法官主要审查是否违反法律规定、是否会侵害案外人的利益等，就该案而言，案件已经可以结案了。
但是，朱强仔细审阅调解协议时发现了问题点，协议中写道“将土地恢复原状后返还给村委会”。
“准备怎么恢复原状？”朱强抬头问承包土地的村民。
村民哈哈一笑：“还能怎么恢复？把上面种的树全砍了呗！”
一边的村干部连忙说：“不行不行，恢复原状就是恢复到和以前一样，不仅要砍树，还要刨掉树根，不然不好栽种啊！”
显然，双方对“恢复原状”的标准认识上存在分歧，朱强立刻意识到，这个分歧到了执行阶段很可能会成为“引线”，“引爆”一起执行案件。
各方再次坐了下来，确认了“恢复原状”的标准并重新制作了调解协议，及时剪掉了“引线”，避免了后期执行中的争议。
审判时考虑到执行问题，会让判决和调解更有含金量，而执行时能想到审判，会大大开拓执行思路。
淮安区人民法院法官蔡俭熔谈到了这样一起案例。被执行人淮安某置业有限公司经营混乱，公司股东私自与第三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进行备案。已经搬进房屋的第三人拿出买卖合同，坚决拒绝搬出。
怎样才能妥善执结此案？
淮安区法院就该案召开会议，请执行法官和商事审判法官一起参加。
大家对如何有效说服第三人搬出房屋给出了多个方案，但是始终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这时候，参加会议的审判法官提出另外一条思路：将案件引入破产程序，委托管理人对该公司进行清算。
这个思路顿时让大家眼前一亮：该公司账目混乱，后续很可能还会产生其他纠纷，破产清算可以跳出“就案办案”的桎梏，让执行“水到渠成”。
破产清算紧锣密鼓地开展了起来：负责破产案件审理的法官、执行法官和破产管理人紧密协作，将相关系列产权对账销号，依法将置业有限公司名下的74套房屋进行备案登记注销，让这起执行难题得以顺利解决。
行动之变：承办法官协助执行，执行法官参与调解
这是一张颇有意思的照片：照片上每个人都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中间是40多名超市员工，左边是金湖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张满满，右边是该院审判庭法官李月琴。
知晓两名法官身份的人看到照片总会问一句：“这是执行时候的照片还是审理时候的照片？如果是执行时候的照片，怎么还会专门找到审判法官呢？”
要知道问题的答案，需要回到去年年底，从这场案件的源头说起。
当时，金湖某大型超市因经营不善关闭，无力支付拖欠部分员工的35.8万余元工资及经济补偿金，从而引起诉讼。经金湖法院调解，超市方承诺12月底前付清，然而到期后，超市并未履行。相关负责人双手一摊：“我们都倒闭了，哪还有钱给你们？”
经法院查控，发现该超市确实已无财产可供执行，申请执行人也无法提供其他财产线索，该案已符合“终结执行程序”的条件。不想轻言放弃的张满满找主持该案调解的李月琴了解情况，希望再努力一下。
谁也没想到，这一次带着试探性的努力，却找到了执行的另一条渠道。
李月琴回忆，金湖这家超市的注册公司为南京某连锁公司，当初调解时，超市曾表示南京连锁公司会给付相应款项。
因李月琴在调解过程中与该连锁公司相关人员有过接触，院里安排其一起参与该案执行工作。两名法官从南京追到上海，一路找到该公司的华东总部，说服总部调集资金支付了款项。
如愿拿到工资的员工们在执行款领取现场，拉着两名法官合影，这才有了那张“特殊”的照片。
笔者在淮安法院采访时发现，这样的“特殊”其实并不罕见，淮安法院打通了执行和审判之间的通道，让审判和执行“并肩作战”成为常态。
淮安中院出台规定，明确要求审判业务部门法官全流程参与自办案件，特别是信访案件或争议较大案件；执行局每季度至少组织一次跨部门法官会议，审判法官和执行法官共同制定批量案件和重点疑难复杂案件的执行方案。
法官们越来越多地感受到这些做法的好处。清江浦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杨海清向笔者谈起了一起民间借贷案件。
杨某作为担保人需归还巩某借款本金6万元，但是杨某始终认为“不是自己欠的钱，为什么要我还”，以各种方式对抗、躲避执行。
“淮执砺剑2024”专项执行行动中，审判法官和执行法官一起登门，从法律角度反复释明，讲清楚“为什么担保人也要履行还款义务”。心服口服的杨某在当日下午履行了全部债务。
如果说承办法官参与执行，让执行工作“如虎添翼”，那么执行法官参与调解，则为调解工作“另辟蹊径”。
今年3月，洪泽区人民法院法官张秀菊在审理一起案件时，为了避免案件“空判”，千方百计化解双方矛盾。原告觉得法官迟迟不判决，还总是拉着双方谈话，肯定是在袒护对方。
面对这种情况，张秀菊专门找到了一起和该案类似的执行案件，邀请执行法官一起做矛盾化解工作。
执行法官详细介绍了案件情况，并将执行记录逐一摆在当事人面前。原告这才明白了法官的良苦用心，感慨道：“法官是在为我们着想，是想彻底了结这场纠纷啊！”
原、被告都积极配合法官工作，大大加快了矛盾化解进程。几天后，双方和好如初，案件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机制之变：立案调解助执行，保全措施促和解
淮安中院执行局局长姚月梅在执行实践中发现，从案件形成的过程看，执行的难点往往和案件的纠纷相重合，要有效解决执行案件的矛盾，需要在案件审理阶段甚至更早的时候开展工作。
“执源治理”理念需要从体制机制上入手，实现审判和执行并轨。淮安中院构建审判协执机制，探索“执行前督促+和解”机制，判前做好释法明理，判后前移履行告知，2023年，全市法院通过执前和解方式化解案件2187件。
刘某谈起自己打官司的经历，最大的感受就是“很神奇”：“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我到法院立案窗口去了一次，案件就执行了。”
刘某“到法院立案窗口去了一次”的时间是2023年10月26日。某房地产公司因逾期交房和办理产权证，被判决向刘某支付违约金2.8万余元，但是之后仅仅履行1.7万余元。刘某拿着判决书，到金湖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要求强制执行。
“像你这样的情况多吗？其他人执行到位了吗？”立案窗口的干警万文春问道。
刘某如实回答：“我知道的还有十多件，其他人也都准备起诉和申请执行。”
“执行前，法院可以组织开展矛盾化解工作，如果成功了你可以不用通过执行程序就拿到钱，请问你同意吗？”万文春说道。
刘某当即表示同意：“我就是想拿到钱，越快越好。”
刘某在“执前调解同意书”上签字后就回家了。但她不知道的是，立案人员将信息转给执行局，执行局研究案件后制定了矛盾化解方案，提出“案件能引入住建部门参与，效果会更好”。
金湖法院向当地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出执行建议，建议对类似纠纷，会同某房地产公司一并解决，避免进入诉讼或执行程序。
金湖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收到建议后，主动和法院取得联系，共同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协调。刘某一案在执行立案前履行完毕，其余十多起类似纠纷自行解决，无一件申请执行。
感到意外的不仅仅只有刘某。4月25日，位于涟水县炎黄大道与盐河路交会处的梁呈美景小区绿树成荫、风景如画。送孩子上学后返回小区的李大爷谈起该小区的一场纠纷，不由感慨：“这样的美景差点就看不到了！”
该小区建设过程中，承建商某建工公司因与房产开发公司就工程款产生争议而诉至涟水县人民法院。接到法院传票的房产开发公司一怒之下以对方未交付工程资料为由提出了反诉，声称“无论对方打多久官司都奉陪到底”。
得知这一情况，该小区的700多名购房者慌了神，纷纷到售楼处和法院打听房子还能不能按时拿到手。李大爷回想起当时的场景，忍不住皱起了眉头：“当时，大伙都觉得发生这么大的事情，能迟点拿到房子就不错了，按时交付估计是不可能了。”
如何能快速解决这一纠纷，让工程继续施工，让购房者吃下“定心丸”？正当法官千方百计寻找解决方法的时候，建工公司向法院提出，要对房产开发公司名下106套房产及相关银行账户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这个保全申请让法官眼前一亮：说不定这是一个契机，让正在气头上的两家公司冷静下来，认识到“和则双赢、争则两败”。
果然，财产保全后，承建商和开发商主动坐在了一起，很快就支付金额达成一致意见。
为了最大限度降低保全房产措施对被告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同时也为了确保双方和解协议及时履行，法官动员房产开发公司提供相应担保确保支付剩余工程款，建工公司也同意交付工程资料并继续完成剩余工程施工，案件得以妥善解决。
房子如期交付后，部分购房者给法院送来了锦旗，写道“司法力量化纠纷 审判智慧促和谐”。
来源：人民法院报
作者：韩宝燕 赵大为
编辑：段茜茜 万紫千 |
1 | “小”法庭里的“云上调解” | 黑龙江省绥北人民法院红色边疆人民法庭庭长 黄利国
“黄法官，你是怎么从当事人那么快的语速和简短的几句话里抓住关键信息的啊？我总是捋不清头绪。”黑龙江省绥北人民法院红色边疆人民法庭法官助理小马好奇地问道。
“当事人遇到烦心事、闹心事，难免会着急上火，加上对法律规定也不熟悉，一着急说话难免语序混乱，表达不清楚，我在法庭工作32年了，听得多了，看得多了，接触多了，早已熟悉了大家的表达方式和习惯，自然可以自动‘翻译’出当事人想要表达的意思。”黄利国笑着说。
金秋十月，秋收时节，办公室内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黄利国接通电话的一瞬间，就听见另一端传来焦急的女声。
“黄法官，我想咨询个问题啊，我们现在要签字，但是人没了，我们咋办啊？”
黄利国反应了一下意识到，当事人可能太着急了，一时之间不知如何表达，于是赶紧安抚对方情绪，引导她说明情况：“事情都会有解决的办法，你先平静一下慢慢说，要签什么字？”
“啊，就是我们想注销合作社，当初是好几个人合伙一起干的，现在注销要合伙人们的签字，但好几个岁数大的合伙人都去世了，这我们可咋办啊？”
黄利国在当事人简单又凌乱的叙述里，大致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来电人岳女士是北安农垦七亩田早田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合伙人，因生产需要，合作社的成员想把闲置的农机和设备统一管理，整合闲置资源，给合作社的产业提质升级，需要向工商局申请注销合作社再进行重组。
这无疑是件好事，可是想要注销合作社，需要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一份载有全体股东签字同意且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才能办理注销手续。合作社已经成立多年，其中几个股东已经去世，全体股东签字现已无法实现，注销重组陷入“僵局”。
当时正值秋收农忙时节，岳女士一面惦记着自己地里的庄稼，一面联系着合作社的事儿，手头忙得打紧，电话中的语气更焦躁了几分：“这不是为难我们吗？我们哪有那些人的签字啊！我们合作社就是永远都没办法注销了呗！”
如何帮助合作社顺利注销重组，助力辖区集体经济发展，解决当事人的难题？有着二十多年审判一线工作经验的黄利国给出了办法。
“你别着急，办法肯定有。咱们可以通过‘云上调解室’线上调解，只要去世股东的继承人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就能作出诉前调解书，确认继承人来继承去世股东的合作社股权。”黄利国建议道，“股权继承人携带法庭出具的法律文书，就能进行股权变更登记，并以股东身份表决合作社注销重组议案。”
听到这个可行性方案，岳女士的声音都带着笑意：“不用到法庭，这事在网上就能解决？太好了，正好秋收大家都脱不开身，这回有招了。黄法官，我相信你，我这就去联系他们，就这么办！”
次日，法庭干警帮助3位当事人使用手机进入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的“多元调解”小程序，利用绥北法院“3+N”联合调处机制，在“云上调解室”进行视频连线，诉前调解结束后，案件被推送给速裁法官，转入“云上法庭”，短短十几分钟，当事人就收到了民事调解书。
“我们种地的老百姓哪里懂这些弯弯绕绕的步骤，要不是您给我们解答，帮我们办理这些手续，合作社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注销重组了。”合伙人拿着民事调解书连连道谢。
辖区很多种植户也存在和岳女士同样的困扰，这起案件的解决，让更多想要将合作社注销重组的种植户看到了希望。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黄利国先后办理了7起同类案件，为辖区种植户解决此类问题贡献了法庭“智慧”。
“可能在很多人眼里，这是一个简单的小案件，但就是这么一个小事，却可能困扰群众好多年。这次通过‘云上调解室’，让当事人足不出户便完成了全部流程，问题解决了，也没误了秋收生产，我的心也就踏实了。”黄利国这样说道。
来源：人民法院报
作者：
崔佳男 刁蕾
编辑：时雨萌 屠少萌 |
1 | “真没有想到，这么快就除了我的心病！” | 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 张倩
“大伯，都跟您说了别送锦旗，您用这钱给自己买点啥不好啊！”
“那不行，这段时间麻烦你们了，我专门找人做的锦旗送给你们！”
近日，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张倩收到了杜大伯送来的锦旗，她的思绪不由得飘回到了2022年的夏日。
在诉讼服务中心初见杜大伯时，张倩心头一震，人间的沧桑似乎都在他的脸上有所体现，儿女的困境让这位老父亲尽显愁容。
经过详细询问，张倩了解到，杜大伯最大的心事就是小女儿杜某的精神分裂症近年来愈发严重，婆家不闻不问，小女儿以后的生活不知何以为继。
为了保障小女儿杜某的合法权益，杜大伯作为父亲，到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咨询宣告自然人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以及指定监护人的相关程序。
张倩热心接待了杜大伯，详尽告知了所需材料，并帮助杜大伯准备好了基本的申请材料。考虑到杜大伯的年龄以及杜某的病情，且杜大伯每次到法院都是一早骑电动车从村里出发，路程远、来回不便，张倩带着书记员直接到杜某家及村委会走访调查，避免了大伯来回奔波。
根据杜大伯以及村里人的描述，杜某以前学裁剪甚至外出务工都能正常进行，没有什么精神方面的异常，2011年杜某结婚，婚后生育两个孩子，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后，杜某出现了一些较为明显的精神异常症状。
家人将其送医院之后，杜某被诊断为患有精神分裂症，经多次住院治疗，杜某现在仍需要持续不断的药物来控制病情，在状态较好的时候，杜某可以帮忙做些简单的家务活，但基本还是处于懒懒散散不说话的状态。
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张倩了解到，因家庭困难申请法律援助的当事人可以减免部分鉴定费用，便又帮助联系鉴定机构询问减免鉴定费需要准备的材料。案件处理完毕，杜大伯专门打电话过来表示感谢，并连连表示要送锦旗，张倩坚决拒绝。
本以为就此案结事了，没想到没过几天，杜大伯就抱着鲜红的锦旗找来了。再见到杜大伯时，他的精神状态已然焕然一新，小女儿的问题有了着落之后，曾经满面愁容的老父亲脸上此刻洋溢着放松的笑容。
杜大伯拉着张倩的手，激动地说：“真没有想到，这么快就除了我的心病！法官真是我们群众的贴心人啊。”
对于当事人的感激，张倩总是深感受之有愧，在她看来，她只是立足工作岗位上做好了本职工作，在处理具体案件的时候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了一下。
张倩的工作态度是对奉献与担当的最好诠释。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地，只要本着“如我在诉”的为民理念，就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让人民群众始终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力量。
来源：人民法院报
见习记者：刘熠博 | 通讯员：孙策
编辑：时雨萌 屠少萌 |
1 | 内蒙古：院长讲授党纪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 内蒙古：院长讲授党纪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切实让党的纪律入脑入心、落在实处
为推动党纪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杨宗仁为500余名干警讲授专题党课。
杨宗仁围绕“以党纪学习教育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纵深发展 为加快推动审判工作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主题，从深刻认识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深刻内涵、切实以党纪学习教育推进全区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党纪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四个方面，结合具体工作实例，讲授了一堂既包含丰富内容又有靶向指导意义的党课。
杨宗仁强调，要按照中央、自治区党委的相关部署要求，在落实审判执行主责主业中，把党纪学习教育组织好、开展好，以良好的作风纪律促推司法审判工作提质增效，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杨宗仁要求，全体干警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把政治纪律摆在首位，加强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以良好的纪律作风推进司法能动履职。坚持把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成效落在解决法院工作实际问题上，体现在推动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上。坚持把严明纪法管住“案”，作为管住“人”、治好“院”的落脚点，教育引导广大干警搞清楚党的纪律是什么，弄明白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把遵规守纪刻印在心，内化为日用而不觉的言行准则，切实让党的纪律入脑入心、落在实处。
来源：人民法院报
记者：车晓梅 | 编辑：逯璐 万紫千 |
1 | 吉林：紧扣党的“六项纪律”开展研讨交流 | 吉林：紧扣党的“六项纪律”开展研讨交流
用党的纪律管住“案”、管住“人”、治好“院”
研究制定实施方案、举办党纪学习教育读书班、讲好廉政教育党课……党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突出学习重点，把党的纪律内化为审判纪律，用党的纪律管住“案”、管住“人”、治好“院”，推动党纪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近日，吉林高院举办党纪学习教育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4年第六次集体（扩大）学习会，通过集中学习、研讨交流、专题辅导、个人自学等方式，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和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深入研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紧扣党的“六项纪律”开展研讨交流，以“关键少数”带动党员干部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
吉林高院扎实开展警示教育，在集中观看廉政教育专题片的基础上，组织到廉政教育基地、党史馆教育基地参观学习，通过参与现场教学，促进党员干部更加深刻认识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认识腐败行为带来的严重危害。创新利用“读书沙龙”共同研学、“周分享”现场演说、“党纪学习教育专栏”展示成果等方式，引领党员干部增强纪律观念、加强自我约束，做深做实“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
同时，吉林高院推动形成责任互联互通、压力传导通畅、齐抓共管的良好格局，进一步压实“一岗双责”，推进分层分级警示谈话、集体警示教育、节日廉政提醒全覆盖，严格抓好“三个规定”落实，坚持正面引导和反面警示相结合，让铁的纪律成为审判工作的自觉遵循和行为规范，努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法院铁军。
来源：人民法院报
记者：孙兵 | 编辑：逯璐 万紫千 |
1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的四维路径 |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要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人民法院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司法裁判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必然要求，也是做深做实“公正与效率”永恒主题的重要路径。我们要在司法实践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人民法院工作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精神，切实发挥司法裁判的规范、评价、教育、引领作用，以公正裁判引领社会风尚、弘扬社会正气。
要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涵盖国家、社会、个人层面的价值取向和行动准则，内涵丰富、用词精炼，在司法领域的应用范围很广，将其有机深度融入司法裁判，必须要进行系统深入的学习研究，深刻把握其逻辑体系和实践要求。要准确把握三个层面价值指向的逻辑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三者之间是既彼此独立但又内在统一的逻辑关系，国家和社会层面上的价值需要每一位公民的信仰和践行才能达成，而公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则离不开国家发展的保障和社会秩序的支撑。实践中，要结合具体案情和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对案件涉及的价值要素进行整体性、系统性考量，倡导树立更有利于服务国家建设、社会发展和公民追求美好生活的价值导向。要准确把握不同层级价值适用的案件背景。三个层面的核心价值效力并不同等，要注意区分不同的案件背景，分层分类将这些价值对应不同的案件类型。国家层面的价值主要适用于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需要维护公共利益和公民民主权利等类别的案件；社会层面的价值主要适用于涉及需要倡导自由、平等良好社会风尚以及宣示法治价值、呼吁社会公众用法守法等类别的案件；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主要涉及与公民日常工作生活相关的社会交往关系方面的案件。在此基础上，还要能准确把握每项核心价值观对应的案由，进行精细化、体系化的梳理，确保在司法实践中能够用准用好、力求实效。
要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功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是抽象的、原则的，但是其裁判指引功能则是具体的、现实的，法官可以通过援引相关价值元素，解释法律规则、填补法律空白、修正法律规则等解决“找法难”问题，从而确保裁判结果契合法治精神、符合正确的社会主流价值，从而更好实现司法裁判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要善于运用解释法律功能。综合运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不同解释方法，找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素与法律规则禁止或倡导行为的联结点，以进一步明晰法律内涵、阐明立法目的，进而使裁判结果作出的理由更充分。要善于运用填补法律漏洞功能。当司法裁判没有确定的规则依据且没有习惯可以援引时，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在相似的法律规定中选择最合适的类推适用规则；当不存在类推适用的空间时，应当选择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素相对应的法律原则，借由法律原则作出裁判。要善于运用法律修正功能。案件下判前，要主动置身于结果假设的不同情境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标尺，来检视、修正自己的分析判断，如果发现严格适用某项规则会产生严重不妥当的后果、案件无法在法律目的范围内处理时，则要通过修正规则文义、产生例外适用情形的方式，确保裁判结果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神。尤其是对于社会关注度高、争议较大的案件，要审慎应对案件背后的多元价值冲突，注重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判断、权衡和选择，合理妥帖确定适用于个案的价值取向。
要积极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释法析理。
裁判文书是法官与当事人对话的桥梁，说理是否恰当、充分、透彻，直接关涉司法裁判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也关系到人民群众对司法裁判的接受度和满意度。在案件办理中，要综合考量案件社会关注度、当事人情况以及是否存在道德评价、具有行为规范和价值引领导向等因素，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看得见的方式有机融入裁判文书的说理中去。要旗帜鲜明阐释法律立场。通过详细充分的说理论证，尽可能论述清楚弘扬了何种价值观以及为何会在弘扬价值观上具有典型意义，就坚持什么、倡导什么、反对什么、抵制什么，旗帜鲜明地亮出法律立场和司法态度，使案件当事人和人民群众能够对支撑判决的价值要素产生更直观、更明确的认知。要紧密结合个案案情进行论证。将案件匹配的核心价值观内涵、要求与个案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紧密结合起来，用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的语言，直观明了地论述清楚当事人的行为为什么符合或违背核心价值观要求，避免泛泛而谈、大而化之，对核心价值观的引用流于表面。要注重情理法融合说理。充分考量人民群众评价个案的价值尺度，尽可能尊重社会公众的朴素情感和道德诉求，既义正辞严讲清“法理”，又循循善诱讲明“事理”、感同身受讲透“情理”，做到有法说得明，有理说得清，让严肃冰冷的成文法律规则不但有是非，而且有温度、有力量。当然，援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释法说理，底线是要遵循司法裁判基本规律，在法律的框架内，以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元素的立法规范为基础。
要充分发挥典型案例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重要作用。
“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作为法治实践的基本要素和司法活动的最终产品，案例具有裁判规范和社会规范的双重属性，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崇尚法治的良好氛围具有重要意义。要着力提升案例工作意识和能力，在审判过程中充分发挥司法智慧，形成符合时代精神、满足人民期盼、引领规则导向的公正裁判，并在此基础上，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案例发现、培育机制，推动更多司法裁判实现从“案件”到“案例”的升华。要加强案例研究交流工作。积极参与人民法院案例库等平台建设，组织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案例、优秀文书评选工作，邀请专家学者、代表委员等共同开展案例研讨，促进典型案例资源共享、研究成果交流互鉴，不断提升案例工作的影响力。要将案例作为普法宣传的“活教材”。对于裁判结果具有价值引领导向、行为规范意义的案件，定期征集发布，加强以案释法，将司法案例中的法治价值发掘出来、宣传出去，用“有意思”的方式讲好“有意义”的司法故事。
司法裁判承担着引领社会价值和社会风气的重要作用，如何在司法裁判中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需要持续深入地研究和探索。在具体工作中，人民法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断完善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做深做实“公正与效率”永恒主题，为实现法安天下、德润人心贡献更多的司法智慧和力量。
来源：人民法院报
作者：蔡绍刚（作者系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编辑：邢天然 屠少萌 |
1 | 谨防“点墨”染“白袍” | 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党纪学习教育，这次党纪学习教育，是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白袍点墨，终不可湔。党员干部要深学细研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从小事严起、从小节守起、从小德抓起，防微杜渐、慎终如始，真正把遵规守纪铭记在心、见诸于行、烙印于魂。
小事勿小视。堤溃蚁孔，气泄针芒。从个别党员干部违规违纪典型案例来看，由于对小毛病置之不理，在小事上不注意、不检点，把吃点、喝点、拿点、占点不当回事，在小恩小惠面前丢掉了原则，最终导致小毛病成了大顽疾。不虑于微，始成大患；不防于小，终亏大德。凡事无大小，小事做不好，很有可能贻误大事、毁掉自己，对待工作生活中的小事，倘若掉以轻心、不以为意，甚至麻痹大意、麻木不仁，就会成为温水煮青蛙的“迷魂汤”， 必须时时处处、长长久久保持清醒、高度警惕。党员干部要从小处着眼，小事入手，在工作、生活中不能有丝毫的大意和疏忽，牢牢坚守住廉洁从政的第一道防线，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做到小事不放纵、大事不糊涂，练就金刚不坏之身。
勿失小节。尽小者大，慎微者着。小节反映人品、反映作风、反映官品，小节不拘如同“管涌”，若不能及时发现处置，便会导致“堤坝”下陷、“洪水”泛滥，最终一发不可收。小节不慎，大节难保。忽略小节， “小毛病”也有可能演化为“阿喀琉斯之踵”，成为“大问题”，造成“大影响”。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小枝小节中，有人民利益，有干部名节，有组织期待，“宽一分”不行，“取一分”也不行。党员干部要坚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善于从“小节”上加强自律，从一点一滴中自觉规范言行，守住底线、稳住心神、筑牢防线，常掸“心灵灰尘”，常清“思想垃圾”，常掏“灵魂旮旯”，于细微处见修养、见精神，于细微中见气节、见品格，树立起新时代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良好形象。
勿失小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小德即私德，是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从政之基、成事之要。对于党员干部而言，最容易被忽视的是严私德，最不易做到的也是严私德。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戒贪止欲、克己奉公，切实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造福于人民。私德不立，公德难守，大德难彰。党员干部要秉持“暮夜四知”“暗室不欺”的敬畏和操守，在私底下、无人时更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始终做到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独行不愧影，独寝不愧衾，做思想道德上的清醒人、党纪国法前的自律人、勤俭崇廉中的带头人。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厚植“愿管小事”的热情，提升“能管小事”的本领，拿出“真”的作风、“干”的劲头、“实”的举措，让心中高悬的“戒尺”切实转化为为民办事合力。
来源：人民法院报
作者：刘继勇
编辑：邢天然 屠少萌 |
1 | 总书记关心的重大文化工程｜千年丹青复荣光 | 拨开历史的云烟，风格各异、内容多变的绘画作品记录着中华民族的沧桑巨变。但纸寿千年，绢寿八百，时至今日，很多古画早已进入暮年。为了抢救、保护古代绘画精品，“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由此诞生。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全程支持、念兹在兹，项目的每一个关键点、每一段攻坚期，都亲自引领、亲力推动。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编纂工作始于宋画汇编。2005年，在习近平的直接关心下，项目确定为《宋画全集》。项目组开始利用摄影、印刷等最新技术，搜集、整理散落世界各地的宋画精品。
2010年，海内外公立文博机构收藏的大部分宋画汇聚一堂，《宋画全集》按计划出版过半。为了将中国绘画全貌呈现给大家，项目组决定编纂“中国历代绘画大系”。
2010年9月，习近平作出重要批示：“获悉《宋画全集》出版任务进展顺利，感到很高兴。下一步出版‘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打算很好，可积极向有关部门汇报，争取各方支持。”
这个重要批示为项目组指明了方向。由此，更为恢宏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项目正式启动，继《宋画全集》后，《先秦汉唐画全集》《元画全集》《明画全集》《清画全集》的编纂旋即开始。
经过近20年的上下求索，“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文化工程共编纂出版60卷226册，收录海内外中国古代绘画藏品12405件（套）。
国宝重光，皇皇大观。“中国历代绘画大系”这部巨典鸿编，记录着中华文明的辉煌历程。中华文脉正绵延繁盛、历久弥新，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来源：新华社
策划：郭建业
出品：孙志平
制片：樊 华 张平锋 秦大军
统筹：韩 珅 王志斌
编导：姬 杨
记者：姬 杨 杨 阳 王怿文 李 涛 宋立峰 刘铭翔（实习）
配音：王帅龙
包装：杨震男 王旭冉（实习） 张锦豪（实习）
审核：陈舞阳 赵 娟
编辑：杨 曦
校对：陈金丹 |
1 | 瞭望｜新时代我国开放发展的理论创新 |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深入阐释了开放发展理念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是对我国开放发展内在规律的科学判断和理论升华，使开放在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升到全新的层次和水平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个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和理论，进一步强化了扩大对外开放和深化市场化改革的互促互进。
◇全面开放新格局内涵丰富，既包括开放范围扩大、领域拓宽、层次加深，也包括开放方式创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具有深远战略意义。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彰显了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的宏大格局，实现了我们党从指导我国开放到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更加注重开放安全的时代命题，体现了我们党对发展和安全辩证统一关系的深刻把握。
在山东港口日照港岚山港区30万吨级油品码头，船舶停靠进行卸油作业（2024年3月29日摄）郭绪雷摄 / 本刊
2023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要练就驾驭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硬本领”“总结用好我国开放发展的成功经验，加强对开放工作的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谋划”。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新征程对外开放在理念创新、体制构建、科学布局、路径选择、重要原则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科学判断，实现了我们党对开放发展规律认识的新跃升。
总结用好新时代我国开放发展的成功经验，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在新征程上推动对外开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提出并深入阐释开放发展理念
2022年11月4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致辞时指出：“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是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深入阐释了开放发展理念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是对我国开放发展内在规律的科学判断和理论升华，使开放在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升到全新的层次和水平上。
开放发展理念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人类的历史就是在开放中发展的。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时代越是向前，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就越发突出。
开放发展理念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从闭关锁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阶段的积贫积弱，到新中国成立后“一边倒”和封闭半封闭阶段的艰辛探索，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实现我国同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革，我国与世界关系变迁的实践证明：要发展壮大，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对外开放，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
开放发展理念具有深刻的实践逻辑。开放发展理念不是凭空得来的，是针对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总体上还不够高，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还不够强，应对国际经贸摩擦、争取国际经济话语权的能力还比较弱，运用国际经贸规则的本领也不够强等问题提出来的。贯彻开放发展理念，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深化人文交流，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对外贸易布局、投资布局，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扩大开放带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
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2017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时指出：“我们提出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开放促进我们自身加快制度建设、法规建设，改善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降低市场运行成本，提高运行效率，提升国际竞争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个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和理论，进一步强化了扩大对外开放和深化市场化改革的互促互进。
这是在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和我国对外开放新要求的基础上，以更加积极有为的行动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部署，其总体目标是：加快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更加积极地促进内需和外需平衡、进口和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实现开放型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扩大开放中树立正确义利观，切实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国家安全，推动我国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着力破解体制机制障碍，通过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高地建设，持续推进制度集成创新。2013年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分6批设立了上海、广东、辽宁、海南、山东、北京等22个自贸试验区，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
十年来，国家层面已累计复制推广了302项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各省区市自行推广复制超过2800项，2018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启动后也累计发布15批134项制度创新成果。这些制度创新成果涉及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创新、事中事后监管、国企改革等方面，促进了改革红利的持续释放。
我国不断完善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相关法律，通过立法加强外商投资促进和保护，坚持在法治基础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扩大开放中推进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夯实高水平开放的法治根基。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不断健全，不仅提升了对外开放的制度化、法治化水平，更好争取了开放发展中的战略主动，也有力推动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2019年11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中国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全领域的，正在加快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为我国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主动打下坚实基础。全面开放新格局内涵丰富，既包括开放范围扩大、领域拓宽、层次加深，也包括开放方式创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具有深远战略意义。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就是要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更好结合。利用外资是我国的长期方针。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还应看到，从贸易大国到投资大国、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是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新时代以来，我国对外投资稳居全球前三，既助力了国民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也有利于促进东道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就是要坚持沿海开放与内陆沿边开放更好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措并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中西部地区从相对封闭的内陆变成对外开放的前沿，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就是要坚持制造领域开放与服务领域开放更好结合。服务业是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深化制造业开放的同时，有序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以及一般制造业和服务业等竞争性领域对外资准入限制和股比限制，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就是要坚持向发达国家开放与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更好结合，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平等互利合作，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进口来源多元化、投资合作伙伴多元化。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就是要坚持多边开放与区域开放更好结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
2020年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我们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既从世界汲取发展动力，也让中国发展更好惠及世界。”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彰显了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的宏大格局，实现了我们党从指导我国开放到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新时代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形成世界共同开放的合力。
在推动完善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方面，我国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以实际行动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发挥核心作用，积极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加强与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国际和多边机制协调配合，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积极推动二十国集团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经济治理机制转型，对推进金砖合作不断提出并丰富具有建设性的中国思路；深化区域次区域合作，建设性参与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合作机制，推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等次区域合作不断深化拓展。
在推动新兴领域经济治理规则制定方面，积极推动投资便利化规则制定，加强数字经济领域国际合作，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改变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代表性明显不足的情况。
新时代以来，中国始终坚持互利共赢原则，不断扩大同世界各国的利益汇合点，依托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合作倡议深化拓展对外经贸关系。
在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我国强化重点通道建设，已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确立了“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基本架构，推动中欧班列成为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品牌，正式启动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我国还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作高水平建设了一系列经贸合作区，积极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
在贸易投资合作方面，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积极发展互利共赢的贸易投资合作关系，推动建立更加均衡、平等和可持续的贸易体系，共同做大做好合作“蛋糕”，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
此外，我国还持续打造共建“一带一路”贸易投资平台，成功举办了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投洽会、消博会以及一系列区域性展会，促进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
我国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经过多年努力，我国自贸朋友圈不断扩大，自贸协定内容日益丰富，水平不断提升，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已经初步显现，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增添了新活力、拓展了新空间。
更加注重开放安全
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
进入新时代新征程，在对外开放日益深化的大背景下，影响国家安全的国内外因素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加强，我国开放发展面临着深层次的风险挑战。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在面临重大调整，引进来、走出去在深度、广度、节奏上都是过去所不可比拟的，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压力也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更加注重开放安全的时代命题，体现了我们党对发展和安全辩证统一关系的深刻把握。
进入新时代，我国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在更高层次上维护了国家经济安全。
在增强自身竞争能力方面，我国从立足防范风险的大前提出发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各类商品要素资源自由流动，提高国内大循环效率；增强供需体系韧性，实现更加安全的发展；把握机遇，以高水平开放务实推进区域性、全球性合作，不断赢得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竞争的主动，从而为统筹发展和安全赢得更大战略回旋空间。
在增强开放监管能力方面，我国不断完善外资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等制度，完善产业损害预警体系，建立出口管制合规体系，丰富贸易救济等政策工具，提升运用贸易救济规则的能力和水平，以切实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在提升风险防控能力方面，我国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构筑与更高水平开放相匹配的风险防控体系，在更高开放水平上动态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当前，我们已踏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新征程上，应深刻把握新时代我国开放发展的成功经验，切实坚持开放发展的理论创新、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不断开辟合作共赢新境界、更好维护开放安全，推动我国对外开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更大贡献。
来源：《瞭望》
作者：王德蓉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审核：赵 娟 陈舞阳
编辑：杨 曦
校对：陈金丹 |
1 |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科技和财务司原巡视员汪龙显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 点击上方蓝色文字“市说新语”关注我们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纪检监察组、河南省纪委监委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科技和财务司原巡视员汪龙显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河南省信阳市监委监察调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纪检监察组、河南省纪委监委）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
1 | 打造国之重器、逐梦星辰大海！欢迎报考工信部直属七所高校（文末有福利） | 1月1日，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
开启商业首航；
4月25日，神舟十八号
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5月8日，福建舰航空母舰
完成首次航行试验任务；
5月27日，第六架国产大飞机C919
正式交付；
6月4日，嫦娥六号
完成全球首次月背采样和起飞
…………
今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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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文创产品图片的款式和颜色仅供参考，最终奖品以发货产品为准。
③由于个人原因导致奖品邮寄不到，与活动主办方无关。
④活动奖品寄出后，由于快递失误导致的奖品丢失与活动主办方无关，由用户自行与快递协商解决。
⑤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归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务新媒体“工信微报”所有。
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务新媒体“工信微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
编辑：赵星汉、何宁
监制：李永强 |
1 | 最高法：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可以依法由城镇户籍的子女继承并办理不动产登记！ | 来
源：鲁法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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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导读：自然资源部2020年9月9日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3226号建议的答复中“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可以依法由城镇户籍的子女继承并办理不动产登记”。根据《继承法》规定，被继承人的房屋作为遗产由继承人继承，按照房地一体原则，继承人继承取得房屋所有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农村宅基地不能被单独继承。《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明确规定，非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含城镇居民），因继承房屋占有宅基地的，可按相关规定办理确权登记，在不动产登记簿及附注栏注记的该权利人为非本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住宅的合法继承人。
☑ 裁判文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最高法行再37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吉祥玉，女，汉族，1945年8月20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惠霞，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颜略，广东核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郭启荣，男，汉族，1943年10月27日出生。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朱少辉。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夏贤。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文嘉，广东世纪华人（梅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吉祥玉因被申请人郭启荣诉被申请人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五华县政府）土地行政登记一案，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行终32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8月4日作出（2019）最高法行申12459号行政裁定，提审本案，并于2020年9月2号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10年11月25日，吉广智向广东省五华县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五华县国土局）提交土地登记申请书、身份证、土地权属证明书等申请资料，就涉案土地申请土地登记。其中，吉广智提交的土地权属证明书的备注栏注明：此表只供1986年12月31日前农村私人建房者不能提供土地权属证明材料的用地户使用，作为土地权属来源依据。五华县国土局受理吉广智的申请后，经过土地登记地籍调查、宗地图测绘、土地宗地登记公告、土地登记审批等程序，并报五华县政府登记造册后，于2011年12月8日向吉广智核发了华府集用（2011）第0099709号《集体土地使用证》（以下简称99709号土地证）。
另查明，郭启荣是五华县华城镇维西村村民，娶吉广智女儿吉辉玉为妻。吉广智另有一女吉祥玉。吉广智于2014年去世后，吉辉玉一方与吉祥玉一方因涉案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造房屋所有权的继承问题发生纠纷。2017年1月，吉祥玉向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法院提起继承诉讼，请求按吉广智的遗嘱继承涉案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造房屋所有权。郭启荣在该案诉讼中知悉五华县政府为吉广智颁发了99709号土地证，遂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撤销99709号土地证。
再查明，吉广智系非农业家庭户口，其退休前在五华县人民医院工作。涉案土地上的房屋于2009年开始建造，于2010年建好。
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郭启荣认为五华县政府为吉广智颁发的99709号土地证使用了其承包的土地，该颁证行为侵犯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为证明其主张，郭启荣提供了五华县华城镇维西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及同村村民的证人证言。吉祥玉亦承认建房的土地是郭启荣妻子吉辉玉名下的集体土地。因此，郭启荣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具备本案的原告主体资格。吉祥玉主张99709号土地证已经颁证6年，郭启荣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但吉祥玉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五华县政府为吉广智颁发99709号土地证时郭启荣已经知道该行政行为的具体内容。故郭启荣主张是在2017年的继承纠纷诉讼案件中才知道99709号土地证的颁证行为内容，应予以认可，因此其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五华县政府的颁证行为存在以下违法之处：一是，吉广智是非农业家庭户口，其不具备申请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的资格。二是，吉广智申请颁证时提交的土地权属证明书中村民小组所填写的房屋建造时间与实际建造时间不符，根据庭审中郭启荣与吉祥玉的陈述，涉案土地上的房屋于2009年开始建造，并于2010年建成。该土地权属证明书的备注栏注明，此表只供1986年12月31日前农村私人建房者不能提供土地权属证明材料的用地户使用，作用土地权属来源依据。因此吉广智所提交的土地权属证明书不能作为土地权属来源依据。三是，五华县政府所提交的土地登记地籍调查表中，欠缺四邻签名，无法证明其所进行的相关地籍调查真实合法。故五华县政府为吉广智颁发99709号土地证的行政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应予撤销。
综上所述，郭启荣诉请撤销99709号土地证的理由成立，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三项规定，判决撤销99709号土地证。吉祥玉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在本案中，华城镇维西村委会作为涉案土地的所有权人，出具证明证实，吉广智持有的99709号土地证记载的地块原属于郭启荣的家庭承包土地，故郭启荣有权针对五华县政府核发99709号土地证的行为提起本案诉讼，且没有证据证明郭启荣知道或应当知道五华县政府核发99709号土地证的具体时间，其自认在2017年的另案继承权纠纷中知道99709号土地证，因此，吉祥玉关于郭启荣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其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理由不能成立，应不予采纳。
《土地登记办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申请人申请土地登记，应当根据不同的登记事项提交下列材料：（一）土地登记申请书；（二）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三）土地权属来源证明；（四）地籍调查表、宗地图及宗地界址坐标；（五）地上附着物权属证明；（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完税或者减免税凭证；（七）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证明村料。本案中，吉广智向五华县政府提交了《土地登记申请表》、身份证、《土地权属证明书》等村料，申请涉案集体土地的使用权登记，五华县政府经审核后给吉广智核发99709号土地证。但根据本案证据材料反映，吉广智申请取得99709号土地证时属于居民户口，并非维西村委会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亦无其他证据证明其有权取得涉案集体土地的使用权。且吉广智申请发证填写的《土地权属证明书》表格仅适用于1986年12月31日之前建造的房屋申请发证使用，而吉广智房屋的建造时间并非1986年12月31日前。另外，吉广智申请发证时的地籍调查欠缺相邻人签名确认。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五华县政府核发99709号土地证事实不清，程序违法，据此判决撤销99709号土地证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正确，予以维持。吉祥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吉祥玉申请再审称：吉广智退休以后就将户口迁回农村，并在农村一直居住，因祖宅成为危房才向政府申请办理建房手续。该房屋在1986年已经建好地基，2009才续建完成。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郭启荣的诉讼请求。
郭启荣答辩称：吉广智是城镇居民户口，属于非农业户口，不符合在集体土地使用证上登记的基本条件，其适用涉案土地建房侵犯了郭启荣的承包土地。请求驳回吉祥玉的再审申请。
五华县政府答辩称：2010年11月，吉广智向五华县国土局提交《土地登记申请书》、个人身份证明、土地权属证明书、土地权属来源证明等申请材料，就涉案宅基地申请土地登记，经五华县国土局依法调查核实后，于2010年12月予以公告，公告期间内没人提出异议，2011年12月，五华县政府依法向吉广智颁发99709号土地证。该颁证行为认定的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郭启荣的起诉。
本院认为，根据原审查明事实及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吉广智原为广东省五华县人民医院干部，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退休以后，将户籍迁回了五华县华城镇维西村上排组，并一直居住在其祖宅中，其女儿吉祥玉则负责照顾其的生活起居直至去世。虽然吉广智的户籍信息登记为城镇居民户口，但是其本人自退休以后一直居住在该集体经济组织之中，依靠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集体土地作为其基本的生活和居住保障，形成了稳定的生产、生活关系。因此，当吉广智原祖宅年久失修，存在安全隐患，无法继续居住之后，吉广智有权申请重修祖宅或者根据规划向所在村民小组和村委会申请宅基地异地建房居住建房。所在村民小组和村委会签字盖章予以同意，五华县国土局调查核实后予以公告，吉辉玉与郭启荣均未提出异议。直至吉广智去世，因涉案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继承纠纷，郭启荣才以吉广智并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侵犯了其承包土地为由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显然有违常理。
总之，吉广智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已将户籍迁回维西村上排组并长期居住原袓宅，在祖宅年久失修后，其有权申请宅基地使用权建房居住。因此，原颁证程序和相关证据确存在不当之处，但因吉广智已于2014年去世，且也无法通过采取补救措施解决，撤销99709号土地证并无法解决遗产继承和郭启荣主张的权益问题。一审判决撤销99709号土地证，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系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自然资源部2020年9月9日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3226号建议的答复中“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可以依法由城镇户籍的子女继承并办理不动产登记”。根据《继承法》规定，被继承人的房屋作为遗产由继承人继承，按照房地一体原则，继承人继承取得房屋所有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农村宅基地不能被单独继承。《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明确规定，非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含城镇居民），因继承房屋占有宅基地的，可按相关规定办理确权登记，在不动产登记簿及附注栏注记的该权利人为非本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住宅的合法继承人。本案遗产继承纠纷各方均为家庭成员，宜通过协商一致或者互谅互让等方式平衡好各方权益。
综上，五华县政府向吉广智颁发99709号土地证的行为并无不当，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行终327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14行初81号行政判决；
三、驳回郭启荣的诉讼请求。
一审和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00元，由郭启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志华
审判员 刘艾涛
审判员 田心则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刘韦唯
书记员 唐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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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最高法民一庭关于证据问题的19个实务解答 | 来源：《民事审判实务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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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判中询问专家辅助人的意见属于证据种类的哪一种？
答：《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2023修订）第一款规定了八种证据种类，审判实践中对于专家辅助人发表的意见属于证据种类的哪一种存有争议。主要观点有两种：一种观点是认为属于当事人陈述；另一种观点是认为属于专家证人或准用鉴定意见规定。我们认为，专家辅助人意见应当属于证据种类中的当事人陈述。《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或者专业问题提出意见。”“有专门知识的人”司法实践中一般称之为“专家”、“诉讼辅助人”或“专家辅助人”，是指在科学技术以及其他专业知识方面具有特殊的专门知识或者经验的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作出规定，“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在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一至二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代表当事人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或者对案件事实所涉及的专业问题提出意见。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在法庭上就专业问题提出的意见，视为当事人的陈述”。结合《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专家辅助人只能由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不能依职权主动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人民法院认为当事人申请专家辅助人出庭没有必要的，可以驳回当事人申请。第二，专家辅助人不同于专家证人，其在诉讼中的功能是单一地协助当事人就有关专门性问题提出意见或者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回答审判人员和当事人的询问，与对方当事人申请的专家辅助人对质等活动也是围绕对鉴定意见或者专业问题的意见展开的，其功能和目的只是辅助当事人充分有效地完成诉讼活动，并不具有法官的“专业助手”的功能。因此，专家辅助人出席法庭审理时不能视为证人陈述意见，其发表意见视为当事人陈述。而专家证人的功能则是双重的，在诉讼中，其既要在事实发现上为法庭提供帮助，也要辅助当事人进行诉讼，而辅助法庭事实发现的功能是最主要和优先的功能。第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具有专门知识的人不得参与专业问题之外的法庭审理活动”，专家辅助人在法庭上的活动限于专门性问题相关范围，专门性问题之外的其他问题，专家辅助人不能参与。在法庭涉及专门性问题事实调查结束后，应当责令专家辅助人退出审判区。与之相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四条也同样规定：“审判人员可以对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询问。经法庭准许，当事人可以对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询问，当事人各自申请的有专门知识的人可以就案件中的有关问题进行对质。有专门知识的人不得参与对鉴定意见质证或者就专业问题发表意见之外的法庭审理活动。”二、当事人一方以对方逾期提交证据为由而不予质证，人民法院能否采信该份证据？
答：该理由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但该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训诫、罚款。当事人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对当事人予以训诫。”从上述规定可知，应当根据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主观过错程度，使用不同的责任和后果：对于当事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举证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其同案件基本事实是否有关联，决定是否采纳；对于当事人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举证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对于案件当事人而言，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供的案件证据，也应根据该证据同案件的基本事实是否有关加以质证，而不应仅以该举证逾期而放弃质证，否则其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该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是指逾期提供的证据对于案件的基本事实有证明价值。本条所指的基本事实，与要件事实的含义相同。人民法院应当对逾期提供的证据的证明价值进行审查，而不能仅以当事人的主张来确定。如果人民法院已经对一方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要求对方当事人质证，这说明人民法院已组织当事人对该证据进行质证。至于对方当事人以该证据超过举证期限为由不予质证，亦系其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而不能否定人民法院已经组织当事人对该逾期提交的证据予以质证的事实。三、电子数据作为证据时如何认定原件？
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本文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以电子数据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原件。电子数据的制作者制作的与原件一致的副本，或者直接来源于电子数据的打印件或其他可以显示、识别的输出介质，视为电子数据的原件。”所谓电子数据是指基于电子技术生成、以数字化形式存在于磁盘、磁带等载体，其内容可与载体分离，并可多次复制到其他载体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数据。诉讼中应当提交证据原件是各国普遍适用的一项规则，但由于电子数据是存储于电子介质中的电子数据信息，其在证明案件时，需要将数据编码转化为人们可以识别的形式，同时电子数据本质上是一种电子信息，可以实现精确复制，可以在虚拟空间里无限快速传播，因此，在认定原件时应当根据不同情况适用不同判断标准：在调查收集证据的场合，电子证据的原件指最初生成的电子数据及首先固定所在的各种存储介质；在举证、质证和审核认定证据时，应适当进行变通，因为上述环节中电子证据的原始载体本身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并无决定性意义，发挥事实证明作用的是其转换形成的可识别形式。如果将转换形式视为复制件，会将相当数量的电子证据排除在案件事实证明之外，削弱其应有功能。因此，只要电子数据“功能上等同或基本等同”于原件的效果，即可视为合法有效的原件。《证据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明确“电子数据的制作者制作的与原件一致的副本，或者直接来源于电子数据的打印件或其他可以显示、识别的输出介质”在功能上均等同或基本等同于原件，因此，视为电子数据的原件。由于电子数据容易出现截取、修改、删除、伪造等情形，法官可以依据以下情形考察电子数据副本是否可视为原件：（1）可准确反映原始数据内容的输出物或显示物；（2）具有最终完整性和可供随时调取查用的电子副本；（3）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原始性异议的电子副本；（4）经公证机关有效公正，不利方当事人提供不出反证推翻的电子副本；（5）附加了可靠电子签名或其他安全程序保障的电子副本；（6）满足法律另行规定或当事人专门约定的其他标准的电子副本。四、当事人举证期限相关规定是否适用于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
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交书面申请。”该条对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提交证据的举证期限作出一致规定，即关于当事人举证期限的相关规定也应适用于申请调查取证。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本文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举证期限届满后，当事人对已经提供的证据，申请提供反驳证据或者对证据来源、形式等方面的瑕疵进行补正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再次确定举证期限，该期限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在举证期限届满后，需要提供的反驳证据或对证据瑕疵进行补正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无法自行收集的，也可以提出调查收集的申请，该申请期限亦不应受已经确定的举证期限的限制。
再如，关于逾期提供证据的规定也应适用于申请调查取证情况。《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必要时可以要求其提供相应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逾期提供证据，或者对方当事人对逾期提供证据未提出异议的，视为未逾期。”《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但该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训诫、罚款。当事人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对当事人予以训诫。”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出调查收集证据申请，如果该证据属于上述规定情形，人民法院亦应当予以准许。五、法院不予准许当事人调查取证申请时，当事人是否可以申请复议？
答：2008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已修改）第十九条第二款曾规定对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法院不予准许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在收到通知书的次日起三日内向受理申请的人民法院书面申请复议一次”。然而，2020年实施的新修改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删去了上述规定。理由在于，对于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是否准许，属于人民法院依照职权审查的范畴，人民法院对此应当有决定权利；对于可以申请复议的事项，应当由《民事诉讼法》作出专门规定。由于《民事诉讼法》对该事项并未作出规定，对当事人调查取证申请是否予以准许，与其他可申请复议事项也有本质不同，因此，现行法下法院不予准许当事人调查取证申请时，当事人不可申请复议。六、当事人申请诉讼证据保全，应当符合哪些条件？
答：当事人申请诉讼证据保全，应当符合的条件如下：其一，申请保全的证据在形式上对于案件事实的证明有意义，即保全的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在形式上具有关联性。至于实质上是否相关联、证明价值大小，属于证据实质审查的问题，并不在人民法院审查证据保全申请考虑之列。其二，证据有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可能，即如不立即采取保全措施，证据将不复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也难以调取。其三，申请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以书面方式提出。当事人申请的行为，被视为当事人举证行为的一种特殊情况对待，因此，申请行为需要与举证行为一样遵守举证期限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申请证据保全的，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提出”。与之相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也规定，“当事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证据保全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提出”。此外，要求当事人以书面方式提出申请，主要考虑对证据的保全行为涉及诉讼的实体内容，对当事人的权利影响较大，故在程序上应较为正式。七、诉前证据保全是否必须提供担保？
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采取查封、扣押等限制保全标的物使用、流通等保全措施，或者保全可能对证据持有人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申请人提供相应的担保。”一般情况下，证据保全对保全对象的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的影响较小，不会损害证据持有人的财产利益，因此，证据保全不是必须提供担保。本条明确了需要提供担保的具体情形，诉前证据保全并非必须提供担保，而是在符合本条规定情形时才需要提供担保。《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2023修订）规定：“证据保全的其他程序，参照适用本法第九章保全的有关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前向被保全财产所在地、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申请人应当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也就是说，诉前财产保全必须提供担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款也规定，利害关系人申请诉前保全的，应当提供担保。但是，从担保的制度功能来看，它以保障权利的最终实现为根本目的，而证据保全以对特定证据材料进行固定、保存以备后用为目的，它保全的是证据的证明价值而非经济价值。从这点上说，担保并非证据保全所必需。因此，《证据规定》第二十六条并未区分诉前和诉中证据保全，可以理解为，诉前证据保全是否提供担保亦应按照《证据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断，而不是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四条对诉前财产保全的规定，必须提供担保。八、申请证据保全人诉讼请求未得到支持的，是否属于申请证据保全错误而须承担赔偿责任？
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申请证据保全错误造成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申请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我们认为，申请保全人因其申请证据保全错误，给证据持有人造成损失的，二者之间形成的是侵权损害赔偿关系。所谓“申请证据保全错误”，是指申请人对证据保全错误结果的形成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过错情形，亦即在对因证据保全错误而引起的侵权责任的具体认定上，应当适用过错责任作为其归责原则。《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过错责任原则下，只要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尽到民事主体的一般注意义务，即使其行为实际上造成了损害后果，行为人也不必对损害结果承担民事责任。申请保全人在申请证据保全的过程中，如已经尽到一般注意义务，即使对方的合法民事权益确实遭受了损失，也不必为此承担责任。需要说明的是，证据保全错误和当事人的后续诉讼结果不能画等号，即判断申请人申请证据保全是否存在过错，不能简单地以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或抗辩主张是否得到支持作为判断标准。从民事诉讼的证据共通原则出发，一方当事人所举出的证据，亦可由对方当事人作为证据使用。在证据保全中，法院对申请保全的证据经过开示、质证，证据所能证明的案件事实可能为申请人一方所用，也可能为对方当事人所用，该被保全证据的证明价值在不同当事人的诉讼中均得以发挥。在此情形下，如申请证据保全的当事人在申请之时，已对证据与待证案件事实的关联性和其所申请的证据保全措施对证据价值的影响等尽到一般注意义务，即不能仅因申请证据保全的当事人是否获得了其在申请证据保全时想要的诉讼结果，判断其证据保全的申请是否错误。对证据保全错误的判断，要根据申请保全的对象、方式以及申请保全的证据是否能够证明其所主张的案件事实等，考察其申请证据保全是否适当。申请保全人提出的诉请或抗辩主张合理且申请证据保全适当的，不属于故意或重大过失。九、当事人主动申请鉴定时，法院是否需要进行实质性审查以决定是否启动鉴定？
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认为待证事实需要通过鉴定意见证明的，应当向当事人释明，并指定提出鉴定申请的期间。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委托鉴定。”本条明确了鉴定启动的两个基本途径：一是当事人提出鉴定申请；二是人民法院对于需要依职权查明的事实涉及专门性问题的，也应当依职权委托鉴定。实践中，有观念认为，鉴定的启动是诉讼中人民法院依当事人申请而被动启动的法定程序。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鉴定启动申请只是引发鉴定启动的基本前提条件，不当然产生鉴定启动的法律后果。当事人申请鉴定并不必然启动鉴定，仍需经法官根据其对相关事实的认定需要进行决定。因此，人民法院具有实质意义上的鉴定启动权。是否启动鉴定，本质上必须是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相关专门性问题缺乏判断认定能力的情况下，才会决定通过委托相关鉴定机构通过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来查明该专门性问题的相关事实。司法鉴定为法院的辅助机关，法官因不具有特别知识而不能知晓的事项，须有专家补其不足，以达到正确判断之目的。因此，鉴定不是以当事人提出为前提，恰恰是以法官查明事实的需要为前提。为防止鉴定启动的随意性，实践中应着重审查以下几个方面：（1）当事人申请鉴定的事项是否与案件有待查明的事实具有关联性，即该需要通过鉴定方能证明的待证事实是否为案件审理所必须查明的基本事实，或者是否会影响案件的审理程序合法性。（2）是否必须要通过特殊技术手段或者专门方法才能确定相应的专门性问题，是否已经通过一般的举证、质证手段或者现有证据确实对相关专门性问题无法查明。实践中，一些当事人经常会通过启动鉴定来实现人为混淆视听、拖延诉讼进程或者其他不当的目的。对此，必须要对待证事实查明的方式进行考察，如果发现常规的方式完全可以查明的，则对当事人相关司法鉴定的申请不应予以准许。（3）对于待鉴定的专门性问题，是否有较为权威的鉴定方法和相应有资质的鉴定机构，是否有明确充分的鉴定材料。（4）在启动鉴定之前是否已经充分听取了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十、当事人对一审法院委托鉴定人所作的鉴定意见不服，提起上诉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二审法院如何审查决定？
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一）鉴定人不具备相应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的；（四）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存在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情形的，鉴定人已经收取的鉴定费用应当退还。拒不退还的，依照本规定第八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对鉴定意见的瑕疵，可以通过补正、补充鉴定或者补充质证、重新质证等方法解决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重新鉴定的申请。重新鉴定的，原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对于当事人对一审法院委托鉴定人所作的鉴定意见不服，提起上诉并申请重新鉴定的，有观点认为，应先组织当事人对所提证据进行质证，听取双方的异议和理由，由合议庭依法进行确认。如果异议成立，原鉴定结论确实存在问题的，视具体情况，或补充鉴定，或对原鉴定结论中某一部分不予采信；如果原鉴定结论存在原则错误的，可以重新鉴定。也有观点认为，委托鉴定应当视为法院调查取证的范畴，对于一审鉴定有误、不明确或应当重新鉴定的，属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发回重审，二审不作重新鉴定。还有观点认为，虽然当事人在二审中有要求重新鉴定的权利，但二审重新鉴定不能以当事人的申请为依据，二审可以直接要求一审鉴定单位复议，或参加二审的质证。我们认为：首先，应当审查上诉人在一审时有无对该鉴定意见提出异议，一审法院有无对该异议进行审理，如要求鉴定人提供说明，在说明仍不能解决争议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组织鉴定人出庭接受询问等。如果上述审理步骤并未完成，二审应当予以审查，通过审查确定该异议是否成立。其次，如果经过审查，可以通过补正、补充鉴定或补充质证、重新质证等方法解决上诉人对鉴定意见的异议的，则二审法院应当就此开展审理活动，从而在实质上解决当事人的矛盾纠纷，对案件的相关基本事实作出实体判断，而不应当通过发回重审这种审理成本最高、对当事人解决矛盾纠纷效果最差的方式来处理。如果经审查，上诉人对鉴定意见所提异议的理由成立，足以排除该鉴定意见的采信的，相关专门性问题应当通过重新鉴定予以查明。此时，是否由二审法院径行按照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委托有资质的鉴定人重新鉴定，还是发回一审法院对相关案件事实进行重新查明，则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处置。十一、如何确定当事人的举证期限？在案件受理时确定还是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确定？
答：应当在审理前准备阶段确定当事人提供证据的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的第一句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确定当事人的举证期限。”与之相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十二章第二节的规定，审理前的准备阶段是答辩期届满后至开庭审理前的阶段。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确定举证期限，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其一，在案件受理时即指定举证期限，双方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时间不一致，当诉讼中出现追加当事人等稍微复杂情况时，由于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时间不一致，会导致程序操作上的混乱。其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需要开庭审理的案件，都要通过证据交换等方式明确争议焦点。这意味着凡是开庭审理的案件，均应有以整理焦点、固定证据为目的的审理前准备。其三，在审理准备阶段，特别是双方当事人到场的情况下指定举证期限，双方期限届满时间相同，是有利于诉讼程序的操作。因此，应当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确定当事人的举证期限。十二、若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法院应当如何处理？
答：《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该规定为举证期限内，对于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延长举证期限的救济措施，以保障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举证时限制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该条规定的“确有困难”应限于客观障碍，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是指因不可抗力、社会事件等原因，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无法完成举证。例如，因山洪、地震、战争等原因交通中断，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无法完成异地取证等情况；证人外出尚没有找到；收集有关证据材料尚需时间等。二是当事人具有客观上不能举证或难以举证的情形，主要是指需要勘验、鉴定、评估、审计才能证明的；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资料；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且已不能继续举证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如属第二种情形，当事人亦可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以书面形式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收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前款情形，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举证能力、不能在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的原因等因素综合判断。必要时，可以听取对方当事人的意见。”该款对法官判断“确有困难”的因素作出了指引性规定，即对是否存在客观困难，应根据举证能力、不能提供证据的原因等案件具体情况综合判断。同时，本款创设性规定“必要时，可以听取对方当事人的意见”，主要目的是尊重对方当事人的程序权利，避免法官误判，防止当事人借举证期限的延长拖延诉讼，维护对方当事人的期限利益。十三、甲诉乙财产损害赔偿一案，经法院庭前调解，乙对造成甲财产损害的事实予以承认，但双方就损害赔偿金额未能达成一致。在其后的诉讼中，甲是否仍须对乙造成甲财产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答：甲仍须对乙造成甲财产损害的事实举证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不得在后续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根据，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均同意的除外。”诉讼调解或和解的过程是当事人双方平等协商，依自愿合法的原则处分其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解决民事纠纷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或者和解协议的目的，往往对一些有争议的事实不再争辩，或者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予以承认。在调解不能达成最终一致的情况下，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这种表面上符合自认特征的诉讼行为不能发生自认的后果。作出这种规定主要考虑：其一，诉讼调解与和解过程中对事实的认可，是以达成协议为目的而作出的妥协和让步，与诉讼对抗过程中对事实的承认存在本质不同；其二，如果承认调解或和解过程中对事实的认可能够发生自认的效果，无异于是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肯定，不利于鼓励当事人通过调解或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当然，如果当事人双方均同意赋予这种对事实的认可以自认效果，则属于对自己程序利益的处分，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尊重。十四、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法院是否还需要组织质证？另一方当事人是否还需要举证证明？
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据此，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明确对证据表示认可的，也属于诉讼中的认可，但此与证据法上的直接言词原则相违背。直接言词原则包括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直接原则指法官必须亲自了解案件的所有材料，在庭上审查证据，听取当事人、证人等的口头陈述，进行辩论，最终作出裁判。其核心在于强调法官对证据的审查必须具有“亲历性”。言词原则指法院审理案件，特别是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对诉讼材料的提出和辩论，要在法官面前以口头形式进行，这样取得的材料才可以作为法院裁判的依据。其核心在于强调举证和质证都必须以言词即口头陈述的方式进行。另外，此种证据认可方式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条第二款“当事人要求以书面方式发表质证意见，人民法院在听取对方当事人意见后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准许。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将书面质证意见送交对方当事人”的规定。因此，对于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仍应组织质证，当事人仍表示认可的，方可作为当事人认可的证据予以确认。十五、当事人陈述前后不一致时，应当如何处理？
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的陈述与此前陈述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并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能力、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审查认定。”本款是针对当事人陈述前后不一致情形的处理。由于当事人是法律关系的直接参与者，与案件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决定了其陈述存在主观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而且往往虚实结合、真伪并存。审判实践中，经常会出现当事人陈述前后不一致的情形，这时需要当事人说明理由。对于当事人陈述的证明效力，则要由审判人员结合当事人陈述的内容、变更陈述的理由、当事人诉讼能力、证据情况及案件相关事实进行审查认定。对当事人诉讼能力的判断，可以结合当事人年龄、智力状况、受教育程度、道德品质、法律意识等因素进行考量。十六、吴某欠某银行300万元的借款，为了偿还对银行的欠款，吴某与银行有关责任人口头约定：吴某从他处以高息借得300万元，用该笔资金来偿还对银行的欠款。在旧贷清偿之后，银行承诺向吴某发放新贷，新贷资金用以偿还他处的借款本息。后吴某通过另行借款偿还了对银行的欠款，但银行事后拒绝向吴某发放新贷，吴某于是向法院起诉银行违约，要求银行承担违约责任。法院能否以吴某未能提供书面证据为由驳回吴某的诉讼请求？
答：法院不能仅以吴某未能提供书面证据为由驳回吴某的诉讼请求，而是需要综合全案的证据来认定事实。本案中，鉴于吴某从别处借款是为了“借新还旧”，实践中将其称为“过桥贷”。“过桥贷”涉及以下几个法律关系：借款人与第三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借款人与银行之间还旧贷借新贷的关系。可见，借款人与银行之间就是“借新还旧”的关系，且存在“过桥第三人”。实践中，“过桥贷”的主要问题是，借款人用高息借来相应款项并偿还旧贷后，银行事后不放贷，从而使借款人陷入困境。而在借款人向法院起诉时，由于借款人与银行之间往往都是“君子协定”，很少有书面证据，因此，借款人在诉讼中面临着证明困难，借款人难以证明银行有发放新贷的义务。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如果借款人有证据证明银行对“过桥贷”的相关事实是明知的，意味着银行有签订新的借款合同的义务，银行拒不发放贷款的，借款人可以以违约为由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鉴于借款人与银行之间未就此签订书面合同，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借助双方的陈述以及其他相关证据作出综合认定，不能仅以借款人未能提供书面证据为由而认定事实不存在。十七、谢某委托某信托公司管理其资产，后双方产生纠纷。谢某向法院起诉，主张被告信托公司未履行勤勉尽责的义务。此时由谁来证明信托公司是否勤勉尽责这一待证事实？
答：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须证明其已经履行了勤勉尽责的义务。在营业信托纠纷案件中，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存在不同的看法，有观点主张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来分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亦有观点认为应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由受托人承担证明其已经履行了忠实、勤勉等义务的举证责任。针对这一分歧，《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九十四条规定：“资产管理产品的委托人以受托人未履行勤勉尽责、公平对待客户等义务损害其合法权益为由，请求受托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应当由受托人举证证明其已经履行了义务。受托人不能举证证明，委托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与委托人相比，信托公司、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受托人作为专业机构，在行为主体、决策过程、客观效果、同行业绩等方面提供证据证明其尽到了勤勉谨慎职责更为容易。且信托合同通常是信托公司的格式文本，随着信托产品的产品结构设计日趋复杂、投资运作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作为金融产品的信托产品与其发行方的关系更加紧密。在信托产品的结构设计和投资运作是否尽责问题上，需要受托人就已经尽责承担举证责任。
十八、在垄断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有时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且往往需要运用复杂的专业知识予以认定。在垄断民事纠纷诉讼中，如何应对证据与证明的特殊问题呢？
答：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中，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有时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者其他依法应当保护的内容，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保护，防止泄露或者扩散。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本文以下简称《规定》）总结了多年来人民法院在商业秘密案件审理中的成功经验，《规定》第十一条规定：“证据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者其他依法应当保密的内容的，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或者当事人的申请采取不公开开庭、限制或者禁止复制、仅对代理律师展示、责令签署保密承诺书等保护措施。”垄断行为的认定往往需要运用比较复杂的经济学分析，而法官通常并非经济学专家，因此，具有经济学等专门知识的专家辅助人在垄断民事诉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此，《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一至二名具有相应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以指引当事人在诉讼中积极申请具有经济学专门知识的专家辅助人出庭，为人民法院更清楚地查明案件事实和更准确地认定垄断行为提供帮助。人民法院在审理垄断纠纷时，应当注意发挥专家辅助人的作用。在庭审中，审判人员可以对出庭的专家辅助人进行询问，可以允许专家辅助人向对方当事人提问，允许双方当事人的专家辅助人进行对质，还可以允许专家辅助人向作出市场调查或者经济分析报告的专业人员提问，以方便理解和查明专业技术问题。除专家辅助人之外，垄断民事诉讼还经常涉及专家意见，专家意见对于解决案件中关键经济学问题亦具有重要作用。对此，《规定》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委托专业机构或者专业人员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作出市场调查或者经济分析报告。经人民法院同意，双方当事人可以协商确定专业机构或者专业人员；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有关鉴定意见的规定，对前款规定的市场调查或者经济分析报告进行审查判断。在审查判断时，除了参照对鉴定结论审查判断的一般做法外，还要注意结合市场调查或者经济分析报告自身的特点，着重审查如下问题：该报告是否具有充分的事实或者数据基础；是否运用了合理、可靠的市场调查和经济分析方法；是否考虑了可能改变市场调查或者经济分析结果的相关事实；专家是否尽到了专业人员所应具有的谨慎和勤勉等等。十九、甲向乙账户汇款后向法院起诉称汇错款，请求乙返还不当得利。乙辩称甲虽与其无法律关系，但甲的行为系偿还丙欠乙的货款，不构成不当得利。此时应当由谁就“没有法律根据”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答：给付行为没有法律根据是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之一。有观点认为，该构成要件的举证责任应当由被告承担，理由在于被告举证“有法律根据”系证明积极事实，相对容易；而原告举证“没有法律根据”则是证明消极事实，难度较大。反对者则认为，原告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告必须证明无法律上的原因（给付目的之欠缺）。此虽具消极事实的性质，仍应由原告负举证证明责任。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人乃使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控制财产资源的变动由其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困难的危险，实属合理。”由原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另一个理由在于，“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诉讼的基本举证原则，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不能因举证困难而随意倒置。我们倾向于认为，原则上由被告承担“没有法律根据”的举证证明责任更为妥当。首先，不当得利中“没有法律根据”不是一般诉讼中特定的待证事实，而是一系列不特定的民事法律行为、事实行为乃至事件的集合。对于原告而言，让其证明“没有法律根据”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上述案例中，如果由甲证明汇款“没有法律根据”，则乙只需辩称甲不能举证证明，法院即可判决驳回甲的诉讼请求。其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此亦为“谁主张，谁举证”的例外情形。故被告如主张存在一定法律关系构成“法律根据”的，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具体而言，被告的举证证明过程应当分两步走。第一步要证明存在“法律根据”的相关事实。如在上例中，乙辩称甲代替丙还款，并提交乙与丙的借款合同及付款凭证等证据以证明乙对丙享有债权。第二步则需要证明该相关事实构成“法律根据”，从而阻却不当得利的成立。乙在证明其对丙享有债权后，还应当按照《民法典》合同编关于债务加入或债务转移的规定，证明甲确有代替丙还款的真实意思，以达到存在“法律根据”的证明标准。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分析的仅仅是一般的情况，在某些情形下，被告的举证责任并没有那么复杂。如上例乙若证明其对甲享有债权，甲汇款是清偿自己债务的行为，则其不但证明了存在“法律根据”的相关事实，同时还证明了该相关事实足以构成“法律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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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最高院：如何区分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和劳务合同纠纷，从而确定是否适用专属管辖 | 来源：民事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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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裁判要旨】
区分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和劳务合同纠纷，应当根据当事人之间诉争的法律关系，从当事人之间有无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工作场所、时间是否限定，以及工作内容侧重劳务提供还是工作成果交付等因素进行判断。本案中，根据工程验收情况收取进度款，当事人之间相对独立，不存在劳务关系中的工资支付、教育监督等支配与被支配、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因此，本案属于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应当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3）最高法民辖132号
原告：四川天鸿齐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三街1178号1楼。
法定代表人：叶志刚，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卿占鳌，男，1979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
第三人：四川宇鸿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二环路西二段19号1栋1单元17楼1704号。
法定代表人：金增辉，该公司董事长。
第三人：岳元中，男，1977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第三人：龙海，男，1992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垫江县。
原告四川天鸿齐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鸿公司）与被告卿占鳌、第三人四川宇鸿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宇鸿公司）、岳元中、龙海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27日本案。
天鸿公司诉称，2020年7月24日，天鸿公司与宇鸿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约定宇鸿公司将楚雄中梁国宾府一标段项目
（工程地点在云南省楚雄市××路）中砌体砌筑工程中的劳务工程分包给天鸿公司承建，天鸿公司又将该劳务工程分包给卿占鳌，后卿占鳌将该劳务工程分包给龙海、岳元中两个班组进行施工。同年12月，因人手不足等原因，卿占鳌在未完工且未支付班组劳务工程款的情况下离开案涉工程。2021年1月，因岳元中、龙海等人要求宇鸿公司支付劳务工程款，宇鸿公司将劳务工程款支付给天鸿公司，由天鸿公司支付给班组。后天鸿公司发现多支付劳务工程款，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卿占鳌退还多支付的劳务费并支付利息。
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系劳务合同纠纷。本案中被告卿占鳌的身份信息显示其住所地为四川省简阳市，天鸿公司未提交证据证实卿占鳌经常居住地系云南省楚雄市，亦未提交证据证实合同履行地在云南省楚雄市。天鸿公司称本案应适用专属管辖，按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权，但本案争议的劳务合同纠纷不属于专属管辖的范畴，天鸿公司提交的证据亦不能证明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故本案不适用专属管辖。2022年9月2日，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作出（2022）云2301民初4915号民事裁定，将本案移送至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院处理。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院认为移送不当，遂层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宇鸿公司与天鸿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显示，案涉工程为“楚雄中梁国宾府”，工程地点位于云南省楚雄市××路，承包范围为“楚雄中梁国宾府的施工图、工程量清单、会审纪要、设计变更、技术核定单等所涵盖的所有砌体砌筑等为完成砌体工程作业所需的工作以及甲
方要求的砌体工程所涉及的工作内容”。天鸿公司和卿占鳌之间相对独立，不存在劳务关系中的工资支付、教育监督等支配与被支配、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因此，案涉基础法律关系应为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应由工程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即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专属管辖。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将本案移送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院处理不当。经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协商未果，报请本院指定管辖。
本院认为，本案管辖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如何确定诉争法律关系的性质。区分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和劳务合同纠纷，应当根据当事人之间诉争的法律关系，从当事人之间有无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工作场所、时间是否限定，以及工作内容侧重劳务提供还是工作成果交付等因素进行判断。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工作内容为“楚雄中梁国宾府的施工图、工程量清单、会审纪要、设计变更、技术核定单等所涵盖的所有砌体砌筑等为完成砌体工程作业所需的工作以及甲方要求的砌体工程所涉及的工作内容”。同时，根据工程验收情况收取进度款，当事人之间相对独立，不存在劳务关系中的工资支付、教育监督等支配与被支配、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因此，本案属于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应当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因工程项目所在地在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裁定将本案移送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院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2022）云2301民初4915号民事裁定；
二、本案由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审理。
本裁定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李盛烨
审 判 员 张 娜
审 判 员 贾亚奇
二〇二三年十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邢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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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全国优秀应用法学论文成果奖｜程 啸：民法典视野下的个人信息保护 | 特别策划全国优秀应用法学论文成果奖展示【编者按】由最高人民法院主办、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和南京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研究院联合承办的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优秀应用法学论文成果奖”评选结果已经公布。评审标准注重司法实务对法学理论研究成果的实践检验与科学反馈，坚持促进应用法学研究和法治实践深度融合。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审方式，对2017-2022年发表在高水平学术期刊上的法学论文进行严格筛选，每届各推选出2000篇进入评审程序，专门成立由法律实务部门资深专家及科研院所知名学者参加的评审委员会，对获奖论文进行评议，最终评选出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优秀应用法学论文成果奖”（点击查看获奖结果通报）各20篇。为便于各级法院和广大应用法学研究人员学习借鉴上述优秀成果，现对获奖成果予以集中展示。
*因篇幅限制，注释等有删减，如需引用请参见期刊原文。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
获奖作者：程 啸
作者详情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获奖论文民法典编纂视野下的个人信息保护
（原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4期）
文章摘要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对个人信息应采取公法与私法并重的综合性保护方法。我国民法典规定个人信息保护，不仅奠定了个人信息保护的正当性基础，也为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自然人对个人信息并不享有绝对权和支配权，而只享有应受法律保护的利益。该利益是指自然人享有的防止因个人信息被非法收集、泄露、买卖或利用进而导致人身财产权益遭受侵害或人格尊严、个人自由受到损害的利益。只有行为人违反保护性法律侵害个人信息时，才产生侵害个人信息的侵权责任。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应区分隐私权与个人信息，并进一步完善侵害个人信息的民事责任规定，如归责原则、因果关系、损害的认定、减免责事由、责任承担方式等。
关键词民法典编纂 个人信息保护 人格权编 隐私权
文章全文引 言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现代社会已进入信息社会、网络时代，个人信息的保护及其与信息自由、公共利益的关系成为现代各国法律中备受关注的问题。我国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经历了从以公法保护为主到日益重视私法保护的发展历程。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五)》中增设的“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第177条之一第2款)，是我国法律上第一个关于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法律规定。2009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中新增第253条之一，首次将窃取或以其他方式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情节严重的规定为犯罪行为，从而纳入刑事打击的范围。201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收集、使用、保管公民个人电子信息中应当遵循的原则、承担的义务及法律责任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在此基础上，2017年6月1日起施行的《网络安全法》于第四章“网络信息安全”中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保管和使用进行了更全面的规范。虽然该法主要还是规定了网络运营者违反各种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定义务的行政法律责任(如罚款、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等)，但其也从私法的角度对个人信息保护作了一些规定，如该法第74条第1款规定：“违反本法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2013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修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时，在原第14条中新增了消费者“享有个人信息依法得到保护的权利”，并在第50条就侵害该权利的民事责任作出了规定，这是我国法律首次从民事权利的角度对个人信息作出的规定。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总则》第111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此外，该法第127条还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尽管就《民法总则》第111条是否规定了自然人个人信息权仍存在争议，但该条毕竟“从民事基本法的高度赋予了自然人个人信息保护的权利(权益)，为个人信息保护在民法分则进一步细化规定提供了基础”，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我国最高立法机关正在加紧编纂民法典各分编。作为民法典分编之一的“人格权编”草案，不仅在第一章“一般规定”和第五章“名誉权”中分别就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第781条之一)以及信用信息的收集(第809条)等作出了规定，还专门在第六章“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中，使用六个条文(第813条至第817条之一)，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删除、更正和保护等问题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充分说明了最高立法机关对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的高度重视。
然而，由于理论界对于个人信息有无必要通过私法加以保护以及在民法典中如何规定个人信息保护等问题，仍然存在不同的认识，因此，在我国民法典编纂时，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究竟有何作用？如果完全可以通过公法保护，则民法典就没有必要对个人信息保护作出规定。即便现行的公法规范不完善，也可通过《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单行立法加以完善。倘若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很重要，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民法典应当怎样对个人信息作出规定，如民法典是否应当确立作为一种新型人格权的个人信息权，个人信息被侵害时民法典能够提供何种救济等。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以供最高立法机关编纂民法典时参考，从而有助于更好地协调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自由、公共利益的关系，既更好地保护自然人合法权益，又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
一、个人信息私法保护的功能与意义
(一)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面临的挑战与公法保护的作用
在进入信息社会之前，个人信息如自然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家庭住址、肖像、财产信息、病历资料等就已经存在，并被政府、企业等主体收集、保管、分析和使用。但是，在进入信息社会前，不仅个人信息的类型相对简单，产生的渠道非常有限，而且收集、存储和利用个人信息的手段和方法也较为单一。此时，通过姓名权、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具体人格权的规定以及侵权法规范，就足以满足个人信息保护的需要。例如，未经同意公开或披露自然人的隐私信息(如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等)的，构成对隐私权或名誉权的侵害；擅自使用他人姓名的，是侵害姓名权的行为。但是，随着信息网络科技尤其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发展，个人信息的产生、收集、存储和利用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个人信息的范围越来越广，种类也越来越多。一方面，除了传统的那些能够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信息，如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地址、电话号码等，还有一些虽然本身不足以识别特定自然人但与其他信息结合后就能识别出特定自然人的信息，如爱好、习惯、兴趣、性别、年龄、职业等，也成为个人信息；另一方面，现代科技的发展也促使了各种新型个人信息的产生，如通信记录和内容、个人生物基因信息、网络交易信息、上网浏览痕迹、网络社交媒体留言、行踪轨迹等。在进入网络信息社会前，这些信息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无法被收集和存储，现在，则可以很容易地被网站通过Cookie技术或智能设备加以收集和保存。由此也导致了需要保护的个人信息的范围越来越广，甚至在许多情况下，连界定哪些信息属于个人信息都存在困难。
其次，进入信息社会之前，对个人信息的收集方式大多是由自然人主动提交，政府、企业等主体收集后手工记载在纸质文档或录入电子档案中加以存储，不仅信息收集的效率、数量和范围有限，且因缺乏算法技术和足够的算力，也难以对其进行分析利用。然而，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已将现代社会生活高度数字化(或数据化)，Cookie技术和各种传感器可以自动地收集与存储个人信息。这种个人信息被大规模、自动化地收集和存储的情形变得越来越普遍，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由此产生了个人信息保护上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如海量的个人信息因保管不善被泄露甚至被非法出售或利用，进而出现犯罪分子利用非法取得的个人信息对受害人进行精准诈骗或者实施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的问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对海量数据的分析与使用变得非常简单，个人信息被滥用的可能性被极大地增加。例如，各种网络平台通过分析和利用海量的个人信息，对目标群体做人格画像，实施精准营销，甚至行为操纵，严重危害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妨害人格的自由发展。
在这种情形下，传统民法的人格权与侵权责任制度已难以满足有效保护个人信息、维护自然人人身财产安全的需要。例如，现代社会中收集、存储和利用个人信息的主体数量众多且数据规模巨大，一旦个人信息数据被泄露，不仅涉及的受害人数量极为庞大，且受害人往往无法证明泄露者是谁。此外，除非个人信息的泄露给自然人既有的民事权益造成损害，如因个人信息泄露被诈骗而遭受金钱损失，否则在仅仅泄露信息或非法利用个人信息的场合下，依据传统民法中损害的差额说理论，受害人甚至连所遭受的损害究竟是什么都无法证明。显然，受害人很难指望通过提起民事侵权之诉来维护自身权益。况且，从经济效率上说，让势单力薄的个人对大量收集、存储和利用个人信息的公司或政府以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来实现保护个人信息的目的，也很不现实。正因如此，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才从公法开始，即：一方面，对收集、存储、分析、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予以详细严格地管理，通过管制性规范确定各种法定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甚至使之以技术手段内嵌入各种收集个人信息的软件程序中，以有效地预防个人信息被侵害，从源头上遏制违法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消除自然人因个人信息被侵害而遭受各种现实或潜在的危险。倘若收集和利用个人信息的主体不遵循法律规定，行政主管机关也有人力和物力的支撑来予以查处，通过对违法者施加相应的法律责任惩治侵害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并由此形成巨大的威慑作用。另一方面，随着信息社会中的个人信息数据日益成为定向广告、营销策略甚至是创造巨额个人财富的工具，互联网上各种行为定向广告和价格歧视遍地开花。这些在互联网上被广泛应用的各种定价算法，不仅没有改善竞争，反而形成了各种新型垄断以及歧视行为，既扭曲了正常的市场秩序，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使他们为商品和服务付出了比以往更多的金钱。此时，行政机关可以借助《反垄断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对各种算法垄断、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定价算法予以规制，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秩序，这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保护自然人不因个人信息被滥用而遭受损害的作用。
(二)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的作用
尽管传统民法在个人信息保护上遭遇了新的挑战，且公法对于保护个人信息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但因此就忽视甚至否定个人信息私法保护的作用和意义，显然是不妥的。
首先，个人信息保护的最终目的不是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而是维护自然人的合法权益。通过赋予自然人对个人信息享有相应的民事权益，不仅能够为保护自然人既有的人身、财产等民事权益建立起有效的防御屏障，还可以避免其他可能出现的新型侵害行为。尽管刑事制裁与行政处罚具有重要的预防和威慑作用，但无论是公安机关、网络安全主管部门还是市场监管部门，都不可能发现并查处每一个侵害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况且，即便是对被发现的违法行为人进行了惩处，也不等于就填补了受害人的损害，并不能真正完全实现对受害人的个体保护。通过对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赋予自然人对个人信息相应的民事权益，能够使广大自然人更加重视该权益，让他们真正认识到“线上平台的免费午餐券需要用我们的个人信息来换取”，而这种免费的成本已经变得越来越高了。这样就能促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认真对待个人信息”，积极保护个人信息。在个人信息被非法收集、利用等侵害行为发生时，也可以更充分地调动自然人保护个人信息的积极性，使之“为权利而斗争”。不仅可促使其在发现侵害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后及时向执法机关举报，也可以让其通过对侵权人提起民事诉讼获得补偿，进而对现实的和潜在的侵权人产生巨大的威慑作用。
其次，民法上对自然人个人信息的保护作出规定，不仅意味着民法认可了自然人对个人信息享有受保护的民事权益，彰显了法律对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的尊重，也充分表明了在任何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权属的立法中都应始终关注自然人的民事权益保护与信息自由(信息的流动、共享与利用)这两个法律价值的权衡与协调。如果完全排除民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一味基于所谓公共秩序或公共利益而仅由公法保护个人信息，必然导致价值权衡上的重大缺失，使得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缺乏充分的正当性基础，由此也会使得个人信息保护问题被简单化为数据收集者、数据控制者的利益与公共秩序、公共利益的矛盾冲突。在忽视甚至否定自然人对个人信息的民事权益的前提下，空谈公共利益或公共秩序，很可能会造成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权属立法最终沦落为利益相关方(各类不同的数据企业之间)围绕着个人信息(数据)这一稀缺资源展开的争夺战，甚至使得法律规定成为一方打击另一方，进而限制竞争、维护信息垄断地位的手段，最终损害整体的社会福利。反之，通过对个人信息进行民法保护，科学合理地承认自然人对个人信息应有的民事权益，不仅不会损害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反而可以在更坚实的正当性基础上建立相应的规则和制度，更好地实现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目标。现代法律中几乎没有完全不受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限制的民事权益，我国民法也不例外。我国《民法总则》已明确将公序良俗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依据该法第8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原则。个人信息保护亦不例外。例如，为了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以及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合理收集、使用或者公开自然人个人信息时，无须承担侵害个人信息的民事责任。因此，通过民法对自然人就其个人信息的赋权性规范，可以为法律上细化有权机关针对大规模侵害个人信息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奠定基础，从而更好地维护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
再次，从比较法上来看，尽管各国对是否承认个人信息权有不同的看法，但没有哪个国家完全将个人信息的保护作为单纯的公法任务。各国都是综合利用公法与私法来实现对个人信息的有效保护。例如，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除了对数据控制人侵害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规定了巨额罚款等行政责任外，还专门在第82条就损害赔偿请求权和民事责任作出了规定。《德国联邦数据保护法》第83条规定：如果数据控制人处理他人数据的行为违反本法或其他法律，并导致他人损害的，控制人或者其法人负有损害赔偿义务。但是在非自动化数据处理的情形下，如果损害并非是由于控制人的过错所致，则其不负有赔偿义务。我国台湾地区“个人资料保护法”更是专章规定了侵害个人资料(即个人信息)的“损害赔偿与团体诉讼”。该法区分了公务机关与非公务机关的侵权行为，分别在第28条和第29条确立了侵害个人资料的侵权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与过错推定责任，同时还对损害赔偿的数额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依据第28条第25项的规定，被害人不仅可以要求非财产上之损害赔偿，而且在被害人不易或不能证明其实际损害额时，还有权请求法院依侵害情节，以每人每一事件新台币五百元以上二万元以下计算，判令侵权人赔偿损害。
最后，我国的一些学者之所以反对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承认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就等于在民法上将自然人对个人信息的权利界定为绝对权和支配权，而这会产生很大的弊端，会造成信息无法自由地流动，将每个人变成一座孤岛而无法进行正常的社会交往，因而无法实现个人信息上承载的不同价值和利益的平衡。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对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的一种误读误解。因为承认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并不当然意味着民法上就要承认自然人对个人信息的权利，更不等于必须将自然人对个人信息的权利界定为如同所有权那样的绝对权与支配权。
综上所述，传统民法在个人信息保护中虽然受到了挑战，存在需要完善改进之处，但不能因此就否定个人信息私法保护的重要意义与功能。现代法律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应当采取公法与私法并重的综合性保护方法，二者不可偏废：既要从公法的角度明确各类主体从事收集、存储、分析、使用个人信息等行为应当遵守法定义务，也要从民法的角度认可自然人就个人信息享有相应的权利，如是否同意个人信息被收集的权利、在个人信息发生错误时要求删除和更正的权利等；既应当对违反公法上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违法犯罪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甚或施加刑罚，也应当允许自然人基于其个人信息上的民事权益，请求侵害个人信息的侵权人承担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相应的民事责任。
(三)民法典规定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民法典分编的编纂工作，2018年8月27日至31日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第一次审议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中的“人格权编”(以下简称“人格权编草案一审稿”)将个人信息与隐私权合并规定在第六章“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中。立法机关在“人格权编草案一审稿”中之所以规定“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是因为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存在突出的问题，故而，需要在现行法律规定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对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保护，并为即将制定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留下衔接空间。”
2019年4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第二次审议的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以下简称“人格权编草案二审稿”)，将一审稿第六章的章名从“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修改为“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这一变化更清晰地表明了立法者强化个人信息保护的立场。不仅如此，“人格权编草案二审稿”还增加了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保护规定。该草案第814条第1项明确规定，收集使用未成年人等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个人信息的，应当征得其监护人的同意。此外，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知悉的自然人的隐私和个人信息，草案第817条之一要求，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负有保密的义务，不得泄露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
笔者认为，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作出相应的规定，极为必要，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一方面，在民法典中规定个人信息保护，明确自然人对个人信息享受保护的权利，可以为公法对任何组织和个人收集、存储、保管、分析和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加以规制，确定相应的义务，并对违反规定的行为进行处罚奠定坚实的基础。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并非简单的一部法律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而是具有如同《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第8条关于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相同法律地位的规定。如果民法典不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作出规定，那么无论是行政法对个人信息的规制，还是刑法对侵害个人信息行为的处罚，都将因此缺乏民事权益上的正当性基础与民事基本法的依据。我国《宪法》第37、38条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宪法》上确立的保障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精神与原则，必须通过民事法律予以体现和落实。民法典作为市民社会的基本法，是民事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的法律，规范了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将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体现和落实在民法典中，可使其成为真正可以切实行使的权利，真正受到法律保护，并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发挥产生、发展新型人格权益的功能。所以，民法典人格权编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既是对《宪法》保护公民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的基本权利规定的贯彻落实，也是“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的体现。
另一方面，民法典中规定个人信息保护，有利于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体系。民法典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与规则(如自然人就个人信息享有的各项权利，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侵害个人信息的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归责原则、免责事由及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等)作出相应的规定，既可以为《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法律的制定提供基本的依据，也可以为《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以及《征信条例》等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随着网络信息科技的发展而修订完善提供规范基础。
从目前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的两次审议稿来看，其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有以下两个特点：其一，明确承认个人信息属于受保护的人格权益，并在人格权编中对个人信息保护作出规定。这样的规定与将《民法总则》第111条放到人格权后身份权之前加以规定的立法定位保持了一致；其二，人格权编草案主要是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相关主体(个人信息被收集的自然人、信息收集者、信息持有者)，自然人基于对个人信息受保护而享有的权能，以及信息收集者、保管者的基本义务等作出了规定。如前所述，作为市民社会基本法的民法典规定这些内容，既彰显了我国对个人信息保护的高度重视，也为后续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的制定提供了基本的根据。例如，《个人信息保护法》可以依据民法典的规定，针对不同类型的个人信息(如生物基因信息、未成年人信息、金融信息、信用信息)、不同的场景(物联网进行的自动化收集、自然人上传等非自动化收集)，以及不同的信息收集者和持有者(政府、网络平台等民事主体)的行为义务作出更为具体的规范。
二、个人信息上的民事权益之界定
(一)对《民法总则》第111条的理解
在许多学者看来，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涉及的核心问题就是：自然人对个人信息享有的究竟是民事权利抑或仅仅是受保护的民事利益。而围绕该问题的争议集中体现在对《民法总则》第111条的解释之上。持民事权利说的学者认为，《民法总则》第111条第1句确立了自然人对个人信息享有的是民事权利，即个人信息权。关于个人信息权的性质，多数人认为是一种新型的人格权，即个人信息权或个人信息自决权，它是指自然人对其个人信息享有支配和自主决定的权利，其内容包括个人对信息被收集、利用等的知情权，以及自己使用或授权他人使用等。该权利是不同于隐私权、名誉权等的一种新型人格权。持民事利益说的学者认为，自然人对个人信息享有的只是受法律保护的利益，而非民事权利。一则我国《民法总则》第111条并没有使用“个人信息权”的表述，这意味着立法机关没有将个人信息作为一项具体的人格权利，这也“为未来个人信息如何在利益上兼顾财产化以及与数据经济的发展的关系配合预留了一定的解释空间。”二则《民法总则》第111条采取了行为规制模式而非权利化模式来保护个人信息，即通过对他人行为加以控制的角度来构建利益空间，维护利益享有者的利益。
笔者认为，从法解释的角度来看，难以得出《民法总则》第111条确立了自然人对个人信息享有民事权利即个人信息权的结论：
首先，该条虽规定在第五章“民事权利”中，可是立法者并未将个人信息明确规定为“个人信息权”。我国人格权法的主流观点认为，人格权应当如同物权法承认物权法定主义那样，采取人格权法定主义的立场。从《民法通则》到《侵权责任法》的立法实践表明，凡是立法者认可为某类具体人格权的，必定会使用“某某权”的表述。《民法总则》第五章“民事权利”在列举了自然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具体人格权和身份权后，才在第111条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作出规定，且未使用“个人信息权”的表述。这就足以表明，立法者只是认为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并没有将其确立为可称之“个人信息权”的一种具体人格权。
其次，《侵权责任法》第2条、《民法总则》第120条将侵权法保护的范围界定为民事权益，即“人身、财产权益”。《民法总则》第五章正是对我国侵权法保护的民事权益按照权益的位阶加以排序后的最详尽描述。该章首先规定的是最重要的民事权益即人格权益(第109111条)；其次是身份权(第112条)；最后是财产权益，包括物权(第114117条)、债权(第118122条)、知识产权(第123条)、继承权(第124条)、股权和其他投资性权利(第125条)、法律规定的其他民事权利和利益(第126条)以及数据与虚拟财产(第127条)。因此，不能仅从《民法总则》第五章的章名为“民事权利”就得出凡是规定在这一章的都是民事权利的结论。
最后，由于《民法总则》是紧接在具体人格权的规定(第110条)之后，身份权、财产权(第112条以下)之前，对个人信息保护作出规定的(第111条)。故此，从体系解释的角度上说，可以认为，立法者更倾向于将个人信息作为一种需要保护的人格利益。这也可以从《民法总则》第111条第2句的规定得到验证，因为该句是从其他民事主体对自然人的个人信息负有保护的义务的角度作出的规定。换言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只有在违反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情况下，才构成对个人信息的侵害，并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至于这些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具体类型和内容，则应交由《网络安全法》及将要制订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法律加以明确。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立法者就没有在民法典中确立个人信息权。
(二)研究自然人对个人信息的民事权益的两个视角
事实上，研究自然人对个人信息究竟享有何种民事权益的问题，有以下两个视角：一是，自然人对个人信息究竟享有何种值得法律予以保护的独立的利益，即利益的视角。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明确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的根本目的，同时有效区分既有的民事权益与自然人对个人信息所享有的独立的民事权益之间的关系。二是，民法在自然人的个人信息被侵害时为其提供何种救济手段，即救济的视角。从这个角度思考，有助于在协调权益保护与自由维护的基础上更好地回答究竟应将自然人的个人信息规定为权利还是受法律保护的利益。
1.利益的视角
民法学通说将权利界定为：法律规范授予人的，旨在满足其个人利益的意思力(Willensmacht)，即享受特定利益的法律之力。法律上之所以确立某一民事权利，根本目的在于保护民事主体的某种利益，以满足其需求。社会在发展，民事主体的利益需求也在发生变化，但并非民事主体的所有利益需求都能得到法律之力的保护，或者虽然得到保护也未必是同等强度的保护。在民法上，无论是通过成文法创设权利来保护某种利益，还是通过为受侵害的利益提供救济而实现对利益的保护，都需要考虑以下因素：首先，该利益是否为一种合法的且有必要从法律上加以保护的利益。如果是非法的或者无须法律加以调整的利益，则不能给与保护。其次，即便该利益是合法的且法律有保护的必要性，也必须考虑其是否能够为现有的民事权益体系所涵盖。如果能够通过既有的某种民事权利保护该利益，则无须叠床架屋，创设一种新的民事权利。最后，即便是合法的、有保护的必要且现有民事权益体系无法涵盖的利益，立法者在决定对其加以保护时，也必须考虑各种冲突价值之间的协调问题，尤其是要权衡权益的保护与合理行为自由的维护之间的冲突。因为，“对一个人的保护，往往是以牺牲另一个人的权利或利益为代价的”，而“拥有权利就必然包含拥有对限制他人自由以及决定他人应该如何做的道德证明”。
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自然人个人身份的各种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等(《网络安全法》第76条第5项)。一方面，人是社会性动物，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人。在社会中生活，任何人都必须与他人交往，从而形成各种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在交往的过程中，必须通过个人信息来互相识别，否则人和人就无法正常交往。“没有对社会环境的知识和理解，一个人就无法成为社会的一员。因此，人们必须要有收集和处理其所在群体的相关信息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个人信息本身具有全时性、无形性的特点，且信息仅在交流时才具有意义，单纯的、不用于交流的任何内容不能被称为信息。个人信息本身也是在人与人的交流中产生，在这种交流中才有意义和价值。任何自然人都不可能对个人信息进行排他的与独占的支配。因此，民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不能也不应使自然人个体对个人信息享有绝对的排他的支配。这样做不仅无法使每个自然人更好更快地了解自己和他人，也难以实现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以更多样化的方式实现彼此的交流沟通的目的。
民法不是为了保护个人信息而保护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本身也不是需要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但是，个人信息上附着着其他需要法律保护的利益。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利益已得到了现行法上各种人格权的保护，如个人信息上的隐私、生活安宁等利益为隐私权所保护，自然人对作为个人信息的姓名所享有的决定、变更和使用的利益被姓名权加以保护，肖像权保护的是自然人对其肖像的支配利益。如果非法泄露或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侵害了上述人格利益，则该行为就是侵害隐私权、姓名权或肖像权的侵权行为。排除这些在个人信息之上已为其他民事权利所保护的附着利益后，自然人对个人信息是否还享有某种独立的、应受保护的利益呢？对此，笔者认为，由于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被收集、存储和利用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为了防止因个人信息被非法收集或利用而产生的各种侵害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妨害人格自由，以及损害自然人既有的人格权与财产权的特殊危险，现代社会的个人信息上还附着着一种应当受到保护的防御性或保护性利益，即自然人针对个人信息还享有防止因个人信息被非法收集、泄露、买卖或利用而导致其既有人身、财产权益遭受侵害甚至人格尊严、个人自由受到损害的利益。该利益既无法为现有的人格权等民事权利所涵盖，又属于法律上有保护之必要的合法利益。
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被收集、储存、转让和使用已经成为每个自然人被嵌入其中的社会生活常态，无法改变。然而，无论是数据企业、政府部门还是其他主体，在收集、保管、分析和使用个人信息的过程中，极有可能会给自然人带来各种前所未有的侵害自然人既有人身、财产权益以及损害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的危险。这些危险至少包括：其一，因个人信息被非法收集、非法买卖或使用而使犯罪分子有机会对自然人既有的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以及债权、物权等民事权利实施侵害；其二，基于被合法收集的个人信息而形成的大数据，通过算法等技术进行社会分选、歧视性对待，进而损害人格尊严的危险；其三，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进行人格画像，将作为民事主体的自然人降格为客体并加以操控，进而损害人格自由等。为了消除上述各种新的危险，法律上必须承认自然人对个人信息具有一种防御性的利益，并给予保护。如此才可能为信息社会的每个自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法律保护屏障，使之免于遭受上述危险现实化后所带来的损害。故此，从利益的角度进行观察后可以发现，自然人对个人信息拥有独立的、无法为既有民事权益涵盖的、应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
2.救济的视角
民事权益分为民事权利与民事利益，民事权利又可分为绝对权与相对权，或者支配权与请求权。作此区分是因为民法对不同的民事权益给予的是不同的保护，提供的是不同的救济方法。所以，在肯定了自然人对其个人信息存在有保护之必要的独立利益之后，需要讨论的是对该利益究竟应给予何种救济方法，因为，救济的方法从反面论证了自然人对个人信息之独立的应受到保护的利益究竟是一种权利抑或只是应受保护的利益。
在所有的民事权益中，受保护程度最高、力度最大的就是绝对权与支配权。所谓绝对权就是可以对每一个人发生效力，任何人都必须尊重的权利。支配权是指权利人可以支配某种客体并具有排除他人干涉功能的权利。如果一项民事权利既是绝对权又是支配权，则其获得的是民法的最高程度保护。最典型的绝对权与支配权就是物权。物权是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以作为完全物权的所有权为例，所有权意味着“所有人有权向任何一个无权占有其所有物的人要求返还，所有权人还有权排除第三人对其所有物的任何干扰。”我国《物权法》第三章、《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2款为包括所有权在内的物权提供了绝对的保护。据此，所有人不仅在他人因过错侵害其所有权并造成损害时，有权要求侵权人承担损害赔偿等侵权责任；而且在他人只是侵占所有物、妨碍所有权的圆满状态甚至有妨碍之虞时，也可以行使物权请求权，要求其返还原物、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以及停止侵害。
与绝对权不同的是，相对权只是相对于特定人产生效力的权利，即权利人只能请求某个特定的主体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故此相对权也是请求权。债权属于最典型的相对权，债权人仅有权要求特定的债务人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由于债权是存在于特定人之间的权利，没有社会典型公开性，不易为外界所知，故此，债权人无权要求债务人之外的人对其权利也给予同等程度的尊重。如果“要求外部的行为人对债权保护负有注意义务，则行为人难免遭受不测之损害，社会公众亦将因对其自身行为所可能产生的后果无法预见而致其行为自由受到过度约束，在被害人保护与社会一般行为自由的法益衡量上有失均衡。”故此，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外的第三人，只是在故意侵害债权时，才须承担侵权责任。
除民事权利受到保护外，还有一些民事利益，如商业秘密、死者的人格利益、具有人格意义的特定物品上的人格利益等，也受到保护。但是，法律上并不给予这些民事利益以全面的保护，而仅使之免受某种特定类型的侵害。这样做的理由是为了避免因过度的保护而妨害他人的自由。例如，对于商业秘密，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只有在行为人以盗窃、贿赂、欺诈、胁迫、电子侵入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或者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上述手段非法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以及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获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时，才构成侵害商业秘密，须承担侵权责任。
如前所述，自然人对个人信息的自主利益只是一种防御性利益，这种利益并非是对个人信息予以直接支配的利益。为了有效地避免对信息自由(尤其是他人获取信息的合理自由)、言论自由和其他自由的不合理限制，协调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信息自由以及公共利益的关系，对于自然人对个人信息的利益应当采取最低程度的保护，即将其仅仅作为一种民事利益给予保护。自然人对其个人信息并不享有如同物权等绝对权那样一般性的排他支配权，也无权要求其他人如同尊重物权等绝对权那样来尊重其对个人信息的利益。自然人只有在其个人信息遭受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的侵害时，才有权获得救济。申言之，民法上不应当简单地通过将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固定为个人信息权并确定各项权能的模式来保护个人信息，而是应当采取以下两方面的保护：一方面，赋予自然人对个人信息的某些控制性的权能(如对未经同意而收集其个人信息的信息收集者、占有者，要求其删除的权利；在信息出现错误时要求予以更正的权利)，来实现自然人对个人信息在特定场合的控制与支配，进而防止个人信息被侵害；另一方面，通过引入公法上的个人信息保护性法律规范确定侵害个人信息行为的违法性，并要求那些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性规范的信息收集者、利用者就其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或者非法买卖、提供或公开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事实上，从我国现行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来看，采取的正是这一思路。首先，《网络安全法》第22条第3款、第41条、第42条第1款、第43条，《征信业条例》第17条，以及《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第5条、第810条等赋予了自然人对个人信息的一定的支配权能，如知悉个人信息被收集、被基于何种目的而收集，以及使用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基于此加以同意的权能；知悉个人信息被转让，并在未经同意时拒绝转让的权能；查询个人信息，并在个人信息出现错误或遗漏、缺失时要求删除、更正或补充的权能。其次，《民法总则》第111条、《网络安全法》第74条第1款将违反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规范的收集、存储、分析、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统一称为“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或“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这就使得在判断侵害个人信息的侵权责任成立与否之时，无论是从加害行为的认定还是从过错的认定上，都必须要考虑已有的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规范，这样就可以有效地实现公法与私法在个人信息保护上的衔接，也可以很好地防止对个人信息的过高或过低的保护，从而有效协调信息自由与权益保护的关系。
三、人格权编草案中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的完善
(一)个人信息保护的单独成章
无论是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的一审稿还是二审稿，都将个人信息保护与隐私权规定在一起，组成了该编的第六章。其中，“人格权编草案一审稿”第六章共有七条，两条规定隐私权(第811条与第812条)，五条规定个人信息保护(第813条至第817条)；“人格权编草案二审稿”第六章共有八条，也只有两条规定的是隐私权(第811条与第812条)，剩下的六条规定个人信息保护(第813条至第817条之一)。这种立法上的体例安排显示了立法者认为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以至于无法分割。
个人信息与隐私确实存在一定的交叉与重叠关系。个人信息既有隐私性信息，如个人的财务信息、遗传基因信息、性取向等，也有非隐私性信息，如网络社交信息等。因此，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具有密切的联系。但是，作为具体人格权的隐私权不等同于个人信息保护。隐私权的保护对象既包括作为个人信息的隐私性信息，也包括“具有私密性的私人空间、私人活动”。也就是说，隐私权侧重保护的是人们对其身体和家庭等私密空间或私生活安宁的决定自由，而个人信息保护关注的是人们就那些将对其个人自治产生扩张或者限制作用的信息(数据)应当如何使用的决定自由。侵害个人信息有可能会同时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也可能并不侵害隐私权；同样，侵害隐私权可能是因为非法收集并泄露个人信息所致，也可能与此无关。例如，通过cookie技术收集上网者网页浏览信息并加以分析后进行个性化推荐，涉及的只是是否经过被收集者的同意而收集并分析利用个人信息的问题，未必侵害原告隐私权。再如，在他人家门口安装摄像头或安装窃听器偷拍、偷录他人言行，或者发送短信、打电话骚扰他人，只是侵害他人私生活的安宁即隐私权，而没有侵害个人信息。如前所述，法律上之所以保护个人信息绝非仅仅是为了防卫自然人的个人信息遭受侵害，更旨在为自然人既存的包括人格权、财产权等在内的各种民事权益建立一道权利保护屏障。自《民法通则》始，我国法上确立的人格权主要是具体的人格权，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在我国法上，隐私权并非美国法上隐私权那样包罗万象。依照此种人格权的立法传统，在我国民法典中也应区分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不应将二者合并规定。
目前，人格权编草案合并规定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将产生两个弊端：
其一，不符合《民法总则》确立的民事权益的体系以及民法上将个人信息作为手段性权利或工具性权利给与保护的立法初衷。《民法总则》第五章“民事权利”就人格权益的规定采取的模式是，先规定一般人格权即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第109条)，再规定具体人格权如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隐私权等(第110条)，最后才是规定个人信息。因此，人格权编将隐私权与个人信息合并规定，显然与《民法总则》确立的人格权益体系不相符合。如前所述，民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主要是保护自然人对个人信息的自主利益，这是一种防御性利益，主要的功能在于为具体的人格权、财产权建立法律的保护屏障。故此，将个人信息与隐私权区分，作为最后一章，能够更好地针对隐私权与个人信息的不同特点，分别规定相应的内容，使其共同发挥保护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和自由的作用。
其二，容易模糊隐私权与个人信息的性质和法律保护方法。在我国法上，无论是《民法总则》第110条、《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2款抑或《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2条第1款，都已经明确地将隐私权规定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与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等并列为最重要的人格权。对于作为具体人格权的隐私权，法律上给予的保护密度或强度明显不同于其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在隐私权遭受侵害进而给权利人造成损害时，被侵权人当然有权要求侵权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即便在侵权人的侵权行为没有给隐私权人造成损害但存在妨碍或侵害的危险时，隐私权人也有权依据《侵权责任法》第21条，行使人格权保护请求权，请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对此，“人格权编草案二审稿”第778条亦有明确规定：“人格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有权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依照前款规定提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请求权的，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但是，就个人信息而言，其受法律保护的强度弱于隐私权。尽管自然人因个人信息被非法侵害而遭受损害时，同样有权要求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自然人并不能基于个人信息而一般性地享有全部的人格权请求权，如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或停止侵害等。我国《网络安全法》第42条第2款规定，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毁损、丢失的情况时，网络运营者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但这只是对网络运营者法定义务的规定，而非赋予自然人针对网络运营者的消除危险或排除妨碍请求权。故此，将隐私权与个人信息合并规定在一章，容易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抹杀二者的不同，而给与两者同等程度的保护。
(二)侵害个人信息民事责任的具体完善
目前的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条文虽然有八条之多，却缺乏对侵害个人信息民事责任的具体规定。现有的八个条文中，涉及侵害个人信息民事责任的只有两条(“人格权编草案二审稿”第781条之一、第816条)，且均是关于侵害个人信息的免责事由的规定。因此，民法典人格权编还应当对侵害个人信息的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构成要件、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等作出更加具体的规定。这是因为，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民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不同于公法保护的关键不在于民法对自然人对个人信息的赋权性规范，而在于个人信息被侵害时提供相应的救济，即：使得信息收集者、持有者在违反个人信息保护的义务而侵害个人信息时，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从比较法来看，尤其是在成文法系国家和地区(如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等)，其民法典均编纂于20世纪的工业文明而非如今的信息时代，故此民法典中对于侵害个人信息的民事责任未作出规定(对此容易理解)，只能在此后的数据保护法或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加以规定(甚至由此还产生了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侵害个人信息的侵权责任与民法典侵权法相关规定的适用关系争论)。我国当前正在编纂民法典，此时完全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在民法典中就侵害个人信息的侵权责任作出具体的规定，而将个人信息保护的行为义务的具体规范交由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从而使二者相互配合，协力实现保护个人信息的立法目的。
不过，由于我国民法典中侵权责任与人格权均独立成编，如此一来，就会产生侵害个人信息的民事责任究竟应规定在人格权编还是侵权责任编的问题。对此，有的学者认为，人格权编与侵权责任编侧重点不同，二者各司其职：人格权编是权利法，主要是通过正面列举的方式对各项人格权作出规定，包括规定人格权益的类型、内容，相对人负有的义务，人格权的行使和限制以及人格权请求权；侵权责任编是救济法，主要是对侵权责任的成立和承担等作出规定。 “为进一步有效衔接侵权责任编与人格权编的规则，侵权责任编中应当设置相关的引致性规范，规定在人格权编对侵害人格权的侵权责任有特别规定的，应当适用人格权编的规则，这有利于实现侵权责任编与人格权编的衔接。”按照这种观点，如果人格权编中没有对侵害个人信息的民事责任作出特别规定的，就可以适用侵权责任编关于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则。然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大数据背景下的个人信息侵权，无论是在归责原则、损害的认定还是在因果关系的判断等各方面，都具有特殊性，我国对个人信息的侵权法保护过于宽松，故此，应当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建构明晰的个人信息侵权规则，这对于保护民众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笔者认为，将人格权编定位为权利法、侵权责任编定位为救济法的观点，值得赞同。但这种对人格权编与侵权责任编总体定位上的区隔，并不妨碍在人格权编就侵害个人信息的侵权责任作出规定。一方面，由于《侵权责任法》和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始终没有建构起在区分民事权利与民事利益基础上的侵权责任规则，而个人信息本身又只能作为民事利益给予保护，故此，侵害个人信息的侵权责任不同于一般的侵害人格权的侵权责任，无法通过侵权责任编的引致性规范对其给予相应的保护。可是，如果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单独对侵害个人信息的民事责任作出规定，又会破坏侵权责任编的体系。因侵害个人信息的侵权责任是建立在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和相对人义务的基础之上的，而鉴于人格权编已经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主体和相对人的义务作出了规定，故此，由其紧接着对侵害个人信息的民事责任作出规定，从体系上来说也更为协调。尤其是在人格权编草案已经对侵害个人信息的侵权责任的特殊免责事由作出了规定的情况下，继续作出更完善的规定，更有必要。另一方面，侵害个人信息的民事责任有其特殊之处，无法适用侵权责任编的一般规定。例如，侵害个人信息的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比较特殊，尤其是要考虑区分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的方法之不同以及侵害行为人的类型不同而分别规定相应的归责原则；再如，侵害个人信息的侵权责任中损害很特殊，因果关系的证明比较复杂，这些均需要法律作出特别规定；对于侵害个人信息的损害赔偿的范围(尤其是财产损害)难以认定，是否需要对法定数额赔偿(获益返还可以适用侵权责任编的规定，无须重复规定)、精神损害赔偿以及惩罚性赔偿进行规定，也值得考虑。此外，侵害个人信息时的消除危险、排除妨害等请求权如何适用，同样需要在民法典中作出相应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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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本刊记者 常翔宇 通讯员 鹿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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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很感谢法院和街道的工作人员，感谢你们的辛苦付出！”近日，在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某街道办，马某连声向在场的人员致谢。
据了解，马某的儿子在鹿城某街道一处建筑工地施工时，因操作失误受伤，就医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由于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等费用迟迟不能确定，马某情绪激动地与包工头程某争吵起来，导致赔偿方案无法确定。街道工作人员迅速向鹿城区人民法院寻求帮助。
“我们马上就到。”为了及时维护劳动者权益，将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鹿城法院工作人员立即联合街道社会治理中心、派出所、司法所等工作人员，一同前往解决纠纷。调解过程中，工作人员不断安抚马某的情绪，并逐项解答马某的疑问。经过近6个小时的调解，双方终于达成一致意见，程某向马某支付赔偿款198万余元。
这是鹿城法院主动延伸审判职能、答好能动履职答卷的生动写照。近年来，鹿城法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围绕“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聚焦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加快推进法院现代化建设，创新基层治理特色品牌，为温州“强城行动”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全力优化营商环境
促进双赢多赢共赢
“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这是初代温州商人创业的真实写照。据了解，截至目前，鹿城区拥有市场主体16.5万户，平均7人之中就有一名“老板”。然而，个别民营企业“埋头赶路”，却忽视了发展中的法律隐患。
如何用法治更好地护航民营企业健康发展？这是鹿城法院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听说这里是温州小吃必吃店之一！”2024年“五一”小长假期间，温州市区一家名为“美福熟食”的小店门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其中有不少来自外地的游客。
很难想象，这个客流不断的熟食店曾经面临资不抵债的危机，公司账面最低的时候只有3000余元。
浙江美福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福食品公司”）成立于1997年，是一家集养殖、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股份制民营企业，曾连续四年被评为“温州市优秀农业龙头企业”，积累了良好的商誉。
“都是一家人在做生意，这家公司的钱拿到另外一家公司使用，怎么就违法了呢？”雷某是美福食品公司与温州市美福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福餐饮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了进军房地产市场，他以美福食品公司的名义抵押购买土地使用权，并挪用美福餐饮公司的账款，同时向民间融资，准备建设美福大楼。然而，美福大楼建到一半时，资金链断裂。最终，雷某被刑事追责，债权人向鹿城法院申请公司破产清算。
“美福食品公司和美福餐饮公司的债权人共有197人，申报债权近4.26亿元。但是，该企业目前还能盈利，不能简单地将企业推向破产的边缘。”该案承办法官于柱在召开债权人大会、研究破产管理人提交的报告后，决定因案施策，以“保企业、促重生、稳财产、促清偿”为目标，梳理两家公司的各类财产。在充分听取两家公司债权人的意见之后，于柱裁定对两家公司进行实质合并破产清算，将两家公司的资产和负债打包成一个整体。同时，通过府院联动机制，重启美福大楼的鉴定、评估及违章处理等相关事宜，并将“美福”系列注册商标按同类型商标打包拍卖。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于柱创新提出“民刑并行”的处理思路，即在不影响刑事案件侦查的前提下，同步清算处置美福大楼，实现案件侦办和追赃挽损一体推进。同时，鹿城法院以实质均衡集资参与人和破产债权人利益为目标，通过与辖区公安局、检察院召开联合研讨会，统一债权认定和调整标准，促使破产债权人和集资参与人统一参与美福大楼变现款分配，推动财产清偿的社会效益最大化。
最终，美福大楼司法拍卖的成交额达1.2亿余元，而“美福”系列注册商标也以22万元价格顺利成交。“老字号”企业在“大病一场”之后重新上路。“我们一家人辛苦经营的‘老字号’能保住，真的很感谢法官！”“美福熟食”的店长林某感激道。
据了解，近年来，鹿城法院着眼当下温州民营企业“家族式初创、粗放式扩张、被动式衰败”的特点，坚持“治未病”，精益“治已病”，对症“治大病”，出台《关于公司全生命周期司法诊疗的工作指引》，并在汇总合同订立不规范、公司与股东财务混同等高频风险点的基础上编发《依法保护企业权益典型案例》，为企业提供“定制式”普法。同时，鹿城法院还进一步明确涉企案件裁判规则，定期组织员额法官进行专题学习，严格落实阅核制，确保类案裁判尺度统一。完善“执转破”衔接机制，特别是对恶意变更法人躲避债务的行为进行穿透式审查，促进市场资源要素优化整合。据了解，2023年，鹿城法院共助力27家“僵尸企业”出清，清理债务8.3亿元。
温州素有“中国鞋都”之称。鹿城区作为“中国鞋都”的主阵地，聚集了超过全国总数四分之一的鞋企，吸纳就业人口超过18万人，司法需求不断增多。针对这一情况，鹿城法院在毗邻“中国鞋都”工业区的西郊人民法庭启用劳动诉讼专区，并与鹿城区总工会共建劳动争议诉调对接工作室，为多元化解劳动争议搭建“快车道”。同时，鹿城法院结合鞋业产业链的市场特点，与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联动，创新建立温州市鞋业产业链行业调解中心，并以调解中心为纽带，密切与行业协会特别是会员企业的协同合作，推动矛盾纠纷源头解决、风险隐患及时预警，助力“中国鞋都”向“世界鞋都”跨越式转变。
深耕适老型诉讼
传递司法温情
占山川之胜，得瓯江之泽。在温州，宜居的生态、浓厚的体育运动氛围，使得长寿的老人越来越多。如何构建适老型诉讼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针对这类人群的特点，鹿城法院思考在先，行动在前。
75岁的市民徐某喜好游泳，退休后就在温州市区某游泳馆办了年卡。然而，合同尚未到期，作为老顾客的徐某却被游泳馆单方面拒绝进入。
“徐老伯已经75岁了，是高龄老人，他在馆内游泳存在很高风险。我们也是为他考虑，才不让他继续进入的。”游泳馆负责人陈某说。
“我一直游泳锻炼身体，是游泳馆资深老会员。他们这是歧视老年人，损害我的正当权益，我要去法院起诉！”徐某一纸诉状将游泳馆起诉到鹿城法院，要求游泳馆继续履行合同。
承办法官在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后，从老年人健身诉求和游泳馆经营时的安全保障义务角度进行调解。最终，案件成功达成调解，游泳馆允许老人继续游泳，并承诺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逐步加深，像徐某一样的高龄老人社会交往不断增多，随之而来的涉养老诈骗、侵权纠纷等案件数量逐步增加。如何更好地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这是一道出给人民法院的新考题。
“老人家，别紧张，我用温州话慢慢和您讲，您儿子也在这里陪着您，要是听不懂，让您儿子再解释一遍，保证您能听明白。”95岁的王某在卖房过程中与中介发生纠纷，第一次打官司。坐在原告席上，王某紧张不安。于是，承办法官改用温州话与老人交流，并放慢庭审节奏，启用“陪同诉讼”让老年人舒缓情绪，表达真实意愿，最终，案件得以圆满解决。
67岁的潘某等四人是同胞兄妹。潘某的父亲生前将名下所有的房产以100万元的价格与其中两位子女订立房屋买卖合同，但价款未实际支付，诉争房产已办理转移登记。潘某以恶意串通为由，请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鹿城法院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的作用，以发送调查问卷的方式收集意见，设置与案情有关的选择题及开放式问答，并将问卷调查反馈意见统计结果作为裁判参考。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
……
一项项具体的举措为老年人诉讼搭建起“放心、贴心、暖心”的司法保障。
据了解，2021年3月以来，鹿城法院厚植司法为民理念，率先在全国出台《关于推进适老型诉讼服务机制的工作指引》，提出构建适老型诉讼机制，构建人员专业化、硬件适老化、软件适老化、全程适老化、全域适老化“五化体系”。同时，引入诉讼能力等级识别、代理审查等“八项制度”，一体推行“优待宽容”“能力支持”“处断优化”“协同保护”措施，做到解纷程序适老对待，实体权益倾斜保护。截至目前，鹿城法院累计办理涉老案件13969件，其中涉及老人16820人；老年人涉诉信访下降一半。鹿城法院以能动履职写出了化解涉老纠纷的“鹿城答卷”。
创新数助“五员+执”
破解执行难走出新路径
“跟着法院执行干警跑了一整天，才知道找人、找物并不是跑跑银行、车管所这么简单。”一名鹿城区人大代表在见证法院执行工作后如是感慨。
长期以来，“查人找物难”是法院执行过程中的难点问题。为提高执行工作质效，鹿城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创新执行悬赏机制。
“法官，我好像发现了悬赏公告里的一名被执行人的行踪，请您来确认一下……”2024年2月，快递小哥寇某拨通了鹿城法院执行局的悬赏电话。根据寇某提供的线索，执行干警立即赶到现场。
这是一起民间借贷纠纷。陈某曾向王某借款13万元。诉讼后，案件进入强制执行阶段。然而，法院既联系不上陈某，又没有查到陈某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被执行人在这里。”在寇某的协助下，执行干警顺利找到陈某。陈某当日便向申请人王某偿还了3万元，并达成执行和解。
“没想到能通过这种方式追回欠款，真感谢这名快递小哥，更感谢法院的新机制！”申请执行人王某笑容满面地说。
据了解，经充分调研和探索，鹿城法院结合执行实际，推出“五员+执”机制，充分发挥外卖员、快递员、网格员、保安员和其他志愿人员群体优势。同时，法院还会精准推送“老赖”悬赏信息，推动执行工作提质增效。
“不是我不愿意还钱，实在是我自己都不清楚这三辆车在哪里。”近日，在鹿城法院执行局，被执行人杨某着急地说。据了解，杨某因经营失败欠下多笔债务，供货商黄某将其告上法庭。法院依法判决杨某偿还欠款。杨某名下虽然有三辆车，但部分债权人以私下拖车的方式用于“抵债”，导致车辆不见踪影，只能大致猜测在某些区域内。
于是，执行干警根据线索发布悬赏公告，并精准转发至相应区域的“悬赏助执联络群”，发动“五员”群体寻找。
“您看看是不是照片里的这三辆车？车就停在车库里，你们快来！”几天后，执行干警接到某小区保安张某的电话。执行干警闻讯赶往现场。
“这三辆‘僵尸车’停在这里很久了，车子不上路是很难被发现的！”经核实车辆信息后，法院依法进行处置、变卖，共使申请执行人黄某获得款项39万元。
“当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快速崛起，数量不断增多。这类群体因职业所需，经常走街、串巷、入户，紧贴群众生活，是重要的‘信息员’。这为破解法院执行查人、找物难题提供了现实可靠的支撑。”谈起创新机制的思路，鹿城法院院长刘万成如是说。
据了解，2024年以来，鹿城法院运用“五员+执”机制共发布悬赏公告314份，促使线索核查、财产处置时间显著缩短。执行到位金额4.9亿元，同比上升29.97%。其中，终本案件累计执行到位金额1376.2万元，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基层人民法院的职能定位是准确查明事实，实质化解纠纷。作为温州主城区法院，鹿城法院将牢牢锚定实质解纷，以能动履职让纠纷‘有解’更‘优解’，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刘万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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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审判》杂志2024年第10期
中国审判新闻半月刊·总第3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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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孙敏 |
1 | 知产审判 | 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助力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 点击上方“中国审判”可以订阅哦！
文 |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姚建军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全面完善产权、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制度，筑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体制基础”。由此可见，以市场竞争为基础的良好营商环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效组成部分，其内在价值体现在“公平”之上。笔者认为，公平的竞争制度应从三个维度进行理解：一是市场参与者是否被公正和平等地对待，即其在从事竞争之始是否获得了与其他竞争者同样的机会；二是市场参与者在获得从事竞争活动的资源时是否与其他竞争者具有同等的资格；三是市场参与者在竞争过程中当受到不公平对待时是否能获得与其他竞争者同样平等受保护的权利。
司法保护助力市场参与者
合法取得竞争优势
知识产权作为资源要素具有工具属性，是市场参与者从事市场博弈的工具。因此，在市场参与者为了竞争而获得该种竞争工具过程中，司法审判应严格遵照公正和平等原则对授权确权过程中产生的纠纷依法进行审理。为加强对授权确权知识产权案件审判，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司法解释》）和《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司法解释》）等文件。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在审理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时，严格依据《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司法解释》的规定保护市场参与者获得专利权。而且，司法审判在严格遵循平等保护原则时，还确保了公共利益维护和技术创新激励。人民法院通过适用《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司法解释》，强调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应当与其创新程度和公开内容相匹配。换言之，其反对不适当地扩大或限缩专利权利要求保护的边界，而应通过技术成果进步性的程度及专利公开情况认定专利权利要求保护的范围。其中，进步性是指该技术成果相较于现有技术所具有的突出和实质性改进空间；专利公开是指通过专利申请而向公众公开的技术方案的范围。
近年来，人民法院通过对《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司法解释》的具体适用审理了大量专利授权确权案件，促进了专利质量稳步提升。众所周知，良好的营商环境需要有知识产权授权确权的规范性文件可供执行，以便市场参与者根据自身研发和经营情况作出专利、商标申请的决定，并就有关知识产权进行合理布局，构筑其参与市场竞争的优势地位，同时也便于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有关案件，保障竞争秩序顺利运行。人民法院通过审理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清晰地在个案中界定专利权利保护范围。在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从现有技术出发审查技术成果中发明创造部分的进步性程度，明确将该专利保护范围与进步性关联，使得市场参与者信赖司法审判，这些个案累积形成的良好效果有助于技术创新，最终使营商环境受益。
此外，专利授权确权司法审查将专利权利保护范围与公开内容关联，贯彻了“以公开换保护”的原则。人民法院通过审理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公正地保护了市场参与者合法权益，有利于优化营商环境，鼓励市场参与者积极通过申请获得有关知识产权，并借助该知识产权有效地参与市场竞争。与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司法审查相同，人民法院通过制定和实施《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司法解释》，公正审理该类案件。很多市场参与者根据“三便原则”（便于记忆、便于呼叫、便于理解），倾向于使用直接或暗示或描述性词汇作为其品牌，但此类商标申请往往涉及显著性判断。一方面，人民法院尊重品牌的认读及传播规律，即简单、清晰和明快；另一方面，人民法院也要防止公共资源被占为私权，需要在公益与私益之间取得平衡，依据《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司法解释》对行政案件中涉及显著性问题进行全面审查，使得市场参与者在获得商标权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满足其对权利获得的预期，这对于市场参与者大胆地创立自有品牌大有裨益。另外，《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司法解释》明确了对在先权利的保护，体现了《商标法》规定的诚信原则，表达了人民法院对于通过不正当手段、违背正义取得权利的否定态度。
司法保护使市场参与者获得平等保护
2021年4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规划（2021—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的通知。《规划》从四个方面就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提出了规划目标，即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深化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优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机制和强化知识产权审判保障。《规划》对于如何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重点从解决科技创新成果的司法保护、著作权和相关权利认定及保护、商业标识的获取和保护、“双反”及对知识产权侵权进行惩处等方面着手提出了规划；强调要加强和完善人民法院知识产权的专业化审判体系，构建完整科学的知识产权诉讼制度，尤其是对于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改革要深入推进及继续完善案件繁简分流改革等；构建统一的法律适用标准机制，注重并建立包括司法诉讼在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强调建立和完善行政执法和司法衔接机制及不断深化国际保护知识产权的合作机制；关注知识产权司法审判中的政治和组织保障，加强组织队伍和审判专业人才保障及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科技和信息化保障等。《规划》所涉及的内容从机制、体制、人员、政治、组织、信息支持等各个方面为知识产权司法审判推动知识产权保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结合前文可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相对于传统类别案件司法保护而言，具有显著特点。例如，专利纠纷案件和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件均涉及诸多技术问题，即便是与技术无关联的商标纠纷案件所涉及的近似、混淆和跨类保护等问题也具备有别于传统类别案件的独特性。尤其在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为使得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更加依赖科创驱动，需要对涉及技术类知识产权，如专利、计算机软件、技术秘密、植物新品种等构建全新的审判架构。为此，我国不断推进知识产权司法机构的制度改革，以及知识产权审判队伍的建设，至今已完成知识产权审判新格局的构建，形成了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业务部门为牵引、4个知识产权法院为示范、27个地方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为重点、各级法院知识产权审判部门为支撑的专业化审判体系，优化审判资源配置，方便当事人诉讼，有效化解纠纷，破解了管辖标准不统一、管辖制度不够完善、当事人诉讼不便等问题。人民法院建立了专业性较强的专利、技术秘密等技术类案件的审判格局，即由各地的知识产权法院或法庭进行一审，由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进行二审。伴随着计算机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民法院专门成立了互联网法院，不断强化对涉及互联网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积极研究探索符合知识产权案件规律的诉讼规范，推动完善知识产权案件诉讼制度，在地方法院积极开展知识产权小额诉讼、独任制审判等试点，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促进行政执法与司法相衔接，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此外，人民法院还注重将知识产权审判所得的丰富经验进行提炼，建立了人民法院案例库、“法答网”等，为完善知识产权部门法提供必要的实践支持和理论支持，从而为促进竞争制度有效运行构建良性机制。
事实上，知识产权审判新格局的构建给竞争制度的运行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变化，对营商环境提供了法治保障。首先，这种改变优化了司法资源的配置，实现了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专门化、管辖集中化、程序集约化和人员专业化，推动了知识产权裁判尺度不统一、诉讼程序复杂等制约科技创新的体制性难题的解决，保证了知识产权审判机构专门化、审判人员职业化和审判工作专业化的优势，特别是在专利、技术秘密、植物新品种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案件中，提高了案件技术事实认定工作的专业性和准确性。其次，这种改变为根本性解决民事、行政与刑事交叉的问题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立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三审合一”制度，将涉及知识产权案件的民事、刑事、行政诉讼集中在同一审判庭审理，使得案件审判理念和思路相对集中和统一，保证了审理过程与裁判结果的对应性。最后，这种改变促进了知识产权审判人才队伍和技术调查官队伍的建设，提高了知识产权审判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并在各地知识产权法院与知识产权法庭中建起了技术调查官队伍，增强了案件中的技术事实认定的中立性、客观性和科学性。当然，为提升便民服务水平、提高案件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我国法院还积极探索完善如何优化各种诉讼服务，推进在线诉讼工作，打造了“知产法庭云”，为当事人提供在线开庭、在线质证、在线询问、在线调解、集约送达等诉讼服务，尤其在新冠疫情期间积极回应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司法保护需求；全面推行文书集约送达，大幅缩短送达周期；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在具体案件中解决知识产权领域中的各种疑难问题，知识产权审判工作质效得到明显提升。
激励竞争需要法治保障
为了有效打击侵权活动，鼓励正当竞争，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最高人民法院与时俱进地制定了许多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司法解释。
第一，为加强对权利人利益的保护，确立与惩罚性赔偿有关的法律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对于构成恶意、情节严重的情形进行了规定，明确了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计算方式。上述司法解释出台后，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充分考虑各种因素，不仅充分保障了权利人合法权益，对恶意侵权人给予应有的惩罚，还为如何适用惩罚性赔偿规则给出了具有指导性意义和研究价值的案例。
第二，为解决知识产权诉讼中的举证难等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在多次修改过程中对诉讼保全和诉讼证据规则制度进行了重大调整，增加和完善了行为保全（临时禁令）、证据保全、举证责任转移；最高人民法院相应发布了《关于审查知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司法解释，2020年5月正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也将诉前证据保全吸收，并就有关程序进行了全面规定。202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并施行的《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根据知识产权案件的特殊性，就诉前证据保全和诉中证据保全也进行了全面规定。随着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中涉及证据保全司法实践经验的累积，我国已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为统领，以民事诉讼证据和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为面，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专利、商标、著作权对应的证据保全的司法解释为点的证据保全法律体系。
第三，为保护专利权人合法权益，降低仿制药专利侵权风险，鼓励仿制药发展，《专利法》新增了药品专利纠纷的早期解决机制（又称“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后，最高人民法院、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分别出台了《关于审理申请注册的药品相关的专利权纠纷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实施办法（试行）》，对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许多问题进行了规定，为专利权人和仿制药厂商提供了有效的指引。
第四，各门类知识产权法还新增了专利权保护期限延长制度、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完善职务发明制度、设立“一标多类”制度等，对商标和专利行政程序进行了完善，为实现有效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二）》，切实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强化品种权保护，激励育种创新和保障种业科技自立自强。
综上所述，有效的竞争制度是营商环境重要组成部分，而竞争制度效能的发挥正是通过诸如知识产权等资源要素得以实现。基于此，人民法院应推动建立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机制，健全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和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机制，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为法治化营商环境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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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审判》杂志2024年第08期
中国审判新闻半月刊·总第3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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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孙敏 |
1 | 司法调研 | 民事移送管辖在审判实践中的检视与完善——以内蒙古自治区近三年管辖争议案件为样本 | 点击上方“中国审判”可以订阅哦！
文 |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刘洪舫 马金金
2023年5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民事案件移送管辖和指定管辖工作的通知》，并通报了移送管辖不当的典型案例，旨在切实解决立案受理后存在的比较突出的违法移送管辖的问题。同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又以“在审判工作中防止程序空转、推动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为主题在各地法院展开调研，其中包括不得违法移送管辖的问题。以此为契机，笔者对内蒙古自治区近三年民事管辖争议案件进行梳理分析，旨在规范移送案件程序，充分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
易发生管辖争议的情形
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管辖争议案件分为三类，即指定管辖案件、管辖协商案件、管辖异议二审案件。2021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上述类型案件360余件，易发生管辖争议的情形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被告住所地的认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对公司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因此，被告住所地的认定决定了民事案件管辖法院，也最易引起管辖争议。根据民事诉讼主体的不同，被告住所地的认定主要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当被告为法人时，争议连接点多为对法人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的认定，且此类案件多发生在金融借款合同、融资租赁合同、林木管护合同等合同对象为不特定多数人的格式合同纠纷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法人的住所地是指法人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法人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不能确定的，法人的注册地或者登记地为住所地。关于如何认定法人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实践中容易产生分歧。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相关案例来看，法人主要办公地点、办事人员所在地不足以认定为法人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例如，曲某华等人诉内蒙古某林木业开发有限公司林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中，内蒙古某林木业开发有限公司主张其主要办事机构及办事人员均在辽宁省，先立案法院调取了该公司未在当地缴纳社保等证明材料。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认为，依据起诉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公司的登记事项包括住所。经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公司住所只能有一个，公司变更住所的，应当申请变更登记。内蒙古某林木业开发有限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住所的相关问题，不能认定其住所发生变更，故公司注册登记地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当被告为公民时，争议多发生于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对被监禁的人提起的诉讼。《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了民事诉讼“原告就被告”的一般管辖原则；第二十三条规定了例外情形，即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的四种情况。其中，对被监禁的人提起诉讼，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八条规定：“双方当事人都被监禁或者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的，由被告原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被监禁或者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一年以上的，由被告被监禁地或者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地人民法院管辖。”《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适用的前提是被告一方被监禁。《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八条适用的前提是双方当事人都被监禁或者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审判实践中存在对适用法条混淆不清的问题。二是离婚诉讼。这一类型案件的争议点主要在于对《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十二条的适用。个别法院没有对“夫妻一方离开住所地超过一年”“夫妻双方离开住所地超过一年”进行区分，直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确定管辖。三是对被告经常居住地的认定。依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四条的规定，公民的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此类案件争议点主要集中于如何认定被告是否已在该地连续居住一年、起诉时被告是否仍在该地居住、送达地址能否作为认定经常居住地的证据等问题。
（二）合同履行地的认定
《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了合同纠纷的一般管辖原则，即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关于合同履行地的认定，《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十八条进行了详细规定。实践中，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合同履行地的情况较少，如借款合同、买卖合同。由于合同双方未在合同中对合同履行地进行约定，导致在诉讼中，双方当事人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对于部分合同纠纷，如铁路、公路、水上、航空运输和联合运输合同，保险合同，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可依据《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解释》的特别规定确定管辖。对于其他类型的合同，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确定争议标的，进而确定合同履行地。
（三）专属管辖、特殊管辖的适用
这一情形的争议点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破产案件集中管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关于受理破产申请的时间节点以及破产企业劳动争议管辖问题容易引发争议。
二是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七条、《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了与公司有关的诉讼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判定纠纷是否属于上述规定时易产生争议。
三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专属管辖。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实践中，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讨要工程款等纠纷类型易产生争议。此外，关于消防工程、幕墙安装、停车场施工等合同纠纷是否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问题同样容易引发争议。
四是保险合同纠纷。此类纠纷主要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批准指定呼和浩特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和呼和浩特、包头、通辽、海拉尔铁路运输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复函》时存在一定的争议。
（四）案由的确定
不同的案由存在不同的管辖规定。因案由确定引发的管辖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侵权纠纷与合同纠纷。这两者在确定管辖法院时所依据的法律规定不同。侵权纠纷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合同纠纷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实践中，因产品质量产生的赔偿损失、退还货款等纠纷，可以是合同之诉，也可以是侵权之诉，存在请求权竞合的情形，易产生因案由确定引起的管辖争议。
二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承揽合同、劳务合同的区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承揽合同、劳务合同适用一般管辖的规定。在确定案由时需要依据合同的权利义务进行定性。例如，在党某虎诉许某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中，争议焦点在于温室大棚建设工程是否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范畴。移送法院认为，本案为建设工程合同纠纷，适用专属管辖，应由工程所在地法院审理。两地人民法院发生管辖争议。高院经审查认为，温室大棚构筑于农用地上，非永久性建筑物，不具备建设工程的特点，其本质上属于农业设施，应认定为承揽合同纠纷，故被告住所地法院或者合同履行地法院有管辖权。
三是保险合同与一般合同的区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批准指定呼和浩特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和呼和浩特、包头、通辽、海拉尔铁路运输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复函》的规定，保险合同案件指定特定法院管辖。因此，合同是否属于保险合同的范畴，是确定案件管辖的基础。例如，许某生诉内蒙古某交通运输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中，原告在被告处参加机动车安全统筹服务，关于该车辆统筹服务是否属于保险合同的问题引发了一定争议。
易发生错误移送的程序问题
《民事诉讼法解释》对移送管辖的程序作出了规定，包括不得移送管辖的情形、移送管辖的时间要求、管辖恒定原则等。违反规定移送案件，则属于移送管辖程序不当。
（一）发回重审或按第一审程序再审的案件
《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或者按第一审程序再审的案件，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审查。”审判实践中，部分案件在发回重审或再审中，存在当事人进入破产程序后，又提出管辖异议的情况。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虽然案件发回重审或者按一审程序再审，但受理时间应当以原案受理时间为准，不能适用破产案件集中管辖的规定。在此种情形下，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的，人民法院应不予审查。
（二）一审开庭后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案件
《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三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在答辩期间届满后未应诉答辩，人民法院在一审开庭前，发现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裁定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依据该规定，当事人未提出管辖权异议且应诉答辩，视为认可法院对案件的管辖权。法院在开庭审理后，若裁定移送管辖，则违反管辖恒定原则。
（三）指定管辖后仍存在管辖争议的案件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受移送的人民法院认为受移送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报请上级人民法院，不得再自行移送。对于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案件，已经确定案件管辖权，指定管辖法院不能以该院无管辖权为由对案件再行移送。
规范民事移送管辖的思考
虽然案件管辖不涉及实体权利，但管辖争议案件一般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这无疑会增加当事人诉讼成本，并耗费审判资源。为进一步规范民事案件移送管辖和指定管辖工作，维护民事诉讼管辖秩序，结合内蒙古三级法院（以下简称“内蒙古法院”）工作情况，笔者提出以下工作建议：
一是注重对立案审判裁判规则的归纳总结，加强条线指导。2021年10月，为统一内蒙古法院在立案、管辖问题上的法律适用，集中解决疑难问题和争议问题，内蒙古高院组织编写了《民事案件管辖请示、管辖争议疑难问题实用问答》《民事案件管辖异议审理适用法律问题实用问答》，并下发全区法院，指导民事管辖案件审理。此外，内蒙古高院即将下发《关于规范民事案件移送管辖防止程序空转的通知》。相关文件中强调了管辖争议案件审查中应当特别注意的问题。审查以被告住所地为裁判依据移送管辖的案件时，应当查明公民户籍所在地、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注册地或者登记地等基本信息，不得仅凭当事人自述、未经查证，随意移送管辖；当事人起诉的事实涉及请求权竞合时，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当事人诉争事实和诉讼目的合理确定案由，不得以移送管辖为由推诿；人民法院立案后，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案件，不得再行移送，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发回重审或者按第一审程序再审的案件，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审查，不得再行移送，不予审查可以口头方式通知，释明理由并记录在卷。
二是细化协商流程。对于管辖争议案件，争议双方应当协商解决。但是，对于协商的主体、次数，以及协商一致后如何处理等问题，《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未有规定。实践中，多数情况是受移送法院认为本院没有管辖权，在未经协商后，层报上级法院指定管辖。这种做法存在一定的不足。以跨省级行政辖区移送管辖为例，移送法院收案后，裁定该案移送管辖。两地法院之后发生管辖权争议，未经协商程序，受移送法院层报至所在省的高院指定管辖。两地高院之间进行管辖协商，若协商一致，案件交由移送法院管辖。此时，一起案件在多级、多地法院之间流转后，一定程度上耗费了审判资源，影响诉讼当事人的司法获得感。因此，有必要对管辖协商程序进行细化。笔者认为，在案卷流转方面，管辖争议协商原则上应使用电子卷宗进行审查，诉讼材料通过网上推送，尽量减少争议解决的时间。在协商方面，口头协商、书面协商均可。口头协商的应当记录在卷；书面协商的应当制作协商函，明确回函期限。值得注意的是，因大部分管辖争议发生在基层法院之间，为尽早确定管辖争议，中级法院应当认真履行协商和审查职责。对于辖区内基层法院之间发生的管辖争议，要尽可能在中级法院协商的层面解决管辖争议问题。协商未果的，应当及时报请高院指定管辖。对于辖区内中级法院之间发生的管辖争议，各中级法院应当主动与对方对接。必要时可申请高院立案庭进行前置指导，防止因管辖造成的衍生案件发生。
三是开展对移送管辖案件前置指导工作。为缩短管辖争议审查时间，避免移送不当等问题，各基层法院、中级法院拟移送管辖的民事案件，在作出民事裁定前，可以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进行前置指导。具体如下：各基层法院拟移送至外省法院管辖的民事案件，在作出民事裁定前，应当通过召开包括立案庭在内的专业法官会议进行研讨。对于疑难复杂案件，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立案庭进行前置指导。中级法院立案庭在收到报请后，应于七日内进行指导并形成书面指导意见。各中级法院审判部门拟移送管辖的民事案件，在作出民事裁定前，应当通过召开包括立案庭法官参加的专业法官会议进行研讨。接收外省法院移送管辖的有争议案件，可在协商管辖前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立案庭进行前置指导。经过前置指导后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可以按照相关规定层报上一级法院。
四是将移送管辖案件纳入“四类案件”监管。笔者认为，为避免人为原因导致案件移送随意、“案生案”等情况的发生，对于内蒙古法院拟移送管辖的案件可以参照《内蒙古自治区法院四类案件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进行监管，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阅核制工作要求，由院庭长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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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审判》杂志2024年第08期
中国审判新闻半月刊·总第3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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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孙敏 |
1 | 王利明：论和解协议与原合同之间的关系 | 前沿 | 中国民商法律网
本文原载于《环球法律评论》2024年第3期。
【作者简介】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
全文共19442字，阅读时间约
49
分钟。
【摘要】和解协议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通常涉及与原合同之间的复杂关系。和解协议旨在解决原合同关系的不确定性，克服不确定是和解协议的基本功能，也是其与类似制度的关键区别。在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时，和解协议与原合同之间构成并存关系。此时，债权人不得依据两个合同关系主张双重请求权，原合同处于“暂时休眠”状态，当事人应优先履行和解协议。在和解协议不履行或不能履行情形下原合同将“复活”，这有利于防止债务人滥用和解协议，损害债权人利益。在一方不履行和解协议时，另一方获得选择权，即有权选择履行原合同或和解协议。和解协议的不履行不应导致双重违约责任，债权人选择之后，债务人的履行将导致当事人之间新旧合同关系的消灭。只有厘清和解协议与原合同之间的关系，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和解协议的解决纠纷、诉源治理的作用。
【关键词】和解协议 原合同 并存关系 优先履行
一、
引言
在现代社会，和解与仲裁、调解、诉讼等方式共同构成多元纠纷解决机制（ADR），正逐渐成为纠纷的重要解决方式之一，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此种方式的特点在于，其通过赋予和解协议具有合同拘束力的方式，督促当事人履行该协议，以及时化解纠纷、节省诉累。“和解合同已经从民法中的‘小合同’演变为涉足广泛领域的一种争议解决的和平手段。”
和解合同的典型化始于1804年《法国民法典》。该法典第三卷（取得财产的各种方式）第15章专章规定“和解”（Des transactions），随后，大陆法系许多国家如德国、意大利等均确认了和解协议的有名合同地位。在我国，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历来重视和解协议，并在法律上予以确认。和解包括诉讼和解与诉讼外和解。由于大量的纠纷并没有进入诉讼程序，因此，许多和解协议都是在诉讼外达成的。诉讼和解可产生实体法、程序法上的双重效果，而诉讼外和解作为纯粹的民法上和解，仅仅产生实体法上的效果，即具有合同的拘束力。诉讼外和解是当事人在原合同的基础上通过相互让步而达成的、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严格地说，和解协议不仅包括对原合同债权债务关系的和解，还可能包括对侵权、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等债权债务关系的和解，甚至可就继承关系、物权关系等非债权关系达成和解协议。本文主要聚焦于讨论和解协议与原合同之间的关系，拟讨论以下问题：和解协议与原合同之间是什么关系？协议达成后，当事人应当履行原合同，还是应当先履行和解协议？原合同关系是否因和解协议的生效而消灭？在一方违约后，债权人是否可以基于新旧合同主张双重违约责任？还是只是享有一个合同违反产生的违约责任？和解协议的履行是否导致原合同的消灭？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有效运用和解协议制度化解矛盾、纠纷的重大问题，殊值深入探讨。
二、
和解协议旨在解决原合同关系的不确定性
（一）克服原合同的不确定性
和解协议作为合同的一种类型，是指当事人通过约定，互相让步，以终止争执、解决争议或使法律关系的内容得以确定的协议。早在罗马法中，著名法学家乌尔比安就曾指出，“进行和解之人是对疑惑事项（res dubia）或者未完成未确定的诉讼（lis incerta negui finita）的协调。”后世学者从疑惑事项中归纳出和解协议的作用就是解决原合同的不确定性，从而终结和预防诉讼。《德国民法典》的起草人温德夏特等认为，和解的事项包括所有能够停止当事人主张的不确定事项，和解协议旨在解决不确定难题。因此，《德国民法典》第779条第1款规定，和解协议旨在消除双方当事人在法律关系上存在的争议或不确定。此处所说的不确定性（Ungewissenheit），是指对当下的法律状况、特定事实情况的存在、未来的法律发展或未来的事实发生，特别是作为特定法律后果发生的条件的不确定、不明确。和解合同从实体关系入手，使得不确定的法律关系被澄清、修整或者被新的关系所替代，由此避免诉讼。意大利法也采取了此种观点，认为一个行为被看作是和解，需要存在着不确定的争议（res dubia）事项，即是说，至少从双方的意愿来看，该法律关系具有不确定的特性。我国台湾地区通说也认为，和解旨在防止争执，此处的争执是指相关的法律关系并不明确、但现在尚无争执的情形。具体而言，和解协议所要克服的不确定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权利是否存在的不确定性。
它是指针对原合同本身可能所包含的权利是否产生，当事人的债权是否因时效经过等原因而使对方产生抗辩的权利等而作出确定判断。和解协议包含双方当事人的义务，比如价款支付和货物交付，当事人之间存在交换关系。当事人在达成诉讼外和解协议的过程中，可能会作出相互让步，即为了达成和解协议，当事人一方可能会放弃某种权利，其也可能确认另一方当事人的某种权利。由于和解协议的内容是使今后的法律关系确定下来，因而即便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与当事人之间真实的权利义务关系相悖，也不能据此否定和解协议的效力。针对权利是否存在的不确定性，当事人为了终结纠纷而相互让步并达成合意，即使其后判明当事人的想法存在错误，在该范围之内也不能允许其主张存在错误。例如，日本法上的判例认为，当事人就债务的履行方法达成和解之后，其后判明该债务并不存在，应认为其存在“错误”。因此，即使和解的内容或对象存在错误，当事人也不得据此否定和解协议的效力。笔者认为，产生该规则的主要理由在于，和解协议本身旨在解决权利是否存在的不确定性问题，即便当事人在达成和解协议时对权利的存在认识错误，也在当事人的合理预期之内，而不能据此否定和解协议的效力。
第二，内容的不确定性。
和解协议旨在克服原合同内容的不确定性，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明确原合同关系的内容。例如，双方当事人对原合同应支付的价款、利息、交货的数量、期限以及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的数额等发生争议，当事人通过订立和解协议，重新明确上述内容。尤其是在借款合同中，当事人针对约定利息的计算标准和数额，通过和解协议将合同的不确定内容进行确定。二是确定原合同履行方式等内容。例如，原合同关系是一次性支付租金的房屋租赁合同，但在履行中，当事人由于对房屋租金发生争执，后来双方达成和解，签订了房屋的买卖合同，此时，和解协议将消除租金的争议。和解协议通常是在原债权债务关系发生争执时达成的，为解决这一争执，就需要对原债权债务关系的争议进行确定。三是确定某种权利的存在或者内容。如果当事人之间约定，和解协议一旦达成，双方放弃主张原来民事纠纷中的权利。比如，“本协议签订之日生效，一经生效，双方均不得就原借款协议再行主张权利。”该约定应合法有效，至于法律规定合同当事人所享有的抗辩权、撤销权等，即使当事人不对其作出约定，权利人也应当享有。但在和解协议中，权利人可以放弃相关权利以换取对方的让步。一旦和解协议确定相关法律关系的内容，当事人都应当按照和解协议所约定的内容履行，而不得再行主张变更前的权利义务内容。例如，如果和解协议的达成已经排除一些抗辩权，那么在和解协议的履行中这些抗辩就不应被允许行使。
第三，请求权实现上的不确定性。
依据《德国民法典》第779条关于和解协议的规定，“请求权的实现为不确定的，视同法律关系的不确定。”该规定实际上是强调实现的不确定性仍然属于和解协议所要克服的不确定的范畴。和解协议的宗旨在于通过克服不确定性来终止纠纷、避免诉讼，为当事人权利的实现提供了一种更便捷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和解协议就是为当事人权利的最终实现提供一种新的途径。例如，当事人常常在和解协议中约定，如果一方不履行和解协议，对方只能依照和解协议提起诉讼或者只能主张违约金等。当事人也可能在和解协议中约定，如果一方在诉讼中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审批手续等义务，另一方负有撤诉的义务。此外，当事人也可能在合同中约定，在一方履行完和解协议下的义务之后，另一方签发书面文件，正式免除对方在原权利义务关系中的一切责任。当事人还可能在和解协议中约定赔偿款支付完毕之日，双方两不相欠。此时，协议履行完毕之后，原民事争议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终结。
总之，和解协议旨在解决原合同权利义务的不确定性，克服此种不确定性成为和解协议的主要功能。与仲裁和法院裁判的纠纷解决方式不同，和解协议是通过实体法层面确定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即以实体法约束效力的方式，通过赋予和解协议拘束力方式，解决当事人之间关于原合同的不确定性。
（二）克服不确定性是准确理解和解协议功能及其效果的关键
当事人通过让步达成和解协议，是为了解决不确定性的问题，这一宗旨也有助于理解和解协议与原合同的关系。
和解协议被视为实体法上的一类合同，如果它对存在争议的法律关系作出新的约定，约定的内容将代替原合同中对应的部分。
以债务数额为例，如果和解协议确定债务数额小于原合同中债务的数额，则可能产生债务部分免除的效力；
而当和解协议所确定的债务数额大于原合同中债务的数额时，则意味着当事人通过和解协议又设立了新的债务。
仅在极为偶然的情况下，和解协议所确定的债务内容与原债务内容才可能完全相同。
当然，对于和解协议不涉及的部分，仍应遵从原合同约定。
和解协议虽然具有化解纠纷、消除矛盾的功能，但其主要是从实体关系入手，使得不确定的法律关系被澄清、修整或者被新的关系所替代。在理论上，关于和解所生之效力，历来存在单一“确认效力”以及兼具“确认效力”和“创设效力”双重效力的观点。前者是指和解协议仅有认定效力，后者是指和解协议不仅具有认定效力，而且具有创设效力。一般认为，和解协议兼具确认效力和创设效力。一是确认效力。确认是指对原有权利义务内容的认定，绝大多数和解协议都是对原来不确定性法律关系的一种确认。例如，甲欠乙100万元，当事人在借款合同中还约定了利息，后当事人就借款合同发生争议，为解决该争议，当事人达成了和解协议，约定甲偿还乙100万元本金即可，无须支付利息。在此情形下，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即具有确认效力。故此，当事人通过达成的合意而将法律关系确定下来的效力，被称为“和解的确定效力”。二是创设效力。创设是通过和解协议形成新的权利义务关系。例如在前述案例中，如果当事人约定，甲在偿还乙本金后，债权人乙就不再起诉，也不再追究甲的违约责任，这实际上就涉及对诉权行使的限制。此种情形下，当事人即在和解协议中创设了新的权利义务关系代替原合同关系。
和解协议因其内容不同，导致其与原合同的关系可能呈现为多种形态。如果和解协议没有形成对原合同的替代，则可能产生新旧合同并存的现象；如果当事人在和解协议中完全放弃了权利，则和解协议可能构成一种债务免除，当然，此种免除发生效力的前提是当事人必须履行和解协议，此时可能适用债的免除的相关规定；除此之外，还可能构成债务的认定或者创设；如果对抗辩权的行使设置了限制，则必须根据和解协议确定抗辩权的行使；如果当事人在和解协议中减轻了主给付义务，则应当按照减轻后的义务履行。无论和解协议与原合同的关系是何种形态，和解的标的都是解决争执或法律不明确的权利状态，消除分歧，明确法律权利义务关系。
克服不确定性是和解协议生效后应当优先履行的原因。
学理上一般认为，和解协议是为了解决争执，并消除不明确状态。所谓争执，是指当事人就某种法律关系的成立、内容、效力等存在争议。只有当事人之间存在争执，则客观上法律关系的种类如何，并无限制。实践中，争执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而和解是解决争执的方式之一。和解协议是当事人通过约定，互相让步，以解决争执或防止争执的发生。罗马法谚云，“和解为最适当之强制执行。”法律支持发生权利争议的当事人之间进行和解，这是为了消除不和、促进安定。和解协议所要克服的不明确状态，不仅包括双方的争执在尚未解决之前，双方的法律关系和权利义务内容仍处于不明晰的状态，而且还包括即使法律关系客观上已经明确，但当事人主观上仍认为法律关系不明确的状态。针对各种争执或不明确状态，都可以达成和解协议。正是因为和解协议旨在解决原合同的不确定性问题，在先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存在争议的、有疑问的或不确定的法律状况，因和解协议的达成而变得确定。因此，和解协议主要发挥确认效力功能，借此终结当事人之间在先的纠纷，并在客观上可避免诉讼。
克服不确定性也是和解协议必须通过实际履行才能导致原债务消灭的原因。
为解决原法律关系的不确定性，在客观上既要求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也要求当事人必须实际履行和解协议，否则权利人的权利只存在于“纸面之上”，而没有真正实现，这也很难说是对原法律关系不确定性的真正解决。比较法上对此也有先例。例如，在美国法中，和解协议都必须具有对价，即与原债权债务关系的内容相异，或者当事人是在对原债权债务关系内容存有争议的情况下订立的和解协议。如果原债务以金钱给付为内容、已到期、当事人对给付内容无争议，那么法院更倾向于将和解协议解释为需要实际履行才消灭原债权债务关系的“和解和清偿”。由于克服不确定性也是和解协议因不履行、解除等而使原债务恢复效力的原因，故此，在和解协议不履行、被解除等情形下，其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原法律关系的不确定性，也才有必要“复活”原债权债务关系。在和解协议被履行前，其只是“暂时休眠”而不是消灭原债权债务关系，只有和解协议正常履行后，原法律关系才真正“寿终正寝”。
（三）克服不确定性是和解协议与其他类似制度的关键区别
和解协议常常与执行和解、以物抵债、协议解除等制度发生混淆，必须从和解协议“克服不确定性”的特点出发，对和解协议与相关制度进行区分。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和解协议和与执行和解协议的区别。执行和解协议是指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自愿就如何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有关内容达成协议，以和解协议的履行替代原生效判决文书的执行，并停止执行程序的活动。由于执行和解协议是以生效法律文书作为前提，而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是确定的，因此，执行和解协议是对生效判决后确定的民事权利义务作出的处分，其与一般的和解协议存在明显区别。也就是说，其不是以克服不确定性为目的，而是以执行和解替代原生效判决文书的执行。正是因为民事权利义务已经被生效判决确定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执行和解协议不存在克服不确定性的问题。二是和解协议与清偿型以物抵债协议的区别。清偿型以物抵债协议旨在实现清偿，以物抵债协议是在债务履行期满之后，当事人之间就债的清偿达成了新的协议。即使原债权债务关系存在不确定的内容，以物抵债协议对于这些不确定的内容也并没有影响，因为当事人只是希望通过新的履行方式来消灭原有的债权债务关系，而不是对原债权债务关系的权利义务进行调整和澄清。例如，甲乙之间存在借款合同，但是到期后乙无力偿还，所以双方达成了以物抵债协议，约定半年内不清偿则乙向甲以房屋清偿。据此，和解协议不同于以物抵债协议。三是和解协议与解除合同的合意不同。当事人之间达成解除合同的合意时，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解决原合同关系的不确定性，而主要是基于各种约定考量，双方决定摆脱合同关系的拘束。此时，当事人双方即可以通过《民法典》第562条第1款进行协议解除。然而和解协议的目的在于克服原合同关系的不确定性，和解协议的内容本身是原合同关系的转化形态，双方当事人要受到和解协议的拘束。故此，不能将和解协议与解除合同的协议混淆。
三、
和解协议与原合同之间的并存关系
（一）和解协议与原合同之间关系的两种形态
和解协议被视为实体法上的债法合同，它主要具有债的变更、消灭或创设性质，或者有债务转化性质。如前所述，和解协议与原合同的关系在表现形态上是多样的，但从实践来看，和解协议与原合同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替代关系和并存关系两种形态：
第一种形态是替代关系。
当事人通过特别约定形成“替代合同”（substituted contract），即在和解协议中约定，债权人接受债务人或第三人的履行允诺作为原债务的清偿。在原合同生效后，当事人通常在履行过程中达成了和解协议，该和解协议的内容实质性地变更了原合同的内容，新旧合同相互之间已经不再具有同一性。虽然存在着合同关系实质性的变更，但不能完全采用传统民法上债的更新（novazione）理论来解释原合同与和解协议之间的关系。和解协议虽然会变更原合同关系，但不会导致原合同的消灭，而债的更新是为了消灭原来的关系；因此，比较法上普遍承认，和解协议达成之后，原合同关系处于“暂时休眠”的状态，而不是当然消灭。例如，在英美法中，在仅有“和解”而未实际“清偿”前，原债权债务关系仅仅是“暂停”（suspend）而非消灭。如果新协议未得到履行，则债权人有权选择基于和解协议或原债权债务关系寻求救济。当然，债权人不得“既寻求和解的利益，又寻求基于原请求权的救济”。毕竟和解协议能否实际履行仍处于不确定的状态。通常而言，在和解协议中，债权人会作出一定的让步。如果此时债务人仍然不履行和解协议，那么双方就应当回到原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以示对不诚实守信的债务人的惩罚。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不能采用传统民法的债的更新理论来解释和解协议与原合同的关系。
在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形下，应当认为原合同仍然存在，只是处在“暂时休眠”。然而，如果当事人在和解协议中特别约定，和解协议生效后，将替代原合同关系，那么在替代合同的场景下，一方面，和解协议和原合同并不是并存关系，原合同并非处于“暂时休眠”状态，而是已经消灭；另一方面，当事人只能基于和解协议寻求救济，而无权基于原合同主张救济。此类情形属于典型的债的更新，也就是说，关键在于当事人是否在和解协议中进行了明确约定，是否表达了替代原合同的意思。我国司法实践也采纳了这一立场。例如在某个案件中，法院认为，所谓债的更改，即设定新债务以代替旧债务，并使旧债务归于消灭的民事法律行为。构成债的更改，应当以当事人之间有明确的以新债务的成立完全取代并消灭旧债务的意思表示。但在该案中，当事人并未约定《协议》成立后0492号裁决书中的裁决内容即告消灭。根据这一判决内容，可以从反面作出推论，即法院的立场是，只有在和解协议中明确表达了替代原合同的意思，原合同关系才归于消灭。
第二种形态是并存关系。
在当事人没有对替代关系进行特别约定时，和解协议和原合同关系应当并存。大多数和解协议属于此种类型。正如意大利学者帕萨莱利（Santoro Pasarelli）的观点，和解协议会与其他合同形成新旧法律关系，但不会被其他合同所吸收，和解的法律规范必须始终得到适用。在此类形态中，当事人双方虽然通过和解协议确定新的权利义务，但是并没有特别约定完全消灭原来的法律关系，只要和解协议中未作出约定，那么原合同关系仍然有效，只是因为和解协议的生效，而处于“暂时休眠”状态。从原合同中产生的担保、抗辩、抗辩权、附随义务以及债务人在破产程序中的顺位、执行法上的特殊性等等仍然继续存在。此时，双方如果不履行和解协议，就可能恢复到原权利义务关系的履行。如果和解协议未得到履行，则债权人有权选择基于和解协议或原债权债务关系寻求救济。
在比较法上，和解可以被分为“概括式和解”（transazione generale）和“特别和解”（transazione speciale）。特别和解主要是指，原合同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可分的，而和解协议中却明确约定，该和解协议只针对原合同中部分债权债务关系进行安排，而对其余债权债务关系不予处理。在此情形下，和解协议不涉及的部分，原合同关系仍然存续。受到当事人特殊约定的限制，和解协议只限于处理原合同的部分债权债务关系，不处理另一部分的债权债务关系。这就产生两方面的效力：第一，原合同并没有全部处于“暂时休眠”状态，只有被和解协议明确替代的部分处于“暂时休眠”状态；第二，当事人不仅可以依照和解协议主张权利，对于未处理的部分，当事人仍可以依照原合同主张权利。即当事人可以同时依照两个合同关系主张权利。此类形态改变了和解协议的一般规则，因而要求当事人必须在合同中作出明确约定。这就是说，不仅要明确和解协议与原合同不能全部替代，还要明确在和解协议生效后，当事人对于原合同未处理的部分，仍然可以主张权利。例如在有的案件中，法院认为，《和解协议》所解决的债权债务关系为23号、59号合同对应的债权债务，不包括该案128号合同在内。故根据《和解协议》达成的8号调解书构成了对原协议中关于以四地块过户作为包括128号合同债务结清条件的实质性变更，四地块的过户情况也只针对8号调解书所要解决的23号、59号合同对应的债权债务。市政公司以四地块的过户情况作为128号合同履行终结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由此表明，和解协议解决原合同不确定性的范围，是可以通过当事人的约定进行限制的。
和解协议与原合同之间是并存关系还是替代关系，关键在于探究当事人是否有明确约定。
比较法也普遍采纳此种观点。例如，意大利法院认为应当区分和解的变更（modificazione）与债的更新（novazione），只有存在明确的更新意图的情况下，才能认为双方当事人消灭了原来的法律关系。在和解协议签订生效到履行完毕之间，原权利义务关系是否消灭取决于当事人的特别约定、和解协议的当事人是否具有排除原权利的意图。笔者认为，由于和解协议属于并存还是替代关系，对于当事人的利益影响重大，因此为了避免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对当事人的不利影响，应当严格按照合同文义进行理解，而不能对合同进行过于宽泛的解释。正如后文将讨论的，对和解协议的处理应当侧重于对债权人的保护，维护其信赖利益，“原法律关系，除依和解契约内容，当事人另有反对的意思外，仍继续存在”。因此，原则上和解协议与原合同应当属于并存关系，只有当事人具有明确的特殊约定时，原合同关系才例外地消灭。在解释合同时，不宜赋予法官过多的自由裁量权，应当严格根据和解协议的约定内容判断。有约定从其约定；没有约定的，则应当认定属于并存关系。
（二）并存关系中债权人不得主张双重请求权
虽然和解协议与原合同构成并存关系，但债权人不得既依照和解协议，又依照原合同关系主张双重请求权。在实践中，存在一种误区，认为既然和解协议生效之后原合同关系没有消灭，而和解协议与原合同又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都对当事人产生拘束力，因而在一方不履行和解协议时，债权人既可以依据和解协议主张权利，也可以依据原合同主张权利，从而构成了双重请求权的并存现象。例如在有的案件中，当事人约定如果触发了对赌协议中约定的条件，一方当事人有权要求另一方当事人回购股权，而后在该协议履行中，因为回购的权利行使遇到障碍，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约定一年后仍未完成股权回购手续的，则应当支付高额违约金。在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一年后，股权回购手续仍然没有完成，一方当事人同时要求另一方当事人回购股权，并且依照和解协议支付高额违约金。此类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在实践中也时常发生争议。
双重请求权说的第一个弊端在于，其没有关注到和解协议与原合同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割裂了两个法律关系的内在统一性。
有观点认为，和解协议确定的是与原合同无关的、独立的法律关系。此种观点值得商榷，其忽略了和解协议旨在解决原合同关系不确定性的功能，和解协议虽然构成一个独立的合同，但其以原法律关系为前提，即便当事人在和解协议中对权利义务关系作出重新安排，也不能据此否定其与原合同之间具有内在的密切关联性。和解协议的订立并非为某一方当事人增加额外保护，而只不过是用以解决原合同不确定性的手段。因此，即便当事人在和解协议中创设了全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其也不过是对原债权债务关系的一种确认，或在对原债权内容或履行方式的让步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因而其在性质上属于一种确认合同。这也就意味着和解协议中的给付义务只是原合同义务的转化形式。因此，和解协议中虽然也载明了债务人需要完成的给付甚至具有处分的要素，但是此种给付只是原给付的确认或变形，而非来源于新的债权债务关系。进一步而言，正是因为两种给付所指向的乃是同一债权，和解协议中给付义务的履行客观上会产生清偿原合同中的债权的效果，从而导致原合同债权债务关系的消灭。只要和解协议中的给付义务一经履行，原债权便宣告消灭，因此原合同债权人无权同时依据和解协议和原合同而要求债务人向自己作出两次给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的规定中，也同样采取了在和解协议未被履行的情况下，债权人只能择一主张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或履行执行和解协议，而不能同时请求执行原生效文书与和解协议的立场。该规定背后的法理也在于此。
双重请求权说的第二个弊端在于，其没有注意到和解协议生效后，原合同实际上处于“暂时休眠”状态。
和解协议的目的并非使得债权人可以在原债权的基础上获得新的债权，而是以新创设的债权债务关系简化原债权债务关系或避免原债权债务关系中的纠纷，和解协议的内容实际上是原合同的转化形态。和解协议中的给付义务与原合同中的给付义务均以清偿原合同债务为目的，既然和解协议生效后，产生了新的债权债务，原合同将因和解协议而处于“暂时休眠”状态，就不可能产生双重请求权。因此，在和解协议生效后，债权人无权同时依据和解协议和原合同主张权利。从这一意义上说，和解协议只不过是给付义务两种不同的履行方式而已，债权人无权同时主张债务人按照两种方式履行债务。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也采取了此种立场。例如在有的案件中，针对和解协议与原合同的性质，法院认为，由于“该种约定实质上只是以成立新债务作为履行旧债务的手段，新债务未得到履行的，旧债务并不消灭”。
双重请求权说的第三个弊端在于，其为债权人提供了双重保护，违反权利不得过度救济的基本规则。
一方面，基于和解协议的救济足以实现债权人的权利。在前述对赌协议案件中，债权人通过主张高额违约金，就已经能够实现其履行利益，进而债权人实际上已经丧失了进一步寻求救济的理由。另一方面，双重请求权让债权人得到超出预期的利益，且会破坏交易的对价关系。英美法特别强调和解协议的效力以对价为基础，和解协议因为具有对价才可以得到强制执行。这也表明其旨在避免由于和解协议的签订，导致双方当事人可能出现的严重利益失衡。即便和解协议双方都为消除不确定作出了一定的让步，但让步仍然应当大体处于原合同安排的合理范围内。因此，双重请求权说打破了利益平衡，使得和解协议超出了交易的合理范围。
双重请求权说的第四个弊端在于，其并不符合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愿。
因为和解协议旨在消除原合同中的不确定性，当事人的真实意愿是，通过和解协议的订立，对原合同的不确定内容作出明确的安排，并在和解协议生效后，通过履行和解协议即时化解纠纷，避免诉讼。因此，当事人的真意是，一旦和解协议生效，就要履行和解协议，彻底消灭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如此一来，就不可能在和解协议生效后，使债权人享有双重请求权。如果针对原合同履行的不确定作出安排，则只是确定了一个新的履行方式；如果针对的是原合同中的权利（例如债权人通过放弃某些权利、减轻债务人负担作出让步），则只是使原权利转化为一种新的行使方式。故此，和解协议仍然是原合同债权债务关系的转化形态，绝不能因和解协议生效而导致双重请求权的产生。
综上所述，由于和解协议并未创设出独立于原合同债权的新权利，原合同债权与和解协议中的债权具有同一性。债权人依据和解协议请求债务人履行后，债权人的债权便已经消灭，不得依据原合同再次请求履行。
四、
和解协议在并存关系中的优先履行性
（一）和解协议优先于原合同履行的合理性
和解协议与原合同虽然并存，但并非意味着“并用”。和解协议只是解决原债务的不确定性问题，其所确定的义务不过是原合同义务的转换，和解协议中的债务和原债务都旨在满足同一债权的实现，因而债权人不能同时主张履行和解协议与原合同。二者也不存在任意选择的关系，而应当有一定的适用顺序。
1.和解协议的生效不应产生选择之债
和解协议生效并不是为了消灭原合同关系，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既然两个债权债务关系并存，是否应当按照选择之债的规定，首先由债务人选择履行何种债务，在债务人未作出选择时，再由债权人作出选择？毫无疑问，如果认定和解协议可以产生选择之债，就意味着和解协议不具有优先履行性。笔者认为，和解协议的生效不应当产生选择之债，当事人并不享有选择履行原合同或者和解协议的权利，主要理由在于：
第一，选择之债的产生来源于法律的特别规定或当事人之间的约定，
例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7条关于清偿型以物抵债的规定，构成选择之债。但是和解协议并不存在类似的法律规定。当然，如果当事人在和解协议中明确约定，和解协议生效后，由当事人选择履行和解协议的债务或者原债务，此时应当成立选择之债，但从实践来看，此种情形极为少见。
第二，和解协议的宗旨和目的就是通过新的安排解决原合同关系的不确定性问题，如果允许当事人选择履行原合同或者和解协议，则有违当事人订立和解协议的目的。
如果认定和解协议的生效将产生选择之债，并允许债务人自由选择履行原合同或者和解协议，则会使得和解协议的达成丧失意义，其也难以发挥化解纠纷的作用。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除非双方自愿恢复原合同的履行，否则债权人只能主张和解协议中的债务。因此，在和解协议生效后，当事人不应当享有选择权，而应当优先受到和解协议的拘束，和解协议生效将暂时排除原法律关系效果的适用。
第三，和解协议产生选择之债，不符合选择之债的要件。
通常情形下，选择之债中，主给付义务是同一的，只不过履行方式有多种，债务人作出任何一种给付，都可以使债权人获得价值相当的给付。也正因此，《民法典》第515条规定在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形下，将选择之债的选择权首先赋予债务人，以便利债务人作出履行，从而实现当事人设立选择之债的宗旨。与此不同，在和解协议中，当事人已经对原合同作出重新安排，在和解协议达成时，当事人通常已经作出一定让步，和解协议中的义务与原合同义务很难说是价值相当的。例如，在和解协议中，债权人有可能免除债务人支付利息的义务，甚至减轻债务人支付本金的义务，其与原合同义务存在一定的差别。
第四，认定和解协议产生选择之债，不利于保护债权人。
依据《民法典》第515条，既然选择权首先归属于债务人，仅当债务人不行使选择权时，选择权才归属于债权人。如果认定和解协议产生选择之债，并将选择权交由债务人，这就使订立和解协议以促进争议解决的目的完全落空，而且可能使和解协议成为债务人恶意拖延债务履行的一种工具。
2.和解协议具有优先履行性
和解协议生效后，原合同关系并未消灭，但和解协议应当具有优先履行性，这也是实现和解协议功能的基本要求。我国司法实践通常认为，在和解协议达成后，和解协议应当优先于原合同履行。例如在有的案件中，法院认为，“涉案《和解协议》系经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协商一致达成的，……双方当事人应受该《和解协议》内容的约束，在《和解协议》未被变更或撤销的情况下，双方应当按照协议内容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故该《和解协议》应当作为支付价款的依据。”再如，在有的案件中，法院认为：“当事人双方就债务清偿达成和解协议，约定解除财产保全措施及违约责任。一方当事人依约申请人民法院解除了保全措施后，另一方当事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不履行和解协议，并在和解协议违约金诉讼中请求减少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笔者认为，和解协议应当具有优先履行性，除前述理由之外，还具有以下理由：
第一，维护意思自治。
从和解协议解决不确定性的制度目的出发，其是当事人对于原合同关系的最新安排，最接近于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如果双方达成了新的合意，那么自然应当按照最新的合意作出履行。尤其是考虑到，在和解协议达成的过程中，当事人一定经过了新的磋商、谈判和让步，最终对权利义务关系作出更有确定性的安排，此时就应当尊重当事人所形成的新的意思，否则当事人投入的谈判成本将毫无意义。和解协议只是解决原债务的不确定性问题，和解协议所确定的义务不过是原合同义务的转换，不能将二者看作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律关系，而是具有密切联系的法律关系。签订和解协议后当事人自然不得再主张原权利义务关系。无论是否承认和解协议的创设效力，和解协议一旦达成，当事人都应当以和解协议为依据确定各自的权利义务内容。因此，“只有通过和解协议的完全履行，才能使得原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债务关系得以消灭”，当事人订立和解协议的目的在于改变原债务关系履行中的困境或争议，此时赋予新债以优先效力才能实现这一订约目的。
第二，促进纠纷解决。
如前所述，和解协议是解决当事人之间纠纷的一种替代方式，双方通过互相让步达成和解协议，化解了双方之间的纠纷，以更有效率的方式解决纠纷，避免其进入成本更高的诉讼程序。和解协议旨在消除因民事法律关系而产生的不确定性，借此终结在先的纠纷，从而在客观上避免了诉讼带来的风险或者不确定后果。因此，当事人应当受到和解协议合同效力的拘束，从而不得再主张先前不确定乃至发生争议的法律后果。如果和解协议不具备优先履行的地位，或者一旦被拒绝履行就认定其失去效力，将使其定纷止争的功能大打折扣，也无法激励当事人积极地通过和解协议的方式来化解纠纷。
第三，保护债权人利益。
在和解协议当中，通常为了促使协议的达成和不确定性的消除，债权人会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这意味着，债权人希望通过减轻债务人的负担，使二者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得到尽快了结。当事人一旦达成和解协议，就意味着当事人之间已经对原合同内容作出重新安排，形成一种新的法律关系。当事人对于按照和解协议履行具有合理预期和信赖，如果和解协议不能得到优先履行，则此种“尽快了结”的期待就会落空，债权人的信赖利益就受到损害。并且，如果和解协议不具有优先履行性，允许债务人选择履行原债务，则债务人可能会假借订立和解协议，恶意拖延债务的履行，从而损害债权人的利益。
第四，符合比较法的共识。
和解协议虽然对争议的法律关系变更了其内容，甚至会创造原合同不存在的内容，但并不因此消灭原合同。如前述，在和解协议生效后，原合同关系虽然并未消灭，但其处于“暂时休眠”状态，在此情形下，任何一方当事人都不得主张履行原合同，否则有违和解协议的效力特征。故此，比较法上，一般认为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形下，应当优先适用和解协议。在德国，学者在解释《德国民法典》第779条关于和解协议规定时，一般认为，如果当事人对新旧合同的适用没有约定，和解协议应优先于原合同债务关系而适用。
总之，和解协议一旦达成，其应当优先适用，当事人应当受到和解协议实体法效力的拘束。这就意味着，债权人既不能同时主张，也不能在和解协议有效时请求履行原合同。如果一方依据原权利起诉，另一方有权可以依据提出和解抗辩。即便和解协议变更原合同，也应当按照和解协议履行。例如，和解协议将购买价格债权转换为贷款，那么以前的担保权和抗辩就不再适用，时效期间也取决于新的法律依据。和解协议达成以后，基于旧的债务关系中存在的相关权利和异议也就被排除。
（二）和解协议不履行或不能履行情形下将导致原合同“复活”
问题在于，在和解协议达成后，如果另一方拒不执行和解协议，是否应当恢复原合同的履行，并赋予债权人选择权？在实践中一直存在替代说和并存说的争议。替代说认为和解协议一旦生效，原合同消灭；并存说认为，和解协议生效后，原合同依然存在。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没有准确解释和解协议与原合同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和解协议在没有约定替代时，和解协议和原合同构成并存关系，但并存不意味着成立选择之债，相反，应当优先履行和解协议。在债务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形下，应当允许原合同“复活”，并赋予债权人在履行原合同或和解协议之间享有选择权。此时之所以允许原合同“复活”，主要是基于如下原因：
第一，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原合同关系并未消灭，
而只是“暂时休眠”，其休眠的前提时债务人能够按照约定履行和解协议，如果债务人未按照约定履行和解协议，则应当“复活”原合同的履行。在和解协议正常履行后，原法律关系才真正“寿终正寝”。
第二，有利于防止债务人滥用和解协议制度，损害债权人利益。
债权人在与债务人达成和解协议时，通常都会作出一定让步，但此种让步不能是无原则、无休止的让步。和解协议都是在相互让步的基础上达成的，且在一般情况下，债权人基于原合同所获得的权利和利益会因和解协议的达成而遭受一定的损失，否则当事人无法达成和解协议。因而，既然当事人没有履行和解协议，理应恢复对原合同的继续履行，从而实现对债权人的保护。在债务人不履行和解协议时，“复活”原合同的履行，并赋予债权人选择请求债务人履行和解协议或者原合同的权利，也有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使其主债权不至于落空。例如，甲欠乙100万元，按照年5%的利率计算利息，债务届期后债务人拒绝履行，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只需要履行本金。对于债权人而言，因为其可以立即获得本金，接受和解协议可免于诉讼带来的风险和成本。但如果和解协议届期后，债务人仍拒绝履行，或者提出仅履行本金的80%，甚至因为原合同不能复活而漫天要价，这将会不断地侵蚀债权人利益，使当事人陷入无休止的和解，反而加剧了法律关系的不确定性，诱发新的纠纷，这与和解协议的功能背道而驰。
第三，和解协议的“复活”有利于督促债务人履行和解协议。
在和解协议达成之后，债务人获得了债权人的让步后，其已经获得了极大利益，如果仍拒不履行，此时，也违背了诚信原则。法律通过“复活”原债权债务关系，可以制止债务人的恶意要价、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继续发生。此外，在债务人不履行和解协议时，“复活”原合同的履行，也有利于督促债务人及时履行和解协议，以保障债权人债权的顺利实现。
问题在于，原合同的“复活”是否要求债务人违反和解协议构成根本违约？笔者认为，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只有债务人违反和解协议构成根本违约时，才能“复活”原合同关系，主要理由在于：一方面，有利于维护和解协议的效力。因为此处所说的不履行包括完全不履行和部分履行。而在轻微违约的情形下，不宜使原合同“复活”，因为这会导致和解协议缺乏稳定性。另一方面，有利于兼顾债务人利益的保护，如轻微违约就导致原合同“复活”，也对债务人明显不利。
在和解协议不能履行的情形下，也应当允许原合同“复活”。
因不可抗力导致标的物毁损、灭失，或者客观情势出现了重大变化，导致债务人不能履行和解协议，此时也应当“复活”原合同关系。例如在有的案件中，法院认为，“涉案和解协议的部分内容缺乏最终确定性，导致无法确定该协议的给付内容及违约责任承担，客观上已无法继续履行。……鉴于本案和解协议在实际履行中陷入僵局，双方各执己见，一直不能达成关于资产收购的一致意见，导致本案长达十几年不能执行完毕。如以存在和解协议约定为由无限期僵持下去，本案继续长期不能了结，将严重损害生效裁判文书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无理由无限期等待双方自行落实和解协议，而不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问题在于，和解协议是否可以被撤销，并在撤销后导致原合同关系“复活”?《法国民法典》第2052条规定，和解可因争执的当事人或标的物有错误、诈欺或胁迫而撤销，但不得以法律错误或有失公平为理由被撤销。《意大利民法典》第1970条也明确规定，和解不得因重大损失（lesione）而无效。笔者认为，此种规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当事人在达成和解协议时，已经互相作出一定的让步，只要当事人在作出让步时没有受到欺诈、胁迫，或者没有重大误解等，则任何一方不能以让步过多、构成显失公平为由主张撤销和解协议。但如果和解协议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瑕疵的事由，则当事人有权依法请求撤销和解协议，在和解协议被撤销后也要导致原合同关系“复活”。
五、
和解协议不履行时的责任承担
（一）因一方违约使另一方获得选择权
与原合同关系相比，和解协议虽然具有优先履行性，但其功能的发挥仍然依赖于当事人的履行。换言之，和解协议及时化解纠纷等功能需要通过和解协议的合同拘束力与及时履行才得以实现。问题在于，在债务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形下，债权人如何寻求救济？笔者认为，债务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债权人当然有权依法请求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如果债务人违反和解协议构成根本违约，则债权人有权依法解除和解协议。例如在有的案件中，法院认为，《和解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撤回了起诉，但被告一方并未依据《和解协议》按期足额付款。被告一方违反了《和解协议》的约定，导致原告签订《和解协议》的目的已落空。在此情况下，原告就《和解协议》享有单方解除权。而在和解协议被解除后，其效力消灭，债权人只能依据原合同关系向债务人提出请求。但在债务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形下，如果债权人未解除和解协议，其是否享有选择依据和解协议或者原合同向债务人提出请求的权利？
有观点认为，在一方拒不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形下，应当认定和解协议自动失效，其自始不存在，当事人应当继续履行原合同，并只能基于原合同请求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笔者认为，此种观点实际上排除了债务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形下，债权人可以基于新旧合同所享有的选择违约请求权。一方面，此种观点不利于维护和解协议的效力，甚至变相鼓励债务人不履行和解协议。一旦达成和解协议，就形成一个新的合同，原合同已经被替代或被终止，当事人以新的意思表示替代了原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内容。此时，应当以和解协议作为依据而请求继续履行。如果和解协议不履行，债权人只能基于原合同主张违约责任时，债务人只要认为和解协议对其不利，就可能会违反和解协议，这会导致和解协议形同虚设。另一方面，简单地认定和解协议失效，极不利于对债权人的保护。和解协议是当事人意思一致的产物，在该协议达成之后，对于违反该协议导致的违约责任，和解协议所约定的违约责任对债权人可能有利。例如，原合同虽然约定违约责任，但债权人针对原合同的违约损害赔偿在举证上遇到较大困难，如果和解协议约定了违约金条款，在此情形下，应当允许债权人基于和解协议主张违约金。
在债务人不履行和解协议构成根本违约时，债权人应当享有选择请求债务人履行和解协议或者原合同的权利。
如前述，在和解协议生效后、履行期未届满时，当事人并不享有选择权，而是应当优先受到和解协议的拘束，和解协议可以排除原法律关系效果的适用。但是，一旦债务人不履行和解协议构成根本违约，此时将导致原合同关系的“复活”，债权人应当有权选择依照和解协议或者原合同关系寻求救济。之所以要赋予债权人选择权，其原因在于：第一，因为债务人不履行和解协议，为了制裁不诚实守信的债务人，使原合同关系“复活”，并赋予债权人选择的权利，这就导致了在违约救济方面，债权人既可以选择原合同赋予的请求权，也可以选择和解协议赋予的请求权。第二，从债权人保护的角度来说，应当允许债权人选择对其更有利的救济方式。鉴于和解协议中，债权人往往已经作出了重大让步，从对债务人违约制裁的角度考虑，如果回到原合同中，让债务人承担原合同的不履行责任，有可能对债权人有利。但和解协议约定的违约责任可能更有利于保护债权人，对此，应当交由债权人选择。这显然也有利于激励债权人通过和解协议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及时化解矛盾。对债权人而言，因不必担心失去原有的救济，使其可以无后顾之忧地达成和解协议。第三，原合同关系的“复活”并没有给债务人添加预期之外的负担，债权人的选择权并不损害债务人的信赖利益，和解协议和原合同关系都可以成为债权人主张权利的依据。债务人在不履行和解协议时，就应当意识到其仍然会受到原合同关系的拘束，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由于和解协议签订通常都发生在原合同已经处于违约状态的情况下，所以债务人承担原合同的违约责任并没有增加其负担，相反，乃是债务人应当支付的成本和代价，属于债务人的预期之中。
当然，在债务人不履行和解协议构成根本违约时，债权人虽然享有选择权，但在其作出选择后并不享有反悔权。在债务人不履行和解协议构成根本违约的情形下，如果债权人选择请求债务人履行原合同，则债务人应当履行原合同，而不得主张履行和解协议，而且在债务人履行原合同后，也将导致当事人之间新旧合同关系的消灭，此时，即便债权人基于和解协议享有的债权并未完全实现，其也不得再主张债务人履行和解协议。如果债权人选择请求债务人履行和解协议，则债务人应当按照和解协议的约定履行债务，债权人也不得再请求债务人履行原合同债务。
（二）和解协议的不履行不会导致双重违约责任
在和解协议生效后，虽然原合同关系并未消灭，但债务人不履行和解协议，并不会导致双重违约责任。如前述，和解协议与原合同的关系主要有替代和并存两种形态，而和解协议替代原合同关系需要当事人的特别约定，因此，和解协议与原合同并存是和解协议效力的常态，但和解协议与原合同并存不等于二者要并用。债权人不得依据原合同和新的和解协议分别向债务人主张两次违约责任。因为一个债权只能对应一个债务不履行责任，违约责任是债务不履行的后果，是合同债务的转化形态。在和解协议与原合同并存的情形下，和解协议不过是原合同的转化形态，即便债务人不履行和解协议构成根本违约，债权人也只能选择请求债务人履行原合同或者和解协议，而不能同时主张。在此情形下，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转化为选择之债的关系，债权人享有选择权。违约责任作为合同债务不履行的后果，债权人也当然只能择一主张，而不得请求债务人承担双重违约责任。例如，债权人不能同时主张原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责任与和解协议约定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允许债权人同时基于和解协议与原合同主张违约责任，将导致对债权人的过度救济。
当然，在特殊情形下，当事人可能只是就部分主给付义务的履行达成和解协议，在此情形下，和解协议的不履行也可能产生双重违约责任。在原合同的主给付义务可分的情况下，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协议可能只是就部分主给付义务的履行达成和解，而对其余部分的主给付义务的履行则并未达成和解。基于意思自治的原则，应当肯定当事人仅就部分主给付义务达成和解的效力。此时，在达成和解协议的范围内，债权人可以请求债务人依和解协议履行，在债务人不履行的情况下，依据和解协议请求承担违约责任。而针对和解协议未对原合同中的部分债务进行确认或让步的部分，债权人当然可以依据原合同请求债务人履行，在债务人不履行时，也可依据原合同的约定请求债务人承担责任。表面上看，债权人是同时主张了原合同和和解协议中的违约责任，但实际上只是基于对原合同给付义务的划分，而分别主张违约责任，满足的仍然是同一债权的实现。
（三）债权人选择的法律效果
在债务人不履行和解协议时，债权人虽然有权选择请求债务人履行和解协议或者原合同，但在债权人作出选择后，债务人按照债权人的选择履行债务后，将导致当事人之间新旧合同关系的消灭。前已述及，和解协议并非创设新债权的独立合同，而是对原债权内容或履行方式的确认或让步。因此即便在和解协议生效后，和解协议也不过是原合同的转化形态，而违约责任乃是合同债务不履行的后果，是原给付义务的变形。因此，在债权人选择请求债务人履行原合同或者和解协议后，债务人履行任何一个债务，都将导致两个债的消灭。如果债务人履行原合同债务，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将因此消灭。此时，当事人也无须再通过和解协议解决当事人之间不确定的法律关系，应当认定和解协议也随之失效。
六、
结语
《法国民法典》的编纂者之一的佩阿马卢（Preameneu）称：“和解将是解决争议的最巧妙的手段。”日本民法（债权法）改正检讨委员会也认为：“现实中和解是大量发生的合意，其实际上的机能不可小觑。考虑到纠纷的常发性，以及在民法以外的领域也在使用这一概念，因此将和解作为典型契约在民法典中设置基本的规范，即使在今后仍有意义。”和解协议虽然没有作为典型合同纳入我国《民法典》，但其已经为《民法典》第233条所确认，相应原理和理论仍然位于民法理论范畴之中。随着诉源治理模式的推广，和解协议已经成为一种与仲裁、调解等方式并列的纠纷解决手段。在当事人通过和解协议化解纠纷的过程中，和解协议与原合同之间经常存在纠葛和冲突，这些矛盾也将直接影响到当事人利益实现。为解决这些矛盾，首先应从和解协议“克服不确定性”这一宗旨出发，明确和解协议自身的功能，并确定和解协议在没有特别的约定的情形下，只产生并存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并用关系和选择关系。和解协议一旦达成应当得到优先适用，并且在债务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况下，将导致原合同关系的“复活”，债权人有权依据和解协议或者原合同寻求救济。只有理顺和厘清和解协议与原合同之间的关系，才能使当事人的纠纷解决更具合理性，同时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和解协议的纠纷解决、诉源治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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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arbarians inside the Gates: Raiders, Activists, and the Risk of Mistargeting 《门内的野蛮人：敌意收购者、积极股东和误判风险》
4.Corporate Democracy and the Intermediary Voting Dilemma 《公司民主与中介投票困境》
5.Does Voluntary Financial Disclosure Matter? The Case of Fairness Opinions i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自愿财务披露重要吗？并购案例中的公允意见》
6.Dynamic Disclosure: An Expose on the Mythical Divide between Voluntary and Mandatory ESG Disclosure 《动态披露：揭露自愿性与强制性ESG信息披露间的虚幻鸿沟》
7. Is Everything Securities Fraud?《任何事情都构成证券欺诈吗？》
8. National Security Creep in Corporate Transactions 《国家安全在公司交易中蔓延》
9. Public Reporting of Monitorship Outcomes《监督结果的公开报告》
10. Side Letter Governance《补充协议治理》
11. Startup Failure 《初创公司的失败》
12. The Modern State and the Rise of the Business Corporation《现代国家与商业公司的兴起》
一、
《不平等的原动力：共同所有权和美国工人的衰落》
Zohar Goshen＆Doron Levit, Agents of Inequality：Common Ownership and the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Worker, 72 Duke Law Journal 1(2022).
过去四十年美国经济出现了两个主要趋势：一是尽管生产率上升，但工资停滞不前；二是机构投资者取代了散户股东，成为股市的主要所有者。
共同所有者（一些强大的机构投资者，持有大多数美国公司的大量股份）推动上市公司采用强有力的公司治理，而强治理通过限制投资减少招聘，将劳动力价格推低到了竞争水平以下。如果决策者希望恢复共同所有权主导市场之前存在的平衡，应限制机构投资者的规模。
目前，多样化的机构投资者拥有超过70%的美国公开交易股权，美国股市曾经盛行的分散所有权结构现在已被共同所有权所取代。共同所有者不仅改变了美国公司的所有权结构，还将公司全面推向强有力的公司治理，这为股东提供了对经理的更大控制权，并允许他们轻松解雇经理。虽然机构投资者加强公司治理，可以通过阻止不忠的经理人过度投资和低效投资来提高公司效率。但与此同时，共同所有者对强治理的推动减少了对经济的总投资和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劳动力市场卡特尔化。
通过推动公司走向强治理，共同所有者因此造成了投资短缺。在强治理下，理性的经理人——无论忠诚度如何——将分配利润，而不是将其投资于创新或长期项目（忠诚的经理人）或低效项目（不忠的经理人），以避免与股东发生冲突并面临解雇的风险。最近的实证研究支持了公司因强治理的影响而减少投资的说法，例如有研究指出股东权力的增加与资本支出减少和研发支出减少有关、治理强的公司较少进行大额投资。而更少的投资意味着更少的招聘；更少的招聘意味着劳动力需求减少；劳动力需求减少导致工资停滞。这种招聘短缺人为地压低了工资，允许公司享受工资折扣，并将财富从工人转移到股东。前述推断不仅可以在宏观经济数据中得到证实，而且在实证研究中（例如José Azar等人的研究）得到了证实。
有一种新的经济模型可以解释共同所有权和公司治理减少投资的机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股东将通过转向弱治理来应对异常低的工资，以便让经理人自由投资并利用折扣劳动力价格。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转向弱治理并增加投资，增加招聘将推高工资，降低投资的盈利能力，直到不再值得转向弱治理。当工资异常高昂时，公司转向强治理的对称过程会阻碍投资。因此，工资和治理结构形成了一个反馈循环，形成竞争平衡。一定数量的强治理和弱治理公司共存，并且同样有利可图，重要的是，工资是竞争性地确定的。但是，共同所有者创造了一个劳动力市场垄断，打破了这个反馈循环。与竞争均衡不同，无论现行劳动力价格如何，共同所有者都会推动公司走向强治理。强治理的公司越多，投资越低，劳动力需求越少，工资越低。通过防止公司转向弱治理，共同所有者破坏了市场机制——治理结构的选择——当工资低于竞争费率时，这种机制会推动工资回升。因此，文章的模型预测，在共同所有权下，工资将持续走低，且无需公司之间的勾结。由于劳动力垄断意味着（通常更富有的）股东的利润更高，（通常不太富有）员工的工资更低，因此它加剧了收入不平等。
如果员工的利益是人们关心的问题，那么决策者应该采取行动。为了使市场恢复到以前的竞争平衡，即劳动力和资本有效并公平地分享公司价值，决策者必须消除共同所有者的垄断效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作者建议通过限制大型机构投资者的规模来解散他们。限制机构投资者持有的AMU（管理的资产）不超过5万亿美元，将增加机构投资者的数量，鼓励市场竞争，并重新调整经理和股东之间的权力平衡。这些转变将重振经理增加公司投资和劳动力需求的激励措施，恢复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平衡，并导致更高的工资和更广泛的收入平等。
（朱建海 整理）
二、
《作为监管者的资产管理人》
Lund, Dorothy S., Asset Managers as Regulators, 171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77 (2022).
传统观点通常认为政府监管可以对公司违反公共利益的行为形成有效抑制，但随着政府监管失能的普遍出现，几乎对所有上市公司都持股的资管“三巨头”贝莱德（BlackRock）、先锋领航（Vanguard Group）和道富集团（State Street）、已逐渐扮演了监管者的角色，在气候变化、职场性别失衡等重大社会议题上已履行了一定的公共监管职能。
当代公共监管体制存在严重的（监管机构因受被监管行业影响的）“监管劫持”（Regulatory Capture）和（监管规则）“僵化”（Ossification）的问题，客观上呼唤私人部门承担更多的监管职能。机构投资人、指数基金的兴起及股东权力（shareholder power）的增长，则为“三巨头”通过行使股东权利承担公共监管职能进一步创造了条件。“三巨头”进行监管行为的底层动机依旧是盈利——但在指数基金而非主动管理基金占据市场主流的背景下，通过做多基金利润从而吸引更多客户投资，进而提高基金规模的盈利模式已不再可行，更有性价比的模式是最大限度地维护既有客户——而以养老基金为代表的政府即是“三巨头”的主要客户，如BlackRock管理的资产中有66%来自养老基金。为了迎合政府需求，三巨头倾向于将更多公共利益纳入其公司治理的决策考量，由此实质上扮演了监管者的角色。可以说，三巨头的监管行为主要受其客户——尤其政府客户需求的驱动，这些客户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三巨头”的监管行为。
例如，在“董事会性别多样性”议题上，2017年道富对其持股的400家缺少女性董事的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投了反对票，一年后就有300多家公司增加了女性董事。不久后贝莱德和先锋也采取了类似行动。在“气候变化”议题上，随着ESG意识的普及，“三巨头”均承诺利用手中的投票权促进持股公司节能减排，例如贝莱德在2020年支持了297项与气候有关的股东提案，相较往年的155件大幅增加。但与之相反的是，三巨头并未在“企业政治支出”和“高管薪酬”等领域采取有利公共利益的监管措施，这进一步证明“三巨头”监管行为的核心动机是满足其客户需求而非促进公共利益。
虽然通过投票进行公司治理的方式表面上不具有强制性，但反对票会导致董事离职并影响其职业前景，股东提案也会迫使公司认真对待相关问题。
总体而言，“三巨头”上述公司治理行为已超越了传统的对公司的“建议”或“鼓励”（如“改善多样性”或“增强披露”的含糊指令），而是进化到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则（如“至少两名女性董事”），并通过投票等方式进行了强制执行，因而“三巨头”实质承担了原属于政府部门的公共政策监管职能。
这种全新的“私有化”的监管行为具有去中心化、程序灵活、反馈及时的优点，相较于1980年代即已兴起的“公司自治”浪潮具有更多强制性，能够弥补公权力监管的空白，并可以获得更多的公司支持和国际协助。
但由本质上逐利的资产管理人履行监管职能也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其内部决策并不透明，缺乏民主问责机制和政府监督，主流客户需求掩盖小客户需求等，甚至会由此产生架空政府、损害民主制度的风险。同时，其相关决策受限于客户需求的特性也决定了其监管能力的上限。
本质上，资产管理人的监管行为是为了满足其客户需求，而客户需求不等同于公共利益，因此无法保证资产管理人的监管行为始终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但理解资产管理人这一行为的动机和发生机制对公共利益的维护无疑十分重要。
（袁野 整理）
三、
《门内的野蛮人：敌意收购者、积极股东和误判风险》
Zohar Goshen & Reilly S. Steel, Barbarians inside the Gates: Raiders, Activists, and the Risk of Mistargeting, 132Yale Law Journal 411 (2022).
传统观念认为，公司的敌意收购者（raiders）会摧毁公司的现状，而作为积极股东的对冲基金会改善现状。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积极主义者误判的风险更高，从而更可能干扰那些仅仅是看上去表现较差的公司的正常运行，从而摧毁公司价值和社会福利。
收购者和积极股东的区别在于其商业模式的差异。收购者通常以溢价购入目标公司的全部股份，而积极股东则只购入一小部分股份，并在之后的代理投票过程中通过自己投票和说服其他股东等方式推动其改革措施。作为公司的唯一股东，收购者难以向他人转嫁风险，在收购中最终获利的可能性也更低，因此更可能勤勉尽责以改善公司经营。相比之下，积极股东有其他股东一起分担错误的成本，因而更有可能尝试改变业绩仅略微落后的公司。
激励方面的差异在收购者和积极股东购入股份后会进一步被放大。收购者在购入全部股份后可以获得公司的全部信息，此时收购者在作出权衡后仍可决定维持原有商业模式不变，且收购者是公司经营的主要甚至唯一获益者，因此其改革会从股东利益出发。相比之下，囿于证券法和其他限制，积极股东对信息的获取受到限制：一方面，积极股东追求建立自己可信的形象，以在将来的重复活动中继续获取投资者的信任，从而需要在参与公司治理时有所作为；另一方面，积极股东又仅能从公司的改善中获取部分收益，因此积极股东更可能去“改善”本不需要改善的模式，反而损害了效率。同时，积极股东的行动究竟是降低了代理成本还是增加了自己治理的成本难以被观察到，因此其损害效率的不当行为也难以被市场机制修正。
对公司价值的误判风险来自于两个可能的原因：一，市场定价可能是错误的，一家表现不佳的公司可能经营不善，也可能在从事一项投资者难以理解和重视的商业创新，也可能是投资者没有等待长期价值实现的耐心；二，信息不对称，公司可能拥有商业秘密或其他保密信息，这些信息无法与市场分享，导致股价低于真实价值。
如果公司在从事创新时受到了来自积极股东的介入，后者就可能停止创新，破坏公司的价值。但如果公司确实管理不善，收购者和积极股东也可以推动改善监督、撤换管理层，从而减少代理成本。因此，作为自己治理的两类投资者，积极股东和收购者的行动是一把双刃剑。特别是积极股东所需的股份较少，更可能盈利，因此也更有可能进入经营不善的公司并推动改革。
就其他未受直接影响的公司而言，公司管理层出于对积极股东介入的恐惧而减少浪费、勤勉尽责，是积极股东行动的正外部性，但同样的，管理层出于恐惧而减少创新，就是积极股东行动的负外部性。
市场趋势表明，公司收益并非呈正态分布，少数成功公司贡献了绝大部分投资收益。因此，积极股东和收购者可能挫败创新的危害要远远大于其促进管理层勤勉尽责带来的收益。
据此考察现行法律，特拉华公司法以多种方式阻却收购者但鼓励积极股东，包括在对抵御二者的毒丸计划的审查差异方面，这一区别对待基于对积极股东难以粗暴破坏现有治理结构而又能有效监督管理层的认识，但这一认识可能是错误的。同时，现行规范敌意收购的联邦证券法也并未对积极主义对冲基金的活动施加有效限制。
（武鸿儒 整理）
四、
《公司民主与中介投票困境》
Jill Fisch & Jeff Schwartz, Corporate democracy and the intermediary voting dilemma, 102 Texas Law Review 1 (2023)
随着环境和社会问题在股东投票和参与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传统的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管理人的投票和参与方式是否还适应当前的需求成为公司治理日益突出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往往涉及价值观而非单纯的价值最大化，机构投资者在代表其受益人进行投票和参与时，需要更加审慎地考虑受益人的意见和偏好。“知情中介”（Informed Intermediation）机制有利于解决这些问题。
“知情中介”要求基金管理人采取合理措施了解基金受益人的投票和参与偏好，并将这些观点考虑进他们的管理活动中，通过投票权的方式实行。这种模式基于信义义务，要求基金经理平衡个人利益和专业决策。
知情中介有利于提高投票质量和一致性，以及保护分散的受益人的经济影响力等，但同时也面临实施难题，比如中介机构可能会过度简化复杂的决策过程，再如可能减少对ESG问题的支持，存在受益人可能比普通公民更富裕和缺乏多样性的问题。然而，为了确保受益人的利益获得保护，监管和执行知情中介机制是必要的。
过去二十年间，公司治理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消除股东权力的障碍和提高管理层的问责性（accountability）上，目的是为了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来增加公司价值。然而，随着社会对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关注增加，股东的投票和参与行为开始转向ESG领域。这些问题的解决更多地与价值观相关。由于这种转变，机构中介，尤其是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管理人，在对投资组合公司的事务进行投票和参与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自行决策，而应该征求他们的受益人的意见。
此外，监管机构应该通过正式要求管理人在投票和参与时征求受益人的意见，并公开披露他们如何遵守这些要求，通过披露责任（disclosure obligtion）或者尽管责任（stewardship obligation），或者兼采两者的方式补充信义义务（fiduciary duty）标准。
基金管理人不应该通过直接投票或僵化地按照受益人的偏好比例投票来逃避他们的中介角色。相反，基金管理人应该进行知情中介活动，在他们管理的证券组合上继续行使投票权，并在如何整合从基金受益人收集来的信息上保留自由裁量权。专业的基金管理人得以利用他们的专业素养和经验，将受益人的偏好——这些偏好可能是不完整、模糊或矛盾的——转化为针对他们投资组合中每个公司的具体和知情的投票。
知情中介机制可以使得管理人与受益人的最佳利益对齐，同时保持中介机构在公司治理中的利益。这种方法不仅解决了现有改革提案的基本缺陷，而且还利用了基金管理人作为公司治理主导力量的角色，将他们的权力用于共同基金投资者和养老基金参与者的真正利益。知情中介机制中如何确保受益人的意见得到充分和公正的表达，以及如何避免潜在的偏见的问题仍待解决。尽管知情中介可能有助于解决消极代理的问题，但也可能导致大型基金管理人在ESG议题上的立场波动，这取决于是否符合他们的利益。为了充分透明，基金不仅需要说明其ESG投资重点，还要详细说明它们在投票和参与策略中的做法，以及如何平衡价值和价值观的关系。投资者可能无法处理这些复杂信息，因此需要像晨星（Morningstar）这样的中介机构提供简化的评级。不过这些评级可能过于简化，无法完全反映基金的真实情况。在执行上，应采用“轻触式”（light touch）的公共执行而非私人诉讼。因为过度的私人诉讼会阻碍创新和基金管理人员应有的判断力，这与知情中介设计的目的相悖。此外，共同基金费用方面的私人诉讼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其社会价值存在疑问，只采用公共执行可以避免类似有疑问的诉讼出现。
综上所述，在当前公司治理日益重视环境、社会问题的情况下，机构投资者需要在投票和参与时更加考虑受益人的意见。知情中介机制旨在通过征求和反映受益人的观点，提高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代表性和问责性，同时保持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的专业性和效率。
（张世琪 整理）
五、
《自愿财务披露重要吗？并购案例中的公允意见》
Adam B. Badawi, Matthew D. Cain & Steven Davidoff Solomon, Does Voluntary Financial Disclosure Matter? The Case of Fairness Opinions in M&A, 66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535 (2023).
资本市场财务信息披露的社会效益影响机制较为复杂，虽然大部分信息披露被认为是保证资本市场“在阳光下运行”的重要手段，但也有些信息披露甚至可能会给市场带来负面影响，关于强制披露和自愿披露的必要性问题存在激烈争论。
上市公司开展并购业务时，董事会与高管层往往需要从投资银行或独立财务顾问处寻求一份公允意见，以证明自己在确定交易对价时勤勉尽责，没有损害股东权益，公允意见能够使各方了解要约收购价格与公司估值之间的差价。分析1995年至2019年特拉华州法院对900多个要约收购目标公司公允意见披露要求的变化以评估自愿披露和强制披露对并购交易的影响，结果表明：2000年以前，特拉华州几乎没有提及要约收购目标公司披露公允意见信息，
这个阶段公允意见信息的披露基本上是自愿的
。2001年左右，特拉华州法院提出公允意见信息的披露对于股东来说可能是重要的，但是这一阶段法院对于不同案件中公允意见信息披露的要求有所不同，
因此要约收购目标公司需要在披露成本和责任风险之间取得平衡
。2007年后，
不披露公允意见将会带来重大的受托责任风险
。在此之后，如果一家公司想要避免责任，披露公允意见基本上是强制性的。公允意见的细节披露率随着披露要求的变化而变化，
直到2015年，公允意见的信息披露率达到100%
，上述不同时期的细节披露率见下表：
时期
特拉华州法院披露要求
公允意见信息披露率
2000年之前
几乎没有提及/自愿披露
6%-16%不等
2000年-2007年
各案披露要求不同
从27%升至62%
2008年-2015年
强制披露
升至87%，保持90%以上
2015年之后
强制披露
100%
相较于低溢价要约收购，高溢价要约收购中出现投资者不投标或以最高合规价格投标（“顶格出价”）的可能性较低，因此花费高额披露成本吸引顶格出价的可能性也更低。而低溢价要约收购公司能够从公允意见披露中获得实际好处，因此这些目标公司更愿意通过披露公允意见的具体内容，表明竞购者可能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或可能会出现顶格出价，这种情况下兼并套利者就可能会涌入目标公司股票的市场，这种压力可能会导致竞购者提高要约收购的价格。另外目标公司选择披露的公允意见信息的具体程度也可能影响提高要约收购价格目的的实现。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上述假设，结果表明：公允意见中估值信息的披露确实有信号传递作用（“信号效应”），低溢价要约收购目标公司披露的公司估值越高，要约收购价格提高得越多。但信号效应在自愿披露自由裁量权最大的时期最明显，在强制披露时期，这种效应在统计学意义上并不显著，这一结果验证了强制披露将消除信号效应的理论。
进一步验证投资银行/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的水平高低是否也是影响公允意见披露的因素。结果表明，
顶级律师事务所和公允意见披露率之间并没有关系，然而顶级投资银行/独立财务顾问将促进目标公司自愿披露公允意见，原因在于实际出具公允意见和进行估值分析的是投资银行/独立财务顾问，他们能够权衡选择自愿披露信息的潜在成本和收益。
（罗越 整理）
六、
《动态披露：揭露自愿性与强制性ESG信息披露间的虚幻鸿沟》
Lisa M. Fairfax, Dynamic Disclosure: An Expose on the Mythical Divide between Voluntary and Mandatory ESG Disclosure, 101 Texas Law Review 273 (2022).
引入强制性ESG披露不应导致我们忽视自愿性ESG披露。现代信息披露环境中自愿性披露和强制性披露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共存于动态、联系和连续发展的披露系统。
即使在强制披露实施后，自愿性披露仍是推动披露实践演进的重要力量。
信息披露是联邦证券法的基础，为利益相关者提供决策信息，影响企业行为，是重要的监督和问责机制。市场对ESG信息的需求导致自愿性披露激增，但增长未反映在强制披露中。2022年3月，SEC首次提出了涉及气候变化的强制披露规则，引发争议。对自愿ESG披露的担忧体现在：（1）准确性。首先是“洗绿”，强调正面而忽略负面的做法可能产生误导信息。其次，报告信息可能是虚假的或遗漏了重要信息。（2）可比性。不同组织建立了多种框架，披露缺乏统一性，很难进行不同公司之间，甚至同一公司的逐年比较。
对于自愿性ESG披露的不足，典型的回应不是设法解决其缺陷，而是将这作为施行强制披露的理由。
围绕自愿与强制披露优劣的争论将披露概念化为零和二元命题，某种披露形式的拥护者倾向于对另一种披露形式全盘否定。强制披露支持者认为自愿披露无法确保最佳的信息披露，体现了市场失灵。强制披露通过规定具体信息类型，创造了最佳披露的基准，证券法的系列工具（SEC的程序要求、解释性指导和执法选择及相关的责任风险等）激励公司建立治理结构确保信息质量。自愿披露支持者认为自愿披露具有重要的信号功能，确保公司只披露最佳水平的信息，中介机构有助于确保其准确性。强制披露的“一刀切”性质可能迫使公司披露超出需要的信息，阻碍投资者充分参与市场。
在ESG情境下，一方面自愿性ESG披露有所发展，可能削弱强制披露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自愿披露能否提供与强制披露类似的好处仍然存疑。ESG披露框架格局尚未形成，在自愿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制度是很困难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问题仍然存在。
强制披露无法否定自愿披露的原因之一是政治现实，强制披露政策存在反对意见，还可能受到法律挑战。任何强制披露都可能被废除，自愿ESG披露是唯一可始终依赖的披露形式。即使实现强制披露，自愿披露也是必要的，不仅基于其独特价值（灵活性、披露时间、作为强制披露的实践来源、易得性、适应性和时效性），还基于自愿与强制披露的相互交织。
承认并接受强制披露的价值并不会使自愿披露变得多余或无足轻重。历史的争论是错误的，它将信息披露视为静态和不变的。实际上两种披露相互关联，共存于一个持续的、同步的反馈循环。
动态披露在公司治理公共性理论中可以找到规范支持，现代公司信息的公开性已经侵蚀了自愿和强制披露间的壁垒。一方面，所有公开的信息披露都是披露连续体的一部分，自愿和强制披露紧密相关，强制披露依赖和借鉴自愿披露的经验教训。即使某一特定主体进行强制披露后，披露政策和实践仍在不断演变，仍需要自愿披露促进现有披露的更新。另一方面，自愿披露是对强制披露的补充和延伸，强制ESG报告总比自愿报告更加有限。SEC的指导和执法行为（如确定强制申报是否包含重大遗漏的重要方法是评估自愿披露信息）以及企业行为（如在法定文件中强调自愿ESG披露中更详细的信息）中可以找到动态披露的例证。
动态披露可能引发担忧：一是信息过载，但现实中存在信息不足，投资者受益于更多的披露，最佳信息流与超载之间的分界线没有具体标准；二是自愿披露的缺陷可能导致对高质量自愿披露的信心削弱。对相关问题的适当回应不应是抛弃自愿披露，而是弥补其缺陷，如依靠第三方中介机构或加强董事会监督。考虑到强制披露对自愿披露的借鉴和依赖，推动强制ESG披露的同时必须保持强大的自愿披露制度。
（张婉钰 整理）
七、
《任何事情都构成证券欺诈吗？》
Emily Strauss, Is Everything Securities Fraud?, 12 UC Irvine Law Review 1331 (2022).
证券欺诈诉讼已经成为所有上市公司均会面临的问题。但部分情况下，公司股东并非上市公司违法行为的直接受害者——甚至是受益人，而一旦上市公司出现负面事件，投资者即会以公司疏于提前披露相关风险为由诉诸证券欺诈——形成“事件驱动型诉讼”。对斯坦福法学院证券集团诉讼数据库中2010年至2015年上市公司证券欺诈集团诉讼的分析发现，16.5%的诉讼为“事件驱动型诉讼”。这类诉讼相较于公司股东为直接受害人的诉讼（下称“股东伤害型诉讼”）而言，呈现出以下特点：被告上市公司体量大；审前驳回率低；和解金额高；存在甚至仅存在非SEC的政府机关调查；机构投资者作为领头原告。 “事件导向型诉讼”的正当性引发了很大争议，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主张改革以对这类案件进行更审慎的评估，而原告律师则反对对其进行缩限。
“事件驱动型诉讼”究竟是否存在正当性？首先，这类诉讼的特点并不能自证其正当性。第一，高和解率不能证明“事件驱动型诉讼”是更有实质性的指控， “事件驱动型诉讼”中上市公司面对股东、事件受害人、政府机关三方面的追诉，这类案件的和解压力本就很大。第二，虽然此类案件中往往有机构投资者（主要是养老基金）作为领头原告，但机构投资者的存在也不一定能证明案件的实质性。数据显示，绝大部分“事件驱动型诉讼”仅涉及非SEC的政府机关调查，同时，被告公司往往规模通常较大，起诉可能是利益权衡的结果——虽然非SEC的政府机关调查降低了胜诉可能性，但比没有任何调查的案件更有可能产生有利于原告的结果，且大体量的被告使得潜在收益巨大。另外，“事件驱动型诉讼”审理期限往往更长，进一步增加了原告主张的损害金额（因此也增加了和解金额）。基于此，“事件驱动型诉讼”中的被告作为诉讼目标具有很强吸引力，因此领头原告的位置存在相当大的竞争，而机构投资者更具有竞争优势。第三，非SEC政府机构的调查无法证明投资者受到欺诈，无法作为证券诉讼具有实质意义的证据。案件可能涉及一些灾难性事件，但它不意味着上市公司进行了“重大”的“虚假陈述”，即使存在疏于披露，也可能是因为客观上管理层无法预见相关风险，不存在恶意。
其次，从更广泛的政策角度审视，这类案件也难以可以发挥威慑、补偿和监督作用。就威慑而言，虽然“事件驱动型诉讼”可以给持股管理者提供适当披露可能导致灾难的风险的动力，但由于事件的风险可能是非常不确定或难以计算的，威慑效果微乎其微。另外，虽然部分案件中对股东的和解金是公司公司唯一支付的“罚款”，看似起到了弥补执法不足的作用，但一方面这种诉讼也可能形成了过度威慑，另一方面，由于被告多为大体量公司，它未能充分制约由小型企业实施的第三方不当行为。就补偿作用而言，“事件驱动型诉讼”中股东并不是公司不当行为的主要受害者，且鉴于循环赔偿问题的存在，证券欺诈规则的主要合理性基础本就并非补偿。就监督而言，赔偿的可能性会影响股东监督公司行为的动机。股东会更倾向于通过提起事后集团诉讼而非“选举致力于采取预防措施以防止对第三方造成伤害的董事”的方式来进行监督。此外，此类诉讼并不能起到敦促公司披露有关灾难性事件的信息的作用，因为法律仅要求“披露足够的信息以避免已经发表的声明具有误导性”，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告往往选择不披露或者只进行笼统的一般性披露。同时，这些案件可能还会分散那些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会更有效地监管的股东的注意力。
无论如何，“事件驱动型诉讼”对于第三方伤害的解决而言是次优的，正确的思路是公司采取更好的机制来防止这种伤害发生，例如实施更具体的灾难性风险披露规则和强制性的ESG披露规则，在这个前提下，股东诉讼才会有助于执行上述披露标准，进而减少第三方伤害性事件。
（于露 整理）
八、
《国家安全在公司交易中蔓延》
Kristen E. Eichensehr & Cathy Hwang, National Security Creep in Corporate Transactions, 123 Columbia Law Review 549(2023).
在以往的国际经济秩序里，安全是为秩序所默认的（某种程度上是各国参与贸易和投资协定的理由），并且仅仅是秩序的例外而非其规则的核心。但是美国从2008年开始转向新的范式，在2017和2018年明显地改变了其战略，宣扬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安全成为了被广泛援引的例外。
作为最具有破坏性的国家安全制度，投资审查领域的国家安全审查有三个方面的发展：第一，CFIUS（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的管辖权不断扩大。出于对中国的担忧，FIRRMA（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扩大了CFIUS的管辖范围，授权CFIUS将某些交易从自愿申报转变为强制申报，明确允许CFIUS对各国进行区别对待。第二，推动其他国家建立类似CFIUS的程序审查涉及国家安全的外国投资。第三，以国家安全为由加强了美国对外投资的限制。
国家安全的扩张引发了两个理论层面的问题。第一是司法审查中的例外主义与司法尊重。以往对于行政部门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的决定，司法部门往往会选择尊重。随着国家安全主张范围的愈发广泛，司法部门有三种可能的选择：继续尊重行政部门的判断，尤其是对于国家安全的预测性判断；对其行政部门的主张产生怀疑，因为随着国家安全向经济主张蔓延，可能有更多认为自己与国家安全无关的公司向法院挑战行政部门的决定，案件的频繁发生也会使法院更加擅长处理此类案件；司法部门还可能区分传统的国家安全与更加广泛的国家安全。尽管判例有限，但是一些证据表明，法院正在反对政府以经济为重点的国家安全审查。不过法院的审查仍然受制于当事人是否提起诉讼。
第二个是对合同理论的干扰。在以往的合同理论中，事前成本与事后成本有相互替代的关系，并且监管部门只有一次干预交易的机会，当事人往往选择在事前承担这一成本：其在交易达成前征求监管部门的意见，此后便可确定交易是否可行。但是国家安全审查的保密性、审查范围的不确定性、审查时间的灵活性（即可以在交易的任何时点进行，甚至在交易结束后也可以），导致了当事人缺乏稳定的预期。
不仅在理论上，国家安全的扩张也会产生现实的问题。第一是随着全球范围内国家安全审查的兴起，美国对外投资时可能遭到他国民族主义的反弹。无论是美国的盟友还是中国，都可能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美国的投资。第二是影响公司交易的信息披露和透明度。面对国家安全审查的不确定性，各方会更有动力将信息从主要交易文件或证券文件中删去，这使得投资者和外部人获得的信息减少，并且可能影响信息的公平——因为关于国家安全审查的信息掌握在少数重复参与国家安全审查的律师手中，而这些信息本应是公开的。第三，对于更广泛的国家安全审查是否会影响美国的整体交易量，目前很难判断，但是这一问题十分紧迫。
因此，尽管国家安全审查是一张王牌，让美国政府得以阻止或撤销交易，但是却可能在意想不到的领域产生连锁反应。政府应该更公开地说明其担忧和标准，给交易方稳定的预期；法院在以经济为重点的案件中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交易者在缺乏先例时对风险管理应该更加慎重。总而言之，国家安全的扩张是一个有挑战性的领域，许多问题仍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李彬慠 整理）
九、
《监督结果的公开报告》
Veronica R. Martinez, Public Reporting of Monitorship Outcomes, 136 Harvard Law Review757 (2023).
现代监督制度存在信息披露缺失、监督者自身存在监管真空的问题。针对此问题，在所有监督活动结束时，公众应收到一份会计报告，详细说明公司是否进行了成功的补救努力。
当一家公司涉及到广泛或普遍的不当行为时，法院、监管机构或检察机构通常会要求该公司寻求独立第三方——监督者——的协助，以监督公司的补救工作。监督者制度被广泛适用于公司各类不当行为的补救工作的监督，而监督者监督公司补救工作的成败以各种方式影响着公众利益。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在争论监督者的主要成果——他们在监督期间和结束后撰写的报告——是应该向公众披露，还是应当保密。除此以外，出于种种原因，参与创建监督者制度的政府机构并不能完美地监察监督者的工作。由此，以下两个与监督制度有关的问题备受学者和从业者关注：1、监督者所从事的工作的公开披露程度；2、如何填补监督者存在的监管真空。
监督者存在的意义为：在不同群体之间传递信息。然而，在现代监督制度中，相关第三方存在获取监督者所传递信息受阻的问题；又或者是监督者成功收集、分析、评估了信息，但却无法将其传递给特定的相关方，即信息传递不完善；同时，还存在着需要中介机构解析监督者所提供的信息的问题。一言以蔽之，现代监督制度存在着信息披露缺失的问题。此外，监督制度的运作方式多种多样，因而很难制定一套适用于所有监督类型的正式规则，这就导致了第二个问题：监督者缺乏正式的监管机制，其在监管真空中运作，这也加剧了信息披露缺失的问题。
由于监督者的类型多样，且监督机构、检察院、法院在某种程度上依赖其监督补救工作，并不能完美地对其进行监督，因此很难确定和实施适用于所有监督类型的通用规则或标准。基于监督者的多样性和司法机关和监督者存在的利益相关性，一种新的监管方式更具可行性：绕过对监督者或监督关系本身的直接监管，而是采用以提高监督结果透明度为重点的干预措施。具体而言，在所有监督结束时，公众应收到一份详细说明监督员和公司所完成工作的会计报告，此公开报告将有助于解决信息披露缺乏和监督者监管真空的双重问题，提升监督结果的透明度，让公众有机会了解： 1、被监督公司是否成功完成了补救工作；2、监督者是否实现了监督目标。
监督结果的强制公开报告具有可行性：可设计公开报告的激励机制，公开报告包含的标准化要素、发布的时间和频率、交付机制等。为了达成监管目标，此公开报告应至少为公众提供以下信息：1、监督结果；2、如若监督期改变，提供改变的理由。有观点认为，为何不直接披露监督者撰写的传统报告？然而，此种方式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无法保证监督员撰写的传统报告和在强制披露情况下的报告内容一致；第二，政府机构更倾向于接收信息而非传递信息；第三，单一监督制度的有效性也难以量化，但监督者撰写的传统报告和强制公开报告并存的制度建构能进一步提升监督者制度的透明度和监管程度。此外，还有观点认为，应支持监督者的工作予以保密。那么，在监督结束后，单独的监督结果强制公开报告能在监督者履行保密义务的同时，减轻公众对监督结果的信息不对称，一定程度地打破信息壁垒。此种强制公开报告除了有益于普通公众，还有益于公司的股东和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减少公司股东、利益相关者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资本市场将掌握更多有关监督结果的信息，从而更大程度地参与公司的监督过程。
（覃武月 整理）
十、
《补充协议治理》
Elisabeth De Fontenay and Yaron Nili, Side Letter Governance, 100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907 (2023).
私募股权基金的发起人通常会与所有投资者签订有限合伙协议（下称LPA）以管理其权利义务关系，而随着时间推移，在LPA之外与各位投资者单独签订补充协议成为了行业的通行实践。对于补充协议，政策制定者和学者褒贬不一。反对者认为补充协议的实质是发起人向其更青睐的投资者秘密输送利益，有失公平；支持者认为补充协议只是价格歧视的一种形式，是发起人针对投资者支付意愿不同这一事实的理性有效回应。而本文作者在收集补充协议、访谈调查之后发现，这两种主张均缺乏证据支持，在事实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作者进一步提出相关规范性主张。
实际上，补充协议很少包括真正的价格条款，其大多只是为适应投资者的监管和税务特征，对经济利益影响甚微。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补充协议全然无害。补充协议的冗长与复杂与日俱增，这使基金的设立和运行受制于高度繁杂的合同网络，谈判成本与执行压力陡增，而融资效率和运营效率降低。可见，补充协议代价高昂。然而，这一昂贵做法何以上升为行业通行实践？究其原因，乃投资者囚徒困境、发起人锚定效应与律师自利取向共同促成今日之局面。首先，不签订补充协议是所有投资者的最佳方案，然而，一旦单个投资者背离该方案，其他投资者也会寻求签订补充协议。其次，发起人普遍认为LPA会随时间推移而“固定”，无论准确与否，该信念促使发起人在LPA中尽可能多地纳入对自身有利的条款，而将对投资者有利的条款置于补充协议。再者，发起人律师将各自的LPA模板视为专有，且不允许对此进行任何有利于投资者的修改以维护自身“品牌”；而投资者律师则不会拒绝各个投资者的请求自断财路。
为抑制补充协议的狂热扩张及其不利影响，作者建议：①应向所有投资者披露补充协议条款，从而消减投资者军备竞赛的热情；②应当由发起人自身支付补充协议谈判的法律费用而非由基金负担；③发起人承诺进行特别报告或披露的条款、可能对其他投资者产生负面影响的条款以及解决监管及税务担忧等共性问题的条款应该移入LPA。
（杨骐玮 整理）
十一、
《初创公司的失败》
Elizabeth Pollman，Startup Failure，73 Duke Law Journal 327 (2023).
众所周知，风险投资支持的初创公司旨在成功地“退出”，即通过上市或通过收购交易出售给其他公司，并为所有股东获得财务回报。一直以来，初创公司成功上市（IPO）或完成并购交易（M&A），备受公众和学者关注。然而，初创公司失败是更高概率的事件，却没有学者系统地解释这些初创公司失败后会发生什么。
初创公司失败的后果，以及法律如何促进初创公司生命周期的结束，都十分重要。
首先，投资者的资本退出和收回会影响其投资于初创公司的事前动机。其次，初创公司失败的速度、效率和声誉后果可能会影响企业家成为新初创公司创始人的动力。最后，初创公司的失败会影响人才和技术知识的流动。
简言之，初创公司及其参与者在失败后高效地“荣誉”退出，有助于整个风险投资生态系统的运转。
正式的破产程序不适用于初创公司的资本结构和风险投资的商业模式。
从资本结构来看，初创公司最重要的资产通常是以专利或商业秘密等形式存在的无形知识产权，并通过附带投票权、清算偏好和其他保护性条款的可转换优先股获得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而非传统的银行贷款；从人员来看，一旦进入破产程序，初创公司有才能的技术人员将不受竞业禁止协议限制，可能被竞争对手雇佣，在此情形下，初创公司的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以及股票期权等资产的预期价值将难以确定；从声誉机制来看，漫长的破产程序将对风险投资者造成声誉损害并增加其机会成本。
并购交易（M&A）、收购交易、以及为债权人的利益而进行的转让（ABCs）可作为失败的初创公司可选择的正式破产程序的替代方案。
并购交易通常是初创企业失败后的首选方案，其典型的交易结构有两种：（1）购买初创公司的股权（通过购买股票或合并）；（2）购买资产。在并购交易中，投资者或许能收回部分投资，并将时间和资本重新投入到更有前途的企业中，此外，还可以证明这家初创公司产生了价值。因此，并购出售通常是一家失败的初创公司退出的最佳路径。
收购交易，是一种资产出售的极端形式，即收购方并不以初创公司的资产或项目为目标，而是将收购目标锁定为人员，例如在硅谷的科技产业，对技术人才的竞争十分激烈。通过收购交易，收购方不仅得到了引进新人才的好处，而且还有一个经验丰富的团队。对于一家没有更好的并购交易的初创公司来说，收购交易可以代表创始人和员工的软着陆。
为债权人利益而进行的转让（ABCs）是除以上两种方案外的第三条替代路径。为债权人利益而进行的转让是一种州法律破产程序，在该程序中，债务人的资产通过合同转让给“像受托人一样行事”的受让人。与正式的破产清算程序相比，为债权人利益而进行的转让（ABCs）受监督的影响更少，且流程更快、成本更低、公共性更弱，而且还可以减少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量。但是，为债权人利益而进行的转让（ABCs）与正式破产程序相比，也存在潜在缺点：资产通常会“按原样”出售，而且对买家缺乏破产保护。
最后，资本重组和不良转型，以及通过成立一家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AC“）的其他渠道上市，是初创公司失败后的其它退出路径，但没有被大量使用。
成功自然是初创公司和风险投资行业的目标，但改善初创公司失败后的退出途径与这一目标紧密相连。基于上述退出路径的探讨，法律和文化如何推动处理失败的初创企业，在风险投资中也尤为重要——低成本、快速和简略的法律手续能允许初创公司参与者“快速失败”，并且在不造成重大的声誉损害前提下，使得资产和人才被吸收或重新部署。
（覃武月 整理）
十二、
《现代国家与商业公司的兴起》
Taisu Zhang & John D. Morley, The Modern State and the Rise of the Business Corporation, 132Yale Law Journal 1970 (2023).
国家和商业公司是两项最为重要的现代制度，主导着现代社会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现代国家的核心特征在于，相较于前现代国家，具备更强的财政、行政、法律和强制能力，可以对社会和经济活动施加足够的控制、可靠且可预测地执行其法律和命令。与强权国家相比，现代国家倾向于构建高水平、统一且公平的法律体系，大体完成了“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治理体系转变，并有足够的财政能力构建和执行相关制度。
此前的理论将二者的发展描述为“国退民进”的关系，即一方面远程贸易需要以公司形式组织商业活动，另一方面国家在行使其强制权力时向私营经济作出可信承诺，从而使得后者敢于采用这一形式。但这些理论并不让人信服，一方面，现代公司并不仅仅用于远程贸易情境，而是广泛被各类商业活动所采用。另一方面，前现代国家由于其国家能力的孱弱，同样可以取信于私营经济，使后者相信国家不会运用强制力征收其财产，但在前现代国家中却没有大规模出现公司形式的商业组织。
商业公司具备受托管理、独立人格、资本维持、股份流通和资产隔离等重要的法律特征。在存在这样的制度供给后，商业公司的兴起还有赖于这一形式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被广泛需要。资产专用性、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是人们选择通过公司而非市场交易组织生产的几个重要原因，商业公司的法律特征被用于克服这些困难。而产生这些困难的现实经济条件则是大量陌生人之间的长期合作，这些陌生人分享对商业的剩余索取权。在紧密联系的社区中的投资者不需要以商业公司形式开展合作，而当大量陌生人需要借助这一形式进行合作时，他们同时还需要强有力的国家驱动的规则执行和信息共享。使资产隔离和股份流通等法律特征得以真正实现。此外，商业公司管理层向投资者负有的信义义务使之必须公平地对待投资者，从而使得这一商业形式在结合高度分散的股东利益方面表现得更为成功，也使集合大量陌生人的合作成为可能。
对历史的考察可以佐证这一观点。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试图在建成现代国家之前引入公司形式发展商业，这一努力以失败告终。尽管在此之前中国已经广泛存在着远距离、长期的贸易需求，国家也不具备强制征收公司的国家能力，但并未出现资产分割和股权流通的法律技术。1904年《钦定大清商律》首次引入股份有限公司，但直至清朝灭亡，该形式都很少被使用，因为企业并不信任国家能够正确地解释和执行这一法律。
对比之下，奥斯曼帝国的财政能力较晚清更强，其行政和法律能力也相应更强，在十九世纪的国家建设和法律改革后，奥斯曼帝国内大量公司的出现为国家能力与商业公司之间的积极联系提供了一个正面的例子。英国亦是如此。早期英国公司通过与国家密切合作来获得必要的国家支持，因为此时英国的法院系统并不可靠。1660年斯图亚特复辟后，政府机构大幅扩张，国家能力增强，法院系统也经过了改革，因而商业信托和商业公司的数量都大大增加了。与英国相似地，早期美国也几乎没有营利性商业公司，而是由国家驱动。随着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国家能力建设，法院执行公司章程和解决纠纷的能力显著增强，因而也出现了首部一般公司法。
作为反例，意大利城邦曾经存在过的commenda和古罗马帝国的peculium均是类似于公司的前现代商业组织形式，这些形式具备商业公司的部分特征，例如有限责任，但缺少国家提供的强有力的制度支持，这些形式未能实现资产分割和股份流通，也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内实现。
（武鸿儒 整理）
中国民商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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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欧洲专利局发布统一专利制度最新进展 | 2024年6月1日，欧洲专利局（EPO）发布统一专利（Unitary Patent）制度实施一周年后的相关进展。自该制度推出以来，EPO受理了28000多项统一专利请求，已经注册了27500项统一专利，这意味着近四分之一的已获授权的欧洲专利已转换为统一专利。
欧洲对新制度的接受程度尤其高，64.2%的统一专利权人来自EPO的39个成员国。欧洲的小公司和初创公司对统一专利表现出浓厚兴趣，仅2023年提交的统一专利占欧洲所有统一专利的35.5%。统一专利制度目前覆盖了17个欧盟成员国，尤其有利于欧洲微型实体、初创企业和学术机构的发展，并能显著提高其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新成立的统一专利法院（UPC）已受理了数百起案件，UPC判例的协调效应对于在新体系内建立法律确定性和透明度至关重要，并为用户的投资提供了可预测性。统一专利保护制度和统一专利法院的日益普及，表明统一专利制度是内部技术市场的可靠和有效的工具，也是欧洲进一步创新的有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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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www.epo.org/en/news-events/news/suc
cessful-start-unitary-patent |
1 | 突发！2700亿巨头跌停！“董宇辉”发声，东方甄选暴跌 | 中国基金报 江右
小假期后，A股、港股恢复交易，出现下跌。节前2700多亿元市值的海运龙头牛股，突发跌停；知名带货主播董宇辉最新发声，引发舆论关注，董宇辉称非常抗拒卖东西，所在公司东方甄选股价上午盘中跌超10%。不过，半导体板块逆势大涨。 上午收盘，上证指数跌1.1%，深证成指跌0.46%，创业板指数跌0.39%；半导体股集中的科创50指数逆势大涨1.52%。个股互有涨跌，2811只下跌，2338只上涨。 航运股突发大跌
2700亿市值龙头跌停
开盘后，航运股一路走低，突发大跌。上午收盘，A股中远海控、凤凰航运跌停，中集集团、招商轮船、中远海特等跌超8%。中远海能、宁波远洋、招商南油等纷纷大跌。 中远海控是航运股龙头，今天跌停前该股总市值2700多亿元。也是近期的牛股，股价一路走高。
对于今天上午航运股的暴跌，有资深私募人士表示，一方面是近期海运股表现较强，短期涨幅大存在着获利盘了结卖出；另一方面，红海危机可能解除，海运价格或将回落。
“董宇辉”又起风波
东方甄选盘中跌超10%
董宇辉在近日的一个节目中坦言，“我是非常抗拒卖东西的，实事求是，我到今天都不享受这个工作”，虽然觉得自己的工作有支撑意义，但没有喜悦，“可能本质上还是自己以前性格上的原因，过去职业的原因”。 董宇辉还表示很反感被称为“网红”。他表示：你可以说下岗教师，或者其他任何一个词都行。英语中网红被翻译成“celebrity”，它不是一个褒义词，通常都是做一些非常蠢的事情，然后去吸引眼球的，我很拒绝这两个字。 董宇辉的发声引发关注和不同的评论。在股票市场上，东方甄选的股价也出现明显波动。 今天上午，东方甄选盘中一度大跌超10%。 芯片股逆势上扬
掀起“涨停潮”
芯片、半导体产业链股票活跃。上午收盘，台基股份、同益股份、安路科技20%涨停；至正股份、万润科技、上海贝岭等涨停。消息面上，芯片代工或涨价；国家大基金三期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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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90后打工人攒够多少钱，才敢提前退休养老？ | 你好 中国基民
《你好中国基民》
是由中国基金报独家打造的访谈节目
我们把话筒递给每一位投资者
听他们讲述买基路上的喜怒哀乐
第 26 期
如果时光倒流，我最想对自己说
嘿，未来的我，记得买牛股
记得投资冠军基金，还有涨了要止盈
这一期的90后基民嘉宾
他的回答简单粗暴
“努力攒钱，还是努力攒钱”
於先生是一位康复治疗师
他的梦想不是拯救世界
而是尽早储蓄，提前退休
他理想的养老生活
是有花不完的钱
身体健康，最爱的人陪在身边
这简直是“人生赢家”的标配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揭秘
於先生为了实现他的“提前退休”
和“理想养老生活”
都做了哪些准备？
精 彩 观 点
Q
什么时候开始买基金？买的第一只基金是哪种类型？
读大学的时候，差不多10年前。那时候余额宝刚兴起，跟同学一起购买余额宝，每个月基本上父母给到生活费，都会存到余额宝里，然后消费时直接就用余额宝进行消费了。
Q
当时的盈利计划是怎样？
就是想着钱放在手里，每天能有一些增值，每天看着一步步增长的数字，早上起来会很开心。
Q
目前持仓的基金类型有哪几种？
目前我持有的基金可能比较杂，有货币基金、债券基金，包括一些养老基金，还有少部分的权益基金。
Q
目前持有的养老基金占比多少？收益怎么样？
占我总体基金的比重，在20%~30%左右，这部分基金目前是亏损的，亏损比例差不多在15%~20%左右。
Q
养老基金打算持有多久？
因为这部分基金，我是在个人养老金里面进行配置的，限于政策的原因，可能也会一直持有到我退休。
Q
作为90后，为什么会未雨绸缪去做养老的打算?
因为我本身也是从事养老相关行业的，我大学专业是康复治疗学，然后毕业之后一直就在从事与康复养老相关的一些行业，目前也是在上海一家养老院工作。
为了自己的养老生活，也会这么早的关注到养老基金，以及国家的一些个人养老金的一些政策。Q
职业对你的投资生活有哪些影响？
主要是我可能会比较关注以后养老生活的质量，包括以后持续现金流的问题。因为目前也在从事这个行业，养老也是一笔不菲的开销，对于这方面，我个人的想法是尽早储蓄、提前退休，这个也是一个比较远大的梦想。
Q
理想的退休生活是怎样的？
我理想的养老生活就是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爱，有花不完的钱，就是身体健康，然后有最爱的人陪在身边。
Q
你理想的养老生活，需要多少钱？有做哪些准备？
我初步估算了一下，可能需要好几百万，如果维持退休前的薪资水平，按照我们国家平均年龄，如果我退休之后，应该还能继续生活二三十年，金额应该在百万左右的水平。
目前一方面是靠单位，还有我个人缴的社保基金，然后我目前也有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也要往里面配置一些养老基金，还有一些养老保险。我相信这一块随着时间的不断增长，对我以后养老生活的资金方面提供一个比较大的帮助。
Q
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投资操作？
我个人有攒小金豆的习惯，会每个月或者每季度抽出一点钱，就是现在在网上购买一克那种的小金豆，然后会积少成多，随着金价的不断上涨，也形成了一笔，对于我个人来说，相当于自己的小金库。
Q
这两年市场波动较大，如何去应对？
我持仓的基金，可能因为权益类基金占比还占到50%以上，近两年下跌也是比较厉害。
随着这两年市场的下行，后期可能会考虑更多置换一些稳健型基金。Q
如果能够穿越到你买入基金的第一天，你想对那时候的自己说什么？
如果让我穿越回买基金的第一天，我可能会说努力攒钱，还是努力攒钱，本金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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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外资巨头又有大动作！ | 中国基金报记者 曹雯璟
外资巨头又有大动作！ 今日，汇丰中国官宣，已完成对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在中国内地的个人财富管理业务的收购。 汇丰中国行长兼行政总裁王云峰表示，汇丰坚定看好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并立足长远持续加大投资。本次收购完成后，可以进一步巩固在外资银行财富管理赛道的竞争优势，同时，继续全方位发挥跨境金融服务专长，支持海内外客户把握中国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机遇。 去年4月，汇丰在中国内地市场正式启动“大财富管理矩阵”策略，标志着外资金融机构首次加入大财富管理赛道。而本次收购又将成为汇丰在中国和亚洲市场进一步提升财富管理能力的又一里程碑。 汇丰完成对花旗中国个人财富管理业务的收购
6月11日，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汇丰中国”）在官微宣布，已完成对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在中国内地的个人财富管理业务的收购。 汇丰中国行长兼行政总裁王云峰表示，汇丰坚定看好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并立足长远持续加大投资。近年来，集团对内地的投入已达数十亿元人民币，其中相当一部分聚焦于高速发展的财富管理领域。本次收购完成后，我们可以进一步巩固在外资银行财富管理赛道的竞争优势，同时，继续全方位发挥跨境金融服务专长，支持海内外客户把握中国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机遇。 汇丰财富管理及个人银行业务全球行政总裁马励涛表示，汇丰致力于成为内地领先的国际财富管理机构。在汇丰中国财富管理业务保持增长势头的基础上，本次收购进一步印证了我们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并将支持我们继续协助客户优化资产配置，提升长期投资回报。 去年10月，汇丰中国宣布与花旗中国达成协议，将收购其在中国内地的个人财富管理业务，覆盖花旗中国在全国11个主要城市的个人财富管理客户的投资理财资产及个人存款，约为36亿美元（截至2023年8月）。 随着此次交易的完成，汇丰中国已承接花旗在全国11个主要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大连、成都、杭州、南京、重庆、天津和长沙）的个人财富管理客户及相关资产。同时，超过300位原花旗相关员工也已正式加入汇丰。 汇丰持续投入中国内地市场
对财富管理业务加大布局
公开资料显示，汇丰银行（中国）是一家本地注册的外资法人银行，由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全资拥有，于2007年4月正式开业，在50多个城市设立服务网点，是内地网点最多、地域覆盖最广的外资银行。 去年4月，汇丰集团在中国内地市场正式启动“大财富管理矩阵”策略，标志着外资金融机构首次加入大财富管理赛道。而本次收购又将成为汇丰在中国和亚洲市场进一步提升财富管理能力的又一里程碑。 数据显示，2023年，汇丰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财富管理投资资产比上一年增长53%，财富管理客户总数同比增长超过30%。今年一季度，集团在亚洲市场的新增投资资产净值同比增长33%至190亿美元，其中中国内地市场亦做出贡献，其同期新增投资资产净值同比近乎翻番。 汇丰中国表示，近年来，汇丰集团持续投入中国内地市场，对财富管理业务加大布局，涵盖银行端的财富管理和私人银行服务、人寿保险、资产管理及金融科技——通过“大财富管理”矩阵发挥协同效应，以“卓越理财”、“环球私人银行”、“私人财富规划”三大金融服务品牌专注财富风险管理和资产配置，同时，联结境内外教育、医养、公益传承和人文艺术四大支柱资源，服务内地核心客户群。 此外，汇丰还在人才战略上加大投入，支持业务可持续增长。汇丰中国表示，到2024年底，其“大财富管理”矩阵下的员工总数将达约6000人，不仅为财富管理行业提供优质工作岗位，还为中国内地金融市场培养国际与本地视野兼备、诚信与合规并重的金融人才。 作为集团在中国内地的旗舰机构，汇丰中国拥有外资银行中最广泛的财富管理服务网络，近年来其财富管理业务亦录得良好进展。与此同时，汇丰中国持续优化服务网络布局。2024年1月，其首家新一代财富管理旗舰网点在上海正式开业，推动多渠道时代下银行财富管理服务生态的加速转型。 在银行端之外，汇丰集团在内地的其他财富管理业务也稳步推进。例如，2023年，汇丰私人财富规划旗下汇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成为内地首家获保险经纪和基金销售双牌照的财富管理机构。 记者注意到，今年，汇丰银行（中国）还迎来新董事长。3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一则批复，表示核准廖宜建（LIAO, Yi Chien David）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任职资格。据悉，廖宜建在该行拥有长达近27年的工作经历系资深“老将”，获得监管核准前，他担任汇丰亚太区联席行政总裁，也是汇丰集团执行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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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刚刚，茅台跳水！ | 中国基金报 安曼
节后首个交易日，A股、港股纷纷低开低走。 其中，黄金股、航运股领跌。消息面上，节前伦敦金现盘中暴跌，一度跌破2290美元关口。COMEX黄金期货主力合约收跌3.34%，创下自2022年4月以来的最大收盘跌幅。国际金价下跌，投资者观望情绪浓厚，端午节期间，老凤祥等黄金品牌金店的交易清淡了许多。 此外6月11日早间，集运指数（欧线）期货主力合约快速跳水，跌超8%；2412、2502合约触及跌停。A股市场上，航运股跳水，凤凰航运触及跌停，中远海控逼近跌停。 最让投资者关注的还是白酒股开盘集体重挫，贵州茅台继上周五盘中跳水后，持续走低。 6月11日早盘，A股白酒股持续走低，截至发稿，泸州老窖、古井贡酒盘中跌超4%，贵州茅台、山西汾酒、五粮液也跌超2%。 作为白酒板块的“定海神针”，贵州茅台开盘低开低走，跌近3%。
端午节期间，飞天茅台价格不升反降。据今日酒价数据，6月8日—10日，53度500ml飞天茅台（2024年）散瓶分别为2470元/瓶、2470元/瓶、2460元/瓶。 据了解，除了直营渠道，一般大家能买到的茅台价格基本都在2500元到3000元左右，而2500元也被定义为经销商能够盈利的安全线。随着飞天茅台的价格跌破2500元，有部分经销售表示暂停收茅台所有产品。 华泰证券研报指出，短期白酒行业分化仍将加剧，但行业压力逐步释放，为长期发展蓄力；中长期行业量减价增、集中度提升、结构升级仍是主旋律。 华泰证券认为，短期看：酒企经营节奏分化延续，区域间竞争加剧，不同增长模式的酒企表现分化，去库存、稳价盘、促动销、立品牌为行业共识，判断酒企端经营节奏分化将延续，经营端和报表端压力将逐步释放；中长期看：随着消费力修复，吨价稳步提升以及价位跨越式升级的趋势有望进一步加强，行业价值与成长性有望回归。建议把握低估值机会，关注高端低估值/区域龙头经营韧性强/弹性次高端。 国投证券指出，茅台批价下行是板块的较大压制因素，股息率或成为板块配置的理由。由于高端需求疲软、茅台发货结构和节奏等原因，茅台批价仍然震荡下跌，市场担心存在金融属性反噬现象，即跌价预期不仅弱化投资需求还会促使部分收藏产品被释放在市场。我们认为当前主要矛盾还是在于需求弱，直营体系及非标产品在没有较高价差后，黄牛不再扮演分销渠道的角色，相应的产品很难有效触达到消费者端，导致价格非理性定价。如非标等产品消费场景较为小众，在放量后导致供需不平衡严重进而批价下行，在利差收窄后黄牛体系运转不开，进而加剧实际供给和需求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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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9倍大牛股，一字跌停！ | 中国基金报 安曼
6月11日早盘，近日一直备受争议的鸿博股份一字跌停。
6月8日晚间，鸿博股份在回复深交所的年报问询函中称，与北京京能、百川智能、紫光晓通的AI算力相关合同实际履行情况未能达到合同约定或原计划进度。合同金额较大且履行期限较长，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法律、法规、政策、履约能力、技术、市场等方面不确定性或风险，同时还可能面临外部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所带来的风险等，将可能产生合同无法正常履行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具体来看，上述三份合同无法正常履行的主要原因可能与GPU服务器到货延后有关。
例如，鸿博股份全资子公司英博数科已完成与北京京能约定的128台GPU设备中62台设备的交付义务（包含部分配套设备），收到款项5亿元，2023年度未确认收入，截至本回复日仍尚未达到收入确认标准。百川智能方面，英博数科与其约定三年服务合同，截至本回复日尚未开始产生收入，预计进展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延后，主因在于GPU服务器设备到货时间较原计划延后等。同时公司表示，现阶段国内缺少对大规模英伟达GPU服务器集群的可参考调试先例，英博数科技术人员可参考相关技术路径较少。 作为，去年人工智能浪潮中最大的黑马之一，鸿博股份因为收购与英伟达搭上线的英博数科而备受关注。自2020年中期算起，该股一度狂飙超过900%。随后一路下行，截至上周五收盘，该股较最高点杀跌近70%。编辑：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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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民政部通报对儿慈会有关问题调查处理情况 | 来源：新华社
民政部6月11日通报对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有关问题调查处理情况。
通报称，经查，柯某孝曾作为患儿家长接受过儿慈会救助；从2022年11月起参与儿慈会9958儿童大病紧急救助项目廊坊救助站相关工作。2023年6月至8月，柯某孝私自以“儿慈会9958项目”的名义向患儿家长筹集资金，骗取患儿家长钱款近千万元。2023年9月，因涉嫌诈骗，柯某孝被采取强制措施，目前案件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通报表示，柯某孝案件暴露出儿慈会存在内部管理不规范、9958项目操作违规等问题。经进一步调查，儿慈会还存在未按规定的业务范围进行活动、未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等违法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民政部已对儿慈会作出停止活动三个月的行政处罚，并将其列入社会组织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儿慈会相关负责人履职不力、失职失责，民政部已责令儿慈会按程序罢免相关负责人职务，并依规依纪对有关党员失职失责问题进行立案审查。儿慈会副秘书长、9958项目负责人王某涉嫌职务犯罪，经有关监察机关立案调查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通报还表示，儿慈会停止活动期间，民政部派出工作组采取有力措施，切实维护当前正在接受儿慈会救助的患儿的合法权益。民政部将督促指导儿慈会全面彻底整改，推动儿慈会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以案为鉴，举一反三，深入贯彻落实新修改的慈善法，不断完善慈善事业政策法规，全面加强对慈善组织和慈善活动的监管和执法工作，推动慈善事业健康发展。 |
1 | 官宣：选拔完成！港澳地区各有1人入选 | 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日前结束，共有10名预备航天员最终入选，包括8名航天驾驶员和2名载荷专家（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各1名载荷专家）。后续，他们将进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接受全面系统的训练。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自2022年下半年全面启动，经过了初选、复选、定选3个阶段。期间，首次面向港澳地区选拔载荷专家，得到了港澳各界和社会民众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参与。
目前，我国航天员选拔训练体系更加成熟完善，随着载人航天国际合作的深入推进，还将有国外航天员参与选拔训练并执行中国空间站飞行任务。 |
1 | 大手笔增持！ | 中国基金报 晨曦
又有控股股东公开宣布，增持！ 6月11日盘前，天风证券发布《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宏泰集团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天风证券股份，增持金额为5-10亿元。 增持目的方面，天风证券表示，是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及对公司长期价值的高度认可，为了提振投资者信心，切实维护中小股东利益和市场稳定，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此前，受市场传闻等影响，天风证券股价曾于6月7日跳水跌停。此次增持消息发布后，6月11日上午，天风证券开盘股价为2.4元/股，涨幅为1.27%，总市值为208亿元。 来看详情—— 控股股东宣布增持5-10亿元
提振投资者信心
6月11日盘前，天风证券公告称，控股股东湖北宏泰集团有限公司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集中竞价交易增持公司A股股份，拟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5亿元人民币，不高于10亿元人民币。 价格方面，该次增持计划未设定价格区间，宏泰集团将基于对天风证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并结合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逐步实施增持。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告披露日起12个月，资金来源为宏泰集团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对于增持目的，天风证券称，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及对公司长期价值的高度认可，为了提振投资者信心，切实维护中小股东利益和市场稳定，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宏泰集团拟增持公司股份。 目前，宏泰集团直接持有天风证券13.84%股份，与其一致行动人武汉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天风证券22.62%股份。 天风证券提示称，该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要求。目前公司经营情况一切正常，增持计划为增持主体的个体行为，不构成对投资者的投资建议，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有市场人士认为，宏泰集团此番增持天风证券，为市场和公司带来了实质性的利好。控股股东增加持股比例，将能够更有效地参与公司的决策过程，推动公司战略的实施和业务的发展，也有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杠杆，减少债务负担，提高公司的财务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增持公告发布后，社交平台上投资者也纷纷发帖，看好长期发展。 否认“为境外发债担保439亿元”
在此次控股股东宣布增持前，受市场传闻影响，天风证券于6月7日下午股价跳水跌停，引发关注。 6月7日当晚，天风证券发布关于市场传闻的澄清公告。天风证券表示，关注到有个别网络媒体和个人自媒体传播公司“为境外发债担保439亿元”。 对此，天风证券声明称，其于6月3日公告的为境外全资子公司天风国际证券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的境外发债业务主体（SPV）提供的3亿美元债的担保已于5月31日起履约，资金用途为借新还旧，所获得资金已用于6月5日到期境外债正常兑付。该债券获得境外评级机构投资评级。截至公告日，天风证券对天风国际及其子公司发行美元债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3.5亿美元。 据悉，该SPV是天风证券海外全资子公司天风国际的离岸融资平台，于2021年9月30日成立，主要承担债务融资、债券发行等特殊目的。该期债券获得全球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授予的“BBB-”的正面评级。该次担保主要为了满足天风国际的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其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且天风国际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担保风险完全可控。 天风证券同时提示，有关公司的重大信息请以公司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做好信息识别，理性投资，注意风险。同时，对于制造散布此类不实信息的行为，公司将保留依法追究相关企业和人员法律责任的权利，以维护公司合法权益。编辑：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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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芯片，突传利好！ | A股市场今天上午整体走低，上证指数盘中一度跌至3013.86点。
芯片股集体大涨。消息面上，1—5月，中国集成电路出口4447亿元，同比增长25.5%，出口恢复向好，行业需求逐渐复苏。
港股市场上午整体表现疲弱，主要指数不同程度下跌。不过仍有不少股票涨幅惊人，其中速腾聚创盘中一度飙涨超过70%。
A股市场整体走低 茅台股价跌近3%
今天上午A股市场整体走低，上证指数盘中一度跌至3013.86点。
板块和赛道方面，大航运板块重挫，多股盘中跌幅超过5%，其中龙头股中远海控A股盘中触及跌停，中远海控最新市值仍超过2000亿元。
消息面，6月11日，集运指数（欧线）期货主力合约“高台跳水”，盘中跌幅一度超9%；2412、2410合约盘中一度暴跌16%，触及跌停。
黄金概念股今天上午亦重挫，板块盘中跌幅一度超过3%。晓程科技盘中跌幅一度超过12%，赤峰黄金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
赤峰黄金上周五晚间发布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称，全体独立董事对拟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进行审议，形成多项决议，包括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经审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票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发行并上市”）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和核心竞争力，深入推进公司全球化战略，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同意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至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半导体、互联网、软件服务等板块表现相对较强。台基股份、雅创电子、安路科技、协和电子、上海贝岭、好上好、盛剑环境涨停，生益电子、逸豪新材等涨超10%。消息面上，1—5月，中国集成电路出口4447亿元，同比增长25.5%，出口恢复向好，行业需求逐渐复苏。
半导体板块近期频频异动，背后或许还有国家大基金三期的助力发酵。据了解，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三期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本3440亿元，成为中国芯片领域史上最大规模基金项目。前两期投资方向主要集中在设备、材料领域；为中国芯片产业的初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大市值个股方面，比亚迪今天上午走势强劲，盘中涨幅一度接近4%。
今日，贵州茅台股价开盘后持续走跌，截至发稿股价下跌近3%。对此，有媒体记者以投资者身份从贵州茅台获悉，公司已注意到股价波动，目前生产经营正常。针对茅台酒市场批价持续下跌，公司称会“实时关注”，近期销售情况正常。
港股市场上午整体表现疲弱 有股票盘中一度飙涨超过70%
港股市场上午整体走势亦疲弱，主要指数不同程度下跌。
恒生指数成份股中，东方海外国际、中国宏桥、恒隆地产、华润啤酒等跌幅居前。
恒生科技指数成份股中，东方甄选重挫，盘中跌幅一度超过11%，年内东方甄选股价已腰斩。
速腾聚创今天上午大涨，盘中涨幅一度超过70%。
深交所网站今天披露的公告显示，因恒生综合中型股指数实施成份股调整，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港通业务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港股通标的证券名单发生调整并自2024年06月11日起生效，调入速腾聚创。
公司官网资料称，RoboSense速腾聚创（2498.HK）是激光雷达及感知解决方案市场的全球领导者。RoboSense通过芯片、激光雷达平台与感知算法三大核心技术闭环，为市场提供具有信息理解能力的智能激光雷达系统，颠覆传统激光雷达硬件纯信息收集的定义，通过持续创新的机器人技术，让世界更安全，让生活更智能。截至2024年3月底，RoboSense企业员工超过1300人，总部位于深圳，并在其他多个地区和国家建立实体机构，包括上海、苏州、天津、香港，以及德国、美国等。公司的技术与产品能力以客户需求为核心，围绕芯片驱动的激光雷达硬件，同时布局人工智能感知软件技术形成解决方案，推动市场探索应用的边界，引领行业实现大规模商业化。
公司官网资料称，作为Automotive News PACE Award、Auto Sens Award、Audi Innovation Lab Champion和两届CES Innovation Award得主，RoboSense在市场上已经获得成功的基础：公司产品技术为全球多家汽车整车厂、一级供应商和各种机器人及其他非汽车行业的客户提供服务。截至2024年5月17日，RoboSense已取得22家汽车整车厂及一级供应商的超70款车型的量产定点订单，其中帮助25款车型实现SOP。截至2023年3月31日，与全球其他激光雷达公司相比，RoboSense服务的汽车整车厂和一级供应商数量最多、拥有前装量产定点车型最多及实现SOP车型最多。
责编：叶舒筠
校对：廖胜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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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点击关键字可查看潜望系列深度报道丨股事会专栏丨投资小红书丨e公司调查丨时报会客厅丨十大明星私募访谈丨29999元，本周预售！苹果AI重大颠覆！马斯克 ：禁用丨深夜，欧美股市全线下跌！黄金上扬丨刚刚！两只A股官宣“脱帽”，年内已有超20只“摘星”“脱帽”（名单）丨华为声明！丨欧洲政坛巨变，股市重挫！汇率也崩了丨直击柔宇痛点！刘姝威最新发声丨“非常痛苦！”董宇辉突然自曝丨震动金融圈！中信集团徐佐被查，中央巡视组正在巡视丨端午赴日游爆火！日元贬值，酒店涨价近一倍、奢侈品店排长龙……影响几何？ |
1 | 南粤集团董事长被查！ | 据广东省纪委监委消息：广东南粤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兴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广东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广东南粤集团有限公司官网显示，广东南粤集团有限公司是广东省唯一一家总部设在澳门的省属一级企业，旗下有粤澳合作城市综合运营服务、跨境金融服务、中医药产业园开发运营等三大核心业务板块，涵盖银行、融资租赁、基金管理、第三方支付等多种多元业态。据广东省国资委2023年5月发布的公告，广东南粤集团有限公司拥有7家二级企业、1家香港上市公司、56家三级企业。
南粤集团官网
责编：叶舒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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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首份业绩翻番半年报预告出炉，同比暴增超500！ | 三大上市猪企5月销售数据全部向好，均价同环比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首份翻倍增长的半年报预告出炉！6月10日，齐翔腾达公告了一份炸裂的2024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司预计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1.3亿元至1.5亿元，同比增长536.03%至633.88%；扣非净利润1.2亿元至1.4亿元，同比增长2027.02%至2381.52%。
齐翔腾达主营化工制造和供应链管理，甲乙酮装置设计产能26万吨/年，是全球最大的甲乙酮生产企业，国内产销份额占比70%左右；顺酐装置设计产能40万吨/年，是国内最大的顺酐装置，国内产销份额占比35%以上。
公司方面表示，报告期内，化工原料价格受供需关系影响小幅下降，产品盈利能力有所改善；且随着经济复苏，需求逐步改善，产品价格出现回暖迹象，部分产品价格同比上升，对公司半年度业绩做出重要贡献；公司国外贸易板块加大海外市场拓展，区域业务量和交易价格上涨，半年度收入和利润同比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公司2023年一季度净利润为负，半年报净利润为正，同期基数较低也是实现利润大幅增长的原因之一。公司曾对业绩给出乐观预期，2024年以来，化工行业从低谷持续回升，经营情况逐步好转，部分产品价格出现结构性上涨行情，价差有所扩大。
截至目前，A股市场中提供半年度业绩预告的上市公司共有两家（不计入次新股），且均预期净利润将实现正向增长。另一家立讯精密预计上半年实现盈利52.27亿元至54.45亿元，同比增长20%至25%。
猪价持续飙涨，养猪概念股全梳理端午节前，生猪养殖“三巨头”——牧原股份、温氏股份和新希望的5月生猪销售简报已全部发布。三大上市猪企5月销售数据全部向好，均价同环比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足以窥见近期猪肉价格涨势之迅猛。
5月，温氏股份毛猪销售均价15.83元/公斤，环比上升4.28%，同比上升10.47%；牧原股份商品猪销售均价15.52元/公斤，环比上升4.86%，同比上升9.4%；新希望商品猪销售均价15.42元/公斤，环比上升1.92%，同比上升8.59%。
进入6月后，猪价上涨趋势未止。根据华安证券6月10日研报，上周生猪价格突破18.6元，上周六全国生猪价格18.64元/公斤，周环比上升7.1%。该机构认为，本轮猪价高点值得期待。同时一、二线龙头猪企估值多数处历史低位，继续推荐生猪养殖板块。
牧原股份认为，近期猪价上涨一方面是前期生猪去产能效果的逐步显现，另一方面可能是二次育肥、压栏等因素的短期扰动。但长期来看，今年二、三季度生猪市场价格将维持比较好的表现。
证券时报·数据宝梳理显示，多家机构一致预计，2023年亏损的多只生猪养殖股2024年将实现净利润的大幅增长，像牧原股份、神农集团、温氏股份、巨星农牧、新五丰等股均有望实现扭亏为盈，且增长幅度较高。而机构预计新希望则有希望在2023年实现2.49亿元的盈利基础上继续大幅增长，预计增幅高达553.09%。
从机构持仓角度看，温氏股份、牧原股份、巨星农牧、新五丰公募基金一季度持股量居前，依次为5.39亿股、2.94亿股、1.2亿股、1.13亿股，另有多股持股量逾1000万股，仅*ST正邦未被公募基金持有。*ST正邦自6月12日开市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变更为“正邦科技”，股票交易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由5%变更为10%。
两家A股公司成功“脱帽”6月10日，ST金运、ST实华相继披露，公司股票交易将于6月11日停牌一天，于6月12日开市起复牌，并撤销其他风险警示。“ST金运”的股票简称变更为“金运激光”，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不变，仍为20%；“ST实华”的股票简称变更为“茂化实华”，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由5%变为10%。
本周多家上市公司将密集撤销退市风险警示。6月7日晚，*ST东洋公告，公司股票自6月12日开市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变更为“东方海洋”；*ST正邦自6月12日开市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变更为“正邦科技”；*ST金一自从6月12日开市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变更为“ST金一”。
与此同时，*ST富吉、ST实达、ST国安、*ST慧辰等节前发布公告的个股，也将自6月11日开市起正式完成撤销风险警示，并分别以“富吉瑞、实达集团、中信国安、慧辰股份”的证券简称进行股票交易。
此外，近期*ST莫高、ST天顺等个股均已向交易所申请撤销风险警示，并表示导致公司其他风险警示的因素已经消除，但该事项尚需交易所核准，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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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马拉维副总统飞机失联 | 来源：新华社
马拉维总统和内阁办公室10日发表声明说，马副总统奇利马当天上午搭乘的国防军飞机失联，机上除奇利马外还有9人。
声明说，失联飞机于当地时间9时17分从首都利隆圭起飞，计划于10时左右降落在该国北部姆祖祖机场。途中，飞机从雷达上消失，此后航空部门未能与飞机取得联系。
马拉维总统查克维拉已下令相关部门立即展开搜救，并查找飞机下落。
据悉，奇利马当天计划参加马拉维前司法部长卡桑巴拉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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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最高法院案例：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人因垫付工程款与分包人之间的纠纷是否仍应由建设工程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 | ⊙ 本文长约3200字，阅读需12分钟
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人因垫付工程款与分包人之间的纠纷是否仍应由建设工程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
——中国十五治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戴某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案
关 键 词：民事诉讼·管辖·专属管辖·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垫付工程款
裁判要旨：建设劳动者工资属于建设工程价款的一部分。因分包人未按照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的约定支付工人劳务报酬，致使法院判决总承包人在分包人未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时承担垫付责任，由此而引发的诉讼，应由建设工程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
基本案情：❶2017年7月21日，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增城区人民法院）受理了王某等10人诉戴某、中治建设集团劳务合同纠纷案。该院经审理认定，中冶建设集团将奥园康威广场工程分包给戴某，戴某雇请王某等人在该项目工地从事泥工工作，案外人周某代表中冶建设集团对王某等工人进行管理。做工后拖欠王某等人的工资，戴某对此亦无异议。中冶建设集团是涉案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公司，戴某是涉案工程的分包人，由戴某招聘工人从事建筑工作，双方构成建设施工的分包合同关系。戴某不具备用工资格，中冶建设集团将劳务分包给不具有施工资质的戴某，造成拖欠工人工资，存在过错。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33条第3款“分包建设工程的发包人违法分包、转包或者违法允许他人以本企业名义承揽工程发生拖欠工资的，由分包建设工程的发包人垫付劳动者工资”的规定，无论中冶建设集团是否已结清工程款给戴某，都应对戴某拖欠工人工资承担垫付责任。中冶建设集团承担垫付责任后，可另寻途径向戴某追偿。据此，增城区人民法院判令戴某支付王某等人相应劳务报酬及利息；在戴某未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时，由中冶建设集团承担垫付责任。其后，增城区人民法院依王某等10人的执行申请，在戴某查无可供执行财产后，向中冶建设集团发出缴款通知书。中冶建设集团共计垫付款项335134元。❷2020年，中冶建设集团向增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戴某返还其垫付的工人劳务报酬及利息和由此支出的律师费、案件受理费、担保费、财产保全费等合理支出的全部诉讼费用。增城区人民法院审查认为，中冶建设集团履行垫付责任后，起诉戴某返还其代为垫付的款项，本案应为追偿权纠纷。根据《民事诉讼法》（2021年修正）第24条和《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8条的规定，该案被告戴某住所地位于四川省渠县，合同履行地不明确，亦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同时，该案系追偿权纠纷，并非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不能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因此，该院对该案没有管辖权，故裁定对中冶建设集团的起诉不予受理。中冶建设集团不服，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❸2021年4月26日，中冶建设集团向四川省渠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渠县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戴某返还其垫付的工人劳务报酬及利息和由此支出的律师费、案件受理费、担保费、财产保全费等合理支出的全部诉讼费用。渠县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属于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应由建设工程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因涉案项目位于广州市增城区，遂裁决将该案移送至增城区人民法院。增城区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系追偿权纠纷，应根据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确定管辖，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专属管辖情形，遂逐级报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协商本案管辖事宜未果，将该案报清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争议焦点：本案纠纷是否应由建设工程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
裁判结果：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明确了广东省内建设工程发包人的法定支付义务，即中治建设集团除了履行涉案建设工程分包合同中明确的付款义务外，还应当履行广东省地方性法规所规定的垫付劳动者工资义务。增城区人民法院亦依照前述条例作出判决，认定“在戴某未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时，由中冶建设集团承担垫付责任”，同时载明“中冶建设集团承担垫付责任后，可另寻途径向戴某追偿”。建设劳动者工资属于建设工程价款的一部分，故本案实质纠纷系发包人中冶建设集团垫付工程款之后与分包人戴某之间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应由建设工程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据此，裁定本案由增城区人民法院审理。
实务要点：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人因垫付工程款与分包人之间的纠纷仍适用专属管辖的规定。
相关法条：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详见附件。
案例索引：❶案号：（2022）最高法民辖59号；❷审理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❸审判人员：孙祥壮（审判长）、于明、贾清林；❹裁判日期：2022年4月20日；❺来源：见孙祥壮、丁一：《中国十五冶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戴某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案——总承包人因垫付工程款与分包人之间的纠纷仍适用专属管辖的规定》，载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案例选》第七辑，法律出版社2023年版，第45-52页。
裁判文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略。
延伸阅读：
1.获得追偿权需要法律明确规定，否则相关权利的性质仍应依据基础法律关系确定。
本案中，增城区人民法院认为，中冶建设集团所承担的为债务人戴某垫付劳动者工资的责任是由《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所规定，并由法院生效裁判所确定的，具备对劳动者工资的强制性担保性质，中冶建设集团代替债务人戴某垫付劳动者劳务报酬后，依法取得代位求偿权，由此产生的追偿所垫付的款项引发的纠纷，系属于追偿权纠纷。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的精神，追偿权纠纷包含两种情况：一是担保责任追偿权纠纷，二是合伙债务追偿权纠纷。这主要是因为担保责任追偿权及合伙债权追偿权，均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民法典》第392条、第700条等明确了担保责任追偿权系保证人、物上保证人以及无效担保人均享有的一项民事权利。《民法典》第973条、《合伙企业法》第40条均规定了合伙人内部的追偿权。因获得追偿权需要法律明确规定，故本案中，中冶建设集团虽履行了垫付责任，但并不能当然认定其由此获得了追偿权。增城区人民法院认定本案纠纷系追偿权纠纷有所不当。
2.建设劳动者工资属于建设工程价款的一部分。
根据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常用的关于建设工程价款组成部分的规定有两个。一是住建部、财政部印发的《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第1条第1款规定：“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按费用构成要素组成划分为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企业管理费、利润、规费和税金。”二是原建设部《建设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价格管理暂行办法》第5条第1款规定：“工程价格由成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利润（酬金）和税金构成。”二者虽然表述不同，但内涵基本一致。就目前的成文依据和行业共识而言，建设工程价款均包括人工费，故建设劳动者工资属于建设工程价款的一部分。由此可见，本案实质纠纷系总承包人垫付工程款之后与分包人之间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故应由建设工程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
附件1：相关法条
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年9月1日修正）
第三十四条第一项 下列案件，由本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专属管辖：
（一）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年3月22日修正 法释〔2022〕11号）
第二十八条 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不动产纠纷是指因不动产的权利确认、分割、相邻关系等引起的物权纠纷。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
不动产已登记的，以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所在地为不动产所在地；不动产未登记的，以不动产实际所在地为不动产所在地。
附件2：裁判文书（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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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吉林：紧扣党的“六项纪律”开展研讨交流 | 吉林：紧扣党的“六项纪律”开展研讨交流
用党的纪律管住“案”、管住“人”、治好“院”
研究制定实施方案、举办党纪学习教育读书班、讲好廉政教育党课……党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突出学习重点，把党的纪律内化为审判纪律，用党的纪律管住“案”、管住“人”、治好“院”，推动党纪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近日，吉林高院举办党纪学习教育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4年第六次集体（扩大）学习会，通过集中学习、研讨交流、专题辅导、个人自学等方式，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和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深入研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紧扣党的“六项纪律”开展研讨交流，以“关键少数”带动党员干部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
吉林高院扎实开展警示教育，在集中观看廉政教育专题片的基础上，组织到廉政教育基地、党史馆教育基地参观学习，通过参与现场教学，促进党员干部更加深刻认识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认识腐败行为带来的严重危害。创新利用“读书沙龙”共同研学、“周分享”现场演说、“党纪学习教育专栏”展示成果等方式，引领党员干部增强纪律观念、加强自我约束，做深做实“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
同时，吉林高院推动形成责任互联互通、压力传导通畅、齐抓共管的良好格局，进一步压实“一岗双责”，推进分层分级警示谈话、集体警示教育、节日廉政提醒全覆盖，严格抓好“三个规定”落实，坚持正面引导和反面警示相结合，让铁的纪律成为审判工作的自觉遵循和行为规范，努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法院铁军。
来源：人民法院报
记者：孙兵 | 编辑：逯璐 万紫千 |
1 | 奉化法院司法建议推进“网约车”车险领域问题治理 | 近日，一场关于推进车险领域问题治理的座谈会在宁波市保险行业协会会议室召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宁波监管局、奉化区人民法院、宁波市公路运输中心、宁波市保险行业协会、宁波市网约车协会、部分网约车平台、辖区部分保险公司等面对面，针对“私家车”变“网约车”保险拒赔纠纷频发展开研讨。
近3小时讨论后，座谈会现场达成共识：宁波市辖区内的保险公司可向网约车平台提出查询申请，便于掌握上一年度所承保车辆的平台接单数量、频率等，从而为判断车辆使用性质有无发生改变以及本年度保费是否调整提供决策依据，从源头减少纠纷产生。
推动此次研讨落地的，正是奉化法院发出的一份有关维护保险行业秩序、促进车险市场健康发展的司法建议。
2023年以来，奉化法院在审理多起保险合同纠纷中发现，被保险人将家庭自用车频繁用于接单拉货或运营网约车，发生事故后保险公司以车辆使用性质改变，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为由拒绝理赔，从而引发纠纷。
据统计，截至2023年12月底，我国网约车司机注册量达657.2万人，相当于一个二线城市总人口数，仅2023年新增网约车司机数量就达148.2万人，增幅为29.1%。2023年，浙江法院受理涉及车辆使用性质改变的案件数已增加至1209件，相较2022年增幅达38%。
为助推解决源头性问题，助力新经济、新业态良性发展，奉化法院在梳理相关案件后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宁波监管局、宁波市奉化区金融发展服务中心发出司法建议。针对险种单一车主缺乏自主选择空间，车辆使用性质短期内发生改变，保险公司无法提供相应附加险的问题，建议加强分析和研判，调整保险政策，引导保险公司针对部分短期改变使用性质的车辆提供差异化承保方案，推出紧贴市场需求的商业车险产品。同时，奉化法院建议召集保险公司等相关单位召开座谈会，研讨车险市场存在的上述问题，共同推动车险政策调整。
采纳建议后，行业主管部门积极给予回应，表示将向交通主管部门反映，对家庭自用车的非法营运加大打击力度，对网约车司机加大守法宣传力度，通过共享网约车数据等方式，指导保险公司规范网约车承保流程，正确引导改变使用性质的车主按照合法合规要求及时变更登记。同时将积极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建议，根据市场实际需求，有序增加产品供给，指导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研究推出“基础+变动”组合保险产品，为顺风车等合法兼职营运网约车提供更加全面的保险保障。
关于推进车险领域问题治理的座谈研讨也在第一时间召开，各部门各单位群策群力，深化诉源治理。目前网约车平台已达成向宁波辖区保险公司开放数据查询权限的初步意向，以便于了解掌握承保车辆使用情况。
据悉，下一步各方将致力于打通网约车平台与保险公司间的信息壁垒，实现数据共享，推动传统保险行业与网约车新就业形态共促共进。
来源：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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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遴选四川破产案件一级管理人的公告 |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遴选四川破产案件一级管理人的公告
为充分发挥破产审判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功能，保障我省破产审判工作依法、优质、高效进行，根据《中华⼈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最高⼈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企业破产案件社会中介机构管理人名册编制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本院决定遴选一级管理人，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报名条件
（一）申报主体。在四川省辖区内依法设立、有固定办公场所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以及外省前述机构在四川省辖区内依法设立、有固定办公场所的分支机构。
（二）申报条件。社会中介机构已向注册地所在中级法院报名申请入库，且该中级法院推荐（被推荐机构名单见附件1）其参加本次一级管理人遴选。
同时满足上述要求的机构，可自愿向本院提出遴选申请。
二、名额计划
本次一级管理人遴选名额计划为35家。最终数量由本院根据申报工作、实际工作、复核情况等因素综合确定。
三、申报材料
申请报名的社会中介机构必须真实、准确、完整、有效地（提交要求见附件2）提交以下材料：
（一）授权委托（见附件3）
（二）承诺书及考核材料（见附件4）
四、遴选程序
（一）申报
1.申报时间：2024年6月26日（星期三）下午14:00-17:00。
2.申报地点：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蜀汉路办公区浅草书屋，资料提交人员由蜀汉路265号审判法庭安检区进入（17：00还未进入安检区的机构，不予接收资料）。
3.申报要求：符合申报条件的机构需在规定时间范围内，在规定地点现场提交密封的申报资料。资料接收工作人员核实申报机构提供的授权委托后，当场清点材料情况，并登记提交材料的机构名称、提交人、提交时间，由被授权人当场签字确认。非遴选资料提交时间段内，本院不接收任何资料。
（二）评审
本次评审采用书面评审方式进行。本院将组建评审专家组，按照本公告规定的评审项目和标准进行打分，确定申报机构的成绩并按分数高低排名。
（三）公示
根据评审得分情况确定机构排名，结合名额计划按1：1.2比例进行公示。公示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实名对公示机构提出书面异议。
（四）复核
公示期满3个工作日后，本院将对收到的异议进行整理汇总，对异议内容进行审查。被提出异议且异议复核成立的申报机构，若因分数变化影响考核排名的，根据异议复核结果重新确定前35位排名。
（五）公告
对全省管理人名单在相关互联网平台进行公告。
五、管理人的职责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管理人的职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管理人履行下列职责：
1.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2.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制作财产状况报告；
3.决定债务人的内部管理事务；
4.决定债务人的日常开支和其他必要开支；
5.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决定继续或者停止债务人的营业；
6.管理和处分债务人的财产；
7.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
8.提议召开债权人会议；
9.人民法院认为管理人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二）管理人的法律责任
管理人未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处以罚款；给债权人、债务人或者第三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六、其他事项
（一）本次遴选通过排名择优遴选，根据考核分数由高至低正向排序。总得分并列分数时，并列分数的申报机构依次按业务能力、基础能力、履职成果3个分项得分由高至低排序，若3个分项得分依次排序后仍有并列，则并列申报机构一并入册，不受名额计划限制。若申报机构数不足35家，名额按遴选的最终结果为准。
（二）机构未在规定时间内取得的条件和业绩不作为本次评审依据。
（三）本公告中涉及“以上”范围表述，均包含本数；涉及“以下”范围表述，均不包含本数。
（四）申报机构一旦发现存在弄虚作假，无条件取消遴选资格及入册资格，相关情况将通报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并建议主管部门对涉及的机构和个人给予行政处罚；如因机构自身过失填写错漏，情节严重的，取消遴选资格。
（五）总所申报的，仅申报总所的条件和业绩，不得将分支机构的条件和业绩作为评审依据申报；分支机构申报的，仅申报分支机构自身的条件和业绩，不得将总所或其他分支机构的条件和业绩作为评审依据申报。总所和分支机构，仅遴选其中得分最高的一家进入一级管理人名册。
（六）公示名单仅在本次遴选活动内有效，不做它用。
（七）本公告由本院破产案件管理人名册编制评审委员会负责解释。
咨询电话：028-87567584
监督电话：028-87567547
特此公告。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2024年6月11日
附件目录1.推荐机构名单2.提交要求3.委托授权材料4.承诺书及遴选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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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公司促销让利，员工却私下套现…… | 节日促销、周年让利、老客福利……
各式各样的优惠活动
令人眼花缭乱
最熟悉规则的收银员工
却利用职务便利
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
案情简介
2019年4月，小吴入职一家贸易公司，从事门店前台收银工作，并收到了一份《员工手册》，手册中规定：“严禁倒卖从公司购买的任何产品、券或卡，倒卖公司发放的员工福利性产品。”
2022年1月起，贸易公司举办让利促销活动，消费金额达到一定数额后，消费者可通过会员账户领取相应的电子优惠券，结算时可抵扣消费金额。
9月，一顾客在门店消费290元，小吴让顾客先将货款汇入自己的个人银行卡，当多位顾客的消费金额满足优惠门槛后，小吴再用自己的会员账户下单领取优惠券，以优惠抵扣的形式进行结算，从而套现获利。
10月，小吴再次要求另一顾客将货款370元打入他自己的银行卡，同样累计消费金额后，使用亲友会员账户的优惠券下单支付。
此后，小吴继续用这样的方式套现，共计7次，获利700余元。
12月，贸易公司发现小吴存在套现行为，以小吴破坏销售政策实施、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并通知工会。
小吴不服，申请劳动仲裁后诉至法院，要求公司支付剩余工资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共计5.1万元。
法院审理
贸易公司经过民主程序制定了《员工手册》，并告知了小吴，该手册能够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
商家开展发放消费券、消费返利等让利促销活动，目的是为了吸引更多顾客，刺激消费。小吴作为门店前台收银，熟知公司的让利促销政策，但却多次利用工作便利，私自收取顾客货款，使用自己和亲友的会员账户中的优惠券进行结算套现。虽然获利数额不大，但行为具有不正当性，破坏了公司的经营和管理秩序，严重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贸易公司据此解除与小吴的劳动合同，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法院向小吴进行法律释明后，其认识到自身行为不当，给公司造成了不良影响，自愿放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
经法院调解，双方确认劳动合同解除，贸易公司支付小吴剩余工资等费用2万余元，无需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法官说法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者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 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应合法有效。
合法有效是指规章制度的制定内容、制定程序、内容公示都要合法。规章制度的内容应当合理，不能与法律法规相抵触，不能有损害劳动者权利的内容。规章制度要经过必要的民主程序，并且要向劳动者公示。
▲ 劳动者的行为应达到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程度。
对于“严重违反”的界定，一般根据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和职责要求，从违反规章制度行为的动机、次数、后果、影响、损失等几个方面综合考虑。
“严重违反”的认定不能仅凭损失金额进行判断，如果行为存在主观恶意，给用人单位经营秩序或业务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尽管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大，也应当认为达到了“应予解除劳动关系”的严重程度，用人单位可以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图片来源于网络）
作者：祁纪运（南通中院）
徐晔桦（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
编辑：夏思纯
审核：张志平 孙烁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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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走向枫桥丨浏阳市法院园区法庭：向“新”而行 这边“枫”景独好 | 甲辰槐序，南风暖窗；三湘四水皆“枫”景，芙蓉国里尽朝晖。
近年来，湖南法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立足湖南法庭工作实际，通过创新举措、优化布局、完善机制、强化保障，人民法庭建设水平和司法服务能力稳步提升，成为连接老百姓和人民法院之间的一道知心、暖心、贴心的“枫桥”。
五月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在微信公众号开设《走向枫桥——湖南法院“枫桥式人民法庭”创建掠影》专栏，分期宣传湖南法院创建活动的开展情况和经验做法，用法庭“小切口”见证时代“大主题”，全方位展现湖南法院人民法庭的新“枫”采。
一处处建设工地热火朝天、一台台施工机械开足马力、一个个重点项目日新月异……春末夏初的浏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绿树叠翠、芳草如茵，蓝思科技、盐津铺子等2000余家企业在这里竞发争流，吹响了“突破两千亿、挺进五十强”的嘹亮号角，跃动起新时代产业创新的强劲脉搏。
浏阳法院园区法庭就位于这方“黄金宝地”，管辖“一园四镇”的民商事案件及浏阳市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涉外商事案件的立案、审判、执行等。目前，辖区有35万余人，园区现有企业2000余家，规模经济总产值1000余亿元，2023年财税收入70.35亿元，占全市财税收入70%以上，其中高新技术企业308家，产值639.5亿元。
近年来，园区法庭坚持能动司法，始终把执法办案作为服务和保障园区产业发展的重要支点，制定《关于为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司法服务与保障的意见》和《服务民营企业18条举措》，无缝对接企业司法需求，不断完善多元解纷机制，打造了兼具执法办案和治理职能的综合性基层治理平台，以司法保护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靓丽“枫”景。
关口前移 解“商愁”“一心+五站”商事调解新模式是浏阳法院特色司法品牌，获评了全国法院“十大最具品质一站式建设改革创新成果”。
园区企业多，发生涉企矛盾纠纷难以避免。在诸多矛盾纠纷化解方式中，商事调解是高效解决涉企纠纷的有力方式之一。
不久前，法庭接到了一起买卖合同纠纷，因湖南某建设公司、孙某未按期支付某建材有限公司货款178万元，该建材公司诉至园区法庭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经审查后，园区法庭立即采取保全措施，将案件委派至园区商事调解工作站调解，经过调解员的不懈努力，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并申请了司法确认。
“本以为这次要当被告了，没想到，法官和调解员这么用心，让我们保住了面子，以后还可以继续合作。”孙某感动地说。
近年来，园区法庭主动融入党委领导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大格局，加强与经开区管委会、辖区乡镇党委政府和39个村（社区）协调对接。同时在庭内成立了由“特邀调解员＋法官助理”的“老吴调解工作室”，充分发挥诉调对接“中转站”作用，让“调”往前延伸，让“解”更接地气，2023年以来，共化解商事纠纷815件。
走访企业蓝思科技开展一对一法律指导服务
在关口前移，以“调”降“诉”的同时，园区法庭也不忘“向前一步”，与重点企业建立了常态化联系机制，每年开展一对一法律指导服务，动态掌握企业司法需求，建立工作台账，定期分析研判，避免引发系统风险。一年来，走访盐津铺子、蓝思科技等企业15家，组织座谈10场，开展“法治体检”10次，帮助解决法律问题40余个。
巡回开庭
“通过商事调解，妥善化解了纠纷。走访调研，全面了解企业司法需求，建立“定制化”普法宣传，为创新主体提供精准的司法服务，以司法智慧助力园区产业经济快速发展。”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唐建国对园区法庭的工作给予高度肯定。
审执一体 护“商巢”
召开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是人民法院的职责所在。园区法庭在全省法院率先成立服务民营企业专项审判党小组合议庭，并成立知识产权案件等专业审、执团队，推行立审执一体化实体运行，为园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先后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全国法院人民法庭工作先进集体”“全国法院先进集体”。
“感谢罗法官，没想到法院仅用8天就把案子调解好了，我们已收回了购房款等4000余万元。”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法务谢某激动表示。
当事人赠锦旗表谢意
原来，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向深圳某公司购买了总价款为8500万元的房产，并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合同。双方约定，深圳市某公司应于2023年7月30日前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合同签订后，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依约支付了款项，但深圳市某公司却违约了，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遂于2024年1月8日诉至园区法庭，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购房款并支付违约金。
在党小组合议庭成员罗尹曈法官的多次沟通协调下，双方于1月16日达成了调解协议。
随着立审执一体化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感受到了该项司法服务的便利。
近日，园区法庭受理了湖南某投资有限公司与广东某建设工程公司等追偿权纠纷执行系列案。法庭先后派出两个执行小组奔赴深圳、珠海等5个城市，对15件涉工程机械执行案件采取专项行动。鉴于被执行人正处于复工复产的关键时刻，经与申请执行人协商，对11台旋挖机采取活查封措施，并对其他应付款项确定以每月支付30万元的方式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法庭执行团队干警赴浙江执行
“谢谢法官，我们不用来回跑了，‘家门口’的法庭就能够解决我们所有的法律问题，真是太方便啦！”湖南某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如是说。
自推行“立审执一体化”改革以来，园区法庭建立健全了裁判兑现可行性分析、自觉履行催告、全天候执行接待等制度，从源头上减少了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数量，真正实现了园区事园区办。近一年来，执结案件2528件，兑现执行案款1.39亿元。
综合施策 防“商病”园区法庭庭长陈钟婧表示，“企业法律意识的提升和涉企纠纷的实质化解都不能止于诉讼，需要健全综合帮扶措施。”。
园区法庭创新判后答疑和疏导工作机制，在立案大厅设立答疑窗口，及时为当事人答疑解惑，并注重类案梳理总结，发布知识产权典型案例等，切实提升涉企案件的办理效果。
郭应湘法官在给当事人释法答疑
“郭法官不厌其烦给我讲法律，说道理，让我懂得了为什么要承担责任……我不上诉了。抓紧时间准备好20多万元赔偿金。”在某涉企案件判决后，承办法官郭应湘耐心地向企业法定代表人讲明判决的理由。这是法官开展判后答疑的一个生动剪影。
“浏阳法院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以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为抓手，找准司法服务新质生产力的发力点，让法治成为企业创新的最优方案，以高质量司法护航新质生产力发展，这是我们必须做好的时代答卷。”浏阳市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李红兵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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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浏阳市人民法院
作者：陈钟婧 许玉君
编辑：以白
●老人因小狗被撞死与车主推搡，后诱发基础疾病死亡，谁来担责？判了
●“口嗨”在网上发布攻击侮辱伤害性言论，对方索赔50余万，法院怎么判？
●生育津贴低于产假前工资，产假期间遭遇解除劳动合同……法院判了！
●发生交通事故后指使妻子冒名顶替，要求保险公司赔付三者险，法院支持吗？
●当庭撕毁证据塞嘴里？法院：拘留15天罚1万！
●路边违法停车致儿童车祸死亡，车主是否要担责？法院判了！ |
1 | 1/5！ | 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示范效应，彰显海事司法在化解国际海事纠纷、维护航运秩序、促进海洋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3年全国海事审判典型案例。其中，广东高院1案入选，占全国1/5。
据介绍，该案准确理解和适用《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和我国海商法关于海难救助的规定，进一步明确船长或船舶所有人签订救助合同的法定代理权或紧急代表权的审查标准，既体现了对船长及时决定寻求救助的支持，也引导船长应当谨慎行使权利，具有明确裁判规则、不断提升海事司法国际影响力的特点。
2023年全国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案例1、利比里亚某公司与印度尼西亚某公司船舶买卖合同纠纷案
案例2、“德某”轮与“长某”轮船舶碰撞、海难救助等系列纠纷案
案例3、新加坡某航运公司与利比里亚某公司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管辖权异议案
案例4、某财保广东分公司与利比里亚某公司、福建某船务公司等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
案例5、某远洋渔业公司诉晋江市农业农村局渔业行政给付案
某财保广东分公司与利比里亚某公司、福建某船务公司等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利比里亚某公司所属“尼某”轮与福建某船务公司等所属“安某”轮在广东阳江水域发生碰撞事故，导致“尼某”轮船艏右舷锚链舱约8×6米破损，破洞在水线以下。“尼某”轮船长出具海事声明并将受损情况报告船舶管理人。经船舶管理人安排，利比里亚某公司与某救助公司签订LOF2011劳合社标准格式救助合同，“尼某”轮被拖带至湛江锚区。某救助公司在英国伦敦对利比里亚某公司及船载货物所有人提起仲裁，主张救助报酬。某财保广东分公司作为船载货物保险人，代表货方与某救助公司达成和解，支付应分摊的救助费864674.93美元。后某财保广东分公司以“尼某”轮不存在现实和紧迫危险，利比里亚某公司不当委托救助行为造成货主额外的救助报酬损失为由，行使代位求偿权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利比里亚某公司作为承运人赔偿上述救助报酬损失，福建某船务公司等作为碰撞对方船舶所有人按过错比例对其中30%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广州海事法院一审认为，“尼某”轮在碰撞事故发生后并未处在危险之中，不需要救助，某财保广东分公司在仲裁程序中放弃对救助必要性、救助费用支付合理性审查的抗辩权利，应自行承担相应后果，故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碰撞事故发生后遇险船舶的船长或船舶所有人享有签订救助合同的法定代表权或紧急代表权。“尼某”轮在碰撞事故受损后显然面临不确定的重大风险，应允许并尊重该轮船长或船舶所有人根据船舶受损情况及天气、海况等因素自主决定是否需要救助并选择合理的救助方案，否则将对船长或船舶所有人在遇险后能否及时作出救助决策产生不利影响。利比里亚某公司与某救助公司签订的救助合同符合《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和我国海商法关于海难救助的规定，不应认定其存在过错。某财保广东分公司依法取得保险代位求偿权，有权行使货方依据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向承运人索赔的权利，但利比里亚某公司有权援引海商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主张“航行过失”免责。对于案涉船舶碰撞事故造成的货物救助费用损失，某财保广东分公司有权要求福建某船务公司等按其在碰撞事故中的过错责任比例承担30%的赔偿责任，故二审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福建某船务公司等向某财保广东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典型意义
海难救助是海上运输中古老的法律制度，也是海商法特有的法律制度，对于鼓励他人对遇险船舶及货物施加救援从而避免损失发生、预防环境污染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是《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缔约国，海商法也对海难救助作出专章规定。本案对于海难救助必要性的分析，体现了对海难救助制度中“现实危险”的适当理解，即要尊重当事船舶对危险是否真实发生的判断，不能因为事后对危险程度的技术分析而轻易否定船长或者船舶所有人在紧急状况下作出的专业判断和选择，除非有充分证据证明救助明显没有必要。本案确立的审查标准有利于消除船长和船舶所有人的顾虑，让船舶在遇险后及时得到合理救助，避免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环境污染等后果，也对船长和船舶所有人如何谨慎行使权利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一审案号】（2019）粤72民初37号【二审案号】（2022）粤民终260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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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审核：黄慧辰
编校：利玥漾 |
1 | 分所专栏 | 陕西省钛行业法律服务报告（八）——应对货款拖欠，诉讼时效很关键 | ✎ 第1047篇
文 | 陕西稼轩（宝鸡）律师事务所 樊一丁
预计预览时间：9分钟
引言
重视行业研究，深度服务企业。稼轩宝鸡持续关注钛行业法律服务。买卖合同关系中，因买方欠付货款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本文希望通过以下行业案例，给广大钛行业企业带来启示：作为卖方，当遭遇货款拖欠情况，在收集好相关证据的同时应注意诉讼时效问题，避免在后续诉讼维权时，面临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而丧失胜诉权的局面。
案例1（2023）青01民终1052号
2011年12月至2013年12月间，宝鸡某钛镍公司与青海某化工公司双方各自提供《买卖合同》《购销合同》《产品销售合同》数十份，约定由钛镍公司向化工公司提供管件等货物。钛镍公司按合同约定提供了部分货物并开具了发票。化工公司分多笔向钛镍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最后一次于2013年11月支付。2022年钛镍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化工公司支付剩余货款。
化工公司主张钛镍公司索要货款已超过诉讼时效，其在收到钛镍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票并完成认证即视为双方之间已完成结算，诉讼时效期间钛镍公司从未主张过权利。而钛镍公司认为其一直在索要货款且双方未进行结算，故诉讼时效并未经过，但未能提交索要货款的相关证据。
案件结果：
法院认为化工公司抗辩钛镍公司货款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成立。驳回钛镍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案例2（2020）川15民终422号
2006年11月，宜宾T公司与宝鸡某钛业公司就镍管购买签订《买卖合同》。合同约定交货时间为当月20号，验收合格付90%款，一年内无质量问题付清剩余款项。
后钛业公司于2019年提起诉讼，要求T公司支付拖欠货款。
钛业公司向法院提供了分别于2014年、2017年向T公司出具的对账函件及相关经办人员微信沟通截图。相关函件有T公司盖章确认。T公司提出，钛业公司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限，相关函件注明了“本函为复核账目之用”，盖章不能推定为偿还已过诉讼时效债务的意思表示。
案件结果：
法院认为，钛业公司存在进行积极催收的可能性。结合函件文字表述内容及同期存在的其余催收证据材料综合认定，T公司在询证函上的签章行为，实为对债的重新确认，应当支付剩余货款。
诉讼时效问与答
问：什么是诉讼时效？为什么案例1中2013年货款支付请求没有被支持，而案例2中更早的2006年货款支付请求得到了支持？
答：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诉讼时效可以通俗理解为权利人向法院请求保护自身权利的期限。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权利人仍可以起诉，但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且经法院认为成立的，权利人的诉讼请求将被驳回。
针对卖方钛镍公司、钛业公司的支付货款诉请，案例1与案例2中，买方均提出了诉讼时效抗辩。因案例2中的钛业公司向法院提交了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相关证据（对账函件及相关微信沟通截图），买方的诉讼时效抗辩未被法院采信。
问：有哪些途径可以中断诉讼时效？电话催款是否可以？
答：比较常用的中断诉讼时效的方式包括，卖方以邮件、短信、微信等书面形式向买方主张支付欠付款项，委托律师发送函件，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关于中断诉讼时效途径的选择，建议采用书面形式，以便于事后能够证明卖方曾向买方主张过权利。
问：是否可以直接在合同中约定“买卖双方不得以诉讼时效为由拒绝履行债务”？
答：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对诉讼时效利益的预先放弃无效。即使合同中有提前放弃诉讼时效的相关约定，为避免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而得不到法院支持，仍建议及时主张权利。
问：持续地中断诉讼时效，一直向买方催款，是否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答：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原则上最长不超过20年。作为卖方，如出现货款拖欠的情况，为保护您的权利，建议妥善保管相关证据，及时主张权利。
问：对于可能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货款怎么办？
答：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不一定就会败诉，如买方不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则法院将会正常审理。一方面，建议尽可能收集曾经向买方主张权利的相关证据。另一方面，与对方进行协商，争取与买方就同意还款达成协议，如采取延期付款、分期付款等方式争取买方同意履行债务。
法律法规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百八十八条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第一百九十二条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义务人已经自愿履行的，不得请求返还。
第一百九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
（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
第一百九十七条
诉讼时效的期间、计算方法以及中止、中断的事由由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无效。
当事人对诉讼时效利益的预先放弃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二百一十九条
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八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的“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一）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名、盖章、按指印或者虽未签名、盖章、按指印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
（二）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
（三）当事人一方为金融机构，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从对方当事人账户中扣收欠款本息的；
（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对方当事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签收人可以是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负责收发信件的部门或者被授权主体；对方当事人为自然人的，签收人可以是自然人本人、同住的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亲属或者被授权主体。
- END -
编辑｜年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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稼轩文编社
分所专栏：
陕西稼轩律师事务所（西安）
陕西稼轩律师事务所（榆林）
陕西稼轩律师事务所（宝鸡）
陕西稼轩律师事务所（延安）
陕西稼轩律师事务所（西咸新区） |
1 | 盈科律师承办的多起案件荣获 LegalOne Merits评级 | 近日，国际知名商事交易及争议解决项目评级机构LegalOne发布了最新项目评级结果。截止目前，盈科律师事务所共有8个案件被授予Exemplary（典范）的荣誉性评价，11个案件被授予Remarkable（优秀）的荣誉性评价。
LegalOne是一家独立运作的全球性商业交易及争议解决案例研究及评级机构。根据项目本身的难度、复杂性、借鉴性、社会影响力、经济意义等维度作出分析评价，在全球各地法律从业者申报的项目中，其杰出的项目会获得LegalOne Merits评级认可，由低至高分为 Remarkable（优秀）、Exemplary（典范）、Distinguished（超卓）三个级别，为企业决策者提供重要参考。
获奖案例
Exemplary（典范）案例
案例名称：Beijing CTTIC Gold Card Technology sets data compliance mechanism for its clearing and settlement platform |北京中交金卡科技有限公司清算和结算平台的数据合规机制的建立
承办律师：李华
案例简介：李华律师及团队协助北京中交金卡科技有限公司，为其清算和结算平台建立数据合规机制。北京中交金卡科技有限公司系中国交通部指定的唯一的全国交通卡互联工作支持单位。该项目为建设畅通、高效、安全、绿色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提升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案例名称：CCB Fintech builds data compliance system |建行金融科技公司建立数据合规系统
承办律师：李华
案例简介：李华律师及团队为中国建设银行的金融科技公司建立其数据合规系统。在财务数据合规方面，法律小组全面协助该公司遵守中国的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和其他相关条例，并帮助公司在数据中心的运作中遵守电力使用效率(PUE)和其他绿色节能规定。
案例名称：Chinese Supreme Court grants favourable retrial to Shandong entrepreneur in equity transfer dispute | 中国最高法院对山东企业家股权转让纠纷再审作出有利判决
承办律师：张群力、奚玉
案例简介：在最高人民法院代理的邹某某与聊城某设备公司等股权转让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案，被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审并再审胜诉，成为人民法院认定隐名股东身份及是否构成虚假民事法律行为的典型案件。
案例名称：Dispute over shareholders' contributions in PPP project in China| 中国公共私营合作（PPP）项目中的股东出资纠纷
承办律师：王志强
案例简介：在公共私营合作（PPP）股东认购纠纷中，王志强律师为其当事人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争取到未能按时认缴的违规处罚的减少，挽救约2.64亿人民币。该案件是是公私伙伴关系模式下的一个共同但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涉及对合资企业出资的争议。社会资本无法遵守关于注册资本和融资进展的合同协议，特别是在承担实际建设任务时,造成了重大困难。这一案件是在这种情况下处理政府索赔的一个重要例子。
案例名称：Shanghai energy engineering company resolves multiple legal disputes involving substantial overdue payments|上海某能源工程公司涉及大量逾期付款的法律纠纷
承办律师：郭韧
案例简介：郭韧律师为上海能源工程公司解决了多起涉及大量逾期付款的法律纠纷，共涉及销售合同纠纷、涉及可转让票据的追索权以及涉及破产索赔声明等七个案件，在管辖复杂、房地产企业面临破产程序的市场环境下，为当事人护航，保护国有资产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
案例名称：Renovation of Huadu District Xinxiang Science and Innovation Centre Project|广州某村级科创工业园项目
承办律师：龙劲韬
案例简介：花都区花东镇象山村村级工业园（薪象科创中心）项目是广州市2023年度第二个完成招商的旧改项目，也是花都区扎实推进村镇工业集聚区更新改造，以点带面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践。龙劲韬律师团队接受项目方专项委托，针对招商文件编制、修订、表决、公示等工作提供合规性指引及法律意见，为实施方案批复前各项工作及招商环节提供全流程专业法律服务，助力完成实施方案批复及招商合作工作，并以细致、踏实的工作态度和专业的服务水平获得了客户的认可与肯定。
案例名称：Foshan Shunde Daliang Fubo Village Area Comprehensive Village Renovation Project |佛山某旧村庄改造项目
承办律师：龙劲韬、梁绮敏
案例简介：作为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首个旧村改造项目，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伏波片旧村综合改造项目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龙劲韬律师的团队进行了全面的尽职调查，在推进各项后续实施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工作为后续阶段的项目执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确保了项目的完全合规性，并获得了客户的认可。该项目已成为同类项目的宝贵范例，为佛山市和顺德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案例名称：Disputes between Xing Fa and Lonkey over several transactions |进口货物失窃之贸易纠纷仲裁案
承办律师：韩立德、邬锦梅
案例简介：该案是一个复杂的国际商事仲裁案件，涉及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以及仲裁程序，涵盖了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韩国的不同地区及国家的法律。韩立德、邬锦梅律师及团队在经过一年半的仲裁程序中，使得当事人的大多数主张得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支持,并为当事人节省了超过7000万元。这一案件可以作为处理一般国际贸易和争端的重要参考
Remarkable（优秀）案例
中国最高法院推翻此前对建设-经营-转让（BOT）项目回购合同纠纷（张群力、王俊林）
安徽某投资有限公司在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王志强）
江西省某国有电力企业转让其一子公司100%的股权和相应债务的法律业务（郭韧）
某电缆公司与某新材料企业之间的产品责任纠纷案 （毕强，郗亚男）
某科技股份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毕强，郗亚男）
为某中国贸易公司优化税收和降低风险案（任品蓉)
复杂家庭动态和法律风险下的资产管理案（任品蓉)
某爆破公司的付款纠纷案（龙劲韬）
李某脑出血后的监护权案（曹晓静）
某工程公司收购案（李华）
某分行收回通过互联网发放的未偿贷款案（王艺霖）
LegalOne Merits评级榜单会在全年陆续发布，盈科将跟进报道更多的获奖案例。
LegalOne荣誉性评价的授予是对盈科律师及团队的法律专业性、客户服务满意度以及法律前瞻性的认可及肯定。未来，盈科将继续扎实推进“国际化、专业化、数智化、碳中和”建设，秉承“以客户为中心、以律师员工为本、律师事务所可持续发展、党和人民满意”的发展原则；坚持法治理想，守护社会公平正义；履行社会责任；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
文章来源：盈科法律微观 |
1 | 盈科&9G全球一小时法律服务生态圈·巴西中心签约仪式圆满举行 | 2024年6月7日，盈科&9G全球一小时法律服务生态圈·巴西中心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盈科中国区总部圆满举行。原巴西外交部副部长、WTO总干事Roberto Azevedo，盈科律师事务所党委书记、主任、全球董事会主任梅向荣，盈科国际创始合伙人、全球合伙人、全球董事会执行主任杨琳，盈科全球董事会董事、综合业务部主任何宁宁等人共同出席此次签约仪式。
座谈交流
梅向荣
盈科律师事务所党委书记、主任、全球董事会主任
座谈伊始，梅向荣主任对Roberto Azevedo莅临盈科律师事务所表示欢迎。他讲到，随着两国经贸合作不断深化，巴西已成为盈科海外布局的重要区域。盈科作为一家全球化法律服务机构，致力于搭建“盈科全球一小时法律服务生态圈”，秉承“全球视野、本土智慧”，积极应对法律服务市场变化，促进律所稳步发展。截至今日，盈科全球法律服务网络已经覆盖了102个国家和地区的192个国际城市。梅向荣主任表示，期待与Roberto Azevedo领导下的9G Consulting and Advisory Services LLC（下称“9G”）携手，共同建设盈科全球一小时法律服务生态圈·巴西中心。
Roberto Azevedo
原巴西外交部副部长、WTO总干事
Roberto Azevedo表示，2024年正值中巴建交50周年，巴西是中国第九大贸易伙伴国，中国是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双方友谊深厚，合作前景广阔。通过本次座谈交流，对盈科的规模化发展、全球化布局以及专业化建设等领域有所了解，希望以本次巴西中心签约为契机，发挥盈科与9G的各自优势，共建盈科全球一小时法律服务生态圈·巴西中心。由此，通过平台共建、合作拓展、知识共享等方式，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对话，共同助力中巴两国间的合作交往，加深相互了解，激发投资与贸易潜力，推动两国经济进一步向好发展。
杨琳
盈科国际创始合伙人、全球合伙人、全球董事会执行主任
杨琳主任指出，中国和巴西互为全面战略伙伴，近年来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高层互访频繁，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巴西是中国在拉美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也是巴西重要直接投资来源国，而巴西在生物燃料、医药、通用航空的等领域企业看中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及巨大市场机遇，期待到中国投资。两国双边务实合作稳步推进，涉及制造业、农业、基础设施等广泛领域。Roberto Azevedo先生曾担任巴西外交部副部长、WTO总干事等重要职务，在巴西和其他南美国家拥有丰富的资源和经验。双方达成合作伙伴关系，具有坚实的基础和发展动力。
何宁宁
盈科全球董事会董事、综合业务部主任
何宁宁主任介绍到，盈科计划在2026年建设完成100家海外直营机构，并与国内120 家分所、国外100余家国际合作法律服务机构实现“三个100”融合发展、互联互通，为全球客户提供全球一小时法律服务响应机制。此次成立盈科全球一小时法律服务中心·巴西中心，将能够更好的服务中巴两国企业，推动双方经贸合作更加紧密。盈科将依托巴西中心，加强与当地法律机构的合作，为在巴西的中国企业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助力他们更好地适应巴西市场环境和法律规则。同时，盈科也将为巴西企业提供进入中国市场的法律支持和指导，促进两国企业间的互利共赢。
签约仪式
在与会人员的共同见证下，盈科律师事务所党委书记、主任、全球董事会主任梅向荣与原巴西外交部副部长、WTO总干事Roberto Azevedo完成了签约仪式。
至此，盈科&9G全球一小时法律服务生态圈·巴西中心签约仪式圆满结束。未来，盈科律师事务所将继续秉持“高质量发展，建设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的理念，不断提升专业化水平，提供更加全面、高效、优质的法律服务。依托盈科全球一小时法律服务生态圈，为全球客户提供跨地域、跨语言、跨文化、跨领域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
文章来源：盈科国际 |
1 | 以物抵债协议的风险提示｜建领法讯 | 来源：上海一中法院
作者：王慧媛（商事审判庭、四级法官助理、法学硕士）
以物抵债协议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与债权人达成的，当债务人未能按期清偿债务或发生约定情形时，以债务人或第三人的金钱外财产抵偿债务的协议。以物抵债协议有利于及时了结债务、化解矛盾纠纷、节约交易成本，但在司法实践中也要严格鉴别当事人约定以物抵债的真实目的，防止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并未专门对以物抵债予以明确，本司法解释第27条、第28条对以物抵债进行了规定。本文将结合司法实践，阐述以物抵债协议在签订时需要注意的要点。
以物抵债协议属于非典型合同。以是否须以物的交付作为协议生效要件为区分，以物抵债协议属于诺成合同还是实践合同，关系到以物抵债协议的成立和生效。我国司法实践采诺成合同说，当事人就以物抵债形成一致意思表示协议即成立，无须债务人或第三人实际完成抵债物的交付。
当事人要注意对以物抵债协议的合同条款内容进行审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包括物的交付时间、方式、质量保证等。一旦达成以物抵债的合意，协议即成立。
以当事人达成以物抵债协议的时间节点为标准，可对以物抵债协议进行不同区分：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具有担保性质，可称为担保型以物抵债，本司法解释第28条对其作出规定；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以清偿债务为目的，可称为清偿型以物抵债，本司法解释第27条对其作出规定。
当事人订立以物抵债协议，须注意签订的时间节点，债务履行期是否到期对以物抵债协议履行的效力会产生极大影响。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具有担保功能，要避免抵债物在缔约时的价值与实现时的价值存在较大差距；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后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具有债务清偿的功能，一般不会出现利益失衡的问题。
当事人在债务履行期满前达成以物抵债协议，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抵债物直接归债权人所有，该约定是否有效？
该约定应属无效。在这种情况下涉及担保型以物抵债协议与流押、流质的关系。流押条款（流质条款），即当事人在抵押（质押）合同中约定，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质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物（质押物）的所有权转移为债权人所有。为避免债权人乘债务人处经营困难之窘境而滥用其优势地位，原《物权法》明确规定流质、流押条款无效。《民法典》第401条、第428条则规定，财产虽然不能直接归担保物权人所有，但是担保物权人享有就该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如果直接认定以物抵债协议有效，既可能导致双方利益显著失衡，还可能存在流质（或流押）的嫌疑。
➣ 当事人起草以物抵债协议，应避免约定“债务人到期不清偿抵债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等此类表述。
➣ 当事人起草以物抵债协议，要注意物的价值和债务金额是否相当，债务金额不宜与抵债物的价值存在太大差距，需结合外部市场环境，对资产控制权所需的费用、税收成本、持有期间的资金成本及后续处置难度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
如A与B签署某工程施工合同，合同中约定工程价款共计80万元。在工程价款的结算方式方面，双方约定将某房屋抵债。
双方工程尚未完工时，如果B未办理房产过户登记，A要求B履行房产过户手续，或者要求对该房产优先受偿，能否得到支持？
如果已办理房产过户登记，A请求确认房产归其所有，或对该房产优先受偿，能否得到支持？
双方未办理房产过户登记：当事人在以物抵债协议中约定到期不清偿债务抵债物归债权人所有，该条款无效，因此A无权要求B履行房产过户手续。因抵债物欠缺权利变动公示，就该抵债物而言，A也不享有优先受偿权。同样，当抵债物成为另案执行程序标的物时，A就该抵债物不享有足以排除另案执行的民事权益，不能据此排除强制执行程序。
鉴于以物抵债在性质和功能上与买卖合同类似，双方签订以物抵债协议，类似于签订买卖合同作为原金钱债务的担保，此种情况构成“新债担保”，可以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3条，当事人可以申请拍卖标的物，以偿还债务。
双方已办理房产过户登记：此种情况构成“让与担保”，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68条来处理，也就是债权人虽然不能够享有所有权，但有权对该财产拍卖、变卖或折价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
合同签订主体应当注意，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签订的以物抵债协议具有担保属性，债务人是否已将抵债物转移给债权人影响债权人是否能够享有优先受偿权。债权人如果希望就抵债物所得拍卖价款优先受偿，需要及时办理抵债物的过户登记或者交付手续。
实践中达成以物抵债协议之后，可能作为抵债物的房屋或者股权的价值会变动较大，此时债权人是否享有选择权就非常重要。关于以物抵债协议成立后新旧债务之间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协议达成后新债成立，旧债消灭；另一种观点认为，协议达成后新旧两债并存，债权人可以请求履行新债，也可以请求恢复履行旧债。
本司法解释第27条倾向于后者也即新旧债并存说，在新债履行完毕之前，旧债仍然存续。债务人履行以物抵债协议后，旧债即消灭。债务人不履行以物抵债协议，债权人享有选择权，可以选择履行原债务或者以物抵债协议，这也符合《民法典》第515条第2款对选择之债的一般规则。
➣ 若一方因经营状况困难等原因不具备履行能力，不能寄希望于通过签订以物抵债协议来逃避、拖延原债务，原债务在履行前仍然存续，仍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合同。
➣ 债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义务，行使选择权之前，要先履行催告程序并给予对方合理履行期间。如债权人未履行前置催告程序，那么选择权并未转移至债权人。这样，一方面能够给予债务人一定缓冲时间，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抵债物价值发生较大变动，使双方权利义务过于失衡。
人民法院就以物抵债协议出具的确认书和调解书，并不意味着债权人可以据此取得抵债物的所有权。
如A公司依据《民法典》第229条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根据以物抵债协议出具调解书后主张调解书生效即取得抵债财产的所有权，能否得到支持？
A公司的诉请不能得到支持，其混淆了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的性质。对应确认之诉、给付之诉和形成之诉三种诉的不同，人民法院做出的裁判文书分为确认性文书、给付性文书和形成性文书。只有形成性文书才能引起物权变动的效果。人民法院就以物抵债协议出具的确认书和调解书是对当事人的债权债务关系作出确认的确认性文书或者赋予当事人债权请求权的给付型文书，并不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
➣ 当事人应秉持诚实守信原则签订以物抵债协议，不能通过虚假诉讼以排除第三人对抵债物的强制执行或者以此主张权利优先保护。签订清偿型以物抵债协议后，债权人并不享有新债之下抵债物的优先受偿权，与第三人仍然处于平等受偿关系。
➣ 在清偿型以物抵债中，当事人若希望抵债物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仍然需要按照法律规定的物权变动规则进行，如办理不动产过户登记等。在变更登记之前，抵债物仍属于债务人所有，债权人并不享有优先受偿权，不足以排除另案的强制执行。
如A与B于2020年3月17日签订借款合同，约定B应当于9月17日之前偿还借款，B到期后未能偿还。后双方于2023年2月签署以物抵债协议，约定B将房产过户至A名下以清偿债务。后B仍未履行，A于2024年3月请求人民法院判令B归还借款，B以原债务超出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
新债源于旧债，以物抵债约定新债作为履行旧债的一种方式，应当视为对旧债的一次主张，所以以物抵债协议的达成能够产生对旧债时效的中断效果，债权人选择履行旧债的，相对方主张旧债诉讼时效经过不能够得到支持。如果新债需要多次履行，那么只有在全部履行完毕时旧债才消灭，新债的每次履行都产生时效中断的效果。
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后签订以物抵债协议，合同双方应当注意按照约定在合理期限范围内全面履行义务，如果不履行义务或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需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不能以旧债诉讼时效经过作为抗辩依据。
附相关法律规定
《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二十七条 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与债权人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达成以物抵债协议，不存在影响合同效力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协议自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时生效。
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履行以物抵债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相应的原债务同时消灭；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未按照约定履行以物抵债协议，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履行，债权人选择请求履行原债务或者以物抵债协议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以物抵债协议经人民法院确认或者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制作成调解书，债权人主张财产权利自确认书、调解书生效时发生变动或者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以自己不享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的财产权利订立以物抵债协议的，依据本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处理。
《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 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与债权人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达成以物抵债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审理债权债务关系的基础上认定该协议的效力。
当事人约定债务人到期没有清偿债务，债权人可以对抵债财产拍卖、变卖、折价以实现债权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有效。当事人约定债务人到期没有清偿债务，抵债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但是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债权人请求对抵债财产拍卖、变卖、折价以实现债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当事人订立前款规定的以物抵债协议后，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未将财产权利转移至债权人名下，债权人主张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已将财产权利转移至债权人名下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以订立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就拍卖所得的价款与应偿还借款本息之间的差额，借款人或者出借人有权主张返还或者补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六十八条 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与债权人约定将财产形式上转移至债权人名下，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有权对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所得价款偿还债务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有效。当事人已经完成财产权利变动的公示，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请求参照民法典关于担保物权的有关规定就该财产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与债权人约定将财产形式上转移至债权人名下，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但是不影响当事人有关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的效力。当事人已经完成财产权利变动的公示，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请求对该财产享有所有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债权人请求参照民法典关于担保物权的规定对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债务人履行债务后请求返还财产，或者请求对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清偿债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债务人与债权人约定将财产转移至债权人名下，在一定期间后再由债务人或者其指定的第三人以交易本金加上溢价款回购，债务人到期不履行回购义务，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人民法院应当参照第二款规定处理。回购对象自始不存在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按照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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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主张违约金获支持后又主张赔偿损失是否构成重复起诉｜建领法讯 | 来源：山东高法、江西民事审判
关于主张违约金获支持后又主张赔偿损失是否构成重复起诉的认定
——武甲诉某村委会供用热力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诉讼标的系当事人在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或法律关系，而诉讼请求是建立在诉讼标的基础上的具体声明。诉讼标的相同，违约金、赔偿损失虽然具体数额不同，但对损失数额的认定不能决定诉的构成，二者实质上均系违约损害赔偿。违约方在前诉中已按违约金法则承担违约责任，后诉再要求违约方就同一违约行为承担损失赔偿责任，属于重复诉讼。
基本案情
武甲向济南市钢城区人民法院起诉称：2016年10月30日，武甲与某村委会签订《供暖外包合同》，承包了该村住宅小区供暖项目。自2018年起，某村委会强行终止合同，将供暖业务另行承包给案外人。某村委会的违约行为给武甲造成巨大的损失，应当赔偿。武甲请求判令某村委会赔偿损失4243108元；诉讼费、鉴定费及其他诉讼费用由某村委会承担。
济南市钢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10月30日，某村委会与武甲、武乙签订供暖外包合同，双方约定：将某村住宅小区供暖项目承包给武甲、武乙，武甲、武乙对供暖项目独立经营，并负责小区内的维修、更换管道阀门等工作，确保供暖。双方就承包费付款方式、取暖费的收取、供热故障等事项进行了约定，承包期限为15年，自2016年10月30日起；合同签订后，双方应按照合同严格履行，不得因双方法定代表人的变更而擅自解除本合同，如有违约，承担违约金100万元。合同发生争议时双方应按合同条款协商解决，双方协商不成可向法院起诉，因此造成的诉讼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败诉方承担。2016年10月23日、2017年2月23日，某村委会分别召开两委成员、全体村民代表会议，研究决定同意将本村暖气承包给武乙。合同签订后，武甲、武乙履行了2016-2017年供暖合同相关的义务，2018年某村委会不再让武甲、武乙二人经营该村供暖项目。武甲、武乙因该纠纷委托律师支付律师费3万元。武甲、武乙以某村委会法定代表人更换后单方解除合同，给其造成重大损失为由，提起（2019）鲁0117民初1012号案件，请求判令某村委会支付单方解除合同的违约金100万元及其利息，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某村委会承担。法院判决某村委会支付武甲、武乙违约金100万元、律师费3万元。某村委会提起上诉，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武乙明确表示其不再参加本案诉讼，但对武甲所采取的法律措施均予以认可。
裁判结果
济南市钢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裁定：驳回武甲的起诉。一审宣判后，武甲提出上诉。济南市中级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案例解读
禁止重复起诉原则是民事诉讼中的重要原则，是指对已经起诉、正在审理或裁判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不得再行提起诉讼的程序规则。2015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创造性地借鉴了大陆法系传统理论，明确了“一事不再理”原则，规定了重复起诉的构成要件为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请求，弥补了我国禁止重复诉讼制度的缺失。
根据条文表述，重复起诉的判断标准包含三项条件：第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第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第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在重复起诉的构成要件中，当事人是进行民事诉讼的主体，是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和应诉，要求人民法院保护其合法民事权利的人及其相对方，包括一切符合诉讼程序要求的起诉方和应诉方。诉讼标的是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请求法院予以审理的民事法律关系。诉讼请求是向法院提出的，要求法院予以判决的请求。“诉讼标的”“诉讼请求”两项要素共同构成了重复起诉识别的客观方面。在诉讼请求与诉讼标的的关系上，我国通说认为诉讼标的是直接的实体法上的权利或法律关系的主张或声明，诉讼请求是结合具体的案件对这种主张或声明的具体化。一个法律关系存在多种具体的权利和义务内容，当事人不同的具体权利主张不会造成法律关系分割，因此，认定是否构成重复起诉要综合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判断。
本案中，关于当事人，前诉与本案被告相同，均为某村委会，前诉原告为武甲、武乙，本案原告为武甲，且武乙明确表示其不再参加本案诉讼，但对武甲所采取的法律措施均予以认可，故武乙不参加本案诉讼不改变前后两诉诉讼当事人的一致性；关于诉讼标的，前诉与本案诉讼均系双方当事人履行《供暖公司外包合同》中因某村委会违约产生的争议，基础法律关系均是供用热力合同关系，前后两诉均是依据《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产生的请求权，故前后两诉的诉讼标的相同。如此，主要争点问题是主张违约金获支持后又另案主张赔偿损失是否属于重复起诉，本质上是对重复起诉构成要件之诉讼请求的剖析。
（一）实体法分析——违约金与赔偿损失的关系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对于损失赔偿额的确定问题，《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规定“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现实生活中，当事人在合同中一般会约定违约金以弥补守约方的损失，对于约定的违约金过高或过低而与损失差距较大问题，《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规定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增加或者适当减少。依照上述法律规定，根据诚实信用原则、诉讼效率原则，当事人应尽量在一次违约之诉中将全部的损失一并主张。具体到本案，武甲、武乙如认为合同约定的违约金的数额不足以弥补其损失，完全可以在前诉中要求增加至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但其并未主张，应当视为主动放弃了部分诉讼请求，当事人和人民法院均受此意思表示的拘束。
（二）程序法分析——诉讼请求是否相同的识别标准
诉讼请求是建立在诉讼标的基础上的具体声明，在采用旧实体法说理理解诉讼标的的前提下，具体的请求内容对于诉讼中识别诉讼标的及厘清其范围具有实际意义。具体到本案，前诉的诉讼请求为支付违约金，本案的诉讼请求为赔偿损失。由此可见，前后两诉均是主张某村委会承担违约责任，对此，前诉判决已经认定某村委会构成违约，且武甲、武乙未主张约定的违约金低于实际造成的损失，某村委会未抗辩违约金过高，故前诉判令某村委会承担支付违约金的违约责任。武甲基于某村委会的同一违约行为再次起诉本案主张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在前诉已对某村委会的违约责任作出认定和处理的情况下，对损失数额的认定不能决定诉的构成，且本案亦不属于前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事实的情形，故，本案诉讼请求与前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是相同的。
综上所述，依照《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的重复起诉构成要件分析，本案与前案的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同，诉讼请求实质上也相同，且本案亦不属于前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事实的情形。在前案已经认定某村委会违约，并按违约金法则承担违约责任之后，武甲再次要求某村委会就同一违约行为承担违约责任，系对同一争议事实再次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构成重复起诉。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 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
（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
（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
（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
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本文仅为交流之目的，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上海建领城达律师事务所或任何律师的法律意见或对规范性文件作出的解释，请勿仅根据本文部分或全部内容作出任何作为或不作为的决策或行为，否则因此造成的全部后果均应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如果您需要法律意见或其他专家意见，应向具备相应资质和能力的专业人士寻求帮助。如需转载或引用本文任何内容，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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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王承杰副主任兼秘书长：与贸仲一起携手各方，共商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争议解决高地 | 导言
2024年5月5日，值第26届国际商事仲裁理事会国际仲裁大会（“ICCA Congress”）在香港召开之际，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简称“贸仲”）主办的第二届贸仲粤港澳大湾区争议解决高峰论坛——“时代变革机遇”在香江之畔成功举办。
贸仲副主任兼秘书长王承杰先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先生、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务局局长梁颖妍女士、广东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刘涛先生致开幕辞，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秘书长Anna Joubin-Bret女士致闭幕辞。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和国际商事法庭法官奚向阳先生、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初先生分别发表主旨演讲。
作
为本届国际商事仲裁理事会国际仲裁大会参会规模最大的边会，来自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墨西哥、德国、瑞士、巴西、西班牙、哥斯达黎加、智利、埃及、尼日利亚等近40个法域，跨六大洲逾300位法律界、仲裁界和商界人士到场参会。
本次论坛还获得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等国际组织，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务局等政府机构，香港律师会、澳门律师公会等专业组织，以及香港总商会、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香港中华总商会在内近三十个国内外机构鼎立支持。
现将王承杰副主任兼秘书长开幕致辞现场视频回放和致辞稿收录如下：
视频回放
王承杰秘书长致开幕辞
致辞稿尊敬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林定国司长、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法务局梁颖妍局长、国际商事法庭奚向阳法官、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潘兆初首席法官、中华全国律协王清友副会长、广东省律师协会刘涛副会长：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值此国际仲裁界的奥林匹克盛会国际商事仲裁理事会大会举办之际，我们与四海宾朋相聚东方之珠香港，召开2024，也是第二届贸仲粤港澳大湾区争议解决高峰论坛。我了解到，本次论坛有来自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逾300位法律界、仲裁界专业人士参与。借此机会，我谨代表本次论坛主办方——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对各位嘉宾的光临表示热烈欢迎！对联合国贸法会、香港律政司、澳门法务局、广东省律协以及各赞助机构和近三十个国际组织在内的支持机构对本次论坛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感谢各位与贸仲一起携手各方，共商共建粤港澳争议解决高地。
2023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突破14万亿元人民币。而香港，截至二零二二年年底，外来直接投资和向外直接投资总存量依然十分庞大，分别达17.3万亿港元及17万亿港元。庞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印证香港作为主要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的地位，以及作为跨国公司管理其环球投资和业务的基地的吸引力。在此基础上，粤港澳各地的硬联通、软联通不断加强，三地合作更加深入广泛。而大湾区各地之间大量的经济社会交往，需要一流的法治营商环境予以保障。
粤港澳大湾区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推动建设，分属不同关税区域，存在不同法律体系，为世界独有，没有先例可依。面对大湾区多种社会制度和不同法律体系并存的局面，与其他争议解决方式相比，仲裁在粤港澳三地之间的规则差异最小，制度衔接最为顺畅，实践中也开展了很多有益探索：为支持跨境仲裁，香港、澳门回归中国之后，内地与港澳分别签署了多项与仲裁相关的司法协助安排，涉及仲裁保全协助以及仲裁裁决相互认可和执行，达成了全方位多维度的相互协助，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法治基础。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开发开放全面铺开，越来越多的国际优质市场主体将在区域内聚集发展，为仲裁解决争议这一方式率先联通、融通、贯通大湾区提供了难逢的契机，同时也为用好大湾区“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独特优势，不断打造大湾区争议解决高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贸仲作为中国首家涉外仲裁机构，于1956年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设立。2021年，贸仲在权威的伦敦玛丽女皇大学国际仲裁调研中被评为全球最受欢迎的五大仲裁机构之一。2023年，贸仲也在中国政法大学和法制日报社共同举办的《第三届仲裁公信力评估报告发布会上》荣获仲裁公信力评估《全国十佳仲裁机构》和《涉外服务十佳仲裁机构》，且双排名第一。
2023年，贸仲受理的案件数量和标的额均创历史新高。全年共受理案件5237件，同比增长28.17%；争议金额为1510亿元，同比增长19 %。其中，涉外案件645件，个案平均争议金额达8180万元，案件涉及88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案件中，一方为三资企业的案件有1826件，双方均为境外当事人的国际仲裁案件有62件之多，这说明，贸仲作为中国仲裁的国际品牌不仅备受境内当事人认可，也得到境外当事人的充分信任。
贸仲有一支专业化、国际化的仲裁员队伍，能够有效处理大湾区本地和走出去的企业产生的争议：贸仲现有在册仲裁员1881名，涵盖世界145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港澳台及外籍仲裁员591名，来自粤港澳三地的仲裁员共有215之多。
贸仲参与大湾区建设，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早在改革开放初期，贸仲就开始在粤港澳地区开展布局：1983年，贸仲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设立了贸仲深圳办事处（后名“贸仲深圳分会”，现名“贸仲华南分会”），是第一家在国内设立的分支机构，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第一家仲裁机构。有赖于香港仲裁界特别是律政司的大力支持，贸仲于2012年在港设立贸仲香港仲裁中心，用香港普通法程序法管理案件。这也是内地仲裁机构在香港设立的第一家仲裁机构分支机构。贸仲香港中心自设立以来，积极推动两地仲裁法律交流，助力香港打造国际法律服务中心和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同时依托香港良好的法治环境，汲取国际仲裁先进实践的经验，与中国仲裁的实践相融合，成为国际商事主体了解中国仲裁的窗口，也成为国际仲裁机构与中国商事主体沟通的桥梁。同其他普通法地区国际仲裁机构相比，效率高、费用低，平等且友善地对待中外当事人，是贸仲香港管理案件的主要特点，贸仲香港仲裁中心管理的案件几乎100%是涉外案件，案件当事人目前已涵盖20个国家和地区。贸仲独特的一委两制的架构和案件构成，亦使贸仲成为全球唯一双向使用最高院与香港律政司《保全安排》的仲裁机构。
以多年的争议解决经验以及优秀的仲裁员队伍为依托，近三年来贸仲共受理了近4000件涉及粤港澳大湾区的仲裁案件，案件争议标的达人民币超过1647亿元，其中涉港澳地区案件年均近200件，居贸仲受理的涉外案件首位。案件整体呈现出国际性强、标的大等特点。贸仲近年作出的仲裁裁决在全球范围，包括美国、加拿大、中东、俄罗斯、中国台湾等地区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执行。以上实践说明，贸仲一直以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全球化合作发展、打造争议解决高地贡献力量。
随着粤港澳地区经贸活动日益频繁，跨境商事纠纷也日渐增多，推动大湾区仲裁信息化、数字化、便利化发展是未来的一大方向。加强大湾区仲裁法律服务创新，共同将粤港澳地区建设成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中心地区，需要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各展所长，共同提升法律实务创新水平。
为适应新形势下仲裁工作发展，满足国内外当事人争议解决需求，贸仲新版仲裁规则已于今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版仲裁规则响应了数字化、智能化仲裁服务的发展需求，既体现了贸仲以往在电子化送达、线上开庭等领域积累的丰富经验，同时也提供了更快捷、更准确、更经济的解决方案，符合仲裁高效率、便利化、低成本的要求，契合绿色低碳环保时代的潮流。
新版仲裁规则修订还涉及其他30多项内容，例如完善仲裁庭自裁管辖制度，明确协商、调解前置程序不影响当事人提起仲裁申请，扩大多合同仲裁情形，完善保全措施，增加首席仲裁员产生方式，明确贸仲《证据指引》在仲裁程序中的适用，规制滥用程序权利，规定第三方资助，引入早期驳回程序等，多措并举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吸收国际仲裁最新成果，创新仲裁制度，不断增强仲裁的自治性、灵活性、公平性、高效性、便利性和透明度，切实满足当事人需要。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湾区正以坚实的步伐，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美好未来不断前进。风云际会之时，我们更要以开阔的视野和创新的思维去应对新情况、新问题。希望与各位嘉宾一道，积极开展交流研讨，共同推进粤港澳三地仲裁法律界的务实合作，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建设，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球营商环境建设贡献智慧和方案。
贸仲将进一步发挥华南分会、香港中心、广州办事处组成的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布局优势，配合贸仲总分会的全球化布局，促进域内法律文化交融、法治思想交汇，搭建跨地区、跨领域的仲裁法治融合互鉴高水准专业平台，尊重不同法域间的法治理念，推动制定辐射全球的、公平合理的国际争议解决规则。与此同时，贸仲也期待同国内外仲裁界一道，强化合作力量、畅通信息共享，携手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机遇，善用科技创新成果，提升仲裁效率，降低成本，增强透明度，共同推动国际仲裁变革，维护国际经贸关系与全球格局的稳定和繁荣。
最后，我代表贸仲再次感谢各位莅临参会，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示范仲裁条款
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均应提交海峡两岸仲裁中心，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中心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Any dispute arising from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Contract shall be submitted to the Arbitration Center Across the Straits (ACAS) for arbitration which shall be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enter's arbitration rules in effect at the time of applying for arbitration. The arbitral award is final and binding upon both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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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奚向阳法官：中国内地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积极支持仲裁 | 导言
2024年5月5日，值第26届国际商事仲裁理事会国际仲裁大会（“ICCA Congress”）在香港召开之际，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简称“贸仲”）主办的第二届贸仲粤港澳大湾区争议解决高峰论坛——“时代变革机遇”在香江之畔成功举办。
贸仲副主任兼秘书长王承杰先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先生、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务局局长梁颖妍女士、广东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刘涛先生致开幕辞，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秘书长Anna Joubin-Bret女士致闭幕辞。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和国际商事法庭法官奚向阳先生、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初先生分别发表主旨演讲。
作为本届国际商事仲裁理事会国际仲裁大会参会规模最大的边会，来自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墨西哥、德国、瑞士、巴西、西班牙、哥斯达黎加、智利、埃及、尼日利亚等近40个法域，跨六大洲逾300位法律界、仲裁界和商界人士到场参会。本次论坛还获得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等国际组织，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务局等政府机构，香港律师会、澳门律师公会等专业组织，以及香港总商会、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香港中华总商会在内近三十个国内外机构鼎立支持。
现将奚向阳法官主旨演讲现场视频回放和主旨演讲稿收录如下：
视频回放
奚向阳法官发表主旨演讲
演讲稿尊敬的潘首席法官、林司长、梁局长、王秘书长、刘会长、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很荣幸也很高兴在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一站式”机制(one-stop mechanism)成员贸仲的论坛上发言。
当前是内地(the Mainland)仲裁发展最好的时代，更好的时代也会到来。因为内地法院对仲裁，比过去甚至比许多其他法院更友好，正在进行的仲裁法的修改也有望给仲裁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
今天我简单介绍内地法院对仲裁的态度、举措，重点讨论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中的几个热点问题。内容比较庞杂，但主题只有一个，就是积极支持仲裁。
先说说司法态度。法官的价值观、心态(mindset)对法律的解释和适用至关重要。就仲裁司法审查而言，法官的基本态度是支持仲裁还是不太友好甚至抱有敌意，会导致不同的裁判结果。与过去相比，内地法院总体上更多地维护了仲裁，特别是最高法院(SPC)比以往更加积极支持仲裁。最近，很多高级法院向我们报告了商事仲裁司法审查情况，我们也到一些地方检查了相关情况。我们发现，法官们对商事仲裁的态度明显变得更加友好了。
这一司法态度的转变是有坚实基础的，是可以让人放心的。昨天下午，在香港大律师公会和港仲的论坛上，我讲了三个基础因素，包括法律要求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to respect party autonomy)、最高法院更加重视仲裁等多元化解纠纷方式（diversified settlement of disputes）、仲裁能减轻法官办案压力从而有益于法官和诉讼当事人。
在过去半年里，中国尤其重视国际商事仲裁对于涉外法制建设的重要性。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和相关政府文件都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一大背景下，法院对仲裁特别是国际商事仲裁的态度会变得更加友好。仲裁与诉讼不是竞争关系，而是美美与共。
多年来，最高法院采取了许多支持仲裁特别是支持国际商事仲裁的措施，加大对香港仲裁支持。我简要介绍几个措施。
首先，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由专门业务庭办理。最高法院民四庭(the Fourth Civil Division)加强了对法官的业务培训、信息交流，发布了指导性案例(binding cases)、典型案例(model cases)和几份仲裁司法审查年度报告。
其次，建立和完善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制度(reporting and review mechanism)。这个制度与国际商事仲裁有关的主要内容是，中级法院(intermediate courts)如果打算否定国际商事仲裁协议(arbitration agreement)的有效性(validity)，撤销(set aside)或者不予承认和执行(refus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包括香港裁决和外国裁定），应当向高级法院(high courts)报告；高级法院同意中级法院意见的，应当向最高法院报告；待最高法院审核后，方可依最高法院的意见作出裁定。报核制度与由专门业务庭办理,有一个相同的目的就是保障仲裁发展。
第三，中国国际商事法庭（CICC）办理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这个法庭是最高法院的一部分(a branch of SPC)，它办理了不少涉及国际商事仲裁的案件。报核制度发挥了很好作用，但有一个缺点就是报核过程冗长，需要逐级报告，各个法院都需要讨论，文件交换也需要时间。国际商事法庭直接审查国际商事仲裁，极大缩短了办案时间，通常说理也更充分，便于下级法院参照(follow)。
第四，内地法院和香港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provide mutual assistance in court-ordered interim measures in aid of arbitral proceedings)。这有助于促进两地的仲裁发展。
最高法院还制定了一些关于仲裁的司法解释(judicial interpretation)，公布了许多与仲裁有关的司法文件。这些措施最终需要通过裁判来落实。接下来，我们讨论仲裁司法审查中的几个法律问题，介绍相关案例。
仲裁司法审查主要是审查仲裁协议和仲裁裁决(arbitral award)。先讲仲裁协议。
仲裁协议是仲裁的基础。因此，纽约公约(the New York Convention)虽然名为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却在第二条规定了缔约国承认仲裁协议的义务。
实践中，大部分仲裁司法审查是对仲裁协议的审查。对仲裁协议的审查，既可以单独审查仲裁协议，也可以是在审查仲裁裁决时对仲裁协议进行审查，还可以因为当事人在诉讼中依据仲裁协议对法院管辖权提出异议(challenge the jurisdiction of court)时审查仲裁协议。对仲裁协议的司法审查包括两个部分：仲裁协议是否成立，如已成立、是否有效。
审查国际商事仲裁协议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确定仲裁协议的准据法(proper law)。内地的仲裁协议冲突法规则(rules of conflict of laws)与纽约公约相似，不同之处是内地法律增加了仲裁机构(arbitration institution)所在地法律作为仲裁协议的准据法。后来的司法解释又完善了冲突法规则，规定在特定情况下，法院地法律可作为仲裁协议的准据法。
准据法问题，在审查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时都会出现，案例太多了，我就不说具体案例。
仲裁协议的成立是其有效的前提。由于我们通常笼统地讲仲裁协议的效力，以致成立问题有时被忽视。比如，在过去一个时期里，有的法院不受理要求确认仲裁协议存在(existence)的申请。针对这一情况，在国际商事法庭(CICC)作出的第一个裁定里，我们首先论述了对于当事人要求确认仲裁协议是否存在的申请，人民法院应予立案。后来的司法文件明确了这个观点。
上述裁定还详细阐述了仲裁的独立性原则(doctrine of separability)，特别是仲裁条款能独立于主合同或者说合同其他条款而成立。
读者容易忽视的是，我们在这个裁定还确立了一条裁判规则，就是法院在审查仲裁协议时，尽量不判定主合同是否成立、是否有效。合同是否成立等实体问题(subject matter disputes)留给仲裁庭(arbitral tribunal)处理比较好。在确有必要时，才考虑对整个合同是否成立进行认定。“确有必要”的情况如，合同是伪造(forged)的，或者签字人无代理权。
这个裁定明确了判断仲裁协议是否成立的基本方法。判断仲裁协议是否成立，主要看当事人是否有将争议提交仲裁的合意(consensus)。仲裁协议是一种合同，应适用合同法关于要约(offer)、承诺(acceptance)的规定来判断仲裁协议是否成立。
这个案例后来成了指导性案例。这进一步表明了中国法院支持仲裁的态度。
我个人一直主张，对于一些复杂争议，如果难以确定哪种意见更符合具体法律规定，就倾向于认定仲裁协议成立和有效。尽量认定合同有效是通常的合同解释方法。近几年，尤其是在民四庭法官会议上，越来越多的法院同事采取了这种支持仲裁的态度(pro-arbitration attitude)。
仲裁协议能否约束合同签字人以外的人，也是在司法审查中常见的问题。如保险人取得代位权(subrogation)后，是否受被保险人与他人签订的仲裁协议的约束。又如公司解散后，特定关系人如财产接收人、未履行解散过程中义务的股东，是否受原公司签订的仲裁协议约束。在适用“刺破或者揭开公司面纱”(piercing or lifting the corporate veil)的规则时，公司的操控者是否仲裁协议的约束。
据我个人观察，在过去某个时期，内地法院认定仲裁协议无效的较多。根源在于内地的仲裁法。比如，仲裁法规定，仲裁协议中应当有明确的仲裁机构。2006年制定的仲裁法司法解释，对支持仲裁发展，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但现在看来，有些条文过时了。如第五条规定：仲裁协议约定两个以上仲裁机构的，无效。在近几年，我们最高法院在解释仲裁协议时，尽量不因仲裁机构的约定、同时选择仲裁或者诉讼等因素，认定仲裁协议无效。在这方面，贸仲应该是最大受益者。因为贸仲历史上变更过名称，有些当事人对贸仲现在的全称不熟悉，写错了的情况时有发生，而且贸仲在许多城市设立了分会或者中心，使得一个城市里有两个以上仲裁机构。这些都可能成为当事人异议仲裁协议效力的原因。我个人认为，当事人是否有选择仲裁的合意才是重要的，其他问题总能找到解决办法。
对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我只讲撤销涉外仲裁裁决和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事由。仲裁法规定的撤销事由和纽约公约规定的拒绝承认和执行事由(grounds)，并无实质上的不同。第一个事由是就是刚才讨论的没有有效的仲裁协议。其他事由中，我只讲仲裁庭的组成(composition of arbitral tribunal)、重新仲裁(remitting an award)和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
国际商事法庭办理的一个案件就涉及仲裁庭组成问题。在这个案件中，一方当事人要求撤销贸仲的仲裁裁决，理由是仲裁庭的组成不符合贸仲自己的仲裁规则。当事人之间的仲裁条款对仲裁庭的组成方式有明确规定。这与贸仲仲裁规则的规定不同。法院认为，仲裁协议优先（prevail）。协议优先也是贸仲的一项规则。法院裁定，仲裁庭的组成并不违反当事人约定的仲裁规则，驳回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
国际商事法庭在最近的一个裁定里，对重新仲裁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申请人申请撤销一个涉外仲裁裁决。法院认为，仲裁机构没有向一方寄送部分补充证据和质证通知，违反了该仲裁规则，仲裁裁决可以被撤销。但是，重新仲裁也是一种法定的救济方式。仲裁法对重新仲裁的规定与仲裁示范法（the Model Law）相似。
对于在哪些情况下，法院通知仲裁庭进行重新仲裁比撤销仲裁裁决更为合理，仲裁法没有明确规定。该法规定，人民法院“认为可以由仲裁庭重新仲裁的”，就可以通知重新仲裁。当然也不能过分宽松理解为，在任何情况下，法院都可以要求重新仲裁，而不裁定撤销。例如，当事人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仲裁协议或者仲裁协议无效的，重新仲裁就没有法律依据。仲裁法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申请撤销国内仲裁裁决，如果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或者被申请人对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法院可以通知重新仲裁。司法解释没用明确规定涉外仲裁裁决的重新仲裁问题。近年司法实践已对重新仲裁问题进行了一些合理和有益的探索。就本案而言，通知重新仲裁是合理的。因为本案仲裁的程序瑕疵可以通过重新仲裁弥补。重新仲裁，既能保障仲裁正当程序，又充分尊重了当事人通过仲裁解决纠纷的意愿，可以兼顾效率和公正。我们裁定中止撤销程序（set-aside procedure），并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后来仲裁庭开始重新仲裁，我们就终止（terminate）了撤销程序。
判断仲裁裁决是否构成违背社会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s）或者公共政策，内地法院一直采取严格的认定标准。通常认为，只有执行裁决构成严重违反我国法律基本原则、侵犯我国国家主权、危害社会公共安全、违反善良风俗（good morals）。我们在近几年给下级法院的许多复函（replies）里，阐述了这一点。
我举几个例子违反公共政策的例子。如仲裁中的腐败、欺诈，裁决偿还赌债。还有，如果人民法院生效裁定已经认定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协议不成立、无效、失效或者不可执行none-xistence，null and void, inoperative or incapable of being performed，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将与人民法院生效裁定相冲突的，应当认定裁决违反我国公共政策。因为这损害内地的司法权威和主权。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内地法院特别是最高法院对仲裁越来越支持。内地法院的许多司法经验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采纳，这个征求意见稿还采纳了一些贸法会仲裁示范法的规定，将更有利于仲裁发展。内地的国际商事仲裁要发展，内地的仲裁制度包括立法必须与国际上通行的接轨。与国际接轨的仲裁制度，更容易为国际商界接受。征求意见稿还不够国际化。香港律政司前司长郑若骅（Teresa Cheng）教授建议，仲裁法应该分别规定国内仲裁和涉外仲裁，涉外仲裁制度以示范法为蓝本。我很赞成她的观点。我认为以示范法为范本重构内地的国际商事仲裁制度，更容易被国际商界和仲裁界理解，能够立即大幅度提升人们对内地国际商事仲裁的信心，是最好的营销策略。
法院对仲裁更加友好了，仲裁法的修订也在进行中。我祝愿仲裁界特别是贸仲能够抓住“时代变革机遇”，发展得越来越好。
Thank you again for the opportunity to review our practice of reviewing arbitration.
示范仲裁条款
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均应提交海峡两岸仲裁中心，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中心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Any dispute arising from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Contract shall be submitted to the Arbitration Center Across the Straits (ACAS) for arbitration which shall be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enter's arbitration rules in effect at the time of applying for arbitration. The arbitral award is final and binding upon both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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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潘兆初首席法官：香港将持续支持仲裁，为大湾区域内经济融合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 导言
2024年5月5日，值第26届国际商事仲裁理事会国际仲裁大会（“ICCA Congress”）在香港召开之际，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简称“贸仲”）主办的第二届贸仲粤港澳大湾区争议解决高峰论坛——“时代变革机遇”在香江之畔成功举办。
贸仲副主任兼秘书长王承杰先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先生、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务局局长梁颖妍女士、广东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刘涛先生致开幕辞，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秘书长Anna Joubin-Bret女士致闭幕辞。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和国际商事法庭法官奚向阳先生、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初先生分别发表主旨演讲。
作为本届国际商事仲裁理事会国际仲裁大会参会规模最大的边会，来自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墨西哥、德国、瑞士、巴西、西班牙、哥斯达黎加、智利、埃及、尼日利亚等近40个法域，跨六大洲逾300位法律界、仲裁界和商界人士到场参会。本次论坛还获得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等国际组织，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务局等政府机构，香港律师会、澳门律师公会等专业组织，以及香港总商会、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香港中华总商会在内近三十个国内外机构鼎立支持。
现将潘兆初首席法官主旨演讲现场视频回放与主旨演讲稿收录如下：
视频回放
潘兆初首席法官发表主旨演讲
演讲稿Mr Wang, Mr Lam, Ms Leung, Mr Liu, honour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It is a pleasure and a privilege to have been invited to give this Keynote Speech at the 2024 CIETAC Greater Bay Area Summit. It has been five years since the inaugural Greater Bay Area Summit was held in 2019. In that time, much has changed. It is thus an appropriate and opportune moment not only to take stock of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but also to consider the opportunities they present.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moment to thank CIETAC for all their efforts and arrangements, and congratulate them on what promises to be a most useful and insightful Summit.
As outlined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will continue its active integration into overall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onsolidate and enhance its development in respect of the ‘eight centres and four pillars’, that is, eight key areas and four pillar industries. Hong Kong’s eight centres are: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centre; an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centre; an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 an international shipping centre; an international aviation centre; an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ing centre; and an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legal and dispute resolution services. The four pillar industries of Hong Kong remain financial services; tourism; trading and logistics; and professional and other producer services. These centres and pillars are not, of course, separate from one another, but rather overlapping and inherently intertwined, underscored by Hong Kong’s common law tradition and strong rule of law.
It is universally accepted and a matter of historical fact that the rule of law has and continues to underpin Hong Kong’s economic success. Under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rinciple,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remains a common law jurisdiction with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civil law system. This visionary approach, for one country to accommodate more than one legal system, coupled with Hong Kong’s two official language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enables Hong Kong to enjoy an entirely unique position as the only common law jurisdiction with deeply rooted connections to both the Mainland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is unique position equips Hong Kong to not only act as a 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but also to serve as the ideal forum for resolving disputes between parties in the Mainland, Hong Kong and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s a renowned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legal and dispute resolution services, Hong Kong provides impedus to the developments of the other seven key areas and four pillar industries. Please allow me to elaborate.
Under the Basic Law, the independence of Hong Kong’s Judiciary is guaranteed. Hong Kong’s impartial, independent and transparent judicial system ensures that there is a sound legal foundation and an authoritative forum for the resolution of disputes. This in turn creates a level playing field for individuals and business entities, who can be confident that the laws of Hong Kong are open and certain and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protected, and their interests will be protected and disputes resolved fairly. This leads to a secure environment in which trade can take place, investments can be made, and business can be done. The fact that disputes will be resolved by the courts of Hong Kong impartially, independently, without interference, fear, favour, bias or deceit instils confidence i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s a place for business.
Having said that, parties may not always choose to resolve their disputes by bringing them to court. There are sound reasons for parties to wish to have their disputes resolved by other means, including time, cost, confidentiality, limitations as to the types of award the court may give, and the fact that court proceedings are so adversarial and entrenching of parties’ positions that they may not be able to work together again after a court battle. Thus, to address those legitimate concerns, Hong Kong offers well-established alternative means of dispute resolution. This has been an area of continuing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 the last couple of decades, resulting in increasing use of alternative means such as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Of particular pertinence to today’s Summit is of course arbitration. According to the Chambers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23 Guide, the five most preferred arbitral institutions are 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 London Court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nd the Chines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Arbitration Centre. Thus, three out of the five preferred institutions are located in Asia, with the SIAC reporting 357 new case filings, and 515 new case filings for the HKIAC.
Arbitration in Hong Kong is well supported by the Judiciary. In Hong Kong, arbitration and litigation are basically complimentary in relationship and in role. The benefits of arbitration are familiar to us all, including party autonomy, confidentiality, finality, the binding nature and enforceability of arbitral awards. Arbitration is able to bridge parties and resolve disputes across different jurisdictions where the courts cannot. Parties involved in a commercial deal may not be familiar with the laws of transaction or the litigation process in each other’s jurisdiction, making litigation an unattractive and even daunting option for dispute resolution. Arbitration provides an alternative forum dispute resolution that both sides may be equally familiar and comfortable with. That is particularly the case where a party to the dispute is a state or state-owned enterprise, where confidentiality may well be a determinative factor in choosing the option for dispute resolution. The courts of Hong Kong are empowered under the Arbitration Ordinance to support arbitration by: upholding arbitration clauses; appointing arbitrators where necessary; enforcing interim measures; enforcing arbitral awards; and in limited circumstances, providing an avenue for appeal.
Arbitration is a private method of dispute resolution, created by agreement between the parties. This agreement is usually entered into pre-dispute, but agreements to submit a dispute to arbitration may also by entered into post-dispute. The fact that it is a form of dispute resolution created by agreement is critical. The parties themselves potentially exercise much control over the way their dispute will proceed. The rules to be followed during the arbitral process are by choice of the parties, and what rules to follow is an important one. The rules must be sufficiently detailed to anticipate the developments that may arise during the course of arbitration, yet flexible enough to ensure that all the benefits of not taking the dispute to court continue to be enjoyed by the parties. Most importantly, where the arbitration concerns a dispute in a new or developing area of business or commerce, they must be sufficiently innovative to cover such subject matter.
Here, the New Edition of the Arbitration Rules of CIETAC (2024) come into focus. One of the sessions during this Summit will present the highlights of the 2024 Edition of these Rules, and so it is unnecessary to go into too much depth at this stage. Nonetheless, a number of highlights are worth touching upon, as they reflect some key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nd other areas which are pertinent for disputes which may arise in growth industries.
The New Edition of the CIETAC Arbitration Rules sees the introduction of third party funding. This brings the CIETAC Rules in line with the rising trend in jurisdictions worldwide, including Hong Kong, to allow third party funding in arbitration. As mentioned, costs can be a concern when engaging in dispute resolution, whether before the court or an arbitral tribunal. However, experience suggests that start-ups, 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who wish to protect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by way of arbitration may not have the deep pockets or the liquid capital to engage in arbitrati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ird party funding for arbitration enhances access to arbitral justice under the CIETAC Rules. This strengthens dispute resolution under the auspices of CIETAC arbitration, and also helps encourage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smaller sized enterprises by ensuring they have greater access to arbitration that can be funded by third parties. Under the new CIETAC provisions, parties have to inform the arbitral tribunal about third party funding, and the funding may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deciding the issue of costs. For transparency’s sake, the economic interest of the third party funder will also be disclosed, which helps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other party. CIETAC had already developed its own Guidelines for Third-Party Funding, some of which were in turn incorporated into thei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Rules. This is thus a welcome development, and one may anticipate that third-party funded arbitrations will become increasingly common in future.
Another development in the CIETAC Rules which will help manage costs is that of early dismissal. Under the new Rules, arbitral tribunals may at the request of one side, dismiss the whole or part of the other side’s claim on the grounds that the claim is manifestly without legal merit or outside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tribunal. This again brings the CIETAC Rules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trends. More importantly, it ensures that the resolution of disputes under CIETAC arbitration will avoid unnecessary expenditures of time and costs on matters or issues that are utterly without merit. However, claimants are also protected from unmeritorious applications for early dismissal as tribunals may require the party applying for early dismissal to submit justifiable grounds in support of the application. By allowing for early dismissal, the arbitration process under CIETAC Rules will potentially become much more cost effective, and the resolution of disputes will also be more efficient, which is conducive to business interests.
Furthermore, several important amendments have been made to the procedure under the CIETAC Rules. These also reflect important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that will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arbitral proceedings.
First, preservation measures or conservatory measures will now be accepted by CIETAC and forwarded to courts both in and outside the Mainland. Such measures may be sought even before a notice for arbitration has been issued. This means that measures to preserve assets outside the RPC can now be taken under CIETAC arbitration. This provides parties with much more security for future enforcement of arbitral awards. The availability of a wider scope for such measures will gives parties much greater assurance that there will be sufficient resources to satisfy any award in their favour. It will also enable arbitral tribunals to respond in a timely manner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parties prior to arbitration and prevent the dissipation of assets or take other measures for the purposes of frustrating an arbitral award. This is tremendously helpful in cross-border or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bitration.
Second, parties to a CIETAC arbitration may now apply for interim measures, as the new Rules provide that interim awards on any issue may be made by the arbitral tribunal. Such awards are not final, but deal with issues that may arise in subsequent proceedings, including questions on the law governing the arbitration, and the language the arbitration should take place in. This again brings the CIETAC Rules in line with comm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practice, as well as enhancing the procedural efficacy of CIETAC arbitration. The protection of rights in this way may serve to greatly assist, for example, parties to an arbitration involv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ird, the new CIETAC Rules also provides for multi-contract and consolidation of arbitrations, building upon the previous provisions that allowed for connected disputes or disputes arising out of ancillary contracts to be resolved in one arbitration. This is now expanded to include contracts involving related subject matter, which may be joined even after the commencement of an arbitral case under the Rules. The relaxation of restrictions against consolidation will lead to greater efficiency when arbitrating complex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trade disputes, which often involve connected contracts but with minor variations of legal relationships or even parties. This means that the CIETAC Rules further lend themselves to investment and trade arbitrations.
Fourth, since the pandemic, dispute resolution has had to adapt to being moved online, with communication taking place electronically and digital tools being used to present cases. In response, the CIETAC Rules have been updated to accommodate the needs of online arbitration. In particular, requests for arbitration can now be submitted electronically via CIETAC’s online case filing system, and service of all documents, notices and other materials for arbitration proceedings may now be validly served via electronic means. This includes email, but also other information systems accessible to the parties, particularly CIETAC’s own digitised information exchange system. Submission of hard copies of documents are no longer compulsory. Moreover, arbitral tribunals are now empowered to conduct hearings virtually or by other means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rather than in person orally, with administrative and logistical support for virtual hearings being provided by the CIETAC Arbitration Court. Arbitrators may now sign arbitral awards electronically, and awards may also be delivered in electronic form where the parties agree to do so. The digitisation of CIETAC arbitral proceedings in this way will make the proceedings a much more attractive option for cross-border and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particularly for parties from different jurisdictions.
The innovations introduced to the CIETAC Rules in support of arbitration demon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the strength of dispute resolution is to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Without these innovations to increase the accessibility and flexibility of arbitration,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may not feel comfortable with their options in respect of resolving their disputes. Thi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t an international level, with cross-border investment and transactions. The work that CIETAC has invested in evolving their Arbitration Rules is an effort well-spent, and will no doubt to bear fruit swiftly.
As Chines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SAR’s economies continue to grow and develop, so too must the methods of dispute resolution continue to evolve and keep pace with the issues that such growth and development give rise to. Innov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sses underpin new industries and business formats, including the growth of new energy vehicles and other scientific, technological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driven markets, and the challenges of this digital age, including the digital economy, protection of data and privacy, and the movement of data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Just as the courts stand ready to render justice in cases that arise out of these areas, so too must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methods adapt and change to accommodate these emerging markets and technologies.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and markets inherently present new challenges for those involved in their regulation and the resolution of disputes that arise out of them. What is most critical is to embrace the challenges as opportunities. Change may not always be comfortable, but adaptation is necessary to ensure not just survival, but success in future.
On this note, I wish this Summit and all its speakers every success, and once again thank our organisers for putting together such a forward-thinking and cutting edge programme!
Thank you.
示范仲裁条款
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均应提交海峡两岸仲裁中心，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中心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Any dispute arising from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Contract shall be submitted to the Arbitration Center Across the Straits (ACAS) for arbitration which shall be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enter's arbitration rules in effect at the time of applying for arbitration. The arbitral award is final and binding upon both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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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支持活动 | GAR Live Shanghai | 27 June 2024 | 示范仲裁条款
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均应提交海峡两岸仲裁中心，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中心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Any dispute arising from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Contract shall be submitted to the Arbitration Center Across the Straits (ACAS) for arbitration which shall be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enter's arbitration rules in effect at the time of applying for arbitration. The arbitral award is final and binding upon both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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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终本案件没人管？法官：执行到底！ | 什么是“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终本”是指在执行案件办理中，执行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对于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或者查到财产暂时不能处置的案件，暂时终结案件本次执行程序的一种结案方式。
为什么要以“终本”方式结案？
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官会通过执行系统中的网络查控模块对被执行人的可供执行财产情况进行查询，依法对被执行人名下的房屋、车辆、工商股权、证券账户、银行存款、理财产品、支付宝账户、微信账户、公积金账户等财产账户信息进行查控。并结合线下查询方式对被执行人可供执行财产状况进行相关查询确认。被执行人确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的，或者查到财产暂时无法进行执行时，案件在执行法官对被执行人下达限制消费令，并将符合条件的被执行人依法纳入失信惩戒名单后，人民法院会依法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可是，终本后法院就不“管”了吗？当然不是！
申请人
我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钱还没到工作人员就通知我，案子要“终结本次执行”，这是什么意思呢？
法官
很多申请执行人以为案件“终本”就是法院不管案件了，那“终本”到底是什么意思？通过案例告诉你。
以案释法
2020年，小刘向朋友小王借款5万元。到约定还款期限后，小刘以各种理由推脱拒还。2022年，小王一纸诉状将昔日好友诉至法院。法院依法判决小刘偿还借款本金5万元及利息。判决生效后，小王申请强制执行。该案件执行立案后，被执行人小刘却“人间蒸发”一般，换掉了手机号，拒绝与申请人及法院沟通。执行过程中，承办法官发现，被执行人小刘名下确实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且申请人小王无法提供小刘名下其他财产信息，在将小刘限制高消费和纳入失信人名单后，该案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2024年5月，在该案件终本一年后，万柏林法院干警接到中院“执行110”接警电话称该案件被执行人在太原出现，申请执行人现已准确掌握其行踪。法院干警接到通知后，立即与中院“执行110”干警对接，将被执行人带回法院。经过承办人释法明理，被执行人有所松动，主动向申请执行人履行部分案款并与申请人就后续案款履行达成和解，同时寻找3名担保人对和解方案的履行提供担保，双方当事人顺利和解。
“终本≠终结”，终本只是暂时终结案件的执行，并没有免除被执行人的义务。案件可以终本，但法院执行工作不会停止。
法院对被执行人采取的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消费等措施仍然有效。案件“终本”后，执行法院每6个月都会通过全国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一次被执行人的财产，发现财产的，法院将依职权恢复执行。申请人发现被执行人财产的，可以随时申请恢复执行，让案件重新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法院告知各位申请人
1
案件终本后，一旦您发现被执行人的财产或行踪线索，例如被执行人的实际居住地；被执行人名下车辆的所在位置；被执行人出租自己名下的车辆、房屋等财产获取的收益；被执行人违反限制消费令、逃避执行的行为时，请及时拨打案件承办人办公电话或打太原法院“执行110”热线（0351-5678110），法院将依法对被执行人采取迅速果断的强制措施。
“终本”不是终止，更不意味着终点。
法院告诫各位被执行人
2
法院告诫妄图逃避执行的被执行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将执行拖成“执刑”。对于拒不履行执行义务的被执行人，我们将长线追踪、永不言弃！
相关法条链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六条中明确规定了六种情形可以“终结本次程序”方式结案。
（一）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申请执行人书面同意人民法院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
（二）因被执行人无财产而中止执行满两年，经查证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
（三）申请执行人明确表示提供不出被执行人的财产或财产线索，并在人民法院穷尽财产调查措施之后，对人民法院认定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书面表示认可的；
（四）被执行人的财产无法拍卖变卖，或者动产经两次拍卖、不动产或其他财产权经三次拍卖仍然流拍，申请执行人拒绝接受或者依法不能交付其抵债，经人民法院穷尽财产调查措施，被执行人确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的；
（五）经人民法院穷尽财产调查措施，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或虽有财产但不宜强制执行，当事人达成分期履行和解协议，且未履行完毕的；
（六）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申请执行人属于特困群体，执行法院已经给予其适当救助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规定（试行）》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已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责令被执行人报告财产；（二）已向被执行人发出限制消费令，并将符合条件的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三）已穷尽财产调查措施，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发现的财产不能处置；
（四）自执行案件立案之日起已超过三个月；
（五）被执行人下落不明的，已依法予以查找；被执行人或者其他人妨害执行的，已依法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已依法启动刑事责任追究程序。
第四条本规定，第一条第三项中的“发现的财产不能处置”，包括下列情形：
（1）被执行人的财产经法定程序拍卖、变卖未成交，申请执行人不接受抵债或者依法不能交付其抵债，又不能对该财产采取强制管理等其他执行措施的；
（2）人民法院在登记机关查封的被执行人车辆、船舶等财产，未能实际扣押的。
第九条规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向执行法院申请恢复执行。申请恢复执行不受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限制。执行法院核查属实的，应当恢复执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的五年内，执行法院应当每六个月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一次被执行人的财产，并将查询结果告知申请执行人。符合恢复执行条件的，执行法院应当及时恢复执行。
来源：万柏林法院
编辑：白洁
往期回顾
法制副校长于昌明送法进校园
一年接听电话503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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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青城枫桥·院长谈丨周燕：以能动履职写好诉源治理“大文章” 做优“4+2+2+1”工作机制 打造诉源治理新样本 | 图丨回民区人民法院 党组书记、院长 周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始终坚持“抓前端、治末病”的诉源治理理念，不断增强“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的自觉和能力，将诉源治理融入民事、刑事、行政审判各领域，贯穿立审执各环节，形成了诉源治理的“4221”工作机制，促进矛盾纠纷化解于源头，将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向前延伸落地。
01坚持四项原则
确保法院工作方向
坚持四项原则即坚持党的领导、强化司法保障、统筹一体推进、坚持分级治理。党的领导是推进诉源治理的根本保证，回民区人民法院始终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将司法职能主动融入党委领导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大格局，全面建成由党委领导的矛盾纠纷源头治理新格局，引导群众在法治轨道上参与治理、主张权利、解决纷争，最大限度提升解纷效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解纷需求。
02依托两个团队
确保服务群众即时有力
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是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提升维护社会稳定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方式。回民区人民法院主动适应新形势要求，先后成立“诉调对接团队”与“速裁团队”，以特色调解室化解特定类型案件，将更多纠纷化解在早、化解在小、化解在萌芽，为人民群众提供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纠纷化解途径，有效发挥调解在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中的基础性作用，推动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03强化两个抓手
推进诉源治理科学化
一是以审判管理为抓手。依托“诉讼服务中心信息平台”质效评估指标，激发法官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坚持目标导向，推进诉源治理工作高质量发展。二是以服务辖区经济社会发展为抓手。持续做实能动司法履职，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向前一步做好“截流”工作，跳出“办理”看 “治理”，深刻把握“当下自己苦一点”和“长远共同多受益” 的关系，下决心把更多精力、资源投入到诉源治理工作中。
04打造一个法庭
绘就商圈解纷新枫景
改革发展稳定，离不开法治护航；经济社会建设，需要法治保障；百姓平安福祉，依靠法治守卫，基层治理的意义在于“防之于未萌，治之于未乱”。2023年，回民区人民法院“攸攸板法庭”报请更名为“中山西路人民法庭”，新法庭地处呼和浩特市最繁华的中山路商圈核心地段，经济繁荣，产业汇聚，法庭定位“巡、立、审、调、执、教”六大功能，推动商圈纠纷就地解决，同时法庭法官肩负“小巷法官”职责，为商圈商户及企业提供及时高效的法律服务，促进矛盾就地调处。
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将在党委领导下，不断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时刻以“如我在诉”的为民情怀和行动自觉，最大限度将矛盾吸附在基层、化解在萌芽，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本期编辑：何佳俊
▌稿件来源：回民区法院
▌投稿邮箱：hhhtszybgs@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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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离婚协议中关于房产归属的约定可否排除强制执行的认定 | 离婚协议中关于房产归属的约定可否排除强制执行的认定
——孔某诉某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
裁判要旨
案外人依据离婚协议书约定所享有的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属于债权请求权，并不当然优先于申请执行人享有的债权请求权。对于离婚协议书对共同共有房屋所有权的分割约定是否能够排除强制执行的问题，人民法院可基于双方权利的性质、权利内容及形成时间、权利取得有无过错等因素，结合具体案情，对双方享有的权利进行实体审查后作出相应判断。
基本案情
孔某向曲阜市人民法院起诉称：曲阜市某街道某号房屋系孔某与被执行人马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双方离婚时，协议约定该房屋归孔某所有。离异前，马某私自用案涉房屋为曲阜某商贸公司在中国银行曲阜支行的贷款提供抵押担保，该抵押行为应属无效。孔某向曲阜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请求解除对该房屋的查封，被法院裁定驳回。故孔某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请求法院确认孔某对曲阜市某街道某号房屋具有所有权，并停止对上述财产的执行。
某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辩称：其公司经合法受让中国银行曲阜支行的债权，成为本案申请执行人。案涉房产登记的所有权人系马某单独所有，且已办理了抵押登记，中国银行曲阜支行构成善意取得抵押权，申请执行人对案涉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孔某长达六年未提出异议，在法院准备拍卖案涉房产时提出异议明显具有恶意，孔某的诉请应予以驳回。
曲阜市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孔某与马某于2010年3月10日登记结婚。2013年7月12日，马某购买曲阜市某街道某号房屋，登记信息显示为马某单独所有。后因曲阜某商贸公司向中国银行曲阜支行贷款，马某以上述房产提供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2017年1月6日，孔某与马某协议离婚，约定位于案涉房产归孔某所有。二人离婚后未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案涉房产仍登记在马某名下。因中国银行曲阜支行诉曲阜某商贸公司、马某等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曲阜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确认中国银行曲阜支行对案涉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后某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从中国银行曲阜支行处受让案涉债权，成为该案申请执行人。因曲阜法院裁定拍卖案涉房屋，孔某遂提出执行异议，申请解除对案涉房屋的查封。曲阜法院对此异议作出执行裁定书，认为案涉房屋未登记变更房屋所有人，孔某并非案涉房屋权利人，其异议不能排除执行，裁定驳回其异议请求。
裁判结果
曲阜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孔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原告孔某提出上诉。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解读
在执行程序中，执行债务人名下房产时，可能会遇到产权不清的情形，尤其是登记在债务人名下的房产被申请执行后，债务人前任配偶作为案外人以离婚协议中关于房屋权属的约定为由主张执行异议之诉的案例屡见不鲜。要妥当解决此类纠纷，在结合个案实际情况的前提下，重点应从双方权利的性质、权利的形成时间、权利取得有无过错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
一、双方权利的性质
之所以引发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究其根本，系同一执行标的上负载的两项权利即案外的权利与申请执行人的权利产生了冲突与对抗，主要争议在于离婚协议是否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对此，司法实务中存在不同的观点。物权说认为，离婚协议对房屋归属的约定虽未经登记，但在无善意第三人的情况下，应认定发生物权变动效力；债权说认为，离婚协议约定权利人享有的仅为请求办理移转登记的债权请求权，属于履行登记请求权，不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而物权期待权说则认为，离婚协议约定权利人享有的是一种介于债权与物权之间的过渡型权利状态。我国法律并未规定物权期待权，参照《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中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条分别对案外人异议审查中一般买受人物权期待权、消费者物权期待权、预告登记物权期待权的保护作出的规定，离婚协议中房屋归属方所享有的权利应为请求办理过户的债权请求权，这一债权请求权只有在满足特定条件，如已经合法占有、对未办理不动产过户登记无过错、已依法支付相应价款等情形下，才能给予优先保护。
如果申请执行人享有的是非金钱债权，比如是执行房屋的买受人，其享有的是对该房屋的物权期待权，离婚协议中关于房屋归属的约定未经公示，难以与之对抗。反之，如申请执行人享有的是金钱债权，且对执行房屋无任何抵押担保的情形下，其享有的权利为普通金钱债权，申请执行人保全了房产，其对房产仅享有一定的信赖利益，无任何对外公示效力，如果将其金钱债权优先于实际权利人享有的物权期待权予以保护，并不合理。依据《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当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享有抵押权等担保物权时，其作为优先债权人，债权因登记而具有公示对抗效力，离婚协议作为未经公示的财产权属约定，不能对抗执行。
二、权利的形成时间
司法实践中，夫妻双方假借离婚名义预定转移、恶意逃废债务的情形不在少数，案外人与债务人离婚的时间是否早于债务人与申请执行人债务关系发生的时间，是判定恶意串通与否最重要也是最客观的因素。因此，审理此类案件要严格审查约定房产权属的离婚协议的时间与债权产生的时间。
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中关于诉争房产产权变更的约定是否具有恶意逃债的故意，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查：第一，离婚的事实是否真实发生、离婚协议是否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如果案外人与债务人存在长期分居，曾起诉离婚等证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等情况，一般认定离婚行为是双方内心真实意思表示，无恶意串通的故意。而如果双方为了满足某种需求“假离婚”，双方感情尚未破裂，仍共同居住，那么对于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的约定是为了达到逃避债务的可能性就非常大。第二，离婚时间发生于申请执行人权利形成之前还是之后。离婚协议的时间原则上应当以婚姻登记部门备案登记时间为准，避免当事人逃避债务变更离婚协议的登记时间或者签订补充协议。如果离婚协议签订的时间早于债务发生的时间，则案涉债务属于债务人的个人债务，与案外人无关，一般认定为无恶意逃债的故意。若离婚房产分割发生在债务形成之后，且在离婚房产分割时被执行人已处于无法偿清到期债务的状态，通常认为被执行人通过离婚析产规避执行的可能性较大。第三，离婚协议的财产分割是否明显向案外人一方倾斜、明显降低了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因离婚时的财产分割可能涉及到子女抚养、赡养老人、对过错方的损害赔偿、对一方的经济帮助、情感等因素，给予一方倾斜和照顾是正常的。因此，在离婚协议的财产分割显失公平的情况下，法院应综合考虑离婚财产分割情况、是否有合理的理由、离婚与执行债权发生的时间间隔、案外人是否能预知债务的发生等方面，判断是否存在借离婚恶意逃债的可能，而不能一概而论认为财产分割显失公平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就不能对抗执行。
三、案外人与债权人是否存在过错
首先，案外人对未办理过户登记是否具有重大过失。实践中导致房产权属名不符实是否可归因于案外人，存有多种情形。可能是办理变更登记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或是在离婚时房屋按揭贷款尚未还清，亦或是经济适用房的出售年限未满等因素导致不能办理过户登记。但是，案外人为了避税而故意不办理、经催促仍拒绝办理等故意拖延办理变更登记的情况也存在。倘若没有其他客观原因，例如当案外人未积极通过诉讼或提交其他能够证明催促办理过户登记的证据，即认定案外人对未办理过户登记存在重大过失，则应当优先保护无过错的申请执行人的利益，不得排除执行。如果签订离婚协议书时，被执行房屋上设有抵押，因为抵押未涤除而不能办理过户而未办理的，不属于案外人因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如果离婚协议书约定抵押贷款由案外人偿还，抵押涤除之后，被执行人配合案外人办理变更登记，如案外人未能及时偿还贷款，属于因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
其次，债权人是否存在过错，需要判断债权人是否构成善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第十四条第一款明确了善意的判断标准，即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该解释第十五条第一款又对不动产受让人具有明知或重大过失的判断因素作出了具体规定，即不动产登记薄上存在异议登记、预告登记、权利限制或者受让人知道错误登记或他人依法享有不动产物权的，属于受让人明知转让人无处分权；受让人应知转让人无权处分的，则认定为重大过失的行为。由此推论，当受让人确实不知道转让人无权处分时，不动产善意取得成立。上述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二款又将证明不动产受让人不构成善意或存在重大过失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实际权利人。也就意味着，债权人并无义务对不动产登记簿载明的权利人是否系无权处分人、离婚行为与离婚协议的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在执行异议之诉中平衡处理申请执行人权益实现与夫妻财产隐名共有人利益时，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同时在判断受让人是否符合善意标准时，依照前述司法解释规定，以物权登记公示外部形式为重要判断标准，除非该不动产隐名共有产权人能够证明受让人不符合善意取得要件。
四、结论
婚姻家庭关系具有极强的私密性，这就决定了离婚协议中对房屋归属约定的真实性很难被外人洞察。判断案外人能否基于离婚协议排除强制执行，很难依据单一的因素确定固定的裁判标准，应结合具体个案情况，从双方权利的性质、权利的形成时间、权利取得有无过错等因素进行权利的优先性比较，最终判断案外人的权益能否产生排除强制执行的法律效果。
本案中，马某抵押案涉房屋时，不动产登记簿上载明马某为案涉房屋的唯一权利人，中国银行曲阜支行对案涉房屋是否存在隐名共有人无实质核实义务，且马某将案涉房屋抵押登记在先，孔某与马某二人离婚协议处置在后，现无证据显示孔某曾对抵押提出过异议或主张办理过户手续。因此，中国银行曲阜支行对马某无权处分案涉房屋的行为并不知情，亦无重大过失，应认定中国银行曲阜支行善意取得抵押权，某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受让案涉债权后亦有权继续申请执行案涉房屋。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零九条第一款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第十四条第一款 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应当认定受让人为善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第十五条第一款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不动产受让人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一）登记簿上存在有效的异议登记；（二）预告登记有效期内，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三）登记簿上已经记载司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依法裁定、决定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不动产权利的有关事项；（四）受让人知道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主体错误；（五）受让人知道他人已经依法享有不动产物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 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对抗案外人的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人民法院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不予支持，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来源：山东高法 |
1 | 酒后开启辅助驾驶系统发生交通事故，如何认定？ | 酒后无证驾驶机动车，
依赖机动车辅助驾驶系统行驶发生交通事故，
该如何处理？
（图源网络 侵删）
日前，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孙某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
2023年3月4日凌晨，孙某酒后驾驶朋友的车从宁波东高速卡口上了甬台温高速。其间，孙某打开了车辆辅助驾驶系统，设定好车速和车道，靠辅助驾驶系统行驶。没多久，上来酒劲儿的孙某开始迷糊，出于对辅助驾驶系统的信任，他索性打起了瞌睡。
行驶了约10分钟后，孙某的车追尾了同车道前车，猛烈的撞击使孙某的车飞出道路，斜挂到了高速路栏杆上，车头几乎全部粉碎，打瞌睡的孙某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就陷入昏迷。前车司机江先生下车后发现孙某已经不省人事，连忙报警并拨打急救电话，将孙某送往医院。经鉴定，孙某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119mg／100ml，已达到醉酒驾驶标准。后经认定，孙某因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醉酒驾驶机动车，负事故的主要责任。今年2月，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至鄞州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承办检察官告诉记者：“现阶段我国将驾驶自动化分为0级到5级共6个级别，除部分试点路段外，目前允许上路的辅助驾驶都不超过L2级别。L2级别意味着车辆在系统所规定的运行条件下，具备自适应巡航控制和车道保持辅助功能。但这属于部分自动驾驶，基本操作由车辆完成，驾驶员仍要对车辆掌握控制权，负责外围监控，保持专注并随时准备接管车辆。因此，即使饮酒后开启自动驾驶功能行驶，仍应当被认定为驾驶员是在饮酒状态下掌控着车辆行驶，属于酒驾。此案中，孙某酒后无证驾驶机动车，虽然开启车辆辅助驾驶系统，其行为仍构成危险驾驶罪。”
日前，经鄞州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来源：广西高院、山东高法 |
1 | “便捷、高效、省心！”这份证明了解一下→ | “便捷、高效、省心！有了这份证明，无须进入执行程序就可以处理不良债权，真是太方便了。”
近日，某银行主管人员在收到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发出的全市首份《预查废证明》后，为法院这一便民举措连连点赞。
这是南山法院为助力金融机构加快处置不良债权、健全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同时避免因程序空转造成的司法资源浪费，推进诉源、执源治理做出的积极探索。
在这起案件中，周某透支信用卡后无法及时还款，某银行催收无果，遂依据生效判决向南山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立案前，南山法院通过执前督促程序对周某相关情况进行了审查，发现周某此前已有他案债务被强制执行，且该案因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至今未发现周某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经沟通，某银行表示没有其他财产线索提供给法院执行。南山法院经与某银行确认后，向其出具《预查废证明》，在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前，银行可凭该证明对周某的债务进行下一步处理。
承办法官表示，以往对于金融不良债权，银行认定为呆账后，需要依照规定经过诉讼、执行等多个环节，待法院依法作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法律文书后，方可向金融监管机构申请债权核销，程序流转往往需要数月时间。
“预查废证明”工作机制的引入，使法院可以主动为银行查询并提供债务人已被终本的裁定，银行可据此直接作为债权核销依据，有效避免对同一债务人重复执行立案，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减少不必要的程序空转，既快速回应金融机构的司法需求，又节约司法资源。
Q:《预查废证明》是什么？
A:法院在金融借款纠纷执行立案过程中，发现债务人在其他案件作为被执行人且该案已因“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可据此出具《预查废证明》，金融机构不用等执行程序结束就可将该证明作为核销呆账依据。
Q:“预查废”机制如何适用？
A:《预查废证明》的适用对象仅限银行等银行业、金融业机构组织。
适用案件类型主要包括涉案标的额50万元以下、保证人少于2人的金融借款纠纷。在执行立案阶段，法院经“一督一查”确定债务人已在他案作为被执行人且未发现有财产可供执行的，可以适用“预查废”机制。
“一督一查”是指——
“督”债务：法院在执行案件立案前引入特邀调解机制，督促债务人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查”财产：法院通过财产查控系统详细查明债务人的财产情况，核实金融机构提供的各类财产线索，并核查债务人是否有作为被执行人的终本案件。
Q:开具《预查废证明》等于免除债务吗？
A:《预查废证明》仅是法院提供给金融机构核销不良债权的凭证，并不意味着债务人不用偿还欠款，也不代表金融机构放弃债权追索权，债务人仍应当依法、诚信履行还款义务。一旦银行发现债务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则可以继续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在他案发现债务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亦可通过执行督促程序等方式确认债权，并对债务人名下财产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供稿：南山区法院
采写：张志平 闫爱萍
编辑：黄晨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