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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发拉底河
幼发拉底河（，，）是中东名河，与位于其东面的底格里斯河共同界定美索不达米亚，被认为是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对中东地区尤其是伊拉克的历史有深远影响。
发源于土耳其境内的安纳托利亚的山区，依赖雨雪补给；流经叙利亚和伊拉克；下游在与底格里斯河合流为阿拉伯河，注入波斯湾。
幼发拉底河中下游从古代起即以灌溉著名，是古文化发祥地之一。
在《圣经》中幼发拉底河被称为伯拉河（Perath）、伯拉大河。《圣经》最早提到幼发拉底河是在《创世记》第2章第14节——它是继比逊河（Pishon）、基训河（Gihon）及底格里斯河之后，第四条从伊甸园流出来的河流。幼发拉底河亦是上帝允诺赐予亚伯拉罕及其后人的土地（迦南）的边界之一。在当时，幼发拉底河并未与底格里斯河合流，而是直接流入波斯湾。后来由于河水带来的沙泥把河床不断填高，最终使两河的河口不断南移，最终合流在一起。
根据《启示录》预言，幼发拉底河将会干涸，为东方众王的大军赶到中东预备道路，各国众军被撒旦惑集于耶稣再临前的世界大战战场哈米吉多顿（Armaged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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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旗
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与标志，悬挂着的国旗就代表了国家的主权。国旗经常被政府机构悬挂，但通常也可被本国的公民使用。不同的国旗有着不同的样式，包括不同的长宽比例，甚至不同的形状。
公用和私人建筑物（例如政府、企业、学校和法院）经常悬挂国旗。在某些国家，国旗在民用建筑上只在几个规定的国旗悬挂日悬挂。国旗通常分为陆上用旗和海上用旗两种，各有三种类型，但大多数国家在这几种类型上采用相同的设计。
国旗起源于古代军旗，作为战场识别的标志，希腊和罗马的古籍中都有使用军旗的记载，在欧洲中世纪时大量出现。当时欧洲的骑兵由于使用盔甲难以分辨敌军，因此使用各自所属纹章上盾徽的图案作为军旗，今日瑞士的州旗和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舰首旗仍采用纹章旗帜，大多数欧洲君主国家（例如英国）的王室旗也保留着纹章设计旗帜设计，部分国家（如瑞典）的国旗颜色也来自于纹徽色彩。在荷兰革命期间，开始出现由简单色条缝制的国旗，之后现代旗帜中简化的几何设计开始出现。海上旗帜也影响了国旗的产生。船旗在17世纪早期被设计出来，以便在海上识别船只所属的国家。早期的海上旗帜可能用于判断风向。
直到18世纪民族主义兴起后才开始有在民间悬挂国旗的行为。例如英国国旗最初在17世纪作船旗使用，直到1908年才法定确立为国旗。最早以立法形式制订国旗是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时开始的。原本没有确立国旗的国家，如中国，也随着与世界各国交流的增多而在19世纪末清朝晚期制定了第一面中国国旗；即黄龙旗。
大多数欧洲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制定国旗，并且大多建立在先前（大多是中世纪时期）军事旗帜的基础上。例如丹麦国旗在1854年正式采用，图案源自1219年的设计。1889年确定的瑞士国旗源自中世纪时期的伯尔尼军旗。
在陆地上，通常分为民用旗（旗帜学协会国际联盟符号： ），政府用旗（）和军用旗（）三种。政府用旗通常限制用于政府机关，而民用旗可以被任何人使用。军用旗通常被陆海空三军所使用。
大多数国家（例如美国和英国）三种陆上旗完全相同。而一些国家，特别是在拉丁美洲，政府用旗和民用旗不尽相同。民用旗通常是简化后的政府用旗，例如去掉国徽等。
一些国家采用和国旗图案不同的旗帜作为军旗。在北欧国旗的燕尾版本经常作为军旗和船旗，也有时用作国家元首旗帜。菲律宾没有指定单独的军旗，法律上规定国旗在战争状态悬挂时将红色置于上方，而不是平时的蓝色在上方。
船只上使用以辨别所属国籍的旗帜名为船旗。和陆地上类似的是，船旗也具有三种类型：民船旗（），政府船旗（）和海军旗（）。
一些国家例如美国和加拿大的船旗和国旗完全相同。然而另外一些国家，例如英国和日本使用特别的旗帜作为船旗。大多数国家没有更为具体的船旗，但英国例外。红船旗作为民用旗，白船旗作为海军旗，蓝船旗为政府所属非军用船只使用。对于军舰而言，另需悬挂舰首旗（Jack），通常与国旗图案相关。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因为彼此历史或文化渊源相近，具有类似的国旗设计，例如北欧十字、南方十字、星月、泛斯拉夫颜色、泛非颜色及泛阿拉伯颜色等，参见下表。
另有一些国家的国旗相似度较高：摩纳哥国旗和印尼国旗仅在比例上和红色用色上略有不同，荷兰国旗和卢森堡国旗仅在比例上和蓝、红色用色上不同。罗马尼亚国旗和乍得国旗仅在蓝色的深度上有所不同。
此外， 有一些国家的国旗有类似的制式和图案设计，但相似度有所差异，譬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旗皆为由五角星及红色旗帜底面组成；仅星星数量不同，而肯尼亚和南苏丹国旗在色彩上也有一定相似性。
以下是常见的旗帜设计样式及旗帜示例：
悬挂国旗有很多规则，大多数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来确定升挂国旗的办法。各国有不同的规定，但一般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大多数国旗竖直悬挂时只是将旗杆水平放置，但部分国家的国旗在竖直悬挂时有相应的规定。通常是旋转国旗上的国徽等元素。
一些国家制定了竖直悬挂时的规则：加拿大、捷克、希腊、菲律宾、沙特阿拉伯、南非、美国（使用反面）、英国（使用正面）。
一些国家有另外的竖直版设计：奥地利、德国、匈牙利、墨西哥、波兰、斯洛伐克、柬埔寨、多米尼加、列支敦士登、北韩、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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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d是拉丁字母中的第4个字母。
闪族语的可能是从雨或门的缩略图中发展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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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a 是拉丁字母的首字母，来源于拉丁语中有低元音和音值的希腊字母。其可从伊特鲁里亚语和希腊语α追溯到闪含语的'âlep（用于声门塞音）。其希腊名源自闪含语，而闪含语是因希伯来语而闻名的。古英语的和音变为现代的和，前者原由a和e连写的æ表示。在其他语言（例如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德语）中，A的音也与拉丁语相同。
可以确定A最早源于腓尼基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Aleph（腓尼基字母表完全由辅音组成，是辅音音素文字）。而Aleph的来源则可能是表示牛头的埃及圣书体。
在电脑使用的ASCII中，大写用编码65，小写用编码97。
在演绎法中，字母A表作形如“甲均是乙”的全肯定命题。字母I、E和O表形如“一些甲是乙”的部分肯定，以及一些形如“一些甲非乙”的部分否定命题。以上可能来自拉丁动词affirmo（“我断言”）与nego（“我否认”）。这种用法可溯至13世纪，虽然一些学者认为来源是希腊逻辑学家。
上述用法也有应用在数学和逻辑学中，符号“∀”（反转的字母A），表示“（对）任意……”。例如：formula_1。
在十二小时制，a可代替午前（ante），用于表示上午的时间段。
同时Ａ也是英文的第一个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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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G, g 是拉丁字母中的第7个字母。
字母G是由罗马人发明的，因为他们感觉到C对于表达发音/k/和/g/来说并不足够。这时G取代了原来的字母Z来表达发音/g/。就如同发音/k/的发展那样，/g/也发展成上腭音以及软腭音的变体。这就是为什么今天G在所有罗马语系的语言和英语中有这么多不同的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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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V, v 是拉丁字母中的第22个字母。
就像F那样，在希腊语中，（Ypsilon）也来源于闪族语的Waw。伊特鲁里亚人在某种程度上简化了字母变成了V。它在伊特鲁里亚语中的发音是[u]；但是因为拉丁语缺乏表达[w]的字母，罗马人把V用来表达[w]和[u]。在罗曼语系中，V用来表达从[w]中发展而来的[v]，就像德语字母W，开始用于发像英语字母的音，但在后来在中高地德语（Middle High German）时代后变成发[v]音了。与此同时，V在德语中的发音用于表达与在英语中相同的发音，但是德语的Vau很快就再次用于表达[f]了（相同的情况现在可能正在荷兰发生）。
由于英语不存在「ü」这个字母，所以大部份汉语拼音输入法以「v」代替「ü」进行键入。这也导致翻译人名时带「ü」的名字被写成「v」，如「吕」写作了「Lv」；另外也存在写成「Lu」的情况，与「陆」混淆。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自2012年5月15日新发的电子护照起，对姓名中的「ü」改写成「yu」，如「吕」写成「Lyu」，「女」写成「Nyu」。
防弹少年团成员; 金泰亨 | wiki_zh\AA\wiki_06 |
恒河
恒河（，，（Ganga）；， Gônga，玄奘译为殑伽河）是南亚的一条主要河流，流经印度北部及孟加拉。恒河源头帕吉勒提河和阿勒格嫩达河发源自印度北阿坎德邦的根戈德里等冰川，它横越北印度平原（即恒河平原），流经北方邦，会合其最大支流亚穆纳河，再流经比哈尔邦、西孟加拉邦，最后它分为多条分流注入孟加拉湾，其中一条是加尔各答附近的胡格利河，另外一条是进入孟加拉国的博多河，博多河进入孟加拉国后，会合布拉马普特拉河（中国境内为雅鲁藏布江）在孟加拉国境内的下游贾木纳河，注入孟加拉湾，其入海河段称为梅格纳河。支流布拉马普特拉河及其以上部分不算在内，恒河长为2,510公里，流域面积91万平方公里，达印度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恒河也为世界河水流量前20大的河流之一。恒河流域为世界上最多人口居住的河流流域，共有4亿以上人口居住于恒河流域，人口密度达每平方英里1000人以上。
恒河被印度教徒视为圣河，也是河流周边居民维持日常生活所需的命脉。印度教中也有称为「恒河女神」的神祇。许多过去的省会及帝国首都曾设于恒河沿岸，如巴连弗邑、曲女城、瓦拉纳西、安拉阿巴德、穆尔斯希达巴德、蒙格埃尔、巴哈拉姆普尔、加尔各答等。
恒河在2007年被评为世界五条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在瓦拉纳西所测得的水中粪生大肠杆菌群超过印度政府所订标准值100倍以上。污染不仅对人类造成危害，也对140种鱼类、90种两生类及濒危的恒河豚造成威胁。但以清理恒河为目标的「恒河治理计划」，由于贪污、技术不足、缺乏良好环境计划、印度传统及信仰及缺乏宗教上有利支持等因素，至今仍遭受重大挫败。
恒河的梵语和英语的come是同源词，其本意就是速流、速去之河流，因含有速去速来、永无断流的含义，汉地通译为恒河，意为“恒久之河”。唐代玄奘法师译名定为“殑伽河”。此外还存在“弶伽河”、“恒伽河”等等译名。
恒河源于喜马拉雅山南麓，海拔3150米处，流到帕吉勒提河和阿勒格嫩达河汇合处德沃普拉耶格，海拔降至300米，以后称为恒河。在印度文化及神话中，认为帕吉勒提河为真正的源头，但阿勒格嫩达河长度较长。阿勒格嫩达河的河源来自楠达德维山、卡密特山等山脉融雪；帕吉勒提河源于海拔3,892公尺的根戈德里冰川。恒河流至安拉阿巴德，海拔降至120米，安拉阿巴德以上为上游，下至西孟加拉邦段为中游，以下为下游。
虽然恒河河源包括许多小溪流，其中最长的六条河流及五个汇流点为圣地，六条河流分别为阿勒格嫩达河、道里根加河、南达肯尼河、品达尔河、曼达基尼河及帕吉勒提河。而五个汇流点合称潘奇普拉耶格（Panch Prayag，意即「五个汇流点」），皆位于阿勒格嫩达河上。由上游往下游分别为该河与道里根加河汇流的毗湿奴普拉耶格、与南达肯尼河汇流的南德普拉耶格、与品达尔河汇流的卡尔恩普拉耶格、与曼达基尼河汇流的鲁德拉普拉耶格以及与帕吉勒提河汇流的德沃普拉耶格。
在流经喜马拉雅山区峡谷约250公里的河段后，于瑞诗凯诗结束峡谷河段，在赫尔德瓦尔附近进入恒河平原。在赫尔德瓦尔建有水坝将部分河水导入恒河运河，在赫尔德瓦尔上游的河段大致向西南流，其下游则为向东南流。
恒河接著流经约800公里的曲折河段，沿岸有千万人口城市2座。拉姆根加河在此河段汇入，注入恒河的平均流量为每秒500立方公尺。亚穆纳河于阿拉哈巴德附近与恒河汇流，在印度教中，该地也是神圣的汇流点。此汇流点亚穆纳河的流量较恒河为大，流量为每秒2,950立方公尺，约占汇流后总流量的58.5%。
恒河上游水源主要来自3～5月喜马拉雅山冰雪融化，中、下游则来自6～9月的季风降雨。冬季为枯水期，5月初开始上涨，8～9月升至最高，水位高约1O米。与布拉马普特拉河一起，河口流量平均为3.4万立方米/秒。
以下由河口至源头依序列出两侧各主要支流：
印度次大陆位于印度-澳洲板块中的次板块印度板块最北部。南方超大陆冈瓦那大陆的一部分于7,500万年前开始向东北方移动，该地质作用约持续了5,000万年，该大陆横越了当时尚未形成的印度洋。印度次大陆最终与欧亚大陆板块碰撞并隐没至欧亚板块之下，抬升出地球上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在喜马拉雅山形成时南麓曾存在大量因结构性下沉而出现的槽地质构造，随著印度河及恒河的冲积作用而逐渐被填满，并形成现今的印度平原，印度平原地质上则被认为是前渊或前陆台地。
许多印度人出于一种信仰相信恒河发源于西藏的圣湖玛旁雍错，印度人称之为玛纳斯湖（Manasarowar），因而将之奉为圣河。他们认为浸在恒河中能把一个人的罪洗去；把人火葬后的骨灰撒入河中，也有直接把死尸、遗物和葬礼物品直接抛入河中任其漂流的，认为这样能帮助死者得到更好的来世，甚至能更早获得“解脱”（Moksha）。很多虔诚的教徒都会往恒河朝圣，并于河中浸浴及在河岸冥想。
是故由于上述难以收敛的传统习惯，恒河的环境至今依然极度脏乱，经常是恒河里沐浴圣水者不远处就有漂流的浮尸经过，人们安之若素。
数个对印度教徒神圣的地点都位于恒河两岸，包括赫尔德瓦尔及瓦拉纳西。
恒河污染程度相当严重，并影响了居住于河流附近的4亿人口。沿岸城市将废水排入河道中，而由无法分解的塑胶所包裹的工业废料及宗教祭品更加深了流经人口稠密区时所造成的污染，河岸周边贫穷人口藉河水沐浴、洗涤及烹煮也使水污染问题恶化。世界银行估计印度水污染造成的保健费用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报告指出印度八成的疾病及三分之一的死因与水传疾病有关。
法拉卡（Farakka）测站于1949年至1973年间所测得的平均流量（m³/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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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河
印度河，巴基斯坦主要河流，其支流也有经过西藏及北印度。河名出自梵文Sindhu的拉丁语式拼法Indus——即“河流”之意，1947年印巴分治以前，印度河仅次于恒河，为该地区的文化和商业中心地带。该河流上源为狮泉河（森格藏布），它发源于冈底斯山脉冈仁波齐峰东北方向的切日阿弄拉山口西侧，源头位于中国西藏阿里地区革吉县境内，源头溪流名为邦果贡。从喜马拉雅山脉朝西北方向流入克什米尔，调头向南流入巴基斯坦，在信德省的卡拉奇附近流进阿拉伯海。河流总长度3180公里，流域面积100万1549平方公里。印度河文明为世界上最早进入农业文明和定居社会主要文明之一，后来因为约二百年的干旱而灭亡。
印度河每年的流量约有207立方公里，是世界流量第二十一名的河流。赞斯卡河是位在拉达克的左岸支流，在进入平原后，印度河的左岸支流是潘季纳德河（五河），其五条主要支流分别是杰赫勒姆河、奇纳布河、拉维河、比亚斯河及萨特莱杰河。印度河的主要右岸支流有什约克河、吉尔吉特河、喀布尔河、库拉姆河及古马尔河及。印度河的沿岸有温带森林、平原及干旱乡村等不同的生态系统。
印度河形成了，在古印度的《梨俱吠陀》中称为Sapta Sindhu，在伊朗人的波斯古经中称做Hapta Hindu，两者都是「七河」的意思。波斯王大流士曾在西元前510年派探索印度河。
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玛巴德附近的Pothohar曾发现旧石器时代的文明，以及的石器。在古健驮逻国（在今天伊斯兰玛巴德附近的马尔丹）发现有15,000年之前穴居的证据。
印度河流域文明的主要都市，像哈拉帕及摩亨佐-达罗，可以回溯到西元前3300年，是古代世界的最多人口群聚的地方之一。印度河流域文明包括巴基斯坦及西北印度，还延伸到杰赫勒姆河以东，到上萨特莱杰河的鲁普纳加尔。住在沿海的人从有在伊朗边界，巴基斯坦的到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喀奇县。
大部份学者认为的在西元前1700年到600年曾在犍陀罗，当时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已经荒芜了。
印度（India）的字源就是来自印度河。在古代，India是指印度河东岸的地区，但在西元前300年时，包括麦加斯梯尼的希腊作者用India一词表示整个印度次大陆。
印度河下游的盆地形成伊朗高原及印度次大陆之间的自然边界，这个区域包括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开伯尔-普什图省、旁遮普地区及信德省的全部或一部份，以及印度及阿富汗的一部份。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曾越过印度河，但在马其顿王国攻克了印度河的东岸以后，他们选择由河的南边撤退，结束了这一场战争。印度平原之后由波斯帝国及贵霜帝国统治，几个世纪后穆罕默德·伊本·卡西木、伽色尼的马哈茂德、帖木儿及巴卑尔等人的部队也越过印度河，入侵印度次大陆的东边及南边。
印度河的沉积产生了印度河海底扇，是世界上第二大的沉积体，约有从高山上侵蚀的沉积体，体积约五百万立方公里。研究现在河流中的沉积物，发现沉积物主要是来自北巴基斯坦及印度的喀喇昆仑山脉，喜马拉雅山是第二大的沉积物来源，主要是由旁遮普地区的大河（杰赫勒姆河、拉维河、杰纳布河、比亚斯河及萨特莱杰河）。分析阿拉伯海的沉积物发现在五百万年前印度河不是流向旁遮普的河流，而是流到恒河，后来印度河才改道，流到旁遮普。较早的研究发现来自在4500万年前，西西藏的沙子和淤泥已流到阿拉伯海，意味著当时有另一条此流向的古印度河。已在卡塔瓦兹盆地找到原印度河的三角洲，位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边界上。
在南迦帕尔巴特峰地区，印度河的大量侵蚀应该是造成山峰中较低部份的岩石露出的原因。
以下由河口至源头依序列出两侧主要支流：
印度河是旁遮普和信德平原最重要的水资源来源，维持巴基斯坦农业及食品生产的重要因素。因为在印度河下游的降雨十分稀少，因此印度河格外的重要。最早印度河文明时曾经修筑灌溉水道，后来贵霜帝国及莫卧儿帝国的工程人员也有修筑类似用途的水道。现代的灌溉水道是英属东印度公司在1850年修筑的，修筑现代的水道时也同时拻复旧的水道。英国兴建了世界上复杂度数一数二的灌溉水道。长，灌溉苏库尔、雅各布阿巴德、拉尔卡纳及喀拉特县。灌溉范围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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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X
DirectX（，缩写：）是由微软公司建立的一系列专为多媒体以及游戏开发的应用程式介面。旗下包含Direct3D、Direct2D、DirectCompute等等多个不同用途的子部份，因为这一系列API皆以Direct字样开头，所以DirectX（只要把X字母替换为任何一个特定API的名字）就成为这一巨大的API系列的统称。目前最新版本为DirectX 12，随附于Windows 10作业系统之上。
DirectX被广泛用于Microsoft Windows、Microsoft Xbox电子游戏开发，并且-{只}-能支持这些平台。除了游戏开发之外，DirectX亦被用于开发许多虚拟三维图形相关软体。Direct3D是DirectX中最广为应用的子模块，所以有时候这两个名词可以互相代称。
DirectX主要基于C++编程语言实现，遵循COM架构。
DirectX组成的元件有：
这些元件曾经也是DirectX的一员，但现在微软只提供最低程度的维护，也不再建议使用。
1994年末，微软即将推出新一代操作系统Windows 95。决定新操作系统的最终价值的因素在于究竟新系统能运行哪些程序。微软的三个员工：Craig Eisler、Alex St. John、Eric Engstrom十分关心这个问题，因为不少游戏程序员更喜欢在DOS系统下编写游戏，这意味著，没有多少人愿意为WIN95编写游戏，新操作系统不会获得多少成功。
DOS允许直接访问显卡、键盘、鼠标、声卡以及其他系统硬件设施。而Windows 95出于保护存储系统的目的，限制了对硬件的直接访问，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更加规范标准的访问方法。微软需要一种方法让程序员在WIN95中也能编写出高效的程序。此时，离新系统发布不到几个月了。St. John和Engstrom联合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将解决方案称为DirectX。
DirectX的第一个版本作为Windows Games SDK发布于1995年9月，它作为Windows API的一部分用以替换Windows 3.1中的-{DCI}-和WinGAPI。ATI的一个开发团队为微软带来了基本的游戏图像技术，微软方面，DirectX由专门的团队负责开发，Eisler为团队领导，而St. John和Engstrom则成为主程序设计师。
DirectX出现之前，微软已经将OpenGL包括在Windows NT系统中，而在当时，OpenGL对硬件要求严苛，这限制了一些工程师和CAD用户。Direct3D就作为OpenGL的代替品被加入DirectX。随着硬件技术的发展，OpenGL成为行业标准，一场“战役”发生在DirectX的支持者和OpenGL的支持者之间，而且前者只支持Windows平台，而后者支持多平台。在实际应用中，游戏开发者常常两者同时使用，因为DirectX支持许多OpenGL所不支持的功能，比如音效和输入装置。而选择混合使用OpenGL和OpenAL的队伍也在壮大。
由此衍生出的“特别DirectX”也作为微软Xbox和Xbox 360的图形API，这套API由微软和NVIDIA公司共同开发，Xbox API和DirectX 8.1比较相似，但不能升级更新，Xbox版本也叫做DirectXbox，但由于商业销售缘故，还是被简称为Xbox。
2002年，微软发布了DirectX 9，它支持最新的顶点阴影着色器2.0版本，又于2004年4月将shader model 3.0（SM 3.0）加入了DirectX 9.0c。
2005年4月，DirectShow从DirectX移除，加入到Microsoft Platform SDK。
2010年6月7日发布的DirectX SDK是最后独立发布的SDK版本，之后的DirectX SDK被整合进新版的Microsoft Windows SDK里。例如DirectX 11.2 SDK被放在Windows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SDK) for Windows 8.1里。
硬件制造商要为每款硬件产品编写驱动程序来支持DX，甚至一些硬件商只编写DX的驱动，这意味着要使用这款硬件就必须安装DX，早期的DirectX版本自带了所有支持DX硬件的驱动程序，后来用户可以通过自动更新系统下载适合的驱动。
一些驱动程式只支持某个版本的DX，DX10之前，所有DirectX版本都保持向下相容性，即新版本相容旧版本，例如安装了DX9的电脑，依然可以执行由DX6编写的程式码。安装了DX11的电脑，依然可以执行由DX9C编写的程式码，不过小部分依然需要安装DX9C。
2002年间，微软发布一个兼容.NET Framework的DX版本，因而允许程序员充分利用.NET的特性编写DX程序，这套API被称为（MDX）。2005年微软在DirectX 9.0c版本上开发一套正对.NET平台的Managed API，即Direct 9.0 for Managed Code 1.0（简称Managed DirectX）。
2005年12月、2006年2月、4月、8月，微软相继发布DirectX的更新版本，使之支持.NET 2.0框架。然而.NET 2.0版本至今只是个测试版。
-{GDC}- 2006期间，微软终止开发Managed DirectX，改推出了XNA framework，是一组基于Managed DirectX，帮助程序员更轻松的编写游戏的框架，将DirectX，Shader，高级着色器语言（HLSL）以及其他工具整合到一起。2006年12月11日，微软对Windows XP提供免费的XNA Game Studio Express RTM的下载服务。
Windows Vista及以上的操作系统才支持DirectX 10（也就是说，DirectX 9是最后一个支援Windows XP的版本），比起之前的版本，DX10做了重大的变动：增加了XInput用以处理XBOX 360手柄的支持，DirectSound将被XACT替换。DirectX 10也减少了对音效硬件加速的支持，更多的使用CPU来运算音效。
Direct3D 10.1是DirectX 10的改进版，随Vista SP1出货。
DirectX 11是DirectX 10的改良，只对效能和扩展性进行最佳化，主要改进在提供Shader Model 5.0，加入对MSAA的直接采样控制。大幅改进多执行绪效能，提供三个独立的介面。进一步提高纹理压缩，镶嵌（tessellation）处理的效能，并加入Compute Shader（DirectCompute）来支援GPGPU，提供新版HLSL语言。
DirectX 11.1是DirectX 11的改进版，随Windows 8出货。Windows 7 SP1升级后部分支持。
DirectX 11.2是DirectX 11.1的改进版，随Windows 8.1出货。
DirectX 12将更好支援多核心、多执行绪的最佳化，降低GPU处理瓶颈，并强化跨平台功能，可有效支援微软各式平台，并提升硬体功耗表现。随Windows 10 出货并支持Xbox One。目前只有少数几款游戏能够支援DirectX 12，且大部分支援DirectX 12的游戏性能都不如DirectX 11。
纵观DX的各个版本，X都是一个核辐射警告标志或一只螺旋桨叶片。这个设计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因为DX计划的原名叫做“曼哈顿计划”，这个名称来源于美国的核武器研制计划，最终美国使用核武器轰炸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这在暗示DX产品要替代日本在电子游戏方面的霸主地位。这一说法被微软公开否定，微软表示这只是出于艺术设计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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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游戏机
电子游戏机是运行游戏软件并透过荧幕输出讯号，提供娱乐功能的一种消费电子产品。
「电子游戏机」一词，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指为消费者设计，专司运行电子游戏一职的装置，且通常没有自带荧幕，与个人电脑或街机有很大不同。个人电脑除了娱乐外，还具备了其他各式各样的功能，并不局限于游戏领域；街机则是荧幕、摇杆、按键及主机本体一体化的游戏机。近年来，电竞电脑的兴起，使得电子游戏机的角色开始模糊。此类电脑较一般电脑更适于执行游戏，甚至比起电子游戏机通常具同级或更佳的效能，而且还能执行一般电脑的日常用途，但是价格远贵于电子游戏机。但因为不少厂商都推出专为电子游戏机的独占版、先行版游戏，加上操作系统与游戏机相异，因此一般不会视其为游戏机的一种。电子游戏机的主要组成元件包括CPU、记忆体、储存媒体、影音输出设备、讯号输入设备等。其中，游戏机的讯号输入设备又被称为控制器、手把或摇杆。
电子游戏机与采用较开放标准的其他消费电子产品不同，多年来皆采用特殊、独立规格，以与其他竞争对手做出区别。电子游戏机根据大小、用途不同，可分为家用游戏机、掌上游戏机、微型游戏机及专用游戏机等。随著时代演进，电子游戏机不再像过去一般单一，渐渐兼具了CD播放机、DVD播放机、蓝光光碟播放机、联网用装置及数位视讯转换盒等多元化功能。
第一世代开始于1972年，由美格福斯发售第一款家用游戏机，称为美格福斯奥德赛。虽然奥德赛在销量上可以称为成功，但是真正令大众对电子游戏机产生注视是于同年推出，雅达利的街机游戏"乓"（"Pong"）。1975年，由于"兵"大受欢迎，美格福斯决定分别推出奥德赛100及奥德赛200，同时雅达利亦推出家用游戏机版本的"兵"。而这三款家用游戏机都使用比原本的奥德赛更简单的设计，但在游戏数目都较少，亦没有任何配件及卡带。
之后，很多公司都生产相似的家用游戏机并推出于市场。加上通用仪器稍后时间研发出更便宜的微型晶片，令更多小型发展商推出大量表面上相异但都只是包含相同游戏的电子游戏机。
而此世代大部分电子游戏机都是专用游戏机，正式来说只能称呼为电子游戏。由于雅达利、美格福斯及等公司大量推出相似的电子游戏机，令整个市场都充斥著简单及相似的电子游戏。
第二世代（有时被认为是早期9世代，或者从更短的范围来看也可以说是4位世代）开始于1976年Fairchild Channel F和的Radofin 1292 Advanced Programmable Video System推出。
在这一世代的前段时间，各大厂商争相为进入电子游戏这一市场而推出了若干主机，而到了后期，推出的游戏主机则大多是前一阶段的改良。雅达利2600是在第二世代中比较有优势的机型，而类如Intellivision、奥德赛2和ColecoVision也占有一定的市场。
电子游戏的第二世代在1984年由于1983年美国游戏业萧条事件戛然而止。
第三世代一般认为是以1983年7月15日在日本发售的FC即Family Computer（后来也称为Famicom或NES，即Nintendo Entertainment System）起始的。虽然在上一世代的主机也有使用8-bit位处理器，但在末期时才开始明确使用bit位来为主机进行标识。在这一世代中，这种以bit位来对主机进行区分的形式也开始成为一种潮流，就像Mega Drive/Genesis以16-bit为卖点一样。在美国，NES（FC）在此世代中拥有主导地位。
第四世代（或普遍称为「16位元时代」）是以1987年10月30日在日本发售，由日本电气（NEC）研发的PC Engine（北美版称为TurboGrafx-16）作为开始。虽然PC Engine是第一部发售的第四世代游戏机，在日本销量亦只是仅次于超级任天堂（Super Famicom，北美版称为Super Nintendo Entertainment System，简称「SNES」）。但在北美洲，游戏机的销量主要为任天堂的超级任天堂与世嘉（Sega）的Mega Drive（北美版称为Sega Genesis）之争。任天堂成功继承在第三世代建立的基业，而SNES亦成为第四世代销量最高的游戏机。而世嘉亦在此世代发得重大成功，并创造出能够与任天堂的吉祥物玛利欧竞争的角色——超音鼠。除此之外，虽然有不少公司推出其他种类的游戏机，但没有一款获得成功。但同时亦有不少公司认为游戏机市场已经逐渐成熟，并计划在将来推出自家研发的游戏机。
第五世代是以1993年10月4日在北美发售的3DO游戏机作为开始。一开始索尼原打算与任天堂合作推出带有光盘的FC游戏机，但任天堂看出索尼在游戏产业上的野心后背叛了索尼，之后索尼为报复任天堂便推出了具有跨时代意义的Playstation。Playstation采用了造价低廉而容量可观的CD-ROM，并且拥有在当时非常出众的3D运算效果，轻松击败了任天堂原有的市场版图，在全球范围内占有垄断地位。任天堂和世嘉分别于1996年和1994年11月推出了他们的主机N64和SATURN（索尼PlayStation游戏机于世嘉 SATURN发售两个礼拜后在也日本发售），但前者的卡带式设计影响了主机性能的发挥，后者则缺乏第三方游戏厂商的有力支持，最终都落败于PS；N64最后在美国和日本依旧占据了较大的市场份额，而世嘉 SATURN则尽在日本国内有较小的影响力。除任天堂与世嘉外，3DO等游戏公司也推出了他们自己的游戏主机，虽然其中不乏精品，但都最终都属于昙花一现的产品，很快便退出了市场。随着2006年Playstation的停产，第五世代落下了帷幕。
第六世代是以1998年11月27日，由世嘉Dreamcast的发售作为起始的游戏主机的黄金时代。本世代的特点是DVD和网络的导入。为挽回颓势，世嘉于世嘉土星推出的第四年便推出了第六世代的Dreamcast，因不能向下兼容土星而使得玩家们大为不满，之后又因为所采用的GD-ROM容量问题和缺乏第三方游戏厂商的的支持而最终落败，并直接导致了世嘉完全退出游戏主机市场；虽然第三方游戏厂商的响应寥寥无几，但DC上依旧不乏经典的大手笔作品，其中《莎木》曾被日本玩家评为最希望出续作游戏排行的第二名，并创下了20亿日元天价开发费的世界纪录，且其记录直到2008年才被Rockstar Games的《GTAIV》所打破。随后，索尼于1999年推出了Playstation的后继机种Playstation2。索尼PS2向下兼容上一代的Playstation,并依靠强大的DVD光驱而轻松击败了世嘉DC后又面临着来自微软XBOX和任天堂Game Cube的威胁，其中微软XBOX的性能为本世代最强，但最终都被PS2的丰富的游戏数量和极高的性价比所击败；PS2截止至2011年的全球销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5亿台，并且还保持着三个世界之最的记录，即世界上销售时间最长（11年）、公司支持时间最长、游戏最多的游戏机。即使随着2005年微软Xbox360的发售游戏机进入了第七世代，但PS2依旧在长时间内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直到2012年索尼才宣布在日本地区停止生产PS2主机，而在东欧、北非和东南亚地区则依旧畅销。
随着2005年微软Xbox360的发售，游戏机进入了竞争白热化的第七世代，并在市场占有率上呈现出：任天堂的Wii、索尼的PlayStation 3与微软的Xbox 360，三分天下的格局。第七世代的显著特点是高清的游戏画面、网络服务的完善与体感娱乐的普及。率先于2005年发售的微软Xbox360是Xbox的后继机种，拥有着最为完善的网络功能Xbox Live，同时又在部分地区与当地供应商积极合作推出了流媒体服务，在美国地区有着很高的影响力；
在电子游戏历史中，第八世代是指2012年和2013年间推出的数款电子游戏机。第八世代包括了任天堂在2012年第四季推出的后继机种Wii U；索尼的PlayStation 4则是在2013年2月20日正式对外公开，并于2013年第四季上市；而微软是在2013年5月21日宣布了Xbox 360的后继机种Xbox One，同样也在2013年第四季发售。在携带型游戏机方面，第八世代是随著Nintendo 3DS在2011年2月于日本推出后正式展开，3DS之后于同年3月陆续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上市。PlayStation Portable的后继机种PlayStation Vita则是在2011年12月在日本登场，之后于2012年3月在欧美地区上市。
有许多观点认为第八世代的游戏机将会面临来自智慧型手机、平板电脑和智能电视游戏市场的严峻挑战。由于这些装置的成长速度极快，许多分析家认为第八世代可能是家用游戏机的最后一个世代。在发售前就已透过群众募款获得数百万美元资金的游戏机OUYA，将开源自由开发和免费游玩的商业模式带入了第八世代主机。GameStick、NVIDIA Shield、Ouya和Steam Box等公司都试著想加入市场竞争；但却都很少被人以第八世代游戏机来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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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GL
OpenGL（，译名：开放图形库或者“开放式图形库”）是用于渲染2D、3D矢量图形的跨语言、跨平台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这个接口由近350个不同的函数调用组成，用来从简单的图形位元绘制复杂的三维景象。而另一种程式介面系统是仅用于Microsoft Windows上的Direct3D。OpenGL常用于CAD、虚拟实境、科学视觉化程式和电子游戏开发。
OpenGL的高效实现（利用了图形加速硬件）存在于Windows，部分UNIX平台和Mac OS。这些实现一般由显示装置厂商提供，而且非常依赖于该厂商提供的硬体。开放原始码函式库Mesa是一个纯基于软体的图形API，它的代码兼容于OpenGL。但是，由于许可证的原因，它只声称是一个“非常相似”的API。
OpenGL规范由1992年成立的OpenGL架构评审委员会（ARB）维护。ARB由一些对建立一个统一的、普遍可用的API特别感兴趣的公司组成。根据OpenGL官方网站，2002年6月的ARB投票成员包括3Dlabs、Apple Computer、ATI Technologies、Dell Computer、Evans & Sutherland、Hewlett-Packard、IBM、Intel、Matrox、NVIDIA、SGI和Sun Microsystems，Microsoft曾是创立成员之一，但已于2003年3月-{退出}-。
OpenGL规范描述了绘制2D和3D图形的抽象API。尽管这些API可以完全通过软体实现，但它是为大部分或者全部使用硬体加速而设计的。
OpenGL的API定义了若干可被客户端程序调用的函数，以及一些具名整型常数（例如，常数GL_TEXTURE_2D对应的十进制整数为3553）。虽然这些函数的定义表面上类似于C编程语言，但它们是语言独立的。因此，OpenGL有许多语言绑定，值得一提的包括：JavaScript绑定的WebGL（基于OpenGL ES 2.0在Web浏览器中的进行3D渲染的API）；C绑定的WGL、GLX和CGL；iOS提供的C绑定；Android提供的Java和C绑定。
OpenGL不仅语言无关，而且平台无关。规范只字未提获得和管理OpenGL上下文相关的内容，而是将这些作为细节交给底层的窗口系统。出于同样的原因，OpenGL纯粹专注于渲染，而不提供输入、音频以及窗口相关的API。
OpenGL是一个不断进化的API。新版OpenGL规范会定期由Khronos Group发布，新版本通过扩展API来支持各种新功能。每个版本的细节由Khronos Group的成员一致决定，包括显卡厂商、作业系统设计人员以及类似Mozilla和谷歌的一般性技术公司。
除了核心API要求的功能之外，GPU供应商可以通过扩展的形式提供额外功能。扩展可能会引入新功能和新常数，并且可能放松或取消现有的OpenGL函数的限制。然后一个扩展就分成两部分发布：包含扩展函数原型的头文件和作为厂商的设备驱动。供应商使用扩展公开自定义的API而无需获得其他供应商或Khronos Group的支持，这大大增加了OpenGL的灵活性。OpenGL Registry负责所有扩展的收集和定义。
每个扩展都与一个简短的标识符关联，该标识符基于开发公司的名称。例如，英伟达（nVidia）的标识符是NV。如果多个供应商同意使用相同的API来实现相同的功能，那么就用EXT标志符。这种情况更进一步，Khronos Group的架构评审委员（Architecture Review Board，ARB）正式批准该扩展，那么这就被称为一个“标准扩展”，标识符使用ARB。第一个ARB扩展是GL_ARB_multitexture。
OpenGL每个新版本中引入的功能，特别是ARB和EXT类型的扩展，通常由数个被广泛实现的扩展功能组合而成。
OpenGL普及的部分原因是其高质量的官方文件。OpenGL架构评审委员会随规范一同发布了一系列包含API变化更新的手册。这些手册因其封面颜色而众所周知。
Dave Shreiner, Graham Sellers, John M. Kessenich and Bill M. Licea-Kane. 2013. OpenGL Programming Guide: The Official Guide to Learning OpenGL, Version 4.3（8th Edition）. Addison-Wesley Professional. ISBN 978-0321773036.
Randi J. Rost, Bill M. Licea-Kane, Dan Ginsburg, John M. Kessenich, Barthold Lichtenbelt, Hugh Malan and Mike Weiblen. 2009. OpenGL Shading Language (3rd Edition).
Addison-Wesley Professional. ISBN 978-0321637635
早期的 OpenGL 版本会一同发布配套的 GLU 库，提供一些同时代硬件尚不支持的简单功能。GLU 最后一次更新规格要求是在 1998 年，对已弃用的 OpenGL 特性有依赖。
还有几个库也建立在OpenGL之上，提供了OpenGL本身没有的功能：
特别是，库——由SGI开发并可以在IRIX、Linux和Microsoft Windows的一些版本上使用，构建于OpenGL，可以建立实时可视化仿真程序。
当开发者需要使用最新的OpenGL扩展时，他们往往需要使用库或者是库提供的功能，可以在程序的运行期判断当前硬件是否支持相关的扩展，防止程序崩溃甚至造成硬件损坏。这类库利用动态加载技术（dlsym、GetProcAddress等函数）搜寻各种扩展的信息。
OpenGL 上下文（）的创建过程相当复杂，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上也需要不同的做法。因此很多游戏开发和用户界面库都提供了自动创建 OpenGL 上下文的功能，其中包括 SDL、Allegro、、FLTK、Qt 等。也有一些库是专门用来创建 OpenGL 窗口的，其中最早的便是 GLUT，后被 freeglut 取代，比较新的也有 GLFW 可以使用。
1980年代，开发可以用在各种各样图形硬件上的软件是个真正的挑战。通常，软件开发人员为每种硬件编写自定义的接口和驱动程序。但这非常昂贵并会导致大量工作的重复。
20世纪90年代初，SGI成为工作站3D图形领域的领导者。其IRIS GL的API被认为是最先进的科技并成为事实上的行业标准，而基于开放标准的PHIGS则相形见绌。IRIS GL更容易使用，而且还支持即时模式的渲染。相比之下，PHIGS难于使用并且功能老旧。
SGI的竞争对手（包括Sun、惠普和IBM）通过扩展PHIGS标准也能将3D硬件投入市场。这反过来导致SGI市场份额的削弱，因为有越来越多的3D图形硬件供应商进入市场。为攻占市场，SGI决定把IRIS GL API转变为一项开放标准，即OpenGL。
然而，SGI拥有大量的软件客户，对他们来说从IRIS GL迁移到OpenGL将需要巨额投资。此外，IRIS GL的应用程序接口拥有与3D图形不相关的函数。例如，它包括窗口、键盘和鼠标的API，部分原因是由于它是在X Window系统和Sun公司的NeWS系统之前开发的。而且，IRIS GL库由于授权和专利问题并不适合开放。上述种种因素要求SGI继续支持先进和专有的IRIS Inventor和IRIS Performer应用程序接口。
IRIS GL的限制之一是只能访问由底层硬件支持的功能。如果图形硬件不支持一项功能，那么该应用程序将不能使用它。OpenGL通过为硬件不具备的功能提供软件支持克服了此问题，这就允许应用程序在相对较弱的系统中使用先进的图形技术。OpenGL标准化了访问硬件的方式：硬件接口程序的开发（有时也称为设备驱动程序）交由硬件制造商，而窗口功能委托给底层作业系统。让大量不同种类的图形硬件讲同一种语言影响深远，它为软件开发者进行3D软件发展提供了更高层次的平台。
1992年，SGI公司领导了OpenGL架构审查委员会（OpenGL ARB）的创建。该委员会由若干公司组成，负责未来OpenGL规范的维护和扩充。
微软在1995年发布Direct3D，Direct 3D最终成为OpenGL的主要竞争对手。1997年12月17日，微软和SGI发起华氏温标项目，旨在统一OpenGL和Direct3D的接口。1998年，惠普加入。后来，由于SGI的财政限制、微软的战略以及缺乏行业普遍支持，项目1999年遭弃。
2006年7月，OpenGL架构评审委员会投票决定将OpenGL API标准的控制权交给Khronos Group。
为了加强它的多语言和多平台特性，已经用很多语言开发了OpenGL的各种绑定和移植。最值得注意的是，Java3D库已经可以利用OpenGL（另一个选择可能是DirectX）作为它的硬件加速了。OpenGL官方网页列出了用于Java、Fortran 90、Perl、Pike、Python、Ada和Visual Basic的多个绑定。
OpenGL被设计为只有输出的，所以它只提供渲染功能。核心API没有-{zh-cn:窗口系统; zh-tw:视窗系统}-、音频、打印、键盘／鼠标或其他输入设备的概念。虽然这一开始看起来像是一种限制，但它允许进行渲染的代码完全独立于他运行的操作系统，允许跨平台开发。然而，有些整合于原生-{zh-cn:窗口系统; zh-tw:视窗系统}-的东西需要允许和宿主系统交互。这通过下列附加API实现：
另外，GLUT库能够以可移植的方式提供基本的-{zh-cn:窗口;zh-tw:视窗}-功能。
OpenGL进化自（而且风格很相似）SGI的早期3D接口IRIS GL。IRIS GL的一个限制是它只能访问底层硬件提供的特性。如果图形硬件不支持例如纹理映射这样的功能，那么应用程序就不能使用它。OpenGL通过在软件上对硬件不支持的特性提供支持的方法克服了这个问题，允许应用程序在相对低配置的系统上使用高级的图形特性。Fahrenheit项目是Microsoft和SGI之间的联合行动，为了统一OpenGL和Direct3D接口的目的。它一开始提出了一些把规则带给交互3D计算机图形API世界的承诺，但因为SGI的财政限制，这个项目后来被放弃了。
2002年微软的DirectX 9提出了全新的Shader绘图功能以及高阶著色语言（HLSL），OpenGL霸主地位开始被瓦解。这使得3DLabs了解到必须开发全新的OpenGL 2.0版本，但仅加入支援GLSL的功能。2006年Khronos接手OpenGL，立刻着手发展Longs Peak与Mount Evans。2008年推出OpenGL 3，但评价普遍不高。
2010年3月10日, OpenGL同时推出了3.3和4.0版本，同年7月26日又发布了4.1版本。2011年8月8日发布4.2版本。2013年发布4.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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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
首都、国都或京（京师／城／都），以现代政治角度而言，通常指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所在地的首要行政中心城市，也是政治活动的中心城市、各类国家级机关集中驻扎地、国家主权的象征城市。
在大部分国家，首都是国家最大的城市，如英国伦敦、法国巴黎等；大部份的国家也未在宪法和法律内订定首都地点，而在部分国家，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例如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等。有时一个国家有多个首都，如行政首都、司法首都，分别是该国的行政和司法中心，例如南非。
在国际政治及外交上，首都的名称可以直接代表其所在的国家及其中央政府。常见的例子有以“莫斯科”取代俄罗斯、“北京”取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台北”取代中华民国、“平壤”取代朝鲜、“华府”取代美国、“伦敦”取代英国、“巴黎”取代法国等。
在历史上，国家或地区的主要经济中心往往成为政权的焦点，并透过占领或合并成为首都。伦敦和莫斯科正是这样。首都无形中吸引有志投身政治的人才，例如律师、新闻媒体及公共政策的研究员，协助政府实施有效的管治。如果首都兼是首要的经济、文化或知识中心，有时会被称为「首要城市」，如伦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
首都的设立有时会阻碍原有的主要城市的进一步发展。由于旧都里约热内卢和巴西东南部的人口过于稠密，新都巴西利亚遂设于巴西内陆，而德国首都则设于柏林。
政治与经济或文化权力会合的情况并不普遍。传统首都经济上会被竞争者超越，朝代或文化的衰落，也意味著首都的破灭，巴比伦就是一个例子。此外，很多现代首都，例如阿布贾、坎培拉和渥太华，特意设于原有的经济地区以外，而且至今仍未发展成新的工商业中心。
首都不一定会设立在面积较大的国土上，如赤道几内亚的马拉博、丹麦的哥本哈根、甘比亚的班竹，这些都不是岛国，首都却是位于较小的离岛。
一般来说首都通常会特意设在易守难攻的地理位置上，以防其他国家的侵略，但也有国家的首都是设于邻国附近的边界旁或是相邻的地理位置上，如韩国的首尔、寮国的永珍、查德的恩将纳、斯洛伐克的布拉提斯拉瓦、波札那的嘉柏隆里、乌兹别克的塔什干。
每一个国家通常只设立一个首都，因为政府通常会将其重要机关集中在首都地区，以方便政府高层行政和管理，但亦有例外。一些国家有多个首都，一些甚至没有。有时候，实际的首都和法定的首都由于某些原因并不在同一个城市。譬如，一个称为「首都」的城市，实际上并非中央政府所在地。反之，所谓的正式「首都」虽然是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但可能不是政治决策的地理中心。故此，「行政首都」一般被认定为是该国的「国家首都」。
一些日本人认为东京和京都都是日本首都。
以色列以耶路撒冷为首都，大部分政府机构都驻守此处。但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未完全解决之前，大部分国家和联合国都以特拉维夫为以色列首都，因此大多数大使馆设馆于特拉维夫而非耶路撒冷。特拉维夫自1948年12月起成为以色列的「实质」首都。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亦声称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国的首都，但现时的「实质」首都位于拉姆安拉，而哈马斯政府则驻守加萨市。
德国的行政首都是柏林，但依联邦法律有部份政府部门仍设址于前西德首都波恩，波恩仍被称为「联邦市」（）。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和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则位于卡尔斯鲁厄。
波士尼亚赫塞哥维纳的塞族共和国，根据岱顿协定，以塞拉耶佛为法理首都（塞拉耶佛同时是波士尼亚的首都），但事实上其政府位于巴尼亚卢卡。
在如英语在内的一些外文中，首府和首都往往意义相近或者相同，部分国际组织所在地也会被称为首都。
：中华民国于1927年定国都于南京市。1937年11月因为八年抗战日军势力已威胁到中央京畿而迁都重庆市（陪都），而在胜利后于1946年5月还都南京市。然而在1946年11月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中，对于国都设于南京或北平相持不下，经时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主张国都地点不必定于宪法，始将制宪国民大会的第一读会通过的「国都定于北平」一条予以删除，中央政府仍驻守南京，南京仍是首都。而后第二次国共内战失利，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4月23日攻占南京城。中央政府在几次迁移后，于1949年12月9日迁往台北市，之后该市成为中央政府所在地或实质上的首都。
然而，在1990年代及以前，中华民国政府从未放弃以武力光复中国大陆并还都南京的目标，因此习称台北市为「战时首都」（类似于中国历史的「行在」），并在教科书上记载南京市为首都。2000年后民进党执政期间，官方多次表示台北市是中华民国首都。2002年起，中华民国教育部决议修改教科书的相关记载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位于台北」或「中华民国中央部会在台北」。
但如果以民意来说，目前台湾绝大多数民众(特别是年轻世代)多普遍认定中华民国首都是台北市而非南京市。
随著现代帝国及民族国家崛起，首都已成为国家及政府的象征，而且渗透著政治意义。在古代，多数国家行君主专制，「首都」一般指君主理政和居住的地方城市，所谓「天子脚下，首善之区」，首善之名，出自《汉书·儒林传序》：“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南宋耐得翁《都城纪胜序》说：杭州“车书混一，人物繁盛，风俗绳厚”，“为今日四方之标准”。不同的是，现代首都的选址、建立，以至迁移，均取决于人为因素。举例：
首都长久以来是战争的首要目标，占领首都等同取得敌方的政府，是战胜的关键。
首都，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会聚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在古代，国家一般采取中央集权政策，地方势力有限；首都一旦沦陷，就意味著朝代的覆亡。中国三国时代，汉、吴因失去各自的首都──成都和建业（今南京）而亡国。
过去，社会经济倾向地方权力，这战略方式在封建制度发展后尤其盛行，其后又在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再获肯定。对于世界其他地方，包括西方而言，首都在军事上是较次要的。1205年，拉丁人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占领了拜占庭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然而，拜占庭势力成功在数个省份中重组；地方贵族在60年后重夺首都，并把国祚延长了200年。英国势力先后在美国独立战争和第二次英美战争中劫掠了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但美国势力得到地方政府和传统上独立的边远地区的平民的支援，仍足以在地方开展战斗。例外的是，高度中央集权国家，例如法国，其中央政体有效地协调偏远地区的资源，为国家带来绝对的优势。但是，假如首都被占，国家会面临崩溃的边缘；其他战略方面，法国的传统敌人德国，于两次世界大战时把目标集中于占领巴黎。
「迁都」指一个国家将原来设立的首都，由另一个城市取代，主要行动是将政府高层重要机关总部迁移至新首都，而背后亦涉及很多原因。在古代，多数国家面对不稳定的政治环境，因而迁都的机会较多。也有可能是旧的首都由于某些原因（例如经济）而逐渐丧失其重要性。朝代的交替或领土的变更或扩大亦影响首都的迁移。
在中国，明朝从应天府（今南京）迁都北平府（称北京），加强北方边防，以防满蒙两族侵扰边疆。李自成占领首都后，明朝大致灭亡（南明──几个由明朝皇室在南方建立的流亡政权──则继续声称作为明室正统而存在）。而满洲人在1644年6月6日进入北京，将首都从沈阳迁往北京，则代表了正式的权力转移。这样的格局在中国历史屡见不鲜，及至20世纪传统儒家政体垮台。清朝覆亡后，基于地方分权及交通技术的改进，国民政府得以在抗日战争时期迅速迁都，并维持其原有的领导架构。1949年因政权移手后，中华民国政府由南京迁至台北。
在其他国家例子有苏联/俄罗斯（圣彼得堡—莫斯科）、土耳其（伊斯坦堡—安卡拉）和东西统一后的德国（波恩—柏林）。或是像巴西或澳大利亚等重新建造城市移转首都的例子。
然而，因为古代国家与开发中国家（例如于2005年迁都的缅甸）行政架构较为简单，迁都相对于已开发或相对发达国家来说是容易得多。现代的国家迁都要顾及将庞大复杂的政府部门有序不紊地调迁的步骤，以及巨大的国家经济开支，故此一次完整的迁都可能要花上近10年的时间。
但也有其变通的方式让国家资源不至于太集中于首都，但又不用花费巨资迁移首都，有些国家便设立所谓的副首都、行政副中心或是陪都来分散其风险。
一些世界最大城市并非首都，如图上所示。
以下列出各大洲的最大首都，以市区／都会区人口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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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生子佯谬
双生子佯谬是一个有关狭义相对论的思想实验。有一对双生兄弟，一个登上一宇宙飞船作长程太空旅行，而另一个则留在地球。结果当旅行者回到地球后，他发现自己比留在地球的兄弟更年轻。
这个结果似乎与狭义相对论矛盾：狭义相对论所探讨的是物体惯性参考系的相对运动，比方物体A为观察者，观察到物体B等速率远离自身，相反的，物体B也会认为物体A等速率离开自身，根据狭义相对论，物体A会认为物体B的时钟走慢了，物体B也会认为物体A的时钟走慢了。狭义相对论指出所有观测者都有同等意义，没有任何一个参考系（frame of reference）是会获得优待的。因此，旅行者预期回到地球后会看见比他本人更年轻的双生兄弟，但这就与他兄弟的想法恰好相反。
但实际上旅行者的期望是错误的：狭义相对论并没有说所有观测者都有同等意义，而是只有在惯性系中的观测者（即没有进行加速运动的观测者）才有同等的意义。但宇宙飞船在旅途中亳无疑问是至少加速过一次的，所以旅行者并不是惯性系。反之，留在地球上的兄弟在整个航程中都是在惯性系之中（如果忽略源自地球质量及移动所带来的相对较小的加速度），所以他能够把他跟他兄弟分辨开来。
有些人在解决这吊诡时会认为狭义相对论并不能够用于加速中的物体，而只可使用广义相对论，这是不正确的。举个例说，该对双生兄弟的年龄是可以借着求时空间隔（spacetime interval）在他们任何一个惯性系中所行走的时空路径（这些路径被称为世界线）上的积分来准确地计算出来的。近似的方法可以用来计算一加速中的宇宙飞船的相对性行为（参看相对性火箭）。狭义相对论唯一不适用的情况是当重力的影响是不能被忽略的时候，这时就真的需要用到广义相对论。
这个结果是由狭义相对论所推测出的（移动时钟的时间膨胀现象），而且能够透过实验来验证。
日常生活中其实也有这种怪异的情况：如果两人相距一段距离，则A会看到B「缩小」了，但是B也觉得A「缩小」了。这种透视现象已经被人们适应、接受了，因为它存在于平日的生活里，但是人们对相对论就毫无准备。
我们已经对有关距离的相对论见解习以为常了：从北京到上海的距离当然等于上海到北京的距离。另一方面，当我们考虑到速度方面，会认为如果一个物体在运动，运动一定会是相对于某物：星体、地面或另一人。A物相对B物的速度，是相等于B物相对A物的速度，两者完全相等。
注意要在参考系统中建立「同步」的概念，「到底一件事是否和另一处的另一件事同时发生」这个问题有著关键的重要性。所有计算都最终要涉及到哪些事件是同时发生的。也要留意，要建立两个空间中相隔的事件的同步性，这两个地方一定要有讯息相互传递，这也代表了光速是决定同步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大家当然会问到，狭义相对论怎么能在A相对B有时间膨胀而B相对A也有时间膨胀的情况下不前后矛盾。要消除矛盾，我们必须丢弃人们日常对同步性的直觉概念。同步性，是位于一个参考系中的一位观测者和一系列事件之间的关系。
理论的架构里有一个同时性的相对论，它影响著特定事件如何根据有相对运动的观测者被调准。由于每个观测者对两个事件是否同时发生都有不同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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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发生于1919年（中华民国8年）5月4日的北洋政府治下的京兆地方，是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学生运动，以及包括广大公民、市民和工商人士等中基层广泛参与的一次示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和暴力对抗政府等多形式的行动。事件起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举行的巴黎和会中，列强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即山东问题。当时北洋政府未能捍卫国家利益，有国人极度不满，从而上街游行表达不满。当时最著名之口号是「外争国权（对抗列强侵权），内除国贼（惩处媚日官员）」。
广义五四运动则是指自1915年中日签订《对华二十一条要求(简称二十一条)》到1926年北伐战争这段时间，中国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反思及批判华夏传统文化，追随「德先生」（“民主”的英文“”）和「赛先生」（“科学”的英文“”），探索强国之路的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1924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和秘书毛泽东联名发出通告，第一次要求各地的党团体的组织展开“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纪念和宣传活动，强调恢复国权运动、新文化运动，纪念五五（马克思生日），目的在于传播马克思主义。1939年八路军总政治部、中共中央青委发出《关于部队纪念“五四”青年节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中央青委决定每年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1949年后成中国大陆的固定节日）。
西方思想在晚清尤其甲午战争之后大量传入中国并影响年轻一代，而在民国初年这种影响随著《新青年》等刊物的发展以及白话文运动的推展，自由和反抗传统权威等思想影响了学生以及一般的市民。
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从思想、政治和文化领域激发并影响了华人尤其是华夏青年的爱国救国热情，这两种理念从根本上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和智力基础。
社团组织在民国的发展包括少年中国学会、工学会、新民学会、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和工读互助团等等，让五四运动在全国展开有了组织上的基础。
中国的教育制度在清末的新政中，学习西方及日本学制而改革。到了民初，高等教育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引进了开放的学风，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李大钊、朱家骅、陈独秀、章士钊、胡适、辜鸿铭（英国文学）、刘师培、钱玄同（教音韵学）、吴梅（教戏曲史）、刘半农（教新文学）、严复（翻译家）等被聘请于北大任教，同时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开放进步的思想和精神，这种思想和精神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动力。
（注：鲁迅并不是北大职工，而只是兼职。因为当时北大规定，到北大任职，必须辞去原来职务，而鲁迅是教育部里资料抄写员。）
191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经70多日激战，于11月7日全部占领德国胶州湾租借地。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北洋政府在5月9日，接纳了其中大多数的要求，这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协定，为新闻界所得知，并发布该协定，激起了民族主义的情绪，使中国知识分子及民众对于日本以及卖国政府强烈的不满，被认为这是国耻，同时也引发了不少反日的活动，这种情绪在五四运动中进一步发展而发挥作用。
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向德国宣战，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贷款，并协助组建和装备一支中国参战军，其贷款还被用于安福国会庞大的贿选开支。同年9月，北京政府与日本交换了关于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为借款的交换条件之一，又交换了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其主要内容为： 1、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2、关于胶济铁路沿线的警备：日军撤走，由日本人指挥的巡警队代替。 3、胶济铁路将由中日两国合办经营。 北京政府在换文中，对日本的提议「欣然同意」。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亲递换文，后被北京学生痛殴。在中国对德宣战，与日本同为战胜国，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没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扩大了，这一换文成为巴黎和会上日本强占山东的借口。
清末以来，中国的工商业虽有所发展，但在西方产品的输入情形下，中国本土工商业的发展仍然有限，一战的发生使欧洲各国产业无力东顾，中国的工商业获得很大的发展，参与工商业的人口持续增加，民族工业，尤其是轻工业得以巨大发展，城市中的工商阶层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也更显重要，在五四运动中，他们成为声援爱国学生的主要力量。
「五四运动」前后，北京政府总统、内阁、国会之间达成了某种平衡，故政治运作较先前为畅顺。当时政府领导者为大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钱能训，及「安福国会」幕后领袖段祺瑞。但政府仍深受各个党派、各地军阀的制约，政策因之时有变异。「五四运动」发生之后，「研究系」以政府外交失败做斗争「安福系」工具，藉传媒煽动学生举办爱国示威游行，并进一步造成「六三运动」，使得学运风潮扩大，最终逼使相关政府领导人下台负责。除此之外，「文治派」与「安福系」也借机相互攻讦，以谋求自我派系之利益。是以「五四运动」绝对不可以单单理解为群众在爱国意识之下的自发行为；事件源起、扩大都深受党派斗争之影响。
1919年3月1日，在五四运动的前两个月，韩国爆发三一运动。韩国独立人士在首尔塔洞公园宣读《独立宣言书》引发数万名民反日游行示威。三一运动很快席卷整个朝鲜半岛。有200万以上群众参加了上千起反日示威和暴动。
三一运动受到当时中国各界密切关注，得到当时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高度支持与赞扬,成为推进五四运动的强大思想动力。 通过三一运动，中国人民加速了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看透了北洋军阀的反动面目，在反帝救亡方式上给中国人民极大的启迪，成为五四运动的催化剂和行为的楷模。两者相互呼应，有着相似的国际、国内背景、运动过程和运动结果。
从1917年7月起，任交通兼财政总长的曹汝霖与驻日公使章宗祥等人受命于内阁总理段祺瑞以出卖主权的代价向日本政府大举借款。1918年，曹汝霖与日本外相后藤新平商定，以髙徐、济顺两路路权为抵押，借款三千万日元，并密电驻日公使章宗祥在日本签字。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4月15日，中国代表团向巴黎和会提出《废除中日民四条约说帖》，提出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华驻军等七项希望取消日本强加的“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遭到拒绝。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根据《关于山东之条约》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只是归还了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被德国掠去的天文仪器。
梁启超致电汪大燮、林长民，建议警醒国民和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其电文称：“汪、林二总长转外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5月1日，中国谈判代表、外交总长陆征祥将此事电告北京政府，并称如不签约，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等有所不利。5月2日，北京政府密电中国代表可以签约。
林长民《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刊载在5月2日的《晨报》头版头条：“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任公电，乃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利，交由五国商量处置，惟须得关系国之同意：我国所要求者，再由五国交还我国而已，不知因何一变其形势也。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款及一九一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款出于胁迫，胶济换文以该路所属确定为前提，不得迳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草约，为预备合同，尚未正式订定。此皆我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此消息传到中国后，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无礼行径，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
在这种情况下，和会代表提交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要求归还中国在山东的德租界和胶济铁路主权，以及要求废除《二十一条》等合法条件。但结果，英、美、法、日、-{zh-cn:意;zh-tw:义}-等国不顾中国民众呼声，在6月28日终于签订《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在巴黎和会中，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直接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进而引发了五四运动。
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获悉巴黎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
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高师、法政专门、高等工业等学校也有代表参加。学生代表发言，情绪激昂，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最后定出四条办法，其中就有第二日齐集天安门示威的计划。这四条办法是：（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5月4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之大示威。
5月4日，上午10时，各校学生召开碰头会，商定游行路线。下午1点，北京大学等十三所院校三千余名学生汇集天安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合约签字”等口号，并在集会上宣读了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然后，总指挥傅斯年扛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队伍随即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受到巡捕阻拦，学生代表求会见四国公使，罗家伦、江绍原前往各国使馆递送英文的备忘录。仅美国使馆人员接受了学生的陈词书，英法意使馆均拒绝接受。在“外争国权”而不得的情况下，队伍中喊出一句：“去找曹汝霖算账去！”矛盾遂转向“内惩国贼”——学生开始向位于北京长安街东端之北的赵家楼曹宅所在地移动，一路上高喊「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青岛」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下午两点多钟，大规模游行队伍到达曹宅，数百名军警早把胡同口封住了，队伍不得入内。学生向军警讲明来意说：“我们是爱国学生，来这里是找曹总长谈谈国事，交换意见，要他爱中国。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也是中国人，难道你们不爱中国吗？”军警于是放行。学生进入胡同，发生暴乱痛打了在曹家串门的章宗祥，并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给予镇压，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
学生游行活动受到广泛关注，各界人士给予关注和支持，抗议逮捕学生，蔡元培、朱家骅等“欧美同学会”会员（时会长蔡元培）当时为了营救学生，不惜发动全国工商界罢工罢市，上至政府官员；下至务农人员。北京军阀政府颁布严禁抗议公告，大总统徐世昌下令镇压。但是，学生团体和社会团体纷纷支持。11日，上海成立学生联合会。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也给予支持。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6月，由于学生影响不断扩大，《五七日刊》和学生组织宣传，学生抗议不断遭到镇压。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170多人。学校附近驻扎著大批军警，戒备森严。4日，逮捕学生800余人，此间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6日、7日、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上海工人罢工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
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通过上海的三罢运动，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6月11日，陈独秀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曹、陆、章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6月28日，中国代表顾维钧等人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1921年11月11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国、英国、日本、法国、义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中国九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国际会议。中国政府时值颜惠庆内阁，派出施肇基、頋维钧、王宠惠三人为全权代表，余日章、蒋梦麟为国民代表，朱佛定为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秘书，1922年2月4日，中国和日本还在华盛顿签订了《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其附约。条约规定，日本将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该地全部开为商埠；原驻青岛、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的日军应立即撤退；青岛海关归还中国；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归还中国等。附约中规定了对日本人和外国侨民的许多特殊权利，但是中国通过该条约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
五四运动从形式上是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但从整个社会背景社会发展来说，它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除了波及中国思想文化，政治发展方向，社会经济潮流，教育，亦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对现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亦有著不可低估之影响。因强调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与文学发生中的独立性与资源性,以此将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的启蒙主义的「五四」,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捆绑在一起。
五四的根本精神是什么，有不同看法。在一般的看法中，一种看法：科学，民主。1949年后，中共阐述为：爱国，进步，科学，民主。
五四运动，其主力是学生和青年，他们的爱国精神、为真理和正义而战的精神、不畏强暴和黑暗政治精神值得任何时代的青年和学生学习。
林毓生认为应当区分五四精神、五四目标与五四思想。林以为，五四精神是一种中国知识份子特有的入世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承袭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精神，与俄国沙皇时代的读书人与国家威权同制度发生的「疏离感」，因而产生的知识阶级（intelligentsia）激进精神，以及西方社会政教分离为背景而发展出来的近代西方知识份子多元化专业研究的风格，有很大出入。这种使命感使中国知识份子以为真理本身应该指导政治、社会、文化与道德的发展。其最高境界乃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的悲剧精神。
而林教授认为「使国家强盛」、「自由」、「民主」、「法治」和「科学」为五四目标。
而五四思想则包含「全盘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等传统一元论模式的思想。
在1919年10月，总统举行秋定祭孔，同时组织了四存学会，以「昌明」「周公孔子之学」为宗旨，1921年更修订了《褒扬条例实施细则》，进一步强化礼教。梁启超和梁漱溟则高唱中国文化优越论。而在五四运动中，某些反对儒家思想文化的人士，推行了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孔家店」、「推倒贞节牌坊」等口号。五四运动进一步促进了反儒家的发展，与独尊儒术的思潮形成针锋相对的局面。
中国语言文字政策的思想渊源大部分都来自于五四时期的西方理论，包括使用白话文（现代汉语）、国语（普通话）作为官方语言，以及汉字简化、汉语拼音等。
中国代表没有在巴黎和平会议上签字，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利益和权益能够保留下来，实际上刚好相反，多国利益及国际秩序被排除后，中国成为日本及苏联竞争利益的场所（因为日本在华有高额投资及移民、苏联则认为中国适合推行共产主义），日本为了保障其侨民及利益、也不满中国不遵守条约及迫害日侨，逐步的占领了中国。由于北京政府的失败，各地军阀利用北京政府的无力，相互攻伐，加剧了中国的内乱。
1921年到1922年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提出「十项原则」，山东问题得到解决，日本把青岛交还给中华民国政府但是胶济铁路仍由日本控制，山东实际仍由日本控制，中国自认权益没有完全恢复，但实际上逐出列强势力就等于失去列强保护、也失去了各列强制衡以维持中国基本权益的情势，日本在中国投资移民最多、加上中国突然由日俄战争时及之后的中日友好转为反日，故怀抱最大的怨念，因此中国实际上失去更多的权益。
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与五四运动的思想相近，日本在二战战前获得的情报是此两党都是苏联的傀儡，而实际上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大陆时期，内部确实有大量的共谍。
学生和群众的抵制外国货、外资、外侨，对中国没有帮助，却惹得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因为日本在华投资移民最多，不像其他西方国家可以承受退出中国的损失。
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自动主义」「自律辅导主义」等教育思想在五四推动下，教育界引起巨变，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废除学监制，在「开放女禁」呼声下，1919年秋，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岭南大学开始招收女生，在教育制度上，妇女权利在五四影响下发生变革。1921年10月，北京政府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壬戊学制），小学六年，初中四年，高中两年，大学四至六年，以美国为蓝本，教育得到革新。
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文学新时代。五四以后，中国出现了大小40多个文艺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对中国文学发展影响深远。这个时期，出现了大批文学巨匠，如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郭沫若、郁达夫等。
五四运动后，出国学画的人逐渐增加。在各地，许多正规的美术院校相继成立，油画也在中国扎根。当时涌现出来的出名画家有颜文梁、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方干民、吴大羽、卫天霖等，其中以所谓「四大校长」，即颜文梁、刘海栗、徐悲鸿和林风眠的影响最大。
五四运动使苏俄在中国播下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种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国民党的改组便充份显示出：当时很多人认为“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唯一出路”。但也有人认为当时对暴力革命的绝对化，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是一种破坏而非建设作用；有些人甚至认为被中国国民党或中国共产党统治，还不如成为殖民地。
五四运动以后，工人罢工和政治斗争依然不断，1920年五一，北京学生联合会散发《五一历史》传单，使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理论传入工人阶层，为共产党诞生创造了群众基础。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陈独秀也在五四之后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并接受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观点。
与共产党斗争失利的势力一般认为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为后来的国共内战打下始端。中国共产党党史一般将其定义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注意这里的「封建」一词是欧洲人马克思意义上的封建观，不是中国先秦时代“分封建国”之封建），并以此运动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了准备。
中国大陆一直存在纪念五四运动的活动，尤其在党活动中被视为重要纪念，各级党组织、共青团组织、学校、机关都对其形式非常重视，每年都有大型的纪念活动。
中国史学界界定五四运动具有重大意义，可概括为：
历史学家林毓生教授提到了五四运动的意识形态，认为其可分内容与思维模式两个方面来看，其内容又可分形式与实质两个层次。从形式层次上，五四人物喊出了如自由、民主、科学、理性、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等口号。
1980年代的新五四运动（New May Fourth Movement），当时称为就是新古诗运动（Neo-classical Poetry Movement），由范光陵博士（Dr. Fan Kuanling）等主张新古诗运动，主要提倡新古诗运动、诗意油画、与四位先生打一桌牌，即德先生、赛先生、诚信先生（又名良心）、礼义先生（又名孝经）。
2014年，由中华民国（台湾）的新党所提出的新五四运动，以发扬五四精神、捍卫民主与法治为号召，呼吁国人手持国旗走上凯达格兰大道，一同谴责近日来太阳花运动以及426凯道反核的行动。根据警政署的统计，截至当日下午2点20分左右，约有1万余人参与。张安乐、王炳忠以及正逢母丧的马以南、马冰如皆有参与。
2018年，台大自主行动联盟发起新五四运动反对政府引发的校长遴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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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
鄂图曼帝国（，）为鄂图曼人建立的帝国，台湾早期曾经使用鄂图曼土耳其帝国的译名，以示跟塞尔柱帝国之区分。
创立者为奥-{}-斯曼一世。鄂图曼人初居中亚，后迁至小亚细亚，日渐兴盛。极盛时势力达亚欧非三大洲，领有南欧、巴尔干半岛、西亚及北非之大部份领土，西达直布罗陀海峡，东抵里海及波斯湾，北及今之奥地利和斯洛文尼亚，南及今之苏丹与叶门。自消灭东罗马帝国后，定都于君士坦丁堡，且以东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自居。故鄂图曼帝国的君主苏丹以自封的形式，视自己为天下之主，继承了东罗马帝国的基督教文化及伊斯兰文化，因而东西文明在其得以统合。
鄂图曼帝国位处东西文明交汇处，并掌握东西文明的陆上交通线达六个世纪之久，直至大英帝国在18世纪通过直布罗舵打通地中海航线为止。在其存在期间，不止一次实行伊斯兰化与现代化改革，使得东西文明的界限日趋模糊。鄂图曼帝国对西方文明影响举足轻重，其建筑师希南名留至今。16世纪，苏莱曼大帝在位之时，日趋鼎盛，其领土在17世纪更达最高峰，控制今日中东欧不少国家。在巴巴罗萨的带领下，其海军更掌控地中海。
鄂图曼帝国是15世纪至19世纪唯一能挑战崛起的欧洲基督教国家的伊斯兰教势力，但鄂图曼帝国终不能抵挡近代化欧洲列强的冲击，于19世纪初趋于没落，沦为英国、法国等列强的棋子，但其卓越的战略地理位置使英国、法国得以利用鄂图曼帝国阻止俄罗斯帝国对外向欧洲扩张，并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成功阻止，最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里败于协约国之手，鄂图曼帝国因而分裂。之后凯末尔领导土耳其国民运动，放弃了大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疆域，建立了主权独立但面积较小、仅控制色雷斯及小亚细亚的土耳其共和国，鄂图曼帝国至此灭亡。
鄂图曼土耳其语的官方名称为「'」，拉丁化转写为「'」，意为“奥斯曼的崇高国度”；现代土耳其语中俗称为「'」；英语名称为「'」或「」；阿拉伯语名称为「 」。
汉语译名方面，《明史》等明代史籍称之为“鲁迷国”，亦即阿拉伯语化的“罗马帝国”，这沿袭了唐宋以来称呼建都君士坦丁堡的政权为“Al-Rum”的传统；近代以降，有依照英语拼音而音译为「鄂图-{}-曼土耳其帝国」，简称「鄂图-{}-曼帝国」或「鄂国」；中国大陆地区则依照奥斯曼土耳其语称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简称「奥斯-{}-曼帝国」或「奥斯-{}-曼」。而在台湾部分书籍则以原文音译为「欧斯曼帝国」。
国名由来为后人以开国苏丹奥-{}-斯曼一世的名字为国号。“奥斯曼”（奥斯曼土耳其语：'；现代土耳其语：'；国际音标：/osman/），注意奥斯曼土耳其语原使用阿拉伯-波斯文字书写，/s/音出现在元音后的词中时以ث /θa:/标示。
由于鄂图曼土耳其语中本无「θ」音，而以「t」音代之。当鄂图曼势力扩张到东欧时，日耳曼人将「عثمان」（othman）讹念为ottoman，并而后转音为「鄂-{}-图曼」。清代译名即采用此，对应翻译国名为「鄂-{}-图曼」。中华民国成立后延用古译名（以当时国际语言拉丁语“ottomano”为翻译标准），然而在指示同名的开国君主时可使用“奥-{}-斯曼”这个译名；另有「鄂-{}-斯曼」、「奥-{}-特曼」、「奥-{}-图曼」、「奥-{}-图玛」和「奥-{}-托曼」等译名。
自罗姆苏丹国于1300年左右灭亡后，位于黑海和地中海间的安那托利亚高原上，分裂出多个独立国家，统称为安纳托利亚侯国。在1300年，衰弱的东罗马帝国失去了对安那托利亚地区的控制，该地区由埃尔图鲁尔加齐之子奥-{}-斯曼一世率领的侯国统治，掌领安那托利亚西部的埃斯基谢希尔。奥-{}-斯曼一世将其国境扩张至东罗马帝国的边境，并攻下后来的首都布尔萨，奥-{}-斯曼一世因而得到「喀喇」（Kara，强大）的称号。奥-{}-斯曼一世被广泛地认为是强而有力的领袖，即使在他逝世后，仍流传著一句有数百年历史的土耳其谚语：「他可能强如奥-{}-斯曼」。中古土耳其故事「奥-{}-斯曼之梦」亦显扬了他的名声，那是一个关于奥-{}-斯曼在年轻时预见鄂图曼帝国征服各国的神话。在他在位时，一个正式的鄂图曼政府设立起来，其后这个政府在帝国时期经历了剧烈的转变。此外，政府设立法律实体，称为米利特，各宗教派别及少数民族可在米利特底下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
奥-{}-斯曼一世逝世后，鄂图曼帝国的统治扩张至地中海东部及巴尔干地区。1387年，威尼斯人治下的重镇塞萨洛尼基被鄂图曼帝国攻陷。1389年，鄂图曼帝国在科索沃战役的得势导致塞尔维亚在巴尔干半岛的统治结束，去除了鄂图曼帝国进军欧洲的屏障。1396年的尼科波利斯战役被视为中世纪最后一次大规模十字军东征，但未能阻止鄂图曼帝国继续扩张。土耳其人在巴尔干半岛的领土持续扩张，而进攻君士坦丁堡是鄂图曼帝国的关键目标。君士坦丁堡的周边地区几乎已全部落入鄂图曼帝国手中。1402年，帖木儿入侵安那托利亚，苏丹巴耶塞特一世在安哥拉之战兵败被擒，使东罗马帝国得以苟延残息。1402年后，鄂图曼帝国对其占据的部分巴尔干地区暂时失去控制，在1430至1450年代间穆拉德二世在位时恢复对该地区的控制。
巴耶塞特一世的被俘使土耳其人方寸大乱，巴耶塞特一世的儿子们为了争夺帝位，在1402年至1413年爆发内战。穆罕默德一世继位为苏丹，结束了争位战争，标志著大空位期的结束。穆罕默德一世的孙儿穆罕默德二世重组国家及军事结构，并在1453年5月29日攻陷君士坦丁堡，当时的穆罕默德二世年仅21岁。君士坦丁堡成为鄂图曼帝国的新首都，并开始使用罗马皇帝的名号，但希腊及西欧都不承认穆罕默德二世负有这名号，而俄国沙皇也声称是东罗马帝国的后继者。为了巩固其名号，穆罕默德二世希望可以夺取罗马。1480年，鄂图曼帝国占领奥特朗托及普利亚，并深入义大利半岛，但穆罕默德二世在1481年5月3日逝世，中止了鄂图曼帝国的远征。
鄂图曼帝国在1453年至1683年间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1566年前的领土、经济及文化扩张时期及其后的军事及政治相对缓和的时期。
鄂图曼帝国在1453年征服了君士坦丁堡，稳固了帝国作为欧洲东南部及地中海东部地区霸主的地位，接下来帝国进入了漫长的征服扩张期，将疆域扩至欧洲及北非。鄂图曼帝国的陆上扩张主要倚靠其军事革新及军纪，而其海军亦对其征服活动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意大利城邦及葡萄牙人手里争夺及保障了黑海、爱琴海、地中海、红海及印度洋的远航路线。由于鄂图曼帝国握有欧亚之间主要的陆路贸易路线，帝国的经济因而蓬勃发展。鄂图曼帝国对西欧及亚洲间贸易的垄断经常被引证为西班牙女王支持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西航寻找亚洲海路的主要原因。1492年前已有人推测地球是圆的，然而哥伦布却是第一位发现了可缩短需经鄂图曼帝国往亚洲贸易的危险路线的方法。
鄂图曼帝国在一些贤能苏丹的统治下繁荣兴盛。塞利姆一世在位时致力于向东及向南扩张，于1514年查尔迪兰战役击败了伊斯迈尔一世治下的萨非王朝。1517年，鄂图曼帝国消灭埃及马木留克王朝，其海军势力亦扩至红海。此后，鄂图曼帝国及葡萄牙帝国成为了地区最具支配地位的势力。
继后的苏莱曼一世并没有停止征服步伐。1521年，鄂图曼帝国攻陷贝尔格莱德，其后征服了匈牙利王国，并在现今匈牙利及中欧的所在地建立鄂图曼帝国属匈牙利（Ottoman Hungary）。1526年，土耳其人在第一次摩哈赤战役得胜，并于1529年发动维也纳之围，但由于冬季的来临而被迫撤退。1532年，鄂图曼帝国举兵逾25万再次进攻维也纳，但在维也纳以南的克塞格被击退。
1543年，鄂图曼帝国继续进逼，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斐迪南一世在1547年正式承认鄂图曼帝国对匈牙利的宗主权。在苏莱曼一世治下，特兰西瓦尼亚、瓦拉几亚及反复无常的摩尔多瓦都成为帝国的附属国，须向帝国纳贡。在东面，鄂图曼帝国在波斯人手里夺取巴格达，得以掌控美索不达米亚及波斯湾，开启了300多年的奥斯曼-波斯战争。在苏莱曼一世统治时期的末段，帝国的总人口多达1,500万人。
在塞利姆一世及苏莱曼一世时期，帝国拥有强大的海军力量，能控制地中海大部分地区。帝国海军司令巴巴罗萨·海雷丁在苏莱曼一世时期带领鄂图曼帝国海军多次击败基督教国家的海军，包括征服了西班牙的突尼斯及阿尔及利亚。鄂图曼海军协助穆斯林及犹太人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时期逃离西班牙，并护送他们抵达鄂图曼帝国（特别是塞萨洛尼基、赛普勒斯及君士坦丁堡）。1543年，鄂图曼海军占领神圣罗马帝国的尼斯，这是由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促成的。法国及鄂图曼帝国因与哈布斯堡王朝于中欧及南欧的敌对而联合起来，成为当时的强大联盟，这是一个军事及经济联盟，鄂图曼帝国允许法国可在帝国内贸易而免收征税。事实上，当时的鄂图曼帝国是欧洲相当重要及受接纳的政体，帝国与法国、英格兰王国及荷兰共和国缔结军事同盟，对抗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意大利及奥地利大公国。
随著16世纪的发展，鄂图曼帝国的海军力量受到冒起的西欧势力挑战，特别是在波斯湾、印度洋及摩鹿加群岛一带受到葡萄牙威胁。由于鄂图曼帝国封锁了向南及向东的海路，欧洲各国只得另觅路径。在陆上，鄂图曼帝国被奥地利的战争及波斯这两条战线困扰，维持战争所需的资源、后勤补给及通讯因距离过远而变得困难，使海军无法维持。
苏莱曼一世逝世后，鄂图曼帝国的领土扩张逐渐放缓。西欧海事力量的增长、发展由欧洲前往亚洲的海路及新大陆破坏了帝国的经济发展。以往有效的军事及官僚体制因苏丹的管治失当而变异。虽然帝国面对著这些困难，它仍然是欧洲的主要扩张势力，直至1683年的维也纳之战，维也纳之战标志著鄂图曼帝国终止向欧洲继续扩张。
欧洲各国开始著手应付鄂图曼帝国对陆路贸易通道的控制。西欧国家绕过帝国的贸易垄断，建立她们通往亚洲的海路。从新大陆大量涌入的白银导致鄂图曼货币的贬值及通膨，这对鄂图曼社会的各阶层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塞利姆二世时期的大维齐尔索库鲁·穆罕默德帕夏开始进行苏伊士及伏尔加航道的开发，以挽救经济，但这些计划在后来被取消。
1571年后，鄂图曼帝国支持的克里米亚可汗德夫莱特·格莱计划征服俄国。翌年，克里米亚军在摩洛迪战役被击败。当时的克里米亚汗国无疑是东欧的一个强大势力，直至十七世纪末。
在南欧，腓力二世领导的天主教联盟在地中海挑战鄂图曼的海军，他们在勒班陀战役击败鄂图曼舰队，对于鄂图曼海军不败的姿态造成打击。现今的史学家认为，勒班陀战役的象征意义重于军事。在鄂图曼海军战败后的六个月内，一支约250艘战船、其中八艘配备现代三桅帆装军备的新舰队建成。在君士坦丁堡的码头，造船高峰时每天都有船舰落成。鄂图曼帝国大维齐尔在与威尼斯的部长讨论时说：「在我们夺取塞浦路斯时，我们除去了你们的一支军队，而你们击败了我们的舰队也只不过是刨掉了面包的一层皮。」鄂图曼海军惊人的恢复能力使威尼斯于1573年签订和约，帝国得以在北非扩张及巩固其地位。
哈布斯堡王朝的边界则没有太大的变动，只有多次争夺个别要塞的小型战役。这是由于欧洲发展了星形要塞，这是奥地利在边界建造的一种低堡要塞，这种要塞须经长期围攻方可攻破。鄂图曼帝国对这种堡垒毫无办法，帝国以往所使用的大炮都变得无效。这亦反映出其地理限制，在初春至晚秋的战争季节里，鄂图曼帝国军从君土坦丁堡进军，维也纳是帝国军的最远点。此外，帝国亦须在前线部署军力，一方面须防范奥地利人，另一方面又要对抗什叶派穆斯林的萨非王朝。
在战场上，鄂图曼帝国逐渐被欧洲的军事技术赶过，宗教及知识份子保守派的壮大扼杀了帝国的军事革新。欧洲军事革命对战略及军备的改变使以往令人闻风丧胆的西帕希骑兵的威胁减弱。在对抗哈布斯堡王朝的冗长战争里，帝国需要大量配备火器的步兵，于是放宽募兵政策，使土耳其新军的数量大为提高，但却引起了军纪、兵士素质等问题，政府甚至需要应付军士哗变。欧洲提倡火枪而发展的长矛与火枪及线性战术对鄂图曼帝国军造成致命打击。帝国军招募了一些非正规的狙击手应付战争，一些狙击手于复员后在杰拉里叛乱里沦为土匪，杰拉里叛乱让安那托利亚在十六世纪末及十七世纪初陷入无政府状态。至1600年，鄂图曼帝国的人口达到三千万，对土地短缺的诉求亦对政府构成压力。
不过，十七世纪并非单纯是鄂图曼帝国的滞止及衰退期，这亦是帝国及其体制开始适应内外新的压力及事物的时期。
苏丹女权时期（1648年－1656年）是对政治有很大影响力的一个时期，由太后代表儿子行使权力，这并非前所未有，许蕾姆苏丹在1530年代初继承艾谢·哈芙莎苏丹成为苏丹皇太后，她被安德里亚·杰里迪形容为「极度善良、有胆识及聪慧的女人」。由于易卜拉欣一世无力管治国家，以及年幼的穆罕默德四世于1646年登位，政务就交帝国后宫治理，这时期最著名的女性是柯塞姆苏丹及其儿媳妇。在柯塞姆苏丹废黜穆罕默德四世的计划泄漏后，哈提婕的支持者在1651年将柯塞姆苏丹杀害。
接下来帝国进入科普鲁律时期（1656年－1703年），在这段时期，帝国由科普鲁律家族的成员出任大维齐尔。1656年9月15日，时年八十岁的科普鲁律·穆罕默德帕夏得到杜亨·哈提婕保证帝国后宫不会干预他处理政务。科普鲁律·穆罕默德·帕夏是一位激进的保守执法者，他恢复了中央权力及帝国的军力，其子及继承人科普鲁律·法奇尔·艾哈迈德（Köprülü Fazıl Ahmed）奉行其父的路线。科普鲁律家族重振军威的成果可见于重夺特兰西瓦尼亚、1669年征服克里特及1676年扩张至乌克兰南部，占领霍京、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及波多里亚地区。
1683年5月，刚得到重振的军事力量再遭到毁灭，卡拉·穆斯塔法·帕夏举兵再次进攻维也纳，鄂图曼帝国军被波兰国王约翰三世领导的哈布斯堡王朝、德国及波兰联军击败。
《卡尔洛夫奇条约》的签订终止了大土耳其战争，使鄂图曼帝国军须首次割让其控制的欧洲领土，包括鄂图曼帝国匈牙利。自此，帝国无力再对欧洲奉行扩张政策，在欧洲战线上只得采取防守。
在这时期，只有两位苏丹可对帝国实施有效的政治及军事管治。穆拉德四世重夺埃里温及巴格达，中央权力再次得到重视。穆斯塔法二世在1695年至1696年反攻哈布斯堡王朝的匈牙利，但在桑达大败。
在滞止期，帝国的许多巴尔干领地落入奥地利手中，而名义上归奥斯曼帝国的管治的埃及、阿尔及利亚实际上已独立，后来受到英国及法国的控制。在十八世纪，中央政府给予地方统治者及领导不同程度的地区自治。在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间，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爆发了一系列的战争。
历史学家认为鄂图曼帝国长期的滞止是改革失败的时代。奥斯曼帝国在这时期进行过科学及教育改革，包括建立高等教育机构，如伊斯坦堡科技大学。奥斯曼帝国的科学及技术处于中世纪时代，这是奥斯曼学者将伊斯兰的哲学及数学、中国的火药及磁铁罗盘知识综合得来。在这时期，科学的影响力大不如前，一些作家的同业工会抨击印刷机为「魔鬼的发明」。西方的活字印刷术在1450年由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1493年由西班牙的塞法迪犹太人引入鄂图曼，塞法迪犹太人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逃出后移居到奥斯曼帝国。
郁金香时期是以苏丹艾哈迈德三世喜爱的花卉而命名，郁金香亦可象征其任内的和平统治。帝国对欧洲的政策在这时改变，在1712年鄂图曼帝国在第三次俄土战争里取得胜利及签订《帕萨罗维茨条约》后，在1718至1730年间，地区都处于和平状态。帝国在巴尔干的边疆城镇加强防御工事，以防范欧洲的扩张。一些初步的改革开始实施，如降低税率，以尝试改善帝国的形象，国内开始出现私人投资及企业家。
鄂图曼帝国军事改革在塞利姆三世在任时开始，他是第一位尝试沿用欧洲路线将军事现代化的苏丹，然而这些改革却被反动分子妨碍，阻力来自宗教领袖及土耳其新军，当时的土耳其新军已失去控制及效用，他们对贫穷的不满及反对变动触发了叛变。塞利姆三世的改革终招致杀身之祸，其继承者马哈茂德二世在1826年对土耳其新军进行了改革，压制了叛变。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被历史学家认为是帝国现代化的时期。帝国在前线失去不少领土，中央政府的衰弱导致管治不稳，帝国在坦志麦特时期试图对帝国进行改革及重组。在坦志麦特时期，帝国须应对外国的入侵，帝国独力难支，于是开始与欧洲国家结盟，如法国、荷兰、英国等。在克里米亚战争，奥斯曼帝国联合英国、法国等国抵抗俄国。
坦志麦特时期一系列的宪政改革包括建立现代化军队、改革银行系统，以现代工厂取代同业公会。1856年，法令保证所有鄂图曼帝国的公民，不论种族及信仰，都享有平等的地位，把1839年法令的内容进一步扩充。基督教米利特享有特权，如1863年的亚美尼亚国民宪法（Armenian National Constitution）是底万批准的法规，包括150条条文，由亚美尼亚知识份子及新成立的亚美尼亚国民议会草拟。一部称为（鄂图曼土耳其语解作「基本法」）的宪法使改革时期达到顶峰，该宪法由新奥斯曼人的成员编写，于1876年11月23日发布，为国民建立了自由及平等的概念。
一次立宪时期为期甚短，但其意念（鄂图曼化）对改革派新奥斯曼人具有影响，新鄂图曼人在西方大学接受过教育，他们相信君主立宪制能解决帝国社会不稳的问题。1876年的一次军事政变废黜了苏丹阿布杜勒阿齐兹，穆拉德五世继位，因精神问题，穆拉德五世在上任短短数个月内再遭废黜。1876年12月23日，一如人们所期待，继位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宣布实行君主立宪制，然而，宪政下的议会运行了仅仅两年就被苏丹封禁，但没有被废除，其后碍于压力下，议会再度召开，坎宁-厄·埃沙西的有效性被降至最低。
在十九世纪，民族主义的兴起横扫许多国家，奥斯曼帝国亦不能幸免。民族意识与公民民族主义意识的增长令西方的国家主义思想引入鄂图曼帝国，使帝国须应付国内外的民族主义。国内滋生了不少革命政党。民族主义兴起对十九世纪的帝国影响深远，还影响著二十世纪初帝国的国策。许多鄂图曼土耳其人质疑当时的国家政策，一些人认为种族冲突源自外部，与行政无关。帝国在那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就，她应付民族主义的能力也备受质疑。1829年，希腊在希腊独立战争后宣布独立。改革未能抑制多瑙河大公国及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兴起，两地已处于半独立状态。1875年，塞尔维亚、黑山、瓦拉几亚及摩尔多瓦宣布脱离帝国独立。1877年至1878年的俄土战争正式确立了塞尔维亚、罗马尼亚、黑山及保加利亚的独立。波士尼亚被奥地利帝国占据，巴尔干其他地区仍旧置于奥斯曼帝国的控制。在这反殖民化的浪潮里，塞尔维亚裔犹太人居达·阿勒卡莱（Judah Alkalai）鼓吹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国度。土耳其人在俄土战争失败，奥斯曼帝国以赛普勒斯换取英国在柏林会议的支持。在1798年被拿破仑一世占领的埃及在1801年由奥斯曼及英国联军夺还，1882年，英军以整顿治安为借口占据埃及，在法律上，埃及和苏丹仍是奥斯曼帝国的省份，直到1914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加入同盟国，英国随即吞并埃及和苏丹。在1830年至1912年间，奥斯曼帝国在北非的省份尽失，即阿尔及利亚（1830年被法国占领）、突尼西亚（1881年被法国占领）及利比亚（1912年被意大利占领）。
帝国未能向欧洲银行偿还国债，导致的成立。十九世纪末，帝国没有被西方势力完全占领是由于权力平衡的概念，奥地利及俄罗斯都希望藉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提高影响力及扩张领土，但英国竭力抑制他们，担忧俄国会支配地中海东部。
及苏丹宣布复行1876年宪法、恢复议会后，奥斯曼帝国踏入，对有重要的作用。在这时期，政务被联合进步委员会掌控。奥匈帝国乘鄂图曼帝国陷于国内斗争在1908年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1911年的意土战争，巴尔干同盟向奥斯曼帝国宣战。鄂图曼帝国在巴尔干战争里失去了巴尔干的领地，除了色雷斯及埃迪尔内。德国控制的巴格达铁路成为国际局势紧张的源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肇因之一。奥斯曼帝国在追击戈本号及布累斯劳号（Pursuit of Goeben and Breslau）及介入中东战线后正式参战。在战争初期，奥斯曼帝国取得多次重要的胜利，如加里波利之战和。奥斯曼帝国也遭遇不少挫败，如在高加索战役败予俄国。1916年的阿拉伯起义让鄂图曼帝国在中东战线的良好形势逆转。
内政部长穆罕默德·塔拉特帕夏、杰马尔帕夏及恩维尔帕夏忧虑帝国内亚美尼亚人可能成立第五纵队，下令，要求实施，开始大规模驱逐及屠杀亚美尼亚人，强行将数千人带到敍利亚沙漠的营地，事件演变成种族灭绝，估计有150万亚美尼亚人因饥饿、缺水、暴晒、盗贼掠夺而死亡，是为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亚美尼亚人遂以及成立（Administration for Western Armenia）作为回应。鄂图曼帝国政府则指责亚美尼亚人在安那托利亚西部勾结入侵的俄国军队，俄军里就有亚美尼亚志愿军。
至1918年，叶门和麦地那是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半岛仅存的领地，《穆德洛斯停战协定》签订后，奥斯曼帝国被迫交出也门和麦地那，而在1917年俄国革命后奥斯曼帝国夺取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及阿塞拜疆都须一并交出。《色佛尔条约》的条约确立了鄂图曼帝国的分裂。现时，在鄂图曼帝国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新国家达40个（包括备受争议的北赛普勒斯土耳其共和国）。战后安那托利亚地区的农民仅及战前的四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的伤亡重大。
占领君士坦丁堡及激使土耳其国民运动的成立，国民运动在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领导下在土耳其独立战争获胜。1922年11月1日，苏丹制被废除，最后一任苏丹穆罕默德六世于11月17日离开土耳其。新成立的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在1923年签订的《洛桑条约》得到国际承认。1923年10月29日，大国民议会宣布土耳其共和国成立。1924年3月3日，哈里发制被废除。鄂图曼皇室被列为不受欢迎人物且被驱逐出境。50年后的1974年，大国民议会才准许奥斯曼皇室的后裔获取土耳其公民身份。
鄂图曼帝国沦亡的主因是其经济结构的崩坏，以及因幅员广大而未能统合各地的经济。另外，帝国的通讯技术不足以联系所有领土。奥斯曼帝国沦亡的环境与罗马帝国衰落时相似，特别是国内种族间的紧张关系及政府未能调和种族问题。坦志麦特时期进行有关提高文化权利、公民自由及议会制度的改革开展得太迟，未能阻止十九世纪初民族主义崛起及国家分裂的潮流。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政教合一之国家。国教为伊斯兰教，最高统治者为苏丹，被认为是帝国最高统治者。中央机构有大维齐尔（宰相），辅佐苏丹管理行政和军事。下设两名维齐尔，分管司法和财政，另外还有枢密大臣一人。如要罢相，就会召见国相，当场打碎相印。鼎盛时期，全国共分为31个省，250个县，而土地（由苏丹兼任）所有，以服兵役为条件分封贵族。
鄂图曼帝国国家机关是一个相当简单的制度，可分为军政及民政。苏丹是国家机关里地位最崇高的。民政系统是以具宗教色彩的地区行政为基础。奥斯曼土耳其人运行的系统可管理宗教学者如大法官、伊玛目。一些土耳其的传统仍对奥斯曼帝国的行政具有重要作用。奥斯曼帝国统治者认为，帝国的首要责任是保卫和扩大穆斯林的领土，以确保逊尼派伊斯兰教法及国家主权支配范围内的安全和平。
奥-{}-斯曼王朝，在国家机关来说即「鄂图曼皇室」，其规模之大及持久在伊斯兰世界里前所未有。鄂图曼皇室在种族上有土耳其血统，但由于宗室与不同种族的人通婚，使奥斯曼皇室并非由纯土耳其人主导。
纵观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即使苏丹拥有原则上的权力及苏丹授权给大维齐尔的实际权力，在许多情况下，地区政府可独立运作，甚至对抗统治者。奥斯曼帝国苏丹曾经被11次罢免，因被政敌视为对国家构成危害，尝试推翻奥-{}-斯曼王朝的叛变有二次，均以失败告终，反映政制在没有不安定因素下有能力处理革命叛变。
伊斯兰教中地位最高的身份—— 哈里发（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者）亦被奥斯曼帝国苏丹所采用，是为鄂图曼帝国哈里发，亦是穆圣逝世后，首位非阿拉伯人，更非古莱氏族出身却担任此位的人，从此在穆斯林世界中更有号召力。奥斯曼帝国苏丹是帝国的唯一统治者，可视为政府的化身，尽管苏丹不会完全行使其权力。帝国后宫是奥斯曼帝国宫廷内相当重要的权力机关，由苏丹皇太后，即太后主管。她在后宫有绝对的权力，地位崇高。有时，苏丹皇太后会干政，运用其影响力削弱苏丹的权力。在十六世纪初至十七世纪，苏丹皇太后掌握国家大权，称为苏丹女权时期。后继的苏丹由前任苏丹的儿子当中选出。帝国学校强大的教育系统能够排除不能胜任的苏丹后裔，并为继任者培育政治人才。帝国学校以双轨的方式运行。伊斯兰学校以穆斯林传统来培训知识分子及国家官员，使贫苦家庭的子女也有机会提升社会地位及收入。另外还有基督徒的寄宿学校，即恩德仑，每年在8至20岁的基督徒男生当中招募三千人入读，这一过程称为德夫希尔梅，不包括孤儿、独子、已婚、犹太人、俄国人及牧师的孩子。
虽然苏丹是至高无上的君王，苏丹的政治及行政权力都会被分割。国家政务由顾问及大臣组成的会议底万主理（十七世纪后更名为朴特）。当奥斯曼帝国仍是贝立克的时代，底万由部族领袖组成，后来让军官及地区骨干（如宗教及政治顾问）参与。始自1320年，苏丹任命的大维齐尔代表苏丹行使权力。大维齐尔在很大程度上独立行事，掌有几乎没有限制的任命、开除及监督权力。十六世纪末，苏丹不再参与政务，大维齐尔实际上成为国家元首。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里，地区首长在许多时候都能独立行事，甚至违逆统治者的意愿。1908年爆发青年土耳其人革命以后，奥斯曼帝国成为君主立宪制的国家，苏丹没有实权，建立议会，议会代表由各省选出，这些代表组成了奥斯曼帝国政府。
高速扩张的帝国以忠诚、精明的人才治理国家，不论是阿尔巴尼亚人、法纳尔人、亚美尼亚人、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匈牙利人或其他种族。帝国不分宗教背景任用希腊人、穆斯林及犹太人改革行政系统。
图格拉是一种字母组合，是鄂图曼帝国的官方记号，合共有35种。这些记号雕刻在苏丹的印章上，带有苏丹及苏丹父王的名字，多数包含「常胜」的意思。这种记号最早由奥尔汗一世所有。风格化的图格拉衍生出奥斯曼土耳其书法的一个分支。
和多数穆斯林世袭制国家一样，鄂图曼帝国的司法系统只愿采纳大部分和其政权合法性没有冲突的伊斯兰教法，组织起一个地区法学系统。帝国的司法行政是平衡中央及地方权力的重要一环。帝国的权力运行与土地权利管理悉悉相关，地区当局需要空间以建立一个地区米利特。鄂图曼帝国错综复杂的管辖权是为了融和不同族群的文化和宗教，帝国合共有三个法院系统，穆斯林及非穆斯林各占一个，非穆斯林包括犹太人及基督徒管辖的宗教社区，另一个是贸易法庭。整个系统由卡龙法规规管，此外，卡龙法规是不属于任何教派的法律，以补足沙里亚法规的“不足”之处。
这些法院的分类范畴，并非全然是专门的，例如在帝国主要的法庭穆斯林法庭，可处理不同宗教背景诉讼各方的贸易纠纷。即使可透过地区统治者发挥影响力，鄂图曼帝国倾向于不干预非穆斯林宗教的法律制度。伊斯兰教的沙里亚法规集结了古兰经、圣训（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论）、穆斯林公议而成，由一个称为格亚斯（Qiyas）的系统运作。主要位于君士坦丁堡及布尔萨的法律学院会教授这些系统。
坦志麦特改革对法律系统产生彻底影响。1877年，民法收录在麦吉拉法典上。后来，麦吉拉法典包括商法、刑法及民事诉讼法。
鄂图曼帝国的首个军事组织是十三世纪末由奥-{}-斯曼一世在安那托利亚西部的部族里组织的。随著帝国的壮大，军事系统越来越繁复，它有一套复杂的募兵及封地制度。鄂图曼帝国军队的主力部队有土耳其新军、西帕希、艾坚斯（Akıncı）及军乐队，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实战军队，也是第一个使用火枪和加农炮的军队。在围攻君士坦丁堡时，鄂图曼人开始使用隼炮---一种轻型的加农炮。高速、高机动性的骑兵使用弓箭、短剑骑在土库曼马及阿拉伯马上作战，不携重甲，强大、纪律严明的重骑兵人马皆披重铠，在最关键是向敌军发动强力进攻。其作战模式与蒙古帝国相似，如佯装撤退，以新月型的阵式包围敌人，发动突击。17世纪中及大土耳其战争后，鄂图曼帝国军的战绩下滑。十八世纪，帝国军在对威尼斯的战事里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就，在北方还被俄军迫得节节败退，丧失领土。十九世纪鄂图曼帝国的现代化始于军事。1826年，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废除土耳其新军，建立现代化的军队，命名为新秩序（Nizam-ı Cedid）。鄂图曼帝国军是第一个聘用外国专家及派遣军官到西欧学习的组织。那些相对年轻、受新式训练的人返回土耳其后遂开展青年土耳其人运动。
鄂图曼帝国海军对于帝国在欧洲的扩张贡献良多，海军在1517年征服北非，包括阿尔及利亚、埃及。在阿尔及利亚及希腊失陷后，帝国的海事力量及对海外地区的控制力减弱。苏丹阿布杜勒阿齐兹尝试重建一支强大的海军，其规模是英国、法国以后最大的。位于英国巴罗的船厂在1886年建造了首艘帝国潜艇。不过，鄂图曼帝国崩塌的经济未能支撑其海军。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不信任海军，认为大规模、昂贵的海军在俄土战争里毫无用处，于是将大部分战舰锁定在金角湾，战舰在及后的30年里逐渐锈坏。1908年青年土耳其人革命后，团结与进步委员会欲发展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海军基金是为了收集公共损献购买船只而成立。帝国空军在1909年6月成立，是世上首个飞行战斗组织。1912年7月3日，帝国成立空军学院，著手培训飞行员，并训练空军军官。空军学院的成立加快了空军壮大的进程，使更多的人员充实其中。1913年5月，空军学院进行世上首个专门侦察训练计划，并成立首个侦察部门。1914年6月，一个新的海军航空学院成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现代化进程仓卒地停止，帝国空军在前线参与战争，西至加利西亚，东及高加索，南抵叶门。
奥斯曼帝国每定都一处，皆大幅改革当地经济，使其成为新政经中心。诸如布尔萨、埃迪尔内、君士坦丁堡皆然，因商人及工人对于创造大都会尤其重要。穆罕默德二世与其继承人巴耶塞特二世鼓励欧洲各地，尤其是被西班牙天主教政权迫害的塞法迪犹太人移居君士坦丁堡或其他城市，如萨罗尼加等，而在许多欧洲地区，犹太人受到基督教徒的迫害。其经济政策之最终目的仍使苏丹之权力得以巩固并扩大，故此特别著重于生产阶级之利益上，使之生活富裕，从而使帝国生产力大增。另一方面，亦可减少纷乱，帝国清平。
直至17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国库管理与法治组织皆领先同侪，伊斯兰世界诸国无有及者 ，而经过高度训练之金融专才亦不断涌现 。这些组织发展出来的文书官僚，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杰出宗教领袖，使这些组织成为专业团体，许多鄂图曼帝国政治家的成功都是基于这些专业团体发挥的效能。
帝国的经济结构受到地理因素影响，帝国掌控东西贸易之咽喉，堵塞了欧洲向东的陆路交通，迫使西班牙及葡萄牙的航海家遁海路前往东方。帝国亦控制了马可·波罗所用的香料之路。正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1492年抵达巴哈马时，鄂图曼帝国的国势正处于高峰，其经济影响力横跨三大洲。现代研究奥斯曼帝国的学者认为，鄂图曼帝国与中欧关系的转变是源于海路的开通，西欧打通了绕过中东和地中海的远洋路线，使陆路的重要性大减，从而导致帝国的衰落。《盎格鲁-鄂图曼条约》，又称，将鄂图曼帝国的市场开放给英国及法国，减缓了其衰落。纵然如此，其仍鼓励城镇自行发展，通由扩张领域至未开发地，吸引更多民众聚居，增强生产力，从而发展成金融中心以保持竞争力，颇有现代资本主义之影子。
鄂图曼帝国社会结构以米利特统合多样性人口。米利特是宗教组织，可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建立各自的社区，在苏丹的保护下能保留宗教法律、传统及语言。米利特制度是帝国长治久安的关键。早在穆罕默德二世统治时，法纳尔人已享有多方面的权利，帝国欢迎犹太人来定居，故帝国对民族差异有相对较高的宽容，有能力消除种族隔离，然而，米利特-{}-制度并没有同化能力，使得在民族主义崛起后成为了一个弱点。鄂图曼帝国的解体表示鄂图曼化及一次和二次立宪时期政策的失败。
鄂图曼帝国的生活模式结合了东西的生活模式。奥斯曼帝国生活模式其中一个独一无二的特色就是非常无条理的，米利特-{制}-度产生了这种无条理的生活模式，使许多人在文化马赛克里生活。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有其独特的文化，因君士坦丁堡曾经是罗马帝国及拜占庭帝国的都会。奥斯曼帝国宫廷的生活模式在许多方面都传承了波斯的古老传统，并具有希腊及欧洲色彩。帝国宫廷四周形成的文化被称为奥斯曼特色，可以托卡比皇宫作为概括。在当时，有许多大都市都受到奥斯曼帝国文化的影响，大抵是现今的塞拉耶佛、斯科普里、塞萨洛尼基、大马士革、巴格达、贝鲁特、耶路撒冷、麦加及阿尔及尔。后宫则作为艺术作品的主体。
奴隶是鄂图曼社会的一部分。即使到1908年，帝国内仍有贩卖女奴的活动。在十九世纪，奥斯曼帝国在受到西欧各国的压力下禁止这种活动，多位十九世纪就任的苏丹亦致力取缔奴隶贸易，不过未能完全废除。
伊斯兰教不是从兴起之时便立即流行于土耳其人或突厥民族，阿拔斯王朝在751年对中国唐朝的怛罗斯战役中取得胜利，但没有强迫突厥人放弃其所信奉的萨满教和佛教，从而确保阿拔斯王朝在中亚的影响力。只是在战后，许多突厥部落，包括塞尔柱王朝及鄂图曼王朝的祖先乌古斯人在往后几个世纪才渐渐转改奉伊斯兰。在十一世纪，他们将这种宗教带入安那托利亚。
鄂图曼帝国容许基督徒及犹太人（古兰经所说的「有经人」）保持原有信仰，而不接纳多神教，与沙里亚法规一致。鄂图曼帝国会向非穆斯林征收吉兹亚税。
在米利特-{制}-度下，非穆斯林人和穆斯林一样都是帝国的臣民，但不受伊斯兰信仰及法律约束或管制，例如东正教米利特受民法大全约束，民法大全早在拜占庭帝国时实施了九百年。作为帝国最大的非穆斯林族群，东正教米利特在政治及商业上能享有特权，但须缴纳较穆斯林为高的税项。
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征服君士坦丁堡后允许当地的基督徒留居，并运行他们原有的体制，如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1461年，穆罕默德二世设君士坦丁堡亚美尼亚牧首。在此前，拜占庭帝国视亚美尼亚教会为异端，禁止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城墙内兴建教堂。1492年，摩尔人及塞法迪犹太人被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驱逐出西班牙，奥斯曼帝国苏丹巴耶塞特二世派遣以凯马尔·列伊斯（Kemal Reis）为首的舰队护送他们，并让他们在鄂图曼帝国定居。
鄂图曼帝国与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教会的关系大致和平，纵使偶尔也会有一些针对希腊教会的压迫性政策。教会的组织制度依旧不变，在紧密的监督下可独自行事，除了1821年至1831年爆发的希腊独立战争及十九世纪初鄂图曼帝国君主立宪的崛起。其他的东正教教会，如保加利亚东正教教会，被解散并将其置于希腊教会的管辖，直到1870年阿布杜勒阿齐兹设立保加利亚主教，并恢复保加利亚教会的自治权。
鄂图曼帝国的犹太人社区亦有设立米利特，归哈克哈姆·巴斯（Haham Başı，犹太人教会领袖）或首席拉比所管；亚美尼亚教会社区则归一名总主教所管，其他社区亦然。
鄂图曼帝国采纳地中海、黑海周边地区的传统、艺术及文化体系，并加入了新的元素。在鄂图曼帝国之下，各种不同的文化得以传承，故难以断定一种具体的鄂图曼文化，特别是在宗教中心及首都。宏观来看，一种特殊的混合文化在奥斯曼的精英当中达致顶峰，这些奥斯曼精英包含无数的种族及宗教团体。奥斯曼帝国的多元文化及多元宗教政策反映在米利特制度里。随著帝国向西扩张，帝国吸收了一些征服地区的文化。不同文化种族之间的通婚亦有助于创造奥斯曼的种族文化特色。与土耳其民族文化比较，这些新文化对创造奥斯曼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鄂图曼建筑受到波斯、拜占庭及伊斯兰阿拉伯式建筑影响。鄂图曼建筑是前伊斯兰时代萨珊建筑的延续，例如方形建筑上的圆穹是萨珊建筑里常见的类型，这成为了鄂图曼建筑的核心。在帝国崛起时，奥斯曼建筑仍处于探索阶段，帝国扩张时则是奥斯曼建筑的古典时期。
在郁金香时期，奥斯曼建筑受到西欧高度装潢的风格影响，如巴洛克、洛可可、及帝国风格。鄂图曼建筑的概念主要围绕在清真寺，清真寺是社交及城市规划里不可或缺的部分。除了清真寺外，其他奥斯曼建筑的例子有施粥场、神学院、医院、土耳其浴场及墓碑。
鄂图曼古典建筑的例子，除了伊斯坦堡及埃迪尔内，还可见于埃及、厄立特里亚、突尼西亚、阿尔及利亚、巴尔干半岛及匈牙利当地的清真寺、桥梁、水泉及学校。鄂图曼装饰艺术的发展受大众影响，因为帝国种族繁多。宫廷技工对帝国产生了多元艺术性的影响，如以传统拜占庭艺术混合中国艺术。
鄂图曼土耳其语是土耳其语的变种，深受波斯语及阿拉伯语的影响。土耳其语、波斯语及阿拉伯语对奥斯曼人来说都是有影响力的语言，例如重视阿拉伯语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是古兰经的书写语言。奥斯曼帝国官僚，特别是奥斯曼宫廷在后期以一种土耳其语沟通，同时采用阿拉伯语及波斯语的文法及字汇。即使基本的文法是土耳其语，使用阿拉伯语或波斯语字词的鄂图曼土耳其语对于并非精通阿拉伯语及波斯语来说都是不能理解的。奥斯曼土耳其语这两种变体的极度差异令民众的识字率偏低（十九世纪初的识字率是2-3%，十九世纪末是大约15%），普遍民众须聘用写手与政府沟通。各个种族在家庭和邻居内说本族的语言（如犹太语、希腊语、亚美尼亚语等），在一些两个或两个以上族群聚居的村落，居民不时也会说对方的语言。在一些国际都市，人们通常会说家族语言，接受过教育的官员主要多说奥斯曼土耳其语或波斯语，但都能说阿拉伯语。在帝国沦亡前的两个世纪，法语及英语开始成为流行语言，特别是在累范特地区的基督教社区，精英以学习法语、使用欧洲制品以示上流地位。鄂图曼帝国统治时，土耳其语的使用稳步上升，但仍保留阿拉伯语及波斯语。后来，波斯语只作为文学语言，阿拉伯语则纯粹用在宗教仪式上，当时出现了许多波斯语诗人。
鄂图曼古典音乐是奥斯曼精英教育的重要部分，一些鄂图曼帝国苏丹是娴熟的音乐家及作曲家，如塞利姆三世，他的作品直至现今都经常被演绎。奥斯曼古典音乐主要由拜占庭音乐、阿拉伯音乐及波斯音乐发展而来。在结构上，奥斯曼古典音乐透过一种称为乌苏尔的节奏体制及旋律体制木卡姆组织起来，乌苏尔类似西方的韵律，木卡姆则酷似西方的调式。乐器方面以安那托利亚、中亚（巴古马三弦琴、撒兹、肯门杰提琴）及中东乐器（乌德琴、弹不拉、卡龙琴、奈伊笛）为主，后来出现西方乐器（小提琴、钢琴）。由于首都与其他地区的地理及文化差异，奥斯曼帝国出现两种明显不同的音乐风格：奥斯曼古典音乐及民间音乐。在地区上出现了多种不同的民间音乐，当中孕育出著名的音乐风格的地区如巴尔干-色雷斯民间音乐、东北民间音乐、爱琴海民间音乐、安那托利亚中部民间音乐及高加索民间音乐。一些具独特风格的有新军音乐、罗姆音乐、肚皮舞及土耳其民间音乐。
是指首府君士坦丁堡的菜式，各种文化汇聚的帝国创造了一种让所有人都享受的菜式。皇宫御膳房的厨师测试不同的食材，创造了各式各样的菜式，这种菜式透过赖买丹月活动、帕夏烹饪等方式流入民间，并流传开去。现今，鄂图曼菜可见于巴尔干半岛、安那托利亚及中东地区，这是「奥斯曼生活方式的遗产」。这种菜式基于地区变化并互相交流，但时又在首都居民的精炼下同化。
大量的传统和文化被鄂图曼吸纳，并以新的形式展示出来，将它们融入鄂图曼帝国不同地区的种族及宗教族群，产生了一种新颖及独特的鄂图曼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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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
2000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是指于2000年3月18日举行的中华民国第十任总统、副总统选举，也是中华民国第二次总统、副总统全民直选。这次选举共有5组候选人参选；参加这次选举的选民人数超过1,200万，投票率达82.69%。最后由民主进步党总统候选人陈水扁、副总统候选人吕秀莲当选，达成中华民国行宪以来、也是中华民国政治史上第一次政党轮替，结束中国国民党在台湾五十五年的执政。同时、本次选举也产生了中华民国首位女性副总统，是女性在政治上的一大发展。
该次选举是李登辉不竞选连任后的首次选举。当时台湾社会弥漫寻求政治改革的气氛，执政已逾半世纪的中国国民党，1990年代以来的重大选举中受到民进党的挑战，民进党提名陈水扁参选，加上原任台湾省省长的宋楚瑜脱党参选，和与陈水扁不合的前民进党主席许信良、及以批判国民党著称的作家李敖也加入此次选举。国民党败选后李登辉辞去党主席，隔年即遭国民党开除党籍。不久后成立的台湾团结联盟奉之为精神领袖，政治立场趋向台湾独立，并与民进党结盟；拿下第二高票的宋楚瑜则在支持者的期盼下创立亲民党，后与国民党合作，组成国亲联盟并掌握立法院的控制权。国民党在选后进行一连串的党务改造以企重新获得选民支持，台湾政坛在该次选举后，逐渐走向蓝绿两大政治势力的竞逐局面。
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李登辉于1996年首次总统直选成功连任后，动念再进行政治改革。在第三届立法委员选举中首次联手缔造三党不过半局面的民进党与新党开始合流，民进党主席施明德出面和新党领袖喝「大和解咖啡」，达成在立法院及国民大会中联手合作的共识。在立法院长选举中民进党与新党搭档竞选立法院长，但是原先被看好的施明德由于内部跑票，以一票之差败给国民党的候选人，跑掉的这一票更是党内新兴政治明星、时任台北市长陈水扁的子弟兵民进党立委张晋城，造成施明德和陈水扁日后的不和。李登辉于是要新任副总统的连战，继续出任行政院院长，被民进党等立委指责违宪。1996年总统选举后，民进党主席施明德以选举失利引咎辞职，改由许信良再次出任民进党主席。
李登辉其后召开国家发展会议。会议中，时任总统李登辉以冻结台湾省政府选举，虚级化台湾省政府功能（又称为「冻省」）来与民进党交换行政院长不需要由立法院同意，只由总统任命即可，台湾从此实行总统制。连战虽然退下火线，但同时招来民选台湾省长宋楚瑜的强烈反弹，为日后宋楚瑜脱党参选种下了远因。1997年，国民大会通过第四次增修条文，正式落实国发会的决议，连战专任副总统，改由立委萧万长出任行政院长，年底国民党于县市长选举中受到前所未有的惨败，在多处县市出现国民党内哄分散选票的情形下，团结的民进党夺得了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人口的县市的执政权。
1998年，台北、高雄市长兼立法委员选举（简称三合一选举），国民党夺回台北市执政权，但同时失去了高雄市，在立法院则重新夺回简单多数。民进党和新党的立法院席次均告萎缩。陈水扁阵营在台北市长选举中一度以「土狗、贵宾狗」和「新卖台集团的棋子」批评香港出生的马英九。陈水扁的失利和外省籍选民在国民党和新党候选人之间的主动弃保引发了民进党内部反思，党内四大派系于选后进行了电视实况转播的中国政策辩论会。会后，民进党为了迈向执政而采取较温和的两岸政策。
1999年，国民党总统提名初选，连战副总统获得提名，而宋楚瑜决定脱党参选。连任台北市长失利的陈水扁获民进党提名，许信良脱党参选。新党提名作家李敖参选。
自时任总统李登辉连任以后，国民党中生代的接班竞争日渐激烈。由于连战已当选副总统，理应卸下行政院长一职。但时任总统李登辉考量立法院的席次以及中生代抢位置的问题，决定由连战续任行政院长，当然，传有“极具代表性的中生代重量级人士”同意此说，有说是宋楚瑜。
副总统兼行政院长是戒严时代的事，原行政院长陈诚当选副总统后，行政院长由俞鸿钧接任，但俞氏与监察院结怨，最后下台，故由副总统陈诚兼任行政院长。后来由严家淦接任行政院长。陈诚病逝后，蒋中正提拔严家淦为副总统，严氏续以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但同时蒋中正的儿子蒋经国被任命为行政院副院长。最后蒋经国接任行政院长，直到此刻，并未再有副总统兼任行政院长。
连战以副总统身份兼任行政院长，引来在野党违宪的指责。在野党在立法院拒绝连战进行施政报告，把之拒于门外。后来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作成《释字第419号解释》，指副总统兼任行政院长「与宪法本旨未尽相符」。
宋楚瑜自出任台湾省长后，成功塑造出勤政爱民形象，声望日渐提高，政坛逐渐传出对「叶尔钦效应」的疑虑。而省政府与行政院的对峙亦日益严重。虽然副省长林丰正北上出任内政部长，省府亦有一些官员高升，但省府仍然继续因为省政事务炮轰行政院。在李登辉连任总统的选举中，宋楚瑜出了不少力，间接对李登辉构成威胁。
总统府放出消息，表示有意把台湾省政府虚级化，国民党立委亦已显示出动作。而台湾省政府亦同时作出驳斥。时任总统李登辉宣布在1996年12月举办国家发展会议，邀请民进党一同协商。结果李登辉以冻省与虚省与民进党交换立法院对行政院长的同意权。尽管国民党与民进党认为这是取材于法国的「改良式双首长制」，但在民进党执政以后，除了唐飞是国民党，陈水扁任内所有行政院长是民进党，朝野一直对立。
时任台湾省长宋楚瑜在国发会有决议以后，宣布辞职抗议。结果在李登辉挽留下，宣布请辞待命。本来宋楚瑜与李登辉情同父子，如今反目成仇。无论李登辉以甚么理由冻省，但在宋的心目中，是针对其而来的。就以1997年8月的国民党中常委选举来说，宋得到第一高票当选中常委。但党报中央日报中，完全没有宋楚瑜以第一高票当选的消息，头版只有“萧万长以数票之差得到第二名”。自此宋与李渐行渐远。
萧万长于1997年国民党全代会后接任行政院长。虽然连战已经下台，但接下来的县市长选举，国民党因冻省风波以及党内内哄而大败。民进党得到一些从未执政的县市。
1998年，台北、高雄市长及立法委员选举，虽然新党也派出形象牌的王建煊出选，但在马英九的超人气加上弃保效应使新党票源回流，击败寻求连任的陈水扁。而高雄市长由民进党的谢长廷击败国民党的吴敦义。
1999年，时任副总统连战得到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想找前台湾省长宋楚瑜为副手，可惜连战太迟表态，总统府对宋又冷嘲热讽，结果时任副总统连战只好找时任行政院长萧万长为副手参选，而前台湾省长宋楚瑜则脱党参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连战常被认为是含著金汤匙出生的官宦子弟，再加上其性格保守，在政治上拙于表现，所以当时连战的形象并不好，甚有「阿斗」之讥。另一方面，前台湾省长宋楚瑜则成功塑造了精明干练、勤政爱民的好形象，民意支持度远高于连战。
民进党在1996年总统大选中，彭明敏及谢长廷的搭配对上李登辉惨败，但同时在1996年国大代表选举中得到可以否决修宪的席次，使国民党不能一党修宪。
民进党惨败后，党主席施明德辞职负责，第五届党主席、前桃园县长许信良当选第七届党主席。一直致力于参选总统的他，被时任总统李登辉深夜请到总统府协商修宪事宜，被党内视为“主席夜奔敌营”。时任总统李登辉召开国家发展会议，以冻省来交换行政院长由总统委任，在目的达到后不再续滩。两党联手进行第四次修宪，但被人称为“一件西装换四条内裤”。
1996年11月，国民党籍的桃园县长刘邦友被枪杀，1997年3月的桃园县长补选，被视为年底县市长选举的前哨战，结果由民进党提名的立委吕秀莲胜出。年底选举，民进党一举攻下多席县市长，使国民党执政的基隆市、台中县市等变绿。
1998年，北高市长及立委选举，民进党最高位阶的民选首长，时任台北市长陈水扁被国民党籍候选人马英九击败，未能连任，但高雄市长则由谢长廷以些微票数击败寻求连任的吴敦义而当选，高雄从此由民进党执政至今。
1999年，许信良参与党内总统初选，初时认为前台北市长陈水扁被党内公职参选相随时间的限制（即民进党所谓的「四年条款」）而未能参选，但因陈水扁具有高度民意，所以部份民进党人士有意专为陈水扁修改四年条款。虽然陈水扁吁请民进党同志勿为其一人量身订做规定，也口头表态支持许信良出马，但台面下的运作暗潮汹涌。最终民进党仍通过修改四年条款，使陈水扁得以解套参选。党内初选结果由陈水扁打败许信良得到提名，许信良愤而退党参选。
国民党并无举行党内初选，时任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坚持指定时任副总统兼国民党副主席的连战为总统参选人，前台湾省长的宋楚瑜表示强烈不满，最终公开宣布退党参选。
在副手方面，国民党高层一致属意由萧万长成为副总统候选人与连战搭档竞选，两人最终获得国民党提名。而国民党也于
1999年11月开除宋楚瑜的国民党党籍。
新党同样也没有办理党内初选，李敖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直接成为为新党的总统参选人。在副手方面，李敖指定冯沪祥为搭档。
这次总统选举，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告的被连署人共计六组，至民国89年（2000年）1月6日17时30分截止提出连署书，统计如下表（送审的被连署人都是向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出）：
自1999年春起，宋楚瑜方面一直保持支持率的领先。虽然宋氏在省长任内亦有将地方派系当作自己支持基础，但仍成功与李登辉及国民党保持距离。然而1999年12月，立委杨吉雄揭发「中兴票券事件」（即兴票案）攻击宋楚瑜涉及金钱丑闻，而宋楚瑜对此解释先后出现「长辈给的」、「托孤蒋家（蒋中正家族）后代」等说法，被认为前后不一，引起选民质疑，选情受到重大冲击。
另一方面，民进党提名的陈水扁原本支持度排名最后，以「清流共治」为诉求，在宋氏声望下跌后开始支持度高升。
在选举最后关头，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以「台湾未来是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沉沦？」之说公开支持陈水扁，并领衔时任奇美电子董事长许文龙、前台湾高速铁路公司董事长殷琪、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宏碁集团创办人施振荣、长荣集团总裁张荣发等多名重量级商业、学术、文化界人士组成「国政顾问团」为陈水扁背书，成为陈水扁当选的一大关键。
在选举前三天的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朱镕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中外记者会上发表「不管是谁，只要搞台湾独立，就没有好下场」、「切莫一时冲动，以免后悔莫及」、「还有三天，世事难测，台湾同胞你们要警惕啊！」的谈话，朱镕基的言论经电视画面拨出，瞬间被传播到台湾内外。
朱镕基此举立刻引起中华民国陆委会主委苏起表明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并批评中共没有权力对总统大选指指点点。同日美国国务卿阿布莱特在众议院答复问题时也表明无法接受中共对台声明，而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威廉·科汉在厚木基地接受访问时亦呼吁中共停止对台恫吓，并表明美国有义务对台对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装备。朱镕基声明亦引起美国《华盛顿邮报》在16日发表「朱镕基是柯里昂」社论，将其比为电影《教父》中的黑手党老大。由于朱镕基言论被视为对台湾选民威胁，引发部分选民反弹反而支持被视为偏向台独的陈水扁，成为影响选情的因素之一。
时任台北市长马英九市长在选前二天，早晚各开一场记者会，说连战的民调超过宋，说宋楚瑜已出局。
选前之夜又说连战的民调超过宋十多个百分点，结果反倒是宋赢了连战13.4%(1739419票)，结果证明马英九发布的民调是假的。
这次总统选举是民进党的首次胜利，国民党在选前的分裂无疑对陈水扁的当选有很大的帮助。国民党内宋楚瑜、连战两派人马在选前未能整合成功，较高声望的宋楚瑜最后宣布退出国民党独立参选。这最终导致国民党选民票源分散，宋楚瑜最后以30多万票的差距落选，而连战则惨败。
在选票的结果上可看到，国民党是一面倒惨败。传统的国民党支持者全部倒向宋楚瑜，而台湾本土的支持者也全部倒向陈水扁。正如部分学者分析的一样，李登辉的两个图腾，外省的代表以及本省的代表分别被宋楚瑜与陈水扁抢走，连萧竞选总部主委王金平则表示是「弃连保宋」、「弃连保扁」两边弃保效应都发作的结果。
无论在马英九执政的台北市，传统执政的花莲县、台东县等都一面倒倒向宋楚瑜。立法院长王金平的高雄县，国民党执政的嘉义县、彰化县也倒向陈水扁。而民进党从国民党手上抢得执政的桃园县、新竹县市、台中县市、以及南投县也倒向宋楚瑜。
宋楚瑜之所以以30万票之差败选，部分看法认为一来是他的外省人身份，二来是兴票案使他失去了大量中间选票，加上李远哲临门一脚，使中间选票流向陈水扁处。三来是弃连保扁的耳语，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朱镕基于大选前三天一席「不管是谁，只要搞台独，就没有好下场」的说话，引起台湾选民反弹。部分人士则认为李登辉的本土老友们，都现身支持陈水扁，使支持李登辉的本土票大量流向陈水扁，使连战失去与陈水扁相峙不下的机会。反变成连宋相争，阿扁得利。
（注：获胜者使用红色字体标出）
李登辉自述，中央党部在选前提报的民调结果都显示连战会赢，只是多少的问题。因此在选前一天，李登辉还告诉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国民党的连战会赢六个百分点」。而有的估票系统提醒说那些乐观的选情有假，李登辉还一度怀疑其忠诚。
选举开票当晚，李登辉取消了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行程，因为「口袋里只准备了胜选谢词，没有落选感言」。而宋楚瑜、张昭雄支持者从19日凌晨即群聚国民党中央党部及李登辉总统官邸，要求李登辉下台为选举负责。凌晨一时，新党市议员钟小平及台北县议员金介寿到达现场向民众表达诉求。中午时，国民党决定召开临时中常会，国民党及宋张支持者闻讯又开始聚集中央党部，要求利用临时中常会向李登辉总统抗议。
下午二时四十分，中央党部前聚集二、三千名群众围住中央党部南北两侧停车场出入口及大楼门口，当时国民党中常委徐立德坐车抵达中央党部，由于仁爱路侧门车道口被群众包围无法进入，徐立德只得下车走向正门，准备由大门近中央党部，经过群众时遭群众认出，十余名群众立刻追打，徐立德在大门栅栏跌倒，引起群众对其拳打脚踢，最后在保一总队保护下才得以进党部。另一中常委王又曾抵达党部后亦遭群众追打，王又曾情急之下攀爬党部旁仁信邮局围墙栏杆躲近中央党部。下午二时四十分至五十分，群众情绪失控，看到「黑头车」入党部侧门就打，有人掷花盆、有人持榔头敲毁车窗档风玻璃，七、八辆黑头车遭殃。而立法院长王金平在抵达党部也遭群众发现并拉扯，王金平的领带遭拉扯扯落，最后在警方保护下才搭上座车离开现场。而副主席连战在总统府等候无法进入党部。四时三十分，中央党部再爆另一波激烈冲突，民众抬来一箱箱鸡蛋砸向中央党部门口，并推挤大门前的电动铁卷门，镇暴警察以盾牌阻挡民众的旗竿及汽笛瓦斯罐。
五时四十分，警方完成部属，分别从仁爱路及信义路两侧部属镇暴车喷洒强力水柱，强制驱离群众，将群众赶至仁爱路及信义路分隔岛上。群众则对镇暴警察丢掷石块、木棍、瓦斯空罐，并将警方拒马扛至车道形成路障阻止警察前进。警方见群众情绪激动，下令部队停止前进、停止喷水，双方形成对峙。下午六时十五分，警方以优势警力强制净空中央党部南北两侧出入口，在驱离过程中发生中山分局派出所主管-{于}-增祥被人打伤头部，新党台北市议员李庆元鼻血直流。
晚上八时，一辆宋楚瑜宣传车抵达现场。向群众宣布台北市副市长欧晋德要到现场，而市长马英九则在开记者会。群众高喊「马英九不来不够诚意」，当欧晋德上宣传车时，谈话也几次遭群众打断。晚上九点四十四分马英九市长赶至现场，表达理解群众对李登辉主席下台的要求，群众曾一度欢声雷动。但在马英九表示将反映给李登辉，劝李主席做这样考虑时，遭台下爆出「他没资格考虑，马上下台」，一度打断其谈话。十点四十分，有民众更因认为马英九没有明确表态，丢出一颗鸡蛋正中马英九下颚，该名民众也立刻被打到倒地不起，由镇暴警察将他救起送医。随后马英九表达愿意促成李登辉辞党主席，于十时四十五分离开现场，去李总统官邸。
凌晨一时十分，立委谢启大重返中央党部现场，劝说群众离去回家，部分群众及一辆宣传车离去，但仍有不少群众围著中央党部并发表言论，与外围警方对峙。
选举失利后，国民党支持者在街上抗争，连续数天，要求党主席李登辉下台，结果时任总统李登辉辞去国民党主席，连战出任代主席，连战于同年年中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全代会）上真除党主席，翌年更当选国民党第一个党员直选的党主席。
国民党成为在野党后，要求清算前总统李登辉与尊崇前总统李登辉的大有人在，加上连战和李登辉关系决裂，使得李登辉与国民党渐行渐远，国民党最终与前总统李登辉决裂，部分李系人马在国民党内被清除，导致了国民党的再次分裂，部分原李系人马和曾被李登辉提拔的如吴伯雄、马英九与吴敦义等与李登辉决裂，之后成为国民党的新主流派。
国民党在政党轮替后仍是立法院第一大党（此时仍为第4届立法委员任期，直至2001年底改选），作为最大在野党掌握对立法院的控制权。虽然国民党党员唐飞受邀组阁，但是国民党对唐飞的支持还是一般，加上核四问题，唐飞终于去职。作为反对党领袖的连战被时任总统陈水扁邀请到总统府面谈，时任总统陈水扁当面答应研究是否停建核四的问题，连战离去总统府后，时任行政院院长张俊雄就宣布停建核四。认为受到陈小扁侮辱的连战，遇到宋楚瑜同时释出善意，使国民党与亲民党以及新党，合组在野大联盟，泛蓝军一说从此面世。由于泛蓝占立法院席次超过140席，甚至提出总统罢免案，民进党政府在「朝小野大」的情况下从此举步维艰。
2001年底立委选举，由于亲民党分去不少泛蓝票数加上蓝军高额提名，国民党席次大幅滑落至68席。但仍多于亲民党的46席。相反同时举行的地方县市长选举，国民党则重新夺回桃园县、新竹县市、台中县市、基隆市等传统泛蓝县市，与民进党一样是9席，若加入亲民党、新党和亲蓝的无党籍席次，泛蓝阵营可谓小胜。
今次是民进党自创党以来，第一次夺下中央执政权。
自1994年陈水扁当选台北市市长，1997年县市长选举民进党一举攻下12席县市长以来，更进一步地迈向执政。
陈水扁邀请国民党籍卸任国防部长唐飞组阁，由游锡堃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张俊雄出任总统府秘书长。总统陈水扁与行政院长唐飞甫上任时民意满意度一度高达八成。但是未几，八掌溪事件爆发，游锡堃立即辞职承担政治责任，由张俊雄接手，但是等风头一过，数月后游锡堃又出任总统府秘书长。由于民进党与在野国民党阵营之间对停建核四之间的争执越演越烈，两边不是人的唐飞乃以健康不佳为由请辞获准，由副院长张俊雄接任。唐飞去职后，陈水扁一度因为停建核四风波而被在野国民党企图罢免。由于泛蓝阵营占国会多数，少数执政的张俊雄内阁这一年的施政可谓举步维艰。
在2001年12月的立法委员选举中，被国民党除党籍的李登辉带领部分国民党本土派人士组成台联，与民进党进行合作﹝「泛绿」之称自此始﹞，夺得了13席立委席次。民进党则得到87席，首度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但同时亦失去了6席在1997年夺下的中北部县市长席位。泛绿阵营在225席的立法院中又得到赵永清和张花冠两名无党籍立委加盟，实力成长到102席。
在选举时，时任总统陈水扁称组国安联盟，拉拢国民党内本土派系，但由于国亲紧密合作，国安联盟变成空话。立法委员选举后，张俊雄内阁下台，由总统府秘书长游锡堃继任，游锡堃内阁历时3年。
党主席林义雄宣布不连任，由高雄市长谢长廷一人同额参选，结果当选主席。扁代谢长廷宣布谢与高雄市民有约，将参选年底的选举竞选连任。结果，民进党党内推「党政同步」案，在执政时由总统兼任党主席，结果连谢长廷也支持，陈水扁正式以总统身份兼任民进党第十届党主席。
宋楚瑜在总统大选的得票率，创下36.8%的记录。在前立法院院长刘松藩的鼓励下，宋楚瑜宣布组成亲民党。以搭档张昭雄为副主席，钟荣吉在辞去政务委员和退出国民党后就任亲民党秘书长。
亲民党以前台湾省省长宋楚瑜在台湾省政府的班底为基础，加上退出国民党的人士。亲民党在国会有一定数量的席次，但与国民党不和。核四停建争议爆发以后，宋楚瑜向连战伸出友善之手，成功整合国亲新三党，结成在野大联盟。
在立委选举以及县市长选举，亲民党的取向也非常重要，在彰化、南投等县市，国亲分裂使民进党得利，国民党的候选人（前外交部部长胡志强）在台中市等地因亲民党的支持而当选。立委选举中，亲民党席之大幅成长至46席；亲民党还在台东、连江两县成功取得执政权。
部分意见认为，党产资源原本就不如国民党雄厚的亲民党在2001县市长选举中接近全面性的礼让国民党，虽然帮助泛蓝团结胜选，但也造成了亲民党更加缺乏地方执政资源的局面，无法培养自身的桩脚，导致它快速泡沫化。于2003年国亲合作搭档参选2004年总统选举之后，亲民党的政治明星如谢国梁等人更是大量地回流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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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
2004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是指2004年3月20日举行的中华民国第十一任总统、副总统选举，由寻求连任的时任总统陈水扁与时任副总统吕秀莲以不到3万票的微小差距获胜当选。当选的正、副总统在2004年5月20日就任。这次选举结果中，两组候选人得票率仅差0.22%，为历年及世界总统选举罕见，而且废票高达33万票，约前次总统大选三倍之多（主因为废票认定标准加严），因此另一总统候选人连战及泛蓝支持者要求立即查封所有票箱以备验票。后来连宋阵营提出当选无效之诉与选举无效之诉经最高法院判决败诉定谳，陈水扁连任中华民国第11任总统。
2004年的大选，经济问题和两岸关系依然是重点议题。经济问题上，在野的国亲两党指责民进党政府无能，搞垮台湾的经济。在野党进一步比较台湾执政党——民进党执政前与执政后的经济形式，试图证明民进党任内的台湾经济在下滑，失业人数上升，而大学毕业生求职困难等。而民进党政府则称，经济问题是国际大环境﹝如IT泡沫等﹞所造成的，与其他一些地区如欧盟、新加坡、香港等比起来，台湾的失业问题并不太严重，经济表现也不算太糟。执政党支持者认为在野党仗著其在立法院较多的席次，进行长期「非理性」政治杯葛，造成政治争端不断，也必须负起责任。
民进党时而指责国亲是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党，甚至暗示两党有「卖台」意图。民进党也批评中国国民党是「外来政权」，长期打压本土人士。国亲联盟则反过来批评民进党的两岸政策会为台湾带来灾难。在两岸直航的问题上，民进党持保留态度，而国亲则趋于赞同，认为有助经济发展。10月中旬，时任总统陈水扁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专访时称，国亲接受中国的「暗助」。国亲对此强烈否认，并控告时任总统陈水扁，不过因时任总统陈水扁享有司法豁免权而未获受理。
在统独的问题上，国亲旗帜也并非十分鲜明，始终不愿公开、明确地支持统一并以此为选举的主要政见之一。不过连战2003年10月在美国的一个智库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再次表示中国国民党的立场，即支援一中各表，并向在场的美国政策顾问们解释了一中各表的含义。但国亲不愿意公开提一个中国或统一，有人认为主要是担心时任总统陈水扁会抓住把柄，批评国亲是「外来政权」甚至与中共勾结卖台。国亲始终坚持的只是维持现状、缓和台海局势。但副手宋楚瑜所提出的「一中屋顶」主张，却被认为有著更向一个中国立场靠拢的意味。
统独意识形态争议因台湾的省籍矛盾而更加复杂化。省籍问题是多次选举中双方都会面对的敏感问题。台湾人口中，有约15%是1949年前后随国民党撤抵台湾的“外省人”，其余人口绝大多数则为1949年前迁移来台的中国移民后裔﹝称为“本省人”﹞以及属于南岛民族的台湾原住民。民进党多次指责国亲是少数人的政党，忽视多数人的权益，将台湾大部分的福利分配不均，几乎都落到战后来台外省人身上，同时也批评中国国民党歧视本土族群。而国亲反过来批评民进党“玩弄”省籍问题，故意挑拨族群关系，是在搞民粹主义。
2月28日是台湾二二八事件纪念日。民进党以这次机会举办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群众集会活动，“二二八手护台湾”，参与的150万群众从南到北手牵手，喊出“支持公投”、“反对飞弹”、“中国NO”、“台湾YES”等口号。此外国亲也在高雄举行“心连心”纪念活动，也有数十万群众出席。对于双方阵营在2月28日以族群和解为名举行大型造势活动，多个团体和个人表示反对。族群和解联盟就批评，两个阵营都假借族群融合制造族群仇恨，在2月28日之前多次倡议双方放弃在228当天举办任何活动。
2003年9月末时任总统陈水扁在民进党党庆上首次提出“新宪说”，称要在2006年“催生台湾的新宪法”，并在民进党内邀集学者专家，成立「九人制宪小组」，由台湾大学名誉教授李鸿禧担任召集人，初步研究新宪法的架构，但却刻意对新宪法的内容保持模糊。支持台湾主权独立的人士认为“新宪说”是与前总统李登辉提出的2008年建国论相呼应，而民进党人士则否认新宪法将涉及更改国号或变更领土范围等敏感议题，但双方皆同意现在所施行的1947年在中国制定的这部宪法，已经与台湾现状脱节。“新宪说”被提出后成功地使民进党获得支持改革及台湾认同代言人的形象，而国民党也在10月10日“双十节”时宣布要在当选后修改宪法，完善宪政体制，但否认是由于受到时任总统陈水扁的新宪说的压力，称很早就有修改现行宪法的企图。
2003年10月25日，民进党发动20万人大游行，支持公投、制新宪法。在这次游行中时任副总统吕秀莲首次提出要开创台湾新时代，更改台湾的国号，使之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民进党在选举中日渐倾向台独的言论，很多观察家认为是为了两点原因：一、巩固台独与本土人士选票；二、激怒中华人民共和国，激起台湾民众的逆反心理，从而帮助提升民进党支持度。这在2000年时已有先例，当时在选举前几天，中国大陆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发表对台强硬谈话，令台湾民众反感。但这次北京当局始终保持沉默，很少对台湾政局表示评论，美国则对总统陈水扁施加压力，令该策略失效。时任总统陈水扁的言论也使华盛顿感到越来越担心，美国CNN记者就报导布希政府目前需要中国大陆在各项议题上的支持，因此对台独无法容忍。
公投议题也相当突出。2003年6月时任总统陈水扁提出，将兑现2000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时的承诺，在任内推动政策咨询性公投，但将不涉及敏感的政治地位等公投。但是7月台湾立法院召开临时会议时，《公投法》并没有获得通过。不过时任总统陈水扁依然坚持公投，并说会以行政命令方式推动，在2004年总统选举前举行有关龙门核能发电厂（核四）的公民投票。国亲阵营指责时任总统陈水扁试图通过公投议题激怒北京当局，恶化两岸关系、挑拨台湾民意，从而操控选举。国亲两党首先是反对，后来态度改变，支持公投立法，但是时任总统陈水扁必须为后果负全部责任。尽管如此，7月的立法院临时会议上由于两个阵营无法在公投法细节上达成协定而未能立法。之后在野党就宣布反对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强行进行公投。
到12月，情势发生转变，泛蓝宣布不再阻挡《公投法》，使得该法顺利通过，但是却有诸多限制（剥夺行政部门提出公投的权利，但却使立法机关变相扩权，进而有机会操纵「公投审议委员会」……等）。时任总统陈水扁称将使用《公投法》第17条所赋予总统的权力举行“防御性公投”，后又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改口为“防卫性公投”，再到“和平公投”，但是依然面对美国方面的强大压力。而在泛蓝的操作下，民进党在公投议题上已经没有占到优势，反而失去了美国的信任。尽管如此，时任总统陈水扁还是在2004年1月公布了两个公投题目，并表明不受国际压力影响，坚持彰显台湾人民反对中国军事威胁的意志。
针对时任总统陈水扁的动作，国亲表示反对，宣称时任总统陈水扁的行为违法，因为他在国家主权没有变更之虞的情况下就发动公投，而且两个公投题目（是否支持要求中国大陆撤除对台飞弹，和是否支持两岸和谈）本来就已经是台湾人民的共识，没有举行公投的必要。虽然在野党表示反对，却不愿意发动拒领公投票等行为来抵制，担心这样做会影响到目前对泛蓝有利的选情，且泛蓝阵营内部，对于公投的意见也不一致。
民进党方面，则继续宣传公投的必要性。他们认为，中国以将近700枚导弹瞄准台湾，随时有可能意图以强势武力，威胁台湾主权独立的现状，符合公投法第17条「国家主权有变更之虞」的意旨。且台湾人民反对中国武力侵略的主流民意，必须透过公投，让国际上能够更明确地了解。行政院新闻局宣布，愿意就是否应该举行公投一事与在野或民间人士举行10场辩论会，但国亲因选举考虑表示不愿意参加。不过到2月17日，公投辩论一事发生变化，政治评论家赵少康、前无党籍立委陈文茜、作家李敖、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等5名民间“名嘴”宣布愿意与行政院就公投议题辩论。他们批评，公投虽然是人民的基本权力，但是这次民进党发动的公投既不合法、又没必要，在在野党不敢应战的情况下，他们要站出来发表不同的声音。在辩论会中，反方的一个共同的主轴是，公投非法，人民无论投赞同或支持，实际都预设了这种他们所宣称的违法行为，唯一的抵制方法应该是拒绝领票，让公投无法达到50%投票率的门槛，而最终无效。
泛蓝普遍对公投与总统选举一起举行感到不满，认为是时任总统陈水扁因为自己选情告急，故意用这种方法来“绑票”。泛蓝公开抵制公投，多名泛蓝人士明确表示将不会领票，甚至有人说将会贴著“拒领公投票”的贴纸进投票站投票。选举前估计，由于泛蓝的不合作，公投有可能无法达到50%的有效门槛。
还有一个颇具争议性的问题是台湾教育改革。台湾教育改革1994年由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领导规划，但是在正式实施后暴露出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包括：学费升高、学生压力不减反升、学生学习品质下降等。民进党政府被指责应该为教改失败负责，特别是在学费调涨方面。在野党批评出生“三级贫户”的时任总统陈水扁在当选后脱离了底层中低收入阶层，学费负担过重令许多学生无法进入大学。民进党则反驳，教改是在国民党政府时期就已经开始推动，因此国民党才应负全部责任。事实上台湾大学学费相对于国民所得仍是远低于世界各国。
在公投议题炒作不顺利后，民进党又转而展开另一波攻势，指责连战的家产取得不当。民进党称，连战祖上是台湾名门望族，但是家产在连家迁回中国时已变卖，连战现在的财产是从其父亲继承而来。但是连战父亲与连战自己都是中国国民党公务员，怎么可能在两代之内积累财富新台币200亿元；民进党又在连战矢口否认在国外拥有房产后，挖出连战在美国有三栋房产。中国国民党则先是否认连战200亿财富的说法，后又指责陈水扁当总统的3年内，股票市值增长140%，而同时期全台湾人民股票市值平均减少20%；中国国民党还称，时任总统陈水扁的儿子在服兵役期间就可以开四门跑车，质疑陈水扁的财产来源。
黑金指的是执政党利用行政优势，从财团或个人取得非法或不当利益。在过去，“黑金”一词始终与中国国民党联系在一起，中国国民党被认为是黑金政党。而前总统李登辉则是“黑金之父”。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终结黑金”一直是民进党的重点选举诉求之一。但是在这一次的选举中，民进党政府，甚至时任总统陈水扁本人的清廉作风遭到在野党质疑，最主要的批评就是陈水扁当选前一直攻击国民党黑金，当选后却立即与前总统李登辉结盟，两人关系形同父子。此外，也有报导称，一直被指责是地方黑道大佬的立委颜清标被时任总统陈水扁多次召见；还有报导则称时任总统陈水扁会见南部一地下赌盘庄主，这些都对时任总统陈水扁的改革形象造成严重冲击。但是许多亲泛绿阵营的学者则主张，黑金问题其实是泛蓝阵营（更准确一点说，应该是中国国民党）过去长期执政时，为掌控地方势力，特意扶植地方黑道或派系所造成的。指控前总统李登辉为“黑金教父”，对他并不公平；另一方面来说，在国民党执政的威权时期（即两蒋执政期），仍然保有「家天下」的观念，意即党国不分、而党领导者自然可以站受党（即国家）的资源，所以不存在黑金问题，因为本来就是国库通党库、党库通家库。又当时威权政府控制媒体，不许民众质疑。才会有「连战两代公务员家产二百亿仍为合理」的思想。泛绿称称前总统李登辉为「黑金教父」，只是当时李进行本土化路线时，受到当时既得利益者攻击的缘故。时任总统陈水扁与前总统李登辉是为了维护台湾主权独立，和促进台湾迈向正常国家的共同政治目标，才会进而结盟的。若进一步抽丝剥茧分析，可发现黑金问题在蒋中正以及蒋经国执政时期虽然存在，但是却是在李登辉时期有了明显的恶化。总之，称李登辉为“黑金之父”是否妥当仍待历史评论。
在选举之前30多天，台湾的企业界人士，因负债数百亿台币遭到台湾法院通缉的陈由豪在香港表示，曾经以政治献金方式资助国、民两党。3月1日，陈由豪又公开指控时任总统陈水扁，宣称他曾经亲自到时任总统陈水扁家中，送给第一夫人吴淑珍600万现金。他还称，时任总统陈水扁一共收受至少1400万有记录的政治献金。但是诸多指控，都未能提出更为明确的证据。而台湾的检调机关也持续要求陈由豪回国说明，但陈由豪却一直避不回应。由于陈由豪只透过媒体提出指控，因此也受到泛绿阵营普遍怀疑可能是泛蓝阵营在背后操纵。
3月15日，陈由豪再度在美国召开记者会，称他一共给民进党2030万元政治献金，还公布了之前一直被广泛揣测的那位随陈由豪到时任总统陈水扁家的“大老”就是民进党立法委员沈富雄。对此沈富雄在3天后出面说明承认有此事，但不排除他自己或吴淑珍记错了，他还表示自己有相关的证据，但是一定要到法庭上才会公布。对此前民进党主席许信良表示，既然沈富雄已经承认有此事，吴淑珍就应该履行自己的诺言，让时任总统陈水扁退选，但是吴淑珍之后又表示自己不会记错。整件事情已经演变成为时任总统陈水扁个人的诚信问题，即使政治献金不算违法。
国民党党产问题在每一次选举时重复被民进党提出，但因泛蓝国会过半，法案无法成立，被称为「吸票议题」。泛蓝指控民进党每每都在选举前才开始炒作平日却没有太大行动，这点已经成为台湾人民心中的问号，党产议题是否只是民进党炒作选举的议题；国民党认为因亲泛绿阵营媒体的密集报导，多少遭到损害。许多台湾民众更对国民党已经彻底洗心革面表示怀疑。泛绿表示国民党在独裁时代不当取得的资产，至今没有归还，且有透过所谓「信托化」的手段，借以脱产的嫌疑。对于此一议题，除了泛绿阵营立法委员要求政府追讨外，行政院也提出「不当取得党产处理条例」。但在立法院遭到泛蓝阵营立法委员联手在-{程序}-委员会封杀，让人民更为怀疑国民党「还财于民」的诚意。泛绿也表示，追讨党产的动作一直在进行中，并非到了选举才提出。
从上面的图表可以看出，连宋从最高时领先20个百分点逐渐下滑，直到宋楚瑜下跪后跌至低谷，只领先3个百分点，已经是在误差范围之内。但是之后随著泛蓝选战开打，民调的支持度又开始回升。在选前两个礼拜，根据各个不同媒体、智库、和政治团体所发布的民调，双方几乎是不分上下。台湾智库所公布的数字是陈吕40.4%、连宋39.5%（3月8日）；民进党的数据是陈吕37.6%、连宋36.1%（3月7日）；国民党的数据是陈吕29.8%、连宋34.8%（3月5日）；世新大学的数据是陈吕27.3%、连宋27.1%（3月2日）。选举前一周国亲召开记者会，称根据内部民调显示连宋可赢70万票，而民进党方面则称陈吕可小赢16万票。
港资的TVBS也首次在选举当天举行出口民调。出口民调在许多国家都被使用过，被证明是非常准确的一种民意调查。TVBS原本宣布将在全台300多个投票所采样，在选举当天的4点01分公布结果，但是最后却因投票时间延长而拖延到5点30分左右才公布结果，而且是认为连宋以7个百分点获胜。出口民调的失准一般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技术原因导致民调失准，例如缺乏经验、选举机构规定不得近距离采样、拒访率高等。特别是拒访率的问题，这次民调的拒访率高达三成，这样的拒访率已经让民调数字无意义；而且以以往的经验，支持绿营的选民比较不愿意公开选举意向。但是也有人认为出口民调的结果正好证明选举开票过程有问题。实际上，台湾高度政治化的媒体生态，使得泛绿选民经常不对传统上被其认定为支持对手阵营的媒体表示意见，亦即，诸如拥有2100全民开讲节目的TVBS，以及过去作为国民党侍从报系的联合报，其所做的民意调查，一直都有机构效应（House Effect）的问题，存在著与事实相当程度的偏差。历次的选举显示，这些偏差约在数个至十几个百分点不等。
这次总统选举，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告的被连署人共计二组，至民国93年（2004年）1月3日17时30分截止提出连署书，统计如下表（送审的被连署人向彰化县选举委员会提出）：
民进党的选举主轴很早已经定下，即以公投为选举的主轴，此外民进党也抛出2006年制宪，却故意模糊2006年新宪法的内容，在巩固自己的基本盘的情况下，也同时拉拢一些支持改革的中间／浅绿选民。
民进党对于泛蓝指控经济状况问题，采用以下方法应对：1.由于2003年底、2004年的台湾经济已经恢复许多、并强调经济情况不佳主因不是执政无能。2.公投及台湾的政治地位问题以转移焦点。3.强调过于冒进的三通及西进政策会造成产业外移、失业率上升，反而不利台湾经济。
另外泛绿也意识到必须团结、巩固自己的基本选民，为此他们动员20万人发动1025公投大游行，再次展示自己在南部的实力。同时他们也通过“负面文宣”，批评对手的参选人，虽然有可能丧失一些中间选民的选票，却有利于巩固传统的亲泛绿选票。
民进党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十分成功的，再加上时任总统陈水扁2003年10月过境美国出席多个公开场合，宣扬其在外交上的成就，使陈吕与连宋的民调差距从2003年3月最高时的15%左右已经缩小到3%的误差范围以内，总统府秘书长邱义仁形容这次选举将会是“割喉战”，绿军仅差40万票。
选战开始时，民进党的主要策略就是攻击2000年选举时声望较高的宋楚瑜，其中之一就是指责宋楚瑜是 “散财童子”，在担任台湾省主席期间利用经济资源巩固自己在地方的影响，“要5毛给1块”，挥霍公款以突现自己的政绩。宋楚瑜在担任省主席期间以亲民的形象获得很高的民意支援，民进党希望通过打压宋楚瑜来打击连宋的高支持度，也可分化蓝营的团结。而讽刺的是，“散财童子”的“封号”正是 2000年总统选举时国民党批评宋楚瑜的主要宣传手段，民进党在2004年选举中故意将2000年时连宋的矛盾暴露出来，希望能造成连宋是为利益结合的印象。对此亲民党表示现届政府也同样花费上百亿元用于高速铁路的建设，也是一种巩固选票的行为，但不同的是民进党政府用掉大笔资金，却依然无法改善台湾经济。国亲也将2000年选举时的分裂归罪于当时的国民党主席李登辉。
泛蓝因连宋民调高，主打传统选战：即巩固外省票，透过军公教系统团结浅蓝票，经由农渔会地方派系桩脚拉拢中间票，故不打议题选战，且也没有进行任何大规模的造势活动。 但由于民进党的声势高涨，令连宋的支持度从刚刚宣布联合时的超过50%一路下滑，甚至在一些民调中已经落后民进党1%。
对此，很多人认为主要是由于泛蓝没有意识到选举已经接近，而是依然认为自己遥遥领先，能够依靠基本盘获胜。有人警告，台湾选民的基本结构已经从2000年时的60比40改为55比45。很多人建议，国亲应该立即合并，以更有利于统一选举步调。此外也有人提议将“中国国民党”改名为“国民党”或“台湾国民党”，以突现本土化成分。此外，有人也批评连战所谓选举是中华民国对台湾共和国的说法，认为国亲应该将选举焦点带到经济方面，而不是在政治定位上与泛绿较量。
随著民调的不断下滑，国亲也有一些选举策略上的调整。11月8日泛蓝在台中举行首场造势晚会，试图拉抬选举气氛，凝聚选票。11月底国亲又在公投议题上重拳出击，国亲提出的公投版本大获全胜，令民进党的选举策略受到重大影响。之后泛蓝决定由王金平出任连宋竞选总部主委，马英九为总干事。王金平在泛蓝较弱的南部有很大影响力，而马英九则是国民党的政治明星，两人在选举中担任要角，无疑帮连宋加分不少。
泛蓝另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宋强连弱”。宋楚瑜一直一来就十分善于选举造势，而连战却一直被认为没有领袖魅力。在这种情况下，泛蓝的候选人时常给人造成“宋强连弱”的印象，使得一些国民党的支持者担心，如果连宋当选，宋楚瑜有可能掌控实权。对此宋楚瑜不得不减少发言次数，让连战担当主角。到2003年12月时，大多数关于“宋强连弱”的担忧已经消失。
连宋之间的另一个问题是连宋两人在2000年总统大选期间互相攻击（例如连战曾经攻击宋楚瑜不敢承认两国论）、攻击言论还算恶毒；两个互相攻击的人怎么在2004年合作竞选政府总统？此点也遭泛绿嘲笑。
在整场选举中，泛蓝始终没有能够主导选举主轴，将焦点转移到民生经济议题上来。他们猛烈批评执政党没有执政能力，而突显自己拥有专业的行政团队，丰富的行政经验，还拉来5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他们的经济政策背书。但是尽管如此，相较之下显然泛绿提出的公投制宪等议题更为吸引人，而且媒体在经济上对于泛绿的攻击已经很有效果。不过一些专家则认为，媒体所没有兴趣的并不等于公众就一定没有兴趣，事实上大多数人对于公投的两个题目都不清楚，他们或许更关注跟自己生活周遭的事情。另外，泛蓝的三通议题对于人民的吸引力也令人质疑，毕竟三通很可能加速产业外移、增加失业率，对于台湾的农民、劳工及社会治安有负面影响。
泛蓝当然也同泛绿使用负面文宣助选。长久以来，泛绿谴责台湾媒体除民视及自由时报之外大多或明或暗的支持连宋配（三立电视台是在大话新闻以后才被贴上泛绿标签），并与泛蓝合作助选连宋，泛绿屡次批评，认为泛蓝「有媒体出政权」。
台湾选举的一个大特色就是动员群众举行“造势”活动。许多人相信，大型“造势”活动对于拉抬选情有很大帮助，这在大型造势活动后的民调中也有反映。但是还有一些人则认为，“造势”活动对于改变选民意愿没有任何帮助，而台湾真正的“中间选民”人数很少，所以此类活动并没有实际效果。不过两边阵营却都认为，“造势”虽然不会改变选民投票意向，但是有利于凝固自己的基本盘，并且鼓励那些倾向自己，却并不坚定或不愿意投票的选民最终出来投票。
泛绿阵营最大规模的一场“造势”活动是2月28日所举行的“二二八手护台湾”活动，有意仿照1990年，波罗的海三小国为争取脱离前苏联统治，达成主权独立而组成的「人间之链」。当天下午2点28分，泛绿的支持者们手牵手，沿著台一线道路，从台湾北端的基隆和平岛，一直牵到台湾南端的屏东佳冬乡昌隆村（取其「和平昌隆」之意），形成一条300多公里的人龙，不少地区还出现了两、三排的人龙。参与者各出花招突显自己，仿佛一场嘉年华会。活动通过纪念二二八事件，终结悲情，赋予新意义。与支持公投，反对中国大陆以导弹瞄准台湾，意图武力侵略等诉求，凝结支持民进党的力量。人们先面向台湾这边的方向，高喊「Say Yes to Taiwan」。再面向中国大陆的方向，高喊「Say No to China」。时任总统陈水扁、前总统李登辉等人在苗栗的主会场发表讲话，再次重申反对飞弹、支持公投、维护台湾主权独立，并且鼓励民众投票支持时任总统陈水扁。主办者宣称共有220万人参加活动，不过一般媒体估计参与人数在150~170万之间。
228活动的成功不仅表现在参与的人数，更反应在此后的民意调查之中。原先绿营一直落后蓝营7~5个百分点，但在228之后，绿营只差蓝营3个百分点，一些民调甚至显示绿营有超过蓝营的现象。
民进党228活动的成功令国亲不得不举行另一场活动来抗衡。他们决定在3月13日同样发动百万支持者的造势活动，原先的主题是“反黑金”，后又改为反扁「呛声」（闽南语，意为「耀武扬威」或「叫阵」）大游行，主要是担心绿营讽刺国民党是“黑金反黑金”。这场活动在全台十多个县市同时举行，支持者在3月13日当天下午3时20分喊出“换总统”的口号。当天，连宋王马四人分别在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和桃园市四个主会场。3时20分在吹响号角后，现场群众高喊“换总统”、“320，连宋赢”等口号。但是当天的第二个高潮则是在10多分钟后，宋楚瑜夫妇在台中率先跪下亲吻台湾土地，10分钟后在台北，连战夫妇更以五体投地的方式亲吻土地，显示自己热爱台湾。泛蓝的动员超出预期，他们宣称有300万人参加，虽然大多数媒体认为参加人数在90万人左右。针对第一夫人吴淑珍事前讽刺活动只会是“小猫两三只”，泛蓝还很有幽默感地鼓动支持者带著自己的宠物猫参加活动。马英九表示看到那么多人的参与，让很多泛蓝人士“吃了定心丸”；王金平则表示“选局已定”。
在经过民进党和国民党多次的磋商之后，连战、陈水扁终于达成协议，在2月14日、2月20日举行两场电视辩论会，这也是台湾历史上首次举行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会。
但是2月14日首场辩论结束后，却令很多政治评论家和普通选民感到失望。双方在议题方面的辩论都避重就轻，两人却有多次针对对方的人身攻击。但是总体而言，大多数人认为陈水扁表现较好，但是连战的支持度依旧领先。
在选举进入白热化的最后阶段，台湾各界的人士都纷纷公开自己的投票意向。中央研究院院长、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在3月18日正式宣布，支持时任总统陈水扁。李远哲在4年前的2000年中华民国总统大选中就已经挺扁，这次再度挺扁，而且与时任总统陈水扁一起召开记者会。他表示，民进党虽然执政经验不足，但是“有理想性，可塑性高”，因此继续支持。但是台湾评论普遍认为，李远哲这次的挺扁效力远不如四年前高，有些评论家甚至称他已经“信用破产”。台湾学术界很多人也批评李远哲，再度破坏李远哲本人上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发表的「学术中立」原则。
台湾商界的两名重要人物，台塑董事长王永庆和长荣董事长张荣发虽然没有公开支持连宋，却批评政府迟迟不开放三通。其中张荣发一直是时任总统陈水扁的长期支持者，但是时任总统陈水扁上台后因三通问题两人关系破裂。
台商的回台投票率是历次选举中最高的，非正式的统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公开场合都表态支持连宋。台商投票主要是因为民进党中有人指责台商“不爱台湾”，而且迟迟不开放三通。台商会长估计，大约会有15万台商返台投票，可以影响30~45万张选票。很多台商早在2004年1月就在大陆台商中为所支持的候选人拉票，甚至传出在大陆举行竞选造势活动的消息，后因国台办介入，才被取缔。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大陆、香港的机场中就已经举出中华民国国旗和连宋的竞选旗帜，公开挺连。除此之外，居住在其他国家的台湾侨民也纷纷返台。一般认为，越多台商和侨民返台投票，对泛蓝就越有利。
3月19日下午1点45分，正在台南市市区扫街拜票的时任正副总统陈水扁、吕秀莲遭到枪击，时任副总统吕秀莲膝盖受伤，时任总统陈水扁腹部轻微擦伤。两人后被送往奇美医院治疗，两人都意识清醒，没有大碍，医院外聚集大批民进党支持者。
总统府秘书长邱义仁在3点30分证实，陈吕两人遭到枪击，并表示已经找到子弹，但是没有说明一共开了几枪、找到几个子弹，以及是否已经逮捕凶嫌。总统府也表示已经启动国安机制，并表示不会推迟第二天的选举投票。连战也在得知消息后表示“希望他们尽早康复”。
针对这次事件泛蓝支持者怀疑，根据电视画面所见推论，子弹在汽车挡风玻璃右侧撞击，留下一个弹孔，但是当时时任总统陈水扁站在汽车的右侧，副总统吕秀莲在左侧，因此子弹应该是先打倒时任总统陈水扁，再击中副总统吕秀莲。
认为，有可能是选情紧张，因此进而引发凶手企图枪杀，也有人表示，选情在枪击事件之前泛蓝声势高涨，连宋当选在望，认为支持者没有理由与动机去枪杀一个即将下台的总统，而是民进党为了选举而上演“苦肉计”；但是如果真的是自导自演，应该不久后就会发现明显证据（在众目睽睽的情况下想要自导自演而不留下明显证据几乎不可能）。尚有人揣测，此为总统选举地下赌盘负责人差遣杀手前往狙击。而后的调查结果显示，此事件应该是一名不满时任总统陈水扁的政治狂热者的个人行为，但是由于该嫌犯已经死亡，故调查结果只能说是最有可能的推测。
事件发生后，民进党立即宣布停止当天下午和晚上的一切竞选活动。连宋阵营也表示立即停止竞选活动，并由马英九和连战夫人连方瑀到医院探望时任总统陈水扁。晚间，陈文茜等人召开记者会，宣称据其「奇美小护士」内线消息，强烈质疑枪击案的真实性，并怀疑奇美医院詹启贤涉嫌作假。
8月29日，李昌钰博士发表了众所瞩目的319枪击调查报告，首先排除部份舆论所谓自导自演之可能，并指出从两颗弹头内找出别的工具痕迹，应该是从同一把枪所发射，李昌钰也认为改造枪枝的是内行人。但由伤口及弹道显示，两枪发射间格时间不超过一秒。
台湾电子媒体为制造『选务资料更新比别人快』的假象，于开票过程中，在中选会各次公布正确数字之前，即自行猜测可能之票数加入刻正播出之开票过程，待取得官方确切数字后再行调整，因此虽然最后的总票数正确，开票中途之数字实为自行灌水而得，这种情形俗称灌票。首次发生电子媒体灌票行为之确切时间不可考，然已行之有年。本次总统大选因选情激烈，各媒体之灌票行为空前严重。而选前之估算与选举结果颇有差距，甚至有媒体之开票数字因灌票而超出合理范围者。
3月20日当天下午时间4点20分左右，从电视台开票的数据中可以发现很多台已经超过100万票，4点40分时有许多台已超过400万票，当时同一时间点上中选会的开票数据仍显示0，在4点54分左右，中选会开出2号（连宋）为599票，1号（陈吕）为28票，而有部分电视台早已超过500万票。
以下整理出最终票被灌爆的电视台，计有：台视：1号（陈吕）、2号（连宋）；中视：2号；华视：1号、2号；民视：1号；GTV：1号、2号；年代：1号、2号；东森：1号、2号；中天：2号；TVBS：2号。
中天和TVBS在晚间6点45分的二组数据完全一样（有互相抄袭的嫌疑）。
民视则是唯一的「1号一直领先2号」的电视台。
另外，公共电视当时的中立性也受到质疑；因为公视当日开票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有两个，其一为中选会，其二为连宋竞选总部。
本次开票，报导的较为离谱的为年代及东森。年代灌爆的情形为1号有650多万票（实际最终为647万票），灌爆的时间持续了将近40分钟。东森在6点前2号赢1号40多万票接近50万票（实际差距不到3万票）。中天新闻下午4点43分的广告时间中出现2号得票735万（相当于2000年选举连宋合计票数），可能是电脑程式作业问题。三立更是下午5点打出总得票数绿赢蓝100多万票，但随即消失，之后恢复双方各450万票上下的得票数。但中选会其实从5点起才有数字，5点到6点之间中选会呈现的数据的确为连宋领先，6点钟时不过是28万票对27万票，6点以后公布的数据1号就一路领先到结束。
最后除了三立新闻台和公共电视，其余九家电视台所开出的总票数，皆超过了最后中选会公布的总票数。
灌票合理的解释有可能是为了收视率、广告收入，或是电视台本身的意识型态。也有人认为是资讯不足，布线不够，对于实际开票数字不能掌握，或内部电脑程式作业有问题，以及广告时间的延误等。
台湾媒体在经过此一事件后，信誉再度大幅下降。
（注：领先者使用红色字体标出）
对于台湾选举的公正性一直有很多怀疑，在这一次的选举中，蓝绿双方都指责对方非法操控选举。首先是蓝军称，发现由民进党执政的台北县近日销毁56袋印错的选票，而台北县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多选票，置疑当局故意多印选票，然后发给民进党支持者，以增加时任总统陈水扁的选票。民进党则称只印错600多张选票，其余是裁剪选票后遗留下来的纸张。但是泛蓝仍然表示担心，称会在各投票站部署人员，现场监看投票过程。
另一方面，民进党也在3月18日指责，泛蓝在绿军领先的南台湾展开扣押身份证的行动，他们收购一些选民的身份证，在3月20日选举结束后才归还，以降低泛绿票仓的投票率，依此达到做票的效果。对此，蓝营表示自己从未采取这类行动，是地方人士自发行为，而且根本没有卷入金钱交易。
在选举结果揭晓，时任总统陈水扁以不到3万票的微弱优势获胜后，连战在泛蓝支持群众前激动地表示，这场选举「疑云重重！」，是一场「不公不义的选举！」，称要提出「选举无效之诉！」，并要求中选会立即查封所有票箱，进行验票。台北市高等法院在3月21日早晨7点做出裁决，要求立即查封所有票箱。
在选举结果揭晓后，大批泛蓝支持者聚集在连宋竞选总部前，不愿散去，要求重点选票。在连宋离开后，群众持续聚集通宵，在高雄和台中也有群众聚集，抗议选举结果，甚至爆发警民冲突。在台中，泛蓝群众聚集在台中地检署前，要求立即查封票箱，台中市长、国民党中常委胡志强在凌晨3点30分到达现场，与群众一起静坐抗议。亲民党立委邱毅率众包围冲撞高雄地方法院，后被判14个月有期徒刑，经时任总统陈水扁大赦，减刑为七个月。
在台北，新党主席-{郁慕明}-、国亲多位立法委员也来到连宋竞选总部，支持连宋关于要求验票的要求。凌晨4时，连宋律师团将25份已经签字的诉状分别递往全台25个县市的高等法院，同时开始有群众在总统府前聚集。3月21日上午10时，国民党立法委员章孝严来到总统府，称美国政府已经延后向时任总统陈水扁发贺电，表明美国方面也置疑选举结果。台北市长马英九、行政院长游锡堃则先后来到现场，要求群众保持理性，主动离开，但是没有效果。
泛蓝支持者宣布，他们将一直在总统府前广场静坐，直到全面验票。3月22日是大选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广场上聚集的群众有些减少，但还是有很多人不愿离开，在下午下班时间，广场上的人群又开始增多。
部分泛蓝支持者的抗议行为引起部分舆论，特别是台湾南部民进党、泛绿支持者们的不满，扬言北上以暴力制衡。
3月24日，前民进党主席许信良加入到抗议行列中，并以绝食表达不满。
3月27日，蓝军在总统府前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大量的国亲支持者聚集在凯达格兰大道，抗议选举不公，并要求重新点票。据台北市政府估计，参与游行的民众大约有32万人，不过主办单位则称有47万人参加。根据一些报纸进行的调查显示，59%的民众反对抗争，而66%的民众赞成验票。与此同时，数百名在纽约的泛蓝支持者也举行「纽约华人爱台湾」的集会，表示声援「327大游行」。此外在华盛顿等地也举行类似的游行活动。
3月27日当晚9点，时任总统陈水扁亲自主持国际记者会，对示威事件发表强硬谈话，称总统府广场必须在3月29日之前完全净空，称自己不是“软脚虾”。不过他也表示愿意立即与连宋会面。
在327游行结束后，大多数支持者便离开广场，只剩下上千名民众继续抗争，这些人在凌晨也陆续离开，到3月28日清晨只剩下零星的数百人。3月28日清晨5点一刻，警方开始劝谕在凯达格兰大道上剩余的抗争民众离去，在此期间，警方与民众发生零星冲突。在早上7点左右，清场工作已基本完成。而部分民众则转移到中正纪念堂继续静坐抗争。从3月29日开始，陈文茜也每晚在中正纪念堂现场主持政论节目“文茜小妹大”，使得每天晚上参加静坐的群众人数又有增加。
4月2日，台湾高等法院首次就国亲提出的选举无效之诉开庭审理，有一名主审法官和两名陪审法官负责，原定应在当天就可做出是否验票的判决，但是因正反双方无法就如何验票以及验票费用问题达成协议，法庭决定两方应先沟通，延期判决。泛蓝后做出让步，表示同意全面验票，而放弃之前所坚持的只验陈水扁的票，但是有关费用问题却依然存在分歧。
4月2日，由绝食抗争召集人台大学生陈政峰与静坐学生副总召陈信儒等来自台大等七名「大学生」开始绝食抗议选举不公，要求真相，自诩为野百合学运的翻版。最后一共有30余名的学生采取绝食行动至5月20日的方式表达抗议。宋楚瑜的夫人陈万水与1989年天安门六四事件中曾同样参与绝食的政治评论员吾尔开希皆曾到场慰问。这些学生自称无党派色彩，但其他大学生在网路上激烈辩驳，并揶揄他们的接力绝食衹是为了吸引媒体的目光，并没有抗议的诚心。后来并发现其中带头学生有泛蓝政党党工、青年会身份，相关合照也被公布在台湾数个规模较大的BBS网路站台。
4月3日，国亲再度在中正纪念堂举办5万人的大型游行抗议活动，批评选举不公正。由于国亲的合法集会时间到4月4日即将结束，而且之后所有的游行集会申请全部被驳回，大部分泛蓝支持者在游行活动后响应连战号召，结束街头抗争，但是还是有数百人来到总统府前广场抗议，他们高唱中华民国国歌，要求验票，在警方举牌警告集会非法后，依然不愿意离去，在4月4日凌晨爆发新一轮的警民冲突。
4月4日，在中正纪念堂前静坐的8名学生被警政署人员强行驱离，遭到泛蓝人士的强烈抗议，他们称学生们只是静坐表达意愿，并没有妨害公共治安，警方没有权力使用强制驱逐的方式。学生们在次日再度回到中正纪念堂继续绝食静坐。台北市长马英九随后也到现场向学生致意，并称他也反对警政署强制驱逐的做法，事前只是同意警方以柔性劝导的方式规劝学生停止绝食。
4月7日，民进党立法委员罗文嘉到达绝食现场，转达时任总统陈水扁的决定：将在4月12日接见学生。但是学生们认为时任总统陈水扁诚意不够，因为此前已经表明希望时任总统陈水扁在4月9日之前到绝食现场探望学生。他们决定将不会与时任总统陈水扁会面，并在4月9日结束第一轮绝食活动，将发动第二轮的运动，他们自称为「四月学运」。但此时他们的中立性已受到其他大学生在网路上的质疑，不久后即草草收场。
到4月3日的游行后，国民党内部出现不同的声音。国民党本土派成员认为应该结束抗争活动，准备年底的立法院改选。但是亲民党和国民党保守派则认为应该继续抗争。最终的决定是在4月10日举行最后一场20万人的游行后不再举行游行活动，但是会继续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选举争议。他们同时也决定要发动连署发动公民投票，以成立三一九枪击案独立调查委员会，他们希望这个委员会能够由立法院的朝野立委、监察院以及检调单位三方组成，以确保调查的公正公开。不过这个提案在立法院已经遭到台联立委拦阻，只能通过公民连署然后举行公投的形式实现。
4月10日，泛蓝再度发动「公投拚真相」集会，群众前往凯达格兰大道抗议，据警方估计至少有十二万人参加。
下午6点04分，当集会活动结束、国亲主席连战、宋楚瑜立即离开会场；政治人物离去，但大部分群众仍不离去，开始鼓噪。
下午6点20分，民众合力将四层楼高的看板暨灯光鹰架被推倒，横躺在拒马上面。
晚上6点35分，七、八位民众爬上横躺的鹰架，向警方挑衅，有两名男子和一名妇女爬过鹰架，闯入禁制区，立刻被警方逮捕。
晚上7点08分，一名年约五十岁、爬上横倒的鹰架上，向警方摇屁股挑衅的男子被逮捕，随后部分群众聚集介寿派出所前要求放人。
晚上7点13分，镇暴喷水车展开第一波喷水驱离，群众却愈聚愈多，场面失控。
晚上7点15分，公园路介寿派出所被民众攻击，变电箱遭破坏。
晚上7点33分，介寿派出所内全面断电，顶楼的指挥监控系统也因此失效，指挥官改以无线电部署警力；民众持续以石块棍棒攻击派出所。
晚上7点38分，派出所前方空地突然冒出汽油味，警方发现有人趁乱以水瓶装汽油向所内丢掷，警方立即喷灭火器以防意外，汽油未引燃，多数民众闻到汽油味纷纷走避。
晚上7点50分，仍有汽油弹扔进派出所，警方一度想冲出抓人，但滋事民众趁铁门未开即逃离，警方只得作罢。
晚上8点10分，镇暴部队在公园路北侧集结，推进至凯达格兰大道前斑马线，顺利「收复」介寿派出所。
晚上9点45分，集会时间即将届满，亲民党立委李庆华等人进入介寿路派出所协调，部分泛蓝支持者陆续推倒另三座巨大鹰架，合力扛起鹰架当作「撞城木」冲撞警察与拒马，并向警察丢掷瓶罐等杂物，警方再度动员逮捕滋事民众，双方再度爆发冲突。
晚上10点10分，警方见集会游行时间已过，开始对群众喊话柔性劝导，但群众情绪沸腾，企图冲撞封锁线，也推倒拒马或架起木板，阻挡警方，另有群众站上鹰架与警方对峙。
晚上10点15分，部分群众将矛头指向媒体，年代新闻台的摄影记者黄星皓正在拍摄现场时，不知何故，被近十名戴口罩、手持铁条的青少年锁定，恐吓黄星皓「不要播了！」；有人持国旗旗杆殴打黄星皓，黄星皓反抗，但引来更多群众攻击，一位导播同事与一位工程人员欲助他脱困，也遭殴打；群众同时殴打东森电视台摄影记者鲁品农。
晚上10点20分，台北市长马英九下令驱散群众。
晚上10点30分，警方展开驱离，一名群众手持长木棍攻击，零星冲突不断，警方持续推进，并逮捕滋事民众。约有20多名群众不满被驱离，又试图推倒大型鹰架阻隔警方。
晚上10点38分，一位不知名男子从台北宾馆内丢掷汽油弹攻击警方，引发火势；警方大动员迅速推进，强制驱离群众。
晚上10点45分，优势镇暴警力将群众往景福门推进，净空凯达格兰大道。
晚上11点05分，摄影风网站站长刘家任，因拍到群众攻击警方的画面，群众要求交出底片并出示身分证件，刘家任不从，被五、六名群众围殴，随后刘出示名片，并表示他冒著生命危险采访新闻被打，警方却没处理。
凌晨0点35分，镇暴部队将群众驱赶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前，群众人数已逐渐减少。
凌晨1点30分，宋楚瑜探视静坐的亲民党立委劝他们回去，宋与该党立委于二时许离去。国民党秘书长林丰正，也于抵达台大医院探问国、亲立委，并对有人在此次集会因遭驱离而受伤表示遗憾。
泛蓝阵营于3月20日开票当晚对投票结果不满，拒绝认输，称时任总统陈水扁有舞弊嫌疑，主要争议的疑点包括：
3月21日清晨六时许，台湾高等法院在泛蓝阵营的要求之下裁定查封全国票匦。连战、宋楚瑜于2004年5月10日提出总统大选陈、吕当选无效及选举无效之诉；当选无效之诉主要是质疑陈吕以不法方式胜选，选举无效之诉主要是质疑选务机关办理大选不公；台湾经历了民主化以来第一次的全国性验票。管辖当选无效之诉的台湾高等法院经近半年的审理，于11月4日宣判连、宋败诉。一判决指出，全面验票后，陈吕与连宋票数赢输差距，虽有变化，但陈吕仍赢2万5563票，不影响当选之结果。12月30日，台湾高等法院驳回国亲提出的选举无效之诉。选举无效的四大争议点为：公投绑大选、319枪击事件、妨害投票秘密和选务工作违法，判决认为中选会点票有暇疵但不违法也不足以影响结果，总统大选和公投，依法可以同日举行，而319枪击事件、启动国安机制等不是总统副总统选罢法中规定必须停止选举的要件，因此中选会并无违反中立公正，所以判国亲败诉。
2005年6月17日，最高法院判决连宋阵营所提之陈、吕当选无效之诉败诉，当选无效之诉宣告定谳。
2005年9月16日，最高法院判决连宋阵营所提之陈、吕选举无效之诉败诉，选举无效之诉宣告定谳。
时任总统陈水扁在当选连任之后，提拔党内的明星及为党内派系进行权力分配，首先行政院长游锡堃大幅改组内阁，行政院秘书长由叶国兴出任。文建会主委则由陈其南接任。陈水扁也将任期过半的县市长提拔，例如内政部长余政宪以319枪击事件下台负责，由屏东县长苏嘉全接任。外交部长简又新则以「为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夏馨因贺电事件下台负责」为由请辞，由民进党台南县立委陈唐山接任。时任客委会主委的叶菊兰升任为行政院副院长，立委罗文嘉则任客委会主委。陈其迈则接任行政院发言人。林佳龙则出任新闻局长。另外，四大天王之一的苏贞昌被升为总统府秘书长。而高雄市长谢长廷任期未过半，但他的子弟兵卓荣泰则升任总统府副秘书长。
在选后，绿军士气及支持度高涨，民调及舆论风向显示台湾当时应有明显过半民众认为蓝军以「非常不理性」的态度来对待民进党政府、并制造谣言污蔑泛绿；故绿军期待在年底的立法委员选举中，以民意支持而连任的执政者身份，来夺得「国会过半」的目标。于是绿营方面有信心选票会大幅上扬，故在一些在是次选举大有斩获的地方高额提名，种下立委议席未能过半的远因。而后立委选举结果显示，泛绿得票率的成长未如预期，造成泛绿当选席次比得票率少的结果。
国亲合作选举总统，其实有不少隐忧，因为国民党内的本土势力，向来与亲民党及宋楚瑜不和。而且国民党高层也经常忧心，宋楚瑜一旦当选副总统将会对政府起主导作用，而非只当无实权的副总统。此外国民党亦担心以王金平为首的本土势力会和宋楚瑜合作控制国民党主流，如同李登辉时期一样。而且，国亲合作是因为2000年总统大选时，国亲的票数超越时任总统陈水扁很多，所以他们期望合作赢回政权，以达到「1加1大于2」的效果，内部不团结是国亲败选的主要原因之一。
蓝营方面认为，虽然他们对时任总统陈水扁的弊案穷追猛打，但是最后败给了「两颗子弹」，如果当时陈水扁没有中枪，就会落选，所以他们坚持319枪击案是绿营操作的，于是他们提出当选无效之诉。他们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来令自己不致于树倒猢狲散，二来可以绑住国民党的本土派，使他们不容易出走。年底的立法委员选举，国亲两党一片低气压，王金平、林丰正等人高呼立委提名数量“总量管制”，以现任立委连任为优先，限制两党提名的候选人数目。国民党内部多次要求秘书长林丰正下台，为败选负责。
时任总统陈水扁成立「三一九枪击事件特别调查委员会」，并签署笺函请监察院长钱复出任该委员会主席。钱复亦宣布，在来年二月院长任期满后，不再出任政府公职。
泛蓝以立院优势通过「三一九枪击事件真相调查特别委员会条例」，简称「真调会法案」。由于泛绿认为真调会条例明显违宪，不适用刑事诉讼法，故提出覆议，但覆议失败。
绿营以总统令加上「批示」，「批示」如下：「总统、副总统于选举期间同时遭受枪击，为明事实真相自应调查。政府支持调查，但不应违宪调查。本条例既有重大宪政争议，宜寻求释宪或修法解决，以符宪政秩序。」绿营随后将此法向司法院提出释宪。行政院长游锡堃与其内阁团队宣布，行使公务员“合法”的“抵抗权”，反制真调会的运作。10月7日法务部长陈定南，行政院发言人陈其迈、内政部长苏嘉全、政务委员许志雄、行政院主计长许璋瑶至真调会，双方互不相让，使真调会召集委员、前司法院长施启扬下逐客令，双方不欢而散。绿营种种针对真调会的动作，使蓝营更坚信：「319事件是绿营操作的结果，他们不敢接受调查。」年底立法委员选举，由于蓝军出现危机感，加上总量管制及票源整合，成功使蓝军维持得到过半的席次，继续控制立法院。立委选举过后，真调会被判定部分条款违宪，其违宪理由大致如同泛绿的指控。
2004年的总统选举可以算是历年来最激烈的一次，选举的结果表明，台湾社会对两组候选人有几乎相同的支持度，无论最终谁上台，可能都难以得到另外一半选民的支持和认同，许多人担心，未来的总统将很难推行任何重大改革计划。
泛绿的气势及民意支持率在总统大选后、因泛蓝大规模的示威抗议而达到最高峰，一直到立委选举后才开始明显下降。无论时任总统陈水扁的中枪是真是假，全台湾已经有一半的人对此表示怀疑，即使三一九枪击事件是真的暗杀企图，那么多人的质疑也表明，总统的诚信已经荡然无存；而泛蓝选后的抗议大幅打击泛蓝及其支持者的形象，泛绿支持者及少数泛蓝支持者则谴责连宋「输不起，所以制造《枪击案自导自演》及《做票》等谣言来污蔑陈水扁」，掩饰其拒绝接受选举结果的事实。
选后泛蓝的抗议行为则让泛绿支持者对泛蓝不尊重选举结果「感到仇恨」；泛绿（如林浊水）批评泛蓝支持者及亲蓝媒体制造谣言、仇恨、族群阶级歧视。选后台湾的政治冲突也令人忧心，这是因为蓝绿双方抗议行为过于激烈、言论过于恶毒；这种作法至少会引起对方内心的仇恨与蔑视、也可能引起对方学习此恶劣手段。
此外，时任总统陈水扁在4年内增长150万张选票，而民进党在成立最初的10年中选票增长非常有限，却在执政这4年中迅速增长了10多个百分点，认为陈水扁政府在四年间建立了更稳定的群众基础，即使没有三一九事件，有关的选票也会流向陈水扁。陈水扁强烈要求维持台湾主权独立的现状，反对中国武力威胁甚至侵略，捍卫台湾的主权和利益，与美国保持合作关系，并继承过去国民党一直以来的亲美反共的意识形态；民进党长久以来累积的成长，以及台湾主体意识在主流民意地位的巩固（有关主体意识不限于支持民进党），也在这次选举当中得到应证。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台湾经过这次的大选，已经清楚看到台湾主体意识主导整个选举，即使泛蓝也趋向本土化，并日益减少过去的中国色彩，台湾民主的体制也将面对一个崭新的局面。
在中国方面，由于总统选举由主张台独的陈水扁及民进党再度胜出，并首次在台湾取得过半数选票，中国认为这意味台独意识已成为台湾的主流，为2005年通过《反分裂国家法》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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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哲学
教育哲学是对教育问题的哲学思考，用哲学的方法和语言来研究教育问题。研究的对象包括教育的本质、目的、学习的历程、知识的架构、人类的课题、权威的问题、教育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教育的方针等等。
教育哲学认为人民素养和文化的传承、演变大多取决于教育，而教育孩子及公民都是很大的挑战，因为教育的过程不仅是一些班级经营方法，还涉及伦理学、政治学、心理学、美学和经济学等不同面向。
自从让-雅克·卢梭开始，教育哲学开始跟发展心理学发生联系。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认为人有与生俱来的学习能力，教育的过程应该是以孩子为中心，从旁协助他对世界的主动探索，而不是由成人来主导一切。
在春秋时期的中国，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道德上，以仁为目标，「忠」（敬事）和「恕」（同理）为基础，强调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教育思想中，认为天道、人德、礼乐和人生智慧比知识重要，提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实践方式，并透过六艺来锻炼身心。孔子的教育思想记录在《论语》中。
孔子认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学习者能认清自己的局限是很重要的。
战国时代的儒者荀子在〈劝学篇〉提出，教育和学习是为了超越人趋于恶的天性，建立人为的善，以达成公共秩序和个人的知识、修养。
儒家思想虽有不同派别，都一致同意教育的目的是《大学》提到的明明德，以协助个人自身的提升（内圣，自我实现）推广到治理天下（外王）为方法。
在明朝，儒家分为程颐、朱熹的理学和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学。理学中强调透过明辨外在的事物来充实知识、体悟人生，因此学习的重点是分析客观的世界。心学中强调知行合一，较重视内在的修行、致良知而较不重视分析客观的世界。
春秋时代的哲学家老子提出无为而治、不言之教的教育观。老子提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方法，认为万物自然会成长，学习者自然会学习，教育者应扮演协助的角色而不是引导或控制。这对自主学习的思想产生了影响。
老子和孔子一样，认为学习者应了解自己的局限。
主张人原本皆具足无量智慧与善良本性(以电脑比喻，电脑本身可以写入完美的程式),只是因为累世以来业力蓄积,影响了原本的通达思考与良知良能(即刚开始写入的程式并不完美，而且后面写入的程式还受到前面的程式的影响).若能经常加以修行,即能保有一定的修为(不断的修编程式达到完美),不至于因世事蒙蔽而堕入六道轮回,直至成佛.(将程式写至完美便不再需要修改)
净土宗有一说法，常念"南无阿弥陀佛"达到一心不乱，可以前往阿弥陀佛的无量寿佛国，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西方极乐世界，在那里学习直至一生补处菩萨的境界，好来生成佛.
朱熹
陆九渊
王阳明
柏拉图是第一位重要的教育思想家。教育在他的整体哲学视野中只占一小部分，却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他认为教育是创造和传承他的理想国的一把钥匙。
他主张让孩子远离个别母亲的照顾，接受整个社群的共同看护和公立的教育。透过教育的过程，一面培养孩子的知识和能力，一面观察他们，依照其能力分为不同的社会等级，最高的接受最多的教育，以使他们成为城市的领袖和卫士。
一般的教育的内容以体育、音乐和数学为主。领袖的教育还包含哲学、游历（考察社会现象）等。
参见：亚里士多德.
尽管卢梭(1712-78)对柏拉图的哲学十分尊敬，但也拒绝了它。它因为社会腐朽而变得不切实际。卢梭却对人类发展有另外一种理论，
认为存在着一个所有人共同的发展过程。这是一个内在而自然的过程是源于求知欲。这是驱使孩子去学习及适应环境的天性。
参见：约翰·杜威
斯金纳(1904-1990)对教育哲学的一个贡献
威权体制教育指的是升学主义和管理主义思维下的学校体制。它的特色是：学生对师长的绝对服从、量化的考试成绩做为衡量人的价值的主要量尺、几乎没有空堂或自由选课的时间、学生的生活规范多半由成人制定和执行。简单来说，威权体制教育将学生为自己做决定的空间压缩得很小，而将成人的价值强加在学生身上。为了方便管理，许多不符合教育原则的事也可能发生。其中最为恶名招彰的是体罚。
自主学习是一种教育与学习的哲学，同时是一门艺术。相较于其他教育学派，自主学习者认为没有人能替别人作决定。这与许多教育的现况看似矛盾，因为成人总认为自己有权替孩子作决定，特别是在他们还小的时候。
从自主学习者的角度来看，他人所给予的只有资源和限制，但如何在这些条件下抉择，以何种价值观来抉择，则是学习者自己的事，旁人最多只能提供建议，不能替他抉择，也不能替他判断什么对他好，什么对他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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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
1996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于1996年3月23日举行，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第一次总统、副总统的公民直选，也是动员戡乱时期结束后的第一次总统、副总统选举，为继1993年新加坡总统选举之后，华人地区第二个、两岸四地第一个以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国家元首。当届选举共有四组候选人参选，虽执政的中国国民党面临部分党员出走参选，但在当时发生台海飞弹危机的推波助澜下，最终投票率为76.04%，由中国国民党提名的李登辉、连战当选，于同年5月20日于台北市总统府就职中华民国第九任正、副总统。
时任总统李登辉自继任蒋经国余下的两年任期，在1990年总统选举中在国民大会当选获得首个六年任期。宪法增修后，总统任期由六年缩短至四年，可连任一次。已执政八年的李登辉是否继续连任，成为焦点。1990年总统选举参选人、时任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及司法院院长林洋港为了参选总统，提前卸任司法院院长职位，并期待著李登辉会依照当年的约定而支持他参选。
中国国民党第十四届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95年8月23日召开，支持党主席李登辉连任总统。李登辉与当时的行政院院长连战一同搭配竞选正、副总统。
民主进步党由初选提名党外运动人士彭明敏与角逐台北市市长初选失利的时任立法委员的谢长廷参选。
林洋港与时任监察院院长陈履安（故副总统陈诚之子）整合失败后，改与郝柏村（前行政院院长、国防部部长、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脱党参选，成为无党籍候选人，获新党支持参选。而陈履安则与担任监察院监察委员的律师王清峰双双辞去监察院职务，搭配参选总统。
该次选举成为了五院中有三院的现任及前任院长参与的奇特现象；而所有总统参选人除彭明敏外，均有中央政府机关的现任或曾任职务：一位现任，二位因为要参选总统而离任，一位前任，立法院及考试院并未参与（时任立法院院长为刘松藩；时任考试院院长为邱创焕）。
选举期间，也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海峡进行飞弹试射演习，企图影响中华民国选举，导致美国出动独立号与尼米兹号两艘航空母舰前往台湾海峡邻近水域的事件。这个引发国际关注的事件被称为台湾海峡飞弹危机。
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飞弹演习，针对著时任总统李登辉，结果不少选民转向支持李登辉。让李登辉及连战成功击败其他候选人，当选正副总统。
（注：领先者使用红色字体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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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伽利莱
伽利略·伽利莱（， ；），义大利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及哲学家，科学革命中的重要人物。其成就包括改进望远镜和其所带来的天文观测，以及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伽利略做实验证明，感受到引力的物体并不是呈等速运动，而是呈加速度运动；物体只要不受到外力的作用，就会保持其原来的静止状态或匀速运动状态不变。他又发表惯性原理阐明，未感受到外力作用的物体会保持不变其原来的静止状态或匀速运动状态。伽利略被誉为“现代观测天文学之父”、“现代物理学之父”、“科学之父”及“现代科学之父”。
史蒂芬·霍金说，“自然科学的诞生要归功于伽利略。”
伽利略生于意大利比萨（当时为佛罗伦萨公爵领地）。是温琴佐·伽利莱与茱莉亚·阿曼娜蒂六个儿子中的长子。温琴佐是个著名的鲁特琴手、作曲家和乐理学者。伽利略自己是个灵巧的鲁特琴手，并继承了其父对现有权威的怀疑态度、对精湛谨慎的、量化实验的价值取向、对时间或韵律的周期或是音乐性的欣赏，以及对数学与实验联姻的期望与启迪。伽利略五个兄弟中的三个长大成人，最小的是米凯兰杰洛成为了著名的鲁特琴手、作曲家。
伽利略是根据一个家庭先祖伽利略·博尼图来命名的。博尼图是位佛罗伦萨医生、大学教授、政治家；在14世纪末期，家族姓氏从博尼图改为伽利莱。伽利略·博尼图被葬在佛罗伦萨圣十字大殿，200年后这位著名后裔伽利略·伽利莱在此与先祖同睡。当伽利略·伽利莱8岁时，他的家庭搬回了佛罗伦萨，但是他在杰卡布·博洛尼那里寄养了两年。之后，他在离佛罗伦萨东南35公里的瓦隆布罗萨的卡马多莱斯修道院里学习。
虽然伽利略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是他与马丽娜·甘巴在以非婚生的方式养育了三个孩子。他们在1600年生下了长女弗吉尼亚（Virginia Galilei, 1600年8月12日 - 1634年4月2日），1601年生下了次女利维亚（Livia, 1601年 - 1659年），1606年生下了长子温琴佐（Vincenzo, 1606年 - 1649年）。由于他们是非婚生子女，所以伽利略觉得女儿们嫁不出去。在当时，这只能由高昂的嫁妆来弥补，而伽利略的两个姐姐在这个问题上都带给了他不小的麻烦。两个女儿的出路就是出家。两个女儿在阿切特里的圣·马泰奥门下修道，并在其门下度过余生。弗吉尼亚的修女名字是玛利亚·塞莱斯特。她于1634年4月2日去世，与伽利略同葬在佛罗伦萨圣十字大殿。利维亚的名字是阿尔汉格尔斯克，终生疾病缠身。温琴佐最终成为伽利略合法的继承人，后与埃斯特拉·波什尼日结发。
伽利略虽然在年少时曾经严肃地考虑过是否要去当传教士，但他父亲坚持他去比萨大学学医。在1581年学医时，他注意到了摇摆的吊灯，吊灯在风的推动下划出大小不一的轨迹。与自己脉搏做出对比后，伽利略发现不论吊灯摇摆的距离如何，他们的周期时长都是相同的。回家后，他架起了两个长度相同的摆，将其中一个摆晃动大一些，另一个小一些，结果发现他们的时长的确相同。在此期间，他都刻意地回避数学（因为行医挣钱比教数学的挣得多）。伽利略无意中旁听了学校的几何课，随后向他父亲要求准许他改修数学与自然哲学，后者极不情愿地答应了他。伽利略设计了一个温度测量器（温度计的前身），并于1586年出版了小册子，上面记录了他设计发明的液压秤（这使他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伽利略也研究了美术中的素描，并于1588年在佛罗伦萨的素描美术学院担任讲师，主讲透视法和明暗搭配。受到佛罗伦萨城市艺术气息与文艺复兴运动的启迪，伽利略获得的审美细胞。在他还是学院年轻讲师的时候，他与佛伦丁画家西格里建立了长达一生之久的友谊，后者在他的绘画中描述了伽利略观察月球的场景。
1589年，伽利略被任命为比萨大学的数学主任。1591年他父亲去世，小弟弟迈克安格诺鲁托付给他照看。1592年到1610年间，伽利略在帕多瓦大学执教几何、机械和天文。在这段期间内，伽利略在基础性纯科学（如运动学和天文学）与应用科学（如材料力学、望远镜改良）上都有重大突破。他也有许多其他兴趣爱好，如研究占星术，这在当时是数学与天文学的交叉学科。
伽利略的来访者源源不断，直到1642年为止。伽利略在经历高烧与心悸后死去，享寿78岁。托斯卡纳大公费迪南德二世希望把他葬在佛罗伦萨圣十字大殿，挨着他的父亲及其他先祖们，并为他树立一座大理石纪念陵墓。由于伽利略的“有强烈异端嫌疑”之判决，使得此举遭到教宗乌尔班八世和他的侄子佛朗西斯·巴贝日尼枢机的抗议，该计划被否决。因此，他被葬在初学生礼拜堂隔壁的小屋旁，它位于主堂南翼与圣物储藏室之间的走廊末端。1737年，伽利略的纪念碑被重新树立，他的遗体被改葬在圣殿。在改葬时，遗体中的三根手指和一颗牙齿被取了出来。目前，他右手中指被陈列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伽利略博物馆中。
伽利略的研究结果对牛顿提出、完善牛顿运动定律中的第一、第二定律有一定的启示。伽利略非常重视数学在应用科学方法上的重要性，特别是实物与几何图形符合程度有多大的问题。
伽利略认为选择得当的数学证明可以用来探索任何牵涉到定量性的问题。伽利略为自己提出的第一套力学问题，是那些牵涉到尺度效果的问题。在考察尺度效果时，伽利略研究了物质的数量，即后来称质量的物理量，后来又以同样方式探索了牵涉到时间测量和速度测量的运动学问题。伽利略所研究的中心问题就是仅在重力影响下的落体运动问题，推翻了亚里士多德关于不同重量的物体下落速度不同的论点。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力的持久作用是保持物体匀速运动的原因。但是伽利略的实验结果证明：物体在引力的持久影响下并不以匀速运动，而是每次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在速度上有所增加。物体在任何一点上都继续保有其速度并且被引力加剧。如果没有了引力，物体将仍旧以它在那一点上所获得的速度继续运动下去，这就是惯性原理。这个原理阐明物体只要不受到外力的作用，就会保持其原来的静止状态或匀速运动状态不变。伽利略在研究运动学时研究过物体的匀加速运动，这个课题在今天几乎所有高中及大学的入门物理学程中都是必教的。他对观测天文学的贡献包括运用望远镜确认金星的盈亏，发现木星最大的四个卫星（以他命名为伽利略卫星）以及观测并分析太阳黑子。伽利略也曾研究过应用科学及科技，并改进了圆规的设计。
从惯性原理，伽利略发展了抛射体的飞行轨迹理论，从而表明数学证明在科学上的价值。他考察了一个球以匀速滚过桌面，再从桌边沿一根曲线轨道落到地板上的动作。在这条坠落轨道上的任何一点，球都具有两种速度：一个是沿水平面的速度，根据惯性原理始终保持匀速，另一个是垂直的速度，受引力的影响而随着时间加快。在水平方向，球在同等时间内越过同等距离，但是在垂直的方向，球越过的距离则和时间的平方成正比。这样的关系决定球走出的轨迹形式，即一种半抛物线，因此，一个物体以四十五度角抛出时，距离将最远。
史蒂芬·霍金认为，伽利略对现代科学诞生的贡献，「比其他人都多」；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称他为「现代科学之父」。
伽利略在天文学的发现和对尼古拉·哥白尼学说的研究已经传给世界一笔永存的遗产，这笔遗产包括伽利略发现并归类的木星四大卫星，合称伽利略卫星。
伽利略号探测器以伽利略命名，它是第一个围绕木星公转的太空飞行器。欧盟建造中的卫星定位系统﹕伽利略定位系统以伽利略命名。
在古典力学里惯性系统（惯性参考系）之间的座标转换称为伽利略变换。伽，有时称为{伽利略}，虽不是国际单位制的单位，却是一个加速度单位，常用于重力场的测定。
因为2009年是伽利略第一个有记载使用望远镜作天文观测的第四百年，联合国订此年为全球天文年。
2011年8月5日发射的无人太空探测船朱诺号带有一块2吋长2.8吋宽的铝质纪念牌﹐上面镌刻有伽利略的自画像﹐以及他在1610年发现木星卫星的亲笔观测记录。同一艘太空探测船上并带有三个乐高积木人像，其中一个是伽利略，剩下两个分别是古罗马神话的朱庇特（木星名字的来由）及他的夫人朱诺（朱诺号名字的来由）。
伽利略在通过实验和数学方式研究运动学做出了最初的创新。当时更多的科学研究方法是威廉·吉尔伯特的对电磁的量化研究。伽利略的父亲，鲁特琴手、乐理专家温琴佐·伽利莱，可能进行了最古老的非线性物理实验，并有结果：就伸展的弦来说，音高与张力的乘方成比例。这些观察结果处在毕达哥拉斯音乐传统的结构框架内，被乐器制造工人广为知晓，包括将弦以整数相除能得到一个和谐音阶。因此，数学的一部分总是与音乐和物理科学有联系，年轻时代的伽利略可以从他父亲的观测中拓展这种传统。
伽利略是当时思想家中明确宣称自然规律是数学性的。在《试金者》中，他写道：“哲学写在这本伟大的著作中，这宇宙中...它是用数学作为语言写成的，他的特性是三角、圆和其它几何形状;..."他的数学分析跟进一步发展了后期自然哲学学者的传统，这是伽利略在他学习哲学时做的。他养成了一个奇特的能力，就是无视权威，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权威。在更广义上，他的作品更进一步推动了科学从哲学与宗教中分离出来；这是人类思想的一大进步。他常常愿意根据自己的观察来改变想法。为了进行试验，伽利略为长度与时间制定标准，以便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实验室所做的工作可以复制。这为数学归纳法提供了坚实基础。
伽利略展示了数学、理论物理、试验物理之间奇妙的关系。他理解抛物线，无论是作为一种圆锥曲线，还是纵坐标（y）与横坐标（x）之间的乘方关系。伽利略进一步认为抛物线是匀加速抛体在没有摩擦和其它干扰情况下的理论上完美的轨道。同时，他承认自己的理论有局限性，因为从理论角度来看地球大小的弹道轨道不大可能呈抛物线形状；但他仍旧坚持从当时的迫击来看，炮弹轨道与抛物线相比差不到哪里去。
红衣主教贝拉明1615年发表声明，称哥白尼学说不成立，除非“有物理证据证明太阳不是围绕地球，而是地球围绕着太阳运行”。伽利略认为他的潮汐理论足可证明地球运动。这个理论十分重要，以至于他最开始将著作命名为《关于海洋潮汐与流动的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关于潮汐的字眼最终因为宗教法庭的指令而被删除。
伽利略认为，由于地球围绕轴心自转并围绕太阳公转，导致地球表面运动的加速减速引发海水潮汐式前后涌动。1616年，他将第一份有关潮汐的文献整理出来，交给了红衣主教奥斯尼。他的理论第一次涉及了海底大陆架的形状尺度，以及潮汐的时刻等。例如，他正确地推算出亚德里亚海中途的波浪相对于到达海岸的最后一波来说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从潮汐形成的总体角度来看，伽利略的理论并不成立。
如果理论成立了，那么每天只能出现一次涨潮。伽利略与他的同事们注意到该理论的不足之处，因为在威尼斯每天会涨潮两次，时间间隔为12小时。伽利略认为这种反常现象不过是因为海洋形状，深度及其它的问题导致的，不值得一提。对于他这种观点是不可信赖的论断，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则表示伽利略只是急于给出地球运动的物理证明，构造出了这种“引人入胜的观点”并自己全盘接受了。伽利略否定了当时约翰内斯·开普勒的观点，即月球导致潮汐运动，而后者的观点袭承了托勒密法之书中占星传统。他也拒绝接受开普勒关于行星沿椭圆轨道运行的观点，认为圆形轨道才是“完美”的。
1619年，伽利略与罗马耶稣会大学数学教授贺拉斯·格拉西神父发生争执。争执的开始时就彗星性质的辩论，但是当伽利略发表《试金者》时，争议已经升级为就科学自身性质的辩论。《试金者》中包含了伽利略关于如何研究科学的大量思想，这可以说是他的科学宣言。1619年早期，格拉西神父匿名发布了一本小册子《关于1619年三颗彗星的天文论述》，讨论了去年11月份出现的彗星的性质。格拉西断言彗星是个炽热的天体，离地球以固定距离沿着圆形轨迹运动，因为它在天上运行速度比月亮慢，所以它必定离月亮远。
格拉西的论述与结论被之后的小册子《论彗星》批驳。虽然这份小册子基本上是伽利略自己写的，但署名作者是伽利略的一个学生，佛伦丁律师马里奥·古迪西。伽利略与古迪西在册子中并没有给出他们所确定的彗星本质，而是给出了一些暂时性的推测。这些推测从今天看来并不成立。伽利略和古迪西的《论彗星》中包含了对耶稣会克里斯托佛·什车尼的无故攻击，对罗马大学教授的不敬之词遍布全书。耶稣会被羞辱了，格拉西立即回敬了他自己的论点《天文学与哲学的平衡》，以笔名鲁西轮·撒西欧·西格萨诺发表。这个笔名可能来自他的一个学生。
《试金者》是伽利略对《天文学与哲学的平衡》的竭力反驳，并被认为是辩论文献中的经典。书中对“撒西欧”的主张进行了无情的嘲讽，获得了广泛赞许。新任教宗乌尔班八世对此尤为感兴趣，因为该书是致给他的。伽利略与格拉西的辩论离间了他与耶稣会之间的关系，后者曾经同情他的观点，而伽利略和他的朋友确信是耶稣会导致了他日后的不幸。目前的证据对此模棱两可。
《圣经》在《诗篇》93:1, 96:10，以及《历代志》上16:30记录着“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在《诗篇》104:5以同样的方式写着“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更多地，在《传道书》1:5中记录着“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等等。
和焦尔达诺·布鲁诺一样，伽利略捍卫日心说，进而宣称它与经文并不冲突。他采取奥古斯丁的经文立场，即不能将所有篇章予以字面解释，特别是在诗篇和歌颂上，不是对现实的描述或历史问题上。他相信经文作者仅仅是从地理角度来观察世界，从这点来看太阳的确升起落下。另一种解释是作者从一种现象的角度来记录，或是这只是一种写作风格。因此，伽利略认为科学与经文没有冲突，只是经文仅仅讨论了一种不同的地球“运动”，而非自转。
在1616年时，反对哥白尼学派的声浪成为教会的主流，伽利略到罗马劝说天主教权威不要禁止伽利略思想。直至最后，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纳入《禁书目录》的命令被下达，理由是太阳恒定，地球自转为错误理论，与神圣经文相悖。在指令下达前，根据教宗的要求，贝拉明枢机提前告知了伽利略，称这种观点不可能被“辩护”，说服他放弃。伽利略答应顺从。贝拉明并没有禁止伽利略将日心说当成数学科幻，但如果他胆敢将它作为物理观点的话，就得小心。在随后的几年中，伽利略都回避这个问题。当枢机马佛奥·巴贝日尼当选教宗乌尔班八世时，他才继续在这一问题上著书。巴贝日尼是伽利略的朋友，对他十分尊敬，反对1616年对伽利略的指控。在1632年出版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被异端审判庭和教宗准许。
达瓦·索罗贝解释道，在这一时期，乌尔班在宫廷阴谋与国务问题中越陷越深。他将自己与伽利略的友谊放置的第二位，将更多精力注意在自身安全上。在乌尔班人生低谷中，伽利略问题被宫廷内部人员和伽利略的仇敌摆了上来。由于西班牙籍的枢机近期发表言论，指责乌尔班在保护教会上软弱，乌尔班感到愤怒和恐慌。这对伽利略的辩护来说十分不利。
教宗乌尔班八世在早些时候私下找到伽利略，要他在书中就日心说给出正反两方面辩驳，并小心不要刻意宣传日心说。教宗同时要求将他自己的意见也放在书中，这个要求后来被伽利略完成。然而不知是不经意还是故意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为亚里士多德地心说辩护的辛普利西奥（Simplicio），在书中常常自相矛盾，丑态百出。虽然伽利略在扉页中阐明辛普利西奥是亚里士多德学派哲学家，但它的名字在意大利文中的意思是“大笨蛋”（simpleton）。这个辛普利西奥的角色使得《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成为攻击亚里士多德地心说，辩护哥白尼理论的形象。不幸的是，伽利略将乌尔班八世的话放到了辛普利西奥的嘴里。绝大多数史学家认为伽利略并非出于恶意，而是低估了著作所产生的后果。然而教宗可没轻视这种公开的侮辱，或是对哥白尼学说的宣扬。伽利略因此为教宗——他最大最重要的支持者——所疏远，并被传唤到罗马接受审讯。
1632年9月，伽利略被传唤到罗马接受审讯。他与1633年2月到达，被审判者文森佐·麦克莱恩指控。在整个审讯过程中，伽利略坚持自己信守诺言，没有宣扬任何禁言，甚至在起初否认为禁言辩护。然而，他最后不得不被迫承认，《对话》的读者可能会被误导，认为它是在为哥白尼学说辩护。另一种观点认为伽利略甚至称1616年后他放弃了哥白尼学说，甚至在《对话》中证明了这一点。在1633年7月的最后审讯中，他被威胁到如果不坦白交代，就对他用刑。但他坚持否认。裁判庭6月22日的判决包括了3个核心部分：
根据流行的传奇，在宣布放弃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理论时，伽利略曾经喃喃道“但是，地球依然在转啊”，但是并没有证据证明他是否说了类似的话。有关这个传奇的第一个记载出现与他去世后的一个世纪左右。
一段时间后，在他的朋友阿斯卡尼奥·皮科洛米尼的帮助下，伽利略于1634年被允许回到他在佛罗伦萨阿克特雷旁的小宅焦耶洛别墅，在那里他度过了自己的余生。伽利略被要求在三年中每星期朗读七篇忏悔诗。他的女儿玛利亚·塞莱斯特向教会请求，被允许将这个负担改由她代为实行。在被软禁在家时，伽利略致力于完成他最经典的著作之一《两种新科学》，在此他总结了过去40年中所做的一切工作。这两个新科学今天被叫做运动学和材料力学。此书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盛赞。由于他的贡献，伽利略被誉为“现代科学之父”。他于1638年完全失明，得了严重的疝气和失眠，因此被准许回到佛罗伦萨接受治疗。
伽利略最先发现了木星的卫星。这个发现对于所有天体都必须围绕地球转来说并不是好消息。伽利略在1610年3月出版的《星际信使》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根据一些不可靠的手稿，汉斯·利伯谢制作了第一个实用望远镜，并于1608年打算在荷兰申请专利。次年，伽利略制作了一个3倍的望远镜，改良后，望远镜达到了30倍之大。通过伽利略望远镜，观测者可以清晰地看到地上的竖直呈像——这便是通常所知的地面望远镜或小望远镜。伽利略也用它来进行天体观测，在当时他是少数可以制作如此精良的观测设备的人。1609年8月25日，他向威尼斯律师们展示了他早些时候制作的8到9倍望远镜。出售望远镜为伽利略带来了不少的额外收入。商人们可以利用它来航海，或是作为商品交换。伽利略在1610年3月发布了他最初利用望远镜观测天体的结果，题为《星际信使》。
根据瓦卢辛斯基的记录，伽利略在1604年观测并讨论开普勒超新星时作为天文学者而出名。由于这颗超新星没有明显的周日视差，伽利略认为它是一颗相距遥远的天体，因此否决了亚里士多德对天体恒定的观点。他对这种意见进行了公开宣扬，受到了强烈的抗议。
1610年1月7日，伽利略通过望远镜观察到了当时被描述为“三个固定天体，因为渺小而几乎看不见”，它们都靠近木星，成一条横跨的直线。第二天晚上观测的结果是那些木星旁边的天体改变了位置，那么它们作为固定天体就无法解释了。1月10日，伽利略发现它们其中的一个消失了，他认为天体藏到了木星的背后。几天后，伽利略得出结论：它们在环绕木星运行。伽利略发现了木星四个卫星中的较大的三个，并于1月13日发现的最后的一个。伽利略将这四个一组命名为美第奇行星，致敬他未来的赞助人托斯卡纳大公科西莫二世·德·美第奇和柯西莫的三个兄弟。然而，天文学家日后将它们改名为伽利略行星以纪念它们的发现者。这些行星如今被命名为艾奥、欧罗巴、伽倪墨得斯和卡利斯托。
他就木星卫星的发现导致了天文学的一场革命，并持续至今：一个小行星围绕着大行星运转不符合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后者认为所有天体都围绕着地球运转。许多天文学家和哲学家最初都否认伽利略的发现。他的发现日后被克里斯托弗·克拉维斯证实，当他1611年访问罗马时获得了英雄般的欢迎。伽利略在随后的18个月中继续观察，到了1611年中他已经总结出相当精确的卫星运行周期。伽利略进展神速，以至于开普勒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伽利略在1610年9月通过观测发现金星所呈现的所有相位与月球十分相似。根据尼古拉斯·哥白尼的日心说，天体的所有相位可视。在金星环绕太阳运行的过程中，当它处在背对太阳的位置时，金星的发光面朝向地球；当它处在与地球同侧的位置上时，金星的发光面背对地球。金星的运行轨迹传统上被放置在太阳运行轨迹的内侧，在此它可以呈现出新月相位。然而，金星的运行轨迹不可能处于太阳运行轨迹的外侧，否则它的相位将会是凸圆或是满圆。当伽利略用望远镜观测到金星的新月、凸圆和满月相位时，托勒密的模型就显得十分不靠谱了。在17世纪早期，许多天文学家采用了各种地日混合模型，如第谷体系、科普兰或是其改良版。模型中有的包含了环绕地球运动的模式，有的则没有。这些体系都没有完全否定地心说就恒星视差的预测，尝试着对金星运行相位进行解释。在完全地心说经历地心混合模型到完全日心说的两个发展阶段中，伽利略对金星相位的实验性发现可以说是其最具影响力的贡献了。
最初，当伽利略观测土星时，将土星光环误判为行星，以为这是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星系。之后，当他再度观测时，土星光环则直面地球，以至于伽利略认为之前的那两部分突然消失了。1616年当伽利略再度观测土星时，光环重新出现。伽利略对此深表疑惑。
伽利略于1612年观测了海王星。在他书中将其记录为一个不起眼的、幽暗的天体。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颗行星。他继续记录着海王星相对于其他天体的运行轨迹，直到最后丢失目标为止。
在最先发现太阳黑子的欧洲人中，伽利略算是其中的一位。虽然开普勒在1607年意外地观测到了这一现象，却将其误认为是正在经过的水星。伽利略也将查理曼时期的太阳黑子现象重新作出了解释，这个现象在当时也被认为是正在经过的水星。正统的亚里士多德天文物理学认为所有天体完美不变，而太阳黑子的存在令其难以解释。1609年，开普勒出版了《新天文学》，阐述了他的天文力学观。该书认为太阳自转，预测了太阳黑子的周期，是一部极为成功的天文物理著作。1612到1613年，弗朗西斯科·西兹等人发现了太阳黑子的年度周期变化，这为辩驳托勒密体系和第谷·布拉赫的地日模型提供了强大的证据。在谁是最先发现并解释太阳黑子的问题上，伽利略与耶稣会的克里斯托弗·示车尼发生了旷日持久的痛苦争执。在证实开普勒与太阳自转的问题上，他俩人都毫无疑问地输给了大卫·法布里修斯和他的儿子乔纳斯。示车尼很快接受了开普勒于1615年提出的现代望远镜的设计方案，该方案利用倒立呈象的方式提升了放大效果；而伽利略却明显地拒绝了它。
在伽利略自制望远镜之前，英国数学家、探险家托马斯·哈里奥特已经用“窥视镜”来观测月球了。根据他的报告，哈里奥特注意到在月亏处有“奇怪的斑点”，但是并不能解释现象的原因。由于接受了艺术熏陶和对明暗绘画法的了解，伽利略意识到这些光斑与阴影组合实际上是一些月球的地形结构。虽然伽利略不是第一个通过望远镜观测月球的人，但却是第一个将其解释为光在月球山与环形山所留下的阴影。在他的研究中，伽利略绘制了月球的地形图表，估测这些山峰的高度。月球由此不再是之前如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半透明的、完美的球体，也不是但丁所描述的第一个“行星”，一个“永恒的珍珠，壮丽地直升入天堂般的苍穹”了。
银河最初被认为是一团云雾。伽利略观察了银河系，发现它是由许许多多恒星组成的集团，从地球这里看很像是云彩。伽利略用望远镜定位了许多肉眼看不到的恒星。他于1617年观测到了大熊星座中的开阳双子星。
在《星际信使》一书里，伽利略记录，恒星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纯粹的发光体，在望远镜里也一样，没有什么改变，和行星相比，行星在望远镜里显示是一个圆盘状物体。此后不久，在他的关于太阳黑子的信件中，他报告，在望远镜里，恒星和行星都看起来“相当圆”。从这个观点引发开来，他接着报告，望远镜显示出恒星的圆度，通过望远镜观测，恒星的直径为几弧秒。他还设计了一种方法，不通过望远镜来测量一颗恒星的表观尺寸。正如在他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中描述的那样，他的方法就是在他看向恒星的视线里，悬挂一根细绳，他慢慢前进，直到细绳彻底遮住恒星，然后测量他与细绳之间的距离。通过这个距离和细绳的宽度他就能计算出恒星相对的他的观察点的角度。在这本书里，他记录了他发现一等星的视直径不会超过5弧秒，6等星的视直径大约为5/6弧秒。就像同时代的大多数天文学家一样，伽利略也没有认识到他测量的恒星的表观尺寸是虚假的，这是由于光线衍射和大气层对光线的扭曲造成的（参见《视宁圆面和爱礼园盘面》），测量的结果并不能代表恒星的真实尺寸。但是与之前的对最亮的的恒星做出的表观尺寸的估计值相比，伽利略的值要小很多，如由第谷·布拉赫给出的估计值（参见《星等》），这就使伽利略能够反驳那些反哥白尼的论点了，比如第谷的论点，荒谬的认为这些恒星一定很大，因为探测不到它们的年度时差。其他一些天文学家都对恒星进行了同样的测量，如西蒙·马吕斯，乔瓦尼·巴蒂斯塔·里希澳利和马丁努斯·霍尔登休。马吕斯和里希澳利得出结论，得出的尺寸虽然小了，但是并没有小到可以反驳第谷的论点。
伽利略所做出的一系列重要贡献中，其中一部分就是目前所说技术，而非纯物理。这与亚里士多德学派不同，前者会将伽利略的物理知识归纳为"techne" 或是有用的技巧，而不是"episteme"，即用哲学方式研究事物本质。在1595到1598年见，伽利略设计并改良了地理军事两用圆规，为炮兵和勘探员提供方便。尼古勒·塔尔塔利亚与吉多贝多·蒙蒂早些时候制作了类似的仪器，伽利略则在他们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创新。对于炮兵来说，圆规不但可以更快更准地测出弹道角度，而且可以根据炮弹的大小和材质测算出添加火药的量。作为地理仪器，他可以绘制出任意的规则多边形，并对其他计算进行辅助。在伽利略的指导之下，设备制造商马克·安东尼奥·马哲勒尼制造出了一百多附这样的圆规。伽利略为此收入了50里拉（包括使用说明书在内），并提供了相应的使用教程，收入120里拉。
1593年左右，伽利略制作了一个温度计，温度计利用空气在圆球内的热胀冷缩来推动管中水的运动。
在1609年时，伽利略与英国人托马斯·哈里奥特等人最先利用折射望远镜来观测恒星、行星及月球。1611年，当费德里·克卡王（Prince Federico Cesi）在他的宴会上宣布伽利略为琳氏科学院院士时，希腊数学家乔凡尼·德米亚尼为伽利略的设备起名“望远镜”。这个名字来自希腊字根"tele" = “远”和"skopein" = “观看”。1610年，伽利略利用望远镜近距离观察昆虫肢体。1624年，伽利略开始使用复显微镜。同年五月，他将这些设备的其中之一赠给了红衣主教祖林，并展示给巴伐利亚侯爵看。九月，他也为克卡王送去了一套。琳氏院士们也为“显微镜”的命名做出了重要贡献。一年后，院士乔凡尼·法布尔根据希腊字根"μικρόν（micron）"意为“微小”，和"σκοπεῖν（skopein）"意味“观看”为设备组字，它正好是“望远镜”的反义词。。利用伽利略显微镜所绘制的昆虫图于1625年出版，该图是第一次运用复显微镜观测绘制而成的。
1612年，在确定了木星的卫星轨道周期后，伽利略提议如果轨道周期可以被充分了解，那么卫星的位置可以作为宇宙时钟来加以利用，并通过经度测量方法来实现定位。伽利略在暮年时不停地在这一问题上下功夫。然而实践方面的困难重重，直到1681年才被乔凡尼·多明戈·卡西尼实现。这种方法日后被用在大范围地域勘察上，如勘测法国，以及1806年泽比伦·派克探美国中西部等。由于航海时精确望远观测难以实现，导航上的经度问题迫切需要解决。最后，约翰·哈里森制造了便携航海精密计时器，解决了上述问题。伽利略晚年时双目全盲，但他仍为摆钟设计了司行轮（被称之为伽利略司行轮）。1650左后克里斯蒂安·惠更斯于制造出第一个可以完全运转的摆钟。
伽利略在物体运动的理论与实验上成果丰硕，并与开普勒和勒内·笛卡尔一道，成为艾萨克·牛顿爵士所创立的经典物理的先驱。伽利略试制了几个钟摆实验。这些实验的灵感据传说是来自于观察比萨大教堂中央铜质吊灯的摆动，并测算伽利略自己的脉搏而得到的（见温琴佐·维维亚尼为伽利略写的传记）。这些实验日后被记载在他的著作《两种新科学》中。伽利略认为简单的钟摆是等时的，即无论幅度多大，摆的周期运动时长总是一定的。然而，根据克里斯蒂·惠更斯的研究，这只是近似成立，并不精确。伽利略发现了周期的乘方与钟摆的长度成比。伽利略的儿子温琴佐根据他父亲的理论与1642年设计了一个大钟。但大钟没能够建造起来，主要是因为摆度太大，需要冕状司行轮，导致计时不准。
伽利略在理解声音频率上也是先驱之一，虽然他在这点上并不是很出名。伽利略在以不同的速度摩擦凿子时，发现了凿子中间距的不同导致了音高的不同，即频率的不同。1638年，伽利略描述了测量光速的实验：安排两个人站在一定远的距离，各拿着带百叶窗的灯笼。第一个观测者打开灯笼的百叶，第二个观测者看到后，立即打开他手上的灯笼百叶。这样，从第一个观测者开灯到第二个观测者开灯之间时差就可以用来计算光在两者之间穿越所需要的时间。伽利略报告说，他在相距一英里之内做过这样的实验，但是无法确定光是否是同时出现的。在伽利略去世后，佛伦丁地西门托科学院的院士们也尝试了类似的实验，实验距离超过了一英里，但直到1667年，也以无果告终。伽利略总结了相对论的基本原理，即物理定律在任意系统内一定，沿直线匀速运动的物体，无论它的具体速度还是方向，物理定律一定。如此看来，不存在绝对运动或是绝对静止。这条原理为牛顿定律提供了基本框架，它也是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核心部分。
伽利略的学生温琴佐·维维亚尼在传记中称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扔下了两个同种材质、不同质量的球，以证明物体下落时长与它们的质量无关。这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相悖，即物体下落时长与质量成反比，重的下落速度比轻的快。这个传奇被世人广泛传颂，但伽利略自己却从来没有记录过这样的事情。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这个事件不过是个假想，并没有真实存在过。德拉克却不这么认为，辩驳称实验的确存在过，只是与温琴佐·维维亚尼所描述的多少有出入。有历史记载的第一个完成这类试验的人是西蒙·斯特芬），在《自然科学史》中记载，荷兰人西蒙·斯特芬在1586年使用2个重量不同的铅球在代尔夫特教堂塔顶上完成了这个试验，并证明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是错误的。
在斯台文试验的几个世纪以后，阿波罗15号的宇航员大卫·斯科特1971年8月2日在无空气月球表面上使用一把锤子和一根羽毛重复了这个试验，证明且让地球上的电视观众亲眼看到了这两个物体同时掉落在月球表面上。
1638年，伽利略出版《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主人公萨尔维亚蒂被普遍视为伽利略的代言人。萨尔维亚蒂认为，“在真空中，重量不同的物体以相同的有限速度下落。”但是，卢克莱修和西蒙·斯特芬此前也提出了这一观点。克里斯蒂亚诺·本蒂的萨尔维亚蒂也认为，“铅制钟摆和软木钟摆具有不同的质量，而其它方面类似。通过比较两种钟摆在空气中的运动可以验证上述观点。”
伽利略指出，“只要下落的介质产生的阻力微不足道，或者在限定的真空条件下落下，落体将以均匀加速度下落。”他也推导出均匀加速度正确的运动学规律，也就是说与所经历时间的平方成比例（d ∝ t 2）。在伽利略之前，尼科尔·奥雷姆与14世纪推导出匀加速改变的时间平方规则，多明戈·德索托（Domingo de Soto）于16世纪提出，“落体在均匀介质中将匀加速下落。”通过几何结构和精确的数学语言，伽利略依据他所处时代的标准表达了时间平方规则。（这就为其他人也使用代数术语重新表达了这一规则留下余地）。伽利略还总结道“除非对物体施加一个力，常常是摩擦力，否则物体将一直"保持匀速运动"。这驳斥了当时为人们所普遍公认的亚里士多德假说---除非对物体施加外力，否则运动的物体将“自然”减速并停下来。正如让·布里丹所说的那样，早在亚里斯多德提出这一假设几个世纪之前，约翰·菲洛波努斯就已提出了有关惯性的哲学思想。据乔瑟芬·李约瑟所述，“在他们之前，墨子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已经提出这一观点。但是，这是首次使用数学表达这一观点，并经过实验验证，并引入摩擦力的概念，这是验证惯性中所取得的一次突破。”伽利略的惯性原理提到，“除非受到外力的作用，否则运动在水平面上的物体就会按照其原来的方向，保持匀速运动。后来，这一原理纳入了牛顿运动定律（牛顿第一运动定律）。
在实验物理上运用数学是一个重要创新，他的数学方式在当时也是相当标准。伽利略数学分析与证明法大量依赖于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第五本中的比例论。该书由塔尔塔利亚等人于较早的一个世纪前翻译完成。但到伽利略晚年时，这些运算方式被笛卡尔的代数法取代。
伽利略也作出了一些数学贡献：如伽利略悖论。悖论认为有多少整数就有多少完全平方，虽然大部分整数自身不是完全平方。
1718年，天主教会放松对伽利略部份著作的禁令，允许他部份著作在佛罗伦斯印行，但是《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仍然遭到禁止。1741年，教宗本笃十四世授权，允许他所有在科学方面著作都能够出版，包括经过审查修改的《对话》。1758年，天主教会将伽利略的著作由禁书目录中移除，但是《对话》和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的一些未被审查版本仍然在名单中。直到1853年，伽利略的所有著作才从禁书目录中被完全移除。
1939年，庇护十二世在当选天主教教宗不久后，在宗教科学院发表演说，赞扬伽利略“是研究方面大无畏的英雄...不怕路上的危险与绊脚石，也不惧怕到达坟墓的那一刻。”。教皇40年的亲密顾问罗伯特·雷伯教授写道：“庇护十二世很注意不去对任何事物（对科学）进行过早干预。在这点上他十分积极，并对伽利略的案件表示深深的后悔。
1990年2月15日，红衣主教约瑟夫·拉辛格（日后当选为教宗本笃十六世）在罗马第一大学发表演说，引述了当代一些对伽利略事件的流行观点，称“这桩案件让我们看到了现代人对自身深深的怀疑，以及科学技术在今天的走向。”他引述了哲学家保罗·费耶拉本德的一些观点，称“在伽利略时代，教会较之伽利略本人更加理性，同时考虑了伽利略教导对未来道义和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教会对伽利略的判决是理性而公正的，对判决的否决不过是为了获得政治利益而已。”主教并没有明确指出他同意或否认费耶拉本德的观点。但是他说道：“在此基础上做出冲动性的道歉是愚蠢的。”
1992年10月31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表示教会对伽利略事件的处理方式表示遗憾，并根据宗教文化议会的研究结果，发表了一份声明承认教会对伽利略在科学的错误判决。2008年3月，宗教科学院院长尼古拉·加比伯宣布计划在梵蒂冈城墙上树立伽利略的雕像，以示对他的纪念。同年12月，即伽利略的第一次利用望远镜进行观测的400周年纪念日上，教宗本笃十六世赞扬了伽利略对天文学的贡献。然而一个月后，宗教文化院长加弗科·拉瓦锡表示在梵蒂冈城墙上树立伽利略雕塑被搁置了。
伽利略在皇后乐队的“波西米亚狂想曲”中出现了多次。他在靛蓝女孩的歌曲“伽利略”中也被着重描写。
21世纪有关伽利略的剧本有：德国剧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1939），以及它的电影改编版（1975）。贝莉·斯塔维斯的《午夜烛光》，和2008年戏剧“伽利略·伽利莱”。
在金·史坦利·罗宾逊的科幻小说《伽利略之梦》（2009）中，伽利略穿越到了未来，破解了科学危机。故事主线在当时的伽利略时代与未来的假定时代之间穿梭。
最近，伽利略·伽利莱成为了高价值纪念币的主角：面值€25的2009年版国际天文年纪念币。该币同时纪念伽利略望远镜诞生400周年。纪念币的背面印有他的一部分头像，以及他发明的望远镜。背面他绘制月球表面的初稿。在银色外圈是艾萨克·牛顿的望远镜，斯特修道院中的天文馆，现代望远镜、无线电望远镜和空间望远镜。2009年，伽利略望远镜发行。这种被大批量制造的低成本、高质量望远镜为2英寸长（51mm），被广泛用于教学。
1586年，伽利略出版了他的早期作品《小天平》记载了一些能在空气中或水中称重的精密天平。1606年出版印刷了《地理军事两用圆规使用指南》介绍如何使用地理军事两用圆规。
伽利略早期动力学---运动和力学的科学的著作包括：1590年比萨版的《论运动》；大约1600年帕多瓦版的《力学》。《论运动》参考了亚里斯多德-阿基米德流体动力学，流体动力学认为“在一种流体介质中，重力加速度和物体超过介质的比重成比例；而在真空中，物体将按照与自身比重成比例的重力加速度下落。”《论运动》也参考了Hipparchan-Philoponan动力学。Hipparchan-Philoponan动力学认为，“动力自动消散。在经过最初的加速以后，根据物体的具体重量，真空中的自由落体将具有必不可少的极限速度。”
伽利略1610年出版的《星际信使》是第一部利用望远镜进行观测的科学著作。它包括了如下发现：
伽利略在1613年出版的《论太阳黑子》中详细描述了太阳黑子，并认为太阳和宇宙都是可以朽坏的。《论太阳黑子》中也记录了他在1610年利用望远镜观察的全部金星相位，土星奇怪的“附属物”以及后者的神秘消失。1615年，伽利略写成了《致大侯爵夫人克里斯蒂娜》手稿，但直到1636年才得以发表。手稿是《致凯斯泰利》的翻版，其中斥责了异端审判庭就禁止宣扬哥白尼理论的错误神学立场，认为后者是物理真理，与经文并不冲突。。1616年，异端审判庭下达指令，禁止伽利略为哥白尼学说辩护，伽利略不得不将基于哥白尼地理的《论潮汐》以私信的方式发送给红衣主教奥思尼。1619年，伽利略的学生马里奥·古迪西出版了伽利略的演讲汇编，命名为《论彗星》，反驳耶稣会对彗星的解释。
1623年，伽利略出版了《试金者》，攻击亚里斯多德权威的学说，鼓励实验，并运用数学来支持科学理论。该书的出版获得了巨大成功，甚至得到了一些天主教会高层的支持。在《试金者》的成功发表后，伽利略于1632年出版了《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虽然顾及到了异端审判庭的1616年指令，但《对话》依然倾向于哥白尼理论而非地心说模型，并最终造成了伽利略受审，出版物被禁。虽然出版物被禁，伽利略依然写成了《论两种新科学及其数学演化》，并于1638年在异端审判庭管辖范围之外的荷兰将其出版。
伽利略出版的主要作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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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家列表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名单包含更多的20世纪以及21世纪著名物理学家。
早期著名物理学家 近代著名物理学家 18世纪著名物理学家 19世纪著名物理学家 20世纪著名物理学家 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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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编程语言
第一代语言（1GL）或机器语言是一种低级的面向计算机的程序设计语言，使用0和1表示各种命令。
起初，没有为第一代语言使用的编译器或连接器，指令是通过计算机系统开关的面板输入到系统中的。
机器语言的特点是执行速度快，效率高，但是难以学习、记忆和修改，同时它的移植性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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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是一种使用广泛的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它是一种通用程序设计语言，支援多重编程模式，例如程序化程序设计、数据抽象、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泛型程序设计和设计模式等。
比雅尼·斯特劳斯特鲁普博士在贝尔实验室工作期间在20世纪80年代发明并实现了C++。起初，这种语言被称作“”（“包含‘类’的C语言”），作为C语言的增强版出现。随后，C++不断增加新特性。虚函数（）、运算符重载（）、多继承（）、标准模板库（, ）、异常处理（）、运行时类型信息（）、命名空间（）等概念逐渐纳入标准。1998年，国际标准组织（）颁布了C++程序设计语言的第一个国际标准ISO/IEC 14882:1998，目前最新标准为ISO/IEC 14882:2017。根据《C++编-{}-程思想》（）一书，C++与C的代码执行效率往往相差在±5%之间。
C++语言发展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80年代到1995年。这一阶段C++语言基本上是传统类型上的面向对象语言，并且凭借着接近C语言的效率，在工业界使用的开发语言中占据了相当大份额；第二阶段从1995年到2000年，这一阶段由于标准模板库（）和后来的Boost等程式库的出现，泛型程序设计在C++中占据了越来越多的比重。当然，同时由于Java、C#等语言的出现和硬体价格的大规模下降，C++受到了一定的冲击；第三阶段从2000年至今，由于以Loki、MPL(Boost)等程式库为代表的产生式编程和模板元编程的出现，C++出现了发展历史上又一个新的高峰，这些新技术的出现以及和原有技术的融合，使C++已经成为当今主流程序设计语言中最复杂的一员。
比雅尼·史特劳斯特鲁普（）工作起于1979年的。这个构思起源于斯特劳斯特鲁普做博士论文时的一些程式撰写经验。他发现Simula具备很利于大型软体开发的特点，但的执行速度太慢，无法对现实需求发挥功效；BCPL虽快得多，但它过于低阶的特性，使其不适于大型软体的开发。当斯特劳斯特鲁普开始在贝尔实验室工作时，他有分析UNIX核心关于分散式计算的问题。回想起他的博士论文经验，斯特劳斯特鲁普开始为C语言增强一些类似的特点。之所以选择C，是因为它适于各种用途、快速和可移植性。除了C和Simula之外，同时也从其它语言中取得灵感，如ALGOL 68、Ada、CLU以及ML。
刚开始时，类别、衍生类别、储存类型检查、内联和缺省参数特性，都是透过Cfront引入C语言之中。
1983年，改命名为C++（codice_1是C语言中的增值操作符）。加入了新的特性，其中包括虚拟函式、函式名和运算子多载、参考、常数、使用者可控制的自由空间储存区控制、改良的型别检查，以及新的双斜线（codice_2）单行注解风格。
1985年，发布第一版《C++程式设计语言》，提供一个重点的语言参考，至此还不是官方标准。1985年10月出现了第一个商业化发布。
1989年，发布了。引入了多重继承、抽象类别、静态成员函式、常数成员函式，以及成员保护。1990年，出版了"The Annotated C++ Reference Manual"。这本书后来成为标准化的基础。稍后还引入了模板、例外处理、命名空间、新的强制类型转换，以及布林类型。
随著C++语言的演变，也逐渐演化出相应的标准程式库。最先加进C++标准函式库的是串流程式库，其用以取代传统的C函式，如printf和scanf。随后所引入的程式库中最重要的便是标准模板库，简称STL。
多年后，一个联合的ANSI-ISO委员会于1998年对C++标准化（"ISO/IEC 14882：1998"）。在官方释出1998标准的若干年后，委员会处理缺陷报告，并于2003年发布一个C++标准的修正版本。2005年，一份名为Library Technical Report 1（简称）的技术报告释出。虽然还不是官方标准的一部分，不过它所提供的几个扩展可望成为下一版C++标准的一部分。几乎所有目前仍在维护的C++编译器皆已支援。
目前最新的C++标准是2017年12月发布的"ISO/IEC 14882:2017"，又称C++17或C++1z。
虽然C++免专利，但标准文件本身并不是免费的，尽管标准文档不是免费的，但是很容易从网络中取得，最简单的就是C++标准文档之前的最后一次草稿版本，它与标准的差别几乎只在于排版上。
C++这个名字是Rick Mascitti于1983年中所建议的，并于1983年12月首次使用。更早以前，尚在研究阶段的发展中语言曾被称为「」，之后是「」。在电脑科学中，C++仍被称为C语言的上层结构。它最后得名于C语言中的「++」运算子（其对变数的值进行递增）。而且在共同的命名约定中，使用「+」以表示增强的程式。斯特劳斯特鲁普说：「这个名字象征著源自于C语言变化的自然演进」。C+是一个和C/C++无关的早期程式语言。
Rick Mascitti在1992年被非正式地问起名字的由来，他表示这是在半开玩笑中说出的。他从没想过C++会成为这门语言的正式名字。
有一个关于C++名字的笑话是，当你使用后缀++时，附加只发生在运算之后（因此，它应该是++C，而不是C++，这个笑话是说时下某些程序员还在以使用C的方式使用C++，这通常被一些权威著作认为是不正确的）。
由进行。已经出版的标准文档如下：
在《C++语言的设计和演化》（1994）中，描述了他在设计C++时，所使用的一些原则。知道这些原则有助于理解C++为何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以下总结了一些原则，详尽的内容可参阅《C++语言的设计和演化》：
1998的C++标准分为两个部分：核心语言和C++标准程式库；后者包含了大部分标准模板库和C标准程式库的稍加修改版本。存在许多不属于标准部分的C++程式库，且使用外部连结，程式库甚至可以用C撰写。
C++标准程式库充分吸收了C标准程式库，并佐以少许的修改，使其与C++良好的运作。另一个大型的程式库部分，是以标准模板库（）为基础，于1994年2月正式成为ANSI/ISO C++。它提供了实用的工具，如容器类（如：Array和），迭代器（广义指针）提供容器以类似阵列的存取方式，以及泛型算法进行搜寻和排序的运算。此外还提供了(multi)map和(multi)set，它们都共享相似的成员函数。因此，以下成为可能，使用模板撰写泛型算法，它可以和任何容器或在任何以迭代器定义的序列上运作。如同C，使用codice_3指令包含标准表头，即可存取程式库里的功能。C++提供69个标准表头，其中19个不再赞成使用。
使用标准模板库（例如：使用codice_4或codice_5来取代C风格的数组或字符数组）有助于导向更安全和更灵活的软件。
在STL在纳入C++标准以前，是来自HP和后来的SGI的第三方程式库，标准中并未称之为「」，它只是标准库中的一部分，但仍有许多人使用这个名称，以别于其它的标准库（输入／输出串流、国际化、诊断、C程式库子集，等等）。
另外，如codice_6此类标准委员会添加的接口，有时也被误认为；实际上它们并不存在于原始的中，在标准化后才从标准库吸收加入其中。
和C语言相比，C++引入了更多的特性，包括：复合类型（引用类型等）、限定符和常量表达式、类型处理运算符（类型别名及和等多种类型指示符）、C++标准库（库与多种容器类）与迭代器、动态内存与智能指针、函数重载、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如数据抽象、成员函数、类作用域、构造函数与析构函数、静态成员、访问控制与继承、虚函数、抽象类与接口等）、拷贝控制、运算符重载、造型与函数风格的强制类型转换、模板与泛型编程，以及异常处理、命名空间、多继承与虚继承、运行时类型识别及嵌套类等。
和普遍认为的相反，C++不是第一个正式引入codice_7关键字的语言。80年代早期，和讨论之后提供了在C语言中的实现机制，并在带类别的C中取得了一定经验。关键字codice_7正式引入C语言是在。这早于第一个C++国际标准近十年，但此时codice_7已被C++实现普遍采用。
C++在某些案例中（见下「与C不相容之处」），进行比C还要多的类型检查。
以「codice_2」起始作为注解起源自C的前身BCPL，而后被重新引入到C++。
C++的一些特性，C不久之后也采用了，包括在循环的括号中声明，C++风格的注解（使用codice_2符号，和codice_12，虽然C99定义的codice_12关键字与C++的定义不相容。不过，C99也引入了不存在于C++的特性，如：可变参数巨集，和以阵列作为参数的较佳处理；某些C++编译器可能实作若干特性，以作为扩展，但其余部分并不符合现存的C++特性）
一个常见的混淆其实只是一个微妙的术语问题：由于它的演化来自C，在C++中的术语物件和C语言一样是意味著记忆体区域，而不是-{zh:类别;zh-tw:类别;zh-cn:类}-的实体，在其它绝大多数的物件导向语言也是如此。举例来说，在C和C++中，语句codice_14定义一个codice_15型别的物件，这就是变数的值codice_16将在指派时，所存入的记忆体区域。
codice_7是一个C和C++语言的关键字，意思是宣告一个常数(不能改变的变数)，即唯读。使用codice_7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程序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也便于实现对此进行优化（如把只读对象放入ROM中）。codice_7作为-{zh:型别;zh-tw:型别;zh-cn:类型}-限定符，是型别的一部分。
以下是和C语言相容的用法：
但是，codice_7在C++中有更强大的特性。它允许在编译时确定作为真正的常量表达式。例如，
此前C语言并不支持这样的用法，直到C99允许用变量作为数组长度（需要注意的是C99中的支持运行期确定数组长度，但C++从未支持）。此外，C++中，命名空间作用域的对象的名称隐含内部链接。这意味着直接在头文件里定义对象被多个源文件包含时，也不会重定义。
在C++11及之后的C++标准中，推荐使用拥有更严格语义的codice_21限定符来表示一个可以出现在常量表达式中的变量。
实际上，在语义表达方面，const更多表示为“只读”，constexpr才表示编译期常量。
C++有时被认为是C的超集（），但这并不严谨。
各个版本的的附录C中都指出了C++和的一些不兼容之处。
大部分的C代码可以很轻易的在C++中正确编译，但仍有少数差异，导致某些有效的C代码在C++中失效，或者在C++中有不同的行为。
最常见的差异之一是，C允许从codice_22隐式转换到其它的指标类型，但C++不允许。下列是有效的C代码：
但要使其在C和C++"两者"皆能运作，就需要使用显式转换：
另一个常见的可移植问题是，C++定义了很多的新关键字，如codice_23和codice_24，它们在C程式中，是可以作为识别字（例：变量名）的。
C99去除了一些不兼容之处，也新增了一些C++的特性，如codice_2注释，以及在代码中混合使用。不过C99也纳入几个和C++冲突的新特性（如：可变长数组、原生复数类型和复合逐字常数），而C++11已经加入了兼容C99预处理器的特性。
由于C++函数和C函数通常具有不同的名字修饰和调用约定，所有在C++中呼叫的C函数，须放在codice_26之内。
下面这个程序显示“Hello, world!”然后结束运行：
这里也可以使用指令以避免再次声明std::——
你可以用“\n”代替以上代码里的“”，不过必须用在句子的后端。请不要把斜杠（/）和反斜杠（\）混淆。
但需要知道的是， std::endl 不仅仅会在某个输出流中插入换行字符，还将执行输出流的 flush() 函数（即刷新缓冲区），而'\n'则不会。
根据ISO C++的规定，全局函数必须返回。
以下形式是合法的：
不过，在一些编译器（例如Visual C++）上，
也是合法的。不要这样写，因为这样的写法没有兼容性。
分为
C++主要有三个编译阶段：预处理、转译成目的码和连结（最后的两个阶段一般才视为真正的「编译」）。在第一阶段，预处理，会将"预处理器指令"替换成原始码，然后送到下一个编译阶段。
预处理指令的运作方式是根据使用者定义的规则，简单的把记号字元序列置换成其它的记号字元序列。它们进行巨集置换、含入其它的档案（由底层至高阶的特性，例如包含模组／包／单元／元件）、条件式编译和条件式含入。例如：
原始代码中出现的codice_27，都将会替换为codice_28。另一个普遍的例子是
它将标准库头文件codice_29中所有的声明语句都纳入调用者所在的程序块。除了以上提到的常用指令以外，还有几个额外的预处理器指令，可以用来控制编译流程、条件式含入或排除代码区块等等。
模板（）指C++程式语言中的函式模板（）与类别模板（），这种观念是取材自Simula的泛型程式设计。它采用typename和class两个关键字，来标识模板类别的型别参数。C++11和C++14分别引入了类型别名模板和变量模板。
在物件导向物件程式设计术语中，物件（）是资料（）和处理资料的指令（）的联合（）。模拟（）实际世界（），物件有三种特质（）：状态（）、行为（）、，并且使用讯息（）来引发彼此的互动。类别（）为物件的蓝图或工厂，定义了物件的抽象特质，包括物件的属性特质和物件的行为特质，属性的值即是物件的状态，行为即是物件能够做的事。
C++为类别构成式物件导向程式设计语言（），类别概念具现化（）地作为二等公民（）出现在C++语言当中，在语法中明确地使用类别来做到资料抽象化、封装、模组化、继承、子型别多型、物件状态的自动初始化。C++中，一个类别即为一个型别，加上封装，一个类别即为一个抽象资料型别（，），继承、多型、模板都加强了类别的可抽象性。在C++可以使用或这两个关键字宣告类别（），而使用运算子实体化类别产生的实体（）即为物件，是一等公民。C/C++以资料成员（）表达属性，以成员函式（）表达行为。
声明一个：
但是仍然需要注意，严格来说，C++中对象的概念和C的对应概念接近，表示的是具有特定类型的存储，而非面向对象意义上的“对象”：一个对象不一定是类类型的。此外，C++意义上的“实例”仅指模板实例化的结果，而并不指对象。作为对比，Java的“对象”和“实例”的概念和这里的使用一致。
封装（）是将资料和处理资料的程序（）组合起来，仅对外公开接口（），达到信息隐藏（）的功能。封装的优点是能减少耦合（）。C++、、C# 等语言定义对象都是在语法中明确地使用类别（）来做到封装。
C++的类别对其成员（包括数据成员、函数成员）分为三种封装状态：
一般可以将C++类的对外接口设定为公有成员；类内部使用的数据、函数设定为私有成员；供派生自该类别的子类别使用的数据、函数设定为保护成员。
继承（）是指派生类（）继承基类（），会自动取得超类别除私有特质外的全部特质，同一类别的所有实体都会自动有该类别的全部特质，做到程式码再用（）。C++只支援类别构成式继承，虽然同一类别的所有实体都有该类别的全部特质，但是实体能够共享的实体成员只限成员函式，类别的任何实体资料成员乃每个实体独立一份，因此物件间并不能共享状态，除非特质为参考型别的属性，或使用指标来间接共享。C++支持的继承关系为：
C++支持多继承（，）。多继承（，）的优缺点一直广为使用者所争议，许多语言（如Java）并不支援多重继承，而改以单一继承和介面继承（），而另一些语言则采用用单一继承和混入（）。C++通过虚继承（）来解决多继承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除了封装与继承外，C++还提供了多型功能，物件导向的精神在于多态（），一般的多态，是指动态多态，系使用继承和动态绑定（）实现，使用多型可建立起继承体系（）。类（）与继承只是达成多态中的一种手段，所以称物件导向而非类别导向。
多态又分成静态多态（）与动态多态（）。C++语言支持的动态多态必须结合继承和动态绑定（）方式实现。静态多态是指编译时决定的多态，包括重载和以模板（）实现多型的方法即参数化型态（），是使用巨集（）的“程序代码膨胀法”达到多型效果。
类型转换（）也是一种非参数化（）多态的概念，C++提供dynamic_cast, static_cast等运算符来实作强制类型转换（）。
运算元重载（）或函式重载（）也算是多型的概念。
，但C++是个著名的例外：请看下面的代码。
上面的显然是一个字符串的二维数组，而则未必能通过编译：如果严格遵循分析过程，串 » 会被解释为右移运算符而非两个代表模板参数表结束的右尖括号，因此出现编译错误，必须以的方式用空格区分。(在C++11发布之后，特别规定了当处理模板时，»被优先视为两个>，所以table1和table2均可通过编译.)
「在这12年里，C++使用者人数大约每七个月半增加一倍」是许多C++相关文件必引的一段话；然而，时至今日新语言层出不穷，使用者人数已不太可能以如此速度增长。分析机构定期对开发人员展开调查，其资料显示，以C++为工具的开发人员在整个开发界所占的比例由1998年春天的76%下降至2004年秋的46%。
一部分程序员对C++语言深恶痛绝，他们批评的理由如下：
概括说来UNIX程式设计师批评C++主要是由于社群与C++社群的文化差异。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是Linux之父Linus Torvalds曾经炮轰C++；图灵奖得主尼克劳斯·维尔特也曾经批评C++语言太复杂、语法语义模糊，是“拙劣工程学”的成果。
事实上，对于C++语言的批评并不只来源于系统下的程序员。就像C++语言本身是一个跨平台的语言一样，对C++的批评并不局限于系统用户。
一个确定的观点是：C++是一门复杂的语言、这门语言拥有过多的特性从而难以彻底掌握；C++的某些库难以学习、掌握并应用于实际当中；很多程序员都认为C++是一个过度设计的程序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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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文件格式比较
下面是最经常使用的图形文件格式：
各种图像文件格式的所有者以及相关信息。
"注意: 交叉是指仅供web使用的图片文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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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
下列一年三百六十六天（含闰年2月29日）。点击某天，可查阅以往该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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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
6月26日在一年当中是第177天（闰年则是178天），距离一年的结束还有18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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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
6月27日是公历一年中的第178天（闰年第179天），离一年的结束还有18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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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性原理
惯性原理（Inertia）可以表述为：一个不受任何外力（或者合外力为0）的物体将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
惯性原理是伽利略在1632年出版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书中发表的，它是作为捍卫日心说的基本论点而提出来的。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保持物体以均速运动的是力的持久作用。但是伽利略的实验结果证明物体在引力的持久影响下并不以匀速运动，而是相反地每次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在速度上就有所增加。物体在任何一点上都继续保有其速度并且被引力加剧。如果引力能够截断，物体将仍旧以它在那一点上所获得的速度继续运动下去。伽利略在金属球在斜面滚动的实验中观察到，金属球以匀速继续滚过一片光滑的平桌面。从以上这些观察结果就得到了惯性原理。这个原理阐明物体只要不受到外力的作用，就会保持其原来的静止状态或匀速运动状态不变。
但伽利略的惯性观点仍和当今我们所理解的惯性不同。伽利略所阐述的惯性概念是“圆弧惯性”或者说水平惯性，也就是说，物体在不受外力的影响下将会沿水平方向作曲线运动，实际上是沿着围绕地球的圆弧（水平线）移动。
伽利略的惯性原理是近代科学的起点，它摧毁了反对哥白尼的所谓缺乏地球运动的直接证据的借口。
而被现代社会所普遍认知的惯性原理，来自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Math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 1687)，定义如下：
所有物体都将一直处于静止或者匀速直线运动状态，直到出现施加其上的力改变它的运动状态为止。
牛顿的惯性原理是古典力学的基础之一，并且对惯性原理的理解也随着现代物理学的发展而出现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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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Wiki
PmWiki是一款用PHP编写的、无需数据库支持的Wiki。个人网站尤其适合。PmWiki支持简体中文，但需要做一些修改工作，以避免一些意想不到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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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
1月1日是公历年的第一天，距离全年结束还有364天（闰年则还有365天）。因为这天是一年的开始故称之为「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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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联邦（），通称澳大-{}-利亚（，缩写为 AU、AUS），中文环境下（尤其是台湾、香港等地）常使用「澳-{}-洲」代替“-{zh-cn:澳大利亚;zh-tw:澳大利亚}-”，是全球面积第六大的国家，大洋洲最大的国家和南半球第二大的国家。澳大利亚国土包括澳大利亚大陆，塔斯曼尼亚岛及数个海外的岛屿，面积和美国本土相似，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土覆盖一洲之大陆的国家。与隔海相望的东南近邻是新西兰，西北是印度尼西亚，北边是巴布亚新几内亚、西巴布亚及东帝汶。澳大利亚的首都位于堪培拉，最大城市为悉尼，主要城市有墨尔本、珀斯、布里斯班及阿德莱德等。
澳大利亚一词源于拉丁语，意思为“未知的南方大陆”（）。其所在的地理位置通常称作澳洲大陆，是地球上最小的大陆板块。澳大利亚人均拥有国土面积0.353平方公里，是世界最广阔的国家之一。有多样的自然景观，包括热带雨林、别称为“红色中心”的沙漠、吸引很多旅客的海滨及驰名遐迩的自然遗产大堡礁及乌鲁汝。澳洲和美国是并列拥有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国家，同时拥有极少数仅产于澳洲的珍贵动植物物种，如鸭嘴兽和袋鼠还有无尾熊。坐拥大量资源且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矿产开发、旅游观光以及教育业等为其获得收入的支柱产业。从地理位置上看，澳大利亚大陆在全球较为孤立，因此历史上较少受到战乱波及，仅北部城市达尔文曾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事影响。获益于此造就的稳定发展环境，在近2-3个世纪以来，在西方成熟的近现代工农业文明植入与良好的商业法规所驱使下，使澳大利亚逐步建设成为了自由民主程度、社会经济发展与国民生活质量均属世界前列的发达国家。澳洲是全球第13大经济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名世界第9，并被瑞士信贷集团列为世界财富中值最高的国家。澳大利亚的军事支出排名世界第13。澳大利亚人类发展指数高居世界第2，并在多项指数与排名例如生活素质，健康，教育，经济自由度，公民自由度与政治权利中名列前茅，因而是世界上的迁徙热点之一，特别是吸引许多邻近的亚洲移民。澳大利亚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是联合国、20国集团、英联邦、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亚太经合组织及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成员。澳大利亚总人口有2500多万，并拥有世界第9大移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26%。全国高度城市化，人口大量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
澳洲的英文“Australia”源于拉丁文“”，意为南方。 20世纪初，口语化的称呼“Oz”开始流行。 “Aussie”亦同样成为澳洲人的口语化称呼 。早在古罗马，“（未知的南方大陆）”的假想开始出现，并常在中世纪被欧洲地理学家使用。在澳大利亚大陆被西方世界发现后，此名称便顺理成章地成为这片新大陆的名字。
在英语世界使用“Australia”这个名称的最早记录是在1625年的印刷物上。但直到18世纪末期前，这个名称是泛指整个南太平洋地区而非特指澳大利亚。 1817年，澳大利亚这个名称第一次出现在官方文件上，当时的新南威尔士州州总督拉克伦·麦觉理批准了此一名称，并建议当时殖民政府正式使用此词。到1824年，海军也正式认可了此名称。
澳洲在50,000年前已经有人类的踪迹，如今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祖先当时从东南亚移来。17世纪后，欧洲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法国人为了寻找香料而陆续到达。在小说《格列佛游记》中，“新荷兰”即是指澳大利亚大陆，“迪门兰”则是指塔斯马尼亚岛。1768年，英国库克船长乘坐奋进号由英国前往大溪地。1770年，英国宣布拥有澳洲主权。1788年1月26日，英国航海家亚瑟·菲利普率领首批移民定居悉尼，并且升起英国国旗，澳洲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1797年，麦卡瑟（John Macarthur）由好望角引进美丽诺羊，澳洲畜牧业开始快速发展。
英国于1610年至1770年间将罪犯送至北美，其中包括美国及加拿大流放地，时间长达160年。随后美国掀起一场对付英国的美国革命，由于加拿大紧邻美国，英国担心被送至加拿大的英国囚犯会联合美国来对付英国，因此英国面临另寻囚犯地的窘境，从1788年至1868年的80年期间，英国才转向澳洲送囚，同时协助开垦澳洲大陆。根据统计，当年英国送至澳洲的总囚犯数为16万5千人左右，最后一批英国囚犯于1868年被送至西澳。
新南威尔斯州的贝瑟斯特、维多利亚州的巴拉瑞特发现金矿，自由移民开始激烈增长。 1901年1月1日，澳洲各殖民区-{改制}-为州，组成澳大利亚联邦，成为大英帝国的联邦或自治领，归类为君主立宪制国家。依其联邦法律，其国家元首是澳大利亚君主，与英国君主为同一人。 1914至1918年，澳洲参与主战场在欧洲大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也是战胜国之一。 1927年，首次澳洲联邦会议在坎培拉临时国会大厦举行，从此澳洲走向政治独立。1931年，澳洲取得内政外交的独立自主权，成为大英国协的独立国家。 1933年，西澳公投通过脱离英国而独立，但联邦国会予以否决。1956年，墨尔本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为澳洲举办的第一次夏季奥运会，亦是南半球国家以及英国本土外的英联邦国家的首次奥运会。
1967年，国会以全民公投废除对原住民的法律歧视，这是白种人移居澳洲后的第一次改变。
1986年，澳洲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前往澳洲签署《与澳洲关系法》，规定澳洲高等法院拥有终审权，位于英国伦敦的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将不再对澳洲拥有终审权。
1999年，澳洲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改采共和体制取代现有君主立宪制，并且以总统为国家元首，但最后被否决。
2007年12月3日，工党领袖陆克文上任总理后，宣布将计划再举行类似公投来改变现行体制，并且直选总统。
2008年2月12日，陆克文在多名原住民代表、国会议员和社会贤达的见证下，于联邦国会向原住民三次道歉，代表政府向原住民为失窃的一代和有损原住民族文化的政策郑重道歉。
澳洲位于南半球、东半球，介于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拥有澳洲大陆和塔斯曼尼亚等岛屿。澳洲四面环海，东南隔塔斯曼海与纽西兰为邻，北部隔帝汶海和托雷斯海峡与东帝汶、印度尼西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相望。
澳洲占有大洋洲绝大部分陆地，总面积769.2万平方公里。沙漠和半沙漠面积达340万平方千米，约占总面积的44%。澳洲四面环海，海岸线较为平直，长达36,735公里。
澳大利亚全境平均海拔300米，超过1,000米的山地面积低于1％，低于500公尺者达87％，乃地表起伏最和缓的大陆。西部是海拔200-500米的低高原，多分布沙漠和半沙漠；也有一些海拔1000-1200米的横断山脉。中部是平原，海拔在200米以下，盛长草本植物，其中埃尔湖（Lake Eyre）是最低点，湖面低于海平面12米，以此为中心的大平原为大自流盆地。东部是古老山脉所形成的高地，大部分海拔800-1000米，东南部的科修斯科山海拔2230米，是全澳最高峰。东北部沿海的大堡礁是全球最大的珊瑚礁。
澳大利亚大盆地从卡奔塔利亚湾向南延伸至达令河北支流的上游，为世界最大的自流盆地。
澳大利亚主要河流有墨内河（2520公里）及其支流，水量季节性强，干季易断流。
澳洲于2012年11月设立全球最大的海洋保护区，以保护澳洲6块水域、共23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环境。
气候上西部高原和内陆沙漠属热带沙漠气候，干旱少雨，年降水量仅100-300毫米；北部属热带草原气候，年降水量1000-2300毫米，为全国多雨区，少部份属亚热带；东部新英格兰山地以南属温带阔叶林气候，年降水量500~1,200毫米。年均温北部为27℃，南部14℃。
澳洲是全球最干燥的大陆，饮用水主要是自然降水，并依赖大坝蓄水供水。政府严禁使用地下水，因为地下水资源一旦开采，很难恢复。 2006年起，圣婴现象影响扩大，导致降雨大幅减少，各大城市普遍缺水，纷纷颁布多项限制用水的法令，以节水渡过干旱。 这一现象直到2008年后开始好转，东海岸每年的降雨量亦开始恢复正常。
澳洲大部分是半干旱或荒漠地带，但生态环境极为丰富，包括从高地的石南荒原到热带的雨林，为全球17个超级生物多样性国家之一。澳洲许多生物是当地独有，原因是澳洲大陆较古老、地理上长期孤立，和气候极端多变。其被子植物约85%、哺乳类动物约84%、鸟类超过45%，和近岸温带鱼类约89%是特有种。澳洲许多生态区，和区内的生物已被人类活动和外来物种所威胁。联邦《1999年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育法案》是保护濒危物种的根本法律。基于“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设立了许多受保护地区以保育独特的生态系统；64个湿地根据《湿地公约》而登记；另有16个世界遗产。“环境可持续指数”公布于2005年，澳洲在2006年排名全球第13。
澳洲多数木本植物是常绿的，且很能适应火灾和干旱，例如桉树和金合欢。但近十年来，由于干旱恶化，东岸地区屡次发生森林大火；2009年，东岸地区的森林和部分民宅受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火灾侵袭，史称2009年澳洲热浪。澳洲的豆科植物种类繁多且本地特有，它们能与根瘤菌和菌根真菌共生，因此较适应较贫瘠的土壤。澳洲出名的动物有单孔目（如鸭嘴兽和针鼹）、有袋类（如袋鼠、无尾熊和袋熊，其中拳击袋鼠还是澳大利亚的国家象征）、湾鳄和淡水鳄、鸸鹋和笑翠鸟等鸟类。澳洲的毒蛇数量在世界之最。
澳大利亚野犬约引进于公元前3,000年，当时澳洲原住民与南岛人贸易。人类最初定居后，许多动植物物种很快绝种，包括一些大型动物,欧洲殖民开始后，更多物种步向灭绝，包括袋狼。
澳洲政治体制是联邦制度，设立一个联邦议会、6个州议会，此外两个自治领地也有自治议会。国家元首为澳大利亚君主，君主不在澳大利亚时由澳大利亚总督代表。总督依据联邦行政会议的建议施政。名义上，内阁施政必须经总督批准才有法律效力，但是联邦政府总理和其内阁实际拥有大多数的行政权力。
澳洲选举基本上是强制性投票制，公民年满18-{周}-岁必须参与投票，否则会被处以根据延迟投票日数来计算的罚款。
议会有执政党和反对党，两大党分别为澳大利亚工党和由澳大利亚自由党与澳大利亚国家党组成的联盟。还有若干个小党如澳大利亚绿党和澳大利亚民主党等。
自2013年9月起至今，执政党为澳大利亚自由党与澳大利亚国家党组成的联盟，反对党为澳大利亚工党。
澳洲联邦的政体为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制。现任澳大利亚君主是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她同时也是英国和其他英联邦王国的国家元首。澳洲总督代表女王行使权力，有权解散国会，但实务上仅在总理建议下为之。历史上最著名的宪政危机发生在1975年，当时由于执政工党和在野自由党联盟分别控制两院，在野党拒绝支持预算案，总督其后突然解除总理的职务。
政府三大体系如下：
众议院目前共150个席位，基本以各个州人口数分配，实行单一选区制，以排序复选制产生。众议院多数党组成联邦内阁，其党魁为联邦总理。
参议院具有立法审议权，参议院席位无关人口数，每州各12席，北方领地和首都特区各只2席，共76席。两院每三年改选一次。众议员任期三年，参议员任期六年（注：首都和北方领地的参议员任期是三年），故后者每次只改选半数。
北领地实行高度地方自治，因为澳洲原住民的文化根深蒂固（另一处领地为澳大利亚首都特区）。北领地经济以旅游业为主，人口有21万，首府达尔文有10万名居民。
澳洲政府自1931年后一直采取比较温和的外交政策，在极力保持同美国、英国等其他西方国家维持盟友关系的同时，亦在1980年代开始后因为地理位置因素积极的拓展同东亚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近年来与日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及中国交往密切。而作为英联邦中的主要国家之一，澳洲是英联邦论坛中的主要首脑成员国之一。虽然澳洲与其前宗主国英国一直关系密切，然而到1990年代，澳大利亚共和运动开始发展，2010年下半年，工党领袖，时任总理茱莉雅·吉拉德上台后明确表示，澳大利亚适宜于英女皇伊莉莎白二世退位后，考虑改为共和制国家。
澳洲政府在其2004年的外交白皮书中表示：其基本外交的政策是重视澳洲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并且借助经贸互动促进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即强化美澳同盟的前提下与亚太地区国家展。近几十年来，某程度上，澳洲政府一直在致力于推进全球贸易的自由化发展，这亦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凯恩斯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的形成。澳洲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创始会员国之一，并与美国签署了澳美自由贸易协定（），此外澳洲亦与纽西兰签订有紧密经济合作协议（）。截止到2010年，澳洲政府与日本政府持续进行关于自由贸易和双边互信等一系列亲密合作伙伴的谈判，并且签订了多个双边自由贸易协议。澳洲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的亲密盟友包括北约诸国和日本。
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之一，澳洲亦在多年来坚定致力于外交上的多边主义，在联合国和多个国际组织的援助计划下，澳洲曾经援过的发展中国家逾60个，2005年至2006年度的海外援助计划逾250亿美元，但是以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来计算，这个数字则微不足道。1971年，澳洲与英国、纽西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共同签署五国联防（FPDA）协定。通过该协定，澳洲与英国以及纽西兰将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任何一方受到军事滋扰时共同帮助防御，澳洲通过该协定迅速的扩大了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并且逐渐开始将自己的军事以及经济势力扩展至东南亚地区，成为一个政治以及军事上的多边国家。
澳大利亚联邦的国家武装力量为澳大利亚国防军，其中包括澳大利亚陆军、皇家澳大利亚空军和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共有80,561名官兵在役（包括55,068名常规军和25,493名预备役士兵），其中皇家澳洲海军配备了柯林斯级潜艇柴电潜艇和纽澳军团级巡防舰等，于1940年代至1980年代亦曾经配置有墨尔本号航空母舰。澳洲国防军在近期的编制以及架构均保持在防卫性质，鲜有离岸攻击或者入侵别国的远期计划。但在近期美国和北约发起的大型战争中，几乎都可以看到澳军的身影。国防军总司令人选经由内阁提出，由总督委任，负责军队日常行动。而其他行政上的工作，则由国防部及其部长负责。
澳洲皇家空军是当今世界上装备最为精良的空军力量之一，在与美国等盟友国共同研发了当今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战斗机：F-35闪电II战斗机后亦订购了100架该机型，并将于2014年-2016年间进行装备。目前皇家空军装备有75架F/A-18黄蜂式战斗攻击机、21架P-3猎户座海上巡逻机等。
澳洲宪法一直将无核化视为其重要国策之一，不仅民用设施，在军事领域亦禁止任何核动力发展；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实施这一计划的西方大国。澳军曾经参与过的大型战争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韩战、越南战争、波斯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2010年-2011年澳洲的年度军费开支为257亿美元，在全球各国中排名第14位，但是只占据全球军费总支出的1.2%。澳洲国防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有参与联合国维和部队在世界各地的救灾和各地武装冲突的维和任务；截止2009年，大约有3,300名澳洲国防军分布在包括所罗门群岛，阿富汗，东帝汶等12个国家和地区执行维和任务。
澳洲划分为6州和2领地。
6州为：
2领地是：
澳大利亚首都位于堪培拉。堪培拉是在两大城市墨尔本和悉尼相争20年未果后，以地理位居两城之中而获选为首都。
澳大利亚为南半球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亦是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人口只有2400万的澳大利亚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561万亿美元，为全球第十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达68973美元，居全球第五位；远高于同是英语国家的英国和加拿大；人类发展指数雄踞世界第二名，仅次于挪威。澳大利亚是世界十大农产品出口国和六大矿产资源出口国之一。被称作“骑在羊背上的、坐在矿车上的、手持麦穗的国家。”澳大利亚的金融业，商业和服务业也极为发达。此外，澳大利亚的旅游业也在全球名列前茅。
澳洲的货币是澳币，但最初是随英国采用英镑。后来发展自己的币-{制}-──澳洲镑，币值同于英镑。当时一镑有20先令；一先令有12便士。因此每镑有240便士。1966年，澳洲推行十进位制，亦同时改革货币。当时已是十进位制的1美元约价值0.5英镑，新的澳币改为与美元作等值连结。一澳币等于0.5旧澳洲镑，即0.5英镑。一澳币有100分，因此每一澳分约等于1.2便士。2002年起，澳洲改革币质，新纸币内含胶质，不易破烂、耐用美观；不同面值的纸币有不同特色的透明「窗口」，是全球最先采用此设计的国家。2010年，澳币正式取代瑞士法郎的国际地位，成为全球第五大流通货币。
澳大利亚金融业极为发达，澳大利亚是世界上银行总价值第三高的国家，仅次于中国和美国。澳大利亚四大银行的市值甚至超过了欧元区所有国家所有银行的总和。
澳洲四大金融集团是西太平洋银行（Westpac Bank）、澳洲国民银行（National Australia Bank）、澳新银行（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Banking Group）和联邦银行（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
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业在澳大利亚得到长足而迅速的发展。因为有着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珍稀动植物资源，加之发达的经济，澳大利亚成为让人流连忘返的旅游圣地。主要旅游景点有悉尼歌剧院、悉尼海港大桥、悉尼塔（南半球第二高建筑）、黄金海岸、大堡礁、北艾尔湖、墨尔本艺术馆、原住民发祥地卡卡杜国家公园及原住民文化区威兰吉湖区等。
澳大利亚为贸易强国，是世界十大农产品出口国和六大矿产资源出口国之一。小麦出口量高居在于世界第二位。主要出口商品有煤、黄金、铁矿石、原油、天然气、铝矾土、牛肉、羊毛、小麦、糖、饮料等。主要进口商品有航空器材、药物、通讯器材、车辆、原油、精炼油和汽车配件等。澳大利亚的主要贸易对象有中国大陆、日本、台湾、美国、纽西兰、香港、德国、英国、南非、沙特阿拉伯、印度、韩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巴西等。其中，日本、美国、纽西兰、中国及新加坡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由于农业占了澳洲经济的五分之一，因此自然生态检疫上和纽西兰一样严格，对外来生物种有极严格的检查。以保护澳洲自然生态环境。
澳洲的科学技术在能源利用领域、医学及化学领域、市场资源管理、农业及畜牧业领域等贡献良多。在医药领域，一些大学以及众多学者对于人类器官移植基础以及免疫学，人类大脑神经，利用细菌以及微生物学方面为全球最为先进的国家之一，其中霍华德·弗洛里男爵曾与1945年因为与德国和英国的科学家共同研究出盘尼西林（青霉素），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澳洲是核融合科技的发源地。核融合程序于1932年由澳洲科学家马克‧欧力峰爵士（）发现；随后于1950年代早期，他在澳洲国立大学（ANU）成立了全球知名的电浆核融合研究机构（Fusion Plasma Research）。ANU校内的是全球核融合与电浆研究的重镇，目前也是南半球唯一的核融合研究设施。
澳洲是全球利用太阳能能源最为广泛与先进的国家之一，太阳能技术被广泛的应用在工业，农业，民用设施等领域。自1990年代开始后，澳洲大量兴建太阳能发电厂以取代核电站的作用，太阳能能源与风力发电在全国被大力推广。此外墨尔本亦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太阳能动力供给城市交通灯以及储存太阳能供应路灯电力的城市。澳洲的农业及畜牧业拥有先进的管理体制与极高现代化的设备，是全球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在培育农作物，渔业以及饲养牲畜方面产生了大量的科技成果，并保有先进的无污染培植饲养环境，令农业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之一。在海洋生物技术方面澳洲亦是全球最为先进的国家之一，全国设有多个海洋生物研究机构，丰富的海洋资源得以被充分的利用，生物食品业亦异常发达。
工业科技方面，十九世纪以来至二十世纪中叶澳洲受到英国影响，设立众多重工业企业，这其中有现在已是通用汽车旗下的霍顿汽车、大型车身生产企业傲群、采矿业巨头必和必拓公司的前身布罗肯希尔控股公司以及力拓集团等，科技方面亦有Altium公司，金属风暴。澳洲的科技公司总部多设立于第二大城市墨尔本，墨尔本工业以及高科技企业云集，亦有南半球矽谷之称。同时，悉尼作为澳大利亚的第一大城市，大多数的金融、贸易、高端服务业、旅游业的大型公司把总部设于此。
截止2011年，共有十三名澳洲科学家以及文学家摘得诺贝尔奖。
澳洲有公路810,641公里（2004年）、铁路38,550公里（2006年）、机场461座（2007年）、河运航道2,000公里（2006年）。澳洲的交通系统发达，特别在主要大都会，如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本，皆有大型国际机场和畅通的大众运输系统，如城市火车和城市高速公路。在大多数的城镇道路上，汽车限速一般是每小时60公里，学校周围则是每小时40公里。高速公路则是每小时80以至100公里，在城市以外的高速公路限速则是每小时110公里。澳洲地广人稀，大城市的间距通常很遥远，公路是主要交通设施，人均拥有汽车数量则为世界国家中最高的之一。汽车延续了英联邦制度的左侧行驶，驾驶员座位亦在汽车右侧，与宗主国英国、日本、香港及新加坡相同。由于澳洲远离其他大陆，海运港口是国家与外界经济沟通的重要命脉；墨尔本港是澳洲货物吞吐量最大的港口，曾经是世界50大港口之一。澳洲其他的主要港口还有悉尼港及布里斯班港等。澳洲的公共交通系统在悉尼和墨尔本比其他国内城市发达，均有城市火车、有轨电车、公共巴士和轮渡，其中纵横交错在大墨尔本地区的墨尔本轨道交通系统是世界上长度最长的轨道交通之一。
澳洲采矿业发达，国内运输大量使用火车、长途汽车，公路和铁路运输系统因此发达。在专为运输而设的公路上，可看到澳洲特有的公路列车，即一辆高性能卡车头拉著数节拖车和集装箱在行驶，有时延伸长达50米（165英尺）。火车系统也很普遍应用在工业运输。一般国民在选择境内旅行或是商务活动多采用飞机，甚至自驾汽车，导致澳洲的铁路客运并不发达。
大洋洲是亚洲与南美洲、非洲与南北美洲之间船舶和飞机往来所需淡水、燃料及食物的供应站，又是世界海底电缆的交汇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凭此优势澳大利亚形成了两个排名世界前三十的大型港口悉尼与墨尔本。同样凭此优势澳大利亚形成了很多重要的机场，如悉尼、墨尔本、堪培拉、布里斯班、珀斯、阿德莱德。
由于没有使用黑人奴隶的历史，以及近邻印度尼西亚人并不像墨西哥人大量移民美国那样大量移民澳大利亚，因而澳大利亚的白人比例远高于与其同为移民国家的美国，亚洲裔不到200万人。多数澳洲白色人种的祖先是19、20世纪的英国移民。来自其他国家者也很多，澳洲与美国一样是外来移民人口比例占绝多数的国家，其外来移民数量更居世界第一。例如欧洲的德国、希腊、意大利和一些亚洲国家或地区，如香港、台湾、中国大陆、日本、印度和中东穆斯林国家。澳洲最早的原住民如今不及总人口的1%。根据2006年人口普查，有37.13%的人自称为澳大利亚人，接著是英格兰裔澳大利亚人的31.65%、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9.08%、苏格兰裔澳大利亚人7.56%、意大利裔澳大利亚人4.29%、德裔澳大利亚人4.09%、华裔3.37%以及希腊裔1.84%。
近年来澳洲东岸的一些国际化大都市，如悉尼和墨尔本以其高福利、高薪水以及良好的经济氛围吸引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北美以及南美的新移民。 中国和印度近年来超过英国等欧洲国家成为澳洲单年度最大移民的来源国。
澳洲统计局估计在2009年11月1日，全国人口为22,039,500人，各大城市（2008年6月30日资料）和各州、北方领地与首都的人口（2009年3月底）如下：
根据澳大利亚政府2011年的调查，在澳大利亚居住的人们在家中最普遍使用的语言，根据人数多少排序，依次是英语（80.7%）、普通话（1.7%）、义大利语（1.5%）、阿拉伯语（1.4%）、广东话（1.3%）、希腊语（1.3%）、越南语（1.2%）、西班牙语（0.6%）、印地语（0.5%）和塔加拉族语（0.4%）。英语在从第一代英国移民到来后，就是澳洲最通用语言。原住民则部份保留著有使用母语者，然而大多年轻澳大利亚原住民已经因为被同化，而愈来愈多只会使用英语。澳洲英语带有一些浓重的地方特色，成为英语中的独特方言。拉丁语族国家的第一代移民也带来其母语，如义大利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及葡萄牙人等，其次代通常能说母语和英语。
澳大利亚原住民语言数量于欧洲人初次探访澳洲时尚有250种语言，如今已剩不足20种原住民语言仍在各年龄层使用，其中110种语言仅剩年长者使用。根据2006年调查，仅52,000名澳洲原住民在家中使用原住民语言，约占12%的原住民总人口。澳大利亚则有，为5,500名听觉障碍人士的主要语言。
澳洲没有国教；是一个世俗国家。《澳洲宪法》（Australian Constitution）第116条规定澳洲是一个宗教信仰之自由国度，任何人有信仰任何宗教的权利及自由。
根据2011年的人口普查，有百分之61.1%的澳洲人表明自己是基督徒，其中包括25.3%是罗马天主教教徒、17.1%为圣公宗；22.3%表示无宗教信仰，基督宗教以外之宗教信仰占总人口7.2%，包括佛教（2.5%）、伊斯兰教（2.2%）、印度教（1.3%）及犹太教（0.5%）。近年来，信徒数增加最多的宗教是佛教，增幅达73%。
澳洲受其地理位置影响，很容易被误解成文化沙漠，然而，澳洲目前的主流文化自1960年代崛起，其各类的艺术、文学、音乐及电影等文化与世界主流文化接轨，原住民文化亦与主流的白色种人文化同化，在一些领域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澳大利亚文化。
澳洲主流文化源自英国文化，在1940年代前，远离欧美大陆而在文化方面显得异常孤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著美国兴起和1960年代后新一代移民的成长，带给澳洲一股转向以美英为主的多元文化热潮，使澳洲逐渐成为世界主流文化的输出国之一。澳洲也在电影、文学、流行音乐和艺术取得巨大成功，出现多位世界级大师，贡献于世界文化艺术。
但是1980年代起，许多澳洲新生代崇尚以好莱坞电影为主的美国文化，原有的英国文化则被视为传统文化，慢慢被取代。
澳洲文学发展可以大略分成以下阶段:
口传时期(1788年以前):在欧洲人到来以前，澳洲原住民没有语言文字。个人的言语可能经由口耳相传，但整体语言系统直到二十世纪才有所系统性的发展。然后，他们的歌谣、吟唱、传说和故事在各民族间因为没有共同语言因此并相当分歧。而这些创作也因此常常不为本民族之外的人们所理解，直到二十世纪下半叶才逐渐被研究。
殖民时期(1788~1888):从1788年新南威尔斯登陆后开始，就不断出现对于这片新大陆的的研究报告。当时大众对于罪犯的新生活并不感兴趣，反而是对新大陆的动植物与土地河流等自然景观感到兴趣，大部分的出版书籍都与探索与冒险的内容和摘要为主。而同时出现的还有怀乡文学，有些在澳洲待过一段时间的作家透过诗集和作曲等抒发对于家乡的思念，例如Barron Field的First Fruits of Australian Poetry
国族主义扩张时期(1888~1939):此时期民族主义和各州联邦的运动显著增长，关于澳大利亚人的口号开始被呼喊，充满了国族主义色彩。J. F. Archibald创办的《公报》杂志，提出澳大利亚属于澳大利亚人的口号，宣传众人平等的观念，具有社会主义的色彩。公报团结了一大批作家，形成公报派，促进了澳大利亚的文学发展。
国际化阶段(1940~1969):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一批具有才华的作家和艺术家开始出现。包括Southerly和Meanjin在内的文学杂志都关注促进澳大利亚的写作。并且国际阅读公众对澳大利亚写作的兴趣也在增长。此时期开始发展本土意识的文学
走向自由主义(1970以后):在20世纪70年代后，澳洲文学摆脱了所有的限制，开放包括性、挑衅或科幻等题材。事实上，他们的价值观允许自由主义，他们的故事在道德层面上反映当代社会和政治，因此每个人都非常警惕个人遭遇的讽刺可能性。而在此之后澳洲原住民意识逐渐崛起，原住民文学的作品开始出现，他们的作品通常直接反映在白人社会中的处境与地位。
1973年，澳洲政府成立艺术理事会文学委员会，文学开始大力发展，在国际上已具有一定成就，本土文学创作则受国际瞩目。例如早期马库斯·克拉克于1874年创作《无期徒刑》。19世纪晚期，澳洲的丛林诗人为寻求更多自己的「澳洲化」归属感，而与英国传统文化决裂。小说自1920年代起，在世界文学界中越发重要，澳洲亦如此。此一阶段的优秀澳洲文学作品有《库纳尔杜》、《卡布里康尼亚》和《可怜的家伙，我的故乡》。
帕特里克·怀特是澳洲文学巨匠之一，1973年他以《风暴之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澳洲人首获此奖者。当今澳洲文学巨匠是来自西澳州的蒂姆·温顿（Tim Winton）、彼得·凯里（Peter Carey）与布赖斯·考特尼（Bryce Courtenay），他们主要作品包括：《云街》、《乘客》、《尘土音乐》、《奥斯卡和陆辛达》、《凯利帮的真实故事》、《一个人的权势》、《愚人节》、《托摩和霍克》、《杰西卡》。
托马斯·肯尼利是近代澳洲为世界文坛贡献的最优秀文学作家之一。他曾是牧师，主要作品有《云雀和英雄》、《铁匠吉米的赞歌》、《辛德勒名单》。其大部分作品都已拍成电影，包括著名的《辛德勒的名单》（1993年），导演是荷里活的斯蒂芬·斯皮尔伯格。澳洲其他著名作家还有墨累·贝尔、大卫·马洛夫、科林·麦卡洛等。
澳洲的绘画和建筑风格很不同于其他大洲。 1850年代，澳洲不少画家放弃原有欧洲画派中心的创作思想，因为它无法充分呈现出澳洲景色的特殊风格。这时期的代表画家有ST·吉尔、汤姆·罗伯茨。1920年代和1930年代，澳洲艺术领域维持既有固执而保守的风格，鲜少展开印象主义、立体主义等方面的革命。社会现实派画家则以诺伊尔·库尼汉、乔西·伯格纳为首，刻画新移民和劳动阶层的痛苦生活，成为1950年代澳洲艺术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澳洲知名艺术家另还有艾尔伯特·纳马特吉拉、西德尼·诺兰、唐纳德·弗兰德、拉塞尔·德赖斯等。
今日澳洲的艺术公认为世上最具活力国家之一，丰富多彩，具有独特性。当代著名设计师肯·多恩、布雷特·怀特利等人，将澳洲艺术推向世界领域，并取得国际地位。习惯戴贝雷帽的澳洲当代艺术大师罗尔夫·哈里斯（Rolf Harris）乃代表性人物。 2005年，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钦点他为八十岁诞辰庆典画像。
澳洲淘金热在1840年代展开，澳洲建筑风格同时趋向华丽典雅。澳洲基本是著重遗产保护的。现今的重要建筑，如始建于1893年的悉尼维多利亚女王大厦、坎培拉国立美术馆、墨尔本维多利亚艺术中心，雪梨歌剧院（丹麦建筑师乌特松设计，澳洲建筑师彼得·霍尔完成）等。首都堪培拉乃预定规划、以祥和四方为尚的人造城市，在当时被视为建筑师的「操练场」。
澳洲城市的居民建筑通常是成片的低矮小楼，带有花园，每栋约占地1/4英亩，大于许多西欧国家、略小于美国。有些建筑则保留原始建材的特色，如将砖、木头裸露在外，具有垦殖时代的感觉。澳洲气候适合全盘引进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地中海和亚洲热带地区的建筑风格。澳洲建筑业很注重节能环保，法律严格规定了许多建材用料的标准。
澳洲有多位世界级歌剧演员，著名歌唱家包括1880年代的女高音戴姆·内利（Dame Nellie Melba）和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琼·萨瑟兰（Dame Jone Sutherland）。著名男中音如约翰·布朗利（John Bvrownlee）和彼得·道森（Peter Dawson）。歌剧创作以玛格丽特·萨瑟兰最杰出，她创作许多经典的音乐曲目。珀西·格兰杰创作的歌剧《乡村花园》（1907年），闻名世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20世纪下半叶有著名作曲家斯克尔索普等。著名指挥大师理察·波宁吉是澳洲最具代表性的音乐人之一，多次为帕瓦罗蒂和世界知名芭蕾舞剧团录制唱片。此外，钢琴大师艾琳·乔伊恩和古典吉他手约翰·威廉斯亦为世界知名的澳洲音乐家。
澳洲的流行音乐领域在西方流行乐坛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尤其是曾产生大量的国际知名的摇滚乐团，.如比吉斯（Bee Gees）结合抒情和摇滚发挥到极致，创作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广受全世界欢迎。AC/DC则为当今全球摇滚乐团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著名乐团，其音乐理念和文化辐射已经成为澳洲乃至西方社会中的主要文化象征之一。其他的著名乐队还有轻松节拍、电波鸟人乐团、You Am I乐团、新浪潮、工作的人们、狼母、午夜的油、小河乐团、犹豫的哀伤、生病的小狗、再一个比约恩（Björn Again）、空中补给、野人花园和Jet。重量级的流行乐歌手则有凯莉米洛、奥莉薇亚·纽顿-强。另也有基督教音乐Hillsong。
澳洲电影在全球具有影响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澳洲即开始制作电影，其中不乏优秀的作品。二战后的澳洲电影业处于停顿状态。直至1970年代，工党领袖惠特兰为首的执政党政府设立澳洲电影发展公司，后更改名为澳洲电影委员会（AFC）。电影委员会设立了政府自己的电影制片机构澳洲电影局，拍摄大量的电影，成为澳洲史上第一轮的电影制作热。报纸专栏作家和广告业巨头菲利普·亚当斯是当时积极参与电影热的名人之一。
至今，澳洲制片人和导演以其独特风格为自己在全球电影业赢得了无可争辩的地位，且有力影响了荷里活。澳洲旅美电影人在荷里活因此被称为「桉树叶帮」，包括现今活跃于荷里活的多位制片人、导演和演员。著名导演有巴兹·鲁尔曼、亚历士·普罗亚斯、乔治·米勒和温子仁等，著名演员包括 妮可·基嫚、凯特·布兰琪、休·杰克曼、盖·皮尔斯和蜜雅·娃丝柯思卡等。
澳洲是一个高福利国家，福利的种类多而齐全，主要包括失业救济金、退伍军人及家属优抚金、残疾人救济金、退休金以及家庭补贴等。2008年12月，就业人数为10,804,000〈值国家的一半人口〉，失业人数为504,000，全职成年职工人均周工资1,165.3澳元，家庭消费开支同比增长0.7%。然而，澳洲亦是一个税率极高的国家，最高达到49% （2015财政年）。
盖洛普民意测验中心（Gallup）公布2010至2012年「潜在净移民指数调查」（Potential Net Migration Index）发现，全球最具移民吸引力排名，亚太地区澳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三，仅次于沙乌地阿拉伯及科威特）。
澳洲拥有完善的联邦医疗保健系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医疗保健系统的总排名（2009年），澳洲名列全球各国第12位。澳洲的公民和永久性居民都可以在全国任意的公立医疗机构享受免费的医疗服务，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料显示，在2006年至2010年的世界各国人口预期寿命排名中澳洲以平均寿命81.2岁排在世界各国第五位。
澳洲的医疗保健体系会发给任何澳洲公民和澳洲永久性居民由公共事业部下属的政府机构Medicare制造并带有磁条的医疗保健卡，患者使用医疗保健卡前往任意医院就医将被医院记录在案，从而为每一个国民建立起一套强大的个人病例记录系统。而根据澳洲与其他西方国家签订的《医疗保障体系的互惠协议》（RHCA）），所有澳洲公民和永久性居民持有Medicare卡可以前往如下任意国家享有免费医疗：英国、瑞典、荷兰、比利时、芬兰、挪威、斯洛文尼亚、马尔他、意大利、爱尔兰和纽西兰。近年来，澳洲政府积极鼓励扩大私人医疗保险；所有公民投保私人医保可享受政府的保费补贴，这可以减少公立医疗单位的压力。至2006年6月，约43%的人参加各种私人医疗保险。
澳大利亚教育为世界知名，全国有1所国立大学（联邦政府立法成立）、36所公立大学（州政府立法成立）及2所私立大学。1990年代，各所大学皆已经-{升}-格为综合型大学，且于海外广设分校。2008年，有7所大学进入世界前100大，6所得到AACSB国际认证。澳洲不同于美国，其最知名高等学府皆为公立。澳洲每年吸引到世界各地学生前往留学，是全球重要的教育枢纽之一，亦是澳洲经济的最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在澳洲对于学士学位和以上之教育以高等教育称之，目前全澳共有39所高等教育院校，其中邦德大学和澳大利亚圣母大学为私立，其余37所俱为公立。
大学一词在澳洲有联邦法律保护，须经专家学者及政府针对相关学术、财务等方面之品质评估与认可，且由国会或州议会立法通过，方-{准}-设立。通过以后，无论公立或私立，皆获授权允自行核可开设课程以及颁授证书、文凭和学位并由澳洲教育部以学程名录（Commonwealth Register of Institutions and Courses for Overseas Students，简称CRICOS）管理之。
澳洲各大学的竞争力排名，随著政府评鉴标准的多样化而浮动。由于每一所高等学府都需要政府部门补助其校务发展经费，因此皆须即早定位出可长可久的发展特色和卓越的教学科-{系}-或研究-{系}-所，以利争取经费、招生和全球学术评等。澳洲现有三大校际联盟，目的都是在逐年递减的联邦教育预算趋势中，提醒教育部增加或维持对大学教育品质的支持。
八所最著名的大学组成了八大盟校（Group of Eight）：
接著是五所著名大学组成澳大利亚科技大学联盟，占20%的全国入学率，以理工、社会科学、创新研发，和文化创意产业等领域享誉澳洲 ：
第三个校际联盟澳大利亚创新研究大学联盟由六所大学组成，以商业、艺术、人文、教育、设计产业等见长于世，占全国入学率15%，目标是建立共享的科学研究应用中心3：
澳洲是体育运动大国，体育在全国各年龄段人口中都非常普及。国际运动竞技场上，澳洲的板球、曲棍球、网球、游泳、赛车、篮网球、橄榄球和联盟式橄榄球具有第一流水准 ；
单车、赛艇也名列世界前茅。国内其他流行运动还有澳式足球、足球、赛马、高尔夫球和田径。而在其参加奥运会的历史中，游泳项目曾为澳洲赢得最多的金牌，亦是澳洲长期以来最为引以为傲的项目之一，其中不乏伊恩·索普这样的泳坛巨星。
澳洲本土举办过两次奥运会，分别是1956年墨尔本奥运和2000年悉尼奥运，亦曾经参与了自第一届奥运会至今的大部分赛事。澳洲曾经举办过四次英联邦运动会，并出席了英联邦运动会历届赛事。虽然现有仅有约2300万人口，但数十年来却一直位居夏季奥运会金牌榜的前六名，游泳和田径项目通常带来许多奖牌。澳洲还曾此外，澳洲是全球网球运动的圣地之一，四大满贯之一的澳洲网球公开赛每年一月在墨尔本公园进行。墨尔本的亚伯公园赛道则是一级方程式赛车（F1）的一个比赛分站。
澳式足球为澳洲特有，澳大利亚澳式足球联盟（AFL）举行的比赛极受欢迎。近年来英式足球亦迅速普及，建立了A-League，并得到迅速的发展，目前联盟拥有十支球会，并一直不断的有新球会加盟。澳洲国家足球队近年来成为澳洲最受欢迎的集体运动队伍之一，2006年加入亚洲足协，在2006年世界杯足球赛中表现出色，打入16强后，输给后来得到世界冠军的意大利国家足球队，2009年更是以世界杯外围赛十强赛8场不败的战绩再次打进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决赛阶段，不过最终在首圈被淘汰。2015年1月，澳洲为东道国举办了亚洲杯足球赛，并在最终的决赛中击败宿敌南韩国家足球队首次获得冠军。
澳洲有多位得过大满贯赛事的网坛巨星，如柏·卡殊、罗德·拉沃、帕特里克·拉夫特、莱顿·休伊特、艾丽西亚·莫利克、萨曼莎·斯托瑟、玛格丽特·考特和约翰·纽康姆等。伊恩·詹姆斯·索普是澳洲游泳巨星，获得5枚奥运金牌，是澳洲迄今的最高纪录；著名的游泳运动员还有格兰特·哈克特、乔迪·亨利、莉比·伦顿、艾丽斯·米尔斯和彼得利亚·托马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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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
6月28日是阳历年中的第179天（闰年是180天），距一年的结束还有18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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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
6月29日是阳历年中的第180天（闰年是181天），距离一年的结束还有18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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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戴河区
北戴河区，濒临渤海湾，是中国河北省秦皇岛市的一个市辖区。面积为70.3平方千米，海岸线22.5千米，人口6.1万。北戴河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受海洋的调节，又具有的海洋性气候特点。森林覆盖率70%以上，暑期平均气温只有24.5℃。
清朝光绪年间，许多住在北京的外国人要求在这里建造别墅。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政府正式将北戴河开辟为“各国人士避暑地”。1938年，已有别墅700多栋，中央和许多大型单位在北戴河又新建了200多所疗养院。
北戴河区辖2个街道、3个镇：
2015年7月抚宁县设区，将牛头崖镇划归北戴河区管辖。
北戴河是中国北方著名的旅游避暑胜地。
1954年7月26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写了一首称颂北戴河的词——《浪淘沙·北戴河》
如同俄罗斯的索契、美国的大卫营一般，许多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到这里避暑、休养，并在此召开一些具有影响力的会议，因此北戴河又具有了一定的政治含义。
北戴河是东亚最重要的候鸟迁徙通道之一，每年都有大量涉禽和各种其它鸟类迁徙经过北戴河，北戴河湿地被观鸟者称为“观鸟麦加”。北戴河鸟类环志站是目前中国环志鸟类最多的环志站点之一，目前北戴河市辖区内有北戴河市级候鸟保护区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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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
西晋（266年2月4日－316年12月11日），是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大一统的时期，乃于265年由晋武帝司马炎取代曹魏政权而建立。国号为「晋」，定都洛阳，后世称「西晋」，为晋朝的一部分。这大一统时期为时仅51年，倘由灭吴到五胡十六国开始计，则仅24年。西晋先定都洛阳，后以长安为陪都。实行两京制。
西晋的开国君主司马炎出身于一个名为河内司马氏的世族，祖父司马懿历任三国时曹魏的大将军、太尉、太傅，其伯父司马师官至大将军、父亲司马昭官至相国，都是曹魏时权倾一时的权臣，权势超过君主。而在西晋建立前，曹魏已先于霸府司马氏控制下在263年灭了蜀汉。265年司马炎篡魏自立改国号「晋」。西晋代魏后，期间发生西陵之战。西晋于279年发动灭吴之战，280年灭孙吴，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重新统一。
晋朝本身承接了东汉晚期至曹魏期间的割据局面，地方上世族影响力远超帝王。如司马氏一家，是形成霸府政治的世族权臣，在高平陵之变后，武力控制曹魏朝廷，并篡魏自立。所以司马炎在篡魏得手后，为免其他世族、权臣效法，便分封了各宗室成员为王，在地方上作为维护皇室的力量。同时又颁布「占田令」，限制世族拥有田地的面积和数量。
西晋乃魏晋南北朝中唯一处于统一的时期。由于魏晋以来世族在地方上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地位远超帝王（如司马氏篡曹魏正是），长期以来都令中国处于分裂局面。晋武帝时凭借其威望，又先后分封宗室郡国并都督诸州和实行占田制、荫客制，稍微限制世族的无限扩张。当晋武帝死后，发生八王之乱，失去了维系统一的重心，又再一次分裂。
同时西晋另一特色是大量游牧部落内迁。东汉以来，大量游牧民族因各种方式被迁入，到西晋时关中和凉州一带的外族已占当地人口一半。这些外族本身被世族收作奴婢（五胡十六国时君主之一的石勒为例子）。由于迁入人口数目相当多，与关中一带晋人相差不远，形成割据势力，为西晋亡国和五胡十六国埋下伏笔。
西晋时期以仿铸青铜器高温烧制的青瓷闻名。西晋墓穴中除了青瓷，还发现有墓穴模型、铜镜等。
太熙元年（290年），晋武帝病卒，太子衷嗣位，是为晋惠帝。惠帝甚愚，无法担当治国重任。之前很多大臣鉴于太子“不慧”希望武帝传位于其弟、素有贤能之名的齐王攸。武帝也一度考虑废黜太子，但在皇后和一些宠臣的劝阻下改变了主意，并勒令齐王攸离京前往封国，攸发愤病卒。惠帝终于即位。
动乱的前期表现为宫廷政变。晋武帝临终，命其岳父杨骏辅政。惠帝皇后贾南风夙有干政野心，与宗室楚王司马玮合谋，于元康元年（291年）发动政变杀杨骏及其家属亲党，以辈份较高的宗室汝南王亮辅政。不久，贾后唆使楚王玮杀亮，然后又以专杀之罪杀玮，这样大权就落到了贾后手中。此后数年，尽管地方上连续出现流民及内迁诸民族的暴动，朝廷尚相对稳定。元康九年（299年），贾后废黜惠帝后宫所生的太子司马遹，并于次年将他杀害，此举使西晋统治集团的内部冲突大为激化。统领禁军的赵王司马伦发动政变，杀死贾后，随后又废黜惠帝，自即帝位。赵王伦的篡位引起了宗室诸王的普遍反对，政变开始演变为内战。在12外任都督的齐王冏（时镇许昌）、成都王颖（时镇邺，今河北临漳西南）、河间王颙（时镇关中）起兵讨伐赵王伦，拥惠帝复位，随后三王又互相厮杀，长沙王乂、东海王越也卷入了战争。
诸王各引效忠于自己的地方官乃至内迁的民族参战使北方社会陷入严重的动荡和混乱。自惠帝即位至此卷入政变和内战的主要有汝南、楚、赵、齐、成都、河间、长沙和东海八位宗王，故史称“八王之乱”。至光熙元年（306年），前七王皆已败死，东海王最终控制了朝政，毒死惠帝，立怀帝。八王之乱遂结束。
西晋晋怀帝、晋愍帝时期汉族北部地区大规模战争不断，内徙的周边外族相继建立君主制政权，强大起来威胁到西晋政权，并最终酿成永嘉之乱。晋建武年间，中原汉族臣民南渡，史称衣冠南渡。晋渡江后，在建康（今南京）定都，史称东晋。
皇族:
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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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
6月30日是6月的最后一天，也是阳历年的第181天（闰年是182天），离一年的结束还有18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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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
6月25日是公历一年中的第176天（闰年中第177天），离一年的终结还有189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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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野牛
欧洲野牛（学名：'）为美洲野牛属内的一种，且为欧洲最重的陆上动物。一般的欧洲野牛约长2.9公尺，高1.8至2公尺，重300至1000公斤。比同属的美洲野牛（'）较瘦及较轻，且在颈部、头部和前半部的毛发都较短。欧洲野牛居住在森林里。由十九世纪的一些文献可知其天敌只有狼和熊。欧洲野牛第一次被科学地记载是在1758年由卡尔·林奈所完成。后来有一些记载将其和美洲野牛视为同种。它和原牛（""）不同。（在英语里，原牛的英文名称aurochs亦被用来指欧洲野牛。）
保护状况曾为濒危物种，现已修订为易危物种。在过去，它们常被杀来制成皮革和角杯。
在西欧，欧洲野牛除了阿登之外的其他地区都绝迹了，但只维持至14世纪。最后一头欧洲野牛死于1790年的川西凡尼亚。
在东欧，欧洲野牛被规定为波兰君主、立陶宛君主及俄国君主的财产。波兰国王西格蒙德一世在16世纪中叶下令盗猎欧洲野牛为死刑。尽管有这些措施，欧洲野牛的数量在接下来的四个世纪间依然持续地下降著。波兰的最后一头野生欧洲野牛于1919年被杀，而世上最后一头野生欧洲野牛于1927年在西高加索被屠夫所杀。那个年代的欧洲野牛剩下不到50头，全部都在动物园里。
在1951年，欧洲野牛开始被重新放归大自然。牠们多发现在一些禁猎区例如西高加索，俄罗斯、波兰和白俄罗斯。牧群多数发现于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俄罗斯和 吉尔吉斯坦。分布在30个国家的动物园中还有许多欧洲野牛，2000年约为3000头，全部都是12头野牛的后代，由于基因的限制，其健康程度不容乐观。
1996年IUCN将欧洲野牛定为濒危物种。但近来积极的保育计划，为欧洲野牛进行人工繁殖及野放，欧洲野牛的数量于2000年开始回升，IUCN于2008年将欧洲野牛定为近危物种。然而，部份欧洲野牛群落的数量仍然正在下降，并未摆脱濒危状况。持续的保育工作对欧洲野牛的存活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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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语
拉丁语（，），可追溯至罗马帝国的奥古斯都皇帝时期，当时所使用的书面语称为「古典拉丁语」，属于印欧语系意大利语族。拉丁语是最早在拉提姆地区（今意大利的拉齐奥区）和罗马帝国使用的语言之一。虽然现在拉丁语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死语言，但仍有少数基督宗教神职人员及学者可以流利地使用拉丁语。罗马天主教传统上用拉丁语作为正式会议的语言和礼拜仪式用的语言，此外，许多西方国家的大学仍然提供有关拉丁语的课程。
在英语和其他西方语言创造新词的过程中，拉丁语一直得以使用。拉丁语及其后代罗曼诸语是意大利语族中仅存的一支。通过对早期意大利遗留文献的研究，可以证实其他意大利语族分支的存在，之后这些分支在罗马共和国时期逐步被拉丁语同化。拉丁语的亲属语言包括法利斯克语、奥斯坎语和翁布里亚语。但是，威尼托语可能是一个例外。在罗马时代，作为威尼斯居民的语言，威尼托语得以和拉丁语并列使用。
拉丁语是一种高度屈折的语言。它有三种不同的性，名词有七格，动词有四种词性变化、六种时态、六种人称、三种语气、三种语态、两种体、两个数。七格当中有一格是方位格，通常只和方位名词一起使用。呼格与主格高度相似，因此拉丁语一般只有五个不同的格。不同的作者在行文中可能使用五到七种格。形容词与副词类似，按照格、性、数曲折变化。虽然拉丁语中有指示代词指代远近，它却没有冠词。后来拉丁语通过不同的方式简化词尾的曲折变化，形成了罗曼语族。
拉丁语与希腊语同为影响欧美学术与宗教最深的语言。在中世纪，拉丁语是当时欧洲不同国家交流的媒介语，也是研究科学、哲学和神学所必须的语言。直到近代，通晓拉丁语曾是研究任何人文学科教育的前提条件；直到20世纪，拉丁语的研究才逐渐衰落，重点转移到对当代语言的研究。
拉丁语的中文名称在明、清文献中曾有40多种异译，如“大西字”、“红毛字”、“番字”、“喇提诺”、“腊底诺”、“辣第诺”、“拉替努”、“赖丁”、“罗典”等。
在英语中，“I”（我[主格]）、“me”（我[宾格]）、“is”（是）、“mother”（母亲）、“brother”（兄弟）、“ten”（十），这些词实际上是以某种方式被欧洲人和亚洲人已经说了上千年的词。
目前为止，并不清楚这些词到底有多么古老。虽然它们的拼写和发音因时空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但这些人类思想符号的基本要素却能够越过这样的时空跨度，一直留存到今天。从下面这个简表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表中的这些同源词相互之间是有关联的。然而在它们当中，除英语是从盎格鲁-撒克逊语派生出来的以外，没有任何一种语言是直接从另一种语言派生出来的。其他语言都可以回溯到一种共同的祖语。这种语言现已消亡，但根据留存下来的语言证据，可以推断它的存在。
所有这些“亲戚语言”或同源语的源始语（现己消亡）一般称为原始印欧语，因为它的派生语既出现在印度附近（梵语、伊朗语），也出现在欧洲（希腊语、拉丁语、日耳曼语、凯尔特语、斯拉夫语、波罗的语）。据文献考证，这些语言中最古老的是梵语、伊朗语、希腊语和拉丁语，这些文献均可追溯到公元前。
英语是从与拉丁语同源的盎格鲁撒克逊语中派生出来的。盎格鲁撒克逊语早先从拉丁语中借用过一些词汇。
公元7世纪时，又有更多的拉丁词被吸收进来，这主要是由于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不是那个著名的希波的圣奥古斯丁）著作的影响，他曾受教皇格列高利差遣，力图使盎格鲁人皈依基督教。
在征服者威廉于1066年统治英格兰之后，诺曼法语成为上流语言，盎格鲁-撒克逊语被看作是战败者和农奴讲的劣等语言。盎格鲁-撒克逊语不再是文学语言，而是成了日常生活中的土话。
然而，又过了大约两个世纪，随着诺曼人的后裔最终与当地英国人融合，盎格鲁-撒克逊语又重新得到了肯定。但是由于自身的贫乏，它在成为文学语言之前，不得不在文学、思想和文化上借用数百个法语词。
到了13、14世纪，随着这种借用的不断增多，中古英语慢慢发展出来，其代表人物便是于1400年去世的杰弗里·乔叟。除了这些含有拉丁词根的法语词被吸收进来，还有一些词是直接从拉丁语借过来的。
到了16、17世纪，文艺复兴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于古典作品的兴趣，从而使这一过程得到加强。从那以后，拉丁语一直是许多新词特别是科学语汇的来源。
既然英语经由盎格鲁-撒克逊语而与拉丁语同源而且英语从拉丁语中直接或间接地借用了许多词汇，所以很容易用英语的词汇来说明同源和派生现象。
例如，“brother”（兄弟）一词与拉丁词 “frāter”（兄弟）同源，而 “fraternal”（兄弟的）显然是由 “frāter”派生出来的。
拉丁语原本是意大利亚平宁半岛中西部、台伯河下游拉提姆（），一个称为拉丁人的部落的方言。
公元前8世纪，罗马（）成为拉提姆地区的中心，于是周围各部落也自称罗马人()。罗马建国后，经历了王政时期（公元前7世纪 - 前510年）、共和时期（公元前510年 - 前27年）和帝国时期（公元前27年~公元476年）。随着国家版图的扩大，拉丁语不仅在亚平宁半岛取得统治地位，淘汰了其他亲属语言，而且作为官方语言推广到罗马帝国的各个行省——西起伊比利亚半岛，东抵黑海之滨，北自布列塔尼半岛，南达非洲地中海沿岸。
拉丁语的历史发展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史前拉丁语（）（公元前250年以前），最古文献是公元前6世纪的「普雷内斯太金饰针」上的4词铭文：MANIOS MED FHEFHAKED NUMASIOI相当于古典拉丁语的「Manius me fecit Numerio」，意味「此饰针乃马尼乌斯为努梅利乌所制」。
古体拉丁语（）（公元前250年 - 前90年），罗马自公元前4世纪开始向外扩张，至公元前1世纪已使整个意大利拉丁化。不过，在此期间拉丁语尚没有统一的规范。公元前3~2世纪，古拉丁语的代表人物包括诗人恩纽斯以及深受希腊影响的喜剧作家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
罗马帝国的奥古斯都皇帝时期使用的书面语称为「古典拉丁语」（）（）（前80年 ~ 公元2世纪，即共和晚期至帝国初期）大致相当于拉丁语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前90年~公元14年，即屋大维逝世时）和白银时代（14年~117年，即图拉真逝世时；或者 180年，即奥勒留逝世时）。到黄金时代，拉丁语已经形成有统一规范的标准语，词汇丰富，句法完善，表现力强。
黄金时代拉丁语的主要代表作者有：
这些代表人物反映的古典拉丁语，成为后世欧洲学校的必修科目和学术界研究的主要对象。
古典后拉丁语（14年-200年）包括文学史上的白银时代（14年-117年或118年）是早期罗马帝国的语言。它基本上仍遵循黄金时代的语法规范，但句法结构有所革新，散文中吸收了某些诗歌成分，修辞手法更加丰富。
白银时代拉丁语的代表作者有：
晚期拉丁语（公元3世纪至6世纪，即罗马帝国后期至西罗马帝国覆没之后一百年这段时期）,2-6世纪民众所使用的口语则称为「通俗拉丁语」（）。主要代表人物是一些基督教神职人员。这些人都受过良好教育，由于传教的需要，比较了解人民大众的口语，从而对通俗拉丁语采取开明的态度。
早期的重要人物有：
特尔图良（Tertullianus，160年~220年以后）、西普里安（Cyprianus,St.，200年? - 258年）、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240年 - 326年）、安布罗斯（Ambrosius,St.，339年? - 397年)等
影响最大的人物是：
哲罗姆（Jerome,St.，347年 - 419年或420年）学识渊博，在383年~405年期间，将希伯来文文本《旧约》和希腊文本《新约》译成接近大众口语的拉丁语。他宣称：“为使读者容易理解，我特地采用普通人所说的口语。”这个译本后世习称Vulgate，即通俗拉丁文译本，对中世纪影响很大。圣奥古斯丁（Augustine,St.，354年 - 430年）著有《忏悔录》、《论上帝之城》等，语言接近大众口语（）。他声称，只要蛮人是基督徒，即使他们把罗马征服，也无关紧要。
罗马帝国衰落时期的拉丁语发生了变化。6至8世纪的通俗拉丁语变化迅速。变格词尾大部分消失，介词和助动词使用得日益广泛，虚拟式常与陈述式混用。结果古典拉丁语渐渐与通俗拉丁语脱节，终于变成一种书面语。而中世纪时，通俗拉丁语的地域变体（方言）则在此后数百年中逐渐分化，又衍生出了若干独立的「罗曼诸语」。其中包括东部罗曼语：罗马尼亚语，达尔马提亚语（1898年已灭亡）；萨丁语；意大利语；西部罗曼语：法语、罗曼什语、加泰罗尼亚语、奥克语（包括有名的普罗旺斯方言），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加里西亚语，阿拉贡语。十六世纪后西班牙与葡萄牙势力扩张到整个中美洲和南美洲，因此中南美洲又称「拉丁美洲」。
拉丁语向罗曼语族诸语言演化的过程中，失去了很多单词的语法变化词尾。特别是名词的变格词尾，在很多罗曼语中已经完全丧失（一些代词除外）。但名词变格在罗马尼亚语中仍然有所保留。
虽然拉丁语作为口语消亡了，但它作为欧洲社会的书面共同语继续使用了1000年左右。基督教在欧洲兴起后，拉丁语的影响力进一步加深。从中世纪至20世纪初叶，拉丁语不仅是天主教的礼仪语言和公用语，而且是学术著作、学术论文乃至文学作品的写作语言。许多世界著名学者都曾经用拉丁语著述，如：波兰的哥白尼、法国的笛卡尔、英国的培根和牛顿、德国的莱布尼茨和高斯、荷兰的斯宾诺莎、瑞士的欧拉、瑞典的林奈等。此外，拉丁语作为外交语言使用到18世纪，而医学、生物学等领域里一些学术的词汇或文章，例如生物分类法的命名规则至今仍然得以广泛使用。
拉丁语在一定程度上也曾直接或间接地对汉语施加过影响。由于英语中有50%到80%的单字来自拉丁语（越是学术性的文献，其拉丁语成分越高），许多拉丁语词通过英语进入了汉语。如汉语“卡”（英语：card）来自拉丁语的charta（最早来自希腊语）。公共汽车的音译“巴士”（英语：bus）这个称呼来自19世纪的法国，当时法国人称公交车为omnibus（即拉丁语：“给一切人的”、“公用的”），这个词在今天的罗曼语族语言中仍存在，如西班牙文的公共汽车可用ómnibus。此外，一些现代汉语中的说法虽然没有明显的“外国味”但实际上也和拉丁语有关系。比如“我热爱我的祖国”中“热爱”来自英文的ardently love（来自拉丁语的ardenter amare）。这种说法在古代汉语中是找不到的。
现在只有梵蒂冈仍在使用拉丁语。拉丁语和希腊语是西欧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两种语言。所以欧洲语言中都有大量拉丁语借词和利用拉丁语词（语）素创造而后广为通用的所谓国际词。
现在所使用罗马字母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它们可以追溯到公元9世纪法国图尔圣马丁修道院修士们的加洛林手书体，加洛林文艺复兴使之得以完善，后来通过11、12世纪的手稿以及15世纪最古老的意大利印本流传下来。这些修士根据半安色尔字体发展出了小写字母，而半安色尔字体又源于罗马帝国时期的安色尔字体和方块大写字。现今，人们习惯于将罗马字母与希腊字母区分开来，但事实上，罗马人从伊特鲁里亚人那里学会了书写，而伊特鲁里亚人又是从公元前8世纪定居于那不勒斯附近的希腊移民那里学会了书写。因此，罗马字母实际上只是希腊字母的一种形式。但在这方面，希腊字母是从闪米特人的一支即腓尼基人那里得到的。而再往前追溯，早期闪米特人似乎又受到了埃及象形文字的启发。
罗马字母是英文字母的源头，只是其中缺少字母j（long-I）和W（double-U），而且字母v最初既相当于元音u，也相当于辅音w。虽然直到公元2世纪，圆底的u的形式才出现，但是为了方便，现在的版本大多v和u并用。字母k（发音同于c）比较罕用，仅在少数几个词中出现于a之前。到了罗马共和国晚期，字母y和z开始被用于拼写源于希腊的词。
拉丁语的字母如下：
拉丁语并不使用。在中世纪之前，拉丁语以代替, 代替，亦未有小写字母。
例如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时，用来形容他的拉丁文“拿撒勒之耶稣——犹太人之王”，现在一般都写为“”；但其实原文是“”。
发音拉丁语中元音的发音有长和短两种。长元音的持续时间一般是短元音的两倍
（就像音乐中的二分音符之于四分音符），许多教科书书中以长音符号标出（比如ā）；没有长音符号的元音就是短元音。长音符号所指示的发音区别往往对于含义极为关键（例如，Liber是名词，意为“书”，而Līber则是形容词，意为“自由的”）。
拉丁语是个综合语，复杂的词形变化体系构成了拉丁语语法的主要部分。这些变化通常使用在词尾添加后缀构成（外部屈折）或者变化词干的辅音或元音（内部屈折）。对于名词、形容词和代词，这种变化叫做“变格”（），对于动词，叫做“变位”（）。初学者一开始就得熟记相当数量的规则，常常招致挫折。德国诗人海涅曾因不能熟记，感叹「要是罗马人得先学好拉丁文，他们大概没剩多少时间征服世界」。
一般每个名词都有六个格的区别；更多的可以有七个，少的可能只有两个。名词的七个格是：
因为格变化已经表达了拉丁语的名词动词之间的语法关系，因此拉丁语的词序高度自由，并不遵守主-谓-宾之类的顺序。例如：「他爱钱」，此句在中文、英文、法文等现今主要语言中，皆仅有一种语序，即主语-谓语-宾语。但在拉丁文与俄语中，因格变化已阐明其关系，故可自由排列，产生六种语序。（一般而言，罗马人会将欲强调的观念放置句首。）又，拉丁语之中的语序虽较不重要，但最常用的语序为主宾谓结构（SOV），亦即例句中的第一条。另外，拉丁文的动词变化可以看得出来主词是单复数的第一、二或三人称（共6个组合），所以这句也能进一步简化：意思是他/她/它爱钱。
拉丁语名词有五类变格法、形容词有两类变格法，每类变格法用不同的变格方式来区别上述六个格。名词以单数属格词尾确定变格法。
以下列表列示拉丁文的五类变格法：
动词有人称、数、时态、语气（直陈、虚拟、命令）和态（主动、被动）的区别。拉丁语动词有四类不同的变位法，另外还包括一些不规则动词。
大部分规则的动词以它们的不定式词尾来区分它们的变位法：第一类变位法的不定式结尾是“”，第二类变位法是“”，第三类变位法是“”，第四类变位法是“”。
兹举一例，演示拉丁语动词的主动语态的变位：
（爱，属于第一类变位法）
被动语态则只需把上述主动语态的结尾改成被动语态专用的结尾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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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蝎座
天蝎座（，天文符号：♏），是一个位于南天球的黄道带星座之一，面积496.78平方度，占全天面积的1.204%，在全天88个星座中，面积排行第三十三。每年6月3日子夜天蝎座中心经过上中天。天蝎座中亮于5.5等的恒星有62颗，最亮星为心宿二（天蝎座α），视星等为0.96，是全天第十五亮星。
天蝎座位于天秤座与人马座之间，为黄道十二宫第八星座，最佳观测时间为七月中旬至九月上旬。天蝎座是一个接近银河中心的星座，拥有不少亮星，其中心宿二（天蝎座α）是全天第十五亮星。
天蝎座亮星的形状很像一只巨大的蝎子，其中π、ρ、δ、β诸星代表蝎子的头部，σ、α、τ代表蝎子的胸部，ε、ζ、η、μ、θ、ι、κ等代表蝎子的尾巴。
天蝎座的α星「心宿二」在古波斯认为它是守护天球四柱之一，另外三柱分别是南鱼座的α星「北落师门」、狮子座的α星「轩辕十四」及金牛座的α星「毕宿五」。
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中，天蝎座身体部位的三颗星称为商星，猎户座腰带处的三颗星称为参星。天蝎和猎户分别是夏天和冬天最显著的星座，刚好一升一落，永不相见，不可能同时出现在天空上，因此杜甫有诗曰：“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赠卫八处士》）。它又有「钓鱼星」之称。（代表姜太公钓鱼的鱼钩，因天蝎座形状呈「S」形，可将之想像成为「丁」字型的图案，天蝎尾巴的钩状，位在银河之上，因此也被传为姜太公钓鱼「离水三尺，愿者上钩」的鱼钩。）
根据希腊神话，天蝎座代表的就是希拉（即罗马神话中的女神朱诺）所派出去杀死猎人俄里翁（猎户座）的那一只毒蝎子。虽然这两个星座出现在同一个的故事里，但天蝎座跟猎户座在天球上的位置几乎是相反的，所以有人认为这是天神为避免这对仇敌再碰面而作的安排。
天蝎座亦在法厄同（Phaethon）的其中一个寓言中出现：话说有一个愚蠢的凡人获准驾驶阿波罗的太阳战车一天。但那些牵引战车的马匹失了控制，更因碰上已准备攻击的天蝎而变得惊恐。结果太阳在天上横冲直撞，直至最后由宙斯（即罗马神话中的朱庇特）用雷电把那个凡人击落事情才解决。
天蝎神话之一——太阳神阿波罗的儿子--法厄同，天生美丽而性感，他自己也因此感到自负，态度总是傲慢而无礼，太过好强的个性常使他无意间得罪了不少人。有一天，有个人告诉法厄同说：“你并非太阳神的儿子！”说完大笑扬长而去，好强的法厄同怎能吞得下这口气，于是便问自己的母亲：“我到底是不是阿波罗的儿子呢？”但是不管母亲如何再三保证他的确就是阿波罗所生，法厄同仍然不相信他的母亲，于是说：“取笑你的人是宙斯的儿子，地位很高，如果仍然不相信，那么去问太阳神阿波罗自己吧！”阿波罗听了自己儿子的疑问，笑着说：“别听他们胡说，你当然是我的儿子！”法厄同仍执意不信，其实他当然知道太阳神从不说谎，可是他却另有目的—要求驾驶父亲的太阳车，以证明自己就是阿波罗的儿子。“这怎么行？”阿波罗大惊，太阳是万物生息的主宰，一不小心就会酿巨祸，但拗不过法厄同，阿波罗正说明着如何在一定轨道驾驶太阳车时，法厄同心高气傲，听都没听立刻跳上了车，疾驰而去。结果当然很惨，地上的人们、动物、植物不是热死就是冻死，也乱了时间，弄得天错地暗，怨声载道。众神们为了遏止法厄同，由天后赫拉放出一支毒蝎，毒蝎向法厄同攻击，法厄同根本来不及反应，毒蝎就咬住了法厄同的脚踝，而宙斯则用可怕的雷霆闪电击中了法厄同，只见法厄同惨叫一声堕落到地面，法厄同最终死了，人间又恢复了宁静，为了纪念那只也被闪电击毙的毒蝎，这个星座就被命名为“天蝎座”。
天蝎神话之二——据说它是赫拉克勒斯在山涧中杀死的一只大毒蝎子。还有一个故事说是猎人俄里翁过于傲慢，夸口说天下没有一个动物是他的对手，天后赫拉就派毒蝎子咬伤了他的脚，使他中毒而死。所以它们到了天上以后也互相为敌，远居天空的两边，每当天蝎座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时，猎户俄里翁便从西方匆匆离去。
因为这星座位于接近银河中心的位置，它所包含的深空天体非常丰富，如疏散星团M6（蝴蝶星团）、M7（托勒密星团）、球状星团M4、M80，以及著名的疏散星团NGC 6231。
天蝎座天区在古中国的星座系统中包括房宿的房、西咸、钩钤、键闭、罚，心宿的心，尾宿的尾、神宫、傅说、鱼等星官，它们都是东方青龙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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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简称中国国家主席、国家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礼仪性和象征性的虚位国家元首，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联合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的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主席的主要职能是根据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的决定签发主席令和代表国家进行国事活动。中国国家主席也是国家机构之一，内设国家副主席和办公厅/办公室等职位和机构，整个机构处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从属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务院和国家中央军委等直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中国国家主席、副主席只是虚位元首，并不领导任何国家机关，不享有实际的行政权和军权。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因其同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而成为最高领导人。
国家主席职务自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后开始设立。1968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被罢免后开始缺位，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二部《宪法》废除了此一职务。1982年通过的第四部《》又恢复了主席和副主席设置，任期5年，可连任1次。2018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宪法修正案，建议取消国家主席与副主席的连任次数限制，这一修正案由同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第二节对主席的职权作出了规定，而其权责仅包括“根据全国人大和其常委会的决定”以主席令的形式公布法律、任免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其它组成人员、发布特赦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发布动员令、授予国家勋章；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国事活动，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而只有第八十一条规定他可进行国事访问，接受外国使节而并没有冠上须「根据全国人大和其常委会的决定」的字眼。因此，国家主席不是指掌握国家权力的个人，不是个人权力的体现，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主席团提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第六十二条选举产生，任期五年，最多可连任一次。《宪法》第七十九条同时规定：国家主席必须是年满45岁并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宪法》第八十二至八十四条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协助主席工作。国家副主席受主席的委托，可以代行主席的部分职权。如果国家主席出缺，由副主席继任；国家副主席缺位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补选。在国家主席、副主席都缺位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补选；在补选以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暂时代理主席职位。
2018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修宪建议，建议取消国家主席与副主席的连任次数限制。3月11日，全国人大正式通过修宪。国家主席及副主席的连任次数正式取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主席团提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投票选举。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力选举和罢免国家主席。 选举方式是先由主席团提名，然后全国人大投票同意。由于是等额选举，候选人只有一个，选举票也只能有同意与否之分。
文化大革命期间，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被“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由于没有召开全国人大会议，该罢免案属于违宪。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恢复其名誉。
1982年通过的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重新设立了国家主席的职务，作为国家元首机构，但取消了《五四宪法》中赋予国家主席的两项职权，包括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和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失去了宪法赋予的行政参与权、立法提案权和名义上的军事统帅权，也不再设立作为国家主席办事机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现在主席职务仅仅是象征性的虚位元首（类似议会内阁制国家的总统），虽然享有最高的国家地位及代表权，但不能独立决定任何国家事务，仅能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定执行程序上的权力，又不领导其它国家机构，不需要负任何立法、行政、军事责任，处于“超脱”的地位。国家主席在宪法上的实际职能是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名国务院总理的人选（宪法第62条），然后由总理提名国务院其他人员组阁，而“进行国事活动”则是唯一能不经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同意能独自进行的职权。
国家主席一职并没有实际权力，但历任国家主席均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级别的高级党员担任，其实权来自同时担任的其他职务。自江泽民开始，国家主席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三职由同一人担任而握有实权，胡锦涛、习近平也承此惯例。虽然宪法上国家主席没有权力，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对外的最高代表，纵观历任人选，即使不是由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兼任，也是由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担任。
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删除了国家主席的连任限制，不过没有增加任何权力，其“虚位元首”的性质不变。
由于身兼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所以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时在党内的排名同样处于首位。1959年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时，他是排名第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党内地位仅次于党主席毛泽东名列第二。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刘少奇失去了党中央副主席的头衔，虽然保留了政治局常委职务，但排名降至第八位，随后被开除出党。李先念作为相隔15年后的另一位国家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五，在国务院总理之后。到了杨尚昆担任国家主席时，他没有进政治局常委会，但与其他领导人同时列席时排名第三，仅次于总书记赵紫阳和军委主席邓小平。从1993年江泽民以中共中央总书记身份兼任国家主席开始，国家主席在时隔34年后再次排名党内首位。不过根据中国官方的政治排名，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地位还是在国家主席之上，领导人的头衔依官方次序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设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4年第一部《宪法》的颁布，此时只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一职；1954年国家主席的设立至1975年第二部《宪法》对国家主席的废除；自1975年国家主席在《宪法》上的缺位至1982年第四部《宪法》对国家主席的恢复；以及1982年至今国家主席制度的稳步发展时期，其中在80年代至90年代初由资历深厚的中共元老担任，至90年代初国家主席开始由具有实权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任，在职位本身未变的情况下其实际地位职权发生了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至1954年行宪之间，在国家机构体系中，没有设置专门的国家主席，行使国家主席职权的国家机关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设主席1名（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6名，委员56名，秘书长1名。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和领导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工作，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机关，名义上不是国家元首，而只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过在实际上主席行使了一部份属于国家元首的职权。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1954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实际上被视为国家主席。
1954年3月23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解释为什么要设主席时说：“为了保证国家安全起见，设了个主席。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叠床架屋地设个主席，目的是为着使国家更加安全。有议长，有总理，又有个主席，就更安全些，不至于三个地方同时都出毛病。”
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下设立常务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取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国家主席是政治体制中一个独立的国家机关，既是国家的代表，又是国家的象征。同时第一部《宪法》还对国家主席的产生、任期、地位和职权等一系列问题予以明确的规定。
1954年至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制度基本上正常运转。1954年9月至1959年4月，毛泽东和朱德分别担任国家主席和副主席。毛泽东在任期届满后不再连任国家主席，但继续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1959年和1965年，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两次当选为国家主席。在1954年至1965年期间，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了大批的法律法令，多次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接见外国使节，并进行了其他许多有关的职务活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受政治迫害并被开除所有职务，然后被放逐拘禁至病逝，1968年至1975年间，国家主席长期处于空缺状态，先后由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和董必武二人）和代主席（董必武一人）代理职务。
刘少奇死后，毛泽东有意废除国家主席一职，但其法定接班人林彪及多数中央领导人均不同意，甚至为“国家主席的存废”，而引起毛林两人的争执及后来的九一三事件。1975年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部《宪法》。《宪法》正式取消了国家主席的建制，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国家元首职责。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三部《宪法》。该部《宪法》仍然坚持不设置国家主席。不过，1978年《宪法》把1954年《宪法》所规定的由国家主席行使的一些职权，改为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主席行使，包括：提名国务院总理及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另外，接受外国使节；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律和法令，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同外国缔结的条约，授予国家的荣誉称号的重要职权，改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而委员长在当时被视为国家元首。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四部《宪法》，即《八二宪法》，恢复设置国家主席、副主席。1983年6月，中共元老李先念和乌兰夫分别当选国家主席和副主席。1988年，中共元老杨尚昆和王震接任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职务。1982年《宪法》虽于1988年4月、1993年3月、1999年3月、2004年3月和2018年3月经过了五次修正，但每次都继续维持国家主席、副主席的设置，从而使国家主席制度得到确立。
随着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对外交流不断增加，领导人外访和接待外宾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在杨尚昆的任期届满后，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接任国家主席一职，从此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兼任国家主席以获得国家元首的身份开始制度化，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胡锦涛卸任国家主席后也承继这“三位一体”的惯例。国家主席职务让最高领导人有了代表国家的身份，在国际上进行元首外交、国事访问和出席国际会议等国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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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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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在台湾称为统独议题，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及第二次国共内战后，关于台湾的政治体制及主权问题的争议。台湾问题背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双方关于主权、领土以及政权合法性的争议、对彼此的主权声索、彼此宣称拥有对方全境之主权，其中台澎金马未来政治前途的争议最为尖锐。其通常被称为“两岸问题”，也有“台湾议题”、“台湾（政治）地位问题”等多种称呼。
台湾问题是海峡两岸关系的一部分，因为大陆和台湾双方皆认为海峡两岸关系的现状不同，最终趋向的结果也不同。如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就曾提出「以民促官」的统战政策；而中华民国在1990年于李登辉总统治下曾提出国家统一纲领，以谋求国家的统一。
台湾问题主要几种见解包括：维持两岸分治现状、一方将或被另外一方统一，以及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面推行九二共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及以一国两制统一台湾等等；中华民国政府在中国国民党执政时期主张一中各表，并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1936年6月16日，毛泽东在接受埃德加·斯诺访问时，表达关于中国共产党若打败日本后收复领土的立场，在这访问中毛强调东北是要收复的，但同时明白指出支持朝鲜及台湾脱离日本管制寻求独立，以及内蒙古成立自治区。1941年12月9日，中华民国正式对日本宣战，单方面宣布中国与日本之间一切条约、专约、协定、及契约均属无效。在美军投入太平洋战场之后，身为日本重要南进基地的台湾也多次遭受美军的轰炸。
1943年12月1日，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于埃及首都开罗发表《开罗宣言》，其中表示「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及使日本在中国所窃取之领土，如满洲、台湾及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
1945年7月26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主席蒋中正（未被邀请与会）、美国总统哈瑞·S·杜鲁门、英国首相邱吉尔于德国波茨坦发表《波茨坦公告》，第八点表示「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为日本投降必要条件之一。《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表示“《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施”，确认了《开罗宣言》，而抱持台湾主权未定论者认为《波茨坦公告》及《开罗宣言》的效力远不如经48国所签订的《旧金山和约》，领土归属问题仍须经过和平条约的规定才能确立。
8月15日，昭和天皇于东京发表《终战诏书》，清楚表示「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支、苏四国，愿受诺其共同宣言。」
9月2日，日本与美国、中华民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纽西兰十国于东京湾签署正式《降伏文书》，降伏文书第一点指出「余等遵奉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之命令并为其代表，兹接受美、中、英三国政府首领于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所发表，其后又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所加入之公告所列举之条款。中美英苏四国在此文件中将被称为盟邦」。
同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布《一般命令第一号》，当中第一道命令的甲项指示「在中国（满洲除外）、台湾及北纬十六度以北之法属印度支那境内之日军高阶司令官及所有陆海空军及附属部队应向蒋介石将军投降」，9月9日，由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何应钦上将在南京市与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上将一同签署了《》，第一点指示「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已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第二点乙项指示「（东三省除外）台湾与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内之日本全部陆海空军与辅助部队应向蒋委员长投降。第七点指示「当即服从蒋委员长之节制并接受蒋委员长及其代表何应钦上将所颁发之命令。」；10月5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兼警备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主任葛敬恩中将，率领幕僚80余人飞抵台北；10月17日，第七十军及长官公署官员分乘美军舰艇40余艘抵达基隆；10月25日，台湾地区的受降典礼在台北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由陈仪将军代表蒋介石将军接受日本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将军的投降。受降典礼结束后，陈仪对外发表一篇「广播词」，称「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经正式重入中华民国版图」。
1946年，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就二战后统一、民主之中国谈判破裂，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1946年10月，蒋介石偕夫人赴台湾巡视，蒋察看后十分高兴，私下曾说：“台湾尚未被共党分子所渗透，可视为一片净土，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则俄、共虽狡诈百出，必欲亡我国家而甘心者，其将无如我何乎！”、“有了台湾，就有了一切。”；此外，台湾条件独特，气候宜人，物产矿藏丰富，经过日本长期统治后，台湾经济自成系统，与中国大陆有相隔100多公里之台湾海峡，解放军没有现代化海空军极难横渡。由于国民政府接管台湾以后，贪污腐败与倒行逆施，民不聊生之下，于1947年2月底发生二二八事件，台湾各地发生军民冲突，抗争与冲突数日间自台北市蔓延全台湾，国民政府由中国大陆增援军队抵达台湾镇压屠杀与实施清乡，众多台湾民众与菁英牺牲，此事件造成台湾本土人民与自中国大陆迁台军民之间长期的裂痕。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同年12月7日，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正式迁往台北市。两岸自此进入对立与分治状态，中华民国政府继续有效统治浙东诸小岛、台湾岛、澎湖群岛、金门、马祖、东沙群岛，以及南沙群岛的太平岛，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效统治中国大陆。直到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之前，中华民国政府是国际承认的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宣称要收复大陆。
由于美国总统杜鲁门对于中国国民党严重的贪污腐化深感不满，并计划听任中国共产党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台湾，但之后由于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而且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一改「袖手旁观的政策」转为「介入中立的政策」。在6月27日的总统声明中，杜鲁门指出，共产主义已经不仅是采用颠覆手法，而是也使用武力及战争手段来扩散，违背了联合国安理会发出的维持国际和平的命令，在此种情况下，共产党若占领台湾将威胁到在亚太地区行事的美军，因此他派第七舰队巡弋台湾海峡，防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台湾，但也阻止中华民国反攻大陆；杜鲁门同时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说「台湾未来地位的确定，须待太平洋地区安全得到恢复、或对日签署和平协定、或由联合国考量。」7月19日，杜鲁门亦在对国会的朝鲜情势报告中重申此立场，以及保持台湾和平的必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指责这些行为及言论粗暴干涉中国内政。9月8日，杜鲁门指示时任美国国务卿外交政策顾问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起草1951年《对日和平条约》时，实现将台湾「中立化」的决策。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于是冻结台湾地位问题，使日本仅仅放弃对台湾的主权，却不指定接收国，这样可随后由军事占领日本的美国、英国、苏联及中华民国四国代表所有签约国来决定台湾的主权归属；如果四方不能在一年内达成协定，将把台湾问题送交联合国裁决，而当时中华民国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且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1951年9月8日，日本与48个国家签订旧金山和约而取回自身主权时就于第二条乙项同意「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权利根据及要求。」许多人认为，日本对台湾的主权是在此时才正式终结。然而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均未获邀参加《旧金山和约》，因此谁是中国的合法代表问题上，存在争议。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政府当时都宣称自己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英国与苏联当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与日本则承认中华民国。日本在无接收国情况下放弃台湾主权，这在国际法实践中是很不寻常的，但这正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计划。中华民国就未获邀请一事提出了抗议，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旧金山和约》违背了盟国于1942年1月1日签署的《联合国宣言》中「不与敌人个别媾和」的限制条款，因而不是全面合法的对日和平条约，始终拒绝承认该条约。
随后在1952年4月28日，中华民国与日本终于在台北签订《中日和平条约》(《台北和约》)，但由于中华民国亟需通过和约巩固其中国合法代表地位，在谈判中处于极度劣势，未从条约得到任何实际利益，条约没有超出《旧金山和约》范围，仍然只于第二条条文中载明「兹承认依照公历一千九百五十一年九月八日在美利坚合众国金山市签订之对日和平条约（以下简称金山和约）第二条，日本国业已放弃对于台湾及澎湖群岛以及南沙群岛及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权利名义与要求。」不过，《中日和平条约》第四条也规定「承认中国与日本国间在中华民国三十年即公历一千九百四十一年十二月九日以前所缔结之一切条约、专约及协定，均因战争结果而归无效。」中华民国外交部据此认为第四条承认的无效条约包括马关条约，第十条承认台湾、澎湖人民具有中华民国国籍，更进一步解读认为中华民国恢复了其对台湾、澎湖地区的主权。
对于马关条约无效之说，日本外务省曾在1964年表示，虽然中日和约第四条承认1941年中日开战前的所有条约无效，但诸如台湾割让等条约是完成割让台湾一事即达成目的，由于该条约已执行完毕，即使事后废弃也无法使已执行完毕的事项回复到未执行前的状态。
中日和约第十条并未承认台湾、澎湖人民「具有」中华民国国籍，而是将台湾、澎湖居民「视为」中华民国国民。日本国国会在1952年审议《中日和约》时，外务省官员解释中日和约条款时说明：因为台湾、澎湖的归属还未确定，一旦旧金山和约生效，台湾、澎湖就会脱离日本，台湾、澎湖人民亦会失去日本国籍，之后处于国籍不明的状态会造成不便，例如欲前往世界各国旅行时缺乏护照，因此第十条才规定将台湾、澎湖居民「视为」中华民国国民，中日和约并未决定何处是中华民国领土、谁是中华民国国民，第十条的宗旨并不是规定谁是中华民国国民。
1952年5月13日，中华民国外交部的对日和约案卷第54册载明：「查金山和约仅规定日本放弃台湾澎湖，而未明定其谁属，此点自非中日和约所能补救。」
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后，日本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提出的「复交三原则」，《中日和约》即行废止，台湾归属问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场，被回退到二战时期的《波茨坦公告》第八条同盟国方面所宣告的内容，但是日本早已经于《旧金山和约》宣布放弃台湾、澎湖。该声明的法律地位随后在1978年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得到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坚持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坚持“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等立场，反对台湾独立，反对其他国家对台湾问题的干预。主张两岸必须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一个中国原则）展开交流及谈判。
对于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属于实质拒绝。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宣称自己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因此对于中华民国的态度是否定的。但是在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为“与台湾当局交流基础”的九二共识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反对中华民国“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的但书。在大陆的新闻媒体报道中，一般用“台湾当局”指代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国旗会被作马赛克处理。而在确实需要提到中华民国行政机关时，会加上引号例如：台“旅游局”，台“行政院”等。而对于中华民国总统一般称呼为“台湾地区领导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过四部宪法，1978年以前的两部宪法没有特别提及台湾主权。1978年的宪法序言中，首次出现「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的表述，1982年的宪法序言又修改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
1949年4月，解放军占领南京后，毛泽东作诗“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希望武力「解放」台湾。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军武力封锁台湾海峡，致使毛的计划搁浅，毛泽东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时坦率直言：“台湾问题可能立刻可以解决，也可能五十年后，或一百年后，才能解决。”1956年，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以“第三次国共合作”来“和平解放台湾”，1961年提出“一国两制”的雏形，在1963年被周恩来概括为“一纲四目”。周恩来总理多次代表政府希望蒋介石回归大陆，实现全国统一；他明确指出：「蒋介石和他的“集团”是中国人，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愿意看到中国人之间永久分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他们应该并且最后会回到祖国来的原因。」但对于蒋中正、国民党政权的舆论攻击从未停止，也有金门炮战等台海危机的发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政策也开始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开始寻求积极有效的方式来和对岸商谈，并且决心以和平方式统一。在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称「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最显著的标志是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在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报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1981年9月30日中国提出的九点方针是按照这一大政方针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进一步重大努力。」
台海两岸关系在大陆经济改革开放之后稍显缓和，但台湾海峡导弹危机等一系列事件后，两岸又处于执政当局双方中断对话的状态。
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10月1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起，就声称台湾为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方面认为，台湾的主权已经于1945年归还给中华民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占据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与代表权，并声称“一个中国”是两岸谈判的前提，在该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台湾问题可以-{zh-hant:透过;zh-hans:通过}-香港和澳门模式，即邓小平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国两制）的模式来解决。但为阻止“台独”，或者台湾发生内乱、外国入侵，或者台湾方面无限期拖延谈判时间，中国方面坚持不排除使用武力解决的可能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台工作中一贯强调「一个中国原则」，自2001年起也经常使用「九二共识」一词，认为九二共识的核心即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2001年4月27日，国台办新闻局局长张铭清发表谈话纪念汪辜会谈八周年，谈话提到「九二共识」，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首次使用「九二共识」一词。2005年，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中国大陆，与第4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会面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开始在公文书上使用九二共识这名称，认为其含义是「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上说国民党担负着“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对国民党做了正面评价。中国国民党（特别是孙中山）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贡献，也是中国大陆的历史教科书上充分肯定的，中国共产党把“广大台湾人民”和“少部分台独分子”做严格的区分。
2005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针对反制台独势力的扩张而通过《反分裂国家法》，瞩目的条文如下：
2008年5月，马英九当选中华民国总统之后，国共两党都做出积极回应。2008年11月，中国“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首次访问台湾，与台湾“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江丙坤代表两岸政府签署《海峡两岸空运协议》《海峡两岸海运协议》《海峡两岸邮政协议》和《海峡两岸食品安全协议》四项协议（第二次江陈会谈“四协议”），标志着两岸三通基本实现。2008年12月31日，胡锦涛藉北京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三十周年的机会，发表了《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公开讲话，提出了六点对台政策方针（胡六点），成为两岸和平发展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政策的最高纲领。
2014年6月，时任民进党籍台南市长赖清德访问中国大陆时，被问到台独党纲问题时表示：「台湾的前途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台办发言人范丽青于2014年6月11日回应：「任何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并且强调反对台独的立场不变。」此言论引发部分人士的不满。
自1895年起120余年中，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只有短短4年的政治关系（1945年~1949年），而此有所联系的中华民国已于1949年12月将中央政府迁至台北市。台澎金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无实质关系，（中华民国政府于李登辉时代前概不承认中共当局，仅将大陆视为“共匪窃占”的神圣领土，中共当局为叛乱团体，主张「反攻大陆，统一中国」）。（从李宗仁解释的台湾问题之开始）
时至今日，中华民国政府的立场，自1990年代李登辉总统之后开始改变，因应于国家未统一之现状，冻结部分宪法条文（并非废除），不再否认中共当局对大陆地区的实际控治及不再视中共当局为叛乱团体、承认蒙古的存在，并放弃以武力收复大陆失土。但中华民国政府在法理上并未放弃对中国大陆地区主权，仅将领土区分为对等地位的中共当局实际控制的“大陆地区”以及台澎金马的“自由地区”，宪法条文仅在自由地区施行此在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中未修正领土相关条文可见。
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一部分先前在台湾日治时期的前台湾共产党人士逃往中国大陆、香港。其中统独立场皆有，其中谢雪红、杨克煌、苏新等人于1947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在香港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1949年7月10日，台盟由香港辗转得到一份《台湾耻政三周年告同胞书》并予以复制在台湾发送。但7月14日即遭举发，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随即逮捕印刷成员廖学锐、郑庆龙，这就是白色恐怖中的廖学锐案。1949年9月，台盟参加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参与制定共同纲领。1955年，台盟中央迁至北京。当台湾省保安司令部获悉台盟已迁至北京后，下令严办廖学锐案。又再牵扯出30余人，廖学锐与其他11名涉案者最后被中华民国政府枪决。现时台盟成为中国大陆立法机关人大常委会第八大党。
中华民国在台湾自1950年起开始实施县市地方自治，吴三连与高玉树等台籍非中国国民党人士亦多次当选为具地方实权之首都台北市市长。中华民国的民主化在中央政府决定于1987年开放组党结社、组织参加集会游行、从事政治活动、自由办报或出版刊物后有了更全面的进展。1991年起国会全面选举，也象征中华民国迈向民主国家。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与国民大会在民主化与1994年台湾省长民选的叶尔辛效应（中国大陆译为叶利钦）压力下，于1995年修改并冻结部分宪法，而于选举总统和副总统时适用《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一改先前由国民大会代表间接选举的方式。于台湾、澎湖、金门、与马祖举行之总统直接选举于1996年首次办理，也让中华民国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
台湾问题不仅仅是由马关条约或国共内战所导致，台湾问题之原因，实际上也离不开文化冲突、自由民主与专制政治制度之对立迥异以及美国和中国大陆的角力。而中国大陆由中共一党专政，其政治制度显然无法被台湾人民所接受，而绝大多数台湾民意长期且稳定地支持维持现状。
对于台湾问题，双方对于海峡两岸「现状」，即台湾政治及法律地位，各方有不同立场与见解，甚至对历史本身也有不同认知与解读。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05年制定《反分裂国家法》。针对中国大陆之武力威胁，中华民国国会立法院于2003年制定《公民投票法》，保障国民举行公民投票的权利，其中的第十七条「防御性公投」（公投－国家安全事项）条款规定「当国家遭受外力威胁，致国家主权有改变之虞，总统得经行政院院会之决议，就攸关国家安全事项，交付公民投票。」
台湾问题形成初期，海峡两岸纠结于「中国代表权问题」。台湾内外均有官方或非官方人士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这个理论以《开罗宣言》仅为新闻稿宣言且各国并未签字为由，代之以具国际法效力之《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简称《旧金山和约》）中，仅明载日本国「放弃」台湾及澎湖列岛之权利，而未言明交予何国为法理基础，向美国旧金山法庭提出诉讼；同时，过去中国国民党作为「台湾新统治政权」在台湾长期威权独裁统治、中共当局担忧被颠覆而长期闭锁中国大陆边境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与言论管控，两岸经济发展差距等原因，造成两岸很大差异与隔阂；中共当局对台湾武力威吓，中华民国政府的外交空间被打压；台湾独立运动，台湾本土意识形态崛起；部分台湾人（包括激进独派）对中国大陆人士之歧视，中国大陆激进统派人士对台湾人之贬抑用语；部分台湾政治家操作族群意识、统独议题，两岸媒体对对岸之片面报导，都造成两岸间不少误解与对立。另外，198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大批台商开始“登陆”。2000年以来，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发展，台湾经济发展趋缓，而中国大陆在经济地位上提升，成为台湾最大贸易伙伴。部分台湾民众和台湾独立人士认为是中国大陆崛起造成了台湾产业、人才、资金外流，台湾劳工失业增加，并以此作为反对两岸经贸合作、人员往来之理由。
台湾方面，1990年代起，中华民国政府不再否认中共当局，并放弃武力反攻大陆。有人认为，此后台湾问题之症结已由「中国代表权问题」转化为统一与独立之争、中国化与去中国化（台湾本土化）之争。
除了这种强烈之二分法，也有人认为还有第三种中间路线存在——采用邦联制或联邦制等来解决，欧盟模式是为典型；同时去中国化(或说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必排斥中华文化；民调也显示，大多数台湾民众支持维持维持现状。现时统独比例皆下降且持平，支持台海维持现状者占有绝大多数。
蒋中正时代的中华民国政府被大部分反共产主义国家承认为中国之合法政府，坚持认为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有权对中国大陆地区（包括外蒙古地区）及台湾地区行使主权，并将大陆地区划为沦陷地区，将台湾地区称为自由地区及复兴基地。以“反攻大陆，光复国土，拯救大陆同胞”作为国策，在台湾岛内实行戒严，严防共产势力渗透台湾，防止全面民主以重蹈覆辙动摇统治根基。
蒋经国时代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代替“反攻大陆”。坚持只有中国大陆放弃共产主义，两岸才可能统一。对中共政权采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
蒋经国去世后, 1990年李登辉经国民大会当选中华民国第八任总统，全面掌握党政军大权后，于1990年10月7日宣布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当时设置目的在主导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依据「民主、自由、均富」，力促两岸统一，并于1991年2月23日第三次会议上通过了《国家统一纲领》。在1991年，中华民国代表以中华台北之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同加入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相当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存在，是现阶段统治中国大陆地区的政府。往后，中华民国政府鉴于两岸政治制度及两地人民生活水准皆存在极大差异、观点不受中共当局尊重，遂对中国的统一不再一厢情愿。李登辉同时进一步推行蒋经国晚年推行的台湾本土化政策，并且开始强调台湾主体性。
1995年，李登辉访问美国康乃尔大学，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位访问美国的在任国家元首，美国国会议员和康大校方都称呼他是台湾总统。李总统于欧林讲座发表题为《民之所欲，长在我心》的演讲，当中以英文提及「中华民国」达四次，且指出台湾已实现“主权在民”的政治体系。引发中共当局强烈反应。1996年，李登辉与连战搭档，参选中华民国第九任正、副总统。中共当局于台湾海峡举行一连串称为“海峡九六一”的军事演习以恐吓中华民国。美国为防范有事，派遣两艘航空母舰巡防台湾海峡。选举就在「第三次台湾海峡危机」中完成，结果李登辉与连战以54.0%的得票率，赢得了中华民国第九任总统、副总统职位，也是华人历史上首次真正民选的国家元首(参见：1996年中华民国总统大选)。国会全面改选与成功的总统直接民选也更加巩固中华民国的民主制度。
1996年，李登辉当选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位民选总统后，由于受到中共当局的政治压迫，李登辉对两岸关系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也愈发倾向台湾独立。1999年7月9日，他在接受德国之声录影专访的时候，提到海峡两岸的关系，表示“台湾和中国是国与国的关系，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这也就是著名的「两国论」。该观点导致中国大陆的激烈反应。在李登辉总统任内，台湾认同已逐步开始在台湾社会走向主流地位。
2000年5月20日，民主进步党总统候选人陈水扁当选中华民国第十任总统，是为第一次和平的政党轮替。陈水扁在首次就职时，发表了四不一没有的两岸主张。2002年8月2日陈水扁透过视讯会议在日本东京世界台湾人大会第二十九届年会上发表演说时，提出「台湾应该走自己的路」，重申「台湾、中国，一边一国，要分清楚」，并承诺将推动公民投票，由人民决定台湾命运。相对于特殊两国论仅认为台湾与中国大陆分属不同国家，一边一国论更强调台湾有别于中国大陆之外的独立性。同时扁政府冻结了李登辉时期颁布的国家统一纲领。中华民国任务型国民大会亦通过宪法增修，把公民投票写入宪法，导致中国大陆通过反分裂国家法。
2008年，中国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马英九当选中华民国第十二任总统，是为第二次和平的政党轮替。他提出一个中国就是自由、民主、均富和统一的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国大陆唯一合法政府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为自由、民主、均富和统一的国家。但此「宪法一中」的表述仅用于与中国大陆协商时，事实上马英九总统所领导的国民党不但党纲删去了统一中国的文字表述，外交部网站亦承认了蒙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以「不统、不独、不武」的说法，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维持台湾海峡的现状。在国民党所主张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基础上恢复协商。并坚持台湾要安全、要繁荣、更要尊严，「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的施政原则。
2008年9月4日，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接受墨西哥太阳报专访时，称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
2011年2月7日，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强调依据宪法未来官员在口头表达和官方公文中，称呼对岸只能用“中国大陆”或“大陆”，禁用“中国”。2012年12月26日，马英九重申，两岸关系是一种特殊关系，而不是国与国的关系，并指出这种特殊的关系是“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
2013年10月10日，马英九在双十国庆上表示，“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两岸关系不是国际关系。”
马英九执政期间的两岸政策使两岸关系得以改善，并促成了两岸领导人会面。
2016年1月16日，民主进步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当选中华民国第十四任总统，是为第三次和平的政党轮替。蔡英文主张两岸维持现状，但未有坚持及接受大陆方面所要求、涉及「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中国大陆打压台湾力道增强，在国际上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蔡英文上台两年间，中华民国失去5个邦交国，且其驻驻外代表机构亦被迫更名。
中华民国政党方面的立场则包括泛蓝及泛绿两派。两派主张的共同点是台湾不接受中共当局的统治，相异之点则在于「中国」、「中华民国」及「台湾」之界定与未来走向。中华民国泛蓝阵营政党主要包括中国国民党、新党。除了新党及统促党坚决反对台湾独立及提出与中国统一外，其他大多数泛蓝政党愿意在台湾人民的认可下，接受“一中原则”，惟坚持一个「中国」指称的是「中华民国」，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社会环境与民意变迁，国民党本土派人士增加，国民党在论述中早已不谈过时的中国政权法统，甚至绝大部分人士及媒体都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故仅在两岸政经协商时使用「一中各表」。至于亲民党则采取较新党模糊的偏统论述，在2004年中华民国总统大选时泛蓝副总统候选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提出一中屋顶的构想，这个构想类似于政治学上的邦联制。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在2012年3月与中国共产党会谈中也曾提出一国两区构想。
而一国两府则最早由美国政府提出。1990年，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主持的国家统一委员会，再度提出一国两府的建议。2000年陈水扁当选中华民国总统时，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曾再度提出一国两府、联邦制和邦联制等构想，但主要是反对台独。
此外，2004年由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张亚中所提出的一中同表则希望两岸由一中各表的立场更进一步。2015年，中国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在其两岸政策中亦使用了这一主张，但民调显示六成的台湾人不支持此主张，最后洪撤回一中同表。
台湾泛绿阵营政党主要包括民主进步党、台湾团结联盟、时代力量
由于中华民国政府在国共内战中败退，台湾对于中华民国的比重一跃增大。时至今日，中华民国政府实际控制范围即为台澎金马。
经历了六十多年以来的和平共处，大部分的台湾人所认为的台海现状应该是维持现状，不统不独，继续以两（多）个分别收税的政治实体来统治整个中国，这是比较好的做法。不过仍有群体仍持续深耕「台湾主体意识」的意识形态。
然而，支持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尤以陈水扁为首所论述的「中华民国是台湾」为代表，此论述的支持者认为「中华民国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主权属于台湾人民」，主张中华民国是台湾的国名，而台湾并不归属于中国大陆。
另外，有一些台湾人甚至坚持多年以前由蔡英文等人起草、总统李登辉所公布的《两国论》，意即认为「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两个政治实体，或「中华民国是台湾」的论述，而台湾问题是两个「国家」的政治实体之间在外交及军事上的对立与争执。
而台湾内部有一些人主观认为中共当局持续以武力威胁和外交封锁，这使得台湾内部部分新闻媒体普遍表现出反感的态度。
中华民国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在2010年12月的调查数据显示：6.4%尽快独立；17.6%暂维现状以后走向独立；28.4%永远维持现状；34.2%暂维现状以后看情形再决定独立或统一；7.1%暂维现状以后走向统一；1.2%尽快统一；5.2%其它/无意见/不知道/拒答。民调结果显示，支持广义维持现状的比率达到87.3%，显示台湾民意仍继续保持「广义维持现状」的趋向。
2013年10月台湾指标民调显示，有七成台湾民众认为台湾和中国（大陆）是两个各自发展的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在九零年代本土化加深的台湾，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已经逐渐转变为台湾人认同：即当问到你是台湾人、中国人，还是两者都是时，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选择台湾人，而非其他两者。一般认为，在台湾，立场偏蓝或偏绿的媒体在进行民调时，会有所谓的「机构效应」(house effect)，然而即便是传统上被认为是亲蓝的《联合报》，在其2006年11月的民调中仍显示，已有高达百分之六十二的台湾民众自认为台湾人，而非中国人。 根据行政院研考会于2009年5月进行的民调，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达到6成7，认同自己同时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占1成7，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仅1成1。
台湾远见民调在2014年9月进行的民意调查，针对台湾民众的统独观点调查结果显示，赞成统一的只有8.9%、维持现状的有47%、赞成独立的亦有32%。这次调查是由远见民调中心在2014年9月9日至9月12日晚上18:20至22:00进行，以等比例分层随机抽样，抽出电话门号后末二码代以随机乱数处理，并采电脑辅助电话访问方式，成功完访居住台湾20岁以上民众共1020位。对母体各项参数的推论，以95%信赖度估计最大抽样误差分别为±3.1%。调查结果已对受访者性别、居住县市、年龄、教育程度等项进行样本代表性检定，并进行加权处理，但没有说明如何进行加权处理的细节。台湾远见民调在2014年3月进行的民意调查，针对台湾民众的统独观点调查结果显示，赞成统一的只有10.7%、维持现状的有46.8%、赞成独立的有24.8%。
2016年台湾陆委会民调显示
根据2017年联合报「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民众对于台湾统独前途的看法，仍以「维持现状」为绝对主流，而支持统一或独立比例基本持平
但一般民调数据多采集「中国人」（不同政治立场对该词理解不同）及「台湾人」的身份认同，不常涉及「中华民族」这个民族认同概念。
在蒋经国过世以前海外华人华侨有部分亲中华民国的立场明显，他们认同国民政府和三民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支持民国政府、有些人甚至会在中华民国的双十国庆日到台湾台北参加庆祝活动。一些海外地区与商圈也会悬挂中华民国国旗与孙中山的画像。
在蒋经国过世以后，李登辉政府上台以后，由于海外华侨大部份是中国大陆出身的，基本上比较认同中国，因此逐渐对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感到失望，加上80、90年代之后共产党统治之下的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使得部份原先支持中华民国政府的海外华侨，逐渐把自己的生活重心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国大陆也有一些人开始参加在海外的华人社团，有些社团甚至开始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
在中国国民党执政时期，就已经有许多来自台湾的侨胞，为反抗国民党统治，参与诸如「新侨社」「台湾人公共事务会(FAPA)」等的海外台湾侨社，是台湾独立运动的主力来源。
另外在流亡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人士，因为试图以台湾的民主政治影响中国大陆，并希望民主的中华民国的存在能够施加压力给中共当局去改善人权和开放民主，因此基本上支持台湾现阶段维持现状，反对实行“一国两制”，但多数不能接受台湾独立，而是希望中国大陆废除一党专政而让统一的中国都实行民主制度。中国大陆的民运人士也如阮铭、袁红冰和曹长青等有极少部分人士支持台湾独立。有观点认为，少部分民运人士同台湾独立运动关系密切，台湾方面对部分大陆民运人士有相当资助。
国际社会对台湾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一个中国作为建交的基本原则与其它国家发展外交关系，中华民国政府认为其国际生存空间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打压，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能在国际上充分代表台湾人民的利益及声音。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均采取“中国唯一代表权”的政策，凡是与一方建交的国家，就不能同时与另一方建交。所以，目前全世界大部分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正式的外交关系，而与中华民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不过大多数国家都与台湾保持密切的经贸暨民间往来，例如对台经济、文化、民间参访和旅游等交流活动，并在台湾设立准官方代表处以处理领事、经贸、文化等各项事务。其中亦一些国家与台湾保持政治军事等官方层面的交流。
1971年之前，中华民国曾长期在国际上打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空间。中华民国政府采取「汉贼不两立」政策，阻止中共当局进入联合国以及绝大多数国际组织，甚至派遣间谍安装炸弹袭击进行外交活动的中共领导人。多数国际组织也多以「北京政权」（Peiking Regime）或「中共政权」（Chinese Communist Regime）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于朝鲜战争结束后，在受邀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和进行国际谈判时，却也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或P.R.O.C.）名义在国际空间中活动。"
1971年，联合国通过联大第2758号决议，议文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而同时进行的由美国提议的保留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的投票，则遭到否决。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后，也转而积极打压中华民国的国际空间。近二十年来，中华民国政府多次由其邦交国提案希望加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向世界卫生组织派出观察员，但是均受到中国代表权问题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坚决反对而未被接受。中华民国政府一直试图增加其国际影响力，但在政治现实下，甚少国际组织接受中华民国作为其会员国。且多数国际组织往往以「中国台湾省」（Taiwan, Province of China）或「中国台湾」（Taiwan,China）称呼中华民国。（但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包含台湾省及福建省两个省份）
不过，一些无须要求会员是主权国家的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亚洲开发银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则接受中华民国作为其会员，中华民国使用的名称多为「中华台北」（Chinese Taipei），但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则用「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的名称，简称「中华台北」。「Chinese Taipei」在中国奥委会和中华奥委会的协商后的中文名称决定为「中华台北」，在各种国际场合的中文名称均使用中华台北。在北京奥运会之前，中国大陆境内仍大多使用「中国台北」称呼「中华台北」，此后则改为称「中华台北」。但在2017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又将“Chinese Taipei”的称呼修订为“中国台北”。中华民国前总统陈水扁直接称呼「Chinese Taipei」为「台湾队」，台湾民众则简称为「中华队」或「台湾队」。
1950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签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战略同盟关系及和美国在远东对立的战略格局由此而形成。与此同时，进攻台湾成为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工作的首要任务，并开始积极准备。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陷海南岛。5月16日，中华民国国军撤离舟山群岛。台湾形势日益紧张，中国大陆沿海岛纷纷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夺取，使甫播迁来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局势更加不利。
美国对中国政局发展极为重视，5月18日，原共和党发言人、刚刚出任国务卿顾问的杜勒斯向国务院提交一份与国务卿艾奇逊观点相左的备忘录。他提出：“由于共产党已控制中国，而中国又与苏联结盟，世界力量均衡的局面已被打破，并且朝着有利于苏联而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倾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的行为仍表现出允许那些未确定地区，即美洲和北大西洋条约国以外的地区存在落入苏联之手的倾向，那么在类似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这样具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地区，美国就将遇到一系列重大的灾难，甚至中东石油地区也将处于危机之中。为了防止这种灾难的发生，美国应该迅速采取一种能够显示信心和决心的全新与强硬的立场。”杜勒斯认为：“如果美国宣布要使台湾保持中立，既不容许它被共产党占领，也不容许它被用作对抗中国大陆的军事基地，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使这一决策坚持下去，除非苏联发动公开的战争”。
5月30日和6月9日，助理国务卿鲁斯克采纳杜勒斯的意见，并在向艾奇逊提交两份建议书，称“如为保证台湾军事中立化，美国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水域，宣称防止台湾海峡双方发生军事行动；照会英、苏及联合国，说明中国人之间在台湾即将发生的冲突将涉及国际和平问题，应由联合国及对日和约有关国家共同解决。”
6月24日，美国远东驻军司令官麦克阿瑟向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递交一份《保台意见书》，其中把台湾比喻为“不沉的航空母舰”，强调台湾一旦落入共产党手中对美国远东战线造成的威胁，主张美国应采取主动措施防止台湾被共产主义政权所统治。
6月26日，杜鲁门在布莱尔大厦召集国务院和国防部高级官员商讨朝鲜问题。布莱德雷首先提出的不是朝鲜问题而是台湾问题，他宣读麦克阿瑟的《保台意见书》，并提出“台湾比朝鲜更重要”，“在朝鲜的进攻可能是一次佯动，目的是转移我们被共产党急迫进攻台湾的注意力……如果共产党果真要从远东把仗打下去，我们就必须刻不容缓地保卫台湾”。
杜鲁门遂于6月27日发表声明，表示：“对朝鲜的攻击说明，共产主义现在要使用武装的侵犯与战争……共产党部队对台湾的占领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与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并宣布“台湾未来地位的确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本的和平解决或联合国的审议”，当天，第七舰队十余艘军舰进驻台湾基隆、高雄两港口，并在台湾海峡进行 “侦察巡逻”和作战演习。6月28日，杜鲁门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阻止任何对台湾的进攻，确保台湾中立化。8月4日，美国空军第13航空队一批飞机进占台北空军基地。同时，美国驻远东军总部还设立名为“驻台考察团”的指挥机构，统一指挥海、空军。美军的举动，标志着美国已经全面介入中国内战，并将台湾的战略地位纳入国际冷战格局，成为中(包含两岸)美关系未来发展的重要一环。
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在1951年首次明确提出“岛链”概念，试图以岛链方式来封锁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台湾则成为第一岛链的重要一环。1954年12月2日，美国同中华民国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共十条，其中第二条：一旦“缔约国将个别及联合以自动及互助之方式，维持并发展起个别及集体之能力，以抵抗武装攻击，极由国外指挥之危害其领土完整与政治安定止共产颠覆活动”；第五条：“每一条约国承认对在西太平洋区域内任一条约国之武装攻击，即将危及其本身之和平与安全，兹并宣告将以宪法程序采取行动，以对付此共同危险”；第七条：“中华民国政府给与，美利坚合众国接受，依共同协议之决定，在台湾、澎湖及附近，为其防卫所需要，部署美国陆海空军之权力”；第十条：“本条约有效期无限”。
1955年1月29日，美国通过台湾决议案。
1955年2月，美国国务院宣称：国际任何讨论台湾问题之会议，倘无中华民国代表出席，美国决不参加。
此后，美国在台湾长期驻军，客观上避免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期的数十年间，通过落后薄弱的海军跨海作战，统一台湾的可能性。直至1979年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压力下全数撤出，《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被废除，而以由美国国会通过的美国国内法《台湾关系法》取而代之，该法律仍然强调美国应对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以维护太平洋和平与安全。
美国并未放弃其在台湾的战略利益，也一直没有放弃岛链封锁中国大陆的战略，故台湾问题一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认为是“中美关系发展中最敏感的问题”，“中美关系发展最大的障碍”。2005年5月13日，抵达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在会晤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时，再次提出“中美关系的关键在台湾问题”。美国总统与国务卿则多次强调台湾问题也是人权问题，其处理必须是和平方式且经台湾人民之同意。
1979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前与中华民国断交，并发布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美国在《中美建交公报》中关于台湾的部分，表示「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但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拥有主权（『美国一中政策』）。
但此后，美国政府一直保持模糊政策，直至2004年中，美国政府因应民进党政府激进动作，不得不开始日益清晰其一个中国、不支持台独的政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提及关于最终主权地位时，均使用“福尔摩沙”(Formosa)，而其他时候则使用“台湾”(Taiwan)。此外，通过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及美国国内法“台湾关系法”，但美国的态度是两岸的过程必须是台海两岸的政府共同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反对以片面或非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而此过程是没有时间表的，由两岸的政府和人民共同决定。这样的政策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台海两岸人民的利益。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政策是，“美国对台湾没有领土野心”，这点已由杜鲁门总统所确定，而至今没有改变。
因此，按照美国的说法，不论是韩战时协防台湾、金门砲战时协助中华民国国军运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日内瓦会谈、台湾关系法的订定及执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签订、1996年台海危机时巡弋台海、反对台湾公投、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等，均不是支持或反对两岸统一或台湾独立，而是因为那样做，符合美国的政策、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的政策是清晰的，一贯的，而且没有改变。此一立场美国于2007年8月31日再度重申。
2007年，美国国会研究处在研究海峡两岸的『一个中国政策』报告书中阐述美国的立场，并总结了五点：
这些内容在2013年美国国会研究处的研究报告中保持不变。
美国众议院及参议院于2016年9月分别提出旨在促进台湾与美国间的高层级交流的法案——《台湾旅行法》（英语：Taiwan Travel Act），之后2017年1月及5月重新提出，获参众两院通过，并于2018年3月16日由总统特朗普签署生效。此法是续《与台湾关系法》后，另一部现行与台湾相关的美国国内法。
1972年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选举中，日中关系就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议题，田中角荣在竞选时承诺上台后要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得到其他候选人三木武夫和中曾根康弘的支持，选举结果是田中大比数击败最大的竞争对手，当时属于亲台派的福田赳夫。7月，田中角荣出任日本首相后，表示充分理解中国政府的「复交三原则」（即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及废除《中日和约》），中国政府也对此做出积极回应。相应内容发表于《中日联合声明》中。
2010年5月19日，日本外务省副大臣武正公一在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会议上回答众议员中津川博乡质询时表示：「日本并未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只是在《旧金山和约》中，日本政府放弃对台湾的所有权利，有关台湾的法定地位，日本政府没有加以认定的立场」。2012年3月9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亦作相同表示。
2016年10月14日，日本民进党党魁莲舫因出生于台湾导致的双重国籍争议影响政治生涯，向日本法务省提供国籍放弃的证明文件，日本法务大臣金田胜年14日召开记者会，表示日本并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所以没办法受理莲舫的国籍放弃之证明文件。日本并不承认台湾当局的合法性，所以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所开出的国籍放弃证明文件为官方文书，莲舫可以改为向法务省宣示只愿意拥有日本国籍，能够消除双重国籍的问题。
1988年12月20日，鉴于台湾在联合国机构中的称谓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中国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副代表名义致函亚太经社会秘书处，要求联合国各有关机构应当使用“中国台湾省”称呼。1989年5月3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秘书处法律部递交了正式外交照会，“谨奉授权确认联合国系统文件包括统计表格中如必须提及中国台湾省时，其正式称谓应为‘中国台湾省’。”同年6月15日，联合国秘书处法律部答复称，其已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外交照会印发联合国系统各有关部门，并将立即启用新称呼。
2005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一份退回关于台湾加入联合国请求的函件中，指称鉴于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文，联合国认为台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联合国认为，就一切意图和目的而言，台湾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民国政府对此向联合国大会致函反驳潘基文的言论。但是该函件随即遭到联合国大会总务委员会退回，联大总务委员会同时拒绝将这一问题列入联大议程，这是联合国大会第15次退回类似函件。不过，一份来自维基解密的外交电文指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之后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哈利勒扎德会面时，承认他有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公开发言「太过分（go too far）」，并确认未来联合国提及台湾时，不再使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词。澳洲、加拿大、日本及纽西兰也跟进美国，在与联合国咨商之后确定不再使用上述说法。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持续压制台湾的国际空间，要求其邦交国及国际组织不得承认台湾有国家地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及各下属机构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前要求延续“中国台湾省”之称谓。2016年，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在记者会上被问及秘书长一份关于高雄美浓地震的声明中“中国台湾省”的称谓时强调，这是联合国所采用的正式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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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户座
猎户座（Orion）是一个非常显著的星座，也许是夜空中最出名的一个。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它那些分布在天赤道上耀眼的星，也是各地人都认得的星座，也因此猎户座一直有著「星座之王」的美誉，形如猎人俄里翁站在波江座的河岸，身旁有他的两头猎犬大犬座和小犬座，与他一起追逐著金牛座。一些其他的猎物如天兔座都在他的附近。
这星座有很多光亮的恒星及深空天体。以下是它其中的几颗星：
除参宿四外，猎户座中主要的星都有相似的年龄及特征，表示它们可能有一共同的起源。
透过猎户座我们能够很容易找到其他的星。把猎户的腰带往东南方伸延就能找到天狼星（大犬座α）；向西北方则会碰到毕宿五（金牛座α）。沿著猎户的肩膀往东就是南河三（前犬星，小犬座α）。从参宿七往参宿四的方向一直伸延就可见到北河二（双子座α）及北河三（双子座β）。
从猎户腰带挂下来的是他的剑，它是由四合星（猎户座θ1及猎户座θ2）及猎户座大星云（M42）所组成，在中国称为伐星。即使用肉眼也能够清楚辨认出这个壮丽的天体不是一颗星；如果利用到双筒望远镜，我们更可看到它那些年轻的恒星、发光的气体及尘埃。
另一著名的星云就是位于猎户座ζ的马头星云（IC 434），它的名字来自当中的一团形似马头的黑色尘埃。
如果以一支小型望远镜去观察猎户座就能看到更多有趣的深空天体。
这一个耀眼的星座在不同的古代文明中都有它的位置，只是形象不同。
古代苏美人把这些星视为一只绵羊。参宿四的拉丁名Betelgeuse意为“腋窝”，其实指的就是“绵羊的腋窝”。
在古中国，猎户座是廿八宿之一，即“参宿”。-{zh-tw:「参」就是「三」的国字大写; zh-cn:“参”同“三”的大写“叁”;}-，指猎户腰带上的三颗星。中国传统中，有“三星高照”的说法，认为三颗亮星高照，象征吉祥幸福、健康长寿和富裕。“三星”即指参宿一、参宿二与参宿三。还有“三星正南，就要过年”的谚语，表示这三颗星在天空中的位置和农历新年的关系。
古埃及人认为这些星是奉献给光之神──欧西里斯（Osiris）的贡物，一些金字塔与猎户座有密切联系。
无论在古代或现代的文学作品中，猎户的腰带与剑经常都有出现。它甚至成为美国陆军第廿七师在两次大战中的佩章，可能是因为当时这一师是由奥瑞恩将军（General O'Ryan）所统领。
在希腊神话中，有关一个如此显眼的星座的故事有多个版本并不令人觉得惊奇。
在其中一个版本中，俄里翁扬言自己是世上最伟大的猎人。宙斯的妻子赫拉听到后就派出一只蝎子去杀死俄里翁。结果俄里翁被刺死，宙斯对此感到可惜，就把这名猎人放上天上。那只蝎子也被放上天而成为天蝎座。有趣的是当这两个的其中一个从地平线升起的时候，另一个就已经落下，所以这对仇人就永远不会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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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字母
阿拉伯语字母，也作天方字母（，），为阿拉伯语的书写形式，类似于亚兰字母，除了阿拉伯语之外，世界上（尤其是伊斯兰教势力比较兴盛的地区）尚有别的语言使用阿拉伯字母，如波斯语、达里语、中国的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等。在中国，回族地区偶尔也用阿拉伯字母记写汉语，这叫做“小儿经”。目前阿拉伯语字母是仅次于拉丁字母后世界上第二多人使用的拼音文字。
阿拉伯字母本身不包含短元音，所以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达里语、普什图语等语言的很多书籍和杂志中，短元音并不被标出，所以人们必须从文中推测出这些元音。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闪族语更多的使用辅音和长元音来区分词义。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语言通过修订阿拉伯字母，使得所有的元音均可表示出来，人们阅读文章时不再从文中推测读音，例如维吾尔语。
阿拉伯字母属于亚兰字母体系，共有28个表示辅音的字母，通常在《古兰经》，幼儿读物，或者给外国人阅读的书籍中才加元音符号。
阿拉伯语是连续书写的（从右到左），不同于每个文字都单独书写的象形文字，因此每个阿拉伯字母的书写形式会受到词法的影响。
在阿拉伯字母中，两个相同辅音相连，并且前一个读静音的时候，则在该字母上使用一个tashdeed（类似于w的符号）表明，称为叠音。
《古兰经》是用使用阿拉伯字母的古典阿拉伯语书写的，参看阿拉伯书法。
阿拉伯文字母分太阳字母和太阴字母（月亮字母）两类。
阿拉伯文定冠词 "" (al-) 中拉姆 /l/ 的发音受后面字母同化影响变成长辅音的文字。具体来说，是指与 /l/ 发音部位相同或者接近的舌冠音 (齿音、齿龈音、齿龈后音) 的几个字母。由于「太阳」一词 （shams）词首带有 ش 字母故被称作太阳字母 （hurūf shamsiyya）。例如， 加定冠词后变成 （ash-shams），而不念做 al-shams。也就是说，阿拉伯文定冠词 ال 后面遇到太阳字母时，定冠词不念做 al，而是与后面的太阳字母叠合读成叠音。具体即 ت, ث, د, ذ, ر, ز, س, ش, ص, ض, ط, ظ, ل, ن 这几个字母。
定冠词 /l/ 发音不发生同化的字母，即太阳字母以外的字母，称作太阴字母（月亮字母）。「月亮」 （qamar）词首字母 ق 也是，故名太阴（月亮）字母 （hurūf qamariyya）。例如 带定冠词后变成 （al-qamar）。也就是说，定冠词 ال 后面遇到太阴字母时，定冠词依然发作 al，具体即 ا, ب, ج, ح, خ, ع, غ, ف, ق, ك, م, ه, و, ي, ء 这几个字母。
另外，二十八个字母中，艾里夫（ا）、瓦五（ﻭ）和雅伊（ﻱ）这三个字母称为「柔母」，其余二十五个字母为「刚母」，他们在词法中会发生不同的语法变化。
※这个合字用在以 ا (alif) 开头的词再加定冠词「ال」(al) 的场合。另外，在带有 /(ʔ)a/ /(ʔ)i/ /(ʔ)u/ 音值的词头 ا (alif) 之前遇到「ل」(lam, /l/) 时，虽然书写上变成合字 لا ，但发音不会变成 /laː/ 而还是 /l(ʔ)a/ /l(ʔ)i/ /l(ʔ)u/ （例：إسلام (Islām) + ال (al) → الإسلام (al-Islām) ）。除去上述特殊情况以外，在词中、词尾加上后续字母变成长元音 /aː/ 的场合 ا 之间遇到 ل 变成合字 لا 才发做 /laː/ 音。
这些符号在通常情况下通常省略，只用在教育、解说的文本里。音符分为「动符」和「静符」，「动符」有合口符、开口符、齐齿符三种。
用于标注元音，通常只出现在《古兰经》或者初级启蒙书中。
（wasla 和 alif khanjariyya 无法从键盘直接输入。）
※伊斯兰教真主安拉在阿拉伯文里写作الله， ّ (shadda) 上面有一个短线，这是小艾里夫（短剑艾里夫）的一个特殊形式。键盘输入时输入 ل (lam) + ل (lam) + ه (ha) 后会自动转换成带记号的符号。
海姆宰 (hamza) 是表示声门塞音 /ʔ/ 的文字（符号），由字母 ع (ayn, /ʕ/) 派生而来。很少单独书写，基本是附着在 ا (alif) (及其与 ل (lam, /l/) 的 لا 合字 )、ي (ya, /j/)、و (waw, /w/) 这几个「主字母」上。（另外，与「ي」(ya, /j/) 组合时下面的两点常省略写成「ئ」。）
使用规则如下：
列表如下。
海姆宰单独出现「ء」仅限于词尾以辅音结尾结尾，或者（之前遇到的和主字母相同的字母）以长元音结尾等不适合使用主字母的场合。
现在使用的字母顺序是按字母造型类似统一放在一起的。除此之外，习惯上还有一种源于腓尼基文字传统的称作 abjadī 顺序 (أَبْجَدِي)。根据区域有所不同，但是一般顺序如下(从右向左)。阿拉伯字母当做数字使用时，也按照这种顺序。
通常把这个顺序分成八组加上元音念做 ，或者 abujadin hawazin ḥuṭiya kalman sa‘faṣ qurishat thakhudh ḍaẓugh。
有两套数字体系：标准阿拉伯语数字和东阿拉伯语数字，使用于书写阿拉伯语的伊朗、巴基斯坦和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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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伽罗文
僧伽罗文是在斯里兰卡用来书写官方语言僧伽罗语并有时用来书写书面语言巴利语和梵语的一种元音附标文字。作为婆罗米系文字的一员，僧伽罗文可以追溯祖先到2000多年前。
僧伽罗文有两套字母表，代表所有本土音位的核心字母表叫做（纯僧伽罗）或（字母表）。为了表示梵语和巴利语词语，采用扩展字母表（混合僧伽罗）。
多数僧伽罗字母是花体的；在字母表中几乎完全缺少直线。这是因为僧伽罗文被写在棕榈叶上，书写直线会使叶脉破裂，因此偏好圆形。本节的表格中用更深色的背景来指示扩展字母。
僧伽罗文有表示数字的特殊符号，一直使用到了19世纪初。现在被阿拉伯数字取代。以前用作为表示完全停顿的标点符号。现在一般不再使用。
僧伽罗文在Unicode 3.0及以后的版本获得支援，在U+0D80至U+0DFF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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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语字母
土耳其语字母从前只用于书写土耳其语，它创立于1928年，借用了经改造的拉丁字母，以代替原本土耳其语使用的阿拉伯字母。但现在随着泛突厥主义的扩张，不少中亚国家都由原来的阿拉伯字母或西里尔字母文字，过渡至采用土耳其语字母。
字母来自瑞典语，因为在设计土耳其语字母时，有瑞典籍的传译员参与。字母来自阿尔巴尼亚语、字母来自罗马尼亚语、字母来自德语。
注意有点的（小写为 ）和没有点的（小写为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字母，每个都有各自的大小写字母形式。有些文字处理软件，在编辑土耳其语文字时，能正确地处理 ←→ 和 ←→ 这两组与其他字母不同的大小写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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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
世界语（，又称「希望语」，因为Esperanto在该语言中的意思为「希望者」），旧译万国新语、爱斯不难读，是最为广泛使用的人工语言。波兰犹太人眼科医生柴门霍夫在对其进行了十年的创作工作后于1887年出版《第一本书》，创立了这个语言的基础。世界语的命名来自于（希望博士），这是柴门霍夫出版《第一本书》时所使用的笔名。最早，柴门霍夫给这门语言取的名字“La Lingvo Internacia”，意为“国际语言”。
在《第一本书》中，柴门霍夫写道自己对世界语有三个主要目标：
总之，世界语的定位是国际辅助语言，不是用来代替世界上已经存在的语言。柴门霍夫原本想要创立一种简单易学而灵活的语言，一种普世的第二语言，用来促进世界和平并且帮助世界各地的人民了解他国的文化，而现在一些世界语者仍然抱着这样的期望。
根据民族语言网的统计，世界各地一共有大约两百万人在某种程度上会说世界语，其中包括世界语大约2000名以世界语为母语的人。世界语是目前唯一被人视作为母语的人工语言。国际世界语协会在全球120个国家中有大约5500个成员，其中在欧洲，东亚及北美的成员最多。世界语维基百科至今已有大约个条目，是第32大维基百科（曾在2005年排名第32），也是最大的人造语言维基百科。
至于网上学习世界语的平台，lernu!是最受欢迎的平台之一，在2013年公布有15万个注册用户，每个月也有大约15至20万个访客。2015年5月28日，多邻国增添了通过英语学习世界语的课程。隔年10月26日，通过西班牙语学习世界语的课程也加入了多邻国外语课程的行列。2017年5月27日止，在多邻国网站上开始学习世界语的人超过一百万。
世界语有文学作品、歌曲和电影，可说在短短的一个多世纪内衍生了一种独特的世界语文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在1954年将世界语推荐学习使用，1985年再次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给联合国各个成员国。2007年，世界语成为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标准（CEFR）的第32种语言。虽然至今仍无任何国家给予世界语官方地位，但世界各地许多学校从小学到大学皆有提供世界语学习课程，且谷歌、维基百科、脸书、Firefox、Ubuntu等皆有世界语版本。Google翻译自2012年2月22日开始增列世界语为第64门语言。印尼的外交学院也将把世界语列为年轻外交官学习的语文之一。
柴门霍夫医生的第一本世界语书《Esperanto》作于1880年前后。他是俄国犹太裔眼科医生，生于时属俄罗斯帝国的比亚韦斯托克。他创造这门语言是为了促进各国人民友好相处。他早年在比亚里斯托克的境遇和感慨可以在他给Nikolai Borovko的信中窥见一斑：
柴门霍夫历经约十年将外语文章译作世界语，同时也直接用世界语创作散文与诗歌。1887年在华沙出版了第一本世界语语法。在其后的几十年里，世界语使用者的数目急剧增加，起初只是在俄罗斯帝国疆域内以及东欧地区，之后延伸到西欧、美洲、中国和日本。早期的世界语者是通过通信和杂志交流的，自从1905年第一届世界世界语大会在法国海滨城市布罗涅（Boulogne-sur-Mer，或译布伦、布洛涅）召开后，世界世界语大会每年在不同国家召开，只有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中断。二战后，每年都有两千到六千人与会。
因为世界语大有希望成为人类互相了解的桥梁，从而招致了极权主义国家的猜忌，比如在纳粹德国。
由于柴门霍夫是犹太人的缘故，德国对世界语的迫害更是变本加厉。在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中，世界语被说成是犹太人阴谋支配世界后使用的语言。世界语者惨遭屠杀，柴门霍夫的家人也遇害。
苏联初建时世界语还是得到官方支持的，苏联世界语协会也是官方承认的组织。然而1937年斯大林改变了政策，他污蔑世界语是内奸语言，世界语者惨遭流放乃至屠杀。苏联禁止使用世界语，直到1956年才结束禁令。
西班牙内战后，佛朗哥独裁政权迫害无政府主义者和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从而牵连到了世界语者。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肯重新容纳世界语发展。
世界语并不被任何国际承认的国家确认为第二语言，但是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曾有建立莫里斯尼特，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世界语国家。中国语言学家钱玄同曾经提倡用世界语取代汉语。另外，1968年，自封独立的微型国家玫瑰岛共和国也确定世界语为官方语言。
美军曾出版过世界语军用喊话手册，作为军演中假想敌的语言。1924年夏天，美国无线电中继协会接受世界语作为国际辅助语言，并希望其他各行各业的人也能够用世界语来进行国际交流，然而世界语在无线电通信中的实用价值反而不大。
世界语还是几个国际非营利组织的工作语言，比如Sennacieca Asocio Tutmonda，还有很多世界语组织。最大的世界语组织就是国际世界语协会，它与联合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正式顾问关系。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在1954年推介以世界语作为国际沟通媒介。世界语是圣马力诺的国际科学学院的教学、管理语言。
作为一种计划语言，世界语不与任何民族语言有谱系上的关联。人们说它是“词源上多采用罗曼词汇，词法上高度黏着，而又有些孤立语特征。」其音韵、语法、词汇、是基于西方印欧语言的，而音位系统本质上是斯拉夫形式的，也有少量日耳曼语言特征。在语用和其他在最早的柴门霍夫的世界语文献中未详细说明的方面上深受早期使用者的母语影响，尤其是俄语、波兰语、德语、法语。
在语言类型学范畴上，世界语的介词、语序自由，而预设为主谓宾。形容词可以自由地置于所修饰的名词的前或后，然而通常还是在名词前。新词通过丰富的前后缀而形成。
世界语有23个辅音、5个元音、两个半元音，半元音可以和元音组合成六种复合元音。（辅音/j/ 和半元音/i̯/ 都写作j，不常见的辅音 /dz/写作字母组合dz.）不使用重音来区分语义。重音恒在倒数第二个元音上，除非在个别情况主要如诗歌中略去了词尾元音，比如familio“家庭“读作[fa.mi.ˈli.o]，重音在i上，而略去了最后一个元音o时（famili'），重音仍然在i上[fa.mi.ˈli]。
23个辅音是：
/r/通常读作颤音，但也可以读成英语r [ɹ]。/v/常常读如英语v，但是也有人读成[ʋ] (介于英语的v与w之间)或者[w]，这就要看说话者的语言背景了。半元音/u̯/常常只在元音/a/和/e/之后构成复元音，而并不像辅音w /w/。通常也存在把nk读成[ŋk]和把kz读成[ɡz]的同化现象。
世界语中辅音丛很多，词首可达三连辅音（比如在stranga“奇怪”中），词中可达四连辅音（比如在instrui“教学”中）。除非在外来人名中，词尾辅音丛不常见；诗歌用语省略词尾o；也有极少的基础词汇如同cent“百”，post“在……后”有词尾辅音丛。
世界语有五个基础元音，前闭元音i、后闭元音u、前中元音e、后中元音o和开元音a，与西班牙语、斯瓦西里语、菲律宾语、现代希伯来语、现代希腊语一样。
半元音两个/i̯/ 和/u̯/，常与基础元音结合，形成六个复合元音aj、ej、oj、uj、aŭ和eŭ，几乎和菲律宾语里一样。
因为只有五个元音，所以世界语允许把元音读作其变体。比如说e可能会被读成介于[e] (相当于法语é)与[ɛ] (相当于法语è)之间的各种音。这些细节问题常常要看说话人的母语。有人会在后面还紧连一个元音的元音后添上一个喉塞音，比如heroo“英雄”读作[he.ˈro.o]或者[he.ˈro.ʔo]，praavo“曾祖父”读成[pra.ˈa.vo]或者[pra.ˈʔa.vo]。
世界语文字是拉丁字母变体，一字一音，一音一字。世界语字母表中有六个戴帽子的字母，有峰形符的ĉ[tsh]、ĝ[dzh]、ĥ[x]、ĵ[zh]、ŝ[sh]和有谷形符的ŭ[w]，而世界语字母不包括拉丁字母本来的q，w，x和y，这几个字母只有在拼写一些未世界语化的外国名字时才会用到。
世界语28个字母如下：
这些字母大多按照对应的国际音标发音，只有c是读成ts。
字母c ĉ ĝ ĥ ĵ ŝ和复元音中的ŭ分别读作[ts] [tʃ] [dʒ] [x] [ʒ] [ʃ] [u̯]。以捷克式IPA转写应该写成ts,tš,dž,x,ž,š,w。
元音可以单独构成音节，而辅音必须和元音在一起才能够构成完整的音节。如果两个元音之间没有辅音，就从它们中间划分，如：mia划分为mi-a两个音节，frua划分为fru-a两个音节。世界语没有复合元音。如果两个元音间的辅音数为单数，则后面的元音所在的音节多得一个辅音，如：u-nu, i-li, se-sa, be-la, kon-traŭ, vin-tro, in-dus-tri-o。如果两个元音之间的辅音数是双数，两个元音所得辅音相同，如：ler-ni, lon-ga, las-ta, kons-tru-i。重音：世界语单词的重音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上，单音节词没有重音。如：domo, labori, esperanto。
变体字母一度带来了打印和输入的麻烦，尤其是那五个带峰形符字母是世界语特有的。鉴于这些戴帽子的字母已经收入在在国标字符的扩充拉丁字符A中，所以目前这个麻烦只会困扰那些只能使用ASCII码的网络交流和数据库。
另外也有两种应对方法，其一是用加h来替代加帽字母，比如ĉ、ĝ、ĥ、ĵ,、ŝ分别写作ch[tsh]、gh[dzh]、hh[x]、jh[zh]、sh，而把ŭ写作u[w]。或者使用捷克式IPA转写为tš,dž,x,ž,š,w。
计算机输入法通行时代后，加x的方法更加通行，即改加帽为在后加x，这样ĉ、ĝ、ĥ、ĵ、ŝ、ŭ就写作cx、gx、hx、jx、sx、ux。
也有一些电脑特殊键盘能够包含世界语字母，在有的系统下能通过软件将加h或加x的字母转换成加帽字母。微软的Windows的EK软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另外世界语维基百科也是“加x转化为加帽”的。比如你一输入cx，系统就会显示ĉ出来。
世界语词语是由前缀、词根、后缀构成的，其构成方式很规则，从而人们自己造造词也能让旁人明白。复合词是由修饰语在先，主要部分在后的原则构成的，比如birdkanto就是鸟的歌声，kantbirdo就是鸣禽。
不同的词性有各自的独特词尾，名词恒以o结尾，形容词恒以a结尾，所有派生而来的副词以e结尾，动词的六种变化也都有固定词尾，比如现在式就是as结尾。
名词复数会在o后面加j形成oj（发音如同英语的oy），而宾格名词还会在最后加n，于是单数宾格名词结尾就是on，复数ojn。o表明了这是名词，j表明这是复数，n表明是宾格。形容词与名词保持数格一致，主格复数形容词结尾aj（发音如同英语eye），宾格单数an，宾格复数ajn（发音如同英语fine的ine）。
后缀n除了表示宾格外，也可以表示运动目的地等一些其他意义，类似于德语的第四格Akkusativ。
动词的六种屈折形式包括三种时态和三种式。现在时as，将来时os，过去式is，不定式i，条件式us，命令式u（表达愿望和要求）。动词不随人称和单复数变位。如此kanti就是“唱”的不定式，相当于to sing，mi kantas就是“我现在唱”，vi kantas就是“你现在唱”，ili kantas就是“他们现在唱”。
语序相对自由。形容词可以在修饰的名词的前或后，动词和宾语可以以任何顺序出现。而冠词la（相当于英语the），形容词性代词tiu（相当于英语that）和介词（比如ĉe，相当于英语at）都应该在所修饰词或短语之前。而在主系表句中，语序如同英语一样，people are animals和animals are people是不同的。
1887年柴门霍夫在《Ligvo Internacia》中就已经确定了世界语核心词汇，此书中列出了九百词根通过前后缀就可以派生出上万复合词。1894年，柴门霍夫出版了第一本世界语字典《Universala Vortaro》，其中囊括的词根数量更大。只要有必要，使用者可以从其它语言中“借”来词根，这是符合世界语规则的。当然了，借比较国际通行的词根更好些，其派生词也要按照世界语规则来。
从那以后，世界语确实借来了很多外来词根，起初大多是来自西欧语言。虽然不是所有人都有意识地广泛从外语中借词，但还是有很多人确实引入了很多借词，尤其是科技术语。而另外日常用语大多是用旧有的词根派生来，比如komputilo（计算机、电脑）就是由动词komputi（计算）加上工具后缀il构成的。同时也存在语义转借的现象，也就是说，词汇根据外语中对应词汇的意义而扩展。比如muso（老鼠）就因英文mouse（老鼠、鼠标）的多义而增添了“鼠标”的含义。世界语者常常为规范某个借词和旧有词汇的语义是否应该扩展而有纷争。
有些世界语复合词含义并不那么清楚明白，比如eldoni从字面上拆开应该是“给出”，而它的实际意义是“出版”，这种复合方式往往是模仿某种西欧语言比如德语的构词时产生的。另外后缀um并没有明确含义，只有靠逐个记忆才能搞明带um后缀的词的确切意思，比如dekstren（向右）和其加um派生来的dekstrumen（顺时针方向）。
世界语中习语俚语并不多，因为太多习语俚语可能让各国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困难，当然也就与世界语的创造初衷背道而驰了。
下面列出了一些实用的世界语词汇和短语
下面的短文体现了世界语的一些特点：［具体发音可参考上文，要注意世界语j读如英语y（可以参考英语）］
En multaj lokoj de Ĉinio estas temploj de drako-reĝo. Dum trosekeco oni preĝis en la temploj, ke la drako-reĝo donu pluvon al la homa mondo. Tiam drako estis simbolo de la supernatura estaĵo. Kaj pli poste, ĝi fariĝis prapatro de la plej altaj regantoj kaj simbolis la absolutan aŭtoritaton de feŭda imperiestro. La imperiestro pretendis, ke li estas filo de la drako. Ĉiuj liaj vivbezonaĵoj portis la nomon drako kaj estis ornamitaj per diversaj drakofiguroj. Nun ĉie en Ĉinio videblas drako-ornamentaĵoj, kaj cirkulas legendoj pri drakoj.
中国多处有龙王庙。干旱时人们就去庙里祈求龙王给人间降雨。当时龙还是超自然力量的象征。此后，龙成了皇帝的祖先并象征了封建帝王的绝对威权。皇帝宣称自己是龙之子。皇帝的所有个人物品都带有龙的名字，装饰有龙形图案。如今，中国处处都能见到龙的装饰，处处都流传龙的神话。
In many places in China, there were temples of the dragon-king. During times of drought, people would pray in the temples that the dragon-king would give rain to the human world. At that time the dragon was a symbol of the supernatural. Later on, it became the ancestor of the highest rulers and symbolised the absolute authority of the feudal emperor. The emperor claimed to be the son of the dragon. All of his personal possessions carried the name "loong" and were decorated with various dragon figures. Now dragons decorations can be seen everywhere in China and legends about dragons circulate.
大多世界语者是自学的，可以网上学，也可以参加志愿者开的课。近年来像lernu!之类的教学网站开始流行。
部分学校里亦有世界语教学，包括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辖下的先锋向导计划的四所小学，以及世界各地的69所大学（包括柏克莱大学和史丹佛大学）。然而除了中国和匈牙利的几所大学，这些教授世界语的大学大多并非正式的教学也无国家赞助。匈牙利布达佩斯的罗兰大学曾在1966年到2004年有国际语言及世界语系，2004年后将其教学移交给职业学校，还有官方组织的世界语教师考试。巴西参议员于2009年通过了一项议案，将使世界语成为公立学校外语课程的一种，然而2010年，此议案由于下院反对未能通过。
很多教育工作者估算无论在哪，世界语的学习时间都只要其他语言的二十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不等。Claude Piron曾是日内瓦大学的心理学家，也是联合国的英汉俄西四种语言的翻译家，坚称世界语比很多民族语言都直观：“世界语几乎完全依赖直观感受，它和其他任何语言的区别在于你可以永远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概括与模仿。让·匹亚格特所说的同样的神经心理学法则也适用于其构词和语法。
德国的帕德博恩自动化教学协会比较过弗朗克冯高中学生学习不同语言达到同一可比较的水平所花费的时间，这些语言包括世界语，英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结果如下：
然而必须指出，这数据只能反映以法语为母语的人学习不同语言的难度。要得出精确结论，还得比较其他国家的数据（因为法语和意大利语都是罗曼语，他们间的差距比法语和德语间的差距、法语和英语间的差距要小）。
在曼彻斯特大学指导下，有230名学生的四所英国小学，从2010年至2013年，为期四年的研究，正在进行“世界语预备课程”教学，也就是通过世界语教学来提升语言意识，并帮助接下来的其他外语学习。在新西兰、美国、德国、意大利和澳大利亚也有研究。研究结果很喜人，说明了在学习另一门外语（自然语言）之前先学一些世界语有利于该语言的学习。这似乎是因为学过外语再学外语比第一次学外语简单，而语法简单，无固定文化背景的辅助语言世界语的教学让学生打破了第一语言学习的障碍。在一项研究中，一组欧洲初中生先学一年世界语，再学三年法语，最后他们的成绩比学四年全学法语的对照组学生强。把接受实验者的母语和所学习自然语言换成其他的语言，结果也是一样的，甚至总课程被压缩到两年，其中学六个月世界语时也是。
到现在世界语还是世界上最通用的人造语言。在欧洲有大量的使用者，尤其在城市地带。世界语在东欧北欧、伊朗，在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非洲的多哥等地尤其通行。
Sidney S. Culbert 是华盛顿大学退休教授，也是持之以恒的世界语者。他为估算世界语者的数目做了一项实验，耗费二十年，在数十个国家划定实验地区，并在其中统计世界语者。其结论如下：一百多万人能够达到“三级纯熟水平”，即有能力稳健毫不迟疑地表达复杂概念，能跟得上演讲和广播等。古尔博特的估算工作不止是算世界语一种语言，他调查也有一部分是调查一百多万人的语言状况，并按年度发表在《世界年鉴》上。他最详细的方法写在了他1989年给David Wolff的信上。由于Culbert不曾在媒体上详细刊载某国某地的调查结果，所以也不好客观独立地评价他调查结果的准确性。
在年鉴中，他估算世界语者的数目大概在两百万人。这个数据登在了Ethnologue上。要是这个数据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说世界总人口的万分之三会说这种语言。这没有达到柴门霍夫创造世界共同语的目标，但同时也表明，世界语的成就已经是其他人造语言远不能匹敌的了。
Marcus Sikosek认为有160万世界语者的说法是夸大的，他估计，就算全球各地世界语者分布是平均的，那么算下来科隆市应该是有180个世界语者，但是他在那里只找到30个能够流利讲世界语的人，其余本应世界语者较密集的几个地方也如此。他还指出，各种世界语组织总会员数 -{}- 只有20000（有人觉得他估算少了）。虽说也肯定有很多世界语者没参加世界语组织，但他认为世界语者总量达到20000的五十倍似乎还是不可能的。
芬兰语言学家Jouko Lindstedt是研究世界语母语者的专家，他统计的所有世界语者的世界语能力比例如下：
由于古尔博特博士的统计缺乏详细区域数据，也没有真正的普查，所以不太可能确切讲到底有多少世界语者。全球世界语协会称，世界语课本的数量和地方社团的人数表明，对于世界语有一定了解的人有几十万乃至可能上百万。
Lu Wunsch-Rolshoven于2001年匈牙利和立陶宛的普查数据得出结论，全球大概有十六万到三十万的人能够能动、流利地讲世界语，其中半数在欧洲。
随着科技的发达，更多的国家皆能使用网际网路，因此，学习世界语的人数是难以计算的。很多都是通过网上学习的管道，让自己成为世界语人。特别是lernu 和Kurso 这两个公益网站所提供的学习资料，很受欢迎。上述的数字只是一个参考数据，没有一定的来源。
Ethnologue估算出世界上约有200到2000名世界语母语者（Denaskuloj），这些人士出身自跨国婚姻家庭中，从小便在家讲世界语因为这是父母唯一共通的语言；但也有些情况是父母热衷世界语推广运动，因此让他们的小孩在家讲世界语。但是世界语母语者必须面临的是，他们必须能够使用另一语言的能力来面对邻居、学校和职场。
著名的世界语母语者包括犹太裔美籍的富豪乔治·索罗斯（他父亲是位世界语作家）、1957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达尼埃尔·博韦和纳粹大屠杀遇难的男孩彼得·金兹。
Monato，意为月刊，是最大的世界语新闻杂志。世界语者可以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世界文化，包括原创的和翻译而来的文学作品。有25000多种世界语书籍，有世界语原创也有译作。也有世界语杂志定期出版。用Pasporta Servo，通过世界语笔友服务发展笔友关系，世界语者可以在92个国家获得免费住宿
每年有1500－3000名世界语者在国际世界语大会（Universala Kongreso de Esperanto）上欢聚一堂。
历史上就有很多世界语音乐作品带有各种民歌风格，比如Kaj Tiel Plu。近几十年来，更多的摇滚等现代音乐流派出现，比如瑞典音乐组合Persone。还有很多古典、半古典的合唱乐队，既有世界语原创也有译作，也有集体世界语合唱。Lou Harrison在他的音乐中糅合了世界多种不同文化的风格和乐器，并使用世界语标题或内容，最值得一提的是La Koro-Sutro（心经）。David Gaines创作《第一交响曲（世界语）》，用世界语诗歌和柴门霍夫演讲选段作女次高音、管弦乐队歌词（94年-98年）。他还用世界语直接创作歌词Povas plori mi ne plu（我再也不能哭泣），由无伴奏的男女高低音合唱团演唱。
1964年的是第一部使用世界语拍摄的电影。1965年，由威廉·夏特纳主演的Incubus是唯一一部知名的完全使用世界语的长片。
世界语者还有一些共同传统，如柴门霍夫日，还有同样的行为规范，世界语者在世界语会议中优先讲世界语。
贬低世界语的人常常讲世界语“没文化”，而支持者，如Hartford大学的Humphrey Tonkin教授认为世界语是生来就在文化上中立的，只是为便利文化间交流而存在，并不要成为独立的文化承载者。苏格兰世界语作家William Auld曾在这方面论述很多，他坚称世界语是“人类共同文明的表达”，不受国家间阻碍，这样我们就可以认为世界语有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化。也有观点认为世界语有潜在可能加强欧洲共同认同，因为它结合了多种欧洲语言的特点。
世界语在很多电影和小说中应用，尤其为了在增加异域风情的同时不点明具体国家，也为了避免创造新语言的麻烦。卓别林1940年的电影《大独裁者》中犹太区商店标识就是世界语的，这是为了创造东欧的异域风情，而不用具体的东欧某国语言，他另一部1940年的电影《上新加坡的路》里也有一首世界语歌曲。
有两部电影是从头到尾完全用世界语拍摄的，一部是1964年的Angoroj（窒息），还有1985年的B级恐怖片Incubus（噩梦）。加拿大男演员威廉·薛特纳学过一定的世界语，所以他有条件在《噩梦》中主演。不过世界语者讲他说的世界语法语口音太重了，这是他在McGill大学上学时学的。在弗里茨·朗1927年的作品《大都市》中，背景中有世界语书写的商店名和路标。
也有其余的同类作品，比如由同名小说改编的Gerda Malaperis（盖尔达消失了）。也有很多以民族语言拍摄的主流电影或多或少用到些世界语。比如1997年的电影《千钧一发》，里面可以时不时听到世界语广播。1994年的《街头霸王》中，世界语是虚构国家Shadaloo的语言。其中一个兵营场景里，坏蛋M. Bison的士兵用世界语唱一首激昂的俄罗斯军乐风格的合唱，即《Bison的士兵前进曲》。世界语也在电影《刀锋战士3》中出现。
1980年中日合拍电影《望乡之星》讲述日本反战人士绿川英子（栗原小卷饰演）的故事。绿川英子本人可以熟练使用世界语，故电影中有不少使用世界语的情节。
英国喜剧《红矮星号》的前几集中，人们可以看到Arnold Rimmer在学习世界语，还有Kryten。在第一季中，航天飞船上的标志是世英双语的。
在Harry Harrison的Stainless Steel Rat和Deathworld Stories中，世界语也被用作未来世界的通行语言。
音乐家Stephen Kellogg说他2009专辑《熊》中的歌曲《Shady Esperanto and the Young Hearts》就提到了世界语。尽管在那个歌里Shady Esperanto只是个角色名。
流行的电子游戏《最终幻想XI》中的歌曲《石忆》是用世界语写的。这是该系列中第一部网络游戏，作曲者植松伸夫认为世界语是一种极好的表达世界大同的语言，这段旋律也被全世界传唱。
在Michael Chabon的小说《意第绪警察联盟》中，主角就住在柴门霍夫宾馆里，宾馆里所有标志都是世界语的。
动画片《Tiny Toon历险记：假期怎么过》里面，Buster Bunny讲：“音乐是大同语言。”而Babs Bunny回答：“这么我觉得应该是世界语。”
在系列动画片The Tick第二季的第11集《The Tick vs. the Big Nothing》中迪克遇到一种称作Whats的外星人，这些外星人声称他们什么地球语言都会讲，就是不会世界语，因为“你晓得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2002年的日本科幻电视动画翼神世音中，TERRA（テラ）为世界语"TERENO EMPIREO RAPIDMOVA REAKCII ARMEO"的首字母缩合词。
在2011年发布的畅销电脑游戏《上古卷轴V：天际》（"The Elder Scrolls V: Skyrim"）中，有一本经过密码翻译的，用世界语写成的书（实际只是一篇短文），作为游戏中的一个“彩蛋”而十分有趣。
2012年上映的日本动画电影《哆啦A梦·大雄与奇迹之岛～动物历险记～》，剧中的贝尔加蒙德（Belegamondo）岛上的原住民——克洛克族使用的语言实际上就是世界语。在电影剧情中其族人有一小部分使用世界语的对白。这个岛的名字本身也是一个世界语词汇，意为“非常美丽的世界”。并且，剧中角色，克洛克族族长的孙女科隆的渡渡鸟宠物的名字——克拉祖（Kuraĝo）也是一个世界语单词，意为“勇气”。同时，族长的名字奥洛（Oro）是世界语中“黄金”的意思。
2013年上映的日本动画电影《帕蒂玛的颠倒世界》中的片尾曲《Patema Inverse》是以世界语作词，描述两个世界的相遇，在渐行渐远的天空与地球之间，手中紧握的是彼此。
1921年法国科学院推荐世界语作为世界科学交流语言。一些科学家，比如数学家Maurice Fréchet，语言学家John C. Wells，教育家Helmar Frank，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赖因哈德·泽尔腾的一部分研究成果是以世界语出版的。Frank和Selten还是圣马力诺国际科学学院的创始人，这所学校也被人叫做世界语大学，因为那里教学管理都是讲世界语的。
世界语的商业活动已经进行了好几年，2013年的全球世界语商业联合会 的会长是来自中国的王天义。远在二十年代，法国的商业会已经做了研究，显示世界语是最理想的商业用语。这项研究刊登在1921年的纽约时报上 。
柴门霍夫的目的是创造一种易学的语言来增进国际间了解。世界语的功能是作为国际辅助语言，也就是一种通用的第二语言，并不要取代民族语言。在世界语运动的早期，绝大部分世界语者都赞成这个目标。后来，鉴于世界语和其文化的成长，有的世界语者开始提出更高目标，尽管世界语并不被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接受。
这种希望世界语最终在大尺度上被官方接受的世界语者一般被称作finvenkistoj，这个名称来自世界语词fina venko，意为“最终胜利”，也叫pracelistoj，词源是pracelo，意为“本来目标”，那些坚持语言的内在价值的人一般被称为raŭmistoj，这个名称来自芬兰地名Rauma，1980年国际世界语青年大会曾在那里发表宣言，他们提出了世界语文化的价值，而认为fina venko短期内很难实现。以上这些思潮其实互相并不排斥。
1996年的布拉格宣言展现了世界语运动即主要世运组织国际世界语协会（UEA）的主流观点。
最早的绿旗和目前通用的绿旗的特点是，绿底，角上的白方块上有绿色五角星。这是1887年爱尔兰人Richard Geoghegan设计给柴门霍夫看的，此人也是编写英语世界语教材的第一人。1905年，在法国Boulogne-sur-Mer召开的第一届世界语者大会的代表们批准此旗作为标志。有时人们也会在星星上加一个字母E。基督徒有时会在星星上面加上一个白十字架。左翼人士会把绿色改为红色。
1987年，另一种旗帜样式在UEA举办的世界语百年庆典的竞赛上崭露头角。这个旗帜是白底子上有两个相对的E曲线，装点有jubilea simbolo的字样，意为“百年大庆”。有的世界语者批评它的椭圆曲线像甜瓜。不过到现在人们还在用这个旗帜，只是不如传统的verda stelo绿星旗更加通用。
很多政治理念都牵涉到世界语。最常见的就是“欧洲–民主–世界语”政党了，其目标是让世界语成为欧盟的官方语言。爱尔兰政党Éirígí最近也接受了绿星的标志，因为一些成员支持让世界语成为替代英语的国际语言。
世界语在某些宗教中也有特殊地位，比如日本的大本教（Oomoto）和伊朗的大同教，又称巴哈伊信仰（Baha'i Faith），其余的一些宗教也多少提倡世界语。
大本教提倡信仰者使用世界语，还尊崇柴门霍夫为神。
大同教提倡使用国际辅助语言，而未曾说清是哪一种语言，一些大同教信徒认为应该是世界语。莉迪亚·柴门霍夫（Lidja Zamenhof），柴门霍夫的女儿是大同教信徒。很多大同教文章被译成世界语。
1908年，招魂巫师Camilo Chaigneau在杂志《La Vie d'Outre-Tombe》写了一篇文章《招魂术与世界语》，推荐在一部招魂巫师和世界语者的“核心杂志”上使用世界语。然后主要在巴西，招魂巫师开始积极使用世界语。巴西招魂巫师联盟出版世界语教科书，翻译招魂术的基本书籍，并劝招魂巫师学世界语。
第一部翻译成世界语的圣经是柴门霍夫自己翻译的《旧约》。一些英国的牧师和学者在对此书加以批注并与其他语言的圣经比较，然后在1910年由英国外国圣书协会出版。1926年世界语新旧约译本又一同出版，这个版本一般称作Londona Biblio（伦敦圣经）。六十年代，国际圣经信徒和东方学者协会想要组织编辑一部更能通行世界的世界语译本。于是荷兰诤言派（Remonstrant）牧师Geritt Berveling除新翻译了福音书、部分新约书信、部分旧约外，还翻译了经外书。这些译作陆续在一些小册子里发表，也有的在《天国》（Dia Regno）连载，而经外书是在新版伦敦圣经中发表的。
有两个基督教世界语组织是在世界语早期就成立的。一个是1910年的国际天主教世界语者联盟。一个是1911年的国际基督徒世界语者同盟。自从1994年的复活节之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和本尼狄克十六世总在复活节和圣诞节的用多种语言的普世祝福中使用世界语。使用世界语的教派还有：
贵格派（颤抖者）世界语协会，他们有人称是“兄弟会”的活动。
1910年，基督教兄弟会首次用世界语出版。
也有以世界语传道的基督教教士和教师，尼日利亚的牧师Bayo Afolaranmi的“精神食粮”（Spirita nutraĵo）雅虎邮件发送单，从2003年开始每周发送传道信息。
Chick出版公司将其出版的Jack T. Chick创作的基督教基要派福音书漫画式传单译成了世界语，比如“Jen Via Tuta Vivo”（这就是你的全部生活）。
伊朗的最高领袖霍梅尼呼吁穆斯林学习世界语，他称赞世界语是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人交流的好媒介。霍梅尼建议用世界语取代英语做世界通用语，于是圣城库姆的神学院开始使用世界语，世界语的古兰经不久后也在伊朗出版。然而1981年之后霍梅尼和伊朗政府开始反对世界语，因为他们发现“异端”大同教徒也喜欢世界语。
目前能够流利使用世界语的人都是较有语言天赋的人，同属印欧语系的欧洲人在记忆世界语词汇方面有天生优势。然而，对于普通人，特别是非欧洲语言使用者而言，世界语并非那么容易学习。
一派学者认为，学习世界语有利于学习外语，但事实上，研究表明，学习第一外语之后再学习第二外语，本来就比较容易，对其他语言也是一样的，世界语并非特殊。
世界语使用者声称世界上有几百万世界语者，但实际数量远低于这一数字。就算全球各地世界语者分布是平均的，那么算下来科隆市应该是有180个世界语者，但是Marcus Sikosek在那里只找到30个能够流利讲世界语的人，其余本应世界语者较密集的几个地方也如此。他还指出，各种世界语组织总会员数只有20000。虽说也肯定有很多世界语者没参加世界语组织，但他认为世界语者总量达到20000的五十倍似乎还是不可能的。
世界语的最初构想就是成为国际交流用语，准确地讲就是做所有人的第二语言。自从公开后，就一直有人争论世界语能否达到这个程度，是否对国际交流有帮助。世界语支持者也因主张将学习外语的钱改用在学习世界语上而受到批评。
世界语并没有达到创始者设定的成为世界共通语的目标，而世界语支持者则强调世界语既得的成就已经不小了。尽管世界语也问世了一百多年了，世界语使用者相对于世界总人口仍然很少。比如在英国，学校很少教世界语，因为政府认为世界语不符合需要。还有很多批评说道世界语希望成为占优势的国际辅助语言的抱负不实际，它斗不过英语。从实际上的国际交流来看，英语在很多方面都充当着事实上的世界共通语，而世界语的使用范围则相当有限。
世界语若广泛通用，特别是那些以世界语为母语的人，已经将本身的母语消灭了，这些人的行为本身已经试图让世界语成为母语而不是他们自己所声称的第二语言。表面上看，即使是世界语母语者也需要生活在当地的语言社区内，也需要掌握其父母的语言，所以世界语注定只是其母语之一，不存在“将本身母语消灭”的问题。但是，如果世界语母语者不断增长，几代人之后，多数人都以世界语为母语，那么，以上观点就不成立了。
世界语目前之所以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反对，在于它实际上规模很小，对母语构不成威胁。
柴门霍夫声称统一的语言有助于增进不同民族的理解、和平。但这种观点并不正确。语言只是帮助沟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误会。但冲突多半仍是产生在传统文化、阶级、价值观、以及利益考量等方面上，还有一些是被蓄意操纵出来的。例如巴基斯坦和印度都有很多人懂英语，但还是有不少冲突；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又说相同语言的团体内部也常都会有内部冲突。批评者甚至进一步认定统一的语言与和平毫无关系，尤其是在世界语不那么普及的情况下。
由于世界语是人工造的语言，所以有很多人批评它的细节问题。比如柴门霍夫选择用edzo而不是更通用的spozo表达“丈夫”的意思。还有他选择用古代希腊语拉丁语的单复数词尾-o，-oj，a，-aj而非后来的拉丁语希腊语简化了的-o，-i，-a，-e（这些改动都被伊多语接纳了，不过伊多语取消了形容词变化一致的规定）。
有批评说世界语看起来似乎有些不自然，这主要源于变音符号，让一些人觉得古怪麻烦。还有人认为人造语言是必然充满各种缺陷的，因为它是人造的。
世界语词汇语法是基于欧洲主要语言的，并不“世界”。还常有抨击世界语形容词与名词数格一致和宾格的言论，其实这些细节问题也是一些世界语者希望改革的。更常见的问题是，世界语语法和本该很“世界”的词汇对于欧洲之外的亚洲人来说还是很陌生，这样讲欧洲语言的人在学习上就占了优势，显得不公平。于是Lojban（逻辑语）诞生了，它结合了六种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阿拉伯语、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地语、俄语、西班牙语，语法则如同电脑编程一般。
而它的词汇、带帽的字母、语法都与主要西欧语言格格不入。所以世界语对于讲那些语言的人来说也并非多好学，甚至可能比学某种欧洲语言都难。新语言伊多语（Ido）和国际语（Interlingua，英特林瓜语）的发明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世界语“没文化”，尽管有汗牛充栋的世界语写的文章，世界语还是不能承载起某种文化。
由于世界语的词汇的语义学都是来自欧洲语言的，所以世界语是基于欧洲文化的，这也给世界语灌入了欧洲式的世界观。还有，世界语词汇量太大了，不光从既有的词根中派生大量新词，还为了能更“世界”些而大量吸收外来词。这样对于非欧洲人来说，就有些不必要地难学了。关于词汇量的问题，很多世界语支持者也认为要改改，他们觉得除非非用不可就坚决不用外来借词，一切情况下都应尽可能使用世界语本身的派生词。
世界语对于阴阳性的处理使得它有了性别歧视之嫌。大部分表示亲属的词语都是默认为男性，女性形式要另加后缀。也有一些修改的尝试，其中比较好的就是世界语作家霍尔海·加马乔（Jorge Camacho）使用的iĉism法，从他的点子中也派生出了Riism（世界语语法性改革主义）一词。
尽管世界语从创造起到现在也是经历了一些修改的，这些年来还是有人提出更多修改要求。较早的就是柴门霍夫自己在1894年的提案，另外还有1907年有人发明的伊多语（Ido）。一些后起的人造语言也是基于世界语的，比如Universal（也做Esperantido，暂译作“世界伊多语”）。
现在还有人想让世界语摆脱性别歧视之嫌，比如Riism（世界语语法性改革主义），然而世界语已经是一种很多人口中讲惯了的活的语言了，要改革世界语不比改革自然语言简单。
在世界语的发展过程中，有必要提议一些修正方向与参照系统：
有很多地理和天体名称以世界语或柴门霍夫命名。比如南极洲沿岸的世界语岛。还有芬兰世界语者天文学家尔约·维萨拉（Yrjö Väisälä） 发现的小行星1421被命名为世界语小行星，小行星1462被命名为柴门霍夫小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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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岛语
冰岛语（）属于日耳曼语族的斯堪的那维亚语支（北日耳曼语支），现代冰岛的官方语言。源自古代北欧人亦即维京人使用的语言（或称古诺斯语）。现代冰岛语是与古诺尔斯语离异最少的分支，其发音法（尤其是母音音素），是北日耳曼语支当中改变最少的。自维京人在近一千年前，将古诺斯语带到冰岛并形成冰岛语后，由于冰岛语词汇的拼法同语法变化不大，其标准化的写法基于自古诺尔斯语音位系统、在语义与词汇顺序上细微的拼写差异。所以，现代冰岛人或懂得冰岛语的人不须花太多时间即能方便地阅读及能理解维京时代的古代文学作品或冰岛的古代文学作品。
浊擦音 , , 和 是不完全紧缩的(constrictive)而经常近乎近音而非擦音。
冰岛语字母表是由拉丁字母组成，字母如下：
其中， "c", "q", "w", "z" 只在拼写人名、地名和外语词等地方使用。
冰岛语的基本语序为主语-谓语-宾语，不过为了强调语气，语序可以比较自由的变化。在冰岛语的诗里面，可以见到所有语序的组合。然而冰岛语也和大部分日耳曼语一样，遵守动词第二顺位，因此不及物动词的位置会受到限制。
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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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加里特字母
乌加里特字母（Ugaritic alphabet）是一种楔形文字字母，使用于乌加里特语，它是在乌加里特发现的一种已灭绝的和迦南语支相关的语言。乌加里特字母表含有31个字母。
在使用乌加里特文的时代（约公元前1500年-前1300年），乌加里特和埃及、安纳托利亚、塞浦路斯岛、克里特岛和美索不达米亚一起，是文字读写世界的中心。乌加里特文利用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的外观而组合出了闪米特辅音音素文字系统。但是，学者们已经徒劳无功的研究过了乌加里特字母在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中的图形原型。最近，一些人建议说乌加里特字母表示了某种形式的原始西奈字母，其字母形态变形为适合于用尖笔书写在泥板上。此外，亦有人认为这些文字受到一种至今我们仍然只有很少认识的Byblos syllabary的影响。基于这些观点，人们已经提出在楔形文字中的两个基本形状，线形楔（）和角形楔（），可能对应于在线形闪米特字母中直线和圆圈：由希腊字母Θ、Ο和拉丁字母Q所保留的三个带有圆圈的闪米特字母，在乌加里特字母都带有角形楔： Tet、 Ain和 Qopa。其他字母看起来也类似： Ho相似于其假定同源希腊字母E，而 Wo、 Pu和 Thanna则相似于侧倾的希腊字母Y、Π和Σ。Jared Diamond相信这套字母是精心设计的，其证据是越少笔划的字母就越常用。
在Unicode中，乌加里特字母被指派至U+10380 - U+103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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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
7月1日是7月的第一天，也是阳历年的第182天（闰年是183天），离一年的结束还有183天。是下半年和第三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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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昂
陈子昂（），字伯玉，梓州遂宁市射洪县（今四川省射洪县）人。唐代诗人，是唐诗革新、古文运动的先驱者。方回在瀛奎律髓说道:「陈拾遗子昂，唐之诗祖也」。故有「唐诗诗祖」之称。
父陈元敬早年以明经擢第，后隐居射洪东山。陈子昂出生于富有的家庭，早年喜爱跑马打猎，不好学，慷慨游侠，「年十八未知书」。后来在学校看到学子刻苦勤学，遂至金华山乡校，发愤读书。学业有成后前往长安，但得不到名家的赏识。一日遇到一个卖胡琴者，有胡琴索价百万，陈子昂买了这把胡琴，邀众人至家中赏玩，竟当众摔琴。陈对大家说他只是一介书生，不懂琴艺，但会写文章，请大家欣赏他的文章。于是名震京师。
唐高宗开耀元年（682年），东入咸京，游于太学，次年应试不第，西经长安返乡。唐睿宗文明元年（684年），陈子昂24岁进士及第。此年高宗驾崩于洛阳，他上书阙下将高宗灵驾西归乾陵。武则天很欣赏他的文才，拜为麟台(秘书省)正字，之后历官至右拾遗。通天元年（696年），武攸宜北伐契丹，陈子昂为记室，主撰军中一切文件。后辞官回家。县令段简以其家富豪，诬陷入狱，忧愤而死。也有人说是陈子昂得罪了武三思，因而被武三思命段简将其杀害。
陈子昂批评六朝南朝齐至南朝梁期间，诗体「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其代表作为《感遇》诗38首，旨在抨击时弊，抒写情怀，还有《登幽州台歌》等。他的诗歌创作在唐代颇有影响。他主张汉魏风骨，提倡风雅比兴，对唐诗的健康发展是有利的。其诗风高昂清峻，雄浑苍凉，语言深沈质朴。其友人卢藏用说他「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文学理论主张:一为提倡汉魏风骨和风雅寄兴。二为反对齐梁诗风。此外陈子昂一说也是古琴曲《平沙落雁》的作者。
陈子昂有子陈光，官至朝议大夫。孙陈易辅及陈简辅，易辅官至监察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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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
《水浒传》，是中国以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列为中国古典四大文学名著之一，六才子书之一。其内容讲述北宋山东梁山泊以宋江为首的绿林好汉，由被逼落草，发展壮大，直至受到朝廷招安，东征西讨的历程。又称《忠义水浒全传》、《江湖豪客传》，一般简称《水浒》，全书定型于明朝。作者历来有争议，一般认为是施耐庵所著，而罗贯中则做了整理，金圣叹删修为七十回本。
《水浒传》的故事源起于北宋宣和年间，出现了话本《大宋宣和遗事》描述了宋江、吴加亮（吴用）、晁盖等36人起义造反的故事，初步具有了《水浒传》的故事梗概，目前流传下来的根据说书人编成的话本中就有「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而从南宋之史籍《东都事略》以后，已成为了民间文学的主要题材。
到了元朝，元杂剧中出现了有关水浒故事的剧本，流传后世的有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李文蔚的《燕青博鱼》和康进之的《李逵负荆》等。《水浒传》全书是到了明朝，经许多作者不断增添情节乃至定型。也有观点认为，《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生活原型是与作者施耐庵关系甚密的张士诚领导的盐民起义。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目前最广泛认可的说法认为作者是施耐庵。历史上还有其他几种观点，包括了罗贯中说，施惠说，郭勋托名说，宋人说等。
其中一种观点认为百回的《水浒传》前七十回为施耐庵著，后三十回则为罗贯中著。另一种观点是全书为施耐庵撰写，再由罗贯中整理编辑。此说最早见于明代高儒《百川书志》，认为《水浒传》是「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这种观点在学术界有不少人认同。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水浒传》属于「世代累积型群众创作」，因为关于梁山泊好汉的故事最早记载于《宣和遗事》，在南宋时代已经开始流传。在水浒传成书之前，已经有许多相关的民间传说、戏曲故事。故此推论施耐庵在创作过程中参考借鉴了很多素材，包括史籍、笔记和某些完整的小说、戏曲或其选段。但毫无疑问，施耐庵在创作长篇章回小说中丰富了人物的性格和故事的发展。
胡适在《水浒传考证》及《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中主张，「施耐庵」可能为某一生活在明代中期的某一文人的托名，因「其时士大夫还不敢公然出名著作白话小说」（《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并且书中内容确有「犯上作乱」之嫌，不为当时统治阶级所容。
这种观点认为全书皆由罗贯中所著。明朝嘉靖年间的汪道昆托名「天都外臣」在《水浒传叙》中，首次指出《水浒传》「越人罗氏……为此书，共一百回」。其后，许多明清人士都相继指出罗贯中是《水浒传》作者。直到民国年间，鲁迅、俞平伯仍然认为水浒传简本是罗作，繁本是施编。
但是，这种观点现在普遍没有得到认同。反对者认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明显不同，完全不是出自一人之手。惠康野叟在《识余》中说：「二书深浅工拙，如天壤之悬，讵有出一手之理？」而且关于罗贯中作《水浒》的证据也大多经不起考证。
胡适认为：水浒传的草本（约一百回）出自罗贯中之笔。内容可能有田王和征腊，但无征辽。文笔可能极粗劣。
《水浒传》的后半部，在一百回版本是三十回，包括了招安，征辽和征方腊，在一百二十回版本还包括征田虎、征王庆。《水浒传》的后半部有时也称之为《征四寇》，比较吻合罗贯中的「忠君」思想。
此说最早见于明人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即君美之传水浒，意欲供人说唱，耸人观听也，原非欲传信作也。」
至清朝时，很多谈及施惠的人开始把施惠和施耐庵混为一谈。如无名氏《传奇会考标目》：「施耐庵，名惠，字君承，杭州人。」至近代，仍然有人力主此说。如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认为「耐庵即施惠号」。此后又有人考证《水浒传》中有江浙方言，并发现施惠的《幽阁记》中有一些描写和《水浒传》相似，以次推断二书皆出自同一人之手，乃施惠所作。但是很多人认为该证据难以令人信服，而且有关施耐庵和施惠的关系多数臆断。
明朝时，沈德符在《野获编》中说：「武定侯郭勋……所刻《水浒传》善本……」。后沈国元在《皇明从信录》则说：郭勋「仿《三国志演义》及《水浒传》为《国朝英烈记》。」而钱希言在《戏嘏》中又说他曾删过水浒。
胡适在《水浒传新考》中则认为郭勋刻水浒乃是假托。戴不凡则认为「疑施耐庵即郭勋」。他认为郭勋刻水浒后才开始署名施耐庵。但是，这个论据并不能够立足，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署名施耐庵的百回本《水浒》出现。
这种说法最初是认为《水浒传》是罗贯中编写，而考证出罗贯中是宋朝人。此说多被视为无稽之谈。
后程穆衡在《水浒传注略》中推测施耐庵为宋末元初人。其后黄霖根据《靖康稗史》七种的编者署名「耐庵」，而推断这位南宋末年的「耐庵」就是施耐庵，并且认为施耐庵所作水浒乃是简本，而不是当前的版本。
现存最早的《水浒》版本，当属保存于上海图书馆的《京本忠义传》，此本大约刻于明朝嘉靖年间，为一百回版本。水浒传的版本很多，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故事版本。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系统：繁本和简本。
繁本也称「文繁事简本」，为后人增删本，写得比较细致，也是流传最广的。主要有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和七十回本三种。但主要改写增添的部分都是在招安之后的情节。
一般认为只有百回本可能是《水浒》故事成型定书的最早本子，也最接近传说故事的版本。
简本也称「文简事繁本」，最接近原著原本，包括了受招安、征辽、征田虎、王庆，打方腊以及宋江被毒死的全部情节。之所以称为简本，主要是文字比较简单，细节描写少。后有人将其后段独立发行，并托名罗贯中，称《续水浒传》。
已发现的简本有：
故事描写了梁山一百零八将各自不同的故事，从他们一个个被逼上梁山、逐渐壮大、起义造反到最后接受招安的全过程。
水浒中的一百单八将，是张天师禁锢的三十六个天罡星和七十二个地煞星，因为太尉洪信的无心之过而转世，他们讲究义气，爱打抱不平、劫富济贫，不满贪官污吏，最后集结梁山，与腐化的朝廷抗争。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宋江、林冲、史进、李逵、鲁智深、武松等人物的鲜明形象，也向读者展示了宋代的政治与社会状况。
全书可分为三段：第一至第四十回讲述的是各个好汉的故事，它们既有独立性又有关联性；第四十一至第八十回讲述的是好汉们在梁山集合，形成了以宋江为寨主的梁山水寨，并发动一系列对官僚恶霸及附近城池的战争，直到接受北宋朝廷的招安；第八十一回至第一百二十回讲述的是梁山好汉归顺朝廷后，镇压田虎、王庆、方腊等的战争，到最后鸟尽弓藏，悲壮死亡的故事。
12世纪初，北宋王朝，朝廷内的奸臣蔡京、童贯、高俅权倾朝野，手握重权，视皇帝宋徽宗如傀儡，残害忠良。地方豪强恶霸也同流合污，史进、鲁智深、林冲、杨志、武松等相继被冤枉陷害，无路可逃，上了山东的水泊梁山，打家劫舍，劫富济贫。同时，在黄泥岗，晁盖、吴用等七人发动了一场震惊全国的抢劫案，夺走了北京大名府官员送给蔡京的生辰纲礼物，逃到梁山泊，与林冲合谋杀掉原寨主王伦，晁盖做了梁山泊之主。
晁盖的朋友宋江也卷入官府纷争，差点被处死，幸亏晁盖与梁山好汉救出他，宋江的朋友李逵及戴宗等跟随宋江加入梁山泊。随后，梁山泊向周围地方官僚恶霸和其他敌对山寨宣战，攻破了祝家庄、高唐州、青州城、曾头市和大名府，招降了秦明等数十名大将。其中最后两次战争中，晁盖战死，宋江继承了寨主之位，卢俊义、燕青上山。梁山全盛时足有一百零八个好汉，空前强大。梁山势力的壮大，震惊了朝野上下，童贯、高俅倾全国各路水陆大军，讨伐梁山泊，却惨败于梁山的精兵良将，数十名大将被斩杀。
宋徽宗无奈，只好派人招安。梁山泊的部份首领坚决反对招安，但首领宋江、吴用等人却不愿继续做强盗，答应了朝廷的招安请求。但在招安之后，朝廷奸臣屡次找茬陷害梁山好汉。
这时候，河北的田虎、淮西的王庆、江南的方腊叛乱，朝廷派梁山好汉出兵镇压。宋江先是用水淹了田虎的根据地太原城，剿灭田虎势力，然后挥师南下，大破淮西军并生擒王庆，但在更激烈的平定方腊之战中，宋江遭到阻击，梁山好汉死伤过半。一场恶战之后，宋江控制了杭州城和乌龙岭，攻破了清溪洞，方腊的势力才被消灭。
战后，梁山好汉仅剩下三十六人，班师途中林冲及张横等人病逝，武松在六和寺剃发出家，鲁智深在六和寺圆寂，李俊、燕青等人又悄然离去。回京时梁山好汉仅剩27人。宋江等人被封为功臣，但童贯、高俅等人野心未死，他们设计毒死了卢俊义、宋江和李逵。吴用和花荣在宋江墓前大哭一场后自缢而亡，剩下的梁山好汉，除双鞭将呼延灼与女真战斗英勇阵亡，其余大都善终。
《水浒传》揭露官逼民反，歌颂起义，发扬忠义思想。
「水浒」字面的意思是水边，指故事发生的地点在山东梁山泊。另外《诗经》中有「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的句子，记载了周太王率领部族迁徙的事情。王利器与罗尔纲不约而同指出<br>用水浒做书名，是将宋江等的聚义和周朝的兴起作类比，证明原作者肯定起义英雄们反抗统治的精神。水浒义军领袖宋江原是基层官吏，后被逼上梁山，与其他梁山好汉一起反抗暴政，「替天行道」，逐渐发展壮大。《水浒传》故事豪放、粗旷，全书通过人物的言语、行为来表现其矛盾的内心世界，人物性格刻画也各有特色，而被逼上梁山的英雄各自的成长经历也不尽相同。情节曲折、语言生动，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对于《水浒传》的思想倾向历来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水浒传》表现的是忠义的思想。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明代的李贽。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部写给强盗看的书，是教人做强盗的书。主要是明朝的左懋第提出的，他认为《水浒传》教坏了百姓，强盗学宋江，并且认为如果不禁毁《水浒传》，对于世风的影响是不堪设想的。当时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将《水浒传》在全国各地收缴。
1950年代，中国认为《水浒传》是描写歌颂农民起义的。这种看法是当时各种中国大陆的教科书、文学史和小说史所持的一个主流的看法。
《水浒传》深刻地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情节曲折复杂而富戏剧性，善于描写场面，人物众多，形象生动，个性鲜明，对话传神，善于以对比手法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描写人物的心理变化，从人物的行动表现其性格。《水浒传》以流畅的白话口语为基础，再加锤炼，既生动泼辣，又简洁洗炼。
与《三国演义》相比，《水浒传》的长处不在于政治和战争场面的描写，而在于主要人物的刻画和市民生活的描写。其中梁山主要人物宋江、林冲、武松、鲁智深、李逵等，人物个性鲜明，角色语言各有特色。
在古早年代，《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等通俗小说往往通过民间艺人，以戏曲曲艺的形式，成为普通民众熟悉的文化活动。其中虚构的人物或者虚构的故事变成为老百姓眼中的史实。很多故事，如「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武松打虎」等，历来男女老少皆津津乐道。书中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各种道德观如：轻生死重义气，敢作敢为，劫富济贫乃至「忠君反贪」等理念，便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大众评判是非善恶的标准。
《水浒传》亦中国古代四大小说名著之一，在文学成就上受到后世不少文学评论家的赞许。
明末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将《水浒传》与《离骚》、《庄子》、《史记》、《杜甫诗》、《西厢记》合称为「六才子书」。李渔将《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定为「四大奇书」。但他本人对宋江的评价非常低，在他的批注本里，处处可见对宋江的贬损。后来有人把「四大奇书」，加上《红楼梦》、《儒林外史》合称为「六大奇书」。
民间流传一句话：「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意年轻人不该读《水浒传》，否则容易向往打打杀杀的生活，盲目崇尚武力与江湖义气，过分反叛，脱离现实；而老年人不应该读《三国演义》，因为其中人物善于用计使诈，处心积虑、钩心斗角，作为应该安分守约的老人应该安度晚年，不能整天想着算计别人，对自己身心无益。
到了20世纪，文学评论家除了评论《水浒传》的文学成就，亦开始对《水浒传》所反映的社会状况和价值观产生兴趣。
1930年代初，鲁迅在《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中曾这样评论《水浒传》：「『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从历史角度看，对于《水浒》的争论焦点则集中在主要人物宋江所表现出的「忠君报国」的思想上。反面观点一般认为宋江的思想有其局限性，梁山好汉受到招安后又为朝廷去征讨各地山贼，下场悲惨，是出历史悲剧；作品歌颂和美化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强调「忠义」，表现出严重的思想局限。正面观点一般认为宋江相对于其他草莽英雄思想进步，对当时社会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毛泽东在1975年时，亦对《水浒传》的价值观作了评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又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又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他的言论曾使中国掀起一场「评《水浒》运动」。当时有官方观点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宋江所执行的是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否定了晁盖的革命路线。晁盖和宋江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宋江上山以后就排斥晁盖，而且108人就没有晁盖的名字、没有他的地位。
《水浒传》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英文版通常将《水浒传》翻译成《》或《》。在众多译本中，最早的当属赛珍珠女士在1920年代中后期翻译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书名出自《论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1933年出版，是《水浒传》的第一个英文全译本，当时在美国颇为畅销。但是译本中有很多错误。比如书名的翻译，就不符合原意，受到过鲁迅的批评，认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对一百零八将的绰号，也往往望文生义，比如将花和尚鲁智深译为（姓花的牧师），更是将母夜叉孙二娘译为（夜间的怪物）。
迄今为止《水浒传》被认为比较好的英文版本，应该是中国籍的美国犹太裔学者沙博理先生（）在文革期间受命译的一百回版的（水泊好汉）。他的译本，被认为更加忠实于原著，而且很贴切地反应了原文的神韵，符合翻译的「信、达、雅」的原则。可惜由于这个译本产生于文革时期，影响不大。
法文版则将其直译为《》。
日文版的《水浒传》的版本非常多，甚至被改编和演绎成了许多漫画、电影，电视作品。日本自江户时代开始传入《水浒传》整本小说。1728年（享保13年）由冈岛冠山执笔将部分篇章翻译成日语。1773年，作家建部绫足将《水浒》故事改编为以日本为背景的《本朝水浒传》。到了19世纪，出现了大量《水浒传》的日文翻译本和改编文学作品。
日本古典文学家曲亭马琴不仅在创作其代表作《南总里见八犬传》和《椿说弓张月》时大量参考了《水浒传》的情节，还直接创作了《倾城水浒传》、《新编水浒画传》等以《水浒传》故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江户时代的一些侠客如国定忠治、笹川繁蔵、饭冈助五郎等人的真实故事，在日本民众口中反复流传时，也被染上一层《水浒传》色彩。
进入明治时代之后，随着汉学研究的发展，日本出版了多部《水浒》译作，主要的译本如下：
作为中国历史上以白话文写成的长篇小说名著，《水浒传》对后世影响巨大。
《水浒传》被改编成多种曲艺形式。另一篇古典名著《红楼梦》中就提到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曲目。评书、苏州评弹和山东快书都有很多经典节目是取材自《水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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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座面积列表
这是国际天文联合会认可的88个星座按其面积大小的排行表，单位是平方度（sq. deg.）。
这些星座的面积是依据1930年由欧德尔波特测量的星座边界测量的，并且经过国际天文联合会认可发表在"Délimitation scientifique des constellations"（剑桥大学出版）。在德尔波特的工作之前，每个星座的边界并不精确，而只有粗略的定义。
德尔波特提议以垂直和平行的赤经和赤纬来画分星座的边界，他以1875年分点的历元进行这项工作，这意味著由于二分点的进动，在现在的星图上（例如，2000.0分点）星座的边界线不再是完全的水平或垂直。这个偏斜会逐年和逐世纪的增加，但并不会改变各个星座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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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拉丁语
新拉丁语（、 或 ）指在文艺复兴时期之后，20世纪前（约1375年至1900年之间）这段时间在学者间与科学文献上使用的拉丁文。在文艺复兴时期拉丁语作家，因不满中古拉丁语脱离古典拉丁语发展，以古典拉丁文为范式，发展出的较规范和纯洁"新拉丁语" ，以期在重构古典拉丁文之外建构新拉丁文。
在西洋古典学中，新拉丁语指的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在义大利地区所讲的拉丁语，以及根据这种语言来写作的拉丁文作品，时间约在14及15世纪之间。
根据新拉丁语作家及作品的研究被称为新拉丁研究（Neo-Latin Studies），相关主要期刊有Humanistica Lovaniensia - Journal of Neo-Lati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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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格
主格（， ）是名词的格的一种。主格通常表示动词的主语。
主格在拉丁语和古英语中都有。现在的英语中仍然存在于与宾格相反的主格代名词："I"（宾格为"me"）、"we"（宾格为"us"）、"he"（宾格为"him"）、"she"（宾格为"her"）以及"they"（宾格为"them"）。古英语的用法包括"ye"（宾格为"you"）以及单数第二人称代词"thou"（宾格为"thee"）。
请参考：宾格、与格、离格、呼格、主动格、属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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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格
宾格（, ，又称：直接受格）表示一个动词直接宾语的名词或一个前置词的宾语。
几乎所有的语言都有宾格，但通过名词变格表达宾格的语言比较少，其中包括拉丁语、希腊语、德语、俄语、芬兰语、维吾尔语、蒙古语、满语、土耳其语、冰岛语、古典阿拉伯语、波兰语、匈牙利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阿尔巴尼亚语、羌语、锡伯语、鄂伦春语、赫哲语、韩语和藏语（通过变化施动者为具格而间接体现宾格）等等。世界语也用名词变格表达宾格。
不通过变格体现宾格的语言，则会使用虚词和语序来表达这个意义。例如：汉语, 英语、荷兰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泰语、越南语等等。
例如，名词词尾变化较少的英语，在少数一些代词中存在宾格（例如whom是who的宾格形式；him是he的宾格形式）。但是在英文的名词中，主格和宾格形式完全一致，没有任何变化，因此必须通过“SVO”的结构，区分主语和宾语。德语或拉丁语就不需要这样。
举例来说，「The hunter kills the tiger.（猎人杀死老虎。）」与「The tiger kills the hunter.（老虎杀死猎人。）」此二句中，主语及宾语完全是由语序的正反区别的（和汉语一致），因此这两句的主宾相反是因为语序相反造成的。
以德语举例，「Der Jäger tötet den Tiger.」与「Der Tiger tötet den Jäger.」（语意同上）此二句中，主语及宾语是由名词的变格（在此二句中体现在冠词上）区别的，因此这两句的主宾相反不是因为语序相反造成的，而是名词的格位不同造成的。因为在德语中，将这两句话颠倒，意思也完全不变（和汉语相反）：「Den Tiger tötet der Jäger.」与「Den Jäger tötet der Tiger.」这两句话的意思分别和前述两句话意义相同。
在英语里，who / whom和he / him在不仅仅是主格和宾格的关系，也是主格和与格的关系（例如：「I gave him the present.」）；在古英语中有很明显的区分，him是与格，hine是宾格，这个双重性使得很多学习英语的学生没有意识到英语中宾格和与格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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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格
与格（ ，）、或谓第3格，是指名词的语法上的格。与格通常表示动词的间接宾语。与格存在于古希腊语、拉丁语、俄语、古英语和德语中。在德语中，一些介词要求其后的名词使用与格，例如 "aus", "außer", "bei", "mit", "nach", "seit", "von" 和 "zu" 之后，总是跟随与格。
在克丘亚语中，用在词尾加上-paq来表示与格，比如wasi（房屋）的与格就是wasipaq。
在现代英语中，与格不再是英语语法的一部分，它只出现在一些表达用语中。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单词methinks（据我看来）。它来源于古英语的与格形式变化：me（与格的人称代词）+thinks（to seem，与动词词组to think很接近的一个词组）。
与格在英语中可以不要前置词，例如在“He gave me a book.”中一样。在这个例子中，“me”是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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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格
属格（，，），亦称所有格、领格，是指名词的语法上的格。属格表示一个名词的所属，例如一个名词提及的对象拥有其它的一些属性。有格范畴的语言一般都有属格，例如：拉丁语、希腊语、德语、俄语、芬兰语、梵语、蒙古语、藏语等等。
一个普遍的误解是在英语中只存在一个以“'s”结尾表示所属的属格。然而，语言学家已经表明英语的所有格完全不是一个格，而是一个独立的词并且在书写和发音上都不是前一个词的一部分，这可以有下面这个句子表明：The King of Sparta's wife was called Helen.（斯巴达国王的妻子叫做海伦。）如果“'s”是属格，那么“妻子”（wife）就属于“斯巴达”（Sparta），但是“'s”并不是只表示“斯巴达”（Sparta），而是表示“斯巴达国王”（King of Sparta）。
上面这个例子并不表明英语没有自己的属格；但是它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另一个形式。在古英语中，ban的属格形式是banes。后来在现代英语中，这个发展成为了使用“'s”表示的“bone's”。在18世纪，人们对此的解释是省略号代替了一个属格代词，就像“the King's horse”是“the King, his horse”的缩写。但是这个解释是不正确的。人们更相信是省略号代替了古英语中的“e”。
在克丘亚语中，由在词尾加上词缀p或pa来表示属格，比如Inti(太阳)的属格就是Intip(太阳的)。
在天文学上，知道星座拉丁文名字的属格形式是重要的，因为在命名恒星的时候都会用到它们。在拜耳命名法中，我们会以一颗星所处星座名称的属格再加上一希腊字母来为它命名。例如，双子座的拉丁名Gemini的属格形式是Geminorum，那么按照命名法，双子座中最亮的星北河二（Castor）又叫做αGeminorum。参看恒星命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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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格
离格（又称夺格或从格，ablative case；拉丁："casus ablativus"）在语法功能上为表示某些意义的状语。有出现在拉丁语、梵语、俄语等原始印欧语系语言中，但是蒙古语，藏语、芬兰语中也有类似的格。拉丁语的离格混合了印欧语系中的离格（表明来源）、工具格（表明使用）和方位格（表明在）。从这些最初的来源意思上，又有一些其它的意思发展起来，包括原因的离格（表明由什么产生）、时间的离格（表明“在某一时间”，来源于位置格）、做某些动词的受词以及绝对离格。
在芬兰语中，离格是六种位置格之一，表示“从某个表面/平面”出来，和出格（elative“从某种东西里面”出来）有明显的区别。
除了离格和出格，芬兰语位置格还包括：
在楚科奇语中，离格后缀-jpə使阴性的词根变成阳性："kupre-n" “网络”的离格形式是"kopra-jp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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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
磷（，化学符号：）是一种化学元素，它的原子序数是15。
磷是一种易起化学反应的、有毒的氮族非金属元素。它的化学反应活性和毒性取决于形态不同而有所区别。
磷化氢燃烧的火叫鬼火。
磷可以在空气中燃烧，生成大量十氧化四磷
白烟：<chem>4P + 5O2 -> 2P2O5</chem>在有催化剂存在的情况下，白磷、红磷和水经过几步反应生成HPO、H及很少量的HPO和PH：<chem>P4 + 16H2O = 4H3PO4 + 10H2</chem>
在化学史上第一个发现磷元素的人，当推十七世纪的一个德国汉堡商人波兰特（Henning Brand，约1630年~约1710年）。他是一个相信炼金术的人，由于他曾听传说从尿-{zh-hans:里; zh-hant:里;}-可以-{zh-hans:制; zh-hant:制;}-得“金属之王”黄金，于是抱着图谋发财的目的，便用尿作了大量实验。1669年，他在一次实验中，将砂、木炭、石灰等和尿混合，加热蒸馏，虽没有得到黄金，而竟意外地得到一种十分美丽的物质，它色白质软，能在黑暗的地方放出闪烁的亮光，于是波兰特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冷光”，这就是今日称之为白磷的物质。波兰特对制磷之法，起初极守秘密，不过，他发现这种新物质的消息立刻传遍了德国。
德国化学家孔克尔曾用尽种种方法想打听出这一秘密的制法，终于探知这种所谓发光的物质，是由尿-{zh-hans:里; zh-hant:里;}-提取出来的，于是他也开始用尿做试验，经过苦心摸索，终于在1678年也告成功。他是把新鲜的尿蒸馏，待蒸到水分快-{zh-hans:干; zh-hant:干;}-时，取出黑色残渣，放置在地窑里，使它腐烂，经过数日后，他将黑色残渣取出，与两倍-{zh-hans:于; zh-hant:于;}-“尿渣”重的细砂混合。一起放置在曲颈瓶中，加热蒸馏，瓶颈则接连盛水的收容器。起初用微火加热，继用大火干馏，及至尿中的挥发性物质完全蒸发后，磷就在收容器中凝结成为白色蜡状的固体。后来，他为介绍磷，曾写过一本书，名叫《论奇异的磷质及其发光丸》。
在磷元素的发现上，英国化学家罗伯特·波义耳差不多与孔克尔同时，用与他相近的方法也-{zh-hans:制; zh-hant:制;}-得了磷。波义耳的学生汉克维茨（Codfrey Hanckwitz）曾用这种方法在英国-{zh-hans:制; zh-hant:制;}-得较大量的磷，作为商品运到欧洲其他国家出售。他在1733年曾发表论文，介绍-{zh-hans:制; zh-hant:制;}-磷的方法，不过说得十分含糊，以后，又有人从动物骨质中发现了磷。
由于单质磷在空气中会自燃或缓慢氧化而放热发光，因此磷的拉丁文名称来源于希腊文的拉丁化，原指“启明星”，意为“光亮”。
而在中文里，磷的本字为-{粦}-，根据晋代《博物志》记载，「战鬬死亡之处，有人马血，积中为粦，著地入艸木，如霜露不可见。有触者，著人体后有光，拂拭即散无数，又有咤声如鬻豆。舛者，人足也。言光行著人。」可见上部"米"字乃代表鬼火之"炎"字转写，下部"舛"字则指人足部。
“磷”字本与“-{粦}-”无关，如司马相如在作赋时将其与"嶙"、"粼"混用，指光亮。南朝时期的字典《玉篇》中记载为云母之意。本作为鬼火之源的"-{粦}-"后加石字偏旁以作为其元素性质之辨，指鬼火之源所含的元素。此与"磷"之原来诸义皆有所不同。
磷在地壳中的含量为0.09%。磷不以单质存在，通常在磷酸盐中天然存在，尤其是磷灰石。磷也存在于生物体当中，是原生质的基本成分。
磷的现代制法是将磷酸钙与砂（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及焦炭一起放在电炉中加热。为使反应式易于理解，可写成两步如下：
已发现磷的同位素共有13种，包括磷27至磷39，其中只有磷31是稳定的，其他同位素都带有放射性。
磷的含氧酸非常丰富，结构较为复杂，且大多具有商业价值。这些含氧酸都有和氧相连的氢原子，可以体现酸性，也有些有不体现酸性的直接连在磷上的氢原子。纵然许多磷的含氧酸已经被合成，但仅有以下几种是较常见的。其中的三种——次磷酸、亚磷酸和磷酸尤为重要。
最常见的磷化合物是磷酸盐（<chem>PO4^3-</chem>），它是一个呈四面体的阴离子。其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用作化肥。磷酸根离子是（正）磷酸的共轭碱。磷酸是一个三元酸，所以它可以逐步转变为以下三种共轭碱：
磷酸及其衍生物有聚合成链或环而形成<chem>P-O-P</chem>键的倾向。目前已知的聚磷酸衍生物已经有很多，比如ATP。它们通过磷酸氢盐（例如<chem>{HPO4}^{2-}</chem>和<chem>{H2PO4}^{2-}</chem>）脱水得到。例如，下列缩合反应在工业上非常广泛地用于生产三磷酸钠（俗称五钠）：
十氧化四磷（PO）是磷酸的酸酐。它是白色的固体，与水反应非常剧烈。
<chem>PCl5</chem>和<chem>PF5</chem>两种化合物具有共同点：它们都较不稳定，且都是白色或浅色的。<chem>PCl5</chem>和<chem>PF5</chem>的空间构型都是五角双锥，并且它们都是路易斯酸。后者可以形成<chem>{PF6}^{-}</chem>离子，它和<chem>SF6</chem>互为等电子体。至于另外两种磷的卤化物<chem>PBr5</chem>和<chem>PI5</chem>都是极不稳定的。而磷最主要的卤氧化物是三氯氧磷（<chem>POCl3</chem>），它的空间构型是四面体型的。
以往一直认为磷（V）化合物中磷的d轨道参与了杂化。然而经过计算机大量计算，事实并非如此：磷只用了s和p轨道杂化。这可用分子轨道理论来解释。
磷酸根中的氧可以被硫取代，如硫代磷酸。
多种硫化磷也是已知的。
磷可用于安全火柴、烟花、燃烧弹和化肥，还可以保护金属表面免于腐蚀。
磷酸的用途也十分广泛。
磷是骨骼和牙齿的构成材料之一。正常成年人骨中的含磷总量约为600～900克，人体每100毫升全血中含磷35-45毫克。磷能保持人体内代谢平衡，在调节能量代谢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它是生命物质核苷酸的基本成分。它参与体内的酸碱平衡的调节，参与体内脂肪的代谢。
磷缺乏可以出现低磷血症，引起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的异常，软骨病。磷过多将导致高磷血症，使血液中血钙降低导致骨质疏松。
短时间内摄取一定分量的白磷单质，可造成急性白磷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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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
新闻学是一种包含搜集、撰写及报导新闻的学科。在广义上，它亦包含了编辑和演示新闻专题的过程。新闻学在报业、电视、电台以及网络新媒体等各种传播媒介上均起著重要的作用。多数的传媒机构皆希望「先发制人」，争先发布资讯，而处于这种压力下，传媒机构通常会先对新闻进行编辑和校对，以使其内容符合该机构在准确性、素质和式样等方面的标准。有很多传媒机构均声称他们是政府机关和官员的监察者，由此监督政府对人民负责，并为这传统感到自豪。但同时，批评者则对传媒本身能否向大众负责而提出质疑。
二十年代初，传统新闻工作者都是受雇的毕业于相关学士学位的专业人士。可是到了九十年代，随著新闻制作数码化及互联网的普及程度日益上升，传统、专业的新闻文化正在受到挑战。民间记者的概念应运而生，网络上的记者可以透过不同渠道来把自己制作的新闻发放，而不只限于透过专业的媒体渠道。
前华盛顿邮报编辑形容以消息导向的新闻写作是「历史初稿」，因为每当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时，新闻工作者都把它们记录下来，接著把该些专题报道在短时间内制成，而这与写作历史的初稿无异。
在美国，新闻是由媒体组织或是个人所制作。部落客多半也都是记者（不过也有例外）。联邦贸易委员会要求部落客若在著文介绍产品前，已有收到免费推广用的产品，需要告知读者其产品是厂商免费赠送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利益冲突及保护消费者。
假新闻是已知不真实，但又特定散发给大众的消息，或是由不可靠的组织所制作的消息。假新闻很容易在社交媒体上传播（例如）。读者可以根据新闻是否由可靠的新闻机构发布来评估是否是假新闻。美国的可靠新闻机构会有编辑委员会，而且其编辑部门和广告部门会有清楚的划分。可靠的新闻机构或是其员工会属于一个或多个专业组织，例如、, 或是。这些协会都有其成员必需遵守的职业道德准则。许多新闻机构也有其职业道德准则，规范记者的专业行为。一认认为纽约时报的标准和道德规范是相当严谨的。
在记者写作的时候，就会出现有关客观及偏见的问题。有些报导是特意要表示作者自身的观点，有些报导则是刻意比较中立及客观的。在印刷版的报纸中，报导有其各自的版面，可以根据版面判断报导是作者自身观点或是较中立的描述。若在网路版的报纸中，上述版面的分界就不一定存在。读者需要仔细根据其标题或是其设计元素，来了解作者意图传达个人观点，或是要传达中立的观点。作者个人观点一般会是由专栏作者写作，或是在社论对页版的章节中。、封面新闻及资讯娱乐新闻一般不会是作者自身观点。
根据所述，民主国家健康的新闻需要提供当权者的意见，也需要提供想要执政者的意见，需要有各方面的意见，考虑所有人资讯的需求。
许多争议的焦点是在记者是否应该是-{「}-客观-{」}-或是-{「}-中立-{」}-的。记者是在一特定社会背景下产生新闻的人，自身也是其社会背景的一部份。记者遵守其职业道德守则，尽力呈现所有合法的观点。
的《》于1605年在斯特拉斯堡出版。这被认为是第一份报纸。第一份成功的英文报纸，于1702至1735年出版。在巴西20世纪50年代报纸《政府卡里奥卡》（Diário Carioca）的改革通常称为巴西现代新闻业的诞生。
1920年代时，现代的新闻才开始起步，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和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曾针对在民主社会中新闻扮演的角色提出了不同的想法，其不同的哲学仍影响著在社会及国家当中，新闻所扮演的角色。
李普曼认为新闻记者扮演了大众和政策订定者之间的媒介（翻译）。李普曼认为大众无法评估现代社会中日益复杂的事务，因此需要中间人来过滤消息，新闻记者就是这个中间人，记录政策订定者之间传递的消息，萃取精华再提供给社会大众。大众可以透过选举影响政府，政府会让政府的权力继续运作。李普曼的哲学是将社会大众放在权力链的最下方，继承从上层统治者提供的资讯
杜威的想法不同，杜威认为大众不只可以了解政策订定者提供的资讯，或是回应的讯息，并且政策需要以公众讨论的方式进行讨论后才能进行决策。当问题彻底讨论后，最佳的决策自然会浮现。杜威认为记者不能只是传递资讯，也需要权衡各政策施行后的结果，告知政策订定者及社会大众的。杜威的想法已或多或少的有实施，也就是。
李普曼对新闻记者的概念较接近政府的立场。而杜威的论点较类似现代记者对其自身角色的认定，多少也是社会上期待新闻记者可以扮演的脚色。例如美国人会批评记者一些过度的行为，但仍期待记者可以作为公众监督政府、企业及有力人士的守门人，告知大众相关的资讯，以便进行决策。
及Tom Rosenstiel propose曾在其著作《The Elements of Journalism》列出了一些新闻记者的行为守则。因为新闻记者首要是要对大众忠诚，因此新闻记者需要对社会大众说实话，并且独立的监督有权力的个人以及组织。新闻记者最重要的是基于查证的原则，提供社会大众可靠的资讯。
新闻写作的过程采用5W1H分析法，即介定何时（when）、何地（where）、何人（who）、何事（what）、为什么（why）和如何（how），以及介定该事件或趋势的显著性和效应。报章、电视、电台和杂志，还有最近互联网上的万维网等媒体均涉及新闻写作。
记者写作并报道广泛且多样的题材，包括：
新闻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对应不同的受众。新闻是第四权，是政府的，监督相关的施政。一份报纸中可能包括多不同形式的新闻。报纸、杂志或是网站的各部份也可能是为了不同的受众
以下是一些新闻的形式：
近来社交媒体的兴起也引起有关新闻的探讨，即重新将新闻报道视为一个过程，而不是将其归类于特定的新闻产品。以这个观点来看，新闻报道是互动性的，由许多的作者、记者以及社会媒体大众一起参与。
各国政府对于新闻及记者的政策及管理方式不同，相关政策会决定记者可以研究或是撰写报导的内容范围，以及哪些媒体机构可以制作新闻。有些政府保证新闻自由，而有些国家严格的限制记者可以研究或是或是撰写报导的内容范围。
在许多国家中，记者有一般大众没有的特权，包括比较容易接触到公众事件、犯罪现场以及记者会，也可以和政府官员、社会名流以及大众关注的人进行访谈。
以报导战争为主的记者（可能是国家和国家的战争，或是国内的暴动），常常不会受到政府的保护。在战争中被抓获或拘留的记者会视为是平民，送回到所属国家。由于记者报导的内容有时是政府不希望公开的，因此世界各地的许多政府会给予记者恐吓，骚扰和暴力等干预手段。
记者对消息来源保密的行为受法律保护。即使警察或检察官要求，情报提供者的身份也是机密的。
美国州法院对消息来源提供不同程度的保护，但在美国联邦法院调查时记者无权保护来源。一般而言联邦法院不会强迫记者透露消息来源，只有法院寻求的信息是高度相关案件，也没有其他的方式来获得时才会强迫记者透露消息来源。记者拒绝作证会被以藐视法庭罪处以罚款或监禁。
以记者的角度来说，有需保密的消息来源也有其风险，因为无法确认消息是否属实，若最后消息不实，可能会因此而破坏记者的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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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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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
7月2日是阳历年的第183天（闰年是184天），离一年的结束还有18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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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万有引力定律
万有引力定律（）指出，两个质点彼此之间相互吸引的作用力，是与它们的质量乘积成正比，并与它们之间的距离成平方反比。
万有引力定律是由艾萨克·牛顿称之为归纳推理的经验观察得出的一般物理规律。它是经典力学的一部分，是在1687年于《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首次发表的，并于1687年7月5日首次出版。当牛顿的书在1686年被提交给英国皇家学会时，罗伯特·胡克宣称牛顿从他那里得到了距离平方反比律。
此定律若按照现代语文，明示了：每一点质量都是通过指向沿著两点相交线的力量来吸引每一个其它点的质量。力与两个质量的乘积成正比，与它们之间的距离平方成反比。关于牛顿所明示质量之间万有引力理论的第一个实验，是英国科学家亨利·卡文迪什于1798年进行的卡文迪许实验。这个实验发生在牛顿原理出版111年之后，也是在他去世大约71年之后。
牛顿的引力定律类似于库仑电力定律，用来计算两个带电体之间产生的电力的大小。两者都是逆平方律，其中作用力与物体之间的距离平方成反比。库仑定律是用两个电荷来代替质量的乘积，用静电常数代替引力常数。
牛顿定律的理论基础，在现代的学术界已经被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所取代。但它在大多数应用中仍然被用作重力效应的经典近似。只有在需要极端精确的时候，或者在处理非常强大的引力场的时候，比如那些在极其密集的物体上，或者在非常近的距离（比如水星绕太阳的轨道）时，才需要相对论。
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可以表示如下：
任意两个质点由通过连心线方向上的力相互吸引。该吸引力的大小与它们的质量乘积成正比，与它们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与两物体的化学本质或物理状态以及中介物质无关。
其标量式方程表示为：formula_1，
其中，
依照国际单位制，formula_2的单位为牛顿(N)，formula_4、formula_4的单位为千克(kg)，formula_6的单位为米(m)，常数formula_3大约为6.67×10 N m kg（牛顿米的平方每千克的平方）。
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亦可通过向量方程的形式更加准确地进行表述，而用以计算万有引力的方向和大小。
在下列公式中，以粗体显示的量代表向量。
可以看出向量式方程的形式与之前给出的标量式方程相类似，区别仅在于在向量式中的F是一个向量，以及在向量式方程的右端被乘上了相应的单位向量。而且，我们可以看出：F = − F.
假设质点的引力加速度为formula_21。根据牛顿第二定律，formula_22，即formula_23。将这表达式代入牛顿万有引力方程，则可得到
类似地，亦可得到formula_25。
依照国际单位制，引力加速度（同其他一般加速度）的单位被规定为米每平方秒 (记作formula_26或formula_27)。
请注意上述方程中的formula_21，质量formula_29的加速度，在实际上并不取决于formula_29的取值，即引力加速度大小仅与formula_31和formula_6有关。
同样，引力加速度的向量式方程与其标量式方程相类似：
引力场是用于描述在任意空间内某一点的物体每单位质量所受万有引力的矢量场。而在实际上等于该点物体所受的引力加速度。
以下是一个普适化的矢量式，可被应用于多于两个物体的情况（例如在地球与月球之间穿行的火箭）的计算。对于两个物体的情况（比如说物体1是火箭，物体2是地球）来说，引力场formula_34表示为：
因此可以得到
该公式不受产生引力场的物体的限制。引力场的单位为力除以质量的单位；在国际单位制上，被规定为N·kg（牛顿每千克）。
如果被讨论的物体具有空间广度（远大于理论上的质点），它们之间的万有引力可以以物体的各个等效质点所受万有引力之和来计算。在极限上，当组成质点趋近于“无限小”时，将需要求出两物体间的力在空间范围上的积分。
从这里可以得出：如果物体的质量分布呈现均匀球状时，其对外界物体施加的万有引力吸引作用将同所有的质量集中在该物体的几何中心时的情况相同。（这不适用于非球状对称物体）。
尽管牛顿对万有引力的描述对于众多实际运用案例来说十分地精确，但它也遭遇到一些理论难题，而且被证实不符合一些重要观测结果。
牛顿的理论并不能完全地解释出水星在沿其轨道运动到近日点时出现的进动现象。牛顿学说的预言（由其它行星的引力拖曳产生）与实际观察到的进动相比每世纪会出现43弧秒的误差。
牛顿理论预言，在万有引力作用下，光线的偏折只有实际观测结果的一半。广义相对论则与观察结果更为接近。
牛顿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所有物体的引力质量与惯性质量相同这一观测现象。广义相对论则将它作为一个基本条件。更多内容，请参阅条目等效原理。
当牛顿的非凡工作使万有引力定律能够以数学公式来表达后，他仍然不满于公式中所隐含的超距作用观点。他从来没有在他的文字中给出产生这种能力的原因。在其它情况下，他使用运动的现象来解释物体受到不同力的作用的原因，但是对于万有引力这种情况，他却无法用实验方法来确认运动产生了万有引力。此外，他甚至还拒绝对这个由地面产生的力的起因提出假设，而这一切都违背了科学证据的原则。
牛顿对万有引力的发现埋葬了“哲学家至今仍在徒劳无功地试图探索自然”()这句所谓的真理，就同他深信着的“有各种因素”使得“各种迄今未知的原因”是所有“自然现象”的基础。这些基本的现象至今仍在研究中，而且，虽然存在着许多种的假设，最终答案仍然没有找出。虽然爱因斯坦的假设的确比牛顿的假设更能精确地解释确定案例中万有引力的作用效果，他也从来没有在他的理论中为这种能力赋予一个原因。在爱因斯坦的方程式中，“物质告诉空间怎么弯曲，空间告诉物质怎么移动”。但是这个完全异于牛顿世界的新的思想，仍不足使爱因斯坦所给出“产生这种能力的原因”比万有引力定律使牛顿所赋予的原因更能使空间弯曲。牛顿自己说：
如果人类的科学最终能够发现万有引力是如何产生（制造）的，牛顿的梦想也将随之实现。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使用的单词“原因()”并不是“起因()和影响”或者“被告导致()受害者死亡”中所表示的意义。何况，当牛顿使用单词“原因()”时，他（明显地）意指为一种“解释”。或者说，像“牛顿学说的万有引力是行星运动的原因”这个短语的意思就是牛顿学说的万有引力解释了行星的运动。参看条目因果。
宾利的悖论是一个关于宇宙整体的悖论，指出当牛顿的引力理论应用于宇宙学时，会出现问题。牛顿导出了他的万有引力公式后，他在写给当时的剑桥哲学家（Richard Bentley）的一封信中说，如果所有的恒星都由万有引力相互吸引的话，那么一个会被吸引到另一个；恒星之间的距离将逐渐地缩短，最后它们应该会合并成为一个点。牛顿认为，宇宙中的每颗恒星都应该被其它恒星所吸引，它们之间不会维持固定的距离，而是应该全部叠落在一起，变成单一个恒星。牛顿在信中承认了这一点。他宣称上帝会“不断的微调”来防止万有引力应用上预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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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
重力（），是指具有质量的物体之间相互吸引的作用，也是物体重量的来源。
引力与电磁力、弱相互作用力及强相互作用力一起构成自然界的四大基本相互作用。在这四种基本相互作用中，引力是最弱的一种，但同时也是一种长程有效作用力。在现代物理学中，引力一般由广义相对论来精确描述，认为引力反映了物体的惯性在弯曲时空中的表现。而经典力学中的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则是对引力在通常物理条件下的极好的近似描述。
在地球上，地球对地面附近物体的万有引力赋予了物体的重量，并使物体落向地面。在宇宙中，引力让物质聚集而形成天体，同时也让天体之间相互吸引，形成按照轨道运转的天体系统。此外，月球以及太阳对地球上海水的引力，形成了地球上的潮汐。
在1687年，艾萨克·牛顿在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发表了万有引力定律。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的陈述如下：
如果两个质点的质量分别为formula_1、formula_2，并且在它们之间的距离为formula_3，则它们之间的万有引力formula_4为
其中，formula_6是被称为引力常数（或万有引力常数），2014年CODATA推荐的引力常数值是formula_7。
注：只有当两个物体之间的距离远大于物体的几何尺寸时，物体可以近似看作质点，这个公式才是适用的。否则应当把物体分割为足够小的质点，两两之间计算引力，而后进行积分。
重力的单位有牛顿（N）或是达因（cgs），在国际单位制中，1公斤的物体在地球表面的重量大约是formula_8。在CGS制中，1克的物体在地球表面的重量大约是重formula_9
1916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发表广义相对论，用几何语言描述的引力理论，它代表了现代物理学中引力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广义相对论将经典的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包含在狭义相对论的框架中。在广义相对论中，引力被描述为时空的一种几何属性（曲率）；而这种时空曲率与处于时空中的物质与辐射的能量-动量张量直接相联系，其联系方式即是爱因斯坦场方程（一个二阶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组）。
对于引力传播的速度基本有三种理论：
各个行星天体，包括地球，都具有其自身的万有引力特性。假设一个球形对称的物体，对一特定位置的引力强度和物体质量成正比，和物体球心的距离平方成反比。
一位置的引力场强度等于一物体放置在该位置时，受影响而产生的加速度。地球表面的自由落体加速度被表示为"g"，可以用以下的标准重力表示：根据国际度量衡局（BIPM）的资料，标准重力为9.80665m/s或者32.1740ft/s
这表明，如果忽视空气阻力的影响，在地表附近正在自由落体的物体速度每秒将增加9.81 m/s（大约22mph）。因此，一个从静止开始下落的物体在一秒后的速度将达到9.81 m/s，第二秒将达到19.62 m/s，以后的情况也将依此类推。
根据牛顿第三运动定律，地球同时也受到下落的物体等值反向的力的作用，意味着地球也将加速向物体运动。但是，由于地球巨大的质量，这个加速度小到难以察觉。
在一般情况下，物体因不变的重力持续作用而运动时，一组动力学方程组可描述它运动的轨道。例如，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给出了一个简单的方程"F = mg"，其中"m"代表物体的质量。当物体自由落体向地球的距离可以以我们日常用到的距离衡量时，这个猜想是合理的；但若用于对大距离譬如太空船的轨道进行计算时，这将导致极大的误差。
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和应用被用于计算和了解我们的太阳系内各个行星的详细信息、太阳的质量、恒星间的距离，甚至被用于推测暗物质理论。尽管人类还没有去过太阳和其他星球，我们都可以知道它们的质量。这些都是通过万有引力定律研究得出的。在空间中任何物体都按照一定的轨道围绕某些大质量物体运转，它们之间的万有引力保持着它们的轨道。行星围绕恒星运转，恒星围绕星系中心运转，星系围绕星团中心运转，星团围绕超星系团运转。
在上个世纪，另外三大基本相互作用：强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的产生机制已经通过传递相对作用的规范玻色子的观念加以解决。现在人们正在尝试将规范玻色子、相对论与万有引力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重力相互作用是如何与其他三个基本作用互相影响的是一个未决问题。
极大数量的机械发明的正常运行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重力而实现。例如，高度差可以提供有用的液压，这是静脉滴注和水塔的运作原理。利用水的重力势能发电的水力发电装置亦可以这种能量将电车推上斜坡。同样，缆绳上悬挂的重物可通过滑轮使缆绳及缆绳位于滑轮另一边的那一部分持续地绷紧。
还有更多的例子：比如说熔铅，当铅水从霰弹塔的顶端灌入后，会变成一颗颗如雨点一般散落的铅弹——首先被分离成为多个小液滴，形成熔融状态的球体，之后逐渐凝固为固体，并在被众多相同的熔融石的共同作用下，最终在自由落体中冷却形成球形或近球形。重力驱动时钟由重力势能提供运行的能量，摆钟则依赖于重力来校准时间。人造卫星的正常运行则是运用牛顿《原理》计算的结果。
历史上的各种理论
最近的各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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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
胡锦涛（） ，祖籍安徽绩溪龙川村，出生于江苏省泰县（今属泰州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最高领导人，是2002年至2012年间中国共产党第四代领导人，第十四届至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十四和十五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六届、第十七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胡锦涛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被称为“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在2003年至2013年期间，胡锦涛还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还兼任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与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1993年至2003年期间，担任过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
胡锦涛祖上曾出过明朝户部尚书胡富、兵部尚书胡宗宪等历史名人，属龙川胡氏一系。胡锦涛的高祖父胡允源来到江苏泰州后，开了一个小店。到胡锦涛曾祖父胡树铭时已小有规模，又在上海、浙江等地开设了7个分店，并从事茶叶出口生意，生意兴隆时曾聘用多名英语翻译。
民国31年（1942年），胡锦涛出生于江苏省泰县。7岁时，胡锦涛母李文瑞去世，其为胡家独子，其下有妹妹胡锦蓉与胡锦莱。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静之的茶庄随公私合营被划归当地供销社。
他最初就读于五巷小学，后转入泰州大埔小学，1953年进入私立泰州中学（现泰州二中），1956年进入江苏省泰州中学借读。根据其家族人回忆，胡锦涛小时很文静、喜爱读书、性格随和。他曾在履历表籍贯栏中填过“泰州”，受到父亲训导后从中学开始就一直填“安徽绩溪”。胡锦涛在绩溪家乡的堂姐胡锦霞表示：胡锦涛看到她的籍贯填的也是“安徽绩溪”，父亲胡增钰对他说：“我们老家是安徽绩溪，你长在江苏，祖籍是安徽。”此后，胡锦涛在一次全国团代会上，他对来自安徽的代表说：“我也是安徽人，我的老家在徽州地区，我是绩溪人”。
从1959年9月起，胡锦涛在清华大学开启了大学生涯，期间，他结识了之后的夫人刘永清，他和夫人刘永清当时是水利工程系同年级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两位。在校期间，胡锦涛是出名的高材生，大学6年，除一门功课4分外，其余全是满分5分。
胡锦涛在清华大学期间曾任学生文工团舞蹈队团支部书记、水利系政治辅导员。196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胡锦涛作为清华大学选派的100名学生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10月1日当天，胡锦涛又被选入清华大学游行队伍，参加了国庆大游行。之后，胡锦涛把参加《东方红》排练和游行的感受写成一篇文章，题为《上了生动的一课 毛泽东思想的颂歌——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座谈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发表在1964年10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
1965年大学毕业后，胡锦涛被学校留在水利系参加科研工作、任教，并继续担任政治辅导员。文革时期参与和倾向的是相对清华大学井冈山派更温和保守的造反派──「四‧一四派」。
1968年至1969年，胡锦涛在位于甘肃的水电部刘家峡工程局房建队参加了工作。1969年至1974年，在水利部第四工程局八一三分局历任技术员、秘书、机关党支部副书记。1974年调任甘肃建设委员会秘书，因受到时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宋平的赏识而进入中共全国政坛，此后历任甘肃省建委设计管理处副处长、甘肃省建委副主任。1982年9月，胡锦涛调任共青团甘肃省委书记。数月后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曾于1985年率青年团访问日本，受到礼敬。1984年至1985年11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当时中共一度考虑由胡锦涛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但考虑到当时中央的团派成员不少，即将朱厚泽与胡锦涛互调位置。1985年，胡锦涛调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当时的贵州是中国最贫困的省份，1986年的贵州人均生产总值是461元人民币，在中国省级行政区中排名倒数第一。胡锦涛上任后，对贵州省开始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先后撤消了省人事局、劳动局、统计局、审计局、工商局、物价局等11个部门的党组，政府系统逐步建立行政首长负责制。
1988年10月14日，贵州大学发生进修学员殴打致伤本校学生事件。后来又发生贵州大学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示威，胡锦涛连夜召开会议，与示威大学生进行商讨并进行协调，最终化解这一事件。
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伍精华因为劳累过重，在1988年6月、11月连续病倒。随后，中共中央调遣当时最年轻的（四十七岁）省委书记胡锦涛，担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
而在胡锦涛上任不久之后，第十世班禅在1989年1月28日因为突发心肌梗死于日喀则病逝，享年51岁，西藏时局顿时异常复杂。在面对复杂的政治环境和极端事件的处理上，他的作为受到邓小平等人的赞许，也为此后的政治生涯，奠定了丰富的经验基础。
1992年，50岁的胡锦涛进入中共中央负责组织工作。同年10月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推荐及邓力群提名，在中共十四大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常务工作），晋升正国级党和国家领导人，正式成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1993年2月，接替乔石，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
1998年3月15日，胡锦涛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99年再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98年，胡锦涛兼任中央关于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中国成立国家反恐怖工作协调小组，胡锦涛兼任组长。
2002年11月，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第十六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2003年3月，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第六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2004年和2005年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和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分别当选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2007年10月在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上连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2008年3月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连任国家主席及国家军委主席。
胡锦涛在上任后的首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强调“宪法的不可侵犯性”。中国政府也首次发布了关于中国社会动荡的数据，并赞同人民有知情权。在2003年非典疫情中胡锦涛政府行动果断，及时免去了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市长的官职。以平民领导人的姿态受到了人们的称赞。在经济方面，取消了农民农业税，对民工采取更宽松的政策，率先扶持内陆城市，实施基本医保制度，增加城市地区的最低工资金额，建设经济适用房项目。
胡锦涛注重社会经济的平衡和中国内陆地区资源的合理配置。在其任内，中国经济整体呈现出“国进民退”的趋势。在民航、钢铁、汽车、房地产等领域，一些国有大型企业靠政府政策倾斜及直接注资，大规模吞并民营企业。08-09年间，政府为抵御金融危机推出了扩大内需十项措施，但巨额的投资大部分流向地方政府和国企，使得民营企业在危机中受到市场和国企的双重夹击。
2009年9月29日，国务院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胡锦涛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身份发表了针对民族问题的讲话。
执政期间，工信部在2009年7月起，对全国新销售的个人电脑预装上网过滤软件绿坝·花季护航，而后迫于民众压力，于同年8月取消大部分强制安装。
执政期间的2005年3月14日，全国人大投票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被大多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众认为是从法理上维护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不过，任内改善中共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先后与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吴伯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会面。
在胡锦涛任总书记期间下，有两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级别的官员被处理。2006年9月，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免去职务并接受调查。2012年3月，原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免去职务并接受调查。
胡锦涛推行睦邻友好政策，主张全方位外交，重视对东南亚的中国周边邻国改善关系。
2012年，针对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中国及时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在南海问题上，中国适时妥善应对，同时积极推动与东盟国家开展海上对话与合作，切实地维护了地区稳定。胡锦涛表示：「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日方采取任何方式‘购岛’都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中国政府在维护领土主权问题上立场坚定不移。日方必须充分认识事态的严重性，不要作出错误的决定，同中方一道，维护中日关系发展大局。」
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之后，胡锦涛提出包括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荣辱观、和谐社会等理论，其中科学发展观已在中共十七大上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在中共十八大上，科学发展观更被列为党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2018年3月「科学发展观」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008年1月15日，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声称今后会把反腐败工作的成效看作是取信于民的重要指标，这是中国进入转型发展近30年来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关于反腐败目标的看法。执政期间，社会问题越来越尖锐，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
根据中共确立的领导人最多连任两届的原则，胡锦涛在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后，卸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由习近平接任。胡锦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位一次交出所有权力的非终身制最高领导人。在2013年3月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胡锦涛卸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国家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正式退休。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44集第36分钟时，出现一个未标明姓名的新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根据他戴黑框眼镜、面型、发型等特征判断，相信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有网民在微博说：“没提名字的年轻候补委员，几位元老都和他握手。演员有点胖了，不过这个造型倒是很容易让人想到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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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达
在希腊神话中，勒达是一个斯巴达王后，廷达瑞俄斯的妻子，卡斯托耳、波吕克斯、福柏、Philonoe、克吕泰涅斯特拉和海伦的母亲。
勒达受到化身为天鹅的宙斯的引诱，生了两个蛋，每个蛋变成两个小孩。第一个蛋中的波吕克斯和海伦是宙斯的孩子，另一个卡斯托耳和克吕泰墨斯特拉则是延德尔斯的孩子。
也是天鹅座诞生的故事角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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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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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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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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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2.0
Windows 2.0是一套基于MS-DOS操作系统，微软于1987年发行，类似Mac OS图形用户界面的Windows版本。这个用户界面较Windows 1.0有著更多的功能，且已近似Windows 3.0。它已有一些的改进，而紧接着它就是更受欢迎的3.0版本但此版本的支援周期长达14年，由1987年支援到2001年最后一天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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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
臭氧（分子式为O）是氧气（O）的同素异形体，在常温下，它是一种有特殊臭味的浅蓝色气体。英文臭氧（Ozone）一词源自希腊语"ozon"，意为“嗅”。
臭氧主要存在于距地球表面20公里的同温层下部的臭氧层中，含量约50ppm。它吸收对人体有害的短波紫外线，防止其到达地球。O经紫外光照射而得。在大气层中，氧分子因高能量的辐射而分解为氧原子（O），而氧原子与另一氧分子结合，即生成臭氧。臭氧又会与氧原子、氯或其他游离性物质反应而分解消失，由于这种反复不断的生成和消失，乃能使臭氧含量维持在一定的均衡状态，而大气中约有90%的臭氧存在于离地面15到50公里之间的区域，也就是平流层，在平流层的较低层，即离地面20到30公里处，为臭氧浓度最高之区域，是为臭氧层，臭氧层具有吸收太阳光中大部分的紫外线，以屏蔽地球表面生物，不受紫外线侵害之功能。
1785年，德国人在使用电机时，发现在电机放电时产生一种异味。1840年德国科学家克里斯蒂安·弗雷德日将它确定为臭氧。
臭氧是一种淡蓝色气体，微溶于水，易溶于四氯化碳或碳氟化合物而显蓝色。在-112℃凝结成深蓝色的液体，这是有危险性的，因为气态和液态的臭氧容易发生爆炸。温度低于-193℃，臭氧会形成紫黑色固体。
大多数人都可以嗅到有点类似氯刺鼻的气味。暴露在0.1－1 ppm的臭氧会产生头痛，眼睛灼热，刺激呼吸道。即使空气中有低浓度的臭氧，亦会破坏有机材料，如橡胶、塑料，及动物的肺部组织。
臭氧是抗磁性的，这意味著它的电子都是成对的。
臭氧具有等腰三角形结构，含有一个3中心4电子离域π键，三个氧原子分别位于三角形的三个顶点，顶角为116.79度，密度约为氧气的1.5倍，其沸点和凝固点均高于氧。臭氧液态呈蓝色，固态呈紫色。它与氧气不同，带明显令人恶心的气味，但低浓度的臭氧闻起来就像下过雨后出门闻到的“新鲜空气”的那种气味，十分怡人。臭氧反应活性强，极易分解，很不稳定，在常温下会逐渐分解为氧气，其性质比氧活泼，比重为一般空气的1.7倍。臭氧会因光、热、水份、金属、金属氧化物以及其他的触媒而加速分解为氧。
它不溶于液态氧等。有很强的氧化性，在常温下可将银氧化成氧化银，将硫化铅氧化成硫酸铅。臭氧可使许多有机色素褪色，对橡胶和纤维破坏性很大，很容易氧化有机不饱和化合物。臭氧在冰中极为稳定，其半衰期为2000年。
臭氧可利用碘化钾来检验。
+2+ == ++2
臭氧能迅速且定量地氧化成，此反应也可以用来测定的含量。
臭氧能氧化故常被用来处理电镀工业中的含氰废水 :
由于它的强氧化性，亦可用于消毒杀菌剂。
臭氧分子的共振式：
臭氧分子呈弯曲形对称结构。中心原子采取sp²杂化(混成)，两个杂化轨道与其他两个氧原子形成两根σ键，另一杂化轨道容纳孤对电子，除此之外，互相平行的2p轨道重叠形成三中心四电子的大π键。
臭氧分子可以结合一个电子形成臭氧根离子(O),所形成的化合物为离子型臭氧化合物。臭氧分子也可以形成臭氧链-O-O-O-,构成共价型臭氧化物，如OF。
因臭氧反应活性远远比氧（O）强，是强氧化剂，对植物、动物及很多结构材料如塑胶、橡胶有害。它还会伤害肺组织，严重会导致肺出血而死亡，因此当空气中臭氧含量过高时，一般建议老人和幼儿不宜于户外作剧烈运动，以免吸入过量臭氧。低层空气中臭氧有时称为「有害的」臭氧，主要源于汽机车排气中二氧化氮产生的光化学烟雾。
由于工业和汽车废气的影响，尤其在大城市周围农林地区，在地表臭氧会形成和聚集。地表臭氧对人体，尤其是对眼睛、呼吸道等有侵蚀和损害作用。地表臭氧也对农作物或森林有害。
与「有害的」臭氧相反，「有益的」臭氧存在于地球大气层的平流层上部，覆盖著地球表面，阻隔大部分破坏生物组织的太阳紫外线辐射。而稀薄的臭氧会给人以清新的感觉，因此在大雷雨后，空气总是特别清新。
工业上，用干燥的空气或氧气，采用5－25kv的交流电压进行无声放电制取，用空气做氧源时会衍生出大量氮氧化合气体。目前最先进的臭氧制备方法为高能量紫外线光解空气而对应生成纯净的臭氧。另外，在低温下电解稀硫酸，或将液体氧气加热都可制得臭氧。大自然很容易产生臭氧，在打雷闪电时会产生几十万伏的高压电，电离空气及有机物形成臭氧。臭氧能于短时间内将空气中的浮游细菌消灭，并能中和、分解毒气，去除恶臭。臭氧作为一种常温下的气态强氧化剂，能迅速弥漫到整个灭菌空间，灭菌不留死角，杀菌更彻底。因此臭氧可用于净化空气及饮用水、杀菌、处理工业废物和作为漂白剂。在一些游泳池以臭氧取代氯气做为消毒用途。
三聚体的三过氧化三丙酮分解也可以产生臭氧，但反应较为剧烈，不宜使用：
臭氧的灭菌原理：灭菌过程属生物化学氧化反应。臭氧能对细菌的细胞体直接氧化，即破坏其DNA而达到抑制的效果，对病毒的RNA亦有破坏作用；对各种毒素具有一定的氧化作用，降低其毒性。
臭氧具有强烈的刺激性，吸入过量对人体健康有一定危害。它主要是刺激和损害深部呼吸道，并可损害中枢神经系统，对眼睛有轻度的刺激作用。
当大气中臭氧浓度为0.1mg/m时，可引起鼻和喉头粘膜的刺激；臭氧浓度在0.1－0.2mg/m时，引起哮喘发作，导致上呼吸道疾病恶化，同时刺激眼睛，使视觉敏感度和视力降低。臭氧浓度在2mg/m以上可引起头痛、胸痛、思维能力下降，严重时可导致肺气肿和肺水肿。
此外，臭氧还会阻碍血液输氧功能，造成组织缺氧；使甲状腺功能受损、骨骼钙化，还可引起潜在性的全身影响，如诱发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损害某些酶的活性和产生溶血反应。臭氧超过一定浓度，除对人体有一定毒害外，对某些植物生长也有一定危害。臭氧还可以使橡胶制品变脆和产生裂纹。臭氧对人体也有致畸性，母亲孕期接触臭氧可导致新生儿睑裂狭小发生率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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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物质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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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
清圣祖玄烨（，又称康熙帝。），爱新觉罗氏，年号「康熙」。
康熙帝乃顺治帝第三子，顺治十一年农历甲午年三月十八巳时生于北京紫禁城景仁宫，母亲为孝康章皇后佟佳氏。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崩于北京畅春园清溪书屋，终年68岁。死后，得圣祖庙号、「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谥号，通称「圣祖仁皇帝」（），葬于景陵。康熙帝在位于1661年2月5日至1722年12月20日，在位六十一年零十个月，是清朝自入关以来的第二位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中国大陆及台湾等地的史学界及教科书中，一般将康熙、雍正及-{乾隆}-时期合共称为康雍乾盛世或康乾盛世。
康熙帝玄烨是顺治帝福临的第三子，母孝康章皇后佟氏为妃。顺治帝病笃前没有册立过皇太子(祖父皇太极生前亦不预先册立皇太子)。顺治十八年正月初六（1661年2月4日），顺治帝早逝，时年仅23岁。
顺治帝染上瘟疫天花传染病第3天时，接受汤若望的建议，因幼年玄烨曾出过天花具有免疫力，以口述遗诏(非直接下达命令)秘密形式立玄烨为皇太子。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1661年2月5日）玄烨登基时，只有八岁，次年正月（1662年2月）改元：康熙。因康熙皇帝尚年幼，顺治的遗诏同时指派四大臣辅政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辅治康熙皇帝。
康熙六年（1667年）六月，首辅索尼病故。七月初七（8月25日），十四岁的康熙帝正式亲政，在太和殿受贺，赦天下。但亲政仅十天后，鳌拜即擅杀同为辅政大臣的苏克萨哈，数天后与遏必隆一起进位一等公，实际政局并不受康熙帝直接掌控。
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时常召集小内监在宫中作「布库」之戏，不过在五月十六日（6月14日）鳌拜进见时，突然下令以大不敬之罪，命少年们将其逮捕。大臣商议鳌拜大罪三十条，请求将他灭族，康熙帝念鳌拜曾救过祖父皇太极的功劳，赦其死罪，改为拘禁，但诛杀了鳌拜的很多弟侄亲随及党羽。仅存的另一辅政大臣遏必隆因为长期勾结鳌拜，被削去太师、一等公。康熙帝由此完全夺回朝廷大权，开始真正亲政的阶段。
1673年，因为康熙帝决定削藩，导致平西王吴三桂起兵反抗清朝政府，其他二藩相继响应，三藩之乱最终在1681年被完全扑灭，国家遭受了较大的损失，在四川、云南以及江西等地有不少人被杀害。康熙采纳了安溪大学士李光地的意见，授明郑降将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在1683年出兵攻打台湾。
1677年，整治黄河工程开始。1684年，历时七年的整治黄河工程完成。
1690年至1697年多次击败准噶尔部噶尔丹，史称三征噶尔丹。在雅克萨战役，康熙派遣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成功驱逐沙俄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收复了雅克萨城（现俄罗斯联邦斯科沃罗丁诺）和尼布楚城（现俄罗斯联邦涅尔琴斯克）。他在京师东北的热河营建了避暑山庄，将其作为蒙古、西藏、哈萨克等部王公贵族觐见的场所，为清朝大肆的修建皇家园林开辟了先河。
康熙亲政不久后，便宣布停止圈地，放宽垦荒地的免税年限。他还着手整顿吏治，恢复了京察、大计等考核制度。为了防止被臣下蒙蔽欺骗，康熙还亲自出京巡视，了解民情吏治。其中最著名的是六次南巡，此外还有三次东巡、一次西巡，以及数百次巡查京畿和蒙古，此举极大的促进了康熙对民情的了解，他还亲自巡视黄河河道，督察河工，并下令整修永定河河道。
康熙崇尚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他曾多次举办博学鸿儒科，创建了南书房制度，并亲临曲阜拜谒孔庙。康熙还组织编辑与出版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康熙永年历法》、《康熙皇舆全览图》等图书、历法和地图。
康熙对于宗教基本上是宽容的，不仅仅是汉传佛教，或者满洲的藏传佛教、萨满教信仰，还褒封道教白云观方丈王常月，并皈依于门下。他甚至也时常听天主教传教士讲道，直到他发现罗马教廷试图干预中国政治，并且皇子信仰基督后以此作为争权夺利的工具，遂开始有所抵制天主教，即中国礼仪之争。其实康熙对西方文化也十分感兴趣，向来华传教士学习代数、几何、天文、医学等方面的知识，并颇有著述。
康熙帝为了箝制反清复明的活动而致力于打败明郑王朝。拿下台湾之后，康熙开放了海禁，并设立了四个通商口岸，后来此政策持续了整个清朝历史。康熙也利用戴南山（戴名世）的南山案文字狱事件，株连甚多，来抑制汉族士大夫的反叛思想，甚至桐城派文家方苞都差点遭斩首。
康熙是清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后代的乾隆帝因崇敬康熙而刻意禅让）。康熙坐镇北京取得了对三藩、沙俄的战争胜利，消灭在台湾的明郑政权，另一方面，康熙少年时就挫败了政治对手鳌拜。康熙创立“多伦会盟”取代战争，联络蒙古各部；意图以条约确保清朝政府在黑龙江的领土控制。
康熙标榜仁政，对官吏尽量以宽松待之，晚年倦勤，导致出现官场贪污，吏治败坏的现象。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御史参劾户部堂官希福纳等侵贪户部内仓银六十四万余两，牵连的官吏多达一百一十二人。康熙说“朕反复思之，终夜不寐，若将伊等审问，获罪之人甚多矣”。最后只把希福纳革职，其余官吏则勒限赔款。康熙末年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有江苏无锡县人刘三因县令李牧残酷成性，聚数百人于山中反抗，后被捕。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12月20日），康熙皇帝崩逝于大清顺天府（今北京市）畅春园清溪书屋内，享寿六十八岁。在位六十一年。当时八爷党支持的十四阿哥胤禵远在西北，四阿哥胤禛留京。康熙近臣步军统领隆科多宣布康熙遗嘱，命胤禛继承皇位，是为雍正皇帝，为康熙帝上庙号圣祖，谥号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安葬于清景陵。
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出现各地丰收，无灾可免的情况。康熙在晚年亦继续减免天下赋税，蠲免全国各地省份的钱粮，免除多处地区的欠赋。多种措施令到各地的农民都能够休养生息，也防止了地方官吏中饱私囊和横征暴敛。
康熙十三年（1674年），康熙立皇后所生的一岁的皇次子胤礽为太子，并亲自抚养。但数十年后由于太子本身的素质问题及其在朝中结党而废太子。废太子后众皇子觊觎皇位，矛盾更加尖锐，故太子废而复立，但康熙仍无法容忍其结党，三年后再废太子。康熙六十一年临终时决定传位给皇四子胤禛。
目前理由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康熙是希望精明干练的胤禛能大力改革康熙末年的宽纵积弊，也有人认为康熙是因为钟爱胤禛之子弘历（未来的乾隆帝）而传位于胤禛。还有传说是顾命大臣隆科多和胤禛矫篡遗诏，在十字上加一划、下加一勾，「十」字变成「-{于}-」字，故有「传位十四皇子胤禵」窜改为「传位-{于}-四皇子胤禛」之传说；但按清宫秘档分析，康熙帝的遗诏是由满、汉、蒙三种语文并列写成，「传位十四皇子胤禵」改为「传位-{于}-四皇子胤禛」之传说符合汉字书写逻辑，但却无法符合满文及蒙文书写逻辑。另外当中“于”字的写法应为繁体字“-{于}-”，而不是简体字“-{于}-”，且遗诏全文并未出现“传位-{于}-”之类的语句。
然则传位夺嫡之说，或因雍正推行摊丁入亩、官绅一体当差纳粮之新政、打击贪腐权贵、重用张廷玉、李卫、田文镜等汉人，而引来失势满人权贵之蓄意诬陷。康熙皇帝岂能将九门提督授予不可信赖之人任之，又岂会不知隆科多与雍正之关系而造成众皇子传位纷争？由此而论，康熙让隆科多任九门提督，正是意欲传位于雍亲王，并加以保护的实证之一。
曾在故宫博物院展出的康熙皇帝遗诏上并无「传位-{于}-四皇子胤禛」，而是写著：
康熙勤政，坚持每日御临干清门会见朝臣处理政务，居住在畅春园、热河行宫以及在出巡途中仍听政不惜。黎明时分，部院大臣，起居注官员到位，各部院衙门依次奏事，皇帝与内阁大臣商决裁断。《起居注》中详细记载了康熙皇帝御门听政现场办公的场景内容。
康熙晚年懈怠无为，曾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政宽事省”，康熙后期吏治废弛，官场腐败，国库亏空，盛世处于衰微，给继任者雍正皇帝留下不小的挑战。
一些近代史家认为清朝中后期国力开始远远落后于西方，康熙晚年的墨守成规，缺乏创新，有著不可推卸的责任。英国籍史学家史景迁批评康熙有三：一是皇位继位的纠葛进退失据；二是康熙虽喜爱西学，任用耶稣会士，并允传教，但对西方并不信任，因而有礼仪之争以及导致雍正禁教；三是康熙以轻徭薄赋自豪，以此彰显盛世，但其永不加赋的政策按耕地面积缴固定税金，与人口无关，于是人口虽增，亦不加赋，为康熙的继承者造成财政困难。
亦有史学家指出，康熙会欣赏和重用有才华的传教士，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被推崇和应用。而在民间，民人与西方传教士能够互相交游，西学在社会中得以自由传播，亦指出分别由康乾皇帝敕辑的丛书－《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亦收录了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技术。
康熙除了学习西方科技之外还会应用实践，其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在发现原来的地图绘制方法相对落后之后，用科学方法和西方仪器绘制全国地图。康熙亦会利用巡行和出兵之便，实地测量，吸取经验。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委任耶稣会士雷孝思、白晋、社德美及中国学者何国楝、明安图等人走遍各省，运用当时最先进的经纬图法、三角测量法、梯形投影技术等在全国大规模实地测量，并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绘制成《康熙皇舆全览图》，其作被称为在当时世界地理学的最高成就，英国李约瑟亦称之为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要好、更精确。
康熙还以巡视之便访求民间的有才之士，例如将在数学方面有很大成就的梅毂成调进宫中培养深造。梅毂成亦通过学习西方数学知识，重新令在明朝被废弃的中国古代数学受到重视。
康熙亦曾经委派传教士闵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返回欧洲招募人才，希望增进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重视自然科学的皇帝，自身具有相当高的科学素养，曾从南怀仁学习欧几里得几何学并且每天听讲。后来又学习西方的测量、天文、物理和医学等知识，并在宫中设置了研究化学和药学的实验室。康熙因南怀仁督造火炮方面的功绩，一直对他优礼有加，而南怀仁等西方传教士也促进了伽利略的弹道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康熙对理学名臣李光地、熊赐履等说：“汝等知西洋人渐渐作怪乎？将孔夫子亦骂了。予所以好待他者，不过是用其技艺耳。历算之学果然好。你们通是读书人，见外面地方官与知道理者，可俱道朕意。”，有人认为他担心先进的西方科技一旦传开，将会极大的动摇以骑射起家的满清的统治，亦认为此举导致中国对于火器研发因此倒退。据传教士张诚（J. F. Gerbillon）的日记记载，康熙为了保护传教士不被其他官员陷害而不准他们在有汉人和蒙古人的衙门里翻译任何科学文献。18世纪康熙末期，因罗马教廷发出禁止中国人教徒祭祖的禁令而引发礼仪之争，促使清廷反制并下令“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
康熙年间，由于平定三藩之乱以及抵御外来侵略的需要大量制造火器，无论是造炮规模、数量、种类，还是火砲的性能和制造技术，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同时，大清政府所造的大小铜、铁炮达905门之多，而其中半数以上由南怀仁负责设计监造，就质量而言，其「工艺之精湛，造型之美观，炮体之坚固，均为后朝所莫及」。
清朝初年，由于战争连年不绝，一时间涌现出许多热心武器装备、致力于引进和仿造西方火器的技术专家。如戴梓就是一位在中国最早制造出具有较高射击速度的管形火器专家，这种火器称为“连珠火铳”。文献记载的“连珠火铳”与故宫所藏的一支康熙年间外国进献的火枪十分相似。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在对准噶尔部噶尔丹的昭莫多之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戴梓仿铸技术比南怀仁更为高超，亦成功地仿造了冲天炮“南怀仁谓冲天炮出其国，造之一年不成。上命先生造，八日成，上大悦，率群臣亲试之，即封炮为威远将军，镌治法官名，以示不朽。冲天炮，子在母腹，母送子出，从天而下，片片碎裂，锐不可当。后征噶尔靼，以三砲坠其营，遂大捷”。
明清之际，对西式武器的研制做出贡献的还有擅造大砲和望远镜的长洲人（今苏州市）薄珏，所造铜砲，射程可达30里，且“每置一炮，即设千里镜以侦贼之远近”。
望远镜发明不久即由传教士带入中国，1615年葡萄牙传教士阳玛诺（P．Emmannuel Diaz，1574－1659）在《天问略》中最早介绍了伽利略望远镜；
德国传教士汤若望《远镜说》详细介绍瞭望远镜的用法、制法和原理；孙元化在《西法神机》中也认为西洋大砲辅以“窥远神筒”是战争取胜的第一利器。
乌兰布通之战后，康熙帝更加重视在战争中发挥火器的战斗威力，使火器营成为清军八旗兵的新的战斗编成。清军最早装备火器的是汉军八旗，随着战事频繁，满洲、蒙古八旗亦迅速装备了火器。至康熙二十二年，在每旗专设一营操练鸟枪。康熙三十年始选满洲、蒙古习火器之兵组建火器营。设鸟枪护军、鸟枪马甲和炮甲三种营兵，满洲、蒙古八旗每佐领下设鸟枪护军3人，鸟枪马甲4人，炮甲1人，共7395人。由于西方经典弹道理论在战斗人员中逐渐普及，火器命中率的提高，极大地提高了火力武器的杀伤力。因此，火器在康熙以后不仅成为八旗的主要武器装备，而且清军还产生了更专门的火器营的战斗编成，完全改变了清军以骑射为主的传统作战方式。
有说法认为，为了打击郑成功统治下的郑氏台湾，康熙初年实行了迁界禁海政策，规定沿海30里的居民内迁，片板不准下水。先是在福建沿海实行，后又推广到广东和浙江沿海。清政府划定濒海范围（从最初的濒海三十里左右，到后来的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该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并对拒绝执行或越界者进行残酷镇压。这一政策令距离海边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成为无人区，所造成的破坏和后遗症远远超过一次大规模的战争。
然而有文献记载指出，在清朝康熙年间，原本闭关锁国的中国逐渐向外界开放，并维持著国内、近邻贸易以及欧洲贸易。甚至说「全欧洲的贸易量都无法跟巨大的中国贸易量相比」，并且形容中国的各个省就相当于欧洲的各个王国，它们各自拥有自己丰富且多种多样的特产进行贸易，而且这倾向于联盟保护的形式，在所有的城市里也一样，以至官员们在商业界里都拥有自己的股份／分成，他们当中有部分人会将他们的金钱委托给值得信任的人打理以保证他们的资产在商业往来中取得成果，连平民百姓也可以从商业贸易中得益 。同时记载了清朝市集的繁华程度和中外商家的贸易情况，又称中国商人在交易时都很诚实可靠，跟日本、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马尼拉以及欧洲也有贸易来往。《全球通史》里亦指出，康熙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急剧膨胀且发展快速，大量的茶叶、丝绸、棉布、瓷器和漆器经广州口岸运往欧洲销售。
法国人白晋：「康熙皇帝经常到各地巡视，以便了解百姓的生活情况和官吏们的施政状况。在这样的观察时，即便最卑贱的工匠和农夫，皇帝也允许他们接近自己，并用非常亲切温和的态度询问他们，这常常使得普通百姓至为感动。康熙皇帝会经常向百姓提出各种问题，并且他一定要问到的问题是他们对当地的官吏是否满意。如果百姓普遍倾诉对某个官员的不满，康熙皇帝会将他撤职。但是如果百姓赞扬到某个官员，他却并不一定仅仅因此就提升那个官员。」;「康熙皇帝的孝顺和感恩是如此罕见，他因此获得了举国百姓的尊敬和拥戴。」。白晋亦提到康熙对赈济灾区与安抚饥民的手法：「我们在北京的其中两年，我们亲眼目睹了以下这些确证的事实。当时，两三个省遭受了大旱灾，造成农业严重欠收。康熙皇帝为此深为忧虑，他免除了这些省份的赋税，并设立常平仓进行赈恤，但仍不能满足灾区的需要，于是，他又向灾情最为严重的地区调拨了大量的粮食和巨额款项。为了进一步赈济灾区的穷人，康熙皇帝又采取了捐官的政策，允许富人中有学识的人，如果能够通过做官资格的考试、证明他确有才干，并向灾区捐献一定数目的粮食，便可买到一个相应的官职。当时，为了寻求生路，大量的穷人纷纷涌入北京，康熙皇帝下令把这些人全都招用于六部官署的建筑工程，从而找到一个既帮助了穷人又使他们对社会有所贡献的办法。并且，这个办法也有利于安抚饥民，防止他们因走投无路而发生动乱。」
比利时人南怀仁：「（康熙帝）亲切地接近老百姓，力图让所有人都能看见自己，就像在北京时的惯例一样，他谕令卫兵们不许阻止百姓靠近。所有的百姓，不管男女，都以为他们的皇帝是从天而降的，他们的目光中充满异常的喜悦。为一睹圣容，他们不惜远涉跑来此地，因为，对他们来讲，皇帝亲临此地是从不曾有过的事情。皇帝也非常高兴于臣民们赤诚的感情表露，他尽力撤去一切尊严的夸饰，让百姓们靠近，以此向臣民展示祖先传下来的朴质精神。」
顺治时期，已有册封封号妃的妃子，如：顺治世祖曾册封号立董鄂氏贤妃，甚至尊上为皇贵妃、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悼妃；博尔济吉特氏静妃。
从康熙登极初，封先朝顺治皇帝已逝的贞妃，可看出：
《康熙朝实录》顺治十八年(1661年)二月：「康熙谕礼部、皇考(顺治)大行皇帝御宇时。妃董鄂氏………遂尔薨逝芳烈难泯，典礼宜崇，特进名封，以昭淑德，追封为贞妃。所有应行礼仪，尔部察例具奏」。
康熙初册封号礼的妃嫔，有努尔哈赤太祖、顺治世祖皇帝的妃嫔：皇曾祖寿康太妃(顺治十八年十月)、皇考贞妃(顺治十八年二月)、皇考恪妃(康熙六年)、皇考淑惠妃(康熙十二年)、皇考恭靖妃、皇考端顺妃、皇考宁悫妃，...：着会同礼部，详议典礼。
康熙于前期皆未册立自己的妃嫔的基本徽号礼(例如：孝昭仁皇后、荣妃…诸多妃嫔康熙初期顶多只册到妃)。
康熙前半生，只隆重册立第一任孝诚仁皇后，孝诚仁皇后逝世唯一幼龄儿子胤礽立即被康熙立为皇太子，两年之后，于康熙十六(1677年)开始，才逐一有成批册立妃嫔基本的徽号礼。
雍正上位期，未晋尊康熙妃嫔太妃之位，只晋封一批先朝妃嫔妃位。如：雍正元年，追封允祥母敏妃章佳氏为敬敏皇贵妃(已薨逝)，并首开皇贵妃能祔葬康熙主陵的先例。雍正二年，雍正养母孝懿仁皇后还在世之妹封为皇考皇贵妃，与诸位康熙妃嫔同时册封。
乾隆朝之后，尊皇祖四太妃位。包括抚养乾隆为皇子时的慈母两位，各加徽号和晋升太妃之位为：寿祺皇贵太妃、温惠贵太妃。
庶妃泛指未经册封的嫔御，有些嫔御虽未经正式册封，但在宫内被称为嫔，甚至贵妃。如顺懿密妃在奏折内被称为王嫔，平妃赫舍里氏被清初重臣王熙称为贵妃。一些庶妃应能拥有嫔位，甚至妃位的待遇。因为康熙三十六年的《康熙朝满文朱批》显示妃位有六人，而当时正式册封为妃者仅有四人。
康熙帝有大小答应二百多人为谬误，康熙四十六年时，康熙帝的妃子仅有乾清宫主位十六人，大答应十人。康熙朝的乾清宫主位，即指皇后以下，大答应以上的妃子。因此景阳宫主位应非为康熙帝的后妃，或为以景阳宫为主的附属建筑群内的宫女子，如乾清宫主位实际上居住在东六宫、西六宫。另外，毓庆宫主位应为皇太子的妻妾。
乾隆十九年二月，曹八里屯茔地安葬的格格已有144位，地坛后茔地安葬格格1位，以上共145位。未知当中有多少为康熙帝的格格。
康熙四十六年，康熙帝有女学生三十八人，至乾隆二十一年，宁寿宫女学生仅余十一人。此外，雍正十三年，雍正帝在永安亭和箭亭的女学生就有一百五十二人，乾隆帝继位后，象征性地把女学生吉官、兰英等人分别封为吉常在、兰答应和德答应，其他的女学生均被赶出宫。吉常在等人为随常加封、空有名头的后妃，所以死后也不能葬入泰陵妃园寝。
康熙共有三十五子、二十女。其中只有24个儿子、8个女儿活到成年。康熙诸子初随“承”、“保”、“长”等字、后均随“胤”字。之后雍正帝胤禛即位后为避帝王讳，诸皇子名中“胤”字改为“允”字。唯怡亲王允祥逝后，雍正帝将其名改回胤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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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日
加拿大日（；）是加拿大的国庆日，定于每年的7月1日，为一全国公众假日。此假日是庆祝1867年7月1日加拿大自治领籍《英属北美条约》将英国在北美的三块领地合并为一个联邦，包括加拿大省（今安大略和魁北克省南部）、新斯科舍省和新不伦瑞克省。此节日原称“自治领日”（；），1982年10月27日加拿大取得完全独立后改名为加拿大日。
1868年6月20日，加拿大总督蒙克子爵（）发表皇家公告，呼吁加拿大人在当年7月1日庆祝加拿大联邦成立一周年。然而，联邦成立纪念日到1879年才正式成为法定假日，并取名“自治领日”。由于英裔加拿大人到20世纪初期仍普遍视自己为英国人，他们当时并未大肆庆祝自治领日。到了1917年（即联邦成立的金禧纪念），联邦政府才首度举行官方庆祝活动。
1946年，来自魁北克的加拿大国会下议院议员科提（）提出私人草案，建议将自治领日更名为加拿大日。草案获下议院通过，但在上议院遇到阻力；上议院将草案交回下议院，并建议将节日名称改为“加拿大国庆日”（"The National Holiday of Canada"）；建议最终没有落实。
纵虽如此，到了1980年代部分国民已开始将此节日称为加拿大日。然而，此名称仍备受争议：多名政治人物、作家和记者皆反对将该节日更名，又指此举是不必要地打破传统，而部分保守派人士则认为此举是加拿大自由党试图为加拿大历史重新定义的其中一环。另一方面，支持更名的人士却认为“自治领日”一名是殖民地时期所遗留下来的过时名词。
从1946年至1982年间，不同国会议员曾先后数十次提出将自治领日更名，但没有一次成功，当中来自魁北克自由党下议院议员赫尔伯特（）提出的C-201号草案于1980年5月通过首读后便不了了之。到了1982年7月9日，某议员在议事厅只有13名议员的情况下重提C-201号草案；草案于五分钟内通过二读和三读。虽然当时议事厅内议员数目不足法定人数的20人，但由于没有议员提出点算人数，因此没有违反议事规则。草案其后送交上议院：上议员曼宁（）指更名方案若没有广泛民意基础的话，国民只会将之视为执政党慢慢侵蚀掉国家丰厚的传统；自由党籍上议员麦伊尔雷斯（）虽然不反对将节日更名，但不认同下议院仓猝通过议案，认为更名过程应以更具威严的方式进行。上议院于1982年10月25日三读通过C-201号草案；法案于两日后（10月27日）获得御准，自治领日正式更名为加拿大日。
由于禁止华人移民的《1923年华人移民法案》在当年7月1日生效，加拿大华人从当时起将自治领日视为“侨耻日”而拒绝庆祝，直至到1947年排华法被废除为止。
女王伊利沙伯二世分别于1990年、1992年、1997年和2010年亲临渥太华出席加拿大日庆祝活动。剑桥公爵威廉王子和夫人凯瑟琳则于2011年访问加拿大期间在渥太华参与加拿大日庆祝活动。
全国大小社区在加拿大日会举行不同庆祝活动，包括巡游、嘉年华会、烧烤派对、烟花汇演和户外音乐会等，而政府亦会为新入籍的公民举行入籍仪式。此节日并没有全国通用的固定庆祝模式；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威尔许（）就此表示此节日就像奉行联邦制的加拿大般，庆祝模式随地区而异。纵虽如此，加拿大日庆祝活动的焦点还归首都渥太华：国会山庄外围会举行音乐会和文化汇演，通常由总督和总理担任主礼嘉宾，但君主本人或其他皇室成员亦可能会出席或主礼庆祝活动。
根据加拿大新闻媒体CBC的报导，加拿大保守党政府曾命其官员刻意冷落一组精选的被排斥的国家，并要求加国各地使团，不要邀请这些国家代表参与7月1日的国庆活动，这些国家被列在加拿大外交部流通的一份「不欢迎对象」（persona non grata）名单上，且每年皆会选出新的名单。CBC声称已从另一当地媒体取得此名单2013年的版本，该报导也推测2014年的版本和2013年的或许会没什么改变，也可能列入俄罗斯。而被列入2013年名单的国家有：北韩、伊朗、叙利亚、斐济、白俄罗斯、马达加斯加、几内亚比索、苏丹与台湾。北韩至几内亚比索等前七者会被列入名单，主要是因为其政府并非由民选产生。苏丹的状况则比较特殊，会入选是因为该国部分政治人物，受到国际刑事法庭通缉，但除此之外，其他官员可以被邀请。台湾会在名单上，则是因加拿大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
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言人高安和北美司长谢武樵对此表示，加拿大外交部从没有对外公布相关资讯，报导所称的「不受欢迎对象」也是媒体自行加上的，外交部对此相当遗憾。高安：「该报导所称不受欢迎名单，事实上是媒体报导自行所冠用的说法。报导所称我国为何列为名单之中，不是因为加国对我们有不满之处，而是因为加国不承认我国，我们对这样的报导表遗憾。」
高安指出，台湾和加拿大的双边实质关系持续密切发展，例如双方已在2010年4月签订了青年度假打工协定，同年11月加拿大给予台湾人免签证的待遇，2013年双方签署新航约，增加互飞航班，足见双方的互动频繁。
至于国庆活动，高安则低调表示，对渥太华的实际情形，他并不了解，目前加拿大驻台机构，也并未在台举办国庆庆祝活动，而是由台北的加侨商会办理，准备在月底于客家公园举办，我方都有应邀参加，但这项活动加国驻台代表与外交部代表，都是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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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省
加拿大联合省（）是19世纪时英国在加拿大东南部的一个殖民地，也被称为加拿大省（），为现今加拿大联邦的前身。
1841年，英国将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合并成为加拿大省，而原来的上、下加拿大则改名东、西加拿大。
1867年，加拿大省跟另外两东部省同盟后废除，然后东、西加拿大分别成为“魁北克”、“安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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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联邦化
加拿大联邦化（，）是指联邦制的加拿大自治领最终在1867年7月1日建立的过程。当日三个英国殖民地成为新自治领的四个省份。原有的加拿大联合省划分为魁北克及安大略，并联同新不伦瑞克及新斯科舍，四省成为新的加拿大自治领之省份。联邦化之日被定为加拿大日。
当时大英帝国立法（英属北美法）决定将加拿大各省和各领地合并成为一个联邦制的自治领级别的殖民地。联邦制的设立由两部法律完成，其中较早的一部1867年英属北美法在加拿大被尊为“1867年宪法法”。
联邦的形成经过了一系列的统一会议，1867年的最后一次会议决定了后来通过的联邦政体和自治领的宪法架构。参加这些会议的领袖人士在加拿大被称作“”，其中包括后来加拿大第一个总理，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
1867年成立的联邦后来又有扩张，主持这些领土并入加拿大的人士不称为“联邦之父”，而被尊为该省或领地的“创建人”（founders）。第一批非白人的创建人是7个因纽特人，在1999年带领努纳武特脱离西北地方，成为独立的省级行政区。
名字、顺序参看加拿大行政区划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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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属北美法
英属北美法（The British North America Act）是两部英国法律，组成了加拿大的联邦制度，并确立了加拿大的自治领地位。共有两部同名法令，分别于1867年和1871年立法。其中1867年英属北美法后来在加拿大被尊为“1867年宪法法”。英属北美法在加拿大一直实行到1982年加拿大宪法通过后才被取代。
英属北美法确立了加拿大的自治领地位，但是大英帝国各自治领获得完全自治权则要等到1931年，西敏法令的颁布。
1867年法令是在几次联邦大会中确认下来的：
参加这三次大会的人叫“联邦之父”。
1982年的加拿大《宪法法》把此法令也同样的改名“宪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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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
7月3日是阳历年的第184天（闰年是185天），离一年的结束还有18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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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
7月4日是阳历年的第185天（闰年是186天），离一年的结束还有18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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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7月是公历年中的第七个月，是大月，共有31天。
在北半球，7月是夏季的第三个月，本月有两个节气：小暑、大暑。
英文中的7月（July）来源于古罗马的儒略·凯撒大将（凯撒并未称帝），他死后人们将他的名字"Julius"命名为7月。
请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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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5月是公历年中的第五个月，是大月，共有31天。
在北半球，5月是夏季的第一个月，这个月有两个节气：立夏、小满。
英文5月名称（May）可能源自罗马神话丰收繁殖女神迈亚，或来源于在5月庆祝节日的Bona Dea女神，或来自拉丁语词maiores(意为"较年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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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
康熙（-{；，}-公元1662年至1722年）为清朝入关后第二位皇帝——清圣祖玄烨的年号，前后共61年。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清世宗即位沿用。
康熙皇帝时期（1662年至1722年在位）发展出来的绿地五彩瓷。其特色是瓷器细致，最著名的是一系列极白而薄的半透明盘。图案包括树枝上的鸟儿、仕女等，瓷器边缘饰以红色花纹，并有框起的款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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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月是公历年中的第一个月，是全年第一个大月，共有31天。
在北半球，1月是冬季的第三个月。该月的节气：小寒、大寒；
在南半球，1月是夏季的第三个月。
英文中的1月（）来源于古罗马的双面神雅努斯（Janus）。
1月的节日／纪念日
其它：
请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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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月是公历年中的第二个月，平年有28天，闰年有29天。在历史上，曾经有3次，2月出现30天。（请参见：2月30日）
在北半球，2月是春季的第一个月，本月节气有：立春、雨水
英文中的2月（February）来源于古罗马的Februus（斋戒月），也可能是源自于萨拜恩。
2月的节日／纪念日
其它：
请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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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3月是公历年中的第三个月，是大月，共有31天。
在北半球，3月是春季的第二个月，本月节气有：惊蛰、春分。
英文中的3月（March）来源于古罗马战神玛尔斯。
3月的节日／纪念日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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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4月是公历年中的第四个月，是全年第一个小月，共有30天。
在北半球，4月是春季的第三个月，本月的节气：清明、谷雨
英文中的4月（April）来源於单词"aperire"，表示「开」，可能意味著植物在春天开始生长。
4月1日
4月2日
4月4日
4月5日
4月7日
4月8日
4月13日
4月14日
4月15日
4月16日
4月17日
4月18日
4月20日
4月22日
4月23日
4月24日
4月26日
4月28日
4月29日
4月29日－5月5日
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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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6月是公历年中的第六个月，是小月，共有30天。
在北半球，6月是夏季的第二个月，本月的节气：芒种、夏至。
英文中的6月（June）来源于古罗马女神朱诺，朱庇特的妻子，或来自拉丁语词iuniores（意为"较年轻者"）。
6月的节日／纪念日
其它
请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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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8月是公历年中的第八个月，是大月，共有31天。
在北半球，8月是秋季的第一个月，本月节气：立秋、处暑。
英文中的8月（August）来源于古罗马的奥古斯都。
8月的节日／纪念日
其它
请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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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9月是公历年中的第九个月，是小月，共有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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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0月是公历年中的第十个月，是大月，共有31天。
在北半球，10月是秋季的第二个月，本月节气有寒露和霜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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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1月是公历年中的第十一个月，是一年当中最后一个小月，共有30天。
在北半球，11月是冬季的第一个月，本月节气：立冬、小雪。
在英文中，11月（November）源自拉丁语"November"（第9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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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2月是公历年中的第十二个及每年最后的一个月，是大月，共有31天。
在北半球，12月是冬季的第二个月；在南半球，则为夏季第二个月。
本月节气有：大雪、冬至
人马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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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是一条就香港境内有关国家安全，即叛国罪、分裂国家行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颠覆国家罪及窃取国家机密等多项条文作出立法指引的宪法条文。
2002年至2003年期间，这项条文的立法过程在香港引起巨大争议，甚至引发50万人参与七一大游行反对立法。法案表决前夕，代表工商界及自由党的行政会议成员田北俊辞职，之后不少工商界功能组别议员跟随自由党改变立场，特区政府无望在立法会取得足够票数支持，最终终止立法程序。
根据《香港基本法》第2章，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的最后一条，即第23条的内容全文如下：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于1988年8月发表《基本法》第一稿，稿内第二十二条（即《第二十三条》前身）全文是：
第一稿公布后社会意见认为条文含糊，认为条文应删去「颠覆」字眼，草委会随后在1989年2月发表的《基本法》第二稿《第二十三条》中删除「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字眼，以释疑虑：
条文中又加入「自行立法」字眼，让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可在适当时机才立法。
1989年发生六四事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认为需要收紧有关条文，故于最后修订的条文中重新加入「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字眼，并于条文中加上禁止香港政治性组织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进行政治活动和建立联系的内容，以避免香港成为「颠覆基地」。
200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钱其琛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希望香港尽快落实基本法第23条立法。2002年9月24日，香港政府颁布了《实施基本法第23条咨询文件》，除了把现时法律已经涵盖但过时的法例进行修订外，还就原来《香港法例》没有的分裂国家行为与颠覆国家罪提案作出咨询。有人认为此举反映特首董建华积极回应钱其琛的讲话。
根据咨询文件，有关法例的修订会把现时分散于《香港法例》内多项相关的条文抽出集中，并重新写成一条《国家安全法》；根据《基本法》所规定，对叛国罪、分裂国家行为、煽动叛乱罪、颠覆国家罪及窃取国家机密5项罪行作出明确及清晰的立法。
香港特区政府开始就《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就叛国，颠覆，及分裂国土等罪行进行咨询。市民对咨询文件反应热烈，对立法作出多项建议。香港各政党及专业团体就条文的立法过程提出积极的建议。虽然《香港基本法》规定特区政府必须就《第二十三条》自行立法，同时也清楚订明任何人在香港都享有人权、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和游行自由、法治等，但是当时的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表示，指出「23条就像有把刀在你头上」，令很多人忧虑这项法例可能会影响港人本来拥有的人权和自由，除部分亲北京人士和社团对立法表示支持，绝大部分香港市民感到忧虑。另外，公众对法例中将可能引进中国法例中「国家安全」的概念而感到非常不安。通过这个概念，政府可以随时以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而取缔任何民间组织，而无须提出证据。
咨询期间，时任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专程到多间大学出席研讨会，但研讨会却演变成双方的一场舌战，令研讨会最终不欢而散。期间叶刘淑仪的言论引发不少争议，当中最广为国际传媒报导者为「希特拉也是民选」；另一方面，出席研讨会的大学生亦有激烈反应，例如多次在叶太发言时以嘘声和「局长落台」打断其话柄。其后叶太以公务繁忙为理由，决定取消出席三所专上院校的同类研讨会。
当时的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积极推动立法，指出立法是平常和自然的事。她的一些言论曾引起争论。
2002年12月15日，6万人游行反对立法。12月24日，反对团体已收集了19万名市民的签名反对立法。同年12月19日，龙纬汶、曾健成（阿牛）、孔令瑜等压力团体代表在立法会痛陈立法的害处。
2003年7月1日，香港特区成立纪念日，民间人权阵线举办「七一游行」，主题是「反对23条立法」，获得逾50万市民上街支持，从铜锣湾步行到中环政府总部。参与游行的人数大大超过政府预期。7月5日，政府就23条立法作出3项的让步，董建华宣布修改原草案条文，包括：
7月6日，时任自由党主席的田北俊因与政府的意见不一致，宣布辞去行政会议成员一职，表示反对政府仓促立法。
随着自由党的反对，立法会中不可能有足够的支持票通过条例。政府经过通宵会议后，7月7日凌晨1时57分宣布无限期押后提交《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的二读。7月9日晚上，有5万人在立法会门外的皇后像广场、遮打花园及附近的街道上集会，反对23条立法。在集会接近完结时，立法会议员黄宜弘乘坐立法会安排的巴士离开立法会大楼时，在车上对示威群众举起中指，这一幕被正在直播集会的电视台摄入镜头内，引起市民强烈反感和不满，有教育界人士批评立法会议员举起不文手势会做成坏榜样。
9月5日，董建华被迫宣布撤回《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承诺先搞好经济，并会再次充份咨询市民，达到共识后才再立法，并重申没有时间表。
2004年9月，立法会选举结束，自由党晋身为立法会第2大党，田北俊即时向董建华建议重新提交23条草案予立法会咨询，但董建华拒绝。
2010年8月21日，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王敏刚表示，由于国际形势危急，不时发生恐怖活动，香港不应再回避问题，愈快立法愈好，因此会在下周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重新要求香港特区政府为基本法第23条立法。
2011年5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表示，行政长官需要面对多项挑战，更有责任及有需要为在2003年立法失败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同时表示23条并非洪水猛兽，市民无需过于担忧。
2012年11月22日，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在报章撰文，指基本法23条规定了特区应自行立法禁止危害国家安全行为，香港需要在适当时候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防止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他强调，在基本法下，中央的权力不限于外交和防务，还包括主要官员的任命和法律的审查。他更指出，香港人要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公民党党魁梁家杰批评张的言论，反映了行政长官梁振英的确肩负了包括为基本法23条立法的政治任务；民主党亦批评张的言论，是中央企图加紧对香港人的思想箝制。
2017年6月20日，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洱批评香港回归二十年仍然未为基本法23条立法，并指出面对港独需要中央落实全面统治。
澳门直选议员区锦新表示：「中央及其偻㑩可以大声疾呼：『你们看，澳门早就为二十三条立了法，甚么事也没发生，你们怕甚么唷？』当年赵紫阳在中英谈判前后接见香港访京团，就很不解地问香港人，对香港回归『你们怕甚么？』香港人说，我们就是怕。赵当时可能不解，但及后他在没有判罪，没有开庭，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下被囚禁终身，相信他终于明白香港人怕甚么了。」他又表示二十三条立法后香港的自由空间必定会缩小：「单是面对任何事都是国家机密的中共政权，香港人，尤其是香港的记者，便随时身陷法网……原来除了说说港独外，支持本土，支持民主，都可以被解读为港独和分裂国家。若再配上释法，更可箍住法院的审讯按照中共的解释来判案。因为释法除了可释基本法，更可以释基本法之名而解释香港的本地法律……即随时可以以解释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来演绎根据二十三条所立的维护国家安全法。那时，将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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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
著作权，也称为版权，分为著作人格权与著作财产权。其中著作人格权的内涵包括了公开发表权、姓名表示权及禁止他人以扭曲、变更方式，利用著作损害著作人名誉的权利。著作财产权是无形的财产权，是基于人类知识所产生的权利，故属知识产权之一，包括重制权、公开口述权、公开播送权、公开上映权、公开演出权、公开传输权、公开展示权、改作权、散布权、出租权等等。
著作权要保障的是思想的表达形式，而不是保护思想本身，因为在保障著作财产权，此类专属私人之财产权利益的同时，尚须兼顾人类文明之累积与知识及资讯之传播，从而算法、数学方法、技术或机器的设计，均不属著作权所要保障的对象。
著作权是有期限的权利，在一定期限经过后，著作财产权即归于失效，而属公有领域，任何人皆可自由利用。在著作权的保护期间内，即使未获作者同意，只要符合「合理使用」的规定，亦可利用。凡此规定皆在平衡著作人与社会对作品进一步使用之利益。
著作权曾被称为版权，至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中仍然将两者等同。版权最初的涵义是copyright（版和权），也就是复制权。此乃因过去印刷术的不普及，当时社会认为附随于著作物最重要之权利莫过于将之印刷出版之权，故有此称呼。不过随著时代演进及科技的进步，著作的种类逐渐增加。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英国《安娜法令》开始保护作者的权利，而不仅仅是出版者的权利。1791年，法国颁布了《表演权法》，开始重视保护作者的表演权利。1793年又颁布了《作者权法》，作者的精神权利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
版权一词已渐渐不能含括所有著作物相关之权利内容。19世纪后半叶，日本融合大陆法系的著作权法中的作者权，以及英美法系中的版权，制定了日本著作权法，采用了“著作权”的称呼。
中国已知有版权一词，始于宋朝，当时印书兴盛，不少著书人都会在书本后印上「版权所有，敢有翻印，千里必究」，但在尚无法律保障之当时，实属威吓之举。
中文最早使用“著作权”一词，始于中国第一部的著作权法律《大清著作权律》采日本译自德文「Urheberrecht」词汇，当时只涉及重制权：
清政府解释为：
此后中国著作权法律都沿用这个称呼。
在香港，仍使用「版权」为正式的法律名词，例如香港法例第528章《版权条例》：
如今华人社会通常还是使用版权一词。自清著作权律以后的中国政府立法都使用“著作权”作为正式称呼，但其含义与通称的“版权”相同。这一立场与关于版权（著作权）的国际公约一致：在这些公约里，英美法系的“copyright”与欧陆法系的“droit d'auteur"是等同的。在中华民国的法律中，对于著作相关权利的正式称呼不使用「版权」，以避免与常见的「出版权」或著作权法之特殊权利「制版权」混淆；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著作权法》第五十六条（2001年修订后版本）中，则规定“本法所称的著作权即版权”。
著作权法在上述客体内，也有不受保护的情况。
概念与表述的区分（idea–expression divide）是指著作权不保护概念，只保护由此概念发展出来的表述。
在欧盟，European Union Software Directive 第 1.2 条即指出，“软件程序和界面中存在的任何概念和原则，是不受本法保护的。”
在美国，最高法院1879年在 Baker v. Selden 一案的裁决中认为，记账所利用的技术可能能得到专利法的保护；关于该技术的描述性文字可以获得著作权保护，但技术本身不行。在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v. Nation Enters.一案中，最高法院即指出著作权法对概念和表述的区分是在“著作权法和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言论自由之间所达成的关键性平衡”。在 Mazer v. Stein，最高法院再度提及，“著作权法跟专利法不同，对所公布的技术无法提供保护，只能保护对该技术的表述，而不是技术本身”。
在英国的法院判决中，Donoghue v. Allied Newspapers Limited (1938) Ch 106 对该区分进行了如下表述：“对一个概念用任何形式的表述，不管是图像、戏剧还是书籍”，都能获得该表述的著作权。在澳大利亚的判决中，Victoria Park Racing and Recreation Grounds Co. Ltd v. Taylor (1937) 58 CLR 479 at 498，Latham 大法官用一个人从巴士上跌落为例，第一个报导该事件的人不能用著作权法来防止其他人对该事件进行的相同报导。
合并原则（merger doctrine）是很多国家的法律依据概念与表述的区分而得出的一个衍生概念，即指某一事物只能用一种或有限的几种方式表述，这种情况下就不能为这种表述进行著作权保护；这种情况下概念与表述已经“合并”了。有时这也用法语称之为“Scènes à faire”（中文：总是出现的场景）。
初售原则（first-sale doctrine），有时也译为首次销售原则，是指某项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在首次出售之后，该作品的著作权就已经耗尽了（exhaustion of rights），作品的合法拥有者有权自行再次出售该作品。有时这会引发商品平行输入的问题，某本只得在泰国出售的书，可能会被买家转手卖给定价更高的美国市场。这种行为是否合法，要根据各国法律确定。在美国截止2014年，初售原则适用于平行输入的情况，所以前述将低定价地区的作品转售到美国市场的行为是合法的。
当然，初售原则一般也适用于作品出售后，由买家自行对作品进行处分的情况，比如对作品进行修改、涂改、毁灭等行为。
著作财产权的种类在过去一百年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原先较单纯的出版权、演出权，因电影的发明而有公开上映权、因广播及电视的发明而出现公开播送权，时至今日因应网际网路的普及化，公开传输权随之而生，除了这些一个接著一个出现的新型态著作权利，另外一些较传统的权利也由于人类生活型态的转变而发生变化，例如因为国际间的交流日渐频繁，著作物在各地区以及国际间的散布权问题获得重视；著作物所有人以往基于所有权，拥有将该物出租的权利，规模有限，对于著作权人的利益影响不大，但由于大型连锁租书店的出现严重影响了著作权人的利益，从而使得著作物的出租权亦须被顾及。
一般来说，著作权人对于著作享有若干项基本权利，其中有一些是专属权利。他们享有「使用」或「根据议定的条件许可他人使用」其作品的专属权。
著作权人可以禁止或许可：
即便未提供下载但只要公开著作权内容就有可能会触法。
受著作权保护的许多创作性作品，需要进行大量发行、传播和投资，才能得到推广（例如：出版物、音乐作品和电影）。因此著作权人常常将其对作品享有的权利，授权给最有能力推销作品的个人或公司，以获得报酬。这种报酬经常是在实际使用作品时才支付，因此被称作授权费／版税。
著作财产权有时间限制，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相关条约，该时限为创作者死后50年。但各国国情不同，各国国内法可规定更长的时限。这种时间上的限制使得创作者及其继承人能在一段合理的时期内就其著作获得经济上的收益。
著作财产权人通常可透过行政手段或透过法院保障自己的财产权益，前述手段包括以搜索住居处的方式查找生产或拥有非法重制的--亦即"盗版的"--与受保护作品有关之物，作为证据以实施权利。权利人还可要求法院对非法活动发出禁制令，并可要求侵权者就其在财产上和表彰姓名等人格权方面所受损失负损害赔偿之责。
著作权的种类由于随著科技的不断进步，而大大拓宽了范围。以往随著印刷术的出现，而有版权的概念，直到今日人类科技进步到透过诸如卫星、广播和光碟之类的全世界通信手段，为传播创作作品提供了新的途径。在网际网路上公开传输著作是出现了新的著作权种类的一个动态，未来还有可能出现更多种类、权利关系更复杂的著作权型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积极参与正在进行的国际讨论即意图制定关于电脑世界中保障著作权的新标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著作权）条约》（WCT）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常被统称为「网际网路条约」）规定了一些国际准则，旨在防止未经许可在网际网路或其他电子网络上获得和使用创造性著作的行为。
随着科技的进步，侵害著作权的方法也越来越多，甚至某些技术扮演著侵害著作权不可或缺的角色，例如音乐压缩格式MP3的发明大大减低音乐档案的容量，进而使得人们彼此重制或在网路上传输音乐档案更为便捷，未经许可而使用他人著作的行为也大大增加。政府可能接受著作权人检举，进行取缔下载或互相交换MP3音乐档案的行动，导致社会大众往往认为MP3音乐档案是不合法的。事实上某一项技术，除了用来侵害著作权之外，也有其他正当用途，像是录影机一样可以用来合法录制有著作权的录影带，并非所有的录影机都是用来违法重制，这时候并不能认为录影机的制造商或贩卖者有侵害著作权，此即所谓的「技术中立原则」：法律不会因为新科技或技术可作为侵权工具之用途，就直接认定该技术提供者必须负起侵权责任，必须负责的是使用该项新科技或技术的管理方法、是否经过著作权人的同意授权或是否符合合理使用的范围。
在大多数的国家，著作权是从著作完成时即开始享有，不需要经过任何官方程序。然而，许多国家设有国家著作权机关，而且法律对于作品的保护是以经过注册为前提，也有些注册著作权的目的在于确定和区分作品的题目。不过，著作权的财产概念是近代才有的，以下两个例子可供对照：
中国西晋时期，京城洛阳地区的文学家左思花费十年时间，完成描写三国时期魏、蜀、吴三个首都山川地形与风土人情的巨著三都赋，当时人人争读此赋，热烈传抄的结果使得洛阳的纸供不应求，一日三价，从此中国以「洛阳纸贵」形容一部著作受欢迎的程度。不过，这个成语也意涵著：在过去，著作本身的价值是依附于纸的价值之上。过去中国一直在「文以载道」的观念下，不重视著作的经济利益，反而认为文章必须经世济民、广为流传，也造成著作权制度的接受度不及一般有体财产权。
相较于前述有实体可依附的语文著作，其著作权人得到丰富收益，许多音乐、戏剧和表演的著作权人则无法寻求法律上和行政手段上的保障，特别是全球化的结果使各类型的著作被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人民所使用。也因此，许多国家有一种发展趋势：社会上渐渐出现集体管理著作权的组织或协会，就是所谓的「著作权利人团体」。这些著作权利人团体集体管理会员们的著作财产权，他们具有法律专门知识，并且对于国际上使用该会成员著作所须支付的授权金的收取、管理和分配等方面具有丰富的行政经验，著作权人的利益即因参与此种团体而获得确保。
著作权是以表彰创作者及给予合理报酬的方式鼓励创作者，从而保障著作权对于人类创造力至为重要。这种权利制度使创作者确信在传播其作品时可不再担心遭受未经许可的重制或盗版。因为这种制度性保障而不断产生的创意，使全世界人类享有更多、更好的文化、知识及娱乐的乐趣。
从另一方面来说，有-{云}-「人不必当巨人，只要站在巨人的头上，就可以和巨人看得一样远」，这句话是在说明人类文明的进步在于知识的累积，人类基于过去社会经验的传承得以更加快速地发展文化、知识与娱乐，假如过度保障关于著作的私人权利，将使得资讯无法流通、知识亦无从累积。从而，有人主张知识财产权是人类公共财产，应由全体人类所共享，例如维基百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创作共用（Creative Commons，简称CC，中国大陆正式名称为知识共享）亦提出保留部分版权（some rights reserved）的概念，希望为资讯流通和保护创作者两方面重新取得平衡。
由上述二点可知，如何在保障著作权人的利益以激发思考及促进人类文明继续进步这两个面向上取得平衡点，是在制定著作权相关法令的重要思考，法令中合理使用的条文即往往是这两个面上寻找平衡点所得到的结果。
创作者不等同著作权持有人。为了使作品能获得最大商业利益，不少作品（尤其是商业创作如电影、流行歌曲）的著作权持有人多为商业机构（如娱乐机构），而非创作者本身。结果是著作权带来的报酬（尤其是经济报酬）实际上多会转到商业机构手中。因此著作权在现代商业社会中，究竟是保障了创作者的利益，还是保障了商业机构的利益，早已有人提出质疑。
日本音乐著作权协会便因垄断著作权收益（2005年为99.3%）而备受批评。由于绝大部份的唱片公司会在合约上要求作曲家把著作权让给唱片公司以交换作曲费，所以很多时候作曲家并不拥有他们自己作品的著作权。就曾有创作者从来没有因自己的作品，从JASRAC得到任何著作权收益分帐，却在使用自己的作品时，被JASRAC要求缴交著作权费用，否则采取法律行动。（其他批评还有财政透明度不足、高层收入过高、滥收著作权费用等）
著作权保护期限 不恰当
根据伯尔尼协定——大多数的作品都应当在作者整个在世期间，以及在作者去世之后不少于50年的期限内维持著作权保护。而在大多数国家都将作者逝世之后的保护期限延长至70-90年。
计算著作权保护的期限没有根据
缺乏权利持有人-{zh:信息;zh-hans:信息;zh-tw:讯息;}-
消费者缺乏计算机软件的权利
互联网兴起带来的巨大资讯流通和流通速度增长均为前所未见。因此有人提出旧有的「作者死后50年」著作权保障年期，在资讯时代已不合时宜，应该重新修订。如美国建国者著作权（Founder's Copyright）授权条款的保护期限为14年。
在中华民国境内，著作权的规范是依照，最早于中华民国十七年（1928年）五月十四日制定40条，而后多次修正。著作权法现行主管机关为经济部。著作人一般于著作完成时享有著作权。
中华民国或更早的版本，著作权限终身加30年，而且“没有”该期间届满当年之末日为期间之终止规定。中华民国条文（于中华民国81年6月10日公布施行），才改为著作权限终身加50年，而且“有”该期间届满当年之末日为期间之终止规定。当新法不溯及既往时，中华民国作者在1962年6月9日或更早逝世者，其作品在台湾地区已经属于公有领域，但在其他国家地区不尽然属于公有领域。
依据著作权法第九条，下列各款不得为著作权之标的：
前述公文，包括公务员于职务上草拟之文告、讲稿、新闻稿及其他文书。
由于中华民国几乎每几年就受到美国以贸易制裁的压力而修改著作权法，该法关于著作财产权的限制及合理使用的章节，是中华民国与美国角力妥协下的产物，也是历来台美著作权谈判中颇为重要的一章，相较于多国法制体例仅以一个条文规定，中华民国著作权法却是花了二十几个条文规定「合理使用」，殊值注意。
在中国大陆，著作权一词通常为法律文件中所使用，而著作权一般被习惯称呼为版权，政府亦设置有国家版权局，而国家版权局并不隶属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凡是中国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都享有著作权；外国人的作品首先在中国境内发表的，也依著作权法享有著作权；外国人在中国境外发表的作品，根据其所属国与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享有著作权。
在中国，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符合著作权保护条件的作品，通常是能以某种物质复制形式表现的智力创作成果，因此不排除对未被有形载体固定的口述作品的保护。而不像英美法那样要求作品必须固定在有形载体上。
根据《》第五条的规定，该法不适用于：
《》第五条规定，著作权法和本条例中的时事新闻，是指通过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报道的单纯事实消息。
著作权法规定了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发表权和财产权则根据不同作品有不同的保护期。电影作品、摄影作品等的保护期是作品发表后50年截止，而其他作品则是作者死亡后50年截止。
根据香港法例，在业务中使用侵权作品属于犯罪。此外，若任何人分发侵权作品，而达到损害版权持有人之利益的程度，亦属违法。近年来，不少人士因涉及上述罪行而被逮捕。另外，香港政府及香港立法会的作品，以及条例等，其版权亦受《版权条例》（第528章）之保障。
澳门第43/99/M号法令就是规范著作权的法令。该法令第六条官方作品规定：
2010年，日本的修订著作权法（日语：），所谓开始施行，除了非法上载继续为犯法外，非法下载也列为刑事罪行。不过，法例没有为非法下载定下任何罚则，法例也不包括音乐及影像以外的非法下载，观看如Youtube一类的影片串流也不属犯法。
1月底，一项调查显示日本非法下载减少了6成。 2月中，Oricon的调查显示日本人对法例认知率为51.6%，有12.1%的人表示会继续非法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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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
清朝（1616年2月17日、1636年5月15日或1644年6月5日－1912年2月12日），正式国号为大清（），对外使用大清国、大清帝国、中国、中华大清国等名称，是中国历史上由满人建立的一个朝代，亦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统治者为建州女真的爱新觉罗氏。
满人源自建州女真，在今中国东北地区为建州卫。建州卫是明朝在东北设立的一个卫所，一个边防的行政单位，曾隶属于奴儿干都司管辖。1616年，女真族人努尔哈赤在今中国东北地区建国称汗，建立后金，定都赫图阿拉，又称为兴京（今辽宁新宾）。1636年，努尔哈赤的继承者皇太极在盛京（今沈阳）称帝，定国号为「大清」，当时其领土仅止于满洲地区，但已对退守长城以南的明朝造成重大威胁。1644年，大顺国李自成率军攻陷北京，明朝灭亡。同年，清军借口协助吴三桂部等原明朝军队对抗李自成而进入山海关内，随后违反约定攻占北京盘据不走，全面展开对中原的入侵行动，同时迁都北京。从清军入关到其后的数十年时间内，清朝陆续消灭华北残余明朝势力、李自成的大顺军、张献忠的大西国、南明和明郑等势力，统一中国全境。历经康熙、雍正及乾隆三帝，清朝的综合国力及经济文化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统治着辽阔的领土及藩属国，史称康雍乾盛世，是清朝发展的高峰时期，亦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
清朝政治制度基本上沿袭明朝，其最高决策单位随皇帝的授权而变动，例如军机处、总理衙门等，除提升行政效率外，也使皇帝能充分掌权。清中期文字狱兴盛，若有疑似反清复明的运动与散播被认为不利皇帝的消息，往往会引来冤狱，牵连多人受害。军事方面在建朝初期建树巨大，原先以旗人的八旗军为精锐，庞大的绿营为辅，后来以绿营和地方团练如湘军、淮军为支柱。清朝所进行的领土扩张，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统治面积，清极盛时可达1310万平方公里，在中国历史上仅次于元朝，清末时期也维持1130万平方公里。政治稳定、广泛种植新作物与赋税制度的改变，使得中国人口最后突破以往的平均值，达到四亿左右。国内与国外的贸易提升，带动经济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
外交接触方面，除了与周边东亚国家有往来，当时正值航海时代的欧洲人，直接透过海路来与中国贸易和传教活动，当时主要集中于广州，不过西方列强在18世纪左右凭借著工业化的突破，开始大幅拉开国力差距，鸦片战争开启中国近代历史，使中国由东亚的中心变成列强环伺的国家。迫使清廷签订不平等条约，以武力获得在华利益。清朝在抵抗外侮与内忧的同时，也一直处于改革派与守旧派拉锯的局面。在列强入侵的同时西方科学与文化亦引入中国，让清朝发起一连串的改革与革命，如洋务运动，促使中国文化的成长与革新。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改革的努力受到沉重打击，并使列强划分势力范围。而维新运动随守旧派抵制而告终。在义和团排外失败、引来八国联军后，清廷也推动清末新政，虽取得一些成效，但部分内容让许多立宪派知识分子失望，转而支持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正式成立，同年宣统帝（溥仪）于2月12日宣布退位，清朝正式灭亡。清朝从后金时期算起，共经历12位皇帝，13个年号（包含太祖的天命和太宗的天聪），国祚长296年，又有满清十三皇朝之称；如果自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开始算起，共经历11位皇帝，12个年号。国祚长276年。如果自1644年入主中原，建立清朝以来则有10帝，历时268年。
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入关后成为元朝以来中国历史上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把“大”字加入正式国号之中的大一统皇朝。皇太极改国号的原因，未有史料明确记载，有说法认为是为了掩盖女真曾臣服于明的历史以鼓舞士气；「清」之国号，或-{云}-是金的谐音，而且满人尚青，加水字边以符合五德终始说，用水免去朱明（朱是指明朝皇帝的姓氏，明是明朝国号）之「火」；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大清”这一国号并非来自汉语，而是满语中的一个蒙古借词「」（），原意为“好战者”，故“大清国”的意思是“上国”或“善战之国”此论述也有从语言与相关考证反驳的观点。
清朝以前“中国”的词义基本上为地理、民族、政治区域和文化意义，而现代国体意义上的“中国”，直至1689年9月7日《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才首次正式出现于外交文件上。
自入主中原之后，清朝皇帝正式以“中国”（）称其全部统治区。1689年，清朝康熙帝在与俄国签订的具有现代国际法水准的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中，首次将“中国”作为正式国家名称使用，与“俄罗斯”相对，该「中国」指包括蒙古以及中国东北等地在内的整个清帝国。
中西史学家如黄兴涛博士及新清史学派学者、东亚史学家欧立德（Mark C. Elliott）认为，康雍干之后的中国，是被清朝皇帝、满人、汉人等其他族群共同认同并加以再造过的中国。现代「中国」的概念，正是来自于清朝所塑造的中国观。
15世纪初期，位于东北亚的女真族分成三部，其中以建州女真最为强大。建州女真原居于牡丹江与松花江汇流地方，受蒙古滋扰不断而向明朝纳贡成为藩属。明朝将其部迁至原渤海地（今绥芬河流域）设置为他们新的聚居地。1403年明朝依据原渤海建州的地名称呼为建州女真，并设置了地方军事行政机构，册封阿哈出为建州都（赐名李承善）为指挥使，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卫左都督。其后1416年又建立建州左卫，以孟特穆为指挥使，赐姓童。建州卫早期归属奴儿干都司，奴儿干都司废除后改属辽东都司。
猛哥帖木儿在被野人女真所杀后，其弟凡察与子董山被迫南移，最后定居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并入建州卫内。1442年，明朝自建州左卫分立出右卫，以凡察领导右卫、董山领导左卫，形成建州三卫，三卫首领也是世袭制，但须经明朝政府认可后方生效。
由于建州三卫对明朝过度干预女真部不服，因而逐渐不遵守朝廷命令。女真各部也因嫌隙已四分五裂。1467年明朝联合朝鲜削弱建州三卫，并且于辽东边界兴建长城。明朝万历初年，董山的后代觉昌安与其子塔克世偕同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以建州右卫王杲叛乱为由攻灭王杲与其子阿台，然而觉昌安同其子塔克世在入城劝降叛明的阿台时发生混战，觉昌安父子也在混战中被明军误杀死亡。1586年明廷袭封塔克世之子努尔哈赤为指挥使，世袭建州卫作为补偿。
努尔哈赤深觉被明朝背叛，以祖、父遗留的十三副遗甲崛起，统一建州女真后陆续并吞女真各部，并与漠南蒙古友好。
建州女真势力日盛，1595年明朝授予努尔哈赤龙虎将军的称号，其势力更加强大。1603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筑城，两年后致辽抚赵楫、总兵李成梁的呈文中说：“我奴儿哈赤收管我建州国之人，看守朝廷九百五十余里边疆”，以守疆名义索要更高权利，地位仍与过去相同，声势则已不同以往。一直到1616年，努尔哈赤在建立八旗制度后于赫图阿拉（后称兴京）称汗立国，即后金汗国。两年后他以「七大恨」为由起兵反明。檄文中俨然以“北朝”自居。努尔哈赤在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中，击败杨镐指挥的明军、朝鲜与叶赫联军；接连占领沈阳、辽阳、抚顺等辽东城市，战无不胜的他更坚定了入主中原之志，随后战事集中于辽西地区。1626年，在与明袁崇焕交战的宁远战役中受挫，数月后逝世。第八子皇太极历经权力斗争后继位。
皇太极即位之后，针对努尔哈赤时期的社会矛盾进行一系列改革，史称“天聪新政”。皇太极改文馆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这是清朝内阁的雏形。还继续完善和扩大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设立理藩院管辖蒙古等地事务。1634年，将都城沈阳易名「盛京」，更改「女真」族名为「满洲」。1635年，多尔衮于征伐漠南蒙古时，声称得到元顺帝离开中原时带走的传国玉玺，皇太极亲率其子与诸官出城迎接，拜天行礼。1636年，皇太极在盛京称帝，改年号为崇德，改国号为大清。当时明朝在关外的势力尚有袁崇焕守备的锦州、宁远与松山等三城。皇太极为绕道避开此防线，首先稳定根据地。他先胁迫明朝求和未果，随后成功降伏西边蒙古察哈尔部和东边朝鲜。接著，皇太极经察哈尔绕道入侵明朝首都北京。最后崇祯帝（有人他认为中了反间计），处决援救北京的袁崇焕，史称己巳之变。这种借由绕道入侵的作法后来又执行五次，与明朝内部的流寇一同消耗明朝的经济力。1642年，清军于松锦之战击溃明军并收降洪承畴等人，夺取明朝在关外的所有堡垒，防线移至山海关。1643年皇太极病死，第九子福临继位，是为顺治帝，由其叔多尔衮摄政]]。
明朝崇祯末年，民变势力（史称“流寇”）如李自成于陕西西安建国大顺，张献忠于四川成都建国大西。1644年李自成经河南、山西顺利的攻入北京，明思宗在煤山上吊自杀，明亡。同年山海关守将吴三桂不愿投降大顺。面对李自成的顺军，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于一片石战役击败顺军。李自成放弃北京，率军退回陕西。清朝摄政王多尔衮成功迎顺治帝入关，顺治在北京天坛圆丘行祭天之礼，祝文宣布受天命、建王朝，名称仍用大清国号，并将首都迁到北京。同一时间，明朝马士英拥护福王在明朝陪都南京应天府称帝，即弘光帝，南明成立。然而弘光朝因为党争与宦官之乱而混乱分裂。
多尔衮先派阿济格、吴三桂与多铎、孔有德分陕北、河南二路攻打陕西李自成，李自成最后于湖北灭亡；派豪格攻灭四川张献忠，其余部投降南明以抗清。多尔衮接著对付位于江南、内斗分裂的南明诸势力。1645年，多铎率清军攻破史可法驻守的扬州，弘光帝逃至芜湖被逮，送到北京杀害。明朝鲁王朱以海与唐王隆武帝分别在浙江与福建建立势力，然而双方不和，不久被清军各个击破，拥护隆武帝的郑芝龙也宣布投降。之后桂王于广东的肇庆即位为永历帝，期间瞿式耜、李定国、郑成功及其他明将先后收复华南各省，最后因为距离互相难以照应，内部又发生叛变而节节败退。1661年，清军攻入云南，逃亡缅甸的永历帝最后被吴三桂杀死，南明亡。此时只剩下台湾的明郑（郑成功势力）和缅甸果敢的明军，清朝基本占领明朝全部领地。由于华南反清势力较大，清帝册封吴三桂、耿仲明与尚可喜为王以镇守云南、广东与福建等地，史称三藩。
多尔衮在清军攻入关内后推行剃发易服政策，逼使关内汉人极力反抗，明朝官员左懋第言「我头可断、发不可断，我早办一死矣。」。清军对反抗者进行镇压，史称甲申国难，重要事件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与庚寅之劫等。清廷制定的圈地和投充政策使人民放弃土地，增加更多流民。为此又制定严禁奴仆逃亡的逃人法，激化京畿地区的民族矛盾。后来清廷下令停止这些政策，并实行奖励垦荒、减免捐税的政策。并且正式开科取士，追尊崇祯帝与明朝忠臣。
1661年，顺治帝英年早逝，其子8岁的玄烨即位，即康熙帝，由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与鳌拜四大臣辅政。康熙帝于继位之初即运用计谋消灭跋扈的权臣鳌拜以稳固皇权。三藩势力如吴三桂、耿精忠与尚之信等涵盖全国之半，他们先后请求撤藩以试探清廷。当时部分大臣担忧三藩叛变而反对。最后，孝庄太皇太后与康熙帝无惧三藩而同意撤除。这使得三藩与陕西王辅臣、广西孙延龄与台湾明郑的郑经联合发动三藩之乱。在这九年期间，反清势力遍及华中、华南，吴三桂更于后期称帝建国周。然而清军采取积极防御，进军陕西、江西以切割叛军。加上吴三桂没有积极北伐，反清联军因占领地与吴三桂过度干涉而发生纠纷，最后王辅臣、耿继忠与尚之信先后投降，占领福建沿岸的郑经被击败。1681年清军攻入云南，继承吴三桂之位的吴世璠在昆明自杀，三藩之乱最终在1681年被完全扑灭，国家遭受较大的损失，在四川、云南以及江西等地有不少人被杀害，从许多记载来看，清军在平三藩时曾造成屠杀平民事件，不仅仅在川滇，其他相关地区也遭受类似的厄运，比如江西百姓遭受屠戮的数量就不少，“剿洗，玉石难分，老幼死于锋镝，妇子悉为俘囚，白骨遍野，民无噍类”。同年，郑经之子郑克塽继位，明郑因内乱不断导致不少将领降清。清朝派明郑降将施琅率领水师攻打台湾。施琅占领澎湖，逼近东宁（今台湾台南），郑克塽率领大臣降清，至此明郑亡。
康熙帝平定三藩后，清朝进入康雍干时期，这段时期是清朝发展的高峰时期，史学界通常称为“康雍乾盛世”。康熙帝为政宽仁，留心民间疾苦，在他亲政不久后，便宣布停止圈地，放宽垦荒地的免税年限。他还著手整顿吏治，恢复京察、大计等考核制度。受康熙帝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以及外来农作物的引进等影响，清朝人口大大提升。他先后任用靳辅和于成龙治理黄河与大运河，得到很大的成绩。在他六次南巡期间，考察民情习俗之外，更是亲自监督河工。康熙中期以后，因战乱而遭到严重破坏的手工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安定社会秩序，他颁行十六条圣谕，要地方人士循循告诫乡民。他又派心腹包衣（即家奴）如曹寅、李熙等人打探地方物价、人民收入与官绅不轨之事，并以密褶奏报。此即密折制度的萌芽，到雍正时期趋于完善。康熙帝重视对汉族士大夫的优遇，他多次举办博学鸿儒科，创建南书房制度，并且向来华传教士学习西方科学与文化。
清初蒙古分为四大部。其中准噶尔汗国与沙俄友好，其可汗噶尔丹先灭领叶尔羌汗国与青海和硕特，又占领喀尔喀蒙古，喀尔喀三部南下投靠清朝。康熙帝首先派萨布素于雅克萨战役驱除入侵黑龙江的沙俄军队，与沙俄所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以确立东北疆界并获得沙俄的中立。接著于1690年至1697年间乌兰布通之战与三征噶尔丹使噶尔丹战死，创立多伦会盟以保护喀尔喀蒙古。青藏地区的和硕特汗国协助黄教达赖五世击败红教统一全藏，之后分裂成青海与西藏和硕特。达赖六世时，藏区政事交由第巴（理事大臣）桑结嘉错管理，他联合准噶尔对抗西藏和硕特的拉藏汗，拉藏汗先下手杀桑结嘉错并废除达赖六世。1717年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攻杀拉藏汗，并且占领拉萨。清军多次被准军击败，最后于1720年由胤禵率军驱除成功，协助达赖七世入藏，以拉藏汗旧臣管理藏区。
康熙晚期，由于官员薪资过低以及法律过宽，导致官吏贪污，吏治败坏，并发生南山案文字狱事件，到雍正与乾隆时期这种情况加重。康熙帝本来按照中国立嫡立长的传统封胤礽为太子，由于太子本身的素质问题及其在朝中结党而废太子，使得诸皇子为皇位互相结党倾轧。故太子一度复立，但康熙帝仍无法容忍其结党而废除。最终在1722年临终时传位于胤禛，即雍正帝。
雍正帝获得隆科多的协助继位，赖年羹尧平定青海乱事以稳固政局，然而后来因故赐死年羹尧、幽禁隆科多。雍正帝在位时期，针对康熙时期的弊端采取补救措施，以延续康雍乾盛世。他设置军机处加强皇权，废杀与他对立的王公并削弱亲王势力。注重皇子教育，采取秘密立储制度以防止康熙晚年诸皇子争位的局面再度发生。将丁银并入地赋，减轻无地贫民的负担。废止贱民政策，令世代受到奴役且地位低贱的贱户被解放。为解决地方贪腐问题使火耗归公，耗羡费用改由中央政府计算；设置养廉银以提高地方官员的薪水。
对外方面，雍正初年青海亲王罗卜藏丹津意图复兴和硕特汗国而乱，隔年年羹尧与岳钟琪等人平定。为此雍正帝占领部分西康地区，又在西宁与拉萨分置办事大臣与驻藏大臣以管理青藏地区。听从鄂尔泰建议推行改土归流，废除具自治性质的土司，以地方官管理少数民族。将喀尔喀蒙古并入清朝；于1727年与沙俄签订恰克图条约，确立塞北疆界。1729年听从张廷玉建议，以傅尔丹与岳钟琪兵分二路于科布多对抗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最后于和通泊之战战败。1732年噶尔丹策零东征喀尔喀蒙古，兵至杭爱山，被喀尔喀亲王策棱击败。1734年清准和谈，以阿尔泰山为界，西北大致和平。
雍正帝勤于政事，自诩「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他在位期间的奏折大多由他亲自批改，军机处的谕旨也由他再三修改。他所亲信的内外臣僚如张廷玉、鄂尔泰、田文镜与李卫等人也都以干练、刻覆著称。他所派遣的特务遍即天下以监控地方事务，密折制度至此完善，然而屡兴文字狱打压异己。1735年雍正帝于工作时去世，其子弘历继位，即乾隆帝。
乾隆帝继位之初，获得张廷玉与鄂尔泰的协助，稳定政局。他以「宽猛相济」理念施政，介于康熙帝的仁厚与雍正帝的严苛之间。人口不断增加使乾隆末年突破三亿大关，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江南与广东等地的丝织业与棉织业都很发达，景德镇的瓷器都达到历史高峰。与此同时，银号亦开始在山西出现。中国的国库库存亦从雍正十三年（1735年）的34,530,485银两上升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的73,905,610银两。然而乾隆晚期多从宽厚，宠信贪官和珅，官员腐化使政治大坏；六次下江南以蠲赋恩赏、巡视河工、观民察吏、加恩士绅、培植士族、阅兵祭陵，有学者认为供张过盛，扰民有余的批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欧立德指出乾隆六次南巡诚然耗资巨大，但相对于当时国库收入而言尚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乾隆帝鸿讲学术，然而由于限制过多，所得人才不如康熙词科。此时期有许多书籍出版，例如《续三通》、《皇朝三通》与《大清会典》等史书；著名小说《红楼梦》、《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等；1773年更下令编纂《四库全书》，与《古今图书集成》成为全世界最庞大的类书，这些都成为盛世的文化标志。然而为维护统治却严厉控制思想，编书期间借机割裂焚毁大量不符其思想的书籍。此外大兴文字狱使如戴名世等人被株连杀害或者流放。有学者认为这些都让文人思想受到严厉阻碍，迟滞文化的发展，同时进一步泯灭中国人的精神。梁启超则认为，清朝二百多年，对文化发展有相当程度的贡献，是「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清朝盛行的辑佚学亦救亡不少大量早已失传的中国古籍。另外，史学家郭成康、林铁钧指出清代有些包括「反满」内容的书籍多次在作者没被追究的情况下合法出版，例如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顾炎武的诗文集。在清初年间的思想界、学术界，都相当活跃。康熙规定：“凡旧刻文卷，有国讳勿禁；其清、明、夷、虏等字，则在史馆奉上谕，无避忌者”，表现出比历代封建统治者都较为开明和宽容的态度，史学家喻大华指出不应该将清朝查禁「反清」言论与「文字狱」混为一谈，因为号召推翻现政权的言论不属于文字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西方传教士将中国文化介绍给欧洲人，引发18世纪“中国风”热潮。欧洲人追崇中国文化、思想与艺术，在1769年更有人写道：「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佩雷菲特笔下与乾隆帝不欢而散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认为清朝已经衰落，然而马戛尔尼在其日记著作中写道：「中国政府的行政机制和权力是如此的有组织和高效，有条件能够迅即排除万难，创造任何成就」，马戛尔尼访华团的成员之一爱尼斯·安德逊亦对当时期的清朝有相当的正面评价。
对外方面，乾隆十年（1745年）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去世，国内诸子争位。乾隆十七年（1752年）冬，达瓦齐袭夺准噶尔汗国汗位，阿睦尔撒纳在随后的内斗中被击败，不得不归附清廷。乾隆帝乘机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派其为引导，以定北将军班第率军平定准噶尔，攻下伊犁。而后阿睦尔撒纳想要成为新一代准噶尔之主，由于没有获得乾隆帝支持而叛变。乾隆帝派兆惠西征，阿睦尔撒纳战败逃亡哈萨克汗国，后因为哈萨克汗归降于乾隆，又逃亡沙俄，乾隆以《尼布楚条约》规定之中俄引渡逃人的条款要求俄方引渡，而阿睦尔撒纳本人已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出天花病死在托波尔斯克附近的库杜斯克酒厂。随着阿睦尔撒纳的死去，天山北路遂告平定，准噶尔亡，其族在乾隆的屠杀令下惨遭灭绝。然而在天山南路，脱离准噶尔统治的回部领袖大小和卓兄弟起兵反清，史称大小和卓之乱。其领袖布拉尼敦（大和卓）与霍集占（小和卓）占据喀什噶尔与叶尔羌，意图自立。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乾隆帝再命兆惠西征，兆惠率轻军渡沙漠围攻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反被包围于黑水营。隔年清将富德率军解围，兆惠与富德最终攻灭大小和卓，并让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各国成为藩属国。乾隆末年，尼泊尔的廓尔喀王国两次入侵西藏。1793年清廷派福康安与海兰察领兵入藏，击退廓尔喀入侵，不丹与哲孟雄（今锡金）亦为藩属国，加强驻藏大臣的权力。
西南方面，乾隆初年派张广泗平定贵州苗民之乱，随后清军前往平定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今四川金川县与小金县）动乱，史称大小金川之役。1747年到1749年期间发生大金川之战，清军于此吃尽苦头。1771年第二次金川之战爆发，大小金川的诺木与僧桑格均叛，清将温福战死，阿桂历经多次作战，直到1776年方平定。期间缅甸贡榜王朝与清朝爆发清缅战争，清军四次进攻皆失败。1769年乾隆帝派傅恒、阿桂入缅未果，双方最后停战。1784年暹罗却克里王朝派使朝贡，1788年缅甸为应付暹罗威胁，也派使朝贡。1789年安南发生西山朝统一后黎朝、郑主与广南国。清军击败西山朝，护送黎帝黎愍帝复位，途中遭西山军的伏击而败，史称清越战争。西山朝阮惠遣使向清廷谢罪，清廷封为安南国王。
乾隆期间清朝疆域达1300万余平方公里，东方的朝鲜与琉球国也早就成为藩属国之一。只有德川幕府统治的日本处于锁国时期，与清朝来往甚少。乾隆帝以“十全武功”自誉，他平定准噶尔与回疆大小和卓之乱，使四川、贵州等地继续改土归流，然而其余战事皆小题大作使国库严重损耗，让清朝国力衰退，全国范围内开始爆发民变。乾隆时期的户部存银最高达8,000万两，常年保持在6,000-7,000万两左右，足以应付政府的各项日常开支、重大工程、战争，而虽然清朝的赋税较为轻，且于康乾时期多次对外用兵、大兴各项工程，但每年国家财政都会有余，国库储备逐年上升。当时人口暴增与乡村土地兼并严重，使得许多农民失去土地；加上贪官和珅等官员腐败，于乾隆晚期到嘉庆时期陆续爆发民变。白莲教于1770年代举兵，后来又于1796年爆发川楚教乱，八年后被清军镇压，领袖王三槐被处死。台湾天地会领袖林爽文于1787年发动林爽文事件，历时一年多。在乾隆年间，平定大小金川之乱、消灭准噶尔汗国等各威胁，将新疆正式重新纳入中国版图，并且颁布被视为西藏属于中国领土的最有力的证据《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治，最终奠定现代中国的版图。
1795年，乾隆帝照其誓言禅位于子颙琰，即嘉庆帝。乾隆虽为太上皇，但依然「训政」至1799年去世，嘉庆帝方得以亲政。然而嘉庆帝未能解决弊端，清朝继续走向衰退。
嘉庆帝在当太子时痛恨贪官和珅，亲政后赐死他，抄收其家产。然而没有全面整顿政风，加上借助卖官制度以平衡开支，使得贪污腐败的风气更加扩大，加重地方人民的负担。另外还有河道与漕运淤塞的难题。针对乾隆时期过度开销的弊端，嘉庆帝提倡节俭，缩减朝廷与宗室的开支，把贫穷的旗民送到关外开垦。然而，最后因为朝野强烈的反弹声浪而妥协。此时八旗兵与绿营军纪腐败不可堪用，只能靠地方团练平定乱事，后期更产生湘军与淮军等地方军。当时民乱不断，有白莲教的川楚教乱、东南有海盗侵袭，华北又有天理教之乱。道光之后又有太平天国之乱、捻乱以及甘陕回变与云南回变，再加上鸦片战争等外患，一度使清廷摇摇欲坠。
1820年，嘉庆帝崩，旻宁继位，即道光帝。此时，朝廷暮气沉沉，满朝文武只知迎合贪污谎报。道光帝提倡俭朴，所穿龙袍是宫内旧料所制，满朝文武故意在朝服补丁，以示简朴。大臣奏章大多报喜不报忧。曹振镛是当时第一重臣，奉行「多磕头，少说话」哲学。继起的穆彰阿，人称「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鸦片战争时，前方将帅不断撒谎，败将奕山竟被钦命交部优叙。道光时期稍可称善的政绩是陶澍改革盐法，成功的防止商贩垄断。
19世纪上半叶，西方各国为使通商正常化，多次派使者前往中国协商。然而清政府以天朝上国自居，不愿与西方各国平起平坐，屡次不了了之。当时大英帝国对中国茶叶与丝绸的需求庞大，对华贸易成逆差状态。为此，英国将成瘾剂鸦片大量输入中国以改善本身经济。1838年鸦片猛增到四万零二百箱，人民健康被削弱，清朝经济发生通货膨胀，国力也持续衰退。道光帝为解决此弊端，派林则徐到外贸口岸广州宣布禁烟，此即虎门销烟。为此，1840年中英两国爆发鸦片战争，清军战败后和英国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开启中国近代史。当时道光帝与耆英不了解国际法，认为给予英人贸易之便以换取国家长存，所以割让许多影响甚远的权力。清朝后期被迫和各国签订不平等条约，除割地、开港、赔款之外，还让外国派驻军队于首都，中国主权逐渐流失。
1850年，道光帝崩，子奕詝继位，即咸丰帝。西方各国迫使清政府开港通商，加上地方官吏地主兼并土地，使得传统农村经济受到破坏。各地乘机纷纷起事，其中华北以捻乱为主，华中华南以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与云南杜文秀、马如龙的云南回变为主。洪秀全改造基督教教义，1851年于广西金田起义，联和天地会、三合会北伐。两年后攻陷并定都江宁，并且发动两次西征；不久又发动北伐，最远达天津近郊。后来曾国藩、左宗棠与李鸿章为保护儒家文化，纷纷组织湘军与淮军抵抗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发生天京事变后国力衰退，部分势力转入捻军。太平天国最后于1864年被湘军、淮军以及外国人组成的常胜军、常捷军围攻之下而亡。此期间英国与法国因为和清廷修约不成，趁中国发生内乱之际，于1858年发动英法联军之役。清军于八里桥之战战败，联军攻陷北京，圆明园、清漪园等处被焚掠，签订《天津条约》及《北京条约》。同时沙俄以调停有功逼清廷签订《瑷珲条约》，取走外东北领地。1864年沙俄强迫清廷订立《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外西北。面对内外交迫的局面，清廷为使国力恢复而发起自强运动。
1861年，咸丰帝崩，其六岁之子载淳继位，即同治帝。咸丰帝本任命肃顺等八大臣赞襄政务，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䜣发动辛酉政变，两宫垂帘听政，最后由两宫之一的慈禧太后获得实权。被称为洋务派的奕䜣与部分汉臣在消灭太平军时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并且鉴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为方针展开自强运动（又称洋务运动）。当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随后的北洋通商大臣负责对外关系与自强运动的策划与推行，先后引入国外科学技术，建立现代银行体系、现代邮政体系、铺设铁路、架设电报网。建立翻译机构同文馆、新式教育（新学），培训技术人才并派遣留学生到欧美日等先进工业国家，培育出唐绍仪与詹天佑等人才。开设矿业、建立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总局与汉阳兵工厂等制造工厂与兵工厂，同时也建立新式陆军与北洋舰队等海军。洋务运动使得中国社会出现较安定的局面，史称“同治中兴”。其间太平天国于1864年灭亡。1865年，僧格林沁的满蒙骑兵（八旗兵）中捻军埋伏后全歼，赖洋务派左宗棠与李鸿章分别灭西、东捻，捻乱到1868年为止。1862年至1878年间，左宗棠先后平定陕甘回变，平定新疆回乱，并收回伊犁。云南回变也于1867年由马如龙投降清朝岑毓英，以及1872年杜文秀自杀而止。西方各国的租借地也将西方思想带入中国，推动中国革命与民主制度的发展。1875年，同治帝去世，慈禧太后立载湉为帝，即光绪帝。
对外方面，1884年，清朝和法国为越南（安南）主权爆发中法战争。清朝失去藩属国越南，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台湾也宣布建省。1885年英国入侵缅甸，清朝驻英公使曾纪泽向英国抗议无效，隔年被迫签订《中英缅甸条约》，承认缅甸为英国所有。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国力大增，1872年日本强迫清朝藩国琉球改属日本，清朝拒不承认，中日交恶。1894年为朝鲜主权清朝和日本发生甲午战争，两个推行西化运动的亚洲国家的战争最后以清军落败而告终。战后签《马关条约》，清朝割让台湾和澎湖，失去藩属国朝鲜和租界。洋务派李鸿章建立的北洋舰队全面瓦解，也宣告自强运动最终失败。
甲午战争后，维新派康有为与梁启超于1895年公车上书光绪帝，要求深入改革政府架构、教育、经济体制与军事制度等多个层面，期望清廷从制度面革新。1898年光绪帝在康有为的帮助下实施维新运动（戊戌变法），然而由于做法和态度过于激进而激起旧有保守派和原本的中立群体的反抗，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评道:「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地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导致原本支持变革的慈禧太后以「听信逆臣蛊惑，改变祖宗成法」为由软禁光绪帝，处决谭嗣同、康有溥等多人。由于维持103天就结束，被称为「百日维新」。
1896年清廷为连俄制日，签订《中俄密约》。后来密约泄露，外国鉴于清朝已无力自卫，纷纷划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以维护为各自利益，而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以平衡列强在华势力。中国长期受列强欺辱，使地方产生义和团之类仇洋排外的民族主义团体。慈禧太后借此排外而发生义和团事变，义和团屠杀洋人、奸淫妇女、抢夺店舖、破坏各国使馆、烧毁与西洋有关的东西。慈禧太后不理会各国抗议，更曾半正式向十一国宣战，引发八国联军报复。北京被联军占领，劫杀掳掠。慈禧太后率光绪皇帝西逃西安。1901年签订《辛丑和约》，清廷赔偿重款，列强派兵驻守北京一带、划定租借地和势力范围，加深中国的半殖民化。1904年日俄两国更因在东北的利益冲突爆发日俄战争。义和团事变时，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东南各行省之总督巡抚为保护华中华南，自行宣布中立，不服从朝廷对外一律宣战的敕命（即东南自保）；从此清廷权威低落，地方各省自主性提高。
清朝于太平天国战争、甲午战争、庚子国变后国势大坠，知识分子莫不提出各种方法拯救中国，主要分成立宪派与革命派两种改革路线。1901年，立宪派康有为、梁启超等推动立宪运动，梁启超发表《立宪法议》，希望让光绪帝成为立宪君主。而慈禧太后为挽清朝衰落危局，有意效仿欧日的改革而推行清末新政。新政主要推行君主立宪、建立清朝新军、废除科举、整顿财政等一系列改革。而革命派对清廷的改革失望，他们鼓励推翻清朝，建立中华共和。1894年，孙文等于夏威夷檀香山建立兴中会；1904年，黄兴等于长沙成立的华兴会；1904年，蔡元培等于上海成立光复会；此外，还有其他革命团体。1905年，孙文在日本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成立中国同盟会，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革命派联合旧有反清势力如三合会、洪门等，在华南地区发起十次起事，并将势力渗入华中、华南的清朝新军。
当时立宪派与革命派为改革方式发生争执，一开始立宪派占上风，清廷也承诺实行立宪。1907年清廷筹设资政院，预备立宪，并筹备在各省开办咨议局。1908年7月颁布《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命令各省在一年之内成立咨议局。同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以确立君主立宪制政体，成立代议会。在立宪派成员的请愿下，清廷宣布把预备立宪缩短三年，预定在1913年召开国会。同年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皆去世，溥仪继位，即宣统帝，其父载沣担任监国摄政王。1911年5月清廷组成由庆亲王奕劻领导的「责任内阁」，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君主立宪。不过，该内阁中的很多成员为皇族身份，故被称为「皇族内阁」，引发立宪派的不满和失望，很多转向于革命派合作。
1911年5月，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清廷急派新军入川镇压，湖北空虚。10月，湖广总督瑞澄斩杀彭楚藩、刘尧澄、杨洪圣等三个革命党士兵，参加文学社与共进会等反清团体的士兵，人心惶惶，两名革命分子金品臣、程定国夜间与排长陶启圣龃龉，一怒之下，射杀排长，发起武昌起义，南方各省随后纷纷宣布独立，是为辛亥革命。
清廷任命北洋新军统帅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成立内阁并统领清朝的北洋军。袁世凯一方面于阳夏战争压迫革命军，另一方面却暗中与革命党人谈判，形成南北议和，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政府于江宁成立，改称南京，孙文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1月26日清室优待条件达成，孙文也承诺只要袁世凯赞成清帝退位，自己即让位于袁世凯，让袁世凯成为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与革命党人的意见达成一致。
在袁世凯授意下，段祺瑞等五十位北洋军将领，发布了《北洋五十将乞共和电》，要求宣统退位。段祺瑞不久又发《乞共和第二电》，要胁朝廷，说要发动兵变。2月12日，隆裕太后代表宣统帝溥仪，颁布退位诏书，将权力交给中华民国政府，清朝灭亡，标志著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制度正式结束。随后孙文让位予袁世凯，南北统一。3月6日，南京参议院正式决议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定都北京。
因正统观使然，清亡时不少汉臣如郑孝胥等依旧忠于大清，终身以满清遗老自居，甚至有人舍身殉国。后来，1917年张勋组织辫子军，于北京拥护宣统帝溥仪，复辟清朝（史称张勋复辟），但只持续12天而终。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溥仪和他的随从只好由紫禁城移往天津租界居住。
清朝发源于东北地区，努尔哈赤在与明朝决裂前，已领有建州之地，自称“收管我建州国之人，看守朝廷九百五十余里边疆”。经努尔哈赤与皇太极时期的发展后领有今东北地区、外东北地区与内蒙古地区。1644年多尔衮偕同顺治帝率军入关，随后指挥清军占领全明朝领地，统一中原，领有内地十八省。
1661年，南明亡。然而当时尚有以吴三桂为首，镇守华南的三藩；以及奉明朝为正朔，领有台湾台南、澎湖的明郑。三藩之乱与施琅攻台后，康熙帝完全掌控华南地区与台湾西部及澎湖地区。此时准噶尔汗国的可汗噶尔丹与俄罗斯帝国（沙俄）友好，噶尔丹南征青海和硕特，东征喀尔喀蒙古。而沙俄为在远东寻找出海口，向东移民侵略黑龙江上游。康熙帝先是于雅克萨战役击败俄军，与其划定边疆；之后率军三征噶尔丹，协助喀尔喀蒙古收复其领土。喀尔喀蒙古其后并入清朝，外蒙古地区正式归清朝所有。1727年雍正帝与沙俄签订恰克图条约，确立塞北疆界。
1717年准噶尔汗国新可汗策妄阿拉布坦入侵青藏地区，灭和硕特汗国，并且占领拉萨。清军多次被准军击败，最后于1720年由胤禵率军驱除成功，协助第七世达赖喇嘛入藏，以拉藏汗旧臣管理藏区，这是清朝经营青海、西藏地区之始。雍正时期，平定青海亲王罗卜藏丹津之乱后，雍正帝又在西宁与拉萨分置办事大臣与驻藏大臣以控管青藏地区。
新疆地区方面，1755年乾隆帝乘准噶尔汗国噶尔丹策零去世的机会，派将领率军西征，军势直达准国首都伊犁。在平定阿睦尔撒纳之乱与大小和卓之乱后彻底掌控准噶尔地区与回疆，并且获得帕米尔高原以西诸国的朝贡。
康熙前期的淸朝疆域曾达到最大范围，面积超过元朝最大疆域，但由于《尼布楚条约》和准噶尔叛乱使此疆域面积受到争议，但准噶尔叛乱是发生在《尼布楚条约》签定之后，而且证实康熙基本能平定准噶尔叛乱。乾隆时期的清朝疆域最为稳定，因此一般将乾隆时期疆域定为淸朝的最大范围：东北与俄罗斯帝国（沙俄）分界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与外兴安岭，这条疆线直到鄂霍次克海与库页岛。正北与沙俄分界萨彦岭、沙毕纳依岭、恰克图与额尔古纳河。西北与哈萨克汗国等西北藩属国分界萨彦岭、斋桑泊、阿拉湖、伊塞克湖、巴尔喀什湖至帕米尔高原。西南与印度的蒙兀儿帝国、喜马拉雅山诸国家分界喜马拉雅山至野人山，正南大致上与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分界相同，但清朝尚获得缅甸北部的南坎、江心坡等地。东与日本、琉球国分界日本海与东海，与朝鲜王朝沿图们江、鸭绿江分界，清朝还领有台湾、澎湖、海南及南海的南海诸岛（时称千里石塘、万里长沙、曾母暗沙）。
进入19世纪，由于清朝的衰落，列强于鸦片战争后以不平等条约掠夺许多领土与藩属国。俄罗斯帝国借由1858年瑷珲条约与1860年北京条约获得外东北，包括库页岛等地。1900年趁八国联军的机会又强占黑龙江以北的江东六十四屯。1864年借由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与1881年的伊犁条约获得外西北，并且陆续占领中亚诸藩属国。19世纪末大博弈时期英俄两国签订英俄协定，私自划分帕米尔地区。大英帝国借由1842年的南京条约、1860年的北京条约与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获得现今香港地区，并且侵占藩属国缅甸与喜马拉雅山诸国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于中法战争占领藩属国安南、南掌。葡萄牙于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永居管理澳门。明末时萨摩藩已对藩属国琉球国实施以军事占领为后盾的遥控统治，而大日本帝国更于1872年将其正式吞并，并于1895年的马关条约获得台湾与澎湖列岛，并强迫清朝放弃藩属国朝鲜，而原先亦被割让的辽东半岛则因三国干涉而重回清朝之手，朝鲜后来被日本吞并。甲午战争后，列强认为清朝无自卫能力，为自身利益划分在中国势力范围，使得重要港口如旅顺、大连被沙俄与后来的日本领有、威海卫被英国领有、胶澳被德国领有、广州湾被法国领有等。部分清朝末期建立的租界到1945年二战结束后得以收回主权。
清朝版图辽阔，民族众多，在行政区划上也「因时顺地、变通斟酌」。在汉族地区沿用明朝旧制，实行“省—府—县”三级制。在东北地区，为满洲八旗制、汉人“省—府—县”三级制与渔猎部落的“姓长制”并行。在藩部地区则因俗而治，并根据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加以改革：蒙古实行“旗盟制”、“札萨克制”；西藏实行“宗谿制”，新疆回部实行伯克制。全国分为内地十八省、五个驻防将军辖区、两个办事大臣辖区共二十五个一级行政区域和内蒙古等旗、盟。
清末，在列强蚕食鲸吞的形势下，边疆各地依靠旧有的行政体制已无法维持有效的统治。光绪年间，新疆、奉天、吉林、黑龙江相继建省，实行与内地相同的行政体制。蒙古、西藏也有建省之议，但在清朝灭亡之前未能实行。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朝分为二十二省，以及西藏、外蒙古、内蒙古、青海等边疆地方。
清代山海关以内、长城以南的汉族地区被称为「内地」、「关内」或「汉地」，又继承明代「两直十三省」的称谓合称「直省」。内地的行政区划承袭明代「省—府（州）—县」的层级体制。一级政区为省，又俗称“行省”，本布政使司，但随着承宣布政使逐渐沦为督抚的属官，“布政使司”的名称逐渐被“省”取代，至嘉庆朝《一统志》编纂时“省”已成为一级政区的正式称呼。二级政区为府、直隶州。府管辖的州（散州、属州）不再领县，形成单式的三级制。清代初年，原为临时差官的巡抚取代布政使，成为一省的长官。在一些民族杂居之处及战略要地，设置新型政区「厅」，分为省直辖的直隶厅和府辖的散厅。少数直隶厅下辖县。
明代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派出的差官「道员」，在清代也保留下来。道员的统辖区域是「道」，介于省与府之间，有分巡道、分守道、粮储道、盐法道、兵备道等名目。清初的道并不是行政区，道员亦无品级。乾隆以后，定道员秩品为正四品，分巡道、分守道的职权也渐趋一致。有的道下直接领县。有人认为清末的道实际上已成为省、府之间的一级政区，之后北洋政府更有废省置道之计划，后因被国民政府取代而未实施。清朝行政区划层级为：
在行省设置方面，清代基本沿袭明代所置的两京与十三布政使司，即南北二京及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湖广、四川、云南、贵州。顺治元年（1644年）定鼎北京，以盛京为留都。二年（1645年）改北直隶为直隶省，改南直隶为江南省。康熙三年（1664年），分湖广为湖北、湖南二省。康熙六年（1667年），江南省正式分为江苏、安徽二省。康熙七年，设立甘肃省，自此形成所谓「内地十八省」的格局。
光绪十一年（1885年），分福建省台湾府置台湾省。两年后台湾正式建省，称「福建台湾省」。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因甲午战争战败，台湾省被割让予日本。光绪三十年十二月（1905年1月），分江苏江宁、淮安、扬州、徐州四府及通州、海州二直隶州置江淮省，旋即裁撤。此后至清末，内地仍为十八省，与东三省、新疆省合为二十二省。
各省以总督巡抚为长贰，掌管一省军政大权及吏僚考察，号曰“封疆大吏”。乾隆直省辖区确定后，计有辖省总督八员，除直隶、四川两督辖一省，两江总督辖三省外，余均辖两省，而山西、山东、河南三省不设总督；辖省巡抚十五员，直隶、四川、甘肃三省以总督兼巡抚事。清季新疆、东北设省，又新设巡抚每省各一员，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巡抚由新设东三省总督统辖，新疆巡抚由陕甘总督统辖，同时内地八督全部兼领驻省巡抚，至是计有辖省总督九员，辖省巡抚十四员。
督抚以下，以布政使（俗称“藩台”）与按察使（俗称“臬台”）各置官司（俗称“藩司”“臬司”），分管一省行政与司法，雍正后又有提督学政一员开衙建署，负责管理教育事务，以上三员均受督抚节制。原则上每省三使均各设一员，唯江苏省民事繁重，分设江宁苏州两藩司，分管省事。
清末新政，针对省级政区实施现代化改革，其中江苏等总督驻省不复设巡抚，而以总督兼巡抚事；撤消咸同以来各省新设的新式财务机关，统归藩司属下的度支公所；按察使改提法使，遵循司法审判与司法行政分离的原则，专管司法行政与监督，审判等权分归各级审判厅和检察厅；学政改提学使，强化其教育管理职能以适应新式教育；新设交涉使，专门负责与外国通商交往事宜；每省于藩司外另设巡警道及劝业道，分管一省民政警务与农工商业事务。唯东三省因系新政时初建，不徇故例，故无藩司及巡警道，而设度支使与民政使，东三省当时发展程度低，实业事务轻，故亦无劝业道缺。
各省军队虽为督抚节制，但八旗驻防军不在其列。驻防八旗由各省驻防将军统领，直接向皇帝负责。
以下为各直省对应的统治军民的封疆大吏简表：
清代的府、州、厅、县，按照「冲、繁、疲、难」的考语分为不同等次。考语字数越多，地位就越重要。一般以四字俱全者为「最要缺」，三字者（冲繁难、冲疲难、繁疲难）为「要缺」，二字者（冲繁、繁难、繁疲、疲难、冲难、冲疲）为「中缺」、一字或无字者为「简缺」。
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湖北、甘肃等省设有土司，分为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安抚司和长官司（长官为武职），与土府、土州、土县（长官为文职）。土司的长官以当地各族头人充任，可以世袭，由朝廷或地方官府颁给印信，归所在地方之督抚、驻扎大臣管辖。宣慰等司的长官隶属于兵部、土知府、土知州等官隶属于吏部。雍正年间，云南、贵州、广西等省的土司开始改行流官制，史称“改土归流”。光绪、宣统之际，赵尔丰出任川滇边务大臣，四川西部的藏人土司、西藏东部的宗也开始改土归流。
中国东北为清朝「龙兴之地」。顺治年间入关后，以驻防八旗留守盛京沈阳。康熙至乾隆年间，逐渐形成三个相当于行省的将军辖区：盛京、吉林和黑龙江。将军之下设专城副都统分驻各城，并管理各城的临近地区。副都统下有总管统领各旗。在汉民聚居之处，置府、州、县、厅，如同内地。居于黑龙江、嫩江中上游的巴尔虎、达斡尔、索伦（鄂温克）、鄂伦春、锡伯等族，编入八旗，由布特哈总管、呼伦贝尔总管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下游及库页岛的赫哲、费雅喀、库页、奇楞等渔猎部落则分设姓长、乡长，由三姓副都统管辖。
光绪末年的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之役与日俄战争严重动摇清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迫使其废除满洲的旗民分治制度，设立行省。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废除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地将军衙门，改设奉天省、吉林省、黑龙江省；随后裁撤各城副都统、总管，改为府、厅、州、县。宣统三年（1911年），奉天省领八府、八厅、六州、三十三县；吉林省领十一府、一州、五厅、十八县；黑龙江省领七府、六厅、一州、七县。
清代蒙古、西藏、青海、新疆与黑龙江布特哈（达呼尔、索伦、鄂伦春等族）被称为藩部，由理藩院管理。
明清之际，蒙古分为众多部落（蒙古语称为“艾马克”），部落首领为“部长”（鄂拓克）或“汗”。清太宗时，依照满洲八旗的组织形式，将蒙古各部落编为旗，是为蒙古的基本行政单位，其长官为札萨克或总管。旗下设“佐”（苏木），相当于乡。自此蒙古各部落被纳入统一的行政体系之中。在地域上，蒙古地区大致分为察哈尔、内蒙古、西套蒙古、外蒙古（包括土谢图汗部、赛音诺颜部、车臣汗部、札萨克图汗部）、科布多与唐努乌梁海。
清代蒙古又分为内属蒙古与外藩蒙古。内属蒙古包括察哈尔、归化城土默特、唐努乌梁海、阿尔泰乌梁海等部，各旗由朝廷派遣官员（一般为总管）治理，与内地的州、县无异。外藩蒙古各旗则由当地的世袭札萨克管理，处于半自治状态。在外藩蒙古，以若干旗合为一盟，设正、副盟长，掌管会盟事宜，对各旗札萨克进行监管。清代的盟是监察机构，并不能视为一级政区。
外藩蒙古又按其归附清朝的先后分为内札萨克蒙古与外札萨克蒙古。内札萨克蒙古又被称为内蒙古，于天命至康熙初年陆续归附清朝。乾隆以后定为二十四部，共四十九旗，设六盟。内札萨克各旗不但政治地位很高，还保留一定的兵权。康熙中期以后归附清朝的各部落称为外札萨克蒙古，包括漠北的喀尔喀四部、西套蒙古二旗、青海蒙古各部、科布多各札萨克旗、新疆旧土尔扈特部及中路和硕特部。外札萨克各旗无兵权，隶属于当地的将军、都统、驻扎大臣（西套蒙古二旗除外）。其中喀尔喀四部后来演变为外蒙古。
清代新疆分为天山北路的准部和天山南路的回部，统属于伊犁将军。其中的蒙古游牧地区实行盟旗制。维吾尔、布鲁特、塔吉克等族地区则实行伯克制。蒙古旧土尔扈特部与中路和硕特部设立旗、盟：旧土尔扈特部为南北东西四路乌讷恩素珠克图盟，和硕特部为巴图塞特奇勒图盟。准部地方设乌鲁木齐都统，统辖乌鲁木齐（迪化州）、库尔喀喇乌苏、吐鲁番、哈密、古城、巴里坤（镇西府）等城。其中迪化州、镇西府由新疆与甘肃省双重管辖。塔尔巴哈台由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管辖。伊犁及其以西地方由伊犁将军、领队大臣管理。回部设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一般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统辖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等城。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实行与内地相同的府、厅、州、县体制。
清代的青海不包括今西宁、海东、黄南以及部分青海省边缘地区。统辖青海地方的官员为西宁办事大臣，常驻西宁（当时属甘肃省）。青海大致以黄河为界，分为青海蒙古和玉树等四十族土司。黄河以北主要为蒙古人，有和硕特、辉特、绰罗斯（准噶尔）、土尔扈特、喀尔喀五大部落。雍正三年（1725年），编青海蒙古为二十七旗，后增至二十九旗，由西宁办事大臣主持会盟。另有察汉诺门罕牧地，实际上单独为一喇嘛旗。道光三年（1823年），分黄河以北二十四旗为左、右翼二盟，每盟设正、副盟长各一人。黄河以南主要为藏人，设有四十个土司，其中以玉树土司最大，故称玉树等四十族土司。土司以下有土千户、土百户。嘉庆、道光年间，藏人不断越过黄河向北迁徙，形成环青海湖一带的环海八族。
西藏在清代又称“唐古忒”、“图伯特”，分为卫、喀木（康）、藏、阿里四部，以及霍尔三十九族地区。西藏地方的行政长官为驻藏大臣，驻喇萨，会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办理藏内政务。其政令由噶厦（西藏官府）执行。西藏的基层政区是宗，大致相当于内地的县，但规模很小。一些贵族、寺庙的庄园领地称为谿卡，地位比宗低或者平级。宗的长官为“宗本”，谿的长官为“谿堆”，一般由噶厦委派，也有的由特定寺庙委任。后藏札什伦布附近的几个宗，由班禅直接管理。今那曲地区、昌都地区北部的各部落统称霍尔三十九族，简称三十九族，为蒙古人后裔，由驻藏大臣的属员夷情章京管辖。驻扎于达木（今当雄）的达木蒙古八旗，每旗设一佐领，不设总管，直属于驻藏大臣。
清朝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沿袭明朝制度，但略有不同。官员等级分「九品十八级」，每等有「正」、「从」之别。不在十八级别以内的叫做未入流，在级别上附于从九品。清朝制定内国史院、内秘书院与内宏文院等内三院为内阁，作为中央最高决策机关。设大学士满、汉各二人，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学士满六人、汉四人，下辖中央执行机关六部。内阁的实际权力比明朝小，实际掌握权力的机关会随时代不同而改变。后金时期，议政王大臣会议是皇帝与王公贵族讨论国事之处。1631年皇太极为了中央集权，仿明朝制度设立六部与内阁以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入关之后，1677年康熙帝设立南书房，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同时将外朝内阁的某些职能移归内廷，实施高度集权。雍正帝为了西征准噶尔准备设置军需处，雍正十年改称军机处。军机处机构精简，行政效率高，能迅速处理军国大事，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鸦片战争之后，为推行自强运动，先后于1861年与1870年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北洋通商大臣，负责对外关系与自强运动的策划与推行，成为自强运动期间最高行政机关。八国联军之后，1911年5月18日清廷宣布废除军机处，仿西方国家与日本实行内阁制，内阁总理大臣和诸大臣组成的内阁成为最高行政机关。
清初康熙帝一方面则通过各种手段限制满洲贵族的权力，如剥夺各旗王公干预旗务的权力，破除“军功勋旧诸王”统兵征伐的传统，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政治影响等；另一方面提出要建立由皇帝个人独裁的专制政体，“天下大权当统于一”，“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身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亦表示：「天下大事，皆朕一人独任」，康熙要掌管「用人之权」，以阻止朋党的形成，免得鳌拜掌权时期「结党专权」和「罔上行私」的情况再度发生，也为了防止不同派别党派之间互相斗争。康熙帝确立的君主专制制度主要包括三方面：
在明代，文人结社超出了文学和学术的领域而成为政治上的一支重要力量。清朝统治认为前朝文人团体的庞大和干政是明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有见及此，清初统治者吸取前朝教训，于顺治九年（1652年）下令“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和“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康有为对此作出评论，指出中国数千年来的党派皆为君主所深恶，又以汉代党锢之祸，唐代清流，宋代元祐党籍碑和明朝东林党为例。近代日本学者宗方小太郎评论：「（清朝）建国之初便多方预防弊政，防止祸乱于未萌状态，其中如以法令严禁组织会党，故在三百年之治世中党祸颇少者即系此故。」
康熙帝确立的君主专制原则，被雍正、乾隆二帝继承和发展，雍正帝的专制体现在他私派特务人员监视全国各地地方长官一切活动，许多地方官的私生活，连家里的琐事都瞒不过他。
学者钱穆从传统“夷夏之辨”与近代民族主义相结合的角度强调清朝的“断裂性”，在界定清朝的性质时以汉人文明的尺度衡量其价值的优劣，认为是满人只有接受汉人的先进文化才能步入文明的境界，才具有延续前代王朝正统的资格，是近代史学中“汉化论”的表现。钱穆的论证基于传统汉化的历史观，对满人的统治评价负面。他引据革命家邹容的《革命军》的内容认为中国由汉唐等朝代的“士人政权”在清代变为“部族政权”，认为蒙古人和满洲人变为中国内的特权阶级或特殊分子。亦认为清朝政权始终是维护和偏袒满洲人，须满洲人在后拥护，才能控制牢固，以及清朝的政治，制度的意义很少，法术的意义多，批评清朝政府发布最高命令的手续，比如他认为“寄信上谕”是清朝特有的，不按照中国向来的程序，而是直接由皇帝军机处寄给受命令的人，旁人都不知道。他亦认为，清朝在政治上还限制发言权、结社和出版自由。在清朝，除了六部尚书和侍郎可以向皇帝讲话，其他的不论什么人都不许向皇帝讲话，而一直得到中央重视的翰林院等，向来他们可以向政府讲话的，但是到了清朝也不准专折言事。在地方上，只有总督、巡抚、藩台、臬台可以向政府讲话，其他的府县均不可，又认为在明代的「布衣」也可以直接向皇帝讲话。他又批评在地方上，清朝也不允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在顺治五年立在府学、县学明伦堂里的卧碑就足可以证明。在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朝在每一个明伦堂里都设置一个石碑，而这个石碑不是竖立的，而是横躺在那里，所以叫「卧碑」。在卧碑上有三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然而史学家徐复观指出钱穆的「士人政权」说并不正确，因为政府的性质必须就权力根源之地是由谁来运用而言。他亦指出通过《二十四史》一直到现代，都证明凡是站在平民的立场进入到仕途的人地位愈高，与皇帝愈接近，命运性的困扰、艰难必定来自专制的机构与专制的观念。他批评钱穆对专制下的必然产物例如「外戚宦官」和汉代统治者的暴行视而不见，以及把中国「历史中成千上万的残酷地帝王专制的实例置之不顾」，且根据《报任安书》，凡是皇帝亲自交下与皇帝自己有关的案子，承办的官吏决不敢问是非。
新清史学派认为，满人采取的政治制度在明代的基础下有所创新。比如军机处就从带有临时性的纯粹军事咨询组织转变成了一种常规的政治治理机构，由此提高了统治效率。密折制度的建立完全改变了君臣之间相互沟通的传统方式，使得君主控制臣下的能力大大增强。八旗驻防各地使汉人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城市染上了颇为浓厚的异族色彩。内务府的设置与运行，严格了宫廷内部的礼仪规范，与明代的内廷制度有了本质的区别，宦官外戚干政的现象也由此完全绝迹。
西方传教士如南怀仁等人记载康熙经常亲身到各地巡视，以便了解百姓的生活情况和官吏们的施政状况，亦会允许「最卑贱的工匠和农夫」接近自己，谕令卫兵们不许阻止百姓靠近，康熙会向百姓提出各种问题，包括询问百姓对当地的官吏的满意度，以便对官员作出奖励或处分。另外，在清朝敢言且未被追究的学者有反对专制思想的袁枚、著书批评君权的唐甄、一道反朝廷的黄宗羲以及顾炎武等学者。
南书房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设立，起初是康熙帝为了与翰林院词臣们研讨学问，吟诗作画而设。因在乾清宫西南角特辟房舍故名南书房。由于南书房「非崇班贵檩、上所亲信者不得入」，所以它完全是由皇帝严密控制的一个核心机要机构，随时承旨出诏行令，这使南书房「权势日崇」。南书房地位的提高，是康熙帝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同时将外朝内阁的某些职能移归内廷，实施高度集权的重要步骤。
军机处原称军需处，历来被视为清朝的最高决策部门。雍正八年（1730年），清军在西北与准噶尔激战，为及时处理军报雍正皇帝始立，雍正十年改称军机处。军机大臣以下设章京等官，从六部员司和内阁中书里选用。章京的任务是缮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作军机大臣的辅助人员。章京也是满、汉人员各两班，每班八人，各设一领班。章京参与机要，草拟圣旨，俗称「小军机」。
乾隆皇帝即位后服孝，安排数位「总理事务王大臣」进入军机处，故改名总理事务处。乾隆二年（1737年）乾隆服满亲政，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自请罢职，恢复军机处名称，自此遂成定制，军机处成为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核心权力机构，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更被削弱至几乎可忽略不计，政治权力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成为清代中央集权制度的顶峰。
《清史稿》记载，乾隆时军机处虽然只有两名汉人，但汉人的地位都很高，张廷玉是太保、大学士、三等伯，徐本是太子太保、大学士，高于除了鄂尔泰之外的所有同僚。至于鄂尔泰的地位之所以稳居军机大臣之首，则与他在“改土归流”、“混一华夷”过程中曾立下的功业恰成正比。到了清季，军机处仍不改诸族合作之传统，吴郁生、荣庆和世续等军机大臣，在国势陵夷的光绪与宣统时期，依然在默契地合作。
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初十清廷宣布成立「责任内阁」，军机处废止。
宣统三年四月初十（1911年5月18日），清政府宣布废除军机处，实行内阁制，任命内阁总理大臣和诸大臣组成内阁。由庆亲王奕劻组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由于阁员中过半数为皇族，时人讥之为「皇族内阁」。当时的内阁学士李家驹指出：
中国历史学博士李细珠指出，与其说奕勘内阁是因皇族亲贵太多，不如说是因清朝皇族亲贵为满族，满汉矛盾才是问题的焦点。该内阁在辛亥革命后倒台，由袁世凯组成的新内阁所取代。
与汉地地方行政制度一样，清朝中央执行机关基本沿袭明朝体制，只有少量机构调整，大致上可以总结为七部院五寺察院两府。
七部院包括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与理藩院，为清朝最高执行机关，各部长官称尚书，副长官称侍郎，以前尚书均由满人担任，顺治元年（1644年）规定尚书及侍郎满、汉各一，只有新设的理藩院因为与汉地事务无关而多涉及旗务，始终不设汉缺。
清朝以前的政治，因为政治的公开性和六部尚书是全国行政首长的关系，由外部送到内部的公事，都是先送到六部；而皇帝拿出来的公事，六部也一定要得先看，例如有关教育的公事一定要经过礼部，而不能由皇帝私下决定，到了清朝却非如此。清朝的六部虽然沿袭明朝，但是清朝的六部的权力不如前朝，六部尚书更不能直接对部下发命令，而六部尚书也不是行政首长。六部的权限权力集中到皇帝手里，同时还有满汉之分，有一个汉人尚书，就必须有一个满洲尚书，并且始终以满尚书为主。
五寺包括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与刑部和都察院合为三法司，其职权与今日之最高法院相似。大理寺的首长称为大理寺卿，也是九卿之一。其余四个寺的卿职权较低。太常寺负责祭祀；太仆寺管理马匹；光禄寺负责寿宴；鸿胪寺负责接待外宾。
都察院是最高监察机关，架构基本沿袭明制，以左院察京畿，右院刺外藩（故直省督抚均领右都御史或右副都御史衔），所不同者，随着君主专制的高度加强，都察院的谏诤职能遭到空前削弱。因为同样的原因，明朝具有批驳权和言官职能的六科也只余下分察六部的监察职能，故于雍正年间被并入都察左院。为加强监督管理，凡天下文武官员，都要定期进行考察。规定三载考绩，以定升降奖惩。京官叫“京察”，外官叫“大计”。对武官的考察，每五年一次，称为“军政”，由兵部主持。但是，不论“京察”、“大计”还是“军政”，在实行中都是瞻徇情面，弊端丛生。后来更成为故事具文，走走过场而已。
内廷事务方面，鉴于明朝太监乱国，清朝皇帝独创内务府以管理宫禁事务。其成员由内务府三旗（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的15个包衣佐领、18个旗鼓佐领、两个朝鲜佐领、一个回子佐领和30个内管领的包衣及太监组成，其机构组织兼容清初内务府和十三衙门两种制度的内容和特点，并最终形成以七司三院为主干兼辖其他40余衙门的庞大的宫廷服务机构。
宗室管理方面，清朝仍设宗人府管理宗室觉罗事务，但与明朝宗人府人浮于事只用于优待亲王的状况不同，由于八旗制度的存在，数量庞大的宗室觉罗成为清廷的核心军事力量，管理他们的宗人府也成为重要的实权部门。
清末新政中，对此前的制度进行大量的改革，此前的七部院被改革为十一部，长官（国务大臣）均为责任内阁阁僚；大理寺改组为大理院，根据司法独立原则不再是刑部的复审机关，而是全国最高审判机关，与最高监察机关都察院同为全国最高司法机关；下四寺进行省革而归入新官司，内务宗人两府尽管保有旧时职权，但随着军制改革，权力也大为下降。
清朝武装力量主要有八旗军、绿营、地方义勇与团练、湘军、淮军与清末新军。八旗制度是清朝特有的一种组织形式和军事制度，是清朝军队之核心。原先采取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方式。入关后专门以兵为业，世代为兵。包括旗下士兵和户籍被编制在八旗军队中的家庭成员，由各地八旗驻防将军或都统管辖。1601年，努尔哈赤将建州女真分为四旗。1615年时扩建为八旗，八旗制度至此成形。皇太极在征服漠南蒙古察哈尔部，以及收降明朝降将后，又建立起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尽管八旗有满洲、蒙古、汉军之分，但他们都是基于同一套制度之下，因此差异不大。旗人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绝大多数情况下终身不变，所属旗籍亦基本世代固定。旗人因战功而获得的职位可以世代承袭，例如，每旗下属的众佐领通常都是世袭职位。旗人居住地大多是固定的。在汉地的驻防军（分布在如杭州、成都等大城市）更设立「满城」供旗人居住，与非旗人所居住之地相隔离。旗人不得务农或经营工商业，每月钱粮由朝廷供给，号称「旱涝保收」的「铁杆庄稼」。旗人不受当地总督、巡抚管辖，犯罪时由特定机关审理。
绿营是顺治帝入关后招降明军、招募汉人组织的军队，以协助少量的八旗兵镇守广大的疆土。当时由八旗军守备京师、华北地区与各地要冲，绿营守备华中与华南地区。华南更交由三藩镇守，以压制当地反清势力。绿营以绿旗为标志，以营为单位，兵制继承明朝，编有标、协、营及汛。绿营由汉人统帅，最上位的提督统领一省绿营，受文官总督、巡抚所节制，各省兵力大小不一，由万余到六七万不等；提督之下为总兵，管辖一镇兵力，约几千人至一万五千人。直属兵力镇标由参将统领，约千人至两三千人不等。再下面的为副将，管理一协兵力，约数千人左右。副将以下就是参将、游击、都司与守备，统辖一营兵力，兵员数量各有不同。最下面的为千总与把总，负责统领一汛，也就是一个驻地。士兵为世兵制，父死则子继。将兵由兵部直接统辖，将领无法直接统兵，有效地防止军人拥兵自重。随著八旗军的腐化，绿营的重要性就日益加强，例如三藩之乱时即以绿营为主力。乾隆嘉庆两朝，绿营总兵六十余万，成为军事主力。然而由于太平已久，绿营本身随著种种弊端而逐渐腐化。乾隆帝阅兵时，所见已是“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1796年川楚教乱时，绿营已无力对付擅长游击战的白莲教徒，部分将领甚至屠杀平民以换战功。到了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之乱时，绿营上阵一触即溃，作战主力也改交由湘军、淮军等地方团练负责。同治年间多次裁减绿营，绿营的重要性逐渐减弱，清末新军成立后绿营同名存实亡。至民国初年，绿营被改编为警察性质的地方治安卫戍部队，成为民国时期警察的滥觞。
义勇与团练于川楚教乱后逐渐成为清朝武装力量之一，由于清军不善游击战，所以鼓励地方建立义勇与团练协助清军镇压，1799年清廷正式同意组建团练。太平天国之乱与捻乱时，由于清廷的正规军腐败无能，且不善游击战，地方官员曾国藩整合江忠源、胡林翼与罗泽南义勇，成立湘军。湘军作战能力强，屡次击败太平军。监视太平天国天京的江南大营被攻破后，湘军成为清廷唯一抵御太平军的力量。1860年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于安徽一带建立淮军。平定捻乱时，僧格林沁率领的八旗军中捻军埋伏全灭，后来有赖淮军才平定之。当时如豫军、东军、滇军、川军等义勇也陆续建立起来。这些地方军成为清朝晚期平定内乱、抵御外侮的主要力量。然而不管是湘军或淮军皆以「兵随将转，兵为将有」为方针，与后来的北洋军形成听命于个人的军阀势力，这个作风深刻影响著民国军事。
当时湘军与淮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火力强大。而由外国人协助建立的常胜军、常捷军更是让曾李等将领印象深刻，使他们意识到西方军事技术的重要性。例如李鸿章目睹常胜军用4个小时即攻破太仓城，事后写信给曾国藩，宣称“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这成为自强运动的起因之一。为建立现代化清军，洋务派聘请外国教官来训练八旗军、绿营和守卫首都的神机营，一些兵工厂也建立起来。然而淮军的地位仍然不可动摇，例如发生天津教案时，尽管守卫首都的神机营已有三万之众，清廷仍然调集淮军来加强京师的防务。
自强运动随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而失败，而清廷守旧派利用义和团抵御西方列强的策略也随八国联军而落幕。八国联军之后，清政府决定实施改革，即「清末新政」。为建立现代化清军，早在维新运动时即建议成立一支现代化的陆海军，组织团练并建立保甲制度。清末新政时，袁世凯在华北组建新建陆军（即北洋军），张之洞在南方组建自强军。1904年清廷正式建立由36个镇组成的常备军的计划，而绿营在1901年即开始裁减。同时取消武举，在各省建立武备学堂，以培养新式军官。负责军事改革的中央机构是1903年成立的练兵处，它在1906年被并入新立的陆军部，其尚书和左右侍郎都是满人。清廷试图削弱地方军阀力量，1907年袁世凯和张之洞就在明升暗调中被剥夺军权。1908年宣统帝的摄政王载沣决定进一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在1909年的一道上谕中，他宣布自己（代表年幼的皇帝）对军队行使最高统帅权，他还把自己的兄弟任命为海军处和军咨府的管理大臣。到清帝国灭亡前夕，其陆军可以号称100万，但大概只有60万战斗人员，其中只有17.5万人是现代化的正规军。并非所有新军均效忠清廷，部分是暗中支持革命军的。参谋机制上，在1907年即仿照西制成立参谋部门军咨处，隶属陆军部之下。为把军事管理和军事指挥分开，1911年年决定把它升格为独立于陆军部外的军咨府。
清朝视水师为陆军之辅。加之满洲以骑射为本，故不善水战。入关初期，在对抗郑成功等海上抗清势力时，往往力不从心。1636年皇太极征满洲瓦尔喀部，即开始造战船。1651年顺治帝令沿江沿海各省循明制，各设水师，此为清朝水师之始。内河防务以长江为主体，沿岸各设水师。海防上，清朝为封锁明郑的经济力量，实施海禁。即使在平定明郑后，仍受海禁影响，水师多以防御为主，缺乏攻击性战舰。嘉庆时由于东南沿海海盗泛滥，就有学者开始注意海防，如湖南的严如煜写有《海防辑要》。鸦片战争后在面对西方炮舰时，清朝水师一战即溃的事实让魏源、郑复光等人意识到东西方的差距，纷纷提倡建立现代化海军。太平天国兴起时，英国协助清朝建立中英联合指挥的阿思本舰队，然而指挥权的问题使得舰队解散。
直到自强运动时，清朝才有新建海军的动作。为建立船舰自制能力，1866年清廷在福州马尾成立总理船政事务衙门，以沈葆祯为船政大臣。同年，李鸿章要求其江南制造局建造炮舰。1868年8月，第一艘中国制造的蒸汽军舰，“恬吉”号下水。然而自制船舰与外国舰队相比较差也较贵，李鸿章等官员仍然从国外购舰为主。其中最有名的即是由德国建造定远与镇远，这两艘是北洋舰队的主力舰。人事上，早在1867年即建立福州船政学堂以培养海军军官，1872年和1876年分别派使团前往海外学习。沈葆桢和丁日昌离开后，福州船政局开始衰落。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成立天津水师学堂，张之洞在广州成立水陆师学堂（1887年），曾国荃在南京开办南洋水师学堂（1890年）。1885年10月清政府宣布成立海军衙门，以醇亲王为总理大臣。
清朝先后建立四支舰队：受北洋大臣节制的北洋舰队，受南洋大臣节制的南洋舰队，受福州船政局节制的福建水师，受两广总督节制的广东水师。其中北洋舰队在当时被评论为世界第八、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然而四只舰队资源独立，互不统属，也不互相合作。财政上，1891年慈禧太后挪用海军预算于兴建颐和园。到1890年后，守卫黄海、东海的北洋舰队即已“停购船械”。李鸿章也称“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后，并未添购一船。操演虽勤，战舰过少”。随后的中法战争南洋水师、福建水师遭受重创，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也标志自强运动的失败。随后旅顺、大连、威海卫、胶澳与广州湾等海军基地相继丧失，八国联军后大沽等地沿海砲台又被列强下令摧毁，清朝已无海防可言。1909年，清廷决定成立海军处，并将残余的战舰重编成巡洋和长江两舰队。1910年改海军处为海军部，力图重振海军。
清朝统治者根据实地情况的差异采取不同的政策。在中原地区基本沿袭明代的统治方式，包括开科举等，以赢得汉族知识分子的支持，并根据清朝的实际情况实行旗民分治；在边疆地区则采取加派驻防大臣与当地贵族共同治理。
清朝统治合法性建立的基础与前朝有所不同，清朝统治在巩固满洲自我认同的同时，兼容其他族群的信仰和习俗，使之拥有远超前代的疆域和领土。清朝皇帝本身拥有各种政治与宗教头衔，具备不同文化象征意义的多维品格，体现出对各类臣民复杂多样之宗教信仰的认可。因为清朝对不同地域和族群的宗教信仰采取了更多的包容政策，使各种异质文化因素能够共存。
清初入关之后有「六大弊政」之说，剃发（或薙发）、易服、圈地、占房（侵占房舍）、投充（抢掠汉人为奴隶）、逋逃（逃人法），延续时间最长的，是逃人法。顺治七年六月，广西巡抚郭肇基等人因为「擅带逃人五十三名」，被处死。清初曾颁令谕：一、八旗制度移入关内，全族皆兵。二、鼓励满人入关。三、圈地，使近畿五百里内全属旗人所有。四、禁止旗汉通婚；禁止满人自由择业。弊政中的投充和逋逃皆为圈地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康熙帝亲政后即立即下令永远停止圈地，并逐步放宽对逃人的禁令并最终裁撤督捕衙门。随后康熙开始采取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
清军入关之前，为易于辨识顺逆，就已要求被征服或投效的汉人改变发式。顺治元年（1644年），多尔衮率清军入关。山海关之战后，多尔衮下令沿途州县官员按满人风俗，剃头留辫。清军驱逐李自成，定鼎北京，汉人强烈反对剃发，降清之汉族官员剃发者亦寥寥无几。多尔衮见满清统治尚未稳固，便下旨收回成命，命「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明朝降臣孙之獬却全家主动剃发迎降，更令妻子不再缠足，并上疏标榜「臣妻放足独先，合家剃发效满制」，得授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清初笔记《研堂见闻杂记》称，孙之獬入朝后，列于满班，满臣认为他是汉人而不受；归入汉班，汉臣又因为他从满俗而不容，孙之獬于是羞愤上疏，称「陛下平定中国，万里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言辞激烈。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大顺与南明弘光政权相继被清军摧毁，多尔衮认为大局已定，于六月重新下剃发令。七月，又下令「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规定清军所到之处，成年男子无论官民，限十日内尽行剃头，削发垂辫，不从者斩，以恫吓抵抗军民。江南地区不少人反抗剃发令，嘉定三屠等亦由此引发。
当时一些在华传教士曾描述过当时一些城市的屠城情况。20世纪的法兰西学院院士阿兰·佩雷菲特认为：「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骚乱，结果都被杀害而倒卧在血泊之中。」
被指带有「传统汉化的历史观」和「近代反满兴汉民族主义」观点，且对满人统治者的统治评价负面的钱穆认为：「清人又想讨好民众，又存心压迫知识分子，他们只需要有服服帖帖的官员，不许有正正大大的人，结果造成了政治上的奴性、平庸、敷衍、腐败、没精神」。
清朝统治者为能使自己的王朝更长久，按历代汉人王朝的传统开设科举，大力尊崇儒学，从中选拔统治精英以赢得汉族知识分子的支持。早在后金时期，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就曾起用范文程、宁完我等汉八旗人士。崇德年间，又先后招降洪承畴、吴三桂、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及其统领的汉族军队。后来，这些前明将领在消灭南方反清势力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另外，康熙年间带兵攻克台湾的水师将领施琅也是前明降将中为清朝立功的代表人物之一。晚清时期，汉族官员逐渐成为清王朝的中流砥柱，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还有在消灭太平天国和捻军中立下大功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又如在洋务运动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张之洞、刘坤一；实行新式练军的袁世凯等。
清太宗皇太极即汗位后改变努尔哈赤对汉人的政策，释放掠夺来的汉人奴隶，编庄别居，将加入汉军八旗的明朝官员或后金提拔的汉人官员来管理。1633年皇太极下令从所属的满洲八旗的汉人壮丁中每十名抽出一名，组成一旗汉军，这是皇太极组成汉军的开始，并成为汉八旗的前身。
随著军队的发展，崇德二年（1637年），即皇太极称帝改后金为大清的第二年，又分汉军旗为两旗。又过五年，崇德七年（1642年），把汉军扩为八旗。至此，汉军八旗正式出现，成为清朝三军之一。所使用的旗帜和满洲、蒙古相一致，即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由于汉军编成八旗，所有旗下成员都是旗人，也称汉军旗人。汉八旗中的原汉人后代与满人同样享受世袭待遇，亦有很多世袭佐领之职。汉军旗人在司法上和满洲旗人一样，与民人同罪不同罚。乾隆年间，由于财政原因，汉军八旗曾大量出旗为民，仅剩在后金时期便跟随满洲统治者汉军勋旧之后。到宣统末年，汉军旗人共有21596人，约占旗人总数的6%。
一般认为，清朝统治者在保持满族优先前提下，很大程度上采取汉化政策。但一些研究辽金元清史的日本学者认为，清和辽金元一样属于中国的征服王朝，汉化深度和速度均逊于北魏等渗透王朝；清室只推行对自己有利的汉化措施，并尽可能保留本族文化，而非全盘汉化。
所有施政文书都以满汉两种文字发布。自康熙起大力推行以儒学为代表的汉文化，汉传统经典成为包括皇帝在内的满族人必修课。满族皇帝也纳有汉族嫔妃，详见满汉通婚。尽管满汉通婚的现象早已普遍存在，不过真正解除满汉通婚禁令，是直到1902年清末新政才完全落实。到乾隆中期，满人几乎全部以汉语为母语，满文渐渐成为仅用于官方历史记载用的纯书面文字，并在使用中逐步为汉文所取代。部分史学者认为，正因满人自动汉化才没有在短时期之内覆灭，甚至反被汉人奴化。若无法汉化，则如南北朝的胡族政权一样，无法吸收汉族先进的文化而灭亡。支持儒化说者则认为，清朝皇帝只是有选择尊儒，儒家的一些思想清朝皇帝也没有完全接受，而儒家只是汉文化的内容之一，汉文化不仅仅只包括文字和儒家，还有衣冠、风俗礼仪、各种宗教信仰等 。
土司制度是在唐宋时期羁縻州县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其实质是「以土官治土民」，承认各少数民族的世袭首领地位，给予其官职头衔，以进行间接统治，朝廷中央的敕诏实际上并没有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有些土官以世袭故，恣肆虐杀百姓，为患边境，「汉民被其摧残，夷人受其荼毒。」。
康雍乾盛世时期，国力强盛，中央政府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雍正四年（1726年），鄂尔泰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即由中央政府选派有一定任期的流官直接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务，“改流之法，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其投献为上策，敕令投献为下策。”，“制苗之法，固应恩威并用”。
乾隆后期学者魏源通过《圣武记》的编写，认同清朝所代表的正统地位。至于地方上的士大夫们，还透过他们编写于乾隆、道光和光绪等不同时期的《凤凰厅志》，逐步确证了民间对国家及其民族平等政策的认同。日本东亚史学家安部健夫指出，改土归流是一个借苗族的汉化，证明「夷性华化」能够实现的「活广告」，中国史学家王柯指出，至迟到道光皇帝在位的十九世纪前半，在清朝的帝国构造中，西南部的非汉民族地区就已经被完全当作「内地」来对待。
清朝皇帝强调“满汉一体”，在实行一些政策时会考虑到要平衡各族的心理，例如在康熙晚年的内阁大学士中经常在五至六人中保持一两个南方人的名额，令南北地主共同参政。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的内阁新加入的成员当中，有两名满人，四名汉人，而在四名汉人当中南人北人各半。此外，康熙亦重点选拔升迁较快的汉族士大夫，这些士大夫同时是内阁的候补成员，亦容许有「反清」思想的学者严绳孙担任官职。有学者指出，“满汉一体”实际上是以「首崇满洲」为前提，清朝统治者的满汉畛域观念始终根深蒂固。作为统治族群和八旗军队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满洲人尤其被清朝历代君主视为国家根本、朝廷柱石。满洲将士为清朝定鼎中原、以及之后平三藩、灭准部等战役中立下汗马功劳。故终清一代，“首崇满洲”（又称“满洲根本”）是清朝的既定国策。雍正帝曾明言，“惟望尔等习为善人，如宗室内有一善人，满洲内亦有一善人，朕必先用宗室；满洲内有一善人，汉军内亦有一善人，朕必用满洲；推之汉军、汉人皆然，苟宗室不及满洲，则朕定用满洲矣。”。
清朝时期，满洲子弟在政治或生活领域主要在教育、科考、补缺、律法、生活待遇等方面享有一定特权待遇。清廷特为宗室子弟特设宗学，觉罗子弟有觉罗学，普通八旗子弟有咸安宫官学等八旗官学，内务府子弟有景山官学等。在文武科举之外，还提供笔帖式、翻译士、皇帝侍卫等方式供满洲子弟进入仕途。高层官职也一向有满（旗）汉缺之分。满洲人可酌任汉缺，反之除极个别情况外，理论上是不可能的。能力不足以登科做官的满洲人可以从参与最基本的挑选八旗兵丁做起，满洲子弟中的未成年者还可以参与类似于预备役制度的“养育兵”选拔，按月可得一定薪资。清代满（旗）汉亦不同刑，若正身旗人犯充军、流刑罪者有免发遣以枷号代替的特权。满洲人的司法权也独立于汉人之外。例如，驻防旗人触法不归当地督抚管制，而由该地区驻防将军、都统负责。京旗子弟则由步军都统衙门负责处理、宗室则由宗人府全权裁决。清廷还分拨旗地和营房给满洲子弟居住生活，不必承担任何赋税。旗地和营房受国家保护，不得私自买卖。清廷在全国各处八旗驻防地均设置“满城”供兵丁居住，汉人不得随意出入满城。
东北满洲故地无满城之分则设置柳条边，防止汉人进入“龙兴之地”。然而在康熙、乾隆、嘉庆年间有多次汉人移居中国东北地区的记载：「其吉林宁古塔、伯都讷、阿勒楚喀、拉林等地方，乾隆二十七年定例不准无籍流民居住。及三十四年，吉林将军傅良奏：“阿勒楚喀、拉林地方流民二百四十二户，请限一年尽行驱逐。”上曰：“流寓既在定例之前，应准入籍垦种，一例安插，俾无失所。”嘉庆中，郭尔罗斯复有内地新来流民二千三百三十户，吉林有千四百五十九户，长春有六千九百五十三户，均经将军奏令入册安置。其山东民人徙居口外者，在康熙五十一年已有十万馀人。圣祖谕：“嗣后山东民人有到口外及由口外回山东者，应查明年貌籍贯，造册稽查，互相对核。”其后直隶、山西民人亦多有出口者。」
诸多优待政策的初衷主要是为了保证兵源、加强八旗的军事职能。同时，这也导致满族受到束缚，居所不能远离本佐领之所在；八旗兵役也使得许多人在各大战争中战死疆场，一定程度上阻碍满族人口的发展；经济方面，满族也过于依赖八旗制度，清廷除兵差外，仅允许旗人在所属旗地务农，这使得以京旗为主、已经适应城居生活的满族在清朝中期开始出现生计问题。几代皇帝都曾尝试解决八旗生计问题，但终因不肯放任旗人自行谋生而均告失败。此外，东北满族因保持八旗兵农合一的习俗，始终没有产生严重的生计问题。自乾隆末年，清朝开始走向衰落，并且在之后一系列与外国侵略者的战争中接连失败，陷入内忧外困。这期间，在与汉人的交流中，满族逐渐接受汉文化，被视为立国根本的国语骑射遭到废弛。清末民初时，仅有黑龙江齐齐哈尔和瑷珲一带还有满语使用者。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逊位，民国建立，“首崇满洲”之国策也随之寿终正寝。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历史学教授认为，在清帝国统治者所构建的天下秩序观中，皇权的表达具有「共主性」（Simultaneities），清帝国成功地将几种不同的统治方式糅入皇权之中，并在不同的地域空间和价值体系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在这样的天下秩序观之下，谈论「满族中心观」并没有意义，清朝皇帝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仅仅把满洲人看作是多民族帝国的一份子，认为一个真正的帝国不是隶属于某一个文化的，而是超越文化的存在，帝国的皇权也是如此。她又说，乾隆皇帝作为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拥有征服者、家族首领、神权领袖、道德典范、律令制定者、军事统帅、文化艺术赞助者等多重身份，这多种身份既相互联系又具有混杂性，但是又集中统一于乾隆帝一身，乾隆帝不仅仅是满洲人的大汗，更是全天下的共主。
清朝统治者对满洲民族意识的梳理和重塑有重要的政治层面的考虑，清代边疆的少数民族主要是通过对「满洲」的认同来体认中华「大一统」，故有「崇满洲以安藩部」，从而有效联系「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切实需要。「崇满」所针对的主要是日渐兴起的蒙古和回疆势力的挑战，及其所触发的「胡虏无百年之运」的思想异动，这种异动在清朝国内和属国朝鲜有所反映，雍正时期出使清朝的朝鲜使臣回国后给朝鲜国王的上疏中说：「自古夷狄之主中国，非有仁义德礼, 服天下之心而臣之也。华夷杂处，祸变层生，苟无圣人之应期，则漠北诸种，必将因其衰而代之。盖今胡运之穷，不十数年可决，而蒙古强盛，异时呑倂，必至之理也。」这种情况在朝隆时期进一步深化，并且从准噶尔蒙古和大小和卓之乱可见。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清朝统治者通过对满洲部众的精神整合与「国语骑射」传统的张扬，威服和结合边疆地区。
清朝在外藩蒙古地区建立盟旗制和札萨克制，对蒙古部落采取因俗而治、多封众建的政策。旗是分解原来的部落而组成。每盟设盟长、副盟长各一人，掌管盟务。盟长先由各旗会盟时，从旗长即札萨克中推选。后来改为清朝理藩院开列盟内札萨克，由皇帝任命。其外每盟各设备兵札萨克一人，管理军务。有的盟还设帮办一二人，协理盟务。旗是军政合一的地方政权机构，每旗设旗长一人，即札萨克，掌全旗要务，可以世袭。又设协理台吉襄赞旗务。其属有管旗章京、副章京及参领、佐领、骁骑校等。旗盟官员多是原蒙古各部落的贵族，并被册封为札萨克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爵位。另外，清朝统治者在一些方面较为优待蒙古人，只有蒙古人可得到亲王封号的待遇。
盟是由各部定期会盟而形成的机构，主要职能是监督各旗札萨克。若干相邻的旗为一盟，盟有盟长，由朝廷直接任命，多选旗长中势力大、威望高、与中枢关系亲密者任之。盟为监察区，不属行政单位。当时主要有哲里木、昭乌达、锡林郭勒等盟。各盟旗直接对朝廷负责，受理藩院的管理。另外，在内蒙古地区设热河都统、察哈尔都统和绥远副将军，率军驻防要地，以加强军事控制。但各都统、将军不干涉行政事务。如科尔沁部一类可以自治，察哈尔与土默特则被取缔。
清朝对外札萨克蒙古盟旗的管辖，中央有理藩院的典属、柔远清吏司等机构，地方上有驻扎大臣。定边左副将军即乌里雅苏台将军，为漠北蒙古地区的最高官员，下设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二人，与将军共同管辖喀尔喀诸部盟旗。科布多参赞大臣及帮办大臣管辖杜尔伯特、辉特、新土尔扈特等盟旗及札哈沁、阿明特、乌梁海等旗。库伦办事大臣掌中俄交涉事务，其属恰克图办事司员等人，负责监督中俄贸易。
清王朝统一蒙古各部后，对蒙古的统治策略是，既要使其不再成为朔方边患的势力，又要笼络当地领袖们统治当地人民，使蒙古成为清政府统治全国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和清帝国北部疆域不设防的屏障。包括在蒙古大力扶植推广藏传佛教，有效的收服人心，维护蒙古地区安定局面。蒙古人一向信藏传佛教中的黄教，满人一直重视笼络大喇嘛，如哲布尊丹巴与章嘉呼图克图；与此同时，蒙古八旗亦成为清朝军队的一支生力军，在征讨噶尔丹的过程中喀尔喀蒙古八旗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晚清时的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的部队是清朝最后的八旗劲旅。
清代西藏地方官府为噶厦。清朝将西藏纳入版图后为加强对西藏的治理曾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建立政教分离的制度。当时清政府的治藏政策有设置驻藏大臣，订立治藏章程；派驻官兵，整顿藏军；设立台站，厘定疆域等。乾隆十六年（1751年），清政府平息颇罗鼐之子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叛乱后决定废除札萨克郡王监政的权力，设立噶厦衙门，由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同领导。噶厦为总管藏务衙门，设三品官噶伦四人。下设商上，为分管财政的机构，除以噶伦一人管理外，设四品仔琫（孜本）三人，商卓特巴二人。还有专掌粮务的叶尔仓巴、管理拉萨城的朗仔辖、掌刑名的协尔帮、掌马厂的达琫及第巴等四至七品的各种名目官员。后藏也设四品商卓特巴、叶尔仓巴，五品达琫等官员，掌管相应的政务。武官则有四至七品的戴琫（代本）、如琫、甲琫、定琫，从几人至百多人。凡前后藏皆有营寨，按其地理险易和大中小，各设边营官及营官，总计一百六十余人。佛教在西藏盛行，喇嘛很多，有的喇嘛在噶厦、商上任职，而僧官又分国师、禅师、札萨克大喇嘛、札萨克喇嘛、大喇嘛、副喇嘛等，专掌教事。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清政府出兵打败入侵西藏的廓尔喀（尼泊尔）后颁行《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对西藏的宗教事务、外事、军事、行政和司法等做出详细的规定，并加强驻藏大臣的权力。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的地位是平等的，而达赖与班禅之间则互为师徒。驻藏大臣作为清政府的代表，可直接向皇帝上奏。达赖、班禅上奏事宜必须通过驻藏大臣转奏。此外，达赖、班禅及以下呼图克图十八人、沙布隆十二人等活佛转世，称为「呼毕勒罕」，即奔巴金瓶掣签，均由驻藏大臣监督。
清朝治藏期间，清政府振兴西藏经济的措施有改革乌拉、租赋、钱法、贸易制度；活跃民族贸易；创报、兴学、发展农牧工矿业和加强交通、邮电事业的开发等。清末时为防止英国殖民者对西藏的渗透，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等决定在川边藏区进行改土归流、建置州县等，以继续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管理。宣统二年（1910年）川军入藏后还曾计划将改土归流扩大到整个藏区并巩固对藏南地区的控制，但因次年（1911年）武昌起义的爆发而作罢。
天山山脉将新疆分成天山南北两个区域。天山南路的大部分地区为当今维吾尔族的祖先所居，亦称为回部。由于哈密、吐鲁番率先归服，被封为回部札萨克。乾隆平定大小和卓之乱之后，新归附的地区不设札萨克，实行伯克制。伯克原来是回部的酋长，经清朝重新任命，按职责和品级称「某某伯克」，共三十余名目。最高的为阿奇木伯克，掌综一城回务，三品至六品，其次为伊什罕伯克，掌赞理回务。四品至六品。其余分掌地亩、田粮、税务的，大抵四品至七品。在清朝所封的札萨克郡王和诸伯克之上，清朝还派驻伊犁将军，掌天山南北最高军政大权，下设参赞大臣一人辅之。又设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及帮办大臣，叶尔羌办事大臣及帮办大臣，和阗、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办事大臣等。乾隆末年以后，内地汉人和回民开始迁往新疆（以天山北路为主），把大片不用的牧场变为户屯。到十九世纪初，这些定居北疆的移民已达数十万人。在迪化（乌鲁木齐），1808年时各县的民户农田数量已达到1775年的十倍。
从乾隆后期开始，以沈垚、张穆、龚自珍等为代表的学者，均纷纷关心边疆事务，为国家献计献策。龚自珍大倡「回人皆内地人也」，无所谓「华夷之别」，并上疏安西北策，将新疆等同内地，主张「疆其土，子其民，以遂将千万年而无尺寸可议弃之地，所由中外一家，与前史迥异也」。
顺治四年（1647年），《大清律例》编修完成。《大清律》基本上承袭《明律》的内容。后经康熙、雍正两朝屡次增删，并于雍正五年公布。但清朝最经常起作用的是例，而不是律。胡林翼说：「《大清律》易遵，而例难尽悉。」，胥吏都谙熟例案，常可执例以压制长官。清廷对各少数民族地区还有各种特订的法律，如对蒙古族有“蒙古律”，对维吾尔族有“回律”，对藏族有“番律”等等。
清朝皇帝为打压汉人反清复明运动与防止散播不利皇帝的消息，屡兴文字狱以控制士大夫的思想。文字狱之案件常是无中生有，小人造谣所为。较大规模的文字狱甚至可以牵连多人受害。柳诒征称“前代文人受祸之烈，殆未有若清代者。故雍干以来，志节之士，荡然无存。……稍一不慎，祸且不测。”。顺治四年（1647年），发生第一起文字狱“函可案”。一位法号函可的和尚因藏有“逆书”《变记》而被逮捕，后来流放到沈阳。顺治末年又发生庄廷鑨明史案，并惊动朝廷中的辅政大臣鳌拜等人。清朝诸例文字狱中，有名的有康熙时期的南山案、雍正时期的查嗣庭试题案和吕留良案等。
《剑桥中国史》评价：「清代文字狱中禁止的大多数作品一直被保存下来，而大多数遗失的作品不在被禁之列。这可能是直到今天在许多国家看到的现象的又一种说明。一本被列入禁书名单的书，被认为有特殊价值，从而被小心地保存下来。禁令实际上是最有效的广告形式。」。
清朝在近代以前并没有正式的外交机构，因当时清廷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不愿承认与四周国家的平等关系。清朝的外交按照对象的不同，分由礼部、理藩院、内务府与公行制度负担外交事务。六部的礼部负责对日本、朝鲜、琉球与东南亚各国外交或朝贡事务，以维系朝贡体制。理藩院负责交涉东亚内陆如内外蒙古、准噶尔、西藏、俄罗斯帝国等事务，主要防止边患形成。其编制与六部基本相同，官员大多由满族、蒙古族人担任，汉人只能担任堂主事、校正官等少数官职。内务府除管理本身内廷事务，也管理欧洲来华传教士、宗教使节团的事务以及国外贸易的传运征收特别税。公行制度负责西洋各国如葡萄牙、荷兰、英国等贸易关系（在清朝来看仍为朝贡），限制于广州一地，又称广州制度。
鸦片战争开启中国近代史，清朝对外关系转向被歧视。由于缺乏正式外交机构，为西方国家不满，在《天津条约》就有要求外国公使进驻北京，这使得中国正式开始面对新的外交形势。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专门负责对外关系；然而，其地位逐渐被1870年成立的北洋通商大臣所取代。直到1901年的清末新政，将总理衙门改制为外务部后，才得以统一负责对外事务。
清朝的藩属国方面，早在皇太极与康熙时期就有朝鲜与琉球国。到乾隆时期扩充到东南亚地区的安南（即越南）、南掌（琅勃拉邦王国，地属今寮国）、暹罗（今泰国）、缅甸以及南洋群岛的兰芳共和国（柬埔寨被安南与暹罗瓜分，吕宋与苏禄于西班牙统治菲律宾群岛后相继消失）；西南喜马拉雅山有廓尔喀（尼泊尔）、哲孟雄（锡金）、不丹等国；中亚地区有哈萨克汗国、布鲁特汗国、浩罕汗国、布哈拉汗国、爱乌罕（今阿富汗）、巴达克山、干竺特与拉达克等国。
清朝建立伊始，清政府为禁止和截断东南沿海的反清势力与据守台湾的郑成功部的联系，以巩固新朝的统治，曾五次颁布禁海令，并三次颁布「迁海令」，禁止人民出海贸易。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后，康熙接受东南沿海的官员请求，停止清初的海禁政策。但是康熙的开海禁是有限制的，其中最大的限制就是不许与西方贸易。康熙曾口谕大臣们：「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鸦片战争前美国和英国两个航海大国的船舶总吨位的总和一度逊于清朝，当时中国沿海商船总数约在9,000至将近10,000艘之间，约有150万吨。加上其他种类的船舶，全国总有大小江海船舶20多万艘，共计400多万吨。而在1814年，英国全国有大小21,500多艘船，共240万吨；美国在1809年全国有船舶135万吨。
18世纪，欧洲各国普遍流行中国风尚，当时欧洲人对中国普遍持正面和向往的态度，例如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父」的法国启蒙时代思想家伏尔泰就曾高度赞扬当时在位的乾隆帝及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不过与此同时亦存在不同的声音，佩雷菲特指出1792年外交失败的英使马戛尔尼回程路上写的纪事中就包含批判性的看法。然而马戛尔尼在他的日记《"A Journal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里对清朝的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官员对下属的态度、统治者的仪态以至整体社会和国家的法律制度有多处正面评价。
有学者指出，在乾隆以后，清朝开始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一开始是四口通商，到后来只有广州开放对外通商，且由十三行垄断其进出贸易。当时西洋的科技发展蓬勃，渐渐地超越奥斯曼帝国为首的伊斯兰世界和以清朝为首的东方世界。
但也有学者指出，「闭关锁国」实际上是西方侵略者强加在清朝头上的贬词，反映出当时对华虎视眈眈的西方国家不顾事实反诬清朝排外，又指出就算是当时西方各国的口岸也只容许本国船只进出，本国的进口货物只容许本国船或原产国船装运，称之为「保护政策」，但又同时强迫其他国家洞开国门，任由他们自由离去和垄断，是为双重标准。此外，英使马戛尔尼曾向清朝提出六项要求，当中包括：
乾隆帝随之复书批驳英国使臣的要求，有学者认为信中虽有妄自尊大的一面，但一些史学家往往断章独引「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这句话证明清朝「闭关锁国」，对英国侵犯中国领土完整及关税自主的六项要求避而不谈。清廷为了防止澳门被霸占的情况重演而限制英国只能在广州一口通商，其他国家仍然可到四口通商，且并无任何限制。广州海关以外的江、浙、闽三个海关依然对外开放。美国东亚史学家欧立德也指出乾隆帝并非如过去所想的对外界一无所知，乾隆不仅熟悉西方地理，同时也清楚欧洲法、俄两国内部的情势，且清朝政府也认识到英国在印度和广州的影响力。
清朝在近代以前与他国签定的条约较少，主要有《尼布楚条约》与《恰克图条约》，均为与俄国签定。
自19世纪以来，经历一系列失败之后，清廷在列强的威迫下，前后被迫签定许多不平等条约。据统计，中国近代签定的不平等条约共有343个，其中四十多个条约影响较大。清朝在西方国家的威逼下通过开放租界口岸，允许外国人来华经商等割地手段来达到和解。致此中国开始向近代过渡，清廷在被迫打开国门的同时也丧失中国大量领土的管辖权。甲午战争后，列强鉴于清朝失去自卫能力，纷纷划分在中国势力范围，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由于受到西方乃至日本的侵略以致割地赔款，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和地位也骤然下降。但与此同时也激发自强运动等改革措施使西方的科技、文化以及民主宪政思想传入中国，并为随后的辛亥革命提供发展契机。
清朝与中国历史上的其它朝代一样，本来并无法定的国旗与国歌。近代以后，随著西方国家用武力打开清朝国门，清朝逐渐引入西方国家的一些概念，其中就包括国旗与国歌。晚清重臣李鸿章在同西方国家谈判、签约、通商、互派外交人员等外交活动中，看到西方列国庄严悬挂国旗，而中国却无旗可挂，深感有失「天朝威仪」。于是上奏慈禧太后，提出在外交场合中需要有代表中国的旗帜，请求颁制国旗。1888年（光绪十四年），清政府认定「黄底蓝龙戏红珠图」（即俗称的「黄龙旗」）为大清国旗。这是中国历史上正式确立的第一面国旗。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清朝曾先后使用《普天乐》、《李中堂乐》、《颂龙旗》作为其半官方国歌或代国歌。1911年，清政府将《巩金瓯》定为正式国歌。不过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巩金瓯》后来没有流行开来。
古代中国只有「户籍」制度而无明确的「国籍」规定，是以「户籍」管理制度实现「国籍」管理功能。为了能够在保护海外华人、华侨方面能够采取法律依据，以及加强海外华人及华侨对大一统中国的认同，清政府于1909年3月28日颁布针对荷兰国籍法的「出生地主义」、采用「血统主义」原则的《大清国籍条例》，也就是中国第一部国籍法，条例中的《固有籍》部分规定：
由于受到当时「大民族」主义的影响，清政府以「血统主义」而不以「居住地主义」的原则来确立国籍法，清政府「独采折衷主义中注重血脉系之办法」，其「血脉」亦包括中国各个民族如满、汉、回、蒙等民族，「统辖于中国中华大『血脉』之中之意」与「大民族」主义主张的「国内本属部之诸族，以对国外之诸族」观念一致 。旅美华裔史学家何炳棣表示，是满族创造一个包括满、汉、蒙、回、藏和西南少数民族的多民族国家，而为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张本。
明末清初，因为流寇扰乱、清兵入塞、入关战争与三藩之乱的关系造成人民生命与财产的损失。而饥馑、瘟疫使得中国人口又一次的急速下降。史学家葛剑雄认为明清之际人口的跌幅估计可达40%，从崇祯元年（1628年）以来平均每年下降19%，至顺治末年达到谷底。另一种说法则认为，人口隐匿数量远大于人口损失数量，而真正人口损失最大的时期就是入关战争的战乱时期，以及各种的灭绝性屠杀如张献忠屠川。康熙二十年（1681年）后，清廷平定三藩之乱并占领台湾，经过康雍乾盛世获得长期的休养生息，人口得以迅速增加。清初人口数量未明确，史学家姜涛估算康熙十九年（1680年）前后，人口增长到1亿；赵文林推估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超过1亿。到乾隆时期，全国人口正式突破2亿，到鸦片战争前夕的道光十三年（1833年）又猛增到4亿。清朝人口的增长一反中国人口过去的波浪式增长型态，呈现斜线上升。19世纪时，清朝因为太平天国的起事、捻乱与回乱等战乱损失不少人口；光绪年间又发生不少天灾，光绪三年山西、陕西发生旱灾，因饥荒与暴乱而死的人达一千万以上。最后加上海外移民风气日盛，因此到清朝灭亡时，中国人口维持在4亿3千万多人，与道光年间的人口数差不多。
清朝的人口扩张和流动规模在长期性和常规化等方面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而且清政府在大部分情况下都鼓励内地人往外移民。
学者认为，清朝鼓励内地人移民，让汉文化推广到非汉民族地区，是为了「移民实边」，发展经济，保卫疆土，是「为了中国本身的利益，也为了较为落后的边疆地区人民的前途」。
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内地各省约有七百至八百万人迁移到边疆向海岛地区，形成了一股股由中原向东南、西南、西北、北、东北四面八方辐射状的移民浪潮。
由于明末清初长年的战乱与屠杀，产生许多真空地区，而后又因为人口大量提升，使部份省份人口过剩，这些都带动移民潮。例如明末领有四川的流寇张献忠，他于1646年兵败退出成都时，在四川进行空前的烧杀破坏：40万人的成都只剩下20户居民，人口从至少三百万一度锐减到只有八万人。后来清廷推动以湖广、陕西等各省人口填补四川地区，史称第二次湖广填四川，移民四川的趋势历经一个世纪。
清廷为保护其发祥地中国东北地区，于奉天（今辽宁省）设立柳条边以限制汉人向北移民。1792年，由于发生旱灾，清政府自清初以来首次公开放松禁令，允许并鼓励灾民前往长城及柳条边外的东蒙及东北地区谋生，以分流难民潮。该措施随即引发了规模空前的难民迁徙，东北三省、特别是柳条边沿线地区从此开始大量接收关内移民。1792年旱灾后的10余年间，清廷即在东北柳条边沿线地区新建四个行政单元以管理移民，包括长春、昌图、伯都讷和新民，大凌河东岸、养息牧厂、拉林、双城等官垦聚落也分布在附近。
据统计，1780年东北人口约95万，至1820年猛增至247万人，较1780年增长1.6倍，年均增长率24.2‰，增长人口中大部分来自移民（约100万），其中吉林省接收移民30万人，移民增加的趋势极为迅猛。1873年，清廷考量俄国与日本有意染指东北，故撤除柳条边，并且在日俄战争后完全开放移民。
清朝初期，清朝统治者限制汉人与蒙古人混杂。到了二十世纪初，清延开始鼓励汉人移民内外蒙古，原因之一是为了反制当时俄国人在内蒙古东部的殖民计划。由于意识到汉人大量移民最终可能会导致蒙古人自身被同化或全面汉化，加上汉商的诈欺手法以及清朝统治者的政策转变，一些蒙古人因此怀恨在心并发起叛变。然而那些叛变基本上是地区性的叛变，而非组织严密的「全区性暴动」。
自雍正朝大规模地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以后，内地与西南广西和云南边疆地区之间的交流被加强，地域壁垒被打破，内地人迅速移往西南边疆地区，自清初至道光中叶，约有200-350多万人迁入了西南滇桂地区。
康熙二十三年（1685）以后，清朝向前往台湾的大陆人民实行限额发给照票。雍正十年（1732）后规定渡台者有田产生业足以谋生，均可允许携眷入籍，从此渡台人数急升。乾隆五十五年（1790），清政府为了减少私渡偷渡而决定多处官渡。自清初至道光中叶，共有一百五十多万人从中国大陆迁入了台湾。
鉴于新疆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清朝在统一新疆前后，对治理新疆的方针开展过深入讨论，并确定向新疆移徒中国内地人口以充实农业劳动人口的方针，又制定一系列组织移民出关的具体措施，因而出现内地人户移民新疆的热潮。自清初至道光中叶，新疆地区约迁入了五十万人。
福建与广东各省因为山多人狭，又靠海，许多人口移民海外。台湾早在荷西统治时期、明郑时期就获得闽南、粤东的移民，约有十余万人。清初因为防止如朱一贵事件等动乱发生，曾严格限制移民台湾。同治末年发生牡丹社事件，日军一度侵台，这使得清廷积极开放移民台湾。到台湾割日前夕，已经有三百数十万的移民人口。早在十五、六世纪，闽粤人民就时常移民泰国、马来西亚与印尼等东南亚地区，这些海外华人还建立兰芳共和国。鸦片战争之后更多华人移民海外，主要以东南亚地区、美国西部、加勒比海群岛为主。清朝灭亡时，海外已有七百万的华侨。
康熙后期，经过长时期的休养生息，社会已日趋安定，但人丁与地亩的载册数增加迟缓。一方面由于土地与人口的清查不够彻底，再者也由于地主以多报少之故，贫民迫于赋役的繁重而相率逃亡，人丁的统计并不确实。康熙帝为确实掌握人口数，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下诏「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在册人丁数作为全国征收丁银的固定总额，以后新增者为「盛世滋生人丁」，从中央到地方均不得随著人口的增加而增税。但除补不易，弊端又无法避免。所以采取摊丁入地政策，废除人头税（丁税），并入土地税内。这使得无产者没有纳税负担，而地主的负担增加，对于清朝人口的持续增加、减缓土地兼并、以及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有一定的作用。
钱穆认为“地丁摊粮”只收田租，不收人丁税的办法是「清朝统治者自己夸许的『仁政』。但是实际上，这一规定，并不算的是仁政，从中国历史讲，两税制度，早把丁税摊派到地租了」。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学者说，地丁摊粮改革政策也给当时及其后的土地垦辟带来了重大影响，虽然这是一次赋税改革，似乎与垦荒并不相干，但它却有效放松了对贫苦无地农民的约束，使人们可以自由流迁，为异地垦荒提供了丰富的劳力资源。历史学者张硏评价，摊丁入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不均的情况，增加了地主的赋役，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负担，减少了户口隐漏，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生产发展，以及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
乾隆六年（1741年），户部有感于人口的增长，有必要对人口登记制度加以检讨，并彻底改变户口统计与管理制度，以掌握人口真实情形。然而却遭到廷臣苏霖渤等人们的反对，他们认为实施人口普查对维护统治没有实质意义，各省户口殷繁，「若每歳清查，诚多纷扰」。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湖北东部发生灾害，由于赈济的人数超过地方登载的户口总数，经过清查发现，有些县份在每年上报人口数都含混交代。乾隆帝大怒，要各省督抚全面展开人口清查。隔年，保甲严格执行人口普查制度，共增加43,534,131人，此后全国各省人口数较以往更接近实际人口数。人口查报也成为保甲的一项重要职责。无论在乾隆四十年（1776年）前后，人口统计都限于各省。而且京师顺天府、八旗、黑龙江、新疆、蒙古、西藏、台湾、云贵川广地区居住的少数民族等并未列入户口统计中，不管何时见于官方记载的人口均低于实际人口数。葛剑雄以为乾隆四十一年至道光三十年的户口统计数基本上是较可靠的。
清代社会上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约百分之二。清代法令对于老人给予免税和减刑，独子犯罪可因亲老而留养，而官员可因自己年老告休，也可因父母年老而申请终养。此外，清代老人在一些场合中获政府的赏赐、礼遇和优待。贫穷的老人也是慈善机构救济的对象之一。
清朝人口大增，乾隆时期已达三亿，相对使粮食作物的产量需要更加提升。清朝采取开垦荒地、移民边区及推广新作物以提高生产量。由于国内与国外的贸易提升，经济农业也相对发达。手工业方面改工匠的徭役制为代税役制。产业以纺织和瓷器业为重，棉织业超越丝织业，瓷器以珐瑯画在瓷胎上，江西景德镇为瓷器制造业中心。清朝商业发达，分成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支配中国的金融业，闽商、潮商掌握海外贸易。清朝曾实施海禁政策，直到占领台湾后，沿海贸易才稍为活络，货币方面采银铜双本位制。康熙晚期为防止民变，推行禁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工商业的发展。
清朝人口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为最高，其国内生产毛额（GDP）总量所占的世界比例在中国近三千年历史上也是最高的，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按照1990年美元价格计算，1820年清朝GDP总量为2286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32.9%，中国人均GDP为600美元，当时经过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人均GDP为1,706美元。据他研究，即便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时代的宋朝，其GDP总量为265.5亿美元，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7%，宋代中国的人均GDP在450美元，略低于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人均GDP（621美元）；这两个地区皆超过当时西欧人均GDP（427美元）。这里仅表明购买力平价，与所谓财政收入是不同的概念，英国财政年收入在1830年代至1840年代在5000万英镑以下；不过，清朝GDP数值在1840年前凌驾于欧洲之上，这一说法基本得到普遍认同，但大多数中国学者如刘逖仍认为麦迪森高估了中国历史上的GDP总量和人均GDP。因此，刘逖对麦迪森1600至1840年数据做了调整，认为1820年中国人均GDP在325美元，而非麦迪森说的600美元。
清代的土地仍可分为官田和民田两大类。清朝入关后，1644年顺治帝颁布圈地令。有主与无主地被满人圈占，统称“官庄”。大量农民不得不弃家逃亡，或者沦为新主人的奴仆。圈地主要执行三次，以北京附近的顺天、保定、永平、河间四府最为突出，直到1685年康熙帝宣布废止而终。至于全国其他原明朝皇室或地主的土地，清廷称其为“更名田”，分配给无地农民使用，或是被新地主霸占。据统计，这种土地的总数不下二十多万顷。清代也拥有不少屯田，屯区多在新疆等边疆地带。清帝推行令民垦荒的政策。使得华北、华中地区先后著令准垦，一些边疆如新疆、青海、海南、台湾等省于清朝中叶先后实行开垦政策，而东北地区直到清朝后期才准许大量汉人前往开垦。
清代农业亦是历史亩产量最高的一个历史时期，秦汉时中国的亩产量为264市斤/市亩，唐代是334市斤/市亩，清以前亩产量最高是明代，为346市斤/市亩，清代的亩产量达到了374市斤/市亩，分别比汉代增加了41.6％，比唐代增代11.9％，比明的亩产量高了8％」，清代所编著的农书数量为之前所有中国朝代总和的2.09倍。另外，在清代的农书中，蚕桑类的农书共155部，而清以前所编写的蚕桑书有4部，反映了清代蚕桑生产和蚕桑技术发展的程度。
清初，在康熙时期进行的多项水利兴修。明末清初，黄河、淮河下游堵塞，京杭大运河也受阻塞。康熙帝时大力修治黄河，任靳辅为河道总督，采用疏导和筑堤的办法将黄、淮故道逐渐修复，使这一带的农业生产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减少水患的威胁。1713年康熙帝成功修浚位于北京的永定河，使旧河两岸的「斥卤」变为膏腴良田。另外，雍正时修筑江浙海塘也是保护农田的水利工程。清朝的耕地面积于康熙时期逐渐提升。江南、湖广与四川等地的土地比中原地肥沃许多，湖广更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誉称。
由于清朝人口成长超过可耕地发展速度，如何维持庞大人口有赖占城稻与一些新的粮食作物。占城稻在中国有一段长期的发展时间，到明清时期发展成五十日到三十日即可收获的品种，使得二次收获，甚至三次收获变成可能。此外早熟稻耐旱，可在高原或山坡地种植。从宋朝初期到清朝道光年间，稻米产量以及耕种面积都增加一倍。一些从美洲引进的粮食作物也开发许多原先不擅种植的地形，以提高粮食生产面积。例如比较干旱的高原有赖玉米与甘薯，更加崎岖的山地则依靠马铃薯。到嘉庆年间，这些高原都种满新一代的粮食作物。而河川沿岸的沙地则大量种植花生，约18世纪到19世纪才由南方推广到北方。
清朝粮食产量远超以往的历史时期，康熙二十四年，全国共有耕地六亿亩，到乾隆帝去世，全国耕地约为10.5亿亩，全国粮食产量则迅速增至2040亿斤。当时随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的巴罗估计，中国的粮食收获率高于英国，麦子的收获率为15：1，而当时的欧洲，粮食收获率居首位的英国也仅仅为10：1。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认为：「中国农业于18世纪达到其发展的最高水平。由于该国的农业技术、作物品种的多样化和单位面积的产量，其农业看来是近代农业科学出现以前历史上最科学和最发达者。」。
清政府在各省设有常平仓，储藏谷物以应付紧急需要，其幅度远远超过前朝。同时在全国设有灾害监测网，任何地方遇上灾害，政府便会利用附近常平仓的粮食来赈济灾民，以致清朝在鸦片战争之前从没出现过严重饥荒。康熙年间的外国传教士亦对清朝的治灾手法有所赞扬。
乾隆帝多次蠲除国家赋税钱粮，赈灾救济费用，在乾隆二十年之前达到2,500万两以上。乾隆十一年、三十五年、四十三年、五十五年共四次普免全国共计1.2亿两的赋税钱粮，次数高于康熙年间的一次。
清朝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也逐渐扩大，促进商品经济的活跃。棉花在清朝已是十分重要的经济作物，其产地遍及全国，其中江苏、浙江、河北、河南、湖北、山东等地都是著名的产棉区，甚至连农业发展较晚的奉天，也成了外输地区之一。产棉量以河北保定一带，长江中下游的松江、太仓与通州一带，以及上海等地最大。烟草原产地是美洲，明中叶以后开始传入中国，最早的种植地区是福建。种烟草获利很高，重要产地以陕南汉中、城固，山东兖州，湖南衡阳等地为主。湖南的衡烟、陕西的蒲城烟、北京的油丝烟、山西的青烟、云南的兰花烟、甘肃酒泉的水烟（又名西尖），均负盛名。甘蔗产地以华中、华南为主，江南、四川与台湾等地的制糖业非常发达。蚕桑业以江苏浙江的苏州、湖州、嘉兴、杭州和广东的广州最为发达，已成为当地农民的重要生产活动。
清朝的手工业在康熙中期以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至乾隆年间，江宁、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地的丝织业都很发达。江南的棉织业、景德镇的瓷器都达到历史高峰。手工业分成官营与民营，由于工匠实行以银代役，所以顺治二年就下令废除工匠制度，官营缺乏必要的工匠而逐渐衰落。民间手工业兴盛，例如云南民间炼铜场十分发达。苏杭一带民间丝织中已有不少具有专门技术的人，站在一定的地方等待雇用。
瓷器制作技术改进，产量也大幅提升。例如江西景德镇瓷窑所烧造的御瓷产量在雍正六年（1782年）时，一年之中生产十数万件御器。玻璃制造有较大的进步，清宫玻璃厂能生产透明玻璃和多达十五种以上的单色不透明玻璃，造型也丰腴美观。丝织技巧也有新的提高，出产的重要提花品种有妆花纱、妆花缎、妆花绢等。广东的「女儿葛」是广东增城的少女用一种葛藤的丝织成，质量极优。当时的棉织业以松江最为发达，技术最好，而染色、踹布业则以芜湖、苏州为最先进。
清朝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买与卖来体现的。不仅全部劳动成果全归雇主，而且在人身上也很少自由。在这些行业中，劳动者的工资是“按件而计”的；而且按照工匠技术的高低和工作的繁简论定工价。劳动者所得的工资，已经是根据劳动的熟练程度来规定。劳动者也比过去有较多的自由。例如苏州丝织业作坊中的劳动者，“倡众歇作”，要求增加工价，可以“另投别户”，追寻较好的待遇。
在明清时期的农业和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商业也很发达，商品货币经济空前活跃。由于农业中商品性生产扩大，农产品越来越多地变为商品，出现许多专门化的经济作物地区，为手工业生产提供原料，或者直接供应消费者。例如养蚕地区为调剂桑叶的供需，出现专卖桑叶的「青桑行」和「叶市」。一些经济作物如蔗糖行销国内外，茶叶于十八世纪输出激增。粮食作物除大量供给城市居民食用外，还有不小的部分用于酿酒、油和豆制品加工等。这些产品自然都是为供应市场而生产的。
清代城市工商业者的地位相对改善，明代以来匠人对国家人身依附的“匠籍”制度随之瓦解。国家对民营瓷窑、纺织工场及采矿等进一步放宽限制。大小城市各类作坊林立，苏杭的丝织，松江的棉纺织，景德镇的制瓷，佛山的铸铁等业名扬天下。
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促使一些新的工商业市镇的兴起和发展，例如汉口镇和朱仙镇就是位处交通枢钮点而兴起，而佛山镇和景德镇专司生产如丝绸、瓷器等高价值产品的城镇。至嘉庆年间，这四镇并称为「四大名镇」。其他兴起的尚有于江泾、震泽镇等等。许多重要城市如北京、苏州、江宁（今南京）等地，也更趋发达。例如北京的居民已不下百万，一切生活所需，都从商业渠道取得，不能一日无贸易。当时尚流行“天下四聚”的说法：“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北京），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
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为商业繁荣奠定基础，扬州、苏州、南京、杭州、广州、佛山、汉口、北京，成为全国八大商业城市。中小城市星罗棋布，取得比前朝更大的成就。
与此同时，金融业与贸易业发达，商人分成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支配清朝的金融业，闽商、潮商掌握海外贸易。广州的行商与扬州的盐商都是最阔气的商人，山西商人掌控全国银号。
清朝货币大体上采白银与铜钱并用的银铜双本位制，大数用银，小数用钱，但银的地位更见重要。因海外贸易发达，白银大量从国外输入，康雍乾盛世流通的外国银元除西班牙银元外，还有葡萄牙银元、威尼斯银元、荷兰银元、法国银元等。鸦片战争前后，需要固定形式的银币出现，正式使用机器铸造银币则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鸦片战争前，由于英国将大量鸦片销入中国，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需要更多的铜钱才能换取白银。由于白银是百姓纳税的固定货币，这带动通货膨胀，严重恶化经济。使得曾经于1651年顺治帝发行纸币，到1853年咸丰帝又发行大清宝钞与户部官票等纸币，以稳定清朝经济。
清廷在初期对于民间海外贸易厉行海禁政策；对于外国来华贸易，仍沿袭明代的朝贡制度加以控制。最初与清朝发生朝贡关系的，主要还是南洋和东南亚诸国，但有许多限制，如贡期和随贡贸易的监视等都作严格的规定。对于西方国家来华商船的限制就更严。只许它们停泊澳门，与澳门商人进行贸易，每年来华贸易的大小船只，不得超过二十五只。1685年才允许外商到前述口岸通商。
清廷放宽海禁后准许外商在指定口岸通商后，逐步建立一套管理外商来华贸易的制度，主要有公行制度和商馆制度。浙江、福建与广东地区盛行海外贸易，人民时常与日本、琉球、东南亚各国及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等西洋各国展开贸易。到18世纪还有英国、法国与美国参与其中，当中英国几乎独占对华贸易。西洋各国与日俱增的需要清朝的丝绸、茶叶与甘蔗，然而清朝对西洋事物需求不大，使得中国对外贸易呈现大幅出超的情形。大量银元流入中国，增加货币流通量，刺激物价上涨，促进商业繁荣。在此期间，中国沿海以泉州、漳州、厦门、福州与广州先后崛起，成为贸易大城，操控对外国际贸易。汉学家杜赫德认为，在清朝国内贸易的极盛时期，整个欧洲的总贸易量也不能与中国抗衡。
据西方文献记载，清朝时期的中国各省被比喻为欧洲诸国，各自拥有自己丰富且多种多样的特产进行贸易，如湖广省和江西省专门向所有不产大米的省份提供大米；浙江省出产最优质的丝绸；江南盛盛产漆料、墨水，以及各种有趣的小作坊；云南省、陕西省、山西省出产铁、铜还有其他各类金属，还富有马、骡和毛皮生意等等；福建产糖和最好的茶叶；四川盛产植物、药物、像大黄等等，而且都倾向于联盟保护的形式，在所有的城市里也一样。清朝官员在商业界里都拥有自己的股份／分成，同时亦惠及平民百姓。清朝的市集亦相当繁华，中外商家贸易往来频繁，外国商人对中国商人的诚实也有深刻的良好印象。
清朝在康熙年间部分主要与近邻国家或地区贸易的进出口货品如下：
另外，当时期清朝与欧洲贸易最为重要的商品为日式工艺品、瓷器以及各类丝绸；清朝亦有将从欧洲进口的布匹转销至日本。
乾隆年间虽有10年的「南洋海禁」和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撤销闽、浙、江三海关贸易的阻碍和影响，但中国的海外贸易并未因此停顿或萎缩，而是不断地向前发展，其规模和贸易总值超越前代，在清朝乾隆十年期间，四港贸易额总值达到36,571,777两，是前朝最高时期的三十五倍，仅广州一地，贸易额就是前朝全部贸易最高额的十余倍。18世纪时期中国海外贸易的鼎盛还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带来危机感。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于外商频年不断的掠夺和违法行为，清廷只保留广州一地作为「番商」如英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洋商人的通商出口处，而江、浙、闽三个海关在乾隆、嘉庆和道光期间虽有所限制和撤销，但在某程度上亦有继续正常履行其管理对外贸易的职能。到十九世纪，英国在印度种植鸦片，并且大量销往中国。这使得中国对外贸易逆转为入超。鸦片的问题引爆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门户大开。南京条约不但开放厦门、上海、宁波、福州、广州等五口通商口岸给外国人。随后陆续的不平等条约使外国人大量来华投资，并且建立租界，加速对清贸易。
清朝自康熙至乾隆，虽然总体上对于佛教（藏传佛教除外）较为冷淡，不过对于稳定社会仍有一定的帮助。乾隆：「彼为僧为道，亦不过营生之术耳。穷老孤独，多赖以存活。其劝善戒恶，化导愚顽，亦不无小补。」清朝皇帝多与僧人来往，顺治帝先后与名僧憨璞性聪、玉林通琇、茚溪行森和木陈道沁等互相交流，顺治本人曾削发打算出家，他所宠爱的董鄂妃在他的影响下也栖心禅学。再如康熙在外出巡，每往名山巨刹，为之题字撰碑。雍正喜读《金刚经》，也多与佛教徒往来，选编语录，俨然以禅门宗匠自居。
不过佛教无限制的发展，对统治者也有不利之处，如果太多人民出家，政府征税的对象就会减少，寺院上层兼并土地，发展寺院经济，就会加强土地集中的程度，激化社会矛盾，一些犯法的人，往往藏身寺庙作为躲避惩罚的手段，某些「聚众为『匪』之案」，甚至「多由『奸邪』僧道主谋，「平时『煽惑』愚民，日渐酿成大案。」，因此清朝一方面保护佛教，另一方面又对之加以限制。清朝限制佛教的办法主要有三种，设置僧官、实行度牒制度与不许擅造寺庙。佛教在限制下仍有一定影响力。佛教各派，除了禅宗还算盛行之外，其精神日趋世俗化，宗风也随之衰落。另外如净土宗、律宗、也仅能保持典型。乾隆时，曾禁止各地建立新寺院，民间出家为僧者也受限制。士大夫虽喜谈佛学，但只是谈论佛理，没有兴隆佛教的意愿。
清朝为笼络内外蒙古、青海、西藏外族，优礼和尊崇藏传佛教（亦称喇嘛教），顺治八年，特于北京建造一大喇嘛庙，度喇嘛一百余人，皆内府诸旗王公属下满州人。雍正帝曾得喇嘛之助继位，之后以其潜邸改建为雍和宫大喇嘛庙，成为北京也是当时中国最大之喇嘛庙。雍正五年，又为蒙古之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建大喇嘛庙，发帑银十万两之多。并尊哲布尊丹巴为喀尔喀大喇嘛，其地位与西藏之达赖、班禅鼎立为三，后世称为「活佛」。乾隆帝曾经把藏传佛教作为解决现实社会矛盾的方法不过也以理藩院来控管其发展。藏传佛教虽然表面上受到君王的礼遇，不过事实上不像元明前两代如此兴旺，乾隆末年发生川楚教乱，使藏传佛教渐走衰落之途。
道教在宋朝最为盛行，之后元明两代对其仍为优遇，到了清朝，帝室虽然也信奉道教，但不如前代之盛行，清朝对道教的政策与对待其他宗教一样，既保护又加以控制。清朝的道教在明朝衰落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向衰落。其主要原因如下：
衰落最根本原因是时代发生急剧的变化。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水平的提高，世界交流的频繁，科学技术的传入和进步，新文化、新思想的兴起，这些衰落的表形，使其在政治上的地位日益下隆；另外道教教义学说陈陈相因，已停滞不前；道教上层人物日益腐化，失去群众；道教也与儒佛两教教日趋融合，使其自身的特点日益消退。
由于正统的道教逐渐衰落，促成民间宗教的崛起。其为道教的变种与流衍。因为他们被统治者视为「邪教」，而只能秘密传播，但传播的范围却很广泛这些的民间宗教，名目不下数十百种。
民间宗教的思想内容，大量抄袭佛、道、儒等各家的教义，但也有不同之处。其中最多宣传的东西，是关于弥勒等神佛下凡和劫变的观念，以及关于「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信仰。民间宗教的所有这些宣传，无疑是一种封建迷信，表达人民的不满和抗议，它给人们以安慰和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们要求改变现实愿望，因此容易被人民所接受，可以成为组织，号召贫苦群众参加起义的工作。有些民间宗教，还有明确的「反清复明」思想，如清茶门教宣传，「清朝已尽，四正文佛落在王门；胡人尽，何人登基；日月复来属大明，牛八元来是土星。」这些民间宗教如白莲教与天地会，在清朝中叶以后，发动许多起义活动，如：川楚教乱、林爽文事件等等，对清朝国力造成很大的损伤。
从元朝开始，西域伊斯兰教教徒大量来到中国各地，穆斯林居住于甘肃、陕西、四川、山西、直隶、广东、云南等省。清廷对伊斯兰教采取放任的态度，尊重他们的信仰，用他们的法律来处理纷争，但是比起元、明前两代来说较为没落，清朝防制回人的法律极严，内地各省，回人犯法，判罪较一般犯人为重，凡罪当流徒，一般人民可申请存留养亲者，回民却不得申请。在回疆，清朝每于重要所在分建汉、回二城，限制回民的自由，并禁止汉回通婚，在公文书中，则民、回别称，表示将回民排斥于一般平民之外。
由于受到清朝及汉人的压制，在清朝统治期间，清朝末年时，甘肃、陕西、云南这三省曾发动叛乱。康熙顺治年间，甘州回民丁国栋、米喇印起兵造反，乾隆年间的大小和卓之乱，嘉庆年间张格尔据浩罕叛，道光同治年间的陕甘回变与云南回变一时俱起。
满清入关后，汤若望、南怀仁等教士，先后被任命为钦天监主要官员，他们利用职务之便来传教，虽然一度受到康熙历狱的打击，不过随著康熙帝开始亲政后，翻案成功重新执掌钦天监来继续传教，康熙帝对于天文历算、火炮之学很有兴趣，曾叫传教士徐日升、白晋等人轮流进讲。并以他们担任通译及处理外交事务。如：徐日升、张诚随索额图参加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充当翻译和参谋。清朝对定居中原的西方传教士采取礼遇态度。其中，顺治帝特别倚重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并尊其为「玛法」（满语「爷爷」的意思）。在随后的一百多年前，钦天监皆由耶稣会士掌管。
耶稣会传教士对于中国原有的风俗习惯，抱持容忍态度。教徒祭天、祭祖、祭孔者盛行，虽然与教义互相冲突，但都以默忍。不过到了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天主教内部发生“礼仪之争”。依照道明会传教士的指控，罗马教宗下令禁止的传教士使用耶稣会的中文词汇“天”和“上帝” 来称呼天主，也禁止中国信徒祭拜祖先与孔子。这与当初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以及其后的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所采取的本土化政策截然相反。清政府对此十分不满，认为这样做有违中国敬孔祭祖的传统。康熙帝于1700年批示说：“敬孔敬祖为敬爱先人和先师的表示，并非宗教迷信”。
双方争持不下，最后清廷下令必须遵循「利玛窦规矩」传教，不然就不准传教，逐出中国，是为「禁教令」。1722年，雍正帝彻底推行禁教令，使得清朝初年西方基督教在中国传教被终止，到了道光帝时，连钦天监也不任用传教士。不过清朝皇帝对于教禁并没有彻底禁止，嘉庆年间（1807年），新教教士英国人马礼逊，曾藉工作之便私下在广州进行传教的工作。
鸦片战争后，清廷虽并未正式撤销禁令，但基督教的传教自由已经由不平等条约获得确认，于是欧美各地的基督教教士在西方列强的庇护下进行宗教活动，基督宗教传播更为迅速。除了传教之外，设立医院和学校，对于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演进，发生巨大的影响。不过有些西方传教士拥有种族优越感，以争议手法传教，如不理会传统社会阶级之分、强占土地（强行索回雍正禁教时遭没收的土地房产）、袒护教徒干涉司法审判、下令教徒不得分摊并参与地方集体祭祀活动、直接要求北京政府撤换省级官员，甚至一些犯罪之人也借由信教取得司法保护，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因此民教冲突不断；加上民间以讹传讹的负面谣传，最终导致许多民众则愤而纷纷起来焚烧教堂，驱逐或甚至杀害传教士，收回被侵占的土地财物。从1856年至1889年先后发生的教案多达三百多起，著名的有1870年的天津教案，1900年的义和团之乱期间，有数万民中西方传教士与基督教信徒惨遭杀害。
清朝统治中原后，推行的汉化政策比其他征服王朝还要深，然而清室也尽可能保留本族文化，并且维持本身文化与汉文化的平衡 。清初以来，所有施政文书都以汉文、满文两种文字发布。自康熙起大力推行以儒学为代表的汉文化，汉传统经典成为包括皇帝在内的满族人必修课。到乾隆中期，满人几乎全部以汉语为母语，满文渐渐成为仅用于官方历史记载用的纯书面文字。到19世纪，官方文件中的满文已基本为汉文所取代。然而儒家的一些思想清朝皇帝没有完全接受。
在18世纪康乾盛世期间，欧洲前往中国的传教士们将当时中国图景呈现给欧洲人，而后引发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100余年间，甚至直到19世纪初，欧洲吹起中国风。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政治制度方面，欧洲都对中国极为追捧，以至于在1769年曾有欧洲人写道：「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对中国风的狂热追逐曾经是当时欧洲社会的普遍时尚。这种时尚渗透到欧洲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装饰、园林建筑等。1735年，法国神父翻译并发表法文版《赵氏孤儿》后，造成非常轰动的中国戏剧热。西方对当时的中国也存在负面的声音，认为中国朝廷过于独裁与专权。乾隆末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出使清朝，在佩雷菲特笔下的马戛尔尼本人认为：「人民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所以人们胆怯、肮脏并且残酷」，而马戛尔尼本人的日记却如此记载：「中国政府的行政机制和权力是如此的有组织和高效，有条件能够迅即排除万难，创造任何成就」。马戛尔尼访华团成员之一的爱尼斯·安德逊却如此评价：「杀头案在中国是非常少见的。关于这问题，我甚为注意而且好奇地去打听，一有机会就向人探问，我不只问过一个人，有好几个人，至少有70岁高龄的老人，他们从未见过或听到过有杀头处刑的事……比较轻的刑事案，在这人口非常多、商业又发达的国内也不常有」；「走过的乡村（北京郊区）前后每1英里路上的人数足以充塞我们英国最大的市镇」；「这城市（广州城）的街道一般是15英尺到20英尺宽，用宽大的石板铺砌，房屋超出一层的很少，用木材和砖建筑。商店的正面大门之上有漂亮的阳台，因而门前形成一街檐，用各种油漆装修得很美丽」；“……这个马车队伍停歇在一个大市镇内，镇名“吉阳府”。说它是人口稠密，则我又用了这冗繁的语词，这语词可以同样应用于整个帝国，如每个村庄、市镇、城市；不，每一条河流和河流的两旁也充满了人。在这国家里，在我们所经过的地方，人口是极为众多而且是到处是那么多：我们走过的乡村前后每1英里路上的人数足以充塞我们英国最大的市镇，道路两旁不少别墅田庄散布在田野之间，大为增色，也足以证明其富裕”；「……不能不对这位伟大、显赫、聪明、慈善的中国皇帝致以崇高敬意。他治理中国60年之久，按他的百姓的普通呼声，他对他们的康乐与兴旺从未忘怀。在他管理司法方面的情况是：他保护他的百姓中最低微的人」。
清朝学术兴盛，文人学者对明朝以前各朝代的种种学术都加以钻研、演绎而重加阐释，集历代之大成，梁启超称清朝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鉴于晚明政治腐败、内忧外患不断，宋明理学流于空泛虚伪，致使清初学者多留心经世致用的学问。明朝亡于流寇、清朝定鼎中原后，一时学者痛定思痛，排斥空谈心性的宋明理学与阳明学，推究各朝代治乱兴衰的轨迹，提出种种改造政治与振兴社会的方案，使清初学术思想呈现实用主义的风气，发展出实事求是的考据学。
考据学又称为「朴学」，强调客观实践，有疑问时求证，具有科学精神。考据学专研训诂、音韵和校勘等。而其治学远宗两汉的经师，有异于宋明理学，故又称为「汉学」。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并为明末清初三大儒，与方以智、朱舜水等人并称清初五大师，颜元也是这一时期的大师。顾炎武提倡「经学即理学」，提出以「实学」代替宋明理学，要学者直接研习六经。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著有《日知录》、《音学五书》等，其学说发展成乾嘉学派。黄宗羲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称，著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是中国学术史之祖。他保护阳明学，排斥宋明理学，力主诚意慎独之说，蔚为浙东学派。王夫之强调实际行动是知识的基础，认为历史发展具有规律性，是「理势相成」。其思想发展成船山学，后人编为《船山遗书》。
以民为天下之主的思想于明末清初亦有所流行，例如生活在明末又经历清初时期的黄宗羲和顾炎武、王夫之提倡民权，所著的《明夷待访录》攻击君主专制体制，提倡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观点，倍受清末革命党的推崇。部分学者认为黄宗羲的思想是近代民主主义的思想，有西方学者称黄宗羲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清初思想家唐甄所著《潜书》描述：「清兴五十年来，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值得一提的是，清初五十年期间正处于气候最为异常之时，当时世界上多处亦发生罕见的大饥荒）。」，并指出皇帝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认为「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
被当时正纯学者（儒生）斥为「名教罪人」、「丧心病狂」、「人可戮而书可焚」的袁枚追求自由个性，反对专制思想和理学，亦贬斥汉学，他亦针对清廷统一人心风俗政策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天亦不能做主，而况于人乎？」，但袁枚从来没被追究过「害义伤教」之罪，在当时亦生活得颇为顺畅，名倾一世，令人羡慕。
清代中期的考据学崇尚研究历史典籍，对中国历史从天文地理到金石铭文无一不反复考证。当时分成吴、皖两派。吴派以惠栋父子、段玉裁、王引之与王念孙为主，以「博学好古」为宗旨，恪守儒家法则；皖派以戴震为首，以「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为宗旨。他们“毕注于名物训诂之考订，所成就亦超出前儒之上”。桐城派健将姚鼐提倡“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道光与咸丰年间，曾国藩又把经济与义理、考据、词章并列。然而考据学到后来过分重视琐碎事物的探究，为学问而学问，知古不知今。当时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注重六经蕴含的义理，并使用于当代政治上，意图矫正此歪风。鸦片战争后，西学大量流入中国，考据学逐渐式微。
明末清初，随著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华，西学输入中国，对于当时的学风由浮虚转为务实，也是有相当的激励作用。他们将西方科技介绍给中国人，扩大其知识领域，使中国的学术思想添增不少新成分。
当时有才华的传教士被皇帝欣赏和重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被推崇和应用。而在民间，民人与西方传教士能够互相交游，西学在社会中得以自由传播，由康乾皇帝敕辑的丛书《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亦收录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技术，当中《四库全书》收录了24种西方传教士的著述。
康熙帝亦曾经委派传教士闵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返回欧洲招募人才，希望增进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四库全书总目》以及乾隆帝亦对西方技术作出较高的评价：「西洋之学，以测量步算为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于民用，视他器之徒矜工巧，为耳目之玩者又殊，固讲水利者所必资也」；「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
鸦片战争之后，大量西方科技与思想带动中国近代化革新。此时学者如龚自珍、魏源与康有为等人继承章学诚的说法，并进一步要求改革祖宗的法制，来应付内忧外患的局势。龚自珍讲求经世之务，志存改革，追求「更法」。魏源的《海国图志》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康有为与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他们吸收来自西方的知识，先后推动自强运动与维新运动，这一波改革风潮最后引发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
清朝文学多元发展，兼容并包历代之文学特色。明朝以前的文学发展多表现在声韵、格律、句法、结构的因袭或创变；清朝承接各代文学成果，先后形成许多学派，将各种在明朝以前已式微的文体重新复兴，并继明末进一步发展各类小说、戏曲；另外，因不同地区、民族互动而呈现出语言风格多样化之文学面貌，于古体诗、近体诗、骈体文、散文、赋、词、曲、小说、戏曲皆然。由于语言转变较微妙，往往被人忽视，造成清朝文学缺乏明显特征与创造力的一般印象。整体而言，清代文学面向相当复杂多样，但质量上也良莠不齐。
清朝前期出现风格率真、浪漫的小品文，以张岱、李渔与袁枚为主；又有侯方域、魏禧、汪琬合称「清初散文三大家」。但是他们的文风不受道学学者支持，这些学者发起复兴唐宋文风的古文运动，此即桐城派。创始人方苞与刘大櫆、姚鼐有「桐城三祖」之称。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的古文主张，在提倡「义理（内容合理）、考据（材料确切）、词章（文辞精美），三者不可偏废。」讲究义法，提倡义理，要求语言雅洁，反对俚俗。后来曾国藩发展成湘乡派，恽敬、张惠言发展成阳湖派。
清朝的诗风甚盛，以帝王、宗室为首，官方大力提倡诗学，自清圣祖以后诸帝主导官修《御定全唐诗》、《御选唐诗》、《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御定全金诗》、《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御选唐宋诗醇》、《钦定熙朝雅颂集》、《御定千叟宴诗》、《钦定千叟宴诗》、《钦定重举千叟宴诗》、《上书房消寒诗录》、《三元诗附三元喜宴诗》、《御定历代赋汇》以及各代皇帝之《御制诗集》，如清高宗酷爱作诗，一生作《御制诗》五集，共计十余万首，每作一首诗便令词臣注释，若词臣不得内容原委则准许其回家查阅典籍，多罗安郡王玛尔浑选宗室王公诗为《宸萼集》。皇帝也将诗咏作为联系、拢络官员的方式。
在清代，写诗的女性越来越多，且诗的创作者皆来自各行各业。清代是一个文学收藏和批评的时期，许多现代流行版本的中国古典诗歌都是通过清朝诗集传播的，如《全唐诗》和《唐诗三百首》等。
清初诗家首推钱谦益、吴伟业与王士祯；康熙中后期，江南地区出现王式丹、吴廷桢、宫鸿历、徐昂发、钱名世、张大受、管棆、吴士玉、顾嗣立、李必恒、蒋廷锡、缪沅、王图炳、徐永宣、郭元𨥤合称「江左十五子」。乾隆时期袁枚、蒋士铨与赵翼并称江左三大家，同时黄景仁与郑板桥也以诗闻名。嘉庆、道光年间文人广结诗社，京师与扬州风气最盛，以消寒诗社最知名，代表人物有顾莼、夏修恕、程恩泽、陶澍、朱珔、吴椿、梁章巨、潘曾沂、胡承珙、李彦章、刘嗣绾、周之琦、林则徐、徐宝善、卓秉恬。被称为「诗界革命」的诗歌改良运动产生于维新运动，其代表有黄遵宪的以写作反映时代的社会诗，其余如谭嗣同、唐才常、康有为、蒋智由、丘逢甲、夏曾佑均有作品存世。于清末又发展出同光体，代表作家陈三立、陈衍、沈曾植等，且延续到辛亥革命后。清朝诗论学说分成沈德潜的格调说、王士祯的神韵说、袁枚的性灵说与翁方刚的肌理说。
词兴起于隋唐的「燕乐」，两宋发展达高峰，至元朝衰微，延续至明朝则趋近消亡；清初词学振兴繁盛，康熙年间纳兰性德与朱彝尊、陈维崧并称「清词三大家」，随后产生由陈维崧为代表的阳羡词派、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派，词学蔚为风潮。万树整理词调辑成《词律》，于清词颇有影响力；康熙末，清圣祖敕命王奕清等编成《御定词谱》，为词调格律的集大成巨作，影响层面最广。乾隆、嘉庆朝，常州词派起而代之，反对浙西词派的「清空之弊」，代表人物有张惠言、张琦、恽敬、黄景仁、李兆洛、丁履恒、钱季重、陆继辂、左辅、董士锡、周济、刘嗣绾、刘逢禄、谭献、庄棫、宋翔凤、谢章铤、冯煦、陈廷焯、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朱祖谋等人，著名词人辈出，持续到清末民初。清朝因此被称为词的「极盛时期」，「号称词学中兴」，「作家之盛，直比两宋」，门户派别各具风采，婉约、豪放都各自重现、盛行。
清朝小说杰出者众，曹雪芹等著《红楼梦》不仅为四大名著之一，由于其对社会百态和众多人物全面精确的写实描绘和丰富的艺术魅力而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蒲松龄以志怪内容反映社会面貌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吴敬梓所著的虽结构松散但足称伟大讽刺小说的《儒林外史》；以及在《儒林外史》的影响下，以《老残游记》为代表的揭发官场丑态的谴责小说均有很大影响。
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九年（1773年－1784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三千五百零三（3503）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保存丰富的文献。「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古代所有图书，故称 「全书」。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永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这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社会基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是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
《四库全书》收录27种西方传教士的著述，包括西洋的数学、天文、仪器及机械等方面的著作，被收录的书籍包括有《泰西水法》、《西儒耳目资》、《坤舆图说》、《乾坤体义》等。
四库全书编撰过程中，清朝统治者将他们认为不利统治的书籍焚毁，取缔非议清朝统治者的著作。史学家季羡林说，乾隆编修四库全书的初衷虽是「寓禁于征」，但客观上整理、保存了一大批重要典籍，开创了中国书目学，确立了汉学在社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具有无与伦比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文物价值与版本价值。史学家龚书铎亦说：“乾隆年间《四库全书》的编纂，为华夏文明的延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后人保留了许许多多珍贵的书籍和资料；但是，在编纂过程中，也免不了发生许多令人遗憾的事情。”。鲁迅在批评明清以及民国文学时也对《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作出批评：“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民国）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著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 ”
清朝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亦救亡不少大量早已失传的中国古籍，梁启超对此评论道：「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吾辈尤有一事当感谢清儒者，曰辑佚。书籍经久必渐散亡，取各史艺文、经籍等志校其存佚易见也。肤芜之作，存亡固无足轻重；名著失坠，则国民之遗产损焉。乾隆中修《四库全书》，其书之采自《永乐大典》者以百计，实开辑佚之先声。此后兹业日昌，自周秦诸子，汉人经注，魏晋六朝逸史逸集，苟有片语留存，无不搜罗最录。其取材则唐宋间数种大类书，如《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最多，而诸经注疏及他书，凡可搜者无不遍。当时学者从事此业者甚多，不备举。而马国翰之《玉函山房辑佚书》，分经史子三部，集所辑至数百种，他可推矣。遂使《汉志》诸书、《隋唐志》久称已佚者，今乃累累现于吾辈之藏书目录中，虽复片鳞碎羽，而受赐则既多矣。」
书法方面，晚明的帖学在清初仍然发达，姜英、张照、刘墉、王文治、梁同书与翁方纲等人在刻尊传统的时候，力图表现出新面貌，或以淡墨书写，或改变章法结构等。但由于帖学未有很好地加以清理而逐渐颓势。随著金石考证学的发展，清朝书法多从碑体入手，成为清朝书坛的主流。有名的有翁方纲、刘墉、何绍基与赵之谦。到康有为大力张扬碑学，碑学作为一种与帖学相抗衡的书学系统而存在。清代的陶艺发展出繁复的不透明釉上彩陶器以及素色陶器两种风格迥异的风格。
京剧被称为中国的“国粹”，起源于明朝的昆曲和京腔，形成于乾隆、嘉庆年间。京剧之名始见于清光绪二年（1876年）的《申报》，历史上曾有皮黄、二黄、黄腔、京调、京戏、平剧、国剧等称谓。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四大徽班进京后与北京剧坛的昆曲、汉剧、弋阳、乱弹等剧种经过五、六十年的融汇，衍变而成，是中国最大戏曲剧种。其剧目之丰富、表演艺术家之多、剧团之多、观众之多、影响之深均为全国之冠。京剧是综合性表演艺术。集唱（歌唱）、念（念白）、做（表演）、打（武打）、舞（舞蹈）为一体、通过程式的表演手段叙演故事，刻划人物，表达「喜、怒、哀、乐、惊、恐、悲」思想感情。角色可分为：生（男人）、旦（女人）、净（男人）、丑（男、女皆有）四大行当。人物有忠奸之分，美丑之分、善恶之分。形象鲜明、栩栩如生。
清朝建筑比前世变化不多，除了规模宏伟之外，作为中国建筑特色之一的斗拱日趋虚饰纤丽，几乎失去原来用途。北京紫禁城有许多大型色彩丰富的砖石建筑。历代帝陵无寝，自明太祖开始方有明孝陵。清朝分别建有位于辽宁沈阳的盛京三陵、河北遵化的清东陵与河北易县的清西陵。清代园林艺术以圆明园为代表，融合江南名园佳景与欧洲义大利楼房花园，被外国传教士誉为「万园之园」。清朝提倡藏传佛教，分别于奉天、北京与五台山兴建大喇嘛庙。康熙帝也于热河承德兴建仿西藏布达拉宫的承德避暑山庄，供游猎避暑的住所。
清朝画坛由文人画占主导地位，山水画科和水墨写意画法盛行，更多画家追求笔墨情趣。清代山水画家有名的有「正统派」的四王（王时敏、王翚、王鉴和王原祁）、吴历与恽寿平，合称「清初六大家」。其中恽寿平创造不用墨线勾勒的没骨花卉画法，承自北宋徐崇嗣之没骨法，又加入创意，蔚为清代花卉画宗师，颇为后人所效仿，形成以恽寿平、邹一桂为首的常州画派。然而正统派的绘画与元明两朝相比，其水准水平一般，大致上总不脱临摹的陋习。不过清初绘画仍有翻新出奇、流于怪异之处，比如清初四僧的「遗民派」画家（八大山人、石涛、渐江与髡残）以及「金陵八家」的龚贤、樊圻、高岑、邹结、吴宏、叶欣、胡慥和谢逊等人；雍干之际以金农、郑板桥为首的扬州八怪。清朝的宫廷画院以义大利的郎世宁、最著名。受到西洋画的影响，清宫廷中的画家如焦秉贞、冷枚等人受西洋画影响。清末时期，任伯年、吴昌硕、居廉的仕女花鸟画及杨柳青、桃花坞和民间年画如《莲生贵子》、《鱼跃龙门》等对后人也有很大影响。
整体而言，清朝的科学技术和同时代的西方国家相比较为落后，在晚期差距更为明显。清初统治者和部分中国学者积极与西方传教士进行中西文化技术交流，统治者亦会将习得的新知识实际地运用在治国方面，然而后来由于禁教的原因导致人们对西学日益模糊和隔阂。清代科学技术的落后是中国贫困积弱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在某些科学技术领域中比前也有明显进展，尤其是在数学、天文、历法等学科方面得到空前发展，而精于此道的学者也是英才辈出且人数众多，从远古到清朝这段期间，有关学者的数量在清代占约44%。清代学者亦对古代技术和文献的复兴和修复也作出贡献。
清军入关后，汤若望、南怀仁等教士来华传教，带来西方科学与技术。他们先后被任命为钦天监。康熙帝对于天文历算，火炮之学很有兴趣，曾令白晋、德玛诺等人，测绘全国地图，历时十年而成，康熙帝命名为《皇舆全览图》，它是中国第一部用经纬度测绘的地图。顺治帝多次向汤若望学习天文、历法、宗教等知识，以及治国之策。不久汤若望成为「钦天监」的负责人，掌管国家天文历法事务。在随后的一百多年前，「钦天监」皆由耶稣会士掌管。由于需要新的历法，清政府遂下令根据汤若望所著的《西洋新法历书》，制定新历法并颁行全国，名为时宪历。另一受西方影响较大的是地图测绘学。康雍干时期，国家统一，版图巩固，始绘制全国和各地的地图，派人到各处实地测量。外国传教士雷孝思、杜德美和清朝学者何国宗、明安图等参加这项工作，采用西方经纬度定位和梯形投影法，所制地图居当时世界水平的前列。在测绘全国地图的过程中，康熙时期编成的数学巨著《数理精蕴》亦发挥实际作用。
从顺治到乾隆期间，西方传教士在皇帝的要求下制造以及添加不少天文仪器如赤道经纬、黄道经经纬、简平仪等，同时有相关天文学术著作出现，亦改善和编制较为先进的历法。西方的物理学知识也从明朝末年起一直在中国传播，康熙年间的学者戴震就写有关于阿基米德定律的作品，传教士南怀仁著有《熙朝定案》等介绍各种工程技术的作品外，亦著有《验气图说》和《形性理推》等对中国的物理学界产生一定影响的介绍西方光学知识的书籍，并在一定程度下让一些学者启迪进而研究光学，例如在康熙年间写有《镜史》一书的孙云球以及在十九世纪前期写有《镜镜詅痴》的郑复光；在对待西洋器物方面，清代有不少学者、匠师和科学家如黄履庄、黄履、孙玄球等对西方「奇器」有一定的研究和高度仿制，西方「奇器」在一定程度上亦推动中国的物理实验和机械制造的发展。
由于清政府对天文历法的重视，民间的天文学研究也很活跃，主要代表人物有著有《晓庵新法》和《五星行度解》的王锡阐等。
为平定三藩之乱，康熙特命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制造适应南方地形特点和便于战场上机动使用的火砲。南怀仁“依洋式铸造新炮”，并进呈《神威图说》一书，介绍西方的制炮理论和方法。在康熙十四年(1675)至康熙末年四十余年间，仅中央政府就督造或改制神威无敌大将军、金龙炮、制胜将军、威远将军等各型火砲近千尊。不但数量多，而且种类也不少，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颁行的《钦定工部则例造火器式》载有各种火砲共85种，同年的《皇朝礼器图式》中鸟枪，红衣炮，子母炮这三样火器成为制式武器。其他的著作分别有薛熙撰的《练阅火器阵纪》，沈善蒸撰的《火器真诀解证》，王达权、王韬同撰的《火器略说》，薛凤祚撰的《中西火法》，陈旸撰的砲规图说以及董祖修撰的《炮法撮要》等。清朝军队的火器装备率也超过明朝，直到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和太平天国战争初期，清军的主要火器是鸟枪和各种生铁、青铜铸造的火砲，在道光、咸丰年间又装备了两人抬用的抬炮和抬枪，清朝军队火器的装备率达到50-60％。
清朝初期在政权稳固及稳定后容许汉族民众持有冷兵器，但仍然警惕火器尤其是重型火器的流存。虽然清朝在法律上严禁民间私制火器，但在实行上却没有也难以严加管制，终清一代火器在民间几乎随处可见，制造和销售火器在民间已有相当的规模，出于自卫、捕猎、游戏等原因有不少平民都拥有了火器，甚至在京城也有铁匠私造火器售卖。此外，清朝希望士绅掌管的民间武力协助国家维持基层社会的秩序和协助保卫国土，加上亦需顾及民间狩猎和自卫的需要，故清政府在一定条件下容许民间武器合法存在。中国历史上的历代王朝都不会乐见民间有大量武器，特别是不愿看到有精利武器在民间流传，但基于上述原因，清朝对民间火器的政策经常陷于「允许、鼓励」与「禁止、控制」的两难处境。
农业方面，清代有《授时通考》、《广群芳谱》、《补农书》等著作，详细论述各种作物的栽种和农业生产技术。清代亦是中国传统农学的高度发展时期，中国历代所编著的农书共714部，其中清以前的二千一百多年间编著的农书为231部，清代267年，编著的农书为483部，为清代以前农书数量的2.09倍，清朝治理及研究蝗虫的技术亦相对比较发达。
清初至鼎盛时期，医药学进步所表现在很多方面，基本上是明朝医药盛况的延续。如对经典著作的研究、本草学、方剂学、诊断治疗学、医案整理等，均较明朝更成熟。各家学派的纷争也逐渐缓和，大多医家能采各家之长折衷于临床。但也不乏固守《内经》、《难经》、《伤寒论》，而批评金元以后一切新说的医学，这与当时考据学盛行不无关系。清朝中医药学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关于急性传染病的研究，它已形成一个新的系统，即温病学说。这一学说的出现，虽然是基于历代医家的有关成就上，但清代温病学派在中医发展史上的贡献，仍然是相当显著的，它并不亚于东汉张仲景著《伤寒论》，金朝刘完素创河间学派。
康熙年间有不少精通医术的传教士如张诚和白晋等向中国传授西方医学，并且被容许在入职朝廷、建立试验室以传授解剖学知识，康熙对此深感兴趣，甚至曾经在一次研探解剖学时得病。法国传教士巴多明（Dominicus Parrenin）用满文翻译人体解剖学方面的著作并名之为《钦定格体全录》，巴多明和白晋也在康熙的支持下翻译出有关人体血液循环的著作，并且在北京传播相关知识。西方传入的医学知识和理论亦引起了当时中国医学界人士的注意，例如清初刘献廷研究过人物图说等西方医学著作，乾隆年间著有《医林改错》的医学家王清任亦十分重视解剖学：「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
清朝中叶后，西学的影响不像清初仅局限于个别传教士，西方科技的刺激显然变得十分具有影响力。尤其是西方国家有意识地把医药作为实现他们宗教目的、掠夺目的的手段，所以西方医学对中国的渗透变得比清初那时更为明显。那时中国人民也有吸收外来医药学的需求，于是中西医汇的主张应运而生。这种新的思想既有解放中医药学家保守思想的一面，也有压抑对传统中医药学继承和发展的一面。
到了清末民初，由于西方医学的强势输入，以其诊断、手术器械的先进、服药的便利、诊间及病房的明亮干净，对当时的传统中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生存与竞争的压力。然而由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医疗习惯、中医的实际疗效以及西医人数尚少不能普及于全国等原因，当时的中医并未如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汉医般几乎绝迹。
中国古代的数学成就曾名列世界前茅，到明代衰落下来，古算几成绝学。明末，西算传入中国，从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起，直到康熙时编成《数理精蕴》（《数理精蕴》是明末清初西算输入时期一部带有总结性的数学巨著，被称之为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数学百科全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西算输入时期，雍正以后到鸦片战争以前，又为「古算复兴时期」。介绍西算和复兴古算构成清前期数学发展的两大内容。清初的历法大辩论，新法以计算精确战胜旧法，这件事使当时知识界对数学重视起来。康熙又聘请传教士徐日升、白晋、张诚、安多等入宫，讲授几何、代数、天文、物理等科学知识，这就推动数学的蓬勃发展，出现方中通、梅文鼎、梅毂成、明安图、王元启、董祐诚、项名达等著名数学家。
清朝学者亦重新发掘出在古代已长期失传的大量数学著作，例如《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者之一的戴震就从《永乐大典》中发现和整理出久已失传的许多古典算书。如《海岛算经》、《五经算术》、《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五曹算经》以及《夏侯阳算经》。他又从南宋刻本的毛扆影抄本中抄辑出《张丘建算经》和《辑古算经》两种，连同明刻本的《数术记遗》共计十种。这十部算经于乾隆三十八年由孔继涵刻入《微波榭丛书》，正式题名为《算经十书》。戴震还从《永乐大典》中抄辑出宋秦九韶的《数书九章》及杨辉的各种算书，令汉唐以来数学成就的结晶重现。
清朝的数学人才辈出且著作繁多，大约有五百人贡献一千多种数学著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但因受乾嘉汉学的影响，多集中在对古算的整理、注释方面。在若干领域内，清代学者也作出创造性的贡献。如陈世仁发展宋元以来垛积术的研究，即高阶等差级数求和的方法；焦循注释《九章算术》，提出加减乘除的交换律；还有汪莱和李锐继承宋代天元术和四元术，发展方程论的研究，对方程根的性质以及根和系数的关系等进行探讨。
建筑学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宫殿、园林、寺庙、宅宇、城垣的建筑，盛极一时。或雄伟庄严，或富丽典雅，彩绘藻饰，光彩照人，庭院草木，错落有致。著名匠师梁九、雷发达均有高超的设计和施工技艺。外国传教士蒋友仁、王致诚等带来西方的建筑技术，设计圆明园内西洋楼、大水法等建筑群。
清朝末年，中国的交通事业有所发展，詹天佑是中国第一位杰出的铁路工程师，他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工程之艰巨是当时世界铁路史上罕见的。詹天佑克服一道道难关，创造性地设计出「人」字形轨道，减缓坡度，降低造价，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完工。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期间，厘定各种铁路工程标准，并上书政府要求全国采用。中国现在仍然使用的4尺8寸半标准轨、郑氏自动挂钩等等都是出自詹天佑的提议。此外詹天佑亦著重铁路人才的培训，制定工程师升转章程，对工程人员的考核和要求作出明文规定，并且定明工程师薪酬与考核成绩挂钩。京张铁路培训不少中国的工程人员，詹天佑所制定的考核章程亦成为其他中国铁路的模仿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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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
7月5日是公历年的第186天（闰年的第187天），离一年的结束还有179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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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简称WIPO）是一个致力于促进使用和保护人类智力作品的国际组织。
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是联合国组织系统中的15个专门机构之一。它管理着涉及知识产权保护各个方面的24项条约（16部关于工业产权，7部关于版权，加上《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直到2014年7月15日为止，成员国有187个国家。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根源可追溯到1883年。1883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诞生了。这是第一部旨在使一国国民的智力创造能在他国得到保护的重要条约。这些智力创造的表现形式是工业产权，即：
《巴黎公约》于1884年生效，当时有14个成员国，成立了国际局来执行行政管理任务，诸如举办成员国会议等。
1886年，随着《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的缔结，版权走上了国际舞台。该公约的宗旨是使其成员国国民的权利能在国际上得到保护，以对其创作作品的使用进行控制并收取报酬。这些创作作品的形式有：
同《巴黎公约》一样，《伯尔尼公约》也成立了国际局来执行行政管理任务。1893年，这两个小的国际局合并，成立了被称之为保护知识产权联合国际局（常用其法文缩略语BIRPI）的国际组织。这一规模很小的组织设在瑞士伯尔尼，当时只有7名工作人员，即是今天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前身。
随着知识产权变得日益重要，这一组织的结构和形式也发生了变化。1960年，BIRPI从伯尔尼搬到日内瓦，以便与联合国及该城市中的其他国际组织更加邻近。10年后，《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生效；经历了机构和行政改革并成立了对成员国负责的秘书处之后，BIRPI变成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1974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为联合国组织系统的一个专门机构，肩负着管理知识产权事务的任务，这一任务得到了联合国会员国的承认。
1978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秘书处搬入联合国总部大楼。
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同世界贸易组织（WTO）签订合作协定，从而扩大其在全球化贸易管理中的作用，并进一步证明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2009年7月23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部启动「发展与创新研究之资料取得」（Access to Research for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简称aRDi）计划，免费提供低度开发国家政府知识产权部门、大学和研究机构线上使用特定的科学、技术期刊，开发中国家则可用低廉的价格使用这些期刊。
2013年11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启动新数据库共享绿色技术。
"注：以上部分内容来自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简体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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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慧创造出来的无形的财产，主要涉及版权、专利、商标等领域。 音乐和文学等形式的艺术作品，以及一些发现、发明、词语、词组、符号、设计都能被当作知识财产而受到保护。 知识产权可以分为工业产权与版权两类，工业产权包括发明（专利）、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版权则包括文学和艺术作品。
知识产权被概括为一切来自知识活动领域的权利，始于17世纪中叶法国学者卡普佐夫的著作，后由比利时法学家皮尔第所发展；到1967年《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签订后，知识产权的概念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认可。
智慧财产起源已不可考，一种说法是起源于欧洲威尼斯，中世纪的威尼斯商业允许买卖技术与纺织的图样，可以登记买卖，并且于取得专利权之后独家贩售。
其后推广艺术作品也可以买卖，视为代表作者人格权之一的权利。艺术品因为作者而有不同的价值，例如法国收藏艺术作品时特别强调艺术家身份，以强调艺术品的价值。
十三世纪，那就是两浙转运司于嘉熙二年（1238）为祝穆《方舆胜览》所发布的《榜文》，以及淳佑八年（1248）行在国子监发给段昌武开雕《丛桂毛诗集解》的《执照》。
工业所有权，它包括发明（专利）、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以及原产地地理标志等。专利保护期一般20年，工业设计保护至少10年，而商标则可无限期保护。
著作权，它包括文学和艺术作品：诸如小说、诗歌和戏剧、电影、音乐作品；艺术作品诸如绘图、绘画、摄影和雕塑以及建筑设计。与著作权相关的权利包括表演艺术家对其表演的权利、录音制品制作者对其录音制品的权利以及广播电视组织对其广播和电视节目的权利。著作权持续到作者逝世后至少50年。
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企业可以认定任何信息为“商业秘密”，禁止能够接触这些机密的人将秘密透露出去，一般是通过合约的形式来达到这种目的。只要接触到这些秘密的人在获取这些机密前签署合约或同意保密，他们就必须守约。商业秘密的好处是没有时限，而且任何东西都可被认定为商业秘密。例如可口可乐的配方就属商业秘密，100多年来外界都无法获知可口可乐的全部成分。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1967）之界定:
以及在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内其他一切来自知识活动之权利。
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之界定：
记载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简称TRIPs，1994）
专有性是指除权利人同意或法律规定外，权利人以外的任何人不得享有或使用该项权利。这表明除非通过“强制许可”、“合理使用”或者“征用”等法律程序，否则权利人独占或垄断的专有权利受到严格保护，他人不得侵犯。
地域性是除非国家间签有国际公约或双边互惠协定外，经一国法律所保护的某项权利只在该国范围内发生法律效力。在特定地区依特定之法或程序产生，也只在该地区生效。
时间性即法律对各项权利的保护，都规定有一定的有效期，各国法律对保护期限的长短可能一致，也可能不完全相同，只有参加国际协定或进行国际申请时，才对某项权利有统一的保护期限。
知识产权战略是一些国家的一项长期发展战略。他对提升国家竞争力有很大的作用。在2016年，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报告国际专利，商标和工业设计申请达到新高。专利合作条约申请数量最大的国家为美国、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际专利和商标申请的数量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79年，美国政府提出“要采取独自的政策提高国家的竞争力，振奋企业精神”，并第一次将知识产权战略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从此，知识产权战略成为美国企业与政府的统一战略。美国在知识产权的法律上进行了一系列的修订和扩充。
1980年通过《杜拜法案》，1986年又通过《联邦技术转移法》以及1998年的《技术转让商业化法》。1999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美国发明家保护法令》，2000年10月众参两院又通过了《技术转移商业化法案》，进一步简化归属联邦政府的科技成果运用程序。
此外在国际贸易中，一方面通过其综合贸易法案的“特殊301条款”对竞争对手予以打压，另一方面又积极推动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的达成，从而形成了一套有利于美国的新的国际贸易规则。与此同时，美国同时非常注重知识产权战略研究。如美国CHI研究公司的“专利记分牌”系统，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对科学论文和专利指标进行研究，现在已经被许多国家使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7条规定，知识产权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
知识产权出资需要经过评估，评估需要提供如下材料：
根据中华民国经济部工业局发布的中华民国（台湾）智慧财产的规范有如下的架构方针。
通过授予这种垄断权利，智慧活动的创造者能够获得对其劳动成果的补偿。例如一个厂商可能为了开发一种新产品而投入了10年的精力与资金，如果没有知识产权对其新产品的保护，则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在其新产品推出后，其他厂商可以在没有任何成本的情况下立即抄袭其成果，从而也因此能够以更低价格出售相同或类似产品，损害原创作者的利益。这种例子现在常见于制药业：许多发达国家的药厂抱怨，他们在花费多年心血与大量资金投入后开发出来的药物，最终却可能被第三世界国家的药厂仿造，使这些原创药厂的利益受损，然而，第三世界人们受益。
知识产权的存在能够保护创造者利益：在规定的时间内，原创者将获得相对垄断权（反专利法理对滥用知识产权有制约作用），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参与相同产品的制造，除非获得权利人的授权。原创者可以对使用者收费。而从长期来讲，公众也将受惠：虽然在短期内他们无法享用更加便宜的产品，但是这样却能激励对原创性创新的更多投入，导致未来更多、更好、更便宜的产品的诞生。而知识产权中的相对垄断也被认为是良性的：智慧活动的创造者若将产品价格定得太高，只可能刺激其他厂商开发类似但是更便宜的产品，最终受害的是创造者自己，而消费者则永远是受益者。
不过近年来，很多人开始相信，随着知识产权保护的过度扩张，知识产权这个概念创立之初的宗旨已经改变：知识产权的目的已经从保护公众利益变为保护知识创造者的利益。在忧心知识产权已经触犯公众利益的人中，最著名的就是自由软件运动的发起者理查德·斯托曼。
指企业或个人以其合法拥有的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经评估后作为质押物，向金融机构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在中国始于2006年，目前尚需完善知识产权交易体系、知识产权评估机制、知识产权司法制度等。
2006年知识产权质押诞生，全国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量连续5年保持高速增长，质押金额年均增长78.8%，质押项目年均增长77.63％，涉及专利数量年均增长98.71％，全国实现2073项质押贷款项目，涉及7326件专利，2013年全年专利权质押金额达254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80%。专利权质押金额累计达到638亿元，年均增长112％。
佛山南海区最早在2008年成为中国全国首批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此后，南海先后制定出台了《南海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等对企业予以扶持。迄今为止，全区通过海科知识产权交易平台（www.nhipe.com、www.hkipe.com）共有44家次企业获得4.86亿元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质押682件知识产权，其中专利157件，商标525件，其评估总值超过1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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