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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去世前不久曾说过：“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垃圾刮走。” [71] 可不可以这么说，现在，这一历史的风已经起于青 之末，今后一些年必将拂掠于青 之上。 什么是历史？历史由时间与空间组成，是相对于现在的过去式时空的存在。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们所读的叫着“历史”的课本或书籍，仅仅是历史中特定人物的记忆、记录或认识。这些记忆、记录或认识是不是历史的本来面貌，揭示的是不是历史的本质和规律，需要认真地分析与甄别。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就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 [72] 1889年10月，恩格斯在一封信中又指出：“要知道在理论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做……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 [73] 因此，要获得对扑朔迷离的现象的本质认识，就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作具体的辨析。 一是一定要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来研究。从本质上说，由于每个社会各个方面的人士所处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条件不同，他们会对同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得出不同的结论。在群体存在完全不同的根本利益的社会里，对显而易见的最基础性的社会问题，常常会有着完全不同的对立看法。在人民大众看来完全是复辟和剧变的事件，也会被另一些人称作“革命”或“获得自由”。列宁曾引用这样一句格言：“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 [74] 因此，在人类实现大同以前，由于人们的认识不同，特别是所代表的根本利益不同，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及教训的结论，总会有不同的陈述甚至激烈的争论，不要企求也绝不会完全一致。但是，是不是没有完全的统一定论，就不存在一个真理性的正确的结论呢？不会的，那种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相对论和折中主义在历史的长河里是站不住脚跟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世界上所有真正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也是世界上所有真正的共产党人包括党员学者始终不变的价值观。因此，我们只能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来研究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及教训；而不能站在其他立场特别是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相对立的立场上来研究。如果站在其他立场特别是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相对立的立场上来研究，就不可能得出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相一致的结论来。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根本原因的不同解读，本质上都直接或间接反映了不同研究者的不同的研究立场。 二是一定要用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判断。我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里所说的实践的前面省略了“社会”两个字。这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实践绝不是个别人、个别政治集团或社会集团在短时间内的实践。这里所说的实践，其主体是指亿万人民群众，其时间是指一定的历史跨度。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始终不变的真理观。有人总是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的体制。让我们来看看实践中的事实，就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大家都知道，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从那时起至1975年的大约50年时间内，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不管我们用苏联官方的统计数字，还是西方数据，都可以证明这一时期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除日本以外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而苏联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实现最大的社会公正”，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做不到。由于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早在1940年前后，苏联就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西方有个统计，30年代苏联工业机床进口量的比例曾达到85%～90%。二战开始后，这些产品全部由苏联自己生产，这反映了苏联工业和技术的进步。当然，这也不等于说，苏联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存在缺点和问题。实践在继续，认识也在继续。再经过数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我们有更加充足的信心，会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及教训看得更加清楚。 2003年9月20日上午9点至下午2点多，在莫斯科我国驻俄罗斯使馆，笔者与俄国历史学家罗·亚·麦德维杰夫整整谈了五个多小时。他说：“2001年9月11日，是赫鲁晓夫去世30周年。为了解人们对赫鲁晓夫的感情和评价，一大早，我就赶到新圣母公墓赫鲁晓夫的墓地。我从早看到晚，共有46人前来祭奠，但全是赫的亲属，其他外人没有一个。这能反映现在俄罗斯人对赫鲁晓夫的评价。而列宁、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都有人纪念。”笔者想，人民是公道的，社会实践是公道的。 三是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现象是本质的外部表现，本质是现象的内部联系。有时候，现象彻底地反映本质；有时候，现象部分地反映本质；有时候，现象则彻底地掩饰本质。因此，我们要认清事物的性质，仅凭直觉和感性认识不行，必须透过现象，上升到理性思维，这样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与规律。马克思在论述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时说，“1848～1849年的革命编年史中每一个较为重要的章节，都冠有一个标题：革命失败！在这些失败中灭亡的并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 [75] 同样，我们可以得出以下这样的结论：在1991年前后的苏东剧变中失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失败的是自赫鲁晓夫始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戈尔巴乔夫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另一种教条主义；失败的不是社会主义或“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失败的是自赫鲁晓夫始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戈尔巴乔夫最终背叛社会主义的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亦可说失败的是社会民主主义；失败的不是真正和原来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苏联共产党，而是自赫鲁晓夫始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戈尔巴乔夫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的，从本质说已经完全蜕化变质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共产党来说，其在理论上的错误，主要是僵化、教条。但对自赫鲁晓夫始特别是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共产党来说，从形式和表面看，虽然也有不少僵化与教条的东西，但其本质已经开始逐渐变质乃至最终的完全改变。 当然，戈尔巴乔夫也曾号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可以回顾历史，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世界各国有数十个集团和派别都以“社会主义”自诩，然而历史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内，甚至在更短的时间内，很快地就揭露了它们的原形。对戈尔巴乔夫原形的揭露，则是在更短的三五年之内。判断任何人任何政党的实质，不是看他自己给自己穿上的漂亮衣服，不是看他自己给自己取的响亮的名字，而是看他的行为怎样，看他在实际上宣传的是什么。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所以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因此，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其中包括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的失败。自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上台起，苏联共产党已经开始逐渐变质。特别是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后期，尽管当时党的上层仍有雷日科夫、利加乔夫等一批竭力反对戈尔巴乔夫集团的领导人，下层也有很多要求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普通党员，但从整体和本质上说，此时的苏共已经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此时的苏共，亦非彼时的苏共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苏共垮台，亦不是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苏共垮台了，而是已经蜕变为社会民主党亦即资产阶级政党的“苏共”垮台。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自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开始脱离、背离、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苏共垮台，是值得庆幸的大好事。它以这一血的教训告诉世人，对于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执政党来说，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脱离、背离、背叛不得。这个自赫鲁晓夫始开始脱离、背离、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蜕化变质的“苏共”不垮，天不公、地不道。如果这样的主义、政党不及时失败、垮掉，苏联人民可能会进一步延长自己的阵痛。要深入研究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就必须首先界定清楚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社会主义和真假共产党这样一些基本概念。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抓住问题的本质。 四是一定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抓住决定事物性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能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表象地认识事物，若如是，则会像盲人摸象一样，各执一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有多种原因，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类。一是外因，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和平演变”和对其军事威胁与争霸。二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端。三是自赫鲁晓夫始对马克思主义和人民群众的脱离、背离乃至戈尔巴乔夫的最终背叛。以上三类原因中，第三类就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并是决定事物性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们在分析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时，抓住了这一主要矛盾，就很容易把其他矛盾缕清楚。 五是一定要正确认识因果关系，不要倒因为果，也不能倒果为因。唯物辩证法认为：①任何结果都是有原因的，没有无原因的结果。现象的因果联系是客观的、普遍的。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这一重大事件原因分析的唯心论、不可知论以及无所作为的思想，都是不对的。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中，一个重大事件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原因所形成的结果。②原因和结果的联系，不仅是客观的，而且是辩证的。原因与结果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原因与结果，首先表现为它们的对立性、排斥性。比如，苏共这个执政党党内出了问题，是这个原因引起了苏联的经济没有搞好、民族矛盾冲突、对美争霸等。而决不能倒果为因或倒因为果，说是由于经济没搞好等而党内出了问题。其次原因与结果又表现为它们的统一性。它们相互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比如，事物具备了一定的原因和前提条件，就必然产生一定的结果。1991年前后苏联所收获的“盛怒于土囊之口”的剧变“风暴”，正是苏共二十大播下的全盘否定斯大林之风并不断发展的结果。苏联党内特权阶层的出现，既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集团开始背离、背叛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的结果，又是人民群众对苏共进一步丧失信心的原因，以及最终从思想上、政治上形成一整套错误路线和政策的原因。 六是一定要把对事物的认识最终上升到理论，上升到对事物规律性的认识。苏东剧变的重大事实，迫使我们必须对其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这就需要在理论方面做许多工作。因为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找到正确的答案。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从一定意义上讲，可以看到这样一条明显的脉络：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出在苏联共产党党内，党内存在问题中，理论上的问题是发端。理论上出现问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党的主要领导人的理论素养，理论素养的低下则必然导致其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动摇。综观苏共历史，列宁是坚定、清醒而又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时期党的理论出现过问题，但所出的问题仍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到赫鲁晓夫时期，党的理论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尔巴乔夫，逐步完成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脱离、背离、背叛，所以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苏共垮台。 前些年，笔者与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交谈，向他请教苏联解体的原因。他说：“苏联解体前后，我正好在莫斯科。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戈尔巴乔夫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笔者不解。他又解释说：“试想，保罗二世今天宣布上帝不存在，明天的基督教世界将是什么模样？！”应该说，他讲得很有道理。 说苏联演变的发端是来自苏共党内的理论，那么，这是不是说，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该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找呢？不是。马克思主义明确告诉我们：要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这里就有三点分外值得注意。一是苏联社会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旧俄基础上孕育、突变而来的。旧俄一方面遗传给苏俄一定的生产力、资金和特定社会环境，从而规定其一定的发展并具有其特殊的性质。比如，无法跨越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以及赎买一些人的专长所必须实行的高额工资，等等。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大的生产方式、生产体系的冲击和影响。在战争年代，人们凭着坚定的信念，支持着顽强的奋斗。在和平时期，在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主动与被动打交道的过程中，尽管从综合国力上苏联与美国可以比肩，但由于所有制、分配方式及其生活方式的不同，使得一小部分所谓的社会精英，产生对西方世界少数人占有社会绝大部分财富的深深“爱慕”之情。三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手中握有的强大的物质财富即金钱的冲击。马克思说：“刺刀尖碰上了尖锐的‘经济’问题会变得像软绵绵的灯芯一样。” [76] 恩格斯明确作出这样的判断：“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 [77] 早在1918年12月，列宁的《在工人合作社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美国威尔逊之流“美元多得很，可以把整个俄国、整个印度以至整个世界都买下来”。 [78] 列宁还指出，收买就是整个问题的症结所在。1920年，列宁又指出：“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划分出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其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即使按最‘慷慨’和最夸大的计算，也不到五分之一），它们专靠‘剪息票’来掠夺全世界”；“这种大量的超额利润（因为它是在资本家从‘自己’国家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之外得来的）可以用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如果不懂得这个现象的经济根源，如果不充分认识这个现象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那么，在解决共产主义运动和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实践任务方面，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 [79]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这些论述令人深思。西方强国不仅用美元收买本国的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而且更加注重收买其他国家的“关键人物”。收买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据戈尔巴乔夫助手博尔金回忆说，戈在上台后不久，就从西方得到许多奖金、奖品、稿费，其个人账户上很快就有了一百多万美元。 [80] 2003年9月20日，笔者在莫斯科与历史学家、政论家罗·亚·麦德维杰夫交谈时，他说：“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个人都拿了西方的不少钱。我的一本厚书，在英国出版，得了2000英镑稿酬；在美国出版，得了1万美元。据我所知，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薄薄一本小书，在美国出版，却得了300万美元的稿酬。叶利钦的第一本书在西德出版，就得了40万马克；在英国出版，得了10万英镑。”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美元对苏联特权阶层的贿赂在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西方的吹捧和收买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彻底背叛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原动力之一；“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们”在苏共党内的出现，也是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西方世界收买的结果。列宁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81] 从这个意义上讲，“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们”是靠出卖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方式，而非分占有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劳动的。以上三点，可以说是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苏共执政党内产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经济根源。经过理论的剖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部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史，同样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并且是一部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史。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突出的事件。总结和分析这一最大的悲剧事件，我们起码应该汲取以下经验教训。 第一，必须坚持高度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工作，正确及时地反对各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理论非常重要。理论正确，党就坚强，政策就正确，思想就统一，经济就发展，社会就稳定。反之，党便涣散，政策便失误，思想便混乱，经济便停滞甚至倒退，社会便动荡。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从另一角度来说，错误的理论必然产生错误的行动。正确理论是革命的先导，错误理论是垮台灭亡的先导。重视理论的根本体现就在于勇于、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实际和时代的发展相结合，在不断出现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的情势中始终把握正确的方向。这就需要及时正确地反对各种教条主义。仅仅是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词句，不管具体情况和条件的变化去生搬硬套，我们可以把这称之为“东教条”；借口所谓情况和条件的变化，否定和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却把西方的种种理论奉为神明，按照西方的理论去进行“思维”和“创新”，我们可以把这称之为“西教条”；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西方理论都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主张从中国儒学等传统文化中找出路并以此为指导，我们可以把这称之为“古教条”。无论是“东教条”、“西教条”或是“古教条”，都在我们的坚决反对之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反对经验主义，都决不能忽视理论。如果以为正确的理论是空洞的、没有实际用处的东西，只有自己积累的实际经验才可靠，这必然也会或迟或早品尝到忽视理论的苦果。以上三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不同时候不同情况下会有各种不同的表现，但在一定时候一定情况下，往往会以一种错误倾向为主。我们应根据情况的不断变化，及时调整我们的相关政策。否则，在反对各种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过程中，就会陷入另一种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窠臼。 第二，必须坚持把最高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国家和民族的人的手里，并始终高度重视培养年龄结构合理的一批又一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任何重大事件及其后果，都不是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因为，人类历史演进的最终原因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而不同国家的生产力发展赖以进行的历史环境也对其产生作用，从而使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除此而外，每个特定的社会时代都需要自己特定的代表人物，如果没有这些人物，它也会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列宁和斯大林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突出代表，而戈尔巴乔夫这个特定的人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于苏联，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纯粹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但是，必然往往通过偶然开辟道路。这是因为，“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 [82] 苏共二十大及其以后的社会条件，决定了这个时候不出戈尔巴乔夫，也必然会有其他的替代者出现。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而历史的逆流，则会推拥出逆动的人物。戈尔巴乔夫们和叶利钦们，是几十年间苏共党内和社会上企图在苏联最终确立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力量的代表，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在苏共党内力量的代表。戈尔巴乔夫们和叶利钦们要最终在苏联消灭共产主义的动机，绝不是其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是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决定的。我们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曲折不会自己消除，光明也不会自动到来。两军对垒帅坐镇，从一定意义上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较量，是其各自政治力量的代表领袖间的较量。资产阶级十分重视培养和选拔自己的代表人物，我们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更加注重培养和选拔我们自己事业的代表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才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推动历史在曲折中不断前进，经过反复的艰难困苦的斗争，最终把逆历史潮流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 2010年4月底，笔者又一次率代表团访问了俄罗斯。4月28日在俄罗斯国家杜马与俄罗斯共产党代表座谈。参加座谈的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现俄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在谈到苏联解体过程中苏共领导层的责任与西方因素时，逐字逐句地引用了1991年11月18日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在美国休斯敦对出访美国休斯敦的一批苏联炼油和石化专家的公开演讲。此时的撒切尔刚卸任一年多，她曾在大学学过化学专业。撒切尔说：“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我讲的不是军事威胁。从本质上讲，军事上的威胁并不存在。我们这些国家装备精良，包括核武器。我指的是经济上的威胁。借助计划政策，加上独特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过去比我们高出一倍。如果再考虑到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地运营，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将我们挤出世界市场。因此，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制造其内部问题。”“主要的手段是将其拖进军备竞赛。”“我们的政策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利用苏联宪法上的漏洞。苏联宪法在形式上允许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只需凭着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简单多数）只要有意即可迅速脱离苏联。当然，由于共产党和强力部门的凝聚作用，长时间里这一权利实际上很难实现。但这一宪法漏洞还是给实施我们的政策留下了未来的可能。”“遗憾的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苏联的政治形势长期保持十分稳定。”“我们由此陷入了困境。不过，很快便得到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我们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是我的专家智囊的评估意见（我周围始终有一支很专业的苏联问题智囊队伍，我也根据需要促进和吸引苏联境内对我们有用的人才出国移民）。这个人就是米·戈尔巴乔夫。我的智囊们对此人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他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关系良好，因此，通过我们的帮助，他能够掌握大权。”“专家智囊中间围绕以下一个问题争论激烈、分歧很大：是否推举叶利钦作为‘人民阵线’的领袖，进而推选其进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接下来成为俄罗斯领导人（以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对抗）。智囊团多数人的意见是反对叶利钦的提名，考虑到他的过去经历和个性特点。”“不过，经过多次接触和约定，后来还是决定‘推出’叶利钦。”“在1991年‘8·19’事件期间，我们也给予了叶利钦以极大的支持。”“这样一来，事实上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了，不过在法律上苏联还存在。我负责任地告诉诸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 [83] 果然，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与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凯维奇在别洛韦日丛林签署了关于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这实际上标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苏联在事实上已经解体了，这距撒切尔演讲仅有20天。1991年12月25日，苏联正式解体，这距撒切尔演讲也只有一个月零七天。这又一次说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不仅特别注意培养自己的接班人，而且特别注意在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培养自己的代理人。这也又一次说明了毛泽东同志强调“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84] 的远见和正确，说明邓小平同志强调“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85] 的远见和正确，说明了在体制与人的关系上从一定意义上讲“关键在人”的深刻道理。 第三，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加强党内的监督。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7月，毛泽东主席在延安与黄炎培那段著名的谈话值得我们永远铭记。黄炎培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86] 毛泽东关于人人负起责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政治思想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和根本目的是人民当家做主，而人人负起责来则是达到这一根本目的的根本途径，舍此别无他途。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事业惟其艰难，就是真正让人人负起责来的艰难。全体党员不论职务高低，一律平等，均享有党章规定的直接或通过代表间接地处理党内所有事务，其中包括确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权利。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讲真话、实话、心里话。这就是要保障党员能够按照正常的组织程序，充分发表不同意见。党内对任何问题的讨论，应该是平等的，自由的。只要是从党的利益和工作出发，就要允许充分发表意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而在党内真正形成敢说真话、畅所欲言的良好政治氛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党内团结，有利于行动的高度一致。那种压制不同意见，搞一言堂的做法，是和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格格不入的。 第四，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时时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始终不变的价值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亿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我们始终不变的真理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是我们始终不变的动力观。我们是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有机统一论者，是价值观、真理观和动力观的有机统一论者。立场、观点、方法，价值观、真理观、动力观，全部有机统一到人民群众这一主体上。我们深知，离开群众，任何人、任何集团和政党，必然一无所成。群众中的个体是一滴水，一滴水很容易干涸，但一滴滴水汇聚在一起，便成溪成河，成江成海。对于各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歪风邪气和错误潮流，群众在一定条件下、一段时间内可能会无能为力，显得风平浪静，但在特定条件下，就有可能掀起巨浪，翻江倒海。正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久站立在人民这块大地上，我们才能永久成为力大无比的英雄安泰。 第五，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并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他们所阐发的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原理，我们必须坚持和遵循，而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87] 物质是运动的，情况是经常发生变化的。我们必须不断解放思想，及时进行改革，采取新的举措，以不断适应新的发展变化着的新形势。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各自的优秀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各种特有资源，这都需要我们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派，进行学习借鉴和引进；与此同时，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也十分需要被介绍到世界各地，并用我们的各种资源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互通有无、互利合作。这就需要我们必须长期坚持开放的政策。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任何国家关起门来搞建设都是不能成功的。正因如此，坚持改革开放应是我们长期坚持不变的强国战略。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改革开放确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这就是方向道路的问题。我们的改革开放，都必须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巩固与自我完善，必须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提高。因此，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独立自主，高度珍惜并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国家独立自主的权利。否则，就会如邓小平所说，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第六，必须坚持高度警惕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阴谋。从一定意义上讲，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就是要正确处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这里所讲的，不仅是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指，战争与和平各自独立形态时内部的相互关系。巴黎公社革命，揭开了全人类解放事业的新篇章。但由于无产阶级自己的仁慈和天真，没有处理好战争问题，结果惨烈地失败。无产阶级深刻地汲取了这一教训，此后，社会主义的苏联取得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中国和朝鲜、越南又先后取得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胜利。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无产阶级在处理战争问题时，由于人民群众和正义的强大力量，往往比较得心应手。但在处理和平问题时，即在对付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问题时，却往往缺乏经验，结果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这样重大悲剧的出现。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总统威尔逊便宣称：“民主”是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国内秩序，由此当然也能普及于国际秩序；“新的自由民主”将是美国“重要输出品之一”；要确保民主在全世界通行无阻。二战结束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凯南和国务卿艾伦·杜勒斯先后提出“和平演变”的理论。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之时，杜勒斯即规划说：“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的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步抹去他们的存在”；“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恣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沓推诿将被视为善举，而诚信和正派将被人耻笑，变成人人所不齿和不合时宜的东西。无赖和无耻、欺骗和谎言、酗酒和吸毒、人防人赛过惧怕野兽、羞耻之心的缺失、叛卖、民族主义和民族仇恨，首先是对俄罗斯人民的仇恨——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方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 [88] 但美国当局重视不够。美国在经历主要运用“硬实力”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失败之后，便进一步知晓“民主、自由、人权”等“软实力”的重要性。这一转折发生在尼克松政府时期。1968年底，尼克松当选为美国第37届总统。此时的美国在世界上30个国家驻军100万，对全世界近一百个国家提供军事或经济援助，特别加上已陷入近六年的越南战争，其财政经济状况逐渐衰落，国际收支发生危机，从而不堪重负。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在其就职演说中说：“经过一段对抗时期，我们正进入一个谈判时代”，“历史所能赐予我们的最大荣誉，莫过于和平缔造者这一称号”，“我们邀请那些很可能是我们对手的人进行一场和平竞赛”。 [89] 此后的美国历届政府越来越重视对其“软实力”的运用。这才有皇皇苏联的解体与庞大苏共的垮台。从此，美国各届政府与其他各国特别是大国、强国打交道之时，便更加重视“软实力”的运用。 自1991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至今，已近20年。国际社会研究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论文、专著以及回忆录浩如烟海，其中不少学者强调西方特别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苏联解体的“贡献”。1995年出版的俄罗斯作家、民族主义者、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О.А.普拉托诺夫的《俄罗斯荆棘之冠：共济会历史，1731～1995年》一书就是其中之一。与其他研究人员不同的是，该书作者从世界共济会秘密组织在苏联境内恢复活动入手，研究美国对苏联实施和平演变的进程。该书通过大量事实讲述了世界共济会秘密组织和美国情报机构斥巨资在苏联寻找和培养利益代理人的详细情况，以及美国利益代理人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此著作我们正在筹备翻译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马维先研究员先翻译出了相关章节。相关章节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共济会高层成员、未来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曾提出：“战争将结束，一切都会得到解决，一切都会安排好。而我们将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援助或资金用于对人们的愚弄和哄骗。”这些章节相关材料还表明，自1945年至1994年，原苏联和俄罗斯加入共济会组织或其他为实现共济会目标而成立的组织（如三边委员会、“大欧洲”委员会、国际俄罗斯俱乐部等）的人员有440多人，M.戈尔巴乔夫、A.雅科夫列夫、Э.谢瓦尔德纳泽、Б.叶利钦等均榜上有名。他们中的不少人不仅是忠实的美国利益代理人和毁灭苏联的骨干力量，还在苏联解体后成为叶利钦政权的中坚。另一部重要著作就是2009年8月由我国新星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彼德伯格俱乐部——操纵世界的影子集团》。该书作者丹尼尔·伊斯图林是俄罗斯裔的加拿大学者，他曾经十多年持续跟踪研究建立于二战以后的1954年的、已经活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彼德伯格俱乐部。书中披露了该俱乐部千方百计试图操纵世界事务、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服务的相关活动。书中披露，当时任美国阿肯色州州长的比尔·克林顿出席了1991年6月6～9日在德国巴登—巴登召开的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第二年，他即被选为美国总统。但在会议一结束，他即赴莫斯科秘密会见了气数已尽的戈尔巴乔夫总统的重要内阁成员、当时任苏联内务部部长的瓦季姆·巴卡京。尽管戈尔巴乔夫在选举中败北，但巴卡京却在叶利钦的内阁中担任了克格勃最高长官的职位。克林顿也允诺叶利钦，如果他赢得选举，俄罗斯的战舰将在美国所有海军基地拥有加油及其他优先权。克林顿宣誓就职后，果然履约。 [90]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西强我弱局面有可能较长时期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将长期并存，有合作、有竞争，同时有激烈的较量。两种制度的根本战略目标不可能共赢。因此，我们在高度警惕西方在对我运用“硬实力”的同时，更应高度警惕对我运用西化、分化的“软实力”、“巧实力”。我们还应特别注意到，在新的形势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软实力”中“金融操纵”、“意识操纵”、“非政府组织渗透”、“信息干扰”等新武器的新作用。 我们深信，俄罗斯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俄罗斯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故乡绝对不会长久沉寂。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这一巨大历史灾难，必将以俄罗斯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新的巨大的历史进步为补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随着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的国际垄断资本占有这一全球范围内的基本矛盾的日益加深（2008年9月肇始于美国的并且至今仍未见底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又一个有力的见证），并有着苏共亡党、苏联解体这一难得的反面教材，历史车轮的前行，总会碾过一个个帝国的废墟，人类历史必将在曲折的苦难中逐步迎来又一个绚丽多姿和无比辉煌的春天。 （2010年12月） * * * [1]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增订再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105页。 [2] 总撰稿：李慎明（署笔名：肖黎）。撰稿：李小宁、葛幼力、邱建、郝一星。 该片顾问：陈奎元、张全景、刘峰岩、郑科扬、李慎明、全哲珠、杜学芳、李成仁、马俊清、蒋振云、李意珍。 总监制：李本刚、肖建国、周殿富、王京生、陈之骅。 总策划：潘家华、朱锦昌、邢世杰、胡驰、邵中和、陈君、刘奇光。 理论提供：李慎明、陈之骅、吴恩远、邢广程、李正乐、王正泉、张树华、于洪君、郭春生。 总编导：李荃、刘树人。 该片由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研究”课题组、中央纪委、中国方正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联合摄制，解放军艺术学院电视艺术中心承制，2006年6月出品。 [3] 莫蒂默·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编《西方思想宝库》，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第1166页。 [4]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322页。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80页。 [6]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2003，第1910页。 [7]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新华出版社，2008，第166页。 [8] 谭索：《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的毁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449页。 [9]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下同），第23卷，第61～62页。 [10] 孙力舟：《俄大规模私有化导致失业 使成年男子死亡率上升》，搜狐新闻，2009年1月20日（http：//news.sohu.com/20090120/n261860206.shtml），原载于《青年参考》。 [11] 符·伊·多博林科夫：《全球化与俄罗斯：社会学的分析》，俄文版，莫斯科，2006，第339页。Добреньков В.И.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и Россия：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М.：ИНФРА М，2006.С.339. [12] 1994年3月29日《真理报》。 [13]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新华出版社，2008，第372页。 [14]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新华出版社，2008，第374页。 [15] 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第100～111页。 [16] 帕·波·鲁齐利娜：《90年代独联体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摘要）》，《黑河学刊》1995年第2～3期，第89页。原载于俄罗斯《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94年第5期。 [17] 参见小林、陈弘：《东欧国家近年经济状况的一些数字》，《俄罗斯研究》1995年第5期，第57页。 [18] 刘淑春、吕薇洲、马细谱：《苏东剧变以来的保加利亚——与保加利亚学者座谈纪要》，《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9期，第35页；第10期，第34页。 [19] Desarrollos Macroeconómicos de Cuba en las Décadas de los Años 80 y 90（http：//www.redem.buap.mx/t2font.html）. [20] “Informe Económico 1994”，Banco Nacional de Cuba，C.Habana，agosto de 1995，anexo 1. [21] Raúl Hernández Castellón*，“SIGLO XX：BREVE HISTORIA SOCIOECONOMICA Y POLITICA DE UBA”（http：//sociales.reduaz.mx/art_ant/historia_de_cuba.pdf）. [22] 埃菲社哈瓦那2008年1月27日电。 [23] 孟庆义、刘蕾：《朝鲜真实的经济状况》，乌有之乡网站，2007年11月6日（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0711/26836.html）。 [24] 《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007年3月29日。 [25] 《美国贫困人口不断增加》，路透社华盛顿2008年11月17日电。 [26] 刘志军：《全球化削弱人类安全》，2006年5月2日《环球时报》。 [27] 山南：《法国陷入“集体性贫困”》，2008年12月5日《国际金融时报》。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81页。 [29] 《邓小平年谱》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1332页。 [30]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13页。 [31]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91页。 [32]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9，第263页。 [33]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33页。 [34] 《邓小平年谱》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1332页。 [3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 [3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0页。 [37]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2页。 [38]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2～43页。 [39]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230页。 [40] 《普京执政八年，没有颠覆而是改造了俄罗斯》，2008年2月1日《俄罗斯报》。 [41] 〔俄〕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2，第20页。 [42] 《列宁全集》第42卷，第224页。 [43] 《列宁全集》第42卷，第223页。 [44]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32页。 [45] 《列宁全集》第43卷，第290页。 [46] 《列宁全集》第43卷，第88页。 [47] 《列宁全集》第42卷，第231页。 [48] 《列宁全集》第42卷，第231页。 [49]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 [50] 《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5，第260～262页。 [51] 〔苏〕鲍·尼·波诺马辽夫主编《苏联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60，第438页。 [52] 〔苏〕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第453页。 [53] 安·米·潘克拉托娃：《苏联通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第592页。 [54] 〔苏〕鲍·尼·波诺马辽夫主编《苏联共产党历史》，第440～441页。 [55] 〔苏〕鲍·尼·波诺马辽夫主编《苏联共产党历史》，第462页。 [56] 〔苏〕鲍·尼·波诺马辽夫主编《苏联共产党历史》，第464页。 [57] 基姆主编《社会主义时期苏联史（1917～1957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第439页。 [58]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238～241页。 [59] А.舒宾：《关于苏联历史十个荒诞的说法》，莫斯科，2007，第348～349页。 [60] 谭索：《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的毁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609页。 [61]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第369页。 [62] 参见基姆主编《社会主义时期苏联史（1917～1957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第750～752页。 [63] 〔苏〕鲍·尼·波诺马辽夫主编《苏联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60，第652页。 [64] 〔苏〕鲍·尼·波诺马辽夫主编《苏联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60，第744页。 [65] 〔苏〕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第467页。 [66] 〔苏〕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第469～470页。 [67] 参见吴恩远《苏联史论》，人民出版社，2007，第120页。 [68] 参见吴恩远《苏联史论》，人民出版社，2007，第117、121页。 [69] 参见吴恩远《苏联“大清洗”问题争辩的症结及意义》，《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176页。 [70] 《俄国人为什么怀念斯大林》，2010年3月1日《南方周末人物》，http：//xian.qq.com/a/20100228/000053.htm。 [71] 〔苏〕费·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俄文版，莫斯科，2000，第396页。 [7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573页。 [7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第283页。 [74]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页。 [7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76页。 [7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543页。 [7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第647页。 [78] 《列宁全集》第35卷，第346页。 [79] 《列宁选集》第2卷，第581～582页。 [80]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第4页。 [81]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1页。 [82]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264～265页。 [83] 记录人：谢·尤·巴甫洛夫，http：//www.contrtv.ru/print/2025/，http：//derzava.com/art_desc.php？aid=425。 [84]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8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 [8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719～720页。 [8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48页。 [88]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新华出版社，2008，第1～2页。 [89] 《理查德·尼克松第一次就职演讲（译文）》，东方博客，2006年3月25日（http：//chouky.blog2.cnool.net/Article/2006/03/25/197380.html）。 [90] 〔加〕丹尼尔·伊斯图林著《彼德伯格俱乐部——操纵世界的影子集团》，新星出版社，2009，第58～59页。 第一章 苏共兴衰的历史轨迹 苏联共产党曾是世界上影响最大、存在时间最久、执政时间最长的共产主义政党。它从1898年成立起至1991年自动解散为止，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其中执政时间长达74年。苏联共产党成立时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形成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大派别。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属于主流派，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1912年布尔什维克在组织上与孟什维克分裂后成为一个独立政党，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18年3月起，改称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2年苏联成立后，在1925年12月举行的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党的名称改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在1952年举行的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又通过决议，将党的名称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苏联共产党在其漫长的发展和执政过程中，曾经取得过震惊世界的辉煌业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党内各方面的消极因素不断增长和积淀，直至最后不仅失去了政权，而且也毁灭了自身。今天，在苏共从历史上消失了近二十年以后，回顾其兴衰的历史轨迹，特别是总结其执政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我们以史为鉴，居安思危，更好地前进。 第一节 一个新型的革命政党 苏联共产党是一个具有光荣历史传统的无产阶级政党。它创建于世界历史上重大的转折时期。当时，包括俄国在内的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与此同时，时代的特征也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世界由相对和平发展的时代转变为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当时，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政党内部的修正主义思潮广为泛滥。它们主张搞和平改良和走议会斗争道路。这样的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完全不合时宜。时代呼唤新型的革命政党。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布尔什维克党便横空出世，应运而生。它的出现，根本改变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面貌，使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产生了崭新的前景和希望。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以后，在它的伟大领袖，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的领导下，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进行了科学的创新，终于在俄国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破天荒地（如果不算只存在了72天的巴黎公社的话）成为第一个在一个民族国家内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 一 19世纪末期国际工人运动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改良还是革命 从19世纪70年代起，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建立了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最早建立的是1869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 [1]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在一国范围内建立起来的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也是当时国际工人运动中最大和最具有代表性的政党。继德国之后，在奥地利（1874年）、葡萄牙（1875年）、丹麦（1876年）、西班牙（1879年）、法国（1879年）、荷兰（1881年）、意大利（1882年）、英国（1884年）、比利时（1885年）、美国（1897）等国也先后建立了无产阶级政党或团体。到80年代末，欧美已有16个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政党。 [2] 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在和平条件下进行活动，主要通过议会斗争、报刊宣传、组织工人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想，捍卫无产阶级群众的民主权利和物质利益。在无产阶级政党普遍成立并积极开展活动以及国际联系日益加强的基础上，在恩格斯的直接领导和推动下，1889年7月在巴黎举行了有22个国家的393名代表参加的国际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大会主要讨论了国际劳工立法和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斗争任务等问题，并通过了每年5月1日举行庆祝国际劳动节活动的决议。这次大会标志着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新的国际联合组织——第二国际的诞生。 [3]

第二国际活动初期，内部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三个派别。马克思主义首先与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斗争。无政府主义以极左的面貌出现，不仅反对一切形式的社会改良和合法斗争，而且崇尚个人恐怖活动。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揭露和批判下，它终于受到了第二国际和各国党内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和广大工人群众的唾弃。第二国际活动后期，各国党内的改良主义思潮进一步发展。在改良主义者看来，无产阶级只要在资本主义统治下争取不断改善物质待遇就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议会斗争，在合法范围内开展宣传和组织活动。改良主义者不仅在实践中竭力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而且在理论上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是一种以“修正”马克思主义为名，实际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进行歪曲和篡改的机会主义思潮，因而被称为“修正主义”。 [4] 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思想表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德华·伯恩施坦便是该党和第二国际内部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他在1896～1898年间，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题目发表了一系列文章，1899年又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在这些著述中，他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全面系统的“修正”。在哲学上，他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鼓吹新康德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他否定剩余价值学说，认为垄断组织可以消除资本主义危机；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他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主张把社会民主党改变成改良主义的党。他的名言“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 [5] ，是修正主义理论观点和思想方法的集中概括。修正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在德国出现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同时，在其他一些国家，如法国、英国、奥地利等国的党内也出现了修正主义的思潮和派别。修正主义的出现和滋长，麻痹了一部分工人群众的革命意志，严重削弱了党的力量。伯恩施坦的思想得到了第二国际和各国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响应和支持。 与此同时，在第二国际和一些主要国家的党内，也出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原则的左派。他们与修正主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站在这一斗争最前列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翼领导人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在1899年写的《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包括信用、垄断组织、交通通讯等方面的迅速发展，不仅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危机，反而使危机进一步加深，因此，企图通过争取议会多数走向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民主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议会是资产阶级统治劳动人民的工具。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才能实现社会主义。除了罗莎·卢森堡以外，还有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德国的奥·倍倍尔、法国的保·拉法格和俄国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等，也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进行了批判。 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内部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发展，是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历史大背景密切相关的。改良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对19～20世纪之交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时代特征的转换没有正确的认识。他们被包括垄断组织在内的一些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现象所迷惑，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已经消失，它的本质已经发生变化。因此他们断言，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无产阶级可以不经过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他们没有看到，正是由于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对重新瓜分殖民地的要求，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各种矛盾更加激化。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或者是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各国人民的矛盾和斗争，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都达到了空前激化的程度。这种矛盾激化的形势，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沉寂了大约30年之后出现了新的高涨，同时结束了以资本主义和平发展与稳定为特征的时代，开始了以革命与战争为特征的新时代。这种矛盾激化的形势同时也表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并没有过时，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理论仍然是正确的。19～20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这场争论的焦点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否已经“过时”？在新形势下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应当是革命还是改良？当时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和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面临着这一历史的抉择。 二 布尔什维克党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诞生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比欧美一些主要国家要滞后得多，但是到了19～20世纪之交也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在这一时期，俄国工人运动内部同样存在着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存在着革命与改良两条路线的斗争。所不同的是，由于工人运动起步较晚，俄国尚处在创建工人阶级政党的时期。 俄国最早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是“劳动解放社”。它成立于1883年，领导人是俄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格·瓦·普列汉诺夫。 当时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创建工人阶级政党的主要障碍是民粹主义。因此，“劳动解放社”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揭露和批判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19世纪后半期俄国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它崇尚农民，相信农民具有共产主义的“天性”，认为只要发展农村的“村社”制度，俄国就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民粹主义者强调俄国发展的独特道路。他们否认俄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否认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革命阶级，以及它在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领导作用。民粹主义者号称崇尚农民，但却轻视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把他们称之为“群氓”，认为只有知识分子出身的“英雄人物”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的成员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重要著作，如《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哲学的贫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散发到俄国各地。普列汉诺夫还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著作，阐发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批判民粹主义的错误理论。其中最著名的有《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1883年）、《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年）、《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895年）等。这些优秀的著作培养了俄国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劳动解放社”的贡献还在于它在1883年和1885年先后为俄国社会民主党拟定了两个纲领草案。尽管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包含了一些民粹主义的错误观点，但基本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特别是第二个纲领，受到了列宁的称赞，为后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制定正式纲领打下了基础。总的来说，从1883年到90年代中期，尽管马克思主义已经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但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工人运动还没有结合起来。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作为一个政党当时还处在胚胎发育的过程中”。 [6] 在俄国，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是同弗·伊·列宁的革命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劳动解放社”成立的那一年，列宁刚满13岁。1887年，列宁在喀山大学学习期间就开始参加革命活动。他除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外，还从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里汲取了丰富的营养。1889年，列宁在萨马拉组织了当地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1893年移居彼得堡，开始领导首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4年，列宁发表了他的名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在这部著作中，列宁对民粹主义的经济理论、政治纲领和整个世界观进行了深入的批判，第一次提出了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和工农联盟的问题。列宁还论证了在工人运动中注入社会主义思想和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必要性，认为只有在一个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领导下，无产阶级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1895年，列宁将彼得堡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成一个统一的组织——“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在列宁的领导下，“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组织了彼得堡工人的罢工运动，同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把工人阶级实现经济要求与反对沙皇统治和资本主义剥削的政治斗争结合了起来。因此，“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被列宁称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萌芽。 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与工人运动结合取得初步成就的基础上，1898年3月在明斯克秘密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六个地方组织 [7] 的九名代表。大会宣布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并通过了一系列建党原则，选出了由三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大会发表了一份《宣言》，宣布党的宗旨是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为此，首先要推翻沙皇专制统治，争取民主和政治自由，同时还指出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是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宣言》强调指出，俄国无产阶级是唯一的“解放者阶级”，它将领导全国人民“摆脱专制制度的桎梏，用更大的毅力去继续同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作斗争，一直斗争到社会主义全胜为止”。 [8]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使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深受鼓舞。从此，各地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都开始称自己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当时正在西伯利亚流放地的列宁得知这一消息后兴奋地对他的战友说，从今以后他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了。 [9] 党的成立也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但是，由于党的一大并没有制定党的纲领和章程，而且在大会以后三名中央委员中的两名，以及多数与会代表先后被捕，各地的党组织基本上仍处于分散状态。所以，党实际上还没有建立起来。尽管如此，党的一大仍然具有历史意义，是俄国无产阶级在创建自己的革命政党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很长时间以来，国内外的一些著作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大往往一笔带过，甚至根本不提，而直接把二大作为党的开端，这是不妥的。应当实事求是地指出一大的历史地位。 进入20世纪以后，俄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矛盾进一步尖锐。1900～190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在俄国表现得特别严重。工人运动的浪潮不断高涨。全国主要城市都建立了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和小组。当时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内部出现了一个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它认为，工人只需要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而斗争，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而政治斗争，除了争取劳动立法外，则是资产阶级的任务。“经济派”崇尚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认为工人运动自己能够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意识，不需要从外部进行灌输。基于以上两点，“经济派”认为无产阶级没有必要建立独立的革命政党。“经济主义”是国际机会主义在俄国的表现，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变种。列宁在一系列文章，特别是在《怎么办？》一书中，对“经济派”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列宁指出，工人阶级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善出卖劳动力的条件，而是要根本消灭迫使自己出卖劳动力的剥削制度，为此，工人阶级必须联合起来，以革命的手段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然后开辟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列宁还认为，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只能加强资产阶级思想对工人的影响。因此，必须加强对工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他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10] 为了贯彻正确的建党路线，准备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等人于1900年在国外一起创办了《火星报》。列宁是编辑部的主要成员。他在创刊号上发表的社论《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报纸的主要任务是在俄国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在1900～1903年间，《火星报》发表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仅列宁的文章就有50余篇），并且努力把各地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进一步联合起来。《火星报》还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制定了一份纲领草案。 1903年7～8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先后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举行，主要议题是制定党纲、党章和选举党的领导机构。在会上，“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联盟”（即“崩得派”）像在党的一大上那样，提出要承认它是党内的一个自治组织。这实际上是要搞党内联邦制。列宁及其拥护者坚决反对这一要求，认为必须按集中制原则建党。列宁认为，这是关系到在多民族国家里建立革命政党的一个原则问题，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问题，这是不能妥协的。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是为各被压迫民族的共同解放而斗争的组织，如果在党内强调民族特征，必然会削弱它的力量。最后，“崩得派”的要求以46票反对、5票赞成被否决。代表大会经过逐条讨论，在一票弃权的情况下通过了《火星报》提交的党纲草案（仅作了少量的文字修改）。讨论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一些代表反对在党纲中提出这一点，根据是西欧各国社会党的纲领中都没有提这一点。此外，在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上也进行了争论。一些代表反对把民族自决权列入党纲；另一些代表表面上不反对民族自决，但同时又提出所谓的“民族文化自治”，企图以此取代前者。还有一些代表不同意把农民问题列入党纲。他们否认农民的革命性，反对工农联盟。大会通过的党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个重要历史文献。它明确地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通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最低纲领，即当前的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实现各民族完全平等和民族自决权，彻底消灭农村中的农奴制残余。 在讨论和制定党章时，《火星报》的代表发生了重大的分歧。列宁提出的第一条条文是，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参加一个党的组织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而马尔托夫提出的条文虽然认为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是党员的必需条件，但不认为必须参加一个党的组织。这是一个原则性的分歧。列宁认为，党员如果不参加一个党的组织，党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有组织、有纪律、能战斗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只能是像第二国际各国党那样的松散的议会党。马尔托夫的条文基本上是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章中搬来的。由于一些不坚定的《火星报》分子的支持，大会通过了马尔托夫的条文。不过，这只是机会主义者取得的一个局部的胜利。在讨论党章的其他部分时，列宁提出的原则都得到了通过。 在选举党的领导机构时，由于七名机会主义者 [11] 中途退出大会，列宁及其支持者取得了多数。选出的三名中央委员都是列宁的拥护者。当选为党的机关报《火星报》编委的是列宁、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但马尔托夫拒绝担任这一职务。于是拥护列宁的人便被称为“多数派”（俄文为“布尔什维克”）；而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反对列宁的人则被称为“少数派”（俄文为“孟什维克”）。 [12] 这样，党在二大结束时便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派别。 [13] 党的二大通过了体现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的党纲、党章，特别是在党纲中载入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执行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机构，从而揭开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历史上崭新的一页。它标志着在俄国出现了一个与第二国际大多数修正主义的党完全不同的新型革命政党——布尔什维克党。列宁是这一新型政党的主要缔造者。列宁后来指出：“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 [14] 三 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对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的伟大创新 布尔什维克党成立后不久，就发动并领导了1905～1907年的俄国革命。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布尔什维克党及时地在1905年4月举行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党在民主革命中正确的策略路线。其要点是：革命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民主革命胜利后要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 [15] 后来列宁在他的名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全面论证了这一策略路线。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党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经受了考验和锻炼。工人群众在革命期间创造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不仅是领导武装起义的机关，而且是工农民主专政的萌芽，是后来苏维埃政权的雏形。列宁把1905～1907年革命称作是1917年革命的一次总演习。他说：“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1917年的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和十月无产阶级革命都是不可能的。” [16] 1917年2月，俄国人民取得了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实现了布尔什维克党战略目标第一阶段的任务。但是革命的果实落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里。 [17] 这个政府坚持要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帝国主义战争打下去，并且拒绝解决土地问题。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明确指出，要彻底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同时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1917年4月，列宁提出了著名的《四月提纲》。这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指出了布尔什维克党当前的任务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制定了党在这个革命历史关头的政治、经济纲领和方针、政策。《四月提纲》还指出，俄国无产阶级政权组织的最好形式不是议会制的共和国，而是“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 [18] 这是列宁根据巴黎公社创造的国家类型，总结俄国两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验得出的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这个文件发表后，遭到其他政党的攻击自不必说，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也有反对意见。时任中央委员兼《真理报》编委的加米涅夫认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没有成熟。他否认社会主义可以在俄国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因此，他反对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决裂，支持孟什维克提出的对临时政府进行监督的建议。党的另一位重要领导人李可夫也反对《四月提纲》，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应当发生在工业发达的国家。经过列宁深入细致的工作，在4月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四月提纲》终于得到了全党的认同。 1917年4～7月，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由于对外坚持帝国主义战争和对内继续镇压革命群众而先后陷入了三次危机。这三次危机，特别是7月发生的第三次危机表明，绝大多数工农群众已经因为对临时政府完全绝望而站到了布尔什维克党一边，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在这种形势下，布尔什维克党果断地发动了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并且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袖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勇于创新的伟大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他们同时又认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有条件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19] 这个论断的“实质是指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如果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改变生产关系的社会革命的基本条件就已经具备了”。 [20]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当时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生产关系已经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条件业已具备。在那里，不仅现代化大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无产阶级人数在全国人口中占大多数，而且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达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容纳”的程度。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发生。与此同时，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还指出，鉴于资本主义建立的世界市场“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 [21] ，因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在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才能取得胜利。恩格斯直到逝世前不久仍坚持这一观点。他在1892年写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英文版导言中说：“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仅仅取决于英国。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保证胜利。” [22] 列宁在20世纪初期新的历史条件下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他指出，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时代，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国际局势，社会主义可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薄弱环节，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胜利。列宁还进一步指出，基本上由于同样的原因，社会主义在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列宁在1915年写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 [23] 次年他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又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 [24] 这是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这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理论。 从上述理论出发，列宁对俄国的国情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他认为，当时俄国虽然只是一个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只占40%左右，工人总人数（根据近年来俄罗斯学者提供的资料）大约只有1300万（其中血统工人仅为280万左右，其余为刚离开农村的第一代工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俄国无产阶级人数虽少，但它分布相对集中（约50%的工人集中在1000人以上的大企业中）。俄国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比欧洲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深重得多。俄国工人受到资本家和封建地主的双重剥削和压迫。据当时的法律规定，成年工人每天劳动时间为11.5小时。工人的月工资以1904年圣彼得堡的普梯洛夫工厂为例：一般工人为48.46卢布，工长为59.47卢布，壮工仅18.59卢布，而首都的最低生活费单身男工每月为21卢布，女工为17卢布，工人家庭为32～38卢布。 [25] 工人的经济状况可见一斑。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条件是否成熟，不仅要考虑经济条件，还要考虑政治条件。俄国无产阶级人数虽少，但它分布相对集中，组织性和革命性较强，与广大农民的联系密切，而且更重要的是有一个成熟的革命政党——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这些都是俄国工人阶级独具的优势。列宁还看到，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对革命十分有利。已经进行了三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俄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可是，无论是沙皇，还是后来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都发誓要把这场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到底；而当时各个小资产阶级政党都支持资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坚决反对这场战争，因而受到了全国革命群众的拥护。从国际范围来说，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集团在战争中互相厮杀，削弱了力量，使得俄国无产阶级有可能在俄国这个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突破而取得革命的胜利。列宁在1917年8月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说：“三年来的战争把我们向前推进了三十来年”；“战争异乎寻常地加快了事态的发展，令人难以置信地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危机”。 [26] 当时，社会主义者队伍中的一些教条主义者对在俄国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表示怀疑和反对。他们污蔑列宁是“民粹主义者”，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针是“冒险主义的空想”。但是，列宁坚定而果断地认为，不能死抱着马克思主义本本上的教条不放，而是要抓住有利的形势，发动俄国无产阶级不失时机地夺取政权。 对于这一重大的策略思想和伟大的历史抉择，列宁后来在他的《论我国革命》一文中阐发得十分透彻。他在这篇文章中承认，社会主义革命需要有达到一定发展水平的经济基础；但是认为，从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可以变更通常的历史发展顺序：先夺取政权，后建设物质文明。他写道：“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27] 他还进一步总结道：“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28] 列宁提出这一理论表明：“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完善一直都伴随着对教条主义的批判。”“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长期坚持和实践运用，必须与具体的历史条件、具体的国情和具体的实践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科学社会主义才具有生机勃勃的活力。” [29] 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对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十月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一 党在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成功探索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布尔什维克党成为执政党。对于如何在俄国着手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唯一的办法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结合本国实际进行探索。 在创建苏维埃政权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布尔什维克党并不是一党统治的，而是与小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联合执政。这个政党代表了俄国农民的利益，受到他们的支持。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前，布尔什维克党就与从社会革命党内分化出来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二月革命以后，他们反对与资产阶级联合，反对参加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主张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他们参加了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的领导机构——军事革命委员会和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1917年12月，他们正式建立了独立的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有七名党员在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担任了部长，还有更多的人担任了各部的副部长和参加了各地方政府，甚至在“契卡”中也有一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任副主席。他们都不是挂名，而是有职有权的。1918年3月，因为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他们退出了政府，以示抗议。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仍然留在一些政府部门（包括“契卡”）以及中央和地方各级苏维埃中工作。直到1918年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因为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农村政策，以恐怖行动的方式炸死了德国驻俄国大使，接着在莫斯科等地发动了反对政府的武装叛乱，从而使两党的关系彻底破裂。布尔什维克党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合作时间虽然不长，但却是布尔什维克党在社会主义政权建设探索过程中的重要一页。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布尔什维克党立即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布尔什维克党清醒地看到，要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经过一个过渡时期，采取一系列过渡的措施。受党中央的委托，列宁撰写了一份《关于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的提纲》。1918年4月26日，党中央全会讨论并一致通过了这份提纲，同时决定以列宁的具名文章形式公开发表，发表时题为《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这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个重要的纲领性文件，反映了党对如何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初探索。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明确指出：俄国无产阶级当前主要的中心任务已由“夺回俄国”转变为“管理俄国”。 [30] 列宁指出，俄国是在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的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党的政策必须从这一特点出发。这多种经济成分是：“（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 [31] 其中占优势的是小商品生产，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 [32] 因此，列宁认为，目前苏维埃政权在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任务不是“继续用赤卫队进攻资本”，不是继续进行国有化，而是大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而不通过我们尚未到达的这个‘前阶’，就不能走进社会主义的大门”。 [33] 与此同时，还要建立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全民统计的监督。只有通过这种办法来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对资本主义和小商品经济的领导，实现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同时也使工人阶级学会管理的本领。列宁还特别强调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把提高劳动生产率放在首位。这是社会主义经济战胜资本主义经济最根本的条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具体办法是组织劳动竞赛，实行计件工资，加强劳动纪律，反对平均主义，还要在培养自己的技术干部的同时，充分利用资产阶级技术专家和学习他们的现代化企业管理经验。列宁说：“不利用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和文化成就便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 [34] 他又说：“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 [35] 上述计划，尽管还很不完整，但反映了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后不久，从本国国情出发对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可是，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不是凭良好的愿望就能实现的。当布尔什维克党的上述计划刚开始付诸实行之时，爆发了国内战争。国内外反动势力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发动了武装进攻，企图把它扼杀在摇篮里。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为了保卫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后来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的一系列严厉的社会、经济政策。这一政策的核心内容是实行“余粮收集制”，要求农民无偿地交出全部余粮。“凡有余粮而不把余粮运到收粮站者一律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判处10年以上的徒刑，没收全部财产，永远驱逐出村社。” [36] 为了征粮，组织了武装的工人征粮队和贫农委员会。在实行“余粮收集制”的同时，加速了企业国有化进程，不仅包括大型企业，还包括中型和部分小型企业。所有这些企业都交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下设的各总管理局集中领导。“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还包括在全国取消私人贸易；对产品，包括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实行统一分配；实行实物工资等。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为赢得国内战争的胜利发挥了不容低估的积极作用，因而被列宁称作“是一种功劳” [37] ，但是把它作为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条道路则是完全错误的。当时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有一些人，包括一些领导人，在执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过程中滋长了一种幻想，以为这样的强制政策不仅能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且还可能直接建立起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他们教条式地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设想，企图把“战时共产主义”作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因而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本来是为了应对国内战争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可是在战争临近结束的1920年底，反而进入实施的一个高潮。这既反映了党内一些人对共产主义缺乏科学的认识，也反映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对如何从战争的、强制的工作方式转变为和平的、管理的工作方式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具体的办法，因而还有待进一步探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顾客观条件继续强行贯彻的结果，引起了广大农民和工人的强烈不满，甚至激发了一些部队的哗变。 面对这种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布尔什维克党于1921年3月召开了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在政治报告中总结了党在领导国家从战争向和平建设过渡中出现的错误和教训，提出应立即废除余粮收集制，代之以粮食税。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这是一项新的经济政策，是布尔什维克党找到的一项“无疑更能为农民接受的经济政策”。 [38] 粮食税是新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农民不仅减轻了负担，而且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余粮。此外，新经济政策还包括陆续出台的允许私人占有中小企业；准许农民出租土地和雇工；恢复自由贸易和重建商品货币关系；实行租让制和租赁制等。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①依靠物质利益这一推动力来刺激广大劳动者，首先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②利用商业、市场和商品关系来建立城乡经济联系；③承认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充分发挥商品经济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作用；④改善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保证国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大大提高了农民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对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探索，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它表明了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在进一步成熟。 二 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联共（布）领导的一次社会主义制度创新 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苏联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致从1928年起，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联共（布）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方针和政策。新经济政策被中止执行，同时逐步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因为它是在斯大林领导下创立的，所以人们也简单地称之为“斯大林模式”。这一模式的主要特征是高度集中。在经济上，国家对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实施计划经济；实行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在政治上，坚持共产党领导；党直接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合一；各级国家干部实行任命制；党的最高领导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党内外缺乏真正的民主和监督机制。在思想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绝不允许搞意识形态多元化。以上三个方面密切相连，相辅相成。这一以高度集中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开始形成时还不很完整，后来在实施和运行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最终成为一种相对完整的体系。 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是联共（布）领导下的一次社会主义制度创新。1921年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无疑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对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39] 但是也应当承认，由于列宁逝世过早，对很多相关问题来不及思考。首先，关于新经济政策要实行的期限问题，列宁在1921年党的十大的报告中曾经这样说：“奥新斯基同志接着讲到了（新经济政策）期限问题，这一点我倒是有保留的。所谓‘认真地和长期地’，就是25年。我不那么悲观。我不想预测依我看究竟要多长时间，但是我认为，他说的多少有点悲观。我们能估计到5～10年的情况，就谢天谢地了，通常我们连5个星期的情况也估计不准。” [40] 另外，从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可以看到，它并不是一种完全成熟的制度模式，或者说还不是一幅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完整而长远的蓝图。它存在着很多缺陷并具有相当的脆弱性。第一，新经济政策主要是一系列经济政策，或者说主要是一种经济体制，其主要内容是：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减轻农民负担，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开放市场，实行自由贸易；取消大、中企业国有化，实行多种经济并存。当时党还来不及制定出相应的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体制来与之配套，而且在新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分散经营与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矛盾。第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缺乏一贯性，存在着左右摇摆现象，时松时紧。例如，1924年提出要消灭私人批发商，建立国营批发商与私人零售之间的直接联系，从而使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范围有所缩小；1925年政策有所调整，不仅鼓励私人工商业的发展，而且放宽了对农村租佃关系的限制；1926年又收紧政策，开始号召与“耐普曼” [41] 作斗争。第三，在实施新经济政策过程中，特别是在后期，由于城乡阶级分化和社会混乱，工农群众，特别是农民，开始对新经济政策表现出不满。近年来，俄罗斯历史学家用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对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社会情绪、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们从很多档案材料中发现，大多数农民由于对传统的“村社”制度的留恋和平均主义思想，对新经济政策存在着抵触情绪。 [42] 因此，在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后期，当它本身的弱点和脆弱性带来的有关矛盾和党内的意见分歧出现激化时，当国际形势面临未来战争威胁、迫切要求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尽快地把生产和国防搞上去时，这一政策便很容易被其他新的模式所取代。斯大林模式正是在这种客观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这在客观上是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必然诉求。当然，这与当时领导人的主观设想也是有关系的。 众所周知，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43] 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斯大林模式取代新经济政策是完全正常的。 需要指出的是，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既是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创新的必然要求，也与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和当时苏联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密切相关。 首先，革命前的俄国不仅在经济上不够发达，在政治上也相应落后。受农村长期存在的“村社”的思想影响，农民较少有土地私有的观念。由于资产阶级比较软弱，在俄国历史上未曾有过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议会，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人民受教育程度不高，使得他们无法理解和习惯行使各种民主权利，而长时期受民粹主义的影响往往使他们易于接受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这一切因素，都在客观上有利于接受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模式。 其次，苏联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重重包围和战争逼近的条件下必须独自建设社会主义。当时，无论从国内形势或是从国际环境来说，“谁战胜谁”的问题都十分严峻地摆在党的面前。这就要求联共（布）在较短的时间内把生产和国防搞上去。不然，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便会被帝国主义吃掉。斯大林曾不止一次地告诫说：落后就要挨打。正是这种紧迫感，使得联共（布）的领导人感到必须通过高度集权的行政手段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不惜代价地以最快的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特别是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最后，当时由于受时代和实践的局限，人民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还未能达到后来乃至今天的水平，苏共领导人也不例外。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苏联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在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环境下的产物。它的形成首先是一种历史现象。当然，斯大林个人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包括他的社会主义观和他的斗争策略中的某些错误东西，以及他的个人品质与作风，也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注入了一些消极因素。但是这是第二位的。总的来说，联共（布）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尽管有其严重的弊端（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以后还要专门谈到），但它在历史上是起过很大积极作用的。它在创立时是与当时苏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苏联人民的思想文化状况基本相适应的。它是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载体。这是其根本方面。可以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创立，是布尔什维克党历史上继新经济政策之后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绝不是倒退，而是创新。不能认为当它取代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就已经“僵化”了，僵化是后来的事。不然的话，联共（布）在30～40年代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包括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胜利便是无法想象的。 在考察斯大林模式的历史作用时，有一个问题也是值得探讨的：在卫国战争胜利之后，这一模式的积极性是不是已经消失殆尽了？我们的回答基本上是否定的。在战后初期，联共（布）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继续创新的条件还不成熟。首先，苏联社会急需治疗战争创伤，而斯大林模式可以在短时间内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其次，二战结束不久，“冷战”拉开了序幕，帝国主义阵营逐渐露出地平线。苏联再度面临“谁战胜谁”的问题，如果不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壮大自己，苏联仍然会被“吃掉” [44] 。 三 联共（布）在30～40年代取得的巨大成就 布尔什维克党在其执政初期，特别是在30～40年代，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经历了20年代后半期剧烈的党内斗争困扰的联共（布），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从总体来说是一个领导有力、意志统一、目标坚定、充满信心的政党。那时的苏维埃国家，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从总体来说是一个艰苦奋斗、团结稳定、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说苏共执政以后的74年历史进程中有过兴旺发达的时期的话，那么首先应当是30～40年代这段时期。在这个时期联共（布）和苏维埃国家取得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即使是它的形形色色的反对者也不敢否定这一点。这些成就，可以概括地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辽阔的苏联大地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经过第一（1928～1932年）、第二（1933～1937年）两个五年计划，随着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包括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已经占绝对支配地位。1937年，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占99.8%，在农业总产值中占98.5%，在商品零售额中占100%，在国民收入中占99.1%。 [45] 所有制关系的改变带来了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城乡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整个社会主要由工人阶级、集体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组成。1913年城乡剥削阶级分子占沙俄总人口的16.3%，1928年他们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到4.6%，而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城乡剥削阶级分子已不复存在。1937年工人阶级和劳动知识分子占全国总人口的45.7%，集体农民和合作化的手工业者占48.8%，其余的5.5%为个体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 [46] 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和剥削阶级的基本消灭为全面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创造了前提。上述情况表明，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在苏联已经基本确立。 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适应，在“二五”计划结束前后，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也最终确立了。它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第一，联共（布）是全国唯一的领导力量。虽然在1936年公布的苏联宪法中没有规定这一条，但是这一基本原则是举国上下一致公认的。斯大林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领导者是一个党，即无产阶级的党，即共产党。这个党决不而且也不能和其他政党分掌领导。” [47] 第二，苏维埃制度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组织形式。这种制度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根本不同。它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有利于全体劳动者及其代表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有效地处理国家事务。第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处于指导地位。以上述三点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在列宁时期已初具规模，但只是到了斯大林时期才最终定型。 1936年，苏联通过了新宪法。它明确规定苏联是工农社会主义国家，其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其政治基础是各级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新宪法的颁布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苏联已经确立，同时为全世界树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 第二，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实现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国家工业化，增强了综合国力。 当时的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重重包围之中。它们无时无刻不在想方设法消灭这个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到20年代中期，苏联的国民经济虽已基本恢复，但总的水平还是非常低的。全国的工业产值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落后大约50～100年。苏联从当时自己的国情出发，其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方针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指出：“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算做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 [48] 这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扩大再生产中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理论为依据的，是基本上适合当时苏联国情的。苏联工业落后，但有丰富的资源，只要有大量生产资料，就可得到较快的开发，从而较快地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提高综合国力。这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对备战也是十分有利的。 与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方针相联系的另一方针是强调高速度。斯大林不止一次地指出：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竭力和尽可能加快速度”，“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 [49] 在头两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增长速度是史无先例的。虽然“一五”计划的一些重要指标未能完成，但是在此期间，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仍然达到了19.2%，其中重工业为28.5%，轻工业为11.4%；“二五”计划期间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为11.7%，其中重工业和轻工业分别为19%和14.8%。 [50] 在头两个五年计划中，整个工业生产提高了3.5倍，特别是有80%的工业产品是由新建或改建的企业生产的。 [51] 1929～1937年，新建大型工业企业6000个。到1937年，从国外进口的工业产品只占1%左右，实现了在技术上完全不依赖资本主义国家。 [52] 联共（布）从1925年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工业化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开始，到1937年“二五”计划完成为止，仅仅用了12年的时间就在苏联基本上实现了国家工业化。 苏联人民在联共（布）领导下创造的“工业化奇迹”，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大大缩小了苏联与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差距。1937年苏联工业生产水平由1913年的世界第五位和欧洲第四位上升为世界第二位和欧洲第一位。苏联工业总产值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13年的4%上升为1937年的10%。 [53] 苏联工业高速发展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也对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据美国作家威廉·曼彻斯特在他的《光荣与梦想》一书中记载，在30年代初美国经济大危机时，苏联驻美国的贸易公司每天平均要收到350份美国工人要求移居苏联的申请书。 [54] 众所周知，美国罗斯福总统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危机而推行的“新政”，就是吸取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长处。1934年7月，英国作家赫伯特·威尔斯在14年以后重访苏联时对斯大林说：“现在资本家应当向你们学习，以便领会社会主义精神。我以为，在美国，问题是在于进行深刻的改造，是在于建立计划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 [55] 第三，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任务，其根本目的是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据俄罗斯学者新近提供的资料，1930年，苏联关闭了最后一个劳动市场。 [56] 到1932年“一五”计划结束时，全国已基本上消灭了失业现象。1940年全国职工实际工资比1913年增加了5倍；集体农庄庄员的实际收入在1934～1937年间也增加了1倍多。从1935年元旦起，取消了面包和面粉的定量供应制度，从10月10日起又取消了所有食品的定量供应制度。从1936年元旦起，所有工业品的定量供应制度也宣布取消。新建了大量的住宅、医院、疗养院和幼儿园。在“二五”期间有6730万平方米新住宅交付使用。在此期间投入住宅和各类公共设施建设的资金与投入重工业的资金几乎相等。 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在1920～1940年间，全国共扫盲5000万人。根据1939年人口普查资料，在全国九岁以上人口中，识字的居民已占81.2%，与1926年相比较增加了30%。1939年，在读高等学校学生有90万；1940年，有90万十年制中学生毕业。 [57] 在头两个五年计划期间，有大量新建群众文化设施，包括城乡俱乐部、各级公共图书馆、影剧院等投入使用。 以上情况，充分反映了当时苏联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景象，也表明了联共（布）在当时是称得上代表广大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政党。 第四，赢得了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辉煌胜利，并且在战后几年内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 1941年6月，法西斯德国对苏联发动了侵略战争。联共（布）正是依靠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很快地把国家纳入了战时轨道，党的工作也按战时的需要进行了改组，有效地动员了自身的反法西斯力量。在很短时间内，组织了500多名包括共和国中央书记在内党的高层书记到前线担任军事委员会成员；还派遣270多名党中央各部委的负责人到红军和红海军中担任领导职务。此外，还在1100多个大企业中建立了党组，并从1941年11月起，在国营农场和农业机器拖拉机站建立了政治部（直到1943年5月）。在战争的头半年，有100多万共产党员奔赴前线。这个数字是当时全部苏军战士的1/3。在战争后期，苏军中共有270万共产党员。 [58] 在共产党的直接组织下，从1941年7月至11月的四个月间，从靠近前线的西部地区向乌拉尔、西伯利亚和哈萨克等地区搬迁了1500多家工业企业和1000多万人员，其规模之大和效率之高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罕见的。 [59] 应该承认，由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领导集团对突然袭击的大规模战争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苏军在交战一开始遭到了重大损失。德军凭借突然袭击和强大的兵力，很快占领了苏联西部一系列重要城市和大约150万平方公里领土，深入苏联腹地达800～1200公里。但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领导集团很快调整了自己的战略部署，苏军及时扭转了被动局面，经过几个月的顽强战斗，在1942年初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重大胜利，打破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接着苏军又激战六个半月，赢得了震惊世界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1944年初，苏军转入了全面反攻。在盟军的配合下，苏军不仅收复了全部国土，而且解放了在法西斯统治和奴役下的东南欧国家，并于1945年4月攻入德国本土，5月2日攻克柏林，终于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和卫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的军事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为前线作战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证。这主要归功于在战前业已实现的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国家工业化。没有这个基础，苏军的胜利是无法想象的。在战争的最后三年中，苏联每年平均生产3万辆坦克、4万架飞机、12万门火炮和1.9亿多发炮弹。 [60] 而在1944年，美、英、德三国生产坦克的数量仅分别为1.75万、0.5万和1.78万辆；飞机分别为9.6万、2.6万和3.9万架。苏联人民得以自豪的是，他们完全用本国生产的武器击败了德国侵略者。卫国战争的胜利，还应归功于全国军民的团结奋战，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他们不是出于单纯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而是充满着对共产党的无比信任和对社会主义的满腔热忱而自觉地投入战斗的。 苏联的国民经济在战争期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战争中的物质损失达2.5万亿卢布，其中敌人造成的直接损失达6790亿卢布。这大约是苏联国家全部财富的30%和战前国民生产总值的45%。2700万军民死于战争（其中军人约占1000万），500多万间房屋被毁，2500万人无家可归。农村播种面积减少1/4，收成下降1/3。 [61] 在战争中德军破坏了1700多座城镇和7万多个村庄，毁坏了32000个工厂、65000公里铁路、1135口矿井、427个博物馆、43000个图书馆。 [62] 战争胜利以后，联共（布）立即领导苏联人民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1946年，通过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四五”计划于1950年初以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提前完成。1950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530亿美元，占美国的53.3%左右（美国为2868亿美元），大大超过英、法、（西）德、加拿大和意大利等国（分别为322亿、268亿、214亿、172亿和138亿美元）。 [63] “1948年工业生产达到了战前的总体水平，成功地恢复了战争年代毁坏的电站、冶金厂、机械制造厂和采掘厂。……1950年生产水平超出战前水平的73%。”国防科技也得到了新的发展，“1949年8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在塞米巴拉金斯克附近的试验场上试验成功，而1948年10月10日，苏联发射了第一枚弹道火箭P 1”。 [64] 这些情况说明，到1950年前后苏联工业已恢复和超过了战前的水平。至于农业，恢复的速度比较缓慢。战争刚结束时，农业生产水平为战前的60%左右， [65] 1946年的饥荒更使农业的情况雪上加霜。到1950年，农业生产水平仅达到战前的99%，只是到了1952年，才恢复到战前的水平。 [66] 四 执政前期党内消极因素的萌芽 如前所述，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共产党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成就。这是党和苏维埃国家历史进程中一个欣欣向荣的时期。它向全世界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新生事物的无比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一时期联共（布）的活动是完美无缺的。相反，这一时期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曾经有过很多问题和错误。它们反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探索发展的艰辛，同时也反映了这个模式存在的缺陷和弊端。这是党内各种消极因素开始滋长的根源。这些消极因素当时虽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对日后苏共的逐步演变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这些消极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工业化的发展方针和战略问题。苏联工业化的道路，包括优先发展重工业和高速度的赶超战略，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是，即使是在当时也已经出现农、轻、重比例不够平衡的情况。轻工业的发展不够理想，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这个问题在“一五”计划结束后已经出现。因此在制定“二五”计划时轻工业的发展指标较重工业为高。但执行的结果仍然是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得快，其年均增长率为19.1%，而消费品生产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4.8%。 [67] 1924～1952年，全国生产资料的生产量增加了55倍，而消费品的生产量只增加了12倍；从1928年开始执行“一五”计划到1952年，国家对重工业的投资达6380亿卢布，而对轻工业只有720亿卢布。 [68] 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因此农业的发展一直明显滞后。尽管党和国家采取了不少发展农业的措施，但是无论在战前，还是在战后，农业始终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落后部门。 第二，农业集体化问题上的一些脱离实际和强迫命令现象。农业生产的落后不完全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所造成的。在小农经济的潜力尚未全部发挥、多数农民还没有改变农村生产关系和耕作制度的强烈愿望的条件下，联共（布）过早、过快地开展集体化运动，特别是全盘集体化运动，同时在运动中采取了一些强迫命令的手段，从而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不能从整体上否定农业集体化运动，因为没有集体化，便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实现工业化和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当然，集体化运动中的失误对以后农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留下的后遗症则是不可低估的。 第三，超前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斯大林在1936年《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 [69] 1939年3月举行的联共（布）十八大又声称苏联已经进入“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阶段”。 [70] 这种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提法表明，斯大林和联共（布）关于发展生产力的理论是有矛盾的。尽管他们十分强调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但更重视的还是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方面的“一大二公”。他们把生产关系的变化看做建成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志。这种观点后来发展成为一种教条，严重地影响了苏联社会的改革和发展。 第四，关于“大清洗”运动。事实证明，苏联国内确实有不少敌特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党内不纯是事实。早在1928年，斯大林就认为：“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 [71] 后来他继续发挥这一思想，把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看做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1937年3月，斯大林又说：“必须粉碎和抛弃这种腐朽的理论，随着我们的每一进展，我们这里的阶级斗争似乎就会日益停息了，随着我们的胜利，阶级敌人似乎就会日益驯服了……相反地，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 [72] 30年代后期，特别是1937～1938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大清洗”运动，就是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发生的。在这场运动中，许多党、政、军方面的优秀领导人和著名的知识分子也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和迫害。关于“大清洗”运动中受害的人数，目前有不同的说法。比较权威和可靠的应当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1990年2月13日公布的数字：1930～1953年因“反革命”罪被判刑的有377万8000余人，其中有78万6000余人被处决。 [73] 此外，在卫国战争前后，有十几个少数民族因他们的领导人涉嫌“通敌”而被集体流放，这也被看做“大清洗”运动的一部分。 第五，个人崇拜盛行，党内外民主得不到应有的发扬。在20年代末期，斯大林个人崇拜已初见端倪，以后逐步发展。到1936年通过国家新宪法并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建成的时候，这种个人崇拜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1945年卫国战争胜利使个人崇拜再次升级。个人崇拜伴随着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破坏，个人专断代替了民主与法制。“大清洗”运动便是违反民主与法制的突出表现。与此相联系的是，联共（布）内部发生的多次重大的党内斗争，都不是通过民主的方式，而是通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不正常手段解决的。 以上种种问题，对以后党和国家历史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但在当时联共（布）历史进程中还不是主流。 一 党的二十大是苏共蜕变的发端 尽管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苏共已出现了上述消极因素的萌芽，但这不是当时的主流。苏共的蜕变是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开始的。其主要标志是苏共二十大。俄罗斯学者理·科索拉波夫指出：“苏共经历了一个逐渐蜕变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从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开始的。”“赫鲁晓夫把党的所有力量都引导到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上，而且这种揭露在许多方面是不客观的，甚至是对党和国家自十月革命以来所走过的道路进行诽谤，这不仅破坏和瓦解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且使所有的反苏分子幸灾乐祸，因此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打击的是全党，触及了列宁、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方方面面。从此以后，斯大林主义这个字眼就成了反对派和反革命攻击苏联社会主义的武器。” [74] 苏共二十大上最主要的问题是揭露和批判斯大林。赫鲁晓夫在大会的最后一天，向代表们作了长达四个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这是没有列入大会正式议程的。在二十大召开之前，苏共中央对是否在会上作这样一个报告意见不一。有一些领导人表示反对；而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另一些领导人则认为必须这样做。赫鲁晓夫甚至提出，如果中央不同意，他将以个人的名义来作这个报告。可见，他为个人捞取政治资本已蓄谋已久。最后党中央达成了妥协：不在正式会议上，而是在非正式的会议上作这个报告。与会的各外国党的代表（波兰党的领导人贝鲁特和匈牙利党的领导人拉科西除外）都没有被邀请参加这次内部会议。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以夸大、煽动，甚至捕风捉影的手法，对斯大林在执政时期所犯的各种错误进行了全面的揭发和尖锐的批判。其中谈到了“大清洗”运动中的大规模镇压，还谈到了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麻痹轻敌和指挥失当，以及迫迁十几个少数民族，还揭发了斯大林在经济建设和对外政策等方面的种种错误。报告特别谴责了斯大林的违反法制和个人专断以及过分地颂扬自己。这个报告一公开，很快地在党内外和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是没有也不可能对他作出全面和公正的评价，没有正确指出他在苏共、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地位，对斯大林的错误也没有进行历史的公正的分析。有人说，报告的任务主要是揭露和批判。这样的说法只能说是对赫鲁晓夫的一种开脱。因为报告揭露和批判的是斯大林这样一个重要人物，而且是在庄严的党代表大会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同时对斯大林作一个全面公正的评价，至少是非常轻率和不负责任的，其后果是严重的。 报告中所谈的不少情况是不符合实际或是夸大其词的。例如报告含沙射影地暗示1934年基洛夫遇刺事件是斯大林幕后策划的，后来经过正式调查证明是毫无根据的；又如1942年哈尔科夫战役的失败，也不是像报告中所说的是斯大林的指挥失当所致；最近还有一些著作比较公正客观地谈到，卫国战争中迫迁某些少数民族在当时是确实有必要的。 [75] 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报告对斯大林的批判没有抓住要害，没有把斯大林的错误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党内生活不健全等因素联系起来，也没有分析个人崇拜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社会经济基础和认识根源，只是把错误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性格和品质。 此外，发表这个报告的做法也有问题。报告主要反映的是赫鲁晓夫个人的意图。它没有经过党内充分酝酿，也没有经过党的领导人集体讨论。它对全体与会代表来说都是一种突然袭击。至今俄罗斯仍然有人对报告的合法性，也就是说它是不是代表了当时的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意见提出质疑。 [76] 秘密报告发表以后，帝国主义国家表现得兴高采烈，把它看做一颗政治原子弹，趁机掀起了一个世界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美国统治集团把苏共大反斯大林看做“空前未有的合乎我们目的” [77] 的行动，声称要利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为武器来摧毁共产主义运动的威望和影响”。 [78] 西方资产阶级利用各种媒体发起了强大的反苏反共宣传，把斯大林描绘成“杀人狂”，把社会主义苏联说成是一个“巨大的集中营”，甚至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画上了等号。这种宣传虽然显得很拙劣，但对一些不了解历史和实际情况的普通群众无疑是有影响的。 秘密报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它对国外的兄弟党来说，是一种突然袭击，使兄弟党的工作陷于很大的被动。这也是苏共大党主义思想的一种反映。一些兄弟党，主要是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缺乏思想准备、没有事先做好工作的情况下，一下子把盖子揭开，党内外的各种矛盾便在短时间内一齐暴露出来。震惊世界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毋庸置疑，揭开盖子在客观上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由此而造成的消极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这首先表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分裂，特别是导致了中苏两党的论战。其次是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对共产党的信仰危机和信任危机。西方国家的一些共产党的党员纷纷提出退党，仅意大利共产党内就有20万人要求退党。这就大大削弱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从而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了低潮。 毛泽东曾经说过，赫鲁晓夫对个人崇拜的揭露和批判“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 [79] ，意思是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确实，揭开个人崇拜的盖子，有助于解放思想，调整政策，吸取经验，改进工作。正如当年《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所说的：“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这一个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经过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这一次尖锐的批判之后，过去被某些政策所严重地压抑了的一切积极因素，必将普遍地活跃起来。” [80] 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揭露和批判，特别强调了两条重要的经验教训。第一，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第二，斯大林一生的后期，陷入个人崇拜，违反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中国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也要防止发生个人突出和个人崇拜，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 [81] 直到今天，这种积极的一面对于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以及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应当指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及其对斯大林的批判，在当时所起的消极作用是主要的，而且是严重的，无论对苏共，对苏联，或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都是如此。 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以后谈到斯大林问题时明确指出，对斯大林的功过应当是“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他说：“在为实现列宁的方针而进行的斗争中，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有力的领导的功劳，其中就有斯大林的不可磨灭的功劳。”“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82] 他还说：“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也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83]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原则性评价，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在苏联国内，苏共二十大引起的消极影响更为巨大。为贯彻大会的精神，苏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批判斯大林的运动，同时放松了对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并且对二十大以前已经露头的所谓“解冻”思潮采取了实际上的支持态度。应当承认，首先在文艺领域出现的这种“解冻”思潮，对于繁荣文艺创作和活跃社会科学研究具有促进作用，反映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改革文化体制和政策的正当要求。但是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一时间各种良莠不齐的作品纷纷出现，可以说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一些作品具有明显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色彩和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倾向。 苏共二十大在国内外引起的消极影响和苏共内部出现的不同意见，是赫鲁晓夫所意料不及的。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不得不采取“收”的方针，压低了批判斯大林的调子，甚至开始颂扬斯大林，企图缓和各方面的矛盾。在一些公开的言论中，赫鲁晓夫强调不能因为斯大林的错误而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如果不是这样，他即使不是“臭名昭著的诽谤家”，也是“滚到修正主义泥潭中去的人”。 [84] 但是，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引起的消极影响已经无法挽回。 为了党内斗争的需要，也为了树立对自己的个人崇拜的需要，赫鲁晓夫在196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再次掀起批判斯大林的高潮，基本的调子仍然是把问题归结为个人品质，所不同的是在这次会上所有的批判言论都公开发表在报刊上。大会还决定将斯大林的遗体迁出列宁墓。会后，全苏各地到处都出现了拆毁斯大林的纪念碑和纪念像的情况。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再次泛滥。 从根本上说，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带来的严重后果主要在于：在批判斯大林错误的同时，否定了斯大林时期苏共的整个历史，放弃了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信念和无限忠诚，特别是放弃了斯大林对国内外阶级敌人决不妥协的革命精神。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从此“苏共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与此同时，一批不熟悉党的革命传统和一些革命立场不坚定的青年人，在苏共二十大精神和赫鲁晓夫思想的影响下开始成长起来。他们后来被称作“二十大的产儿”。正是这批人，成了80年代中期以后推行苏联演变和埋葬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骨干力量。 [85] 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解体以后，特别是近年来，俄罗斯社会和学术界对斯大林的评价出现了某些显著的变化，更多的人开始肯定斯大林对苏联历史所作的贡献。首先应当提到的是俄罗斯联邦总理、前总统普京。他与其前任不同，在很多场合肯定和称赞斯大林的历史功绩。例如他在2002年的一次谈话中说：“斯大林是一个独裁者，这毋庸置疑。但问题在于，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苏联才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一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名字相关联。忽视这一现实是愚蠢的。” [86] 俄罗斯学者在这方面的论述更为引人注目。曾经受过斯大林迫害的原“持不同政见者”、哲学教授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在其《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一书中指出：“（卫国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依我看是因为有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和斯大林的领导。正因为有了上述因素，人的素质方能成为取得战争胜利的最重要因素。斯大林的领导对于国家和共产主义理想来讲是值得信赖的。” [87] 另一位原“持不同政见者”，1941年因反对斯大林而被判五年劳役的著名作家弗·卡尔波夫在其《大元帅斯大林》一书中也说：“斯大林不是天使，但他无疑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并非斯大林创建了恐怖制度，那是诽谤”。 [88] 最近在俄国出版的一部具有一定官方色彩的著作《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指出，据2006年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的一份民意测验结果，有47%的俄国人对斯大林作出了正面评价。 [89] 他们认为斯大林是“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正是在他领导期间……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大战争——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实现了经济的工业化和文化革命，这个结果使得不仅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急剧提高，而且还建立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制；苏联在科学发展领域进入先进国家行列；实际上消灭了失业现象”。 [90] 上述对斯大林评价的变化趋势是与俄罗斯正在努力争取恢复强国地位的背景有关的，同时也是对戈尔巴乔夫时期和叶利钦时期推行的历史虚无主义进行反思的结果。 二 党和国家的发展由稳定逐步转向停滞 赫鲁晓夫下台以后，苏共开始了长达18年的以勃列日涅夫为最高领导人的时期。这是苏联综合国力最强盛的时期。从国际范围来说则是时代特征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但是苏共没有利用这个时机，跟上时代的步伐，锐意改革，与时俱进。尽管也进行了一些改革，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但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和实践中的故步自封经常占上风，因而使党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先进性，而变得暮气沉沉，很少活力。到了80年代初期，无论是苏共，或是在它领导下的苏联，都已经走到了危机的边缘。 应当指出，在勃列日涅夫执政之初，苏共的精神面貌还是不错的。苏共调整了政策，纠正了赫鲁晓夫时期那种草率推行的改革。1964年11月，勃列日涅夫刚上台一个月，就召开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取消所谓的“工业党”和“农业党”，“在原被分为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的州和边疆区，恢复统一的州、边疆区的党组织”，“把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生产管理局党委会改组为区党委会”。 [91] 在1965年9月的中央全会上，又决定恢复“按部门原则组织工业管理”。据此，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及各共和国和经济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被撤销，重新建立了中央部门领导系统。接着在1966年举行的党的二十三大上，又通过修改党章废除了赫鲁晓夫在1961年对各级党委换届选举中必须更换一定人数的硬性规定。 [92] 在当时，这一硬性规定的出发点可能是积极的，但在实践中出现了在每次基层选举中有大批书记，不论是否称职，都必须下台的情形，更换率竟达60%之多。这不利于基层组织的稳定。勃列日涅夫还在一些场合纠正了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对斯大林的评价力求采取比较公正客观的态度，与此同时，针对斯大林的错误，强调党内集体领导和加强民主法制。勃列日涅夫上台初期的政策调整，以及由于推行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而出现的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使党内外出现了一种乐观的、团结稳定的形势。 但是，苏共领导人因此而自满起来。他们把稳定看成了目的，把维持现状当作了实行稳定的手段。这种情况在70年代中期以后显得尤为突出。这就使得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因得不到改革而逐步发展到僵化，使党和国家的发展由稳定逐步转向停滞。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苏共终止了开始不久的经济体制改革。 1965年起由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主持的“新经济体制”改革，虽然未能触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但由于采取了“逐步推进”（勃列日涅夫语）的方针，并实行了一系列符合实际的改革措施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正如在苏联解体前夕担任过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尼·雷日科夫所说：“1965年的经济改革对空转的国民经济给予了明显的推动。仅在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生产增长了50%，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3，消费品增长的速度终于赶上了生产资料增长的速度，而后者一直是处于优先发展地位的。” [93] 但是到了70年代初，苏联领导人终于中止了改革。 第二，苏共权力的进一步集中和干部队伍的严重老化。 勃列日涅夫恢复部门领导体制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制止地方主义和管理上的无序状态，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和自主权。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便出现了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的情况。中央国家机构不断增加，其人员不断膨胀。全联盟部和联盟兼共和国部由1965年的29个，增加到1967年的55个，再增加到1982年的64个，还有20多个国家委员会和部级直属机构。仅正、副部长级领导干部就有800多人。 [94] 权力集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这是苏共长期存在的问题。苏共领导人尽管在口头上经常表示要改变这种状况，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党政机构重叠的现象日益严重。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共中央的部级单位增加到20个，比斯大林时期的1948年增加了一倍。党中央的很多部的名称也和政府的基本相同。权力的集中必然导致个人专断的出现，而个人专断的加强又促进权力的进一步集中。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比较重视集体领导，政治局内形成了由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1965年12月起任此职）组成的所谓“三驾马车”。在开始时期，中央政治局的集体领导还是运作得不错的。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都定期举行，集体讨论党和国家内、外政策中的重大问题。媒体在提到党的时候，总是说“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或“中央书记处”，很少突出个人。大致从70年代中期起，勃列日涅夫逐渐培植和提拔了一批亲信，并且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三驾马车”开始瓦解，集体领导变得徒有虚名。1977年，勃列日涅夫取代波德戈尔内而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柯西金的实权也不断遭到削弱。这样，勃列日涅夫便独揽了全国党、政、军大权。个人专断扼杀了决策民主化，促进了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僵化。 勃列日涅夫取消赫鲁晓夫时期关于更换干部的硬性规定和强调干部队伍稳定的方针，在其执政初期起过积极作用。在当时来说，干部队伍的稳定有助于全党和全国的稳定。但是勃列日涅夫过分强调稳定，忽视了干部队伍的正常调动和新老交替，特别是经常吸收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充实领导班子。因此，到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便出现干部长期连任和年龄严重老化，乃至实际上的终身制现象。这种情况在党的最高领导层，包括加盟共和国一级党的领导层，显得尤为突出。从二十三大到二十六大，党中央高层领导人的连任率逐届提高。1976年苏共二十五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中连任的占83.4%，如果去掉逝世的中央委员，连任的比例高达90%。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员，是二十五大的原班人马。从1965年到1984年，大部分政治局委员的任期达15年以上，中央委员达12年以上。中央委员中任期最长的达25年。 [95] 从以下数字可以看到领导干部的严重老化现象：1964年勃列日涅夫就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成员的平均年龄分别为61岁、52.8岁、54.1岁和55.1岁。进入80年代以后，他们的平均年龄分别增加到了70.1岁、62.5岁、67岁和68.1岁。 [96] 领导干部的老化，特别是高层领导干部的老化对党的高层决策机制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它使苏共逐渐失去了朝气与活力，以及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 第三，苏共领导干部中的腐败现象不断发展。 领导干部中的腐败现象到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是因为党内外缺乏真正的而不是形式上的监督机制和切实的反腐措施，同时还由于干部思想上的蜕化变质。干部队伍的长期稳定和党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流于形式，使得相当多的领导干部不仅在工作中越来越安于现状，不思改革，而且在思想上不断滋长贪图安逸、追求享受的欲望。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观念和共产主义理想在他们的头脑中日趋淡薄。他们不以享有各种政府规定的特殊待遇为满足，还要利用手中的职权，通过贪污受贿、弄虚作假、非法经营，甚至公然盗窃等手段，把国家和集体的财富据为己有。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共内部最终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其成员主要是各级党、政、军机构，群众团体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以及一部分当权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个“特权阶层”成员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他们掌握着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第二，多数人受过高等教育，文化程度较高，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并且有机会去西方国家访问；第三，多数人在思想上是因循保守、不思进取的教条主义者，在工作上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者；第四，他们表面上拥护社会主义，似乎也在为社会主义而工作，但在内心里却向往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特权阶层”，无论在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上，或是在生活作风上都严重脱离了广大群众，使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威信极大地下降。他们已不再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应当指出，在这个时期的领导干部中也不乏遵纪守法、公正廉洁和认真工作的人。他们虽然也享受政府规定的一些特殊待遇，但不应被列入“特权阶层”。另外，没有多少特权的一般干部和一般的企业、农庄领导人，也不应被列入这个阶层。 “特权阶层”在政治观点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其中有一部分人不仅追求西方生活方式，而且向往资本主义制度。他们不以管理生产资料为满足，还希望能拥有生产资料，公开积聚巨大的个人财富，同时把这些财富连同自己的地位直接传给后代。这部分人只要遇到合适的气候便会很快地选择资本主义。他们是后来苏联演变的社会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权阶层”中的另一部分人主观上并不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想维护现状，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在现存体制下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因此他们反对任何动摇这一体制的改革。正是这种为维护现状所作的努力，使国家陷入了严重的危机，最终导致了苏联的演变。 三 停滞的思想根源——不断滋长的教条主义 在60～70年代之交，随着新的世界科技革命的开始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的发展与相对稳定，以及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和第三世界的兴起，以革命与战争为特征的时代主题逐渐被以和平与发展为特征的时代主题所取代。在苏联国内，由于国民经济和文教事业的发展，阶级结构和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要求一种与此相适应的新的机制，包括改革管理体制、改变基本上属于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进一步调整民族关系，特别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关注知识分子为体现自己的价值而提出的某些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合理要求等。可是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既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新变化，也没有看到国内发生的新变化。他们更没有看到在上述新情况下，苏联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其形成时期的那种生命力。相反，他们仍然抱着20～30年代的社会主义观不放，把那个时期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整个特征，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正是在这种教条主义的指导下，他们不仅取消了执政初期的各项改革措施，而且到后来索性连“改革”一词也不用了，而代之以“完善”。不仅如此，苏共领导人还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对“社会市场经济”的批判，以致著名的经济学家叶·利别尔曼教授不得不进行公开的自我批评，因为“不适当地夸大了利润的作用”，而另外一些主张利用市场机制的学者则被下放或从理论界消失。 [97] 这就不能不使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更加强化，并且进一步凝固化和绝对化。 苏共的教条主义还反映在所谓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上。1967年，在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上，勃列日涅夫首次提出了这一理论。1977年，苏共又把这一理论载入了苏联的新宪法。苏联几乎所有的报刊都对此作了大量的宣传。“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与赫鲁晓夫提出的“20年建成共产主义”的冒进思想相比，虽然是一个小小的进步，但就其实质而言仍然是一种超越阶段的理论，与赫鲁晓夫乃至斯大林的有关观点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勃列日涅夫经常在各种场合高唱“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调子。“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要害不仅在于它是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空想，而且在于它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辨哲学。当时对“发达社会主义”的各种阐发和论证都是从抽象的纯理论出发的，严重脱离了实际，回避了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因此，这一理论只能使传统的体制凝固化。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战略扩张，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其由来已久的霸权主义思想，但也是苏共教条主义思想的反映。苏共领导人没有看到由于时代主题的转换，原来那种“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斗争形式，已经被社会主义以自己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来吸引各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形式所代替。可是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仍然固守着原来的观念和教条，认为苏共必须“大力支持正在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各国人民，争取毫不拖延地使所有殖民地国家和人民获得独立”，帮助他们“进行反对新殖民主义的斗争” [98] ，等等。正是这种教条主义理论，驱使苏共领导人打着“支援世界革命”和“国际主义”的旗号，在第三世界各地大肆扩张，从而不仅影响了本国的发展，而且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发展，结合本国国情推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其中有的国家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例如匈牙利在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后期在卡达尔领导下进行的改革便是卓有成效的。可是在苏共领导人看来，这样的改革是“离经叛道”的。他们非但没有认真研究兄弟党的经验并从中获得某些启迪，还对一些东欧国家的改革进行压制。这突出地表现在对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的武装镇压。这一行动不仅是勃列日涅夫及其领导班子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的表现，也是苏共领导人思想上教条主义的反映，甚至可以说是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种背叛。 苏共的教条主义，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和严重。正是这种教条主义思想，把党和国家拖到了危机的边缘。 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11月病逝。此后的苏共两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在执政总共不到三年以后又相继去世。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扭转苏共的颓势。1985年3月，年仅54岁的、具有长时间党的基层工作和中央工作经验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接受的是一份沉重的历史遗产。苏联共产党正孕育着深刻的危机和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尽管如此，当时的苏共仍然坚持着社会主义方向，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继续行使着领导，并且还有着相当的实力。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能制定并推行一条坚持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对党进行彻底的改革，苏共和它领导下的苏联是完全可以振兴的。可是，执政6年多的历史表明，戈尔巴乔夫没有完成这个历史重任。他不仅篡改了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组织原则，而且自动放弃了党的领导地位，最终把党引向了毁灭。 一 改革初期的错误倾向 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从上台开始就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共的蜕变和败亡是有一个过程的。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利加乔夫认为，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85～1988年为第一阶段，当时党面临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如何走下去的问题；1989～1991年为第二阶段，这时党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陷入了危机。 [99] 这样的观点基本上是符合历史情况的。两个阶段分期的具体标志是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不过在这次代表会议之前，党内的错误倾向已经出现并开始发展。这些错误倾向使党内，首先是党的最高领导层出现了重大的意见分歧，也造成了党内的思想混乱。 在1985年党的四月全会上提出，并在1986年2月党的二十七大上正式通过的“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即所谓的“加速战略”），虽然遭到了失败，但它还是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范围内进行的改革，目标是“完善社会主义”。问题在于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正确认识“加速战略”失败的原因，而是把失败全部归咎于各级“官僚机构”的阻力。他错误地把几百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看成是改革的“阻碍力量”。因此，他撤换了大批有经验的、经过考验的干部的职务，同时把一批第二、三梯队的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应当指出，在当时党的干部队伍中，确有一批因循守旧、安于现状的人，但不是全部，而且各人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如果不加区别地一概加以撤换，不仅会使党的工作失去应有的继承性，而且会伤害一些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只是对改革提出一些不同看法的干部。另外，新提拔上来的一些干部，由于缺乏政治经验，在与党内外错误倾向的较量中往往显得软弱和被动。 1986年2月25日，苏共召开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这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戈尔巴乔夫的心目中，它与苏共二十大有着某种继承关系。他在回忆录中意味深长地写道：“代表大会的开幕日期（2月25日）是不经意地选定的，但是（别具象征意味！）它正好与二十大30周年纪念日相吻合。” [100] 不过总的来说，二十七大的方针还是保持了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在于二十七大正式提出了“民主化”、“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的口号，并把它们作为打开改革的“阻碍机制”的突破口。大会认为，进一步“加强民主化”和“扩大公开性”是改进党的领导和完善政治体制的重要举措。

为了展示“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实际行动，戈尔巴乔夫下令于1986年2月将政治犯阿纳托利·夏兰斯基释放出狱。同年12月又允许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烈·萨哈罗夫从流放地高尔基城返回莫斯科。应当指出，当时提出的“民主化”和“公开性”还是有政治界限的。其前提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加强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组织的最高形式和政治体制的核心的苏共的领导作用”。但是不久，特别是1987年党的一月全会以后，这种界限逐步变得模糊起来。在这次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倡实行“最大限度的公开性”，强调“苏联社会不应该有不受批评的禁区，这一点也完全适用于舆论工具”。 [101] 此后，几乎在每一次会议上，他都要大谈“民主化”、“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在1987年11月发表的《改革与新思维》中，他对此讲得尤为集中，明确要求“让公开性大放光明”。 [102] 1988年1月，他在会见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的领导人时甚至说：“我们主张毫无保留和毫无限制的公开性。” [103] 推行“民主化”、“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的消极后果有以下几点。 第一，党逐步失去了对知识界、理论界和新闻界的控制。据叶·利加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透露，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在担任党的意识形态领域领导人以后，将主要的新闻媒体的主编都换成了自由派的代表人物，“而戈尔巴乔夫却对这些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04] 于是全国各种刊物上出现了大量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文章。对此，戈尔巴乔夫鼓励说：“让我们的言论多样化一些吧！让全社会都参加。” [105] 其实，所谓舆论多元化，只不过是反社会主义的舆论多元化而已。在1988年3月13日尼娜·安德列耶娃的著名文章《我们不能放弃原则》发表后，戈尔巴乔夫立即指示《真理报》刊登编辑部文章对之进行围攻，便是一个证明。 第二，各种“非正式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其成员中有不少共产党员。据《真理报》一篇社论估计，截止到1987年12月，这样的组织在全国已有3万个之多。 [106] 它们有纲领，有组织，有群众，还有出版物。不少组织提出了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口号。 第三，全盘否定党和苏维埃国家历史的浪潮进一步扩大。继批判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理论僵化和社会“停滞”之后，进而猛烈地批判斯大林，这实际上是否定苏联整个社会主义制度。批判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使得赫鲁晓夫时期对斯大林的批判相形见绌。1988年6月初，《消息报》公开载文说，苏联历史课程是“一代代流传下来的谎言”。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中小学的历史教学已无法进行，以致教育部门不得不取消这一课程的考试。 [107] 不仅如此，有些文章甚至直接诋毁列宁和十月革命。1988年夏天，《新世界》杂志发表经济学家瓦·谢柳宁的一篇文章，指责戈尔巴乔夫错误地认为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歪曲是从斯大林开始的。作者指出，“斯大林的压迫早就有其方法论的先声，而这个粗糙的方法论，始作俑者正是列宁。”于是，“自由派媒体中升起一股新的潮流，宣称革命前的俄国已经在朝着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民主发展，之后人为地被布尔什维克掌权所阻止，随后的社会主义实验更是把它导向了错误的路径。这无异于说，如果能够推翻苏联共产党的统治，俄国就会重新回到它革命前的所谓‘常态文明’”。 [108] 推行“民主化”、“公开性”的消极后果在改革初期还只是开始显露，在以后的几年里，随着戈尔巴乔夫对民主派的不断让步而日益发展和加重，最终成为促使苏共垮台的重要因素。 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在谈到推行“民主化”、“公开性”的教训时说，“民主化”、“公开性”“为各种言论的出现开辟了道路，但所有新出现的言论都是针对苏共、针对苏联历史及戈尔巴乔夫本人的。苏共用自己的舆论阵地为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提供了论坛。因此，戈尔巴乔夫尽管一再宣称自己坚持社会主义选择，但他的改革没有为社会主义注入新的活力，没有为社会主义思想推向前进作出任何贡献。与此同时，他还在内外政策方面步步退让”。 [109] 这种分析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的。 二 一条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改革路线：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鉴于经济改革未见成效，苏共决定推行政治领域的改革。1988年6月，苏共举行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方向转折的开始，也是苏共自我削弱进而自动放弃领导权的开始。在此以前，戈尔巴乔夫基本上是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进行改革，而且强调苏共要成为改革的领导力量；此后，改革逐渐转向，直到最终放弃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 这次代表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戈尔巴乔夫在会上的报告中强调指出：“我们今天面临着许多复杂的问题。但哪一个问题是关键呢？苏共中央认为，关键就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不可逆转的极其重要的保证。”因此，全党要把这一任务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方针已经不仅是倡导“民主化”、“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的问题，而是要放弃苏共是苏联政治体制核心的思想，把国家的权力中心从党向苏维埃转移。他说：“任何一个国家问题、经济问题，或者社会问题，没有苏维埃参与是不能得到解决的。”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制度完全符合全民国家这一概念”，“以实现60年代初期得出的我国逐步转变成全民国家的结论”。 [110] 关于这一改革的实质，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如果想简要地说明政治改革的意义，它是怎样构思的，又是怎样实施的，可以说，就是把权力从独家操纵的共产党手中交到按宪法本应属于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的苏维埃手里。” [111] 会议提出了“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这原是十月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口号，因为当时的苏维埃已经处在党的领导之下，实现这一口号意味着从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手中夺权。现在的情况与当时完全不同，套用原来的口号是把正确划分党政职能和改变党包揽一切与坚持党的领导作用混淆起来。尽管从这次会议的文件上看，苏共还不准备立即实行多党制，但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党的改革目标作了新的概括，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口号。在此之前，苏共一直把1986年二十七大制定的“有计划地完善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基本方针。现在的提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尽管这一思想在代表会议上还来不及作出系统的阐发，但是转折的端倪已经明显可见。西方舆论在评论这次会议时敏感地指出，会议提出的改革目标是要“对苏联的共产主义大厦”“从根本上进行翻修”。 [112] 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以后，苏共开始沿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进一步蜕变。1989年11月，戈尔巴乔夫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变革》的文章。这篇文章反映了作者改革思想的重要变化，可以说是戈尔巴乔夫思想蜕变过程中的一个明显的标志。文章明确提出要“根本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第一次正面肯定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学说，要求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民主制度。文章还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性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是一般民主和全人类理想及其价值观的体现者和捍卫者”，并表示要充分研究和运用社会民主党的“丰富和多方面的经验”。他明确指出，苏联要建设的“不仅是人道的社会主义，而且是民主的社会主义”。 [113] 目击了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美国前驻莫斯科大使马特洛克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读了这篇文章，戈尔巴乔夫自1987年十月革命周年讲话和《改革》一书发表的两年来，思想变化之大深深打动了我。文章一方面仍表示坚持‘社会主义’，但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把这个词的内涵作了新的界定，其内容与其说是属于列宁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毋宁说更接近西方的社会民主。” [114] 戈尔巴乔夫的这种思想变化与东欧的剧变也不无关系。东欧剧变使他感到鼓舞，也受到启发，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性。 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以后，苏共很快采取了一系列所谓“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实际行动。在党的七月全会和八月全会上，对中央和地方党的机构进行了重大的改组，把原来苏共中央20多个部级机构削减到9个。问题当然不在于机构的减少，其实质在于取消了党对国家机关的组织领导关系。在党内民主派的压力下，党在实行多党制的问题上一步一步地退让。据前面提到的马特洛克大使透露，早在1989年，戈尔巴乔夫就伙同雅可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就结束共产党合法的独裁专政问题，试图得到政治局的支持，但没有成功”。 [115] 1990年1月13日，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宛共产党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如果多党制产生并符合社会利益的话，我看不是悲剧。” [116] 苏共中央1990年二月全会是推行多党制过程中的一次重要会议。民主派代表极力主张实行多党制。叶利钦在发言中说，必须“从坚持一党制的党，过渡到允许多党制并准备在政党和社会组织法的基础上同其他政党共同行动的党”。 [117] 戈尔巴乔夫对民主派的这种呼声采取了迎合的态度。他在会上的报告中说，党的地位“不应当通过宪法来强行合法化。不言而喻，苏共准备为争取执政党的地位而斗争，但这将严格在民主进程范围内进行，放弃任何法律上的和政治上的优先权” [118] ，从而明确表达了要修改苏联宪法，取消宪法第六条中关于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规定。在全会上通过的苏共中央提交党的二十八大的行动纲领草案《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中明确指出：“党认为必须通过立法动议程序，把涉及国家根本法第六条的有关建议提交苏联人民代表大会。” 在这次全会上还讨论了党本身的改革问题，其中主要是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叶利钦在会上发言，极力呼吁“放弃民主集中制原则，代之以普遍民主原则”。利加乔夫在发言中针锋相对地表示，“反对把我们党变成一个松散的组织，变成政治俱乐部”。 [119] 戈尔巴乔夫虽然没有明确同意取消民主集中制，但是从他的发言可以看出他的倾向性。他说，“党的革新需要进行深刻的、全面的民主化，重新认识民主集中制原则，并将重点放在民主化和党员群众的权利上面。” [120] 根据二月全会的精神，苏共中央三月全会通过了《就政治体制问题（苏联宪法第六条和第七条）对苏联宪法进行修改和补充的建议》，并决定将其提交第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同月举行的第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根据苏共中央的建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基本法）修改补充法》，决定“设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总统职位”，同时还决定从宪法序文中删去“共产党——全体人民的先锋队的领导作用增强了”的表述，并将第六条由“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及其政治制度、国家和社会的核心”改为“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通过自己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 [121] ，从而在法律上取消了苏共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地位。这一决定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例如一位西德学者指出，“这是对列宁主义最重要的原则的一个决定性的背叛”。 [122] 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以59.2%的微弱多数当选为第一任苏联总统。 1990年7月，苏共举行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这是苏共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大会经过各派力量的激烈争论，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和其他一些决议。从此，“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路线在苏共党内最终确立；多党制和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以及意识形态多元化也正式成为党的行动指导方针。 三 党组织的分裂与涣散 早在二十八大之前，苏共党内就已经形成三大主要派别：以利加乔夫为首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派”，即所谓“传统派”；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纲领派”，即所谓“民主派”；以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主流派，表面上是中间派。前两派是截然对立的，主流派则不时地动摇于前两派之间。但是，由于民主派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目标上与主流派基本一致，因而主流派在改革进程中不断向民主派倾斜。主流派有时也对民主派作出一些强硬姿态，但这仅是一时性的策略上的需要，总的来说是对民主派的节节退让，直至最后向民主派完全投降。 随着改革的发展，三派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首先是民主派与传统派的斗争。在十九次代表会议之后，政治局内利加乔夫与雅科夫列夫的矛盾公开化，几乎出现了所谓“两个中央并存局面”：一边是利加乔夫、葛罗米柯和索洛缅采夫；另一边是雅科夫列夫 [123] 等人。在1988年九月全会上，中央解除了葛罗米柯和索洛缅采夫的政治局委员职务，而利加乔夫开始分管农业，不再担任党的第二把手；雅科夫列夫则分管国际事务，另外增选民主派思想倾向明显的瓦季姆·梅德韦杰夫为政治局委员，分管意识形态。这是戈尔巴乔夫对民主派的重大让步。这无疑扩大了民主派在党内的影响，加深了党的分裂。 在筹备二十八大期间，党内三派都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党的分裂局面愈来愈明显。 在党的二十八大上，除了讨论和通过“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外，再次讨论了党本身的改革问题。在讨论中，各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为了打击传统派并保持自己总书记的地位，戈尔巴乔夫极力对民主派让步：尽量在大会文件中吸收民主派的观点的提法；同时允许他们的代表在会上发言。叶利钦在大会发言中再次强调说，党的根本出路是“实行多党制”，同时抛弃民主集中制。为此，他认为应当允许党内进行派别活动，“必须将苏共内现有的各种纲领派从组织上固定下来，让每个共产党员有时间自己作出政治决定”；同时必须“改变党的名称，应当叫民主社会主义党”；“党应当放弃一切国家职能，在军队、国家安全系统和国家机关中应当取消基层党组织，在生产单位，基层党组织的命运应当由劳动集体和党员自己决定……这样就会出现一个议会式的政党”。 [124] 在二十八大投票选举中央委员之前，叶利钦当众宣读了退党声明。他说：“鉴于我已经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对人民和俄罗斯担负了巨大的责任，考虑到社会将过渡到多党制，我不能只履行苏共的决议。……因此，我根据竞选期间所作的承诺，声明退出苏共。” [125] 在叶利钦的带头下，包括波波夫和索布恰克在内的一批著名的民主派分子都宣布退出共产党。他们在党外扯起了反对苏共的大旗，与苏共分庭抗礼，企图以此来分裂和瓦解苏共。 民主派不但在党内进行有组织的派别活动，而且和党外反党反社会主义激进派的头面人物沆瀣一气，公开反对苏共的领导。各类“非正式团体”中，都有大批共产党员参加。例如1988年10月爱沙尼亚“人民阵线”成立时，其成员中有22%是共产党员；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市的民主派与党外激进派人士一起组织“民主联盟”，公开宣布自己是“政治反对党”。民主派还利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与苏共进行斗争的一个阵地。1989年7月，大约300名苏联人民代表成立了所谓的“跨地区代表团”，叶利钦和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当选为主席。这样，在苏联的立法机关中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正式的反对派组织。他们在12月举行的苏联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声明，反对共产党“垄断政权”和“对经济进行直接干涉”，反对“各民族共和国服从中央”。在大会前夕，叶利钦等五名“跨地区代表团”成员公开呼吁进行全国警告性罢工，强烈要求把修改宪法问题列入大会议程。1990年5月，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掌握了苏联最大的共和国的领导权。此前不久，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两市苏维埃的选举中，激进派相继取得了胜利，民主派的重要人物索布恰克和波波夫分别担任了两市的市长。苏共在一个最大的加盟共和国和两个最大的城市的大权旁落，不仅削弱了苏共的统治，而且加剧了党内的分裂危机。 党的分裂不仅表现在路线、方针的分歧上，而且表现在民族的区分上。在戈尔巴乔夫“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党制方针的鼓励下，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民族离心倾向日益严重。党内民主派利用这一形势，与党外民族分离主义者一起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这方面问题最为突出的是波罗的海沿岸的几个共和国。1989年12月，立陶宛共产党二十大通过决定脱离苏共，成立独立的政党。三个月后，爱沙尼亚共产党步立陶宛共产党后尘，也宣布脱离苏共，并且分裂为两个政党。又一个月后，拉脱维亚共产党也发生分裂。继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党之后，其他一些共和国的党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苏共面临着联邦化的威胁。戈尔巴乔夫在对待民族主义的问题上虽然也曾表示出一些强硬姿态，但总的方针是让步和妥协。让步的一个明显表现是，二十八大上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吸收了所有15个加盟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参加。利加乔夫在一次谈话中认为：“二十八大作出的所有加盟共和国领导人都成为政治局委员的决定是错误的，应该对他们进行监督，结果却让他们进了政治局，这严重削弱了党的监督作用。”其实问题不仅在于削弱了党的监督作用，而是表明苏共实际上已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党了。 苏共二十八大以后出现了一个退党高潮。不仅民主派的代表人物，而且相当多的普通党员，都宣布退党。仅在1989年1月到1991年1月的两年中，党员人数由1948万多人减少至1651万多人。 [126] 在莫斯科，从二十八大到1997年7月，原有的113.5万党员只剩下了80多万，退党的达30万（其中近50%是工人，23%是知识分子，17%是退休者）。 [127] 党的基层组织也出现瘫痪现象。据不完全统计，到1990年，全国已有1/5的车间党组织和1/2的党小组解散或基本上停止了活动。 [128] 这一情况表明，苏共的力量与威信已大为降低。 四 最终的结局：亡党 从1991年初开始，戈尔巴乔夫的思想急剧右转。党内民主派势力随之而急剧膨胀。党的蜕变进程进一步加快。4月23日，戈尔巴乔夫撇开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直接与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和中亚五国等9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举行会晤，发表了《关于稳定国内局势的声明》（即所谓“9+1”声明），提出要尽快签订新的联盟条约，并在条约签订后半年内通过新宪法，重新选举新的议会和建立新的中央政府。新建的联盟将更名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抛弃了反映联盟国家性质的“社会主义”，突出了共和国的“主权”。声明还表示，未参加会晤的其他6个共和国“有权独立解决加入联盟条约的问题”。这等于是承认了它们的独立地位。“9+1”声明是戈尔巴乔夫对苏维埃联盟国家和对社会主义的公然背叛，是对一个多月前举行的全民公决的粗暴践踏。 [129] “9+1”声明发表后次日，苏共中央举行1991年四月全会。会上就新联盟条约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些传统派委员严厉地批评戈尔巴乔夫在克服党面临的危机问题上束手无策，同时对反对派让步过多，要求其辞去总书记职务。结果在民主派的支持下，戈尔巴乔夫还是保住了自己的职务。 四月全会以后，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进一步加强了合作，党的分裂和内外危机进一步加深。6月12日，俄罗斯联邦举行第一次总统选举。俄共推出候选人雷日科夫与叶利钦角逐。但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未积极支持雷日科夫竞选，而是提出了另一名声望较低的候选人巴卡京参选。俄共媒体大力支持雷日科夫，但是苏共的《真理报》按兵不动，持“中间路线”，从而分散了共产党的选票，使叶利钦得以胜出。舆论普遍认为，叶利钦获得俄联邦总统这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职位是由于戈尔巴乔夫和苏共的支持。7月，多年追随戈尔巴乔夫的谢瓦尔德纳泽宣布退党，与雅科夫列夫公开站到了苏共的对立面。与此同时，俄联邦副总统鲁茨科伊又从党内拉了一帮人，组织了独立的“俄罗斯共产党人民主派”。 叶利钦当选俄联邦总统后的第一个措施是于7月20日颁布了所谓“非党化”命令，宣布禁止各政党在各级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和基层企业中的活动，其矛头所向是昭然若揭的。作为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是完全有权撤销叶利钦的这一反共命令的。但是，除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俄共中央发表声明对其加以谴责外，戈尔巴乔夫本人既没有发布总统令宣布叶利钦的命令无效，也没有公开表示反对。只是他的新闻发言人伊格纳坚科于23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了如下一段话：“当我们国家走向一致时，这个命令的发表引起了不安，它会造成紧张和对抗……”8月4日，戈尔巴乔夫动身去克里米亚休假。临行前发布了采取紧急措施增加消费品生产的命令，但对叶利钦的“非党化”命令仍然只字未提。 [130] 8月19日，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一批党政军高级领导人，趁戈尔巴乔夫在外地休养的机会，宣布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企图保留苏联，同时阻止民主派上台，结果遭到了失败。这就是震惊苏联国内外的“8·19”事件。关于事变的发生背景和经过已有不少叙述（尽管有些细节至今仍不明朗），但对事变的评价，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在事变中所起的作用的看法还不尽一致。无论如何，对事变组织者的动机以及他们为保全社会主义苏联所作出的牺牲，无疑是应当予以肯定的。事变失败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根据事件组织者的一些内部谈话和其他有关资料，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主要原因。 第一，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采取了先是骑墙，后是背叛的立场。很多材料表明，戈尔巴乔夫事先是知道事变计划的。他甚至在几个月前就提示过组织者准备行动。但是当组织者决定采取行动前夕派人去克里米亚休养地见戈尔巴乔夫时，他的态度是，“你们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吧”，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对。显然，戈尔巴乔夫的打算是无论起事者取得成功，或是遭到失败，他都能处于“胜利者”的地位，而且也不得罪民主派。事与愿违的是在事变失败以后，叶利钦并不买他的账，而是对他严加谴责和兴师问罪。这时候，戈尔巴乔夫的真面目便完全暴露。他在8月22日的电视讲话中大骂起事者，同时对叶利钦倍加赞扬。他说：“我现在在你们面前讲话的时候，已经可以有充分根据地说，政变破产了。阴谋家们失算了。……冒险家们已被逮捕并将受到严惩。……有的人不仅承担了丧失地位和自身自由的风险，而且经常冒生命危险，但他们仍然站到了捍卫宪法制度、法律和人权的队伍里，我要感谢他们。首先我要指出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杰出作用，他是抵制阴谋和专政的核心。” [131] 戈尔巴乔夫的公开背叛表明，苏共中央已经放弃对民主派的对抗。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广大普通党员和基层党组织采取行动是不现实的，更不应该过多地指责他们。因为在党的领导人已经完全脱离群众的情况下，群众是根本不可能影响党的决策的。 第二，事件组织者的犹豫动摇和内部意见不一。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上一个原因是有关系的。他们错误地认为，戈尔巴乔夫会站出来支持他们的行动。克留奇科夫后来在一次谈话中说，当时我们“对戈尔巴乔夫抱有幻想，希望他能改邪归正”。亚纳耶夫也说，“我们的错误在于，一方面想挽救国家，阻止签订新联盟条约，同时又要保住总统。”当然，事件组织者本身行动不坚决和内部不一致也是一个原因。俄罗斯学者、前“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在其近著中指出，“‘叛乱分子’不是三岁小儿，他们应该明白他们在干什么。假使他们的意图是真正认真的，他们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逮捕所有‘民主派’的积极分子——首先是叶利钦。他们应该明白，国内是在进行着一场摧毁整个苏联的战争，应该以符合这一现实的方式来行动；但是他们害怕这样做，他们甚至不敢承认这一无情的真相。” [132] 第三，苏共中央在事变的整个过程中一直处于消极状态，没有直接或间接对事变表示支持或同情。从事变开始至失败的三天内，人们没有听到苏共中央的声音。到了8月21日事变失败已成定局时，苏共中央书记处又急急忙忙谴责事变的组织者。它在声明中指出，“不允许利用临时的非常权力来确立专横的制度，建立违反宪法的政权和试图利用武力的做法”，并要求召开有戈尔巴乔夫参加的中央全会。甚至连雅科夫列夫这个党的异己分子也认为，苏共中央未能及时站出来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表明了它的“胆怯”。 第四，事变的组织者没有完全控制新闻媒体。尽管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了限制媒体活动、只允许少数中央报刊出版的命令，但控制舆论的工作并没有抓彻底。实际上，在事变期间，俄罗斯通讯社、国际文传电讯等传媒组织仍在不停地活动。叶利钦还在俄罗斯政府大楼里设立了电台。它们大量散布有利于“民主派”的消息和言论，对群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五，与事变组织者的心态完全相反，以叶利钦为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则是坚定果断、团结一致地进行了反击。在分析苏共垮台的原因时，揭露和批判戈尔巴乔夫的背叛行为固然是首要的，但是也不能不注意叶利钦的破坏作用。作为苏共领导层中的一个变节者和阶级异己分子，他在苏共垮台的整个过程中起到了别人难以起到的作用。 第六，当“8·19”事件发生时，苏共在党内外的影响和威信已空前下降。尽管它还保持着一定的硬实力，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与民主派较量一番。但是它的软实力已经相当低落。据一份民意抽样调查显示，1988年以前，群众对苏共的信任率为70%左右，到1990年下降到大约20%，到1991年初进一步下降至百分之十几。 [133] 当然，“8·19”事件失败的原因还有其他一些方面，这里不再细述。 “8·19”事件失败后，以叶利钦为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共浪潮。8月23日，在戈尔巴乔夫与俄联邦议员会见时，叶利钦对戈尔巴乔夫和苏共进行了强烈的攻击和指控，并当众宣布说：“苏共和俄共参加了‘政变’，所以我现在签署俄联邦总统令，暂停苏共和俄共在俄联邦领土上的活动。”站在一旁的戈尔巴乔夫试图阻止，结结巴巴地对叶利钦说：“等一等，等一等，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您应该做彻底的民主派，那么所有民主派和思想健康的人才会跟您走。”但叶利钦气势汹汹地当场签署了这一命令。 [134] 戈尔巴乔夫的亲密助手阿·切尔尼亚耶夫在其回忆录中不无同情地写道：“在叶利钦本人的唆使下，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议会上受到莫大侮辱，这将成为俄罗斯议会历史上可耻的一页。” [135] 其实，这何尝不是戈尔巴乔夫一生中可耻的一页呢！当天下午，根据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莫斯科市市长波波夫签署的命令，苏共中央的办公大楼被查封。大楼顶上的红旗在一群反共分子的狂呼声中落地，大楼正面挂上了沙俄时期的红白蓝三色国旗。 [136] 8月24日，为了与苏共划清界限，戈尔巴乔夫公开发表声明，主动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同时宣布由于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没有坚决反对政变，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共和国的共产党和地方党组织自行决定自己的前途。次日，苏共中央书记处发表声明，宣布接受自动解散苏共中央的决定。与此同时，苏共的所有机构被解散，苏共的全部财产、档案等被转交给俄联邦有关部门管理，各地的苏共历史纪念物被毁坏和拆除。在十月革命节前夕，即11月5日，叶利钦再次发布命令，完全禁止苏共和俄共在俄联邦境内的活动。至此，经历了93年曲折历程、号称有20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最终垮台。 [1]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于1875年与以拉萨尔为首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合并，成立了统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年，党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 [2]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上册，第239页。 [3] 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存在于1864～1876年。 [4] “修正主义”原是伯恩施坦等人自诩的名词，后来被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贬义词使用。 [5] 这是一种概括性的表述。完整的表述参见爱·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东方出版社，1989，第195页。 [6]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下同），第6卷，第171页。 [7] 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基辅的《工人报》社以及“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联盟”（即“崩得派”）；据有些资料记载，除上述六个组织外，还有梯弗利斯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代表与会。 [8]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第6页。 [9] 参见《苏联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342页。 [10] 《列宁全集》第6卷，第23、24页。 [11] 指五名“崩得派”分子和两名“经济派”分子。 [12] 普列汉诺夫在二大以后不久变为孟什维克。 [13]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当时是一种打上引号的称呼，后来变成了党内的日常用词。马尔托夫及其追随者也接受了这一称呼。 [14] 《列宁全集》第39卷，第4页。 [15] 这次代表大会是布尔什维克单独召开的。会上修改了党章，通过了列宁在二大上提出的党章第一条关于党员条件的条文。大会还改组了党的领导机构，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 [16] 《列宁全集》第36卷，第294页。 [17] 二月革命后，俄国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两个政权并存”局面，一个是工人代表苏维埃，一个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而在苏维埃中占多数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则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18] 《列宁全集》第29卷，第115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3页。 [20] 周新城：《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第12、13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41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18页。 [23] 《列宁全集》第26卷，第367页。 [24] 《列宁全集》第28卷，第88页。 [25] 以上参见А.А.达尼洛夫、Л.Г.科苏林娜《20世纪俄国史》，俄文版，莫斯科，2002，第24～26页。 [26] 《列宁全集》第32卷，第109、108页。 [27]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71～372页。 [28]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70页。 [29] 李慎明：《全面准确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2005年1月21日《人民日报》。 [30] 《列宁全集》第34卷，第155页。 [31] 《列宁全集》第34卷，第275页。 [32] 《列宁全集》第34卷，第274～275页。 [33] 《列宁全集》第34卷，第281、282页。 [34] 《列宁全集》第34卷，第289页。 [35] 《列宁全集》第34卷，第170～171页。 [36] 《列宁全集》第34卷，第295页。 [37]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02页。 [38] 《列宁全集》第41卷，第68页。 [39]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39页。 [40] 《列宁全集》第41卷，第324页。 [41] 俄文“нэпман”的音译，意译为“新经济政策人”，指新经济政策时期发展起来的工商业者，主要是商人。 [42] 参见〔俄〕薇·亚·纳杰日丁娜《社会学中的俄罗斯新经济政策》，载〔俄〕《祖国历史》2007年第4期。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 [44] 参见陈之骅、沈宗武《制度创新与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实行和变革》，《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年第4期，第9页。 [45] 参见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苏联共产党历史》第4卷，第2分册，俄文版，莫斯科，1970，第470页。 [46] 参见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苏联共产党历史》第4卷，第2分册，俄文版，莫斯科，1970，第490、491页。 [47]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407页。 [48]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12～113页。 [49]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7页。 [50] 参见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下册，人民出版社，1991，第606、619页。 [51] 参见А.А.达尼洛夫、Л.Г.科苏林娜《20世纪俄国史》，俄文版，莫斯科，2002，第165页。 [52] 参见Ю.А.谢季诺夫《20世纪俄国史》，俄文版，莫斯科，1995，第152页。 [53] 参见陆南泉等译《苏联国民经济60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第28页。 [54] 参见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第58页。 [55]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351页。 [56] 参见А.А.达尼洛夫、Л.Г.科苏林娜《20世纪俄国史》，俄文版，莫斯科，2002，第164页。 [57] 参见〔俄〕А.К.索科洛夫《苏联史稿》，俄文版，莫斯科，1995，第262、263页。 [58] 参见〔俄〕А.С.巴尔先科夫、〔俄〕А.И.弗多温《1938～2002年俄国史》，俄文版，莫斯科，2003，第49页。 [59] 参见А.А.达尼洛夫、Л.Г.科苏林娜《20世纪俄国史》，俄文版，莫斯科，2002，第218页。 [60] 参见〔苏〕萨姆索诺夫主编《苏联简史》第2卷，俄文版，莫斯科，1972，第388页。 [61] 参见〔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12页。 [62] 参见〔俄〕Ю.А.谢季诺夫《20世纪俄国史》，俄文版，莫斯科，2000，第208页。 [63] 陆南泉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第41页。 [64] 〔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14、20页。 [65] 〔俄〕А.А.达尼洛夫、〔俄〕Л.Г.科苏林娜：《20世纪俄国史》，俄文版，莫斯科，2002，第244页。 [66] 参见〔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22页。 [67] 陆南泉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第126页。 [68] 参见马林科夫1953年8月8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载《新华月报》1953年第9期。 [69] 《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62，第90页。 [70] 参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5分册，人民出版社，1958，第10～11页。 [71]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49～150页。 [72] 《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62，第128～129页。 [73] 参见王正泉等编《苏联东欧大事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第247页。 [74] 〔俄〕理·科索拉波夫：《解冻带来的道路泥泞——40年后看苏共20大》，《对话》1996年第4期，参见李兴耕等编《前车之鉴——俄罗斯关于苏联剧变问题的各种观点综述》，人民出版社，2003，第98～99页。 [75] 参见〔俄〕И.佩哈诺夫《斯大林为什么流放一些民族——克里木鞑靼人、车臣人和印古什人？》，俄文版，莫斯科，1999；〔俄〕Б.Г.索洛维约夫、〔俄〕В.В.苏霍杰耶夫：《统帅斯大林》，俄文版，莫斯科，2002；〔俄〕弗·卡尔波夫：《大元帅斯大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76] 参见〔俄〕《文档》，2003年4月17日。 [77] 美国国际宣传署署长斯特雷伯特1956年6月11日的广播谈话。 [78] 《共产党的危机》，1956年6月23日《纽约时报》社论。 [79]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第4页；另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496页。 [80]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 [81] 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498～504页。 [82]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501页。 [83]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498页。 [84] 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参见《赫鲁晓夫言论》第7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第208页。 [85] 只要读一下米·戈尔巴乔夫的亲密战友亚·尼·雅科夫列夫在他的代表作《一杯苦酒》中对赫鲁晓夫和苏共二十大那种高度赞扬和充满“念念不忘”的“感激之情”的回忆，就可见一斑。参见〔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新华出版社，1999，第11～18页。 [86] 弗·普京2002年1月在出访波兰前答记者问。参见李兴耕等编《前车之鉴——俄罗斯关于苏联剧变问题的各种观点综述》，人民出版社，2003，第63页。 [87] 〔俄〕亚·季诺维耶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新华出版社，2004，第181～182页。 [88] 参见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且听低谷新潮声（之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55页。 [89] 作出负面评价的人仅占29%，其余24%的人表示难以回答。 [90] 〔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76页。 [91]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文件汇编（1964年11月～1976年2月）》，商务印书馆，1978，第12页。 [92] 按照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纲规定，每次例行选举，苏共中央委员及其主席团的委员至少更换1/4；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和州的委员会委员至少更换1/3；市委、区委及各级基层组织委员会的委员至少更换1/2。 [93]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41页。 [94] 参见江流、陈之骅主编《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51页。 [95] 参见〔俄〕В.П.德米特连柯主编《20世纪俄国史》，俄文版，莫斯科，1996，第581页。 [96] 参见于洪君《丰碑与警示——20世纪的社会主义》，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第309页。 [97] 参见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69页。 [98] 〔苏〕安·葛罗米柯：《苏联对外政策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第451页。

[99] 参见叶·利加乔夫1992年5月27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100]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343页。 [101] 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1986.6～1987.6）》，人民出版社，1987，第151、153页。 [102]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第88页。 [103] 黄宏、纪玉祥：《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第72页。 [104] 参见〔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88页。 [105] 黄宏、纪玉祥：《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第56页。 [106] 参见王正泉等编《苏联东欧大事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第54页。 [107] 参见齐向等《苏联解体内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第339页。 [108] 〔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91页。 [109] 罗伊·麦德维杰夫2002年1月31日的一次谈话。 [110]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89，第3、43、56、55页。 [111]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506页。 [112] 1988年7月3日〔奥〕《信使报》。 [113] 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变革》，1989年11月26日〔苏〕《真理报》。参见《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0年第1期，第25、32页。 [114]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第335页。 [115]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第364页。 [116] 转引自唐修哲、孙润玉《克里姆林宫易主纪实》，新华出版社，1993，第144页。 [117] 《苏共中央二月全会（1990年2月5～7日）文件选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第87页。 [118] 《苏共中央二月全会（1990年2月5～7日）文件选编》，第4页。 [119] 以上参见《苏共中央二月全会（1990年2月5～7日）文件选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第42、87、160页。 [120] 以上参见《苏共中央二月全会（1990年2月5～7日）文件选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第4页。 [121] 《苏联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第493～494页。 [122] 阿·布赫霍尔茨：《马克思主义的没落：苏联意识形态和觉悟的变化》，〔德〕《东欧》1991年第3期。 [123] 亚·雅科夫列夫1986年二十七大以后被任命为苏共中央书记，1987年六月全会上晋升为政治局委员。 [124]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91，第459页。 [125]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1990年7月2～13日速记稿》（俄文版），转引自《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政治对抗1500天》，新华出版社，1993，第184～185页。 [126] 陈之骅等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764页。 [127] 魏泽焕：《苏共兴衰透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第283～284页。 [128] 陈之骅等主编《苏联兴亡史纲》，第765页。 [129] 1990年3月17日举行了全苏人民公决。在1.856亿拥有投票权的公民中，有80%的人参加投票，其中赞成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票数占76.4%，反对的占21.7%，近2%的票为废票。格鲁吉亚、立陶宛、摩尔达维亚、拉脱维亚、亚美尼亚和爱沙尼亚6个加盟共和国拒绝进行公投。参见〔俄〕А.С.巴尔先科夫、〔俄〕А.И.弗多温《1938～2002年俄国史》，俄文版，莫斯科，2003，第373页。 [130] 以上参见唐修哲、孙润玉《克里姆林宫易主纪实》，新华出版社，1993，第308、309页。 [131] 戈尔巴乔夫1991年8月22日在苏联中央电视台发表的声明，转引自《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政治对抗1500天》，新华出版社，1993，第319～320页。 [132] 〔俄〕亚·季诺维耶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第73页。 [133] 新华社《世界形势》编辑部编《世纪大事：苏联解体》，第62页。 [134] 参见唐修哲、孙润玉《克里姆林宫易主纪实》，新华出版社，1993，第337～338页。 [135] 〔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第584页。 [136] 韦政强主编《苏联解体纪实》，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部，1992，第326页。 第二章 苏共的基本理论及指导方针 理论对于政党具有极端重要性。列宁说过，没有理论，党就会失去生存的权利，而且不可避免地迟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产。他还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1] 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破天荒地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社会发展的客观过程和一般规律，使人类对于社会历史的研究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之上，为无产阶级提供了科学的历史观，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全部活动的理论基础。苏共在成立伊始，即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苏共领导在贯彻落实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而确定的基本理论方面，成功与问题相倚，经验与教训相伴，既有正确方面，也有严重错误，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 苏共在基本理论方面的错误，主要是没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以及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动力等原理去认识、揭示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依据这些规律推动社会的发展和变革。诸如关于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共产党的地位和性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及时代、时代特征和对外关系等的理论方面，苏共犯有脱离实际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左”的错误主要表现为教条主义、僵化保守、故步自封、不能与时俱进；右的错误主要表现为迎合资产阶级的需要，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应当指出的是，苏共所犯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其性质根本不同，程度也有所不同，因此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也是不同的。苏共右的错误，主要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开始，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达到了顶峰，以致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导致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教训十分深刻。 第一节 关于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问题 任何政党，都是在一定的思想理论指导和支配下进行活动的。指导思想的内容决定着这个政党的性质和宗旨。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自然、社会及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反映了各国革命和建设普遍性和共性的一面，其基本原理是从客观实际中抽象出来又经过反复验证的真理，是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同时，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它没有结束真理，并非固定不变。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时俱进。因为人类社会生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各国的革命和建设又无不因具有各自的特殊性和个性而有所不同，必须根据实践经验和时代特征的发展变化而使马克思主义原理加以丰富和发展，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并成为真正强大的思想武器。恩格斯强调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2] 所以，共产党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这样才能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苏共在指导思想问题上，经历了由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产生列宁主义，到基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再到背离和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 一 从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到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 列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列宁指出：“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 [3] “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4] “严格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只有一个，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5] 同时，列宁又十分注意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以及本国国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就是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从俄国的实际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发展的伟大成果。 列宁逝世后到1927年，联共（布）中央同托洛茨基反对派、“新”反对派和“联合”反对派进行了三次激烈的斗争。斯大林在这些斗争中，高扬列宁主义的旗帜，发表了《论列宁主义基础》等著作，系统阐述了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从此，联共（布）自称为列宁主义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简称马克思列宁主义。1934年，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七大的报告中强调说，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是列宁主义的党。因为它在自己的工作中遵循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说”。 [6] 1939年，日丹诺夫在联共（布）十八大的修改党章报告中说，我们党的“纲领、策略、组织原则，是建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花岗石般的基础上的”。斯大林在领导党和国家近三十年期间，基本上坚持并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丰富和发展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能够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理论和其他有关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确保了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下，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并且在卫国战争中取得了打败德国法西斯的胜利，推动了世界进步事业的发展。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中曾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科学，就不会也不可能停留不前，而会不断发展和不断完善”。还说：“决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看成是教条汇编，看成是教义问答，看成是信条。” [7] 但在实际上，斯大林和联共（布）党并没有完全做到这样。这种情况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冒头，到斯大林后期变得逐渐严重。 众所周知，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在二战以后达到高峰。当时，斯大林不仅独揽党政大权，而且独揽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权。斯大林的言论成为判别真理与错误的唯一标准，斯大林的一切结论都被当做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别人只能加以学习和领会，或者为斯大林的结论进行论证。斯大林的某些不科学的论点，诸如社会主义已经“建成”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完全适合”的理论以及资本主义“总危机”不断深化的理论等，紧紧地束缚着理论界。而其间出现的一些具有创新意义的理论观点，却遭到不应有的批判。例如40年代中期，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国家计委主任沃兹涅先斯基提出，对国民经济过分集中的领导必然产生官僚主义和经济上的浪费，社会主义社会应重视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但他的观点遭到严厉批判，他本人后来也在“列宁格勒案件”中被处决。1948年，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家瓦尔加提出的战后资本主义有一定的发展的观点，也遭到严厉批判，说他回避了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根本问题。结果，瓦尔加主编的杂志被勒令停刊，他所领导的研究所也被解散。二战以后，联共（布）中央倡议举行关于哲学、生物学、生理学、语言学、政治经济学等问题的讨论和批判，在各个领域出现了用行政命令代替学术讨论，压制不同意见的现象。当时，一本教科书、一部电影、一个剧本、一篇小说，往往都要由联共（布）中央直接插手、干预或审定，甚至作出专门决议。结果，整个理论界笼罩着严重的教条主义，缺乏创新意识和创造精神。 二 从背离马克思主义到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在同年9月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虽然他一再声称苏共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例如在1952年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我们党“在自己的活动中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在1961年的《苏联共产党章程》中又强调“苏共的全部活动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赫鲁晓夫在指导思想上开始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方面，他延续着斯大林时期的教条主义错误，固守原有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教条。例如，1953年8月，时任部长会议主席的马林科夫根据苏联实际情况，提出“加速发展轻工业”的主张，而赫鲁晓夫却固守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教条，不仅予以否定，而且大加批判，斥之为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解”，是“右倾的复活”。1955年2月，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莫洛托夫对苏联的社会发展阶段提出较为实际的看法，认为战后的苏联只是“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而赫鲁晓夫等人坚持传统的社会主义“建成”论，对莫洛托夫严厉批判，强调“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和正在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是“党早已解决了的问题”，莫洛托夫的提法“会使党员和苏联全体人民……迷失方向”，迫使莫洛托夫不得不公开认错。另一方面，他在反对个人迷信的旗号下大搞“非斯大林化”。他不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公正、全面地评价斯大林，没有肯定斯大林应有的历史地位，而是历史唯心主义地把斯大林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恶毒地谩骂、诬蔑，实际上是全盘否定斯大林。同时，他还用超阶级的人道主义的唯心史观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把“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作为党的纲领性目标，提出所谓“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三无世界”、“全民党”、“全民国家”等错误理论观点，从而导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的严重错误。 勃列日涅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以后，虽然也一再声称“我们党永远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战无不胜的旗帜” [8] ，“我们的党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党。它始终不渝地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当代最先进的、革命的科学，并尽一切力量使它进一步发展” [9] 等，但实际仍然延续着教条主义的错误。较为典型的事例是批判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反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垄断资本及其修正主义奴仆试图阻挠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手段”，其目的是要“取消社会主义，抹杀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其优越性”，同时强调，“指令性规划在国家经济的领导工作中具有主导作用”，“竞争是和社会主义客观不相容的经济发展形式”。 [10] 这样的批判，实际上是要维护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排除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调节的任何可能。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使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的苏联停滞不前。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后不久，苏共的指导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政治领域的“改革新思维”，突出地表现为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 第一，鼓吹“多元论”，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把“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论”并列为三个“革命性创议”，称“多元论”是“民主化”和“公开性”发展逻辑的归宿。正是由于鼓吹“多元论”，便不可避免地导致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化。戈尔巴乔夫以下一系列言论和行动可以证明。 这种“多元论”首先表现为鼓吹摒弃“意识形态限制”，反对“精神垄断”。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在向苏共二十八大提出的“行动纲领草案”中强调，要“坚决摒弃对其他观点与思想的意识形态限制”。也就是说，苏共主张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放弃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思潮的限制和斗争。其次，“多元论”表现为让舆论工具完全独立，放弃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1990年1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宛发表讲话说：“我坚决反对对舆论工具进行任何形式的霸占，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对舆论工具进行垄断。”最后，“多元论”还表现为直接攻击和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1990年7月2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谈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时强调，要考虑“一切理论的局限性”，意思是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有“局限性”。这就道破了他不仅是要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而且是要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 第二，在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地位的同时，提出以抽象的人道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对立的错误理论。它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翻版，也是当代民主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变种。它不仅有系统的理论体系，而且有全面的行动纲领。这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戈尔巴乔夫用前者取代后者作为苏共的指导思想，其结果，一是摧毁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使苏共解除了武装，失去了应有的先进性；二是破坏了多民族联盟国家的意识形态保证，导致民族分裂主义的恶性膨胀。这正是导致苏共败亡和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所在。 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没有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事业就无从谈起。而在坚持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同时，又必须不断完善和改进党的领导。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十分强调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作用，认为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领导力量。列宁说：“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 [11] 又说党“管理和领导整个国家”，党“应当领导巨大的国家机构”。 [12] 列宁的上述思想，后来一直为苏共所继承和坚持。1926年1月，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书中强调，“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主要领导力量”。“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主要东西。” [13] 1936年的苏联宪法，更从立法上肯定了党的领导地位，明确规定苏共是“劳动群众所有一切社会团体及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1939年联共（布）十八大通过的党章再次强调，“党是劳动群众的一切社会团体及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赫鲁晓夫执政以后，苏共仍然强调党的领导地位。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党章》在序言中指出，苏共“是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 [14] 1977年的苏联宪法指出，“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体制以及一切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核心。”几十年来，苏共虽然坚持和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但在实践中长期强调“一党独存”，出现“以党代政”偏向，不重视完善和改进党的领导。从赫鲁晓夫开始，苏共又企图改变共产党的性质，提出“全民党”的理论。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更是走上鼓吹多党制、放弃党的领导地位、把党变成“议会党”的错误道路，从而使苏共迅速败亡。 一 从主张“多党合作”到强调“俄共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究竟应建立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是搞多党制还是一党制？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没有具体说明。对此，苏共的认识和实践也有一个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曲折和失败并不奇怪。只要不背离党的宗旨，总是会从不完善到完善，从不成熟到成熟。起初，列宁有多党合作的思想。1917年4月，列宁提出：“同真正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的集团和派别接近和联合是必要的。” [15] 同年9月，列宁又说，要“实现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只有这个联盟能使我们在俄国建立巩固的政权”。 [16]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曾经邀请大家都来参加政府”，“我们愿意成立苏维埃联合政府”。 [17] 当然，这样做的条件是，其他政党必须服从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列宁说，我们“同意同苏维埃中的少数派分掌政权，但这个少数派必须诚心诚意地服从多数，并执行……走向社会主义的纲领”。 [18] 按照列宁的主张，布尔什维克党起初曾同左派社会革命党实行联合执政。但这个时间并不长久，只维持了半年多一点。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阶级斗争尖锐复杂，导致两党合作发生破裂。二是主观认识有了变化。随着形势的发展，列宁的主张从原先的“分掌政权”变为“一党执政”。1919年7月，列宁在谈到有人责备布尔什维克党“一党专政”时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 [19] 1922年3月，俄共（布）十一大的决议强调说：“俄国共产党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 [20] 其实，当时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已经发生分裂。1918年9月，俄国出现两个新的政党，一是拥有2800名成员的“革命共产主义者党”，二是拥有3000名成员的“民粹派共产主义者党”。两者都宣布拥护苏维埃政权，愿意同布尔什维克党继续合作。但当时认为，既然目标相同，就不必单独建党。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出规定：“每个国家只应有一个统一的共产党。”1926年7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决议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不能容许两个或几个政党同时并存”。 [21] 结果，几个拥护苏维埃政权的政党也并入了布尔什维克党。于是，就最终形成了共产党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的政治格局。 尽管如此，列宁从未把一党制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普遍规律，从未说社会主义社会只能“一党独存”。后来作出理论论证的是斯大林，他在1936年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几个党，也就是政党自由，只有在有利益敌对而不可调和的对抗阶级的社会里”才会存在；“在苏联已经没有资本家、地主、富农等等阶级了”，所以，“在苏联只有一个党可以存在，这就是勇敢和彻底保护工农利益的共产党”。 [22] 这就是说，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只能是“一党独存”。然而，苏联这样做是有弊病的。长期的一党执政和“一党独存”，没有任何其他政党（代表不同劳动阶层的利益和意见）进行参政和监督，实际上是造成苏联政治上高度集权和缺乏民主的重要原因。安德罗波夫在1982年的一个报告中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形成敌视社会主义政党的土壤”，但可以有几个政党共存；“在数党并存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每一个党都有自己的社会基础及其特殊的利益，但是极重要的一点是，它们全都是以社会主义为立足点的”。 [23] 这种认识，显然比过去有了很大进步。 二 从强调党的领导到党政职能不分 在苏共“一党独存”的情况下，在强调和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的同时，如何正确处理党同政权机关的关系，是前所未遇的问题。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就正确处理党和国家机关的关系，阐述了很多很好的思想和作过很好的决议，认为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主要是决定方向，制定方针，提出任务，选配干部和监督、检查工作，以保证党的路线方针的贯彻落实。列宁曾强调，“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党的任务“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 [24] 但苏共的规定和领导人的讲话，往往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例如，列宁一方面提出要严格区分党和国家政权的职责，提高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主动性；另一方面又强调“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 [25] 斯大林一方面主张党对苏维埃机关及工会等群众组织实行总的政治领导，党的指示应该通过国家机关及群众组织中的党员来加以贯彻执行；另一方面又提出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通过任何一项重要的决议都非有党的有关指示不可”。 [26] 由于苏共关于党政关系的理论很不完善，在实践中，党和国家机关的职能日益混淆，国家机关的实际地位不断下降，职能不断削弱，属于国家机关的职权被不恰当地大量集中于党的领导机关。党的领导机关在各个级别上都是权力的主体，是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直接指挥者，而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或形同虚设，或成为党的领导机关的执行机关。结果，党政职能不分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从而既影响党在国家重大问题上发挥政治领导作用，又影响政府部门的积极性。 三 从党政职能不分到放弃党的领导地位 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苏共口头上仍然坚持党的领导原则。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新修订本》指出，共产党“是我们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的政治体制核心”。 [27] 但是，1987年后戈尔巴乔夫把改革的矛头指向苏共，逐步地否定苏共的领导地位。为此，他先后采取了以下几方面的步骤。 第一，改组党的领导机构，削弱书记处和政治局。1988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作出决定，成立分管党的建设、意识形态、经济、国际、法律、农业的六个委员会，以取代书记处的工作并架空政治局。这六个委员会，实际上只起咨询机构的作用。原苏共中央书记利加乔夫对此评论说苏共中央“自动地埋葬了书记处”；此后，“书记处会议便自动停止了，党丢掉了战略领导司令部”。 [28] 原戈尔巴乔夫总统助手博尔金说，“从1989年起，书记处从一个有影响的机构变成了论坛馆”；“政治局的作用开始减弱，会议开得越来越少……有时好几个月不开一次会……这实际上是在埋葬国内独一无二的强权机构，政权日益瘫痪”。 [29] 可见，1989年以后的苏共中央机构，已经形同虚设，不仅不再是国家大事的决策中心，而且失去对国家大事的影响力。 第二，推行“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放弃党的领导。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提出，要“根本改革”现有的政治体制，实行“议会民主”，使“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随后，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2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要实行总统制，实际上是要排除共产党的领导，剥夺苏共中央对国家大事的决策权。1991年7月20日的《苏联共产党纲领草案》中写道，过去“党垄断了政权”，现在“要使党‘非国家化’，把它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组织’”。实行总统制，实际上是戈尔巴乔夫对苏共中央的一次“夺权”行动。有材料表明，时任苏共中央书记的雅科夫列夫在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前夕曾向戈尔巴乔夫紧急进言说：“改革以及我们整个政策最主要的障碍是政治局，其次是中央全会……如果您还继续拖延，不夺权，那么，一切就完了。”为此，他建议必须尽快建立总统制，“这样您就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从而既使政治局又使喋喋不休的最高苏维埃失去真正的权柄”。 [30] 戈尔巴乔夫真是这样做了。 第三，修改宪法，取消苏共法定领导地位。1990年2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要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是社会领导力量和政治体制核心的规定。随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对宪法作了相应修改。此后，苏共便失去了法定的领导地位。1991年4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的闭幕词中公然宣称，苏共是“有意识地放弃了自己几十年对政权的垄断”。 应当指出，苏共过去实行“以党代政”，是属于共产党领导的方式方法问题。而戈尔巴乔夫放弃党的领导，取消苏共的法定领导地位，则是在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上犯了错误。事实证明，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就是放弃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四 从工人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到“议会党”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但它同工人阶级不同，同工人阶级其他组织也不同。列宁强调指出：“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 [31] 斯大林也一再指出，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要保持自己的阶级性，充分体现自己的先进性。他们的科学论断，长期为苏共的纲领和章程所确认。 苏共在很长时间内确实体现了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前后的纲领主张和战略策略，遵循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后来，苏共领导苏联人民，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成为战胜希特勒法西斯侵略的主力，挽救了欧洲和人类的文明，并促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事实证明，苏共的确代表了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无愧为工人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因此得到了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但是，苏共在如何保持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方面有严重失误。在斯大林时期，由于出现理论僵化和教条主义错误，导致苏共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失去部分先进性，党内运行机制的缺陷和弊端也严重影响了党的生机和活力。苏共对此既无清醒的认识，也未致力于消除，而是在执政的环境中任其发展。党章规定的党的基本组织制度形同虚设，甚至多年不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使党内民主机制的基础遭到破坏；在民主集中制方面，过分强调集中，压制了民主；在党的领导体制方面，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日益严重，各级党组织领导人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个人专权；在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方面，领导干部的选举制变成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并在实际上形成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对党内监督重视不够，腐败堕落现象严重。 特别是，苏共未能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社会还是阶级社会，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声称党的性质已经改变，已成为“全民的政治组织”，成为所谓的“全民党”。苏共还未能预见共产党有发生蜕化变质的危险。西方又推行“和平演变”，力图用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价值观来影响社会主义国家。所有这些，都会反映到共产党里来，使党内出现不同的思潮和派别，使党内产生蜕化变质分子，出现脱离人民群众的“特权阶层”。一旦这些人成为“接班人”，掌握了领导权，共产党就有可能变质，变成资产阶级政党。苏共过去虽曾进行过多次尖锐的党内斗争，清除了一些异己分子，但对整个党可能变质的危险性依然估计不足。苏共既未在理论上提出共产党可能变质的思想观点，也未在实践中采取防范共产党变质的任何有效措施，特别是对培养和挑选“接班人”缺乏严格的规定和必要的民主程序。所有这些，为苏共后来的变质留下了隐患。 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继承了赫鲁晓夫“全民党”的理论思想，根本不提苏共的阶级性。起初，戈尔巴乔夫强调苏共是一个“自治组织”。1986年2月，他在苏共二十七大的报告中说苏共“是社会政治自治组织的最高形式”。 [32] 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在向二十八大提出的“行动纲领草案”中又说，苏共“是自治的社会政治自治组织的最高形式”。同时声称苏共将不再独揽国家领导大权，不谋求国家政治生活的特殊地位；苏联将朝着政治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准备实行多党制。在戈尔巴乔夫不遗余力的推动下，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纲领、章程及其他一系列文件，标志着苏共的重大转向，苏共性质改变。苏共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变了，不再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而提要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而奋斗；苏共的阶级性质变了，不再提苏共“仍然是工人阶级政党”，只提苏共是“按自愿原则联合苏联公民”的“政治组织”；苏共的地位变了，不再提党的领导地位和先锋作用，而强调放弃“政治垄断”，“苏共起着议会党作用”，苏共同其他政党、社会政治团体是平等竞争合作的伙伴关系。同时，苏共的组织原则也变了，尽管还保留“民主集中制”的一般提法，但已不再把它作为党的组织原则，而且强调党内允许横向组织活动，允许党员“按志趣和问题”进行联合等。 [33] 总之，经过苏共二十八大的转折，苏共的性质已被彻底改变，苏共不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不再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变成“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党”，变成“议会党”。这是戈尔巴乔夫对党进行所谓“彻底革新”的结果。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特别是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性和正确估计社会主义社会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是正确制定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方针、政策以及对现有体制进行调整和改革的前提。苏共虽然长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并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但由于对国情缺乏清醒的认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的观点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一 从社会主义社会是“很长的”过渡阶段到“短暂的”过渡阶段 十月革命胜利后初期，列宁指出，苏维埃俄国社会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将是很长的、复杂的，要经历许多阶段。后来，根据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将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由不发达到比较发达的过程。但是这个过渡时期究竟有多长，由于早逝，列宁没来得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这一问题。 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他忽视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长期性、阶段性，过早地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口号。1933年1月，斯大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中宣告，苏联已“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苏联已经建成了”。 [34] 1934年1月，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七大的总结报告中又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剩下的只是建成它的上层建筑，这件事无疑要比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容易得多”。 [35] 1936年11月，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正式宣布：“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 [36] 显然，宣布社会主义基本建成，就意味着苏联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结束，在理论上是把社会主义看成短暂的过渡时期。这是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思想。斯大林之所以宣布社会主义基本建成，主要是从生产关系来看问题，他只看到1936年已达到在国民经济中只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的目标，就认为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却忽视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以此作为制定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战略的依据，就不可能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促进生产的发展，反而阻碍国民经济的增长，特别是妨碍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二 从“建成社会主义”到“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 1936年斯大林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当时无论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看，还是从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发展程度看，苏联的社会主义还是一种刚刚起步、水平很低、很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离马克思列宁设想的社会主义相去甚远。列宁当年强调，社会主义社会要达到高度的劳动生产率，但苏联当时的劳动生产率还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据苏联国家计委工作人员的计算，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末，苏联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40%，1936年苏联一个工人的采煤量，仅相当于1929年美国一个工人采煤量的42.8%，其他行业则更低，如生铁为37%，机器制造为41.4%，棉织品为37.3%。 [37] 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不能说已经“建成”社会主义，更不能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可是，斯大林认为，在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性质完全适合，“因此在苏联没有经济危机，也没有生产力破坏的情形”。 [38] 1939年3月，联共（布）十八大的决议又提出：“苏联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即完成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并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阶段。” [39] 不过，斯大林对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还比较谨慎，他从未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具体时间表。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八大的报告中说：“只有在经济上也超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才可以期望我国将有充裕的消费品，丰富的产品，我们才可能从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第二阶段。” [40] 1952年5月，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强调，向共产主义过渡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 [41] 要逐步过渡，并认为这件事很不简单，“社会必须经过一系列的经济改造和文化改造”，是一件“需要进行极大经济变更的复杂多样的事情”。 [42] 尽管如此，1952年10月苏共十九大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章程》第一条仍然提出，“现在，苏联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最后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43] 赫鲁晓夫执政后，不仅没有纠正斯大林的“超越阶段”思想，反而进一步发展这种思想。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重申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并正在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1959年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在苏联已取得“完全的和彻底的胜利”，苏联已进入“一个新的、极重要的发展时期——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成了党和人民的直接的实际任务”。 [44] 特别是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的总结报告中竟然提出，苏联要“在二十年内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具体的时间表是：在头十年，即1961～1970年，苏联要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品产量方面超过美国；在第二个十年，即1971～1980年结束时，苏联将建立起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保证全体居民得到富裕的物质文化财富，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赫鲁晓夫宣布：“我们这一代苏联人将要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 [45] 赫鲁晓夫“二十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的口号完全是一种空想，是主观主义的产物，把超越阶段、急于过渡的思想发展到登峰造极。 三 从“发达社会主义”到完全抛弃社会主义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曾对赫鲁晓夫超越阶段、急于过渡的极端观点进行了调整和修补，并提出“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应当说，这一理论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承认社会主义的长期性，从而否定了过去认为社会主义只是一个“短暂阶段”的传统观点；它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经历几个发展阶段，从而否定了过去认为社会主义时期不必划分阶段的传统观点；它认为1936年的苏联只是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础，还不能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从而否定了斯大林当年过早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观点；它认为完善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从而否定了赫鲁晓夫“二十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的错误口号。 但是，“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仍然具有冒进夸张和不切实际的特点。它确认苏联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宣称这个社会具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具有“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具有“成熟的社会关系”，“体现最深刻的民主”，等等。苏共把“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描绘得如此尽善尽美，显然脱离了苏联社会的现实，是对苏联社会发展水平的过高估计，从而掩盖了当时实际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危机。特别是，这个理论强调苏联正在“建设共产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因为“完善发达社会主义同时就是向共产主义过渡”。这种说法，显然还没有摆脱超越阶段、急于过渡的错误观点。 1982年11月继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只在位执政了一年零三个月，但他针对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建成”论，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起点”论。如果说在勃列日涅夫看来，苏联在60年代后期已经建成相当完善和成熟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话，那么安德罗波夫在15年后却还强调，苏联尚处在发达社会主义“这一长期历史阶段的起点”。这是对勃列日涅夫基本理论的重大调整和修改，不仅说明苏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前进了一步，也说明他们对苏联社会现实的评估后退了一步。尽管如此，安德罗波夫的“起点”论也还没有摆脱超越阶段、急于过渡的冒进错误，因为它仍然认为苏联已经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并强调要“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 [46] 从斯大林执政以来，苏共历届领导人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几十年中，理论上始终存在超越阶段、急于过渡的思想。这对苏联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害。 第一，促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形成和巩固。在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建成”，并提出要向共产主义“过渡”，就必然使得许多经济规律难以发挥作用。因此苏共必须借助行政命令，并通过加强集中领导来促进这一“过渡”。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逐步形成的。这两者的同步发展，显然不是一种巧合，而有着内在的联系。后来，苏联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弊病日益暴露，而且表现得越来越严重，但它始终未能得到有效的调整和改革，反而故步自封，变得越来越僵化。这种情况与苏共始终未能纠正超越阶段、急于过渡的思想有一定的关系。 第二，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调节。众所周知，共产主义是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那时不再存在商品和货币，也不再有市场调节。既然苏共在理论上始终强调要向“共产主义过渡”，那么在实际生活中也必然要限制和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调节。斯大林在1952年强调，要“用逐渐过渡的办法使产品交换制来代替商品流通”；谁主张扩大商品流通，就是阻碍苏联“向共产主义前进”，“商品流通是和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前途不相容的”。斯大林还说，缩小“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就使社会主义易于过渡到共产主义”。 [47] 所有这些，都对苏联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 第三，推动所有制“一大二公”倾向的发展。斯大林曾列举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三个“先决条件”，其中之一就是“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因此，为了促进向共产主义过渡，苏联常常采取行政措施，把集体所有制变成全民所有制，并过早地否定个体劳动者的积极作用，过多地限制个人副业的发展。赫鲁晓夫当年就是这样做的。在赫鲁晓夫提出“二十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口号的同时，苏联曾对集体农庄采取大规模合并的措施，并把大批集体农庄变成国营农场，结果对国民经济造成严重损失。 第四，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苏共在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广苏联模式的时候，实际上也把超越阶段、急于过渡的理论和实践包括在内。例如当年赫鲁晓夫强调，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将大致同时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在苏联的影响下，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70年代也跟着苏联纷纷宣布，它们正在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且“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前提正在形成，结果陷入歧途，迷失了前进的正确方向。 总之，超越阶段、急于过渡的理论观点，几十年来长期统治着苏联社会，已经成为一种教条。这种理论观点的影响是严重的，危害也是很大的。它充满幻想，脱离实际，美化现实，掩盖矛盾，成为改革和创新的严重障碍，阻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人们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苏联社会已经十分发达和成熟，那还有什么必要进行改革呢？既然苏联要向共产主义过渡，那怎么还能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关系呢？ 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基本上延续了苏共对社会主义的提法。1986年3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的报告中说：“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有计划地和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使苏联社会继续向共产主义迈进，依然是党的基本任务。” [48] 但不久，他在“完善社会主义”的旗号下，发动了一场全面的“根本改革”，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87年1月，他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在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他修正了社会主义的概念，突出超阶级的人道主义和所谓的“民主”，将其作为评价社会主义的标准，从而完全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明确地把苏共的任务和目标说成是为了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表明他要改旗易帜，根本背弃科学社会主义，也就导致了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覆灭。 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建立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取消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从社会主义倒退到资本主义。执政的共产党必须正确对待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与阶级斗争，坚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广大劳动人民充分发扬民主。只有这样，社会主义事业才能不断向前发展。几十年来，苏共在这方面的理论思想也经历了曲折变化，由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到强调“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随后又提出“阶级斗争熄灭论”、“全民国家论”，最后又鼓吹“不受限制的民主”、“无条件的民主”等，彻底抛弃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根本变质。 一 从“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到“阶级斗争熄灭论” 列宁在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革命的斗争中，十分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 [49] 他还强调：“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50] 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此前后，列宁总结了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实质、任务以及民主与专政的关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列宁说：“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走别的道路。”诚然，“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51]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有两大任务，一是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和防御外来的侵略，二是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完成。这第二个任务比第一个任务更重要、更困难，“因为归根到底，战胜资产阶级所需力量的最深源泉，这种胜利牢不可破的唯一保证，只能是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只能是用社会主义的大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 [52]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多次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 [53] 遗憾的是，在列宁逝世后，苏共未能很好地、全面深刻地领会、贯彻列宁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先是强调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后又宣称阶级斗争已经熄灭，鼓吹“全民国家”论，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锐利武器。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继承了列宁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并有所发挥。但他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却提出了“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错误论点，强调要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要经过“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政权”来消灭国家， [54] 在实践中造成了严重偏差。1928年7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说：“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向社会主义的前进不能不引起剥削分子对这种前进的反抗，而剥削分子的反抗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必然的尖锐化”。 [55] 1933年，他一方面说垂死阶级只剩下“最后残余”，一方面又说“只有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政权，才能彻底铲除垂死阶级的残余”。 [56] 1937年3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又重申：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 [57] 错误的阶级斗争观点必然导致错误地估计阶级斗争形势。在“大清洗”运动中，在镇压真正的反革命分子的同时，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思想分歧也被当做敌我斗争，从而使大批无辜的党政干部和群众被错捕错杀。这样，不但造成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损害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声誉，成为国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攻击苏共的重要“把柄”。 赫鲁晓夫执政以后，批判了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错误观点，并开展“平反”和“恢复名誉”工作。但赫鲁晓夫又走向另一极端，在理论上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否认苏联还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1957年11月6日，赫鲁晓夫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中说，现在苏联已成为“精神上政治上团结”的社会，苏维埃国家早先的镇压职能已“逐渐消逝了”。 [58] 同年11月14日，赫鲁晓夫在接见合众社记者夏皮罗时又说：“苏联没有互相敌对的阶级和阶层。我国的社会是一个团结一致的社会主义社会。” [59] 1959年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的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危险已经没有了。这意味着，社会主义不仅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而且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60] 1961年，在“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基础上，赫鲁晓夫又提出“全民国家”的理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上已变为全民的国家”。 [61] “全民国家”理论是根本错误的，它不仅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及阶级分析方法，而且不符合苏联当时的实际情况。当时的苏联，剥削阶级虽已消灭，但还存在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和贪污盗窃等新剥削分子，同他们的斗争实际上也是阶级斗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同时，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或派遣间谍，或收买内线，力图颠覆苏共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权，这更是一种阶级斗争。这两种情况都需要运用专政的手段认真加以对付。既然阶级斗争还继续存在，苏联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也就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怎能奢谈“全民国家”呢？ 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对赫鲁晓夫的错误观点作了某些调整和修补，企图把“全民国家”同无产阶级专政统一起来。1964年11月1日，赫鲁晓夫刚刚下台，《真理报》编辑部就发表文章说：“全民国家同无产阶级专政是不矛盾的，也不是相对立的，那是它的自然的历史的继续。”后来，苏共一再强调，“全民国家”仍然具有阶级性，它“继续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 [62] 尽管如此，“全民国家”理论的消极后果仍然难以消除。由于“全民国家”理论的长期流行，导致苏联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不再有任何阶级斗争的观念，也失去了对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任何警惕。最后，当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向苏共发起猛烈进攻的时候，苏共不但无法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锐利武器来进行反击，反而步步退让，把国家政权拱手让给敌对势力。 二 从“无条件的民主”到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戈尔巴乔夫完全继承了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论，而且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鼓吹“排除任何阶级专政”。他在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作报告，不但充分肯定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论，而且强调，“有必要使我们的国家制度达到完全的全民性这个概念”。 [63] 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中又说，当年宣布苏联是“全民的国家”，这在发展民主方面“应当成为标志”，但“遗憾的是，虽然进行了几十年的理论创新，却没有对政治机制进行某种改变”。也就是说，他认为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理论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贯彻得还很不够。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在向二十八大提出的“行动纲领草案”中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意图，提出了“全民的法制国家”的概念，强调说“全民的法制国家排除任何一个阶级的专政”。其实，这里特指是要“排除”无产阶级专政。可见“全民国家”的理论正被发展到登峰造极，苏共已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然而，排除无产阶级专政并不等于“排除任何一个阶级的专政”，之后建立的国家政权实际上非资产阶级性质莫属。 在鼓吹“排除任何阶级专政”的同时，还大力推行“民主化”，宣扬“无条件的民主”。戈尔巴乔夫上任伊始，就不遗余力地鼓吹所谓的“民主化”。针对过去政治生活中不够民主的弊病，提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任务。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戈尔巴乔夫鼓吹的是一般的和抽象的“民主化”，而且越来越片面，越来越走向极端。在1988年6月底举行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甚至提出要实行“无条件的民主”。他强调，苏联要“有内容充实的和无条件的民主，有概无例外的法制”。 [64] 众所周知，民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民主是具体的、有条件的，社会主义民主必须以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为前提，决不能允许利用“民主化”的口号来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发扬民主不能不要集中，不能不讲法制和纪律，民主绝不可能是“无条件的”，否则就是无政府主义和绝对民主。当时的苏联，正是在“民主化”浪潮下，群众性的集会和游行示威此伏彼起，民族冲突大规模爆发。反对派打着“民主化”的旗号，大肆从事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破坏活动。推行“无条件的民主”与“排除任何阶级专政”相结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无政府主义泛滥，民主和法制被破坏，无产阶级专政被取消。 三 从苏维埃制度到“三权分立”和总统制 苏维埃是俄国劳动人民在1905～1907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自己创造的权力形式。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是苏联的最高权力机关。1918年第一部苏维埃国家宪法第一条就规定：“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掌握。”议行合一的苏维埃制度是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早在著名的《四月提纲》中，列宁在谈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的政权形式时就明确指出，“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 [65] 后来，列宁又指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 [66] 对于俄国无产阶级来说，人民创造的苏维埃是最好的国家类型，“新的最高的民主类型”。 [67] 列宁还指出，苏维埃是同时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资产阶级议会制把两者分割开。议员们在议会里高谈阔论，制定各种决议和法令，但不负责执行。议会实质是一个“清谈馆”。而苏维埃是工农代表机构，同资产阶级代议机关不同，工农代表在苏维埃机构里“必须亲自工作，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实际执行的结果，亲自对自己的选民直接负责” [68] ，因此，苏维埃制度“是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大进步”。 [69] 但是，列宁并不认为苏维埃制度已经完美无缺，相反，还需要不断地改善和改造。他说：“世界历史的新的一章——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已经开始。不过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形式还要靠许多国家来改进和完善。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事情没有完成。”“今后在发展生产力和文化方面，我们每前进一步和每提高一步都必定要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 [70] 列宁逝世以后，苏维埃体制得到某些完善和发展，苏维埃作为人民代表机关发挥过明显的积极作用。如1936年宪法规定了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的新选举制度，反映了苏维埃民主的扩大和苏维埃制度的进步。此后苏维埃权力体系不断完善，如最高苏维埃的权限得到了扩大，地方苏维埃的权力有了提高，人民的权利有了较多的法律保证等。然而，由于以党代政的弊端，苏维埃作为国家组织，作为权力机关，还未发挥应有的作用。苏共中央仍然过多地包揽苏维埃的职能，尊重最高苏维埃的立法权不够，在实践中，执行机关严重挤压苏维埃的权限，苏维埃工作更多地表现为形式。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一再表示要对苏维埃制度进行改革，要更多地发挥苏维埃的作用。1987年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他强调要对苏维埃“实现创新的变革”。1988年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他在提出根本改革政治体制的任务的同时，着重提到了要改革苏维埃制度，甚至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实现国家权力中心从党的系统向苏维埃系统转移。会议决定成立新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取代原来的最高苏维埃。其实，戈尔巴乔夫的本意主要并不在于改革苏维埃制度和加强苏维埃的作用。他的真正目的在于以此来削弱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并把苏维埃作为推行“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工具。根据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戈尔巴乔夫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来削弱党对国家各个领域的重大决策作用。党的机构和政府机构的作用都被大大削弱。在“民主化”的浪潮中，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纷纷抢夺苏维埃权力，苏联国家管理体系陷入混乱，经济失去控制并遭受严重破坏。在这种局面下，戈尔巴乔夫便正式提出实行他早就在考虑的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三权分立”的代议制度和建立总统制。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中说，政治改革要实现人民自治同“代表制议会民主机制的辩证结合”。他赞赏说，议会民主能“保证执行权力与立法权力的严明分开，并保证司法的独立性”。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提出了设立总统制问题，并在通过的纲领声明中强调说，“三权——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立对于管理效率来说具有关键性意义”。同年3月召开的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删除苏联宪法中有关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文和设立苏联总统职位的决议。戈尔巴乔夫就这样先是取消苏共对苏维埃的领导，后是实行“非苏维埃化”，最终建立西方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制度。于是，按照列宁“议行合一”的思想实行了几十年的苏维埃制度被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从内容到形式全被否定了。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共产党执掌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根本任务就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同时，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创造新的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更要十分注重发展生产力，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长处，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并实行改革开放，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明成果，促进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 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列宁、斯大林以来，在苏共领导下，在经济建设等许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教条僵化和不切实际，错误地把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归结为单一的公有制，并把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简单地归结为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根本否认社会主义在一定阶段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多样性和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性；简单地把计划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唯一的资源配置方式，完全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这就导致了经济结构的严重扭曲，制约了生产的发展。最后，由于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走入了“私有化”的误区，资本主义所有制便取代了社会主义公有制。 一 所有制结构与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完全适合”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全部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区别不同社会制度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标志。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 [71] 他们强调，社会主义社会要“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并在此基础上“组织生产”。 [72] 他们所说的，显然是指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早期阶段，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是否应该是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公有制究竟应该怎么搞，他们没有明确说明。列宁当年也没有明确阐明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结构。他只是指出苏维埃俄国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存在着多种所有制。列宁认为，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所有制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所有制，但他并没有说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只能有两种形式，也没有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在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是否可以允许其他所有制成分存在。

如前所述，苏联1918～1929年开始的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几乎冲走了所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到1936年，按苏联宪法规定，社会主义所有制采取两种形式，即国营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农庄的集体所有制。允许公民拥有的个人财产，仅限于“公民劳动所有的收入和储蓄、住宅、家庭副业、家庭日常用品、个人使用和享受的物品，以及公民个人财产的继承权”。 [73] 其他非公有制经济在法律上都没有地位。这就是说，苏联形成了由两种公有制形式构成的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后来，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两种形式从理论上固定下来。他说，“现今在我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国家的即全民的形式，一种是不能叫作全民形式的集体农庄形式。” [74] 斯大林实际上把国家的，即全民的所有制看做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后来，这一理论和实践，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问题模式化和绝对化，甚至还有所深化。例如，随着赫鲁晓夫在1959年宣布苏联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苏联的“个体经济残余”也渐渐地被消灭了。赫鲁晓夫还一再采取措施合并集体农庄，把经济薄弱的集体农庄改组为国营农场，使之从集体所有制变成国家所有制。结果，集体农庄的数量从1953年的93300个减少到1964年的38300个，即减少了一半还多；而国营农场的数量则从1953年的4857个增加到1964年的10100个，即增加了一倍以上。 [75] 于是，从形式上看，所有制“一大二公”的特点在赫鲁晓夫领导时期更加突出了。勃列日涅夫提出“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后，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思想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977年苏联宪法除规定社会主义所有制包括“国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两种形式外，又特别强调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形式”。当时的理论界则普遍认为，“成熟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完全地普遍地消除经济中的非社会主义成分的残余”。 [76] 然而，事实证明这样一种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并不符合苏联社会的实际需要，它否定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可能，限制了商品经济和市场关系的作用，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苏联经济的增长。 由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各地区、各部门和各行业不同性质和非平衡发展着的生产力，与整齐划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体制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一矛盾，所有制关系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但苏共否认这种矛盾的客观存在。在1936年《苏联宪法》肯定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之后，苏共又宣扬苏联的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发展。1938年，斯大林在他亲自撰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中说，在苏联“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这里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相适合”。 [77] 这种说法显然引起这样的问题：既然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发展，那还有什么必要在经济领域进行调整和改革呢？直到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才对此作了某些修正，他一方面仍坚持说苏联的生产关系“完全适合于生产力的增长”，另一方面也承认苏联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还有矛盾，但强调两者不会“发生冲突”。 [78] 但这一修正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斯大林的上述论点，在很长时间内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压制了经济方面的改革，对苏联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严重消极影响。 二 计划经济与商品货币关系及市场调节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生产，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由国家按统一计划进行组织。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 [79] 同时，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要实行计划经济。他们的设想显然是指，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列宁也曾提出过由国家直接组织社会的生产和分配及计划经济的思想。1919年3月，列宁在他撰写的《俄共（布）党纲草案》中说：“苏维埃政权现时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为消灭货币作好准备”。 [80] 列宁还说：“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 [81] 但列宁很快发现，这样做行不通。他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主张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调节来建设社会主义。然而“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时间不长，各种措施也不配套，实际上并未形成完整的经济体制。20年代后半期至30年代初，斯大林和几乎整个苏联理论界，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实行计划原则的思想作了绝对化和片面化的理解，基本否定商品货币关系，排斥市场调节，急于在过渡时期结束后建立全面的计划经济。斯大林十分强调计划管理，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实行指令性计划。他在1926年12月说：“社会主义经济是最统一最集中的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按计划进行的。” [82] 他在1927年12月又说：“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测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令性的计划，这种计划各领导机关必须执行。” [83] 根据这一指导思想，苏联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部门管理体制，其主要特点是：计划具有法律效力；计划具有无所不包的广泛性；计划具有过度集中的统一性；计划完全排斥市场调节。应当客观地说，这种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规模较小和关系简单、科学技术程度不高、善于经营管理的人才缺乏的早期工业化阶段，以及在面临战争和时间压力的条件下，这一体制能够依靠国家权威和政府系统的行政指挥能力，较快地实现“原始积累”，有效地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发展特定地区、特定部门和特定技术领域，加快经济发展速度，解决刻不容缓的经济任务。当时，苏联经济和国防实力之所以能迅速增强，同这种体制具有较强的宏观调控能力、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保证重点发展的优越性不无关系。但这种体制也存在弊病，在变化了的环境条件下，难以显示自己的生命力和有效性，以致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效益下滑。 在商品生产与货币问题上，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与货币还会长期存在，但要严加限制。他把商品生产与货币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认为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的根柢”，是“使资本主义恢复（复辟）成为可能的条件”。 [84] 认为货币是资产阶级经济的工具，只是“苏维埃政权已经把这种工具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使之适应社会主义的利益”。 [85] 他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是“特种的商品生产”，“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 [86] 由于斯大林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因此就把社会产品的大多数排斥在商品生产的范围之外。斯大林后来还强调：“必须将集体农庄生产的剩余品从商品流通系统中排除出去，把它们纳入国家工业和集体农庄之间的产品交换系统”；要大力培植“产品交换的萌芽，并把它们发展成为广泛的产品交换系统”；要“一步一步地缩小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而扩大产品交换的活动范围”。 [87] 斯大林的上述观点，长时间内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为社会主义改革设置了理论禁区。后来赫鲁晓夫曾提出要“对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加以利用”，但他的改革始终局限在计划经济的范围之内，仅仅是把众多企业从中央的计划管理改为地方的计划管理。勃列日涅夫时期也是如此，当时虽然提出，“商品货币关系在我国具有新的、社会主义所特有的内容”，但又强调，“要批驳主张用市场调节作用来取代国家集中计划的主导作用的各种错误观点”。当时所进行的改革，只是在减少指令性计划指标和扩大企业自主权方面作了一些尝试，同时又严厉批判所谓“市场社会主义”。所有这些，都阻碍了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调整和改革，使苏联的经济改革始终畏避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其实，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都是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事实证明，苏共把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排斥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做法是不对头的。 三 关于经济改革的理论误区 几十年来，苏共在经济改革方面至少有四个理论误区，亦即有四个关系没有搞清楚。 第一，完善与改革的关系。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任何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88] 列宁也多次讲过类似的观点。列宁果断地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就充分体现了改革的思想。但此后的苏共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进行改革缺乏认识，一味强调要“完善”原有的经济体制，很少讲要加以“改革”。赫鲁晓夫实际上进行了改革，但当时苏共中央的许多决议却偏偏用“进一步发展”和“进一步完善”这样的词语。勃列日涅夫则更是只讲“完善”，讳言“改革”。其实，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决不能墨守成规，还要对经济体制进行不断的改革，革除其束缚生产力发展和不适应现代化生产发展要求的弊端，使之永远保持生机和活力。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只讲社会主义条件下要发展生产力，不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这是不完全的。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只有通过改革，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改革是决定社会主义命运的大问题，因此执政的共产党要把它放在首要地位。同时，“改革”与“完善”并不矛盾，两者是完全一致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它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这些道理，苏共一直没有完全搞清楚，因此不能进行有效的改革，甚至多次坐失改革良机。 第二，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长期以来，苏共一直把计划和市场对立起来，始终忽视发展商品经济，排斥市场调节，把它们同资本主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当做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其实，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都是发展经济的方法，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它们都不属于社会基本制度的范畴。市场经济是一种运行机制，它本身不具有社会制度性质的区别。决不能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而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同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些道理，苏共始终没有搞清楚，因此所实行的几次改革，都畏避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机制的利用，导致改革的失败。 第三，公有制为基础与多种经济并存的关系。长期以来，苏共始终强调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片面追求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大二公”，否定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必要性，从而影响苏联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当然，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以公有制为基础，国家所有制应当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力量，并起保证社会主义方向和稳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但同时，也应根据生产力不够发达的历史条件，允许其他一些所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例如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存在和发展。它们的存在和发展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们的活动受社会主义国家整个政治、经济环境的制约，它们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也有利于加强公有制经济。在一定的条件下，只有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同时并存，并加以合理配置，才能够促进生产、繁荣经济、活跃市场以及方便人民生活。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不搞私有化的同时，应当允许和鼓励其他所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不能搞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在这方面，由于苏共陷入理论误区，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做。 第四，国内建设与对外开放的关系。苏维埃俄国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曾从国外引进技术和资金。在从1928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也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从国外引进一大批先进技术和设备，并利用外贸信贷获得一部分资金，甚至聘请外国专家来苏联进行技术指导，包括帮助修建规模宏大的莫斯科地铁。但总的说，这种引进的数量很少，对外开放的范围不大，其原因除了主观上的认识以外，还有帝国主义国家对苏联的经济封锁问题。二战以后，随着西方“冷战”理论的形成和两大阵营的对抗，苏联对外开放的条件本来就是有限的。苏共一直坚持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和“世界革命”理论，没有实行对外开放，而是关起门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斯大林又提出片面的“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论点，使苏联的国际合作和对外交流局限在东欧地区。当然，这同当时的国际形势很有关系，因为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尖锐对立，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禁运。但苏联后来始终墨守成规，从而错过了利用世界科技革命最新成果的时机。其实，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世界已越来越成为开放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各国经济形成相互联结、互相影响的局面。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根本离不开世界，所以应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重要国策，使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实现必要的互接互补。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许多文明成果。社会主义作为后起的崭新社会制度，必须认真借鉴、吸收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先进文明成果，并结合本国的实践进行新的创造，才能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搞自我孤立、闭关自守，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和资金，只能越来越落后。然而，苏共长期以来只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对立和斗争的一面，看不到社会主义还有向它学习、借鉴并同它进行合作的一面；只强调要批判资本主义，忽视了还可以利用资本主义。 总之，苏共几十年来陷入各种理论误区，往往把不属于社会主义的东西当做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来坚持，却把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与社会主义本质有关的东西当做非社会主义来反对和批判。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教训。 四 经济改革与私有化 苏联长时期以来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型增长模式，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苏联经济发展出现了停滞现象，科学技术日益落后于西方，经济浪费严重，苏联的大国地位岌岌可危。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简称“加速战略”）和根本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1986年2月苏共召开的二十七大，确认了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加速战略方针，确定了经济改革的原则和根本改革现行经济体制的任务。所谓“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实际包含两层意思：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和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但“加速战略”脱离了苏联的实际可能，是主观主义的。事实上，苏联当时运行的体制和经济结构已是重病缠身，在此基础上还要求要高速度发展，结果，非但高速度无法实现，还耽误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重了国家的经济困难。到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上，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评价这一战略时说，“现在十分清楚的是，我们是在保留几十年形成的旧的社会生产结构的情况下宣布加速战略的，没有考虑到这种生产结构的潜力已经枯竭，这种结构已成为障碍”，因此他宣布“放弃加速战略”。 [89] 经济体制改革是“加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共二十七大对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总体构想后，198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进行全面讨论，并通过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基本原则》。戈尔巴乔夫在全会上的报告中说，要“根据市场规律有计划地掌握和管理市场”，要“在管理体制中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并使之与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优越性统一起来”。 [90] 全会提出了“三自一全”的改革方案，即在国营企业实行“自我补偿”、“自筹资金”、“自我管理”和“完全的经济核算”，其实质是使国营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同年7月又制定和通过了有关计划、价格、财政信贷、物资技术供应等体制改革的11个决议，形成了一套经济改革方案。 这个方案仍保留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国家所有制，只是要下放经营权，让企业实行完全的经济核算制；二是坚持集中计划管理的原则，只是要改变计划管理的方法，更多地运用经济杠杆来管理经济。所以，这次改革的目标模式可称之为“完善计划经济”。然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案并没有认识到改革传统体制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他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动辄提什么“全面改革”、“根本改革”，但实际上都未见明显成效。此后，戈尔巴乔夫把改革重点转向政治领域，使经济改革处于次要的地位。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向党的二十大提出的行动纲领草案提出了“争取确立有效的计划—市场经济”，其基本内容是：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允许它们平等竞争；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调节经济；实行灵活的价格制度，健全市场机制；等等。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总统后，总统委员会和联邦委员会决定加快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进程，并决定把“计划—市场经济”这一提法改为“可调节的市场经济”。同年7月，苏共召开二十大，确定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针。之后，1990年8月，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共同决定，委托经济学家沙塔林院士组织制定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具体计划。沙塔林小组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起草工作，提出了《向市场经济过渡——构想与纲领》方案（也称“沙塔林方案”或“500天计划”）。方案主张实行私有化（方案中称为“非国有化”），塑造市场主体，认为实行私有化不仅为市场机制的运用奠定了基础，而且能够为发展企业家活动提供保证，并在此基础上改善国家的经济状况，同时规定用500天左右的时间完成向市场经济过渡。“沙塔林方案”实际上从根本上取消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改变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这个方案公布后，受到许多人的批评，苏联政府也表示不能接受。争论双方分歧严重，难以调和。最后戈尔巴乔夫接受了“沙塔林方案”的基本主张，明确表示“我们应当实现所有制私有化”，并且以总统的名义向最高苏维埃提出《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又称“总统方案”）。1990年10月18日，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基本方针。方针中说，为了形成市场经济，“需要尽快把大部分企业从国家包办下解放出来，实行私有化”。 [91] 也就是说，要将市场经济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这样，苏联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针从提出到最后确立，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其间经历了一个从“计划—市场经济”、“可调节的市场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其中所反映的不仅仅是提法上和名称上的变化，更主要的是改革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变为取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质变。在所有制改造上，建立“计划—市场经济”和“可调节的市场经济”方案，只提出要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主张各种所有制形式平等；而建立“市场经济方案”（即“沙塔林方案”和“总统方案”）明确提出了实行私有化。显然，将市场经济建立在私有化的基础上，那就意味着苏联向市场经济过渡在社会制度上的取向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私有化为戈尔巴乔夫所接受，不仅是为苏联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奠定了经济基础，而且为日后苏联灾难性的剧变奠定了经济基础。 1991年7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私有化法》。根据当时政府的预测：到1992年底，属于联盟的企业将有40%～50%脱离国家的控制，到1995年，这个数字将达到60%～70%。这项法律规定，国营企业可变成租赁或集体企业、股份公司，可招标出售或拍卖。 [92] 1991年7月，戈尔巴乔夫给西方七国领导人写信说，头两年将把苏联80%的中小型企业卖给私人，然后，将进一步对大型企业实行私人经营。 [93] 可见，即使苏联不垮台，戈尔巴乔夫推行的“非国有化”和“私有化”进程也将继续下去，资本主义私有制将很快取代社会主义公有制，资本主义复辟是必然趋势。 时代问题关系到无产阶级政党能否正确地把握世界的发展方向和自身所处的国内外环境条件，关系到能否正确地制定革命和建设的发展战略和策略以及国内外政策。列宁说，只有“首先考虑到各个不同‘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 [94] 时代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极其复杂的过程。在历史过程中，可能出现若干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每个阶段，决定时代的性质及其基本特征的那些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但这些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起主导作用的主要矛盾都会发生变化，因而时代的内涵会发展，时代的主题会改变。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垄断的出现和发展，世界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之后，20世纪上半个世纪资本主义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引起了革命，战争与革命相互交织构成了时代的主题。20世纪下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新科技革命的开展，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自我调节能力有所增强；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成为各大国世界竞争中取胜的最重要的条件，军备竞赛和战争威胁成为世界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的最大的制约因素，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成了更为广泛的国家和各社会阶层的共同要求，显示了战争与革命的因素逐步减弱，和平与发展逐步上升为时代的主题。在这种形势下，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必须尽力去适应和满足这一巨大变化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否则就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落后于历史发展的潮流。 苏共在时代、时代特征和对外关系问题上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对帝国主义时代作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结论，为制定正确的内外战略方针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实行中即使出现了偏差，也及时地得到了纠正。在长时期内，苏共坚持“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始终把战争和革命当做世界的主要潮流，未能适应时代特征的变化和时代主题的转换及时调整对外战略。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对外关系“新思维”，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推行出卖苏联社会主义的对外战略，迎合了西方反社会主义势力“和平演变”的需要，成为最终导致苏联亡党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 帝国主义时代与“世界革命”论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迫切需要回答帝国主义时代的一系列新问题，特别是战争、和平和革命的问题。列宁为此作了系统的研究和全面的论述。以列宁1916年出版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为标志，形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的理论。列宁详尽地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特征，同时指出，帝国主义时代是历史上的大时代，帝国主义时代的整个发展过程并非笔直一条线，而是呈波浪式地前进，具有复杂性和曲折性。列宁说：“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都有而且总会有各种偏离运动的一般形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 [95] 列宁在该书及其他论著中，回答了关于帝国主义时代和世界革命的一系列问题，并且指导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巩固了苏维埃政权。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寄生或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从社会形态更替的角度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在国内外压力的影响下，垄断资本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变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所以，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已经成熟。列宁认为，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资产阶级从上升的、先进的阶级变成了下降的、没落的、内在死亡的、反动的阶级，这就必然使其国家矛盾达到尖锐化的程度。另外，帝国主义的重要特征就是资本大量输出，并导致最大的资本主义列强把世界瓜分完毕，因此帝国主义国家间争夺和瓜分殖民地的斗争、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不可避免，并导致外部矛盾的尖锐化，战争不可避免，战争将引起革命。因此，帝国主义时代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已全面成熟，“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 [96] 同时，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各资本主义列强的实际状况，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思想概括为不平衡规律，并据此得出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在所有国家同时爆发并取得胜利的结论，认为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取得胜利。正是在列宁的“一国胜利论”的指导下，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 在一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特别是和欧洲革命的关系上，列宁首先坚持了俄国革命是世界革命和欧洲革命一部分的思想，并认为俄国革命必然会推进世界革命的发展。他说世界革命已由“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 [97] 他坚信十月革命后不久，欧洲马上会出现革命高潮。他把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至少是“欧洲苏维埃共和国”确定为世界革命的目标。他认为，在当时形势下各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各国共产党，反对社会民主主义右派和中派，进行革命的发动，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领导世界革命，推动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在1919年3月，他创建了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说：“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有保证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已经为期不远了。” [98] 1919年5月他又指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月比一月地接近了。” [99] 11月他又说：“社会革命现时在西欧不是一天一天地，而是每时每时地成熟起来，美国和英国的情形也是如此。” [100] 显然，在列宁看来，世界革命的胜利就在眼前，“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已为期不远了”。 [101] 列宁得出上述论断并非偶然。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严重危机，为各国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时，战争与革命是世界的主要潮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此伏彼起。俄国的十月革命首先冲破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取得伟大胜利。随之而起的还有1918年的芬兰革命和德国革命、1919年的匈牙利革命以及1923年的保加利亚九月起义、德国汉堡十月起义和波兰十一月起义。尽管后面的一系列革命未能取得成功，但“世界革命”的形势并非虚构。列宁所主张的“世界革命”战略，主要是“唤起革命”，而不是武力“输出革命”。 列宁在正确论述了帝国主义时代发展趋势，成功领导了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世界革命的形势，对资本主义后来出现的自我调节能力、经济恢复能力估计不足。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可以理解的。无论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还是出于革命导师面对前所未有的革命形势，从唤起各国革命、决不放弃每一个争取革命胜利的历史责任心上看，上述问题的出现都是难免的。 但是，列宁毕竟是伟大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他适时地调整了苏维埃俄国的战略策略。1918年3月，同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在牺牲大片领土的条件下，赢得了可贵的和平时机。不久，又取得了抗击外国武装干涉的胜利。随后，又及时调整对外战略，主动与西方国家进行接触，开始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而把战略重点放在国内建设和恢复经济方面。为此，苏维埃俄国同一大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加强了彼此的经济联系，开始进入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新时期。历史证明，苏维埃俄国实行的这一战略转变是正确的。 斯大林在列宁的“帝国主义时代”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观，他认为，十月革命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开端，“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执政以后，继承了列宁的内外战略。当时，苏联集中力量在国内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行“赶超”战略，高速地发展国民经济。在对外关系方面，苏联也采取务实态度，争取同资本主义国家改善关系，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到1925年，除美国外，世界各资本主义大国全都承认了苏联。1933年，美国也改变抵制政策，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走上了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道路。 与此同时，斯大林仍然坚持“世界革命”的战略目标。1924年4月，斯大林强调要“获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即最后胜利”，“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不行，“至少必须有几个国家内革命的胜利”；因此，“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独立自在的东西，而应当看做用以加速其他国家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工具”；苏联的重大任务就是要“发展和援助其他国家内的革命”。 [102] 应该承认，斯大林在推动和支援各国革命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是，斯大林在推行“世界革命”战略时也犯有错误，主要是大党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由于当时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很容易把一国的经验作为社会主义的普遍规律。斯大林机械地解释了俄国革命和苏共的历史经验，把俄国革命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取得革命胜利的某些原则上升为普遍规律，认为苏联所走过的道路也必然是其他国家将要走的道路。苏联成了社会主义的同义语，苏共的理论策略也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随着这种认识的延伸，苏共成了真理的化身，进而成了老子党，任何其他党都必须听命于他。例如，苏共利用自己在共产国际中的特殊地位，通过共产国际控制其他党，形成了实际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民主集中制被事实上的高度集权制所取代，正常的党际关系和国际主义原则遭到破坏，禁锢了各国党的活力。后来，斯大林对此有所认识，因此同意并促成了共产国际的解散。1941年4月20日深夜，斯大林在同莫洛托夫、加里宁、伏罗希洛夫、米高扬等苏联党政军领导人以及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会见时说：“共产国际没必要继续存在”；“各国共产党应成为完全独立的党，而不是共产国际下面的支部”。1943年5月21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说：“经验表明，无论是在马克思、列宁时代，还是在现在，由一个国际中心来领导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都是不可能的。” [103] 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清醒的认识。然而，认识到这一点和在实践上贯彻这一点毕竟是两码事。二战前夕，为了加强国防，保卫苏联的社会主义成果，苏联强行改变外部边界，扩大领土面积，从1939年到1940年，相继占领了波兰的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地区、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等地区和芬兰的一部分领土，并将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纳入苏联版图。战后，苏共又依靠“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来控制中东欧兄弟党，推广苏联模式，如不听从便“革出教门”。这实际上重复了“共产国际”时期的错误倾向。1948年发起的批判南斯拉夫、批判铁托运动并将南共开除出情报局，就是一个突出表现。所有这些，都违反了斯大林已经认识到的真理，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二 “资本主义总危机论”及其影响 斯大林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作了进一步发挥，提出了“资本主义总危机论”，进一步揭示了帝国主义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总危机论是针对20年代中后期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经济上相对繁荣，政治上相对稳定而产生的“资本主义稳定论”而提出的。斯大林认为：“资本的成就是不巩固的，资本主义‘恢复健康’的过程里隐藏着它内部衰朽和瓦解的前提。” [104] 资本主义的这种稳定是“局部稳定或暂时稳定” [105] ，这一稳定中孕育着新的危机。他在1927年联共（布）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正是从这种情况中产生着最深刻最尖锐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这种危机孕育着新战争和威胁着任何稳定的存在。” [106] 接着在1928年12月，斯大林明确肯定共产国际“六大”所作的结论：“这个时期必然会经过资本主义稳定本身矛盾的进一步发展而走向资本主义稳定的进一步动摇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急剧尖锐化”。 [107] 这是他第一次提出“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概念。随着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到来，斯大林强化了其对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认识，把资本主义总危机思想系统化、理论化。资本主义总危机论对苏联的对外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 斯大林强调指出，资本主义总危机指的不是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现象，也不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某个具体的经济危机或者政治危机，而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深刻而不可克服的全面危机。它包括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以及由此产生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和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发生的革命危机。资本主义总危机是由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引起资本主义世界矛盾尖锐化和世界革命与战争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总危机的根源和基础。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是总危机发展的必然结果。斯大林认为，资本主义总危机可分为两个阶段：从一战开始到二战前是资本主义总危机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总危机所造成的结果是俄国脱离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政治体系，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时代；从二战后初期，特别是欧亚各人民民主国家脱离资本主义体系后，开始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二阶段。在这第二阶段，战后建立的欧亚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构建成为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个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 [108] 斯大林认为这两个阶段的危机不是单独孤立存在的危机，而是两个具有连续性的必然发展阶段。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是国际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并导致各种矛盾极端尖锐化的时期，是资本主义体系寄生性和腐朽性日益趋于表面化的时期，是资本主义制度加速灭亡、资本主义体系趋于崩溃的历史时期。因此，社会主义各国要以苏联为中心，联合各国人民组成反帝国主义阵营，同以美国为中心的帝国主义阵营对峙、对抗；同时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要大力支持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伺机推翻资本主义。与此同时，斯大林又提出“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论点。他说：“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 [109] 斯大林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当时出现的地区经济合作说成是“世界市场”，并使之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对立”起来，从而影响了苏联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赫鲁晓夫抛弃了斯大林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却继承了斯大林的“总危机”理论。他认为，50年代后半期由于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资本主义总危机”进入了第三阶段。其主要特征是，这次危机不是在世界战争的情况下发生的，而是在和平环境和两个对立体系相互对抗的条件下发生的。 [110] 勃列日涅夫继续坚持“总危机”理论。他在每次党代表大会上都大讲“资本主义的总危机”。1966年，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三大的报告中说，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继续加剧和深化”。 [111] 1971年，他在苏共二十四大的报告中说：“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继续加深。” [112] 1976年，他在苏共二十五大的报告中说：“这几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的尖锐程度和深度只有30年代初期的危机可以与之相比。” [113] 1981年，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六大的报告中还说，“在这几年里，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加剧了”，“它正在经受着最近十年来的第三次经济衰退”。 [114] 资本主义总危机论，在30年代至50年代初对于巩固苏联，建立和保卫社会主义阵营起过积极作用。然而，资本主义总危机论具有明显的、极大的片面性。首先，忽视了资本主义危机发展的曲折性。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必然导致经济危机。但这种危机并不是直线发展的，而是曲折和波浪式地发展的。在一定条件下，资本主义的矛盾可以得到缓和，生产力能够得到发展。总危机论一味强调资本主义危机不断加深和激化，显然不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实际。其次，它对战后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估计不足。总危机论只讲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忽视它依然具有自我调节能力和一定的生命力。再次，它忽视和抹杀了时代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看不到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时代主题的转换，固守“战争不可避免”论、“两个平行世界市场”论，根本不考虑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既有对立又有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关系。 资本主义总危机论在长时期内一直作为苏共对外战略的理论基础，严重地影响了苏联对外方针政策的正确制定。不仅30年代共产国际基于这一理论的指导，导致了具有“左”倾色彩的战略策略，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而且这一理论成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直接影响到对国际战略形势的基本估计，特别是在二战后，导致了对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趋势估计不足，实际上把苏联排除在经济全球化的洪流之外，造成闭关锁国，自我孤立于国际经济体系，影响了苏联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给各社会主义国家造成消极影响。 三 “新时代论”与扩张争霸 赫鲁晓夫认为，继续把现时代概括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不符合当代实际” [115] ，提出了“新时代论”，认为“以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主要内容的我们的时代，是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主义体系消灭的时代，是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在现时代，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方向的，已经不是帝国主义，而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切进步力量”，“当代根本问题是争取民主、和平和社会主义”。 [116] 其实，这“新时代论”实质上并没有脱离“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论断，只是在表述上显得十分混乱而已。但是，赫鲁晓夫以此时代观为指导，对斯大林时期的对外战略作了调整，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三和”理论，鼓吹在当今世界就要争取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三无”世界。 “三和”理论的提出，当时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存在严重缺陷和错误，有很大的消极作用：第一，无限扩大“和平共处”的适用范围，束缚和压制了各国的革命运动；第二，低估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大体系的基本矛盾和对立的尖锐程度，对西方国家抱有过多不切实际的幻想；第三，过分夸大了战争可以避免，认为只要通过全面彻底的裁军，就可以防止战争，实现“三无”世界。 在“三和”、“三无”的掩盖下，赫鲁晓夫一面鼓吹苏美两国在国际事务中起决定作用，企图实现“苏美合作，主宰世界”；一面又力图扩大苏联势力范围，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苏美争霸的局面正是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开始的。赫鲁晓夫曾扬言要“埋葬资本主义”，随后又向美国资本家承认，“我做不到这一点，资本主义太大了”。在1962年，先是将导弹偷偷运进古巴，后又在美国的压力下灰溜溜地撤走导弹，给世界落下笑柄。 总之，赫鲁晓夫的“三和”、“三无”理论，对苏联的思想领域和外交战线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后来实际上成为戈尔巴乔夫外交“新思维”的重要思想来源。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共继续鼓吹“新时代观”，在对外政策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错误观点。 第一，强调社会主义“进攻”论。苏共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腐朽没落，“资本主义世界充满危机，已没有力量同社会主义正面较量，帝国主义的链条即将一节一节地脱落”。同时，苏共过高估计苏联的力量，认为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已占有优势。1970年5月，时任苏联国防部长的格列奇科发表讲话说：“在过去的25年中，苏联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增强了许多倍”，“现在不是帝国主义，而是社会主义掌握着历史主动权，社会主义正处在历史的进攻阶段”。 [117] 正是在上述思想指导下，苏联表面上强调“缓和”，要同西方实行“和平共处”，实际上却加紧扩大势力范围，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并采取步步进逼的进攻性姿态。 第二，鼓吹“利益相关”论，广泛插手第三世界事务。苏共声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局势都“触及苏联的利益”，不能漠不关心，世界上无论什么地方，只要与苏联的利益有关，苏联就要插手。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的报告中宣称：“目前在制定我们的对外政策的时候，也许地球上没有哪一个角落的情况是不以某种方式加以考虑的。” [118]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苏联加紧向第三世界进行渗透，通过提供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干预和插手这些地区的事务。20世纪70年代，苏联派遣军事人员介入安哥拉内战，指挥古巴介入埃塞俄比亚同索马里的边界冲突，并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最后又出动8万大军直接侵入并占领阿富汗。截至1983年，苏联在第三世界地区共建立31个可供它使用的海、空军基地。 [119] 所有这些，都是苏联推行“对外扩张”战略的重要方面。 第三，提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力求控制中东欧国家。苏联把中东欧地区看做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严加控制，企图以此为依托，推行“扩张争霸”战略。当时出笼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其中既包括“社会主义大家庭”论，也包括“有限主权”论、“普遍规律”论、“国际专政”论等。例如，当时的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文章说：“每个共产党不但对本国人民负责，也要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负责”；“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不能够同社会主义世界的利益、同世界革命运动的利益对立起来”。 [120] 这就是说，苏共认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是“最高主权”，而一国的主权是有限的。又如，时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马祖罗夫说，“历史的发展”提出了要把“一国专政”变成“国际专政”的任务，“这是生活本身”提出来的“共同任务所要求的”。 [121] 这就是说，谁要违背苏共所确认的“普遍规律”，苏联就要对其实行“国际专政”。再如，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谈到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时说：“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边界是不可破坏和不可触动的。” [122] 这就是说，苏联认为兄弟国家属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边界之内，自己有权使用武力。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一味推行扩张争霸战略，到处伸手，扩大势力范围，加紧军备竞赛，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70年代，苏联的军费开支持续大幅增加，1971年为740亿美元，1973年增至860亿美元，1975年又增至1023亿美元。苏联的经济实力远逊于美国，但苏联军费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却明显高于美国，苏联1975年的这一比重为9%，美国1977年的这一比重为5.4%。苏联大力扩充军队，从1965年的331万增至1976年的427万，而同一时期，美军的总兵力由266万减至208万，苏联的军队比美国多200万。 [123] 苏联这样做，耗费了大量的资源，使得国家元气大伤，不仅经济上背上沉重包袱，而且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地位。同时，种种错误做法，严重地破坏了兄弟党和兄弟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践踏了国际关系中公认的国家主权原则，不仅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而且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 四 对外关系“新思维”与苏联“全盘西化” 苏联由于长期奉行与美国争夺霸权的对外战略，在“输出革命”和“与资本主义进行总决战”的旗号下，在世界各地进行自己国力无法长期支持的疯狂的扩张，争夺势力范围，干涉别国内政，与美国搞军备竞赛，对峙对抗，加剧了世界各地的紧张局势，招致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不满，使苏联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孤立。同时，长期的对抗和争霸，使苏联经济处于半军事化的战备状态，经济结构严重畸形，轻重工业失调，农业严重滞后，消费品生产供应不足，制约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上台以后，为了摆脱困境，提出了要“实行新的政治思维”。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出版《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其上篇专门谈国内改革，下篇专门谈国际形势和苏联对外关系的新思维。此后，在戈尔巴乔夫的许多文章中，在苏共和苏联政府通过的决议和各种文件中，“新思维”得到进一步的描述和发挥，使“新思维”成为一个内容广泛而且系统的理论，后来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融合在一起。 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提出要对苏联当前所处的时代进行重新认识。1987年11月2日，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中说，“与最初的预料相反，击溃资本主义制度的‘最薄弱环节’并不是‘最后的决定性战斗’，而是长期而复杂的过程的开端”。过去对资本主义腐朽、垂死性质以及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认识过于简单化，应该看到资本主义没有“绝对停滞”，“生活纠正了我们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规律和速度的认识，纠正了对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所起的作用的理解”。 [124] 他还认为过去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不断加深的提法也不妥当，因为“在历史螺旋的每一圈螺丝上，旧世界的势力都有可能消除当时最危险的矛盾，延长自己的统治”。 [125] 这些观点，对于克服苏联对外方针的片面性、局限性和改变扩张争霸政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戈尔巴乔夫关于对外关系“新思维”的理论却存在着许多致命的错误。 第一，鼓吹“世界已开始迈向大合作” [126] ，“人类已经进入了大家互相依赖的阶段”。 [127] 在戈尔巴乔夫的眼里，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不见了，争取和平与霸权主义的矛盾不见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不见了，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不见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掠夺和压迫第三世界的矛盾也不见了。总之，国际社会天下太平，一切矛盾与斗争都不见了。这显然给自己套上了自我欺骗、毁灭的绞索。 第二，倡导国际关系“人道化”。戈尔巴乔夫说：“需要把社会的道德伦理标准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他又说：“战争的危险在加剧。出路在于国际关系人道化。” [128] 他还说苏联外交政策的依据是“国家间关系非意识形态化”。 [129] 然而，在国际舞台充满矛盾、斗争和冲突的情况下，国际关系岂能实现“人道主义化”？在西方国家极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加紧意识形态渗透的情况下，国际关系岂能“非意识形态化”？社会主义国家这么做，那就只能放松警惕，解除思想武装，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去迎合西方的“和平演变”。 第三，宣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日益“趋同”论。戈尔巴乔夫说，必须“排除现代两大社会体系的对抗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有着就其内容来说十分相似的进程，因为它们最终是要发展现代生产力，要科学技术进步”。 [130] “社会主义是一种世界过程，它不限于社会主义国家范围。我们从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看出了它的许多表现。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些特点，诸如公有制、计划性、社会保障，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成了先进的西方社会生活司空见惯的组成部分。” [131] 在戈尔巴乔夫眼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越来越接近，几乎走到一起了，资本主义自然而然地变成社会主义的日子不远了。 第四，鼓吹“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新思维”的核心。不可否认，世界上确有一些事情属于“全人类利益”的范畴，例如防止核战争的爆发、保护生态环境等，甚至禁毒反毒、防治艾滋病和国际反恐等也带有“全人类利益”的特点。但在阶级社会里，很多事情都带有鲜明的阶级烙印，即使是“全人类利益”，不同阶级对此也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而且泾渭分明，决难混同。同时，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还有不同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然而，戈尔巴乔夫强调“全人类利益”，主要目的是背叛或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阶级分析的基本方法。他主张一切都要服从“全人类利益”，完全抹杀“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在他眼里，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不见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被抹杀了，社会主义方向和共产主义理想不要了，不同的国家利益也放弃了。 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为苏联向西方实行妥协退让开辟了道路。众所周知，西方国家始终坚持它们的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竞争是美苏关系的核心；我们最优先捍卫的应该是我们的切身利益；为了捍卫我们的切身利益，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动用海军陆战队。 [132] 西方国家也始终在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力图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强调，要通过“思想和信息的传播”来影响苏联人民。1989年5月13日，新任美国总统布什在得克萨斯发表讲话，更提出“超越遏制”战略，强调“西方应当鼓励苏联朝开放社会演进”，并要求苏联“同西方合作”。 [133] 面对这种情况，戈尔巴乔夫为了避免核战争，为了所谓的“全人类利益”，为了求得国际合作，便放弃斗争和抵抗，走上靠牺牲世界社会主义利益和苏联国家利益去迎合美国的道路。后来，戈尔巴乔夫一味退让和屈从，尤其是引导东欧剧变，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推向西方，听任西德“并吞”东德，从而使苏联失去许多盟友，失去广阔的战略空间和缓冲地带。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符合了西方的利益，因而得到西方的普遍赞扬。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不无道理地说，东欧发生剧变要“感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主席理应因席卷欧洲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而受到特别的称许”。 [134] 美国总统布什称赞戈尔巴乔夫说：“就他如何处理或鼓励东欧的和平变革而言，我们对此当然是赞扬的”；“我认为，他所做的工作的结果便是东欧发生了和平变革，这种变革是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会预见到的”。 [135] 不难看出，西方政治家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背叛者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是十分清醒的。 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价值取向认同西方，自然也就误导了国内改革，为西方对苏联推行“和平演变”提供了契机。由于戈尔巴乔夫把“新思维”从对外关系迅速转向国内改革，苏联的改革越来越以西方模式为方向。苏共主张照搬西方，政治上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经济上实行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意识形态方面则认同西方价值观。也就是说，要根本改变苏联的社会制度，全面引进西方模式，即要苏联“全盘西化”。 总之，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在内政外交各个领域的贯彻，苏联丧失了一个主权国家发展的能力，并迅速走向崩溃。 [1]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下同），第6卷，第23、24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81页。 [3] 《列宁全集》第4卷，第155页。 [4] 《列宁全集》第6卷，第24页。 [5] 《列宁全集》第10卷，第271页。 [6]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32页。 [7]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615～616页。 [8]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第109～110页。 [9]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6，第135～136页。 [10] M.Ф.马卡罗娃、Г.尼克：《“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批判》，参见《苏联理论界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83，第277～292页。 [11] 《列宁全集》第42卷，第370页。 [12] 《列宁选集》第4卷，第306页。 [13]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5、46页。 [14] 《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第201页。 [15] 《列宁全集》第29卷，第421页。 [16] 《列宁全集》第32卷，第260页。 [17]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1页。 [18] 《列宁全集》第33卷，第71页。 [19] 《列宁全集》第37卷，第125～126页。 [20]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第173页。 [21]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3分册，人民出版社，1956，第170页。 [22] 《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62，第100页。 [23] 《安德罗波夫言论选集》，新华出版社，1984，第367～368页。 [24] 《列宁全集》第43卷，第64页。 [25] 《列宁选集》第4卷，第157页。 [26]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93页。 [27]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第365、396页。 [28] 叶·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第117页。 [29] 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198、228页。 [30] 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第393页。 [31] 《列宁全集》第24卷，第38页。 [32]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第74页。 [33]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91，第148～154页。 [34]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64、192页。 [35]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88～289页。 [36] 《斯大林文选（1934～1952）》，第90页。 [37] B.马尔库斯：《为社会主义劳动生产率而斗争》，〔苏〕《布尔什维克》1939年第3期。 [38]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45页。 [39]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5分册，人民出版社，1958，第10～11页。 [40] 《斯大林文选（1934～1952）》，第225页。 [41] 指整个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水平，并使产品交换制代替商品流通，把社会的文化发展到足以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 [42] 《斯大林文选（1934～1952）》，第624～627页。 [43] 《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第155页。 [44]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60，第22、120、131页。 [45]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第406页。 [46] 《安德罗波夫言论选集》，新华出版社，1984，第439页。 [47] 《斯大林文选（1934～1952）》，第624、646、648页。 [48]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第123页。 [49] 《列宁全集》第26卷，第60页。 [50] 《列宁全集》第31卷，第32页。 [51] 《列宁全集》第31卷，第33、84页。 [52] 《列宁全集》第37卷，第15页。 [53] 《列宁全集》第36卷，第375页。 [54]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1页；《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90页。 [55]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49～150页。 [56]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90页。 [57] 《斯大林文选（1934～1952）》，第129页。 [58] 《赫鲁晓夫言论》第7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第222～223页。

[59] 《赫鲁晓夫言论》第7集，第247页。 [60]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文献》，第120页。 [61]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245页。 [62]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商务印书馆，1978，第183页。 [63] 1988年6月29日《真理报》。 [64] 许征帆主编《社会主义论库》（下卷），北京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第851页。 [65] 《列宁全集》第29卷，第115页。 [66] 《列宁全集》第31卷，第33页。 [67] 《列宁全集》第35卷，第61页。 [68] 《列宁选集》第3卷，第152页。 [69] 《列宁全集》第32卷，第297页。 [70] 《列宁全集》第42卷，第247页。 [7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0页。 [7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第443页。 [73] 参见1936年《苏联宪法》第十条。 [74] 《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62，第582页。 [75] 参见刘克明、金挥主编《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512页。 [76] 〔苏〕《哲学问题》1979年第6期。 [77]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第140页。 [78] 《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62，第611页。 [7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57页。 [80] 《列宁全集》第36卷，第110～111页。 [81] 《列宁全集》第41卷，第199页。 [82]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22页。 [83]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80页。 [84]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95～196页。 [85]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04页。 [86] 《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62，第583页。 [87] 《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62，第648页。 [8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 [89]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91，第196页。 [90] 《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1986.6～1987.6）》，人民出版社，1987，第370页。 [91] 戈尔巴乔夫：《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1990年10月18日《真理报》。 [92] 参见黄宏、纪玉祥《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第552页。 [93] 参见江流、陈之骅《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106页。 [94] 《列宁全集》第26卷，第143页。 [95] 《列宁全集》第26卷，第143页。 [96]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82页。 [97]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79页。 [98] 《列宁全集》第35卷，第503页。 [99] 《列宁全集》第36卷，第378页。 [100] 《列宁全集》第37卷，第318页。 [101] 《列宁全集》第36卷，第177页。 [102]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95页。 [103] 参见李东朗《斯大林与共产国际的解散》，《百年潮》2003年第7期。 [104]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47页。 [105]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19页。 [106]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34页。 [107]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55页。 [108] 《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62，第593、616页。 [109] 《斯大林文选（1934～1952）》，第594页。 [110] 阿·阿尼金：《外交史》第5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第24页；转引自许新等《超级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原因探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175页。 [111]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第11页。 [112]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6，第30页。 [113]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第42页。 [114]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第28页。 [115] 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第378页。 [116] 参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第537～541页。 [117] 参见《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纪事（1953～197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5，第479页。 [118]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第14页。 [119] 参见江流、陈之骅主编《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344页；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307页。 [120] 《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和国际主义义务》，1968年9月26日《真理报》。 [121] 马祖罗夫在十月革命节庆祝会上的报告，1968年11月6日；参见谢益显《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363～364页。 [122]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6，第27～28页。 [123] 参见江流、陈之骅主编《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342～343页。 [124] 以上见戈尔巴乔夫《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1987年11月3日《真理报》。 [125] 戈尔巴乔夫在会见参加十月革命庆典的各国党和运动的代表时的讲话，1987年11月5日《真理报》。 [126] 戈尔巴乔夫：《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苏〕《工人阶级与当代世界》1990年第2期。 [127]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第243页。 [128]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第177、288页。 [129] 戈尔巴乔夫：《在基辅的讲话》，1989年2月23日。参见黄宏、纪玉祥《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第131页。 [130] 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1989年11月26日《真理报》。参见《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0年第1期，第25、32页。 [131] 戈尔巴乔夫：《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苏〕《工人阶级与当代世界》1990年第2期。 [132] 参见〔美〕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第105～106页。 [133] 许征帆等：《社会主义论库》（下卷），北京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第958页。 [134] 法新社1990年1月1日伦敦电。 [135] 美国1990年2月2日《华尔街日报》。 第三章 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 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而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和指导思想要通过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贯彻和体现到全党和全社会。意识形态工作是把共产党的理论思想同其他各项工作乃至广大群众联结起来的纽带与桥梁，对革命事业的成败得失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是全党高度关注的大事。意识形态工作内容广泛，通常涉及理论研究、文化艺术、宣传鼓动、思想教育和大众传媒等众多领域。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因此领导权必须掌握在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同时加强队伍建设，建立一支专门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队伍，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党性，旗帜鲜明，敢于斗争；坚守思想阵地，占有一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研究机构和报刊、出版、电台、电视台、网络等传媒工具，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并力求完善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式方法，使思想教育工作深入人心，贴近广大群众，产生强大的凝聚力。 苏共执政70余年，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既创造了许多经验，也犯有不少错误。特别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共的基本理论和意识形态工作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由教条主义演变为意识形态多元化、自由化、“西化”，背离乃至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造成党内外丧失信仰、思想分裂、陷于混乱，最终导致苏共败亡和苏联解体。研究和总结苏共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有助于认清导致苏共败亡的思想和精神因素，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节 组织领导和舆论导向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1] 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必然成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因此，共产党必须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正确把握舆论导向，积极引导全国人民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组织领导问题和舆论导向问题，是意识形态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两大问题。 一 组织领导问题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十分重视无产阶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问题。当时，俄国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从党内扩展到党外，从无产阶级扩展到其他劳动阶级，为全体人民所掌握。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要想让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普遍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显然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列宁十分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党性和阶级性，他认为，“……要凌驾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极端’之上” [2] 的企图是站不住脚的。在列宁领导下，苏维埃政权在思想、理论、文学艺术以及文化教育等领域开展全面的斗争，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为保证文化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坚决摈弃了国家不能干涉文化的错误论点，全面建立了对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同时也加大了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投入。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十分重视理论武装和开展思想领域的斗争。苏共积极利用掌握国家政权的有利条件，在国内外广泛搜集、整理和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先后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主义研究院和红色教授学院等专门机构，出版发行了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杂志和书籍，开展了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运动。这一时期的工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随着政治思想工作的推进，斯大林逐步确立起自己在党内外不可置疑的理论权威地位。与此同时，国家和社会也形成一种旗帜鲜明、富有生机和活力的意识形态工作体制。当今的俄罗斯学者评论道，当时的苏联社会，“在思想理论方面，在社会意识领域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铁板一块’。人们相信社会公正，相信自己的未来和国家的未来。当时看来，不用说消灭这样一个社会，甚至连撼动它也绝无可能”。 [3] 从20世纪30年代起，在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与国内外政治军事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也出现了思想斗争“扩大化、政治化、形式化”的情况。在这一时期，苏共在组织领导意识形态工作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急功近利和斗争扩大化倾向日益显现。 [4] 到1952年召开的苏共十九大，已经不再提党内斗争。当时的论据是，党的基本队伍已经大幅度更新。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虽然当时党的组织队伍有了一些变化，但是多数干部缺乏政治思想方面的磨炼。随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相继去世，苏共中央领导层多数来自经济和组织部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十分有限，理论素养确实不高。 [5] 20世纪60年代前后，苏共意识形态组织领导水平下降的情况愈发明显。 [6]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党内一度形成由第二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传统。苏共经常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全党的事业，虽然经济问题、组织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十分重要，但意识形态工作应当放在首位。 [7] 然而，思想宣传战线长时间内的实际情况却是：领导干部言行不一；抽象的理论回避着活生生的现实问题；空洞无味的宣传使得广大群众感到厌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受到严重限制；暗含着恐吓或强迫的官方意识形态排挤了部分真正善良和善于思考的知识分子；思想教育工作中行政命令式的简单化处理，表面上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众口一词，高度统一，实际上却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苏共上层领导丢掉了列宁、斯大林时期的传统，思想停滞不前，工作安于现状，不善于独立思考和战略谋划，经常满足于顾问班子、专家和助手们写的万金油式的套话和千篇一律的官话。 [8] 1983年，尼克松去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考察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人已经失去信仰，正在崛起的一代领导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实干家。” [9] 苏共后期在组织和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机制和方式方法上出现了不少失误，但关键性的错误还是出在领导层面：苏共最高领导人严重缺乏理论修养，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动摇，他们先是失去理论思考和创新能力，后来又将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拱手交给了苏共叛逆者。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从而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向和内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戈尔巴乔夫曾诬蔑“共产主义”是“激进的”、“革命的专制思想，绝对的完全平均主义”。他攻击列宁主义是“在马克思的晚年已经死去的思想”，被引入俄罗斯是一个错误。他疯狂反对斯大林建设苏联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说“早在学生时代，我就发现，社会主义的现实与理想相差十万八千里了”；他发起的“改革运动的精神本质，就是彻底地颠覆斯大林主义”。 [10] 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提出：“我们肯定舆论多元化，摈弃精神垄断的做法。” [11] 他还说，必须废除过去的“意识形态专制主义”、“精神垄断”，使马克思主义以外各种思想和意见自由存在和传播。 为贯彻自己的意图，戈尔巴乔夫提拔重用具有明显背叛倾向的雅科夫列夫，让他取代利加乔夫来主管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据原苏共领导人利加乔夫回忆：“早在1985年7月，戈尔巴乔夫就曾提议雅科夫列夫为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的候选人，过了几个月后雅科夫列夫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并开始研究意识形态问题。我原作为政治局委员负责监管意识形态问题，但是很快确定了一种内部分工：我负责文化、科学和国民教育问题，而雅科夫列夫主抓大众传媒工作。这种责任划分的主要特别之处在于：让雅科夫列夫名正言顺地领导了撤换各报刊主编的行动。记得，当时在谈革新编辑干部的必要性问题时，我曾经开玩笑地提起列宁的一句话：大家都知道他说过，革命起义是从夺取邮局和电报局开始的。唉！我的玩笑后来变成了痛苦的真理：我相信他们的确是要夺取大众传媒。原因在于，1967～1972年一直领导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任该部代部长）的雅科夫列夫很了解意识形态干部的情况。在那几个月里，我怎能预见到，为了在未来事件中发挥十分特殊的作用，雅科夫列夫实际上正在组建自己的大众传媒‘激进组织’呢？” [12] 作为戈尔巴乔夫心腹的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叛逆者，是极力反对和抵制马克思主义、仇恨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急先锋。早在1985年12月，雅科夫列夫就向戈尔巴乔夫进言道：“在我国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而是一种新的宗教，它屈从于专制政权的利益和它任性的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阐释，其危险已足以使任何创造思维甚至经典思维都毁灭殆尽。” [13] 1991年8月2日，雅科夫列夫在接受塔斯社记者采访时公开说，“我们的不幸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我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断定社会主义会失败”。 [14] 同年10月3日，他已抛开伪装、露出自己的真面目，悍然叫嚣说，“马克思主义最终使我们陷入了灭亡、落后和良心泯灭”；共产主义“在其基因中包含着原始罪恶”。 [15] 雅科夫列夫在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却对资本主义赞不绝口、顶礼膜拜。他说：“资本主义带来了实用主义的伦理。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中体现了崇高的理想主义……” [16] 就是这样一个苏共的变节分子，在苏共推行改革的关键时期被赋予重任，掌管领导意识形态的大权。一旦时机已到，便凶相毕露，其思想和政治立场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他身为苏共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却乘势反戈一击，从苏共内部，采用迂回战术，给予苏共以致命一击。雅科夫列夫后来承认，他一开始就不相信戈尔巴乔夫“全面完善社会主义”的说法，认为那是一种“幻想”，只能完全打碎、彻底击垮官僚专政。而要彻底击垮苏联制度，只能靠“投机性地玩弄政治手腕”，因为苏联的权力机构是以暴力为基础的，非常强有力而且渗透广泛，想要从正面攻垮这些机构是不可思议的。攻克的办法只能采用迂回战术、灵活智取和从正面意义上利用“言行不一”这种久经考验的方法。 [17] 为从思想上瓦解苏共，达到搞垮苏共的目的，雅科夫列夫或出谋划策，或通过提交报告、演讲文稿等途径，利用一切机会灌输自己的主张。他成功地利用了戈尔巴乔夫意志薄弱、忽左忽右的弱点，控制其头脑，利用其嘴巴和权力，从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由于长期在苏共宣传部门工作，雅科夫列夫深谙思想斗争和开展内部瓦解工程的技巧。他写道，在当时的条件下，为彻底肃清布尔什维克主义、打碎苏联机构，不能采取直线进攻的方式进行……要避免失败，就应当讲策略，对有些事情缄默不言，有些问题要绕着走，这样才能达到目的。雅科夫列夫一方面利用戈尔巴乔夫“心腹和亲信”的身份，直接进言或采取适当迂回策略；另一方面则借助长期负责意识形态和宣传的机会，网罗一批变质的苏共报刊和舆论工具领导人，有意识地放纵和引导舆论。1986～1988年间，苏联一批有影响的报刊先后被“新人”接管，如《消息报》、《星火》画报、《莫斯科新闻》、《共青团真理报》、《论据与事实》周报、《莫斯科真理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青春》杂志、《新世界》杂志等。《真理报》、《共产党人》杂志、《经济报》等报刊的编辑部也被大幅度调整。其中，苏共机关最重要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杂志的主编科索拉波夫被解除职务，调往莫斯科大学任教。而戈尔巴乔夫亲自挑选的、他夫人赖莎的同窗好友弗罗洛夫，则先后被任命为《共产党人》杂志和《真理报》的主编。 [18] 在雅科夫列夫的纵容和支持下，1987～1991年苏联解体前，正是这些全苏性的主流报刊煽风点火、左右舆论，成为“公开性”运动的急先锋。2000年，雅科夫列夫在《记忆的旋涡》一书中公开承认，他主动担负起保护一些尖锐文章作者的责任，“保护了一些人，纵容了一些人”。 [19] 就这样，雅科夫列夫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为所欲为，从内部、从思想上搞乱了全党。对于雅科夫列夫从内部瓦解苏共的“功绩”，就连一直与他在戈尔巴乔夫面前争宠因而反目的阿·切尔尼亚耶夫也毫不隐瞒，“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想否定他在打破统治我们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谎言和教条中所起的巨大进步作用”。 [20] 1988年，戈尔巴乔夫又进行一次“政治改组”，让“保守”的中央书记利加乔夫主管农业，让“激进”的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主管国际问题，而任命另一位“中庸”的中央书记瓦·安·梅德韦杰夫主管意识形态工作。作为苏共最后一位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梅德韦杰夫实际上才能平庸，思想政治方面与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一脉相承。 [21] 当时，苏联社会在“公开性”、“民主化”和“新思维”的搅动下，浊浪滔天，一片乌烟瘴气，谩骂苏共和共产主义的言论和文章纷纷出笼，诋毁历史、否定社会主义，甚至公开号召推翻苏共专制的声音此起彼伏。苏共在思想上已经丧失应有的战斗力，丢失了一个个思想舆论阵地，大势已去，穷于应付。梅德韦杰夫自己承认，当时任凭他怎样打招呼，一些出版社和杂志社仍然我行我素，公开发行包括索尔仁尼琴等作家的“禁书”。 [22] 1989年，梅德韦杰夫领导的苏共中央宣传部成立所谓“快速反应小组”，以应付舆论界暴露的一些问题，包括对历史的歪曲等，然而却事与愿违，毫无效果。梅德韦杰夫说，1989年，他作为苏共中央书记曾指示马列研究院的领导，对即将发行的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一书中的一些事实予以澄清，以便让读者明辨是非，但尽管他多次催促，也未得到专家的响应，结果此事不了了之。 [23] 1990～1991年初，在苏共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人和敌对势力的内外夹击下，苏共犹如失去灵魂的“泥足巨人”，只剩下一个外壳，内部已经空洞无物并开始瓦解和坍塌。苏共领导人已经和广大党员离心离德，庞大的党员队伍不但横向分裂为左、中、右三派，而且纵向也出现了三级断裂：中央委员、各级地方党委和党的基层组织。 [24] 苏共最后一次党代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在政治纲领方面的分裂是一个集中的表现。所有这些都说明苏共意识形态工作早已被混迹党内的蛀虫全部蛀空。这与苏共的组织领导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密切相关。 二 舆论导向问题 历史经验表明，舆论导向正确与否，对于党的成长壮大，对于人民政权的建立巩固，对于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繁荣富强，具有重要作用。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苏共后期在领导新闻宣传工作和引导社会舆论导向方面的教训十分深刻。 [25] 列宁当年十分重视报刊特别是党报的舆论导向问题。列宁多次强调党报的党性原则，重视党对党报的领导和监督并身体力行。当时，苏维埃政权为全面和深入地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了巨大努力，使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在俄国取得了主导地位。但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是不会自动消亡的，其国内的代表依然存在，国外敌对势力仍然虎视眈眈。在列宁的领导下，苏维埃政权在文化、科学、出版和教育等领域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动发起了进攻。 同时，苏维埃政权大力加强对工农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并积极探索各种长久而有效的思想教育形式。城市里陆续兴建了许多剧院、音乐厅、博物馆和美术馆等，以满足群众的精神需求。在列宁的倡导下，苏维埃政权积极利用各种纪念日和纪念性人物进行教育工作。先后有数十座杰出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化活动家的纪念碑落成并揭幕，如莫斯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纪念碑、苏维埃宪法方尖碑等。在此前后，一系列有纪念意义的革命节日被确立下来，各种文化剧目的演出也积极宣传革命的历程和优良传统。列宁还热情鼓励群众积极参与民间的和各种业余的文化和教育活动。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激发社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斯大林时期，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逐渐形成一种积极向上、富于战斗性的舆论氛围。一方面，苏联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斯大林的威信如日中天；另一方面，苏联对内部敌对势力的打击不留情面，对外部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的揭批成为思想舆论的主流。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国际主义、为共产主义献身精神，是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的主旋律。当时，苏联十分重视思想教育工作，注重对知识及人才的尊重，注重社会榜样的作用。例如，1927年设立劳动英雄（1938年改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30年设立列宁奖章。1929年起，全苏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以后又先后开展合理化建议、突击队运动、斯达汉诺夫运动等。这样，通过制度规范和思想宣传，苏联社会逐渐形成一种热爱社会主义，劳动光荣，懒惰、钻营、投机可耻的氛围。思想宣传和文艺创作也高唱无产阶级的主旋律。总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经济工作、军事、教育、工会、共青团和妇女工作紧密结合，宣传鼓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大大激发了广大群众的忘我劳动热情和奉献精神。 赫鲁晓夫时期成为苏共思想教育工作的转折点。赫鲁晓夫上台后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揭批，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缓和紧张的政治生活，舒缓人们的精神，但其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和鲁莽的行事方式，特别是“秘密报告”，却给苏联国内外带来极大的混乱。苏联思想界和群众心理受到强烈冲击和巨大的扭曲，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出现严重的信仰危机，并滋生了内部一批思想异己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人坦言，正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给他们带来强烈的思想冲击和心灵震撼。这时候，苏联社会生活开始出现所谓的“人道化”倾向。斯大林逝世不久，1953年4月16日的《文学报》发表一篇评论文章，批判苏联的诗歌作品缺少主要的东西，即没有“人”。1954年5月，著名作家爱伦堡在《旗帜》杂志发表名为《解冻》的中篇小说，以冰河“解冻”来隐喻斯大林时代的结束，并说“解冻的时节到了”，“春天就在眼前了”。从此，以反对官僚压制、宣扬抽象的人道主义为特征的作品频频问世。到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已经成为苏联文艺界的重要口号。后来活跃在苏联政界和理论界的“60年代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舆论氛围下成长起来的。 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强大的宣传机器效率递减，政治宣传工作严重脱离实际，空洞无味，简单化和套话盛行，不仅无助于加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反而引起强烈的逆反心理。空谈盛行的形式主义，在思想政治领域表现突出。比如，苏共多次党代会和中央全会经常出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决议和文件，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收效甚微。 [26] 勃列日涅夫的《言论集》经常再版并广泛散发，苏共“意识形态行家”的讲演和文章连篇累牍，但这些空洞的废话抵挡不住来自西方的侦探小说、移居国外的苏联侨民著作或抽象派艺术家的绘画作品的冲击。苏共各级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式方法简单，遇到问题不作具体分析，不敢在群众中和舆论界清除错误思想的影响，而往往过多地使用行政命令甚至安全特工手段解决。在西方心理战的挤压下，苏共“意识形态行家”往往用形式化的、千篇一律的官腔滥调来“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夸夸其谈，四平八稳，毫无实际内容，令人闻之生厌。 [27]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主动放弃党对新闻媒体的领导，取消报刊检查制度，在舆论导向方面放任自流，任凭各种攻击、造谣和蛊惑人心的言论肆意泛滥，导致苏共丧失了对主要媒体的控制能力，最终淹没于反对派汹涌的声浪之中。正如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利加乔夫所言，苏共垮台的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教训，就是放松了对报刊媒体的控制，尤其是在80年代末期。当年曾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尼·雷日科夫也说，80年代末期，苏联新闻媒体被巧妙地变成了反对苏共的“一支重要力量”。总之，在短短的几年间，由于舆论导向的错误，苏共逐步失去了思想舆论阵地，而各种反对派的思潮却一浪高过一浪。 当时苏共在宣传和舆论导向上出现了以下几个方向性的严重错误。 第一，倡导所谓“公开性”，结果把矛头指向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公开性”一词列宁时期曾经使用过，原意是为了加强同群众的联系渠道，了解社会舆论和劳动人民的意见。但戈尔巴乔夫提倡的“公开性”却别有用意。1986年，戈尔巴乔夫对新闻媒体发表讲话说：“造成党和国家思想和行动停滞不前的许多保守主义现象、错误和失误，是与缺乏反对派、缺乏不同意见有关。在当今社会发展阶段，我们的报刊可以成为独特的反对派。” [28] 在戈尔巴乔夫亲自发动下，“公开性”运动一发而不可收。 戈尔巴乔夫的严重错误就是允许利用“公开性”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浊浪。他推行的“公开性”，实际上专门用来揭露党的工作在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和消极现象，进而全面否定革命历史，丑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例如，他本人就利用“公开性”的旗号，起先批判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和“障碍机制”，把这个时期说得一无是处；进而批判斯大林时期的“罪行”和“行政命令体制”，把它说成是“专横的官僚体制”、“极权主义”、“兵营式的社会主义”，并加以全面否定。 正是在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支持下，一些作家、记者、政论编辑热衷于翻历史旧账，寻找问题，然后歪曲放大，使“公开性”成为瓦解苏联社会舆论的突破口。“公开性”的矛头直接对准苏共的要害和软弱之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扩大“公开性”实际上成为暴露社会消极面和宣扬西方样板的思想运动。正如一位俄罗斯学者回忆，某些知识分子贪婪地呼吸着一股股自由新鲜的空气，反而暂时忘却了空空的货架和腹中的饥饿。 [29] 雅科夫列夫对此十分满意，他写道：“公开性唤醒了社会，使它变得政治化。起初，不仅想把公开性用在出版自由上，而且把它看做打开监督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活动的钥匙，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个人赋予它特殊的意义。实现这项任务，就能炸毁作为现行制度最重要支柱的官僚机关的保密系统。” [30] 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公开性”，也被美国专家视为赢得思想战的绝好机会。对此，俄共领导人根·久加诺夫深有所感，他写道：“在‘公开性’这一阴险狡诈的口号下对舆论进行密集加工，这一切在加速苏联和国际社会主义大家庭解体过程中起了远非次要的作用。巧妙地把我国人民和国家制造成虚拟的‘敌人形象’，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消亡和苏联的瓦解。美国用于支持‘改革’和‘公开性’的费用得到了百倍的回报：一个地缘政治对手被打倒了。” [31] 第二，鼓吹“多元论”，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戈尔巴乔夫起先提出“利益多元论”，后来又鼓吹“意见多元论”。对这种说法，应当加以分析。针对苏联过去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上、道义上一致”的传统观念，以及党内外不允许存在不同意见的实际做法，提出“意见多元”。如果是为了保护真理的不同意见，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允许“意见多元”却变成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搞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 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在于，片面强调“意见多元”，不讲意识形态领域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而是允许并鼓励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和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自由泛滥。他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把“多元论”、“民主化”和“公开性”并列为苏共提出的三大“革命性倡议”。1989年12月26日，苏联国家国民教育委员会颁布命令，全面取消大学和其他高等院校学生迄今为止必须学习的“马列主义”课程。 [32] 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的《行动纲领草案》强调，“坚决摒弃对其他观点与思想的意识形态限制、教条主义和不容忍态度”。这些说法和做法，显然都是针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来的。所谓摒弃“精神垄断”和“意识形态限制”，其实就是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随后，戈尔巴乔夫以法律形式固定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方针。1990年6月12日，戈尔巴乔夫利用总统职权批准《新闻出版法》，宣布“新闻自由”，“不允许垄断任何一种舆论工具”。同年7月15日，戈尔巴乔夫又发布关于电视和广播民主化的总统令，规定国家电视和广播事业“独立于政治和社会组织”，不允许“任何政党”进行垄断。这些做法，显然都是针对苏共而来的。所谓“反对垄断舆论工具”，其实就是反对苏共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舆论工具实行指导，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搞乱党内外的思想，放任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而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然结果，一是摧毁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助长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发展壮大；二是破坏多民族联盟国家的意识形态保证，导致民族分裂主义的恶性膨胀。这正是促使苏联演变和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从文学的“解禁热”发展到思想的“癫狂”。1987年是苏联意识形态和舆论导向发生剧烈转变的一年。据戈尔巴乔夫自称，“‘公开性’不仅意味着打破禁区，也意味着重新放映‘束之高阁’的被禁影片，公开发表尖锐批判现实的作品，在国内再版几乎所有‘持不同政见者’和旅外作者的著作”。 [33] 这一年“解禁”的文学作品有作家布尔加科夫 [34] 1925年创作的《狗心》、普拉东诺夫1930年创作的《地基坑》、伊萨科夫斯基40年代创作的长诗《关于真理的童话》、雷巴科夫1966～1983年完成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等。这一年，苏联作家协会代表大会还决定为小说《日瓦戈医生》 [35] 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彻底平反，并出版他的作品。 电影戏剧也是如此，有几十部被禁影片得以放映。1987年7月，在莫斯科电影节闭幕式上，放映了长期被禁映的影片《政委》，其中有描写情绪激愤的群众与红军发生严重冲突的场面。随后，一些电视台放映了描写阿富汗战争苏军伤亡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纪录片，引起社会震动。苏联国家电视台开设的一些政论专栏，如“第5个车轮”、“午夜前后”、“视点”等节目，不仅言辞激烈，而且思想激进。由几位年轻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创办的“视点”节目，其内容和主持人的言论充满叛逆色彩，善于煽风点火，蛊惑人心，一时间社会影响巨大。 [36] 第四，从“反特权、反官僚”发展到推翻国家根本制度。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进行了三年多时间，但经济改革丝毫不见成效，各项事业日渐衰败。于是，他提出“特权”和“官僚机构”问题，使之成为众矢之的。结果，社会舆论认为，“特权阶层”与群众对立，官僚主义是苏联落后的“罪魁”，官僚机构是阻碍改革和前进的最大绊脚石。 [37] 按这种思路，戈尔巴乔夫认定，改革政策之所以难以推进，是官僚机构“从中作梗”。他认为，改革触及各级官员的切身利益，而官员们害怕失去手中的权力，所以暗中极力地抵制改革；苏联社会上上下下的官僚机构形成了一层层网，一堵堵墙；改革大船被一种特殊的“阻碍机制”所缠绕，航行困难。于是，戈尔巴乔夫提出，苏共“当务之急”就是要自下而上，广泛发动群众，向官僚机构施压。当时，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加·波波夫在这方面最为出力，也出尽风头。他撰文提出，要彻底摧毁部门和地方上层的官僚机构，为改革开道。 1988年6月，苏共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全面拉开了政治变革的大幕。从此，苏联社会的政治热潮更为高涨，经济问题仿佛被遗忘在一旁。1989年的差额选举、苏维埃大会的辩论，引发了苏联社会从未有过的“政治高烧热潮”，电视直播党代会使之变成了“全民的政治节日”。苏联各阶层感受着从未经历过的政治兴奋。全社会仿佛落入滚滚的政治改革洪流之中。一方面是社会情绪逐步升温，政治领域“高烧不退”；另一方面则是中央权威丧失殆尽，各地纷纷抗缴税款，经济割据现象严重，地方分离、民族分裂的危险步步逼近，苏联存亡已危在旦夕。 第五，从争取“地方自主权”发展到民族分裂运动。20世纪80年代末期，由于改革迟迟不见成效，中央权威日渐衰落，苏共和苏联政府成为“众矢之的”，民族地区的离心倾向和分裂主义越来越严重。几经试探之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率先打出“主权和独立”的大旗。起初是三个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戈尔巴乔夫发难，要求扩大党内民主。接着，一些名为“人民阵线”的社会组织在各地纷纷成立，声势日益浩大，宣称要“独立于苏联”。许多民族官员开始涂抹“民族主义的色彩”，撇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借以吸引选民的支持。 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联邦在这方面起了领头羊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边远共和国发出的“脱离”呼声，在首都得到苏共内部“民主派”和社会上反共势力的积极响应。他们以“俄罗斯”做后盾，拉起“独立”、“自由”的大旗，反对苏共，反对联盟中央，形成一个统一战线。以盖达尔为代表的自由派公开提出，俄罗斯应“甩掉落后的加盟共和国这些包袱”，首先“自救”，然后轻松上路，投入西方发达国家怀抱。当时，在“俄罗斯民主、独立”的大旗下，聚集了苏联社会大批知识分子。在普通群众的眼里，“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连同“苏共”、“社会主义”等已经失去昔日的光彩，只有俄罗斯才真正是民族、国家及传统的象征。俄罗斯人很不情愿听到自己被称为“苏联人”。他们在对“苏联”的象征反感的同时，为自己将重新作为“俄罗斯人”而感到欢欣鼓舞，充满自豪。 就这样，苏共和联盟中央腹背受敌，“民族独立”和“民主化”像两把利刃直逼而来。在猛烈的社会情绪的裹挟下，戈尔巴乔夫像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那样，忽左忽右，节节败退。他倡导的改革已经失控，最后“革”到自己头上来了。 总之，不讲政治原则、不坚持党的领导、不顾复杂的国内外客观实际的“民主化”和“公开性”，导致苏联社会舆论的严重失控和社会不满情绪的大肆发泄。苏共历史和苏联体制受到质疑，戈尔巴乔夫代表的苏共领导层面临空前的信任危机。大部分人开始认为，苏共将苏联领进了死胡同，苏共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失败了。在这种社会气氛中，作为苏联最大支柱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公开宣布，只有独立，甩掉其他加盟共和国这些落后的包袱，实现主权，才能办好自己的事，必须选择走一条激烈的社会变革之路。 第六，从改革模式的选择发展到抛弃社会主义道路。俄罗斯历史学家指出，在戈尔巴乔夫当政后期，苏共领导人费尽心机，在“道路”、“模式”和“理论”之间摇摆不定。在理论思想的选择方面，苏共先是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后又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倡导“西欧共产主义”思想，主张吸收全人类的文明成果，提倡“新思维”。在改革模式的选择方面，苏共先是学习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经验，后来转而寻找北欧模式，尤其对瑞典的“福利社会模式”大为推崇，让苏共高层干部纷纷前去访问取经。 1989～1990年间，“社会主义”开始在苏联知识分子当中失去吸引力，即使戈尔巴乔夫给社会主义加上“民主的”、“人道的”等前缀也已无效。一位西方苏联学专家曾这样描述当时苏联知识界的情绪和期盼：社会主义“不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不会取代资本主义，更不会提供另一番图景”。 [38] 当时，苏联国内的激进派受到东欧剧变的启发，十分欣赏“向西方看齐”的口号，抛弃社会主义的情绪达到高潮。一项全国性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在回答“苏联选择什么样的前进之路”时，32%的人认为要效仿美国，17%的人选择德国，11%的人看好瑞典，只有4%的人选择中国方式。 [39] 许多人决定走一条“彻底革命”之路，逃离社会主义的“此岸”，一步跨入资本主义的“彼岸”。当时的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领导人雅科夫列夫写道：“如果说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条死胡同，那么要从死胡同走出来只有一个办法——退回去，退到由于暴力革命而离开的那条大道上去。” [40] 在激进派眼里，“告别社会主义”，选择一条新的、西方式的发展道路，俄罗斯就会在一两年的时间内踏上文明、复兴之路。 [41] 1992年初夏，叶利钦第二次访问美国。与上一次访美不同，他已不再是落难的苏共反对派，而是新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叶利钦在美国发表讲演，说他代表世界上最年轻的“民主国家”，来到了民主传统悠久的“圣地”；共产主义的试验在俄罗斯大地已“一去不复返”，所有文明世界具有的东西将会在俄罗斯“开花结果”。 在“胜利情绪”的驱使下，俄罗斯的激进派在经济生活中鼓吹“完全自由的市场”，停止国家对经济工作的干预，打破国家所有制，实行全盘私有化。他们以西方社会为样板，制造了一系列市场和自由的“神话”，并借此蒙骗急欲摆脱困境的俄罗斯百姓。当时一位自由派的女经济学家、莫斯科市政府经济顾问、经济学博士阿·彼娅舍娃的言语，真实地表达了俄罗斯的舆论思潮和社会心态。她写道：“社会主义与市场、民主‘水火不相容’。俄罗斯应在最短的时间内，以革命的速度实施经济自由化。取消并禁止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将历史的罪人推上‘审判台’。俄罗斯社会要‘忏悔’，将列宁的遗体迁出埋葬。把所有共产主义的象征物搬进博物馆。俄罗斯人蕴藏的商业意识全部释放出来之时，正是俄罗斯社会的复兴之日。” [42] 总之，苏共舆论导向的错误，导致苏联社会的思想混乱，人们对过去的信仰产生怀疑，失去了对苏共的信任和对苏联社会未来的信心。一个具有相当活力的政权就这样淹没在“公开性”引发的舆论汪洋之中，其灭亡是必然的了。 三 历史评价问题 在意识形态工作的舆论导向方面，历史评价问题占有极其突出的地位。如何正确对待党的历史，如何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特别是领袖人物的作用和功过，是检验一个党在政治上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作为创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共产党，在其70多年的执政过程中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也出现了坎坷和失误，其中某些阶段的历史问题需要澄清。但是，对待历史遗留问题，首先应当树立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并考虑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对待党的历史，要坚持党性原则，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改革”的进程中逐步解决。既要评价领袖人物的功过是非，更需要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反思历史，绝不能心血来潮、一哄而起，或只强调阴暗一面，不去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全盘否定过去，不仅违反事实，而且是有害的，更是可耻的。 关于苏联历史，自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史学界开展政治教育运动以后，特别是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以后，已经有一套基本上稳定的解释。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借“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后，才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思想混乱。20世纪6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赫鲁晓夫及其做法提出了批评。 然而，被称为“二十大的产儿”的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就和雅科夫列夫等人一起，带领苏共走上了全面诋毁苏联历史的道路，从“反思历史”发展到全盘否定革命历史。他们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开始，不仅引申到包括列宁在内的苏共所有领导人，而且全面否定斯大林时期形成的社会主义体制，进而怀疑整个70年的历史，批判社会主义道路。 [43] 1987年2月13日，戈尔巴乔夫在会见舆论和宣传界领导人时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在历史和文学中都不应有被忘却的名字和空白点”。这显然是要引导人们去清算历史旧账。于是，苏联社会掀起一股“反思历史”的热潮。在这股浪潮中，苏共被视为“历史罪人”，苏联制度成了“万恶之源”。 [44] 激进派利用各种“历史问题”大做文章，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疯狂地揭批斯大林，提出“十月革命是一场少数人制造的超恐怖的革命”。 [45] 列宁也成为被批评的对象。激进派认为，列宁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从一开始就把俄国引向悲惨的命运，俄国本来已经在朝着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发展，却人为地被布尔什维克掌权所阻止，随后的社会主义试验更是把它导向了错误的路径。这里的潜台词就是：如果能够推翻苏共的统治，俄罗斯就会重新回到“常态文明”，即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 1991年“8·19”事件后，莫斯科等地原本矗立着的许多列宁塑像，一夜之间被推倒。其他与苏共和社会主义有关的历史象征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博物馆中陈列的许多展品被不明不白地搬出。社会上掀起一股“改名”风潮，城市地名、街道、刊物纷纷改头换面，努力丢弃与苏联、苏共或社会主义有联系的名称或象征。一些苏共领导人急忙扔掉党证，以示“洗心革面”。俄国旧势力的残余纷纷回国，末代沙皇遗骸问题被媒体追踪，后来由叶利钦亲自主持加以国葬。与此同时，激进派又大肆叫嚷“把列宁的遗体从红场迁走”。历史沧桑，星移斗转。苏联人民的理想破灭，人们心中的“偶像”坍塌，社会思潮极度情绪化。否定历史引起社会思想的混乱，社会犹如失去了“路标”，加速了苏共意识形态崩溃的进程。 当时，苏联社会掀起的否定历史运动在内容和形式上呈现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反思历史”活动由苏共最高领导人亲自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有的历史学家说，在改革初期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号召填补“空白点”、改写历史，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思想倾向性，并非是对历史问题感兴趣，而主要是为推动他的改革制造舆论，实现其政治目的。 [46] 1986年11月，在全苏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指责苏联历史教科书存在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问题。他要求重新编写教科书。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后，戈尔巴乔夫多次向新闻界下令，说“历史问题上不应遮遮掩掩”。为了确保“宣传口径”，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经常与新闻界领导人“对对表”。1987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与新闻界和艺术创作领导人座谈会上强调，1937～1938年的事件不能，也不应原谅和饶恕。 [47] 1987年11月，苏共召开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会前，由雅科夫列夫等人精心策划和起草戈尔巴乔夫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 [48] 报告在假借维护列宁的名义下，对斯大林提出尖锐的批评。戈尔巴乔夫后来得意地回忆，这个报告的创新之处就是“由揭批斯大林转到批判斯大林体制”。 [49] 雅科夫列夫也坦白说，他的目的是想借70周年大庆将“新思想”推向前进。在这个名为《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声称要继续60年代未完的事业，恢复历史公正。 [50] 雅科夫列夫在纪念大会的吹风会上对记者讲，不应把此次纪念大会对历史的分析视为最终的结论，不应将报告中的一些结论教条化、固定化。他进而继续煽风点火，为全面否定历史的势力加油、打气。 [51] 当时，苏共党内和领导层对待这场“历史热”的态度并不一致。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切布里科夫都反对“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和片面地丑化苏联历史。切布里科夫警告说，帝国主义的密探正在赞助一些作家去丑化苏联的历史。 [52] 对于翻历史旧账，不但苏联历史学界深表担忧，苏共普通党员和群众反对丑化历史的声音也很强烈。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列宁格勒技术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一封来信，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来信批评社会上涌动的一股股“反思历史潮流”，认为当前报刊上轰动一时的文章只能教人迷失方向，是给社会主义的苏联抹黑。文章指出当时舆论界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如非正式组织活动，宣扬应该实行西方的议会分权制，否认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恶毒攻击苏联历史等。文章指出，“改革”进行几年非但未见成效，反而导致生活水平下降，改革缺乏明确的纲领和目标，隐藏着世界主义的倾向。文章发表后，一些州的报刊纷纷转载，一些党组织开始讨论。

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引发了轩然大波，“自由改革派”将其视为“保守势力和苏共旧势力”的反攻倒算。苏共中央政治局接连两天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最后，在雅科夫列夫直接授意下，《真理报》在4月5日发表反击文章《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对安德烈耶娃给予全面反击和打压。《真理报》将安德烈耶娃的信称作是“反改革分子的宣言”，把安德烈耶娃称为“改革的敌人、斯大林主义分子、保守派、机关官僚、党的权贵代表”进行压制。《真理报》的文章认为，安德烈耶娃是在为斯大林辩护，企图阻止改革的进程。此次争论后，苏共领导人不仅继续揭批斯大林，而且进一步升级，批判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空想和教条，在全面否定历史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53] 第二，通过“反思历史”，平反历史错案，掀起声讨苏共历史的社会风潮。斯大林当政时期，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出现过一些冤假错案。从赫鲁晓夫时代起，部分冤假错案陆续得到纠正。尊重历史事实，依法纠正冤假错案是完全应该的。问题在于，戈尔巴乔夫及其亲信欲借此掀起强大的舆论压力，将重审过去的历史旧案“政治化”，目的是彻底否定苏共历史，动摇苏共和苏联制度的历史根基和合法基础。1988年初，苏共中央成立了“30年代清洗受害者平反委员会”，后由雅科夫列夫亲自挂帅，对一些历史事件重新审查。特别是，1988年7月4日，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建议，苏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在莫斯科为斯大林时期被迫害致死的人建立“纪念碑”。 与此同时，所谓民间的“历史平反”活动也开展起来。1988年11月26日，《星火》周刊举办了大规模群众性“良心周”活动，隆重纪念斯大林时代的受害者。苏联建筑家联合会、电影家联合会、《星火》画报和《文学报》共同组织了名为“纪念”的历史教育协会，目的是在全苏范围内促进平反历史案件，还历史真相，为历史受害者建立纪念碑。1988年以后，一些“反思历史”的激进报刊如《星火》画报和《莫斯科新闻》逐渐暴露其真面目：借否定过去，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进而改变改革的方向，使改革沿着他们设计的道路进行。 [54] 第三，“反思历史”活动由作家和政论家充当“急先锋”，真正的历史学家很少参与。正如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И·В·沃罗布耶夫在1989年初所指出：“唤起人们对历史的兴趣的，不是我们职业历史学家，而是政论家、作家、经济学家。正是他们把历史变成它现在这种社会力量。至于职业历史学家，除极少数人积极卷入这项工作外，真是屈指可数。” [55] 不过，还是有少数激进的历史学家投入到“改写历史”的运动中，如尤·阿法纳西耶夫和德·沃尔科戈诺夫。正因为如此，前者一度被包装成“民主斗士”，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又偃旗息鼓；后者则由苏军总政治部负责宣传工作的将军变成了叶利钦的御用文人，极力攻击列宁和斯大林，现已不在人世。这股“反思历史”潮流的掀起，造成整个苏联历史都需要改写。1988年6月，苏联有关部门作出决定，取消这学期的中小学历史课考试，《消息报》谴责苏联的历史课程“是一代代流传下来的谎言”。 [56] 在苏联官方的鼓励下，以揭露历史真相为主要内容的“历史热”，像一股巨大的龙卷风席卷整个社会，而且越刮越凶猛。 如今，俄罗斯历史学家回忆道，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即“历史热”时期），主要是新闻记者和非职业历史学家对过去苏联历史评价的重新审视，都“带有极端片断的、目光狭隘的性质，兴趣集中于负面的事实和现象，在没有考虑整个发展过程及其复杂性和矛盾性的情况下大写特写不同活动家的悲剧命运。提出来的许多解释和评价是在当时新闻记者对事件的带有感情色彩的感受水平上形成的，缺乏对形势、历史传统、社会经济过程复杂性的深刻知识”。 [57] 面对历史学领域的混乱状况，1989年10月3日，苏共中央召开历史学家座谈会，由苏共中央书记瓦·梅德韦杰夫主持。他在开场白中辩解：“当前的社会政治气氛取决于对历史的看法。不应维护那些应当受到揭露的东西。良心不能交易。对过去错误的清算必须进行到底，不能有任何的限制。” [58] 参加会议的苏联历史学界权威、苏联科学院院士格·斯米尔诺夫、尤·库库什金、德·科瓦里钦科等纷纷发言，对社会的历史热潮表示忧虑。格·斯米尔诺夫院士提出，他不赞成对包括卫国战争、战后恢复在内的苏联历史一概抹黑。尤·库库什金院士提出，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尊重，改革缺乏理论准备，很难指望取得成效；改革不能打着历史虚无主义和非意识形态化的旗号，大众传媒和一些极端势力不能强迫历史科学非意识形态化。尤·库库什金院士和苏联科学院历史学部学术秘书德·科瓦里钦科院士则提出要求说，苏共中央应该有自己的原则立场。 [59] 之后，此次苏共中央的座谈会便没有了下文。 第四，“反思历史”最终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导致否定苏共，否定一切。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社会始终潜伏着一股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思潮。这股思潮在戈尔巴乔夫“民主化”、“公开性”的推动下，如死灰复燃，很快成蔓延之势。有些报刊有针对性和选择性地公开斯大林时期的某些历史文献档案片段，借一些所谓的“历史冤假错案”为全盘否定斯大林做准备。1987年6月，由苏共异己分子把持的《星火》画报 [60] 第26期披露了列宁的战友拉斯科尔尼科夫1939年8月17日给斯大林的公开信，信中严厉谴责斯大林逮捕和杀害无辜的军界和文化界著名人士。不久，《莫斯科新闻》刊载了从未发表过的肖洛霍夫1927年写给老党员列维茨卡娅的一封信，批评农业集体化过火，“压制富农，把中农压扁，贫农也在挨饿”，致使“人们狂怒，情绪极端恶劣”。《科学与生活》杂志则刊登了作家西蒙诺夫20年前写的题为《历史的教训与作家的职责》，谴责斯大林在战争开始前和战争初期处决三批高级军事干部，给军队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和对国家造成的严重危害，等等。一些报刊曝光这些历史材料的目的是完全否定斯大林，进而为抹黑苏共历史做准备。 这股清算思潮自1987年底开始，到1988年达到高潮。由起初的填补个别“历史空白点”到揭露“阴暗面”，很快发展到将批判的矛头指向20世纪20～50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否定苏联体制，认为斯大林代表的苏联体制是典型的“行政命令”体制，是“极权主义”，是万恶之源。1989年以后，揭批斯大林材料开始减少，逐渐转向批判布尔什维克主义、否定十月革命。一些文章或明或暗地提出，十月革命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列宁与斯大林实际上有着直接的联系。 [61] 1988～1989年苏联意识形态领域最有影响的事件之一，就是哲学博士亚·齐普科在《科学与生活》杂志上发表了长篇文章《斯大林主义的根源》。此文表面上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实质上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文章提出，十月革命是俄国激进主义的产物，中断了俄国历史的正常进程。文章将“好”的列宁思想与斯大林“坏”的社会主义现实对立起来。作者提出，1917～1988年间苏联激进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是当今社会的重要障碍。 [62] 其实，此文逻辑混乱、叙述烦琐。但由于齐普科是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特殊的身份使此文当时在思想界影响巨大。 [63] 随着“历史热”的深入和“禁区”的不断被打破，列宁的形象也遭到讽刺和丑化，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本身全都遭到质疑。人们开始失去方向、丧失信仰，各种思潮泛滥，使人无所适从。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的思想被彻底搞乱。历史根基的丢失和思想的混乱成为苏共组织瓦解的先导。自揭批斯大林开始，进而否定十月革命，怀疑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最后导致美化沙俄历史，迷信西方道路。当时，苏联舆论界宣扬，改革就是要“全面更换俄罗斯的文明模式和民族社会文化习俗”。 [64] 随便打开一本当时的笑话集，就可以读到这样的内容：一辆美国汽车停在莫斯科，车身下的泥浆中躺着几位正在扎轮胎的俄罗斯人。问：你们在那里干什么？答：我们想吸一些来自美国的自由空气。 在当时学术界的一些讨论会上，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话：“在俄罗斯可以谈论何种经济？只能是原始穴居的野人经济。”有时，甚至可以听到遗憾的叹息：“唉！为什么我们没有被德国人占领？”在这一时期，一些改革的风云人物、“自由民主化”的“弄潮儿”的演讲，几乎都是从痛斥苏维埃的过去开始，以赞扬西方结束。“如果人们所想的希望落空了，那么对于这个带有一种始自伊凡雷帝的天生极权主义特征的、不合格和未开化的民族来说，有一条简单而自然的出路——这就是在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将国家全面引向殖民地状态。”有的报刊文章还证明说，有必要在苏联领土上引入联合国仲裁，引入“维和部队”，实施“人道主义援助”，设立联合国监督员和观察员。 [65] 有一家名为《自鸣钟》的报纸曾刊载这样一句话：“我们真诚地期待这样的结局，而且，殖民地状态有什么不好？”于是，该文接下来就讨论怎样才能成为殖民地，并为此建议向西方商人求助。 [66] 总之，正是在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推动下，以重新评价历史为名，否定苏共，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导致了社会思想混乱，为从思想上瓦解苏联打开了历史之门，把苏共推上历史的审判台。据来自各方面的民间抽样调查，1988年前的几年对苏共的信任率达70%左右，1990年则下降到20%，1991年初进一步降为百分之十几。戈尔巴乔夫的所谓“反思历史”，从涂黑历史、欺骗人民开始，以奴颜婢膝、无耻叛卖结束。他口头上讲的是公正，实际上缺少的恰恰是公正。 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队伍建设和思想阵地十分重要。列宁指出：“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已经证明是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编辑工作。” [67] 但在戈尔巴乔夫时期，随着苏共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上层精英发生“蜕变”，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苏共的基本理论队伍被搞垮了，苏共的思想阵地也逐步缩小以致丧失殆尽，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激进派所占领。这就促使苏共迅速走上了败亡之路。 一 队伍建设问题 十月革命胜利后，除少数领袖外，布尔什维克党的基本队伍受教育程度不高，缺乏能够担负起宣传和鼓动任务的干部。面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攻势，如何培养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队伍，如何转化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成为苏维埃政权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列宁当年十分重视无产阶级知识队伍的培养和建设。但俄国的知识分子是一个人数较少的社会阶层。当时，大部分旧知识分子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持消极态度，对十月革命不理解、不欢迎甚至抱有敌意，因此纷纷移居国外。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对待旧知识分子的态度是积极的。随着苏维埃政权工作重心的转移，列宁越来越认识到科学技术和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重要性。对于旧知识分子，布尔什维克党一方面批判他们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另一方面又积极吸引他们参与到新生活的建设中来。列宁曾指出，工人政治委员和共产党支部必须用同志合作的气氛来包围他们，使他们无法挣脱，但应当使他们有比资本主义制度下更好的工作条件。如果不如此，这个由资产阶级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就不会工作，想用棍子强迫整个阶层工作是不行的。当时，在哲学界和理论界，通过几轮思想和观点的交锋，逐渐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含义，树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文化艺术方面，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通过批判各种宗派主义、虚无主义，加强了队伍的统一，保证了文学艺术的社会主义方向。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坚持政权建设和政治斗争的同时，十分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苏联基本上消除了文盲，培养了大批新的知识分子。当时，苏维埃政权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的新鲜力量，已经占到知识分子阶层总数的80%～90%。 [68] 特别是，斯大林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重视苏共思想理论队伍的培养。卫国战争期间，为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扩大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者队伍，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专门设立了科学处。除此之外，负责宣传和思想文化工作的还有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红军总政治部、各加盟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苏联政府下属的艺术事业委员会、全苏高校事务委员会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文化处等。当时，在日丹诺夫的直接领导下，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红军总政治部曾组织千余名作家和诗人，作为随军记者来到作战前线，另有150余名电影摄影师也奋战在阵地的前沿。阿尔卡季·盖达尔（当今俄罗斯自由派代表叶戈尔·盖达尔的爷爷）曾作为《共青团真理报》的战地记者，志愿参加游击队，牺牲在战场上。可以说，战争不仅是对苏联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严峻考验，同时也是对苏联人民精神力量的严峻考验。卫国战争的胜利提高了苏联文化的威望，培养和锻炼了一批思想教育干部。战后一个时期，他们便成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骨干。 卫国战争胜利后，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苏联政府大大增加了对科学事业的投入，就科学事业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而言，当时的苏联已经跃居世界首位。知识分子的构成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战后一个时期，苏联培养了一批思想理论工作者，其中许多人思维活跃，富有创造性，颇有天赋，求知精神旺盛，而且充满活力。但与此同时，苏联理论界严重存在着教条主义，安于现状，忽视理论创新的情况。社会科学界人员虽多，但效率低下，人力和智力资源浪费严重。不少人在具体的理论研究中缺乏原创性、现实感、思辨性，理论研究浮在表面。许多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习惯于对党和国家的各项决议、领导人的言论进行诠释和注解，八股盛行。许多研究成果大都以苏共领导人的讲话开头，以党代会的决议结尾。苏联哲学曾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苏联社会和政治变化的缩影和晴雨表。苏联的社会科学长期被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所困扰，缺乏生机和创造性，既没能很好地解释苏联社会，也没能倡导改革，改变社会。 还在斯大林时期，苏共内部就出现某些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号的冒牌“思想家和理论家”。正是这些冒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后来逐渐占据了苏共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层，腐蚀了思想理论队伍。这些意识形态的“行家里手”，在苏联政治生活中占居一种很特殊的地位，其中一些人已接近权力金字塔的顶峰，他们当中不少人毫无原则、不学无术、不负责任、只想尽快升官发财。这实际上成为苏联国家政权建设中致命的弱点。这些人往往言行不一，经常利用自己的地位，极力攫取物质福利待遇。他们善于钻营，许多人先后通过各种途径成为科学院院士。例如，60年代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伊利乔夫，一辈子连小册子都没写一本，甚至连报上发表的文章都由部下代劳，却得到了博士、教授及其他显赫终生的头衔。 [69] 苏共内部这些意识形态工作的“行家里手”，他们不是专心从事具体的思想理论工作，而是制造并挑拨社会矛盾。他们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科学隔绝并对立起来，破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威信。他们将马克思和列宁的某些言论绝对化，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他们甚至将意识形态斗争的矛头指向苏联的朋友包括如爱因斯坦、狄拉克、贝尔纳等著名西方学者，谴责他们是“唯心主义”，造成西方进步学者同苏联之间的隔阂。 到20世纪80年代末，伴随着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的背叛，苏共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些异己分子也乘势反戈一击，与社会上的反共势力和西方反苏势力遥相呼应，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发起猖狂的进攻。原先的这些“列宁主义者”，立即摇身一变，成为反对所谓“极权主义”的斗士。 1988年，苏联出版一本风行一时的文集，书名叫《别无选择》，当时被称作“改革力量的宣言书”。文集的作者都是当时苏联知识界的名人，以批判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体制为己任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如社会学家扎斯拉夫斯卡娅院士、经济学家波波夫、经济学家谢留宁、政治学家布尔拉斯基、哲学家伏罗洛夫、历史学家尤·阿法纳西耶夫、作家格拉宁等。 [70] 其后，戈尔巴乔夫重用的一些人，也都是所谓“经济学领域、社会学领域、法学领域的专家”。现在看来，这些满腹经纶的院士虽然看出了问题，却开错了药方。这些药方可以粗略地归结为两点：一是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二是取消苏共对国家的领导，搞政治“民主化”。例如莫斯科大学经济学教授波波夫，此人曾当选为首届苏联人民代表，与叶利钦、萨哈罗夫等人一起成为“民主派”的领头羊。波波夫还曾当选为首任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但没干两年就自觉无能，将职务让给了现任市长卢日科夫。尽管苏联解体后波波夫的思想又发生了几次180度的大转变 [71] ，但在苏联解体前，他与知识界的一些精英一起，对摧毁苏联制度起了很大的作用。波波夫当时提出，苏联经济的根本问题就在于计划体制，因此必须打破官僚机构，苏联应当分成50个“旧俄省”或“郡”，之后再组成“邦联”。他曾提出一个所谓“三非”理论，即非国有化、非苏维埃化、非联邦化。 [72] 又如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院士声称：“渐进道路的唯一途径、唯一可能性——这就是使改革激进化” [73] ，必须废除苏联的一些原则，而不只是修补。苏联历史档案学院院长尤·阿法纳西耶夫则公开叫嚷：“这种体制不应当修补！它有三大支柱：苏联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自治化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的国家的帝国主义本质；非市场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垄断。应当逐步地、不流血地拆除这三根支柱。” [74]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大力倡导“公开性”、“民主化”，鼓吹对外关系“新思维”，宣扬“全人类价值观”。雅科夫列夫等人也倒行逆施，将资产阶级的思想奉为圭臬，公然抛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75] 正是在戈尔巴乔夫和上述民主派精英的带领下，苏联新闻舆论领域掀起层层巨浪，否定自我、美化沙俄、崇拜西方的思潮逐渐成为主流。激进派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记者、编辑和作家，他们纷纷撰文，无情揭露和指责苏共的过去，诋毁苏联的历史及其英雄人物。苏联知识分子队伍中的激进思潮急速蔓延。理论界“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声音甚嚣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共产主义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和教学被终止或被改头换面，变成西方哲学、自由主义经济学和西方政治学教学或研究机构。一种简单化、两极化的思维方式甚为流行：非社即资，非此即彼，非红即白。 与此同时，苏联文化事业和社会科学的地位一落千丈，从神圣的殿堂被抛落尘埃，被看做“旧极权主义制度的残余”，迅速陷入绝境。政治动荡加上经济困境，就连包括莫斯科大剧院在内的许多著名文化机构都难以为继，人才流失严重。文化和科学研究队伍纷纷出国，投奔美国、德国或以色列，苏联科研潜力损失近半。西方观察家指出，1989～1990年间，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信仰都在知识分子当中迅速地消失，苏联知识分子的思想进一步激化，多数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转而信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 [76] 还有一些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西方模式顶礼膜拜，对本国的历史和现状心存不满。一部名为《20世纪的俄罗斯》的教科书，其目录中充斥着“极权政治制度的形成”、“大规模镇压”、“农业中的困难”、“民族矛盾”、“新的镇压浪潮”等标题。一时间，“市场、民主、自由、私有制、西方文明国家”成了激进派知识分子的口头禅。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极低，平等在苏联的表现就是“同等贫穷”。他们企望在弹指一挥间跨越时代和社会鸿沟，从社会主义必然性的堡垒一下子投入西方自由主义的怀抱。 对于苏共思想理论精英的蜕变现象，连西方学者都感到困惑。为什么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之际，苏联知识界的多数人成为“旁观者”，而少数知识精英却成为瓦解苏共的“吹鼓手”和“先锋队”？为什么数以万计的苏共知识精英和人数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队伍背弃了苏共？为什么苏共多年精心培养的理论队伍和思想精英一夜之间将枪口转向，对准苏共？为什么知识精英同一些党政官员、经济管理干部、民族精英、灰色经济势力以及犯罪黑势力等一起成为苏共的掘墓人？对此，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的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曾作出深刻的分析。他在与一位西方媒体常驻莫斯科的记者共同撰写的《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中明确指出，正是苏共党内少数精英的态度导致了苏联体制的瓦解。“到了80年代，意识形态对于大多数苏联精英来说已经很长时间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了。对于这个集团中的那些高层的、实用主义的成员来说，把宣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换成鼓吹私有制和自由市场，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用不着放弃什么坚定的政治信仰，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没有。” [77] 大卫·科兹等西方学者认为，除领导原因外，对物质利益和名利的追求是苏联知识界精英迅速蜕变的重要原因。本来，苏联的知识分子能够过舒适的生活，享受较高的社会地位。科学院院士以及一些受到赏识的作家和艺术家，拿着高薪，拥有汽车和助手，可以住进豪华别墅。科学研究属于国家的事业，享受预算拨款，没必要花时间去寻求基金会的施舍。社会科学家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共产主义，不但容易找到工作，而且容易获得提拔。苏联的作家没必要为处女作的发表而饱受冷板凳之苦，学者们也没必要在学术之外的苦海中寻找兼职。然而，矛盾之处在于，许多知识分子根本不认为这是社会主义为他们创造的优越条件。他们认为，这些条件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比生活在资本主义西方的知识分子要糟糕许多倍。一些知识分子有机会出国到西方社会参观，回国后到处宣扬，资本主义市场化和商业化不仅可以保障文化事业的繁荣，而且能给知识分子带来致富的机会。他们认为自己的才能毫不逊色于西方同行，因此要突破现行体制实现自己富足的梦想。 [78] 二 思想阵地问题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当年十分重视报刊等舆论工具的积极作用，把革命的报刊作为党的思想理论阵地。在长期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生涯中，列宁的许多活动与报纸密切相关。列宁自己承认，他对待报纸“像对待爱子一样”，视为“倾注了多年心血的事业，一项同我们至关重要的全部工作密切相关的事业”。 [79] 1905年11月，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明确指出，“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出版社和发行科、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所，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齿轮和螺丝钉’”。 [80] 1920年7月，列宁又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一文中强调，“一切定期和不定期的报刊、一切出版机构都应该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 [81]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创办了自己的报刊，积极宣传布尔什维克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起到了引导社会舆论、沟通党和群众之间联系的作用。同时又利用革命报刊，向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展开批判和进攻，还查封了攻击苏维埃政权的资产阶级报纸。国内战争结束后，成立了一些传播和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培养意识形态干部的科研和教学机构，如共产主义大学（1919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1921年）、党史研究会（1920年）、红色教授研究院（1921年）、列宁研究院（1923年）、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1年）等。自1919年起，俄共（布）开始编纂第一版《列宁全集》。 二战爆发前，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巩固社会主义思想阵地，反击希特勒的法西斯宣传和其他西方国家开展的“心理战”。面对国外敌对势力的攻势，苏联在积聚经济实力的同时，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和文学艺术，推行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住房等制度，人民福利水平大幅度提高。在思想教育领域，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思想占了主导地位。苏联人民相信社会公正，对未来生活充满信心。面对西方发动的心理战，苏联组织起有效的反击。在军队系统，伏龙芝将政治工作视为“补充武器”，在军队总政治局下设立应对心理战的机构和政治宣传委员会。贝利亚领导的安全情报部在对外侦察和反宣传方面也卓有成效。日丹诺夫有力地组织宣传工作，整合了国内宣传机构，统一了思想，也为后来的意识形态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82] 二战以后，硝烟未尽，“冷战”开始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加紧进行军备竞赛的同时，积极准备心理战。美国中央情报局一马当先，声称要“调动一切手段，包括精神手段，摧毁敌人意志”。他们广泛招募各个学科的专家学者，利用宣传、互访、侦察、谍报等手段，对苏联进行大规模的心理战；通过援助，支持“持不同政见者”；利用民族矛盾，煽动社会不满情绪；散布政治谣言，丑化领导人的形象，制造对苏联制度的仇恨，培养对西方的向往。1948年8月1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第20/1号指令——《美国对俄关系所要达到的目的》。这项指令揭开了一场本质为新型战争的序幕，信息成了武器，目的是要操纵和改变苏联的社会意识，使苏联社会形成对周围世界的虚假认识，以便进一步影响苏联的管理精英。 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对苏联的心理战进一步加强。美国当局认为，意识形态领域是与苏联进行战争的重要战场。美国先后成立了一些以苏联和东欧国家为对象的研究所，一些大学开设了苏联东欧历史和政治专业的课程，美国外交政策的智库也将关注的重点转到苏联和华沙条约上。这些科研机构的研究活动形成了美国社会科学的一个特殊领域——“苏联学”。与其他学科明显不同的是，美国“苏联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无论是思想理论基础，还是研究对象和功能，均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总体说来，美国“苏联学”与政治联系紧密，在两种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斗争中发挥三种功能：一是为美苏对抗和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提供思想理论支持；二是直接为美国对苏外交政策服务；三是配合情报部门进行反苏工作。 美国和西方的智囊和谋士们认为，心理战是对苏斗争的有力武器，为了取胜必须“里应外合”。因此，他们非常关注苏联国内出现的各种社会思潮和政治流派，并努力与之建立对话的渠道。他们希望苏联出现一种“内部力量”，以便促进苏联进行有利于西方的“改革”。布热津斯基曾提醒多关注苏联的民族问题，认为民族主义是强大的政治力量，如果克里姆林宫在非俄罗斯族群日益增长的民族自觉意识的压力下作出让步，那么通向和平演变的大门就打开了。为此，西方专家提出，必须破坏苏共对大众传媒的全面控制体系，提倡公开的政治竞争，保障选举的自由。他们认为，共产主义的光环一旦褪色，它的灭亡也就指日可待。 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的所作所为，正好符合西方国家的愿望，甚至超出了西方的想象。1986年10月1日，苏共召开全苏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公开批评苏联社会科学教学中存在“教条主义和经院哲学”，强调要“改革教学大纲，重新编写新讲义，更新教科书”。 [83] 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又点名批评苏联社会科学的种种缺点，称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适应改革和民主化的需要。随后，苏共主动打开“闸门”，自愿放弃思想信仰，拱手让出舆论阵地，任凭反对派争抢。原苏共领导人利加乔夫言道，苏共失去了政治斗争的经验，已经40余年没有进行斗争，失去了应有的警惕性。这样，在戈尔巴乔夫的有意放纵和雅科夫列夫的背叛下，苏共逐渐丧失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让许多自由派人物把持了主要报刊等舆论工具。他们纠集和网罗一批笔杆子，肆意歪曲历史，恶毒攻击苏共。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等人还鼓动一些作家或报刊打开苏共意识形态的“突破口”。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的作者阿·雷巴科夫，给戈尔巴乔夫写信后又寄来书稿。戈尔巴乔夫看后认为，小说有利于消除极权主义的后果，因此不顾党内的反对，亲自下达指示，允许公开发表。影片《忏悔》的拍摄，是在苏共政治局委员、格鲁吉亚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泽的庇护下进行的，影片隐喻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生活。小范围放映后，艺术家和思想界有不同看法，建议提交政治局讨论。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反对，说应当由电影工作者、创作协会自己去决定。他甚至后悔自己在大学时代竟然没能读到这一切！ [84] 1986年12月初开始，莫斯科15家影院持续三个月放映这部《忏悔》电影。雅科夫列夫称，《忏悔》的公映是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崩溃的开始”。 [85] 这位原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1990年成为苏联科学院院士的雅科夫列夫，曾亲自到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训话。他言辞激烈，批判苏联的社会科学充满教条主义，至今还死死抱着1930～1940年间的陈旧格式不放。他号召苏联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敢于批评、扩大批判对象，直到能够清除所有的垃圾和解放学者思维为止。 [86] 1988年，苏联取消报刊检查制度，苏共放弃了对文化艺术的领导权。而后，开禁的书单越来越长。1990年后，苏共完全解除报禁。报刊解禁的结果，一方面是舆论失控，苏共阵地丧失；另一方面也催生了某些激进报刊的“泡沫”。一些报刊靠揭露历史、暴露“隐蔽”材料而发行量剧增。例如《各族人民友谊》杂志，1985年的发行量不到12万份，1989年由于刊登雷巴科夫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发行量激增至近80万份，1990年更突破100万份。《新世界》杂志，1985年的发行量只有42万份，由于刊登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1989年夏天的发行量猛增至250万份。这些还只是订户统计数字，不包括零售数量。 [87] 其他由“民主派”把持的报刊，发行量也十分惊人：《论据与事实》周报1991年发行2400万份；《星火》画报1988年发行180万册，1989年发行350万册 [88] ，1990年发行760万册。 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达上千种。1990年6月12日，苏联《新闻出版法》正式颁布，使反对派和私人办报合法化。这个重要的法律文件出台很仓促，自酝酿到颁布仅一年左右时间。该法明确规定，禁止对大众传媒进行书报检查；国家机构、政治组织、社会团体、劳动集体，以及任何年满18周岁的苏联公民均可以获得登记出版资格。在《新闻出版法》的鼓励下，一些报刊宣布“自主办报”，完全摆脱苏共和主管部门的束缚。一些苏共或国有的报刊纷纷“独立”，成为社会刊物或为编辑记者集体所有。例如《论据与事实》周报是社会上十分流行、发行量位居首位的报纸，它在1990年10月获得重新登记后马上在头版发表声明：请读者注意，我们报头上原来标注的全苏知识协会（相当于“科协”）主办，已经变更由记者集体自己主办。另外，1990年前后，《消息报》的编辑及记者为获得“财产和报纸的独立和自由”，与所属的苏联最高苏维埃闹得不可开交。最后结果却是，掌握权力和证据的最高立法机构惨遭失败，失去了拥有70多年的报纸。由此，《消息报》变成激进派、自由派的舆论阵地，而且一度为外资所控制。据报道，在办了登记手续的报纸中，苏共掌握的仅占1.5%。 [89] 当时的苏联知识分子自嘲，“虽然腹内空空如也，但却贪婪、如饥似渴地呼吸这‘自由’的空气”。本来以批判美国而受到赏识的维·科罗季奇，在成为《星火》画报主编后，很快将刊物变成侮辱苏联军队、丑化历史、否定斯大林的阵地。苏联解体后，他移居美国，受到隆重的接待和欢迎。 [90] 同时，一些激进分子还极力挤进电视台，要求直播，以免被控制和剪辑。一时间，许多哗众取宠、造谣惑众的信息满天飞。 当时的形势是，各种攻击、谩骂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文章纷纷出笼，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肆意泛滥。许多报刊、学术刊物和书籍把整个苏联时期冠以“极权主义”的帽子，涂抹得一团漆黑。有人宣布，二战是苏联军队靠督战队才打赢的，因为士兵害怕来自背后的子弹。有人居然言之凿凿，说朱可夫曾经用尸体填平壕沟，让军队踩着通过。 [91] 报刊解禁后，受金钱和商业利益的驱使，宣扬色情、暴力的报刊纷纷出笼。一些本应严肃的报刊，包括莫斯科地区一些畅销的报纸如《莫斯科共青团员报》，也堕落为“街头小报”，经常刊登色情、乱伦的内容，以吸引读者眼球。媒体和社会上要求开放妓院和卖淫合法化的呼声此起彼伏，有人甚至公开建议莫斯科市划出专门街道成为“红灯区”。在市场和物欲的影响下，报刊、电视、电台以及出版社纷纷追求利润，不但忘却了政治责任，甚至失去了社会良心。苏联时期严肃的学术著作几乎销声匿迹，只能靠内部印刷在小范围交流。 当时，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一方面拱手让出思想舆论阵地，另一方面又将一些全国性报刊和苏共中央级出版社变成传播自己背叛思想的工具。例如，为配合“公开性”运动而出版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报》，由戈尔巴乔夫亲自出任主编。就是这样一个重要刊物，却有意回避现实生活问题，热衷于揭发斯大林问题，诋毁和所谓反思苏联历史的文章有时占据三分之二的篇幅。于是，苏共党内自上而下借放开舆论之际，彻底打开思想大门，而苏联中央一级的报刊舆论工具在其中起了先锋带头作用。 不仅如此，苏共的党代会和后来全程电视直播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也成为传播反对派思想的重要舞台。1989年春天，全苏各地进行人民代表差额选举。对于苏共反对派来说，此时的竞选活动可谓天赐良机，不仅有了染指权力的机会，而且可以合法地批判苏共，宣传自我，以后甚至还能走上最高议会论坛，通过电视直播将自己的声音传遍全国。人民代表的竞选活动实际上是为反对派大肆公开宣传搭建了舞台，苏共的舆论阵地进一步被挤压。其间，激进派周围聚集起强大的竞选班子，对竞选演说进行精心设计。他们迎合民众心理，挑选民众最关心、对苏共最不满意的问题，制定和阐述自己的“改革”主张。他们利用各种讲坛，以富于鼓动性的演说猛烈抨击苏共的错误，同时又为激进的改革纲领勾画出一幅诱人的美好蓝图。他们高呼“反对苏共特权”，实现“社会公正”；进行激进经济改革、迅速提高生活水平；打击腐败、建立“法制国家”；等等。在这种情形下，谁对当权者的批评愈多，讽刺指责愈激烈，谁选举成功的保障就愈大；凡是共产党厌恶的人，无论是谁，都一定是英雄，是民主人士。一些苏共异己分子乘机改换颜色，踏上“自由化”的浪尖，振臂一呼，赢得了痴迷百姓几乎狂热的信任和崇拜。 苏共的叛逆者先是故意拱手出让意识形态阵地，给反对派以宣传和传播自己观点的机会。后来看到苏共大势已去，他们就乘机扔掉自己的党证，忘掉自己的誓言，改弦易辙，反戈一击。1990年1月，叶利钦在对《莫斯科新闻》周刊主编叶·雅科夫列夫谈话时声称，问题不在于是什么主义，问题在于实质：在于人权，在于选举自由。他还声称，“共产主义对于我来说是某种脱离现实的东西”。 [92] 在与戈尔巴乔夫争夺权力的过程中，叶利钦完全抛弃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91年夏天，刚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领导人的叶利钦在美国纽约大学发表演讲说，俄罗斯已经作出了自己最终的选择。俄罗斯不会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会走共产主义道路，它将走美利坚合众国及其他西方文明国家走过的那条文明之路。 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同各种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同时又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把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问题当做敌我矛盾来处理；也不能把严肃的敌我性质的矛盾视为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意识形态工作还要注意方式方法，要贴近群众，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切忌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以及脱离现实生活的空洞说教。苏共在这方面的失误值得人们引以为戒。 一 正确对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 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在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进行的。这其中难免出现一些不同的意见或异己的力量。如何发现、准确分辨和处理这些不同的意见或敌对的声音，是长期摆在苏共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只有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敌对分子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进行坚决的斗争，而对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和不同风格的文学艺术作品则允许存在和发表，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才是共产党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正确方针。 几十年来，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共产主义教育，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大力反击国内外各种反苏反共宣传，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苏共的思想工作也存在严重问题。苏共从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出发，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不允许对党的具体政策有任何不同看法和意见，压制不同意见，甚至把一些思想问题当做政治问题来处理，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从而犯了严重错误。 二战以后，苏共在国内发动一系列“大批判”运动。1946年，从批判《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开始，在文学、戏剧和电影界进行大讨论，对作家佐琴科、诗人阿赫玛托娃等开展大批判。1947年，围绕《西欧哲学史》一书进行“学术讨论”，对哲学家亚历山大开展大批判。1948年，对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等人及其所谓“形式主义音乐”开展大批判。同年，还在文学界发动声势浩大的反对“资产阶级世界主义”的大批判运动。随后，在1950年和1951年，又连续在语言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开展大讨论和大批判。一些新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则被看做资产阶级的东西，也都遭到批判和禁止。苏共甚至直接干预某些自然科学，例如在1948年进行的关于生物学的讨论中，大力批判和否定摩尔根遗传学派，把摩尔根学派宣布为“唯心主义的反动科学”而加以封杀，规定解剖学、微生物学、心理学等学科都必须以米丘林学说为基础，只允许米丘林学派一花独放。上述各种“学术讨论”，实际上都存在一定的是非问题，确实需要进行批判，但把学术问题、不同流派和不同风格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混淆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至于被批判方，则根本无权进行辩解。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在遭受严厉批判的同时，还被迫接受行政处分和组织处理，甚至被宣布为“人民敌人”而遭到“清洗”，从而挫伤了一批知识分子，将一些有不同意见和观点的知识分子推向政治对立面。 苏共在文化和科学领域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常常以强制、行政命令来解决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非但没能解决问题，反而造成新的问题和矛盾。在这方面，“地下刊物”、“持不同政见者”和非正式组织就是三个重要例证。 第一，“地下刊物”。苏联的“地下刊物”是指“私下印刷出版物”，俄文称“萨米兹达特”，为“自己出版”之意。长期以来，苏共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使得敌对势力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于是，有些人便别出心裁，制造“地下刊物”。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的记者亚·金兹别尔格搜集和编辑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诗人的一些诗歌，并用打印机打印出来，秘密结集，进行传播。这些诗歌的内容主要反映斯大林时期的问题，如迫害和集中营等，每两月出刊一期，印刷后秘密传播。 应当指出，苏联有关部门对“地下刊物”进行了有效的监视。到1965年，据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秘密报告，从事地下刊物印刷的有35～40人，其中有科学院的科研人员，有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有工程师，也有文化工作者。1967年，“克格勃”向苏共中央提交有关地下刊物情况的绝密报告，但苏共政治局没有将其列入议题，只是提请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和“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伊参考和研究。1969年2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在致苏共中央的备忘录中描述了“地下刊物”的思想倾向：“在这些材料中，共产主义建设的个别缺点被作为普遍现象表达出来，歪曲苏共和苏维埃国家的历史，表达与党和政府在民族问题、经济和文化发展措施方面不同的意见，宣传各种各样的‘改良’苏联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理论，提出废除书刊检查的要求，要求为因进行反苏宣传而被判有罪的人恢复名誉，要求修改苏联宪法。” [93] 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内外形势的缓和，特别是在西方反苏势力的支持下，苏联境内直接从事“地下刊物”的人数已经多达400人。印刷品的内容也由传播一些诗歌和被禁止的文艺作品，变为刊登政治和社会批评性材料。以莫斯科的一些秘密“地下刊物”为中心，还开始形成“自由民主运动”组织。此时的“地下刊物”也影响到东欧国家，如捷克、波兰等，并引起西方社会的广泛注意。与此同时，一些手稿或刊物被偷运到苏联境外，在西方印刷，然后在苏联侨民中间流传，或运回苏联国内传播。这些刊物与“萨米兹达特”相类似，被称为“他米兹达特”，译为“境外出版物”。20世纪70年代末期，“自由欧洲电台”开始搜集并利用苏联的“地下刊物”作为对苏俄语广播的节目。 第二，“持不同政见者”。俄语中有两个相近的词语用来表示“持不同政见者”之意。一是“инакомыслие”或“инакомыслящий”，直译为“异己思想”、“持不同思想者”；二是借用英语中的“dissident”一词音译转为“диссидент”，用来表示“持不同政见者”。在此，笔者统一使用“持不同政见者”的提法。“持不同政见者”是苏联社会一种独特的社会政治文化现象，这种现象是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出现的。赫鲁晓夫上台后，为斯大林时期受到处理和迫害的人“平反”，使成千上万的人恢复了名誉，重新回到社会生活中来。这些被平反的人向人们讲述了自己遭受的种种不公的待遇，从而影响了许多人的思想信念，打破了原来人们心目中固有的社会主义永远正确的观念，出现了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怀疑。于是出现了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但当时人数不多、实际影响也不大。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发展壮大起来的。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经历了“秘密小组、走出示威、出版地下刊物、流亡国外、人权运动”等几个阶段。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倾向和思想观点十分庞杂，活动方式有许多类型，每一类型内部又有不同的情况。有的“持不同政见者”与维护人权、否定苏联模式、宣扬西方价值观联系在一起；有的“持不同政见者”主要宣传俄罗斯传统民族主义；有的“持不同政见者”宣传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观点。也有少数知识分子只是与官方立场有所不同，他们针对苏共和苏联在体制、方针、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还称不上是“持不同政见”。还有的“持不同政见者”当时以至现在仍坚持马克思主义，拥护社会主义。 [94] 这些人属于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中特殊的健康力量。他们敢于直言批评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上种种消极现象，因而受到不公正对待。如政论家、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因发表不同于官方的政治见解，在西方出版书籍而被开除党籍，受到迫害。1991年“8·19”事件后，共产党被禁止活动，社会上反共情绪高涨，大批原苏共的高官纷纷倒戈，改弦易辙，与苏共划清界限。而此时的麦德维杰夫却为争取共产党的生存权展开斗争，并积极组建左派政党。 但是，苏联勃列日涅夫当局并未对“持不同意见者”和“持不同政见者”严格地加以区别对待，而是一律加以取缔和镇压，这样做或许能解决一时的问题，肃清了一些噪声和杂音，解除了一些不安定因素，但缺少深入细致的理论斗争，其负面影响也很大。例如，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两人因在国外发表批评性作品而遭“克格勃”逮捕。几乎与此同时，《真理报》主编鲁米扬采夫也被解除职务，原因是他发表了《论知识分子创造性劳动的党性》一文，文中提出应进一步处理好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强调要反对艺术创作的“粗暴的行政命令”和“烦琐的监督”，主张“让各种学派、风格、体裁存在，让他们进行竞争”。 [95] 苏联知识界对鲁米扬采夫被解职与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被捕事件反应强烈。近200名作家写信签名，抗议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逮捕和审判。1965年12月5日，在苏联宪法日这天，一些人举行示威，要求对上述两人进行公开庭审。后来，亚·金兹别尔格和尤·加兰斯科夫等人将与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审判案有关的文件材料编辑成“白皮书”，自己印刷并加以散发。结果，这两人以及薇拉·拉什科娃、A.多勃罗沃里斯基随即于1967年被捕。此举又激起知识界更大规模的抗议签名运动，签名者达738人。 [96] 1968年1月21日，普希金广场100多人进行集会，向当局示威，示威者中有人被捕并被判刑。每一次逮捕、审判之后便是更为广泛的新一轮的抗议签名活动，当局的严厉镇压只是在社会上引发更大规模、更广泛的抗议，接着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卷入这一事件。据统计，在“金兹别尔格—加兰斯科夫”一案中，在各种集体的和个人的抗议书上签名者22%是艺术家和作家，13%是工程师和技术人员，9%是编辑、教师、医生和律师，5%是大学生，此外还有一些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等。 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出现新的动向。1975年8月，美国、苏联等35国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上签署了《欧安会最后文件》，又称《赫尔辛基协定》。文件规定“所有欧洲的边界都是不可侵犯的”，苏联以此获得欧美国家对战后东欧边界的正式承认。但是，协定标明了保卫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内容，规定所有签字国都有义务允许东西方之间人民、思想与商业更自由地交流与往来。这为西方国家干预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打开了方便之门。学者们指出，1975年8月苏联签署赫尔辛基协定是苏联领导层在与“持不同政见者”进行斗争中犯下的一个“战略性的错误”，从此之后，苏联国内和国外的人权批评家都可以义正词严地指责苏联破坏了其自愿签署的国际条约。因此可以说，该协定的签署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起了推动作用。苏联境内的新老“持不同政见者”开始关注人权问题，并通过成立人权组织等形式与国外取得联系，获得西方的呼应和支持。早在1970年，苏联成立了有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等人参加的“人权委员会”。1973年，“大赦国际”在苏联成立分部。1974年，继1970年索尔仁尼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萨哈罗夫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1975年以后，苏联出现一些“赫尔辛基小组”，苏联境内的人权组织得以与境外里应外合，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成为西方大众传媒关注的中心，并获得世界声誉。西方出自各种目的，开始对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给予资助。苏联和东欧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开始得到津贴，并经常得到各种奖励和奖金，其中包括诺贝尔奖金。苏联一些作家或知识分子如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先后被授予诺贝尔奖。苏联当局以简单、粗暴的方法处理“持不同政见者”问题，常常先关押、后流放，最后干脆驱逐出境。有时小题大做，有时费力不讨好，不但没能解决问题，反而弄巧成拙，闹得沸沸扬扬，结果使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名扬苏联和世界。 [97] 应当指出，国外势力的支持，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思想渗透，也是苏联国内“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持续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未放弃对苏联推行和平演变策略，它们一方面利用各种传媒向苏联公众宣传资产阶级思想，诋毁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寻找苏联国内与政府持不同意见的人，对他们进行多方面的支持。西方经常利用所谓犹太人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人权问题作为攻击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借口。1953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最先提出这一战略，指出：“解放并不就是解放战争。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来达到……它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 [98] 20世纪60年代初上台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明确提出“和平战略”，要“从出现在铁幕上的任何裂缝中培养自由的种子”，并“通过援助、贸易、旅游、新闻事业、学生和教师的交流，以及我们的资金和技术”，来实现其“和平战略”的目标。 [99] 西方国家投入巨资，以多种手段对苏联进行思想上的进攻，与苏联知识界建立联系，进行各种交流，培养亲西方的社会群体，向他们灌输西方价值观，支持他们与官方对立，资助他们在西方出版著作，并为他们提供政治避难。苏联境内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得到美国舆论和“苏联学”家的支持。苏联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曾经抱怨：“持不同政见者问题不断损害着我们的关系。……他们时不时为了宣传目的打这张牌。审判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对美国公众舆论及苏美关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西方围绕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是一场意在搞垮苏联的意识形态斗争。” [100] 1975年《赫尔辛基协定》签订后，西方国家利用协定中规定的条款，给予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以多方的支持，这种支持有物质和金钱的，也有“荣誉”和声援性质的。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指出，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文化、科技和经济交流可以促进独立的公民社会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有助于加快民主变革的速度，使社会主义国家更快地融入资本主义社会。因此，美国一直鼓励开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和科学交流。美国传统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等组织在这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通过这些文化和学术交流活动，使苏联社会许多人，尤其是一些精英知识分子，对西方的社会方式、技术发展和文化有了强烈的认同感。 [101] 但总体来说，由于当局的措施得力，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逐渐衰落了。长期主管国家安全问题的安德罗波夫曾经说，影响社会安全的首先是民族问题，而“持不同政见者”问题已经在我们掌握之中。 但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又活跃起来，苏联当局不但恢复了他们的名誉，而且鼓励和支持他们从事政治活动。萨哈罗夫就是一个典型。此人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经常会见西方记者，而且公开反对苏军入侵阿富汗，因此在1980年初被苏联当局强制迁移到高尔基市居住。1986年12月16日，刚上台不久的戈尔巴乔夫突然亲自给萨哈罗夫打电话，请他回莫斯科居住，并给他安排两套住房和别墅。苏联当局还应萨哈罗夫的要求，赦免释放了其他许多“持不同政见者”。戈尔巴乔夫不但鼓励萨哈罗夫从事政治活动，甚至给他以特殊照顾。在1989年3月选举苏联人民代表时，萨哈罗夫在苏联科学院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因而落选。戈尔巴乔夫随即给苏联科学院增加几个名额，使萨哈罗夫终于能够当选。后来，萨哈罗夫和叶利钦等人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中联合近300名议员，建立了一个“跨地区议员团”，成为强烈反对苏共的反对派党团。就这样，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便公开化和合法化了。这时候，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已经不再排斥亲西方的社会精英，而与他们同流合污了。 第三，“非正式组织”。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随着“公开性”和“民主化”运动的推进，苏联又出现“非正式组织”问题。这些“非正式组织”，只经过短短三、四年时间，便犹如雨后春笋四处蔓延，变得不可收拾，最终酿成大祸。据苏联报刊报道，这种“非正式组织”，1987年12月有3万个，1989年2月增加到6万个，1990年又发展到9万个。在它们中间，许多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它们有纲领、有组织、有群众，还出版刊物。它们起初是政党的萌芽，后来则发展成为真正的政党，向苏共展开夺权斗争。 苏联的“非正式组织”，是从1986年开始出现的。这些小规模的组织相对于官方有组织的团体而言，具有秘密性、非官方、灵活、业余等特点。1987年，“非正式组织”已经蔓延到苏联一些大中城市。有的以辩论会、俱乐部、知识分子和青年的小组等形式出现。如1987年2月，由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出版的《经济、组织与管理》杂志在列宁格勒举行了一次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参加会议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便组织了跨专业的“改革”俱乐部。参加该俱乐部的人，有后来成为自由派代表人物的盖达尔、丘拜斯等。同年3月，“改革”俱乐部召开一次最具影响的讨论会，研讨的题目为“国有企业法”。随后，这一年该俱乐部先后召开一系列经济改革研讨会，吸引许多经济学家参加。例如，莫斯科大学经济学教授加·波波夫等人在一次讨论会上就提出自由选举、取消书报审查、发展市场关系等口号。 [102] 从1987年开始，一些“非正式组织”发生分化，其中一些组织的思想和主张开始激进化。特别是一些反社会主义和反苏共的组织更加积极，如“民主和人道主义”小组等。与“非正式组织”相呼应，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境内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分离情绪越来越严重。1987年，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市首先出现一个亚美尼亚民族自决联合会，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则先后出现一些所谓“环保组织”。1988年6～7月，一些加盟共和国开始成立具有鲜明民族主义色彩的人民阵线组织。值得注意的是，苏共领导人雅科夫列夫曾表示，他支持成立人民阵线。 [103] 与此同时，俄罗斯境内日益活跃的“民主组织”公开宣称“他们与各地的人民阵线组织有着共同的敌人”。当时，由于戈尔巴乔夫改革左摇右摆，经济不见起色，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煤矿工人的罢工和示威活动开始活跃。1988年夏，莫斯科地区的“民主联盟”公开提出“反苏共”的口号。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查尔科夫叫嚷：“等着，很快我们将要将枪口对准你们。” [104] 他们于8月21日和9月5日两次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进行示威，公开叫嚣推翻苏联制度，引得报刊记者争相拍照。然而，令人深思的是苏联警察部门抓捕了一些人后，又很快加以释放。 随着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民主化”运动的推进，各种非正式出版物也四处开花。1987年，非正式的出版物开始出现。这与过去的“地下刊物”有所不同，这些报刊基本上已经是正式印刷和散发了。1987年7月，一本名为《公开性》的杂志出版，其宗旨是联合各类非正式社会团体，声援保护人权活动。1987年8月，又出版一份旨在联系各非正式组织的《快讯》。《快讯》与西方的电台等保持紧密联系，转载或介绍其他苏联境内非正式出版物的内容，发行量很大。1987年夏天，出现一个非正式组织的通讯社，名为“劳动人民跨职业自由联合”通讯社。到1987年10月，苏联境内已有100多家地下刊物，其中17家刊物的主编还会聚列宁格勒市，并邀请《消息报》、《接班人》、《文学报》以及列宁格勒市共青团的记者或代表与会。总之，随着“公开性”运动的推进，这些报刊不但没有萎缩，相反却经常得到一些大报的支持。 由于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的纵容，到苏联解体之际，这类非正式出版物成为宣传反社会主义、反苏共力量的“舆论先锋”。而上述各类“非正式组织”，有的演变为政党，如民主联盟党；有的成员成为自由主义改革的领头羊，如盖达尔和丘拜斯。因此，一些“非正式组织”也称得上是苏联—俄罗斯自由主义或某些极端势力的“初级党校”。 从以上三个例证可以看出：在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时，严格区分和区别对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至关重要。如果把工作做好了，一些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化解，甚至可以转化为积极因素；反之，如果工作做得不好，或是不去做工作，那么即使是人民内部矛盾，也会走向反面，产生严重的消极作用。与此同时，对于敌我性质的问题，如果听之任之，或是姑息养奸，甚至推波助澜，那就一定会出大问题。这是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教训之一。 二 工作的方式方法问题 苏联曾是一个懂得突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旋律意义的社会，意识形态工作涉及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私人领域也不例外。列宁当年强调党的思想统一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在长期的革命实践过程中，列宁总是既坚持原则，又审时度势，发现问题的症结，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列宁能够正确对待党内各种不同意见，既严厉批判旧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倾向和种种“幼稚病”，又注意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队伍。苏共及其历届领导人对意识形态工作也有不同程度的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与经济和组织工作一样被摆在党的工作的重要位置。除历次党代会强调意识形态工作外，还经常召开专门的意识形态工作全会。然而，貌似强大的苏共却没能经得起思想风浪的冲击，在内部叛徒和外部敌人的思想进攻下，好似一尊泥足巨人霎时坍塌瓦解了。没有葬礼，只闻悲歌，只有自由派谎言的鼓噪和西方敌对势力的欢呼雀跃，甚至近2000万党员和广大群众对苏共的垮台也无动于衷，表现出“看客”般的冷漠。这是一个执政70多年的世界性大党的悲哀，多少年的思想政治工作功亏一篑，映衬出苏共意识形态在工作方式方法上的失败。下面列举主要的几个方面。 第一，理论观点僵化、教条主义严重。从斯大林时期开始，特别是二战以后，苏共的思想路线逐渐脱离实际，理论观点日益僵化，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越来越盛行。当时的理论研究严重脱离现实生活中的迫切问题，所有的学术著作往往只是大量引述领导人的言论，或者为领导人的结论进行论证和诠释，形成一种僵化、封闭、保守的文化和科研模式，以思想文化的单一性取代方式方法上的多样性，以钦定风格流派的垄断代替各种风格的自由竞争。苏共建立的文化和学术团体大都走上统一化、行政化和国家化的道路，因而影响各种文化流派和艺术风格的竞争和百花齐放。例如，从1932年4月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开始，到30年代末，95.5%的社会科学团体、92.9%的文艺创作协会、69.2%的普通文化教育团体、48%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学会都停止了活动。 [105] 整个理论界死气沉沉，缺乏新鲜感和创造精神，人们的思想受到严重束缚。意识形态领域形成千篇一律、万马齐喑的状态，不准探讨新的思想和理论，只准照搬过去的理论教条，不能越雷池一步，任何新思想、新理论不加分析均被斥为唯心主义。因循守旧，死抱住老一套不放，而不是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长期沉醉于以往的成绩，沾沾自喜，极力回避社会矛盾和冲突。例如，苏联理论界几十年间始终死抱住四大理论教条不放，并进行大力宣传，这就是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论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完全适合”的论点；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论点；社会主义产品经济的论点。 当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时候，苏共没有及时认识到发展趋势，沉醉于石油美元，错过了科技革命的浪潮。而西方社会却及时调整自己的策略，在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中大大超过了苏联。七八十年代之交，苏联经济的发展速度大幅度放缓，拉大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而苏共在思想领域仍然因循守旧、抱残守缺，大肆宣传“发达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全面危机”等空洞无物的空话和套话。 第二，用行政命令代替学术讨论。二战以后，苏共对理论界和文学艺术领域的争论问题，往往采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来解决。20世纪40年代，联共（布）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日丹诺夫，曾多次发表谈话，对许多具体问题进行干预和裁决，联共（布）中央还通过一系列相应的决议。例如，1946年通过《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关于剧院上演剧目及其改进办法》的决议，以及《关于影片〈灿烂的生活〉》的决议；1948年又通过《关于瓦·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的决议。当时的苏联，文化领域缺乏创作和学术自由，行政控制过于严格，许多具体问题往往都要由党中央或领导人来作决定。这种做法在斯大林去世以后依然存在，而且成为一种传统。例如，当年的赫鲁晓夫即使对文化艺术懂得不多，并不是内行，却经常指手画脚，干预文化艺术方面的具体问题。1957年，赫鲁晓夫亲自出马，批评杜金采夫和他的作品《不单单是为了面包》。同年，苏共中央作出《关于〈历史问题〉杂志》的决议，指责该杂志犯了“理论错误和方法论错误”；还作出《关于〈星火〉杂志内容的严重缺点》的决议，指责该杂志过多地刊登“游记与国外旅行特写”，“犯有严重的错误”。1958年，赫鲁晓夫亲自出面，赞扬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和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1962年，赫鲁晓夫利用参观美术展览和画展的机会，抨击抽象派的画，说这是“用驴尾巴画的”。赫鲁晓夫的这种做法，不但继承了斯大林时期的传统，而且表现得更加露骨。对此，赫鲁晓夫在下台后才多少有点明白，他说“同搞创作的人打交道，行政措施总是最有害和最落后的”；“应该让读者有机会作出他们自己的评价，而不应该采取行政措施和警察手段”。 [106] 长期以来，苏共对文化和科学研究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队伍庞大，效率低下。例如，在人文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除中央马列研究院、科学院、高等院校等行政隶属关系外，苏共中央还设有专门处室对相关学科和学者进行调控，如经济学研究就由苏共中央科学部经济学科处负责管理。在党对社会科学的组织领导体制方面，也有僵化和不尽合理之处。例如，苏共对科学院党组织实行属地管理，结果使拥有几十万人的苏联科学院各研究所党组织分别隶属于区级党委。所长、院士经常要接受年轻的区委宣传员的训斥，引起知识分子的强烈反感。由于受到限制，科研单位知识分子入党的数量急剧减少。 [107] 这也影响了他们的仕途、休假、出国等，从而引起这些知识分子对制度的不满。 [108] 与此同时，苏共推行过于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实行严格的送审和检查、追查制度。例如，在科学院系统的研究所中，要给某个杂志送一篇文章，必须同时附寄大量证明文件（5～10种）；这样的附件还要有十来个人签名，向学术会议提交报告提纲时这也不可缺少。这样的规定不仅适用于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或在广播电视上发表演讲，有时在各种会议上发言也必须如此。这些过分烦琐的禁令常常引起反感和抗议，人们想方设法绕着它走。在社会生活和研究领域，苏共的一些“意识形态行家”经常制定各种清规戒律，设置许多荒唐的禁区：禁止抽象艺术、先锋派音乐、摇摆舞、西方侦探文学、西方的许多哲学和社会学著作以及一些俄国哲学著作等。但这种“禁止”不但效果甚微，而且往往引发读者更强烈的“兴趣”。 [109] 由于过多地设置“研究禁区”，从而影响了理论创新，抑制了社会科学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应该发挥的作用。有关商品货币关系问题的讨论就是明显的例证。早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苏联理论界就提出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改进计划工作，使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稳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令人痛心的是，这些意见未被采纳，而提出意见的苏共干部，还因此获罪。苏共领导人垄断真理，政法机关对社会严加控制，宣传机构生硬地灌输，在这种情况下，全社会听不到，或很少听到不同的声音。在研究和解决民族问题方面，苏共也犯了类似的错误。为了“尽快消灭民族间的差异”，苏共领导人常以最隐蔽的形式，将“庸俗的国际主义”塞入所制定的民族政策，以掩盖苏联日益严重的民族矛盾。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都是如此，他们说，民族问题在苏联已经彻底解决了。1981年，苏联当局曾作过一次解决民族矛盾的尝试。苏共中央政治局在准备二十六大政治报告时，有人建议在党中央委员会下新设立一个民族政策部，在部长会议下成立一个民族委员会，但这一建议遭到政治局成员的一致反对。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一建议才被接受。 苏共的以上做法，不仅扼杀了理论界和文化领域的创作和学术自由，而且挫伤了一批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造成不良的消极后果。过多的管制，往往使社会科学工作者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变成“政治的附庸”。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脱离实际，形式主义严重。苏联拥有十分强大的舆论和宣传工具。在勃列日涅夫后期，苏联出版的报纸有8000多种，发行1.73亿份；杂志有5000多种，发行2亿多份；中央、地方和国际电台一昼夜广播的总时数超过1300小时。苏联还拥有庞大的宣传系统，各地设有经常性的“宣传站”、“知识”协会讲座、各种民间大学，它们定期组织各方面的知名人士、专家和宣传鼓动员来作报告和解释问题。此外，还有一个完备的党校学习系统。但是，这么一个庞大的舆论和宣传系统，却没有发挥有效的作用。这是因为，整个思想教育和宣传工作表面上搞得轰轰烈烈，实际上内容单调，空洞无物，千篇一律，完全回避现实生活中的尖锐问题和群众所关心的实际问题，成了形式主义。而且，所宣传的东西往往同实际生活存在明显的反差。苏共领导人则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和表面的思想一致和舆论一律，不能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和社会的变化，对社会心理动态、意识形态领域内各种深层动向缺乏调查研究，对广大人民群众不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20世纪70年代，苏共经常发出号召，提出要把技术、经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活动统一起来，把思想、政治、劳动和道德教育统一起来。 [110] 然而，这些号召经常流于形式，缺少可操作性，就连知识分子都漠不关心，充耳不闻，他们极力回避政治。 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理论宣传工作必须旗帜鲜明、有的放矢、弘扬正气，批驳错误思潮，固守主流阵地。但苏共却忽视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强调革命性、战斗性的同时，没有注意话语范式的创新，没能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创造出针对不同受众的文体和话语体系，做到“以理服人，以言动人，以文引人”。相反，一些错误的理论或舶来品虽然晦涩难懂，却能假借新鲜的概念或时髦的词语迷惑受众。二是在注重理论和思辨的同时，不注意使用鲜活的事例。苏共在开动宣传机器的同时，很少利用活生生的事实说话，不善于利用一些反面的事例作为反面教材警示群众，因而宣传思想工作缺少说服力和战斗力，变得无的放矢和过于空泛。而一些反共的思潮却往往假借社会生活中的个别现象或事件，任意夸大和放大，进而延伸到对根本制度和方针的影射和批判，因而能引起不少人的共鸣，甚至产生轰动效应，达到其分化、瓦解的目的。苏共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惯于使用多年的陈词滥调，从而丧失了生命力和吸引力，其作用已经微乎其微。此外，电视和广播的效率也很差，新闻不多；各种报纸内容雷同，多数地方报刊都照抄照转中央报刊的文章和消息，没有地方特色。结果，社会上出现了所谓“夜间人”现象。不少干部和党员白天处处注意同官方保持一致，高唱赞歌，到夜间则进行秘密集会，阅读地下出版物，与家人和朋友交流政治笑话，议论时政，抨击权贵，发泄对苏共领导的不满。“夜间人”现象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苏共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失败。 第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缺乏责任感和使命感。从形式上看，苏共相当重视对党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从斯大林时期以来，苏共逐步建立起一套相当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知识教育体系，出版了不少教科书，开设了系统的正规党校和业余课程。在教育系统，高等院校学生必修三门马列主义基本课程——苏共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上，对党员、团员、工人设有一套业余的马列主义和党的政治教育体系，每年受教育的人达数千万之众。20世纪70年代以后，苏共党校系统和各高等院校都在学习总书记“著作”和历次党代表大会文件，而这些领导讲话和文件常常充斥着空话和套话，意思模棱两可，主题含混不清，缺少鲜活的思想。这些政治教育活动后来成为被群众讽刺的笑话。自我标榜的伟大的“列宁主义者”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波德戈尔内和契尔年科的空洞无物的“著作”，被成百万册地出版和发行，并指令在党的教育系统和社会科学领域组织学习和研究。这些政治教育内容枯燥无味，形式干瘪，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节，根本没有达到和风细雨和寓教于乐的境界，效果不好，流于形式。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苏联已经出现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的征兆，西方的消费心理和世俗文化给苏联社会特别是青年以很大的影响。但苏共领导人没有对面临的严峻形势作出客观的分析，指出摆脱危机的道路，寻求社会主义的复兴，相反却逃避现实，继续在全党宣传苏联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按抽象的理论原则宣传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无可置疑的优越性”。这种不敢联系实际、不敢触及人民关注的热点问题的做法，不但为敌对势力创造了更加广大的市场，而且也自我边缘化了。结果，在一场猛烈的风暴袭来的时候，多数党员和群众显得不知所措，失去了前进的航标。 第五，因循守旧，文牍主义盛行。苏共缺乏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斯大林时期，苏共专注于世界性大战略问题的思考，却不重视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仅去基层视察过一次。莫洛托夫一次也没有到基层考察过。长期以来，党内不深入调查研究之风盛行。赫鲁晓夫则经常轻率地作出重大决策。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勃列日涅夫。翻阅过勃列日涅夫档案的历史学家说，勃列日涅夫留下的个人档案主要是他生前在记事本或日历纸上写下的大量便条，每张便条写一、二行至五、六行字不等，一般都无标点符号，而且有些党内的人名往往拼写错误。在这批数量相当多的材料中，并未发现勃列日涅夫对什么问题提过什么创见，或出现过什么思想火花。但是勃列日涅夫在世时，苏联却出版了多卷本《勃列日涅夫文集》，这些文件都是他的写作班子为他撰写的。勃列日涅夫晚年出版并获得“列宁文学奖”的几本回忆录，也都是专门组织作家和记者为他撰写的。他的一切讲话、报告甚至简单的致辞，都要别人起草。在晚年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即使照本宣科，也经常读错，或前后颠倒。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共干部，思想上充满“守旧”和“惰性”，行动上照本宣科，简单应付。他们习惯于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本知识，机械地贯彻上级的指示，逐渐失去主动研究现实问题的创造精神。《真理报》主编阿法纳西耶夫曾是苏共报告“起草班子”的重要成员。他在《〈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一书中回忆说，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并不要求有什么“新思想”，更不要说有什么“独到的思想”了。只要你善于把那些早已陈旧、无人感兴趣的思想换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应当说就已经体现出十分卓越的“创造性”了。他们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写作、炮制、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深有体会地回忆说，为他人起草某种东西，为表明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能勉为其难地从自己的头脑里挤出一些词语、句子和段落。这项工作虽然十分光荣，却也令人极为头痛和疲惫。因为当你看到、感到美好的理想、崇高的言辞和信誓旦旦的许诺与事实不符时，你就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痛苦。 第六，言行不一，宣传与实际相脱节。苏共后期官僚作风严重，干部等级制度森严。苏共上层的特权阶层习惯于脱离群众，享受特权和各种特供、特需。苏共官僚的作威作福行为逐渐曝光，普通党员和群众看在眼里，恨在心上。20世纪60年代以后，苏共高官逐渐丧失了布尔什维克党遗留的革命献身精神，抛弃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仰，口头上高唱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只是换取向上爬的伪装。对他们来讲，共产主义理想已经不再神圣，重要的是学会阿谀奉承，向上爬，尽快捞取实惠。70年代以后，苏共领导集团安于现状，不思进取，逐步丧失了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责任感。在这种情况下，苏共宣传机器所宣扬的社会主义理想、集体主义、公平和正义等社会主义价值观，在人民心中已经逐渐失去过去那种感召力和吸引力。这些理论和说教渐渐成为一种僵化的、冰冷的、毫无生气的，甚至是可笑的、掩人耳目的遮羞布。 在一种虚假的、片面的宣传下，政府只能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并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群众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陷入迷信或者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人民群众之所以表现出对政治的冷漠态度，就是因为苏共高层丧失意志、首先变成了“只管私人生活的人”。在苏共瓦解、苏联解体过程中，绝大多数苏共党员虽有不满，仍沉默地接受一个又一个现实，这本身恰恰说明苏共高层在党员和普通群众心中的威信已降低到何种程度。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赖以生存的石油价格下跌，国内消费品市场短缺现象日益严重。地下经济活动猖獗，领导人腐败和特权现象蔓延，社会纪律松弛，政治思想教育与群众心理变成“两张皮”，社会心理和道德风气开始败坏。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对此视而不见，认为这是正常的，生活本来就是如此。苏共意识形态领导人也借机敷衍了事、得过且过。然而，西方敌对势力却紧锣密鼓，一方面加紧支持和怂恿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进行舆论攻心；另一方面又积极在苏共党内高层寻找代言人，附加金钱或物质许诺进行收买。 [111]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信息和宣传部门，开动宣传机器，加足了马力。当时，“美国之音”每周对苏广播节目长达500小时，覆盖苏联全境，使用所有加盟共和国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发动心理战。西方的价值观在一些大众文化和流行艺术的掩盖下，逐渐渗透进苏联社会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头脑。苏联社会在消费品和思想、文化信息产品两方面出现“短缺”，而苏共没能及时提供物质和精神食粮，借以消除“思想和经济上的短缺”现象，这成为苏联社会致命的弱点。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心理战专家利用苏联社会物质上的“短缺”，通过人员往来、报刊舆论及其他文艺作品等形式宣传西方的物质富足。利用苏联社会信息和文化交流的“短缺”，积极推广各种通俗文化和诱人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苏共领导人忽视了西方长期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对西方针对苏联开展“心理战”和“攻心战”缺乏认识，丧失警惕，最后甚至全面敞开胸膛，试图一下子投入西方的怀抱，妄想融入西方。结果，苏共犹如被勾去“灵魂”的泥足巨人，迷失了方向，丧失了自我，在内外敌对势力的夹击下，轰然倒下。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页。 [2]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下同），第43卷，第27页。 [3] 〔俄〕弗·亚·利西齐金、列·亚·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76页。 [4] 参见〔俄〕泽齐娜等著《俄罗斯文化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第318～319页。 [5] 1948年，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日丹诺夫突然去世，而斯大林健康状况严重恶化。争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斗争更加激烈。当时，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层有三个重要集团：一是以经济学家和管理干部组成的集团，精神领袖是日丹诺夫，成员主要包括领导过国家计委的沃兹涅先斯基、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二是以党内官僚组成的集团，为首的是马林科夫、赫鲁晓夫；三是国防和安全部门人员组成的集团，为首的是贝利亚。斯大林视第一集团为自己的继承人。然而，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却通过炮制“列宁格勒案件”，于1949年逮捕并处决了第一集团的主要成员。1951年以后又逐渐通过“医生案件”等将安全部门人员替换。1953年6月，以“英国间谍”的罪名逮捕贝利亚，并于12月执行死刑。参见〔俄〕弗·亚·利西齐金、列·亚·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80、86～98页。 [6] 参见李兴耕等编《前车之鉴：俄罗斯关于苏联剧变问题的各种观点综述》，人民出版社，2003，第97页。 [7] 参见《苏共中央全会（1983年6月14～15日）文件汇编》，俄文版，莫斯科，1983。 [8] 参见李兴耕等编《前车之鉴：俄罗斯关于苏联剧变问题的各种观点综述》，人民出版社，2003，第97～100页。 [9] 转引自李慎明《战争、和平与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289页。 [10] 〔俄〕戈尔巴乔夫、〔日〕池田大作：《20世纪的精神教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384、116页。 [11] 〔苏〕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载〔苏〕1988年7月1日《真理报》。 [12] 参见〔俄〕弗·亚·利西齐金、列·亚·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210页。 [13]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第28页。 [14] 塔斯社1991年8月2日莫斯科电。 [15] 塔斯社1991年10月3日莫斯科电。 [16]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第339页。 [17]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第175～176页。 [18] 参见〔俄〕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154～155页。 [19] 参见〔俄〕亚·尼·雅科夫列夫《记忆的旋涡》，俄文版，莫斯科，2000，第256页。 [20] 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第226页。 [21] 当时，戈尔巴乔夫等人不能说不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相反，他们将从事新闻报刊、文学创作、社会科学研究等领域的知识分子视为“公开性”运动的先锋。不仅苏共中央经常召开报刊和文艺界领导人的会议，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等人还经常参加新闻吹风会、记者招待会，努力接触知识分子、青年。参见亚·谢·巴尔辛科夫《当代俄罗斯历史导论（1985～1991）》，俄文版，莫斯科，2002，第72、84、85页。 [22] 参见瓦·梅德韦杰夫《洞察、神话还是背叛？》，俄文版，莫斯科，1998，第275页。 [23] 参见瓦·梅德韦杰夫《洞察、神话还是背叛？》，俄文版，莫斯科，1998，第304页。 [24] 参见瓦·梅德韦杰夫《洞察、神话还是背叛？》，俄文版，莫斯科，1998，第254页。 [25] 参见一土《俄罗斯改革中的思潮效应》，《国外社会科学情况》1996年第3期；杨小燕：《从原苏联解体看舆论导向的作用》，《理论与当代》1997年第6期。 [26] 据统计，苏联时期，苏共中央先后作出130项关于报刊问题的决议，70多项关于书籍出版问题的决议，20项有关广播和电视方面的决议。参见〔俄〕鲍·伊·瓦列茨基《书页沙沙、旗帜猎猎——三种政治制度下的俄罗斯报刊》，俄文版，莫斯科，2001，第88～89页。 [27] 参见〔俄〕弗·亚·利西齐金、列·亚·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229页。 [28] 参见〔俄〕尼·涅纳舍夫：《时代的人质》，俄文版，莫斯科，1993，第351页。 [29] 〔俄〕弗·索戈林：《当代俄罗斯政治史：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1985～1994）》，俄文版，莫斯科，1994，第32～36页。 [30]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第184页。 [31] 〔俄〕根·久加诺夫：《全球化与人类命运》，新华出版社，2004，第79页。 [32] 〔日〕《产经新闻》1990年1月8日报道。 [33] 〔俄〕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150页。 [34]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1891年生于基辅，1940年逝世于莫斯科。其代表作有《狗心》、《白卫军》、《大师和玛格丽特》。自1927年起到1929年，他的作品由于思想问题无法通过审查。1930年，他给斯大林写了封信，表示苏联不能发挥他的讽刺文学才能，请让他移民国外。斯大林亲自给他回电话，将他先后安排在莫斯科两家剧院工作。作家死后恢复名誉、苏联文坛两度掀起“布尔加科夫热”。 [35] 《日瓦戈医生》是苏联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代表作，曾获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由于苏联当局禁止该书在国内出版俄文版，作家便秘密将文稿通过飞机带往国外。据2007年1月14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被洗劫的诺贝尔》一书的作者托尔斯托伊透露，当时正是在英国情报部门和美国中情局直接协助下，《日瓦戈医生》俄文版1957年在意大利的米兰出版。这样，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因《日瓦戈医生》一书获得了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些就连瑞典皇家科学院都感到惊讶，因为申请诺贝尔文学奖，首先要求作品应当有作家本民族语言的版本才能参评。英国情报部门和美国中情局帮助克里姆林宫当时禁止的这部小说出版，是“冷战”中西方对苏意识形态进攻和思想渗透的一部分。1965年，由这部小说改编的、由美国导演拍摄的同名电影曾获得五项奥斯卡奖。1989年，代父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叶甫盖尼·帕斯捷尔纳克称：“我的父亲没有参与出版小说俄文版的活动，他也不知道中情局对此感兴趣。我的父亲从未想到自己会获奖。令人感到伤感的是，它给他带来了许多痛苦和苦难。” [36] 参见〔俄〕安·康·索科洛夫、维·斯·佳热丽科娃《苏联历史教科书（1941～1991）》，俄文版，莫斯科高校出版社，1999，第348～349页。 [37] 参见《内部最坏的敌人》文集，俄文版，莫斯科，1987；1987年5月7日〔苏〕《莫斯科真理报》。 [38] 参见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91页。 [39] 〔俄〕《社会与经济变动：社会舆论调查》，《全俄社会舆论调查通报》1993年第6期，第14页。 [40]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第274页。 [41] 《叶利钦总统的讲话》，1991年11月28日〔苏〕《消息报》。 [42] 〔苏〕阿·彼娅舍娃：《靠自由痊愈》，〔俄〕《祖国》1990年第5期，第8页。 [43] 参见〔俄〕安·康·索科洛夫、维·斯·佳热丽科娃《苏联历史教科书（1941～1991）》，俄文版，莫斯科高校出版社，1999，第349页。 [44] 参见1994年1月19日〔俄〕《文化报》。 [45]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第48页。 [46] 参见〔法〕玛丽雅·费列蒂《记忆的紊乱：俄罗斯与斯大林主义》，载www.polit.ru网站，2002年11月20日。 [47] 参见〔苏〕《戈尔巴乔夫言论集》第5卷，俄文版，莫斯科，1988，第217页，转引自亚·谢·巴尔辛科夫《当代俄罗斯历史导论（1985～1991）》，俄文版，莫斯科，2002，第84页。 [48]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第185～186页。 [49] 参见〔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第25页。 [50] 参见〔苏〕《戈尔巴乔夫言论集》第5卷，俄文版，莫斯科，1988，第386～436页。 [51] 参见〔俄〕亚·尼·雅科夫列夫《看破红尘之苦》，俄文版，莫斯科，1991，第93页。 [52] 参见1987年9月11日〔苏〕《真理报》。 [53] 参见〔俄〕安·康·索科洛夫、维·斯·佳热丽科娃《苏联历史教科书（1941～1991）》，俄文版，莫斯科高校出版社，1999，第349～350页。 [54] 参见〔俄〕亚·谢·巴尔辛科夫《当代俄罗斯历史导论（1985～1991）》，俄文版，莫斯科，2002，第93～94页。 [55] 《苏美历史学家“圆桌会议”》材料，〔苏〕《历史问题》1989年第4期，第100页；转引自陈启能《苏联解体前的“历史热”》，《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 [56] 王正泉等编《苏联东欧大事记（1985.3～1990.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第71页。 [57] Г.Я.阿列克谢耶娃：《历史·意识形态·政治（二三十年代）》，载《20世纪俄国的历史科学》，第84页，转引自陈启能《苏联解体前的“历史热”》，《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 [58] 〔苏〕《历史问题》1990年第1期，第3、6页，转引自〔俄〕亚·谢·巴尔辛科夫《当代俄罗斯历史导论（1985～1991）》，俄文版，莫斯科，2002，第140页。 [59] 参见〔俄〕亚·谢·巴尔辛科夫《当代俄罗斯历史导论（1985～1991）》，俄文版，莫斯科，2002，第141页。

[60] 《星火》画报是苏联著名的政治刊物。80年代中后期，由维·科罗季奇担任主编。此人在70年代曾发表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仇恨的面孔》，言辞激烈，受到赏识。担任画报主编后，他把《星火》变成了揭批苏共、仇恨苏联制度的大本营。苏联解体后不久，科罗季奇便前往美国定居。 [61] 参见1990年春由刚刚赢得选举的莫斯科民主派主办的《首都》周刊，或〔苏〕亚·齐普科《我们的原则好吗？》，载〔苏〕《新世界》1990年第4期。 [62] 〔苏〕亚·齐普科：《斯大林主义的根源》，〔苏〕《科学与生活》1988年第11、12期。 [63] 亚·齐普科现为俄罗斯科学院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原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1986～1990年，先后在《共青团真理报》、苏联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以及苏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后来先后在日本北海道大学和美国学术机构访问。1995～1996年曾任戈尔巴乔夫基金会调研部主任。此人善于发表怪异、先锋的文章，经常被一些学者批驳。近年，齐普科的观点似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俄〕《分析通报》2004年第3期刊登了他的长篇论文《后苏联自由主义失败的原因与本质的思考》，文中批判了俄罗斯自由主义的激进思想和行动。 [64] 〔俄〕安·米格拉尼扬：《当代俄罗斯的国家意识形态问题》，载《俄罗斯现代化与公民社会》，新华出版社，2003，第268～269页。 [65] 在戈尔巴乔夫末期，由于苏联社会商品和其他日用消费品极度短缺，西方一些国家特别是欧洲向苏联运送了食品等“人道主义”物资。一些食品包装直接用俄文标注“人道主义援助”。 [66] 〔俄〕弗·亚·利西齐金、列·亚·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264页。 [67]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51页。 [68] 〔俄〕泽齐娜等著《俄罗斯文化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第335页。 [69] 参见〔俄〕弗·亚·利西齐金、列·亚·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77页。 [70] 参见〔俄〕亚·谢·巴尔辛科夫《当代俄罗斯历史导论（1985～1991）》，俄文版，莫斯科，2002，第95～96页。 [71] 波波夫、雅科夫列夫和叶利钦等人同被称为俄罗斯“民主之父”。与后两人相比，波波夫在思想上更善于变化。苏联时期，此人在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如何完善经济管理结构的课程，改革开始后却充当炮击“苏共官僚机构”的先锋。苏联解体后，他又认为苏联错过了一次保留管理机关以实施改革的机会。同样，“全部权力归苏维埃”曾是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期提出的口号，在80年代改革初期和中期曾为“民主派”报刊广泛利用，戈尔巴乔夫也十分推崇，并且和波波夫分别在苏联和莫斯科市两级政权选举中使用，成功地获得权力。没过多久，当上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的波波夫开始断言：任何形式的苏维埃政权（自下而上的权力）都不需要，需要的是强有力的执行权，特别是一批能执行上级指令的官员。是时过境迁，或是言不由衷，还是别有用心？按照波波夫的观点，取消苏维埃政权只不过是向正常生活的回归。如果按戈尔巴乔夫的说法，则是向全人类价值的回归。 [72] 〔苏〕加·波波夫：《前景与现实》，《星火》1990年第50期，第51期。 [73] 符·索戈林：《现代俄罗斯政治史》，俄文版，莫斯科，1994，第55页。 [74] 符·索戈林：《现代俄罗斯政治史》，俄文版，莫斯科，1994，第55页。 [75] 参见亚·尼·雅科夫列夫访谈录《我为什么放弃马克思主义》，1991年8月3日〔苏〕《苏维埃俄罗斯报》。 [76] 参见〔俄〕亚·谢·巴尔辛科夫《当代俄罗斯历史导论（1985～1991）》，俄文版，莫斯科，2002，第95～96页。 [77] 〔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7页。 [78] 然而，富讽刺意味的是，后来随着俄罗斯向自由市场的迅速转变，最大的损失者要算知识分子。他们仿佛一夜之间掉入了自由市场的冰窟窿，因为他们原先的国家支撑体系转眼间已分崩离析。参见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92页。 [79] 《列宁全集》第4卷，第303页。 [80]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63～664页。 [81]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53页。 [82] 参见〔俄〕弗·亚·利西齐金、列·亚·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76～86页。 [83] 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1986.6～1987.6）》，人民出版社，1987，第99～100页。 [84] 〔俄〕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150～151页。 [85]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记忆的旋涡》，俄文版，莫斯科，2000，照片题字。 [86] 参见〔俄〕亚·尼·雅科夫列夫《记忆的旋涡》，俄文版，莫斯科，2000，第488页。 [87] 参见〔法〕玛丽雅·费列蒂《记忆的紊乱：俄罗斯与斯大林主义》，载www.polit.ru网站，2002年11月20日。 [88] 参见《1989年中央报刊征订结果》，载〔苏〕《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1期，第139页。 [89] 参见《苏共的失败及教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第168、171页。 [90] 参见〔俄〕弗·亚·利西齐金、列·亚·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211页。 [91] 参见〔俄〕弗·亚·利西齐金、列·亚·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226页。 [92] 〔俄〕鲍·叶利钦：《叶利钦自传》，东方出版社，1991，第235页。 [93] 〔俄〕戈里亚耶夫：《苏联政治性书报检查历史：文件和述评》，俄文版，莫斯科，1997，第191页。 [94] 参见张捷《俄罗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刘军：《偏激的行为 沉痛的教训》，《西伯利亚研究》2003年第5期；王守泉、吴波：《我们失去了什么 我们得到了什么》，《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5期。 [95] 参见1965年9月9日〔苏〕《真理报》。 [96] 参见亚·阿马利里克《苏联能存在到1984年吗？》，载〔苏〕《星火》周刊1990第9期，第19页。 [97] 〔俄〕弗·亚·利西齐金、列·亚·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62～163页。 [98] 转引自江流、陈之骅主编《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322页。 [99] 转引自《跨世纪的角逐——反“和平演变”十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第35页。 [100] 〔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第566页。 [101] 参见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94页。 [102] 参见〔俄〕亚·巴尔辛科夫《当代俄罗斯历史导论（1985～1991）》，俄文版，莫斯科，2002，第87、88页。 [103] 〔俄〕亚·巴尔辛科夫：《当代俄罗斯历史导论（1985～1991）》，俄文版，莫斯科，2002，第108页。 [104] 〔苏〕《莫斯科新闻》周刊，1988年9月8日。 [105] 转引自马龙闪《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180页。 [106]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第134～135页。 [107] 〔俄〕弗·亚·利西齐金、列·亚·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72～173页。 [108] 参见〔俄〕亚·谢·巴尔辛科夫《当代俄罗斯历史导论（1985～1991）》，莫斯科，2002年俄文版，第122页。 [109] 〔俄〕弗·亚·利西齐金、列·亚·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88页。 [110] 参见〔苏〕М.约夫楚克《苏维埃精神文化的发展问题和当前的意识形态斗争》，载〔苏〕《哲学问题》1976年第3期。 [111] 参见〔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543、575页。 第四章 苏共的党风 党风问题，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执政党的党风关系着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这里所讲的党风，是政党的阶级性质和世界观在党的工作与活动中的表现，它不仅仅是指党的一般工作作风和党员个人的生活作风，而且还包括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体现党性原则的一贯态度与行为，是一个政党向世人宣示的内在本质属性和所展示的外在风格相统一的大党风。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1] 这是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不同之处。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性质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绝不是仅仅为着某些人、某个小集团、某一阶级或阶层的特殊利益服务的工具。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力量源泉。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归宿，就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和贯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群众路线。 因此，为了群众、相信和依靠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与广大人民保持血肉联系，这就需要党随时紧密联系群众，牢记理论联系实际，努力做到实事求是。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党的群众路线与工作路线上的根本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青春和创造力的关键所在。党的性质与宗旨意识、党的群众路线、党的组织路线与工作路线等，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大党风。这些党风都应通过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党的组织与作风建设以及国家的政权建设、制度建设与法治建设等方面予以体现。 在党的作风建设中，党的领导人与党的各级干部都必须率先垂范，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牢记党的干部始终是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走群众路线，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党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共曾经高度重视党风建设。列宁时期的党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政党。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本着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的解放与幸福事业而奋斗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坚决相信和依靠群众，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同时拉开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序幕，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在斯大林时期，党虽然也存在一些脱离实际等问题，但那时的苏共总体上继承了列宁时期的党的优秀传统，保持了党的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发扬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作风，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苏共优良党风的蜕化变质始于赫鲁晓夫当政时期，加重于勃列日涅夫时代，根本变质则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赫鲁晓夫上台后，苏共党风建设逐渐削弱，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逐渐演变，脱离群众等现象逐渐加重。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党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弄虚作假、虚报浮夸严重，独断专行、软弱涣散问题突出，以权谋私、贪图享乐现象蔓延。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则彻底否定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完全抛弃了党的群众路线与民主集中制原则，少数当权者与阴谋家们公然违背甚至背叛党和人民的事业，把代表人民利益的苏共篡改成对立于人民利益、为少数人和小集团服务的党。苏共党风蜕化变质，这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一节 列宁、斯大林时期的苏共党风建设 一 牢牢坚持并维护党的无产阶级的性质 政党是一定阶级或阶层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而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近代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最初的资产阶级政党是在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中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维护并代表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政党的阶级性是政党的本质属性。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产生以前，还没有一个政党能够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建立与资产阶级政党等一切旧政党根本不同的、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无产阶级的新型政党，就成为无产阶级领导人民有组织反抗资产阶级斗争的客观需要。因此，恩格斯指出：“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 [2] 马克思、恩格斯适应无产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要求，积极创建了无产阶级政党与国际组织，领导了波澜壮阔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很好地完成了他们肩负的历史使命。在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制定的党纲，即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结合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经验，从理论上科学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与特点。 《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是“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并“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3] 即是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它为整个无产阶级谋利益，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特殊利益。同时，共产党由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先进分子组成，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是无产阶级最高的组织形式。在理论方面，党的成员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有科学思想的武装。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能够通晓人类社会特别是阶级社会发展的规律，能够科学地预见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革命路线、方针与政策。只有这样的党才能正确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运动并赢得胜利。这就划清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他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政党、非无产阶级的政党之间的界限。 之所以强调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党的头脑必须由马克思主义来武装，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只有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革命阶级，是能够实现这种社会变革的领导力量。与其他阶级相比，无产阶级是与现代大工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富于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能够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代表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无产阶级的这种历史地位和作用，是任何别的阶级无法取代的。只有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同时，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也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取得胜利。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而不能是什么别的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保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思想基础。 列宁在领导和创建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过程中，始终注意坚持和维护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他说：“世界上只有无产阶级每日每时地进行反对资本的经常斗争，正是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政党的群众基础。” [4] 党的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也是衡量党的理论与实践水平的标尺。列宁十分重视制定党纲的工作，他要求党的纲领必须充分反映党的无产阶级性质。 1898年春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迫切需要一个带领广大党员和俄国无产阶级共同行动的纲领。 1901年夏，《火星报》编辑部制定出党纲草案。纲领的理论部分由普列汉诺夫执笔。列宁表示普列汉诺夫的草案不能令人满意。普列汉诺夫的草案虽然提出了全体劳动者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但是他没有把工人阶级从整个人民群众中区分出来，从而缩小了工人阶级的作用，模糊了党的无产阶级性质。 列宁指出，工人阶级政党在自己的纲领中必须向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发出号召，团结并带领他们实现共同的任务与目标，但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并不是先进的阶级，因而不能反映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并成为共产党的阶级基础。他多次引用《共产党宣言》里的一句话来说明这个道理：“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5] 因此，列宁认为，党的纲领当然要说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代表全体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利益，但不能把工人阶级混同于一般劳动者和被剥削者，不能把党的阶级基础混同于党的群众基础。他还说：“要想有权谈无产阶级运动、无产阶级斗争，甚至阶级专政，必须首先把这一个阶级划出来，然后再来谈他们的代表作用”，“然后再说无产阶级解放一切人，号召一切人，邀请一切人”。 [6] 因为只有明确了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才能保证无产阶级在代表全体被压迫阶级向资本主义宣战、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领导权，才能发挥党的先进战士的作用。列宁后来在谈到修改党纲与普列汉诺夫争论的分歧之处时指出：“我始终坚持在谈到我们党的阶级性质的地方用‘无产阶级’一词代替‘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一词。” [7] 列宁的重要论述既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同时又区分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基础只有一个，即无产阶级，这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含糊和动摇的；其他革命的阶级虽是无产阶级团结、联合、依靠的对象，甚至可以成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的主力军，但他们自身的阶级性质决定了他们只能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基础。（当然，这并不否定非无产阶级群众中符合党员条件的少数先进分子也可以入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成员，前提是他们必须接受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必须转变自身的阶级立场，为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其他革命的阶级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发挥本阶级的历史进步作用。因此，坚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是关键。只有坚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才能发挥无产阶级的先进性与进步作用，才能带领并代表其他一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共同前进，才能站在浩浩荡荡而又波诡云谲的历史发展的前头，而不被历史的迷雾所惑，逐步实现人类孜孜以求的美好前景与光明未来。 列宁的上述思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同样具有指导意义。要充分肯定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的作用与作出的贡献，必须继续带领并团结他们朝着共同的事业与目标前进；同时也必须看到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自身固有的落后性、保守性甚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反动性，决不能因为他们有作用与贡献，就忘记或否定这些阶级或阶层的非先进性，把他们看做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 斯大林继承并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也始终坚持并维护党在领导群众工作中的无产阶级性质。斯大林指出，共产党“就是无产阶级的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的力量在于它从无产阶级一切群众组织中把无产阶级所有优秀分子都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党的使命是把无产阶级一切群众组织的工作毫无例外地统一起来，并把它们的行动引向一个目标，引向无产阶级解放的目标。把它们统一起来并引向一个目标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不这样就无法统一无产阶级的斗争，因为不这样就无法领导无产阶级群众去为政权而斗争，去为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可是能够统一并指导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的工作的，只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党。只有无产阶级的党，只有共产党，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起这种主要领导者的作用”。 [8] 当谈到共产党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区别时，斯大林坚持了列宁的观点，他明确地指出：“能不能断定说，在我们共产党内也有同样的力量配置，在我们党内也应当实行布尔什维克在战前时期第二国际各党内实行过的那个政策呢？显然不能。所以不能，是因为这就是不了解社会民主党这个无产阶级成分和小资产阶级成分联盟的党和革命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共产党之间的原则差别。在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党的阶级基础是一种，在共产党人这里党的阶级基础完全是另外一种。在社会民主党人那里，中派主义是自然的现象，因为不同利益联盟的党不会没有中派，而布尔什维克也必须采取分裂路线。在共产党人这里，中派主义的存在是没有根据的，是和列宁的党性不相容的，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党，而不是不同阶级成分联盟的党。” [9] 斯大林正确指出了共产党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在党的阶级基础方面的原则区别。社会民主党人热衷于搞阶级调和，他们打着民主和超阶级的旗号，把党弄成既有无产阶级成分又有小资产阶级成分或其他阶级成分共同参加的大杂烩，并以此自我吹嘘是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全民党”。其实，在存在阶级或有阶级的社会条件下，这是一个虚幻的空想。已有的事实说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民主党内的无产阶级成分要么被孤立起来，从而无用武之地甚至无立锥之地，成为社会民主党人标榜民主的点缀；要么被资本家收买而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社会民主党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只不过比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多了一层伪装罢了。 与一切试图模糊或掩盖服务自身利益的剥削阶级政党不同，共产党公开坦言它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强调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共产党员除了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外，没有其他阶级的特殊利益。这就从根本上保持了党的阶级性、先进性，也从根本上保证了党在组织上的纯洁性。没有这个统一的阶级基础，党就会变成不同阶级的代言人的俱乐部，就会变成不同阶级成分联盟的党，就会变颜色乃至瓦解。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乃至全体人民的先锋队，不能仅停留在理论上、文字上或者是口号上，而要落实在具体的行动上，要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中建功立业。列宁、斯大林时期的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汗水、鲜血乃至生命，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展示出“这个先锋队的力量比它的人数大10倍，100倍，甚至更多”， [10] 以无私无畏的崇高形象与革命精神践行了共产党人这一光荣的称号。 1919年9月，南方战线由于邓尼金部队的突破而紧张，俄共（布）中央决定抽调大批党团员上前线，总共动员5万人，其中3万共产党员，1万共青团员。1919年10月，斯维尔德诺夫大学应届毕业的共产党员学员一半以上被派往前线。列宁在他们行前，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表讲话以鼓励。1920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关于波兰战线和弗兰格尔战线形势的报告，决定动员共产党员上前线，要求把应征的党员全部派往前线。其中55%的党员到弗兰格尔战线，其余的派到西方战线。在战场上，不仅普通党员冲锋在前，干部更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1920年，红军内的旧军官萨波日可夫发动叛乱，一度占领布祖卢克及周围地区，形势十分危急。遵照列宁指示，萨拉托夫省党委派去一名党委主席团成员和20名苏维埃机关的负责干部去平叛，很快控制住局势。1921年2月28日，驻守彼得格勒海军要塞喀琅施塔得的部队在俄国和国外资产阶级支持下发动叛乱，严重威胁着新生苏维埃政权。正在出席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亲自上战场。他们越过冰封的湖面，冲锋陷阵，终于平息了叛乱。 据统计，当时在全国陆海军总人数中共产党员有30万人，这个数字占到全国党员人数的一半，每五个红军战士中就有一个是共产党员，有5万共产党员牺牲在国内战争中。列宁曾高度赞扬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和先锋模范作用对群众的影响和对革命进程的推动。他说，只是因为党当时时刻警惕，因为党纪律严明，因为党的威信统一了各机关、各部门，使几十、几百、几千以至几百万的人都遵照中央提出的口号一致行动，只是因为忍受了空前未有的牺牲，才使目前的奇迹发生。只因为有这一切，才能在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和全世界帝国主义者两次、三次以至四次的进攻中获得了胜利。 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530万人成为预备党员，360万人成为正式党员。在前线部队里，400万人成为预备党员，260万人成为正式党员，这使苏联军队中有45%的战斗员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11] 在战争最紧张激烈的时候，广大共产党员冲锋在前。在莫斯科保卫战中，莫斯科党组织把10万名共产党员和25万名共青团员直接派上前线。列宁格勒党组织的70%的党员，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党组织的90%的党员走上了前线。在荣膺“苏联英雄”称号的人中，74%是共产党员，11%是共青团员，有超过300万的苏共党员牺牲在战斗中。 [12] 广大共产党员不仅在战场上冲锋在前，牺牲在前，以鲜血与生命保卫苏维埃政权，捍卫国家的尊严与独立；而且在日常的工作中，也不计个人得失，忘我地劳动与奉献。 1919年5月，苏维埃政权面临外敌入侵和内部叛乱的严峻形势，铁路运输吃紧。莫斯科—喀山铁路局的共产党员自觉决定把每天的工作时间延长一小时，集中到每个星期六的休息日进行一次义务劳动，“直到战胜高尔察克”。当劳动完毕，“上百个身体疲乏但眼中闪烁着愉快光芒的共产党员，唱起庄严的《国际歌》来庆祝工作日的胜利”，《真理报》记者的这段感人的描述激动了全国，这个活动也迅速推广到全国各个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并带动大批非党群众参加。列宁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本人亲自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和士兵共同抬木头的画面曾经激励了几代人。正是靠着布尔什维克党广大党员的献身和带头精神，才战胜了14个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叛乱。 1935年8月31日～9月1日，顿巴斯年轻矿工斯达汉诺夫在一个工作日采煤102吨，超过定额14倍。 [13] 随后党小组长米·久卡洛夫又打破斯达汉诺夫的纪录，这种以“斯达汉诺夫运动”命名的劳动竞赛迅速推广到全国。 尽管人们对用竞赛和搞运动的方式发展生产有争议，但“斯达汉诺夫运动”确实在较短的时间里发挥出积极的作用，据俄罗斯学界最近的资料证明，根据全国各个生产部门统计，劳动定额超额完成了13%～47%。 [14] 不仅如此，这是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生动体现。当年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伊·库多夫回忆道：“当时为什么那样忘我地工作？是为了多些报酬？有这个因素，但又不完全是。更主要的是一种爱国主义精神。” [15] 时至今日，俄罗斯人民还怀念当年苏联在思想领域进行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取得的成效。 二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这决不意味着无产阶级的崇高事业——全社会的完全解放乃至全人类的最终解放，只是无产阶级或是这一阶级中少数先进分子的事情。与此相反，无产阶级的解放是以全社会的完全解放、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为前提和基础。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就不能争得自身的解放，就不能实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与一切少数人的或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不同，“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16] 因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产阶级政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始终相信和紧紧依靠群众。 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斗争中，在取得政权后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无产阶级无时无刻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无产阶级运动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运动。社会主义事业就是亿万人民群众的事业，就是亿万群众生机勃勃的伟大创造。无产阶级的革命与建设事业，如果脱离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如同脱离了土壤的树木，就会枯萎、死亡，就会一事无成。 党的事业就是人民的事业。无产阶级政党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忠实代表并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广大的人民群众才会把党的事业看成是自己的事业，才能积极投身到共产党领导并组织的实际运动中去，才能在促进阶级解放的伟大事业中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共产党也只有在服务群众、为民造福的过程中体现工作的价值和自身的力量。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它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既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广大劳动群众利益的集中代表，它是鲜明的阶级性与广泛的人民性的有机结合与统一。 1920年7月4日，列宁在《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中，科学阐明了共产党、无产阶级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为了战胜资本主义，在起领导作用的政党共产党、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和群众即全体被剥削劳动者之间，必须建立正确的相互关系。只有共产党真正成为革命阶级的先锋队，吸收了这个阶级的一切优秀代表，集中了经过顽强的革命斗争的教育和锻炼的、完全觉悟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把自己跟本阶级的全部生活密切联系起来，再通过本阶级跟全体被剥削群众密切联系起来，取得这个阶级和这些群众的充分信任——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在反对资本主义一切势力的最无情最坚决的最后斗争中领导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只有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才能发挥自己进行革命冲击的全部威力，才能使为数不多的被资本主义腐蚀的工人贵族、老工联领袖和合作社领袖等等必然采取的冷淡态度和有时的反抗不起一点作用，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力量。” [17] 近代俄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政治上实行沙皇专制统治的国家。广大民众深受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不仅政治上毫无民主权利可言，而且在生活上极端困苦，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如何拯救俄国的广大民众于水火，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建立一个没有剥削与压迫的社会，就成为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革命者们孜孜探索、不懈追求的奋斗目标。 在列宁看来，俄国革命运动的核心是政权问题，俄国社会的根本出路是社会主义。他认为，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摧毁这个机器，就是“人民的大多数，即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真正利益”。 [18] 而要推翻俄国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把国家引上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依靠工人阶级，依靠工农联盟，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因此，俄国工人政党必须把解放俄国工人阶级与解放其他劳苦大众紧密联系在一起，切实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列宁指出，“党的任务就是维护工人的利益，代表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同时党的活动必须与人民的运动结合起来。 [19]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正是布尔什维克党制定了维护工人、农民等社会被压迫阶级利益的方针、纲领与政策，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才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1917年资产阶级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可是，领导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对当时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和平、土地、面包”问题置之不理，仍然继续非正义的世界大战，同时拖延土地问题的解决，甚至镇压农民夺取地主土地的行动。人民的期盼落空，饥饿重新笼罩全国，国家经济面临崩溃。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决定结束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及时提出党应当夺取政权，变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从根本上满足农民要土地、工人要面包、工人农民都要和平的愿望。1917年4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党要没收俄国地主的一切土地，实行土地国有化，并通过人民政权把土地交还给农民使用。1917年7月底到8月初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继续实行党对农村的政策，进一步提出要没收大资本家的资本，实行银行和大工业的国有化。 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胜利以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立即通过《和平法令》，宣布俄国退出帝国主义战争；通过《土地法令》，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按劳动力或人口把一切耕种土地无偿分配给劳动者使用，随后又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落实《土地法令》关于无偿分配土地的政策；同时国家相继对银行、大工业、运输业和对外贸易等实行了国有化，掌握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土地改革消灭了俄国的土地私有制，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改善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完成了对剥夺者的剥夺，广大工人成了企业的主人，奠定了社会主义政权的物质基础。所有这些革命政策都代表了俄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从而使新生的人民政权得以确立和巩固。 随着苏维埃政权在全国普遍建立、农村土改基本完成（1918年底）、城市国有化运动基本结束（1918年春），苏维埃俄国及时通过立法巩固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列宁非常强调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法制建设，他说革命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废除旧法律，摧毁压迫人民的机关，创立新法制”。 [20] 在列宁看来，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不仅规定着国家的性质、社会的根本制度以及政权的组织方式等构成国家的根本方面，而且从法律上保证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经济上、政治上当家做主的权利。在列宁领导下，1918年7月第五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它真正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部宪法充分肯定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成果，宣布俄国为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共和国，规定俄国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掌握，保障全体劳动人民对剥削者实行统治的权力。同时，宪法还维护了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确立了无产阶级和贫农专政的原则，提出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宪法还列举了劳动者所享有的信仰、言论、集会、游行、示威等民主权利。列宁称这部宪法“记载了无产阶级群众反对国内和国际剥削者的斗争经验和组织经验”， [21] 指明了俄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俄国面临着极为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完成了“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使命，在政治的和军事的战场上战胜了敌人的同时，也出现损害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利益等问题，列宁比喻为在经济战场上遭到了一连串的失败。他认为，“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严重得多，重大得多，危险得多”。 [22] 在如何渡过难关问题上党内发生了争论。当时党的部分领导人如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仍然坚持执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甚至还要进一步“扭紧螺丝钉”。列宁多次强调自己与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争论的实质在于对待群众、掌握群众、联系群众的方法问题上的分歧。“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没有关注到群众的利益和群众的反应，已经不适应新形势情况的变化。正如列宁指出的，“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 [23] 1921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写道：“七年战争和经济破坏使国家贫困不堪，三年半的极度紧张使俄国工人阶级精疲力竭……因此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要求全党，要求所有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并且立即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竭力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减轻他们的困苦。”与此同时，要“采取同上述措施类似的措施来改善贫苦农民的生活状况”。 [24] 为此，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特别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和要求。正是因为广泛听取了群众的意见，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终于决定抛弃“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向新经济政策过渡。苏维埃共和国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斯大林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建学说。他指出：“在政治方面要实现阶级先锋队即党的领导，就必须在党的周围建立广大的群众性的非党机关网，这些机关是党的触角，依靠它们党就能把自己的意志传达给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也就能从分散的群众变成党的军队。” [25] 他还说：“党不仅要向前迈进，而且要带领千百万群众。向前迈进而不带领千百万群众，事实上就是脱离运动。……为了使先锋队不脱离群众，为了使先锋队真正能带领千百万群众，需要一个决定性的条件，就是使群众自己根据本身的经验确信先锋队的指示、指令和口号的正确。” [26] 他认为，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是根本一致的，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同无产阶级的利益完全一致的；苏维埃政府依靠的就是工农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联盟，苏维埃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为工人和农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主义之间不存在不可调和的根本对立，社会主义不能撇开个人利益，但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给个人利益以最充分的满足和唯一可靠的保证。 在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事关全体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事关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的前途与命运。在苏联有没有能力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上，斯大林没有含糊。他认为，苏联既然已经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那么事实上就必须要求建成社会主义。也就是说，苏联的无产阶级、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有可能用本身的力量战胜苏联的资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其他选择。否则，党就没有继续掌握政权的理由。 从上世纪20年代末开始，苏联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工业化奇迹。 不可否认，工业化运动中过分强调发展重工业、强调建设的高速度、强调实行高积累，因而存在破坏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损害农业、农民的经济利益，影响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等问题，但工业化从根本上奠定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需的经济基础，维护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也符合工人阶级和广大苏联人民的意愿和要求。也正因为如此，苏联的亿万职工群众焕发出艰苦创业的冲天干劲，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位于西伯利亚和乌拉尔的马格尼托格尔斯克钢铁厂和库兹涅茨钢铁厂以及乌拉尔重型机器厂等世界第一流大工厂，都是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建成的。为响应党的号召，从四面八方来这些工地参加建设的，主要是青年工人和参加过国内战争的老工人。他们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宏伟壮丽的事业，由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等大城市来到这些荒无人烟的建设工地，住的是帐篷，使用的工具主要是锨、镐和手推车，有的工地上下工要走几公里路，冬季要冒着 50～ 40℃的严寒在冰天雪地里施工。但是工人们在这些困难面前毫不退缩，齐心协力地奋勇劳动，其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更是处处发挥模范作用，带头发起劳动竞赛，带头参加星期六星期天义务劳动，有些人一天完成几个轮班定额。因此工程进展很快。在这样困难的施工条件下，库兹涅茨钢铁厂只用了1000天就建成投产，作为世界上最大钢铁厂之一的马格尼托格尔斯克钢铁厂和乌拉尔重型机器厂也都只用了四五年时间就全部建成。 [27] 到处都有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工人们通过相互竞赛，相互学习，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在“一五”期间苏联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1%，在“二五”期间又猛增了82%，两个五年计划都提前完成。在战争期间，苏联各民族工人更是发扬英勇劳动的精神，工业劳动生产率在战争最困难的条件下得到增长。同1940年相比，一个工人的产值1941年是110%，1942年是130%，1943年是139%，1944年是142%，1945年是114%。从1942年5月至1945年4月，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了40%。 [28] 苏联作家们以饱满的热情抒写着30年代人们战天斗地的壮烈诗篇。作家马雷什金说：“全国一片沸腾，热火朝天，在建设，在重新安排。”梅特钦科写道：“假如随便翻阅一下当年任何一种报刊、任何一部受欢迎的小说，——你都会受到战斗、劳动热情和创作灵感的气息的激励。一种投身到全国——从天南到海北——伟大的改天换地的行动中去的激情，占据着作家的心灵。”作家肖洛霍夫在《共青团真理报》撰文道：“30年代将会作为伟大的年代永垂青史。所以说是伟大的年代，是就任务的规模，就其崭新性和艰巨性，以及就苏联人所完成的业绩而言的。” [29] 苏联解体以来，一些人否认苏联工业化的成就，认为当时工业化的数据都是虚构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当今俄罗斯学者依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指出：“1928～1941年苏联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工业革命：建设了9000个大中型工业企业，工业产值已经占据世界第二位（1913年为世界第五位）。在30年代，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为11%，成为世界上仅有的3～4个能够制造出当时人们所能生产的任何工业品的国家。” [30] 一些人把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描绘成漆黑一团，似乎当时苏联人民生活在强迫劳役之中，对苏共充满了仇恨。这也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苏联在实现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极其艰巨、伟大的事业中，如果联共（布）党不是代表着苏联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保持着和人民的血肉联系，要完成如此伟业——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成为世界主要强国——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正因为如此，1931年12月13日，斯大林在与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中自豪地说：“但是如果拿苏联劳动居民来说，拿至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和劳动农民来说，那么他们是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而且他们绝大多数是积极支持苏维埃制度的。他们所以支持苏维埃制度，是因为这个制度是为工人和农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的。苏维埃政权所以巩固的基础就在这里。” [31] 三 更紧密地联系群众 共产党的鲜明阶级性与广泛人民性，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密切联系广大群众才能实现。列宁指出，我们需要的是新型的政党，是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和善于领导群众的党。无产阶级政党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 [32] “我国革命的教训就是：只有以一定的阶级为依靠的政党才是强有力的，才能在形势发生各种各样的转变的时期安然无恙。公开的政治斗争迫使政党更紧密地联系群众，因为没有这种联系，党就没有什么用处。” [33] “如果我们连群众的情绪都摸不透，不善于跟群众打成一片，把工人群众发动起来，那就根本谈不上发挥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先锋队的作用了！” [34] 党只有在联系群众中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党若“不接近群众，就会一事无成”。 [35] 因此，“哪里有群众，就一定要到哪里去工作”。 [36] 列宁时期的俄国工人政党就是依靠群众，在革命实践中更紧密地联系群众的党。不仅在革命年代如此，执政后也是这样。列宁认为，党执政后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为此，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强调加强党的建设，非常重视对党员、干部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与作风建设，大力发扬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采取各种措施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官员腐败等问题。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党风建设的中心环节。党员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才能树立起真正的群众观点。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十分关注在全党和全国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学习和宣传，先后建立了党中央直属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1918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1921年）、列宁主义学院（1923年建立，1928年与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合并）以及红色教授学院等，目的是研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等问题；对社会科学、哲学以及同社会科学有关的自然科学进行科学研究，培养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的理论干部，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强调结合实践学习马克思主义。这是当时对培训干部的一个要求，目的是使党的各级干部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列宁在《关于社会主义科学院》的批示中写道，干部学习的“首要任务之一是组织一系列的社会调查” [37] ，并指示把这作为社会主义科学院的“教学原则”。 通过办党校加强对干部的思想教育。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决议专门强调对广大党员，尤其是年轻党员加强纪律教育和紧密联系群众的意义和作用。为此“必须大力增加党校”，配备专任教师，改善党校的教学设施和图书馆。要过好党日，在党日举办各种报告会和座谈会等，目的是使“每个党员都感到自己是为实现伟大的思想而奋斗的战士”。 [38] 十月革命胜利后，党内逐渐开始滋生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习气。列宁要求与官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一旦他遇到这种现象，就给予毫不留情的批评。 1919年底，列宁根据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格·梅利尼昌斯基的提议，指示派1万名熟练的五金工人到铁路运输部门参加修理机车车辆的工作。但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莫斯科市工会理事会的领导迟迟不作出回应。对此，列宁批评他们在“一项极为重要的实际工作中表现出惊人的拖拉、疲沓、官僚主义、笨拙无能”。列宁说：“我从不怀疑，在我们的人民委员部里，官僚主义还很严重，各部都如此。但是，工会里的官僚主义也并不少些，这我却没有料到。这是莫大的耻辱。”列宁要求立即“制定出同官僚主义、拖拉作风、无所事事和笨拙无能作斗争的实际措施”。 [39] 列宁一向重视党员质量问题。面对党员数量急剧增加，特别是自从党成为执政党以来，党内不可避免地混进了一些追求个人名利地位的异己分子，产生了党的队伍不够纯洁、党员素质良莠不齐的现象，列宁郑重地向党提出，把那些“混进党的”、“摆委员架子的”、“官僚化的人”清除出党；把那些在战争最危急的时候贪生怕死、谋取私利的共产党员清除出党。在党内进一步树立消除腐败、加强与群众密切联系的风气。1921年6月21日党中央通过了《关于党员审查、甄别和清党问题的决议》。决议特别指出，“对于‘摆委员架子的’和担任享有某种特权的职务的人应从严”。结果共有159355人被开除出党，竟占到当时党员总数的24.1%。 [40] 要防止出现权力过分集中、党员干部腐化变质，就必须发扬人民民主，而要发扬民主就离不开监督。因此，列宁重视加强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他提出建立和加强工农检察院等监察机构，就是为了从制度上、组织上消除这些消极腐败现象。 列宁提出工农检察院要由高素质的人组成，要把“具有真正现代素质的人才，即同西欧优秀人才相比也并不逊色的人才集中到工农检察院来”， [41] 以提高工农检察院国家机关的质量。而对这些人才首要的思想品质的要求是“一心为社会主义奋斗”。要增强工农检察院等监察机构的权力。甚至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在自己主席团领导下可以“经常检查政治局的一切文件”，可以对从最小的分支机关到最高的国家机关的办公制度进行检查。 为了在实际工作中做到依靠群众，列宁主张给予普通工农群众中的党员代表以中央委员的地位与权力，出席党的最高级别的会议，并参与国家的重大决策。在列宁逝世以前，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很少。从1919年俄共（布）八大到1922年列宁最后一次直接领导的十一大，中央委员会仅为19～27人。这种状况不利于发扬党内民主，也不利于中央的稳定。1922年12月23日，他在给即将召开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中，建议把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增加到50人，甚至100人，他还特别建议新增加的中央委员从工农党员中选出。 列宁所说的工农中央委员，是指在普通岗位上工作的工人和劳动农民党员。他说：“照我的看法，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应当主要不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我在本信的这一部分所指的工人都是把农民也包括在内的），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了某些正应该加以克服的传统和成见”，“工人中央委员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 [42] 这些新增的来自普通工人农民党员的中央委员，和其他中央委员一样，“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出席政治局的一切会议，阅读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文件”。 [43] 列宁认为在工农党员中选中央委员的目的，是要使工农党员的代表参与和监督党和国家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党和苏维埃政府机关，并通过他们真正了解工农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有利于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增强党与广大群众的血肉联系。同时，培养忠诚拥护苏维埃制度的骨干，维护中央委员会的稳定。 斯大林时期也十分重视党风建设。如果说20年代布尔什维克党的党风建设尚处于初创阶段，那么从20年代到50年代，便逐步在党内建立和形成了强大的思想工作领导和管理体制。 斯大林时期同样采取了反对官僚主义和官吏腐败行为的严厉措施。1928年斯大林在共青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专门谈到了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他指出：“阻碍我们前进的最凶恶的敌人之一就是官僚主义。它生活在我们的一切组织里，不论是党组织、共青团组织、工会组织或经济组织。”“共产党员官僚主义分子是最危险的一种官僚主义分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党员的称号来掩饰自己的官僚主义。遗憾的是，这样的共产党员官僚主义分子在我们这里并不少。” [44] 1928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一次全会深刻剖析了党风中官僚主义的表现及产生根源。全会在决议中写道：“必须大力改变和根本改进城乡苏维埃的工作，首先要坚决而切实地开展反对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的斗争。” [45] 决议指出，这些官僚主义者对劳动者的要求漠不关心，工作因循怠惰，生活腐化，甚至放荡、酗酒，对领导阿谀逢迎，严重损害了联系群众的优良党风，破坏了党群关系。 当然，到斯大林晚年，他本人也染上了个人崇拜、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毛病。 党的作风就是党树立在群众面前的形象。列宁十分重视党员干部在培养和建设党的优良作风方面的模范带头作用，要求党的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保持高尚的革命情操和廉洁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在这方面，列宁为人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列宁不仅领导制定党和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而且还经常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接待大量群众来访者。美国记者艾尔伯特·威廉斯把列宁的工作室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接待室”。 [46] 据苏联人民委员会接待室统计，仅1922年10月2日到12月16日的两个半月，列宁共接待了各色人等125次，平均每天会见2～3人。列宁要求共产党的各级机关转变工作作风，认真对待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 列宁还关心他所能接触到的普通工农群众、知识分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困难。1919年8月8日，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报告，中央苏维埃和党务工作学校学员中有人身体极度虚弱，急缺维持健康的基本食品，如食油、马铃薯、面粉等。列宁当天作了如下批示：“必须采取紧急措施。请准确告诉我（不得晚于明天），你们拨给多少。”语气中列宁对广大学员健康的关心溢于言表。 [47] 当时粮食十分紧缺，工厂工人常常处于缺粮状况。列宁只要发现哪里的情况比较严重，总是尽可能地给予关心和帮助。有一次，他得知卡卢加省第六工厂管理委员会和铁路站的一些工人职员等约12000人本应按红军口粮标准供应，“但是他们什么也领不到”时，立即致信粮食人民委员斯维杰尔斯基：“我得到有关一些工厂处境极端困难的报告，请您想办法下达紧急指示发给他们粮食”。 [48] 莫斯科肃反委员会总务处1919年7月19日给列宁购买“靴子一双、衣服一套、背带一条、腰带一条”，总计列宁应付1417卢布75戈比。列宁收到账单后，立即在账单上批语：“附上2000卢布，请——而且坚决要求——将这一显然少算钱的账单改正过来。” [49] 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邦契 布鲁耶维奇一次给列宁买书，列宁马上表示，“我的书籍由我个人付款”。列宁并列出两部书价款共3700卢布，然后“附上4000卢布”，还给办公厅。 [50] 在物资供应最紧张的年代，有一次莫斯科苏维埃粮食局农业科给列宁送来一些水果样品，被列宁坚决拒绝了。列宁说：“你们寄来的国营农场水果样品收到了。我恳请你们今后不再这样做，水果之类的东西不要寄送了，但要告诉我：国营农场的水果之类产品一般是怎样分配的？是否分给医院、疗养院和孩子们？” [51] 1920年5月7日，土耳其斯坦方面军红色公社战士第30团给列宁寄来的通心粉和面包，被他转送给莫斯科市的儿童。 布尔什维克党的早期领袖大都能保持这样廉洁的品德。俄罗斯学者尼古拉·阿尔图宁写道：“当斯大林逝世之际，他给个人留下什么？工作人员在他的驻地仅仅找到几双织补过的短袜子，几双鞋跟都已磨破的皮靴，两套军服：一套是他每天都要穿的，另一套是用于节日检阅穿的。” 列宁不仅保持自身的廉洁作风，而且对那些以权谋私的官员表示出极大义愤。有一次，当他得知莫斯科波多利斯克县有个叫捷廖欣的人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名义强占了花边编制学校，扣押一名女教师，并运走部分财务这件事情后，立即致信给该县执行委员会，指示立即把学校腾出来，从那里拿走的东西，包括学校的和女教师的，都要归还。要让女教师们能安心工作，同时命令调查捷廖欣的非法行为，以便把他送交法院。 斯大林也是如此。例如，在斯摩棱斯克地区，一些党政干部贪污受贿、酗酒成风，违法乱纪、任人唯亲、压制批评，粗暴地破坏了党内民主。此事被揭露出来后，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处理了这一事件，决定把那些政治上、道德上腐化堕落的党员开除出党，并把那些触犯刑律的党员干部、行政人员交付法庭审判。 [52]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乌克兰阿尔乔莫夫专区，那里的党政机关某些人也因出现政治上、生活上腐化堕落的行为，而受到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严肃处理。 斯大林据此指出，斯摩棱斯克和阿尔乔莫夫事件的发生“这是偶然的吗？为什么在我们党组织的某些环节中会发生这种腐化堕落的可耻事件呢？这是因为有些人把党的垄断弄到了荒谬的地步，压制了下层的呼声，取消了党内民主，培植了官僚主义”。 [53] 所以斯大林提出，消灭官僚主义的祸害的途径是：要发挥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同时发扬党内民主。 一 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开始被篡改 苏共党的性质的蜕变始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赫鲁晓夫借口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存在阶级斗争，提出了“全民党”等理论，动摇了苏共的阶级基础，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 如前所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阐明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是党的阶级基础；千百万人民群众是党从事革命与建设事业的群众基础，是党赖以依靠的同盟军与建设者。党不仅要领导和带领无产阶级，而且要经由无产阶级团结和带领全体劳动人民去实现和发展共同的社会主义事业。党要敢于并善于带领和引导群众前进。尽管在为共同的事业而努力奋斗的过程中，无产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铸成了血肉般的联系，但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始终只有一个，即工人阶级，决不能把党的阶级基础混同于一般的群众基础。 赫鲁晓夫的根本错误在于混淆了党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的界限，把原本属于党的群众基础上升为党的阶级基础。他借口社会主义条件下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在苏联社会除了还有极少数的犯罪分子之外，只存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全体人民，即由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广泛的政治联盟，因此，苏联共产党不再是某一个阶级的政党了，而已经变成代表全体苏联人民利益的“全民党”了，苏共成为“全民的政治组织”。 1961年10月18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的报告中指出：“作为工人阶级政党而产生的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成了全体人民的党。” [54] 苏共二十二大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的苏共纲领说：“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苏维埃社会的一致的加强，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 [55] 苏共的章程也规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苏联消灭了剥削阶级，形成并巩固了苏维埃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社会主义完全地和最终地胜利了。共产党，工人阶级的党，现在成了全体苏联人民的党。” [56] 赫鲁晓夫的“全民党”是站不住脚的。从理论上讲，“全民党”是不会有的。政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切政党都具有阶级性，都代表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政党是阶级的集中代表。从来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政党。“全民”与“政党”这两个词是连不到一起的。如果有政党，就谈不上是全民的，因为政党只是某一个阶级的集中代表；如果是全民的，政党就应该消亡。所以“全民党”是反科学的虚假概念，是一个伪命题。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最早提出“全民党”思想的是伯恩施坦。他在1879年与卡·赫希伯尔格和卡·奥·施拉姆一起（即所谓“苏黎世三人团”），写了一篇文章，主张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从“片面的工人党”改造成为“一切富有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为了批评“苏黎世三人团”的错误观点，马克思、恩格斯专门发了一封《通告信》。他们建议，不赞成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人“应当退出党，至少也应当放弃他们的显要职位”，不这样，那就是党“自己出卖自己”。 [57] 但伯恩施坦等人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在恩格斯去世以后变本加厉，公开宣布党“已经成为人民的党，它的任务不是去完成社会革命和摧毁现代国家，而是用社会主义去‘渗透’现代国家”。但正如李卜克内西评论的：“如果伯恩施坦的论述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埋葬我们的纲领，埋葬我们整个的过去和整个的社会民主党了，那么我们就不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了。” [58] 后来第二国际的大多数政党接受了伯恩施坦的主张，纷纷宣布自己是“全民政党”。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史上首次出现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修正。以伯恩施坦、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泛滥，将马克思、恩格斯亲手创建的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及伟大成果毁坏殆尽。随着第二国际的破产，“全民政党”理论也在实践中遭到全面的失败。 列宁坚决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他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他严厉批判任何形式的“超阶级政党”、“非阶级政党”。列宁指出：“觉悟工人将永远反对一切超阶级政党的思想，反对一切抹杀雇佣工人和小业主之间的阶级鸿沟的行为。” [59] “尝试建立一个‘超阶级’的政党，尝试使农民和工人结成一个政党，尝试把并不存在的所谓‘劳动知识分子’看做一个单独的阶级……除了使人悲观失望、丧失力量、认识模糊以外，不会带来任何结果。” [60]

赫鲁晓夫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提出“全民党”，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理论有着一定程度的渊源关系。其实质在于否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与阶级斗争学说仍然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否认唯物史观的这一基本原理对于执政的共产党人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与各种敌对势力之间复杂斗争的现象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阶级观点、阶级斗争学说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共产党宣言》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原理：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中的表现，是阶级对立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首要的任务是用暴力取得政权，上升为统治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然后逐步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被列宁认为是了解全部阶级社会历史与现象的一把钥匙和一条指导性的线索，是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也被列宁视为判定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有没有过时？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还是不是科学的真理？对于这个问题，列宁、斯大林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在列宁时期，苏维埃俄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充满着复杂而尖锐的阶级斗争。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事业，既遭到外敌入侵干涉的威胁，又有反革命分子制造内乱的破坏。因此，1917年12月，列宁在他写的《被旧事物的破坏吓坏了的人们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人们》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一向就知道，并且反复地说过，社会主义是不能‘实施’的；社会主义是在最激烈的、最尖锐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内战的进程中成长起来的。” [61] 斯大林继承了列宁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必然存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思想。1934年1月，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明确指出，向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前进，“是不会按所谓自流的方式到来的。它是必须由全体劳动者共同努力，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展开阶级斗争、消灭阶级、消灭资本主义阶级残余等手段，在反对内外敌人的战斗中争得和建成的”。 [62] 当时有种观点认为建立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无须努力就可自觉地实现，因而可以削弱阶级斗争，可以削弱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可以根本取消国家。斯大林认为这是个糊涂观点。他说，“这种糊涂观念和这些情绪同大家知道的右倾分子的观点一模一样”，“如果这种糊涂观点和这些非布尔什维克的情绪掌握了我们党的大多数党员，那么我们党就会涣散而被解除武装”。 [63]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剥削阶级在苏联被消灭，斯大林宣布苏联进入社会主义时期。面对阶级构成发生了工人、农民以及知识分子成为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友爱互助的政治联盟的变化，斯大林仍然坚持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他指出，苏联国家的性质仍然是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先锋队）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工人阶级专政。针对有种舆论指责苏联新宪法草案放弃了工人阶级专政，他明确指出，新宪法草案“保留了工人阶级专政制度，同样也毫无变动地保留了苏联共产党现在的领导地位”。 [64] 他还接着说：“如果可敬的批评家认为这是宪法草案的缺点，那就只能对此感到遗憾。我们布尔什维克却认为这是宪法草案的优点。” [65] 当然，斯大林在坚持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与无产阶级专政原则的同时，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由于过分估计了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性，在“大清洗”等政治运动中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等错误。但也不能因此认为这是斯大林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结果，从而否定他的正确方面。 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开始纠正斯大林时期的错误包括“大清洗”期间的错误，还试图找出发生这些错误的思想上、理论上的根源。当时集中批判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观点。应该说这个观点有不正确的方面。随着剥削阶级的消灭，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虽然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但大量存在的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而且阶级斗争也并非在任何条件任何情况下都越来越尖锐。因此，不能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学说简单化、绝对化，既不能缩小，也不能夸大。 赫鲁晓夫并没有认真批判斯大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而是借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否定苏联社会还存在阶级斗争。他宣扬苏联国内消灭了敌对阶级因而也就没有了阶级斗争，从而否定了苏共执政的阶级基础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职能。 1957年11月6日，赫鲁晓夫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说，现在苏联已成为精神上和政治上一致的社会，已经没有剥削阶级，因此，苏维埃国家早先的镇压剥削阶级及其国内残余的敌对活动，镇压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秩序的活动的职能，在国内剥削阶级消灭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巩固以后，就逐渐消失了。 [66] 同年11月14日，他在接见新闻工作者时又说，苏联国内现在没有阶级斗争和敌人活动的社会基础。 党的阶级基础在任何时候，包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都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党只有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才能保持自身的先进性与革命性，才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与广泛支持，才能带领并团结广大群众实现共同的理想与目标。反之，共产党如果放弃了自己的阶级基础就会失去先进性，不但工人阶级不会起来捍卫这样的党，就连党所联系的群众也会跟着抛弃党。把党的阶级基础扩大为涵盖农民在内的所有社会阶级，从表面上看似乎可使党的阶级基础更牢靠，但恰恰动摇了立党的根基。根基不牢，地动山摇。共产党要发挥它是全体人民的先锋队这个政治作用，必须以党牢牢坚持它的阶级性为前提和基础。 其实，苏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仅存在着社会划分为阶级的条件，而且还处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下。西方国家不断地向苏联输入西方的价值观，搞所谓的“和平演变”战略，企图联合苏联内部的反叛势力西化、分化苏联，瓦解苏共的群众基础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因此，在苏联的意识形态领域中一直存在西化与反西化、分化与反分化的斗争，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目标，就是要结束苏联共产党在苏联的领导，推翻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苏联社会的主要矛盾虽然不是阶级斗争，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股力量之间的较量与斗争依然存在着，时而尖锐，时而掩蔽。认为苏联社会的阶级斗争已经熄灭了，是不切实际的一相情愿的幻想。 当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报告中说“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在我国恢复资本主义，能够摧毁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危险已经没有了”的时候，西方世界却不断加大对苏联的“和平演变”，与赫鲁晓夫盲目乐观与自信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股丧失应有警惕的错误思想，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直接演变成西方国家与苏联境内的反动势力沆瀣一气，内外勾结搞垮了苏共，瓦解了苏联。苏联剧变以铁的事实说明，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始终是社会主义国家观察社会主义与各种敌对势力作斗争的一把钥匙，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将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二 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开始断裂甚至被撕裂 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还存在脱离实际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现象。 斯大林逝世后，以马林科夫为首的新领导尝试对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发起新的冲击，试图发扬实事求是的学风。如针对个人崇拜现象，1953年3月10日，马林科夫主持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首次使用“个人崇拜”这个词，指出当国家面临深化社会主义建设任务时，“我们必须制止个人崇拜的政策” [67] ；同时提出集体领导原则。在经济理论方面，针对长期以来片面强调“生产资料，即重工业优先增长原则”，造成农业、轻工业落后局面的情况，马林科夫公开表示要用“发展重工业一样的速度发展粮食和消费品工业”。 [68] 时间证明，这些举措是比较合乎当时苏联社会发展实际的，纠正了前段时期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 然而，由于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的作祟，马林科夫这些举动很快就被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离经叛道”。在1955年1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指责马林科夫等人“在我国重工业和轻工业发展问题上就糊涂了。这些可怜的理论家们错误地理解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并把它作了庸俗化的解释，他们企图引用这一规律来证明，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一阶段，发展重工业好像不再是主要任务了，而轻工业则可以而且必须比其他一切工业部门优先发展”。 [69] 似乎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赫鲁晓夫把马林科夫多少加快一点轻工业发展的观点称之为“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见解”。 [70] 很快，马林科夫等人便因“反党集团”的罪名被撤职。 赫鲁晓夫不断引用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言论，并且声称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发展重工业这条唯一正确的路线，甚至“在将来也仍然要坚决执行这条路线”。 [71]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战略似乎被作为是马克思主义一条不可更改的金科玉律。赫鲁晓夫根本没有考虑当时苏联的实际情况。这种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作风达到荒谬可笑的程度。可是，在此之后的苏联历届领导人都没有改变这条原理，从而造成国民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赫鲁晓夫理论脱离实际的表现莫过于他的20年内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的理论了。 在赫鲁晓夫看来，既然苏联社会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苏联人民已经融为统一的政治联盟，苏共是全体苏联人民的党，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已经消失，因此他比照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72] 的论断，教条式地提出既然“社会主义在苏联完全地和最终地胜利了”，那么在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苏联向共产主义过渡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 1959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1961年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认为苏共的新纲领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纲领”，它“规定了共产主义建设的主要任务和基本阶段”，提出“在20年之内我们将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73] 纲领还详细说明了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规划和时间表：最近十年间（1961～1970年），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品产量方面超过美国；在第二个十年（1971～1980年）结束时，将建立起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保证全体居民得到丰裕的物质和文化财富，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而无产阶级专政则通过全民国家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自治，这样苏联将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赫鲁晓夫甚至还宣布：“我们这一代苏联人将要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 [74] 赫鲁晓夫倡导苏联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这是严重脱离苏联社会实际、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表现。他过高地估计了苏联社会的发展水平，从而把超越阶段、急于过渡的思想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实践证明，赫鲁晓夫所说的共产主义，不过是土豆烧牛肉式的假共产主义，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设想，而且完全脱离了苏联当时的国情。直到赫鲁晓夫下台，他的所谓“共产主义”，依然是虚无缥缈的“仙山琼阁”。 这种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而导致脱离实际的理论空想，其必然结果是使苏联人民觉得自己受了骗，上了当，苏联人民脱离苏共的离心倾向加剧，苏共与人民之间的情感沟壑越来越大、越来越深了。对于这种影响的记忆仍延续至当今的俄罗斯。 2007年，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关注下出版的历史教师参考书《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写道，在列宁逝世以后的苏联历届领导人当中，赫鲁晓夫大概是最出色的空想家。只要回想起这件事就够了：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纲领中提出了“现今的一代苏联人将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这句口号，这决定了纲领要求在20年内，也就是到1980年前，“在苏联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全社会由于不能实现的声明、没有根据的诺言、蛊惑人心的论断而感到精神疲倦。” [75]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正如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所说，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作风几乎完全左右了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主要趋势。 [76] 由于不能始终贯彻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学风，在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推进世界革命等重大问题上的僵化理论始终未能加以突破，这就阻碍了社会更大的进步。 党内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等不良风气日益严重。原苏共中央党报《真理报》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夫曾经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多次参与党的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他说苏共中央向党代表大会所作的总结报告，其起草的方式、方法和顺序早就定型了。开头：永远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二部分：国内情况，始终是“巨大成就”和“个别缺点”……第三部分：赞扬党与人民“坚如磐石”的团结……而众所周知，实际情况远非这样形势一片大好。 [77] 理论脱离实际和思想僵化使苏共领导人对日益发展的世界科技革命发展形势视而不见。在60～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进入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的新时代，靠生产能力和工作人员纯数量的增长来达到发展目的的粗放方式已经让位于使物力、人力、能源等指标消耗最少的集约化方式。而苏共高层领导从指导思想上对世界科技革命的发展仍然缺乏了解，重视不够。曾担任戈尔巴乔夫顾问的苏联科学院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所长阿·格·阿尔巴托夫院士，就荒谬地认为苏联学术界高度评价电子计算机在管理方面的作用是“严重错误”。他在1975年5月《计划经济》上写道，“多年来对电子计算机在管理方面的评价过高，造成了‘电子热’，把管理的组织结构、决策方法、‘人的因素’……推到次要地位”。并认为，“对本国和世界经验进行分析的结果使我得出结论：自动化管理系统只是组织化管理机制的一个从属成分”。苏联当时已为发展自动化管理系统投资几十亿卢布，但却对自动化管理系统日渐轻视，因为它已被宣布为管理结构的“从属成分”。结果是巨额投资没有收到效益，美国很快实现了电脑化，而苏联却落在别人的屁股后面，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 [78] 在勃列日涅夫“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苏联理论界呈现出一片停滞现象。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对此揭露道：“当时一些著名的社会科学家集中全力去论证所谓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而完全忽略了20世纪最后30年的主要问题——科技革命的新时期。” [79] 结果是国家没有能转向这个新时期，在新世纪这一门槛前停住了。世界发达国家在70年代完成了这一过渡，苏联则丧失这一机会。勃列日涅夫特别在其执政的后期，由于健康状况不佳，已经没有精力进行理论上的开拓和创新。勃列日涅夫常引用列宁的话说，有许多人喜欢改革一切，结果遭到了从来没有见过的大灾祸，从而表达了他确实不想对既定秩序进行改革的保守一面。 这一时期党的作风建设，同党所承担的任务和群众的期望出现不相符合的情况，严重损害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离心力和破坏力。 在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不断膨胀的同时，党内的官僚主义风气进一步蔓延。这首先表现在官僚机构的臃肿。1954年初，全国有行政管理人员651.6万人，平均每7名职工就有1名行政管理人员。 [80] 赫鲁晓夫虽然一度大力削减机构，仅苏联46个主管部门就撤销了200个管理总局，缩减管理人员45万人，但到1963年，官僚机构不仅没有像所希望的那样减少，反而扩大了3倍。 [81] 1965年后精简机构的任务仍未完成。到80年代初，总的机构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加，从而严重影响办事效率：部门职责不明、互相推诿、扯皮之风盛行。 官僚主义的盛行与干部的贪图享受、不思进取、好逸恶劳等恶劣的风气是有密切联系的。很多人加入共产党不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而是为了捞取一官半职，攫取更多的个人和小集团利益成为其最大追求。干部选拔中的任人唯亲现象和放松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导致一些道德品质低下的人钻进国家机关。这些人利用自己的地位以权谋私，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苏联内务部干部局局长阿尼基耶夫承认，就连在内务部这样的机关，近几年就有几千工作人员因违法犯罪、受贿而被解职或判刑。 [82] 与此同时，个人崇拜的恶劣作风也继续发展。列宁时期反对个人崇拜的优良党风逐渐消失。赫鲁晓夫一方面大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同时却又搞对他的个人崇拜。全国到处可以读到有关“伟大的列宁主义者”和“伟大的和平战士”赫鲁晓夫的东西，“识字课本和其他许多中小学教材的第一页都是他的肖像……国家领袖的照片和画像几乎每天都出现在报纸上。银幕上甚至出现了《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这样的影片”。 [83] 所有这一切都极大地搞乱了群众的思想，破坏了苏共的党风。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个人崇拜现象在苏共党内进一步蔓延，与斯大林时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次《真理报》因为在三篇社论中没有提到勃列日涅夫的名字，竟然受到苏共中央书记的指责。个人崇拜严重败坏党内民主空气，也必然影响到党的工作作风、党群关系，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果。有意思的是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谢瓦尔德纳泽、阿利耶夫、雅科夫列夫等人都曾对勃列日涅夫竭尽吹捧之能事。谢瓦尔德纳泽曾在苏共二十五大上讲话：“高度内行、思路开阔和讲求实效，富于人性和阶级不调和性，奉公守法和原则性，善于洞察人的心灵……所有这些品质以及许多其他一些品质，就是我们应当向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学习的。”后来，他又把勃列日涅夫肉麻地称之为“英明的领导人、伟大的列宁式的革命者”。 [84] 在安德罗波夫短暂的执政年代，为纠正党内的不正之风开始了“整顿”：安德罗波夫对勃列日涅夫时期劳动纪律松弛、社会风气败坏、党内官僚主义、弄虚作假、贪赃枉法、言行不一、歌功颂德等作风给予了强烈批评，要求“应当更坚决地反对任何违反党纪国纪和劳动纪律的现象”， [85] 颁布了一系列整饬纪律、加强监督等法令和决议，并责成有关部门建立必要规章制度加以落实。前苏共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认为，安德罗波夫整顿纪律是出于对“社会主义需要进行深刻的和实质性的变化”的认识来改造政治体制。 [86] 同时开始了被勃列日涅夫中断多年的干部队伍整顿，惩治不称职干部，处理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贪污受贿的大案要案。如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梅杜诺夫和苏联政府内务部部长谢洛科夫皆因违纪先被撤职，再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许多不称职的党的政治和经济工作者都被撤职。仅到1983年底，就撤换了近20%的州委第一书记、22%的部长会议成员，以及中央机关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 [87] 但毕竟他执政只有一年的时间，不可能根本扭转日益衰退的党风。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不仅理论脱离实际、僵化保守和个人崇拜的发展使党群关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而且官僚主义、特权腐败等风气盛行。这些问题使得党群联系的纽带变得更加脆弱，党的威信不断降低。人们对讲坛上的东西已经不那么相信了。不少群众对苏联的政治机构、党政官员产生了政治上的不信任。苏联社会主义多年培养起来的党和群众同心同德的良好风气丧失殆尽。 “夜间人”、“厨房文化”等现象的出现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党群关系被严重扭曲的突出表现之一。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党的思想宣传教育工作没能及时有效地解释并引导好党员和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苏联安全机关严密监控并惩治民众的所谓“越轨”言行等。但这一现象也反映出政治上高压、思想上压制加上整个社会管理体制的过度集权，导致民众对社会问题的意见找不到正常的反映渠道，党和政府的工作也就找不准民意的指向，因而抓不住民心。党心与民心自然就连不到一起。 青年的态度向来是社会情绪的风向标。1968年11月5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呈送苏共中央关于青年学生的情绪的报告，虽然有过激的成分，但也在较大程度上折射出苏联青年乃至社会大众对苏共的态度。这份报告在“大学生与党”部分中认为，“多数学生群众在许多方面把自己和党对立起来”，同苏共有“抵触的情绪”。 报告描绘了党在当时大学生中的诸多形象：“党对他们已不是最光明、最先进东西的化身”，“真正有原则的共产党员很少遇到”，“学生之间谈话中毫不客气地把党证叫做‘红色的浮子’”，“赫赫有名的‘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这几个词只能引起讥笑或者愤怒”，“共产党员既可能是个醉汉，又可能是个淫棍，也可能是个毫无原则的人”，“现阶段的党是升官发财方便的跳板，但绝不是按照思想观点而联合起来的最优秀分子的组织”。 与此相反，青年人对美国有一种别样的好感和莫名的向往。报告在“大学生和西方”部分中指出：“美国人民是聪明的人民，因此他们那里没有共产党”，“他们的失业人员比我们的工程师的生活还好”。 [88] 党群关系的脱离，导致党的先锋作用和战斗力的衰退，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日渐淡漠。与广大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红的30年代”相比，苏联人民劳动与建设的热情消退。正如《真理报》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这种情况下造成的后果是，实际上削弱了刺激劳动群众积极生产的因素，使他们越来越对工厂的生产成果漠不关心。” [89] 这种情况还表现在旷工、停工、怠工现象日益严重。1965年全国因这种情况而造成的损失约30亿卢布，1972年为40亿卢布。工人偷工减料还造成产品质量低劣。1961年，仅在商业部门积压的残次产品金额达到20.3亿卢布，1974年达到40亿卢布。 [90] 需要指出的是，列宁、斯大林缔造的苏共优良党风虽然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遭到严重破坏，但主要是如何完善党和政府的领导、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如何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等问题。那时苏共的性质、宗旨还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广大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还是衷心拥护苏共的领导、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也正因为如此，尽管苏共的领导、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总体上取得了巨大成就。真正把苏共引向灾难、把苏联拖入深渊是在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 一 全面背叛马列主义政党的性质 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共全面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如果说赫鲁晓夫没来得及彻底改造苏共就被党内反对派轰下台，那么戈尔巴乔夫不但完成了向“全民党”的转变，而且在指导思想、奋斗目标、组织原则、党的地位与作用等方面，完全被改造成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完成这一过程的基本标志就是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这次大会通过的“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声明以及苏联共产党的章程，标志着苏共在党的性质、地位与作用等方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苏共完全蜕变为社会民主党。 戈尔巴乔夫为摧垮苏共采取了多种手法，其中在思想理论上的一把利器就是，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瓦解了支撑苏共的思想理论基石。为达此目的，戈尔巴乔夫采用了循序渐进、逐步否定的策略。 苏共二十七大没有说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斗争，但提到“国际舞台上两种世界观的尖锐斗争”，并把“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为思想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提出要培养苏联人“从鲜明的阶级立场出发来评价社会现象”。但是，随着“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即高于一切阶级、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等所谓国际政治“新思维”的提出，国际关系人道主义化、非意识形态化就逐渐取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阶级观点与原则立场，排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大社会体系的对抗，实现两大社会体系“一体化”，成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外交纲领。 在对待苏联国内的问题上，更是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面对苏联国内以颠覆苏共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严峻的阶级斗争形势，苏共二十八大不仅不提苏联社会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完全删去了思想教育中“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斗争”的任务，而且否定了在苏联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污蔑“党和国家上层集团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实行专制”，宣布要“排除任何阶级、政党、集团、官僚管理体制的独裁专政”。 戈尔巴乔夫还继承了赫鲁晓夫的衣钵，继续否定苏联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把苏共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改造成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全民党”。苏共二十八大规定，苏共是“按自愿原则联合苏联公民”的“政治组织”，是一个“反映全体人民的利益”的“全民的政治组织”。 [91] 把苏共看做一个“自治的社会政治组织”、“志同道合的共产党员的自愿联盟”、“全民的政治组织”，不仅阉割了苏共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本质，而且还抹杀了党的先进性，把苏共与一般群众组织混同起来。因为戈尔巴乔夫明白，只要抹杀共产党的阶级性，模糊了党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就可以畅通无阻地把苏共改造成社会民主党，进而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苏共的指导思想与奋斗目标。 在党的指导思想上，苏共二十八大明确指出：“苏共坚决放弃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垄断，放弃取代国家管理和经济管理机关的做法” [92] ，亦即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在党的奋斗目标上，苏共二十八大指出，苏共要“献身于全人类的和人道主义的理想”，苏共“以在国内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保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为自己的目标”。 [93] 在组织原则方面，戈尔巴乔夫抛弃了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主张所谓的“民主的一致”。他在苏共二十八大上的报告认为，“列宁的这一原则实际上被官僚集中制所取代”，它培养了“军营式的职位等级纪律”，形成了官僚专制、行政命令，是一种官僚主义的强权。因此，他提出苏共要“坚决放弃在行政命令体制条件下形成的那种硬性集中的民主集中制”，要“坚持民主原则”。 [94] 众所周知，列宁不仅重视思想上建党，而且也十分重视组织上建党，要求所有党员必须加入党的某个基层组织并接受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与监督。苏共二十八大党章却提出，凡是“年满18周岁的苏联公民，承认党的纲领并履行党的章程，在党的一个基层组织中工作并以物质手段支持党”，就“可以成为苏共党员” [95] 。就是说，只要一个人向党的任何一个基层组织表示入党的意愿，而基层组织的党员对其入党的意愿又没有异议，党员的身份就确立了。这就把党变成一个“只要愿意，谁都可以参加”的普通政治组织。显然，这样的党是不可能有战斗力的，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反动势力的进攻面前，不可能针锋相对地开展斗争，捍卫自己的领导权，而只能步步后退，自觉自愿地交出政权。苏共瓦解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原则也遭到严重破坏。关于“少数服从多数”，苏共二十八大党章虽然在字面上保留下来，然而，戈尔巴乔夫更多的是强调“少数有权坚持自己观点，包括在党的舆论工具上坚持自己观点的权利”， [96] 即要求“摒弃多数的统治”。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党章说得更清楚：“少数人有权在党员大会、代表会议、代表大会、执行和监察机关的会议上，在党的舆论工具中捍卫自己的立场，提出补充报告，在记录中载明自己的意见，要求在自己的组织或上级机关重新审议争论的问题。” [97] 不仅如此，少数人完全有权坚持自己的立场，其中包括通过党的报刊和群众宣传媒介来寻求党内舆论的支持和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这样，“少数服从多数”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关于“个人服从组织”，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是侵犯了个人的自由。因此，“如果一些党员对某些问题持有不同于多数党员立场的观点，他们可以自由讨论和宣传自己的观点，甚至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公布这些观点”。 [98] 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党章进一步认为，应该允许党员根据某个纲领、利益、主张进行横向联系，组织各种俱乐部、理论研讨会、辩论中心、论坛、委员会，开展活动，以确定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立场 [99] 。这实际上是允许党内派别组织合法存在。 关于“下级服从上级”，戈尔巴乔夫认为这是典型的“等级的官僚机构”，必须加以废除。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各级党组织“在安排自己内部生活和活动方面是独立的”。概括起来，这种独立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下级党组织的决议，“只要不违背党的纲领性目标，并且在党章授予的权限内通过，上级机构不得予以撤销”；上级党组织有关下级组织的决议，必须征得下级组织同意，方能通过。比如苏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涉及各加盟共和国的决议，加盟共和国中央如果不同意，有权拒不执行。 [100] 这意味着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基本丧失了领导职能。 关于“全党服从中央”，更是不能允许。因为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是极权的新斯大林主义类型的党的超集中、反民主和严格等级制的表现，它使得每一个党员不能恢复自己的尊严感和党内自由感，排斥了创造原则和来自下面的积极性，把党员变成党的机关的附庸，造成官僚主义强权和党内生活的死板气氛。因此，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党章强调组织的民主、主动性和普通党员的权利。而且，既然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基本丧失了领导职能，也就谈不上全党服从中央。 戈尔巴乔夫不仅全面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更为严重的是，他主张放弃苏共的执政地位。因为在他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既然意味着一个阶级对全体人民的专制，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苏共一党执政就是对国家权力的垄断与独裁。因此，要实现政治民主化，苏共必须主动结束一党专政，推行多党制与议会民主，在多党竞选中谋求自己的政治与社会地位。也就是说，要把苏共变成组织议会和总统选举的议会党。 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认为，“苏共将在民主进程范围内推行自己的政策并为保持其执政地位而斗争，在选举中赢得选票以取得人民的委托，组建中央、共和国和地方的领导机构”；“党不攫取国家政权的全权”，“它不追求特权和在苏联宪法中规定自己的特殊地位。鉴于这一点，党认为必须通过立法动议程序，把涉及国家根本法第六条的有关建议提交苏联人民代表大会”。 [101] 在二月全会提议下，1990年3月14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基本法）修改补充法》，取消了1977年苏联宪法中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第六条，认为“苏联公民有权结成政党”，苏共在法律上丧失了执政地位。 苏共二十八大鉴于苏共已经决定放弃执政的事实，直接取消了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或领导“核心”等提法，认为“几十年来，苏共只是为专横的官僚体制服务”，苏共“准备同其他政党和运动进行公开竞赛与合作”，“任何一个共产党都不能凌驾于其他党之上，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党”。戈尔巴乔夫明确宣布：“党支持修改苏联宪法第六条和第七条，决定不再取代国家机关，不再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党“在选举范围内争取保持执政党的地位”，苏共“起着议会党作用”。 [102] 苏共二十八大还对苏共如何转为议会党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与规定。大会通过的纲领性声明指出，党“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建设性立场，在同其他社会政治力量自由竞争中捍卫政治领导权”。大会通过的党章指出，“苏共通过人民代表苏维埃自由选举和苏联公民表达意志的其他形式，争取在社会中的政治领导地位”，党的任务只是“组织制定和公布自己的竞选纲领，推荐共产党员为人民代表候选人，帮助他们组织竞选活动”。 [103] 二十八大通过的行动纲领则明确宣布：“考虑到按居民区开展的竞选活动的意义越来越大”，因此党的政治职能应该表现为“争取在各级权力机关选举中获胜，并在取胜的情况下建立相应的执行机关，进行议会活动，完成自己的竞选纲领”。 [104] 在党与群众团体的关系方面，苏共不再是领导，而只是一个平等的“合作者”。苏共二十八大提出“党同工会之间的关系已在改变。它们曾顺从地执行党的行政首长们的指示，在许多企业里成为行政的某种附属物，这种时代已经过去了”，“党同工会、同其他工人组织的关系将建立在伙伴和同志的基础上，党委会丝毫也不应当干涉工会的内部事务”。也就是说，工会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团体。在与青年组织的关系方面，苏共的纲领认为共青团不再是党的助手，而是一个“独立的社会政治组织”，“党组织和共青团应当学会建立自身的政治盟友关系”。 [105] 这就是说，工会、共青团、妇联以及其他群众团体已不再受党的领导，它们与党只是一种伙伴关系。换言之，赞成党的主张，就与党合作；不赞成党的主张，也可以脱离甚至反对党。 总之，戈尔巴乔夫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建党思想，从党的性质、目标、纲领、组织形式上，逐步把苏共改造成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党。这时苏共的名称虽然没有变，但苏共的性质、根本宗旨，以及其他重要的党建原则，已经根本改变。党面临瓦解也只是时间的迟早问题。 二 欺骗、分裂和背叛人民 如果说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党风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逐渐脱离、背离集体领导特别是人民群众的话，那么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不仅此问题日益加重，而且从根本上搞垮苏共进而为少数人或小集团谋取私利，就成了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为首的反叛势力从事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的主要目的。为此，他们耍起了骗子手、阴谋家惯用的手法，欺骗和分化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一步一步地把苏共引向分裂，引向死胡同；而当一切都木已成舟时，他们就毫不留情地抛弃这个党。因此，苏共党内欺骗、分裂和背叛之风盛行，党的肌体由内而外散发出腐朽衰亡的气息。 实事求是、表里如一、光明磊落是共产党人笃守的一贯品格，是党取信于民的外在形象。然而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为达到个人目的，他们口是心非、表里不一、欺骗舆论、愚弄民众。 戈尔巴乔夫深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那套主张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宗旨、目标和其他重要的党建原则格格不入、水火不容。为取得党内外对他的信任，他采取了两面派的欺骗手法。他一开始承诺改革“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进行，说改革是为了“有计划和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是为了“大力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 [106] 目的是挖掘和发挥年轻的社会制度的潜力。后来，他提出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到了1988年6月苏共中央召开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时，觉得时机已经成熟的戈尔巴乔夫一改先前的承诺，公开把改革全面转向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使得改革的性质与方向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为什么在改革进行了三年多之后才吐露真言，亮出自己的底牌？戈尔巴乔夫后来道出了缘由。他说之前“所有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阶段，因为假使我们在1985年4月也像在代表大会上（指1986年2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引者注），然后在1987年的一月全会、六月全会上，1988年的二月全会，乃至这次党的代表会议（指苏共中央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引者注）上那样去提出问题，那么会有人支持我们吗？我们会成为众矢之的，会很容易地被撵出领导层了事”。 [107] 为了确立并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可谓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他在苏共领导人中以“能言善辩”著称。他喜欢用模棱两可的词语发表看法，善于在诡辩、折中、标新立异中提出似是而非的论断，达到鱼目混珠、混淆视听的效果，以便趁人们思想混乱时浑水摸鱼，把自己的那套主张凌驾于党，强加于苏联社会。而一旦目的达不到，他便会原形毕露，左右话语权，无中生有甚至颠倒黑白。他打压党内外对他的改革有意见的人，就是采用这种手法。 他宣扬“民主化”、“公开性”，主张不给历史留下任何的“空白点”，表面上似乎为着要改善苏联的政治气氛，增加社会的透明度。其实，他的真正意图是要鼓励国内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否定苏联的历史，否定苏共的历史，攻击社会主义，煽动民族冲突和反共反苏的社会情绪。只有这样做才能为他在苏联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扫清历史障碍。 他口头上主张“改革革命论”，提出“改革是一个革命的过程”，“改革是一场革命”，“是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飞跃，是实现其本质特性的飞跃” [108] ，要对苏联和苏共进行根本的改造，从而给人以要彻底改变苏联现状的有魄力的领袖形象。然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革命论”却有不为外人道的另一面。他只讲改革的革命性意义，而不讲改革的原则性。他提出对整个社会大厦进行“革命性改造”，其实质是要毁掉党和国家的根基，根本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 戈尔巴乔夫还提出“多元论”，表面上看是为了推动苏联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民主化，给国家与人民带来生机与活力。然而“多元化”方针的真正动机是为了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否定苏共的执政地位，否定公有制企业的主体地位，进而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为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为苏联推行全盘私有化扫清制度障碍。 “多元论”把指导思想一元论与各种观点、意见多样性并存，把共产党执政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并行不悖，把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与多种经济成分相互补充混为一谈，因而极具迷惑性，成为戈尔巴乔夫瓦解苏共、葬送苏联社会主义的一把思想利器。 总之，戈尔巴乔夫提出的五花八门的新概念，表面上打着“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因而在改革初期令包括苏共党内一些高层人物在内的许多苏联人，一下子不能看清，使他的计谋屡屡得手，牵着苏共乃至苏联的鼻子顺着他指引的方向往前走。而当人们醒悟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已难以挽回。在经过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长期摧残之后，苏共党员与苏联人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总体不高固然是主要原因，但戈尔巴乔夫的两面派欺骗手法还是起了重要作用。 戈尔巴乔夫不仅在理论上玩弄辞藻，以偏赅全，偷梁换柱，暗度陈仓，而且在工作作风上也是言行不一，见风使舵，工于心计。博尔金曾这样回忆道：戈尔巴乔夫观点多变，善于兜圈子，“经常是向前走两步，向旁边走三步，又向后退一步”，“面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派，他说要为光明的未来——共产主义奋斗，任何时候都不会背离这条道路；而面对市场派，他又说，只有像奥地利和瑞典那样发展市场关系、民主和自由，才能取得成功”。“他善耍手腕，这种本事多年来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109] 他忽而高度评价苏联历史所创造的巨大成就，忽而又攻击苏联70年的政治体制是“集权官僚体制”，要用“自由的、民主的”体制取而代之。戈尔巴乔夫的两面派作风常常搞得下属无所适从，“总书记观点的‘多元化’使人们不知所措，对未来的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使两派人士都怀疑他的诚意”。 [110] 对于戈尔巴乔夫典型的两面派作风，雷日科夫明确说：“许多人，甚至对戈尔巴乔夫有一定了解的人，往往很难捉摸他的所作所为、他的瞬息万变。” [111] 在担任苏联总统前，他曾多次宣称：“党就是我的一切，我可以放弃苏联总统的职位，因为在我心目中，最重要的是苏联共产党。”但当上总统后，他的行为却与他的宣称完全相反。苏联解体后，他在与日本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说，他为能在改革年代里把共产主义的影响所造成的恶果从人们的意识中清除而感到非常的荣幸。 戈尔巴乔夫在党内表面上搞“民主”实际上是搞一言堂，容不得不同的意见与呼声。他发表的政治观点常常与苏共政治局内一些人的观点不协调，也不互相通气。他的许多倡议和许诺很多政治局委员都是从报纸上才知道。即便在开会的时候，他“不善于、不喜欢也不愿意倾听他人的意见，只喜欢夸夸其谈，只是他一个人没完没了地高谈阔论，玩弄辞藻，把本来空洞无物的刻板思想说得天花乱坠”。 [112] 戈尔巴乔夫曾经保证不重犯勃列日涅夫等人的错误，即一人担任党和国家两个领导职务。1985年7月2日，他提出党的总书记应集中精力抓党的工作，而不应在国家领导中占据位子，所以他允诺将不担任国家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务，提议由葛罗米科担任此职。可是，1988年6月，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又是他提出应由苏共总书记兼任国家首脑，提出“必须推荐党委第一书记担任相应的苏维埃主席”。 [113] 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党委书记能否兼任苏维埃主席，而且这样做也不是不可以，有时甚至是必要的。问题在于这反映了戈尔巴乔夫出尔反尔的作风和无限的权欲。 戈尔巴乔夫在口头上大讲“民主”，实际上干部选拔全由他一人说了算。在此之前，赫鲁晓夫时期的“乌克兰帮”，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第聂泊帮”，都带有苏联时期“拉帮结派”的特点。戈尔巴乔夫常以对其“忠诚”的程度来衡量和使用干部。谁如果是契尔年科的“老臣”，是曾经反对过他的，这个人就很难再得到重用。前苏共政治局委员多尔基赫曾是苏共总书记的候选人之一，戈尔巴乔夫为了限制其影响，便发动一场反对他的秘密战争。罗曼诺夫、格里申等人也是在与戈尔巴乔夫争夺总书记职务失败后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至于利加乔夫、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或者是什么别的人，如果一段时间在报刊和电台上多露了脸，戈尔巴乔夫便会心生妒意。据长期为戈尔巴乔夫服务的苏共中央总务部长博尔金回忆，“当他知道某人受到的赞扬超过他时，他就会失去自制。我根据经验知道，这些人很快就会完蛋，总书记—总统将会使他们从政治舞台上消失”。 [114] 众所周知，谢瓦尔德纳泽、阿利耶夫、雅科夫列夫等人都是因为忠于戈尔巴乔夫才得到重用的。“拉帮结派”的必然结果是形成一种“领袖”及其小圈子拥有全权的专制制度，这种制度使少数上层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最为严重的是，在“8·19”事件后，他竟然可以不通过党的代表大会，或者至少是中央委员会，自己个人就宣布解散苏共中央委员会，这真是亘古未有的专断行为！这是对他大叫大擂提倡的“民主化”、“公开性”原则的绝妙讽刺，与苏共早期的优良党风更是鲜明的对照。 党内民主遭到破坏，不仅产生个人专断、一言堂等严重问题，而且也使民主选举流于形式。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必须从组织上保证党的代表以及人民代表是经广大党员及人民选出并能很好履行代表人民利益的职责。而要做到这一点，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确保工作在一线的工人和农民代表在代表总额中占较大比例。列宁、斯大林时期的苏共十分注重这个问题，而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特别是在其执政后期，党的代表、人民代表成为一些官僚自己或由他们指派的人掌握的特权。 198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七大时，5000名代表中尚有1705名工人代表，而到1990年7月苏共召开二十八大时，出席大会的4683名代表中，工人代表只有543名，不及上届大会工人代表总数的1/3，仅占代表总数的11.6%。农民代表也只有225名。而大约60%的代表是在戈尔巴乔夫“民主化”期间选出的所谓全苏人民代表或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选出的人民代表。 [115] 戈尔巴乔夫后来描述了苏共二十八大召开前夕党内代表组成情况与问题，他说：“……代表中工人的数量少得可怜，名额都被各级党组织的书记占了。代表会议，当然还有代表大会变成了党的干部大会，主要是区、市两级党的干部大会。这也就是选举的结果。选举过程中，党的机关干部施加了强大的压力，简直就是自我选举当选为代表。”即便有幸当选的“工人代表不管在俄罗斯代表会议上，还是在苏共代表大会上都‘给折腾得够戗’”。 [116] 与此相反，“许多不称职的人，甚至连曾因恶性犯罪、杀人坐牢的罪犯也出现在人民代表的候选人中。而那些竞选纲领旨在反苏、反共的空谈家和蛊惑人心者更是数不胜数”。 [117] 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冒出来的许多所谓“精英”人士牢牢占据了这些代表的席位。他们口头上代表人民，实际上却干着损害人民利益的勾当。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奥希波夫指出，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出现的民主纲领派“其代表人波波夫就讲：‘我们不考虑人民，我们就是要故意造成全面紧缺的状态’”。 [118] 在苏共的领导层里还有一批经戈尔巴乔夫相中并被提拔到重要领导岗位上的人，他们与戈尔巴乔夫可说是一丘之貉，都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派人物。 戈尔巴乔夫的得力助手雅科夫列夫在1972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第一副部长时，曾在《文学报》发表《驳反历史主义》的长文。他引经据典，对文艺界出现的所谓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直到1989年他还说“我至今仍然相信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然而在私下里，同一个他却说：“已经到这样的时候了，即必须说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空想的和错误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就是一种打着科学幌子的新宗教……我们的宗教本来就是错误的，我们的耶稣是假造的”。 [119] 他甚至公然否定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声称“实质上，马克思据以建立其‘科学社会主义’世界观大厦的全部具体经济结论中没有一个是在实践中得到证实的”， [120] 所以公开宣布与马克思主义决裂。 戈尔巴乔夫的另一个得力助手谢瓦尔德纳泽也曾明白无误地说过其政治思想上出尔反尔的转变过程。1991年他在回答法国电视台记者提问时说道，“我们在一个时期里有过共产主义理想，并为实现这一理想进行过斗争。后来我慢慢地意识到我坚信的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改变这一现象。90年代初的一天，我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们的制度已腐烂了，必须全部加以摧毁，并自上而下地进行彻底改造”。就是这样一些政治信仰不坚定的两面派人物，却长期主管苏共意识形态的领导工作，可见苏共的思想作风必然要发生蜕变。 至于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对他实质上也是采取了两面派的态度。不可否认，戈尔巴乔夫与他有重大的矛盾。1987年11月叶利钦被解除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等要职，戈尔巴乔夫是点了头的（虽然不是他的本意）。在苏联剧变后，戈尔巴乔夫更是指责叶利钦背信弃义，后悔当初没有将他流放到国外当大使。但是从思想意识上看，他们是有共同点的，甚至可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们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分歧。他们的世界观是一致的，根本改变苏联的社会制度、彻底瓦解苏共的目标也是相同的。因此，他们也就有了或明或暗的合作与配合。“8·19”事件之后，戈尔巴乔夫更是与叶利钦联手，给世人上演了一幕瓦解苏共、肢解苏联的“双簧剧”。 叶利钦在他的《总统笔记》中坦率地说出了他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把我推到荒无人烟的偏僻角落里，也没有把我发配到遥远的异域他乡，就像他的几位前任所做的那样。相反地，他似乎是很高尚地宽恕我，怜悯我”。“我从来没有把同他的斗争作为自己的目标。不但如此，在诸多方面，我是跟着他亦步亦趋，拆掉共产主义大厦的一砖一瓦。” [121] 除了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叶利钦等高层人物外，还有许多在民主化大潮中涌现出来的所谓“精英”人物。在政治领域如萨哈罗夫、波波夫等，在经济领域如盖达尔、亚夫林斯基等，此外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有些头面人物。这些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有的在历史上就以反共反社会主义著称，如萨哈罗夫。也有的是来自知识界成名不久的新锐，如亚夫林斯基，他原是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博士，因执笔苏联向市场经济过渡的“500天计划”而一举成名。1990年7月，叶利钦任命时年38岁的他为俄罗斯联邦政府副总理，因不切实际的“500天计划”遭遇激烈的反对，亚夫林斯基愤然辞去副总理职务。 这些“精英”人物与戈尔巴乔夫等领袖人物在世界观、历史观等方面是相同的。他们都主张资本主义民主，主张私有化与自由市场经济，否定乃至攻击马克思主义。反共反社会主义成为他们走到一起的思想基础与共同目标，也使得他们成为配合西方西化、分化苏联的帮凶。 戈尔巴乔夫不仅大耍两面派的欺骗伎俩，而且完全抛弃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 对党内和社会上对他的改革提出的异议，他不论对错，轻则扣上教条主义者、“保守派”、“传统派”和“党内原教旨主义者”的帽子，重则搞政治迫害，停职罢官。他上任之初曾给予利加乔夫很高的评价，认为他“精力充沛、坚毅果敢、很有原则性”，并让利加乔夫主管意识形态的工作，成为仅次于戈尔巴乔夫的党内二号领导人。而当利加乔夫对他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言论和破坏苏共的党建原则的行为提出疑问甚至不满时，戈尔巴乔夫便一改常态，攻击利加乔夫是“死抱旧观念旧框框不放的斯大林主义者”，是反对改革的“保守派”，甚至是“改革的隐蔽的敌人”。在戈尔巴乔夫的策划下，利加乔夫在“尼娜·安德烈耶娃事件”发生后很快被停止主管中央意识形态的工作，由完全倒向戈一边的雅科夫列夫继任。从此利加乔夫便失去了在苏共党内原有的地位和权力。 在戈尔巴乔夫等人打压下，像利加乔夫、雷日科夫等出于对党与人民事业的忠诚而敢于诤言谏言者，几乎被完全剥夺了作为党员、干部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更谈不上对党的领导人与领导机构的批评监督权，苏共党内的民主生活极不正常。当苏共中央内部在讨论是撤销宪法第六条还是同意只作修改时，戈尔巴乔夫坚决反对利加乔夫等人只同意作修饰性修改、不赞成根本动摇苏共地位的意见，认为这些不同看法“都不过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治标之方。对第六条的任何修正都不能为实施多党制提供宪法保障，也不会改变原先的政治制度”。 [122] 在他看来，只有彻底废除宪法第六条这只拦路虎，才是治本之策。最后，尽管利加乔夫坚持维护苏共的先锋队作用，克留奇科夫坚持反对把党变成议会党，苏联宪法第六条还是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意见被删除了。 当党内不允许有不同声音的时候，这个政党就会渐渐失去它的凝聚力、战斗力，走向分化与分裂已不可避免。1991年发生的“8·19”事件，实际上是苏共党内外因缺乏民主而积聚的各种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它也宣告了苏共历史上最严重也最具毁灭性的一次大分裂。当苏共已成为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政党，沦为维护少数人利益的工具的时候，当其领导人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的时候，出现分裂并走向完结则是历史的必然。 戈尔巴乔夫在宣布解散苏共的前夕对苏共中央内部的状况有过这样的一段描述，他说苏共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解体，“因为它包含了各种各样思想—政治派别的代表。我主张通过民主的道路达到这一点——11月举行党的代表大会，到时候在会上进行分野，好说好散。我和我的志同道合者所提出的党纲模式，根据一些民意调查，党员支持率在三分之一左右。其余部分就各奔东西了：有支持尼娜·安德烈耶娃和安皮洛夫的，有支持布兹加林和科索拉波夫、久加诺夫、罗·梅德韦杰夫和杰尼索夫、利皮茨基和鲁茨科伊的。看来有相当一部分人加入了民主俄罗斯，与特拉夫金的民主党、基督教民主主义者为伍了。这件事（指他宣布解散苏共的事。——引者注）归根结底还是发生了。” [123] 戈尔巴乔夫把造成苏共分裂与最终瓦解的责任归咎于别人，而真正的祸首却是他自己以及追随他的同伙。而据曾担任戈尔巴乔夫总统顾问和新闻发言人的格拉乔夫透露，早在1985年雅科夫列夫就建议戈尔巴乔夫把苏共分成两个党，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反对，他只是觉得早了点，认为只有时机成熟才能办到。 [124] 因此，苏共内部出现分裂，这是戈尔巴乔夫希望见到的，也是经他努力的结果。 戈尔巴乔夫还是一位爱慕虚荣、喜欢出风头的领导人。他具有很好的口才，但崇尚空谈、文过饰非。人们常常讥笑他的领导风格是“以说话开始，以说话结束”，致使改革初期的大量决议被束之高阁。而他夸夸其谈，缺乏求真务实的作风，使党的很多问题得不到解决，很多矛盾得不到克服，很多任务不能完成。 他不仅关心国内民众和舆论对他的评价，更沉醉于西方舆论对其“开明君主”形象的反映。曾担任过戈尔巴乔夫助手的瓦·博尔金在其回忆录《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写道，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经常大声朗读国外对他在世界上的伟大改革的评价，这种东西有时他会读上几个小时，而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过去了，而亟待处理的大量文件他却还没有看”。 [125] 西方世界正是抓住戈尔巴乔夫沽名钓誉的弱点，投其所好，利用他实现了西化、分化苏联的战略。1991年11月18日，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她卸任一年多到美国休斯敦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在谈到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在苏联瓦解过程中的作用时，她提到西方世界看好戈尔巴乔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此人“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他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关系良好，因此，通过我们的帮助，他能够掌握大权”。而一旦戈尔巴乔夫掌权，“借助他我们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 [126] 实践证明，西方的这一如意算盘并没有落空。戈尔巴乔夫正是按照西方设计的路线图一步步滑进为他准备的陷阱而他却浑然不觉。 戈尔巴乔夫及其集团对苏共优良党风的严重败坏，切断了党与群众的联系，不仅毁坏了党的凝聚力，而且使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进一步瓦解，党群关系恶化到顶点，从而造成国内经济状况恶化，民族矛盾尖锐，使人民丧失对党的信任。雷日科夫曾痛心地说党到1990年已经缓慢地濒临死亡。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沉痛地反思说，那时党内、社会上普遍养成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的风气，这是造成苏共党内离心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曾经是苏共普通党员的莫斯科一家电视台采编部主任这样说，我曾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一直积极参加党组织的各项活动。但是，戈尔巴乔夫这些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实际上是在争夺权力、争夺总统，根本不去考虑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他们早就成为一群高高在上的特殊的官僚阶层，这样的党的领导人和恶劣的党风，怎么可能再让我们跟着他们走。 苏共出现了退党风潮。1987年，苏共的退党人数为16634人，1988年为21217人，1990年猛增至1809424人，1991年仅第一季度，退党人数就达到587000人。 [127] 1989年1月至1991年1月，在短短的两年内，全国有290多万共产党员声明退出党组织。 苏联最大的乌拉尔汽车制造厂在1989年还有9000多名党员，到1991年1月只剩下1600多人，其中还有300多人不交党费。 [128] 布良斯克地区1986年有6000人入党，1989年为750人，1991年只有4人。据1990年不完全统计，全国有1/5的车间党组织、1/2的党小组解散或停止活动，苏共战斗力几乎丧失殆尽。 [129]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制铝厂是全国闻名的大厂，但自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后，大批党员开始退党，有900人交出了党证。 198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七大时有1800多万党员，而截止到1991年7月1日，苏共党员只有1500万人。留在党内的党员也大都对党失去了信任。 1990年底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等共和国的共产党由于失去群众的支持已经沦为在野党，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的市长职务也同样地落到反对派手中。苏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当苏共这艘巨轮在风雨中飘摇的时候，使之驶向错误航向并给以重创的参与者们却纷纷选择了逃离。1990年7月，叶利钦、波波夫、索布恰克等人在苏共二十八大上宣布退出苏共。1991年7月2日，谢瓦尔德纳泽宣布退党。8月6日，雅科夫列夫也接着宣布退党。而身为船长的戈尔巴乔夫此时已是苏联总统。出乎常人想象的是，他竟视总书记职务为“一大累赘”。他身为总书记不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不向苏共中央政治局定期汇报工作。面对政治局里有人对他的指责，他却大为恼火，不耐烦地辩称“我作为总统，没有义务把自己的一切步骤必须跟政治局协商一致”。 [130] 而当有人提到他同时身任苏共总书记和苏联总统二职不合适时，他便开始筹划弃离苏共了。“8·19”事件加速了他的逃离。8月24日，他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此后不久苏联共产党自行解散。苏共这艘巨轮就这样悄然沉没了。 三 党沦为由少数人控制并为其谋取私利的工具 当苏联共产党不再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政党，不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时，它所要服务的对象、它所秉承的宗旨也必然随之发生根本的改变。在戈尔巴乔夫等一伙人的蓄意破坏下，苏共由代表苏联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利益的党，逐渐蜕变成由少数人和小集团控制并为他们谋利益的工具。而当苏共失去了被利用的价值的时候，这些既得利益者就无情地抛弃它，终结它的生命。 综观苏联剧变的全过程，有三股主要势力成为苏共葬礼上的得益者。首先是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所谓改革派。这股力量在1991年“8·19”事件之前一直领导着苏联的改革，而在“8·19”事件之后便与叶利钦等西化、分化苏联的力量同流合污，共同摧垮了苏共，瓦解了苏联。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不仅终结了苏共在苏联的领导地位，把苏共改造为社会民主党，而且还摧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把苏联全面引向资本主义。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他已经基本完成了任务，实现了他的政治理想与民主目标，因此，他对改革的结果感到安心和满意。1991年12月25日，在宣布辞去苏联总统亦即宣告苏联终结的《告苏联公民书》中，戈尔巴乔夫说他“对1985年春天开始的民主改革的历史正确性确信不疑”。 [131] 他在苏联解体后评价他的改革“开启了我国的民主改革的端绪，这就是我最大的成功”，“向渐进民主改革的目标前进……我们终获成功。在这一点上，我深以为幸！” [132] 而对于苏共的瓦解，这位总书记竟没有丝毫的愧疚与自责。他一方面竭力把责任推给“8·19”事件的制造者；另一方面还认为，“苏共到一定的阶段要解体，这是不可避免的”，“为苏共解散而大为惋惜是没有意思的。它起到了自己的历史作用，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133] 以叶利钦为首的所谓激进民主派是苏共垮台的最大受益者。他们梦寐以求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成为现实，而且他们在分裂苏联后还攫取了新独立国家的领导权，成为前苏联废墟上的政治新贵。据俄罗斯科学院的一项权威调查显示：俄罗斯新社会精英来自前苏共的官僚，最高领导层占75%，政党首领占57.2%，议会领导占60.2%，政府部门占74.3%，地方领导占82.3%。 [134]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受益者还有西方大国。自世界上出现社会主义制度以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就一直把颠覆社会主义政权作为对外战略的重要任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苏联制定了各种形式的西化、分化战略，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得以成功。苏联解体后，美国利用难得的机遇加紧营造以它为首的单极世界，积极推行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为发展美国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当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与西方联手西化、分化苏联的时候，广大苏联人民的利益、愿望与诉求被完全抛在一边，置于脑后，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了苏联亡党亡国的最大牺牲品。 实现社会主义并最终走向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符合广大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长期以来，苏共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得到了苏联人民的衷心拥护，他们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并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疯狂歪曲和丑化苏共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苏联人民长期艰苦奋斗甚至以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来之不易的革命与建设成果被贬损得一无是处，苏联人民长期信赖并以之为依靠并领导苏联取得辉煌业绩的苏联共产党被描绘成邪恶的甚至犯了罪的组织，列宁、斯大林等党和国家的领袖被描绘成“恶魔”甚至“无赖”。与此同时，西方社会被他们吹捧得天花乱坠，资本主义成了人间天堂。仿佛苏联只要改旗易帜瞬间就能踏上富裕文明的康庄大道。叶利钦明确表态：只要从苏联分离出去，搞资本主义，“俄罗斯便能在3～4年内进入世界上最繁荣富强的国家之列”。 [135] 苏联是苏联境内各族人民自愿结成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尽管联盟内的有些民族之间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与问题，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总体是和睦的；广大苏联人民热爱自己的祖国，衷心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主张维护苏联各族人民的团结与国家的统一。即便在苏联社会急剧动荡、人民生活遭遇严重困难的苏联剧变期间，绝大多数苏联人民仍然希望维护国家的完整与统一。然而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中成长、壮大的民族分裂势力与极端分子与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全然不顾广大苏联人民的愿望与要求，强行解散了苏联。 公有制经济既是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基础，也是全体苏联人民长期奋斗的共同财富。然而戈尔巴乔夫的私有化改革不仅瓦解了社会主义政权的经济基础，葬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成果，而且还成为少数人发家致富的工具。 经济私有化与自由市场经济给苏联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据苏联官方的统计，1989～1991年，苏联经济增长率为 9.6%，按西方的统计，同期有7.7%的下降率，其中1991年达到 13%。 [136] 随着经济形势日益恶化，苏联出现了货币危机、粮食短缺，物价飞涨，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品得不到保障。全苏市场行情需求科学调查研究所的调查询问数据表明，1989年末，989种大众消费品之中，在某种程度上敞开出售而又未严重断货的仅占11%，商店中已看不见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洗涤剂、大部分日用化学品、许多种家具、电熨斗、刮脸刀片、化妆品，1987年还不间断有售的诸如洗涤剂、学生练习本、铅笔、漆布之类的用品，也都成了脱销商品。 [137] 商店里商品奇缺，货物刚一上架就被哄抢一空，排长队购买食物司空见惯。一名苏联小学生在1991年2月14日发出的信中说：“上星期我站了一次可怕的队买肉。您知道我站了多长时间吗？我都害怕告诉您，可我在那儿站了足足五个半钟头。以前我们这里也老排队（这您是知道的），可那些队伍都不像这么长，我们也不是买什么都排队。但是现在我们买所有的东西都要排队，从买肉、买鞋开始，直到买火柴和盐。我们排队买大米、买白面、买油……这是一个开列不完的名单……以前我从来不哭——我的性格坚强，但现在我常常都哭。我们已经变得像动物了。要是您看见我们这些粗野疯狂饥饿难忍的人站在可怕的野蛮的队伍里，您准会休克。每个国家都在援助我们。我们已经公开乞求救助并且心甘情愿接受救助。我们已经忘记了一个美好的字眼——自尊心。我为我们的国家感到羞耻。” [138] 戈尔巴乔夫助理切尔尼亚耶夫在日记中描绘了1991年3月31日他外出买面包遇见的景象，他“和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乘车跑遍了整个莫斯科，从巴里纳小树林开始：面包店要么大门紧锁，要么糟糕得绝对空空如也。这样的情景，也许莫斯科的整个历史上都前所未见——哪怕是在最饥饿的年代”。 [139] 随着企业困难加剧，失业人员不断增加，1990年达到2200万人。不少地方的工人和企业职工出于对现状的不满，纷纷走上街头罢工示威。1989年7月，苏联库兹巴斯、顿巴斯和卡拉干达等产煤区50多万人从10日开始分别举行大规模罢工，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要求稳定物价、改善市场供应、给煤矿以经济自主权、提高超产煤的价格、增加夜班补贴和养老金、延长休假期等，还建立了罢工委员会。罢工持续了两个星期左右。1990年7月，各大采煤区又联合举行集会和罢工。1989年2～11月，全国有1500家企业140万人罢过工，损失70亿～80亿卢布。 非法集会与犯罪猖獗，社会急剧动荡不定。1988年非正式组织群众集会月均194次，1989年每月达400次。1988年揭出犯罪组织1000个，1989年达1600个，恶性案件增长超过了75%。 民族矛盾日趋尖锐，民族纷争与冲突四起。自1986年12月哈萨克共和国爆发阿拉木图民族骚乱事件开始，苏联境内的民族冲突及动乱就出现了多米诺骨牌般的连锁反应，除波罗的海三国要求独立的运动之外，先后发生了克里米亚鞑靼人为重返家园、恢复自治共和国而展开的斗争，阿塞拜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归属问题之争，摩尔多瓦复杂的民族矛盾，格鲁吉亚的民族动乱等。据不完全统计，仅1988年在全苏170多个城市和地区，发生大大小小的示威、游行、骚乱和冲突事件就达2600多次，参加者达1600多万人。 与广大苏联人民生活状况急剧恶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戈尔巴乔夫却想着为个人及家庭谋取好处，第一家庭过着奢华与气派的生活。戈尔巴乔夫刚刚接任总书记，他就指示下属在海边新建豪华别墅等度假场所，而位于列宁山的戈尔巴乔夫六居室官邸更是惹人注目，行人老远就能望见，成为莫斯科旅游一景。 据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戈尔巴乔夫办公厅主任博尔金回忆，从1991年1月起，就不断有人讨论国家面临的困难。国家处于政治和经济危机中。有人警告国家经济正在滑坡，联盟本身也很可能崩溃。然而，“总统却在想别的事；他发狂似的千方百计提高自己目前非常低的支持率，准备出版自己的新书，帮助他妻子出版自传。已经有人保证为这本书立即付给赖莎一大笔现金，他们其他著作的出版工作也在进行中。赖莎的书将在苏联出版发行，她常给我打电话询问哪家出版社对她的处女作来说最适宜”。虽然“总统一家也将会面临困难时期，但他们在银行里存有硬通货。戈尔巴乔夫著作的稿酬加上联盟版权局付他的版权费，早已给他的户头输进了100多万美元。他曾接受过许多用贵重金属制成的礼物，各种硬通货的奖励，此外，他还有其他财产。我提高了警惕，很想知道总统是否关心国家的命运，是否能腾出时间来处理国家的事务和人民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窘境”。 [140] 更有甚者，当权者乘私有化改革之际损公肥私，化公为私，大肆鲸吞公有资产，使得苏联几代人艰苦奋斗积累的成果，转瞬间化为少数人口袋里的财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商界精英60%以上来自前苏共的官僚。在1992～1993年的100家俄罗斯最大私人企业的所有者中，原先的党政精英、企业家、银行家及其家族占了62%。 [141] 曾担任过俄罗斯总理的维·斯·切尔诺梅尔金，在20世纪80年代当过苏联天然气工业部部长，1992年天然气公司私有化后，切尔诺梅尔金摇身一变成了天然气股份公司最有实力的控股人，他控制着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气资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几个人之一。前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科尔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职位创办了一家大银行，把原属于人民的财富变成了他个人的财产。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大卫·科兹等深刻地剖析了这一奇特的现象。他们说：“一个天主教徒会突然之间变成无神论者吗？”“苏联精英分子的物质利益虽然是大大增加了，但是，如果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精英相比，他们在物质上所享受的特权也就相形见绌了”；“在苏联体制下，社会上层和底层之间的收入差别，比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差别要小得多”，“在苏联体制下，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比一般产业工人高出8倍”，“大企业的总经理的报酬大约是一般产业工人的4倍”，而美国高层精英的收入是普通工人的150～400多倍；“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合法的途径积累物质财富几乎是不可能的。积累了物质财富的苏联领导人总是担惊受怕，唯恐有一天被人发现或被起诉”，因此，“苏联体制的瓦解”，“源于其自身的统治精英对个人利益的追逐”。 [142] 改革催生的新资产阶级成为摧垮苏共、瓦解苏联的阶级基础。利加乔夫后来在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时，他不无感慨地指出，我们认为导致苏联解体的客观原因是不存在的，基本上是主观原因。首先是上层领导人的变质。他们主要为个人发家致富，想无限制地统治人民，他们后来都成了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他们就是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为代表的人。这些财富是靠掠夺人民财富而带来的。他们强烈渴望要求拥有私人财富，但当时苏联党和人民不允许。 [143]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在苏联解体后不久也指出，在俄国社会形成了“一种疯狂掠夺人民财产并运往西方的大资产阶级”，这个买办阶级“掌握了基本工业部门，垄断了自然资源、银行、报纸、电视、电台等等，并执掌国家政权，他们是使俄国丧失强国地位和人民贫困的主要祸害”。 [144] 造成以上种种后果的祸首，就是苏共的蜕化变质，失去了人民对它的支持。戈尔巴乔夫全面破坏了苏共，使苏联人民失去了值得信赖和依靠的主心骨，使国家失去了稳固的政权基础，也使戈尔巴乔夫式的苏共失去了民心。 在苏共垮台前不久，有关机构做过的调查结果显示：有85%的人认为苏共主要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利益。当苏联共产党不再是苏联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不再是苏联人民利益的代表者的时候，当时尚有的40多万个苏共基层支部、1000多万名苏共党员不出来捍卫党和国家，冷漠看待逐渐走向死亡的苏共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戈尔巴乔夫在下台后反思时也不得不承认：“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失去了主要的资源，就会出现政治冒险家和投机家。这是我犯的错误，主要的错误”。不，这岂止是“错误”，这是对人民的背叛。戈尔巴乔夫最终彻底背叛了人民群众。他以人民的名义，打着人道和民主的旗号，危害人民的根本利益，最终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正因为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彻底背叛了人民，人民对这个已经不代表自己根本利益的党在其生死存亡的关头才采取了十分冷漠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苏共党群关系的首先“解体”，才导致了苏共和苏联的解体。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第32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 [4] 《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421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2～283页。 [6]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231、238页。 [7] 《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338页。 [8]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413页。 [9]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103页。 [10] 《列宁全集》第24卷，第38页。 [11] 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第537～538页。 [12] 《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俄文版，莫斯科，1984，第538～539页。 [13] 萨哈罗夫主编《20世纪祖国史》，俄文版，莫斯科，2002，第167页。 [14] 萨哈罗夫主编《20世纪祖国史》，第168页。 [15] 萨哈罗夫主编《20世纪祖国史》，俄文版，莫斯科，2002，第167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83页。

[17]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37页。 [18]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45页。 [19]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85页。 [20] 《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317页。 [21]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145页。 [22]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下同），第42卷，第184页。 [23] 《列宁全集》第42卷，第184页。 [24]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第108～109页。 [25] 《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7，第162页。 [26] 《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第27页。 [27] 参见王正泉主编《苏联政治经济七十年》，第382、383页。 [28] 〔苏〕苏联科学院历史所编《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商务印书馆，1997，第471页。 [29] 参见〔苏〕阿·梅特钦科《继往开来——论苏联文学发展中的若干问题》，石田、白堤译，商务印书馆，1995，第229页。 [30] 萨哈罗夫主编《20世纪祖国史》，俄文版，莫斯科，2002，第158页。 [31]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303～304页。 [32]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36页。 [33] 《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第325页。 [34] 《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334页。 [35] 《列宁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543页。 [36]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63页。 [37]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41页。 [38]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第186页。 [39] 《列宁全集》第49卷，第222页。 [40]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865～866页。 [41]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84页。 [42]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47～748页。 [43]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48页。 [44]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60页。 [45]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3分册，人民出版社，1956，第481页。 [46] 埃·鲍·根基娜：《列宁的国务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第517页。 [47] 《列宁全集》第49卷，第57页。 [48] 《列宁全集》第49卷，第322页。 [49] 《列宁全集》第49卷，第33页。 [50] 《列宁全集》第49卷，第207～208页。 [51] 《列宁全集》第49卷，第68页。 [52]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7页。 [53]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7页。 [54]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第399页。 [55]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275页。 [56]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449页。 [5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80、679～680页。 [58] 〔德〕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4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第347页。 [59] 《列宁全集》第21卷，第249页。 [60] 《列宁全集》第21卷，第278页。 [61]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197页。 [62]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32页。 [63]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32页。 [64]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08页。 [65]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08页。 [66] 尼·谢·赫鲁晓夫：《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年——1957年11月6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57，第40页。 [67] 1953年6月10日《真理报》。 [68] 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载《共产党人》1953年第12期。 [69] 《赫鲁晓夫言论集》第4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第11页。 [70] 1955年2月3日《真理报》。 [71] 《赫鲁晓夫言论集》第4册，第11页。 [7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14页。 [73]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第165、304页。 [74]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406页。 [75] 参见〔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151页。 [76] 参见叶·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第127页。 [77] 参见〔俄〕维·阿法纳西耶夫《〈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东方出版社，1993，第92页。 [78] 叶·利加乔夫：《警告》，俄文版，莫斯科，1998，第80页。 [79] 叶·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第14页。 [80]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第151页。 [81] 〔苏〕罗伊·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第104页。 [82] 1987年5月28日〔苏〕《劳动报》。 [83] 参见〔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151页。 [84] 维·阿法纳西耶夫：《〈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东方出版社，1993，第70～71页。 [85] 《安德罗波夫言论选集》，新华出版社，1984，第388页。 [86] 叶·利加乔夫：《警告》，俄文版，第60页。 [87] 叶·利加乔夫：《警告》，俄文版，第59页。 [88] 参见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149、150、152、157页。 [89] 1987年6月27日《真理报》。 [90] 1973年8月28日《真理报》。 [91] 苏群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91，第146、41页。 [92] 苏群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第128页。 [93] 苏群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第146、36页。 [94] 苏群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第44、129页。 [95] 苏群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第146页。 [96] 苏群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第129页。 [97] 苏群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第150～151页。 [98] 苏群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第45页。 [99] 苏群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第152页。 [100] 苏群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第148、154～155页。 [101]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资料编辑中心编《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文件选编（1990年2月5～7日）》，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第41、42页。 [102] 苏群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第35、70、43、37、41页。 [103] 苏群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第128、158页。 [104] 苏群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第130、129页。 [105] 苏群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第39、39～40、132页。 [106]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第45页。 [107] 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476页。 [108]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57页。 [109]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第308页。 [110]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第308页。 [111]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367页。 [112]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第369页。 [113]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第510页。 [114]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第357页。 [115] 苏群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第77、78页。 [116] 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第640页。 [117] 〔俄〕叶·利加乔夫：《警示》，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第89页。 [118] 参见李慎明等2010年4月27日与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部分人士座谈记录。 [119]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序言、崩溃、结束语》，俄文版，莫斯科，1992，第1、127页。 [120]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第65页。 [121] 〔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东方出版社，1995，第19页。 [122] 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577～578页。 [123] 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369页。 [124]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著《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第181页。 [125]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第282页。 [126] http：//www.itnsource.com/shotlist/ITN/1991/11/22/T22119113. [127] 〔苏〕《党的生活》1991年第11期。 [128] 〔苏〕《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6期。 [129] 〔苏〕《党的工作者手册》，莫斯科，1989，第589页。 [130] 参见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316、1323页。 [131] 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3页。 [132] 〔俄〕戈尔巴乔夫、〔日〕池田大作：《20世纪的精神教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04页。 [133] 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369页。 [134] 参见张树华《俄罗斯“革命”与政治精英的演变》，载王一程、黄平主编《中俄政治改革与发展》，新华出版社，2006，第206页。 [135] 参见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628页。 [136] 参见〔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102、118页。 [137] 转引自Ε.Τ.盖达尔著《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王尊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184页。 [138] 转引自Ε.Τ.盖达尔著《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王尊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253页。 [139] 转引自Ε.Τ.盖达尔著《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王尊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267页。 [140] 〔俄〕瓦·博尔金：《震撼世界的十年——苏联解体与戈尔巴乔夫》，昆仑出版社，1998，第4～5页。 [141] 〔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151页。 [142] 〔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148～149页。 [143] 参见2010年4月28日李慎明等与利加乔夫座谈时的谈话。 [144] 参见吴恩远《久加诺夫在俄共七大报告中涉及到的若干理论认识问题》，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0年第62期。 第五章 苏共的特权阶层 特权阶层是苏联共产党内后期产生的一个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者群体，因为他们掌管着某些直接的权力，所以也被称为官僚特权阶层。起初，特权者只是个别人或少数一些人。到了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特权者的队伍日益扩大，所享有的特权不断增加，形成了一个具有巨大政治影响力的政治阶层。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特权阶层逐渐演变为挂着红色招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权势派。特权阶层对苏共和苏联的发展进程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最终成为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社会基础。 第一节 特权阶层的形成和基本特征 一 批驳一种错误观点 早在20世纪30年代，在与斯大林的权力斗争中败北的托洛茨基就提出苏联已经出现一个“官僚阶层”， [1] 但这个结论最多只是发泄他的政治气愤，是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的。60～70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也认为，苏联一开始就存在一个特权阶层。他们将苏联视为一个阶级对立的社会，把苏联的各级干部视为一个“新阶级”。 [2] 70年代中期，捷克斯洛伐克的奥塔·锡克出版《共产主义政权体系》一书认为，主要由于高度集中的体制，在苏联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 [3] 苏联解体后，一些俄罗斯学者也肯定苏联时期存在特权阶层。他们将特权阶层等同于党和国家的所有干部，即所谓“诺门克拉杜拉”（俄文номенклатура的音译，原意是指“名录表”，指那些列入官职名录表的干部），并着重描述他们所享有的种种特权。其实，这种观点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是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那里几乎原封不动地抄来的。西方国家的政界、学界早就提出苏联的所谓“特权阶层”问题。他们多是从反苏、反共的阶级立场和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出发，对苏共和苏联的消极面恣意夸大、恶意渲染，并挑动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 历史事实表明，认为苏共从执政开始就已经存在一个特权阶层，并将所有苏联共产党的干部列为特权阶层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这是无视特权阶层的本质及其特征而夸大了这一阶层的范围。并非所有的干部均属特权阶层，特权阶层只是干部队伍中的一部分人，特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形成的、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追求个人甚至阶级的额外权利者组成的群体。在苏共干部队伍中，有大批清正廉洁、一心为公，并始终致力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干部。将这些人都列入特权阶层的范围不符合事实，甚至是别有所图的。 特权阶层形成的条件是多方面的，这是一个长期的积聚过程，是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综合变化的结果。 列宁时期，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国家处于百废待兴的状况，而且还要与国内叛乱和国外武装干涉作斗争。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是一支朝气蓬勃、满怀革命热情和理想的队伍，这些党员们艰难创业，一心致力于革命的彻底胜利和国家的恢复和建设。所以，在这个革命者和建设者的队伍中，是不可能形成一个特权阶层的。当然，由于监督与制约机制的不健全，也可能出现个别党员干部趁机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的现象。对此列宁是坚决反对的。列宁在他的著作中大力抨击的官僚主义现象，其目的之一正是为了防止特权现象有可能滋长，因为它是形成特权阶层的温床。当时有一个富有传奇性的故事：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因饥饿而晕倒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拥有粮食管理、调拨大权的人民委员竟没有留下让自己吃饱的食物，表明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的时期党员干部的大公无私和忘我的献身精神。这件事情令列宁十分感动。为了保证人民公仆的身体健康，列宁建议设立“疗养食堂”，好让这些领导干部们吃上有营养的饭菜。1924年1月，列宁因病逝世，在莫斯科立即举行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会上，伏罗希洛夫作了《关于保护党的高层领导人健康的报告》。与会者认为，保护党的高层领导人健康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会后，很快成立了一个机构，专门负责管理国家领导人吃、住等有关问题。吃“疗养食堂”、住“健康别墅”，这当然不能被视为特权的标志。尽管在当时，什么样的人该享受这些待遇，有时成为一个无法把握的“度”。但是无论如何，在当时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了保持党和国家领导人起码的身体健康而采取的有限措施，这还构不成特权，而是工作与生活的必需。 在斯大林执政时期，确立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政治权力的中心在苏共中央，斯大林站在权力金字塔的塔尖，他的指令以层层下达的方式传达到各级干部，而各级干部又通过层层向上级负责的形式完成各项任务。这种体制决定了在处理大小事务中上级的决定地位，由此，自上而下的决策和执行部门便拥有了绝对权力，在党政部门工作的大小干部在社会上便占了支配地位，成为拥有权势的人。他们之中的极少数干部也有可能成为特权者。但是，斯大林时期的干部极大部分是经历过革命洗礼的共产党员。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使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特权阶层，尽管他们手中拥有很大的权力。斯大林本人就是一个最好的代表。从国内形势来讲，这一时期苏联尚处在国家建设的初期，在巨大的建设热情鼓舞下，全国人民满怀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理想信念，信心十足地进行国家建设。同时，那时苏联各方面的条件还十分艰苦，还不具备大兴特权的物质环境。从另一方面来说，接连不断的党内政治斗争，在党政部门工作的干部通常成为受政治冲击的对象，因而在行使权力时小心翼翼，生怕因差错而授人以柄，殃及自身安全；而且，这也使得这些掌权者不能形成比较稳定和一致的政治心理特征。从国际形势来讲，当时苏联正面临严峻的环境，特别是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生死存亡的战争环境，苏联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为了捍卫社会主义祖国，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成批地走上前线。在这样的背景下，既不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干部层，更不可能形成一个特权阶层。 到赫鲁晓夫时期，苏共干部队伍的人数稳中有升。赫鲁晓夫对党的干部政策进行改革，推出了一些新的措施。根据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章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对干部层进行定期的硬性更换，党的基层组织的党委会或支委会每次换届选举至少更换二分之一，共和国和州一级的党委会每次例行选举至少更换三分之一，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每次例行选举至少更换四分之一。 [4] 据此规定，基层党组织选举时每年有大批书记由于两年任期届满而落选，更换率高达60%， [5] 中、高层的党组织虽然更换率相对较低，但变换也相当频繁。这种干部任期制的改革对党的干部队伍造成了巨大冲击，此外，赫鲁晓夫时期推行的下放中央机构、划分工业党委与农业党委等一些带有主观意志的改革，也使干部层处在不断的变换之中。这种干部队伍经常的职位变动，既影响了稳定的干部队伍的形成，又使干部们处在一种持续的心理紧张状态，不敢肆意地追求特权。在这种情况下，追求和享受特权的干部也就不可能形成庞大而稳定的阶层。赫鲁晓夫的措施虽然不能杜绝党内特权者的出现，但他们的特权还是受到一定的限制。 但尽管如此，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共产党内已经开始出现一个特权者队伍。随着对斯大林的揭露和批判，苏共放松了对干部的思想教育，使他们的共产主义信念有所削弱，加上干部的人身安全有了保证，他们追求特权的胆子也逐渐大了起来。而且，尽管赫鲁晓夫进行了多项触及特权的改革，但他并没有触动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和苏联共产党在这一体制中的地位，他也没有在党内外建立和加强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机制。所以，在赫鲁晓夫时期，党内特权者的队伍有所扩大，但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一个特权阶层。 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争论时期，中国共产党曾经用“特权阶层”一词来描绘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共产党内的一部分人。在1964年7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转载了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的一篇文章，指出赫鲁晓夫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造就一个特权阶层，一批新‘贵族’，他们从自己狭隘的利益出发，支持赫鲁晓夫和他的叛徒集团的修正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的民族主义路线。正是这样一个特权阶层的形成构成了今天修正主义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泛滥的社会基础”。 [6] 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关于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文章，其中用“特权阶层”一词来批评当时苏联共产党内，特别是各级领导层内存在的一部分人。文章指出：“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目前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是由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是同苏联工人、农民、广大知识分子和干部相对立的。” [7] 今天看来，这样的结论可能有欠科学性之处。但是，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争论的政治背景，特别是从赫鲁晓夫所推行的国内外政策路线及其后果来看，上述分析的政治含义是清楚的，而且至今仍发人深省。 二 特权阶层的形成 到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随着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环境的发展变化，苏共内部特权者的人数不断膨胀，在他们当中一个大体一致的政治文化心理也逐渐形成，在苏联共产党内终于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特权阶层的出现与作为苏联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勃列日涅夫所推行的路线、政策及其个人的执政风格直接相关。 第一，勃列日涅夫时期单纯追求干部队伍的稳定。赫鲁晓夫的干部政策使得干部队伍不稳，导致大批干部对他的反对，这也是赫鲁晓夫被赶下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勃列日涅夫吸取了赫鲁晓夫的这一教训，既追求干部队伍的稳定，同时又以此加强自己的执政地位。苏共二十三大对党章进行修改，取消了党章第二十五条，只是对党章第二十四条作了如下补充：“在选举一切党的机关（从基层组织到苏共中央委员会）时，应遵守党的机关的成员要经常更新、党的领导要新陈代谢的原则。” [8] 虽然把干部队伍的“经常更新”作为条文保留下来，但这一条文从未在实践中认真执行。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他在处理干部问题上小心翼翼，从不轻易地撤换一个干部。长期主持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曾提出：“干部队伍的稳定是成功的保障。”勃列日涅夫将此视为公式，“勃列日涅夫甚至以在他领导时期所有地方干部通常没有任何变动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为荣”。 [9] 勃列日涅夫片面追求党的干部队伍的稳定，至于裁减冗员、提高行政效率的党政机构改革，更是从来也没有提上议事日程。而且，这一时期形成了党的领导干部实际上的终身制，像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等高级干部都是在他们的职位上寿终正寝的。所以，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苏联共产党内逐渐形成一支越来越老化的干部队伍。在勃列日涅夫干部政策的指导下，苏联领导层极小变化，在苏共二十三大上，连选连任的中央委员达79.4%，远远高于二十二大的49.6%；二十五大时，除了去世的中央委员，连选连任率竟高达90%。苏共二十三大的11名政治局委员在二十四大时全部连任，二十四大的15名政治局委员在二十五大时继续连任的达11人，而二十五大的16名政治局委员在二十六大时继续连任的也有11人。1978～1981年的两届州党代会期间，156名州委书记中只有5名被更换。 [10] 有的学者还计算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的重新当选率，并与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相比较：二十三大，79.4%；二十四大，76.5%；二十五大，83.4%；二十六大，89%。而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是：十七大，22.5%；十八大，46.5%；十九大，64%；二十大，62.4%；二十二大，49.6%。 [11] 1965～1984年，苏联“政权的最高梯队的干部更替被压缩到最低限度”：大部分政治局委员的任期超过了15年，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也大部分在12年以上，一些中央委员的任期竟长达25～34年。 [12] 到1978年春，1966年任命的58名部长和部长会议副主席的平均年龄已达70岁，期间只有12名退休或调动了工作。到1979年，23名在1966年任命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和部领导中只有6名被调动。这样，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稳定而逐渐老化的干部队伍。这一稳定的干部队伍是构成特权阶层最主要的因素。 勃列日涅夫单纯追求干部队伍稳定的政策有正负两方面的后果。从积极意义上讲，各级干部长期稳定地担任一个职位，他们可以考虑地方或部门工作的长远问题，制订长期的工作计划，这将有效避免党的干部在工作岗位上急功近利、只顾眼前利益而忽视长期效应的行为。同时，党员干部不必花费更多的心思以保证自己的职位，也使他们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工作之中。但是，更主要的还在于这一政策的负面影响，正是勃列日涅夫的这一政策迎合了干部们的心理，“大小领导人开始喜欢上了勃列日涅夫，他不想变化，他们也不想变化，特别是不想从高到低调换他们的职务” [13] 。许多干部因地位稳定没有了危机感，同时也失去了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所应有的责任感和上进心。对他们而言，既然不用担心自己的职位问题，还有什么必要劳神费力去追求工作中的成就呢？同时，他们没有了压力，自然也疏于对自己的约束，开始脱离群众，追求不该有的特权。这就是由单纯稳定干部队伍政策所导致的不健康的干部心理。党的干部队伍中这种政治心理特征的出现，当然就促成了特权阶层的形成。

第二，勃列日涅夫不仅极力稳定党政干部队伍，同时还不断扩大党政干部队伍。本来，在工业化、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社会背景下，日益复杂的社会结构需要设立更多的管理机构和增加更多的管理人员，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正常趋势。但这不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干部队伍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该时期干部队伍膨胀的更主要原因在于，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没有改变，使得社会全面国家化，而且党政不分的现象日益严重。到70年代末，苏共的部级机构达到了20个之多，其中大部分是与政府机构重叠的，甚至连机构的名称都一模一样。另外，包揽一切的苏联共产党要控制结构日益复杂的社会，必须不断增加党的社会管理机构，同时也不断增加各机构的管理人员。最关键的问题是勃列日涅夫思想保守僵化，对党政机构越来越臃肿、冗员越积越多的现象视而不见，从未考虑对此进行相关的改革。列宁早就提出过精简机构的建议：“应尽可能撤销现有的各种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十分之九是多余的，其特征是在撤销后很快就会稍加改头换面地复活），并阻止成立新的委员会。” [14] 可是勃列日涅夫等人早就忘记了列宁的教诲。据统计，全联盟和联盟兼共和国部的部长从1965年的29个增加到80年代中期的160个，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总数达1800万人， [15] 仅在苏共中央和加盟共和国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干部就达50万人之多；苏联部长会议所属的64个部和20多个国家委员会及直属机构的政府部长级领导干部达800多人，黑色冶金工业部有部长1人，第一副部长3人，副部长15人。 [16] 1971～1975年间，机关工作人员增加了近22%；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国家行政机构平均每年增加30万～50万人。 [17] 当然，党政干部队伍的扩大与特权阶层的形成没有必然联系，但众所周知，党政干部是特权阶层的主要来源，不断扩大的干部队伍中享受和追求特权的人也在不断增加，特权者也逐渐由少数人扩大为一个社会阶层。所以，苏联党政干部队伍的扩大实际上为特权阶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第三，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内部对党员和党的干部的监督、监察机制不断削弱，即使存在某些规定，也是流于形式。这就为党的干部以权谋私、随意行使自己的权力，甚至恣意妄为，进而演变为特权者提供了适宜的政治环境。此外，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党内的思想教育也不断削弱，再加上这一时期的党员处在和平的环境之中，远离了战争与革命的严峻考验，因而许多党员和党的干部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日益淡漠甚至丧失，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思想在党内相当盛行，从而使党政干部队伍中追求特权的现象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一大批干部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特权阶层的成员。 第四，一些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人，特别是勃列日涅夫，在追求享乐、滥用权力、贪赃枉法等方面的行为对特权阶层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勃列日涅夫在成为党的总书记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终于熬到了这一天！”当他的母亲从乡下赶来看他时，他自豪地领着母亲看他的精美家具、豪华别墅，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勃列日涅夫的生活方式和言行对他的周围，对所有党的上层产生了影响。” [18] 勃列日涅夫利用自己的职权享受着无人能比的特权。他酷爱打猎、住豪华别墅和收藏高级轿车是出了名的。勃列日涅夫还喜欢各种高档礼品，他收送礼物可以说是“数不胜数”， [19] 这本不属于个人财产，理应上缴国家，但勃列日涅夫大多将它们收归己有。勃列日涅夫的孙女在回忆爷爷的生活时曾提到他收藏的高级轿车，竟达百辆之多。这些几乎都是外国领导人的赠品。他送给女儿加琳娜的结婚礼物，一辆斯科达牌小汽车就是捷克斯洛伐克总统送的。这些东西直到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才被安德罗波夫没收。勃列日涅夫认为，“‘影子经济’、抢劫公共设施、干部的贿赂行为都是正常的。” [20] 勃列日涅夫对其亲信谢洛科夫、梅杜诺夫、拉希多夫、阿里耶夫和库纳耶夫等人以及对自己亲属的腐败行为的纵容姑息和包庇更是众所周知。70年代末期安德罗波夫准备开展打击贪污腐化的斗争，但却遭到勃列日涅夫的反对。他不允许安德罗波夫检查谢洛科夫把持的内务部的严重腐败行为。当安德罗波夫将反映国内腐败状况的报告交给他后，他很不高兴，一改以往与安德罗波夫的亲热关系，长达3个月不与安德罗波夫见面，甚至拒绝与他通电话。只是当安德罗波夫将报告的内容改为通报平安无事的喜报后，勃列日涅夫才恢复了与他的良好关系。 [21] 勃列日涅夫和他的亲信们一方面不断增加特权种类，另一方面又对各级干部追求特权的行为极少阻止，有时甚至放任和鼓励，其结果，必然使享受特权的党政官员越来越多，他们所享受的特权也五花八门，这就大大助长了特权阶层的形成。赖莎·戈尔巴乔娃回忆说：“1978年搬进莫斯科以后，我有不少发现，其中之一就是：某些国家领导人，包括党的领导人，除了拥有供应的国家别墅外，还修建了私人别墅，为自己的子女、孙子们同时修建了私人别墅。这种奢华和大胆，令我为之震惊。” [22] 尽管戈尔巴乔夫夫妇本人也属于特权阶层，但他们当时刚调到中央工作，所享有的特权与勃列日涅夫等人相比还是略逊一筹。可以说，勃列日涅夫为首的最高领导人对特权生活的追求对党内腐败现象的发展起到了某种“榜样作用”。这对特权阶层的形成是有直接关系的。 总而言之，勃列日涅夫时期为特权阶层的形成提供了最为适宜的生长土壤。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所说：“勃列日涅夫时期使作为一种‘新阶级’的诺门克拉杜拉的理论有了活力，或者说官僚管理机关的、平淡无原则无个性的庸才们正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获得了力量。” [23] 著名学者阿尔巴托夫也认为：“在停滞年代，就这样使负责干部和担任高级职务的人最终形成一个特殊阶层（共和国、州、区的干部则形成自己的‘小阶层’）。” [24] 确定苏共特权阶层的具体人数是困难的。按西方学者的估计，苏共特权阶层的人数约在100万，加上他们的家属，大约有400万人。 [25] 而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的估计，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的人数约在50万～70万，算上他们的家属，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 [26] 不管这些计算的根据是什么，所有这些数字都是估计得出的，其科学性还有待进一步分析研究。但是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即追求和享受特权者，即使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也只是干部队伍中的极少一部分人。由此，在谈论苏共特权阶层形成的时候，应当强调以下四点。 第一，“特权阶层”只是对当时苏共干部队伍中以权谋私的一部分蜕化变质分子的称谓。西方把当时苏共的各级领导干部全部称作特权阶层，完全是为丑化和推翻苏联共产党的刻意、恶意的歪曲宣传。而当时苏共的广大党员干部总体上还是廉洁奉公、勇于奉献的，是要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第二，必须把各级领导工作上的需要和合理的生活待遇与“特权”严格区别开来。 第三，必须把分配领域中的合理差别和“特权”严格区别开来。当时苏联党内和社会上虽然存在特权阶层和严重的特权现象，但表现为“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在苏联分配领域中同时存在。 第四，不能仅仅注意分配领域中存在的“特权”现象，更要注意这种“特权”在其他领域的表现，如在制定政策、任用干部、贪赃枉法为自己和小集团谋取私利，并逃避党纪法规的监督等方面。这些方面对破坏党群关系，进而使党的宗旨和性质发生蜕变的危害尤为严重。 三 特权阶层的基本特征 从组织和人员构成上看，特权阶层的基本特征有以下几点。 第一，特权阶层主要来源于党政干部队伍，而且几乎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因为只有他们才掌握权力，才有可能利用权力谋取私利，才有享受不该享受的权利的条件。特权阶层的这一外部特征表明它与苏共干部队伍的密切联系，也十分容易让普通群众将特权阶层与整个苏共干部队伍画上等号。但是，正如前面所述，这是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因此我们要再次强调，苏联绝大部分党政干部不属于特权阶层。这正是我们与很多西方学者在观点上的根本区别。 第二，特权阶层具有继承性和裙带性。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人是通过特权阶层自身繁殖产生的。据一位苏联学者指出，“在1970～1980年，国家的高层精英人物实际上已经停止从下面补充人员，变得越来越封闭，实质上是在阶层内变化。” [27] 从表面上看，特权阶层的地位、身份和与之相关的特权是不可继承的，但是，特权阶层的子女可以凭着父母的特权地位，成为特权阶层中的一员。例如他们可以逃避正常的程序轻易地进入名牌大学，毕业后再找一份好的工作，或者被公派出国“深造”，从而为进入特权阶层铺好阶梯，等等。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尤里当了外贸部副部长，他的不学无术的女婿丘尔巴诺夫也迅速地成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并被授予上将军衔；米高扬的儿子快速升迁为《拉丁美洲》杂志的主编；葛罗米柯的儿子在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工作一段时间后，被提拔为苏联驻美国大使馆的公使衔参赞，后又被任命为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所长。 [28] 这些干部子弟的升迁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份和关系，而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出色的才能。其中有的人干脆就是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勃列日涅夫的儿子是个酒鬼，经常在半醉半醒中进行重大的商务谈判，有时甚至不得不戴着墨镜掩饰自己的醉态。由此可见，这个阶层的构成在一定意义上是“世袭”的。据一位知情人说，“他们孤立地生活、治疗、休养，在这个阶层中往往形成自己的家族、氏族关系——须知这个阶层的子女们在一起度过时光，互相认识，往往通婚。不仅如此，正是在停滞年代，迈出了下述合乎逻辑的一步：试图建立交权制度，或者叫做特权继承制度。也就是通过建立专收这些子弟的教育制度，然后通过一套任命和提升职务的制度来达到继承权力的目的。” [29] 还有一些人是纯粹通过特权阶层的各种亲属关系当上领导干部的。这样就逐渐形成了特权阶层内部的一种滋长的机制。这种情况使得特权者易于互相维护、互相包庇，出现官官相护的现象。 有一个实例可以很好地反映特权阶层内部官官相护的现象。1980年，一位侦缉人员偶然买到一批鲱鱼罐头，打开后发现里面装的却是价格昂贵的鱼子酱。鲱鱼为什么会变成鱼子酱？经过艰苦的侦查后，案情终于大白。原来，苏联渔业部一大批官员与某公司达成秘密交易，把索契和阿斯特拉罕两地生产的价格昂贵的鱼子酱装入贴有鲱鱼商标的罐头运往国外，由西方公司用鲱鱼价格买下，然后以鱼子酱倒手销售。苏方参与者从西方公司的巨额赢利中分占丰厚的所谓“利润”，并存入瑞士银行。这种倒卖活动竟持续了十年之久。经查证，此案给苏联造成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损失，涉及渔业部副部长、渔业生产销售管理局副局长等高官，以及苏联外贸部、食品工业部、太平洋舰队、莫斯科及其他城市的饭店主管人员，共三百余人。而负责分配这种罐头的竟是索契市市长沃隆科夫，而直接管辖该市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麦杜诺夫，是苏共中央委员，勃列日涅夫的亲信，他不仅与此案有直接牵连，而且对沃隆科夫百般庇护。《文学报》刊登了沃隆科夫被捕的消息后，麦杜诺夫极为紧张，多次跑到莫斯科向勃列日涅夫求救。因案情重大，“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亲自向勃列日涅夫陈述了事件的前前后后。勃列日涅夫看到证据铁证如山，于是问道：“你看怎么办？”安德罗波夫说：“那就得把麦杜诺夫交法院审理。”勃列日涅夫说：“这可不行，现在我们在克拉斯诺达尔没有可靠的人，是不是可以先把他挪到另外的地方去。”后来，麦杜诺夫虽然被撤销了职务，却被调到莫斯科，当上了粮食食品部的副部长，并住进了莫斯科的豪华住宅。这个故事就这样被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第三，特权阶层的成员绝大多数具有各种专业知识。他们“多数人文化程度较高，受过高等教育，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经常去西方国家访问”。 [30] 这一特征当然不表明特权者都十分好学、文化水平都很高。相反，也有许多人是在种种不正常的情况下取得“学历”的。高等学历证书是他们登上权力地位的重要条件，也是他们稳定自己的地位、显示自己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证明。 从政治思想意识上看，特权阶层的基本特征有以下几点。 第一，只考虑个人和小集团的私利，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起初，他们主张维持现状，不思改革，也阻挠改革。他们警惕地看管和维护自身的利益，不准别人触及。要使自身的利益不受损害，最好的办法就是维持现有的秩序和状况不变。这样，特权阶层很自然地便成为保守势力的代表，他们的想法是：“你们别触犯我们，我们也不触犯你们”，他们的目的是让一切都和过去一样。 [31] 这一特征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是最为典型的。后来，随着这一阶层的逐步“壮大”，他们已经不满足于攫得少量资产，便索性撕下维持“社会主义现有秩序”的面具，打着“改革”的旗号，通过各种形式和手段，全盘私有化，把国家财产鲸吞为己有，彻底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一特征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是具有典型性的。 第二，崇尚权力，滥用权力，独断专行，无视民主。在他们看来，他们的一切特权都是权力带来的，只要有了权力地位，他们就可以得到想要得到的东西。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们有权行使不应拥有的权力，从而导致权力走形，将他们应该拥有的正常的职权扭曲为官僚特权，使权力成为谋取其他种种特权的工具。众所周知，戈尔巴乔夫就行使着许多不该属于他的权力，包括他独断专行地任命干部的权力，不经调查研究和不经过集体领导的同意就推出许多不切实际的措施的权力，等等。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就以改革之名撤换了大批的干部，任命了一大批支持自己的人。从1985年3月上台执政到1986年2月召开苏共二十七大前的短短一年时间，戈尔巴乔夫接二连三地进行重大人事变动，在苏共二十七大的12名政治局委员中，二十六大的政治局委员只剩下4人，其中还包括他本人和提名他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葛罗米柯。在此期间，各地方各部门的高级领导干部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更换。戈尔巴乔夫更换高级干部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是他之前的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望尘莫及的。他任用干部的标准并不在于这些人以往的政绩如何，而只看他们对自己的态度，其目的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加强自己的权力。他将高级干部的任命权当做自己的特权，而将任用干部的民主程序抛到了一边。所以，在特权阶层中“官本位”思想广为流行。人们为了升官施展各种手段，甚至卖官鬻爵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第三，不重视思想理论修养，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日趋淡薄，甚至最终背叛。“这些人已不是当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只是口头上说说的东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在他们头脑中已经淡薄。” [32] 他们表面上以革命者和社会主义建设领导人的面目出现，扮演着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维护者的角色，而实际上他们已经没有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没有了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只是专心地维护自己的特权。据有关的档案显示，70年代苏共高层领导人的活动中根本没有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任何记录。高层领导人如此，其他干部队伍的理论学习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从工作和生活作风上看，特权阶层的基本特征有以下几点。 第一，工作上得过且过，敷衍了事，掩盖矛盾，粉饰太平。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社会各方面都出现一系列显而易见的问题，而特权阶层却对此视而不见。在1980年1月3日召开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中描绘的是一幅天下太平的景象，没有提到国家面临的任何问题。中央如此，地方各级和各部门也照此办理，可谓是上行下效。 第二，生活上贪图安逸，追求享乐，甚至行贿受贿，腐化堕落。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竭力为自己安排一个奢侈舒适的生活环境。他们可获得实物的、货币的或代物券的各种形式的“特别津贴”；而这种“津贴”的数额往往要超过他们的正常工资收入。他们还有特别的“稿酬”，其中包括由一些讲话而得到的高额酬金。他们还利用经常出国的机会，用国家发给的大笔补贴购买各种国内无法买到的高级消费品，并将它们拿到莫斯科黑市上卖大价钱。代表团里，从大使到最低级别的文书都经常运送几千磅的货物回国。 [33] 他们也从不珍惜国家财产，通过权钱交易中饱私囊，心安理得地挥霍人民创造的社会财富。这些隐性收入，大大拉开了特权阶层与普通大众的收入差距，更加大了他们和普通苏联民众之间的裂痕。据有的材料估计，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党政干部和普通人民群众收入的差距达到30～44倍。 [34] 叛逃到西方的苏联高级外交官舍甫琴柯曾这样描述特权阶层的生活：“它（指特权阶层）想把某些东西攫取到手，但却企图把自己描绘成正在向这些东西进行斗争。它批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自己却一心一意地追求这种生活方式；它谴责消费主义是庸俗思想的反映，是西方影响毒害的结果，但享有特权者对于西方的消费品和物质享受却视为珍宝。” [35] 在这方面，戈尔巴乔夫也表现得很突出。据瓦·博尔金回忆，戈尔巴乔夫经常收到相当重量的金质、银质和白金奖章，用贵重金属制作的收藏硬币；个人银行账户上有几百万美金；按照自己的喜好，在多处疗养胜地建造新的总书记官邸，在莫斯科列宁山专门建造豪宅，这些建筑费用高达数亿卢布。而此前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来不为自己新建住宅。甚至在苏联解体前夕，戈尔巴乔夫还在加紧策划在克里姆林宫改造一套包括厨房、餐厅、客厅、休息厅、两个卧室、办公室和其他用房的住宅，后因为发生了“8·19”事件，不得不停止了大兴土木的计划。 [36] 瓦·博尔金还说戈尔巴乔夫为自己、为家人建造豪华住宅和别墅，配有精美的家具、最高级的设备和用具，用进口的原料装修，表现出非凡的兴趣，对自己修房子孜孜以求，一直到下台。 [37] 第三，在作风上是典型的两面派。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都是玩弄“两面派”的典型代表。叶利钦为了攫取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最高领导权，当上俄罗斯总统，假惺惺地打出“反对特权”的大旗，以欺骗群众。他还故作姿态，不坐专车而坐公共汽车上下班。但是，这种并不高明的作秀并不能掩饰他享受的种种特权。戈尔巴乔夫从“改革”一开始，就提出“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口号。他口头上大声疾呼发扬民主如何重要，反复强调民主化是“时代的特征”，说什么“没有真正的民主就根本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等，而行动上根本不讲民主，听不进不同意见，常常自以为是，独断专行，缺乏起码的民主作风。曾经是他亲密助手的博尔金说，戈尔巴乔夫到处发表自己的观点，政治局内协调发言的制度遭到了破坏，他的许多倡议和许诺政治局委员都是从报纸上得知的，有时在讨论问题时他逼着委员们表态，甚至要他们宣誓效忠于总书记。他又说，戈尔巴乔夫对人态度粗鲁，很不礼貌，常常使交谈者感到难堪和受到伤害。到“改革”后期，集体领导原则遭到进一步破坏，政治局一连几个月不开会，什么事都由他一个人决定。 [38] 雷日科夫说，他“总是喜欢搞一言堂” [39] 。麦德维杰夫也说戈尔巴乔夫“非常专制”，“主持的各种会议都缺乏民主作风”，“当听到反对意见或者是批评言辞时，他常常失去控制” [40] 。在所谓“公开性”问题上也是如此。他口头上大谈什么“广泛的公开性”、“彻底的公开性”和“最大限度的公开性”等，而行动上则反其道而行之。时任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当时为了使政务公开曾搞过一个“苏联部长会议报道”的电视节目，向观众展示部长会议讨论的问题和与会者的发言，可是苏共中央和政治局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报道。因此他说：“我当时有这样一个印象，戈尔巴乔夫虽然提倡公开性，自己却最怕公开性，怕露出真实面目，怕作不了伪装。难怪他在前面提到的我们头一次转播之后，以不满的口气对我说：‘您就这么在电视镜头下把衣服都脱啦？！’” [41] 一 严重损害了苏联共产党的声誉 特权阶层的出现严重地败坏了苏联共产党的声誉。 首先，苏联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力量——苏联共产党中出现了一个特权阶层，无疑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声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从思想上看，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无产阶级政党，它的理想是铲除资本主义社会的严重贫富不均和极端个人主义，建设一个社会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当人们看到那些特供商店、那些一路通行高速飞奔的高级轿车、那些戒备森严只能在远处看上一眼的高级别墅时，又有谁不会对社会主义的平等提出质疑呢！又有谁不对那些享受着这些特权的共产党人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产生怀疑呢！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尽管官方的报纸杂志不断连篇累牍地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宣扬苏联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可由于他们对来自共产党人中的特权阶层的所见所闻，又有谁还相信这些宣传呢！ 再者，特权阶层的存在为西方的反共、反苏人士提供了诋毁苏联共产党、诋毁苏联社会主义的绝好素材。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国家的报纸杂志描写苏共特权阶层的文章连篇累牍，研究苏共特权阶层的著作也五花八门。出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西方政界、学界的一些人不惜歪曲事实、夸大特权，大力渲染苏联社会的特权阶层，以达到丑化苏联党和政府的目的。由于苏共特权阶层的客观存在，就使得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在西方民众中的声誉受到极大损害；同时这些文章、著作通过各种渠道在苏联社会上流传，进一步加剧了苏联普通民众对当权的特权阶层的反感和对苏共的不信任感，也使一般党员失去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 二 制造了党和人民群众间的巨大鸿沟 特权阶层的所作所为严重脱离群众，普通民众对他们另眼相看，视他们为异类。特权者通常被称为“他们”，从而使党和群众的关系越来越远，在两者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久而久之，在群众的心目当中，特权阶层便与苏联党和政府画了等号，苏联党和政府不再是劳动人民的代言人，而成了高高在上的拥有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的代表，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鸿沟就越来越深。在一定环境下，许多群众甚至会成为党和政府的反对者。1991年11月叶利钦宣布禁止苏共和俄共在俄罗斯联邦境内活动和解散它们的组织机构时，群众对此反应平平。这不仅与当时的一系列现实因素有关，而且与历史形成的苏共内部的特权阶层有关，这是群众中长期积淀的对苏共不满情绪的一种表现。 三 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 特权阶层的形成使苏联共产党的党风和苏联的社会风气被严重败坏。长期以来，苏联共产党的党风建设就抓得不紧，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尤其是这样。党风建设的缺失使苏共党员对自身的要求降低，这同时也成为促成党内特权阶层形成的一个因素。特权阶层形成后，他们脱离群众、损公肥私、贪污腐化等行为很快又对党内风气形成了致命的影响，官僚主义、欺上瞒下、贪污腐败、个人崇拜等不良风气在党内流行，虽然苏联共产党有着庞大的党员数字，但其中真正信奉共产主义、甘做人民公仆的人却越来越少，勃列日涅夫时期大量发展党员，但这一时期入党的人的入党动机有许多是不纯正的。这样，在特权阶层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苏联共产党已逐渐成为一个脱离群众的党。 党内特权阶层的不正之风不仅污染了全党，也污染了全社会，使得贪污腐败、行贿受贿成为社会上流行的风气，一些失望的民众也往往随波逐流，造成上行下效，世风日下。一位俄国学者不无根据地指出：“在70年代末，特别是在80年代初，谎报指标、弄虚作假、盗窃公物、行贿受贿实际上已成为群众性现象。” [42] 由于社会风气的败坏，苏联的犯罪率居高不下，许多人将获取财富作为唯一的目的，而不顾及手段的合法与非法。根据资料统计，1973～1983年的10年间，苏联每年出现的犯罪总量几乎成两倍地增长，这其中针对个人的重大暴力犯罪增长58%，抢劫犯罪增长两倍，而入室盗窃和受贿案件则增长三倍。 [43] 这证明，与特权阶层直接相关的受贿现象日益严重，以暴力获取财富的现象也日趋严重。这些都是社会风气败坏的典型表现。 四 特权阶层阻挠和投机改革 一般说来，特权本身就是一种腐蚀剂，它使得拥有特权者醉心于享受、满足于现状而不思进步与改革。而当改革开展起来之时，特权阶层又投机改革，扭曲改革，企图利用改革侵吞国家资产。正是因为特权阶层唯恐失去他们的特权，所以他们极力阻止改革，或者投机改革，把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完善变为满足个人私有欲望的私有化狂潮，从而改变和毁灭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按照柯西金“新经济体制”的路线发展下去，其逻辑结果将是行政命令方式退出经济生活，这显然是官僚特权阶层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苏共的经济管理机构“日益反对实行任何结构改革。这些官僚机构对于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1965年立法通过的有限管理改革阳奉阴违，不予贯彻，他们在整个70年代以及进入80年代以来，一直采取这种消极抵抗的策略”。 [44] 这些特权者的目的就是原封不动地保留行政命令体制，从而以此维护自己的特权和既得利益。“保守的官僚力量不愿意放弃行政命令式的领导方式，他们一步一步地阻挠实行经济改革。” [45] 在官僚特权阶层的抵制下，柯西金“新经济体制”改革最后以失败告终。柯西金虽然失望，但他没有就此放弃进一步改革的努力。到70年代末，他实在不能容忍苏联经济中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问题，于是就又筹划改革。1979年他和他的助手起草了一份关于经济改革的报告，分析了苏联经济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指出了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但是这份报告再次引起了官僚特权阶层和勃列日涅夫本人的不满和抵制。结果，报告起草人“基里林被撤销了职务，而报告也被封存了十多年” [46] 。 柯西金不平坦的改革之路至少证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证明苏共特权阶层为使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受侵害，通常要极力地阻挠改革；第二个方面，证明并非所有的苏共干部都堕落成了特权阶层，像柯西金、基里林这样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尽心尽力的干部还是存在的，可惜他们在苏共干部队伍中并不占优势。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当一个人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心满意足时，惰性心理便会产生，这时他便逐渐失去了基本的进取精神，更不用说什么伟大的理想！他所想的只是如何巩固自己现有的一切，并享有更多的特权。官僚特权阶层普遍安于享乐。他们远离了群众疾苦，当然也就认识不到改革的必要性。此外，前有所及，由于特权阶层是社会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极力维护自身已经获得的利益，而不愿意进行改革。与此同时，又由于特权阶层都是掌握权力的苏共干部，他们的意志往往便成为党和国家的意志，由此便促成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因循保守之风。在勃列日涅夫掌权的18年里，苏联社会逐渐陷入停滞。造成这种停滞局面的最大症结就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但为什么不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呢？因为要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首先就要削减权力，从而直接触动特权阶层的利益，而这是官僚特权阶层所不允许的。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官僚特权阶层只注意维护自己的权力和特权，除此之外，它对于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于是，虽然70年代苏联党和政府通过的各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决议很多，并且从内容上看这些决议许多是适时的，然而却大多不能真正得到贯彻执行，这与官僚特权阶层采取敷衍塞责的态度有直接关系。70年代苏联社会相当平静，但是这种平静“是平静的停滞，那时问题没有解决而是被搁置下来，灾难在不断地聚集” [47] 。而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席卷全球、美国的霸权地位衰落的六七十年代，正是苏联改革的大好时机。可以说，正是勃列日涅夫为代表的特权阶层的因循保守，使得苏联错过了改革的良机。 后来的情况证明，当特权阶层面对80年代改革大潮时，他们又纷纷投机改革，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表现为极端的“激进派”。他们趁改革之际，极力鼓吹私有化，把国有资产据为己有，摇身一变成为大富豪。他们为了保住自己捞取的巨额财富和特权地位，往往成为摧毁社会主义制度的急先锋。在他们眼里，“改革”成了“为自己迅速攫取巨额财富的改朝换代的同义语”。 一 特权阶层思想和立场的转变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特权阶层形成后，他们的思想和立场也随之定型。其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维持现状。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特权阶层唯恐他们的权力受到威胁，所以阻挠任何试图改变现状的改革。特权阶层的这种特征，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十分明显地表露出来。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后，他们的这种特征继续延续。安德罗波夫上台执政后，很快显示出锐意改革的政治风格，他打击贪污腐败，加强劳动纪律，在农业中进行集体承包和在工业中进行加强企业自主权的试验。安德罗波夫的这些改革措施触动了一部分特权阶层的利益，所以招致他们的反对。安德罗波夫由于病魔缠身，身弱体虚，还未来得及大展宏图，便于1984年2月离开人世，执政只有1年零4个月。安德罗波夫的逝世是苏联改革事业的巨大损失，但对特权阶层来说却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特权生活又可以维持下去。继安德罗波夫之后上台的总书记是碌碌无为又年老多病的契尔年科，他的政治目标就是维持现状，这与特权阶层的意愿不谋而合。但契尔年科在总书记的位子上也只是维持了13个月，1985年3月病逝，继任的是年轻的戈尔巴乔夫。对特权阶层来说，戈尔巴乔夫时期却是一个重要的变革时期。 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特别是在他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以后，特权阶层的思想和立场逐渐发生了演变。如果说过去他们主要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千方百计地保持现状、反对改革的话，那么现在则越来越多的特权者开始考虑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因为只有把手中的权力转换成资本，他们才能一劳永逸地占有它。不仅占有，而且还能增值，并且传给自己的后代。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所谓改革，为特权阶层提供了可能，而特权阶层的这种愿望反过来又成为戈尔巴乔夫推行自己的路线的条件。换言之，特权阶层已经成了戈尔巴乔夫推行资本主义路线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力量。 当然，特权阶层思想和立场的演变是有一个过程的。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很快就表达了要对现行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意向。他的经济改革一开始虽然没有引入现代市场经济的理念，但致力于扩大企业的权力，削弱各级行政管理机构的经济权力，以求解除行政命令体制对经济运行的束缚。这样的原则和措施必然使特权阶层对企业的控制力减弱，相应地使他们的权力地位受到削弱。如果进行真正的改革，那就意味着原有管理机构的变化和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这就可能使作为既得利益者的特权阶层的利益受到威胁。 本来，戈尔巴乔夫企图通过对经济领域的改革迅速培植一股忠于自己的新的政治力量，即培植一个新的特权阶层来取代原有的特权阶层。结果，由于有着深厚社会基础的原有特权阶层的反抗，特别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是特权阶层的一分子，这一企图没有实现，经济改革遭到了失败。 于是，大致从1988年开始，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为代表的特权阶层的主要领导人的思想和立场逐渐发生了转变。他们开始倾向于彻底改变“现状”。但是，他们所倾向的已经不是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而是倾向于“改向”，也就是通过变革走资本主义道路。戈尔巴乔夫竭力推动政治改革，特别是提出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就是这种转变的标志和体现。 在这种形势下，党内的特权阶层开始思考新的出路。首先，他们知道，他们的特权已不可能以原来的面目存在，而要维持这些特权，就必须使自身的特权改头换面才行。特权者们发现，资本主义制度是掩饰他们特权的最合适的制度，他们企图直接利用资本主义保护私有权等一系列原则，使自己的既得利益和特权仍能存在下去，以社会制度的更替来获得自己特权的“合法性”。其次，在原来的社会主义信仰、理念及相应的制度框架下，特权阶层谋取的大量个人财产原则上都是人民的、是公有的，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原有的社会制度也相应地约束着他们的行为，使他们对权力和财产的攫取不可能肆无忌惮。在80年代社会出现混乱和争论的时期，他们既力图使他们的占有合法地私有化，同时也力争使他们侵吞国家财产的行为合法化。实现这种目标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推动政治制度的剧变，放弃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特权阶层便毫不犹豫地撕下了原来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假面具，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再次，随着政治改革的进行，特权阶层也发现，原来苏联社会主义和苏联共产党的一系列原则和政策已经逐渐在群众中失去了吸引力，对他们自己来讲，原来他们挂在嘴边的所谓信仰和罩在身上的共产党人的光环都已失去了利用的价值，于是他们将这些东西抛到一边，追求新的可以维持他们原有特权和获得新特权的思想和制度。最后，特权阶层这种思想的演变也是一个过程。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带来越来越严重的问题，特权阶层的地位不断变化，他们当中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也越来越多。伴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尤其是经济形势的混乱，大权在握的苏共特权阶层利用职权谋取利益的渠道也越来越多。随着自身财富的不断增加，特权阶层对自身财富和地位的担心也越来越重。他们生怕自己在混乱局势下获得的这些利益，会在苏联共产党的纪律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下受到追究。同时，他们贪婪的本性也决定他们并不肯就此罢休，他们还希望使自己的权力地位和物质财富继续增加。于是，特权阶层积极寻求保住这些财富的途径。于是，他们转向了资本主义道路。“特权集团的很多成员显然已经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出发，一旦这个社会面临何去何从的紧要关头，他们便倒向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使他们不仅能管理生产资料，而且能拥有生产资料，并且可以公开积聚巨额个人财富。除了大大提高他们绝对的和相对的物质生活水平以外，他们还可以把自己的地位直接传给后代，不必像在旧制度中那样还要靠个人关系网。” [48] 社会调查的结果也证实了官僚特权阶层的这一政治思想和立场的变化，1991年6月的一份调查表明，在苏共高层干部队伍中，76.7%的人已经认为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有12.3%的人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改革，对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持肯定态度的人只有9.6%。 [49] 根据美国学者大卫·科兹的观察，“除了圣彼得堡市市长安托莱·索布恰克以外，所有资本主义拥护者过去都是前政治经济特权集团中的高级官员”。而叶利钦正是“旧特权集团中那些把资本主义看做自己最好出路的人的领袖”。 [50] 如果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就有一部分特权分子在思想上向往资本主义制度的话，但他们毕竟只是特权阶层中的极少数人；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在越来越混乱的局势下，在特权阶层这一掌握权力的强势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人主张放弃原来的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但十分清楚的是，特权阶层思想和立场的改变并不是为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利益着想，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继续获得更大的利益，所以，特权阶层的这种变化只能危害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健康发展。 几十年前，托洛茨基在和斯大林的权力斗争败北后，曾经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即在当时的体制下，苏联形成了一个官僚阶层；他们不会满足于消费上的特权，总是力争成为有产者即资产阶级；他们还力争将自己的特权留给子孙。 [51] 托洛茨基的分析显然言过其实，不适用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但如果我们将它作为一种预言的话，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事实却不幸应验了这种预言。正是在苏共特权阶层的主导之下，苏联的改革逐渐改变了方向，不可挽回地走向了资本主义道路。 二 特权阶层加紧谋取私利 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六年，是苏联的社会局势不断走向动荡的六年。特别是在转入政治改革后，苏联出现了经济、政治和思想的多重混乱。社会局势的动荡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但对掌握权力的特权阶层却十分有利，因为混乱的局势有利于他们进行新的投机，他们正好可以趁混乱大捞一把，利用原有的体制漏洞和改革造成的新的缺陷不断获取新的个人利益，中饱私囊。戈尔巴乔夫时期正是特权阶层恶性膨胀、疯狂敛财和加紧谋取新的权力的重要时期。 由于原来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上的缺陷，在混乱局势下，握有权力的苏共特权阶层也具有将国家和社会财产据为己有的手段。因为在苏联社会主义所有制下，名义上一切财产为人民所有，但人民却没有对这些财产的直接支配权。名义上，苏共各级干部没有对这些财产的独立所有权，但在苏联体制下，他们作为各级领导人实际上却享有对这些财产的支配权。这样，掌握权力的特权阶层就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在混乱时期，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的监督和监察机制更形同虚设，这时特权阶层就可以用改革的名义，便捷地将自己的支配权变为个人的所有权。 戈尔巴乔夫政治和经济改革正好为特权阶层将支配权变为所有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趁着戈尔巴乔夫毫无章法的改革造成一系列混乱，特权阶层大肆捞取个人私利，尤其是那些直接管理企业财富的人，他们趁着经济权力的下放之机，利用自己的支配权和管理权，大肆占有国有资产，从而转变为“国家资产阶级”。“改革期间，特别是1988年，情况开始有所变化。‘企业法’、‘租赁法’、‘合作社法’的通过为经济官僚开了绿灯，并且为国家财产的占有权集中到各企业厂长手中打下了基础。……这里所指的不是由民众‘阶层’倡议发起的正常的合作社运动，而是人为的、由官僚们非法建立的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52] 按照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时间顺序，特权阶层谋取私利的手段也在不断变化：先是在改革之初趁成立合资企业之机，一些干部尝到甜头；随后在“自筹资金、自我核算、自负盈亏”的企业改革中，特权阶层截留权力，积极投身“影子经济”，成为“红色资本家”；之后共青团干部大显身手，在证券、期货交易中获取暴利，一批金融巨头初露头角；最后在混乱的形势中大搞权钱交易，获取出口优惠和配额、大肆出口原材料和军火；一些人则大办银行和投资证券，将国家财政资金据为己有。 [53] 这样，特权阶层通过多种手段，将过去对国有资产的支配权转变为实际所有权，许多的党政高级干部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盗窃正在沉没的社会航船上的财富，把他们常年积累的‘官名录资本’从党的账号上转移到与西方合资的、令人可疑的企业中去” [54] 。据称，在苏联解体前夕的1991年7月到8月间，在勃列日涅夫孙女的别墅里举行了一次周末宴会，参加宴会的都是新型的企业家。引人注目的是这些人都是由原来的高级干部转变而来，包括苏斯洛夫的孙子、勃列日涅夫的孙女等人，他们都有属于自己的高级轿车和别墅。 总而言之，戈尔巴乔夫的混乱改革给特权阶层谋取私利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他们将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和集体的财产转移到自己手中，依靠权力和关系开办各式公司，大发横财。一位前苏共区委书记说，他当企业家之前，没有任何资本，但“党的机关的老关系比50万卢布资本还重要” [55] 。1991年，莫斯科上万名大富翁当中，大部分人都是原来的党政干部。1994年6月被列为俄罗斯50位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的第8位的尼古拉·巴巴科夫在1965～1985年间曾一直担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56] 。众所周知，俄罗斯几位著名的金融寡头都是苏联时期的高级官员：2004年被普京总统逮捕的尤科斯金融集团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在20世纪80年代是苏联共青团莫斯科市委书记；奥涅克西姆集团总裁波塔宁，在苏联解体前夕是对外经济协会“国际俄罗斯”的负责人；卢科伊尔集团总裁阿列克佩洛夫，在1990年任苏联石油天然气工业部副部长，1991年升任部长；阿尔法集团总裁阿文，曾任盖达尔政府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其副手曾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苏联科学院院士出身的金融寡头别列佐夫斯基，曾在苏联著名的“伏尔加汽车制造厂”工作。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期间，他伙同该厂厂长卡丹尼科夫与意大利“洛戈系统”的资本家合资，将“伏尔加汽车制造厂”改组为一家合资的私人公司，并于1989年创建了“洛戈伏尔加汽车制造厂”，由卡丹尼科夫任总裁，别列佐夫斯基任总经理。 [57] 据一个由美国和几个东欧国家的学者组成的课题组提供的材料，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经济精英中，有52.6%在1988年是苏联的“权贵官员”，33.4%是1988年苏联的“其他官员”。 [58] 这些材料充分表明，苏联特权阶层对国家财产的掠夺是触目惊心的。正是这个特权阶层，为了将他们既已到手的财富转为合法，极力推动国家向资本主义的转变。 趁苏联局势混乱之机，特权阶层不仅谋取到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谋取到了巨大的政治利益。表面来看，苏联剧变是“革”了苏联共产党的“命”，苏共遭禁止和解散。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苏共党员应该是这场革命的对象。但事实上，正是苏共内部的特权阶层导演了这场“革命”，是这些“共产党人”首先革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命，最后也就革了苏联共产党的命。在苏联剧变的过程中和剧变之后，他们不仅成为各大银行、公司的股东，各大企业的董事长，而且还身居高位，继续控制着国家政权。仔细看来，苏联剧变后的俄罗斯，除了权力金字塔塔尖上的人物有所变化外，其他各级干部则大部分是老面孔。如果看原来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权力机关的话，甚至连权力塔尖上的面孔也没有什么变化，只不过在名称上由原来的“书记”变成了现在的“总统”。当然，现在的总统已经成了这些新独立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在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政府机关中的大部分干部，仍然是苏联时期的特权阶层，他们改头换面，由原来的社会主义的“公仆”变成了资本主义的“掌舵人”。据统计，旧的权贵阶层在新社会精英层中所占的比例分别是：最高领导层75%，政党首领57.2%，议会领导60.2%，政府部门74.3%，地方领导82.3%，商界精英41%。 [59] 这些旧的权贵阶层无疑就是原来的特权阶层。到叶利钦时期，这些特权者不仅还把握着政权，同时在这时候他们已将非法获得的大量资产合法化，并赢得了公开拥有财产的权力。可以说，他们真正实现了财权兼得。至于这些人财产来源的合法性问题，在叶利钦时期并没有进行任何的追究。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叶利钦都将这些人作为自己的倚重力量。由此看来，是特权阶层有意识、有目的地推动了苏联剧变。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小组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他说：“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60] 三 特权阶层对党和国家的公开背叛 如前所述，特权阶层实际上并没有社会主义信仰，他们将自身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当他们发现那些原来哪怕只是挂在口头上的信仰也成为他们谋取个人利益的障碍时，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将这些抛到一边，赤裸裸地去追求个人利益。 在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特权阶层逐渐公开背叛了苏联党和国家，他们的这种背叛行为直接推动了苏联的剧变。 苏联剧变可以分解为三个进程，其一是由原来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其二是苏联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其三是联盟国家的解体。特权阶层对苏联党和国家的背叛，在这三个进程中都有十分明显的体现。 首先看苏联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变的过程。特权阶层在这个演变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占尽了好处。在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的推动下，特权阶层中倾向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已越来越多，并逐渐占了优势。这个阶层主张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全面抛弃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他们推动苏联在经济上实行全盘私有化，在政治上实行多党制。在特权阶层的全力推动下，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最终全面崩溃。“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我这里指的是大约十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正是这个精英集团想实行资本主义，以便他们享有更大的权力，拥有更多的财富。” [61] 很明显，特权阶层在推动苏联走向资本主义道路方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其次看特权阶层在苏联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过程中的表现。可以说，正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使苏联共产党的声誉遭到极度破坏，也是他们最终抛弃了苏联共产党，促成了苏联共产党的最终垮台。本来，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由于特权阶层的出现，苏联共产党的声誉已经被大大败坏了，不过那时特权阶层的以权谋私行为还是在暗中进行，苏联官方的宣传机器也多是掩饰回避，报喜不报忧，使得苏联共产党尽管受到特权阶层的污染，而在人民群众心目中还基本保持良好的形象。但到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提出以后，特权阶层加紧以权谋私，公开侵吞公有财产，使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由于苏联共产党不能对自身内部的这些特权阶层进行清理和惩罚，所以群众便很自然地将这种痛恨转化到苏联共产党身上，从而使苏联共产党在民众中丧失了信誉。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苏联共产党已经基本丧失了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完全成了一个代表特权阶层的党。也正因为如此，到1991年苏共遭查禁和解散之时，苏联民众的反应非常平静。在广大群众看来，这样的党的解散是自然而然的。大批普通党员都离党而去。这一时期出现的退党浪潮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而这时的苏共特权阶层呢？他们心中早就没有了苏联共产党的位置，他们原来是将自己的党员身份作为招牌和幌子，现在他们干脆将这个招牌和幌子也抛到一边，纷纷宣布退党。如果说普通党员宣布退党是他们对苏联共产党表示失望的话，那么特权阶层宣布退党则是显示了他们的本来面目。他们本来就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长期生活在党内只是为了政治投机和谋取私利。现在他们发现党员身份已对他们谋取私利毫无用处，甚至有一部分特权者还意识到共产党员的身份将来可能会成为他们进一步谋取私利的障碍，所以这时他们就纷纷选择了退党的道路。总而言之，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普通党员因对党的失望而退党，特权阶层则因党员身份失去了利用价值而退党，这种情形下的苏联共产党已经不可能再维持住执政的地位了。 特权阶层的一部分退出苏联共产党，这自然是促成苏联共产党崩溃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留在党内的特权阶层则推波助澜，积极鼓吹和推动实行多党制，最终使苏联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直至被查禁和解散。在1990年的苏共二月全会上，经过激烈的争论，终于通过了修改苏联宪法、废除宪法中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款的决议。到后来，叶利钦、戈尔巴乔夫这些原来的苏联共产党人，亲自站出来查禁和解散了共产党。 最后再看苏联解体的过程。如果我们将苏联解体看做一个民族进程的话，那么所谓的“民族精英”在这当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苏联民族精英的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身居高位的特权阶层分子，也正是这一部分人，充当了苏联这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后的直接掘墓人。当然，苏联的解体与苏联民族政策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有关，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又极其漠视民族问题，再加上他的改革造成的混乱局势，这为民族精英中的官僚特权阶层提供了良好的时机。在他们看来，摆脱苏联的控制就会使他们拥有更加独立的权力，也更有利于他们谋取私利。因此，尽管戈尔巴乔夫步步退让，已经使各加盟共和国拥有了巨大的权力，但这些人仍不满足。1991年12月8日的《别洛韦日协定》，实际上宣告了苏联的消亡。12月21日《阿拉木图宣言》的签署，实际上是这些民族精英完成了瓦解苏联的进程。从此之后，他们有了自己领导的独立的国家，民族精英中的官僚特权阶层更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 总之，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特权阶层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全面背叛了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正是他们充当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苏联共产党的掘墓人。 [1] 参见〔波〕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326～329页。托洛茨基认为该“官僚阶层”的数量已达居民总数的12%～15%；因为这个阶层不占有生产资料，所以它只能是一个阶层而不可能是一个阶级；这个阶层是整个社会肌体最大危险的源头。 [2] 参见〔南〕吉拉斯《新阶级——共产主义制度分析》，俄文版，纽约，1957；〔苏〕M.沃斯林斯基：《诺门克拉杜拉——苏联的统治阶级》，俄文版，伦敦，1984。 [3] 参见〔捷〕奥塔·锡克《共产主义政权体系》，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第57页。 [4] 《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第209～210页。 [5] 陈之骅等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479页。 [6] 1964年7月10日《人民日报》。 [7] 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8]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第329页。 [9] 〔俄〕麦德维杰夫：《保镖》，俄文版，莫斯科，1994，第125页。 [10] 参见王正泉主编《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苏联政治体制的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第304～306页。 [11] 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第4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第335页。 [12] 〔俄〕А.Н.萨哈罗夫：《20世纪俄国史》，俄文版，莫斯科，1996，第580～581页。 [13] 〔俄〕В.И.苏哈诺夫：《根纳季·久加诺夫和苏联的一代》，俄文版，莫斯科，1999，第198页。 [14]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下同），第34卷，第152页。 [15] 〔俄〕А.Н.萨哈罗夫：《20世纪俄国史》，俄文版，莫斯科，1996，第581页。 [16] 江流、陈之骅主编《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51页。 [17] 参见王正泉主编《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苏联政治体制的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第169页。 [18] 参见〔俄〕С.С.阿科波夫等《1953～1996年俄国史》，俄文版，莫斯科，1997，第227页。 [19]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第34页。 [20] 〔俄〕С.С.阿科波夫等：《1953～1996年俄国史》，俄文版，莫斯科，1997，第236页。 [21] 参见〔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著《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新华出版社，2001，第217～218页。 [22] 〔苏〕赖莎·戈尔巴乔娃：《我的希望——赖莎·戈尔巴乔娃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第140页。 [23] 〔苏〕Р.麦德维杰夫：《个人与时代——勃列日涅夫政治肖像》，俄文版，莫斯科消息出版社，1991，第158～159页。 [24]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第309页。 [25] 参见《苏联问题译丛》第2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第265页。 [26] 〔俄〕А.Н.萨哈罗夫：《20世纪俄国史》，俄文版，莫斯科，1996，第571页。 [27] 〔苏〕А.К.索科洛夫等：《苏联历史教程（1941～1991）》，俄文版，莫斯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第295页。 [28] 〔苏〕М.沃斯林斯基：《诺门克拉杜拉——苏联的统治阶级》，俄文版，伦敦，1984，第189页。 [29]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第309～310页。 [30] 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15页。 [31] 〔苏〕Т.А.诺特金娜主编《陷入泥淖——对停滞的剖析》，俄文版，莫斯科，1991，第654页。 [32] 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15页。 [33] 参见〔苏〕阿·舍甫琴柯《与莫斯科决裂》，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第276页。 [34] 奚广庆：《也谈苏联解体的一个原因》，《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年第2期，第30页。 [35] 奚广庆：《也谈苏联解体的一个原因》，《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年第2期，第19页。 [36] 马维先：《“安德罗波夫年”与“戈尔巴乔夫时代”：改革与反腐败》，见李慎明主编《2006年：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292页。 [37] 〔俄〕瓦·博尔金：《震撼世界的十年：苏联解体与戈尔巴乔夫》，昆仑出版社，1998，第198页。 [38]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第137、206、207、229页。 [39]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305页。 [40]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285页。 [41]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296～297页。 [42] 〔俄〕С.С.阿科波夫等：《1953～1996年俄国史》，俄文版，莫斯科，1997，第239页。 [43] 〔苏〕В.В.茹拉夫廖夫主编《濒临危机——党和社会中停滞现象的积聚》，俄文版，莫斯科，1990，第164～165页。 [44] 〔美〕斯蒂芬·F.科恩：《苏联经验重探——1917年以来的政治和历史》，东方出版社，1987，第162页。 [45] 〔苏〕В.В.茹拉夫廖夫主编《历史的难题——对重大事件和事实的探究、思考和新观点》，俄文版，莫斯科，1991，第241页。 [46]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东方出版社，2006，第409页。 [47] 〔苏〕Р.麦德维杰夫：《个人与时代——勃列日涅夫政治肖像》，俄文版，莫斯科消息出版社，1991，第13页。 [48] 〔美〕大卫·科兹：《苏联：从社会主义改革到向资本主义过渡》，《当代思潮》1994年第2期。 [49] 参见〔美〕大卫·科兹《苏联解体的原因》，《当代思潮》2000年第5期。 [50] 以上均参见〔美〕大卫·科兹《苏联：从社会主义改革到向资本主义过渡》，《当代思潮》1994年第2期。 [51] 参见〔波〕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329页。 [52] 〔俄〕诺·西蒙尼亚：《关于俄国和第三世界的官僚资本主义》，转引自门三姗摘编《俄学者论俄国的官僚资本主义》，《国外理论动态》1997年第10期，第76页。 [53] 参见张树华《私有化是祸？是福？——俄罗斯经济改革透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第61页。 [54] 这是索布恰克的话。转引自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第790页。 [55] 《刘克明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111页。 [56] 参见〔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160页。 [57] 以上参见黄立茀《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417～419页。 [58] 参见张树华《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新华出版社，2001，第91页。 [59] 参见张树华《私有化是祸？是福？——俄罗斯经济改革透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第57页。 [60] 转引自季正矩《权贵阶层与苏共的腐败及其垮台》，《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年第4期，第67页。 [61] 〔美〕大卫·科兹：《苏联解体的原因》，《当代思潮》2000年第5期。 第六章 苏共的组织路线 苏共的组织路线是苏共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而组织自己的队伍所遵循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准则。组织路线是实现政治路线的保证，它服从并服务于政治路线。政治路线确定之后，要靠一定的人去执行。政治路线能否执行，执行的结果如何，取决于如何组织这些人，能否使这些人的力量得到充分发挥并形成一个整体的力量。这种组织人的艺术便是组织路线。 列宁有一句名言：“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 [1] 组织产生力量。建立了这样一个组织之后，他又为这个组织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和原则，其中最根本的就是民主集中制。 第一节 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苏共对国际工人阶级政党建设理论的一大贡献。它的俄文原文是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АЛИЗМ，意思是“民主的集中制”。中心词是“集中制”，但这种“集中制”必须是“民主的”。 一 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 早在建党初期，列宁就在同马尔托夫等人的建党思想的斗争中多次阐述了有关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内容，但当时还没有明确地提出“民主集中制”这个概念。1905年12月在芬兰塔墨尔福斯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党的改组》的决议中指出：“代表会议确认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不容争论的，认为必须实行广泛的选举制度，赋予选出来的各中央机构以进行思想领导和实际工作领导的全权，同时，各中央机构可以撤换，它们的活动应广泛公布并应遵守严格地作工作报告的制度。” [2] 1906年4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根据布尔什维克的提议通过的《组织章程》第二条规定：“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 [3] 这是党章中第一次出现“民主集中制”条文。以后的俄共（布）、联共（布）和苏共的章程，都保留了这一条规定。1920年7月，列宁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规定：“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 [4] 从此，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又成了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

列宁指出，“民主集中制只是说，各地代表在一起开会并选出负责机关来进行管理”。“民主集中制就是：由代表大会检查中央的工作，免除中央的职务并任命新的中央。” [5] 几十年来，各国共产党人在建党实践中大大丰富了民主集中制的内容，但其指导思想仍然是列宁当年的规定。这种指导思想就是，党的各级委员会由选举产生，选举人有权监督各级委员会的工作并撤换它们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党的各委员会及其组成人员有义务向党员大会或党的代表会议、代表大会报告工作，自觉地接受党员和党组织的监督。在委员会内部实行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使党强大有力的保证。这些原则包括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部分服从整体的原则和党的下级机关服从上级机关的原则。党的政治路线的确定，表明了党在政治思想上的统一，但是这种思想上的统一要靠组织上的统一来巩固。思想威信只有变成权力威信，才能转化为物质力量。因此，不实行上述原则，就不可能把全党的力量并通过全体党员把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组织起来，去实现党的政治路线。 民主集中制的主要原则是在民主的基础上，即在广泛听取广大党员意见的基础上少数服从多数。民主集中制的其他原则，如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个人服从组织、局部服从整体等，都是由这个原则派生出来的，都可以用这个原则来解释。坚持了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就是从根本上实行了民主集中制；反之，违背了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就是从根本上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少数人说了算，甚至一个人独断专行，是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格格不入的。所谓“少数服从多数”，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共产党人在全国人民中是“少数”，他们必须服从人民群众这个“多数”；共产党人应该把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放在首位，使个人利益服从人民的利益。二是指在一个组织内部，在一次会议上，少数人的意见应当服从多数人的意见，按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议。 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不仅仅是一个数量概念。能不能遵守这个原则，体现的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一个革命者的立场。列宁说：“对我们来说，大多数人的意志永远是必须执行的，违背这种意志就等于叛变革命。” [6] 又说：“不执行多数人的意志，就谈不上什么党性，甚至根本谈不上有组织的政治行动。” [7] 坚持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就是否认特权。在党的会议上，每一个共产党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有一票的表决权。所谓集中，就是集中多数人的意见。只有集中多数人的意见，才能使作出的决议比较地符合实际，才能使决议变成统一行动。集中多数人的意见作出的决议也可能犯错误，但这种错误要少得多、轻得多，也比较容易纠正。 坚持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并不否认少数人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列宁指出，“民主集中制和地方机关自治的原则所表明的正是充分的普遍的批评自由，只要不因此而破坏已经确定的行动的一致——它也表明不容许有任何破坏或者妨害既定行动的一致的批评。” [8] 他在总结同少数人作斗争的经验时说，“我们深深地感到，这个经验教导我们必须在党章中保证一切少数派的权利，使那些经常发生和无法消除的不满、愤怒和斗争，不再变成通常的庸俗的无理取闹和无谓争吵，而是形成一种目前还不习惯的捍卫自己信念的合理而正当的斗争。” [9] 列宁在这里指出的对待少数人的态度，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尊重少数人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不是保护派别活动。1921年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决议中说，“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因为派别活动“必然会削弱齐心协力的工作，使混进执政党内来的敌人不断加紧活动来加深党的分裂，并利用这种分裂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决不容许发表任何派别言论”。代表大会宣布，“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这个或那个纲领组成的派别（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并责令立即执行。凡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定者，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 [10] 民主集中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民主和集中不能分离。所谓民主，应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所谓集中，应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没有民主的集中是官僚主义的集中，没有集中的民主是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民主。民主和集中不是一半加一半的机械组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环境下，民主和集中的比重不同，组合的方式也不同。当布尔什维克党处于地下活动的时候，当党需要集中全力赢得战争胜利的时候，集中和纪律就是优先强调的问题。反之，在和平建设时期，当党执行的任务需要周密计划的时候，民主就会占据更突出的位置。 列宁不仅是民主集中制的倡导者，而且是实践民主集中制的典范。正因为如此，列宁在党内的威信是其他人无法相比的。但是，列宁的威信的确立不是靠权力，而是靠他手中握有的真理，以及他模范地执行党的决议和纪律。他在党内的职务，除“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以外，没有任何使他享有特殊权力的其他职衔。他在党的会议上，同其他委员一样，只有1票的表决权。他在党内经常处于多数地位，但也不止一次地处于少数地位。无论是在处于多数地位还是处于少数地位的时候，他都能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当他处于多数地位的时候，他总是在执行多数人通过的决议的同时，充分尊重少数人的民主权利，允许他们充分陈述自己的理由；当他处于少数地位的时候，他总是在执行多数人通过的决议的同时，反复阐明自己的观点，耐心地说服持不同看法的同志，最后争得多数人的支持。下面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维埃政权面临的是一个被战争拖累得疲惫不堪的俄国。为了赢得“喘息”时间，以便恢复经济，必须摆脱战争。为此，需要向帝国主义让步，争取尽快同德国签订和约。1918年1月8日，列宁在党中央委员会和出席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提出了关于立即缔结单独的割地和约问题的提纲。当时，他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一些地方党委会提出中止同德国人的谈判。在中央委员会内部，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及其追随者们坚决反对列宁的主张。列宁一方面批驳他们的“奇谈与怪论”，一方面耐心地做广大党员的工作，终于在1918年2月23日的党中央会议上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在同年3月举行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列宁的决议案被通过。布哈林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但列宁并没有给他组织处分。列宁说：“在单独媾和问题上同中央意见有严重分歧的同志，严厉责备中央，并认定分裂不可避免，这是十分自然的。这都是党员极正当的权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1] 第二个例子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这次大会的代表中孟什维克占多数，会议通过的决议大多是符合孟什维克意愿的。会上，列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会后，列宁又以代表的名义发表了《告全党书》，公开表明了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我们认为代表大会的这些决议是错误的，我们应当而且一定要在思想上同这些决议作斗争。同时，我们向全党声明：我们反对任何分裂行为。我们主张服从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们反对抵制中央委员会，并且珍惜合作；我们同意选派与我们思想一致的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即使他们在中央委员会里只占极少数”。 [12] （当时中央委员会共10人，布尔什维克只有3人。） 列宁在世的时候，党内没有法定的领袖。党的领导核心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当时中央委员人数少，开会比较容易。在中央委员会内部实行集体领导，在决定问题时，每个委员都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权利，最后投票表决，多数票通过。每个委员都只有1票的表决权。 列宁在强调党内民主其中包括保护党内任何少数人权利的同时，也十分强调党的集中，特别强调少数服从多数、部分服从整体，绝不容许在党内出现派别活动和无政府主义倾向。列宁曾明确指出：“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这是“先进阶级民主主义政党所应有的纪律”。 [13] 特别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外国武装干涉、国内战争形势的严峻、国内外敌对势力用各种手段从政治、思想、组织等各方面破坏党的团结，以及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泛滥，列宁特别强调党的集中、团结和纪律。他说：“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谁哪怕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14] 1919年3月，在列宁的亲自领导下，俄共（布）举行了第八次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成立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政治局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对刻不容缓的问题作出决定，并且每两周向中央全会报告一次自己的全部工作情况。组织局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指导党的全部组织工作，每周至少开会两次，每两周向中央委员会报告一次工作。组织局的每一个委员领导一个相当的部门。中央书记处由一名责任书记、一名组织局委员和5名处理日常事务性工作的书记组成，每两周向中央全会报告一次工作。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都是中央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它们只有权处理急需解决的问题和日常事务性工作，并且受到中央委员会的严格监督。而一切非急需解决的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都要经过每两周召开一次的中央全会讨论决定。在当时国内战争的条件下，有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八大作出这样的决定是正确的。 遗憾的是，列宁逝世以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逐渐遭到削弱和破坏。先是权力过分集中，酿成许多严重的损失；继而出现极端“民主化”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党内派别林立，逐步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实行多党制，致使执政多年的党彻底垮台。 二 过分集中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严重危害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成了联共（布）的主要领导人。1922年4月，俄共（布）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决定设立总书记一职。斯大林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第一任总书记。这时，斯大林成了党内唯一兼任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三个职务的人，他还是政府内唯一兼任两个人民委员职务的人。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列宁的病情加重，医生经常建议他离开工作去疗养、治病，中央委员会指定的为列宁治病的监督人也恰恰是斯大林。在这样的时候作出这样的安排，如果不是列宁提议的，至少也是列宁同意的。斯大林掌握“无限的权力”是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必然性和偶然性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什么斯大林“阴谋篡权”。斯大林在党内地位的日益凸显，为他以后施展自己的才华，也为他以后犯错误准备了组织条件。 斯大林在执政初期还是比较谨慎的，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得到较好贯彻。一是中央的会议能够正常召开。从1924年1月召开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到1934年1月召开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其间整整十年的时间里共召开了四次代表大会和三次代表会议。1925年，在筹备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并审定联共（布）章程（修改稿）时，斯大林还强调：“例行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每两个月至少召开一次全会。” [15] 二是坚持集体领导原则，一切重大问题在会上讨论决定。到会人员能够畅所欲言，敢于同斯大林展开争论，甚至在党的刊物上点名批评斯大林。1931年12月，斯大林在和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谈话时说：“个人的决定总是或者几乎总是片面的。……根据三次革命的经验，我们知道一百个没有经过集体审查和修改的个人决定中，大约有九十个是片面的。” [16] 他又说，在中央委员会里，“每个人都有可能改正任何人的个人意见和建议。每个人都有可能提供自己的经验。如果不这样，如果由个人来作决定，那么我们在工作中就会犯极严重的错误。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改正个别人的错误，因为我们重视这些改正，所以我们作出的决定是比较正确的”。 [17] 众所周知，这十年间是联共（布）党内斗争最激烈的时期，反对派的意见都是在党的会议上或党的刊物上发表的。斯大林对反对派的处理也是符合党章的。 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展，随着党内反对派一个一个地被打垮，斯大林的威信越来越高。1929年，在庆祝斯大林50寿辰的时候，开始出现过分颂扬斯大林个人功绩的言论和文章。 1934年党的十七大以后，斯大林在党内的地位已不可动摇，斯大林的威望已无人可比。于是，他不再谦虚谨慎，他的性格上的弱点开始暴露：粗暴、任性、独断专行。首先是党的会议不能按时召开。从1934年1月党的十七大到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将近20年的时间内总共只开了两次代表大会和一次代表会议。从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到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相隔13年。当然，这期间有卫国战争的影响。就是在1945年卫国战争结束以后，到1952年召开十九大，也相隔了7年。其次是集体领导原则遭到破坏。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反对派相继被摧垮以后，斯大林成了列宁主义的化身。在党的会议上再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斯大林的指示就是党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周围聚集了一群追名逐利的阿谀奉承之徒，严重败坏了共产党的作风。这些人不讲真话，一味随声附和，或者猜测斯大林的意图，讲一些斯大林爱听的话。有一次，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前夕，斯大林周围的人在谈到斯大林在十八大上的报告稿时大肆颂扬。斯大林却说：“我给你们的报告稿是我已经淘汰了的，你们还在唱赞歌……我准备讲的稿子全都改过了！”弄得在场的人非常难堪。这时，贝利亚却恬不知耻地说：“但是就在这一稿中已经显示了您的手笔。如果您把这一稿再加以改写，可以想象得出，报告将是多么精彩！” [18] 过分集权制违背了民主集中制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实际上要求多数服从少数，甚至服从一个人；它用个人或少数人的智慧代替了多数人的智慧，用权力代替了真理；其结果必然带来决策的错误。斯大林时期主要的重大错误是人所共知的，其影响也是深广的。 一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夸大党内敌情，认友为敌，镇压了党和国家的许多干部。这种镇压，不仅剥夺了这些共产党员的民主权利，而且剥夺了他们生存的权利。由于大规模镇压，造成了国家各条战线上的干部严重缺乏，特别是军队领导干部的缺乏，给卫国战争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二是斯大林的自负使苏联在卫国战争初期对法西斯的侵略战争估计不足，使苏联红军和国家蒙受了损失。从总体上说，苏联对希特勒的进攻是有准备的，但对进攻来得如此迅速却准备不足。尽管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在内的一些机构曾把自己得到的有关德国法西斯即将进攻苏联的情报转告了苏联，但是没有引起斯大林的足够重视，从而使苏联在卫国战争最初几个月里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赫鲁晓夫担任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以后，曾经强调要恢复集体领导原则。但是，这只是一种骗人的说教，一旦他在党内的第一把手地位稳定下来，他也逐步走上了个人集权的道路，接受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赫鲁晓夫的随心所欲、独断专行的作风更是举世闻名。他的唯意志论给苏共造成的危害，也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一是所谓“工业党”、“农业党”的问题。1962年11月19～23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作为总书记的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题为《苏联的经济发展和党对国民经济的领导》的报告，提出必须按生产原则改组党的中央和地方领导机关：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内，设立领导工业生产的中央局和领导农业生产的中央局；在边疆区和州一级党组织内，也分别成立领导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党委会，同时取消原有的边疆区和州党委会。会议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这样从上到下划分工业党、农业党的结果，党的统一领导被破坏，机构重叠，办事效率低，助长了官僚主义。这一错误决定很快遭到全党上下一致反对，为赫鲁晓夫的下台准备了条件。 二是关于加勒比海危机。1962年5月，赫鲁晓夫产生在古巴建立军事基地的想法，6月，苏联与古巴商定在古巴建立军事基地。7月，苏联开始把大量导弹和伊尔 28型轰炸机运往古巴。这种轻率的决定显然没有考虑可能引起的后果，没有估计到美国可能作出的反应。美国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采取措施，加强了对古巴的海上封锁，拦截苏联船只。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赫鲁晓夫被迫撤回了导弹。这种先是冒险主义，后是投降主义的决策，大大损害了苏联的国际威望。 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初期，由于他的地位尚不巩固，苏联曾经出现过“三驾马车”分权的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地集党权、政权和军权于一身，接受并鼓励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先后获得过列宁和平奖金、列宁文学奖金、列宁勋章5枚和苏联英雄金质奖章2枚。这不仅是虚荣可笑的，而且在苏联主要领导人中也是独一无二的。他还是苏联元帅。这在和平建设时期也是没有先例的。在勃列日涅夫70大寿时，《真理报》开辟专栏为他歌功颂德。他没有斯大林的盖世之功，搞起个人崇拜来却使斯大林望尘莫及。 勃列日涅夫掌握党、政、军大权以后，不再倾听其他政治局委员的意见，独断专行地处理国内外重大事情。决定出兵阿富汗便是最典型的例子。1979年，阿富汗国内政治斗争尖锐化。阿富汗领导人请求苏联派兵援助。苏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开会研究，决定给予军事技术援助，但不派兵。在1979年3月18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家一致认定，“出兵是没有任何理由的”。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在出兵阿富汗问题上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呢？亲自参加过苏军撤离阿富汗的组织工作的苏联将军利亚霍夫斯基认为，“这是因为勃列日涅夫改变了态度。在领导人专横跋扈、老百姓盲目服从的国家里，所有的事情均取决于站在首位的那个人。其他人或为生存，或为保全自己的位子，不得不默默地跟随其后。” [19] 三 极端民主化使民主集中制原则破坏殆尽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久，便在1987年举行的、主要讨论干部问题的中央一月全会上提出所谓“民主化”的口号，认为民主是“改革的实质”，要求把“社会的民主化提到首要地位”。 [20] 应当指出，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民主化”在开始时还是有条件的民主。但是，随着戈尔巴乔夫错误路线的一步步深入，他的“民主化”的界线便变得模糊起来。他在1988年举行的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说，我们要的是“无条件的民主”。在1990年2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重新认识民主集中制原则，并将重点放在民主化和党员群众的权利上面”。 [21] 在上下级关系上，推行党组织“自治原则”，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如不同意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可以不执行。这意味着苏共不再是一个具有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战斗组织。这就是说只要“民主”，不要集中，也不要法律和纪律。一句话，他要搞的是无政府主义的极端“民主”。这种极端民主化必然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 在戈尔巴乔夫的极端“民主”思想鼓舞下，党内要求取消民主集中制的呼声日益高涨。他们把民主集中制与民主对立起来，视民主集中制为万恶之源。实际上，在戈尔巴乔夫主持下，党的中央机关默认了这种批判。《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不再具有约束力。党内逐渐形成了许多具有自己纲领的政治派别，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纲领派”便是当时形成的对党的瓦解起了巨大作用的派别之一。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7月举行的苏共二十八大的报告中公开批判“民主集中制”原则，说“现在党内主张从党章中取消这项原则的情绪很强烈，因为先前的全部实践败坏了这项原则的声誉”。 [22] 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正式取消了二十七大通过的党章中关于“党的组织机构、全部生活和活动的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样的提法，同时，却增加了这样的条文：“苏共内部不允许建立具有自己内部纪律的派别，但并不限制共产党员在辩论过程中在立场方面进行联合的权利。” [23] 这样，派别的存在就合法化了。作为苏联共产党党内生活准则的民主集中制以及党内监督，到此已被彻底抛弃。 与此同时，在党内早已销声匿迹的关于实行党的联邦制的要求再一次被提了出来。这个口号主要是党内的一些持民族主义观点的领导人提出来的。早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初建之时，即在1903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派分子就提出，要按照民族文化特征划分阶级，在党内实行联邦制，即要求各民族建立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反对建立全俄国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各民族党之间保持相互联系，但不接受中央的统一领导。经过列宁和其他代表的坚决反对，这种意见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现在，这种意见又被提了出来，并被党的二十八大接受。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章程》专设了《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一章，其中规定：“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是独立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涉及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原则性决议应在加盟共和国共产党全权代表参加下进行讨论。如果不同意所作出的决议，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权不执行这一决议并要求召开苏共中央全体会议或者苏共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体会议讨论有争议的问题。”同这一条款相适应，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党章在组织上也作了调整，规定“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进入苏共中央政治局”。 [24] 取消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派别林立的结果，最后必然提出多党制的要求。叶利钦从反对民主集中制开始到提出多党制的过程，充分说明了这个结论。他在苏共二十八大上的发言就很有代表性。他说：“民主国家的必由之路是实行多党制。我国在逐渐建立各种不同的政党。同时，苏共也必然要进行根本性的革新。……必须将苏共内现有的各种纲领派从组织上固定下来，让每个共产党员有时间自己作出政治决定。我确信，大多数普通党员会把党的前途依托于民主派的。” [25] 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底之前是反对多党制的。他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说：“最近我们曾不止一次地遇到了利用民主权利达到反民主目的的事情。有人以为这样一来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从改变边界到成立反对党。苏共中央认为，这种滥用民主化的行为是同改革的任务根本矛盾的，是与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的。”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宛说：“我认为实行多党制并不是悲剧，如果多党制是一种正常历史进程的结果并符合社会需要的话。” [26] 这是戈尔巴乔夫第一次表示对多党制的容忍态度。1990年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根据苏共中央的建议修改宪法，取消第六条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规定，增加了“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通过自己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与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 [27] 从此，多党制在苏联取得了合法地位，苏共变成了议会党。 取消民主集中制、在党内实行联邦制和在国内实行多党制，是套在苏共脖子上、置苏共于死地的三根绞索。 干部路线是组织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共的干部路线是苏共选拔、培养和分配干部的指导思想和准则。执政党的主要任务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制定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二是组织实施已制定的纲领和路线。制定纲领和路线靠人，实施纲领和路线也靠人。所以，干部问题是共产党执政兴国的核心问题。 一 列宁的干部路线 苏共历来都非常重视干部问题，特别是在十月革命胜利、苏共成了执政党以后，更加感到干部问题的重要。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都要讨论干部问题，每一届党的领导人都有许多关于干部问题的论述。 苏共的干部路线的基本思想和原则是列宁制定的。虽然随着时代的进步，干部工作的内容有了很大的丰富和发展，但其指导思想和原则是一贯不变的。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不久，列宁就强调指出：“没有各种学术、技术和实际工作领域的专家的指导，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主义要求广大群众自觉地在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基础上向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迈进。社会主义应该按照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方法——更具体些说，用苏维埃的方法——来实现这种迈进。” [28]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管理国家的任务极其庞杂而艰巨，有知识、有技术、有管理经验的干部非常缺乏。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严肃地指出：“如果认为我们只用清白的共产党人的双手，不要资产阶级专家帮助，就能建成共产主义，那是一种幼稚的想法。” [29] 列宁非常关心中央的领导班子问题。他写道：“全党必须系统地、逐步地和坚定不移地为中央机关培养称职的人，对每个准备担任这种高级职位的候选人的全部活动了如指掌，甚至了解他们的个人特点，他们的优点和缺点，他们的成功和‘失败’。” [30] 列宁在病重期间还对中央的领导班子问题“焦急不安”，他请求医生每天给他5分钟时间，并用超乎生命极限的毅力口授了《致代表大会的信》。 [31] 这封信的内容是众所周知的。由于种种原因，列宁在信中的建议没有完全实现。但是这封信所反映出来的列宁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选择的重视，却是值得后人深思和学习的。 列宁的干部路线包括选拔干部、使用干部和培养干部的一整套原则。列宁说：“全部工作的关键在于挑选人才和检查执行情况。” [32] 列宁特别强调要在实践中从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道德品质三个方面考察和选拔干部。他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写道：“我们走自己的路，力求尽量慎重而耐心地去考验和识别真正的组织家，即具有清醒头脑和实际才干的人，他们既忠实于社会主义，又善于不声不响地（而且能排除各种纷扰和喧嚷）使很多人在苏维埃组织范围内坚定地、同心协力地工作。只有这样的人，经过多次考验，让他们从担负最简单的任务进而担负最困难的任务，然后才应提拔到领导国民劳动和领导管理工作的负责岗位上来。” [33] 列宁特别重视从“老百姓”中发现人才。他认为，“在‘老百姓’即工人和不剥削别人劳动的农民中，有大量有组织家才能的人”，我们应该去“发现、鼓励、扶持、提拔他们”。 [34] 列宁非常重视合理使用干部。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一些不法商人乘机做出一些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列宁指出，“关键在于人员安排不当，革命干得很出色的负责的共产党员被派去搞他们一窍不通的工商业，他们妨碍别人看清事实真相，因为奸商和骗子都巧妙地躲在他们的背后。” [35] 列宁认为，一个好的机关，应该是各种类型的干部的合理搭配。他在谈到中央监察委员的候选人时说：“最好是使这个机构有各种各样的人员，在这个机构里我们应当设法把多种素质和不同优点结合起来。” [36] 列宁非常重视干部的培养和教育。早在1911年，列宁就在巴黎附近建立了布尔什维克的第一所干部学校并亲自担任主讲人。这所学校为革命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干部，奥尔忠尼启则就是其中之一。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夺取俄国”的任务基本完成，“管理俄国”、“建设俄国”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而后者比前者更艰巨、更复杂。这时最关键的问题、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有知识、有技术、有经验的干部。苏维埃政权除了留用几十万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旧官吏以外，还积极采取措施培养自己的干部。当时开办了各种苏维埃学校、培训班和工农速成中学，吸收了几十万青年人进学校学习。列宁的著名的《论国家》一文，就是在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的讲演。他还号召全党同志都要学习，“我们应当利用不打仗、没有战争的每个时机来学习，而且要从头学起”。 [37] 监督和检查干部的工作情况，是干部工作的重要环节，是选拔干部的重要手段。列宁在这方面有许多重要的指示。他说：“通过召见和尽可能巡视莫斯科各机关及各省的办法，来亲自了解一定数量的苏维埃工作人员，不仅要了解高级工作人员，而且一定要了解中下级工作人员，以便考察和选拔人才，并真正改善苏维埃机关。” [38] 二 干部工作中的问题 虽然列宁为苏共制定了正确的干部路线，在苏共历次代表大会也都谈到了干部问题并且作出了许多很好的决议，但是，这些决议在执行和实践中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干部教育和培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干部选拔和任用工作中的主观主义，以及干部考核和评价工作中的实用主义。 第一，干部教育和培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 客观地说，苏共历届领导人对干部的教育和培养都是很重视的，而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苏共干部的教育和培养渠道很多，除了普通学校的教育以外，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建立了党校和其他形式的培养干部的学校或培训班。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前夕，苏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苏共加盟共和国中央书记、边疆区委书记、州委书记全都受过两种高等教育，即普通高等教育和党校教育，其中70%以上受过工程技术教育、农业教育或经济专业教育；在市委和区委书记中，90%以上受过高等教育，60%以上受过工程技术教育、农业教育或经济专业教育，大多数在各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办的党校学习过。基层干部的轮训制度已经建立，基本上做到了每个干部每5年轮训一次。 但是，在干部的教育和培训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形式主义。从教学方面来说，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和填鸭式的教学方法。苏联的高等学校普遍设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在各级党校更是以传授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要任务。但是，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是书本上的，未与苏联社会的现实相结合；如果联系实际，也是按照苏共中央的统一口径照本宣科，没有任何深入的解释。这样一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了苏共中央决议的护身符，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课堂成了宣传苏共中央决议的阵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无须思考苏共中央的决议是否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只须相信苏共中央的正确，中央决议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具体运用。从学员方面来说，自觉学习的人不能说没有，但是很多人去党校学习是因为必须执行规定，或是为了“镀金”，是为了替今后的升迁增加政治投资。他们虽然“完成”了学业，拿到了文凭，却没有在领导能力方面有多大提高。所以，当苏共领导人一步一步地把党引向毁灭时，多数干部没有政治鉴别能力，也没有预防和抵制的能力，有的干部还成了摧毁苏共的急先锋。曾经在摧垮苏共的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雅科夫列夫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雅科夫列夫在1960年毕业于苏共中央社会科学学院，担任过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理论刊物《共产党人》杂志的编委，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主管意识形态工作，是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叶利钦也同样受过党的教育。他在自传中说，曾经“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过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 [39] 雅科夫列夫和叶利钦一类人的蜕变，反映了苏共干部教育和培养制度的失败。看来，不讲实效、不说实话、缺少理想热情的培训教育不仅毫无意义，反而会进一步败坏自己的党风、学风，极大地动摇广大干部的理想信念。 第二，干部选拔和任用工作中的主观主义。 苏共历史上的各个党章都明确规定，党的各级组织一律由选举产生，党的领导人必须向选举他们的党员大会、党员代表会议或党员代表大会定期报告工作，接受它们的监督。实际上，各级党委会的候选人都是由上级事先决定的，选举只是履行一下法定程序。而上级领导人在决定下级党委会的候选人时，往往不是根据群众和广大党员的意见，而是根据自己的主观印象和好恶；有的甚至有意培植亲信，拉帮结派。所以，党的各级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和主管组织工作的部门对干部的选拔和任用起着决定作用。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起初我以为我在莫斯科党内的提升，是应该感谢卡冈诺维奇的，但我很快就发现，我的提升出于斯大林本人的成分比卡冈诺维奇更多。显然，斯大林一直在通过他的妻子，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阿利卢耶娃注意着我。她在斯大林面前为我唱赞美诗，于是斯大林就叫卡冈诺维奇帮我的忙。” [40] 戈尔巴乔夫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叙述了在他的仕途上的“安德罗波夫因素”：“我想安德罗波夫在我的提拔上是‘插手’了，不过他并未对我作任何暗示”。戈尔巴乔夫还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契尔年科告诉他勃列日涅夫提拔他担任书记处书记的原因：“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出发点是，你站在他的一边，对他忠心耿耿。他很看重这个。” [41] 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无论其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还是其个人品质，在同代人中都不是出类拔萃的。他们能够爬上权力的顶峰，不是凭借个人的能力，而是得益于仕途投机的手段。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错误地将他们当成了“自己人”。赫鲁晓夫在工学院学习时，恰逢党内斗争激烈，他坚定地站在斯大林一边，旗帜鲜明地反对右派。这些信息通过斯大林的妻子和卡冈诺维奇传递给了斯大林，促使斯大林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戈尔巴乔夫则是利用他接触中央领导人机会多的优势，向中央领导人献殷勤，从而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欢心。苏共在选人、用人上的教训，也是执政的共产党人的一笔宝贵财富。 第三，干部考核和评价中的实用主义。 考核和评价干部，是干部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是选拔和任用干部的基础性工作。在几十年的干部工作实践中，苏共积累了不少经验，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考核和评价干部的制度，其中包括考核和评价的内容、方法和程序等。然而，在执行过程中人们往往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考核和评价干部的方法和程序，成了实现领导人意图的工具。领导人看中的干部，他的缺点可以视而不见，忽略不计，或者大事化小，甚至缺点也会变成优点；领导人讨厌的干部，他的缺点会被放大，他的优点往往被忽视，甚至优点和缺点换位。更有甚者，一些干部明明犯有严重的错误或罪行，却因为受到领导人的器重而被庇护。例如，苏联报刊上曾经揭露70年代发生在阿尔罕格尔斯克州的这样一件事：有一位名叫罗曼诺夫的厂长和他的妻子——一个商店和餐馆的经理，强迫工人们把一部分月薪交给厂长和他的下属以换取高价出售的商品，强迫住宅区的居民在他们的花园和果园里从事义务劳动，而他们卖给顾客的商品却只有应得的一半多一点。1974年，一位工人给中央委员会、州委员会和多家报纸写信，反映这对夫妇的劣迹。这些信都被转到了区委会。结果是，这对横行霸道的夫妇没有受到惩罚，而写信的工人却被以“诽谤罪”判刑。像这类劣迹昭彰的干部被提拔重用，被树为“典型”、“模范”的例子，在苏联的报刊上俯拾即是。 干部的教育和培养、选拔和任用、考核和评价，是整个干部工作中的重要环节，它们相互连接又相互影响。教育和培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选拔和任用中的主观主义以及考核和评价中的实用主义，都源自于官僚主义集中制，是在干部工作中破坏民主集中制的结果。这些问题的危害性不限于干部工作本身，而更重要的是对党的威信的损害，造成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党的不信任，对共产党的决议和指示的冷漠。 三 苏共干部路线评析 苏共干部路线上的问题，不是理论和指导思想上的问题，也不是法规和条文上的问题，而是实践中的问题、工作中的问题。说一套，做一套，是这些问题的特征。这些问题具有深厚的社会文化根源和制度根源。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长期经受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资产阶级的力量很弱。在居民中，农民占大多数。在农村，长期实行土地公有制，农民习惯于崇奉集体主义，习惯于接受一个首领的管理，缺乏民主意识。居民中绝大多数人是文盲，对外界事物知之甚少，对政治漠不关心。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经设计过一个很好的民主制度，但是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而未能实行。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写道：“我们的目的是要吸收全体贫民实际参加管理，而实现这个任务的一切步骤——愈多样化愈好——应该详细地记载下来，加以研究，使之系统化，用更广泛的经验来检验它，并且定为法规。” [42] 但是，不久他发现，由于文化水平低，吸收全体贫民实际参加管理工作的任务无法实现。“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 [43] 直到生命的晚期，列宁对国家机关的工作都一直不满意。他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说：“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 [44] “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 [45] 他提醒全党要记住，“这些缺点根源于过去，过去的东西虽已被打翻，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去。” [46] 经过70年的建设，俄国的社会结构有了很大的改变，人们的文化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那些已深入人心、已成为习惯的旧的社会文化的影响却没有完全消失，仍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 实际上的任命制培育了上下级干部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干部脱离了人民群众的监督。于是，“社会公仆”变成了“社会主人”，人民的“儿子”变成了人民的“父母官”。按照法律的规定，在苏联，各级领导干部的产生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选举制，一种是任命制。在共产党、社会团体和苏维埃机关中实行选举制，在政府机关、企事业管理机构中实行任命制。但在实际工作中，选举制只是一种形式，实际上跟任命制没有多大差别。在这种制度下，干部的任免和分配完全取决于上级领导人的好恶。不管是“任人唯亲”，还是“任人唯贤”，都是以领导人的好恶为标准的：“亲”是对领导人亲，“贤”是领导人认为的贤。这样，在党内便造就了两种干部，一种人唯唯诺诺，对上级领导人言听计从，不敢根据具体情况处理具体问题，更不敢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工作中无所创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是这种人的共同心理。这样可以保住官位，甚至还能升迁。这种干部的“近亲繁殖”，导致干部能力的退化，一代不如一代。另一种人则采用两面派手法来对付领导人。他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会上一套，会下一套；说的一套，做的一套。当领导人在岗的时候，他们装得很温顺，甚至对领导人阿谀奉承；一旦领导人去世或离职，他们就翻脸不认人，变成攻击前领导人的急先锋。赫鲁晓夫就是这种人的典型。就在斯大林逝世前夕的1952年，赫鲁晓夫还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称斯大林是“我们敬爱的领袖和导师”、是“天才”，称斯大林的领导是“英明的领导”，称斯大林的著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一个新的无价的贡献”。而在斯大林逝世不久，他就“忘记了”自己说过的话，咒骂斯大林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伊凡雷帝式的暴君”、“白痴”、“强盗”……当然，在苏共内部也有许多正直的、优秀的干部，但他们往往得不到重用，甚至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这些现象反映了苏共干部路线存在的严重问题。 干部路线是由政治路线决定的，是为政治路线服务的。干部路线上的问题，其原因存在于政治路线之中，存在于政治体制之中。苏共垮台的主要原因是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错误，干部路线上的错误则起了辅助作用。 苏联共产党是世界上第一个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政权一建立，就面临严峻的生存环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的生存环境有很大改善，但仍然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和文化上，苏联都不如资本主义强大，苏联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所以，“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始终是苏共各届领导人应该考虑的头等大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以便把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用于最需要的地方；以便防止队伍内部的分裂，给敌对势力以可乘之机，破坏目标的实现。而维护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重要手段，就是实行各级领导干部的任命制。唯有任命制，才能保证中央制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党内发生分裂，首先是因为苏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发生了变化，从经济改革转向政治“改革”，转向党自身的“改革”。戈尔巴乔夫为了贯彻“民主化”和“公开性”的主张，公然违背他自己主持苏共二十七大通过的党章的规定，容忍党内的派别活动，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党章明确规定：“苏共生活的不可破坏的法规，是思想上和组织上的一致，它的队伍的坚如磐石的团结、所有共产党员高度的自觉的纪律。派别和集团活动的任何表现都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性、同留在党内不相容的。” [47] 可是，当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纲领派”和其他派别在国内四处活动，与中央唱对台戏时，戈尔巴乔夫却听之任之；当党的宣传物上出现批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时，他又视而不见，妥协退让。最后，他自己也接受了那些反共、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的观点，成了苏共的掘墓人。 苏共的基层组织是苏共的组织基础，是落实苏共纲领和政治路线以及各项决议的最后一个环节，是苏共联系群众的直接实现者，是群众的组织者和带头人，是苏共的细胞和“神经末梢”。苏共的形象在很多方面都是通过它的基层组织展现出来的。 苏共有40多万个基层组织，分布在工厂、矿山、国营农场、集体农庄、部队、机关、学校和科研单位等全国各个有人群的角落。截至1986年1月，苏共有党员1941万人。他们分别参加各行各业的基层组织，接受党组织分配给他们的工作。 一 苏共基层组织的地位 基层组织的地位是由它所承担的任务决定的。 关于苏共基层组织的任务，历次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都有不同的规定，总的趋势是越往后通过的党章规定的任务越多、越复杂，只有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除外。但是有几项任务是几乎所有的党章都有的：（1）发展新党员；（2）组织党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共各级组织的决议，对党员进行党纪教育和道德教育；（3）执行党的纪律，处分违纪的党员；（4）选拔并向上级党组织推荐党的干部；（5）协助行政首长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对行政首长的工作进行监督；（6）动员并组织群众完成工作和生产计划，并在工作和生产中起先锋模范作用。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是在苏共的领导地位摇摇欲坠的情况下召开的，是苏共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对基层组织的任务作了重大修改，肯定了基层组织的独立地位。（1）自行成立基层组织的权利。在不少于3名共产党员的情况下，由他们的会议决定成立，只须由上级党委登记，无须批准。（2）自行决定自己的活动。包括接收新党员和停止苏共党籍，确定自身的结构、工作方针和方法、召开会议的时间和程序、政治行动、财政和经济活动，建立同苏维埃的关系。（3）有权从任何一级党的机构中召回由其登记或由其推荐的共产党员，无须得到上级党委的同意。（4）对本单位的行政领导人不再拥有监督权。 [48] 根据苏共最后一个党章的规定，基层党组织实际上已经摆脱了苏共的控制，它们完全凭“自觉性”接受苏共的“领导”。苏共二十八大党章对党的基层组织的这种放任的规定，实际上使党的基层组织化为乌有了。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细胞，党的生命力表现为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力。当党的基层组织坚强有力的时候，苏共的决议就贯彻得比较顺利；反之，党的决议就会在执行过程中受阻。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苏共失去了对全党全国人民的号召力和凝聚力，首先是因为苏共中央的决议失去了群众的拥护，同时也与苏共基层组织的涣散和软弱无力有关。 二 苏共基层组织的问题 苏共基层组织的问题历来都有，但在斯大林逝世以后，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才变得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动员和组织党员的能力逐渐减退，党员的先锋作用逐渐丧失。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一个消极后果就是，在苏联的共产党员和广大群众中普遍产生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性、对共产主义的可实现性、对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的怀疑，共产党员的荣誉感发生动摇，当年那种忘我热情渐渐冷却，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渐渐淡化。基层组织对共产党员的亲和作用、激励作用和约束作用都大大减退，其“战斗堡垒”作用很难体现出来。有的共产党员不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而申请入党，而是看到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共产党员的荣誉对自己的前途有帮助才申请入党的。他们入党以后，看到目的已经达到，不再严格要求自己，把自己降低到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水平。这些人最容易动摇。共产党员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有的共产党员个人主义思想严重，完全忘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特别是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后期，基层党组织完全瘫痪，大批党员要求退党，有的党员虽然没有退党，但也不再接受党的领导，不再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不再参加党组织的活动。 第二，基层党组织领导人在作风上的官僚主义和工作上的简单化，严重脱离群众，团结和带领群众的作用日益减弱。很多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人只会照本宣科地传达上级领导的指示，不能联系本地的实际有所创新；只会讲政治空话，不愿帮助群众解决他们实际生活中的问题。群众对他们不再信任，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很差。从客观上来说，基层党组织在本单位没有业务领导权，只是帮助行政领导人完成计划和行政任务的助手，一些行政领导人把所有涉及群众利益的难题都交给基层党组织去“做思想工作”，致使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人对自己的工作缺乏热情。 《真理报》1980年4月11日曾经刊登一条消息：奔萨州的一位妇女向报社反映，她家的住宅被水淹了。有关部门让这位妇女搬到附近的地下室去暂住。后来，房子没有修，而是被拆掉了，而这位妇女却被忘得一干二净。她多方申诉已是第二年了，从基层党组织直到州委会全都找遍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有些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人对敢于讲真话、敢于给领导人提意见的党员和群众进行恐吓，甚至给予纪律处分。《社会主义工业报》1986年9月5日报道一则消息：全苏化学工业能源公司的一位车间主任，因发现一个建设项目属于非法建筑，拒绝在文件上签字。总经理威胁他说：“你跑不了，到哪儿也得签字，否则，你的位置保不住了。我们将召开党委会，对你表示不信任——你就完蛋了。”一位工程师指责总经理不谦虚、滥用职权，被说成是“抹黑、污蔑”；揭露严重违反编制—财务纪律的现象，被说成是“妨碍工作”；批评领导人保守、不愿改变陈旧的工作作风，被说成是“破坏领导人的威信”。这些话都被一一记录在案，作为处分这位工程师的证据。后来，这位工程师因“散布没有根据的言论，侮辱管理局的共产党员，并且采取了败坏一位党委常委名誉的行动”，被撤销党委委员职务。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样的党组织怎么可能得到群众的信任呢？ 第三，党内学习上的形式主义，党的会议不解决实际问题，教育和管理党员的效果很差。在戈尔巴乔夫领导的后期，基层党组织已完全瘫痪。而在此之前，苏共的基层组织经常组织党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苏共的决议，但是这种组织活动只是为了执行规定，执行上级领导的指示，带有应付差事的性质，根本不解决实际问题。在许多党员大会上只能讲空话、讲好话、讲磨去棱角的话，不许提批评意见。弗拉基米尔州苏多格达市“五一纺织厂”的一位电工写信给《真理报》，反映他们厂的领导人不关心群众，日常生活安排很差，宿舍里很冷，纪律涣散，酗酒现象仍未杜绝。他在党员大会上讲了这一切，不但没有得到支持，反而被厂长训斥一顿，还有人威胁要处分他。这样的党员大会只会挫伤党员的积极性。在利佩茨克州有一位副厂长，他的工作作风粗暴，“喊叫、威胁、骂粗话”是他同工人打交道的主要方法。他还经常酗酒。党委会通过了开除他的党籍的决定。虽然领导人做工作要保他，大多数党委委员还是主张给他严厉处分。主持会议的党委副书记急忙宣布休会，宣布“下次会继续讨论”。这种公然包庇有严重问题的干部的做法，引起了党员和群众的不满，损害了党组织的威信。 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后期，苏共中央的决议朝令夕改，一个决议还没有传达完毕，新的决议又出来了；中央领导人的意见分歧公开化，各拉一帮人为自己助威呐喊，搞得基层党组织无所适从。有的基层党组织也分成几派，根本无法开展工作。许多党员对党的组织感情冷漠，有的党员干脆退出了党的组织。还有少数党员加入了反共组织，成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骨干力量，成为摧毁苏共的力量中的一分子。 三 苏共基层组织的问题剖析 问题表现在基层，但问题的根子在上层，主要是在中央。 在列宁、斯大林领导时期，苏共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很突出的。在粉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中，在星期六义务劳动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中，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和以后的经济恢复斗争中，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在那些年代，在那样的环境下，党的生存条件非常艰苦，一些自私自利之徒不敢或不愿申请入党，党员的素质比较高。当时入党的条件非常苛刻：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1919年）通过的党章增加了“预备党员”一章，规定“凡自愿入党的人，都必须经过预备期”的考察；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通过的党章规定，接收预备党员为正式党员的手续分为三类，工人和工农出身的红军战士为第一类，农民和不剥削他人的手工业者为第二类，其他（职员等）为第三类。前两类人入党，须有3年党龄的党员干部3人介绍；第三类人入党，须有5年党龄的党员5人介绍。介绍人要对被介绍人负责，如果轻率介绍，要受党纪处分，直至开除党籍。不同类型的人入党，他们的预备期也不一样，第一类人半年，第三类人二年。所以，那时的投机分子想混入党内是不容易的。那时经常清党，那些不合格的党员及时被清理出去了，党的队伍比较纯洁。除了平常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之外，党内还实行重新登记、更换党证的活动，大规模的清党活动就有三次，分别在1921年、1929年和1933～1934年进行。大规模的清党活动也发生过扩大化的现象，这曾严重误伤了一些共产党员。但是这一系列的清洗活动对于保持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力，保持党员的先进性，还是有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的。但党的十八大上决定以后不再搞这样的运动，这就带来了另一方面的问题。 列宁非常强调要保持党的纯洁性。关于这个问题，列宁有过多次指示。他说：“中央委员会的力量和权力，党的坚定性和纯洁性——这就是实质所在。” [49] “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政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 [50] “必须把欺骗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诚分子和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以及虽然‘改头换面’但内心里依然故我的孟什维克从党内清除出去。” [51] 党的基层组织的作用减弱，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作了反对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从此党员心目中的偶像开始倒塌，党的权威发生了动摇，党的下级组织对党的上级组织、党员对党的领导人不再言听计从，开始独立思考，开始提出不同意见。这种情况表现为两种结果：一种是积极的，表现为党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得到发挥；另一种是消极的，表现为党员对上层领导的不信任，以及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还有一些党员迷失方向，茫然不知所措。所以，当时有“垮了的一代”之说。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党的历史被全面清算，党的报刊上出现了公开批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党内的派别活动受到庇护，党的领导受到质疑，党的基层组织彻底瘫痪了。 清算党的历史，损害党的威信。为了衬托和突出自己的“英明正确”而去抹黑自己前任的历史，逐渐成为自赫鲁晓夫开始的各届领导人的恶习。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开始，每一届党的领导人上台以后都要批判他的前任，这无疑会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党的历史产生怀疑，对党的领导失去信任。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批判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则是批判党的全部历史，所谓“不留空白点”，实际上就是彻底否定党的功绩和党的辉煌历史。斯大林担任党的主要领导工作近30年，赫鲁晓夫当政11年，勃列日涅夫领导苏共也有18年，这是苏共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三位领导人，他们三位执政的时间加起来近60年，占了苏维埃存续时间的78%。在他们当政期间，苏联社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从一个农业工业国变成了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综合国力居世界第二位。在他们执政期间也不同程度地犯了一些不同性质的错误。对这些错误进行批判，以便吸取教训，使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是必要的，应该的。但是必须采取客观慎重的态度。因为他们是党的主要负责人，苏共又是全国唯一的执政党，国家的一切成就和问题，都与他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所以，在批判他们的错误的时候，一定要特别认真、客观地进行分析，分清主流和支流，分清历史环境和他们应负的个人责任，还要根据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采用最恰当的方法。因为他们是党的主要负责人，他们的错误很多都是以党的决议的形式贯彻到全国的，他们个人也是以党的代表的身份出现的，所以，批判他们的错误时，如果不能严格分清责任，就会变成批判党的领导，诋毁党的声誉，损害党的威信，抹黑党的历史。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民主化”、“公开性”运动，实际上是一场盗用列宁的词句伪装起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他根本否定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根本否定苏共的纲领、路线和国内外政策，同时却不加分析地宣扬资本主义的成就，不加区别地宣传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不加选择地号召向资本主义学习。从这样的立场去批评过去的“错误”，只能导致彻底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在苏联实践的历史，只能导致走向资本主义。经过这样的批判和宣传，许多人，尤其是青年人，不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再相信社会主义，不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向往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党组织根本无法开展工作。 中央决策多变，中央领导核心不团结，基层党组织无所适从。这是摧毁或损害党的基层组织战斗力的又一重要原因。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赫鲁晓夫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时期。 赫鲁晓夫在党内批判个人迷信，别出心裁地把党分成工业党和农业党，这都在党员思想上引起极大混乱，影响了基层党组织的工作。他在党内实行干部定期轮换制，也挫伤了基层党组织干部的积极性。 1962年10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在赫鲁晓夫的主持下召开。会议决定实行党内领导职务任期制，并对党章作了相应的修改。修改后的党章第二十五条规定：“在选举党的领导机关的时候，应遵守经常更换其成员同时又保持领导的继承性的原则。”在每次例行选举的时候，“党的专区委、市委、区委、基层党组织的党委会或支委会的成员至少更换一半。”同时，党章第五十六条又规定：“为了进行日常工作，基层的、车间的党组织选出支委会，委员名额由党的全体大会规定，任期一年。” [52] 这就是说，党的基层组织的成员每年都要至少更换一半。一些年龄不大的基层组织成员，由于任期届满，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职务。据统计，基层党组织书记每年的更换率为60%。在落选的书记中有2/3不是因为他们的工作能力不行，而是因为规定的任期届满。这样，有经验的书记在基层组织中的比重大大减少。这种定期轮换制度，闹得基层党组织的干部人心惶惶。基层党组织的工作绝大多数都不是专职的，本来就没有多大的吸引力，许多党员是凭着党性去尽义务的。实行定期轮换制后，他们更是心灰意懒，“得过且过”的思想情绪在党的基层组织成员中普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难去专心搞好基层组织的工作。 戈尔巴乔夫时期，党中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一片混乱，党的决议频繁改变，党内派别林立，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更是不知所措。 1988年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是苏共走向衰亡的转折点。在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取得明显实效的情况下，这次会议决定实行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党自身的改革。这项改革的内容包括：（1）在指导思想上要“放弃政治和意识形态垄断”，即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2）在宪法中，取消共产党在政治体制中的核心作用的规定，把共产党从领导党变为“议会党”；（3）在党内，取消民主集中制，改行联邦制和自治制；（4）所谓的“还权于苏维埃”；（5）引进西方的“三权分立”原则，实行总统制，排除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造成了党内和苏联社会的分裂和混乱。舆论战、法律战、党派斗争、民族斗争、游行示威此伏彼起，愈演愈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纲领性声明对国内形势作了这样的描述，“党正经历着复杂的转折时期。放弃原来的行政命令体制的核心角色，使党具有社会政治组织的性质，导致矛盾空前加剧，许多党组织的积极性下降，意见和立场两极分化，对党的批评日益增多。国内正迅速形成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团体和运动”。 [53] 这里所说的“许多党组织的积极性下降”，首先是指基层党组织的积极性下降。 苏共内部，首先是高层领导人中，分成了许多派别。保守的派别认为改革葬送了社会主义原则，他们在前一段改革成效不大的情况下开始活跃起来了；资产阶级自由派主张全盘西化，其势力不断扩大；形形色色的所谓“民主派”成了国家社会生活中令人瞩目的现象；民族主义运动有了很大发展，沙文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思潮日益活跃；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民主改革派”则完全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上层的分裂导致下层的分裂，这是基层党组织瘫痪的主要原因。 在接收新党员的工作中，重视党员数量的增加，忽视党员质量的下降，也是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的重要原因。1937年，苏联宣布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国内的剥削阶级已被消灭，只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1939年，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决定取消分类接收新党员的规定，并宣布以后不再进行大规模的清党活动，对入党介绍人的要求也放宽了限制。党员数量增加很快。1939年党的十八大时，有党员2877666人；1952年党的十九大时，有党员6882154人；到1986年苏联改革之初，苏共党员已经增加到1941万人，相当于十八大时的6.75倍，相当于十九大时的2.82倍。与此同时，清除出党的人数却大大减少。一些不合格的党员留在党内，直接影响了基层党组织作用的发挥。 党的监督是指对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及全体共产党员的工作和社会行为进行检查和督促，使其遵守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纠正违法违纪现象，惩处违法违纪行为。党的监督问题是党的建设的重要问题，是党团结全国人民，实现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各项决议的保证，是防止党蜕化变质的有效手段。 一 苏共的监督理论 苏共的监督理论基础是列宁奠定的。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布尔什维克党成了执政党。旧的国家机关的残余在苏维埃机关里大量存在，官僚主义习气浸染了共产党的干部，列宁对此十分担忧。他对改造国家机关、加强党的监督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第一，监督的主要对象是党和苏维埃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监督的目的是防止权力的官僚化。他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即指出，“现在我们愈是要坚决主张有绝对强硬的政权，主张在一定的工作过程中，在履行纯粹执行的职能的一定时期实行个人独裁，就愈是要有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以便消除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发生的弊病，反复地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 [54] 为了防止共产党员干部变成官僚，列宁建议采取以下办法：“（1）不但选举产生，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 [55] 第二，列宁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更加关注党的监督问题。在病重卧床不起的情况下，他还每天利用几分钟时间，口授了关于党和国家机关的建议。他对党和国家机关的现状非常忧虑。他建议改组工农检察院，把中央监察委员会同工农检察院合并，以便提高工农检察院的威信，同时指出：“有一定的人数必须出席政治局每次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审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 [56] “中央监察委员必须在自己主席团的领导下，经常检查政治局的一切文件。同时他们应当恰当地分配自己做检查工作的时间，以便对我们的机关（从最小的分支机关到最高的国家机关）的办公制度进行检查。” [57] 第三，必须提高监察委员和监察委员会工作人员的素质。列宁非常重视监察委员的政治品质和工作能力。他建议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这当然是大致的数字）新的中央监察委员。当选者也像一般中央委员一样，应该经过党的资格审查，因为他们也应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 [58] 列宁还要求减少工农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提高他们的素质。他要求新选拔的工农检察院职员必须符合下列条件：“第一，他们必须有几名共产党员推荐；第二，他们必须通过关于我们国家机关知识的考试；第三，他们必须通过有关我们国家机关问题的基本理论、管理科学、办公制度等基础知识的考试；第四，他们必须同中央监察委员和本院秘书处配合工作，使我们能够信赖机关的全部工作。” [59]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工农检察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工农检察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在组织上“应该相互结合”，共同完成所担负的改进国家机关工作的任务。 第四，列宁非常重视非党群众的意见。他说：“在评价人的时候，在揭露‘混进党的’、‘摆委员架子的’、‘官僚化的’人的时候，非党无产阶级群众的意见以及在许多场合下非党农民群众的意见是极其宝贵的。” [60] 第五，列宁非常重视法律的监督作用。他写道：“不要怕法庭（我们的法庭是无产阶级的）和公开性，而要把这种拖拉作风拿出来公开审判，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治好这种病。” [61] 列宁在1922年3月18日写给政治局委员的信中建议：“向各省委重申，凡试图对法庭‘施加影响’以‘减轻’共产党员罪责的人，中央都将把他们开除出党。” [62] 二 苏共的监督制度 早在十月革命前夕，即在1917年7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就规定，党的代表大会选举党的检查委员会。它的职责是“检查中央委员会的会计处和一切事业并向下一次党代表大会提出报告” [63] 。1920年，俄共（布）第九次全俄代表会议决定，在中央成立监察委员会，在党的州委和省委下设专职监察小组。中央监察委员会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州和省的专职监察小组由各州和省的代表会议选举产生。1921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专门的决议，规定了监察委员会的职能。这次代表大会第一次选举了中央监察委员会。1922年，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机构、权利和义务的详细条例。这是列宁参加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共（布）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党内监督体系。 苏共党内的监督机构有两个：检查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根据《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1922年8月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第二十八条规定，“中央检查委员会由三人组成，委员应有十年以上的党龄。中央检查委员会检查：（一）党的中央机关是否迅速和正确地处理事务，以及俄共中央书记处是否正常地进行工作；（二）俄共中央委员会的会计处和各项事业。” [64] 该章程专设了第十章《监察委员会》。这一章规定，“为了帮助巩固中央、区域和省的党的统一和威信，由党的代表大会、区域和省的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各级监察委员会。各级监察委员会要向原选举机关报告工作”。“各级监察委员会有权出席本级党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和本级党组织的各种其他会议和大会，有发言权。”“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本级党委员会不得加以撤销，但须经党委员会同意后才能发生效力，并由后者付诸实施。”“同本级党委员会不能取得协议时，将问题提交本级党的代表会议或上级监察委员会解决。” [65] 中央监察委员须有10年党龄，区域和省监察委员都必须是二月革命前入党者。以后的苏共党章有关检查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职能的规定有些变化，其基本内容还是这些。 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把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改为由中央委员会设立的党监察委员会，它的职责也相应地缩小了。这些职责是：“（一）监督各级党组织、苏维埃和经济机关对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的执行情况；（二）检查各级地方党组织的工作；（三）处分破坏联共（布）党纲党章和违反党纪的党员。” [66] 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进一步缩小了监察委员会的职权。取消了监督中央决议执行情况和检查地方党组织工作的条文，增加了受理党员关于党内处分的决定的申诉和向各加盟共和国、各省、边疆区派驻全权代表的条文。监察委员会的职权集中于监督执行党纪的情况。 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从形式上看，大大提高了监察委员会的地位，把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监察委员会改为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代表大会通过了《苏联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条例》。条例突出了监察委员会对中央委员会的监督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有权参加政治局会议，中央监察委员有权参加中央全会和其他委员会的会议并有发言权。“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有权使用党的一切文件。” [67] 但是，这个条例后来成了一纸空文，因为在它还没有来得及实行时，苏共就垮台了。 三 监督工作中的问题 第一，监察机关“下视症”。所有的监察机关都有一个通病，即眼睛只往下看，不往上看。只监督下级，不监督上级。这是苏共的常见病，也是致命的一个弊病。列宁当时也没有办法治好这种病。斯大林的错误是在他死后才受到批判的。赫鲁晓夫的错误是在他下台以后才被揭露的，而他下台的方式也不是通过正常的民主程序，不是通过监察委员会的监督，而是党内一帮人趁他不在首都之机发动“宫廷政变”把他赶下台的。戈尔巴乔夫的药方更是要不得。他不但没有把苏共的病治好，反而把苏共给治死了。 列宁晚年考虑得最多的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是党的领导权问题。列宁在世的时候，党内没有一个职位赋予某位领导人以特权，列宁凭他个人的魅力成了领导核心。当他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他设计了“总书记”一职，把“无限的权力”交给了一个人，以防在他身后党因群龙无首而瘫痪或分裂。但是，当他发现掌握“无限权力”的这个人可能会不适当地使用权力时，又想建议把他撤掉。而他建议撤换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信，他又不让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宣读，要等他死后才能公开。如果在十二大上宣读了列宁的信，也许借助列宁的威信能够把斯大林撤掉。但是，把斯大林撤掉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列宁实在是心中无数。列宁的另外两条建议，即扩大中央委员会和改组工农检察院，都实现了，但其效果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好。因为他的办法不能限制掌握“无限权力”的人。斯大林正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反对派。权力不集中不行，权力集中了用不好也会出问题，这就是列宁遇到的两难选择。 第二，监察机关的官僚主义。监察机关即使对下级机关的监督，效果也不是很理想。为了克服官僚主义而设置的监察机关，本身也染上了官僚主义的毛病。一是监督工作不联系实际，不检查党和政府以及地方党委决议的执行情况，而是把精力用在拟定公函、草案和总结报告上，使检查走过场。二是只关心有期限的任务的完成情况，不关心没有期限或期限较长的任务的完成情况，不管这些任务的重要性如何。三是检查缺乏针对性，专拣最容易做的检查。四是有时不太注意工作过程与工作成果的统一，一些善于做表面文章的领导干部反而受到好评。五是有时检查过多过滥，破坏了正常的劳动秩序，造成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引起被检查单位反感。 第三，党的会议的监督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党的会议是监督的重要手段。按照党章规定，各级领导机关及其领导人应该定期向选举他们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党员大会报告工作，接受批评和监督。然而，这些会议往往成了领导人的报告会、作指示的会，党员或党员代表很少提批评意见；即使是提了批评意见，也是很委婉的。契尔年科曾经在《党和国家机关工作问题》一书中提到过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国家安装和专业化建筑工程部党组织的批评：“在部的机关中没有令人满意地提出对部务委员会决议和社会主义义务执行情况实行监督和检查。党员大会的召开有时走过场，很少有助于动员党员去完成具体的任务，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时是泛泛的。党的常务委员会的许多决定和党员大会的决议存在是非不清、措施不力的缺点，没有规定党员对执行决议的个人责任。部务委员会依靠党组织做得很差。” [68] 有的领导干部从来不向选举他的会议汇报工作，还有的干部用粗暴的态度对待批评者，威胁要给予处分、开除公职等。 第四，群众的监督不到位。在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主人对公仆实行监督是他们的天职。依照宪法规定，苏维埃是国家权力机关，它有权对一切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实行监督，检查他们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情况。但是，苏维埃是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所以，它实际上无法对同级党委成员进行监督。在苏联，人民群众除了通过苏维埃、工会、共青团、妇女组织和社区组织以及信访渠道等对领导人进行监督以外，还成立了专门的监督机关系统：人民监督委员会、监督小组、监督岗。 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1979年11月颁布的《人民监督法》，人民监督机关是一个融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为一体的组织。各级人民监督委员会是国家机关，由同级苏维埃选举产生并向其报告工作，接受其领导；村和镇的人民监督小组，企业、集体农庄、机关、部队中的人民监督小组和人民监督岗，由劳动集体选举产生，是社会的和群众的组织。人民监督机关的成员，一半是人民代表，另一半是党的工作者、政府代表、工会积极分子、共青团积极分子和工人、集体农庄庄员。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共有人民监督员1000多万人，另有编外监督员和积极分子40多万人。人民监督机关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执行情况；同官僚主义和违法违纪行为作斗争；协助改进国家机关的工作。人民监督委员会有权对有错误的公职人员作出警告、训诫和严厉训诫处分，对违法违纪者给予降职或撤职处分；人民监督小组只能采取教育措施，不能采用国家强制措施。对于需要作出刑事处罚的干部，人民监督委员会只能将其材料转检察机关处理。 第五，法律监督缺失。斯大林时期，肃反机关拥有审判权。它们只服从行政首长一个人，既失去了法律的监督，也失去了党和人民的监督。那时造成的大批冤假错案，给党的事业和党的威信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其后遗症一时难以消除。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取消了警察机关的审判权，确定了司法机关的独立执法地位。然而，这些机关仍然受到某些党政领导人的干扰，致使一些违法犯罪的党政干部逍遥法外。例如，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在担任苏联内务部副部长期间贪污受贿65万卢布，只是在勃列日涅夫死后才被揭露出来并受到法律的制裁。再如，《文学报》1975年曾经揭露，古比雪夫市的一家建筑公司建造了一幢大楼，专供上层人物和重要来宾享用。宾馆领导人强迫服务员陪这些官员睡觉。受害者上告，毫无结果。 第六，舆论监督的有限性。新闻工作者在某些国家被称为“无冕之王”，可见其监督作用是很大的。在苏联，媒体的监督作用也是公认的。苏联的媒体经常报道群众来信和记者的访问记，揭露一些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和官僚主义作风。像《真理报》、《文学报》等报刊还辟有监督专栏。然而，在苏联，大众媒体都是“党的喉舌”，只能说出党的领导人允许说的话。因此，在苏联的媒体上很难看到批评高级干部的消息。在苏联的媒体上，我们偶尔也能看到一两条批判高级干部的消息，那一定是这些干部已经受到了处分，发布消息的行为也是经过党组织批准的。例如，1964～1977年，苏联《真理报》先后刊登过有关阿塞拜疆共和国、格鲁吉亚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乌兹别克共和国和亚美尼亚共和国主要领导人贪污受贿罪行的材料，但这些都是在他们被撤职以后。 另外，还有行政监督、信访监督、技术监督等监督形式和手段。所有这些形式和手段都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对惩治腐败、抑制官僚主义作出过一定的贡献。然而，由于“主人”与“公仆”错位，这些形式和手段的作用都极为有限。因为是党管干部，所以，在苏联真正被人民群众罢免的干部非常少。 四 对监督问题的剖析 监督问题，实质上是民主权利问题。监督不力，实质上是民主的缺失；人民群众的监督不到位，实质上是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到位。只有用权力才能限制权力的滥用，只有人民民主才能防治官僚主义顽症。 民主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随着社会的进步而生，也将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亡。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本历史名著中详细地分析了三种民主形式：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少数人享受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共产主义社会的民主——所有人享受的民主。一旦全民民主实现，民主制度将进入一个最高阶段，现代意义的民主将消亡。列宁曾经设想，在苏维埃政权下，要让所有的人都来管理国家，使所有的人暂时都成为“官僚”，因而任何人都无法成为官僚。然而，列宁在实践中认识到，“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他的设想无法实现。在苏维埃俄国，不是劳动群众自己管理国家，而是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为劳动群众管理国家。先锋队的成员是良莠不齐的。这便有了官僚主义产生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 列宁在这里所说的“文化”，不仅是指狭义的“文化知识”，而且是指整个社会的文明，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也在这种广义上使用过“文化”一词。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69] 官僚制度存在的物质基础，是利益差别的存在。只要有利益差别存在，人们就会产生追求更多利益的欲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人们总是根据自己所处的地位，利用自己的优势去追求更多的利益。马克思说过：“取消官僚制度只有在普遍利益事实上，而不是在思想上、抽象概念上成为特殊利益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而这也只有在特殊利益事实上成为普遍利益时才有可能。” [70] 利益差别的消失，只有在物质财富巨大丰富、劳动不再是人们谋生的手段而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时候才能实现。巴黎公社时期，曾经实行过公社社员领取与普通工人同等工资的制度。但是，巴黎公社存在时间不久，这种制度没有得到实践的检验。在苏维埃政权初期，也实行过国家公职人员领取工人平均工资的制度，时间不长也变了。开始是对留用的旧官吏实行高薪制，以后对共产党员干部也实行了高薪制。除了工资以外，不同级别的国家干部还享受不同的物质待遇，高级干部享受很多特权。更有一些贪婪之徒，利用手中的权力捞取非法利益。 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71] 资本主义能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复辟，归根结底是在那里存在着可供资本主义生存的土壤。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和生产力，才能最终消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但是，经济因素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资本主义能够在苏联复辟，还有其他的因素，其中，一群追逐个人私利、占据苏联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利益集团是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骨干力量，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就是这个群体的主要代表人物。 [1]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下同），第6卷，第121页。 [2]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第119页。 [3]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第165页。 [4]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54页。 [5]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90页。 [6] 《列宁全集》第35卷，第174页。 [7] 《列宁全集》第25卷，第421页。 [8] 《列宁全集》第13卷，第129页。 [9] 《列宁全集》第9卷，第8页。 [10] 《列宁全集》第41卷，第78、82、83页。 [11]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6页。 [12] 《列宁全集》第12卷，第362页。 [13] 《列宁全集》第14卷，第121～122页。 [14] 《列宁选集》第4卷，第135、155页。 [15] 〔俄〕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第452页。 [16]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第300页。 [17]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第300～301页。 [18] 〔俄〕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第456页。 [19] 〔俄〕阿·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67、71页。 [20] 转引自李景治、王正泉等《社会主义发展历程》，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第447页。 [21] 《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文件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第4页。 [22]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91，第44页。 [23]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91，第152页。 [24]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91，第154、157页。 [25]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91，第459页。 [26] 参见王正泉等编《苏联东欧大事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第232页。 [27] 《关于设立总统职位和宪法（基本法）修改补充法》，〔苏〕1990年3月16日《真理报》。

[28] 《列宁全集》第34卷，第160～161页。 [29] 《列宁全集》第36卷，第128～129页。 [30] 《列宁全集》第8卷，第88页。 [31]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37～340页。 [32] 《列宁全集》第43卷，第110页。 [33] 《列宁全集》第34卷，第174页。 [34] 《列宁全集》第34卷，第173页。 [35] 《列宁全集》第43卷，第109页。 [36]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84页。 [37] 《列宁全集》第43卷，第287页。 [38] 《列宁全集》第43卷，第148页。 [39] 《叶利钦自传》，东方出版社，1991，第47页。 [40]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第73页。 [41] 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5、13页。 [42] 《列宁全集》第34卷，第184页。 [43] 《列宁全集》第36卷，第155页。 [44]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78页。 [45]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85页。 [46]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78页。 [47]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第404页。 [48] 参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91，第152～153页。 [49] 《列宁文稿》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210页。 [50] 《列宁全集》第37卷，第215页。 [51] 《列宁全集》第42卷，第147页。 [52] 以上参见《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第209～210、218～219页。 [53]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91，第114～115页。 [54] 《列宁全集》第34卷，第186页。 [55] 《列宁全集》第31卷，第105页。 [56]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77页。 [57]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84～385页。 [58]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74页。 [59]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82页。 [60] 《列宁全集》第42卷，第145～146页。 [61] 《列宁全集》第52卷，第149页。 [62] 《列宁全集》第43卷，第53页。 [63] 《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第16页。 [64] 《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第34页。 [65] 《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第39～40页， [66] 《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第90页。 [67]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91，第188～189页。 [68] 契尔年科：《党和国家机关工作问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第269页。 [69]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71～372页。 [70] 转引自《官僚主义——最坏的敌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第119页。 [71]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第466页。 第七章 苏共的领导集团 列宁曾指出：在阶级社会中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这个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并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的领袖人物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 [1] 这就道出了领袖产生的一般规律，也揭示了领袖的本质。 无产阶级的领袖是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先进的无产阶级依靠自己的政治组织即无产阶级政党，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封建主义以及一切反动势力的阶级斗争的领导人物和集团。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需要一个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具有深厚的理论修养与卓越的领导才能的领导集团。 苏联演变、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出在苏共党内，而苏共的主要问题则在于它的领导集团。纵观苏共的历史，可以看出有两种领袖。一种是以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带领布尔什维克党成长壮大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组织，把落后的俄国发展壮大为世界上最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另一种则是以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为代表，他们从世界观的蜕变开始，逐渐失去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给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他们表面上信奉马克思主义，实质上背离、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他们篡改了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共产主义的崇高目标、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最后公开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结果酿成了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 第一节 苏共领导集团的信仰 无产阶级的领袖，首先对马克思主义要有坚定的信仰，坚持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忠实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 一 列宁、斯大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870年4月22日出生于辛比尔斯克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青年时期就开始从事革命活动。为了追求真理，他多次遭逮捕、被流放，后来流亡国外。艰难的革命经历，坚定了他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不懈奋斗的决心和意志。 1887年秋，17岁的列宁进入喀山大学学习。不久他因参加一次反对警察制度的学生抗议大会而遭逮捕。被捕后他曾同押他走的警察分局局长有过这样一段对话：“小伙子，您干吗要造反啊？要知道您的面前是一堵墙。”列宁毫不犹豫地回答：“是一堵墙，不过是一堵朽墙，只要一推就会倒的。” [2] 那时的列宁决心要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在被拘留好几天后，列宁被遣送至喀山附近的一个村庄。 1888年秋，当局批准列宁随家人移居喀山。在租来的一间不大的房子里，他顽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认真钻研《资本论》第一卷，积极热情地向当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宣讲马克思主义。此后几年，他先后移居到萨马拉、彼得堡等地。一面继续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把《共产党宣言》由德文译成俄文；一面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他还深入调查俄国社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俄国社会的问题，思考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完成了从富有革命激情的热血青年，到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的真正革命者的转变，走上了一条通向真理的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1893年春，列宁在迄今发现的最早的著作《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中，对俄国农民经济的现实状况作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揭示了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形式和过程，指出村社农民已分化为农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894年春夏，他又发表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这部重要著作。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全面批判了民粹主义者的唯心史观，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他还首次论证了俄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指出俄国社会经济制度既然是资产阶级社会，那么“要摆脱这个社会只能有一条从资产阶级制度本质中必然产生的出路，这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3] 。他还坚信，俄国工人阶级一定会率领广大人民群众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和全世界无产阶级肩并肩地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 全面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俄国社会、俄国革命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贯穿于列宁一生的思想轨迹，也确立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忠贞不渝的信仰。列宁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现象纷繁复杂，“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 [4] 他还进一步指出，“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5] 1908年2月，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重要的哲学著作中指出，“从马克思的理论是客观真理这一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同意的见解出发，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6] 列宁不仅信仰，而且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他的一生是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坚决斗争的一生。在斗争中捍卫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列宁主义，是从无产阶级革命中产生出来的，也是在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1895年，恩格斯去世以后，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乃至第二国际内部逐渐泛滥起来。尚在流放期间的列宁，因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没能及时地了解到最新情况，但他还是设法搞到了伯恩施坦的著作。他读后立即斥责修正主义是“登峰造极的机会主义和可能主义”，深信“它的惨败大概是用不着怀疑的”， [7] 并坚决地投入到反对修正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的斗争中。 1908年，是马克思逝世25周年。为纪念这位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列宁在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全面剖析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的理论体系，深刻揭露了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阶级根源、特点和实质。指出，修正主义是在19世纪90年代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这个派别“最完整地表达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即修正主义”。 [8] 正当同伯恩施坦主义的斗争还在继续、其流毒远未肃清的时候，第二国际内部又出现了以卡尔·考茨基为代表的机会主义。他们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表面上也反对伯恩施坦，但实质上执行了一条与修正主义一致的机会主义路线。他们迷信经济斗争，沉溺于议会斗争，梦想用合法手段来“消灭”资本主义。由于这伙人以“中派”面貌出现，考茨基又是第二国际领袖，他们的观点迷惑了不少人。 为了抛弃第二国际的整个武库中“一切生锈的陈腐的东西，锻炼出新式的武器”，也为了不使无产阶级在新的革命搏斗面前陷于“武装不足甚或完全没有武装的危险境地”， [9] 1917年8～9月间，列宁写成了《国家与革命》，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揭去了考茨基反伯恩施坦主义的伪装。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考茨基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不是反驳伯恩施坦，同他进行论战，实际上是向他让步，是把阵地让给机会主义”。 [10] 1918年8月，考茨基又抛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恶毒攻击列宁的十月革命道路。为彻底揭露考茨基的背叛行径，同年10～11月间，列宁撰写了《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深刻揭露了考茨基的无产阶级叛徒的嘴脸，指出考茨基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灵魂，宣扬超阶级的“纯粹民主”，鼓吹和平的议会道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说考茨基“口头上承认革命而实际上背弃革命”，如果“工人阶级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这种叛徒行径，这种没有气节、向机会主义献媚、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空前庸俗化的行为，便不能实现它要进行世界革命的目的”。 [11] 列宁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批判，在当时的各国工人阶级政党中，旗帜最为鲜明，态度最为坚决。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大部分社会民主党领袖公开背叛社会主义，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参加帝国主义战争，导致第二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破产。1917年，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提议，抛弃“社会民主党”这件“肮脏的外衣”，恢复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为共产党。这是以列宁为代表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与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彻底决裂的宣言。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 列宁还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对俄国革命的渗透及其变种作了坚决的斗争。列宁主义在斗争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困难时刻最能考验人信仰真理的坚定性。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事业遭遇逆境时，必须抱有必胜的信念，坚持真理，敢于斗争，克服困难，去争取胜利。列宁正是这方面的典范。 1924年1月28日，斯大林在一次演说中讲述了这样一段历史：在1909～1911年，党被反革命势力打败，处于完全解体的状态。这是人们不相信党的时期；这是不仅知识分子，而且一部分工人也纷纷退党的时期；这是人们否定地下活动的时期；这是取消主义的时期，瓦解的时期。当时不仅在孟什维克中，而且在布尔什维克中也有许多派别组织和派别思想，而且大部分都是脱离工人运动的。大家知道，正是在这个时期产生了要完全取消地下组织而把工人组织成为合法的自由主义的斯托雷平党的思想。斯大林说：“当时只有列宁一人没有随波逐流，而高举着党性的旗帜，以惊人的耐心和非常的坚忍精神来收集党的零散残部，猛烈攻击工人运动中所有一切反党派别，以非常的勇气和空前的毅力来捍卫党性。” [12] 从这里可以看出列宁坚韧的党性。不因失败而灰心，不因受挫而气馁，不因困难而后退。这一坚定的信念，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源于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抱有必胜的信念。 十月革命胜利后，面对内外敌人的疯狂反扑，列宁更是显出一个无产阶级领袖应有的沉着与坚定。在他的坚强领导下，党和苏维埃政权彻底粉碎了14国的武装干涉以及国内的反革命叛乱，胜利地捍卫了革命的成果。战争结束后，党面临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处理严峻的国内矛盾等复杂的任务。在困难面前，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依然没有退缩，积极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稳固了人民的政权。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也是一位具有坚定革命信仰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生于1879年12月21日，很早就参加了革命。与列宁和其他革命者不同的是，斯大林的主要政治斗争经历是在俄国国内，残酷的斗争锤炼了斯大林坚强的性格。1902～1913年，他曾8次被逮捕，7次遭流放，6次在流放中逃脱。1903年斯大林与列宁通信相识，后在列宁的关心与领导下，成长为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之一。 列宁去世后，党的中央领导集团需要一位新的掌舵人。当时，可能人选有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还有斯大林。在大多数党员和党的领导人看来，托洛茨基没有完整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他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在苏联不可能建设成功。布哈林有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套方案和计划，但缺乏组织才能。季诺维也夫则在理论和组织才能两个方面都不突出。斯大林尽管有许多缺点，但他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钢铁般的坚强意志，组织能力和运用组织的才能更是胜人一筹。 从参加革命之日起直到去世，斯大林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没有过一丝动摇。他执政的出发点和立脚点，都是为了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的富裕。 列宁在世时，他积极支持列宁制定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十月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列宁逝世后，他作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此后，他又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英勇斗争、浴血奋战，打败了法西斯侵略者，并在战后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正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由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与列宁一样，斯大林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而和党内外的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论列宁主义基础》、《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论列宁主义几个问题》和《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等重要著作，批判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新老反对派的错误观点，继承并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38年，斯大林又发表了他的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作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的第四章第二节首次发表的。这部哲学著作的意义在于：它用通俗简明的语言，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了系统全面的阐述，并紧密联系当时的实际，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前后连贯的逻辑体系。 在这篇堪称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典范之作中，斯大林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 [13] 斯大林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分析人类社会，指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指出：“既然从缓慢的量变进到迅速的、突然的质变是发展的规律，那就很明显，被压迫阶级进行的革命变革，是完全自然的和必不可免的现象。这就是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摆脱资本主义压迫，不可能通过缓慢的变化，通过改良来实现，而只能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质变，通过革命来实现。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做革命者，而不要做改良主义者。” [14] 斯大林还指出：“既然发展是通过内在矛盾的揭露，通过基于这些矛盾的对立势力的冲突来克服这些矛盾而进行的，那就很明显，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完全自然的和必不可免的现象。这就是说，不要掩饰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矛盾，而要暴露和揭开这些矛盾，不要熄灭阶级斗争，而要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执行无产阶级的不调和的阶级政策，而不要执行使无产阶级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相协调的改良主义政策，不要执行使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的妥协政策。” [15] 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斯大林坚持和发展了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胜利、在一国进行建设的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方针，论述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国家与执政党建设等问题。1952年他发表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全面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当然，斯大林的某些论断偏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了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有时甚至还很严重。但是，作为一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为苏联和世界人民革命事业所作的贡献是有目共睹、不容抹杀的。正如毛泽东所说，“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16] 连赫鲁晓夫这样疯狂反对斯大林的人后来也不得不承认：“无论他的行动具有怎样的主观倾向，他的作用依然是积极的”，“在通往历史的主要道路上依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依然是一个忠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他竭尽全力，为的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事业的胜利”。 [17] 二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世界观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1894年4月17日出生在库尔斯克省卡利诺夫卡村，父母都是淳朴的农民。青年时代他做过乌克兰的矿工。1929年，在莫斯科工学院学习期间，赫鲁晓夫结识了斯大林的妻子。斯大林通过她了解到赫鲁晓夫，便让时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卡冈诺维奇提拔他。随后，赫鲁晓夫先后担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1939年当选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卫国战争时期，他还在前线几个方面军中任军事委员。战后，赫鲁晓夫先后担任了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联共（布）中央书记兼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 在领导工作中，赫鲁晓夫尽管犯过严重错误，受到斯大林和党中央的严厉批评，但始终得到斯大林的信任和重用。1952年10月，在斯大林逝世前夕召开的苏共第十九大上，他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兼中央书记，成为由五人组成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核心领导成员，地位仅次于斯大林、马林科夫和贝利亚。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共在一段时期内强调“集体领导”。但赫鲁晓夫经过激烈的党内斗争，处决了贝利亚，扳倒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等人，铲除了政治上的“异己”，到1957年苏共中央再次形成了赫鲁晓夫个人集权的局面。 赫鲁晓夫虽然成长于波翻浪涌的大革命时代，经受过卫国战争的战火考验，但在思想和行为准则上还有另一面。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修养太差，又善于搞权术，因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缺少坚定的信仰，在世界观上是个实用主义者。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共产党人的理论基础。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是无产阶级观察与解决革命问题的基本理论。然而这个被列宁誉为观察人类社会规律的“指导性线索”、判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在赫鲁晓夫那里变得一文不值。赫鲁晓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重大问题，从一知半解到模糊篡改，最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无产阶级的领袖和普通人一样，也会有缺点，难免会犯错误。无产阶级领袖的缺点和错误是可以批评的。只有这样，才能使干部和群众了解自己的领袖，才能保持党和工人阶级对领袖的信任，并把每个领袖放在适当的位置上。但决不能因为领袖有缺点和错误，就站在敌对的立场上，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领袖的一切，全盘否定领袖的历史功绩。而是需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评价领袖的功过是非，作出符合实际、顺应民意的结论。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完全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领袖，同时也有严重缺点和错误。对于这样一个在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全世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本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对他的一生及他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客观、慎重的全面评价。然而，赫鲁晓夫出于个人的目的，一反常态，未经中央委员会集体讨论，在苏共二十大上搞突然袭击，在秘密报告中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全面否定斯大林的历史功绩。他把一切错误包括未经核实的错误，完全推到斯大林一人身上。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斯大林，甚至进行人身攻击乃至辱骂。他不是从特定的历史背景、从具体制度与体制上寻找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而是归咎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这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 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否定斯大林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正是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开始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把“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和平竞赛”的所谓“三和”思想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认为这样就可以给全部资本主义关系以“毁灭性的打击”，就可以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如果这不是阴谋和欺骗，起码是荒唐可笑的。这在当时国际上依然存在阶级与阶级斗争的条件下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的。 在1961年举行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又公然推出所谓“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的理论，把苏共的性质从无产阶级的政党改变为“全民党”，从而根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与国家学说。在阶级社会里，任何政党都是有阶级性的，都是一定阶级的代表。任何政党的性质不可能具有全民性，所谓的“全民党”是不存在的。国家是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实现阶级压迫的工具，所谓的“全民国家”也是不存在的。只有当一切阶级彻底消灭后，政党才会随之消失，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国家，即无国家。 毫无疑问，共产党在执政以后，既要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时也要代表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甚至还要兼顾其他非劳动人民的利益，这对于党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建立一个和谐和睦的社会是完全必要的。但共产党所代表的利益主体的群众性与广泛性，并不能抹杀它的阶级性。恩格斯说过，工人政党“除非具有明显的工人阶级的性质，否则就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就。抛弃这个性质，就只有宗派和欺骗”。 [18] 在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纲领中，“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被取消了，代之以抽象的人道主义，并认为这个新纲领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文件”，贯穿着“各国人民之间和平与兄弟情谊的思想”，未来的社会“将是一个充满和平、劳动、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 [19] 众所周知，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家以人道主义作为武器进行反封建的斗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意义，起过积极的作用，当然其历史局限性也很明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重新祭起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亡灵，不加区别地宣扬抽象的人道主义，甚至把人道主义当做党要实现的纲领，看成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与目标，则是一种唯心史观，一种历史的大倒退。 赫鲁晓夫提出的上述言行，搞乱了苏共党员以及苏联人民的思想，为戈尔巴乔夫大搞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全面否定斯大林以及苏共的历史，开了恶劣的先河。可以说，从赫鲁晓夫开始，苏联共产党逐渐脱离、背离乃至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使苏联开始偏离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成了后来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的理论渊源，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种下祸根。 1964年10月14日，从休假地返回莫斯科的赫鲁晓夫主持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会上，主席团成员同样用他当年作反斯大林秘密报告时的手法，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他在内外政策上所犯的各种错误进行了激烈的指责和批评，并迫使他同意“自愿退休”。赫鲁晓夫不得不在为他准备好的辞职声明上签了字。 取代赫鲁晓夫的新领导人是勃列日涅夫。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1906年12月19日出生于乌克兰卡缅斯克镇的一个工人家庭。他在十月革命前后度过了少年时代，在斯大林时期完成了学业，并从事农业和工业的技术管理和领导工作。卫国战争中他在军队担任领导职务，经历了整个战争年代，战争结束后一直在地方担任党的领导工作。在赫鲁晓夫成为苏共领导人后，他因支持赫鲁晓夫而平步青云。196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3年再次担任苏共中央书记，成为党内二号人物。赫鲁晓夫下台后被推举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勃列日涅夫虽然调整和修正了赫鲁晓夫时期的一些错误，在某些领域实行改革，推行了一些新的政策。但由于他平时不读书、不看报，马列主义修养太差，不仅缺少共产主义的信仰，而且工作能力也很差。他对重大问题提不出创见。在事关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上，他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赫鲁晓夫的偏离，但基本沿袭了赫鲁晓夫的错误观点。1977年10月的苏联新宪法，依然写入了“全民国家”、“全民党”这些虚假的概念，还认为“苏维埃国家已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它已成为全民国家”，“苏联共产党——全体人民的先锋队——的领导作用增强了”。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形势异常复杂，有时还十分尖锐。国际上，西方国家正加紧对苏联的演变与渗透，苏联国内也出现了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之中的一些为首者积极配合西方的行动，崇尚资本主义制度，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形象。当时苏共内部最终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这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特权，肆意挥霍国家钱财，严重脱离群众，逐渐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这些隐藏在体制内的腐化变质者，他们口头上拥护社会主义，有时还为它唱赞歌，但其内心一直在窥测方向。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原形毕露，公开反共反社会主义。像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人，就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成长起来的，后来成了颠覆苏共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 这时，苏共领导人的共产主义思想逐渐变得淡薄。他们安于现状，反对改革，在理论上墨守成规，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态度。勃列日涅夫在其执政后期，虽然在口头上时常强调苏联共产党代表全体苏联人民的利益，要为苏联人民服务，但这只是一些时髦的空话。勃列日涅夫本人就是严重脱离群众的特权阶层的最高代表。这样，苏共就更加脱离群众，并进一步丧失了它的先进性，从而失去了它的执政基础。 三 彻底背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戈尔巴乔夫 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后，苏共经历了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短暂过渡时期。到了1985年3月，最高领导权转移到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新一届领导人手中。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1931年3月2日出生于北高加索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一个农民家庭。他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长期从事党务工作。1966年，当选为斯塔夫罗波尔市委第一书记。1970年，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并受到勃列日涅夫的赏识。在勃列日涅夫的安排下，1971年起任苏共中央委员，1978年任主管农业的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0年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接任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任命戈尔巴乔夫以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身份主管意识形态的工作。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去世后，契尔年科任总书记。年老体弱的契尔年科，经常让戈尔巴乔夫代行总书记之职。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去世。3月11日，苏共中央举行非常全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戈尔巴乔夫农民出身，从政后官运亨通，直至爬到权力的巅峰。一方面，他是那个被他称之为“极权主义”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但另一方面，这个制度并没有给他留下好印象。他的记忆中只有成堆的问题。在他看来，只有彻底摧毁这个制度，才能实现心中的政治理想。这一看法由来已久，贯穿于戈尔巴乔夫的整个心路历程。这个看似矛盾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转变过程。 戈尔巴乔夫的童年适逢苏联发生大变革的时期。据戈尔巴乔夫自述，20世纪30年代的那场“大清洗”运动，波及了他的家族成员。一位是祖父安德烈·莫伊谢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他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结束后回乡务农。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他拒绝集体化，一直是个体农民。1934年春天，他因没有及时完成播种计划而被捕，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州伐木，后因在劳改营里表现不错，于1935年提前释放。还有一位是他的外公潘捷列伊·叶菲莫维奇·戈普卡洛。他是联共（布）党员，在20世纪30年代担任当地的集体农庄主任。他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受到迫害并被逮捕，理由为他是“右派托洛茨基反革命组织”的领导人，后因证据不足获释。获释后的戈普卡洛能正确对待，没有责怪苏维埃政权，仍然努力工作。1939年重新当选为集体农庄主席。他1953年去世，那年他59岁。 [20] 爷爷和外公的政治遭遇，在戈尔巴乔夫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阴影。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外公被捕以及被捕后邻居及邻居小孩像敌人一样看着他的家庭和他，“这一切都使我感到震惊，而且终生难忘”。 [21] 这些事情也影响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成长，成为他在大学入党时需要解释的历史问题。他回忆道：“入党前我面临一个问题：履历表中关于受到清洗的外公和爷爷怎么落笔？外公潘捷列伊虽说未受审判，却蹲了14年大狱。爷爷安德烈也是未受审判即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他不得不“在党委会上，后来又在列宁区党委会上长篇大论地解释外公和爷爷的全部经历”。 [22] 家族成员的这些坎坷经历，自然影响到戈尔巴乔夫对斯大林时期农业集体化、“大清洗”等问题的认识，影响到他对斯大林以及那个时代的评价。 1950年中学毕业后，戈尔巴乔夫被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录取，开始了五年的大学生活。这是斯大林逝世前后的一个酝酿着变动和转折的时期。当时西方加紧推行对苏联的“和平演变”，利用大众传媒大肆宣扬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和价值观念。在苏联国内，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越来越多，一些人对现实的不满情绪有所增长，他们要求改变现状并主动接受西方的思想与观念。 在这一时期，戈尔巴乔夫阅读各种过去读不到的书籍，开始接受西方的观点。他还参加各种大学生的集会，在会上发表宣扬自由民主和抨击时弊的言论，而且措辞激烈。他是这样评价当时的大学教育体制与内容的：“当时的气氛是极度意识形态化。和全国各地一样，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奉为圭臬的公式大行其道，被当成科学思想的准则。看来教学过程的目的就是从入学之初将年轻人的思想束缚起来，向他们硬性灌输一整套颠扑不破的真理，使之免受独立思考、分析、对比的诱惑。思想上的禁锢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在讲课、课堂讨论和学生晚会的辩论之中。” [23]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开始怀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他说，“最先使我对向我们传授的‘终极真理’之颠扑不破产生怀疑的作者，竟然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但确乎如此。”“我愈是仔细地阅读‘经典作家’的作品，就愈加深入地思考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与我国现实生活之间的（是否具有）一致性。” [24] “活生生的现实深深地植入了我的学习生涯之中，连那些书籍里所宣扬的社会观在这些现实面前也显得苍白无力，一触即溃。”“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各种各样的历史的横断面也了解得愈来愈清楚，因而，我的疑问也随之渐渐扩大。”他后来直接说道：“期待和发起改革运动的动机，也是出于‘想把现实与理想变得一致’！修正‘社会主义的变形’！这是在学生时代就在我们这一代所产生的一种憧憬与祈愿！” [25] 苏共召开二十大时，刚大学毕业不久的戈尔巴乔夫25岁，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赫鲁晓夫提出的各种错误理论，给正处在思想成长过程中的戈尔巴乔夫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动摇乃至瓦解了他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有着独特家族史的他，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党的历史的秘密报告领会更深，思想转变也更快。他说，“我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赞成二十大后我国社会中唤起的期望，认为这是我自己、我的同龄人新的重要机会。”“对于历史和大政治说来，他（指赫鲁晓夫。——引者注）的政治行动的实际后果却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一批判使极权主义在道义上声誉扫地，引发了对体制进行改革的希望，对政治经济领域和精神生活领域的新的过程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无论赫鲁晓夫本人的主观意愿如何，就其意义而言，这是对极权主义体制的第一次冲击，这是使我国社会朝民主化迈进的第一次尝试”。 [26] 不过，也有令戈尔巴乔夫最不满的地方。他认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否定得还不彻底，没有从制度根源上去批判这个“极权主义者”。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问题，更坚定了戈尔巴乔夫要结束苏联的社会主义。勃列日涅夫虽然是帮助戈尔巴乔夫走进克里姆林宫的重要推手，但这位总书记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好印象。于是他决心要改变和推翻这个制度。 契尔年科去世以后，在苏共中央全会进行选举的前一天夜里，即1985年3月10日，戈尔巴乔夫开完政治局会议回到家里后，对他的妻子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根据赖莎的回忆，当时他说，“明天召开中央全会，可能提出让我领导党的问题。”说完陷入了沉思，继而喃喃自语：“在斯塔夫罗波尔工作多年，到莫斯科这儿干了七年。任何宏伟重大的成熟了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仿佛有一堵墙。生活早就提出了要求！”最后他说：“不，再也不能这么生活了。” [27] 戈尔巴乔夫也在回忆录里提到当时他同妻子的那次谈话。 [28] 这一番内心表白说明，这个一直想从内部破坏掉他所憎恨的制度的人，对自己多年来无所作为感到不满，对这个制度下的生活已无法忍受。他觉得时机要到来了，他要付诸行动了。 这个行动就是他在就任总书记后，要着手有步骤地毁灭社会主义制度，而举起“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旗帜就是既能骗人，又能达到其政治目的的最佳途径。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 [29] “应当粉碎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与其有关的一切东西”， [30] “几十年来强加给党和社会的模式已遭到战略性的失败”。 [31] 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局限性”，列宁“根本没有”一个“完整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作为苏共唯一的指导思想。他还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是严重“变了形的社会主义”、“曲解了的社会主义” [32] ，是“极权的”、“专制的”、“官僚的”社会主义。因此，改革的任务和目标，就是要彻底摧毁这个制度，在苏联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如果说在担任领导职务时的戈尔巴乔夫，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态度，还有所顾忌、有所遮掩的话，那么他在卸任后就露骨地袒露了他的心迹。 1993年起，戈尔巴乔夫在一年半时间里，与日本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进行了多次对谈。在谈话中，戈尔巴乔夫说：“早在学生时代，我就发现，社会主义的现实与理想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33] “从本质上来看，我所理解的所谓共产主义的根本的意义，本身就是一种绝对并且完全的平等思想，特别是经济上的平等。阶级的消灭、克服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消灭市场以及商品＝货币关系，这所有一切都是列宁常说的，从总体的并且‘完全的’平等思想中引导出来的一种理论上的结果。”“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多年从事政治活动，因此，我也非常明白地理解到完全并且绝对的平等是不可能实现的。从那以后，我的社会主义观也发生了变化。”他还说“俄国的悲剧，就在于西欧在卡尔·马克思的晚年时代已经死去的思想，却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被选择”；共产主义“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口号”。 [34] 1991年12月14日，在苏联国旗在克里姆林宫落地前夕，戈尔巴乔夫对美国《时代》杂志记者说：“仅就我的工作而言，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已实现。我感到安宁。” [35] 后来，戈尔巴乔夫又进一步谈到他的生活目的以及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看法。 [36] 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竟然失去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是令人震惊的。这样的领袖，自然不能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自然就要背叛党、背叛人民，就要沦为人民的敌人，成为历史的罪人！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不仅要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和追求，同时还要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并且善于结合实际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家，应是这样的理论家：他们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能够理论联系实际，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并解决本国历史中、革命中乃至建设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应是无产阶级的领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也是时代赋予领袖的责任。 一 列宁、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列宁堪称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不仅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而且顺应时代的潮流、革命的需要以及实践的发展，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在19～20世纪之交，他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和俄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把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推进到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阶段。 1899年，在《我们的纲领》一文中，列宁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 [37] 他还说，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 “一国胜利论”与第二国际的考茨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提出的所谓“超帝国主义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考茨基幻想只要国际金融资本组成为全世界统一的托拉斯，就能“消除帝国主义矛盾”，实现“持久和平”。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同马克思主义绝不相容的、掩饰和缓和最根本矛盾”的“超帝国主义论”，根本否定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完全掩盖了“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和帝国主义产生革命危机的必然性”。 [38] 历史嘲讽了考茨基的一相情愿，也验证了列宁的科学创见。 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受到内外敌人的夹攻，同时面临着恢复秩序、发展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艰巨任务。这是全新的实践，在马、恩的书本上没有现成的答案。列宁牢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待自己的学说的态度：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1917年8月，列宁在《政论家札记》一文中指出：“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这是痴想。我们只知道这条道路的方向，我们只知道引导走这条道路的是什么样的阶级力量；至于在实践中具体如何走，那只能在千百万人开始行动以后由千百万人的经验来表明。” [39] 同年12月，在《怎样组织竞赛？》一文中，列宁说，“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马克思说的‘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这句话，显得尤其正确了。” [40] 1918年7月，在《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中，列宁指出：“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41] 1918年11月，列宁在《在莫斯科党工作人员大会上关于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的报告》中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不是我们死背硬记的教条。应该把它当做行动的指南。我们一直这样说，而且我认为，我们的行动是适当的，我们从来没有陷入机会主义，而只是改变策略。这决不是背弃学说，决不能叫做机会主义。” [42] 列宁还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43] 这就是列宁不畏艰险、勇于探索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的集中体现。这就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地对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的郑重态度。正是在这种伟大精神和科学态度的指导下，列宁率领布尔什维克党和人民克服了重重困难，进行着伟大的实践。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推行，为打退内外敌人的猖狂进攻、捍卫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发挥了巨大作用。适应新的变化而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及时扭转了复杂的国内局势，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首次尝试，为后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乃至改革事业，仍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斯大林是这样评价列宁的：有两派马克思主义者。假马克思主义者，即机会主义者，只限于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但不愿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更不想实行马克思主义；而真马克思主义者，不但承认马克思主义，而且结合革命实际，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他们不以解释世界为满足，而以改造世界为目的。这一派的组织者和领袖是列宁。 [44] 列宁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中杰出的理论家和实践家。 [45] 列宁主义不仅复活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更进一步，在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是关于列宁主义的全部真理。 [46] 布哈林也曾这样说：“列宁不仅是一个铁腕人物，熟悉历史的脾气，驾驭着历史，指导着历史飞速奔驰的方向。列宁还是一个最伟大的思想家。” [47] “列宁像战略家那样成功地完成的所有这些大转折之所以能够完成，都是因为他是一个最伟大的理论家，他能完全清楚地分析特定阶级的阶级力量对比，估量他们，作出理论上的概括，由这些理论概括作出相应的实践上和政策上的结论”，“他本人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一非常锐利的武器，同时从来不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把它作为在一定环境中判明方向的工具”， [48] 他是“纯熟地掌握了马克思的抽象方法的第一流的理论家”。 [49] 列宁逝世后，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依然面临严峻的国际国内环境。在列宁的继承者斯大林面前摆着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坚持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但在一个国家内是无法建成的，尤其是在俄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 鼓吹“不断革命论”和“世界革命论”的托洛茨基，根本不相信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也不相信工人阶级能够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他抓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个别结论不放，认为“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还想当然地认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群众将发生“敌对的冲突”，“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 [50] 在他看来，只有通过世界革命和依靠世界革命，才能解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并且最后建成社会主义。 季诺维也夫也认为，没有世界革命的援助，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能不能在一个国家中，况且不是在美国，而是在我们这样的农民国家中最后建成社会主义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呢？我们用不到争辩，在一个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51] 不仅如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还纠集同伙，结成政治联盟，共同反对斯大林。这就不是一般的争论了。 在此紧要关头，斯大林严厉抨击了这种“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有能力有本领”建成社会主义的悲观理论。他指出，这是“曲解列宁主义”和“不相信社会主义事业”。假如党没有理由断定苏联无产阶级能够建成社会主义，那么党就没有理由继续掌握政权，它无论如何都应当放弃政权并转到在野党的地位。 [52] 他还指出，社会主义能够在一个国家内建成：“这就是可能用我国内部力量来解决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矛盾，这就是在其他国家无产者的同情和支援下，但无须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先胜利，无产阶级可能夺取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来在我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 [53] 没有这种可能，社会主义建设就是没有前途的建设，就是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的建设。要是不相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要是不相信我国技术落后并不是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条道路上不可克服的障碍，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否认这种可能就是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是离开列宁主义。 苏联有能力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表达了苏联人民在自己的国家处于帝国主义包围的条件下，把它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强烈愿望和坚强决心，也反映了苏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与规律，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一国建成论”坚持并发展了列宁的“一国胜利论”。这是斯大林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那个时代所作出的卓越理论贡献，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与组织处理，列宁的一国胜利学说得到捍卫和发展，斯大林的正确思想也得到维护。正是在思想认识统一的基础上，苏联拉开了大规模建设社会主义的帷幕。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人民迅速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1936年11月，斯大林宣布：“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 [54] 以后，斯大林还领导苏联人民同国内外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保卫和壮大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宣布苏联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但当时生产力水平依然落后，工农大众的生活水平依然低下，人均生产和收入有些指数甚至还低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这表明苏维埃政权依然面临着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繁重任务，需要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更快更好地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说社会主义“已经建成”为时尚早。这表明斯大林在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样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上的认识还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当然，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确立的前提下，及时宣布苏联已经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在当时对于鼓舞苏联和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信心，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1952年，斯大林在晚年出版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系统总结了苏联三十多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阐明了经济规律的性质及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论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问题，阐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仍然存在矛盾的理论。虽然书中的论述不完全正确，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社会主义的生产仍然是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依然起作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还有矛盾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贡献，对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有着重大的影响。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谈话中，充分肯定了斯大林的理论贡献。他说，“斯大林是第一个写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我认为正确的方面是主要的。”“这本书中讲的许多观点，对我们极为有用，愈读愈有兴趣。”“目前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他号召党的干部“要好好读，要多读几遍”，“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花几个月时间，好好组织一下这个学习”。 不可否认，斯大林时期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一方面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但另一方面也存在弊端。即便在依然发挥作用的时候也是如此。斯大林执政后期，这个模式的弊端逐渐开始暴露。卫国战争胜利后，苏联国内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直到1950年，苏联经济才恢复到战前的状态。在难得的和平建设时期，斯大林也开始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1952年秋，斯大林在他逝世前半年，意识到苏联“改革是不可避免的”。 [55] 但这样的历史使命，在他的有生之年已不能付诸实施了。 总之，斯大林虽然也有某些对待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现象，甚至在一些问题上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方面，但他在坚持、捍卫并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不愧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是苏共的杰出领袖。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曾对倍倍尔、卢森堡等左派的错误幸灾乐祸。为此列宁引用俄国一个寓言讽刺修正主义者说：“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 [56] 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有过错误，但他始终是鹰，而攻击诽谤斯大林的修正主义者，至多也只是工人运动后院粪堆上的一群鸡。 二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理论素养 赫鲁晓夫早年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从政后也没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莫洛托夫曾这样评价他：他对什么是列宁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没有多大兴趣，也没有想过，在理论上一窍不通。毛泽东也曾这样评价赫鲁晓夫：“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 [57]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谈到赫鲁晓夫时则说：“我很难设想他实际上是否读过马克思的三厚卷《资本论》。在这方面，他与斯大林不同，后者广泛阅读并写下了大量有关共产主义理论的书籍。” [58] 斯大林去世后，留下的是一个强大的苏联，同时也是一个存在严重问题的苏联。历史的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要求后继的领导人，一面要继承前人的正确方面，一面要克服前一个时代遗留下的缺点与问题。 然而，赫鲁晓夫在事关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上，缺乏应有的素养。他在处理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时，缺乏理性思维和深谋远虑，往往从唯意志论和一时的情绪出发，甚至指望用鲁莽冒险的办法来达到目的，因此，他只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破坏者。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问题呼唤着改革。历史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机遇，留给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上台后，企图对当时不合时宜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然而，由于思想理论水平低下，他无法看清斯大林模式弊端的实质，无法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局限而获得发展。 斯大林过分强调单一的公有制。这有利于夯实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社会主义政权，但也存在单一公有制与现实生产力的多层次性的矛盾。苏联的生产力既有社会化程度很高的大生产，也有分散的落后的小生产。生产力结构的多层次性要求所有制结构的多样化，客观上要求在一定范围允许存在一定程度的非公有制经济。斯大林提出了全民所有与集体所有两种所有制形式。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发展，但是，他忽视了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赫鲁晓夫不但未能克服斯大林的不足，反而在斯大林探索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他仍然停留在“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的观念中。他不断将小的集体农庄合并为大规模的集体农庄，又将集体农庄改建为全民的国有农场。有些农庄扩大到无法管理的程度。有些贫穷、亏本的农庄要求改为国营农场，既造成了国家的损失，又助长了大锅饭的风气。他取消了手工业合作社，急于使集体所有的合作社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在集体农庄庄员自主生产与经营的宅旁园地和饲养业的去留问题上，更是反复不定。原先鼓励农庄庄员和职工发展个人副业，并取得积极的效果，但1958年底又限制个人副业，导致副业生产急剧下降，引起农村居民的严重不满，使农业经济受到损害。 斯大林在晚年看到了社会主义生产的商品性，但他归结为是由于全民与集体这两种所有制企业生产和流通的需要。在斯大林看来，社会主义生产是特殊的商品生产，其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生产资料不是商品。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虽然提出了“对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加以利用”，但仅此一个口号而已。受赫鲁晓夫急于要实现共产主义的影响，党纲还提出：“随着向单一的全民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和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的过渡，商品货币关系在经济上就将过时和消亡。” [59] 在经济运行机制上，斯大林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在过于单一的所有制结构之上。在斯大林时代，还谈不上重视利用市场的问题。但斯大林在晚年提出了商品生产与流通的必要性，这在逻辑上肯定了市场的作用。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大肆宣扬1955年以来的七年计划的成就。他在总结过去六年的经验时，只是要“坚持不懈地完善对国民经济的计划工作和领导”。他虽然提出“必须根本地改进计划工作”，但也仅归结为“提高党和经济机关对完成党和政府的决议和指示的责任心”。在他的报告中，见不到“市场”的影子，更谈不上重视市场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赫鲁晓夫不仅未能纠正斯大林，而且显得更为超前。他于1959年提出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在1961年又宣称苏联要在“2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是苏联历史上对社会发展阶段最为脱离实际的估计。这一错误估计的实质，就是否定了在社会主义这一历史阶段依然存在着阶级，存在着有时甚至是十分激烈的阶级斗争。 极端的急躁冒进和唯意志论，也使得赫鲁晓夫难以突破“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以及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这使得他的经济改革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他在大力批判斯大林的同时，既没能很好地坚持斯大林的正确方面，又在重复斯大林的错误，甚至犯了比斯大林更严重的错误。因而，他在理论上不可能有什么建树，更谈不上发展马克思主义了。他执政的时期，苏联的问题更加加重，他中途被轰下台，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调整和修正了赫鲁晓夫的一些理论错误，也推行了一些新的政策，使苏联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社会也比较稳定，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但是勃列日涅夫不是一个有素养的理论家，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比赫鲁晓夫高不了多少。 勃列日涅夫想当然地认为，苏联的生产力已“高度发达”，生产关系已“高度成熟”，政治上已“高度民主”，苏联“各阶级、社会集团、各大小民族之间产生了新的、和谐的关系——友好合作的关系”。 [60] 这种理论否定了苏联进行根本改革的必要性。这充分反映在他对60年代后期“新经济体制”改革的态度上。 在勃列日涅夫看来，苏联的经济体制不需要改革，只需要“完善”。“布拉格之春”风波发生后，苏联展开了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一些主张重视市场机制作用的学者受到打压。新经济体制的倡导者利别尔曼，甚至不得不为当年的建议“不适当地夸大了利润的作用”公开做自我批评。 [61]

有不少政治家和学者从勃列日涅夫的个性及理论素养来解释他那个时代产生问题的原因。 有人认为，勃列日涅夫青年时代没有过人之处，卫国战争期间也没有赫赫战功，然而他在斯大林后期得到赏识、在赫鲁晓夫时代平稳升迁，尤其在1964年10月的“宫廷政变”中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这与勃列日涅夫平庸、性格温和、没有野心有关。在当时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中，勃列日涅夫被公认为能力较弱，对谁都构不成威胁。他也多次“谦虚”地表示自己没有领袖的才能，更没有当领袖的野心。这反而有助于他在险象环生的权力斗争中躲过灾祸。赫鲁晓夫下台后，苏斯洛夫和谢列平为避免两败俱伤，只好推举勃列日涅夫当总书记，因为他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人物”。 勃列日涅夫文化水平不高，又不爱学习，尤其不爱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缺乏求知的欲望。他当上苏共最高领导人后，把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打猎、开汽车兜风以及其他活动上。他不爱写东西。他的数不清的报告、讲话、发言、祝词、贺电，都是别人替他写好的。曾在苏联解体后担任接收和保管苏共中央和“克格勃”档案委员会主席的沃尔科戈诺夫说：“除了列宁和斯大林（在一定程度上）外，后来的领袖人物实际上自己什么也不写。我在各种档案馆里见过大量文件，这些文件似乎是属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其他领袖的。我之所以说‘似乎’，是因为所有这些人只是现成的报告、讲话、发言等的‘宣读者’，除了千篇一律的批示以及在便条、台历、笔记本上的一些不大通顺的记载外，自己实际上什么也不写。”勃列日涅夫甚至连看都不想看。所有的材料以及别人为他写的讲话和报告，他都要让别人读给他听。到了后期，则全让别人朗读，他半躺在安乐椅里听着，有时还打起瞌睡来。 [62] 勃列日涅夫对新生事物简直就是个“过敏反应症患者”，“缺乏果断的性格和坚强的意志”。 [63] 他作报告的风格一贯是“四平八稳，既无高潮，也无水平，无聊乏味，一本正经”。 [64] 在1974～1975年两次中风后，更是暮气沉沉，思想僵化。曾任苏共《真理报》总编辑的阿法纳西耶夫，多次参与苏共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据他回忆，苏共中央向大会所作的报告，其起草的方式、方法和顺序早就定型了：开头，永远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二部分：国内情况，始终是“巨大成就”和“个别缺点”……他还披露，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并不要求有什么“新的思想”，更不要说有什么“独到的思想”了。只要你善于把那些习惯性的思想换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就算是有“创造性”了。 [65] 勃列日涅夫年轻时当过工人、工程师，有农业、冶金方面的专业知识。但他对理论不感兴趣，对马克思主义更是缺乏系统的了解。1965年，已成为苏共领导人的他，在讨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的报告初稿时说：“我很难弄明白这一切。坦率地说，我不是搞这方面工作的（指理论方面的工作。——引者注）。我的强项是做组织工作和了解人的心理。” [66] 他对自己的助手们也说：“写简单点，不要把我写成个理论家，否则，不管怎么样，谁也不会相信这是我写的，他们将会嘲笑我的。”他常常把复杂的、独出心裁的段落勾掉，有时甚至要求删去引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话，并解释说“有谁会相信我读过马克思著作呢”。 [67]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77年11月，勃列日涅夫这样一个不学无术的人，竟坦然接受了苏联科学院授予他的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奖赏——卡尔·马克思金质奖章，以表彰他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方面取得的特别具有创造性的成就。这是具有历史讽刺性的可笑案例。 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是要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与精髓。理论修养不高的勃列日涅夫，不能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解释并处理苏联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问题，也就无法科学地对待改革。结果导致不思改革，国家缺乏活力，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良好机遇。 三 沦为修正主义者的戈尔巴乔夫 1985年3月10日，苏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要决定向第二天召开的中央非常全会建议的总书记人选。波诺马廖夫在会上发言说：“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为重新修订党的纲领做了大量工作。因此我深信，他（指戈尔巴乔夫）深刻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分析清楚最复杂的纲领性问题。” [68] 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个评价与事实背道而驰。 从学历上看，戈尔巴乔夫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大学时代也接受了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基础教育。他毕业后又长期从事党务工作，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当上总书记后更不忘展示自己的“理论才华”，他可以放下手边的重要工作不做，而去著书立说。就是这位被葛罗米柯称为“学识渊博”、“才思敏捷而深刻”的年轻总书记，由于他的世界观发生演变，逐渐放弃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最终倒向了社会民主主义，从而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叛逆者。 曾因撰写《让历史来审判》一书而被开除党籍，后又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复出的罗伊·麦德维杰夫，在苏联剧变后10年，对戈尔巴乔夫作出了与上述波诺马廖夫完全不同的评价。他说：“戈尔巴乔夫不是思想家”，“他对于社会主义理论许多问题的表述也是一知半解”。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掌握“停滞不前”，“从未想过再将其发扬光大”。他“对于经济科学、政治科学、社会学和国家建设等其他方面的科学理论”，“都是略知皮毛”。“戈尔巴乔夫提出过‘新思维’的口号和要求，但他并没有创立任何新的思想。” [69] 麦德维杰夫的看法多少有点“事后诸葛”的味道，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事实。 1987年11月，刚在总书记任上不过两年半的戈尔巴乔夫，应美国一名出版商的请求，出版了他写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他在书中系统阐述了他的改革观。随着改革的展开与形势的变化，他又在1989年11月发表的《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变革》，以及1990年3月发表的《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等文章中，更进一步地完善了他的改革“新思维”理论，改革的目标与方向更加明确。概括起来就是要在苏联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由戈尔巴乔夫主持的《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首要基础是人道主义。戈尔巴乔夫一方面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以此为分析工具，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不符合人性，甚至摧残人性。他提出，极权式的斯大林主义为了虚构的集体主义，忽视了人的个性，阻碍了个性的发展，“阉割了社会主义结构的人道本质”。 [70] 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及文化方面的人道主义价值”，“最充分地揭示我们制度的人道主义性质”。 [71] 另一方面，他把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联系在一起，列为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他完全接过了赫鲁晓夫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观，重提“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这个口号。他不仅认为这是党的纲领性原则，而且“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人”，“社会主义新面貌就是社会主义的人的面貌”。他说，《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是一个人道主义的纲领，体现了伟大的人道主义原则。他还说，马克思自己就认为，“未来的社会就是实实在在的切实实施的人道主义”。 [72] 戈尔巴乔夫这套逻辑成为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底本。 对于人道主义有不同的理解。后来有关专家学者的研究表明：有作为人类伦理原则与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有作为世界观、历史观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向来不否认作为人类伦理原则与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还肯定其在推进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共产党人也提倡革命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但是，把人道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历史观，用以解释人类社会以及人类社会的历史，这就陷入了唯心史观。因为，人道主义作为资产阶级反封建专制与等级制度的一面旗帜，虽然有其历史进步意义，但资产阶级所说的人和人性，是抽象的人、抽象的人性，是不具有阶级属性的自然而永恒的东西，是衡量一切包括人类历史的标准与尺度。他们并非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来认识人类社会以及人类社会的进步，而是把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归于人类的善良天性或者人类的理性。戈尔巴乔夫不是辩证地、历史地看待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而是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脱离特定的社会关系，把人道主义泛化到历史与政治领域，用人道主义来分析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问题，把它看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看做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与任务，看做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这就根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美国驻苏联最后一位大使马特洛克曾敏锐地看到：“阶级斗争理论是列宁主义者的国家结构演进观及同西方发生冷战所依据的中心概念”，“我注意到了逐渐修正或废除这一理论的种种迹象（指戈尔巴乔夫时期。——引者注）”。他还不乏远见地指出：“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这个观点（指阶级斗争理论。——引者注），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 [73] 这个西方认可的社会自然就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了。 异化论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又一理论基础。异化劳动是马克思早年针对资本主义雇佣制度的弊病而提出来的观点，意思是说工人创造的成果反过来变成压迫自己的力量。因为劳动的结果只会使资本家发财，而使工人自己受穷。戈尔巴乔夫把马克思批评资本主义的异化观点，运用到社会主义社会，批判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由于社会主体自身的活动，不断产生异己的力量，认为苏联的“极权社会主义”引起了“人与政治、政权，人与生产资料、财产，人与文化的异化”。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政治上共产党的领导，意味着共产党“对政权的霸占”，造成政治垄断，形成人与政治、政权的异化；经济上公有制占统治地位，排除了人们对所有制的选择，造成经济垄断，形成人与生产资料、财产的异化；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居于指导地位，妨碍了“吸收世界上一切进步的思想”，造成精神垄断，形成人与文化的异化。所有这些的关键，是共产党对一切权力的垄断，这是产生异化的根源。戈尔巴乔夫的这种说教，也成为迄今为止一切敌对势力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共同逻辑。 因此，要克服异化，就必须消除各个领域的垄断，尤其是共产党的垄断权，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也就是说，要彻底抛弃产生异化的社会主义，代之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看成产生异化现象的根源，这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消除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有的异化的社会基础。公有制的建立，为消灭人与生产资料的异化，奠定了必要的经济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为从政治上保证广大劳动人民当家做主，防止人民群众与政治、政权的异化，奠定了基本政治前提；而要实现这一切，离不开无产阶级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才能保证广大人民的思想自由，才能借鉴其他思想的积极成果，也才能杜绝人民群众不能创造和发展自己的文化的异化。很显然，戈尔巴乔夫无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区别，生搬硬套马克思早年受费尔巴哈影响而提出的并不成熟的异化观点，来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与弊病，提出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存在异化。这就脱离了唯物史观的理论与方法，看不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还有总体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要求的一面。这就必然得不出科学结论，而只能走向唯心史观，走向科学社会主义的反面。 鼓吹多元论，提倡多元民主，是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又一理论命题。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既然现实的社会主义不人道，存在异化现象，问题的根源出在苏联社会主义的极权性，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的权力垄断，那么，克服异化、消除垄断的根本出路，就是要搞多元化的民主。“民主”是与“人道”同等重要的命题。他还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论证多元化民主的合理性。提出人的本性是独立、自由的，是不受任何关系约束的。理想的社会应该是符合这种人性的社会。因此，他主张实行“政治多元化”，推行多党制与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结束共产党对政权的垄断，同时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允许各种思想的自由存在和发展，使文化制度能够反映各社会集团的不同意见与主张。 戈尔巴乔夫借口具体利益的多样性，否定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进而提出要结束共产党的领导权，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根本错误的。应该看到，社会主义社会虽然还存在利益差别与矛盾，但全体人民之间也存在共同利益、根本利益。个人、个体之间的利益差别与矛盾是建立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利益差别与矛盾。要满足个人与个体的利益诉求，前提是要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坚持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个人与个体的利益，两者并不矛盾。要把满足个人与个体的利益和坚持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统一起来。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人民当家做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抽象的利益需求的多样性出发，显然得不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搞多元化民主这个结论。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发明，更不是什么创新的理论。它渊源于早就受到恩格斯、列宁猛烈批判的伯恩施坦主义，是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与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一脉相承。 对于这一点，戈尔巴乔夫是毫不隐讳的。他在1990年3月发表的《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一文中认为，“在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之间，已不再存在从前使他们分裂的鸿沟”，“在人道的和民主的价值观基础上”的“政治立场”还有“世界观立场上都相互接近了”，而且改革所要实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包括原来就为社会主义运动其他流派所赞同的基本价值观”。他甚至认为，“俄国1917年革命是法国大革命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回声，同时也是实际实现这些崇高理想的大胆尝试。” [74] 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更是坦言：“在改革那几年我们就想使苏联共产党成为社会民主党。当时已经起草了预定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九次代表大会的相应计划。但是，叛乱以及叶利钦采取的实际上禁止苏共活动的政策使得这次代表大会无法举行。” [7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在1989年就点明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实质。他说：“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中已逐渐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他不仅要改变苏联的经济结构，还要修改苏联制度的思想基础，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苏联的政治程序。”他还指出：“在克里姆林宫出现一位修正主义的总书记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它的特别严重的危险在于瓦解世界共产主义共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朝一日，苏共要“丧失对社会的垄断控制”，“苏维埃联盟随时可能解体”。 [76] 布热津斯基在当时批判戈尔巴乔夫显然是别有用心的，但这位资产阶级政客的敏锐的洞察力，倒是令一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自愧不如。 1915年，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中对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机会主义的产生原因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说：“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 [77] 同样，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苏共党内泛滥并迅速成为改革的指导思想，绝不是偶然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国际上蔓延和泛滥。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和他提出的一些错误观点，构成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的理论依据。2001年3月，戈尔巴乔夫在接受俄罗斯灯塔电台采访时就坦言：我们是苏共二十大的孩子，苏联60年代的历史对我们影响很大，年轻时我们是怀着对党的信任和忠诚入党的，但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 2003年12月，俄罗斯学者巴拉季廖夫在一次座谈会上指出：说赫鲁晓夫是苏联“改革之父”，其实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之父”；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中不仅师承赫鲁晓夫，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还说：赫鲁晓夫大骂斯大林，戈尔巴乔夫不仅大骂斯大林，还咒骂苏联共产党，否定苏联历史，甚至把账算到了列宁的头上；赫鲁晓夫批别人的个人迷信，搞自己的个人崇拜，戈尔巴乔夫不仅如此，他还一脚踢开反对他的所有的人，到后期他干脆撇开苏共中央政治局，设立总统制，企图一手遮天，独揽国家大权。 [78] 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不仅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还要有卓越的组织实践的才能即领导能力。把握组织的使命及动员人们围绕这个使命奋斗的能力，即是通常所说的领导能力。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形象地说：领导就是要让他的人们，从他们现在的地方，带领他们去还没有去过的地方。 [79] 即是说，领导者要善于创造性地把理想转化为现实。 领袖具有不同于一般领导者的特殊使命，这要求他们要有超出常人的领导能力。“天才领导人和平庸之辈的区别不是看他怎么说和说什么，而是要看他如何实现自己的话。能够达到预定目标、被人民铭记在心的，只能是伟大的组织者，而不是那些演说家。” [80] 超凡的洞察力与历史远见，英明果敢的决策指挥能力，强大有效的组织动员能力，是卓越领袖必须要具备的才能。这些才能的形成及发挥，也往往与领袖的品质和个性紧密相连。 一 具有卓越领导才能的列宁、斯大林 斯大林曾经指出：历史上出现过各种各样的领袖。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也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领袖，但列宁既不同于有自我牺牲和勇敢精神但理论上很弱的“风暴时期的领袖”，也不同于理论上很强但在组织和实际工作方面却很弱的“和平时期的领袖”。他“一身兼备理论力量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组织经验”，“列宁，也只有列宁，才是现在世界上最强大最有锻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 [81] 列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他善于使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列宁深知，“思想一旦掌握群众，就变成力量”。他说：“单是正义，单是群众对剥削愤恨的感情，永远也不会把他们引上通往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82] 因此，群众必须了解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 为了引导群众沿着革命的方向前进，列宁一方面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充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并把这一学说运用于自己的整个革命实践；另一方面，他十分重视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党员和群众，十分重视建党工作，积极向党的干部和广大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使党同群众保持着经常的密切的联系，使党的政策及时化为群众的行动。 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不顾俄国的历史情况，照搬西方的做法，主张党“从那些为改善工人阶级经济状况而斗争的无党无派的工会中产生”。实际是要建立一个只搞经济斗争，不要政治斗争，不夺取政权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党。为了清除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在党内和群众中的影响，确立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建党路线，列宁积极向群众宣传党的组织原则、组织路线和党的纲领，把各地党的坚定干部组织成工人阶级的“正规部队”。列宁在《从何处着手？》、《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等名著中强调：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队；党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党要密切联系群众；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党要有严格的纪律。列宁明确指出，党要实现自己的目的，既要有坚定的策略，又要有灵活巧妙的斗争艺术；既要十分秘密，又要和群众建立密切联系，以率领群众进行胜利的斗争。正是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布尔什维克党才能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拥护，也才能有1917年10月彼得格勒宣告人类历史进入新纪元的“震撼世界的十天”。 敏锐的洞察力、科学的预见，也是优秀领导者必备的素质。斯大林说：“要领导就应当有预见。” [83] 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也可以说就没有一切。毛泽东说：“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 [84] 列宁具有超凡的历史预见力。在一些历史的重大关头，他尤其如此。“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他真是才华四溢，洞察一切，预见到各阶级的行动和革命进程的可能曲折，他对这些东西简直是了如指掌。” [85] 这源于列宁不仅有科学理论的武装，而且有对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深刻洞察和预见。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俄国出现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另一个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当时，如何对待临时政府，布尔什维克党内存在严重分歧。列宁明确地指出，俄国革命不能停留在民主革命的阶段，而是要从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他在著名的《四月提纲》中提出了由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决策。可是党内大多数领导人最初不理解列宁的战略意图。当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委员会在讨论列宁的提纲时，只有2人投票赞成，13人表示反对，从而否决了这一提纲。 [86] 莫洛托夫后来回忆说：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列宁，但不论是我，还是始终同列宁在一起的那些人中的任何一位，都没能立刻清楚地理解他的话。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在谈论民主革命，可他谈的却是社会主义革命！列宁以极大的耐心和热情，详尽而全面地阐述他的战略思想的重大意义的客观依据，批驳了反对者的错误观点，终于使一时不理解的同志转变了态度。这充分反映了列宁卓越的领导才能。 斯大林是列宁之后苏联历史上又一位杰出的领导人。他领导了苏联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后又领导苏联军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他卓越的领导才能，赢得了广大苏联人民乃至世界革命人民的尊重和高度评价。 赫鲁晓夫怀疑并否定斯大林的领导才能，攻击斯大林缺乏军事指挥才能，对战争即将爆发的种种预兆，“未采取足够的措施”，靠“地球仪来制订作战计划”，甚至说“若是没有斯大林，战争对我们来说就会进行得更加顺利”。 [87] 曾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共中央委员，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和军事史家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在他撰写的《大元帅斯大林》一书中，戳穿了赫鲁晓夫的这些指责。他言辞凿凿地指出：斯大林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是一位卓越的军事统帅。 他在书中写道：早在苏维埃政权初期，斯大林就指挥年轻的红军驰骋在国内战争的疆场上，在复杂形势下体现了一名优秀军事领导人的睿智、顽强、坚决与果断。 [88]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斯大林亲临指挥第一线，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列举在1941年10月至1942年4月的莫斯科保卫战中，1941年的那个十月革命节，在外敌形成包围、首都危在旦夕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斯大林依然坚持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和在地铁举行庆祝大会。这些意想不到但又振奋人心的非常之举，是对貌似强大的侵略者的藐视、挑战与示威，极大地团结和鼓舞了莫斯科军民以及全国军民英勇抗击德军的信心与决心。卡尔波夫认为，“这两个活动鲜明地证实了斯大林作为政治家和团结苏维埃国家各族人民的领袖的优秀品质”。 [89] 对于赫鲁晓夫说斯大林在战前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给予了有力的驳斥。季诺维耶夫参加过卫国战争，也曾是暗杀斯大林小组的一名成员。一直到斯大林逝世，他都是一个积极的反斯大林主义者。后来，理性的思考根本改变了他对斯大林的看法。2005年，他为庆祝苏联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发表了《我的时代——关于1941～1945年的伟大卫国战争》一文。 他在文中说：“国家长期处于备战状态。斯大林的领导班子十分清楚，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大家都已明白谁是敌人，国家在物质方面也进行了备战。”“我相信，任何其他的领导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政治战略指导下都不会像斯大林做得那么多。斯大林所做的准备，就当年的条件而言已达到最好程度了。那些斯大林主义的批评家们确信，如果没有斯大林并且如果采取别的战略的话就可以避免当年的恐怖和损失，他们简直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不负责任的饶舌家。” 季诺维耶夫也承认，就物资、技术和纯粹的军事意义上的备战而言，国家在1941年6月之前的确没有在应有的水平上做好准备。但他同时指出：“这不是斯大林也不是他的领导班子的过错。事物的发展变化不仅仅取决于斯大林，西方战略家们不是傻瓜，如果他们等到苏联全副武装地准备好才打就太奇怪了。”他还进一步指出：“国家如果再有几年的时间（两三年，不用再多）用来准备战争的话，损失就会比实际小得多，但要完全避免重大的损失原则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敌人拥有巨大的实力，他们既有军事经验，又拥有高度的知识水平。德国军队的精神状态高昂，具有极明确的方向性……” [90] 对于赫鲁晓夫从贝利亚那里听来的“斯大林在战后头几天张皇失措、一连好几天躲在孔采沃别墅里不问战事”这一说法，《大元帅斯大林》的作者卡尔波夫认为，这并不符合事实。他在书中公布了斯大林接待室值班秘书所作的斯大林接待来访者的记录。记录具体列出了1941年6月21日战争爆发至6月28日，斯大林每一天接待苏联党政军领导人的姓名和时间。八天中共接待191人次，每天少则八九人，多则30人。这份材料表明，在战争发生的最初日子里，斯大林一直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91] 作者还以确凿的事实证明，斯大林并没有逃到他的别墅躲避战事。赫鲁晓夫仅凭贝利亚的一面之词，就在党的大会上断然作出斯大林临阵怯敌的结论，显然极不严肃，也极其荒谬。 在“大清洗”问题上斯大林犯有严重的错误，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正如俄罗斯最近推出的供历史教师参考的新版教科书所指出的，“大清洗”毕竟清除了一些应该清除的人，镇压不全是“滥杀无辜”。 [92] 因此有人认为，这场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斯大林在领导能力方面“有惊人的远见”。卡尔波夫在上述著作中援引俄国历史上俄皇亚历山大一世成功利用法国内部的“第五纵队”而取得反法战争胜利的例子，说明斯大林要在全国做好防御的准备必须肃清国内的敌对势力。他还援引美国前驻苏联大使约瑟夫·戴维斯的话，俄国的“第五纵队”都在大肃反中被枪决了，“这证明斯大林及其亲密战友有惊人的远见”。戴维斯还说，如果斯大林及其战友没有收拾掉叛徒分子，苏联在1941年的抵抗“将毫无意义”。 [93] 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以他杰出的领导才能与卓有成效的工作成就，奠定了他在苏共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历史地成为列宁事业的接班人。这是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苏共党内的共识。在斯大林时代，还没有别人能够替代斯大林的作用以及他在苏共党内的地位。 1943年斯大林曾说过，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这堆垃圾刮走！历史老人不断验证着这个预言。斯大林辞世后的50多年来，不论赫鲁晓夫们还是后来的戈尔巴乔夫们如何地夸大是非，颠倒黑白，甚至造谣污蔑，但总有一些正直、有良知的人们，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不断揭露阴谋家的谎言，还原尘封的历史真相，诠释着一代伟人的领袖风范。 1959年12月21日，英国的前首相丘吉尔——这位斯大林的合作者也曾是其对手，在斯大林诞辰80周年之际，他在下院发表演说时，以这样敬畏的口吻评价斯大林：“对俄罗斯万幸的是，在它经受艰难考验的年代里领导它的是天才而且坚忍不拔的统帅约·维·斯大林。他是一位杰出的人物，赢得了他所生活的我们这个残酷时代的敬仰。斯大林精力过人，博学多识，意志坚定，无论处事还是谈话，他总是果断、坚决、毫不留情……他的著作有一股磅礴无比的力量。” [94] 丘吉尔还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当斯大林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是手扶木犁的国家；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了核武器。 [95] 这说明，就连西方的一些政治家也钦佩斯大林的领导才能与历史功绩。 二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领导能力 赫鲁晓夫上台后，面临着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是如何推陈出新，积极稳妥地改革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过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推进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应该说，他看到了斯大林时期的问题，也有改正的欲望，然而他不仅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科学的决策方法，而且缺乏领导人应有的才能和洞察力，因而没能交出令人满意、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答卷。 应该说，赫鲁晓夫看到了苏联需要改革，并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但赫鲁晓夫从经验出发，意气用事，强迫命令，甚至心血来潮，办事凭一时的冲动，因此干出许多草率、荒唐的蠢事。 赫鲁晓夫曾批评斯大林很少外出，不了解农村的形势，坐在家里指挥农业生产。但是经常外出的他，对农村形势又能了解多少，又有多少科学的决策呢？ 他不搞调查研究，只是依靠行政命令，盲目扩大玉米种植面积。由于北方的气候不适宜玉米生长，因此产量很低，得不偿失。柯西金后来评价道：这是一个领导人臆想的、强制的、给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的措施。当时的苏联人为表示不满，编了一个政治笑话：一队足球运动员去季纳莫运动场踢球，可到了那里大吃一惊，球场全种上了玉米！ 他盲目主张大规模的垦荒。1954～1956年间，苏联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开垦了4000多万公顷荒地，建立了几百个国营农场。但那里的土壤根本不适宜于种植。垦荒破坏了土壤结构和地表植被，引起严重的土地风蚀和沙尘暴，而且土壤肥力下降，收成逐年减少，导致上千万亩土地荒废。 他还干预农业生产的具体活动。哈萨克本来主要种植小麦，可赫鲁晓夫一会儿要求种豌豆，一会儿要求种大豆，并规定要占整个播种面积的1/4，导致小麦大减产；在肉用养畜业方面，赫鲁晓夫一会儿让挤奶，一会儿又不让，一会儿要拴桩饲养，一会儿又不要。 [96] 1957年5月，赫鲁晓夫毫无根据地提出了农业冒进口号。1959年开始的七年计划，要求苏联的肉类产量每年增长12%，七年增加1.5倍到2倍。在冒进计划和政治压力之下，苏联各地刮起了浮夸风。梁赞州委第一书记拉里昂诺夫为实现他向赫鲁晓夫保证的肉类产量翻番计划，采取高价收购私有或外地牲畜、过量屠杀牲畜甚至奶牛和种畜等欺骗手段，虚报政绩，邀功请赏，造成该州畜牧业乃至整个农业几乎崩溃。后来事情败露，这位州委书记畏罪自杀。 由于赫鲁晓夫的瞎指挥、强迫命令与政策失误，苏联的农业生产大幅起落，在他执政后期出现农业增长缓慢，粮食严重危机。苏联自此由传统的粮食出口国变为粮食进口国。 在工业和建筑业方面，1957年的改组造成了严重后果，引起国民经济的混乱。中央各部、各主管机关的撤销，中央直属企业的大量下放，以及加盟共和国管理权的扩大，破坏了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统一领导，削弱了中央权威，助长了地区的本位主义；工业与建筑业管理体制简单地由原来的部门垂直领导，改为由各级经济委员会平行领导，即由条条管理变为块块管理，不利于部门内部的生产专业化和协作，破坏了技术行政的统一，也降低了专业化领导水平。 在干部问题上，赫鲁晓夫过于频繁地调动和撤换干部，造成各级领导核心缺乏继承性，干部队伍极不稳定。他还强行把大部分州和边疆区的党组织分割为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结果，非但没有产生预期的作用，相反，严重削弱了党的统一领导，不仅割断了工业与农业之间的紧密联系，还造成了党政机构的进一步膨胀，遭到州委书记们的普遍反对。 1964年10月17日，《真理报》发表了针对赫鲁晓夫下台的社论。社论是这样评价赫鲁晓夫的：草率的结论，脱离实际的决定和鲁莽冒失的行动，吹牛皮说大话，根本不顾科学和实际经验已经研究出来的结论，凡此种种都表明赫鲁晓夫根本不具备一个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素质和能力。 勃列日涅夫的领导才能和执政能力被公认是苏联历届最高领导人中最差的。他虽然有一些地方工作的经验，也领导部队参加过卫国战争，但总的来说没有突出的才能和智慧，是一个按章办事的执行型人才，一个平庸的领导人。众所周知，他的各种报告和文章全都由别人捉刀，他甚至不看一眼就照本宣科。特别是在执政后期，他变得暮气沉沉，无所作为，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重视对客观情况发展变化的研究，习惯于因循守旧、满足现状，惧怕重大的改革。曾经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先后担任过《真理报》和《共产党人》杂志主编并与这位最高领导人有过密切交往的维克多·阿法纳西耶夫院士，在其回忆录中这样说：“我头脑中有两个勃列日涅夫，一个是1976年夏以前的勃列日涅夫，即在他身患重病之前；另一个是那个不幸的夏季以后的勃列日涅夫。前一个勃列日涅夫是一个精力充沛、活跃、有所作为的人。……后一个勃列日涅夫则是一个重病缠身、不爱活动、少言寡语、不善思索的人。” [97] 这样的评价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缺乏创新精神与品质的勃列日涅夫，虽然纠正了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所犯的一些错误，试图克服赫鲁晓夫引起的混乱，例如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斯大林的名誉，同时还调整了赫鲁晓夫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的理论，并且取消了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的划分，恢复了党、苏维埃、工会和共青团的组织统一。应该说，在他执政的最初几年，国内的形势还是比较好的。但是由于认识上的局限和实践中的不彻底性，他未能从根本上消除赫鲁晓夫带来的消极影响。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他推行了“新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果。但众所周知，这一成绩的取得主要应当归功于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柯西金的具体计划和部署。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农业有一定的发展，但农业管理体制仍然存在较严重的弊端。勃列日涅夫并没有认真吸取赫鲁晓夫的教训，也不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继续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强制性地使一些农庄过渡到大型国营农场。在“专业化”和“集中化”的口号下，个人副业受到限制并逐渐萎缩。农业和与之有关的工业部门发展不协调，限制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忽视农庄是集体所有制这一特点，国家对农业仍然统得过多，管得过死。“吃大锅饭”问题并未得到合理解决。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了集体农庄和农庄庄员的生产积极性。 在勃列日涅夫后期，苏联已经暴露不少问题，经济发展遇到重大困难，经济增长率越来越低，经济机制越来越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但他对这些视而不见，继续盲目地认为，苏联社会是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反映出他严重地脱离实际，粉饰太平，掩盖问题与矛盾。实际上，这时的苏联已经在各方面处于严重危机的边缘。经济政治体制中固有的弊端更加严重。经济增长速度大大下降，经济和科技与西方的差距扩大。集体领导重新回到个人专权的局面，个人崇拜死灰复燃。与此同时，对外扩张和军备竞赛也给国家带来沉重不堪的负担。 勃列日涅夫不仅缺乏创新的思维与能力，也缺乏解决问题的决心和魄力。他没能打破经济社会发展的停滞状态，扭转苏联由盛转衰的趋势，带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继续前行。盛世的领袖终于成了保守僵化的代名词。 三 不称职的领导者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是苏共和苏联的最后领导人。1985年3月，他刚上台的时候，领导着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2200多万平方公里的统一国家；而在6年半之后，当他卸任苏联总统的时候，苏共已被他亲手解散，苏联也随即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了。无论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还是苏联总统，他都是一位失败者，一位不称职的领导者。 从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履历看，他在就任苏共最高领导人之前，有着一定的工作经历，可谓青云直上。他35岁时当选为斯塔夫罗波尔市委第一书记，39岁时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1980年，49岁的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1985年3月11日，在苏共中央非常全会上他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的职务并不是没有争议的。据一位原政治局委员2001年12月的一次内部谈话说，“戈尔巴乔夫是通过非正常方式当上总书记的”。“当时的情况是很艰难的。戈尔巴乔夫在党内、国内没有任何威信。政治局里有很多比戈尔巴乔夫威信高的同志，完全有能力领导党和国家。……在政治局会议上不邀请乌克兰的谢列比茨基和哈萨克斯坦的库纳耶夫，因为他们坚决反对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当时政治局会议并不想选举戈尔巴乔夫，葛罗米柯发表了一个特别讲话，说服政治局委员选举戈尔巴乔夫，最后戈尔巴乔夫以微弱多数当选为总书记。”据戈尔巴乔夫自称，在会上葛罗米柯、吉洪诺夫、格里申、索洛缅采夫等领导人，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说他“具有渊博的知识、相当丰富的经验”，是“中央书记中第一个熟悉经济的人”，“他在最大程度上符合对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要求”，“时常发表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善于倾听他人的意见”，等等。 [98] 当然，这里有很大自吹自擂的成分。另外，其他领导人对他的吹捧，主要目的显然是为了树立一位新领导人的威信和形象。 我国学者对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作过如下公正的评论：“苏联解体的事实已经确切无疑地证明，无论是领导能力、政策水平，或者思想意识、道德品质，他都是不胜任的。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由于苏共旧的干部选拔体制的弊端，在苏联面临历史性转折的关键时刻执掌了苏共领导大权。” [99] 事实表明，抛开路线问题不说，戈尔巴乔夫的执政能力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么强。我们只要顺便举一些例子便足以证明这一点。 戈尔巴乔夫从1978年开始，担任苏共中央负责农业工作的书记。有材料表明，他“在主管农业工作的七年间（1978～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从2.37亿吨降到1.73亿吨，使苏共1982年大吹大擂的《粮食发展纲要》成了一纸空文”。 [100] 1985年，上台不久的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他的“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强调机械制造业的发展。由于计划不周和指标过高，效果并不理想。于是他就改变目标，把优先发展的领域扩大到生物技术和冶金、化学工业。这就使得具体工作部门无所适从，连部长会议主席也觉得难以理解。雷日科夫后来写道：“才在一个月前讲妥要优先发展机械制造业，现在又突然冒出了一连串儿需要优先发展的部分”；“短短的几个月，国民经济优先发展方向的清单就已经填写过了多少次”。 [101] 这充分表明了戈尔巴乔夫在改革的部署上缺乏章法和出尔反尔。另外，在实施“加速战略”过程中，在不经过深思熟虑和不听取有关部门和农业专家忠告的情况下，决定通过行政干预的手段，开展全国性的“反酗酒”运动，也反映出戈尔巴乔夫的无能和完全不懂国情。这看起来是一个小插曲，但它严重打击了国家的葡萄种植业和酒业生产，减少了国家大量税收收入，导致了私人酿酒业和酒类走私现象的泛滥，还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抱怨和不满。 [102] 当然，“加速战略”的失败主要在于它没有抓住改革的要害，仍然把改革的重点放在优先发展重工业上，从而使得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进一步加重，但同时也暴露了戈尔巴乔夫的低能。 在政治领域，戈尔巴乔夫的优柔寡断、左右摇摆、出尔反尔的特点显得尤为突出。 1990年3月，立陶宛共和国宣布独立，戈尔巴乔夫起先表示坚决反对，并施加强大压力，甚至派苏联军队在立陶宛举行军事演习，并对立陶宛实行经济封锁。但随后他又软了下来，表示“原则上不反对”立陶宛脱离苏联，只是“需要进行谈判”。1991年1月，立陶宛群众发起罢工和示威，把共和国政府轰下了台，而立陶宛共产党则成立“救国委员会”，要求恢复苏联宪法在立陶宛的效力。戈尔巴乔夫未作充分考虑，表示支持“救国委员会”，甚至默许苏联空降兵和内务部队进驻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但在西方国家和国内反对派的强烈抗议下，又立即让步，下令撤回苏联空降兵和内务部队，宣布停止“救国委员会”的活动，宣称要用政治办法解决问题，并派代表团去立陶宛进行调解活动。这就导致立陶宛形成事实上的独立状态，并成为苏联解体的第一步。 众所周知，苏联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激进派”和“传统派”的分野和斗争。前者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主张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并肢解苏联，后者则力求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和国家的统一，继续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面对两派的激烈斗争，戈尔巴乔夫总是左右摇摆，折中妥协，企图调和不可调和的事情。1987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前后，戈尔巴乔夫曾严厉批评“激进派”代表人物叶利钦，并解除他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但他随后又任命叶利钦为国家建设委员会的第一副主席（部长级），并容忍他从事反对苏共的政治活动，在1989年5月甚至还支持他成为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又采取各种措施排挤打击“传统派”代表人物利加乔夫。1990年12月苏联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前后，鉴于“传统派”声势浩大，戈尔巴乔夫又倒向“传统派”，组建了以“传统派”为基础的领导班子，甚至在莫斯科党代会上公开承认“在工人阶级面前有罪”， [103] 同时指责“激进派”“企图否定社会主义思想，主张使社会资本主义化”。但随后不久，戈尔巴乔夫又在1991年4月23日同叶利钦等人举行圆桌会议，发表“9＋1”联合声明，力求撇开合法产生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决定整个联盟国家的命运。戈尔巴乔夫的左右摇摆和妥协动摇，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是司空见惯的。当然，他最后彻底倒向“激进派”，同叶利钦等人联合起来，那是由他所推行的路线决定的。不过，从戈尔巴乔夫在长时间内在“激进派”和“传统派”之间采取模棱两可的中间立场，在支持和反对其中一派上摇摆不停来看，这也是戈尔巴乔夫缺乏执政能力的一种明显表现。 从执政能力的角度看，戈尔巴乔夫华而不实，崇尚空谈，缺乏坚定的意志和深入的洞察力，左右摇摆，优柔寡断，但在重大事情上又拒绝接受不同意见，有个人专断的一面。雷日科夫就曾指出，“他只善于、只喜欢、只愿意夸夸其谈，只是他一个人没完没了地高谈阔论，玩弄辞藻，把本来空洞无物的刻板思想说得天花乱坠，并使之一下子成为他的交谈者想要说的新鲜的亟待解决的重大事情。”“就其气质和性格，戈尔巴乔夫不能成为真正的国家首脑。他不具备充当国家首脑的素质，完全不愿作出权威的决断，总是无休止地讨论，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没完没了地争论，并借机不作最终的决定，花言巧语，不置可否，不明确表示赞成或反对。他从不对任何错误决定承担责任，总是以所谓集体研究通过决定为掩护推卸责任。但是，仅是改革之初曾有过集体决定，而稍后就由他个人专断。” [104] 还有很多前苏共领导人持有相同或相似的看法。 曾担任苏联人民代表、苏共中央委员的罗伊·麦德维杰夫，在他的书中举了这样一个关于戈尔巴乔夫的事例，说明戈尔巴乔夫的个人专断作风。1990年12月下旬召开的苏联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同意增设苏联副总统一职。当时最有竞争力的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哈共中央第一书记纳扎尔巴耶夫。多数代表准备在人代会上投他的票。但纳扎尔巴耶夫表示，“他不甘心做戈尔巴乔夫的影子”，如果他担任苏联副总统，就必须“同时兼任苏联内阁总理的职务”。纳扎尔巴耶夫还在公开场合的发言中针对中央的问题“点了戈尔巴乔夫的名”。因为这样，戈尔巴乔夫便不顾其他代表的反对，事先也没有和人民代表小组商量，执意提名亚纳耶夫当副总统。经过戈尔巴乔夫做工作，亚纳耶夫才在第二轮投票中以微弱多数勉强当选。 [105] 2007年，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记者采访中谈到戈尔巴乔夫时说：“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作风表现出令人吃惊的政治幼稚、缺乏经验和缺乏对自己国家的责任感。这不是在行使权力，而是愚蠢地放弃权力。” [106] 当然，戈尔巴乔夫的不称职和最终成为失败者，其要害并不在于他执政能力不强，而是因为他推行了一条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路线。他之所以缺乏应有的洞察力，首先是因为他看不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逆历史的潮流而动。 [1]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51页。 [2] 《回忆列宁》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第17页。 [3]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下同），第1卷，第129页。 [4] 《列宁全集》第26卷，第60页。 [5]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39页。 [6] 《列宁全集》第18卷，第145页。 [7] 《列宁全集》第53卷，第212～213页。 [8]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页。 [9]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193页。 [10]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08页。 [11]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88～589页。 [12]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179页。 [13]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第115～116页。 [14]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第122～123页。 [15]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第123页。 [16]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0页。 [17] 〔俄〕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86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版，人民出版社，2001，第522页。 [19]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第299页。 [20] 参见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36、37、33、35页。 [21] 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32页。 [22] 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64页。 [23] 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61～63页。 [24] 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63～64页。 [25] 〔俄〕戈尔巴乔夫、〔日〕池田大作：《20世纪的精神教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5、113～114、116～117页。 [26] 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97、99、103页。 [27] 〔俄〕赖莎·戈尔巴乔娃：《我希望……》，东方出版社，1993，第7页。 [28] 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306页。 [29] 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变革》，1989年11月26日〔苏〕《真理报》。参见王正泉等编《苏联东欧大事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第199页。 [30] 戈尔巴乔夫1990年1月11日在立陶宛的讲话，参见王正泉等编《苏联东欧大事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第229页。 [31] 戈尔巴乔夫1991年7月26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闭幕词，塔斯社1991年7月26日莫斯科俄文电。 [32] 戈尔巴乔夫1988年6月28日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33] 〔俄〕戈尔巴乔夫、〔日〕池田大作：《20世纪的精神教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16页。 [34] 〔俄〕戈尔巴乔夫、〔日〕池田大作：《20世纪的精神教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384、385页。 [35] 黄宏、纪玉祥：《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第717页。 [36] 有材料说，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土耳其安卡拉某大学的一次讲话中说：“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我的妻子在这方面坚定了我的信心，她有这种观点比我还早。我只有身居最高层职位，才能为此有最大的作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当我亲自认识了西方，我的决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我的理想是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他还说：“当叶利钦瓦解了苏联、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参见戈尔巴乔夫《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政治学研究》2001年第1期。原文载于捷克《对话》（DIALOG ）1999年第146期，另载于斯洛伐克《曙光报》1999年第24期，转载于2000年8月19日的《苏维埃俄罗斯报》。该文公开发表后，国内外有些学者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但是人们看到，该文所谈的思想与戈尔巴乔夫的世界观和他的所作所为是完全符合的。另外，“8·19”事件的一位主要领导人在2002年4月的一次内部谈话中也曾明确肯定存在这篇讲话。他说：“戈尔巴乔夫不只有一张面孔，而且有三张、四张面孔。戈尔巴乔夫几年前在土耳其安卡拉大学演讲时说，他一生的目的就是要毁灭苏联政权和共产主义。他的讲话被刊登出来。” [37]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74页。 [38]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80页。 [39] 《列宁全集》第32卷，第111页。 [40]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81页。 [41] 《列宁全集》第34卷，第466页。 [42] 《列宁全集》第35卷，第219页。 [43]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13页。 [44]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129～130页。 [45] 参见《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20页注1。 [46]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186页。 [47] 《布哈林文选》，中，人民出版社，1988，第67页。 [48] 《布哈林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88，第181、179页。 [49] 《布哈林文选》，中，人民出版社，1988，第75页。 [50] 转引自《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290、283页。 [51] 1925年12月23日《真理报》，转引自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137页。 [52]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510页。 [53]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438页。 [54]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399页。 [55] 《雷日科夫等谈苏联解体的原因》，《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专刊》2008年8月8日第25期，第3页。 [56] 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1972年版），第600页。列宁的比喻出自克雷洛夫的一则寓言。 [5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601页。 [58] 〔美〕尼克松：《领袖们》，知识出版社，1983，第241页。 [59]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第236页。 [60]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6，第105页。 [61] 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69页。 [62] 〔俄〕沃尔科戈诺夫：《七位领袖》第2部，新闻出版社，1955，第18、71～72页。转引自张捷《从俄罗斯纪念勃列日涅夫百岁诞辰说起》，载《环球视野》（网络版）2008年12月8日。 [63]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第333页。 [64] 〔德〕米夏埃尔·莫罗佐夫：《勃列日涅夫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5，第370页。 [65] 参见〔俄〕阿法纳西耶夫《〈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东方出版社，1993，第92、100页。 [66] 转引自С.谢马诺夫《勃列日涅夫——“黄金时代”的执政者》，俄文版，2002，第123页；参见张捷《从俄罗斯纪念勃列日涅夫百岁诞辰说起》。 [67]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第162页。 [68] 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311页。 [69]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258～259页。 [70] 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变革》，1989年11月26日〔苏〕《真理报》。参见《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0年第1期，第30页。 [71] 戈尔巴乔夫1987年11月2日《在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参见许征帆主编《社会主义论库》（下卷），北京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第858页。

[72] 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变革》，1989年11月26日〔苏〕《真理报》。参见《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0年第1期，第25、32页。 [73] 以上参见〔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第162、164、169页。 [74] 戈尔巴乔夫：《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参见中央编译局国际发展与合作研究所编译《未来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勃兰特等著），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第10、13、20页。 [75]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著《尚未结束的历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第157页。 [76] 〔美〕兹·布热津斯基：《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第65～66、76～77页。 [77]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94页。 [78] 段启增：《俄罗斯学者对几个历史问题的再认识——访俄随录》，《世界历史》2004年第5期，第137页。 [79] 参见龙东飞编著《戴明管理与企业实践》，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第1～2页。 [80]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第290页。 [81]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136页。 [82]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24页。 [83]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12页。 [84]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395页。 [85]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181页。 [86] 参见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上册，人民出版社，1991，第9页。 [87] 《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88、392、395页。 [88] 〔俄〕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大元帅斯大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3页。 [89] 〔俄〕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大元帅斯大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378页。 [90] 以上均参见〔俄〕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我的时代——关于1941～1945年的伟大卫国战争》，〔俄〕《自由思想》2005年第5期。 [91] 〔俄〕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大元帅斯大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278～285页。 [92] 参见《俄罗斯新版历史教学参考书的新观点——访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吴恩远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4期。 [93] 〔俄〕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大元帅斯大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35、136页。 [94] 转引自何宏江《历史的风将会去伪存真——关于〈大元帅斯大林〉一书及其作者》，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且听低谷新潮声（之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303页。 [95] 转引自〔俄〕卡尔波夫《大元帅斯大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792～793页。 [96] 参见《苏共中央三月全会速记记录：1965年3月24～26日》，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第105、110页。 [97] 〔俄〕维·阿法纳西耶夫：《〈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东方出版社，1995，第68～69页。 [98] 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309～310页。 [99] 陈之骅等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619页。 [100] 〔俄〕弗·索格里：《现代俄罗斯政治史》，俄文版，莫斯科，1994，第10页。转引自陈之骅等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618页。 [101]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88、89页。 [102] 参见吴恩远《苏联史论》，人民出版社，2007，第292页。 [103] 参见李景治、王正泉等《社会主义发展历程》，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第463页。 [104]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367、369页。 [105] 参见〔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0～11页。 [106] 殷叙彝编译《索尔仁尼琴谈苏联历史和普京政府》，《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12期，第28页。 第八章 苏共对西方世界西化、分化战略的应对 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处心积虑地对苏联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自赫鲁晓夫执政时起，苏共历届领导人对此掉以轻心，麻木不仁。特别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领导集团非但没有自觉抵制来自西方的和平演变压力，反而竭力迎合，主动接受，致使苏共领导集团整体蜕化，党的队伍丧失斗志，党的组织在生死关头弱不禁风。西方推行西化、分化苏联的和平演变战略，是导致苏联亡党亡国的重要因素。 第一节 西方对苏联的和平演变策略 苏维埃政权自建立之日起，就引起西方帝国主义的强烈仇恨，遭到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疯狂破坏和捣乱。帝国主义的政治家们一开始就发誓，一定要把这个崭新的社会制度“扼杀在摇篮之中”。 西方敌对势力最初采用的是赤裸裸的军事干涉手段。军事干涉破产后，又转而采取军事包围、外交孤立、经济封锁、收买代理人进行策反、在苏联国内制造民族矛盾和冲突等多种形式。比如，苏联成立不久，德国驻外间谍机构就派人到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中开展活动，目的是要使格鲁吉亚实现德国庇护下的“独立”。又如，1932～1943年间，苏联驻英国大使迈斯基被英国情报部门招募，领导这一策反行动的，就是当年发誓要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的丘吉尔。他的儿子拉多尔夫亲自担任迈斯基的“接头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西方国家对法西斯德国实行绥靖政策，企图“祸水东引”，借助法西斯势力根除所谓的“布尔什维主义瘟疫”。但是，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西方的所有阴谋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的国力大为增强，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在这种新形势下，通过和平演变瓦解苏联共产党，改变苏联的社会制度，便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二战后对苏战略的首选目标。 一 和平演变苏联是西方势力固定不移的战略目标 “和平演变”这一具有特定含义的政治术语，最早是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在1947年7月提出的。他预言：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最终将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 早在战后初期，杜鲁门政府国务院外交政策顾问、和平演变政策的始作俑者福斯特·杜勒斯就公开宣称：“我们是唯一一个物质和精神都完好无损的大国，应当由我们来领导世界，恢复作为行为准则的原则。”在他看来，“苏联共产主义的信仰与机制，与西方民主政体大相径庭。其官方信条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政府形式是极权主义，经济生活是极端的国家社会主义”。这不仅对美国形成“全面的、全球性的挑战”，同时还对“基督教世界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进行挑战”。 [1] 1946年6月，杜勒斯分两期在《生活》杂志上发表《对苏联外交政策的思考与如何应付》一文，毫不掩饰地表达他对苏联社会制度和内外政策的仇恨，同时也相当鲜明地阐述了要对苏联进行全面遏制的冷战思维。 杜勒斯主张对苏联进行全面遏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通过思想渗透、广播宣传等和平手段，“日益加深苏联共产党的内部困难”。1950年，杜勒斯口述《战争或和平》一书，提出“必须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来同共产主义作斗争”。他认为，同苏联打交道的关键力量是实力，但实力不仅包括军事实力，也包括经济力量和其他一些无形的东西，诸如对人们的行为作出的道义判断以及世界舆论。因此，杜勒斯在这本书中明确提出，要对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一场思想战争”。 曾经担任英国战时首相并与苏联领导人进行过有效合作的丘吉尔，战后很快恢复了反共政治家的阶级本性。1946年3月5日，他在美国富尔敦发表震惊世界的冷战演说，攻击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共产党“或是一些独裁者，或是组织严密的寡头政治，他们通过一个享有特权的党和一支政治警察队伍，毫无节制地行使着国家的大权”。他宣称，对于美国、英国这样一些“安全”、“幸福”、“自由”和“进步”的国家来说，它们的“责任不是用武力去干预那些我们不曾征服的国家的内部事务”，而是要以“大无畏的声调宣扬自由的伟大原则和基本人权”。 [2] 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不仅道出了西方对苏遏制政策的核心内容，同时也为杜勒斯对苏和平演变思想作了最好的诠释。 那时，美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反共歇斯底里之中。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在国会发表被视为“杜鲁门主义”宣言书的国情咨文。他声称，要在所谓的“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面前作出回答，并“向全世界说明，美国在这个新的极权主义的挑战面前所持的立场”。在这篇反共檄文中，杜鲁门诡称，战后世界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生活方式”，其中一种生活方式“是以多数人的意志为基础的，它突出地表现为自由制度、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对个人自由的保障、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和免于政治压迫的自由”。“第二种生活方式则是以少数人的意志强加于多数人为基础的。它所依靠的是：恐惧和压迫、报纸和广播受到控制、事先安排好了的选举和个人自由的压制。”在这样一个世界面前，“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各国自由人民”，“必须帮助各国自由人民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解决有关他们各自命运的问题”。他声称，支持“世界各国的自由人民”，“以维护他们的自由”，这个“伟大的责任已经降临到我们头上”。 [3] 1953年，杜鲁门又提出全面遏制苏联影响的所谓“解放政策”。这时，他批评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太无知了”。他认为，苏联就是“用政治战、心理战和宣传的方法达到了这个目的的”。因此，他满有信心地表示，“他们能完成的，我们也能完成”。 用政治战、心理战、宣传文化战等诸多和平方式对苏联施加影响，“不战而屈人之兵”，促使苏联自行演变，不仅是美国总统和政府对苏政策的主要目标，同时也是美国所有政治家的共同诉求。1960年1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提出一份题为《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的研究报告。报告十分明确地将苏联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苏联社会的内部。报告论述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最后变质，主要是取决于共产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集团内部的各种力量的奋斗结果。可以从外界采取的特别能助长这种变质的行动是有限的。”因此，美国和西方国家一方面要坚持共产主义集团内部应实行民族原则的主张，以便鼓动东欧国家脱离苏联，从而瓦解苏东阵营；另一方面“还应当提倡与共产主义社会进行最广泛的接触”，以“促使苏联的制度和共产主义集团内部的演变”。为此，报告向美国统治集团建议：“我们的政策应当能促进与形式上的来往迥然不同的真正的来往”，即“设法同共产主义集团中的知识分子，最后同中上层政治家建立广泛的联系，以期逐渐影响他们对意识形态的拥护”。 美国的政治家还非常清楚地看到，要改变苏联的社会制度，光靠意识形态渗透也许是不够的。因此，报告建议美国的决策者，必须制定一个能阻止共产主义的积极的全面的政策，综合利用各种手段，其中包括经济优势这样一个决定性武器。因为美国经济不断增长，可以证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说法是虚假的。 [4]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和分析，经济手段，亦即利用经济优势压住苏联发展势头，在长期的经济技术竞争中拖垮苏联，在美国对苏和平演变政策中的作用明显上升。 20世纪60年代末入主白宫的共和党人尼克松，在鼓吹对苏和平演变方面比其任何前任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尼克松清楚地意识到，美苏较量主要表现在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但双方“敌对的根源在于意识形态”，而美国在同苏联的意识形态较量中“握着王牌”，因为“我们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在世界各地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如果我们在思想战争中输掉，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对外援助以及文化纽带都将无济于事。” [5] 尼克松把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与希特勒控制下的法西斯德国、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并称为三大“独裁政权”，认为它们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德意日取消了专制制度，唯有苏联的专制制度“却极大地强化了”，“它对自由与和平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因此，美国必须战胜苏联。但由于苏联已经拥有与美国不相上下的军事潜力和战争能力，尼克松也不敢轻言战争，而是主张对苏联“寻求没有战争的胜利”，这种胜利就是“自由思想对否定自由的极权统治思想的胜利”，“没有政治压迫的全人类人权的胜利”。 [6] 简而言之，就是和平演变思想的胜利。 尼克松对苏联必须实行和平演变的思想，源于他对西方国家反苏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在他看来，20世纪人类发生了三次而不是两次世界大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苏联挑起的冷战，是苏联对“自由世界”进行的四十多年的战争。他分析说，苏联与西方斗争的主要手段是宣传、外交、谈判、对外援助、政治手腕、颠覆、隐蔽活动以及通过代理人进行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与苏联的斗争，“是极权文化与自由文化、是害怕自由的国家与崇尚自由的国家之间的斗争”。因此，美国对苏斗争的手段就应当是反其道而行之。80年代后期，当戈尔巴乔夫出现在克里姆林宫、苏联内外政策全面调整时，这位老谋深算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终于看到了苏联和平演变的现实前景，垂暮之年写下《1999不战而胜》一书，不遗余力地为其后来者搞垮苏联出谋划策。 尼克松确曾主张美苏之间进行“和平竞赛”，但他所说的“和平竞赛”实质上是和平演变的代名词。他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直言不讳地表示，“只有鼓励苏联集团内和平演变，才能真正减少美苏冲突的紧张状态”，“真正的和平才有可能”。 [7] 可见，尼克松并不希望美国与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真正的和平竞赛，共同缔造人类和平，维持世界的安全与稳定。他的最终目的，是要以和平方式彻底演变苏联及其影响下的东欧国家。在他眼中，和平演变是美国以最小的代价战胜苏联进而主导世界的最佳选择。 1975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赫尔辛基协定”签订以后，西方国家进一步公开地以“关注苏联人民的人权状况”为名，向苏联施加压力和影响，企图以西方的价值观把苏联套住，同时对当时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给予了多种形式的支持（包括鼓励在莫斯科和苏联其他一些大城市成立“监督苏联履行欧安会文件条款公众小组”一类的组织），从而使“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规模和影响进一步扩大。 20世纪80年代中期担任美国总统的里根，是对苏联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一个高手。1982年6月，他在英国议会发表讲话时表示，西方世界20世纪后期的主要使命就是“既维护和平也维护自由”。为了“把自由和民主的思想逐渐发扬光大”，西方国家“必须采取行动”，帮助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所谓“民主运动”。具体而言，就是要在这些国家“培植民主的基础结构”，建立“出版自由、成立工会、组织政党、开办大学的制度”，因为“这种制度允许一国人民自行选择本国文化、通过和平手段调和自己的分歧的办法”。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主张苏联和美国“在和平和对等的基础上进行”所谓“思想和价值观念的竞争”。他表示相信，“自由民主事业在向前挺进途中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抛进历史的垃圾堆”。同时，他还没有忘记告诉人们，他所提出的任务不是他们那一代人所能完成的。 [8] 二 和平演变的策略和手法的种种表现 西方国家对苏联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目标是坚定不移的，但实现这一目标的策略和手法却是灵活多变的。随着国际形势，特别是苏联内部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东西方关系，首先是苏联同西方的关系起落跌宕，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苏联实施和平演变的策略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总的说来，万变不离其宗。各种因素综合运用，不同策略相互配合，是西方国家对苏联实施和平演变的最基本、最常见的手法。 第一，利用广播宣传长期进行“宣传战”和“攻心战”。 美国统治集团十分重视大众传媒在传播西方价值观念、诋毁社会主义声誉、败坏共产党形象、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方面所能起的特殊作用。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虽然出身职业军人，但熟谙宣传工具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特殊作用。他曾经得意地说，美国在宣传上花1美元，等于在国防上花5美元。1977年上台的卡特总统，同样重视宣传工作，他赞扬“美国之音”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关键性因素”。里根政府也很看重宣传舆论的巨大作用，1983年曾拨款10亿美元扶持广播事业的发展。美国国会在当时的一项文件中声称：“电台广播是足以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唯一手段。” [9]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历来都把针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敌对广播视为开展反苏反共宣传战的主要工具。这些工具中最主要、影响较大的当属“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英国“BBC”电台等。 “美国之音”是美国对社会主义各国进行反共宣传、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最重要工具之一。这个建于1942年，最初属于战时情报局，后由美国新闻署管理的广播电台，到50年代初已拥有上万名工作人员，每天使用各种语言广播5小时，每年花费上亿美元。 [10] 1978年，“美国之音”改由美国国际交流署管理。1982年，国际交流署改名为美国新闻署，直属白宫领导。从此，“美国之音”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上升。台长要由总统任命，重要部门的第一把手均由外交官担任。自1982年起，“美国之音”设立了社论部，社论的编写要与美国国务院、白宫、国防部等部门交换意见，以便准确反映美国政府的立场和声音。据美国人自己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之音”在苏联拥有3000万名听众，占当时苏联全国人口的10%以上。1987年12月，里根在“美国之音”建台纪念时亲自致贺，赞扬它是“巨大的非军事力量，是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黑暗中点火的力量” [11] 。 “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是美国为对付苏联而在欧洲设立的两家大型电台。其中，“自由欧洲电台”建立于1949年，由美国的“自由欧洲委员会”组建，以东欧国家听众为主要对象，旨在瓦解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影响。“自由电台”成立于1951年，由美国“解放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组建，最初称解放广播电台，专门从事反苏宣传。这两家电台名义上是独立的，其实都是由美国政府严格控制并资助的。到苏联解体前夕，这两家电台共有1740多员工，大部分来自苏联和东欧国家。美国国际电台管理局为这两家电台的拨款已多达1.95亿美元。 [12] 那时，“自由欧洲电台”除了用中东欧各国语言每天播音19小时外，还用苏联的少数民族的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进行广播，每天播音3小时。“自由电台”每天用俄语和苏联11个少数民族语言广播，每周播音共46小时。尼克松曾经赞扬说，单是“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就防止了苏联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完全灌输给苏联和东欧人民。 第二，利用人员交流大搞思想渗透，腐蚀苏联的下一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和西方国家对苏联采取严密的封锁政策，苏联与西方世界的人员交流相当有限。二战后，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苏联的国际地位和作用也大为提高。随着苏联对国际事务的参与程度不断扩大，同西方国家的各种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也不断发展起来。赫鲁晓夫掌握苏联党和政府的最高权力、打着反对个人迷信的旗号全盘否定斯大林、苏联出现所谓的“解冻”之后，苏联对西方交往出现了近乎于“不设防”的局面。 在这种形势下，一些美国政治家看到，通过人员往来对苏联进行思想文化渗透，也许是在这些国家“播撒自由的种子”的最便捷的方式之一。1956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同苏联展开大规模的“人民对人民的交流”的构想。1957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美苏关系骤然升温。这一年，就连极端反共的杜勒斯也认为机不可失。他兴高采烈地表示，美国把希望寄托在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的后代身上，因为这些领导人“要有孩子，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据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到1958年，他“曾研究并草拟了一个建议，要求美苏大批交换留学生——其人数远远超过我们每年通常派出或接受的少数人，其总数可达一万之多”。他之所以提出这一建议，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他同老一代的苏联共产党人打交道已经厌烦了，有朝一日，一批新人将会在苏联掌权，他要努力争取的正是这一代。1960年1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研究报告曾公开鼓吹：“为了促进苏联的制度和共产主义集团内部的演变，我们应当提倡与共产主义社会进行最广泛的接触。”1963年10月，英国外交大臣霍姆也提出：“从长远来说，打败共产主义的道路在于用我们的思想来打入共产主义国家。” [13] 后来的事实证明，美国人并不是白费苦心。他们通过大量吸引苏联年轻人赴美留学，在苏联年轻人中大力进行反共宣传，终于培养出一批亲美亲西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卫国战争时期曾在前线负过伤、战后深造于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部的亚·雅科夫列夫，就属于这批人之列。据他说，他是在苏共二十大后去美国的，虽然后来回来了，但“头脑里已经扎下了关于人的自由的思想”，“思想问题上已经向右转了”。从这时起，他开始了“世界观改革”，不再相信社会主义，而是认为“社会主义梦想自我了结的时刻，社会主义思想的动员能力自我耗尽的时刻迟早将要到来”。 [14] 正是这样一个被美国和平演变的政治变节者，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前期竟成了苏共中央宣传部的高官，而后又担任苏联驻加拿大大使。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主政后，他成了戈尔巴乔夫的得力干将，甚至被西方人称为苏联的“改革之父”和“民主化之父”。1990～1991年，当苏共因改革失误风雨飘摇时，身为苏共领导集团核心成员的雅科夫列夫先是退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而后又正式宣布退党。此后，他由一个公开而狂热的党内民主派，变成一个顽固而极端的反马克思主义者和反共分子。 第三，利用所谓“人权问题”干涉内政，大力支持“持不同政见者”。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领导人都很重视人权问题在和平演变苏联和东欧各国过程中的独特作用。为了在对抗苏联、颠覆东欧的政治角逐中用好“人权”这张牌，打好“人权”这一仗，战后历届美国总统无一不绞尽脑汁。例如，1961年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后明确表示，美国和西方国家要“充分利用人权问题发挥道义上的影响力”。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杰克逊 瓦尼克法案，直接把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移民政策问题与国际贸易中的最惠国待遇问题挂钩。1975年，美国公开宣称，人权问题已经成为“我们时代最迫切的问题”。此后，美国国务院正式成立人权事务局，利用人权问题干涉社会主义国家内政，特别是干涉苏联内政的力度明显增大。 这一时期，由于西方势力的大力扶助，同时也由于苏联自身的原因，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特别活跃。这些人不仅有崇尚西方民主的知识分子和极端的民族主义者，还有党内的自由派，其中包括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人称苏联“氢弹之父”的萨哈罗夫院士。1975年，萨哈罗夫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当时任何人都不难看出，西方对萨哈罗夫的奖赏不在于他的学术成就，而在于他的政治活动，在于他建立了一个深受美国和西方喜欢的“人权委员会”。从这时起，诺贝尔和平奖也成为西方对苏联推行和平演变的一个工具。 1977年卡特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明确宣布，“道义原则是行使美国武力和扩大美国影响的最好基础”。人权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特别是处理对苏关系时的作用进一步突出。卡特上台不久，就亲自接见流亡西方的作家索尔仁尼琴，为他和苏联所有“持不同政见者”打气。与此同时，他还致信萨哈罗夫，毫不含糊地向他表示，美国“将继续履行在国外促进人权的坚定诺言”。 为了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所谓“人权事业”表示支持，1979年4月，美国以“保护人权”为幌子，用它所拘捕的两名在联合国活动的苏联间谍，交换了金斯伯格等5名“持不同政见者”，以此来败坏苏联的声誉。这年12月，卡特政府还搞了一个所谓的“人权周”，一方面向全世界显示美国推进人权的理想、信心和决心；另一方面也是要向苏联施加压力，为苏联国内日趋活跃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造势助威。 1981年里根上台后，人权外交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继续上升。这时，就连一些美国人也看出美国当局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挥舞人权旗帜的真实意图。一位名叫劳伦斯·肖普的学者不无道理地指出，美国推行人权外交，“实际攻击的目标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它具有强烈的反共和恢复意识形态上的冷战的倾向”。他还直言不讳地指出：“人权运动的最终目标是试图鼓励社会主义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 [15] 第四，广泛利用非政府组织，在苏联内部制造破坏性力量。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对苏联的和平演变行动规模更大，也更难防范。从这时起，西方不再满足于仅仅支持零散的、各自为战的“持不同政见者”，而是同时把目光投向方兴未艾的非政府组织。因为这些组织在传播西方价值观念、推广西方生活方式、声援苏东国家内部反对派、配合本国政府对苏联和东欧实行和平演变方面不但非常活跃，而且还特别易于得手。 1982年，美国总统里根发表“促进民主化运动”的著名演说。当年10月，国务卿舒尔茨在国务院召开一个以“共产党国家民主化”为议题的会议。他在会上明确表示：美国寄希望于共产党国家的内部势力。为了让美国所谓的内部势力对那里的共产党政权施加足够的压力，美国政府除了要“在行动和言论两个方面谴责共产党国家侵犯人权的行为”外，还“需要新的工具、新的力量、新的重点”，“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来支持共产党国家民主的出现”。 此后，美国国会于1983年底通过全国争取民主赠款法。次年，一个名为“全国争取民主基金会”的组织在美国应运而生，其成员包括美国商会、劳联—产联等各种各样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团体。美国国会每年都要为这个具有特殊背景、负有特殊使命的基金会拨款。据统计，在东欧发生剧变的1989年，美国国会拨给该基金会的款额已经达到2500万美元。英国一家媒体当时披露说，美国国会为该基金会拨款的主要目的是“用于发展民主”，“在共产党国家里，这包括支持为扩大开放和恢复文明社会而努力的独立组织和报纸”。为了使这笔钱用到实处，拨款“往往违背共产党政权的愿望通过地下组织和流亡国外组织进行”。据说，美国国务院对该基金会的活动相当满意，认为它是美国“同当地组织进行联系中有用的催化剂”。 [16] 当时，美国还有一个以纽约为基地的“民主中心”，也属于非政府组织之列。这个组织与“全国争取民主基金会”的性质相似，也打着“维护人权”的幌子，向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提供书籍、计算机和美元等。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还特别热衷于鼓励和支持苏联境内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尼克松曾专门谈到，俄罗斯人同苏联境内其他民族的关系是“克里姆林宫围墙里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西方“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苏联中央政府与相互间差异很大的苏联各族人民的区别”，“必须设法扩大西方与苏联人民的联系”。因为从长远看，“与西方自由人民的接触必然会使苏联政府受到更多的国际压力，迫使它允许它的人民能更多地支配自己的生活”。 [17] 美国和西方各国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扶持苏联内部的反动势力，始终是以瓦解和颠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的。美国“全国争取民主基金会”的刊物《民主杂志》两主编之一拉里·戴蒙德曾毫不掩饰地说，美国和西方国家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推行“人权”和“民主化”，就是要在这些国家“建立文明的社会”，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步骤，“首先是要突破统治党和政府在新闻、组织和权力方面的垄断”，“继而要创建独立的出版物，另立工会、企业等团体和其他组织，扩大自由活动的政治领域，缩小政府的权力”，“然后，由民主分子发动一场分享权力的运动并最终接受权力”，“像波兰团结工会那样成功地进行活动接掌权力”。 [18] 对此，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中说得更加露骨。他表示，美国和西方要经常地通过“秘密渠道”向苏联和东欧国家中“支持美国目标的个人和团体提供资金”，以“支持这些国家内的政治民主运动”。此外，美国还需要“向那里的工会、报纸提供资助”，以坚决实行“里根主义”，支持这些国家内部的“自由战士、反共革命者”。 第五，利用经济手段施加压力，迫使苏联经济陷入困境。 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经济贸易、技术转让和信贷是发展经济的重要条件。但西方国家却把这些作为引诱和迫使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手段。二战以后，美国一直利用1949年11月秘密成立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禁运和贸易限制，作为施加压力的手段。对于这一点，西方政界是从不隐讳的。1964年3月14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发言中说，“拒绝贸易或鼓励贸易都是为了促进我们的国家目标”，使共产党国家“蒙受最大可能的经济压力”。尼克松在1984年出版的《真正的和平》一书中说：“我们必须把工业化民主国家的经济力量联合起来，以便我们能够从东方集团取得政治上的让步，作为我们提供经济合作的交换条件”；“增加贸易和接触，能够促进苏联集团内部的和平演变”。 西方这一策略突出表现在同苏联发展经济合作问题上。早在1935年，即美国同苏联建交后不久，美国就批准给予苏联以贸易最惠国待遇。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便撤销了给予苏联的最惠国待遇。1972年，在美苏关系大为缓和的情况下，美国又批准给予苏联以最惠国待遇。但在1974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一个含有“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和“史蒂文森修正案”的贸易改革法案和进出口银行法案。前者规定，苏联要求获得最惠国待遇，必须放弃对国内“持不同政见者”，尤其是对犹太人移居国外的限制；后者则规定，在4年内，美国进出口银行每年给苏联的信贷不得超过3亿美元。 [19] 尽管苏联一再表示抗议，但美国无动于衷，始终加以坚持。结果，苏美之间经贸关系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从而苏联在经济上蒙受重大损失。 200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彼得·施瓦茨出版《胜利——美国政府对苏联的秘密战略》一书，透露了美国政府秘密策划瓦解苏联的内幕。为了搞垮苏联，里根政府和中央情报局雇用一大批专家，其中包括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专家，拟定了美国瓦解苏联的“软战争”战略，一方面大力推进核军备竞赛，提出星球大战计划，逼迫苏联片面发展军事工业，进行军备竞赛，借以消耗苏联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压低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借以大幅减少苏联的外汇来源，迫使苏联陷入经济困境。有材料说，自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从每桶3.01美元涨到1980年的每桶32美元以上。随后，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又一路下跌，到1985年前后始终徘徊在每桶13.17美元上下，而苏联出口的石油价格最低曾跌到每桶6美元。 苏联党和国家的早期领导人列宁、斯大林早就敏锐地意识到，在一个经济文化很不发达、小资产阶级像汪洋大海、腐朽没落阶级的思想影响根深蒂固，并且长期处在资本主义包围的孤岛中建设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执政党和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始终面临着蜕化变质的可能性，面临着因内部生变与外部破坏交互作用而导致党和国家瓦解的巨大压力。为了解决这一重大历史难题，成功应对这个生死存亡的历史性考验，列宁、斯大林提出一系列反腐防变的重要思想，并为实现这些思想进行卓有成效的探索，为后人留下许多成功的经验。苏联党和国家后来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虽然也或多或少地意识到问题的存在，甚至也模模糊糊地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但没有及时地向全党敲响警钟，没能提出抵制和平演变的明确思想，更没有制定周密的、系统的、行之有效的反和平演变的政策和策略，留下的只是巨大的隐患和极为沉痛的历史教训。 一 列宁、斯大林对西方势力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可能性保持高度警觉 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前，俄国各种反动势力就预言，说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会造成千万种灾难，并说最好是让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然后再把他们打垮。列宁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讲究实际的策略家和实践家。他坚信布尔什维克不但能够夺取政权，而且能够在“环境非常复杂”的条件下，“抵挡住各种敌对力量的总进攻”，巩固自己的政权，管理好新国家，组织好新生活，建设好新社会。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面对当时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界正千方百计地暗中破坏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这一严峻的现实，列宁立即开始考虑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如何管理国家、领导国家，工人阶级的执政党如何建设政权、如何巩固政权的问题。1918年春，在思考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时，列宁深刻地指出：“资产阶级在我国已被击败，可是还没有根除，没有消灭，甚至还没有彻底摧毁。因此，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要由继续剥夺资本家这个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这个任务不完成，那就还没有社会主义。” [20] 列宁精辟地分析了苏维埃政权当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他指出，革命胜利之初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防御力量非常薄弱，“处于极不稳固、十分危急的国际环境中，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利用客观条件的凑合给我们造成的喘息时机，医治战争带给俄国整个社会肌体的极其严重的创伤，发展国家的经济”。 [21] 可见，在当时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执政党面临的任务千头万绪的情况下，列宁把发展经济，壮大实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看做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社会主义政权被颠覆和瓦解的首要条件。列宁提醒刚刚执政的党和工人阶级，“我们一分钟也不应忘记，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两方面来反对苏维埃政权：一方面是从外部进行活动……搞阴谋和暴动……不断造谣污蔑”；另一方面是“从内部进行活动，利用一切有害分子、一切弱点来进行收买，来助长无纪律、自由散漫和混乱现象”。 [22] 列宁认为，这两个方面的破坏活动都是非常危险的。 在国内战争期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带领全国军民与帝国主义为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武装进行了浴血奋战。1920年3月，在国内战争行将结束、和平行将到来时，列宁在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及时指出，“我们打赢了火线上的那场战争之后，还要打一场不流血的战争。”西方国家“想把和平的经济建设变成对苏维埃政权的和平瓦解。帝国主义者老爷们，对不起，我们是有戒备的！” [23] 国内战争结束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外部环境逐渐得到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渐趋巩固。在这种新形势下，列宁反复强调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在同敌对势力所进行的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理论上的任何不彻底或软弱和实践中的任何脱离群众，都会有直接增加资产阶级推翻无产阶级政权的危险，资产阶级明天就会利用今天在近视的人看来只是理论上的分歧的东西来达到他们反革命的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抵御外来侵略威胁、反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消极影响的过程中，列宁还深入思考了如何在资本主义包围中长期生存和发展的问题，适时提出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积极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战略思想。1919年9月，列宁在致美国工人的信中提出，历史上将会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时期”。 [24] 同年10月，他在《答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问》中又表示，苏维埃俄国政府保证不干涉别国内政，同时也“完全同意同美国（同一切国家，但特别同美国）达成经济协议”。 [25] 1920年2月，列宁接受美国世界新闻社记者提问时，更加明确地表示，苏维埃俄国要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居。根据列宁的这些建设性思想，苏维埃政府1922年3月15日就热那亚会议即将召开一事发表照会，庄严宣告：“俄国政府从不掩饰各苏维埃共和国同各资产阶级国家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上存在着根本差异，然而同时认为，双方要为在经济领域进行有成效的合作而达成协议无疑是可能的……各苏维埃政府将派代表团前往热那亚出席会议，并决心打算同一切保证互不干涉内部政治与经济组织的国家进行经济合作。” [26]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导师和政治领袖，列宁从来都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一贯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不是简单对立的关系，而是交往和发展的关系。他早就说过，“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 [27] 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政权如果不能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取得的文化、技术成就，那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国内战争胜利后，随着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展开，列宁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考虑得更深、更远，社会主义必须继承和发展包括资本主义的成就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的思想更加成熟。他曾经说过：“苏维埃的历史使命是充当资产阶级议会制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掘墓人、后继人和接替人。” [28] 列宁还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说明他的思想：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总和=社会主义。 [29] 如果把列宁的这个公式简化一下，那就是：苏维埃政权+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社会主义。 斯大林作为列宁所开创的伟大事业的继承人，领导苏联党和国家长达30年之久。尽管在斯大林领导下最终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存在许多问题，斯大林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有过许多过失，甚至犯过重大错误，但有一点毋庸置疑：斯大林为防止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遭颠覆，不改变颜色，在理论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实践中付出了巨大努力。 首先，斯大林清楚地看到，西方国家用军事手段扼杀苏维埃政权的图谋失败后，可能用其他各种非军事的手段继续进行遏制。早在1928年他就指出，只要“阶级还存在，国际资本还存在，它是不会平心静气地看着一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的。从前国际资本想用直接的军事干涉来推翻苏维埃政权。这种尝试没有成功。现在国际资本竭力设法而且今后还会竭力设法用隐蔽的、不总是可以察觉的、但是相当强大的经济干涉来削弱我国的经济实力”，“这里的一切都和国际资本与苏维埃政权之间的阶级斗争密切相连，根本谈不到什么偶然性”。 [30] 就此，他提醒全党要对来自国内外的非军事的干涉和破坏活动保持“最高度的警惕”。 其次，斯大林敏锐地发现和平发展时期党的干部麻痹大意、丧失斗志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当时，苏联已经进入和平发展时期，资本主义世界也已转入相对稳定时期。于是，苏联党内慢慢产生一种和平麻痹思想，似乎社会主义事业可以一帆风顺，就像坐在特别快车上，不用换车就可以沿着轨道一直走向社会主义。斯大林对这种所谓的“自流”论、“碰运气论”、自然而然“一切都会搞好”的想法，以及由此产生的某种懈怠、消沉情绪提出了尖锐批评。他指出，这些思想情绪不利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他提醒全党，决不能认为自己有100万党员、200万团员、1000万工会会员就以为保证能够最终战胜敌人，决不能自我安慰。他还特别告诫全党：“就是最大的政党，如果它不接受历史的教训，如果它不时时刻刻加强本阶级的战斗准备，也可能陷于突然受敌的境地，也可能遭到灭。” [31] 特别是，斯大林十分重视加强党内外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借以抵御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蚀和渗透。这一点在二战以后表现得尤其明显。二战期间，苏联有几千万人生活在暂时被敌人占领的地区，有几百万人被希特勒匪徒押往德国，还有很多军人被俘虏，他们受到希特勒匪徒的思想毒化和影响。在苏联红军胜利反击的过程中，又有一部分武装力量在资本主义国家驻扎过，他们也受到西方反动势力处心积虑的思想侵蚀。所有这些，使某些苏联公民对资本主义制度抱有一定的幻想，从而有可能为帝国主义对苏联推行和平演变策略提供条件。面对这种新的情况，苏共在二战以后展开了大规模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同时还重建了党的教育系统，组织大部分干部到各级党校进行进修，使广大党员和群众进一步提高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水平。与此同时，苏共还严厉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强调反对“世界主义”。苏共中央不仅对文艺领域的许多问题作出专门决议，还举行哲学、生物学、语言学、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专题讨论。不可否认，苏共在这场思想教育运动中也有一些失误：一是缺少实事求是的分析，忽视了资本主义国家在科学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优点和成就；二是无限上纲，把一些学术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并用行政命令手段来加以解决，结果挫伤了一大批知识分子，造成不良后果。尽管如此，这场思想教育运动在抵御西方和平演变方面的作用应当加以肯定，它说明当时的苏共对西方的和平演变图谋有着高度的警觉。赫鲁晓夫时期尽管大批斯大林，但当时出版的苏共党史仍然肯定地说，通过这场斗争，“世界主义和其他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现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苏联文化的思想水平已经大大提高，因此有可能把苏联人民的觉悟和文化水平提到更高的程度”。 [32] 二 赫鲁晓夫时期苏共应对和平演变的严重失误 赫鲁晓夫执政之初，时逢苏联卫国战争结束不久。当时，苏联的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综合国力大增，国际声威大震，国内呈现社会平稳有序、各民族之间团结和睦的新局面。然而，苏联党和政府忽视了对广大党员、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的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因此，苏联社会上的某些阶层，特别是青年群体便表现出与社会主义道德生活准则不相容的思想倾向和生活行为。他们向往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和生活方式，有时还有直接的反苏表现。然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更没有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苏共二十大后，思想文化战线出现以“非斯大林化”为特征的所谓“解冻”思潮，许多文学作品打着反对个人迷信的招牌，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个人主义、极端自由主义和抽象的人道主义。赫鲁晓夫还公开赞赏某些歪曲卫国战争历史的文学，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思想混乱。1956年10月发生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后，苏联国内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为此，苏共领导采取一些具体措施，企图制止一些极端现象，扭转混乱局面。1957年2月，百余名大学生被开除学籍，理由是他们进行“反共政治活动”。但是，用这种简单粗劣的办法对付年轻人的思想异动，效果并不好。同年3月，苏共中央处理了《历史问题》杂志，包括主编在内的10名编辑人员被解职，理由是他们只揭露斯大林的错误而不坚决谴责“修正主义倾向”，屈服于“资产阶级的客观性”。不久，《星火》杂志由于“不积极阐述党和政府的任务，不反映人民的劳动，相反却大量发表没有意义的作品”而受到苏共中央决议的批评。然而，这些针对具体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并未阻止所谓的“非斯大林化”的恶性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多多少少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957年夏季，苏共中央先后召开作家会议和文学艺术工作者招待会和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试图重新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赫鲁晓夫在一次讲话中说，匈牙利事件的教训“提醒我们，对于敌视社会主义的各种反动势力的阴谋，如果不从政治上加以监视，采取无原则和无主见的态度，将会产生什么后果”。他公开表示，在苏联的艺术中，“除了苏维埃派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派别”，不能让一小撮投靠帝国主义的穷凶极恶的人“在我们国内组织他们肮脏的派别”。 [33] 1962年，苏共多次召开意识形态工作会议，研究讨论思想战线的问题。赫鲁晓夫承认，在意识形态领域，苏共的过错在于没有及时发现艺术界某些不健康的现象，更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防止这类现象的蔓延。他声称，要对所有这些领域进行整顿。 [34] 1963年6月21日，苏共中央在一个决议中又提道，“目前条件下党的思想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从思想上保证苏共纲领的实现。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培养新人，提高政治警惕性，对帝国主义的思想和人们思想中的旧残余发动全面进攻。” [35] 事实上，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更没有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西方国家当时正在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企图以此搞垮苏共和苏联。但赫鲁晓夫对此始终缺乏警觉，面对西方咄咄逼人的意识形态攻势，要么麻木不仁，要么应对乏术。赫鲁晓夫有时也用尖锐的语言批判帝国主义，说帝国主义“正在施展各种阴谋诡计，来破坏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友谊”，“美帝国主义者每年拿出一亿美元来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进行颠覆活动”。 [36] 但这些都是官样文章，赫鲁晓夫并未认真加以对待，也没有组织力量对西方的思想渗透展开反击，更没有采取加强意识形态斗争和思想教育的实际措施。因此，久而久之，苏联党内和社会上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社会主义的东西长期潜伏下来，高层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以及广大党员和普通民众的人生观逐步发生变化，一批向往西方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政权的“掘墓人”也悄悄成长起来。这就为西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准备了肥沃的土壤和有利的条件。 必须指出，赫鲁晓夫时期的苏共领导不仅对西方的和平演变攻势视若无睹，而且在这方面犯了许多极为严重的错误。 一是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使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严重的思想混乱，怀疑、否定乃至诋毁苏联共产党，诋毁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混淆视听的奇谈怪论不胫而走，从而助长了西方和平演变的攻势。西方敌对势力则借此丑化苏联共产党，败坏社会主义的声誉，在全世界掀起大规模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使苏共和苏联处于严重的困难境地。应该说，正是赫鲁晓夫“授人以柄”，为西方的和平演变攻势提供了一枚“重磅炸弹”，而且能够在长时期内反复使用。 二是否认苏联还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使苏共和广大群众丧失应有的警惕。赫鲁晓夫违背列宁、斯大林时期的革命传统，在理论上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否认苏联还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1959年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的报告中强调：“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在我国恢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危险已经没有了。这意味着，社会主义不仅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而且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37] 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又说：“帝国主义想要使资本主义制度复辟、使社会主义国家蜕化的希望日益破灭。” [38] 这种理论观点的流行，导致苏联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误以为社会上已经不再有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因而不再有任何阶级斗争的观念，也失去了对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以及对西方和平演变的任何警惕。 三是在对外关系上，片面鼓吹“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为西方国家和平演变苏联提供了可乘之机。在列宁、斯大林时期东西方形成了相互隔绝、彼此对抗的两个平行世界。形成这样的局面，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奉行敌视、封锁乃至武装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结果，他们对紧张的国际局势负主要责任。然而，赫鲁晓夫在西方没有作出任何承诺或让步的情况下，单方面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不要与资本主义国家搞对抗，两种社会体系要实现“和平共处”、“和平竞赛”。 这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和平，要不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而在于当时有没有实现这种愿望的条件与可能。在西方已经启动并加紧推行对苏和平演变的背景下，赫鲁晓夫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不过是一相情愿的幻想。而当幻想变成不切实际的实践，产生危害也就难以避免。尽管赫鲁晓夫在碰壁后吸取教训而有所收敛，但这一外交路线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瓦解苏共的思想武装的作用，从而对西方缺乏必要的防范，进而为敌对势力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找到了突破口。 四是赫鲁晓夫的核恐怖理论，否认在核武器条件下国际阶级矛盾的存在，鼓吹国际阶级合作，后来成为戈尔巴乔夫提出对外关系“新思维”的重要理论依据。赫鲁晓夫提出两种社会制度国家间要“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认为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国际关系，改变了阶级斗争的规律。这是赫鲁晓夫在国际问题上的理论核心。他认为，在核武器出现以后，已经没有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区别了。“原子弹是不会辨别帝国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而劳动人民又在什么地方的，它轰击成片的地方，所以消灭一个垄断资本家，就会消灭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在这种情况下，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就必须放弃革命。“任何一个小小的‘局部战争’都会成为引起世界大战的火灾的星星之火”；“现在，任何战争，即使由普通战争、非核战争开始，也会变成毁灭性的火箭——核战争”。这样，“我们将会毁灭自己的诺亚方舟——地球”。即是说，面对帝国主义的核威胁、核讹诈，世界革命人民、社会主义国家只能选择屈服，不能抵抗，因为核战争会导致人类的毁灭，“要是丢了脑袋，原则还有什么好处呢？”。 [39] 赫鲁晓夫的核恐怖理论，后来被戈尔巴乔夫直接借用作为他提出国际关系“新思维”的理论基础。戈尔巴乔夫就是以核武器出现为由，主张把所谓“全人类利益”放在首位。他在“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的指导下，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彻底解除了苏共对西方的思想武装，不但自己成了西方和平演变的俘虏，而且在西方敌对势力步步紧逼下，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苏共与苏联逐步走向瓦解和覆灭。 五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为西方的和平演变孕育和培养了一大批“内应”力量。从苏共二十大开始，赫鲁晓夫陆续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以及“全民国家”、“全民党”等一整套错误理论。它在许多方面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再加上猖獗一时的“解冻”思潮的配合，其消极作用极为严重，乃至影响了苏联整整一代年轻人。许多年轻人对苏共的革命传统并不熟悉，缺乏革命实际的锻炼，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似懂非懂，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尚未树立坚定的信念。这些年轻人就是在赫鲁晓夫和苏共二十大以及“解冻”思潮的强烈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后来被称作“二十大的产儿”，或者叫做“60年代人”。戈尔巴乔夫就多次谈到自己是“二十大的产儿”，是所谓的“60年代人”。而正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雅科夫列夫等一批“二十大的产儿”中的骨干分子，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国内发生的激烈斗争中，充当西方资本主义的“代理人”，充当苏共和国家政权内部迎合西方和平演变的“特洛伊木马”，成为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掘墓人”。 总之，赫鲁晓夫时期苏共在应对和平演变方面犯了严重的错误，其教训极为深刻。 三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应对和平演变的成败得失 总体上说，在抑制西方的意识形态攻势、防范党和社会变质方面，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的认识远比赫鲁晓夫时期清醒，警觉性比以前增强，这方面的工作主动性也比以前提高。这首先表现在对两种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对抗的尖锐性有较高的认识，特别是在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布拉格之春”事件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波兰国内形势恶化后，苏共领导人进一步加强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有关部门猛烈抨击“团结工会”的“反革命倾向”。另外，苏共对西方势力利用民族主义在苏联国内制造民族矛盾和冲突、分化瓦解苏联的战略图谋有一定的认识和警觉。1972年苏共中央关于筹备庆祝苏联成立50周年的决议中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揭露反共思想家、左右倾机会主义者、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以防止西方势力利用民族主义来破坏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 [40]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西方反共势力进一步利用所谓“民主”、“人权”等问题攻击苏联，干涉苏联内政。正是由于西方势力的插手，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持不同政见者”在苏联各地活动起来，其中许多人实际上是在从事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破坏活动。苏共中央对此还是比较重视的，并采取过一定的应对措施。例如，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跑到西方后，出版回忆录揭露苏联领导层的黑暗面，在苏联内外产生了消极影响。对此，苏共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又如，人称苏联“氢弹之父”的著名物理学家萨哈罗夫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后，西方大做文章。为防止萨哈罗夫现象扩大，《共产党人》杂志专门发表社论，谴责萨哈罗夫“同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联合起来”，另外还动员四十多名院士和三十多名作家，联名发表公开信，抨击萨哈罗夫“歪曲苏联现实和蓄意指责社会主义制度”，成为“敌人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工具”。与此同时，苏联还就人权问题与美国进行多年的外交周旋，坚决反对在“保卫人权”的幌子下干涉苏联内政的企图。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时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对东西方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的态度比较鲜明，分析也比较透彻。1976年春，正当许多人为东西方缓和所陶醉时，安德罗波夫在一次报告中提醒人们：“我们应当警惕地注意着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及时揭露和制止颠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基础的做法。”1977年秋，安德罗波夫又尖锐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敌人今天仍然不想放弃颠覆新制度或者为它的前进设置障碍的企图，尽管他们已经不能用武力消灭这个制度了。他们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以及在特工机关搞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其中包括意识形态破坏活动的特殊领域进行着反社会主义的斗争。”他明确地告诫人们说：帝国主义特工机关“极力要破坏、动摇苏联人的共产主义信念，把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观点和道德强加给我们，最终妄图在苏联社会实现有利于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变化”。1979年2月，安德罗波夫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题为《意识形态破坏活动是帝国主义的有毒武器》，其中两次强调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破坏活动”的危害性。他说，国际局势缓和了，两种对立制度的“意识形态斗争日趋深化，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破坏活动大大加强”，在这样的条件下，苏共“更应当进一步提高政治警惕性，使我们摧毁意识形态破坏行动的措施更加有效”。 [41]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尽管苏联社会总的来说是相对稳定的，反对和平演变的应对措施收到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苏共领导人立足点不高，只限于事务性的行政手段，没有从长远斗争的战略着眼，再加上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成熟性”估计过高，特别是对传统体制改革缺乏应有的认识和必要的行动，因而对西方势力和平演变策略所采取的措施是软弱无力的。同时，苏联党和社会中又积累了许多消极的东西，这些东西很容易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成为搞垮苏联共产党、搞乱苏联社会、彻底颠覆苏联社会主义的破坏性因素。这些消极有害的东西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收效甚微，许多党员干部丧失理想信念。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花费了很大气力。各级党组织和行政部门开办了数不清的党校和干校，专门培训党务干部和各个领域的管理人才。每次党代会和中央全会后，会议精神都要迅速传达，并在全苏范围内组织学习。但这些工作收效甚微，干部队伍的政治素养和道德水平并未明显提高。很多人在办公室和会议室里说的是一套，在餐桌上、娱乐场所说的又是一套；在领导和同事面前说的是一套，在亲朋好友圈里说的又是另一套。“两面人”的大量出现，表明党的干部队伍已开始蜕变。意识形态领域问题更多。不仅如此，有的领导人自己的理想信念也麻木了。例如，据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在1990年移居美国后写的回忆录《我丢在身后的世界》中说，到60年代后期，勃列日涅夫“已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的胜利、马列主义的原则或者共产主义的前途”。他告诉他的弟弟：“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 [42] 第二，青年人政治冷淡情绪增长，玩世不恭的一代初步形成。 “克格勃”1968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当时许多大学生“对参加社会政治活动缺乏兴趣”，学生们“参加节日游行不是真正自愿的”。有些人不愿学习马列主义，认为“马列主义理论已经过时”，但“偏爱西方广播电台”，特别是“美国之音”和“法国浪潮”。而在收听西方电台的青年中，1/3以上的人形成了“思想上敌对的观点”。许多大学生“与党格格不入”，认为“真正的共产党员是没有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发生后，一些学生对“反对党”问题发生兴趣，认为成立反对党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有人谈论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在苏联重演的可能性。一些政治表现“不良”的青年成立了“纳粹青年党”、“骑士十字会”、“第四帝国”等怪异的组织。有些青年人成立了各种各样的俱乐部、创作联合会之类的小组织、小团体，发表政治上有害的言论。还有些人结成流氓团伙，号召以“嬉皮士”思想为基础，“为自由和社会的民主而斗争”。1976年，上述机构向苏共中央提交的相关报告中尖锐地提到，“帝国主义国家的许多侦察机关中专门建立了针对社会主义国家青年的分部”，“苏联青年被敌人看做思想上进行瓦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对象”。这种现象表明，作为党和国家的未来，苏联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已不具有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苏共的青年工作严重失败。 第三，对西方世界的思想文化渗透阻遏无术，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进攻反击力有限。 据当年的“克格勃”统计，60～70年代西方对苏联进行广播的无线电台最多时达41个，每天播音共253小时，其中12个栏目中有7个专门针对苏联青年。在对苏联青年进行渗透的过程中，出国学习、进修或旅游的苏联青年成了西方国家搞“思想瓦解”的主要目标。在这方面，学术交流、学生交流等渠道占有重要位置。与外国人私下接触和通信联系，也对某些苏联青年形成“敌对思想”产生很大影响。由于西方的有害宣传，许多苏联青年还在宗教方面表现出不良行为，有些人则具有明显的反社会行为。苏共领导人当时发现了这些问题，但始终没有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在许多情况下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此外，在西方某些势力的支持下，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等“持不同政见者”的作品和某些政治流亡者的回忆录在地下广为流传，在社会上，特别是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造成极大影响，严重地扰乱党心和民心，其巨大危害到戈尔巴乔夫时期一下子全部显现出来。 第四，在有关人权问题的外交斗争中策略失当，为向西方妥协而付出了沉重代价。 早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就倡议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进一步加大倡导欧洲安全的力度。经过多年的争斗，苏美等国终于在1975年8月签署了欧安会最后文件。在这一过程中，人权问题成了问题的焦点。当时，苏联为使西方承认战后边界，实现雅尔塔体系固定化，接受西方提出的关于在人道主义和其他方面合作的主张，同意与会国可以在人员、组织和机构之间“自由交往”。会后，西方国家十分看重最后文件中有关“人权”、“自由”的规定，经常利用其条款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施压，苏联无可奈何，步步退让，不再敢对本国“持不同政见者”采取任何行动。这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终成大患的重要原因之一。苏联解体后，许多专家都认为，在人权问题上向西方作出重大妥协，是勃列日涅夫政治生涯中的又一败笔，也是苏联在强势外交中出现的一个重大失误。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时，苏联确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民族关系和对外政策也需要作出适当调整。苏共呼唤改革，人民期望改革。可悲的是，戈尔巴乔夫并不是思想上成熟、政治上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深谋远虑、运筹帷幄的改革家。他所发动的改革，从指导思想到最终目标，从行为方式到实施手段，自始至终都是相互矛盾、杂乱无序的。他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不但没有出现党、国家、社会、民族关系的“全面革新”，没有使苏联的国际地位和处境得到根本改善，反而为西方对苏联全面推行和平演变开了方便之门。 西方国家抓住苏联进行改革的机会，利用戈尔巴乔夫的弱点，精心策划，步步进逼，在政治、经济、民族、外交等各个方面对苏联发动和平演变的全线进攻。面对这种形势，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不仅没有丝毫警惕，不作任何抵抗，反而采取妥协和迎合的态度，配合西方的和平演变，一步一步地把苏联引上毁灭的道路。在西方对苏联发动和平演变攻势的整个过程中，戈尔巴乔夫实际上起了“内应”的作用。在思想上，戈尔巴乔夫宣扬的“国际政治新思维”和“国际关系非意识形态化”，使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全社会放松了对西方和平演变图谋的警惕；他宣扬的“民主化”和“公开性”，为西方对苏联的和平演变策略创造了政治条件和舆论环境；他打着消灭“历史空白点”的幌子，恶意歪曲党和国家的历史，为西方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全面否定十月革命的选择和社会主义方向打开了绿灯。在政治上，戈尔巴乔夫弱化党的领导，实行西方式的政治多元化，为最终使西方对苏联实行和平演变，并建立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铺平了道路。 一 对西方和平演变攻势的妥协与迎合的主要表现 戈尔巴乔夫时期对西方和平演变的策略不仅毫无警惕，而且主动迎合。这是与他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密不可分的。他对西方对苏和平演变采取妥协和迎合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主要反映在以下一些问题上。 第一，放任西方传媒渗透，推行意识形态多元化。 美国和西方国家对苏联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重要手段，是利用大众传播媒体，大举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美国在西欧专门设置的大型广播电台“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每天用6种语言“传播国际以及苏联和东欧国内发生重大事件的信息”，宣传西方社会的“成就”、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英国广播公司”（BBC）和“德意志电波电台”每天也分别用40种和35种语言向世界各地广播。这些大型电台担负着向苏联东欧国家灌输西方意识形态的任务，其重点是否定苏共的革命历史，把苏联东欧国家存在的社会问题无限夸大，煽动人民的不满，并把这种不满指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慷慨资助有关研究机构设计了一个“哈佛方案”，计划打掉苏联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列宁和斯大林的情结，使丑化和反对列宁和斯大林的作品充斥报刊、广播、电视和电影，并设法使俄罗斯民众接受将列宁遗体易地安葬等。他们还别有用心地称赞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支持其削弱、取消苏共领导和背弃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乘机宣扬西方所谓的“美好生活”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弟弟、原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谈到美国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渗透时不无自信地宣称：“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 [43] 很明显，西方世界十分注意用其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来影响苏联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 面对这一宣传攻势，戈尔巴乔夫不仅丧失警惕，不注意对苏联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反而鼓励民众去接受西方的熏陶。他在1985年8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苏联人必须同外国人直接接触。不用害怕，让他们彼此来来去去吧……一些人会看到，世界真大，五彩缤纷。” [44] 1987年7月14日，他在会见报刊和文艺界负责人时说：“让我们的言论多样化一些吧！让全社会都参加，让社会主义的多元论充满每一种刊物。”戈尔巴乔夫鼓吹的“多元论”，实际上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搞乱了苏共党内外的思想，使资产阶级思想得以自由泛滥。从1988年12月起，苏联停止对过去视为反动电台的多家西方电台的干扰，并决定拨款400万外汇卢布，进口20个西方国家的报刊，在国内公开出售。 [45] 随后，戈尔巴乔夫又以法律形式固定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方针。1990年6月12日，戈尔巴乔夫利用总统的职权批准《新闻出版法》，宣布实行“新闻自由”，“不允许垄断任何一种舆论工具”。同年7月15日，戈尔巴乔夫发布关于电视和广播民主化的总统令，宣布国家电视和广播“独立于政治和社会组织”，不允许“任何政党”进行垄断 [46] ，从而剥夺了苏共对宣传舆论工具的领导。这一切，都进一步助长了西方对苏联的舆论攻势。 由于苏共对西方意识形态的进攻敞开大门，1990年前后，苏联社会中抛弃社会主义的思潮达到高潮。一项全国性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在回答“苏联应选择什么样的前进之路”时，有32%的被调查者认为要效仿美国；17%的人选择了德国；11%的人看好瑞典。不少政治势力决定走一条所谓的“彻底革命”之路，背弃社会主义的“此岸”，一步跨入资本主义的“彼岸”。这就完全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令中给“最有效的宣传”所下的定义：“宣传对象按照你所指定的方向走，而他却认为这个方向是他自己选定的”。 第二，迎合西方“民主”攻势，照搬西方政治模式。 西方历来谴责苏联是“专制”、“独裁”国家，并用西方的“人权”、“民主”和“自由”作为武器，对苏联发动猛烈攻势。1988年11月4日，美国总统里根在苏联《国际生活》杂志发表文章说：“全世界盼望看到苏联变革的迹象，看到苏联采取增大自由的措施。” [47] 1989年5月13日，美国新任总统布什发表讲话说，西方的政策是“鼓励苏联朝开放社会演进”，为此要求苏联“同西方合作”，“实现持久的政治多元化，尊重人权”。 [48] 历次苏美高层会晤，美国也都把“人权”、“民主”和“自由”问题列入会谈的议事日程，对苏联领导人施加强大压力。 西方首先把“人权”问题作为“突破口”。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美国就通过多种渠道，反复要求苏联尽快释放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尤其是影响很大的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在西方看来，“人权”问题是苏联社会发展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利用这个问题做文章，迫使苏联对“持不同政见者”作出重大让步，既可以败坏苏联共产党的形象，又可以促使苏联领导人改变自己的政治理念，自觉不自觉地改变国家的社会政治进程。因此，美国高层官员每次访问苏联，都要利用机会接见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鼓励他们坚持斗争。1987年10月22日，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访问苏联时接见40名“持不同政见者”，鼓励他们“坚持下去”，并说，尽管苏美关系有所改善，但“人权问题仍然是个主要问题”。 [49] 面对西方的“人权”攻势，戈尔巴乔夫最初试图抵挡一下，甚至拒绝西方的指责，但随后不久便妥协退让。其中的典型事例就是为萨哈罗夫恢复名誉。萨哈罗夫本是苏联的“氢弹之父”，是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主张使苏联全盘西化，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此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十分活跃，经常会见西方记者，发表不同政见，还建立一个所谓“保卫人权”的组织。1980年初，萨哈罗夫因公开反对苏联出兵阿富汗而被强制迁移到高尔基市居住。但在1986年12月16日，戈尔巴乔夫在美国的压力下，亲自打电话把萨哈罗夫请回莫斯科，鼓励他从事政治活动，还给他安排两套住房和别墅。 [50] 萨哈罗夫则提出要求，让苏联释放其他政治犯。随后，苏联赦免释放了140名“持不同政见者”。 [51] 但萨哈罗夫对此并不满意，他进一步提出一个名单，要求苏联再释放200名政治犯。他在与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会见时，竟敦促美国“不要放松对苏联的压力，以释放所有在押的政治犯”。 [52] 此时的萨哈罗夫，实际上已成为西方在苏联的代言人。戈尔巴乔夫则不但允许他与美国方面频繁进行接触和联系，而且鼓励他从事各种政治活动，甚至还给他以特殊的照顾。在1989年3月选举苏联人民代表时，萨哈罗夫在苏联科学院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因而落选。但戈尔巴乔夫随即给苏联科学院增加几个名额，使萨哈罗夫终于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后来，萨哈罗夫和叶利钦等人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中联合近300名议员，建立一个“跨地区议员团”，并使之成为强烈反对苏共的反对派党团。对此，戈尔巴乔夫从未表示谴责和反对。戈尔巴乔夫的这些做法，被人称之为“放虎归山”，实际上为萨哈罗夫等“持不同政见者”大肆从事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创造了条件。1989年12月14日，萨哈罗夫因病去世，戈尔巴乔夫表示无限悲痛，声称这是“重大的损失”。 [53] 由于戈尔巴乔夫这一“鲜明”立场与态度，苏联更多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更大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便很快公开化、合法化了。 在此期间，西方的“民主”攻势转向支持苏联国内的各类反对派，大力扶植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掘墓人。当时的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民主化”口号的推动下，数以万计的“非正式组织”在全国各地纷纷建立起来。据1987年12月28日《真理报》社论披露，当时苏联的“非正式组织”已有3万多个。其中，有一大批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它们有纲领，有组织，有群众，有出版刊物，还得到西方的大力支持。面对这种情况，戈尔巴乔夫却采取放任自流甚至支持鼓励的态度。他在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说，“体现多种多样的社会利益的社会团体迅速增加”是改革的“显著特点”；“总的说来，这是人民的首倡精神的出色表现，它值得大力支持”。直到1989年7月18日，他还在全苏各共和国党中央和州委第一书记会议上强调，这些社会组织“绝大多数主张深化改革，主张进一步民主化……它们的积极目的与改革目的客观相符”，因此应“同它们对话和协作”。其实，这些“非正式组织”起初是政党的萌芽，后来则发展成为真正的政党，为苏联实行多党制打下基础。戈尔巴乔夫原本表示反对实行多党制，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又妥协退让，宣布赞成多党制，并在1990年2月的苏共中央全会正式提出实行多党制的建议。不久，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修改苏联宪法，规定在苏联实行多党制，取消苏共的法定领导地位。一年后，到1991年2月，苏联便出现全国性政党20个，共和国一级政党500多个。戈尔巴乔夫的做法，实际上是迎合西方的“民主”攻势，鼓励国内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组织起来，结成政党，向苏共展开夺权斗争。当时的情况，诚如法国《费加罗报》1990年7月23日的文章所说：苏联“日常生活中的民主建立了”，“清规戒律都废除了，人们可以随意攻击党和军队”；“反对派运动获得允许，并得到鼓励”；“党和军队70年来一直是社会的支柱，如今均遭指控”，“党的威信扫地”；“昔日‘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似乎成了虚无主义、怀疑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祖国”。 [54] 在苏联国内的反对派中，西方最感兴趣并给予大力支持的是叶利钦。叶利钦起先曾是戈尔巴乔夫的得力干将，被从外地调来担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重任。但随后不久，他就反对苏共中央的改革方针，同戈尔巴乔夫闹翻，并成为反对派的领袖人物。早在1987年夏天，美国驻苏联大使就已同叶利钦进行接触，叶利钦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坦率”，给美国大使留下了强烈印象，美国随即将他作为重点工作对象，全力支持他对抗苏共中央和联盟政权、分裂苏共和苏联的一切反叛行为。奇怪的是，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也相当照顾，在撤销其党内领导职务之后，依然任命他为国家建设委员会的第一副主席（部长级）。1989年3月，叶利钦放弃部长职务，竞选苏联人民代表，而且取得成功。但他在同年5月27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最高苏维埃代表时，却失败落选了。于是，戈尔巴乔夫再次伸出帮助之手，破格允许一名已经当选的最高苏维埃代表“让位”给了叶利钦。 [55] 随后，美国两次邀请叶利钦访美，给予高规格的接待和大力的支持。一次是1989年9月，叶利钦仅以苏联人民代表的身份访问美国。另一次是1991年6月，叶利钦以新当选俄罗斯总统的身份访问美国。为了帮助叶利钦反对苏共，美国的保守思想库“胡佛研究所”在1991年4月作出决定，派专家定期赴苏充当叶利钦的顾问，提供免费咨询。在叶利钦竞选俄罗斯总统时，有5位美国专家围绕在他身边充当顾问，由美国人支付报酬。当时，美国驻苏大使同叶利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其会晤叶利钦的次数比会见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要多得多。在美国的推动下，戈尔巴乔夫多次与叶利钦“联手合作”。7月10日，戈尔巴乔夫在叶利钦宣誓就任俄罗斯总统时向他表示祝贺，强调叶利钦的当选是“改革带来的民主变革的结果”，并呼吁加强中央与俄罗斯之间的合作和相互理解。 [56] 在随后发生的“8·19”事件中，戈尔巴乔夫更与西方国家和叶利钦站在一起，共同对付当时企图力挽狂澜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并宣布解散苏共中央，使苏联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 应该说，叶利钦等人对美国的知遇之恩是很感激的，而且投桃报李。“8·19”事件前夕，苏联著名反对派人士波波夫用纸条密告美国大使，说有人正在策划一场重大阴谋活动。“8·19”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两次与叶利钦通电话，稳定其情绪，鼓励其斗志；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立即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叶利钦，并宣布冻结一切对苏援助计划。1991年12月，叶利钦与乌克兰、白俄罗斯领导人密谋解散苏联时，也首先向美国总统通报情况，并取得美国支持。 在此之前，西方还直接支持苏联国内的社会动乱。1991年3～4月，苏联近百万矿工举行罢工，造成极大损失。3月22日，美国驻苏使馆的两位工作人员竟参加顿巴斯煤矿罢工工人的代表大会，表示对罢工的支持。美国的“劳联—产联”也公开表示支持苏联矿工罢工，并提供物质援助。对所有这些，戈尔巴乔夫都表现得十分宽容，不闻不问，不置一词，从未因此而同西方国家进行交涉。 总之，西方在对苏联发动“民主”攻势、插手苏联内政和支持反对派方面，做了很多坏事。但戈尔巴乔夫不仅没有加以反对和抵制，相反还迎合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在苏联照搬西方政治模式，实行三权分立、议会民主、自由选举、多党制和总统制等，把苏联的政治生活搞成一团乱麻，最后导致“亡党亡国”。戈尔巴乔夫之所以这么做，说到底是因为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内心深处来说，他其实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忠实信徒。所以，尽管他起初强调“多一些民主，多一些社会主义”，后来的结果却是“民主”越来越多，从而走向绝对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而社会主义却越来越少，最后走向彻底毁灭。 第三，容忍西方“分化”苏联，放任联盟走向解体。 西方对苏联推行的和平演变策略，实际上是用双管齐下的做法，除了发动“民主”攻势，促使苏联走上“西化”道路外，另一个重点就是挑拨民族矛盾，进行“分化”，促使苏联解体。当时的情况是，苏联长期存在的民族矛盾，因为戈尔巴乔夫实行所谓的“族际关系民主化”而充分暴露并激化起来，造成严重的民族对立和冲突。西方国家则趁火打劫，一方面开动各种宣传机器为苏联的民族分裂运动推波助澜；另一方面又派人到各种民族主义组织中去开展活动，为他们出谋划策，鼓劲打气。面对西方的“分化”图谋，戈尔巴乔夫缺乏警惕，应对失误，抵制不力，在民族关系方面步步退让，无可奈何地看着苏联走上解体之路。 当时，西方“分化”苏联的重点攻势首先指向地处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个加盟共和国。西方国家历来认为，波罗的海三国加入苏联是“不合法”的，是苏联侵略扩张的结果。1989年12月1日，美苏两国元首在马耳他举行会晤时，美国总统布什向戈尔巴乔夫施压，声称美国从不承认苏联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兼并，并警告戈尔巴乔夫不得用武力对付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运动。然而，苏联的民族分裂运动最早就是从波罗的海三国开始搞起来的。从1987年开始，每年的8月23日，波罗的海三国都在西方的煽动和支持下爆发大规模群众性游行示威，借1939年签署苏德条约的周年日之际，抗议苏联“吞并”自己的国家，并提出要求独立的口号。1988年10月，波罗的海三国相继成立“人民阵线”组织，旨在进一步推动民族分裂运动。1989年8月23日，波罗的海三国有200万人跨越边界，手拉手组成600公里的“人链”，掀起“波罗的海之路”运动，并提出“打倒苏共”和“脱离苏联”等口号。 [57] 同年12月20日，立陶宛共产党代表大会以850票对180票通过决议，宣布独立，脱离苏共。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以91票对42票通过决议，宣布独立，脱离苏联。随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两国的最高苏维埃也通过恢复独立的宣言或法令，把民族分裂运动推向高潮。 应该说，戈尔巴乔夫当时是反对立陶宛等国宣布独立的，而且为此曾采取某些严厉措施，因为他不愿看到苏联在自己执政时期走上解体的道路。1990年3月13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说，立陶宛宣布独立是不合法和无效的。随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相应决议，宣布立陶宛的独立决定“没有法律效力”。驻扎在立陶宛的苏联军队则进行军事演习，显示武力，对立陶宛施加压力。3月21日，戈尔巴乔夫发布总统令，责成苏联政府采取必要措施以维护苏联的主权，并要求立陶宛公民七天内交出火器。随后，100辆苏联军车从正在开会的立陶宛议会大厦旁边隆隆开过。同时，苏军占领立陶宛党中央大楼和检察长办公室，并关闭立陶宛通向外国（波兰）的唯一边界通道。4月13日，戈尔巴乔夫警告立陶宛领导人，如果两天内不撤销独立文件，苏联将“停止供应”产品。随后，苏联对立陶宛实行经济封锁，停止石油供应，减少天然气供应。在此期间，立陶宛坚持独立决定，但表示不再通过新的独立文件，并要求与苏联进行对话。西方国家也对苏联施加强大压力，美国总统布什公开表示支持立陶宛的自决权，警告苏联不得动用武力。于是，立陶宛同联盟中央的对抗陷入僵持状态，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开始软下来，他在5月24日会见立陶宛代表，表示原则上不反对立陶宛脱离苏联，并说：“你们的行动是公正、公开和合乎情理的，但这需要进行谈判。” [58] 1991年1月，立陶宛再次出现紧张局势，发生流血事件。其实，这次事件是戈尔巴乔夫授意搞起来的，他企图利用当时的形势变化来控制立陶宛的局势。1月7日，立陶宛政府大幅度提高食品价格，引起居民不满，大批群众包围议会大厦，导致政府辞职下台。随后，当地反对民族分裂的共产党人组成立陶宛“救国委员会”，要求恢复苏联宪法在立陶宛的效力，并企图进行夺权。戈尔巴乔夫则亲自接见来自立陶宛的16个公众团体的代表，听取代表们希望在立陶宛实行“总统治理”的要求。联盟中央向立陶宛增派了军队，一批空降兵迅速进驻维尔纽斯。接着，苏联内务部队应“救国委员会”的请求，占领维尔纽斯原属苏共中央的出版社大楼，并前往控制国家电视广播大楼，同守卫大楼的民族主义分子发生武装冲突，造成14人死亡，150人受伤。于是，美国立即发表声明，谴责苏军在立陶宛进行“挑衅”，要求苏联“停止恫吓，回到谈判中来”。美国代理国务卿和驻苏大使分别约见苏联驻美大使和苏联外交部官员，向苏联表达美国的强硬立场。布什本人也亲自出马，一面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向他施加压力；一面向他发出密函，要他履行曾经对西方作出的不对波罗的海三国使用武力的承诺，否则美国将停止对苏联的经济援助。苏联国内的“民主俄罗斯”运动等反对派也发动大规模群众示威，抗议苏联军队“进攻”立陶宛，表示声援立陶宛人民。叶利钦则同波罗的海三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主权”问题上相互支持，还公开指责苏联领导人的现行政策。在此关键时刻，戈尔巴乔夫立即改变态度，实行妥协退让，声称联盟中央并未下令开枪，宣布要用政治办法来解决立陶宛问题，同时下令从立陶宛撤走军队，“救国委员会”也宣布解散。 [59] 于是，苏联完全失去了对波罗的海三国的控制。立陶宛等波罗的海三国宣布独立，实际上是导致苏联解体的“突破口”，此后，全国各地的民族分裂趋势越发不可收拾，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等加盟共和国也奋起效尤，纷纷宣布独立，苏联的解体危机越陷越深。 需要指出，美国挑拨民族矛盾、“分化”苏联的破坏活动绝不仅仅限于波罗的海三国。1989～1991年，当苏联各地的民族分裂运动全面高涨时，美国驻苏大使几乎跑遍全苏各地，不仅到南高加索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进行煽动，还到乌克兰、摩尔达维亚（现称摩尔多瓦）和中亚地区进行活动，到处会见并积极支持所谓的“民族主义活动家”。其中，乌克兰成为西方实施“分化”策略的又一个重点对象。乌克兰最大的民族主义组织“鲁赫”的领导人被频频邀请到美国进行“访问”。1991年夏季，美国总统布什在访问莫斯科后专程对基辅进行闪电式访问，强调乌克兰的未来要由乌克兰人来选择，表示美国对民族主义势力的支持。在西方的大力推动下，乌克兰的民族分裂运动迅速高涨起来。当年8月24日，乌克兰议会通过决议，宣布独立。12月1日，乌克兰举行公民投票，批准了乌克兰的独立。乌克兰是苏联仅次于俄罗斯联邦的第二大共和国，它的独立实际上是导致苏联解体的致命一击。 戈尔巴乔夫面对西方的攻势和国内反对派的抗议，未能采取有效措施，而是步步后退，放任民族分裂势力进行猖狂活动。最后，他只是希望通过签订新联盟条约来维持一个邦联制国家，但由于他已经犯下种种严重错误，这种希望也变成无法实现的梦想。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在国家面临分裂的关键时刻，竟然如此软弱无力，一味妥协退让，实为世界各国所罕见。有人认为，即使在“8·19”事件之后，只要戈尔巴乔夫采取行动，苏联解体仍可避免。这种意见，后来得到很多人的支持。1994年7月5日，俄罗斯议会就成立独联体问题举行听证会。会上，戈尔巴乔夫竭力推卸自己的责任，说苏联的崩溃是其他人的政治错误造成的，并不是他推行改革的结果。卢基扬诺夫当即反驳说，当时并没有任何重大原因会导致苏联必然解体，苏联之所以被断送掉，完全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没有采取行动。他说戈尔巴乔夫只要“动一下手指头”，就能阻止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签署成立独联体的条约；如果戈尔巴乔夫采取行动，这三个人“会别无选择，只能逃往国外”。 [60] 对比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虽然社会制度已发生根本变化，其领导人叶利钦和普京却能采取强硬立场，坚决顶住西方的压力，不理睬国内反对派的抗议，严厉镇压民族分裂势力，为此不惜发动了两次车臣战争。 第四，乞求西方经济援助，接受西方各种条件。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实行的“加速战略”，效果并不明显，经济改革也基本上是“空转”，进展不大。后来，戈尔巴乔夫把改革重点转向政治，强调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结果导致社会动乱愈演愈烈，民族冲突此伏彼起，经济形势日益恶化，居民生活明显下降。1990年，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二战结束以来“破天荒”的负增长，开始陷入经济危机。这种情况，使戈尔巴乔夫慌了手脚，于是他急切地、低三下四地向西方国家乞求经济援助。西方则乘此机会提出各种要求和条件，加紧对苏联实行“和平演变”。于是，苏联便按照西方指引的方向进行“改革”，迅速走上“亡党亡国”的道路。 当时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制定“哈佛计划”。问题的缘起是，1991年4月，苏联政府新总理帕夫洛夫主持制定的“反危机纲领”，遭到美国的否定和不满。为此，戈尔巴乔夫对帕夫洛夫提出批评，然后亲自打电话给美国总统布什，说他已命令亚夫林斯基制定新的经济改革方案，并决定派他到美国当面汇报。布什立即表示同意。亚夫林斯基是前俄罗斯政府副总理，他在1990年时反对苏联政府总理雷日科夫主持制定的“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改革方案，奉叶利钦命令与沙塔林院士一起制定一个“500天计划”，准备在短期内使全国完成向市场经济的闪电式过渡，并对70%的国有资产实行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经过激烈争论，戈尔巴乔夫把上述两个方案折中，形成一个“总统方案”，但他此前表示，他“更欣赏”亚夫林斯基等人制订的方案。这说明，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方面对亚夫林斯基是十分信任的。据后来透露，亚夫林斯基受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委托，率领一个七人小组，于1991年5月中旬飞抵美国，要求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七国集团组织进行会谈，寻求西方援助，并同美国哈佛大学的专家小组一起商谈，制定关于苏联依靠西方援助进行改革的计划。6月中旬，两国专家制定的“哈佛计划”经修改后正式出台，题目叫“共同面对机遇”。随后，亚夫林斯基带着“哈佛计划”飞返莫斯科，向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进行汇报。戈尔巴乔夫对“哈佛计划”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这将是苏联和西方国家经济合作的“历史转折”。叶利钦对“哈佛计划”也表示满意。然而，“哈佛计划”的核心内容却是把苏联的改革同西方的援助联系起来。计划规定，西方每年援助苏联300亿～500亿美元，5年共1500亿～2500亿美元，苏联则实行“市场化”、“私有化”、彻底的“民主化”、允许各民族自决、削减军事力量等。还规定，西方的援助要同苏联的改革步骤相联系，每半年协调一次。也就是说，苏联必须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各个方面按西方要求进行彻底改革，才能换取西方的援助；苏联改革多少，西方便援助多少。按当时的说法是：“大改革多援助，小改革少援助，不改革不援助”。西方的意图是明白无误的。当年6月2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一针见血地披露了西方援助的目的。他说：“美国的关键战略利益不在于从经济上挽救莫斯科，而是要摧毁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美国的政策应该是促进建立民主政府、市场经济和俄罗斯及非俄罗斯民族实行自决。” [61] 所以，“哈佛计划”的出笼说明，戈尔巴乔夫已决心配合西方的和平演变，打算彻底搞垮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 但是，苏联国内关于经济改革方案的争论仍在继续。因为苏联政府的“反危机纲领”与亚夫林斯基等人的“哈佛计划”有着明显的不同。两个方案都提出所有制非国家化和私有化的任务，但前者主张保留30%的国家所有制，其余70%以集体所有制为主、私有制为辅；而“哈佛计划”主张以私有制为主。两个方案都主张向市场经济过渡，但前者主张要保持国家对经济领域的干预，后者则主张立即放弃国家干预；前者主要依靠本国力量进行改革，后者则主要依靠西方援助实施改革。在激烈的争论中，戈尔巴乔夫否定两者的原则区别，又把两者合二为一，形成一个“总统计划”，企图以此争取西方的巨额援助。然而，西方的所谓“援助”其实只是一个“钓饵”。当时，参与起草“哈佛计划”的美国人费尔希就说：“西方不会拿出大笔款项来换取诺言。西方将开始一个进程。我们将在进程结束后（如果是成功的）才提供大量援助，我们要拥有一个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 [62] 后来的情况也的确如此。当年7月16日，戈尔巴乔夫带着自己的“总统计划”飞赴伦敦，会晤西方七国首脑，参加“7＋1峰会”，向西方七国首脑汇报苏联改革方案，企图以此换取西方巨额援助。但结果却大失所望，西方七国当时并未承诺任何援苏款项，只批准苏联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准会员国”。尽管“哈佛计划”并未真正实施，但戈尔巴乔夫的用心已经暴露无遗。后来，他依然沿着“哈佛计划”的思路向前迈步，在继续争取和等待西方援助的同时，使苏联的改革按西方指引的方向走上“市场化”、“私有化”和彻底“民主化”的道路，他特别强调要“尽快把大部分企业从国家包办下解放出来，实行私有化” [63] ，以加速走向资本主义，彻底毁灭苏维埃国家和苏联共产党。

第五，屈从西方外交压力，甘当美国“小伙伴”。 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新思维”外交，虽在纠正过去扩张争霸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面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它又走向另一极端，把“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完全否定国际范围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配合西方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并在许多国际问题上一边倒向西方。 一是积极推动东欧剧变。二战以后，西方对东欧地区被纳入苏联势力范围深感不满，因此使用一切手段，千方百计地对东欧各国实施和平演变，力图推翻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西方终于取得成功，使东欧各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了剧变。东欧剧变虽然是西方努力的结果，但戈尔巴乔夫在其中也起了至关重要的推动和配合作用。首先，他通过鼓吹“新思维”、“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论”等，搞乱了东欧国家的思想，助长了这些国家的反共势力。当时，东欧国家的反对派正是打着“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旗号，甚至叫着戈尔巴乔夫的名字和语录来掀起社会动乱和进行夺权的。其次，戈尔巴乔夫直接支持和插手东欧国家的剧变。他针对东欧各国领导人对“新思维”改革的不同态度，采取或表扬，或批评，或施压，或将其搞垮的办法。在匈牙利，正当匈党内部波日高伊等人要求实行多党制，而总书记格罗斯尚犹豫不定的时候，苏联却公开宣布，东欧各国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实行多党制，匈牙利实行多党制“对苏联没有威胁”。格罗斯顶不住国内外的双重压力，终于在匈牙利首开先河，宣布实行多党制。在波兰，戈尔巴乔夫表示支持搞“政治多元化”和“议会民主”的实验，并建议波党向团结工会让步，让团结工会组阁。事后，波党许多党员责骂戈尔巴乔夫“出卖了统一工人党”，“帮助了团结工会”。在保加利亚，他支持姆拉德诺夫把不赞成“新思维”改革的日夫科夫搞下台。在民主德国，他支持党内外的反对派把抵制“新思维”改革的昂纳克搞下台。在罗马尼亚，他甚至通过“克格勃”支持罗马尼亚军队中的反对派，直接参与搞垮齐奥塞斯库的事件。而在齐奥塞斯库被杀之后，苏联最高苏维埃还于1990年1月26日宣布剥夺原先授予他的两枚列宁勋章和一枚革命勋章。 [64] 最后，戈尔巴乔夫又公开表示欢迎和正面肯定东欧剧变。1989年11月17日，他在会见联邦德国和法国议长时说，东欧的变化“具有极其积极的意义”。12月2～3日，他在马耳他同美国总统布什会晤时说：“对于东欧所发生的进程的方向性，应当表示欢迎。”12月9日，他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说，“今年是以东欧出现重大变化而著称的一年”，东欧“改革的最明显特征就是民主化、社会主义革新”，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合乎规律的结果”。又说苏联对东欧形势的“原则立场”是“欢迎积极的变化”。12月16日，他在发给德国统一社会党非常代表大会的贺电中，就民主德国的剧变公开声称，“发生了本来应该发生的事情”。 [65] 总之，在东欧剧变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配合西方的和平演变，葬送了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也使苏联失去了许多盟友，失去了广阔的战略空间和缓冲地带。这当然符合西方的利益，戈尔巴乔夫为此得到西方的高度赞扬。1990年1月1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用俄语发表广播讲话，向苏联人民祝贺新年，她说，东欧发生剧变要“感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主席理应因席卷欧洲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而受到特别的称许”。2月2日，美国总统布什在接见《华尔街日报》记者时称赞戈尔巴乔夫说：“就他如何处理或鼓励东欧的和平变革而言，我们对此当然是赞扬的”；“我认为，他所做的工作的结果便是东欧发生了和平变革，这种变革是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会预见到的”。 [66] 7月6日，法国《快报》周刊发表文章说：“巨大的震动使东欧集团在几个月内发生了爆裂，而这一震动完全是源于莫斯科的”；“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引爆的火星来自莫斯科”。 [67] 二是听任西德吞并东德。德国的一分为二，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后来，苏联始终主张保持战后形成的分界线，反对两德统一。这种立场一直维持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1989年。但是，面对东欧的剧变和西方的压力，苏联的立场在1990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戈尔巴乔夫对西方步步退让，在两德统一问题上的态度和主张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由反对统一到赞成统一，由主张慢步统一到接受快速统一，由反对两德统一后加入北约到不反对它加入北约。结果，两德很快就在1990年10月3日实现了统一。苏联为此所提出的条件，则是越来越少，越来越低，而且匆匆忙忙地撤走了军队，听任西德“并吞”了东德。苏联最后得到的东西，一是统一后的德国保证裁减军队、承认战后欧洲边界、制止纳粹势力抬头等；二是德国承诺向苏联提供50亿马克的贷款，并在苏联从德国东部地区撤军后提供130亿马克的补偿费用。西方当时还当面答应戈尔巴乔夫等苏联领导人，德国统一后北约不会东扩，但这个诺言不久也被事实所粉碎。总之，苏联领导人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西方的要求。当时的德国总理科尔说：“我们应该感谢戈尔巴乔夫，他的改革政策和外交政策中的新思维，是使德国和欧洲的深刻变化成为可能的条件之一。”而戈尔巴乔夫呢？直到1997年初，他还对德国莎西埃德出版社的编辑说，关于德国统一，“我们以最佳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68] 同年11月，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甚至恬不知耻地说：“对德国人来说，戈尔巴乔夫的确是统一之父。” [69] 三是在许多国际问题上一边倒向西方，支持和追随美国。尽管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外交，放弃对抗，力求与西方改善关系和加强合作，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始终坚持它们的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到处伸手，扩张霸权，挤压苏联的战略空间和势力范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竞争是美苏关系的核心”；“我们最优先捍卫的应该是我们的切身利益”；“为了捍卫我们的切身利益，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动用海军陆战队”。 [70] 面对这种情况，戈尔巴乔夫为了避免核战争，为了“全人类利益”，便放弃斗争和抵抗，一味退让和屈从，去迎合西方，使苏联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成为美国的“小伙伴”。例如，戈尔巴乔夫在裁军、军控等问题上迎合美国，步步退让；在热点地区问题上讨好美国，宣布要撤走驻古巴的苏军，甚至容忍和附和美国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出兵占领科威特，引起严重的海湾危机。9月9日，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布什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会晤，随后发表联合公报说，“伊拉克的侵略行径是不能容忍的”，美苏将确保对伊拉克实行“制裁”。11月19日，美苏两国首脑再次在巴黎举行会晤，双方认为，不能排除对伊拉克使用武力的可能性。 [71] 这说明，苏联已决定放任并附和美国对伊拉克动武。戈尔巴乔夫的这一退让，几乎可同当年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时的退让相“媲美”。国际舆论指出，这标志着苏联中东政策的重大转变。众所周知，苏联在中东地区历来具有巨大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它不容许西方在这里为所欲为。若是五年前，苏联定会严正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干涉阿拉伯内部事务，决不会去同美国达成一致意见，更不会同意美国在这里发动战争。苏联现在改变态度，显然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外交向西方妥协退让的结果，也是苏联因内部危机重重自知无力阻止美国动武的无奈选择。随后不久，美国就在1991年1月发动打击伊拉克的海湾战争，从而表明美国已开始成为无须顾忌苏联反应的世界唯一“超级大国”。 第六，经受不住西方糖衣炮弹的诱惑。 戈尔巴乔夫在金钱面前并不是毫不为之动容的，有人甚至说他“爱钱如命”；而通过美元把一些领导人拖下水，正是西方国家在推行“和平演变”策略中的惯用伎俩。1990年，戈尔巴乔夫被授予该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奖金86万美元。当时，他对副总统亚纳耶夫说，如果把70万美元捐出去，自己留下16万美元怎么样？亚纳耶夫回答说，这样，社会上的反映会很好。后来他又问亚纳耶夫，如果捐出去10万美元，而把其余的76万美元留下来怎么样？亚纳耶夫没有回答。从这里，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的心态。再一个事例是1991年戈尔巴乔夫访问韩国期间，韩国总统卢泰愚给了他一个装有10万美元的信封，并相信他会收下的。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的妻子赖莎也收到了10万美元。戈尔巴乔夫问他的大秘书博尔金，怎样处理这20万美元？博尔金回答说，先放在保险柜里吧！“8·19”事件后，博尔金被捕，保险柜连同上述美金完全落入戈尔巴乔夫之手。还有一个事例是据说德国政府为了酬谢谢瓦尔德纳泽在1990年柏林墙倒塌和德国统一中作出的“重大贡献”，特意在德国南部疗养胜地巴登为他购买了一处价值1300万美元的豪华别墅。从上述事例可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不会平白无故地把巨款、别墅和像诺贝尔和平奖这样的“荣誉”送给戈尔巴乔夫一伙的。它们的目的可以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二 指导戈尔巴乔夫对西方妥协与迎合的外交路线的思想基础及其实质 戈尔巴乔夫对西方和平演变攻势采取妥协与迎合的路线，除了他贪欲金钱、被西方收买等因素外，最为根本的是由于他个人世界观的蜕变，彻底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问题的基本观点与原则立场，看不清复杂的国际斗争形势的实质与本质，因而在重大外交与国际问题上放弃原则，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一味地妥协、退让，推行了一条实质上是投降主义的外交路线。这条外交路线客观上起到了解除苏共思想武装、迎合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需要的作用，是西方直到四十多年后才得手的主要原因。 支撑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对西方国家关系的路线的思想基础，就是“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戈尔巴乔夫认为这是他的改革和对外关系“新思维”的核心。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他认为主要有两条依据。 其一，当今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国际社会各国之间的依赖性越来越大，一国无法单独解决的全球性问题也越来越多。世界性的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他说现在世界各国人民“恰似在山坡上的一队拴在一起的登山运动员。他们或是一起向上攀登，登向顶峰，或是一起摔下深渊”。因此，“在20世纪，在这个紧张的世纪的末期，人类应该承认，迫切需要把全人类利益置于时代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72] 其二，戈尔巴乔夫继承了赫鲁晓夫的核恐怖理论，认为在核武器条件下，战争会导致人类文明的毁灭，而人类如果不存在了，也就谈不上阶级、民族、国家等具体利益了。因此，人类的生存要放在首位。他说，自从人类在进入把核能用于军事目的的核时代之后，“世界局势可能出现政治家无法控制的局面”，“它将受偶然性左右”。“随着大规模（普遍的）毁灭性武器的出现，国际舞台上的阶级对抗有了客观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出现全部毁灭的威胁。”“一旦爆发核战争，一切生灵都将从地球上消失。”“在全球性的核冲突中，既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但世界文明将不可避免地被摧毁。”“这甚至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战争，而是自杀。”因此，从可能爆发核战争的后果看，在人类社会“第一次出现了现实的，而不是抽象的，今天的，而不是遥远的全人类的利益——使人类文明免于毁灭”。 [73] 人类要学会在世界上和平地生活，就需要制定新的政治思维。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既然全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马克思主义指导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理论基础尤其是关于阶级的观点、关于国家的学说就过时了，就不能成为指导苏联对外关系的思想基础。取而代之的则是超越阶级与意识形态的对立，从人的本性出发的人性论、人道主义。 戈尔巴乔夫说，在对外关系中，政治立场应摆脱意识形态的狭隘偏见，“不应把意识形态分歧搬到国家关系中来，使对外政策服从于意识形态分歧，因为意识形态可能是完全对立的，而生存和防止战争的利益则是普遍的、高于一切的”。 [74]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迫切要求我们要有国际关系“新思维”，“迫切需要把社会的道德伦理标准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 [75] 他强调，“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应当以和平、合作、协作、进步和人道主义为出发点。”苏联要从意识形态中消除对西方国家的“敌人形象”，宣布国际关系中不再有敌人。 从国际关系人道主义化、非意识形态化出发，戈尔巴乔夫提出全人类不分阶级、民族与国家“迈向大合作”，要排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对抗，实现这两大社会体系的“一体化”。这是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外交纲领。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既然核武器的威力决定和改变着一切，决定着人类生存与灭亡的命运，改变着人类的相互关系和思维方式；既然世界是“相互依赖的整体”，需要把“全人类原则作为时代的绝对命令置于优先地位”，那么，就不能把一些国家同另一些国家分开甚至对立起来，就应该“排除两大社会体系的对抗”。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竞赛，必须限制在以合作为前提的和平竞赛的范围内，谁也不要把对方当做敌人；必须“准备作出相互可以接受的妥协”，并把对话和相互谅解而不是把对抗作为目标。总之，在相互依赖性日益加强、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之间的所有矛盾都服从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正是在“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实现两大社会体系“一体化”的外交思想与外交纲领的指导下，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执行了一条从屈从到投降的外交路线，给苏联的国家利益乃至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其实，支撑戈尔巴乔夫外交“新思维”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是不成立的。它不仅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而且也严重脱离了国际斗争的实际。 首先，从理论上说，存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但不存在抽象的高于一切的全人类共同利益。在各国联系与交流日益密切的时代，世界确实存在诸如核威胁、恐怖主义、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带有全球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会直接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国际社会及有关责任国，重视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加强国际协调和合作，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但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变得高于一切。 在还存在阶级、民族与国家之分的人类社会里，依然还有阶级利益、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其中阶级利益是所有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关系的基础。国家在表面上是代表全社会成员的利益，但它只是个“虚幻的共同体”，在本质上仅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在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社会，作为国际社会主体的国家、各国政府，在认识和处理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时，总要服从本国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首先考虑的还是本国、本民族、本阶级的利益，并以此作为制定内外政策的根据。西方大国不愿意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权利，不愿意全面彻底销毁核武器，不愿意承担相应的环境问题的责任，就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仍然服从阶级利益的具体体现。这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本质的反映。它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实现资本利润的最大化，如何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长治久安。 其次，就核武器、核战争威胁这个问题而言，核武器、核战争固然可怕，但核武器是人类自己研制的武器，核战争有人发动才能打起来。关键要看核武器掌握在谁的手里。在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美苏等国积存了大量核武器，存在着核战争的危险，这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但这种核毁灭、核威胁问题的产生，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推行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全球战略与政策的结果，也有苏联方面与之争霸的因素。面对核威胁，世界各国人民需要反对超级大国间的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主张裁减军备和禁止核武器，防止世界大战，维护世界和平。这场斗争关系到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但不能因此认为，在核威胁下，一切阶级间、国家间的矛盾与利益冲突，都会消失或被排挤到次要地位。即便核战争打不得，并不意味着其他非核战争的战争手段和非战争的斗争手段都不能使用。 再次，在资产阶级政客发誓要消灭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复杂而尖锐的时代，戈尔巴乔夫提出国际关系非意识形态化、人道主义化，无异于自我解除了思想武装。自从地球上有了马克思主义、出现社会主义国家以来，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斗争就一天没有停止过。在武力手段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不断增强而变得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西方垄断资产阶级不得已采取和平演变这一手“软”的形式，但资产阶级要消灭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由它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战略目标从来就没有动摇过。 在国际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没有放弃敌视和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立场，甚至还加紧推行对苏和平演变的国际背景下，戈尔巴乔夫提出国际关系非意识形态化、人道主义化，实质上是去阶级斗争化、去马克思主义化。他无视国际政治舞台上长期存在着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现实，不采取任何反渗透、反颠覆的防范措施，使得苏联面对国际资产阶级的进攻而自缚手脚，苏联在外交政策上向西方妥协退让乃至屈服投降也就不足为怪了。 戈尔巴乔夫在国际问题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其后果连西方的资产阶级政要都看到了。美国驻苏联最后一任大使马特洛克指出：“阶级斗争是列宁主义者的国家结构演进观及同西方发生冷战所依据的中心概念。没有它，冷战的理由就不复存在，一党专政的理论基础也就随之消失。”他说：“我注意到了逐渐修正或废除这一理论的种种迹象。在这一理论真正由官方抛弃之前，表明我们之间关系好转的任何变化都可能是虚幻的，最多也是暂时的。”“只要苏联不放弃其制度的意识形态核心——阶级斗争观念，冷战就决不会停止。而一旦它放弃，该制度自身就不再具有任何理论依据。” [76] 我们丝毫不否认社会主义国家应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与一切国家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加强经济、技术上的合作与交流，对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要性；但这也丝毫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就应该放松或放弃对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发动和平攻势的警惕。“树欲静而风不止。”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资本主义国家交往的过程中，不可能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具体的经贸往来、外交实践中总会体现出这样或那样的意识形态的色彩。事实上，与戈尔巴乔夫的做法相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不但没有淡化两种社会制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与对立，搞所谓的国际关系人道主义化；反而强化了意识形态斗争的作用与功能，运用政治、经济、外交等种种手段积极推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 最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社会体系之间虽有交流、合作的一面，但两种社会制度有着原则的区别，本质上是取代或被取代的关系，决不会出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一体化”的趋势。 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一方面要看到资本主义因发端早、历时长，在发展中积累了许多值得社会主义国家借鉴吸收的人类文明成果，对资本主义不能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但在另一方面，还要看到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否定物和替代物出现。社会主义在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逐渐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在对外关系上既要和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同时也不能放弃原则。要清醒地看到，在“资”强“社”弱的国际舞台上，两大阶级、两种社会制度之间依然存在各式各样的矛盾与斗争，有时斗争还很激烈。在资本主义试图包围并消灭社会主义的国际斗争形势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更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并采取积极的应对之策。 然而戈尔巴乔夫面对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世界格局，却主张摆脱意识形态的狭隘偏见，实现两大社会体系的“一体化”，实质上是要社会主义的苏联主动融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中去。这是背叛苏联国家利益、背叛国际无产阶级事业的叛徒行径。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最终被戈尔巴乔夫通过“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这座桥梁被资本主义一体化了。 总之，片面强调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共处、合作，完全忽视甚至否认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在本质上的对立与斗争，这在西方加紧推行意识形态的渗透与和平颠覆的险恶形势下是非常危险的。 三 西方和平演变在苏联剧变中的作用及其历史教训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西方的和平演变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有不少人认为，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苏共在反革命意识形态进攻面前打了败仗。比如一些美国学者就认为，苏联覆灭是“共和、民主两党总统富有远见和领导坚强的结果”。 不仅如此，一些西方国家的政要也把苏共亡党、苏联瓦解归因于美国对苏联和平演变的结果。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认为，里根在“社会主义必败，美国必将更强大”的信念支持下，抓住苏联当时集中精力发展军事力量，而其他方面薄弱（如物质基础）的弱点，通过发展所谓的“星球大战”计划，最终拖垮了苏联。她还说，正是“里根打了并且打赢了冷战”，“他是根据一种深思熟虑和精心制订的原则来设法降伏苏联人的”，“最终导致这个邪恶帝国垮台的就是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 [77] 1991年12月25日，亦即苏联宣告终结的那个圣诞日，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在电视讲话中说：“四十多年来，美国领导西方同共产主义及其对我们最珍贵的价值观的威胁进行了斗争……这种对抗现在已经结束……这是民主和自由的胜利。这是我们的价值观念道义力量的胜利。” [78] 把美国的领袖、把里根主义、把西方价值观的胜利，看成促使苏联垮台的主要原因，不免言过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一个基本道理：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外因虽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终究只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就西方的和平演变而言，它在苏联剧变中所起的作用固然重大，但终究只是外部因素。 在西方国家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手段中，和平演变相对于完全依靠自身力量的武力颠覆而言，它必须依靠隐藏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强大内应才能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其实，帮助西方国家打赢这场针对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的“没有硝烟的战争”的主要角色，是隐藏在这些国家内部的内应力量。在苏联主要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派，以及在他的改革中壮大起来的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所谓“民主派”。正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搞垮了自己的党，同时与西方相互勾结，里应外合，才有了和平演变战略的得手，才有了西方敌对势力以最小的代价赢得的最大胜利。 苏共亡党的教训是惨痛的，也是深刻的。从警惕西方和平演变这个角度来看，最根本的就是要防止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配合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需要的内应，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建立行之有效的干部选用机制，造就经得起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考验的干部队伍，是保证党和国家政权永不变色的关键所在。苏共的崩溃既是西方和平演变的结果，也是苏共自我演变的结果，问题主要出在最高层。早在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就敏锐地提醒过：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要特别警惕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当时国际共运处于深刻分裂状态，苏共没有也不可能听得进这一忠告。他们长期忽略高级干部的选拔、培养、使用和监管，不时地将平庸低能、僵化保守的人推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甚至将党和国家的命运交由病入膏肓者去摆布。当老人当政、病夫治国的局面难以为继时，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这样一批无原则、无信仰的政客、投机家甚至个别的阶级异己分子，便乘机进入或混入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 第二，必须高度重视党的基本理论，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断地与时俱进。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层领导干部应当充分认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共存的局面下，在警惕不能重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同时，也必须牢记在社会的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因而仍然不能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应当清醒地看到资本主义虽然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但它的基本矛盾和本质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它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和西化、分化战略也不会改变。因此，必须防止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阶级斗争熄灭论等错误理论和思潮对党的侵蚀和影响。 第三，必须坚持不懈地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开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坚定全党全社会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信念。这是抵制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策略和防止党和国家政权变色的重要条件。为此就必须不断加强党对大众传媒的领导和引导，牢牢掌握宣传工作主导权，特别要高度重视党的理论战线和意识形态领域领导班子的配备。苏共的历史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大众传媒对社会生活的导向作用，特别是对青年一代的思想行为的影响力是抵制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策略的重要保障。苏共的重要教训就在于，停滞年代的社会舆论千篇一律，改革时期的社会舆论一片混乱。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在意识形态多样化和所谓“公开性”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毫无节制地舆论开放，听任各种各样的错误和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想和言论在党内外广泛传播。这就必然给西方推行和平演变策略造成可乘之机。 第四，对非政府组织的建立及其活动必须进行有效监管，严防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它们兴风作浪。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是一元化领导，不能容许任何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团体和组织对它的领导地位和指导作用提出挑战。早在20世纪70年代“赫尔辛基进程”开始后不久，苏联国内就出现各种各样的非正式组织，秘密出版和散发形形色色的出版物以诋毁苏共和苏联的社会主义。苏共对此虽有惩治，但始终不够得力。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大量非政府组织（当时称非正式组织）在“民主化”的旗帜下应运而生。一开始，苏共虽曾表示反对多党制，但对此类组织大量出现并积极活动熟视无睹，对它们与国外反苏反共势力相互勾结不闻不问，结果养虎遗患。这些组织有的发展成为外部势力在苏联的“第五纵队”，有的联合成为可同苏共和苏联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强大反对派。在戈尔巴乔夫等人的放任和纵容之下，自以为不可挑战的苏共最后被搞垮、被葬送、被和平地演变掉了，那些通常被人看不起的“小人物”和由他们的非法结社形成的社会集团起了重大作用。 [1] 欧阳红兵、阮宗泽著《冷战外交家——杜勒斯》，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第67～68页。 [2]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6）》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第45～46页。 [3] 刘洪潮编《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 策略 手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第27～30页。 [4]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第10号研究报告——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转引自刘洪潮编《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 策略 手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第36～39页。 [5] 〔美〕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上海三联书店，1989，第92页。 [6] 〔美〕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上海三联书店，1989，第5、13页。 [7] 〔美〕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上海三联书店，1989，第44页。 [8] 刘洪潮编《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 策略 手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第42～46页。 [9] 刘洪潮编《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 策略 手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第75页。 [10] 欧阳红兵、阮宗泽著《冷战外交家——杜鲁门》，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第112页。 [11] 刘洪潮编《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 策略 手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第76页。 [12] 刘洪潮编《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 策略 手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第79页。 [13] 刘洪潮编《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 策略 手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第100页。 [14] 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第20～22页。 [15] 刘洪潮编《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 策略 手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第92～93页。 [16] 刘洪潮编《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 策略 手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第93～94页。 [17] 〔美〕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上海三联书店，1989，第40页。 [18] 刘洪潮编《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 策略 手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第95～96页。 [19] 参见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303～304页。 [20] 《列宁全集》第34卷，第157页。 [21] 《列宁全集》第34卷，第153页。 [22] 《列宁全集》第34卷，第177页。 [23]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85、286页。 [24] 《列宁全集》第37卷，第188页。 [25] 《列宁全集》第37卷，第200页。 [26] 〔苏〕安·葛罗米柯等主编《苏联对外政策史》（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第188页。 [27] 《列宁全集》第34卷，第170～171页。 [28] 《列宁全集》第39卷，第70页。 [29] 《列宁全集》第34卷，第520页。 [30]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25页。 [31]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57～58页。 [32] 〔苏〕鲍·尼·波诺马辽夫主编《苏联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60，第664页。 [33] 以上参见沈志华、于沛等编《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第505、508页。 [34] 葛新生：《赫鲁晓夫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第295、298页。 [35] 江流：《苏联剧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第167页。 [36] 赫鲁晓夫1957年7月16日在布拉格劳动者大会上的讲话，参见《赫鲁晓夫言论》第7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第55页。 [37]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60，第119～120页。 [38]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33、38页。 [39] 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参见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编《学习文件汇编》第4集，北京出版社，1964，第184、185页。 [40] 以上参见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1964年11月～1976年2月）》，商务印书馆，1978，第191～192页。 [41] 以上参见《安德罗波夫言论选集》，新华出版社，1984，第258、295、339页。 [42] 转引自董乐山《文化的误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88页。 [43] 转引自王晓德《美国文化和美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第219～220页。 [44] 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第56～57页。 [45] 参见王正泉等编《苏联东欧大事记（1985.3～1990.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第102页。 [46] 参见王正泉等编《苏联东欧大事记（1985.3～1990.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第307页。 [47] 参见王正泉等编《苏联东欧大事记（1985.3～1990.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第95页。 [48] 许征帆主编《社会主义论库》（下卷），北京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第958页。 [49] 参见王正泉等编《苏联东欧大事记（1985.3～1990.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第47页。 [50] 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第140页。 [51] 参见王正泉等编《苏联东欧大事记（1985.3～1990.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第25、28页。 [52]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第119页。 [53] 参见王正泉等编《苏联东欧大事记（1985.3～1990.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第212～213页。 [54] 许征帆主编《社会主义论库》（下卷），北京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第964页。 [55] 参见王正泉等编《苏联东欧大事记（1985.3～1990.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第134页。 [56] 法新社莫斯科1991年7月10日电。 [57] 参见王正泉等编《苏联东欧大事记（1985.3～1990.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第154页。 [58] 以上参见王正泉等编《苏联东欧大事记（1985.3～1990.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第270、285～286、295页。 [59] 以上参见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第441～442页。 [60] 合众国际社1994年7月5日莫斯科电。 [61] 许征帆主编《社会主义论库》（下卷），北京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第967页。 [62] 约翰·劳埃德：《七国集团考虑拯救苏联经济的计划》，英国1991年6月13日《金融时报》。 [63] 戈尔巴乔夫：《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1990年10月18日《真理报》。 [64] 法新社1990年1月26日莫斯科电。 [65] 以上参见王正泉等编《苏联东欧大事记（1985.3～1990.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第210、214页。 [66] 以上参见许征帆主编《社会主义论库》（下卷），北京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第959～960页。 [67] 《戈尔巴乔夫的秘密计划为什么失败》，法国《快报》周刊1990年7月6日一期。参见许征帆主编《社会主义论库》（下卷），北京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第964页。 [68] 转引自刘宝海、许萍《戈尔巴乔夫在忙什么？》，1997年2月5日《今晚报》。 [69] 《赖莎答记者问》，德国《明星》画刊1997年11月20日。 [70] 〔美〕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第105、125～126页。 [71] 以上参见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第359、396页。 [72]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第176、184页。 [73]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173、177、185页。 [74]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185页。 [75]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177页。 [76]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第162、758、164页。 [77] 参见曹玉霞《西方社会如何看苏联解体原因》，《高校理论战线》2001年第1期，第61页。 [78] 新华社华盛顿1991年12月15日电。 1883年9月 “劳动解放社”在瑞士日内瓦建立。这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其创建人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劳动解放社”的主要任务是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并筹建马克思主义政党。 1892年 列宁在萨马拉建立当地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 1895年12月 列宁在彼得堡建立“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它被列宁称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萌芽”。 1898年3月13～15日 在明斯克秘密举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大会发表了一份《宣言》，宣布党的宗旨是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为此首先要推翻沙皇专制统治；还指出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是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建党原则，并选出由斯·伊·拉德琴柯、勃·尔·艾伊杰尔曼和阿·约·克列美尔三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由于大会没有制定党的纲领和章程，而且会后不久就有两名中央委员被捕，各地党组织仍处于分散状态，因而党实际上并没有建立起来。 1900年12月24日 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在德国莱比锡创刊了第一份全俄政治报纸《火星报》，秘密传到俄国散发，其任务是把俄国各地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在思想上进一步武装起来，在组织上进一步联合起来。在1900～1903年间列宁在《火星报》上发表了五十多篇文章。《火星报》还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制定了第一份纲领草案。 1903年7月30日～8月23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先后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和英国伦敦举行。大会通过了《火星报》编辑部提交的党纲草案，其中明确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最低纲领即当前的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实现各民族完全平等和民族自决权，彻底消灭农村中的农奴制残余。 大会在选举党的领导机构时，列宁及其支持者取得了多数：当选的三名中央委员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林格尼克和诺斯科夫都是列宁的支持者；当选的三名《火星报》编委是列宁、普列汉诺夫和反对列宁的马尔托夫，但马尔托夫拒绝担任这一职务。于是，拥护列宁的人便被称为“多数派”（俄文为“布尔什维克”），而拥护马尔托夫的人则被称为“少数派”（俄文为“孟什维克”）。 在这次大会上尽管党内出现了两大派别，但大会通过了体现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的党纲、党章，特别是在党纲中载入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执行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机构，从而揭开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历史上崭新的一页。它标志着在俄国出现了一个与主张改良主义的西欧各国党完全不同的新型革命政党——布尔什维克党。列宁是这一新型政党的主要缔造者。列宁后来指出：“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 1905年1月22日～1907年6月14日 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俄国爆发了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群众性的革命运动。革命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教育了人民，锻炼了党和无产阶级。列宁称这次革命为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总演习”。 1905年4月25日～5月10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英国伦敦举行。孟什维克未参加这次大会。大会制定了党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路线和策略，指出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在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应当立即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大会修改了党章，采纳了列宁在上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党员条件的条文（即每个党员都必须参加一个党的组织）。大会把两个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和《火星报》编辑部合并成一个，即中央委员会，并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由五名委员和三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在委员中除列宁外还有波格丹诺夫、克拉辛、波斯托洛夫斯基和李可夫。 1905年12月25～30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芬兰塔墨尔福斯举行第一次代表会议。会议听取了列宁关于当前形势和土地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党的改组》的决议，其中指出，“代表会议确认，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不容争议的”。这是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的概念。 1906年4月23日～5月8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一同参加的“统一”代表大会。大会在讨论当前形势和任务、土地问题，以及党对国家杜马的态度等问题时，两派都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列宁、斯大林和卢那察尔斯基等出席了大会。列宁在会上多次发言，阐发布尔什维克的观点。由于与会代表中孟什维克占了多数，大会在一系列问题上都通过了孟什维克的决议。大会选出的十名中央委员中，布尔什维克只有三名。他们是杰斯尼茨基 索斯诺福斯基、克拉辛和李可夫。 1907年5月13日～6月1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英国伦敦举行第五次代表大会。列宁在会上就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作了报告，其中特别强调要揭露立宪民主党的虚伪性，同时在国家杜马中要争取与小资产阶级政党联合行动。大会选出的11名中央委员中，布尔什维克占五名，他们是戈利德曼、杜勃罗文斯基、罗日科夫、费奥多罗维奇和诺根。 1912年1月18～30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捷克布拉格召开第六次代表会议，又称布拉格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把孟什维克清除出党。从此结束了党内两派在形式上的统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出现在俄国政治舞台上。会议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有斯维尔德洛夫、奥尔忠尼启则、季诺维也夫，以及正在流放中的斯大林等。 1912年5月5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真理报》在彼得堡创刊。 1915年8月23日 列宁发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其中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 1917年9～10月 列宁发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其中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 1917年3月3～15日 俄国人民和工人阶级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取得了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实现了布尔什维克党战略计划第一阶段的任务。革命以后建立了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利益的临时政府。这个政府坚持要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帝国主义战争打下去，并且拒绝解决土地问题。可是，革命胜利以后国家的实际权力却控制在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于是在俄国就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1917年4月16日 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一批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从国外途经德国回到首都彼得格勒。人数众多的工人、士兵代表在火车站热烈欢迎在国外度过了九年流亡生活的伟大领袖列宁。 1917年4月17日 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干部会议上，列宁作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这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纲》。这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指出了布尔什维克党当前的任务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制定了党在这个革命历史关头的政治、经济纲领和方针、政策。 1917年5月7～12日 布尔什维克党召开第七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提出的革命路线。 1917年7月17日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举行游行示威的工农群众进行了武装镇压，并下令通缉列宁。“两个政权并存”局面也随之结束。这次镇压使绝大多数工农群众彻底认清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动面目，开始站到了布尔什维克一边。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 1917年8～9月 列宁匿居在离彼得格勒三十多公里的拉兹里夫湖边的一个窝棚里。他一边与党中央保持密切联系，一边撰写理论著作《国家与革命》。该书于1918年5月在彼得格勒出版。 1917年8月8～16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列宁因处于地下状态而未能到会。斯大林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大会通过决议抗议对列宁的迫害，同时反对列宁出庭受审。考虑到苏维埃已经被小资产阶级妥协政党所把持，大会决定暂时收回“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 1917年10月7日 列宁从芬兰边境的匿居地回到彼得格勒，直接领导武装起义。 1917年11月7日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和列宁领导下，俄国的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士兵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取得了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的伟大胜利。 1917年11月7日晚～9日 在斯莫尔尼宫召开了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宣布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布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大会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大会产生了工农临时政府——人民委员会。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委员全部由布尔什维克组成，托洛茨基为外交人民委员，李可夫为内务人民委员，斯大林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袖列宁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勇于创新的伟大成果。 1917年11月15日 经过激烈的战斗，莫斯科武装起义取得了最后胜利。 1918年1月12日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这是苏维埃俄国颁布的一个具有宪法性质的文件。 1918年3月3日 在俄国西部边境城市布列斯特 立托夫斯克，俄国与德、奥同盟国集团签订了关于双方结束战争状态的条约（即《布列斯特和约》）。按条约，俄国失去了大片领土，同时应向德国支付巨额赔款。 1918年3月6～8日 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举行。大会主要讨论了关于退出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问题，最后以30票赞成，12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决议，接受“布列斯特和约”。大会通过了把党的名称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的决议。

1918年3月8日 第一批英国军队在俄国北部港口摩尔曼斯克登陆，揭开了14个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苏俄和国内战争的序幕。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动员和组织全党和全国人民奋起抵抗。 1918年4月26日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并一致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的提纲，其中指出：俄共（布）当前的中心任务已由“夺回俄国”转变为“管理俄国”。 1918年夏 俄共（布）在全国开始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实行余粮征集制；将大、中型和部分小型企业收归国有，并实行严格的集中管理；禁止自由贸易；对居民所需的粮食和日常消费品实行严格的定量统一分配；实行实物工资等。 1918年8月30日 列宁在莫斯科一家工厂发表演说后，离开会场时遭到社会革命党女党员卡普兰的枪击，有毒的子弹使列宁身负重伤。 1919年3月18～23日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通过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对“军事反对派”进行了批判，重申了建立正规红军和使用旧军事专家的路线。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对中农的态度》的决议，指出要由中立中农的政策转变为与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的政策。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纲，规定了党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 1919年5月10日 列宁参加了由莫斯科—喀山铁路局的俄共（布）党员发起的星期六业余义务劳动。这样的义务劳动在每个星期六下班后进行，以支援党和国家反击国内外敌人的武装进攻。此后，“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运动得到了全国的响应。列宁称之为“共产主义的幼芽”和“伟大的创举”。 1919年10月 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同撰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共产主义ABC》（又名《共产主义入门》）出版。列宁认为该书对普及马克思主义很有价值。 1920年3月29日～4月5日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主要讨论了建立统一的经济计划，以及包括全国电气化计划要点在内的其他有关经济建设的问题。大会还通过了出版《列宁全集》的决议。 1921年2月28日 苏俄波罗的海海军要塞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发生哗变。这反映了他们和工农大众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严重不满。 1921年3月8～16日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主要讨论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问题，同时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的决议。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一项更能为农民接受的经济政策”。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其中指出，党内“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允许的”。 1921年春 苏俄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除以实物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并减低粮食税额以外，还允许私人占有中、小型企业，准许农民出租土地和雇工，恢复自由贸易和重建商品货币关系，实行租让制和租赁制等。 1922年3月27日～4月2日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这是列宁领导并参加的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列宁在会上全面论述了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及其重要性。他总结了实行新经济政策一年来取得的成就。与此同时，他宣布退却已经结束，必须重新部署力量，以便转而对资本主义成分进行进攻。大会还通过了《中央检查委员会条例》。 1922年4月3日 俄共（布）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斯大林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22年12月30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当时加入联盟的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南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1923年1～3月 列宁在病中口授了《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五篇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的文章。在其中的《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列宁着重论述了十月革命的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他在这篇文章中承认社会主义革命需要有达到一定发展水平的经济基础，但是认为，从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可以变更通常的历史发展顺序：先夺取政权，后建设物质文明。他写道，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他还进一步总结道：“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1923年4月17～25日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列宁因病未能出席大会。斯大林在会上作了中央工作报告。大会号召全党注意抓经济工作，注意加强工农联盟。大会根据列宁的建议把工农检察院与中央检察委员会合并成一个机构——中央检察委员会。大会选举斯大林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24年1月21日 俄共（布）和苏维埃国家的缔造者和伟大领袖弗·伊·列宁因病逝世，终年54岁。 1924年1月29～31日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决定至少吸收10万产业工人入党，以纪念列宁。2～5月的三个月间，有24万余人加入了俄共（布）。 1924年4月 斯大林著《论列宁主义基础》发表。 1924年4月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1952年11月更名为《共产党人》）创刊。 1924年5月21日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举行紧急全体会议。加米涅夫主持会议并宣读了列宁1922年12月～1923年1月在病中口授的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当时未公开），其中建议将斯大林从党的总书记岗位上调开。为此，斯大林在会上提出辞职。可是与会者认为，这段时间以来，列宁信中提到的“对于我们的总书记和中央委员会分裂危险的担心并没有发生”。全会以30票对10票通过决议，建议党的十三大选举斯大林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务。 1924年5月23～31日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这是党在列宁逝世以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季诺维也夫在会上作了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报告列举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大会决定同共产国际合作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还决定成立列宁研究院。大会选举斯大林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25年12月18～31日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批判了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撤销了季诺维也夫列宁格勒省委的领导职务，任命基洛夫担任这一职务。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由“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改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 1926年1月25日 斯大林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发表。 1927年12月2～19日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在1926～1927年度，全国农业产值已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08.3%；工业产值已达到109%。党的任务是继续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消灭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必须把私有制的小农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大会通过了全力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等决议。 1929年4月23～29日 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的指示的决议。 1930年6月26日～7月13日 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再次讨论了农业集体化问题，要求“社会主义在全线开展大规模进攻，消灭富农阶级和实现全盘集体化”。 1931年2月4日 斯大林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提出“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他强调说，延缓发展就是落后，而落后是要挨打的。苏联比先进国家落后了50～100年，必须在10年内跑完这段距离。因此，布尔什维克必须掌握先进技术。 1931年11月13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成立。 1932年1月30日～2月4日 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制订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年）的指示》的决议。 1934年1月26日～2月10日 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年）》的决议。决议强调要在实行技术改造和掌握新技术的基础上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改进产品的质量和品种。 1934年12月1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省委主要领导人谢·米·基洛夫遇刺身亡。 1935年5月4日 斯大林在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提出“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他强调指出，目前苏联面临的突出困难是缺乏人才、缺乏干部和掌握技术的工作者，必须重视这个问题，努力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1935年11月17日 斯大林在全苏斯达哈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斯达哈诺夫运动反映了全国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技术革命的新高涨，体现了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精神。斯达哈诺夫是顿巴斯的一名煤矿工人。他运用新技术在一个工作班6小时内采煤102吨（定额为7吨），从而引发了全国各行各业技术革新和劳动竞赛的群众运动。 1936～1939年 联共（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清洗运动和镇压党内外的“阶级敌人及其代理人”。据1992年俄罗斯联邦有关部门发表的有关档案资料，在“大清洗”高潮的1937～1938年，共有约68万人被处决。 1936年11月25日 斯大林在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作《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这次大会通过了苏联新宪法，其中宣布苏联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只剩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而且它们之间的界限也正在消失。新宪法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 1937年2月23日～3月5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斯大林在会上再次指出：“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它们愈要采取更尖锐的斗争形式。” 1937年2月23日 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讨论了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反党活动”问题，决定开除他们的党籍。次年3月，他们以“叛国罪”被处决。 1938年10月1日 由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经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出版。 1939年3月10～21日 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38～1942年）的决议》。斯大林在报告中指出，苏联的基本经济任务是在10～15年内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上赶上并超过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1941年2月15～20日 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同意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关于1941年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计划，还一致通过了《关于党组织在工业和运输业方面的任务》等决议。 1941年6月22日 法西斯德国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进攻苏联。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苏联人民在联共（布）领导下对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反击。 1941年6月30日 联共（布）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发布联合决定，成立苏联国防委员会，斯大林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1941年7月中旬 联共（布）开始在苏联红军中实行政治委员制度，目的是改善与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巩固军队纪律，更好地完成战斗任务。 1941年7月18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在德军后方组织斗争》的决议，号召大力开展敌后斗争。 1941年11月6日 在法西斯德国对莫斯科进攻的危急时刻，联共（布）和苏维埃组织在首都照常召开庆祝十月革命24周年大会。斯大林在会上作了报告，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以忘我劳动支援前线，保卫莫斯科，全面彻底消灭侵略者。 1941年11月7日 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传统的十月革命节阅兵仪式。斯大林在仪式上发表讲话。他说：“伟大的解放使命落到了你们肩上。你们要无愧于这个使命！”仪式结束后，受检阅的部队立即开赴前线作战。 1944年1月27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研究了扩大加盟共和国在国防与外交方面的权限问题，通过决议建议将国防人民委员部和外交人民委员部改组为联盟兼共和国部，同时在各加盟共和国设立国防人民委员部和外交人民委员部。全会还同意将新国歌《各自由共和国牢不可破的联盟》取代旧国歌《国际歌》，并决定将《国际歌》定为联共（布）党歌。 1945年5月9日 斯大林发表《告人民书》，宣布苏联伟大卫国战争以胜利告终。这是在联共（布）和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全国军民英勇战斗的结果。在整个战争期间共有300万共产党员在战斗中献身和在艰难困苦中牺牲。 1947年2月28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战后时期发展农业的措施》的决议，对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与建议，其中包括改进党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大力培养农业干部、以新的技术装备农业，以及与违反农业劳动组合章程的现象作斗争等。 1952年9月 斯大林《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出版。 1952年10月5～14日 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马林可夫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大会批准了《关于1951～1955年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指示》。大会决定将党的名称由“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同时决定将中央政治局改为中央主席团，并撤销中央组织局，其职能由中央书记处行使。 1952年10月16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选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书记处。根据斯大林的提议，主席团又成立了常务委员会，由斯大林、马林可夫、贝利亚、布尔加宁、赫鲁晓夫五人组成。 1953年3月5日 苏共最高领导人约·维·斯大林逝世，终年74岁。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六年多以后，曾经怀着复杂的心情这样评价斯大林：“当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手扶木犁；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了核武器。” 1953年3月6日 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苏联部长会议举行联席会议。会议通过决议任命马林可夫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时还决定取消苏共中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 1953年7月2～7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会议听取了马林可夫关于贝利亚问题的报告，通过了《关于贝利亚反党反国家罪行》的决议并决定开除贝利亚党籍。同年12月23日，贝利亚被处决。 1953年9月3～7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会议听取了赫鲁晓夫《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决议要求在农业生产中实行“物质刺激”原则，包括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降低义务交售定额等。全会选举赫鲁晓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1954年5月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决议，为“列宁格勒案件”平反。这个案件涉及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前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库兹涅佐夫和前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罗吉昂诺夫等联共（布）高级领导人。 1955年1月25～31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建议解除马林可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决议。2月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决定接受马林可夫辞职的申请，并任命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布尔加宁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1956年2月14～25日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了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在报告中他提出了著名的“三和”（即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理论。大会通过了《苏共关于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第六个五年计划（1956～1960年）的指示》的决议。 24日晚至25日凌晨，赫鲁晓夫又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和尖锐的批判，为此不惜使用大量无限夸大和不负责任的不实之词。这一报告在苏联党内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和消极影响。 1957年2月13～14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会议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改进管理工业和建筑业的工作》的决议，其中要求改部门管理体制为地区管理体制。根据这一决议，撤销了一大批联盟和加盟共和国部，同时把工业、建筑业的管理权下放给新成立的105个经济行政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 1957年6月22～29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会议讨论了“马林可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问题，决定解除三人的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职务，同时解除追随“反党集团”的谢皮洛夫的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委员的职务。 1957年7月4日 苏共中央通过决议，从1958年1月起取消集体农庄庄员、各种合作社社员、工人和职员私人副业的各种农产品义务交售制。 1957年10月29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改进苏联陆海军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决议，其中批判了朱可夫“破坏了党关于领导武装部队的列宁主义原则……在苏联军队中开始树立对他的个人崇拜”。全会决定撤销朱可夫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职务。在全会前三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解除了朱可夫苏联国防部长的职务，并任命马林诺夫斯基担任此职。 1957年11月14～16日 苏共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即《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毛泽东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 1958年2月25～26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会议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制度、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决议，决定将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器出售给集体农庄，同时将拖拉机站改组为技术修理站。 1958年6月17～18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取消集体农庄向国家义务交售农产品等决议。会议还选举波德戈尔内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1959年1月27日～2月5日 苏共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听取了赫鲁晓夫《关于1959～196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的报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指出，苏联已经进入了“全面开展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新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 1960年7月13～16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会议批准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从中国撤走全部苏联专家的建议。 1961年10月17～31日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赫鲁晓夫在会上致了开幕词，又作了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还作了关于苏共纲领的报告。大会通过了苏共新纲领和新章程。这是继1903年和1919年党的二大和八大先后通过的两个党纲之后的第三个党纲。在这个党纲中指出，苏联要在20年内（到1981年）“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党纲还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现阶段已变为“全民国家”，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共产党也已经变为“全民党”。 大会还通过决议，认为在列宁陵墓中“继续保留约·维·斯大林的水晶棺是不适宜的”。就在这一决议通过的当晚，斯大林的灵柩被移出列宁墓，安葬在其后面的克里姆林宫墙下。 1962年11月19～23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会议听取了赫鲁晓夫《关于发展苏联经济和党对国民经济的领导问题》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要求按生产原则（即所谓“工业党”和“农业党”）改组党的各级领导机关。 1963年3月30日 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要求根据世界局势的变化“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符合它在现阶段的根本任务的总路线”。 1963年7月14日 苏共中央就中共中央6月14日发表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总路线的建议》发表《致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1964年10月14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会议同意赫鲁晓夫“自动”辞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同时选举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次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解除了赫鲁晓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同时任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柯西金担任此职。 1964年11月1日 苏共机关报《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其中指出：“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苏联社会主义政治思想一致的加强，苏共成了全体人民的党。” 1964年11月6日 勃列日涅夫在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其中指出：“我们的全民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自然发展。” 1964年11月16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州、边疆区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合并》的决议，其中指出：“必须恢复按地区生产特征建立党组织及其领导机关的原则”，“在原被分为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的州和边疆区，恢复州、边疆区党组织”。 1965年3月3日 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出席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式。苏共中央在给大会的祝词中强调要坚决反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和平共处”。 1965年5月8日 勃列日涅夫在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大会上作报告，其中指出“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领导了反击敌人的一切行动”，同时又说“我们将始终不渝地贯彻反映在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和苏共纲领中的总路线”。 1965年9月27～29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会议根据柯西金的报告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决议，决定从1966年起在全国工业企业分期分批地推行“经济刺激新体制”，即“新经济体制”改革。会议还通过决议，要求恢复“按部门原则组织工业管理，按工业部门成立联盟兼共和国部和全联盟部”。 1965年12月6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会议根据勃列日涅夫的说明，通过了把党和国家的检察机关改组为人民检察机关的决议。 1966年3月29日～4月8日 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这是勃列日涅夫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大会对纠正赫鲁晓夫时期的一些错误做法给予肯定，表示要把科学态度、集体领导原则和求实精神作为苏共中央活动的基础。大会通过了《关于部分修改苏共章程》的决议，其中取消了党的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中对各级党委和党委书记在每次换届时必须更新一定人数的硬性规定。决议还将中央主席团改为中央政治局，将中央第一书记改为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66年12月 在勃列日涅夫60岁生日之际，苏联最高苏维埃授予他列宁勋章和苏联英雄金星奖章。 1967年11月3日 勃列日涅夫在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50周年大会上作报告，其中宣称，经过50年的奋斗，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这是苏共第一次提出“发达社会主义”的概念。 1968年8月19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举行非常全体会议，决定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武装干涉。两日后，即8月21日凌晨，苏联和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匈牙利、波兰五国军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 1969年12月13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发表文章纪念斯大林诞辰90周年的问题。与会者对是否要发表文章以及文章怎样写意见不一。最后勃列日涅夫表态说：“因为我们之中没有人对他（指斯大林）的革命贡献提出争议，而且任何时候也不会提出这样的争议；同时也没有人怀疑过，而且至今也不怀疑他的严重错误，特别是最后时期。”因此，勃列日涅夫主张发表纪念文章，并且指示要“以一种平稳的调子写这篇文章”。 1971年3月30日～4月9日 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根据柯西金的报告通过了《关于1971～1975年发展苏联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的决议。柯西金在报告中指出，在新的五年计划期间合并企业，成立联合公司，撤销各部的总管理局，建立部—联合公司管理体制，是完善国民经济管理的适宜形式。大会还通过了《关于部分修改苏共章程的决定》，其中明确规定苏共例行党代表大会由中央委员会每五年至少召开一次。 1972年5月19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更换党证》等决议。 1976年2月24日～3月5日 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根据柯西金的报告通过了《关于1976～1980年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基本方针》等决议。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中，连任的占83%以上，如果去掉逝世的，连任的比例达90%。 1976年3月10日 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题为《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热忱战士》的署名文章，纪念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主要领导人安·亚·日丹诺夫诞辰80周年。文中赞扬他“反对中立地、客观主义地对待敌对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并作出了战斗的、党性的榜样”。 1976年5月8日 在伟大卫国战争胜利31周年之际，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 1976年12月 为庆祝勃列日涅夫70岁生日，苏共机关报《真理报》连续七天开辟专栏刊登大量庆贺文章。与此同时，在勃列日涅夫家乡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原卡缅斯克镇）为他树立半身青铜塑像。 1977年5月24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会议听取了勃列日涅夫《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会议解除了波德戈尔内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此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解除了波德戈尔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务，同时选举勃列日涅夫担任这一职务。 1979年12月27日 根据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决定，苏联军队武装入侵并占领了阿富汗。次日，勃列日涅夫致电卡尔迈勒，祝贺他担任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阿富汗革命委员会主席和政府总理。 1980年10月3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柯西金“由于健康状况”辞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尼·亚·吉洪诺夫担任此职。 1981年2月23日～3月3日 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勃列日涅夫作了中央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苏联1981～1985年和1990年前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等决议。据苏联媒体报道，勃列日涅夫作报告时，曾被“78次掌声、40次长时间的掌声和8次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戈尔巴乔夫在大会上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1年3月1日 戈尔巴乔夫在他50岁生日的前夕被授予列宁勋章。 1982年4月22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安德罗波夫在纪念列宁诞辰112周年大会上作题为《列宁主义是群众革命精力和创造精神取之不尽的源泉》的报告，其中第一次提出“发达社会主义起点论”，认为目前“苏联处于发达社会主义漫长的历史阶段的起点”。这是对勃列日涅夫提出的“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修正。 1982年11月10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因病逝世，终年76岁。 1982年11月12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举行非常全体会议。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受政治局委托，建议选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安德罗波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与会者一致表示同意。 1983年3月 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广泛推行集体承包制。承包组织与农庄、农场签订合同，建立经济核算关系。承包组织对生产拥有充分的自主权。 1983年7月25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开始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试验，要求减少给企业下达的计划指标；各部下达的定额五年不变，超过定额的全部归企业所有。 1984年2月9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尤·弗·安德罗波夫因病逝世，终年70岁。 1984年2月13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举行非常全体会议，一致选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1985年3月10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康·乌·契尔年科因病逝世，终年74岁。 1985年3月11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举行非常全体会议。会议根据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葛罗米柯的提议，一致选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1985年3～9月 苏共中央政治局新增委员4人，候补委员1人，撤职1人；书记处新增书记3人，撤职1人；在苏共中央各部和苏联部长会议撤换二十余名部长及数十名部级领导人；在地方撤换了30名州委第一书记和大批市、区级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承认：“在四月全会以后的短短时期内，苏共中央书记处的大部分成员和党中央各部部长换了新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全体成员实际上也换了新人”。 1985年4月23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戈尔巴乔夫在会上的报告中比较全面地提出了他的施政纲领，其中特别提到“加速战略”，说党的使命是“领导全体人民争取加速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运动”。报告还强调指出要大胆提拔和使用年轻干部。 1986年2月25日 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始举行。这是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戈尔巴乔夫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雷日科夫作了《关于苏联1986～1990年和2000年前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戈尔巴乔夫在政治报告中指出：形势要求对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完善社会主义”。他认为，大会“主要的政治成果”是确定了“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总路线”。 1987年1月27～29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戈尔巴乔夫在会上作了《关于改革和党的干部政策》的报告，对两年来的改革进行了总结。他在报告中强调说，民主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改革的目标”和“实质”。雅科夫列夫在这次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987年2月14日 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戈尔巴乔夫在全国宣传工作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指出，“在苏联的历史和文学中都不应有被忘却的名字和空白点”。这个讲话成了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对苏共和苏联历史从新审视的公开号召。 1987年5月6日 莫斯科发生示威游行，要求给非正式团体以合法地位。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叶利钦与示威者进行对话时答应他们说，只要“制定一个自己的纲领和章程，作为社会组织登个记，就可以活动”。 1987年6月25～26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讨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和组织问题。雅科夫列夫在这次会上由政治局候补委员晋升为政治局委员。 1987年11月1日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出版。书中提出“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 1988年3月13日 《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列宁格勒工学院教员尼娜·安德列耶娃的文章《我不能放弃原则》，对当时出现的大量批判与否定斯大林的文章和言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这些文章和言论“使人迷失方向”，是对社会主义的苏联抹黑。 1988年4月5日 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题为《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的编辑部文章，对尼娜·安德列耶娃的文章进行了反击，指责这篇文章的观点“与改革的基本方针是完全不相容的和对立的”，是“反对改革势力的思想纲领和宣言”，认为替斯大林辩护就是“为专横武断的权力辩护”。 1988年6月28日～7月1日 苏共召开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会议提出要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并把它提到“首位”。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内容是把权力中心从党向苏维埃转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次会议表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的重点已经从经济体制改革转向政治体制改革。 1989年5月25日～6月9日 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 1989年11月26日 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戈尔巴乔夫的长篇理论文章《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变革》。文中提出要“根本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同时第一次正面肯定了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学说，要求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 1990年1月13日 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宛共产党积极分子大会上讲话说：“我认为，即使实行了多党制，也不是什么悲剧，而且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这一点，它是作为正常的历史进程的结果而出现的，是符合社会需要的。” 1990年2月5～7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会上叶利钦发言要求实行多党制。戈尔巴乔夫则在发言中说党的地位“不应当通过宪法来强行合法化。不言而喻，苏共要为取得执政党地位而斗争，但是这要严格在民主范围内进行，放弃任何法律上和政治上的优先权”。在这次会上，叶利钦还呼吁“放弃民主集中制”。戈尔巴乔夫则表示要“重新认识民主集中制原则”。 1990年3月11～16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就政治体制问题（苏联宪法第六条和第七条）对苏联宪法进行修改和补充的建议》，并决定将其提交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审议。会议还决定提名戈尔巴乔夫为苏联总统候选人。 1990年3月12～15日 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会上通过了《关于设立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基本法）修改补充办法》的决议。决定删去和修改苏联宪法中有关苏联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领导地位的条文（第六条和第七条），同时选举戈尔巴乔夫为第一任苏联总统。卢基扬诺夫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 1990年5月29日 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 1990年7月2～13日 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这是苏共历史上最后一次代表大会。戈尔巴乔夫在会上作了工作总结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大会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确立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叶利钦在会上当众宣读了退党声明，并当即离开会场。 1990年7月13日 紧跟叶利钦之后，莫斯科市市长波波夫和列宁格勒市市长索布恰克在莫斯科市苏维埃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读了退党声明。他们还呼吁各级苏维埃领导人不参加任何一个政党。 1990年11月11日 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会晤。双方同意建立“联合政府”。叶利钦表示俄罗斯联邦至少应得到部长会议主席、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三个职务。 1991年3月17日 苏联就是否保留联盟问题进行全民公决。投票结果有76.4%的公民赞成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摩尔达维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6个加盟共和国未参加投票。但这些共和国的部分居民在地方当局或社会团体组织下进行了投票，其中多数居民赞成保留联盟。 1991年4月23日 戈尔巴乔夫撇开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直接与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和中亚五国等9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举行会晤，发表了《关于稳定国内局势的声明》（即所谓“9+1”声明），提出要尽快签订新的联盟条约，并在条约签订后半年内通过新宪法，选举新的议会和建立新的中央政府。新建的联盟将更名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声明还表示未参加会晤的其他6个加盟共和国（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摩尔达维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有权独立解决加入联盟条约的问题”，实际上承认了它们的独立地位。 1991年6月19日 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 1991年7月20日 叶利钦签署了《关于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机构、机关和组织中停止政党和群众性社会运动的组织机构活动》的命令（即所谓“非党化”命令）。命令宣布禁止各政党在各级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和基层企业中活动，其矛头直接指向苏共。22日，莫斯科市市长波波夫率先表示执行该命令。 1991年7月25～26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戈尔巴乔夫在会上作了关于苏共新党纲等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苏共应当把本国及世界的社会主义和民主思想的全部财富，而不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 1991年8月8日 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公布苏联共产党新党纲草案，并交付全党讨论。草案中说：“苏共把劳动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时它今天是作为一个社会进步和民主改革的党、社会公正和全人类价值的党、经济与政治自由的党来行动的。” 1991年8月15日 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公布《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条约》正式文本，明确放弃了联盟的社会主义性质。各参加国均为主权国家，联盟仅保留外交、国防、安全和发行货币等有限权力。预定在8月20日举行这个新联盟条约的签字仪式。 1991年8月19日凌晨 正当戈尔巴乔夫在黑海边的克里米亚休养地休假的时候，在新联盟条约签订的前一天，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在莫斯科电台宣布：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不能履行总统的职责，根据苏联宪法的有关条款，由他自即日起代行总统职权。接着，亚纳耶夫和苏联总理帕夫洛夫、苏联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联名发表《苏联领导声明》，宣布从莫斯科时间1991年8月19日4时起在苏联某些地方实行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同时宣布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其成员除上述三人外，还有以下五人：克留奇科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普戈（苏联内务部长）、斯塔罗杜布采夫（苏联农民联盟主席）、季贾科夫（苏联国营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设施联合会会长）和亚佐夫（苏联国防部长）。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告苏联人民书》，其中指出，苏联“正面临致命的危险，由戈尔巴乔夫发起并开始的改革政策……因种种原因已走入死胡同，整个国家实际上已失去控制”。接着，苏联军队开进莫斯科市中心，装甲车和坦克占据了国家重要机关附近的阵地和城市广场以及各个交通要道。 1991年8月19日 上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第1号命令，要求立即解散各种非法组织和武装，禁止集会、游行、示威和罢工，中止妨害形势正常化的政党、社会团体和群众的活动，还规定了一系列确保经济生活秩序的措施。下午，紧急状态委员会又发布第2号命令，决定暂时限制中央和莫斯科的报纸和社会政治刊物的出版，只允许《真理报》、《消息报》、《红星报》等9种报刊出版发行。 上述“8·19”事件是苏联党政军领导人为挽救社会主义的联盟国家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 1991年8月21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扎索霍夫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说，中央书记处认为不能允许试图建立专制制度，主张举行有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参加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1991年8月21日晚 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宣布他已经全面控制了局势，过几天即可履行总统职务。 1991年8月22日凌晨 戈尔巴乔夫从克里米亚休养地回到莫斯科。 1991年8月22日 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议会大厦前发表讲话说，“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所有反宪法的行动都得到苏共领导中新斯大林主义核心的秘密批准”，同时宣布苏联军队中的共产党组织非法。 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说：“我现在在你们面前讲话的时候，已经可以有充分根据地说：政变破产了。阴谋家们失算了。……冒险家们已被逮捕并将受到严惩。……有的人不仅承担了丧失地位和自身自由的风险，而且经常冒生命危险，但他们仍然站到了捍卫宪法制度、法律和人权的队伍里，我要感谢他们。首先我要指出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杰出作用，他是抵制阴谋和专政的核心。” 1991年8月23日 在戈尔巴乔夫与俄罗斯联邦议员会见时，叶利钦对戈尔巴乔夫和苏共进行了强烈的攻击和指控，并当众宣布说：“苏共和俄共参加了‘政变’，所以我现在签署俄罗斯联邦总统令，暂停苏共和俄共在俄罗斯联邦领土上的活动。” 1991年8月24日 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同时宣布：由于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没有坚决反对政变，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共和国的共产党和地方党组织自行决定自己的前途。他还以苏联总统的名义，命令苏共在苏联武装力量及一切军事机关、国家机关和护法机关中停止活动。 1991年8月25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发表声明，宣布接受戈尔巴乔夫关于苏共中央自动解散的决定。同时请求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准许在莫斯科举行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或采取其他措施，讨论今后苏共的命运问题，但未得到答复。与此同时，苏共的所有机构被解散，苏共的全部财产、档案等被转交给俄罗斯联邦有关部门管理，各地的苏共历史纪念物被毁坏和拆除。 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签署法令，宣布苏联共产党和俄罗斯共产党的全部财产归俄罗斯联邦国家所有。 1991年11月5日 叶利钦再次发布命令，完全禁止苏共和俄共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的活动。在此前后，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也都或被禁止活动，或被宣布为非法，或宣布更名。至此，经历了93年曲折历程的苏联共产党最终垮台。 作为全书的主编，看完最后的书稿，按说应该如释重负了，但是，没有，甚至没有丝毫的轻松之感。 笔者认为，20世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三件大事分外值得关注：一是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二是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是1991年底的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前两件大事，尽管有少数人仍会持疑义，但可以说，历史已经作出结论。第三件大事发生的时间，距离我们甚近，不少事实本身仍是扑朔迷离，对此大事发生的原因、事件的性质等要作出历史上站得住脚的有说服力的说明，绝非易事。因此，从课题立项的那一天起，作为课题的主持者，头顶和身后即悬起无形的剑与扬起无形的鞭。 历史事实本身只有一个，但是站在不同的立场、运用不同的观点和方法看待这同一历史事实，就会得出各种甚至完全截然相反的结论。对苏共亡党、苏联解体这个大事件，国内外各种看法甚多；对这一重大事件产生的原因，仍有各种不同的解读。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对此问题的探究，可能不会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对这一话题的争锋，是说不完、道不尽的。 从历史道路曲折的必然性上讲，我们是“悲观主义者”，我们不可能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但从历史长河的光明前景看，我们又是坚定的乐观主义者，我们坚信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 我们说，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对同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的认识，不会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但这决不意味着没有客观真理，没有正确答案。但在历史的长河里，随着人们对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最终美好理想的追求，相信绝大多数人会逐步挣脱种种偏见的羁绊。社会实践必将向人们昭示着种种真理。苏联解体十余年来，俄罗斯社会经历了国家瓦解、民族分裂、经济崩溃、生活水平下降、道德水准乃至整个文明程度滑坡、人均寿命缩短等一系列灾变之后，已开始对其历史认识进行重新反思。 2007年和2008年，俄罗斯先后出版了新历史教材《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俄罗斯历史（1900～1945）》。新的历史教材充分肯定了苏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并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也提出不少新的看法。比如，教材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尽管有严重问题，但有其必要性一面，必须辩证看待；认为斯大林“是确保国家迈入工业社会的制度体系的维护者”，“是一个濒临战争的国家的领袖”；等等。2009年5月19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总统令，宣布成立直属于总统的“与以危害俄罗斯利益而篡改历史的企图作斗争委员会”，向歪曲历史，特别是卫国战争历史的企图宣战。这无疑是俄罗斯民族整体正确评价本国历史的又一个证明。

从一方面看，世界的确是变化很快，经常是目不暇接。从另一方面看，基本的历史规律就是那么几条，事物变来变去，也逃不脱历史发展规律的这个“如来佛的手掌心”。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研究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寻求其中带规律性的东西，以作为后人的殷殷前车之鉴。 此书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研究”的最终成果。为便于读者查找苏共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基本情况，我们在本书的最后特附苏共兴亡大事记。 本书是课题组各位成员和全体执笔者集体劳动的结晶。课题组由以下同志组成：李慎明（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陈之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吴恩远（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所研究员）、邢广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研究员）、李正乐（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研究员）、王正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于洪君（中共中央国际联络部研究员）、郭春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本书的各位执笔者是： 绪论：李慎明； 第一章：陈之骅； 第二章：王正泉、曹长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第三章：张树华； 第四章：吴恩远； 第五章：郭春生； 第六章：李正乐； 第七章：邢广程、汪亭友（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第八章：于洪君、王正泉； 附录：陈之骅。 本书作为一家之言，求教各位方家。我们深知，即将付梓的书稿，其中包括相关章节内容，还有不少缺憾；在一些技术性问题和具体文字表述上，尽管经过多次校正可能仍有疏漏，敬请学术界同行和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我们也十分愿意听取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十分乐意与大家进一步交流讨论。 我们课题组全体成员及各位撰稿者，单位不同，年龄相异，但在长达十年的研究过程中，都能相互支持、通力合作。作为主编，无论在思想理论，还是在学风、作风等方面，都向大家学到不少宝贵的东西。陈之骅研究员协助主编统稿，王正泉教授清华大学刘书林教授最后对注释和引文等技术性问题作了校正，汪亭友副教授协助主编对个别章节进行了必要的修改，王立强研究员对课题组的具体组织工作进行了协调。在此，一并深深致谢。 李慎明 2010年10月15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李慎明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国际问题研究系列） ISBN 978 7 5097 2002 8 Ⅰ.①居… Ⅱ.①李… Ⅲ.①苏联共产党 党史 研究 Ⅳ.①D35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3242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国际问题研究系列 居安思危 ——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 主编/李慎明 副主编/陈之骅 出版人/谢寿光 总编辑/邹东涛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 网址/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010）59367077 责任部门/编译中心（010）59367139 电子信箱/bianyibu@ssap.cn 项目负责人/祝得彬 责任编辑/朱海峰 刘娟 责任校对/孙光迹 责任印制/蔡静 董然 米扬 总经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59367081 59367089 经销/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排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刷/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33.25 字数/474千字 版次/2011年1月第1版 印次/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7 5097 2002 8 定价/7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Table of Contents 第一章 苏共兴衰的历史轨迹 第一节 一个新型的革命政党 一 19世纪末期国际工人运动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改良还是革命 第二节 苏共执政前期的辉煌业绩 一 党在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成功探索 第三节 苏共蜕变的开始与发展 一 党的二十大是苏共蜕变的发端 第四节 苏共的危机与败亡 一 改革初期的错误倾向 第二章 苏共的基本理论及指导方针 第一节 关于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问题 一 从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到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 第二节 关于共产党的地位和性质问题 一 从主张“多党合作”到强调“俄共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 第三节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 一 从社会主义社会是“很长的”过渡阶段到“短暂的”过渡阶段 第四节 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一 从“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到“阶级斗争熄灭论” 第五节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 一 所有制结构与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完全适合”论 第六节 关于时代、时代特征与对外关系问题 一 帝国主义时代与“世界革命”论 第三章 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 第一节 组织领导和舆论导向问题 一 组织领导问题 第二节 队伍建设和思想阵地问题 一 队伍建设问题 第三节 区别对待和方式方法问题 一 正确对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 第四章 苏共的党风 第一节 列宁、斯大林时期的苏共党风建设 一 牢牢坚持并维护党的无产阶级的性质 第二节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共党风 一 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开始被篡改 第三节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党风 一 全面背叛马列主义政党的性质 第五章 苏共的特权阶层 第一节 特权阶层的形成和基本特征 一 批驳一种错误观点 第二节 特权阶层对党的侵蚀 一 严重损害了苏联共产党的声誉 第三节 特权阶层与苏共败亡 一 特权阶层思想和立场的转变 第六章 苏共的组织路线 第一节 民主集中制 一 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 苏共的干部路线 一 列宁的干部路线 第三节 苏共基层组织工作中的问题 一 苏共基层组织的地位 第四节 党的监督问题 一 苏共的监督理论 第七章 苏共的领导集团 第一节 苏共领导集团的信仰 一 列宁、斯大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节 苏共领导集团的理论素养 一 列宁、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第三节 苏共领袖的领导才能 一 具有卓越领导才能的列宁、斯大林 第八章 苏共对西方世界西化、分化战略的应对 第一节 西方对苏联的和平演变策略 一 和平演变苏联是西方势力固定不移的战略目标 第二节 苏共应对和平演变的态度和做法 一 列宁、斯大林对西方势力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可能性保持高度警觉 第三节 戈尔巴乔夫时期对西方和平演变攻势的妥协与迎合 一 对西方和平演变攻势的妥协与迎合的主要表现

HỌC VIỆN Y DƯỢC HỌC CỔ TRUYỀN VIỆT NAM THS.BS KIỀU XUÂN DŨNG KINH DỊCH DIỄN GIẢNG NHÀ XUẤT BẢN Y HỌC Hà nội 2006 LỜI GIỚI THIỆU Kinh Dịch là cuốn sách triết học cổ phương đông được học tập, nghiên cứu và ứng dụng trong các ngành như thiên văn, lịch toán, nông nghiệp, kiến trúc và được ứng dụng rất nhiều trong y học. Kinh Dịch là một cuốn sách sử dụng hoàn toàn ngôn ngữ cổ, do đó việc học tập, nghiên cứu cũng như vận dụng trong y học gặp nhiều khó khăn, tuy nhiên Kinh Dịch được nhiều người tìm hiểu vì cuốn sách này tổng kết được nhiều kinh nghiệm và những hiểu biết về thế giới khách quan. Nhằm giúp bạn đọc muốn tìm hiểu về Kinh Dịch, nhất là các bạn đọc là thầy thuốc, giảng viên y học cổ truyền hiểu và vận dụng được Kinh Dịch nhằm nâng cao lý luận y học cổ truyền trong điều trị, giảng dạy và nghiên cứu. Tác giả đã tập hợp được nhiều tài liệu về Dịch học, phân tích, bình giảng, hệ thống hóa và trình bày một cách rõ ràng, có kết hợp với một số ví dụ minh họa dễ hiểu. Tôi trân trọng được giới thiệu cuốn sách Kinh Dịch Diễn Giảng của tác giả Kiều Xuân Dũng với bạn đọc yêu thích nghiên cứu về Kinh Dịch. Vì Kinh Dịch là một lĩnh vực khó nên chắc chắn cuốn sách còn có nhiều thiếu sót. Kính mong được bạn đọc xa gần đóng góp ý kiến để tác giả có thể chỉnh lý và hoàn thiện hơn. THỨ TRƯỞNG BỘ Y TẾ GIÁM ĐỐC HỌC VIỆN YDHCT VIỆT NAM GS.TS LÊ NGỌC TRỌNG MỤC LỤC 2

Trang Lời giới thiệu 2 Lời nói đầu 5 Viết tắt và kí hiệu trong sách Kinh Dịch Diễn Giảng 6 Phần 1 Cơ sở của Kinh Dịch 7 I Đại cương về Kinh Dịch II Quan điểm của Nho gia về Kinh Dịch 9 III Vị trí của Kinh Dịch đối với nền văn minh phương đông 11 IV Một số khái niệm trong Kinh Dịch 15 V Sự tạo thành bát quái và thuyết Lục tử của Văn Vương 20 VI Hà Đå 23 VII Lạc Thư 27 VIII Tiên Thiên Bát Quái 34 IX Hậu Thiên Bát Quái 37 X Lục Thập Tứ Quái 42 Trang Trang Phần 2. Chu Dịch Thượng Kinh 4 8 1. Bát Thuần Càn 49 16. Lôi Địa Dự 6 2. Bát Thuần Khôn 51 17. Trạch Lôi Tuỳ 3. Thuỷ Lôi Truân 53 18. Sơn Phong Cổ 4. Sơn Thuỷ Mông 19. Địa Trạch Lâm 3 5. Thuỷ Thiên Nhu 54 20. Phong §ịa Quán 6. Thiên Thủy Tụng 55 21. Hoả Lôi Phệ Hạp 7. ĐịaThuỷ Sư 22. Sơn Hoả Bí 8. Thuỷ §Þa Tỷ (Tỵ) 56 23. Sơn §ịa Bác 9. Phong Thiên Tiểu súc 57 24. Địa Lôi Phục 10. Thiên Trạch Lý 58 25. Thiên Lôi Vô Vọng 11. Địa Thiên Thái 26. Sơn Thiên Đại Súc 12. Thiên §ịa Bĩ 59 27. Sơn Lôi Di 13. Thiên Hoả Đồng Nhân 60 28. Trạch Phong Đại Quá 14. Hoả Thiên Đại Hữu 61 29. Tập Khảm 15. Địa Sơn Khiêm 30. Bát Thuần Ly 69 0 1 Trang Trang Phần 3. Chu Dịch Hạ Kinh 74 31. Trạch Sơn Hàm 48. Thuỷ Phong Tỉnh 88 32. Lôi Phong Hằng 75 49. Trạch Hoả Cách 90 33. Thiên Sơn Độn 76 50. Hoả Phong Đỉnh 91 34. Lôi Thiên Đại tráng

51. Bát thuần Chấn 35. Hoả §ịa Tấn 77 52. Bát thuần Cấn 92 36. Địa Hoả Minh Di 53. Phong Sơn Tiệm 93 37. Phong Hoả Gia Nhân 79 54. Lôi Trạch Quy muội 94 38. Hoả Trạch Khuê 80 55. Lôi Hoả Phong 95 39. Thuỷ Sơn Kiển 81 56. Hoả Sơn Lữ 96 40. Lôi Thủy Giải 57. Bát Thuần Tốn 97 41. Sơn Trạch Tổn 82 58. Bát Thuần Đoài 42. Phong Lôi Ích 83 59. Phong Thuỷ Hoán 98 43. Trạch Thiên Quải 84 60. Thuỷ Trạch Tiết 99 44. Thiên Phong Cấu 85 61. Phong trạch Trung phu 100 45. Địa Trạch Tuỵ 86 62. Lôi Sơn Tiểu Quá 101 46. Địa Phong Thăng 87 63. Thuỷ Hoả Ký Tế 102 47. Trạch Thuỷ Khốn 64. Hoả Thủy Vị Tế 103 Trang Phần 4 Một số ứng dụng minh họa 105 Kinh Dịch và Y lý Ứng dụng Kinh Dịch trong dự đoán học 106 Phương pháp diễn dịch 6 bộ vị mạch từ tiên đề âm dương 108 Ứng dụng Dịch lý trong thuyết Thuỷ Hoả của HTLÔ 109 Linh quy bát pháp 111 Bảng tra cứu giờ huyệt mở theo Linh Quy Bát Pháp 116 Tài liệu tham khảo 117 LỜI NÓI ĐẦU Cũng giống như nhiÒu người khác, lứa tuổi của tôi thời thơ ấu đều thích thú với văn hoá cổ Trung Hoa cùng với các quan niệm về càn khôn, con người và vũ trụ được nói nhiều trong tứ thư, ngũ kinh. Không biết có phải cơ duyên hay không mà sau khi thi đỗ nội trú khoá IX của Trường Đại học Y khoa Hà Nội, tôi xin vào học nội trú chuyên ngành Y học cổ truyền, một môn học có liên quan chặt chẽ với văn hoá Trung Hoa. Sau khi tốt nghiệp bác sĩ nội trú, trở thành giảng viên y học cổ

truyền mà tôi vẫn chưa lý giải được nhiều vấn đề như tại sao thận dương hư hay còn gọi là mệnh môn hỏa suy, long lôi tướng hỏa là gì? Khi được mời giảng về chương Huyền Tẫn Phát Vi tôi mới tìm sách của Hải Thượng để đọc mà cũng không hiểu gì nhiều cho tới khi Hải Thượng nói rằng: trước khi học thuốc thì hãy học Dịch, nếu người thầy thuốc mà không học Dịch thì chỉ là thầy thuốc tầm thường mà thôi. Thế rồi DÞch học cuốn hút tôi, môn học này đầy các quan niệm cũ mà như mới, ở đâu đó, tinh thần của Kinh Dịch được thể hiện trong các bài học từ âm dương, ngũ hành cho tới cây thuốc, vị thuốc. Vậy thì Kinh Dịch là gì? Tại sao Kinh Dịch lại gắn bó nhiều với nghề Y như vậy? Thế là tôi tìm Kinh Dịch để đọc và học. Thật là khó khăn cho người tự học Kinh Dịch, lời lẽ thì khô khan lủng củng, hiểu được Dịch chẳng dễ dàng chút nào. Cuối cùng tôi cũng đọc được hết và nắm được tinh thần cơ bản của Dịch. Từ đó tôi hiểu rõ hơn về lý luận y học cổ truyền và mở rộng kiến thức của mình trong các lĩnh vực khác. Kinh Dịch đã giúp tôi làm nghề tốt hơn, hiểu nghề tốt hơn và sống tốt hơn. Nhằm giúp bạn đọc tìm hiểu về Kinh Dịch, nhất là bạn đọc làm nghề y học cổ truyền, tôi viết ra những hiểu biết của mình về những điều cơ bản trong Dịch với tâm nguyện giúp bạn đọc lần đầu đến với Kinh Dịch dễ dàng hơn. Xin nói rõ rằng, tôi chỉ là người tập hợp lại những hiểu biết của người xưa và nay, có phân tích, bình giảng với các dẫn chứng để minh họa cho dễ hiểu, dễ nhớ.

Kinh Dịch từ xưa tới nay chỉ thuộc về Phục Hy Hạ Vũ – Văn Vương – Chu Công Đán và Khổng Tử . Chắc chắn cuốn sách này còn nhiều thiếu sót, mong các đồng nghiệp và bạn đọc xa gần chỉ giáo và giúp đỡ để cuốn sách ngày càng hoàn thiện hơn. Hà nội, mùa thu 2006 Tác giả KÝ HIỆU VIẾT TẮT TRONG SÁCH KINH DỊCH DIỄN GIẢNG I Ký hiệu tên 14 kinh mạch, tên huyệt và dùng thứ tự số La mã cho các đường kinh 1 Kinh Thủ Thái âm Phế: I 2 Kinh Thủ Dương minh Đại Trường: II 3 Kinh Túc Dương minh Vị: III 4 Kinh Túc Thái âm Tỳ: IV 5 Kinh Thủ Thiếu âm Tâm: V 6 Kinh Thủ Thái Dương Tiểu Trường: VI 7 Kinh Túc Thái Dương Bàng Quang: VII hoặc BQ 8 Kinh Túc Thiếu âm Thận: VIII 9 Kinh Thủ Quyết âm Tâm Bào: IX 10 Kinh Thủ Thiếu dương Tam Tiêu: X 11 Kinh Túc Thiếu dương Đởm: XI 12 Kinh Túc Quyết âm Can: XII 13 Mạch Đốc: XIII 14 Mạch Nhâm: XIV Huyệt chính: dùng số La mã tên kinh đó cùng số thứ tự A rập cho huyệt như huyệt Trung phủ thuộc kinh Phế: I 1, huyệt Ngoại quan thuộc kinh Tam Tiêu: X 5, huyệt Chiếu hải thuộc kinh Thận: VIII 6…. II Các ký hiệu viết tắt khác: Kinh dương: D, kinh âm: Â, TCN: trước công nguyên, ĐB: đông bắc, ĐN: đông nam, TB: tây bắc, TN: tây nam, LQBP: Linh Quy Bát Pháp, HTLÔ: Hải Thượng Lãn Ông. TTBQ: Tiên Thiên Bát Quái, HTBQ: Hậu Thiên Bát Quái. Càn, Ly…. là quẻ Càn, quẻ Ly hoặc tượng của quẻ Càn, Ly như Càn trời, Khôn đất, Tốn là gió là gỗ, Đoài là đầm hoặc Càn cha: Càn ví như cha, Tốn là trưởng nữ, Chấn là trưởng nam, Khảm là trung nam…

Khi nói về tính của quẻ thường hay nói hoặc viết tắt, chẳng hạn như: Càn thì cương quyết, mãnh liệt, Đoài thì vui vẻ, đẹp lòng, Ly thì sáng sủa, trống rỗng, Chấn thì động, cứng rắn, Tốn mềm mại thuận hòa, Khảm thì hiểm, Cấn ngồi im, dừng lại, Khôn thuận hòa là nói về tính của các quẻ đó: Ví dụ: khi viết: Đoài đẹp lòng mà làm Chấn động theo thì phải hiểu là vì tính của quẻ Đoài là đẹp lòng, tính quẻ Chấn là động nên đẹp lòng thì động theo. Khi viết hào 6 là hào lục hay còn gọi là hào âm, hào 9 còn gọi là hào cửu hay hào dương, ví dụ hào 6 ngôi 5 thì phải hiểu là hào lục ngũ hay hào âm ngôi 5, hào 9 ngôi 2 là hào cửu nhị hay hào dương ngôi 2. Về số của hào thì hào âm là số 6, hào dương là số 9, còn khi viết là hào 1, hào 2, hào 3, hào 4, hào 5, hào 6 là có ý chỉ rằng đó là hào số 1 ở ngôi 1, hào số 2 ở ngôi 2, hào số 3 ở ngôi 3, hào số 4 ở ngôi 4, hào số 5 ở ngôi 5, hào số 6 ở ngôi 6. Hào 6 có hai ý, một là hào âm, hào lục, hai là hào số 6, ngôi trên. CƠ SỞ CỦA KINH DỊCH I. ĐẠI CƯƠNG VỀ KINH DỊCH I.1. Định nghĩa chữ Dịch Kinh là quyển sách. Dịch là sự chuyển dịch, là sự biến đổi. Nói một cách nôm na và cho dễ hiểu thì Kinh Dịch là một quyển sách nói về các sự biến đổi trong toàn bộ thế giới quanh ta.

Chữ Dịch gồm có 3 nghĩa: Bất Dịch, Giao Dịch và Biến Dịch. Bất Dịch: chẳng có gì thay đổi cả, âm dương trai gái gặp nhau mà không giao nhau thì chẳng có kết quả gì xảy ra. Càn vẫn là Càn, Khôn vẫn là Khôn Giao Dịch: là sự trao đổi, thảo luận giữa các sự vật và hiện tượng: Càn giao Khôn thì ra Tốn, Ly, Đoài Khôn giao Càn thì ra Chấn, Khảm, Cấn Biến Dịch: là kết quả của giao dịch. Khi đã có sự giao dịch, giống như sự mua bán. Khi mua nhà, nếu người mua không muốn mua, người bán không muốn bán thì nhà vẫn của người bán, tiền vẫn của người mua, chẳng có gì xảy ra cả. Khi hai ý định bán mua gặp nhau thì có giao dịch, đó là sự mặc cả. Cuộc giao dịch xong là đã gây nên sự biến dịch, đó là kết quả của sự bất dịch mới, người mua trở thành chủ sở hữu ngôi nhà, còn người bán trở thành chủ sở hữu của một món tiền tương ứng. Do đó chữ Dịch bao gồm cả ba nghĩa, trong đó biến dịch là quan trọng nhất như trong triết học vẫn thường nói, vận động chính là phương thức của tồn tại. Ngoài ra còn có nhiều cách giải thích khác nhau như con thằn lằn thay đổi mầu sắc 12 lần trong một ngày, hoặc như sự dịch chuyển của mặt trời và mặt trăng. I.2. Nguồn gốc Kinh Dịch: Khởi thủy là Phục Hy ( 4477 4363 TCN ) còn gọi là Đào Hy, Thái Cao hay Thái Hạo tìm ra Hà Đồ khi trông thấy con long mã nổi lên trên sông Hoàng Hà, nhà vua ghi lại những chấm trên lưng con long mã giống như một bức đồ họa của sông Hoàng Hà, trên cơ sở đó, sau này Văn Vương đã xây dựng nên Hậu Thiên Bát Quái.

Khoảng hơn 2000 năm sau, Vua Hạ Vũ ( 2205 1766 TCN ) khi đi trị thủy trên sông Lạc tìm thấy trên lưng con rùa cũng có một bức đồ hình đặc biệt gọi là Lạc Thư. Từ đó ông tìm ra nhiều ứng dụng, một trong ứng dụng quan trọng nhất là cửu trù hồng phạm. Hơn 1000 năm sau, Chu Văn Vương, vào khoảng ( 1144 năm TCN ) trong khi nằm ở ngục Dữu Lý đã xếp lại quẻ Dịch của Phục Hy và viết thoán từ cho quẻ. Sau đó Chu Công Đán là con của Chu Văn Vương đã đặt lời cho từng vạch một hay còn gọi là hào từ gồm có 384 hào của 64 quẻ. Ông gán cho mỗi hào một ý nghĩa ngắn gọn mang tính triết lý hoặc sự lành dữ, tốt xấu. Chu Văn Vương có tới 100 người con, người con đầu là Bá Ấp Khảo, người con thứ hai là Chu Võ Vương, người mà sau này tiêu diệt nhà Thương Ân và lập nên vương triều nhà Chu, người con thứ tư là Chu Công Đán hay còn gọi là Chu Công, người viết tiếp Kinh Dịch của cha và người con 8 thứ 100 của Chu Văn Vương là Lôi Chấn Tử. Người con này, trên đường về kinh, Văn Vương nhặt được, ông nhận nuôi và đặt tên là Lôi Chấn Tử nghĩa là đứa trẻ được sinh ra sau tiếng sấm nổ. Vì các thoán từ vµ hào từ của Văn Vương và Chu Công quá vắn tắt và nhiều câu lơ lửng, khó hiểu nên Khổng Tử ( 551 479 TCN ) viết Thập Dực (mười cánh ) nhằm giải thích ý nghĩa thoán từ và những câu lơ lửng khó hiểu trong Kinh Dịch. Vì vậy tiên nho mới ví thập dực giống như mười cánh chim bay bổng, có ý nói Kinh Dịch đến đây là đã hoàn tất và có thể phát huy được hết ý nghĩa của nó.

THẬP DỰC GỒM 1. Thoán Thượng Truyện 6. HÖ Từ Hạ Truyện 2. Thoán Hạ Truyện 7. Văn Ngôn Truyện 3. Tượng Thượng Truyện 8. Thuyết Quái Truyện 4. Tượng Hạ Truyện 9. Tự Quái Truyện 5. Hệ Từ Thượng Truyện 10. Tạp Quái Truyện Sau đó Khổng Tử chia làm hai thiên: Chu Dịch Thượng Kinh gồm 30 quẻ và Chu Dịch Hạ Kinh gồm 34 quẻ.Vì vậy Kinh Dịch do 5 người xây dựng nên, đó là: 1. Hà Đồ và Tiên Thiên Bát Quái của Phục Hy 2. Lạc Thư và Cửu trù hồng phạm của Hạ vũ. 3. Thoán từ và HTBQ của Văn Vương. 4. Hào từ của Chu Công Đán. 5. Thập dực gồm 10 thiên truyện của Khổng Tử. Ngoài ra các sách viết về Kinh Dịch rất nhiều, có tới 150 bộ gồm 1761 quyển của 158 tác giả nhưng tất cả đều xoay quanh nội dung của các tác giả nêu trên. Mặc dù như vậy, hiện nay vẫn còn tồn tại nhiều giả thuyết khác nữa về nguồn gốc của Kinh Dịch. I.3. Các loại Kinh Dịch: 1. Liên Sơn Dịch: là sách Dịch nhà Hạ có từ thời Phục Hy. 2. Qui Tàng Dịch: là sách Dịch nhà Thương có từ thời vua Thần Nông, nông nghiệp phát triển nên lấy quẻ Khôn làm chủ. 3. Chu Dịch: là sách Dịch nhà Chu, đó là thời Chu Văn Vương, Chu Võ Vương khởi nghiệp, lúc này trình độ khoa học đã phát triển nên lấy quẻ Càn và Khôn làm chủ. Trong Tứ Khố Toàn Thư Liên minh Mục Lục có 4 bộ: Kinh, Tử, Tập, Sử thì Kinh Dịch được xếp vào bộ Kinh. Ngày nay trong các Y văn không còn nhắc tới Liên Sơn Dịch và Qui Tàng Dịch nữa mà tất cả các sách về Dịch chỉ nói về Chu Dịch mà thôi, I.4. Bố

cục của Kinh Dịch: 1. Bố cục theo cổ truyền: Chính kinh gồm Chu Dịch Thượng Kinh từ quẻ Càn tới quẻ Ly ( 30 quẻ ) và Chu Dịch Hạ Kinh từ quẻ Hàm tới quẻ Vị Tế ( 34 quẻ ) Phần Dực Truyện có 6 truyện của Khổng Tử. 2. Bố cục theo lẽ thiên, nhân, địa: Giai đoạn Càn Khôn: là hai quẻ tượng trưng cho trời đất, là cha mẹ muôn loài, đó là giai đoạn tiên thiên Giai đoạn Hàm Hằng: là giai đoạn hậu thiên thuộc về con người mà tiêu biểu là mối quan hệ nam nữ, vợ chồng. Nhờ Hàm mà thiên địa cảm nhi vạn vật hóa sinh, nhờ Hằng mà tứ thời biến hóa nhi năng cửu thành. Giai đoạn ký tế và vị tế: ký tế là việc đã xong, đã sang sông, đã giúp nhau. Vị tế là chưa xong, chưa sang sông, chưa giúp nhau và vì vậy mới nối tiếp một vòng Dịch mới, tuần hoàn như năm tháng, như đời người giống như một chiếc vòng ngọc không có điểm nối ( chu nhi phục thỉ, như hoàn vô đoan ). II. QUAN ĐIỂM CỦA NHO GIAVỀ KINH DỊCH Theo Trình Di, gọi là Dịch mới có lý, nếu như xếp đặt nhất định thì có cái lý gì? Cuộc biến đổi của trời đất âm dương cũng như hai thớt cối xay, lên xuống đầy vơi, cứng mềm chưa từng dừng nghỉ. Dương thường hữu dư, âm thường bất túc cho nên mới không đều nhau. Ví như cối xay đã quay, răng của nó phải không bằng nhau, đã không bằng nhau thì sẽ sinh ra hàng vạn sự biến đổi. Trong Kinh Dịch chỉ nói về lẽ tráo trở, đi lại, lên xuống. Làm Kinh Dịch từ trời đất, tối sáng cho đến cây cỏ, sâu bọ nhỏ nhặt, không có cái nào mà không thích hợp.

Lý luận là vô hình, cho nên người ta mượn tượng để tỏ rõ lý, lý hiện ở lời thì có thể do lời mà biết tượng. Vì vậy nói rằng “ Hiểu được ý nghĩa của nó thì số sẽ ở bên trong ”. Xem Kinh Dịch phải biết thời. Tất cả sáu hào ai ai cũng có thể dùng, ông thánh có chỗ dùng của ông thánh, ông hiền có chỗ dùng của ông hiền, người thường có chỗ dùng của người thường, kẻ có học có chỗ dùng của kẻ có học, vua có chỗ dùng của vua, tôi có chỗ dùng của tôi, không đâu là không thông suốt. Chu Hy nói rằng: lúc đầu thánh nhân làm ra Dịch chỉ là ngửa xem cúi xét thấy rằng, đầy khoảng trời đất không có cái gì không phải là lẽ một âm, một dương, có lẽ ấy thì có tượng ấy, có tượng ấy thì số của nó tự ở bên trong. Chẳng những Hà Đồ, Lạc Thư như thế mà cái gọi là “ số ” kia cũng chỉ là những chỗ chia hạn, chừng mực ở mức độ nhất định. Được dương thì lẻ, được âm thì chẵn, càn đạo thành nam, khôn đạo thành nữ, các vật đều thế. Hà Đồ, Lạc Thư là thứ khéo hơn, rõ hơn mà thôi. Thánh nhân lúc đầu vạch quẻ chỉ vạch một vạch lẻ để hình dung khí dương, vạch một vạch chẵn để hình dung khí âm. Nhưng hễ có hai thì liền có bốn, hễ có bốn thì liền có tám và cứ thế lần lượt các hào vạch xuất hiện tới 64 quẻ với 384 hào. Trong khoảng trời đất này còn có cái gì khác nữa mà chỉ là hai chữ âm dương mà thôi. Bất kỳ việc gì đều không thể

nào lìa được hai chữ âm dương. Hãy coi trọng thân thể mình, hễ mở mắt ra, chẳng là âm thì là dương, chẳng là nhân thì là nghĩa, chẳng cứng thì mềm. Tự mình muốn làm thẳng lên thì là dương, hễ mà thu lại, lùi lại thì là âm. Cùng bạn học thủa xưa, người học tiếp thì thành thầy, người học ít hơn thì làm thợ mà sự có học khác với sự không có học ở chỗ: người có học thì được người ít học nuôi và được lãnh đạo người ít học, người ít học hoặc không có học thì phải nuôi người có học và bị người có học sai khiến. Lẽ âm dương là vậy, nhưng nếu chỉ một âm một dương thì chưa đủ cai quản mọi lẽ, vì vậy thánh nhân mới xoay xoả âm dương thành 64 quẻ với 384 hào. 10 Dịch chỉ là âm dương giao đổi. Trong Dịch, các bậc tiên nho đều mượn chuyện hư không đặt ra. Nếu quẻ mà nói thẳng ra thì chỉ được một việc. Chỉ có cách nói bằng tượng thì lúc chiêm nghiệm mới có nhiều việc ứng được vào đó. Kinh Dịch là sách vì người quân tử mà làm ra hay còn gọi là sách của người quân tử. Kẻ tiểu nhân lấy bụng tiểu nhân mà xét đoán thì không làm sao hiểu được. Tiên nho ( các bậc tiền bối về nho học ) nói: “Kinh Dịch chỉ mưu tính cho người quân tử, không mưu tính cho tiểu nhân”. Lời nói ấy thật chính xác. Ngày nay học Dịch, ta nên chia làm 3 bậc mà coi. Bậc một là Dịch của Phục Hy chỉ cốt dùng vào việc bói toán, khi vạch quẻ, Phục Hy chỉ có hào dương, hào âm, vạch liền, vạch đứt, chứ đâu có nhiều văn tự ngôn ngữ. Chỉ có quẻ ấy thì có tượng ấy như quẻ Càn có tượng là trời, quẻ Khôn có tượng là đất. Bậc hai là Dịch của Văn Vương và Chu Công Đán đã chia thành 64 quẻ và chú thích lời quẻ, lời hào nhưng vẫn mang màu sắc bói toán. Bậc ba là Dịch của Khổng Tử, đó chính là Thập Dực, Khổng Tử viết truyện để chú giải về lời thoán, về tượng số,… và chú trọng về tu thân xử thế trong đạo làm người quân tử.

Ngày nay nhiều người khi nói về Kinh Dịch, có khi họ chưa hiểu được tượng của Càn Khôn mà đã nói về cái lý của Càn Khôn. Khi coi Dịch, cần chú ý khi chưa vạch quẻ, các hào dương, hào âm vẫn im lặng, không động, mừng giận, buồn vui chưa phát tiết, nó chỉ là cái rất rỗng, rất tĩnh . Đến khi vạch quẻ, khi tượng số hiện ra mới nói lên rất nhiều đạo lý về sự lành dữ. Cho nên Kinh Lễ chép rằng: “ khiết tĩnh tinh vi là giáo hoá của Kinh Dịch ”. Kinh Dịch là thứ sách từ sự hư không mà làm ra. Kinh Thi thật có nhân tình mới làm ra các vần thơ bất hủ. Kinh Thư thật có chính sự mưu mô mới làm ra sách ấy. Kinh Xuân Thu chỉ chép lại các sự kiện lịch sử của thời Hậu Chu. Còn Kinh Dịch thì không có các sự kiện đã qua mà chỉ do từ sự hư không làm ra theo lý lẽ của âm dương trời đất. Trước khi có hào vạch, ở Kinh Dịch chỉ là một thứ hồn nhiên, ở con người ta là một tấm lòng yên lặng như tờ, đến khi có hào vạch người ta mới thấy hào vạch ấy có ý nghĩa như thế nào nhưng mà vẫn theo cái nghĩa rất mơ hồ nhưng cũng rất gần gũi giống như khi ta đến một vùng đất mới, lúc đến thì chưa có ấn tượng gì nhưng khi xa nó, chia tay nó, thì vùng quê ấy, vùng đất ấy trở nên một phần của cuộc đời ta. Kinh Dịch khó xem không giống như sách khác, Kinh Dịch nói về vật nào không phải thật là vật ấy như nói rồng mà chẳng ai thấy rồng đâu hoặc trong ngành Y

học cổ truyền nói thận mà chẳng phải là thận. Các sách khác thường nói thế nào thì thật là thế ấy, hiếu là hiếu, nhân là nhân. Trong Kinh Dịch có nhiều chỗ không sao hiểu được. Kinh Dịch khó xem, không ngôn ngữ nào có thể hình dung ra được. Bởi lời hào chỉ là nói bóng tượng, mà ở trong đó không gì là không có. Học Kinh Dịch có thể làm cho người học biết được quy luật của trời đất, biết sợ hãi, tu tỉnh mà theo đường chính. Học Dịch không phải khi gặp việc mới xem, mới biết run sợ mà phải đọc Dịch luôn luôn, trong lúc rỗi, ngẫm những đạo lý trong lời kinh so với địa vị của mình hiện tại thì nên sống ra sao? Dịch có 4 điều thuộc về đạo của thánh nhân: Để nói thì chuộng lời Để hành động thì chuộng sự biến đổi Để chế đồ đạc thì chuộng hình tượng 11 Để bói toán thì chuộng lời chiêm đoán của nó Cái lẽ lành dữ, tiêu trưởng, cái đạo tiến lui, còn mất có đủ ở lời. Suy lời xét quẻ có thể biết được sự biến đổi. Người quân tử khi ở yên thì coi hình tượng mà ngẫm về lời lẽ của tượng, khi hành động thì coi sự biến đổi mà suy đoán, hiểu lời mà không đạt được ý thì có chứ chưa có ai không hiểu lời mà thông suốt được ý của nó bao giờ. Đó cũng là cái lẽ của người xưa dùng tĩnh chế động theo lý: “dĩ bất biến ứng vạn biến”. Trong Kinh Dịch, tiên nho cho rằng, hào dương là quân tử hay đàn ông, hào âm là tiểu nhân hay đàn bà. Hào dương ở ngôi lẻ là quân tử được ngôi. Hào dương ở ngôi chẵn là quân tử không ngôi. Hào âm ở ngôi chẵn là tiểu nhân biết điều. Hào âm ở ngôi lẻ là tiểu nhân làm bậy.

Từ xưa tới nay ai cũng tin rằng Kinh Dịch là một bộ sách khó hiểu và đúng như vậy. Cái khó hiểu của Kinh Dịch không phải là ý tứ sâu xa mà tại lời văn chủng chẳng, rã rời, ngớ ngẩn như lời bọn đồng cốt, không đầu đuôi, không mạch lạc, có chỗ còn không đúng văn pháp. Có câu có thể hiểu theo mấy nghĩa mà chẳng thể bảo nghĩa nào là đúng, là sai. Tinh thần của Kinh Dịch là ở chỗ đó và khi đã hiểu được Dịch rồi thì có sách nào mà không thể học nổi. Kinh Dịch nên đọc những lúc trong lòng yên tĩnh mới tìm được ý nghĩa của nó và không nên giữ ý kiến riêng của mình, nếu là người từng trải thì càng lĩnh hội được nhiều ý tứ sâu xa của những lời kinh vu vơ trong Kinh Dịch. ( lược khảo Ngô Tất Tố và Phan Bội Châu ) III. VỊ TRÍ CỦA KINH DỊCH ĐỐI VỚI NỀN VĂN MINH PHƯƠNG ĐÔNG III.1. Đại cương: Để hiểu được vị trí của Kinh Dịch trong nền văn minh phương đông của loài người, chúng ta hãy khái quát hóa lần lượt sự ra đời các triều đại từ xưa tới nay và vị trí cũng như tầm ảnh hưởng của Kinh Dịch trong nền văn hóa ấy, lần lượt bắt đầu từ Trung Quốc, Nhật Bản, Hàn Quốc và Việt Nam. Lời mở đầu của bộ phim truyền hình: “ Đường Minh Hoàng ” có câu: “ trải qua bao nhiêu trận chiến, mới giành được ngôi cửu ngũ chí tôn ”. Cũng vậy khi xem phim: “ Khang Hy Vi Hành ” lời mở đầu phim có bài hát: “ tam hoàng, ngũ đế, vạn đại thiên thu, dĩ dân vi bản ”. Vậy thì ngôi cửu ngũ là gì? Đường Minh Hoàng là ai? Tam hoàng, ngũ đế là ông vua nào? Những ông vua ấy có ảnh hưởng gì tới Kinh Dịch?

III.2. Sơ lược về các triều đại phong kiến Trung Quốc: Lịch sử loài người đã có từ hàng vạn năm trước đây, khó có sự kiện nào được ghi lại cụ thể, ngay như sách vở và tư liệu lịch sử ghi lại cũng chỉ có chừng mực. Có nhiều tài liệu khác nhau và cách nhìn nhận sự việc cũng khác nhau, nhất là các ông vua thời tiền sử thực ra chỉ là các tù trưởng, cũng lao động cùng bộ lạc của mình, chẳng hạn như vua Vũ đi trị thuỷ ở sông Lạc, lao động vất vả 18 năm trời, đi qua nhà mà 12 chẳng có thời gian về nhà chứ đâu có như sách khác nói là vua Vũ nhân đi chơi ở sông Lạc, nhìn thấy con rùa mà tìm ra Lạc Thư. Sử sách ghi lại các triều đại đầu tiên ở Trung Hoa là tam hoàng, gồm có vua: Phục Hy, Hoàng Đế, Thần Nông. Phục Hy có từ năm 4477 trước công nguyên, là người tìm ra Hà Đồ và vạch quẻ, những kiến thức đầu tiên trong Kinh Dịch. Hoàng Đế với Kỳ Bá nổi tiếng trong Nội Kinh Tố Vấn và vua Thần Nông rất giỏi trong công việc nông nghiệp và dùng thuốc. Tương truyền khi thế gian mắc bệnh dịch, vua Hoàng Đế sai vua Thần Nông mang thuốc xuống chữa cho nhân dân thoát khỏi các bệnh dịch hiểm nghèo. Các vị vua trong thời thượng cổ rất gần gũi với nhân dân, cùng ăn, cùng ở, cùng làm với nhân dân, vua Phục Hy dạy dân cày cấy, từ tượng quẻ mà chế ra công cụ lao động, nhìn vào quẻ Bát Thuần Ly mà chế ra lưới bắt cá, thấy quẻ Phong Thủy Hoán có tượng gỗ trên nước mà đẽo cây làm thuyền, thấy tượng quẻ Hỏa Phong Đỉnh liền chế

ra cái vạc để nấu chín thức ăn. Nhà vua nhìn thấy quẻ Phong Lôi Ích, trên là quẻ Tốn, dưới là quẻ Chấn. Tốn là âm mộc, Chấn là dương mộc, gỗ ở trên thì đi, gỗ ở dưới thì động nên đẽo gỗ cứng làm lưỡi cày, uốn gỗ mềm làm cán cày để cho nhân dân cày ruộng. Cũng có tài liệu ghi rằng, tam hoàng không chỉ có Phục Hy, Hoàng Đế, Thần Nông mà còn có Nữ Oa, Chúc Dung và Toại Nhân nữa. Còn 5 ông vua sau này, có sách nói là Đường Nghiêu, Ngu Thuấn, Hạ Vũ, Xuyên Húc và Thiếu Hạo, còn sách khác lại cho rằng đó là Phục Hy, Hoàng Đế, Thần Nông và Nghiêu Thuấn. Có sách khác còn nói có cả Đế Cốc và Thiếu Hiệu. Về thời ngũ đế, sử sách nói nhiều về cách cai trị của Nghiêu và Thuấn, hai vị vua này thương dân như con, đồng cam cộng khổ với dân và khi truyền ngôi thì tìm người tài để truyền chứ không truyền ngôi cho con. Chuyện kể rằng, khi biết Hứa Do là một người tài, nhà vua muốn truyền ngôi cho nhưng Hứa Do ưa cuộc sống tự do, không muốn ràng buộc vào quyền lực, ông rất bực mình vì đã trót nghe phải lời nói “bẩn” bèn ra suối rửa tai, khi đó Sào Phủ đang cho trâu uống nước gần đó, khi nghe biết chuyện, Sào Phủ bèn dắt trâu đi uống nước nơi khác, lý do chỉ vì, nước suối đã nhiễm phải lời nói bẩn ấy rồi. Đó có phải chăng là sự cao đạo của kẻ sĩ! Trong thời Nghiêu Thuấn hay xảy ra lụt lội, vua bèn sai ông Cổn là bố của ông Vũ đi trị thuỷ, vì không hiểu nên ông Cổn chỉ biết ngăn nước mà không biết khơi dòng chảy cho nước thoát đi, lũ lụt ngày càng nặng thêm. Nhà vua bắt tội ông Cổn và sai con là ông Vũ đi trị thuỷ thay cha, sau gần hai chục năm ròng vất vả, ông Vũ trị thuỷ

thành công và được nhà vua truyền ngôi, lập nên vương triều nhà Hạ và là vị vua đầu tiên lấy tên hiệu là Hạ Vũ. Đến cuối đời nhà Hạ, vua Kiệt vô đạo nên đánh mất cơ đồ. Được Y Doãn giúp sức, Thành Thang lật đổ nhà Hạ và lập nên nhà Thương kéo dài hơn 500 năm gồm 28 đời vua. Đời đầu là vua Thành Thang, đời 28 là Trụ Vương Ân Thọ mà còn gọi là nhà Ân, triều đại này liên quan tới sự tích Thánh Gióng ở Việt Nam. Trong giai đoạn này, thái sư nhà Ân là Văn Trọng hay đi đánh giặc nơi xa, triều chính do hai đại thần Vưu Hồn và Bí Trọng khuynh đảo làm Trụ Vương Ân Thọ chìm đắm trong mê muội, tin gian thần, giết tể tướng Tỷ Can, nghe lời Đát Kỷ lập ra nhiều công cụ tra tấn để giết hại lương thần, lập kế giết Tây Bá Hầu Cơ Xương mà sau này là Văn 13 Vương, người có công sắp xếp Kinh Dịch và Hậu Thiên Bát Quái. Cuối cùng Trụ Vương Ân Thọ và nhà Thương Ân cũng bị tiêu diệt bởi Võ Vương là con thứ hai của Văn Vương và lập nên nhà Chu. Nhà Chu có hai thời kỳ: Tây Chu và Đông Chu, cuối đời nhà Chu loạn lạc liên miên, chư hầu xâu xé nhau và trong lịch sử ghi lại các sự kiện đẫm máu trong thời Xuân Thu – Chiến Quốc. Cuối đời Chiến Quốc, lịch sử ghi lại chiến công của Tần Doanh Chính tiêu diệt 6 nước chư hầu và thống nhất Trung Quốc thành nhà Tần. Nhà Chu mệnh hoả, nhà Tần diệt nhà Chu nên nhà Tần mệnh thuỷ, chiến công oanh liệt, xứng đáng với ngôi Hoàng Đế cho nên vị vua trẻ tuổi Tần Doanh Chính lên ngôi Hoàng Đế và đặt tên hiệu là Tần Thuỷ Hoàng Đế. Một thuyết khác cho rằng vì biên giới nhà Tần có một con sông lớn, nước sâu thăm thẳm và nước càng sâu thì càng thấy mầu đen. Do đó mầu đen là mầu của thuỷ. Thuỷ lại là do số 1 của trời sinh ra. Vì vậy nhà Tần mạng thuỷ và do thuỷ có mầu đen nên quần áo quân Tần, cờ

của quân Tần đều có mầu đen. Nhà Tần là nhà nước tập quyền phong kiến đầu tiên của Trung Quốc, bởi vì các triều đại trước đó, sau khi giành được chính quyền thường cắt đất phong vương. Đó là cơ sở cho các lãnh chúa cát cứ từng vùng một và nhiều khi không nghe lệnh của chính quyền trung ương. Nhận thấy điều nguy hiểm đó, Tần Thuỷ Hoàng không cắt đất phong vương cho anh em, con cháu mà tập trung toàn bộ đất đai và quyền lực vào chính quyền trung ương, chia đất nước ra thành các quận huyện và các hình thức chính quyền đó còn tồn tại cho tới bây giờ. Nhà Tần thực hiện chính sách hà khắc, đốt sách, chôn nhà nho nên chỉ duy trì được một đời vua và bị Hạng Vũ – Lưu Bang tiêu diệt . Cuối cùng Lưu Bang thống nhất được đất nước lập nên nhà Hán, cuối đời nhà Hán là thời Tam Quốc và lần lượt các triều đại thay thế nhau như nhà Nguỵ – nhà Tuỳ – nhà Đường – nhà Tống – nhà Minh và cuối cùng là triều đại nhà Thanh với 13 đời vua kế tiếp. Đời đầu là Nỗ Nhĩ Cáp Tề Anh Minh Hoàng Đế cho tới đời vua cuối cùng là vua Phổ Nghi. Trong các triều đại, triều đại nào gắn bó với dân, lấy dân làm gốc thì tồn tại lâu dài như thời tam hoàng, ngũ đế. Đó chính là Đế đạo, còn triều đại nào tồn tại bởi sự đàn áp hà khắc, bắt buộc dân theo mà không do sự tự nguyện của họ thì sẽ bị sụp đổ nhanh chóng. Đó chính là con đường Bá đạo. III.3. Vị trí của Kinh Dịch đối với nền văn minh phương đông:

III.3.1. Tại Trung Quốc: Khoảng trên 500 năm trước công nguyên, xuất hiện Khổng Tử ( 551 479 TCN ) là người sáng lập ra đạo nho, sau đó còn nhiều nhà nho khác như Mạnh Tử, Tuân Tử, Cáo Tử, Trình Di, Chu Hy trong các đời nhà Tần, nhà Hán và nhà Tống,. Các nhà nho này đã có nhiều công sức trong việc xây dựng nho giáo và Kinh Dịch. Các tác phẩm gồm tứ thư, đó là 4 cuốn: Luận Ngữ: chép lời Khổng Tử nói với học trò Đại Học: là sách dạy về đạo làm quan Mạnh Tử: ghi chép lời của Mạnh Tử với học trò và các bậc vương hầu Trung Dung: là sách dạy về đạo làm người phải nên ăn ở như thế nào. Trong đó cuốn Luận Ngữ là quan trọng nhất đã được dịch ra tiếng Việt. Các tác phẩm nổi tiếng sau đó là ngũ kinh gồm: Kinh Thi 14 Kinh Thư Kinh Lễ Kinh Xuân Thu Kinh Dịch Ngoài ra sau này còn có Kinh Nhạc nữa, trong đó Kinh Dịch là một cuốn sách khó xem nhất tựa như là một cuốn thiên thư. III.3.2. Tại Nhật Bản: Cho tới nay, trong ngôn ngữ và chữ viết của người Nhật có khoảng 2500 – 4000 từ gốc Hán cổ, người Nhật hiện nay đa số theo nền văn minh phương tây, tuy vẫn chú ý giữ gìn bản sắc dân tộc nhưng sự ảnh hưởng của nho giáo vẫn còn thể hiện trong y học, trong võ học, về các đường kinh và huyệt đạo. Người Nhật đã chế tạo ra các máy dò huyệt, máy dò loa tai và các loại kim châm cứu. Thế mà Kinh Dịch lại là cơ sở của nho giáo và y học, từ đó ta có thể thấy Kinh Dịch cũng có ảnh hưởng ít nhiều tới nền văn minh của người Nhật.

III.3.3. Tại Hàn Quốc: Sử cũ nói rằng, sau khi Võ Vương lên ngôi có mời Cơ Tử là hoàng tử nhà Ân ra giúp nước nhưng Cơ Tử không chịu nên Võ Vương cho ông ra Triều Tiên lập một nước riêng. Điều này có thể lý giải tại sao người Hàn rất ưa chuộng Kinh Dịch, cờ Hàn Quốc có thái cực đồ ở giữa, bốn bên là bốn quẻ Càn, Khôn, Ly, Khảm và học thuyết Tứ Tượng được người Hàn đặc biệt coi trọng. Nền y học cổ truyền của Hàn Quốc phát triển mạnh, người Hàn thích chữa bệnh bằng thuốc dân tộc và rất tin vào châm cứu, điều này chúng ta nhận thấy trong các bộ phim nhiều tập: nàng Đê Chang Kưm và Thần Y Hơ Jun, các dược liệu quí như nhân sâm, linh chi có mặt khắp nơi trên thế giới. III.3.4. Tại Việt Nam: Sự giao lưu về văn hóa giữa hai dân tộc Việt Nam và Trung Hoa đã có từ hàng nghìn năm nay. Người Việt ảnh hưởng nhiều về nho giáo, phật giáo của Trung Quốc trong văn hóa, khoa học và y học, ngay cung đình Huế cũng được xây dựng theo Lạc Thư, các kỳ thi cử cũng theo chế độ trạng nguyên, bảng nhãn, thám hoa, tiến sĩ, các thầy thuốc Trung Quốc sang Việt Nam chữa bệnh như Đổng Phụng, Lâm Thắng, khi nước ta bị nhà Minh xâm lược thì chúng vơ vét của cải, sách vở, thuốc quí như trầm hương, tê giác, thậm chí chúng còn bắt cả sĩ phu và danh y Việt nam về nước, chúng ta còn nghe văng vẳng đâu đây câu nói buồn nhớ thương da diết của Đại danh y Thiền sư Tuệ Tĩnh: “ ai có về Nam, cho tôi về với ”.

Đó chính là sự giao lưu tuy bắt buộc nhưng dù sao cũng là sự trao đổi giữa hai nền văn hóa và y học. Một trong những danh y nổi tiếng của Việt Nam là Hải Thượng Lãn Ông Lê Hữu Trác, ông là người tinh thông y lý và có công vận dụng Kinh Dịch vào trong y học, điều này được nói rõ trong bộ sách đồ sộ Hải Thượng Lãn Ông Y Tông Tâm Lĩnh, ngoài ra chúng ta còn thấy Kinh Dịch được ứng dụng trong thiên văn, lịch toán, kiến trúc và nông nghiệp. Từ đây chúng ta đã thấy rõ được vị trí và tầm ảnh hưởng rộng lớn của Kinh Dịch trong nền văn minh phương đông của loài người như thế nào! IV. MỘT SỐ KHÁI NIỆM TRONG KINH DỊCH IV.1. Quẻ: còn có tên gọi khác là quái Có 2 loại quẻ: Quẻ đơn còn gọi là quẻ 3 vạch hay đơn quái Quẻ kép còn gọi là quẻ 6 vạch hay trùng quái Ví dụ: quẻ Càn đơn quẻ Càn kép IV.2. Hào: là từng vạch trong quẻ, vạch chẵn là hào âm, vạch lẻ là hào dương Ví dụ: hào dương , hào âm IV.3. Số của hào: theo Hà Đồ có 5 số sinh là 1, 2, 3, 4, 5. Tổng các số dương là 1 + 3 + 5 = 9, tổng các số âm là 2 + 4 = 6. Vì vậy 9 là số của hào dương và 6 là số của hào âm. Số 9 và 6 còn gọi là lão dương và lão âm. IV.4. Ngôi của các hào trong quẻ: một quẻ kép có 6 hào: hào sơ, hào nhị, hào tam, hào tứ, hào ngũ và hào thượng, đánh số thứ tự từ dưới lên trên, hào 1 ngôi 1 còn gọi là hào sơ, hào 2 ngôi 2 còn gọi là hào nhị, hào 3 ngôi 3 còn gọi là hào tam, hào 4 ngôi 4

còn gọi là hào tứ, hào 5 ngôi 5 còn gọi là hào ngũ, hào 6 ngôi 6 còn gọi là hào thượng. Ví dụ: quẻ Càn quẻ Khôn Hào sơ quẻ Càn gọi là sơ cửu, hào nhị quẻ Càn gọi là cửu nhị, hào tam quẻ Càn gọi là cửu tam, hào tứ quẻ Càn gọi là cửu tứ, hào ngũ quẻ Càn gọi là cửu ngũ , hào thượng quẻ Càn gọi là thượng cửu. Hào sơ quẻ Khôn gọi là sơ lục, hào nhị quÎ Kh«n gọi là lục nhị, hào tam quẻ Khôn gọi là lục tam, hào tứ quẻ Khôn gọi là lục tứ, hào ngũ quẻ Khôn gọi là lục ngũ, hào thượng quẻ Khôn gọi là thượng lục. 16 Ngôi quẻ Càn: Ngôi 1: sơ cửu tương ứng với thứ dân Ngôi 2: cửu nhị tương ứng với các bậc trung phu, tư mục Ngôi 3: cửu tam tương ứng với các bậc quan khanh, đại phu Ngôi 4: cửu tứ tương ứng với các vị đại thần Ngôi 5: cửu ngũ tương ứng với ngôi vua Ngôi thượng: thượng cửu: tương ứng với trời, các bậc nguyên lão. Chính vì vậy trong văn học Trung Hoa, khi nói tới ngôi vua, người ta hay nói đó là ngôi cửu ngũ chí tôn hay còn gọi là ngôi trời. Trong cung đ×nh Huế có 9 đỉnh đồng, xếp thành hai hàng bá quan văn võ, đỉnh thứ 9 ở giữa to nhất là biểu tượng của nhà vua, xếp theo hình dưới đây: Vì thế, khi nhà vua nói về điều gì, điều đó như pháp lệnh: quân bất hí ngôn, nhất ngôn cửu đỉnh, tứ mã nan truy ( vua không nói đùa vui mà lời nói của vua một lời cũng nặng như chín cái đỉnh đồng, bốn con ngựa cũng không theo nổi ), đó chính cũng là đạo của người quân tử.

IV.5. Số kết hợp với ngôi, thì ( thời ), người: Dịch nói: hào dương là quân tử hay đàn ông, còn hào âm là tiểu nhân hay đàn bà Hào dương mà gặp ngôi lẻ là quân tử được ngôi, ở đây là sơ cửu, cửu tam và cửu ngũ thì chỉ có cửu ngũ và cửu tam là được ngôi thôi còn cửu nhị, cửu tứ, thượng cửu là quân tử không ngôi, là quân tử chưa gặp thời vận. Còn hào âm mà gặp ngôi chẵn là tiểu nhân biết điều, đó là các ngôi lục nhị, lục tứ, thượng lục. Hào âm mà ở ngôi lẻ là tiểu nhân làm bậy như sơ lục, lục tam và lục ngũ. Ở đây chỉ chú ý nhiều tới ngôi lục tam và lục ngũ thôi, phần này sẽ trình bầy sau khi nói về quẻ Càn, Khôn. Kinh Dịch của Văn vương, Chu Công chú trọng vào bói toán, phần của Khổng Tử chú trọng ở cách tu thân xử thế. Thì là thời kỳ, ví như quẻ Thái là thời kỳ hanh thái, quẻ Bĩ là thời kỳ bế tắc.,hoặc hào sơ là thời kỳ đầu, hào thượng là thời kỳ cuối. Ứng là hào này viện trợ cho hào kia như hào sơ ứng hào tứ, hào nhị ứng hào ngũ, hào tam ứng hào thượng nhưng với điều kiện hai hào này phải khác nhau như hào này dương thì hào kia phải âm và ngược lại. Người là bản thân kẻ xem bói ở địa vị nào, thời kỳ nào ví như hào sơ quẻ Bĩ tức là thứ dân trong thời bĩ tắc, hào ngũ quẻ Thái là ông vua trong thời hanh thái. IV.6. Số của quẻ: Càn số 1, Đoài số 2, Ly số 3 , Chấn số 4, Tốn số 5, Khảm số 6, Cấn số 7, Khôn số 8

IV.7. Số của Tứ Tượng: thái dương ngôi 1 số 9, thiếu âm ngôi 2 số 8, thiếu dương ngôi 3 số 7, thái âm ngôi 4 số 6. Chúng tôi sẽ trình bày thêm ở phần tứ tượng . IV.8. Thái cực: theo Lão Tử: nguồn gốc của vũ trụ là Đạo. Trên bờ sông Hoàng Hà, Khổng Tử và Lão Tử đàm đạo. Khổng Tử mới hỏi Lão Tử: thưa thầy thái cực là gì? Lão Tử nói rằng: “ có một vật do hỗn hợp mà thành, nó sinh ra trước trời đất, vừa trống không, vừa yên lặng, đứng một mình mà không biến cải, có thể làm mẹ đẻ của thiên 17 hạ, ta không biết tên nó là gì, phải đặt tên chữ cho nó là Đạo, chỉ có biến động là thuộc tính của nó ”. Như vậy chúng ta đã thấy khái niệm Đạo của Lão Tử đã mang trong lòng chữ Đạo ấy hai mặt đối kháng là âm và dương, Khổng Tử không dùng chữ Đạo mà dùng chữ Thái cực để chỉ cái bắt đầu của vũ trụ. Do đó ta có thể hiểu Đạo còn có thể gọi là Thái cực . IV.9. Lưỡng nghi Trong Thập Dực ( mười cánh ), quyển 5 viết: Dịch hữu thái cực, thị sinh lưỡng nghi, lưỡng nghi sinh tứ tượng, tứ tượng sinh bát quái. Từ vô cực là lúc vũ trụ còn trong cõi hư vô đã chứa trong nó thái cực rồi, thái cực động thành dương, thái cực tĩnh thành âm vì vậy vô cực sinh thái cực, thái cực sinh lưỡng nghi, đó là dương nghi và âm nghi. Dương: động, nóng, sáng, trong, nhẹ nổi lên thành trời. Dương sinh ra ở phương bắc, bên trái chủ dương và được biểu hiện bằng một vạch liền (

) Âm: lạnh, tĩnh, đục, tối, nặng chìm xuống thành đất. Âm sinh ra ở phương nam , bên phải chủ âm và được biểu hiện bằng một vạch đứt ( Từ vô cực biến thành lưỡng nghi IV.10. Tứ Tượng 18 Lấy ví dụ trong một ngày, từ nửa đêm đến trưa thuộc trái, thuộc dương; từ trưa đến nửa đêm là phải, là âm; từ 6h sáng tới 18h chiều là ngày thuộc dương; từ 18h tối tới 6h sáng là đêm thuộc âm. +Như vậy từ 6h sáng tới 12 giờ trưa là dương trùng dương ta gọi đó là thái dương, nghĩa là nơi đó dương khí dày ®ặc và trùm khắp nơi. +Từ 12h trưa tới 18h tối là âm sinh trong dương ta gọi đó là thiếu âm, nghĩa là âm còn non yếu. +Từ 18h tới 0h là âm trong âm, âm khí dày đặc, đen và tối, ta gọi đó là thái âm . +Từ 0h tới 6h sáng, khí nhất dương phát sinh, đó là dương sinh trong âm, dương còn non yếu, người ta gọi đó là thiếu dương Một năm cũng vậy, một ngày cũng vậy, một đời người cũng vậy, đó là quy luật sáng, trưa, chiều, tối, đó là quy luật sinh trưởng thu tàng, sinh lão bệnh tử. Đó chính là tứ tượng. Vạch liền ( ) được gọi là dương nghi , vạch đứt ( ) được gọi là âm nghi, nếu chồng hai vạch lên nhau thì gọi là là tượng Trên vạch dương thêm vạch dương gọi là thái dương Trên vạch dương thêm vạch âm gọi là thiếu âm Trên vạch âm thêm vạch dương gọi là thiếu dương Trên vạch âm thêm vạch âm gọi là thái âm Từ đó chúng ta nhận thấy:

Thái dương ngôi số 1 nên số của nó là 10 – 1 = 9. Thiếu âm ngôi số 2 nên số của nó là 10 – 2 = 8. Thiếu dương ngôi số 3 nên số của nó là 10 – 3 = 7. Thái âm ngôi số 4 nên số của nó là 10 – 4 = 6. Như vậy: Lão dương số 9 Thiếu dương số 7 đều là số lẻ Lão âm số 6 Thiếu âm số 8 đều là số chẵn 19 Trong các quẻ người ta dùng số cửu và số lục bởi vì đó là lão dương và lão âm. Già thì biến còn trẻ thì không biến, lão âm và lão dương là âm và dương phát triển tới cực độ nên dễ biến hơn thiếu dương và thiếu âm. Đó chính là số của hào đã nói ở mục 3 về số của hào. IV.11. Triệu: nghĩa là điềm báo hay còn gọi là lời chiêm, chúng tôi tham khảo Dịch học của Lê Gia. IV.12. Khi xem quẻ, nếu trên dưới ứng nhau, đó là quẻ tốt Ví dụ: hào 5 dương cương ứng với 5 hào âm là tốt, ngoài ra hào 2 và hào 5 đều trung chính. Ví dụ : Quẻ Thuỷ §ịa Tỵ Hoặc hào 5 là âm mềm ứng với 5 hào dương cũng tốt như ứng với ngôi tôn mà mềm mỏng, trên dưới ứng nhau thì dù chỉ trung mà không chính cũng tốt.Ví dụ: quẻ Hoả Thiªn §ại Hữu Thoán từ và dịch nghĩa được trích nguyên văn từ Kinh Dịch do Ngô Tất Tố chú giải và biên dịch từ bản gốc là sách Chu Dịch. Những chỗ khó diễn đạt, chúng tôi vận dụng cách giải thích của Phan Bội Châu, Nguyễn Hiến Lê và Nguyễn Hoàng Điệp trên cơ sở khảo cứu hai tác giả trên

20 V. SỰ TẠO THÀNH BÁT QUÁI VÀ THUYẾT LỤC TỬ CỦA VĂN VƯƠNG Hệ Từ Thượng Truyện viết: vô cực sinh thái cực, thái cực sinh lưỡng nghi, lưỡng nghi sinh tứ tượng, tứ tượng sinh bát quái, bát quái lay động thành lục thập tứ quái gồm 384 hào. Mô hình tạo thành bát quái Sự xếp đặt tạo nên bát quái có một quy luật, chồng lên quẻ theo thứ tự cứ một âm lại một dương như: Trên thái dương chồng lên một vạch dương là quẻ Càn, chồng lên một vạch âm là quẻ Đoài Trên thiếu âm chồng lên một vạch dương tạo thành quẻ Ly, chồng lên một vạch âm tạo thành quẻ Chấn. Trên thiếu dương chồng lên một vạch dương tạo thành quẻ Tốn, chồng lên một vạch âm thì thành quẻ Khảm. Trên thái âm, chồng lên một vạch dương thì thành quẻ Cấn, chồng lên một vạch âm thì thành quẻ Khôn. * Quẻ Càn còn gọi là Càn tam liên là quẻ số 1 Tượng của quẻ Càn là trời, là con rồng Tính của quẻ Càn là mãnh liệt, cương quyết Tên khác còn gọi là thiên, là cha * Quẻ Đoài còn gọi là Đoài thượng khuyết, là quẻ số 2 Tượng của quẻ Đoài là đầm lầy, là sông, suối Tính của quẻ Đoài là vui vẻ, hoà duyệt 21 Tên khác còn gọi là trạch, là thiếu nữ * Quẻ Ly còn gọi là Ly trung hư, là quẻ số 3 Tượng của quẻ Ly là lửa, là mặt trời Tính của quẻ Ly là sáng, rỗng Tên khác còn gọi là hoả, Ly là trung nữ * Quẻ Chấn còn gọi là Chấn ngưỡng vu, là quẻ số 4 Tượng của quẻ Chấn là sấm

Tính của quẻ Chấn là động Tên khác còn gọi là lôi, Chấn là trưởng nam * Quẻ Tốn còn gọi là Tốn hạ đoạn, là quẻ số 5 Tượng của quẻ Tốn là gió, là gỗ, là cây cỏ thảo mộc Tính của quẻ Tốn là vào, là nhún nhường Tên khác còn gọi là phong, Tốn là trưởng nữ * Quẻ Khảm còn gọi là Khảm trung mãn, là quẻ số 6 Tượng của quẻ Khảm là nước, là mây, là mưa Tính của quẻ Khảm là hiểm, là dầy đặc Tên khác còn gọi là thuỷ, Khảm là trung nam * Quẻ Cấn còn gọi là Cấn phúc uyển, là quẻ số 7 Tượng của quẻ Cấn là núi, là đồi Tính của quẻ Cấn là đậu lại, dừng lại, đỗ lại Tên khác còn gọi là sơn, Cấn là thiếu nam * Quẻ Khôn còn gọi là Khôn lục đoạn, là quẻ số 8 Tượng của quẻ Khôn là đất, là con trâu Tính của quẻ Khôn là thuận, hoà, hiền lành Tên khác còn gọi là địa, Khôn còn là mẹ * Về nguyên tắc vạch quẻ: vạch từ dưới lên trên và từ trong ra ngoài Trong 8 quẻ thì ngoài Càn là quẻ dương và Khôn là quẻ âm thì Tốn, Ly , Đoài là quẻ âm. Vì dương x âm x dương = âm Chấn, Khảm, Cấn là quẻ dương vì dương x âm x âm = dương. THUYẾT LỤC TỬ CỦA VĂN VƯƠNG Khi Văn Vương xếp ra thứ tự các quẻ cũng chưa có ý gì rõ mà sau này Thiệu Tử mới bàn thêm. Càn Khôn là trời đất mà cũng là cha mẹ. Khôn tìm Càn lần một mà ra quẻ Chấn tức là trưởng nam. Khôn tìm Càn lần hai mà ra quẻ Khảm tức là trung nam.

Khôn tìm Càn lần ba mà ra quẻ Cấn tức là thiếu nam. Càn tìm Khôn lần một mà ra quẻ Tốn tức là trưởng nữ. Càn tìm Khôn lần hai mà ra quẻ Ly tức là trung nữ. Càn tìm Khôn lần ba mà ra quẻ Đoài tức là thiếu nữ. Tại sao Tốn, Ly, Đoài lại là là nữ, bởi vì Tốn, Ly, Đoài là quẻ âm. Cũng như vậy Chấn, Khảm, Cấn là quẻ dương nên Chấn, Khảm, Cấn là nam. Dịch nói: được dương thì tiến, được âm thì lùi cho nên thuộc về càn đạo thì thành nam, thuộc về khôn đạo thì thành nữ. Đó cũng là lẽ một âm một dương mà thôi. 22 THUYẾT LỤC TỬ Quẻ Càn là cha Quẻ Khôn là mẹ * Quẻ Khôn tìm quẻ Càn lần một thì ra quẻ Chấn : Quẻ Khôn tìm quẻ Càn lần hai thì ra quẻ Khảm : Quẻ Khôn tìm quẻ Càn lần ba thì ra quẻ Cấn : * Quẻ Càn tìm quẻ Khôn lần một thì ra quẻ Tốn : Quẻ Càn tìm quẻ Khôn lần hai thì ra quẻ Ly: Quẻ Càn tìm quẻ Khôn lần ba thì ra quẻ Đoài : Theo quy luật thì âm dương, trời đất sinh ra tứ tượng, tứ tượng lay động mà thành bát quái, cũng chính là một gia đình thu nhỏ có đầy đủ bố mẹ, ba con trai và ba con gái. Ngoài raVăn Vương cũng chẳng bàn luận gì cả nhưng tại sao mẹ tìm bố thì ra con trai, bố tìm mẹ mà ra con gái, phải chăng đó là tính chủ động của từng cá thể bố và mẹ? VI. HÀ ĐỒ VI.1. Đại cương: Khổng Tử viết: Hà xuất Đồ, Lạc xuất Thư, thánh nhân tắc chi, nghĩa là sông Hà xuất hiện Đồ, sông Lạc xuất hiện Thư, thánh nhân nhìn vào đó mà bắt chước theo.

Trong lịch sử phát triển loài người, con người học thiên nhiên, bắt chước muôn loài và sáng tạo ra rất nhiều điều. Bắt chước đuôi con cá để làm ra bánh lái con thuyền, bắt chước con chim vỗ cánh bay trên trời mà làm ra cánh máy bay, bắt chước con hổ, con khỉ, con rắn để tìm ra hổ quyền, hầu quyền, xà quyền. Bắt chước con vật tìm thuốc chữa bệnh để ứng dụng cho việc điều trị cho con người. Vậy thì ở đây thánh nhân nhìn vào Hà Đồ để bắt chước các quy luật của trời đất mà thôi. Ngoài ra còn có một ý khác, phải chăng có nhà khoa học, bác học tài năng nào đó tìm ra quy luật của âm dương nhưng chưa đủ uy tín thuyết phục nên mượn cớ truyện thánh thần mà truyền bá học thuyết của mình chăng? Truyền thuyết đã từng nêu việc Võ Mỵ Nương muợn cớ nhặt được ngọc để lên ngôi hoàng đế, Tống Giang nhờ khắc bia ghi tên 36 vị chánh tướng, 72 vị phó tướng trên phiến đá là có ý mượn uy trời mà dựng cờ khởi nghĩa ? Như ở Việt Nam ta, truyền thuyết kể rằng Nguyễn Trãi đã từng chấm mật vào lá cây, “ Lê Lợi vi quân, Nguyễn Trãi vi thần ”, kiến ăn mật, lá rụng khắp nơi, dân tin vào mệnh trời mà kéo về đầu quân đó sao!? Dù sao chăng nữa Hà Đồ vẫn ăn sâu trong ký ức mọi người và mọi người vẫn tin rằng Phục Hy đã tìm thấy nó . Tương truyền vào đời vua Phục Hy (4477 – 4363 TCN ) có con long mã xuất hiện trên sông Hà, trên lưng của nó có 55 khoáy đen và trắng như một bức họa đồ. Nhà vua bắt chước những chấm ấy để vẽ nên một bức đồ gọi là Hà Đồ.

Hà Đồ 24 VI.2. Các số trong Hà Đồ: Trong Hà Đồ, phía bắc có 1 khoáy trắng và 6 khoáy đen, phía nam có 2 khoáy đen và 7 khoáy trắng. Phía tả có 3 khoáy trắng và 8 khoáy đen, phía hữu có 4 khoáy đen và 9 khoáy trắng, ở giữa có 5 khoáy trắng và 10 khoáy đen. Như vậy : 1 hợp 6 2 hợp 7 3 hợp 8 4 hợp 9 5 hợp 10. Mặt khác các số vòng trong 1, 2, 3, 4, 5 là các số sinh; 6, 7, 8, 9, 10 là các số thành. Các khoáy đen là số chẵn thuộc âm, các khoáy trắng là số lẻ thuộc dương. Các số thành chính là các số sinh cộng với số 5 ở giữa. Trong Hà Đồ có 10 số, từ số 1 > 10, tổng các số của Hà Đồ 1 + 2 + 3+4…+ 10 = 55. Năm số lẻ: 1, 3, 5, 7, 9 là số trời biểu hiện bằng khoáy trắng. Năm số chẵn: 2, 4, 6, 8, 10 là số đất biểu hiện bằng khoáy đen Tổng 5 số trời = 25 Tổng 5 số đất = 30 Tổng số trời + số đất = 55 tương ứng với 55 khoáy trên Hà Đồ. VI.3. Hà Đồ ứng dụng trong ngũ hành: Khi học về ngũ hành mà chưa học qua Hà Đồ, người đọc chỉ chấp nhận sự xếp đặt một cách máy móc mà không giải thích được tại sao lại quy nạp các sự vật và hiện tượng vào ngũ hành như vậy. Sự nghiên cứu về Hà Đồ, Lạc Thư sẽ giải thích rõ ràng và đi vào bản chất của sự vật. Theo Chu Hy “thiên nhất sinh thuỷ, địa lục thành chi. Địa nhị sinh hoả, thiên thất thành chi. Thiên tam sinh mộc, địa bát thành chi. Địa tứ sinh kim, thiên cửu thành chi. Thiên ngũ sinh thổ, địa thập thành chi”, nghĩa là: trời lấy số 1 mà sinh hành thủy, đất lấy số 6 mà làm cho thành. Đất lấy số 2 mà sinh hành hỏa, trời lấy số 7 mà làm cho thành. Trời lấy số 3 mà sinh hành mộc, đất lấy số 8 mà làm cho thành. Đất lấy số 4 mà sinh hành kim, trời lấy số 9 mà làm cho thành. Trời lấy số 5 mà sinh hành thổ, đất lấy số 10 mà làm cho thành.

Như vậy trời sinh thì đất thành, đất sinh thì trời thành. Đó là lẽ sinh thành của tạo hoá. Đầu tiên khi trời đất định ngôi, càn khôn xác lập thì hành đầu tiên sinh ra phải là nước. Cho nên trời lấy số 1 mà sinh hành thuỷ, đất lấy số 6 mà làm cho thành. Điều này còn có ý nghĩa nữa là thuỷ chính là gốc của con người và vũ trụ, cũng là thiên thuỷ hay là thiên quý của đời người. Thuỷ do số 1 sinh ra, số 1 là số trời, mà nhâm quý lại ứng tại hành thuỷ. Vậy nói tới thiên quý là người ta nói tới nước của trời cho, là gốc của vũ trụ và con người. Trong ngũ hành và Hà Đồ thì thuỷ ở phương bắc. Sau khi có nước thì đất lấy số 2 mà sinh hành hoả, trời lấy số 7 mà làm cho thành, thế cũng là lẽ tất nhiên của tạo hoá, có trời, có đất, có âm có dương, vậy thì thuỷ có trước tiên, lần sinh thứ 2 phải là hoả mà thôi. Hoả sinh ra ở phương nam để đối với thuỷ ở phương bắc. Phương nam là phương của hoả nên phương nam nắng vàng rực rỡ, ánh sáng chan hoà và là nơi cư trú của mặt trời, cũng từ đây học thuyết Thuỷ Hoả ra đời và nó chính là học thuyết Tâm Thận được trình bầy trong Huyền Tẫn Phát Vi của Hải Thượng Lãn Ông. Trời đã sinh ra thuỷ, đất đã sinh ra hoả, có nước nuôi sống, 25 có hoả quang hợp thì công dụng sẽ sinh ra, lần thứ 3 hành mộc ra đời. Trời lấy số 3 mà sinh hành mộc, đất lấy số 8 mà làm cho thành, hành mộc ở phương đông.

Lần lượt các hành thuỷ, hoả, mộc ra đời, lần thứ tư đất lấy số 4 mà sinh hành kim, trời lấy số 9 mà làm cho thành, bởi vì trong lòng đất đã chứa chất và mang sẵn kim loại rồi. Sau khi bốn hành ra đời, tự nhiên hành thổ xuất hiện, thực ra hành thổ đã xuất hiện đầu tiên trong cái cụm từ “ trời lấy số 1 mà sinh hành thuỷ, đất lấy số 6 mà làm cho thành” nhưng vì trời là vô hình nên trời không cụ thể, còn sau khi sinh thành 4 hành kia thì đất mới hiện ra đúng như câu nói “ sinh con rồi mới sinh cha, sinh cháu giữ nhà rồi mới sinh ông ” 5 hành đã được xác lập thì số của nó đã có trước rồi: Số của Thuỷ là 1 và 6 Số của Hoả là 2 và 7 Số của Mộc là 3 và 8 Số của Kim là 4 và 9 Số của Thổ là 5 và 10 Như vậy mỗi hành được tạo nên đều bởi số sinh và số thành, con người ta cũng là cha sinh mẹ thành mà thôi, số thành chính là số sinh cộng với số của thổ. Nói về số thành có thể giải thích tại sao thai nhi lại 9 tháng 10 ngày thì ra đời. Số 10 là số thành của thổ, mà thổ chính là tỳ vị, là hệ thống tiêu hoá, Số 9 là số thành của kim, là phế. Tại sao không lấy số 5 và số 4 là số sinh mà lấy số 9 và 10 bởi vì chỉ có số thành mới phát sinh công dụng. Số sinh là nguyên thể, số thành là công dụng, số

sinh là tiên thiên còn số thành là hậu thiên. 9 tháng ( số 9 ) là số thành của hành kim và khi đó tạng phế hoàn thành là có thể thở được, 10 ngày ( số 10 ) là số thành của tỳ vị và lúc đó bộ máy tiêu hoá có thể làm việc được. Khi tự ăn được, tự thở được thì đó là điều kiện cần và đủ để cho đứa con ra đời. Trong dược lý, người ta nói là tam thất có tác dụng bổ can huyết và tâm huyết mà thường không để ý tới tại sao gọi nó là tam thất. Tam là 3, thất là 7, lá cây tam thất chẳng 3 lá thì 7 lá, số 3 thì vào can mộc, số 7 thì vào tâm hoả theo lý đồng thanh tương ứng, đồng khí tương cầu. Lá tam thất xanh, gân lá mầu hồng nên có tác dụng bổ tâm và bổ can huyết, hoạt huyết. Nhờ có Hà Đồ, ta mới giải thích được phương vị của thổ là ở trung ương, phương vị của mộc là ở phía đông, phương vị của hỏa là ở phía nam, phương vị của kim là ở phía tây và phương vị của thủy là ở phía bắc, nhờ Hà Đồ thì ta mới biết quy luật tương sinh không phải như hình ngôi sao 5 cánh. Ngũ hành tương sinh theo Hà Đồ 26 Hoặc trong bài Lục vị nổi tiếng của ông Tiền Ất có thể giải thích tại sao bài thuốc bổ thận âm lại có 6 vị, số 6 chẳng phải là số của thuỷ thận đó sao? Ngoài ra, phương vị của các hành trong Hà Đồ còn được ứng dụng trong Linh Quy Bát Pháp để

tính được giờ mở của huyệt nhằm tăng cường hiệu lực của châm cứu chữa bệnh. Hoặc như nói, nước có mầu đen, vị mặn, nhiều người không sao hiểu nổi mà không suy luận ra là thuỷ không phải là nước ở hồ ao, sông suối mà là nước ở biển, vì chỉ có nước ở biển mới đại diện cho thuỷ, bởi vì biển rộng lớn mênh mông nhường nào mà nước ở biển dĩ nhiên có vị mặn. Còn tại sao nước lại có mầu đen? Chúng ta đều biết, khi ra biển, càng xa bờ nước càng sâu, mầu nước càng sẫm, sẫm dần tới mầu đen, nước bốc hơi lên trời thành mây, mây nặng dần làm đen kịt cả bầu trời, mây đen vần vũ là chuẩn bị mưa. Cổ nhân đã chẳng từng quan sát mà nhận ra điều đó hay sao? Có nhiều người tự hỏi, thế thì nước hồ ao, sông suối thì thế nào? Tại sao lại gọi là nước ngọt? Thế nước ấy từ đâu ra? Nó chẳng được lấy ra từ lòng đất hay sao, và ngọt chính là vị của hành thổ . Mô hình sinh thành vũ trụ và sự xuất hiện của ngũ hành 27 VII. LẠC THƯ VII.1. Đại cương: Xưa nay khi nói về Lạc Thư, có nhiều người nhắc tới mà không hiểu Lạc Thư là gì, nó nói lên cái gì và người ta biết nó để làm gì ? Vậy thì lạc là sông Lạc, thư là một thông điệp mà trời đất gửi đến trên lưng một con rùa. Hiện tượng này được vua Hạ Vũ ( 2205 – 2167 TCN ) nhân đi trị thuỷ ở sông Lạc nhìn thấy. Cũng giống như Phục Hy, nhà vua chép lại những chấm và vạch trên mai con rùa và xếp theo thứ tự để làm nên thiên Cửu Trù Hồng Phạm.

Chu Hy giải thích rằng “Lạc Thư lấy tượng của rùa nên số của nó thì trên đầu đội số 9, dưới chân đạp số 1, sườn trái mang số 3, hông phải mang số 7, vai mang số 2 và số 4, chân đi số 6 và số 8, nằm giữa bụng là số 5 ( ngũ trung )” VII.2. Các số trong Lạc Thư: Lạc Thư có 9 số, từ số 1 đến số 9, tổng các số của Lạc Thư là: 1 + 2 + 3 +….+ 9 = 45, số lẻ là số dương hoặc thiên số, tổng cộng 1 + 3 + 5 + 7 + 9 = 25, số chẵn là số âm hoặc địa số, tổng cộng 2 + 4 + 6 + 8 = 20 VII.3. Các điểm đặc biệt của Lạc Thư 28 Dựa theo đồ hình Lạc Thư, ta xếp các chấm lẻ, chẵn, đen, trắng đúng vị trí vào các ô tương ứng. Đầu đội số 9, dưới chân đạp số 1, sườn trái mang số 3, hông phải mang số 7, vai mang số 2 và số 4, chân đi số 6 và số 8, còn giữa bụng là ngũ trung ( số 5 ) là biểu tượng cho ngũ hành nằm ở giữa có tượng thái cực. Nếu ta cộng các số trong Lạc Thư theo các đường dọc, ngang, chéo ta đều có một kết quả như sau: Trong đó 15 = 9 + 6 mà số 9 là lão dương, số 6 là lão âm. Bỏ số 5 ở giữa ta có tổng = 10, 10 là số lớn của trời, đất, âm, dương mà trời bắt đầu ở 1 ( thỉ ) mà toàn vẹn ở 10 ( chung ). Do đó: Thái dương ngôi 1 và số của nó là 9 vì ( 10 – 1 ) Thiếu âm ngôi 2 và số của nó là 8 vì ( 10 – 2 ) Thiếu dương ngôi 3 và số của nó là 7 vì ( 10 – 3 )

Thái âm ngôi 4 và số của nó là 6 vì ( 10 – 4 ) Tổng số của Lạc Thư và Hà Đồ là 55 + 45 = 100. Trời có 5 số 1, 3, 5, 7, 9 cộng lại = 25 = 5 x 5 Đất có 5 số 2, 4, 6, 8, 10 cộng lại = 30 = 6 x 5 Số 5 là số trời, nó lại là số giữa của số dương Số 6 là số đất nó lại là số giữa của số âm Vì vậy số 5 là số chính của sinh số ở trời Số 6 là số chính của số thành ở đất Trong sự liên quan giữa trời và đất thì trời lấy số 6 làm trường độ, đất lấy số 5 làm trường độ, chính vì vậy nên có câu trời xuất địa khí, đất xuất thiên khí. Địa khí là mưa, thiên khí là mây. Thiên khí là mây mà do níc bốc hơi nước từ đất mà lên. Địa khí là mưa mà nước mưa từ trời rơi xuống. Cho nên ta thấy các hiện tượng hay gặp là 5 và 6 như ngũ vị, ngũ sắc, ngũ âm, ngũ thanh, ngũ tạng, 5 ngón chân, 5 ngón tay, ngũ hành, năm châu hoặc lục hợp, lục khí, lục phủ …. Đó phải chăng là kỹ thuật số đã ra đời từ những điều trên đây. 29 VII.4. Ngũ hành tương khắc trong Lạc Thư Sự thay đổi phương vị của các số trong Lạc Thư Ngũ hành tương khắc theo Lạc Thư Từ sơ đồ của Lạc Thư ta nhận thấy: Số 1 từ bắc sang tây bắc Số 7 từ tây sang tây nam Số 9 từ nam sang đông nam Số 3 từ đông xuống đông bắc

Số 2 và số 7 của Hoả đổi chỗ cho số 4 và số 9 của Kim. Do đó trên Lạc Thư khởi từ Thuỷ qua Hoả vì Thuỷ khắc Hoả, tiếp tục Hoả khắc Kim, Kim khắc Mộc, Mộc khắc Thổ và Thổ khắc Thuỷ. VII.5. Ứng dụng của Lạc thư VII.5.1. Cửu Trù Hồng Phạm: Người xưa nhận thấy Lạc Thư có 9 ô, mỗi ô mang một số nhất định nên dựa theo đó mà đặt ra 9 phạm trù về đạo đức xã hội đương thời và gọi đó là Cửu Trù Hồng Phạm. 30 Ngũ kỷ Ngũ phúc Ngũ sự Lục cựu Bát chính Hoàng cực Kê nghi Thứ trưng Ngũ hành Tam đức Cửu Trù Hồng Phạm * Trù thứ nhất là trù của ngũ hành: thuận theo mộc, hoả, thổ, kim, thuỷ, ở trù này người ta ví con người phải có 5 đức tính lớn như ngũ hành đó là có Trí như hành Thuỷ, có Lễ như hành Hoả, có Nhân như hành Mộc, có Nghĩa như hành Kim và có Tín như hành Thổ. Có đủ 5 đức ấy mới là con người toàn vẹn. Trí tuệ là cái gốc của con người, có trí tuệ mới mở mang được dân trí, mở mang lòng người, mới bao dung được thiên hạ, vì vậy Trí tương đương với thuỷ là hành được sinh ra đầu tiên, là hành mang số 1 của trời cho. Hoả luôn luôn bốc cao, soi sáng, trên dưới rõ ràng nên ví như Lễ trong đạo làm người. Cuộc sống luôn cần có lễ, lễ phân biệt vua – tôi, bạn – thù, trên – dưới, địch – ta, vì vậy muốn học văn thì trước tiên phải học lễ. Có thuỷ, có hoả thì hành Mộc ra đời, có trời có đất thì muôn vật mới sinh, có Càn có Khôn thì quẻ Truân xuất hiện, truân là muôn vật bắt đầu, truân là muôn vật mới sinh mà con người lại đứng đầu trong muôn vật nên con người là vạn vật chí linh, chính vì vậy người xưa xếp hành Mộc vào Nhân. Nhân nói về đạo làm người nên ăn ở như thế nào, “làm người chớ cậy khi quyền thế, có lúc cờ tàn tốt đuổi xe” “làm trai đứng giữa nơi trời đất, phải có danh gì với núi sông”

Hành thứ tư là hành Kim, hành này tương đương với “ Nghĩa ”. Kim là kim loại, là vật thể ít thay đổi nhất như sắt đá chẳng phai, là lời thề son sắt. Nghĩa con người cũng như vậy, đừng có tham vàng bỏ nghĩa, nếu là con người trọng nghĩa thì thường coi tiền tài như vật ngoài thân, một con người không coi trọng nghĩa là con người mất hết nhân cách. Và hành cuối cùng là hành Thổ, thổ là mẹ của vạn vật, lòng mẹ thì bao dung, mẹ ( thổ ) sinh ra muôn loài và luôn sẵn sàng đón con về với mẹ “ hạt bụi nào hoá kiếp thân tôi, để mai đây lại trở về với cát bụi ”. Thổ luôn luôn là người mẹ hiền từ, sẵn sàng tin mọi người và chấp nhận mọi người không bao giờ thay lòng đổi dạ, vì vậy phải chăng mà người xưa hay lấy đất mà đặt cho sự tín và ngày nay người ta cũng cầm cố đất đai để làm tin trong các giao dịch dân sự ? 31 Dựa vào ngũ hành có sự tương quan với ngũ đức mà người xưa thường nhận xét: nếu trời có gió mưa, lụt lội ( hành Thủy ), nắng hạn khô cằn ( hành Hoả ) cây cối khô héo, ( hành Mộc ) khí độc trong sông núi, ao hồ bốc ra ( hành Kim ), nhân tâm ly tán ( hành Thổ ) thì người làm vua nên xem lại mình có làm điều gì mà trời đất và lòng người oán hận không để kịp sửa đức cho thiên hạ được nhờ. Trù thứ hai là ngũ sự nghĩa là sử dụng thận trọng 5 việc lớn, đó là: ngôn ngữ, thị

giác, dung mạo, thính giác và tư duy. Sử dụng ngôn ngữ phải thận trọng và chính xác như hành Thuỷ, sử dụng thị giác cẩn thận và sáng suốt như hành Hoả, sử dụng dung mạo mềm mại, uyển chuyển, đứng đắn như hành Mộc, sử dụng thính giác thận trọng và chắc chắn như hành Kim và tư duy chính xác, logic như hành Thổ. Trù thứ 3 là bát chính, nghĩa là nói về 8 chính sách của thời xưa, đó là chính sách về lương thực, chính sách về của cải, chính sách về tế tự, chính sách về công chính, chính sách về giáo dục, chính sách về hình luật, chính sách về tiếp t©n và chính sách về binh bị. Chính sách ở mỗi thời là khác nhau nhưng các chế độ khác nhau, đều có sự tham khảo chính sách của thời trước đó để kế thừa và cải biến thêm. Trù thứ 4 là ngũ kỷ, đó là dùng thiên văn xác định 4 mùa, xác định năm tháng, ngày sao và lịch pháp. Trù thứ 5 là hoàng cực chỉ về nội tộc nhà vua, trù này quan trọng nhất vì nó nằm ở giữa mà bao dung tất cả. Ngày xưa vua nắm địa vị trọng yếu, thế thiên hành đạo. Nếu nhà vua hành động theo đúng đạo làm vua, thuận theo ý trời và lấy dân làm gốc thì đó là minh quân, xã hội và nhân dân sẽ an bình, hạnh phúc. Ngược lại hôn quân vô đạo thì xã hội nguy đổ tức thì. Tuy vậy trù này còn nói lên nghĩa vụ của dân đối với hoàng tộc là phải tuân theo phép tắc của nhà vua. Trù thứ 6 là trao đổi 3 đức lớn, đó chính trực, cương khắc và nhu khắc.

Trong bất kỳ hoàn cảnh nào, con người ta cũng phải giữ lấy con đường chính đạo, giữ trong lòng được thẳng thắn, kiên trì lập trường giai cấp nhưng trong cái cứng rắn nhiều khi cũng phải mềm dẻo, quyền biến để đạt được kết quả. Trong đối nhân xử thế, trong ngoại giao, trong thương thuyết đều phải giữ được lập trường ( chính trực ) có lúc cứng rắn, kiên quyết ( cương khắc ) nhưng quyền biến ( nhu khắc ) như lời thơ của Việt Phương: “ khi kiên quyết, rất kiên cường, mạnh mẽ, dù đốt cháy Trường Sơn đánh Mỹ cũng không sờn, lòng trời biển dịu hiền khi gặp trẻ, sấm sét im cho nắng ấm chồi non ”. Trù thứ 7 là kê nghi, có nghĩa là lý giải những điều hồ nghi. Người xưa khi gặp điều phân vân, không biết nên làm như thế nào, không biết nên hoà hay chiến, tiến hay lui, người bảo nên làm, người bảo không nên thì hay nhờ tới sự lựa chọn bằng bốc ( đó là vấn sự ) hỏi sự việc mùa màng, thời tiết tốt xấu hoặc chiến tranh bằng bói quẻ trên lưng con rùa ( có Lạc Thư ) hoặc bói bằng cỏ thi. Trù thứ 8 là thứ trưng, trù này nói về dự đoán thời vận, suy mình xét người để suy luận về thời tiết tốt xấu, nắng mưa ra sao. Trù thứ 9 là ngũ phúc lục cựu có nghĩa là 5 điều phúc và 6 điều họa. Có cái họa mà là cái phúc, có cái tưởng phúc mà hoá ra là họa. Họa hay là phúc trong một phạm trù tương đối mà thôi 32 5 điều phúc là: sống ham đức tốt, sống lâu, giàu có, mạnh khoẻ và chết trọn đời.

6 điều họa là: ác nghiệt, ốm yếu, chết non, bệnh tật, lo buồn và nghèo nàn. Từ trên lưng con rùa mà người xưa đã chế ra 9 phạm trù về luân lý và đạo đức xã hội. Xét cho tới giờ ý nghĩa của nó vẫn còn nguyên giá trị. VII.5.2. Phép chia ruộng đất nhà Chu: Nhà Chu lấy một khu đất khoảng 900 mẫu chia làm 9 ô, mỗi ô 100 mẫu gọi là phép tỉnh điền vì lô đất chia giống như chữ tỉnh. Lô ®ất này chia cho 8 nhà, mỗi nhà 100 mẫu, 100 mẫu ở giữa mọi người góp công sức cày cấy và toàn bộ thu hoạch ô này đều nộp thuế. Còn 100 mẫu cá nhân thì được sử dụng hoàn toàn không phải nộp thuế nữa. Tư điền Công điền VII.5.3 Phép xây dựng kinh thành Kinh thành được chia làm 9 khu, giữa là cung vua, trước cung vua có triều đình, sau cung vua là chợ, 6 khu còn lại là dân ở. Khu dân ở Chợ Cung vua Đà M n iếu Triều tế thờ đình trời tổ đất tiên Phép xây dựng lạc ấp kinh thành dựa theo Lạc Thư thuộc thời nhà Chu và cung đình Huế cũng dựa theo Lạc Thư mà xây dựng. 33 VII.5.4 Bản đồ phối hợp bát quái ngũ hành và tiết khí Đông Nam (4) Nam (9) Tây Nam (2) Lập hạ Hạ chí Lập thu Tốn Ly Khôn Mộc Hoả Thổ Đông (3) Tây (7) Xuân phân Thu phân Chấn Trung ương (5) Đoài Kim Đông Bắc (8) Bắc (1) Tây Bắc (6) Lập xuân Thuỷ Lập đông Cấn Khảm Càn Đông chí Kim Bản đồ này phối hợp phương vị của Hậu Thiên Bát Quái, số của Lạc Thư, phương, ngũ hành và các tiết khí sau này sẽ trình bày thêm trong Linh Quy Bát Pháp.

Ngoài ra còn nói về sự chuyển vận của các tiết khí, từ lạnh sang nóng, từ nóng sang lạnh theo quy luật sinh trưởng thu tµng VIII. TI ÊN THI ÊN BÁT QUÁI VIII.1. Đại cương Như đã trình bày trong chương VI, khi Phục Hy vạch quẻ thì lấy vạch liền làm phù hiệu cho khí dương và vạch đứt làm phù hiệu cho khí âm. Điều đó cho thấy đạo trời được diễn tả bằng âm và dương. Đạo đất được diễn tả bằng nhu và cương, đạo người được diễn tả bằng nhân và nghĩa. Đó là trong thuyết tam tài, ở quẻ Càn có 3 vạch vạch trên là đạo trời, vạch dưới là đạo đất, vạch giữa là đạo người và con người sinh ra giữa trời đất, âm dương, 8 quẻ trong Tiên Thiên Bát Quái là do Phục Hy vạch quẻ và sắp xếp 8 hiện tượng trên trong thiên nhiên theo đúng qui luật của trời đất sinh ra nó, bởi vậy mới gọi là tiên thiên. VIII.2. Vấn đề động tĩnh, cương nhu trong Tiên Thiên Bát Quái. Trời thì sinh ra 4 cái động, đất thì sinh ra 4 cái tĩnh. Lấy các vạch dương và các vạch âm từ dưới lên cả 3 tầng ta lần lượt được 3 vạch nhưng vạch theo thứ tự từ dưới lên ta được 8 quẻ theo Tiên Thiên Bát Quái. Các quẻ Càn, §oài, Ly, Chấn thuộc về bên trái từ 0h tới 12h. Các quẻ Tốn, Khảm, Cấn, Khôn thuộc về bên phải. Trong viên đồ, 4 quẻ này theo chiều đi xuống từ 13h tới 0h. Điều này cũng cho thấy trong tiên thiên âm chủ giáng, dương chủ thăng, âm bên phải dương bên trái. Đoài Thái Thiếu

Nhu cương nhu Âm Dương dương Cương Đất Tĩnh Trời Động Kinh thế diễn dịch đồ hình 35 VIII.3. Phương vị của Tiên Thiên Bát Quái: Sau khi trời đất định ngôi, âm dương xác lập thì trời trên, đất dưới, thiên cầu ở phương nam mà thiên cầu đối địa cầu thì quả đất ở phương bắc. Thuỷ hoả đối lập nhau nhưng thuỷ hoả chẳng diệt nhau, chúng tương tác với nhau để sinh công dụng, mặt trời thường mọc ở phương đông, nước chảy thường ở phía tây sang đông nên quÎ Ly ở phương đông, quÎ Khảm ở phương tây. Sấm gió thường xô xát nhau, gió nhiều ở tây nam, sấm nhiều ở đông bắc nên quẻ Tốn ở phương tây nam và quẻ Chấn giữ vùng đông bắc. Núi đầm thông khí, nơi có núi thường có đầm, có sông có suối, mà núi nhiều ở tây bắc, còn sông suối và đầm có nhiều ở đông nam vì vậy Cấn định vị ở tây bắc, và Đoài chiếm chỗ ở đông nam. Đó là những điều Phục Hy quan sát và nhận thấy nên ông vạch ra Tiên Thiên Bát Quái dựa trên lý lẽ của trời đất. Vì thế có câu Tiên Thiên Bát Quái là hình nhi thượng học nghiên cứu về thiên lý ( nghĩa là môn học đầu tiên nghiên cứu về lý lẽ của trời đất.) Bát Quái Tiên Thiên Đồ Trong đồ hình Tiên Thiên Bát Quái ta có mấy nhận xét: a. Dương nghi gồm Càn, Đoài, Ly, Chấn do dương sinh ra b. Âm nghi gồm Tốn, Khảm, Cấn, Khôn do âm sinh ra Càn là trời, tức là khí có đầu tiên ( số1 ), có khí thì có hơi nước nên Đoài xuất hiện ( số 2 ) đã có hơi nước thì có khí nóng ( vì khí có nóng thì nước mới bốc hơi ) đó là Ly ( số 3 ); đã có Ly hoả thì có phát động nên Chấn sinh ra ( số 4 ); sự phát động tạo 36

nên gió nên Tốn ở ( số 5 ); có gió thì nước lưu chuyển nên Khảm sinh ở ( số 6 ); Nước lưu chuyển làm đất lồi lõm mà tạo nên đồi núi, do đó Cấn sinh ở ( số 7). Đã có tất cả rồi thì thổ khí hoàn thành nên Khôn ở ( số 8 ); Đó là quy luật tạo nên 8 hiện tượng trong thiên nhiên được ghi lại bằng đồ hình bát quái. Vận dụng vào con người, thân thể người ta cũng từ nhất âm nhất dương mà sinh ra tam âm, tam dương, tay có tam âm tam dương thành lục kinh, chân có tam âm tam dương thành lục kinh. Tổng cộng thủ túc có 12 kinh. Bào thai con người cũng vậy. Ban đầu âm dương thuỷ hoả giao nhau thành giao khí, con người thụ thai ở mệnh môn là đốt sống thứ 14. HTLÔ nói: loài người sinh ra ở hội Dần mà không có giải thích gì thêm nên nhiều người đọc không hiểu. Theo lý luận phương đông, một năm có 12 tháng, một ngày có 12 giờ, đó là Tý ( 23h 1h ), Sửu ( 1h 3h ), Dần ( 3h 5h ), Mão ( 5h 7h ), Thìn ( 7h 9h ), Tỵ ( 9h 11h ), Ngọ (11h 13h ), Mùi ( 13h 15h ), Thân ( 15h 17h ), Dậu (17h 19h ), Tuất ( 19h 21h ), Hợi ( 21h 23h ). Mão là lúc mặt trời mọc, là bắt đầu một ngày mới, nhưng ngày mới ấy đã có mầm mống từ lúc 0 h rồi, giống như lời của một bài hát: đi tới tương lai, ngày mai bắt đầu từ ngày hôm nay. Cũng như vậy, đứa trẻ lúc chào đời thì nó đã được sinh ra từ 9 tháng 10

ngày trước đó. Điều này có thể giải thích tại sao loài người sinh ra ở hội Dần mà không phải là ở Mão, bởi vì Dần có trước Mão và Dần tương ứng với tháng 1 âm lịch là tháng đầu tiên trong năm ( trang 40 ). Cũng như vậy, trong châm cứu, kinh Thủ Thái Âm Phế là kinh đầu tiên, là kinh số I và khởi vào giờ Dần, sau đó lần lượt đến các kinh khác. Trong đồ hình TTBQ ta thấy từ phía bắc đi lên theo thứ tự một vạch dương, hai vạch dương, ba vạch dương về phía trái, còn từ quẻ Tốn xuống quẻ Khôn, vạch âm tăng dần từ một vạch tới ba vạch âm, từ đó ta có thể rút ra nhận xét: dương đi lên và chủ về bên trái, âm đi xuống và chủ về bên phải. Trong cơ thể con người cũng vậy, khí dương đi lên, khí âm đi xuống, dương khí đi ra, âm khí đi vào, đầu con người ta là nơi hội tụ của khí dương, bên trái cơ thể thuộc dương, tinh khí theo dương khí đi lên dồn vào tai và mắt, xem mắt chính là xem thần mà thần là hoạt động bên ngoài của tinh, khí huyết và tân dịch, vì vậy tai mắt bên trái sáng suốt hơn tai mắt bên phải. Bên phải cơ thể thuộc về âm, khí âm từ trên đi xuống, tinh khí theo âm khí đi xuống, vì vậy tay chân bên phải mạnh hơn bên trái. Mệnh môn có đầu tiên tương đương với vạch dương của quẻ Càn vì vậy: 1 tháng lúc mới thụ thai có một khí dương hợp với quẻ Càn 2 tháng thai có chất nước hợp với quẻ Đoài

3 tháng khí dương làm sôi nước tạo nên sức nóng hợp với quẻ Ly 4 tháng thai có cử động hợp với quẻ Chấn 5 tháng thai có hô hấp hợp với quẻ Tốn 6 tháng thai có nhiều nước bao quanh mình hợp với quẻ Khảm 7 tháng bộ máy tiêu hoá hình thành hợp với quẻ Cấn 8 tháng da thịt đầy đủ hợp với quẻ Khôn 9 tháng phế kim đầy đủ, 10 ngày thổ khí hoàn thành nên đứa trẻ ra đời. IX. HẬU THIÊN BÁT QUÁI IX.1. Đại cương: Trong quẻ Phong Thiên Tiểu Súc, thoán từ viết: Tiểu Súc hanh, mật vân bất vũ, tự ngã tây giao nghĩa là: chứa nhỏ thì hanh thông, mây đen kịt mà không mưa ở cõi trời phía tây của ta. Trong quẻ này khuyên người quân tử nên hoạt động văn tài viết lách mà không nên làm việc chính trị. Quẻ này ứng vào số phận vua Văn bị Trụ Vương cho rằng có tài, tìm cách giết đi nhưng chưa có lý do nên giam vào ngục Dữu Lý trong 7 năm. Trong thời gian này, Văn Vương viết Kinh Dịch, sắp xếp lại các quẻ theo qui luật cuộc sống con người và xã hội, theo quan điểm thực tế hơn gọi là Hậu Thiên Bát Quái. Vì vậy mới nói Tiên Thiên Bát Quái là hình nhi thượng học nghiên cứu về thiên lý, còn Hậu Thiên Bát Quái là hình nhi hạ học nghiên cứu về nhân sự, nói cách khác thì Tiên Thiên Bát Quái là một môn học đầu tiên nghiên cứu về lý lẽ của trời đất, còn Hậu Thiên Bát Quái là môn học sau này nghiên cứu về việc của con người. Tiên Thiên Bát Quái là nguyên thể, Hậu Thiên Bát Quái là công dụng, tiên thiên là bất dịch, hậu thiên là giao dịch và biến dịch, tiên thiên là vô hình, hậu thiên là hữu hình, âm dương là tiên thiên vì âm dương là vô hình, ngũ hành là hậu thiên vì ngũ hành là hữu hình.

Trong âm dương cũng có âm dương tiên thiên và âm dương hậu thiên. Cho nên Văn Vương sắp xếp lại vị trí các quẻ theo công dụng của nó là sự cần thiết và trên thực tế, sau này nó được vận dụng trong châm cứu, làm lịch, nông nghiệp và người ta thường sử dụng Hậu Thiên Bát Quái. Tiên Thiên Bát Quái dựa theo số 9 của Lạc Thư, còn Hậu Thiên Bát Quái dựa theo vị trí 10 số của Hà Đồ. Có người hỏi, tại sao Hà Đồ tìm ra tríc Lạc Thư hơn 2000 năm mà Hậu Thiên Bát Quái lại dựa vào vị trí 10 số của Hà đồ ? Xin nhớ rằng, trước Văn Vương hơn 1000 năm ®· tìm thấy Lạc Thư và hơn 3000 năm trước đã tìm thấy Hà Đồ, đến thời Văn Vương đã có cả Hà Đồ và Lạc Thư trong tay nên ông có đủ cơ sở để xây dựng nên Hậu Thiên Bát Quái. IX.2. Phương vị của Hậu Thiên Bát Quái. Như trên đã nói, Hậu Thiên Bát Quái được xếp đặt theo cách suy nghĩ của con người để phát huy công dụng của bát quái. Quẻ Ly là hoả, là mặt trời mọc ở phương đông nhưng độ nóng ở đây là cực tiểu, nó chỉ lớn hơn thiếu dương một ít, chỉ khi nào nó về phương nam, nắng vàng rực rỡ thì hoả mới phát huy công dụng, vì vậy quẻ Càn chỉ lấy số của lão dương là số 9 mà không lấy thiếu dương là số 7, vì già thì biến, nghĩa là biến dịch thì công dụng sinh ra, còn trẻ thì không biến nên chưa thấy được công dụng. Ly hoả ở phương đông thì sao mà phơi thóc và phơi khô các vật được, chỉ có ở

phương nam ly hoả mới phát huy công dụng. Cũng như đời người khi còn trẻ, từ lúc đẻ ra tới lúc 16 tuổi thì mẹ chỉ hy vọng vào con cái, đến khi con đủ khôn lớn, tam thập nhi lập ( 30 – 32 tuổi ) thì lúc ấy mới tin tưởng mà giao trách nhiệm cũng như gia tài cho con cái. Vì vậy Văn Vương xếp quẻ Ly vào vị trí của quẻ Càn ở phía nam như con thay bố mẹ. Mặt trời ly hoả ở phương nam để soi sáng khắp nơi, để nghe ngóng thiên hạ thì khảm thuỷ là nước, là mặt trăng phải ở phương bắc để đối diện theo lẽ âm dương. Quẻ 38 Chấn ở đông bắc được dồn lên phía đông thế chỗ cho quẻ Ly. Quẻ Chấn là động, là nhất dương sinh biểu hiện cho sự bắt đầu một ngày mới. Theo Hà Đồ, vị trí phía đông là của hành Mộc cũng là vị trí của can. Can lại ứng với quẻ Chấn, trong các tướng hoả thì tướng hoả của can dữ dội nhất, đó chẳng phải là can có lôi hoả đó sao? Quẻ Ly trên cao, thuộc hoả của phương nam đó chính là quân hoả, là hoả của tâm để ứng với thận thuỷ hay khảm thận ở phương bắc. Đến đây ta đã thấy được công dụng của Hậu Thiên Bát Quái. Phương tây là chính giữa thu, thu phân thì vạn vật vui vẻ, mà vui vẻ là tính của Đoài nên vị trí của Đoài ở phương tây, nơi ở của phế kim, quẻ Càn nhường chỗ cho quẻ Ly mà về tây bắc trông coi 3 con trai là Chấn, Khảm, Cấn. Quẻ Khôn tiến về phía tây nam để chăm sóc cho 3 con gái là Tốn, Ly, Đoài.

Chấn thay cha bắt đầu làm việc và phát sinh ở phương đông, Tốn thay mẹ làm việc và trưởng dưỡng ở phía đông nam. Phía tây, Dịch nói: quẻ Chấn, quẻ §oài là cuộc bắt đầu giao nhau cho nên nó nằm vào ngôi sớm tối ( Mão là 6h sáng, Dậu là 18h tối ). Quẻ Khảm, quẻ Ly là cuộc giao nhau trót lọt nên nó nhằm vào ngôi Tý Ngọ. Quẻ Tốn, quẻ Cấn không giao nhau mà âm dương hãy còn lẫn lộn chưa có chỗ dùng nên tạm ở đông nam và đông bắc. Đồ hình Hậu Thiên Bát Quái IX.3. Ngũ hành trong Hậu Thiên Bát Quái + QuÎ Khảm thuộc thuộc hành Thuỷ + QuÎ Ly thuộc hành Hoả + QuÎ Càn, Đoài thuộc hành Kim QuÎ Càn thuộc dương kim vì tính Càn cương kiện. QuÎ Đoài thuộc âm kim vì tính Đoài mềm mại. 39 + QuÎ Cấn, Khôn thuộc hành Thổ QuÎ Cấn thuộc dương thổ vì đá cứng hơn đất. QuÎ Khôn thuộc âm thổ vì Khôn thuận hòa. + QuÎ Chấn, Tốn thuộc hành Mộc QuÎ Chấn thuộc dương mộc vì có những loại cây cứng rắn như cây đinh, cây lim có thể làm nhà, thậm chí ngày xưa, Ngô Quyền còn sử dụng làm cọc để chống lại chiến thuyền của quân Nam Hán. QuÎ Tốn thuộc âm mộc v× có nhiều loại cây mềm mại như hoa, lá, cỏ. IX.4. Bàn về tính quẻ: Quẻ Càn , 3 vạch dương liên tiếp là dương đến tột cùng, tính nó mãnh liệt, cương quyết đến tuyệt đối, trong cơ thể quẻ Càn tương ứng cái đầu. Quẻ Đoài , chỉ cần thay một vạch dương quẻ Càn thành một vạch âm ở hào trên cùng , quẻ Đoài đã trở nên mềm mại, tính tình vui vẻ, trong cơ thể quẻ Đoài tương ứng mồm miệng lúc nào cũng ướt.

Quẻ Ly , bẻ gẫy vạch giữa quẻ Càn là quẻ Ly, Ly là sáng sủa, là trống rỗng, Ly là lửa có sức đốt mãnh liệt mà còn kém quẻ Càn. Trong cơ thể Ly tương ứng với quả tim và mắt. Quẻ Chấn , một hào dương, dưới 2 hào âm thì dương không chịu, dương đi lên và phát ra tiếng nổ nên gọi là sấm và tính cuả Chấn là động. Trong cơ thể Chấn hay gắn với lôi hoả của can mộc và tương ứng thân người động ở dưới. Quẻ Tốn , 2 hào dương trên một hào âm, âm không đủ để hấp dẫn dương nên bay đi mà tạo thành gió, là gió nên hay nhún nhường, là gió nên hay vào mọi chỗ, trong cơ thể quẻ Tốn tương ứng 2 đùi. Quẻ Khảm , là quẻ Khôn thêm một hào dương ở giữa, tính Khảm mềm thấm xuống, cũng thuần nhưng kém Khôn. Nhờ có hào dương ở giữa mà nước còn tính ấm áp, trong cơ thể nó được ví với thận, hai hào âm là hai quả thận, hào dương ở giữa gọi là thận dương hay còn gọi là mệnh môn hoả. Quẻ Khảm còn được ví như hai lỗ tai của con người vì tính quẻ Khảm là hiểm, là dày đặc. Trong nạn 29 ( nạn kinh ) cho rằng hai quả thận thì một quả là thận âm, còn quả kia là mệnh môn!? Mặt khác, Hải Thượng Lãn Ông nói mệnh môn xuất xứ từ nạn 36 của Biển Thước. Theo ý kiến cá nhân, tôi vẫn tin vào Lãn Ông nhiều hơn. 40 Quẻ Cấn , một hào dương trên hai hào âm, âm hấp dẫn dương làm hào dương ở lại, dừng lại, đỗ lại, đậu lại, trong cơ thể nó được ví với 2 tay ở phía trước.

Quẻ Khôn , 3 vạch thuần âm là âm tới cùng tột, tính quẻ Khôn là nhu nhuận, mềm mại, trong cơ thể quẻ Khôn tương ứng với bụng và Tỳ Vị. So sánh phương vị của Tiên Thiên và Hậu Thiên Bát Quái 41 Đồ hình phối hợp Bát Quái Địa Chi Ngũ Thường và các tháng trong năm Thứ tự của bát quái: + Dương bắt đầu ở Hợi, sinh ra ở Tý, hình thành ở Sửu + Âm bắt đầu ở Tỵ, sinh ra ở Ngọ, hình thành ở Mùi + Thứ tự của bát quái đã lập thì ngũ hành, lục khí biến hình thành ngũ thường là Nhân, Lễ, Nghĩa ,Trí, Tín. Đạo người hưng ở Nhân lập ở Lễ, lý ở Nghĩa, định ở Tín và thành ở Trí. + Khí trời, khí đất là thể của âm dương, lửa nước là công dụng của âm dương, đó là từ vô hình đến hữu hình, vì vậy Hậu Thiên Bát Quái nói về ngũ hành, dựa vào 10 số của Hà Đồ mà ra. X. LỤC THẬP TỨ QUÁI X.1. Đại cương: Sau khi tìm ra Hà Đồ, Phục Hy liền lấy 1 vạch liền làm phù hiệu cho khí dương, một vạch đứt làm phù hiệu cho khí âm, từ đó lưỡng nghi ra đời. Hệ Từ Thượng Truyện viết “ vô cực sinh thái cực, thái cực sinh lưỡng nghi, lưỡng nghi sinh tứ tượng, tứ tượng sinh bát quái, bát quái lay động thành lục thập tứ quái gồm có 384 hào” Bát quái là quẻ 3 vạch, ( mỗi vạch gọi là hào ) còn gọi là quẻ đơn, quái đơn, trong quái kép có 6 hào gồm 3 hào dưới là quái đơn còn gọi là nội quái, 3 hào trên cũng là quái đơn còn gọi là ngoại quái.

Chồng lần lượt 8 lần bát quái lên từng quái một từ quái số 1 đến quái số 8 chúng ta có tổng cộng 8 x 8 = 64 quái kép. Trong 8 lần xếp đó, cứ lần lượt từ Càn tới Khôn, mỗi quái làm nội quái cho 8 quái một. Ví dụ: X.2. Tên gọi các quái: các quái kép gồm có 6 vạch gồm nội quái và ngoại quái, mỗi vạch gọi là một hào, hai hào trên cùng là Thiên, hai hào giữa là Nhân, hai hào dưới là Địa dựa theo thuyết tam tài, mỗi tài có hai vạch vì đạo trời có âm và dương, đạo người có nhân và nghĩa, đạo đất có cứng và mềm. Hào số 2 là hào giữa nội quái, hào số 5 nằm giữa ngoại quái nên gọi là đắc trung, nếu đúng vị trí như hào âm ở ngôi âm, hào dương ở ngôi dương thì còn gọi là hào chính. Hào trung chính thì rất tốt như hào cửu ngũ vậy. Về cách gọi tên quẻ thì người ta đọc tên ngoại quái rồi đọc tên nội quái và cuối cùng là tên quẻ. Nếu hai quái nội ngoại giống nhau thì thêm chữ thuần, riêng quẻ Khảm thì gọi là tập Khảm để nhấn mạnh tính hiểm và dầy đặc của quẻ Khảm. Ví dụ : §ịa Thuỷ Sư: Sư là tên quẻ, thuỷ là quẻ Khảm làm nội quái, địa là quẻ Khôn làm ngoại quái vì Khảm là thuỷ mà Khôn là địa. Bát thuần Ly: quẻ Ly bên dưới là nội quáí, quẻ Ly bên trên là ngoại quái. 43 Tên của 64 quái là: Nội quái là Càn: Nội quái là Đoài: Nội quái là Ly: 44 Nội quái là Chấn:

Nội quái là Tốn Nội quái là Khảm 45 Nội quái là Cấn Nội quái là Khôn 3. Viên đồ lục thập tứ quái: Lục thập tứ quái có thể trình bày theo đồ tròn gọi là Viên Đồ tượng trưng cho trời và theo đó hình vuông tượng trưng cho đất và được đặt nội tiếp trong vòng tròn hàm ý trời chứa đất, trời tròn đất vuông . Trong đồ hình này chúng tôi chỉ trình bày sự tạo nên viên đồ theo thứ tự từ trong ra mà không xếp đồ hình vuông vào bên trong. Tên của từng quẻ một được sắp xếp ở phần trên theo nguyên tắc ngoại quái bên trên, nội quái bên dưới, khi đọc ta đọc tên ngoại quái trước, nội quái sau rồi đến tên quẻ: Ví dụ: quẻ Thiên Phong Cấu, thiên là ngoại quái Càn, phong là nội quái Tốn, Cấu là tên quẻ…. 46 X.4. Ứng dụng của 64 quẻ Văn Vương nhìn vào tượng quẻ rồi nhận xét tính quẻ và sắp xếp quẻ theo quy luật như có trời có đất đầu tiên, có trời có đất rồi thì vạn vật mới sinh, đó là quẻ Truân tiếp nối, truân là gian khổ, là bắt đầu thì thường khó khăn, mờ tối nên tiếp đến là quẻ Mông, mông là mờ tối, là đội lên, lớn lên thì phải nuôi, nuôi bằng thức ăn thì đó là quẻ Nhu, thường ăn thì hay kiện tụng tranh giành nên tiếp theo là quẻ Tụng… * Trong 64 quẻ ấy chia ra làm 2 quyển Chu Dịch Thượng Kinh gồm 30 quẻ từ quẻ Càn tới quẻ Ly Chu Dịch Hạ Kinh gồm 34 quẻ từ quẻ Hàm tới quẻ Vị Tế Ý nghĩa các quẻ sẽ được trình bày ở phần sau.

Trong Viên Đồ có quy luật: xuất phát từ 2 quẻ Càn và tận cùng bằng 2 quẻ Khôn. Bên trái chủ dương từ quẻ Địa Lôi Phục lên quẻ Bát Thuần Càn, dương lớn dần từ một vạch dương là quẻ Địa Lôi Phục, hai vạch dương là quẻ Địa Trạch Lâm, ba vạch dương là quẻ Địa Thiên Thái, bốn vạch dương là quẻ Lôi Thiên Đại Tráng, năm vạch dương là quẻ Trạch Thiên Quải, và cuối cùng sáu vạch dương là quẻ Bát Thuần Càn. Từ quẻ Thiên Phong Cấu tới quẻ Bát Thuần Khôn thuộc về bên phải chủ âm, âm lớn dần lên từ một vạch âm là quẻ Thiên Phong Cấu, hai vạch âm là quẻ Thiên Sơn Độn, ba vạch âm là quẻ Thiên Địa Bĩ, bốn vạch âm là quẻ Phong Địa Quán, năm vạch 47 âm là quẻ Sơn Địa Bác và cuối cùng sáu vạch âm là quẻ Bát Thuần Khôn.Vì vậy mới nói dương thuộc trái, đi lên còn âm thuộc phải , đi xuống. Theo quy luật dương cực âm sinh, âm cực dương sinh, trong âm có dương, trong dương có âm. * Kinh Dịch gồm 64 quẻ. Kinh Dịch của Phục Hy, Văn Vương, Chu Công Đán thiên về bói toán, còn thời tam hoàng ngũ đế vận dụng quẻ để chế công cụ dạy dân đánh cá, cày cấy như quẻ Bát Thuần Ly có nhiều lỗ rỗng để chế ra lưới đánh cá, thấy quẻ Phong Thuỷ Hoán thì chế ra thuyền vì quÎ Tốn là gỗ đi trên nước ( quÎ Khảm có tượng là nước) hoặc quẻ Phong Lôi Ích mà chế ra cày vì bên trên là gỗ ( quẻ Tốn có tượng là gỗ, là cây ) bên dưới là động ( là quẻ Chấn ), bên trên là âm mộc ( vì quẻ Tốn có tính mềm dẻo ) mà đẽo ra cán cày, bên dưới là d¬ng mộc ( quẻ Chấn tính động và cứng rắn ) mà đẽo lưỡi cày.

Kinh Dịch của Khổng Tử chú trọng nhiều đến tu thân, xử thế và các qui luật xã hội cũng như đời sống con người. * Ngoài ra người ta còn ứng dụng 64 quẻ trong 24 tiết khí trong một năm chẳng hạn như: tiết lập đông từ đầu tháng 10 tương ứng với quẻ Địa Sơn Khiêm, quẻ Thiên Địa Bĩ…phục vụ cho làm lịch và nông nghiệp, cũng như trong học thuyết vận khí. X.5. Hào âm, hào dương và vị trí của hào Hào dương là vạch liền gọi là hào cửu còn gọi là lão dương Hào âm là vạch đứt gọi là hào lục còn gọi là lão âm Các hào ngôi 1, ngôi 3, ngôi 5 là vị trí dương Các hào ngôi 2, ngôi 4 là vị trí âm Hào dương ngôi dương, hào âm ngôi âm là đắc chính Hào dương ngôi âm, hào âm ngôi dương là bất chính Hào 2 và hào 5 là hào trung, hào nào vừa trung võa chính là hào trung chính như hào cửu ngũ là trung chính thuộc ngôi vua. X.6. Thập Dực: Thập Dực có 10 truyện nhưng chỉ chia thành 6 thứ, đó là: Thoán Truyện chuyên chú thích lời quẻ của Văn Vương, tức là những câu dưới chữ: lời thoán nói rằng. Tượng truyện chú thích hình tượng các quẻ và các hào tức là những câu dưới chữ: lời tượng nói rằng,chú thích chung cho cả quẻ gọi là Đại Tượng Truyện, chú thích riêng cho từng hào gọi là Tiểu Tượng Truyện. Văn Ngôn Truyện chú thích riêng cho hai quẻ Càn, Khôn. Hệ Từ Truyện nói về công phu cũng như ý nghĩa trong việc làm Kinh Dịch của Văn Vương và Chu Công. Thuyết Quái nói về đức nghiệp và sự biến hóa của 8

quẻ. Tự Quái Truyện nói về tại sao quẻ này lại nối tiếp quẻ kia. Tạp Quái Truyện nói về những ý nghĩa vụn vặt của quẻ. 48 Phần hai CHU DỊCH THƯỢNG KINH Chu Dịch là sách Dịch nhà Chu, là bộ sách mà Chu Văn Vương và Chu Công §¸n biên soạn, viết thoán từ và hào từ. Tuy vậy lời lẽ lủng củng, khó hiểu và nhiều câu còn tối nghĩa. Đến đời Khổng Tử thì ông đã viết Thập Dực để giải thích và làm cho Kinh Dịch sáng tỏ hơn, hoàn thiện hơn. Mặc dù có nhiều sách Dịch nhưng Chu Dịch được công nhận như sách Dịch chính thống, cho tới nay người ta không tìm thấy các tài liệu về Liên Sơn Dịch và Qui Tàng Dịch và chỉ còn tồn tại sách Dịch cổ duy nhất, đó là Chu Dịch. Kinh là quyển sách. Chu Dịch Thượng Kinh là sách về Dịch của nhà Chu quyển một. Trong phần nghiên cứu các quẻ, chúng tôi nêu những điểm chính cơ bản nhất về tinh thần của quẻ, trong đó có những câu, những từ mang tính dự báo, như “ triệu ” là một điềm báo trước, còn suy ngẫm và dự đoán như thế nào là thuộc vào khả năng suy xét của mỗi người. Bởi Kinh Dịch tuyệt nhiên không mê tín, quẻ này tốt trong thời điểm hiện tại nhưng có thể không tốt trong tương lai gần vì tính biến dịch của nó. Quẻ không tốt trong hiện tại có thể tốt trong tương lai cũng mang tính chất như vậy vì theo quy luật âm dương là âm cực thì dương sinh, dương cực thì âm sinh, nếu quẻ tốt mà không phấn đấu, không chớp thời cơ thì quẻ tốt cũng chẳng làm gì, nếu quẻ xấu mà vững lòng tin, bình tĩnh tìm giải pháp thì cũng vượt qua được. Trong truyện Kiều, Nguyễn Du đã từng nói “ xưa nay nhân định thắng thiên cũng nhiều”.

Kinh Dịch chủ yếu phân tích và nhận định nhân tình thế thái, sự vận động của tinh thần và vật chất một cách khách quan, chỉ có những người từng trải rất nhiều sự thăng trầm của cuộc sống mới nhận ra được. Kinh Dịch nói về các qui luật của cuộc sống con người và vũ trụ làm cho người ta hiểu biết các qui luật ấy, biết sợ và sống tử tế hơn. Trong 64 quẻ của Kinh Dịch có tới 34 quẻ khuyên nên giữ đạo chính thì sẽ bền tốt. Vì vậy Kinh Dịch là sách vì người quân tử mà làm ra chứ không phải là thứ mà tiểu nhân có thể tin dùng, điều này người xưa đã từng ví von rằng chớ có lấy dạ tiểu nhân mà đo lòng người quân tử. Do đó, người xưa từng nói: Kinh Dịch là sách của người quân tử. Kinh Dịch của Ngô Tất Tố là Kinh Dịch của nhà Chu được dịch gần nhất với bản gốc. Sách Dịch của một số tác giả khác, người thì đơn giản hoá vấn đề, ngêi th× cụ thể hoá vấn đề, có sách thì nặng về bói toán. Chúng tôi sẽ trình bày các quẻ theo tinh thần Chu Dịch, còn các điềm, triệu chỉ mang tính tham khảo, nhằm giúp cho Kinh Dịch thêm phong phú chứ tuyệt nhiên không được làm cho Kinh Dịch trở thành bói toán nhảm nhí. Ví dụ như triệu của quẻ Càn là “khốn long đắc thuỷ” nghĩa là rồng bị nạn mà gặp nước thì đó chỉ là điềm tốt giúp cho người xem có ý chí và nghị lực để vươn lên mà thôi. Mặc dù bói được quẻ Càn là quẻ tốt nhưng mà không chính đính bền vững cũng không thể có trọn vẹn về sau

1. BÁT THUẦN CÀN * Tên khác: Bát Thuần Càn * Càn tức là trời, chữ trời chỉ về hình thể của trời, chữ Càn chỉ về tính tình của trời 1.1. Thoán từ: càn nguyên, hanh, lợi, trinh 1.2. Dịch nghĩa: quẻ Càn đầu cả, hanh thông, lợi tốt , chính bền. 1.3. Giảng: Văn Vương cho rằng, bói được quẻ này thì rất tốt. Hanh thông có lợi và tất giữ cho được tới cùng nhưng cần phải đính chính bền vững. Quẻ Càn có tượng của người quân tử có năm đức tính lớn. Đó là: Nhân Lễ Nghĩa Trí Tín. Theo Trình Di, chỉ có 2 quẻ Càn Khôn là có 5 đức tính này: Nguyên là muôn vật bắt đầu Hanh là muôn vật lớn lên Lợi là muôn vật được thoả Trinh là muôn vật đã thành Theo Chu Hy: Càn là quẻ 6 nét dương, đó là dương tới thuần tuý, mãnh liệt tới cùng tột, nên gọi là Càn, là trời, là con rồng. 1.4. Hào từ 1.4.1. Sơ cửu: tiềm long vật dụng Dịch nghĩa: rồng lặn chớ dùng Giảng: rồng được Càn lấy làm tượng, con rồng rất linh thiêng biến hoá khôn lường để hình dung sự biến hoá của Càn ( trời ), đó là lúc thánh nhân trong thủa hàn vi phải náu kín chờ thời, khi con rồng còn non nớt chưa đủ sức vÉy vùng trước sóng to gió lớn thì phải lặn, phải giấu mình đi để chờ đợi và phát triển. Lúc này cần phải kiên trì xây dựng lực lượng mà chờ thời. Giống như Lưu Bang xuất hiện có chân mệnh thiên tử, Tần Thuỷ Hoàng nhìn thấy khí tượng rồng vàng hiện lên bèn thân chinh tuần du để dùng chân mệnh thiên tử đương thời mà ngăn chặn, trấn áp. Nếu lúc ấy Lưu Bang không giấu mình, lặn đi để tránh né thì liệu có còn tồn tại được hay không? Hoặc như Lê Lợi khi khởi nghĩa còn phải giấu mình trong rừng núi Lam Sơn để mai ngày chiến thắng.

Hoặc khi lực lượng địch đang mạnh, các lực lượng cách mạng chân chính phải rút lui vào hoạt động bí mật. Đó chính là điềm quẻ Càn nói, ở hào đầu tiên, người quân tử còn long đong, nên phải giấu mình, ẩn nhẫn chờ thời cơ, đừng có vong động. Theo Chu Hy: lặn tức là nấp, chưa thi thố được và lời chiêm là chưa thể phát huy tác dụng. 1.4.2. Cửu nhị: hiện long tại điền, lợi kiến đại nhân Giải nghĩa: rồng hiện trên ruộng, có lợi gặp được quý nhân. Giảng: rồng đã hiện lên trên mặt ruộng thì đức đã rõ, nhưng chưa bay bổng cất cánh được, hào cửu nhị trung mà chưa chính, quân tử chưa được ngôi nhưng có lợi gặp được quý nhân. Lúc này thế lực người quân tử còn non yếu, đã xuất hiện nhưng chưa mở rộng, giống như các cuộc khởi nghĩa, Lê Lợi xuất hiện tại Lam Sơn, nhà Minh biết nhưng chưa thể tiêu diệt, nhưng nhân tài cả nước tìm thấy minh chủ mà theo về như Trần Nguyên Hãn và Nguyễn Trãi. Đó là cái điềm lợi kiến đại nhân. ở đây không chỉ 50 Nguyễn Trãi và Trần Nguyên Hãn được gặp quý nhân là Lê Lợi mà Lê Lợi cũng có điều may là tìm ®îc người hiền tài theo về giúp nước. 1.4.3. Cửu tam: quân tử chung nhật kiền kiền, tịch tịch nhược! Lệ, vô c÷u Giải nghĩa: đấng quân tử trọn ngày không nghỉ, tối dường rùng rợn, nguy, không lỗi. Giảng : hào này thuộc ngôi 3 trong đó hào 1 vµ 2 thuộc ngôi đất, hào 5 vµ 6 là ngôi trời, hào 3 vµ 4 là ngôi người, hào 3 là hào được ngôi nhưng ngôi còn nhỏ, vừa lên ngôi nhỏ xong, được một chức nhỏ, tuy có cao nhưng vừa mới từ hào dưới lên, trên chưa tin, dưới còn xét nét, chỗ đứng chưa vững nên cần phải làm việc chăm chỉ suốt ngày, đêm ngủ cũng phải suy nghĩ, luôn biết lo sợ và có trách nhiệm với công việc được giao, tránh làm những việc sai trái thì sẽ không mắc phải những lỗi lớn.

1.4.4. Cửu tứ: hoặc dược tại uyên, vô c÷u. Giải nghĩa: hoặc nhảy ở vực, không lỗi Giảng: vực là trên trống, dưới rỗng sâu thăm thẳm, trên cao tận trời xanh, nếu sa xuống thì rơi tới vực sâu, nhảy lên thì tới trời . QuÎ này ở ngôi vị đại thần, có thể lên ngôi cao mà cũng có thể gặp tai họa nên tuỳ thời mà tiến lui cho hợp với đạo chính thì sẽ không có lỗi. Tiến thì như thập đạo tướng quân Lê Hoàn mà lui thì nên như Trương Lương trong thời Hán Cao Tổ mới hợp lẽ, là những người biết được cơ trời. Phạm Lãi nước Việt biết đường lui thì tồn tại và muôn đời ca tụng còn Văn Chủng không biết đường lui nên gặp tai họa. 1.4.5. Cửu ngũ: long phi tại thiên, lợi kiến đại nhân. Giải nghĩa: rồng bay trên trời, có lợi gặp được quí nhân. Giảng: cửu ngũ là ngôi vua, còn gọi là ngôi trời, hào dương là quân tử mà ở ngôi lẻ là quân tử được ngôi, mà ngôi 5 lại là ngôi lẻ cao nhất. Do vậy ngôi cửu ngũ là ngôi người quân tử đạt được vị trí cao nhất trong xã hội, từ đây có thể thi thố được tài năng như cá gặp nước, như rồng gặp mây, ë địa vị này nhà vua có đủ điều kiện tuyển chọn nhân tài để giúp vua, giúp nước. Còn người hiền tài đã có nơi để tìm về, nguyện đem sức lực và trí tuệ, tài năng ra phục vụ đất nước. 1.4.6. Thượng cửu: kháng long hữu hối. Nghĩa: rồng cực quá thì ăn năn Giảng: bao giờ cũng thế, thái quá thì bất cập, quá lời thì ăn năn, làm quá giới hạn cho phép thì mắc lỗi. Khi ở vị trí cao, nhường ngôi cho con mà lên ngôi thái thượng hoàng hoặc nguyên lão, nhiều khi không đúng thì sẽ có lỗi. Ngôi thượng cửu là ngôi của các bậc nguyên lão, cố vấn, người ta có thể nghe hoặc không nghe. Theo Chu Hy thì cực quá là lên quá mà không thể xuống, điều này cũng chưa đúng lắm vì trong thực tế, Từ

Hy Thái Hậu đã giao quyền cho vua Quang Tự điều hành đất nước được một thời gian, sau đó đảo chính lại và trực tiếp nắm quyền điều hành đất nước! Triệu “khốn long đắc thuỷ” Nghĩa “rồng bị nạn mà gặp nước” Đây là quẻ tốt, nhất là về đường công danh, sự nghiệp. 2. BÁT THUẦN KHÔN Tượng của quẻ Khôn là đất, có trời có đất rồi vạn vật mới sinh, trời là vô hình mà đất là hữu hình. 2.1. Thoán từ: khôn nguyên, hanh, lợi tẫn mã chi trinh, quân tử hữu du vãng. Tiên mê, hậu đắc, chủ lợi. Tây nam đắc bằng, đông bắc táng bằng, an trinh, cát. 2.2. Dịch nghĩa: quẻ Khôn đầu cả, hanh thông, lợi về nết trinh của ngựa cái, người quân tử có sự đi. Trước mê, sau được, chủ về lợi. Phía tây nam được bạn, phía tây bắc mất bạn, yên phận giữ nết trinh thì tốt. 2.3. Giảng : theo Trình Di: quẻ Khôn với quẻ Càn đều có 4 đức tính giống nhau nhưng về thể trinh thì khác nhau. Quẻ Càn lấy bền làm trinh. Quẻ Khôn lấy mềm thuận làm trinh, ngựa cái là giống đi khoẻ và có đức tính mềm thuận mà lợi về trinh, đó là hợp với đức tính của quẻ Khôn. Âm phải đi sau dương, đợi xướng rồi mới họa, âm đi trước dương tức là mê lẫn, âm phải ở sau dương mới đúng lẽ thường. Chủ về lợi cho muôn vật đều chủ ở quẻ Khôn, vì cuộc sinh thành đều là công của đất cả. Đạo làm tôi cũng vậy, vua sai tôi phải làm tốt, vất vả là việc của bầy tôi. Càn tạo ra vạn vật vô hình thuộc về khí, song phải nhờ khôn vạn vật mới hữu hình, sinh trưởng. Công của khôn cũng lớn như càn, chỉ có khôn phải sau càn, phụ thuộc vào càn. Người quân tử thế thiên hành đạo khi vào địa vị của quẻ Khôn thì phải tuỳ thuộc vào người trên mà làm việc, không nên khởi xướng để tránh lầm lẫn, như thế ắt thành công.

Còn ý phía tây nam được bạn phải chăng là quẻ Khôn thuộc âm mà tây nam là chủ về âm nên gặp thời, gặp vận, quý nhân. Đông bắc là phương dương không hợp với quẻ Khôn. 2.4. Hào từ 2.4.1. Sơ lục: thoán từ: lý sương, kiên băng chí Dịch nghĩa: đi trên sương, biết băng sắp đến hoặc xéo sương, váng rắn tới. Giảng: thánh nhân lúc khí âm mới sinh, sợ khi nó lớn lên sẽ gây hại nên làm ra lời răn vì khí âm lúc mới đọng là sương, giẫm chân lên sương, thấy khí lạnh thì phải biết dần dần khí âm thịnh lên, lạnh tăng dần thành băng đá rắn chắc cũng như tiểu nhân lúc đầu nhỏ bé, không thể để nó lớn lên phát triển thành váng rắn mà gây hại. Điều này mang tính chất dự báo khi thấy mầm tai họa thì phải diệt trừ, phòng bệnh hơn chữa bệnh, phải tiêu diệt cái xấu khi nó mới chỉ là mầm mống, đang manh nha xuất hiện như giẫm vào sương ph¶i biết, nếu để lâu thì sương sẽ thành băng đá 2.4.2. Lục nhị: thoán từ: trực, phương, ®ại, bất tập, vô bất lợi Dịch nghĩa: thẳng, vuông, lớn, không phải tập không gì mà không có lợi. Giảng: hào này là trung chính, trung vì ở giữa nội quái, chính vì hào âm đúng ngôi âm nên làm chủ quẻ Khôn. Thẳng, vuông, lớn là đức tính của khôn, thế là hết cả đạo đất. Có đủ 3 đức ấy thì không phải học vẫn có lợi. Thẳng là điều chính, vuông là điều nghĩa, người quân tử ở địa vị quẻ Khôn thì chính để giữ trong lòng được thẳng thắn, giữ điều nghĩa bên ngoài cho được vuông vức.

52 2.4.3. Lục tam : hàm chương khả trinh, hoặc tòng vương sự, vô thành hữu chung Dịch nghĩa: ngậm văn vẻ có thể chính, hoặc theo đuổi việc nhà vua, không cậy công thì được tốt lành về sau. Giảng: hàm là chứa, là ngậm, chương là văn vẻ, văn chương. Hàm chương khả trinh có nghĩa là ngậm giữ kín văn vẻ của mình lại thì có thể chính đính bền vững về sau. Hoặc có thể theo đuổi công việc nhà vua thì đạo làm tôi, làm kẻ dưới, nên giữ kín những cái giỏi của mình lại, có điều gì hay ho, công lao tốt đẹp thì phải trả về cho vua, cho cấp trên thì mới có thể như thường. Trên sẽ không ghét, dưới thì đúng với đạo mềm thuận. Làm cho người trên không dám nhận công, chỉ phụng sự cho đến lúc chết thôi. Những kẻ tối tăm nông nổi, có điều gì hay, chỉ sợ người ta không biết, há có thể ngậm được văn vẻ. Chuyện kể rằng khi Lưu Bang hỏi Hàn Tín, một vị tướng tài là: ngươi có thể cầm được bao nhiêu quân? Hàn Tín trả lời : thần có thể cầm hàng trăm vạn quân, càng nhiều càng tốt. Lưu Bang hỏi tiếp: như ta thì có thể cầm được bao nhiêu quân? Hàn Tín đáp: Bệ hạ chỉ có thể cầm được mười vạn quân thôi. Nhìn nét mặt Lưu Bang, Hàn Tín biết lỡ lời bèn nói: Bệ hạ tuy không có tài cầm quân nhưng bệ hạ lại có tài cầm tướng. Lưu Bang lấy làm khoan khoái, nhờ vậy Hàn Tín mới thoát nạn. 2.4.4. Lục tứ: quát nang, vô cữu, vô dự. Nghĩa: thắt túi, không lỗi, không khen

Giảng: theo Trình Di, hào 4 gần ngôi 5 mà không tương đắc, ấy là lúc trên dưới ngăn lấp, lúc ấy phải giấu cái khôn của mình như thắt miệng túi lại thì sẽ không có lỗi mà đã giấu kín thì không ai biết nên cũng chẳng ai khen. 2.4.5. Lục ngũ: hoàng thường, nguyên, cát Dịch nghĩa: quần vàng cả tốt Giảng: quẻ Khôn tuy là đạo làm tôi, nhưng hào 5 là ngôi của vua. Vàng là màu trung chính, là mầu của trung thổ và là màu quần áo của hoàng gia, ở đây là màu quần. Ở dưới mà giữ trung chính, đúng phận sự thì tốt, ở quẻ khác thì hào lục ngũ hoặc mềm thuận hoặc yếu ớt nhưng ở quẻ Khôn là ứng với ngôi tôn quí. Bề tôi mà ở ngôi tôn có chăng là Hậu Nghệ, Vương Mãng, phận vợ mà ở ngôi tôn có là Nữ Oa, Võ Thị. Đó là cái biến. Hậu Nghệ, Vương Mãng là những đại thần nhà Hạ và nhà Hán, muốn cướp ngôi mà không trung chính nên thất bại, Nữ Oa là em gái Phục Hy, làm vua cũng chẳng được lâu, Võ Tắc Thiên, vợ Đường Cao Tông Lý Trị chỉ làm vua được một đời, sau phải nhường lại cho Đường Minh Hoàng, người mà cuộc đời và sự nghiệp gắn liền với Dương Quí Phi và được nhắc tới trong bài Điếu Mã Ngôi. 2.4.6. Thượng lục: long chiến vu dã, kỳ huyết huyền hoàng Nghĩa: rồng đánh nhau ở ngoài đồng, máu nó đen vàng Giảng: hào này muốn nói, thịnh quá ắt tranh giành nhau. Âm thịnh tranh nhau với dương, hai kẻ bại trận đều bị thương. Mà âm thịnh tới tột cùng sẽ có biến cố xảy ra. Đó là quá trình biến hoá.

Triệu: “ngạ hổ đắc thực” Nghĩa: cọp đói được ăn Chỉ về sự: được nuôi dưỡng, việc sẽ ứng về sau. Đây là quẻ tốt. 3. THỦY LÔI TRUÂN 3.1. Lý do tiếp nối: Có trời, có đất rồi vạn vật mới sinh và lúc mới sinh là lúc khó khăn nhất. Đó là chữ truân, truân có nghĩa đầy trong trời đất, truân là muôn vật mới sinh, là khó khăn. Ngoài ra thuỷ lôi hay vân lôi đều có nghĩa là truân. 3.2. Thoán từ: truân nguyên, hanh, lợi, trinh, vật dụng hữu du vãng, lợi kiến hầu. 3.3. Dịch nghĩa: gặp thời truân, có thể hanh thông lắm, nếu giữ điều chính, đừng tiến vội mà tìm người tài giúp mình thì mọi việc sẽ thành công. ( truân đầu cả, hanh thông, lợi tốt, chính bền, chớ vội đi, lợi về dựng tước hầu ) 3.4. Giảng: ở quẻ này sấm (quẻ Chấn ) bên dưới, mưa ( quẻ Khảm ) bên trên, động ở chỗ hiểm, nội quái và ngoại quái đều có một hào dương. Cương, nhu, âm, dương giao nhau, mây sấm nổi lên đó là tượng sinh sôi nảy nở vạn vật. Lúc mới ra đời bao giờ cũng gian nan nên phải kiên nhẫn, cương trực thì tốt, manh động thì bại. Nên tìm người tài giỏi giúp mình vì như dân gian vẫn nói: “không có thầy, thì không thể làm nên”. Âm dương không giao nhau là quẻ Thiên Địa Bĩ, âm dương giao nhau là quẻ Địa Thiên Thái. Âm dương giao nhau mà chưa xướng là quẻ Thủy Lôi Truân. Từ xướng ở đây nên hiểu là sự hòa hợp giữa âm và dương hoặc như kẻ này xướng thì người kia họa theo chứ không phải từ sướng như người ta có thể hiểu sai ý nghĩa của nó.

Truân là quẻ nói về sự khó khăn ban đầu Kiển là quẻ về khó khăn hơn Khốn là quẻ về khó khăn tột cùng. 3.5. Triệu: “ loan ti vô đầu ” Nghĩa: búi tơ rối rắm chẳng tìm thấy đầu mối Chỉ về sự: có khó khăn trở ngại, sấm động mưa đổ là việc đời rối loạn, hãy chờ, tiến chậm và chắc. Tìm người hiền tài giúp mình, nắm bắt cơ hội. 4. SƠN THỦY MÔNG 4.1. Lý do tiếp nối: mọi vật mới sinh thì non yếu, mờ tối, các vật mới sinh thì phải lớn lên, đội lên như hạt đậu đội đất mà mọc lên. Mọi vật mới sinh là truân mà mông là mờ tối, non yếu, là đội lên nên quẻ Mông nối tiếp quẻ Truân. 4.2. Thoán từ: mông hanh, phỉ ngã cầu đồng mông, đồng mông cầu ngã, sơ phệ cáo, tái tam độc, độc tắc bất cáo. Lợi, trinh. 4.3. Dịch nghĩa: quẻ Mông hanh, chẳng phải ta tìm trẻ thơ mà trẻ thơ tìm ta. Hỏi một lần thì bảo cho, hỏi hai hay ba lần thì nhàm, không bảo. Hợp với đạo chính thì lợi. 4.4. Giảng: trẻ thơ ở đây mang ý quẻ Mông còn non, còn mờ tối, theo tượng quẻ: sơn là quẻ Cấn có tính ngưng lại, thuỷ là quẻ Khảm tính hiểm thì không tiến thoái được, 54 mù mờ ứng với quẻ Mông. Hào cửu nhị là dương cương đắc trung làm chủ nội quái như vị thầy mở mang cho trẻ ứng với hào lục ngũ là đắc trung nhu là tượng học trò ngoan. Thầy trò tương đắc nên quẻ này có đức hanh thông, hỏi một lần thì thầy bảo, hỏi hai hay ba lần thì nhàm, nên giữ đạo chính thì hanh thông, thành đạt. Thầy ở đây muốn chỉ vào người tài giỏi, sáng suốt thì người ta là hạng người tối tăm ( hào lục ngũ ) nên đến tìm mình mà học hỏi, mà đã đi học thì phải chuyên tâm, đừng có hỏi nhiều lần, thời nào cũng vậy, có ai ưa kẻ dốt nát đâu, thầy nào chẳng thích học trò giỏi và ngoan, có vậy thì khi trò vinh danh, thành đạt mới làm mát lòng ,mát dạ tôn sư.

4.5. Triệu: “ tiêu quỹ thâu tiên ” Nghĩa: đưa mắt về phía trước, chỉ thấy bóng mặt trời tan biến về đêm. Chỉ về sự: phải khiêm nhường để nhìn rõ sự việc mà vượt qua. Đây là quẻ xấu nhưng nếu bình tĩnh, tìm người giỏi giúp ý kiến, cầu tiến và giữ đạo chính thì vượt qua. 5. THỦY THIÊN NHU 5.1. Lý do tiếp nối: quẻ Mông là đội, là vật còn non, còn non tất phải nuôi nên tiếp theo là quẻ Nhu. Nhu tức là việc ăn uống. Quẻ này có nghĩa chờ đợi, nội quái Càn dưới ngoại quái Khảm, tính quẻ Càn mạnh còn tính quẻ Khảm thì hiểm, quẻ Càn mạnh nên nhất định phải tiến lên nhưng vì quẻ Khảm hiểm ngăn trở nên phải chờ đợi rồi sau mới tiến lên. 5.2. Thoán từ: nhu hữu phu, quang, hanh, trinh, cát, lợi thiệp đại xuyên 5.3. Dịch nghĩa : chờ đợi, có đức tin, sáng sủa, hanh thông, giữ vững điều chính thì tốt, dù khó khăn như vượt sông lớn cũng thành công. 5.4. Giảng: nội quái Càn mạnh muốn tiến nhưng gặp ngoại quái Khảm hiểm nên phải chờ đợi. Hào dương ngôi 5 ứng với ngôi cửu ngũ chí tôn, trung chính nên có tượng thành thực, tin tưởng sáng sủa hanh thông nhưng vì hiểm nên phải chờ thời. Ngoài ra khảm là mây, mưa che càn trời nên thế nào cũng đổ mưa, cứ ăn uống, chờ đợi, khi trời mưa thì mọi việc sẽ tốt đẹp, đã chính bền thì không gì mà không tốt, đừng nóng lòng muốn mau chóng mà phạm vào chỗ hiểm nạn. Càn mạnh muốn tiến lên nhưng khảm hiểm phía trên ngăn lại, đó là cái tượng sắp sang sông lớn mà đừng tiến lên một cách khinh thường. Nhu có nghĩa là chờ đợi, là phải biết chờ đợi, chờ thời cơ như người xưa vẫn nói là quân tử báo thù, mười năm chưa muộn đó sao!

5.5. Triệu : “ minh châu xuất thổ ” Nghĩa: hạt châu sáng ló khỏi mặt đất Chỉ về sự: bị hãm mà chẳng khốn cùng, sự tốt đẹp đã bắt đầu ló dạng. Chờ đợi và nhu nhuận sẽ tốt đẹp. 6. THIÊN THỦY TỤNG Ngoại quái là quẻ Càn, nội quái là quẻ Khảm 6.1. Lý do tiếp nối: quẻ Tụng, tự quái nói rằng, ăn uống thì phải kiện tụng. Cái mà người ta cần dùng là sự ăn uống, đã phải chờ đợi thì sự tranh kiện từ đó mà ra. Từ xưa tới nay việc ăn uống thường xảy ra kiện cáo, mà đa số kiện cáo cũng từ miếng ăn, vật chất phân phối không đều mà ra. Vì vậy quẻ Tụng nối tiếp quẻ Nhu. 6.2. Thoán từ: tụng hữu phu chất dịch, ( thích ) trung cát, chung hung. lợi kiến đại nhân, bất lợi thiệp đại xuyên 6.3. Dịch nghĩa : việc kiện cáo có thật, tình thực mà bị oan ức, sinh ra lo sợ, nếu giải oan được rồi ( vừa phải có nghĩa là trung cát )) thì thôi là tốt, nếu kiện đến cùng là xấu ( chung hung ). Tìm được quý nhân có lòng công minh mà nghe theo thì có lợi nếu không thì như lội qua sông lớn có nhiều hiểm nguy. 6.4. Giảng: nhìn vào tượng quẻ, quẻ Càn bên trên, quẻ Khảm bên dưới có tượng kẻ trên áp chế kẻ dưới, trên thì cương kiện, dưới thì hiểm tất sinh kiện cáo. Theo Chu Công Đán thì quẻ này có biểu hiện người ngay bị oan mà không có người minh xét nên phải đi kiện, nhưng khi được minh oan rồi thì thôi, còn quyết thắng tới cùng là xấu.

Đại Tưîng Truyện khuyên nếu gặp quẻ này thì làm việc gì cũng nên cẩn thận từ đầu để tránh kiện cáo vì quẻ này hào 9 ngôi 2 không có hào ứng cùng nên càng thêm lo mà hào thượng cửu cứng đến cùng có tượng theo đuổi việc kiện đến cùng 6.5. Triệu : “nhị nhân tranh lộ”. Nghĩa: hai người giành đường. Chỉ về sự: làm việc gì cũng phải tính trước, đây là quẻ xấu. 7. ĐỊA THỦY SƯ 7.1. Lý do tiếp nối: quẻ Sư, tự quái kể rằng: đã kiện tụng ắt có người đến xem, ắt có người bàn tán, quân sư, cố vấn. Sư có nghĩa là sư gia, quân sư, đông người, quần chúng. Quẻ Thủy Địa Tỵ, một hào dương làm chủ các hào âm mà ở vị trí 5 là tượng của ông vua. Còn quẻ Địa Thủy Sư thì ngược lại, quẻ Khảm dưới, quẻ Khôn trên, hào dương làm chủ quẻ dưới ( hào 9 ngôi 2 ) nên có tượng làm ông tướng chỉ huy. Vì vậy quẻ Sư nối tiếp quẻ Tụng và nó có nghĩa là sư gia, là ông tướng, là quân đội, là sự trẩy quân. 7.2. Thoán từ: sư trinh, trượng nhân cát, vô cữu. 7.3. Dịch nghĩa: quân đội mà chính nghĩa, có người chỉ huy giỏi thì tốt, không bị lỗi lầm. 7.4. Giảng: Đại Tượng Truyện bảo quẻ Khôn là đất, quẻ Khảm là nước, dưới đất có nước là tượng đất nước, nhân dân tụ họp thành đám đông, còn Chu Hy cho rằng quẻ này ứng với tính hiểm của quẻ Khảm dưới vỏ ngoài là thuận của quẻ Khôn nên người xưa ứng dụng trong kế sách “ngụ binh ư nông” nghĩa là thời bình làm ruộng, thời loạn làm lính, như trong quẻ là giấu cái hiểm binh lính trong vẻ khôn thuận bên ngoài. Kế

sách này từ xưa tới nay vẫn được áp dụng như các nông trường quân đội tại các vùng biên giới. Còn Thoán Truyện cho rằng việc xuất quân là nguy hiểm ( quẻ Khảm ) nhưng xuất quân chính nghĩa thì quẻ Khôn ( tính thuận ) sẽ giúp đỡ lập được công lớn! Ngoài ra còn có ý nghĩa nữa là sự chinh chiến giữa các nước. Lúc đó cần quân đội, cần chiến tranh. Nếu vì quyền lợi ( quẻ Nhu ) mà không xử kiện được ( quẻ Tụng ) thì xảy ra chiến tranh và chiến tranh cần quân đội. Trong đạo dùng binh phải lấy chính nghĩa làm gốc, dấy động can qua, làm hại thiên hạ mà không có ngọn cờ chính nghĩa thì dân không theo. Tuy vậy, dù hành động có chính nghĩa mà không có người chỉ huy tài giỏi thì làm sao có thể thành công được 7.5. Triệu : “ mã đáo thành công ” Nghĩa: ngựa trở về là việc đã thành Chỉ về sự: có hội họp, có cơ hội lớn, quân đội chiến thắng, việc lớn thành công nếu giữ chính nghĩa. 8. THỦY ĐỊA TỶ ( TỴ ) 8.1. Lý do tiếp nối: bản thân quẻ nói rằng: sư là đông người, đông người thì gần nhau, giúp nhau. Tỵ là gần nhau, là giúp nhau, ở quẻ này nước trên đất dưới, không có gì gần hơn là nước và đất, nước luồn hết vào tất cả kẽ hở của đất, nước khô thì đất nứt toác ra các kẽ hở, đó là cái tượng liền sát nhau, là hội họp đông người. Về ngôi, hào dương là ngôi vua ứng với hào cửu ngũ thống lĩnh 5 hào âm còn lại.

8.2. Thoán từ: tỵ cát, nguyên phệ, nguyên vĩnh, trinh, vô cữu, bÊt ninh phương lai, hậu phu hung. 8.3. Dịch nghĩa : gần gũi thì tốt, bói lần thứ hai mà được như lần đầu ( nguyên phệ) thì rất tốt, lâu dài, chính đáng thì không có lỗi. Kẻ nào gặp trắc trở sẽ trở lại với mình ( bất ninh phương lai có nghĩa là kẻ nào chẳng yên mới trở lại với mình )), kẻ nào tới trễ là xấu ( hậu phu hung ). 8.4. Giảng: quẻ này có tượng gần gũi như đất và nước. Hào 9 ng«i 5 lại có tượng vua nên phải thận trọng răn mình, khi thấy có đầy đủ đức nguyên, vĩnh, trinh mới tốt. Bất ninh phương lai là trên dưới ứng nhau như ở đây là hào 9 ngôi 5 với hào 6 ngôi 2 đều là trung chính nên gần nhau thì tốt, còn không gặp, không tới thì xấu ( hậu phu hung ). Người ta nên gần với nhau như đất và nước nhưng phải có cách, người mình gần phải có đức tính đứng đầu ( nguyên ), lâu dài, chính bền thì không có lỗi. Người dưới gần người trên, người trên gần người dưới cũng phải có ba đức tính ấy. Mọi thứ trong trời đất này, không thứ gì không liền nhau mà có thể tự tồn tại được, vì vậy mới nói người ta phải dựa vào nhau mà sống, tuy có cương cường nhưng chưa có kẻ nào sống một mình được mà phải dựa vào cộng đồng. Thường thì tình con người 57 gần nhau, liền nhau thì hợp, cùng khí thì tụ mà căng thẳng với nhau thì lìa xa bởi vì khác khí thì tan như tượng quẻ Khuê vậy.

8.5. Triệu : “ thuyền đắc thuận phong ” Nghĩa: thuyền gặp gió xuôi. Chỉ về sự: hoà hợp, vui vẻ, nếu biết hoà vui, giáp nhau, gần nhau thì thăng tiến như thuyền gặp gió xuôi. 9. PHONG THIÊN TIỂU SÚC 9.1. Lý do tiếp nối: quẻ Tiểu Súc nghĩa là chứa, là nuôi, đông người ( quẻ Sư ) thì họp lại ( quẻ Tỵ ), họp lại tức là chứa, là nuôi. Vì vậy sau quẻ Tỵ là quẻ Tiểu Súc. Quẻ Càn là bề trên thế mà lại ở dưới quẻ Tốn, chứa đựng sự cứng mạnh không gì bằng sự nhún thuận, nhưng sự chứa của nhún thuận là để làm giảm đi sự cứng mạnh chứ không thể ngăn sự lớn mạnh, vì vậy sự chứa của nó còn nhỏ nên mới gọi là Tiểu Súc. 9.2. Thoán từ: tiểu súc hanh, mật vân bất vũ, tự ngã tây giao. 9.3. Dịch nghĩa: sự hanh thông bị giảm đi hoặc chứa nhỏ thì hanh thông. Mây đen kịt mà không mưa ở cõi trời phía tây của ta. 9.4. Giảng: quẻ âm Tốn mà cản được dương Càn, nhỏ mà ngăn được lớn. Hào âm ngôi 4 ( âm ngôi âm ) là đắc vị, hào này có thể ngăn được 5 hào dương nên có ý nhỏ mà ngăn được lớn. Nếu hào 4 này mà ngăn được hào 2 và hào 5 thì ngôi vị chí tôn còn giữ được, nhưng vì nhỏ, sức ngăn yếu nên như mây đen kịt mà không mưa nổi . Quẻ này ứng với số phận vua Văn Vương bị Trụ Vương Ân Thọ giam vào ngục Dữu Lý, vào hoàn cảnh biết mà không ngăn được vua Trụ vô đạo, lòng buồn mà nghĩ về cõi trời phía tây, nơi quê hương của ông. Chữ ngã là ông tự xưng, chức vị của ông là Tây Bá Hầu Cơ Xương, sau mới được phong Vương. Đại Tượng Truyện khuyên vào hoàn cảnh quẻ này không nên hoạt động chính trị mà nên viết lách văn chương nhưng đừng đề thơ như Tống Giang trên lầu Tầm Dương mà làm đất Giang Châu tắm máu. Âm dương giao nhau hòa hợp thì trời sẽ mưa, dương xướng mà âm họa theo là thuận, nếu âm xướng lên trước dương thì không thuận lẽ, không hòa hợp thì trời không thể mưa được. Mây tuy dầy nhưng chưa thành mưa vì nó ở cõi tây. Đông bắc là phương dương, tây nam là phương âm, tự âm xướng lên mà dương không hưởng ứng thì làm sao mà mưa được, Văn Vương muốn khởi xướng những dự định tốt lành cho giang sơn, xã tắc nhưng Trụ Vương không hưởng ứng thì làm sao các dự định đó thành công cũng giống như mây dầy muốn mưa mà không mưa ở miền tây quê hương ông. Dù bên dưới có tài mà trên không dùng thì Hàn Tín cũng chỉ đi đốt than, Lã vọng cũng chỉ ngồi câu cá cho đến chết mà thôi!

9.5. Triệu: " mật vân bất vũ " Nghĩa: mây đen dầy mà không có mưa Chỉ về sự: được nuôi ít, cần sự nhún thuận. 10. THIÊN TRẠCH LÝ 10.1. Lý do tiếp nối: người ta chứa họp ( quẻ Tiểu Súc ) rồi mới có lễ. Lý nghĩa là giầy lên, giẫm lên, xéo lên nhiều thì thành đường. Đường đi là nơi con người đi nhiều mà thành. Ai cũng làm như vậy thì tạo nên lễ, lễ là quy củ, phép tắc, lễ là trên cao, dưới thấp, là việc như vậy thì phải như vậy, xéo là theo đó mà đi, cứ thế mà đi. Theo tượng quẻ, trời trên đầm dưới, đó là cái lễ trên dưới, là trên tôn dưới ty. Lễ là gốc của đạo làm người "tiên học lễ, hậu học văn". 10.2. Thoán từ: lý hổ vĩ, bất chất (diệt ) nhân, hanh 10.3. Dịch nghĩa: giẫm lên đuôi cọp mà cọp không cắn, hanh thông. 10.4. Giảng: quẻ Càn bên trên, bên dưới là quẻ Đoài ( trời trên, đầm dưới ), trên dưới có tôn ty hợp lẽ trời đất nên gọi là hợp lẽ, hợp lý. Có tính âm nhu mà đi theo dương cương thì dù người đi trước mình có dữ như cọp cũng tỏ ra hiền từ víi mình. Cũng giống như người dưới hiền lành, nhu nhuận, làm việc hết mình và có hiệu quả cũng có thể cảm hoá được người trên ví như giẫm lên đuôi cọp mà cũng không bị cọp cắn. Đại Tượng Truyện nói: có tài ở trên, kém tài ở dưới thì lòng dân mới yên mà không có sự tranh giành. Đoài có đức là đẹp lòng, Đoài dưới Càn trên tức là làm đẹp lòng người trên. Người ta có thể như thế thì tuy ở chỗ hiểm nghèo cũng không hại gì.

10.5. Triệu: "Phượng minh kỳ sơn" Nghĩa: chim Phượng hót ở núi Kỳ. Chỉ về sự: làm đúng phép tắc, vui vẻ ứng hợp thì tốt. 11. ĐỊA THIÊN THÁI 11.1. Lý do tiếp nối: theo Trình Di " xéo được nơi chốn thì thư thái yên ổn ", cuộc đời con người ta cũng vậy, đặt được đúng nơi chốn thì yên. Dùng người cũng vậy, người trên mà biết phát huy sở trường, sở đoản của người dưới thì không ai là không có tác dụng cho mình, đó chính là thuật dùng người. Vì vậy quẻ Thái mới tiếp theo quẻ Lý, ở đất nước nào, gia đình nào giữ được lễ nghi, biết trên biết dưới có trật tự thì xã hội ấy, gia đình ấy mới yên ổn. Cũng như vậy có tu thân tề gia thì mới trị quốc, bình thiên hạ được. 11.2. Thoán từ: thái tiểu vãng, đại lai, cát, hanh 11.3. Dich nghĩa: quẻ Thái cái nhỏ đi, cái lớn đến, tất hanh thông. 11.4. Giảng: ở đây không nên hiểu là trời dưới đất trên, mà nên hiểu Càn là khí dương, Khôn là khí âm. Trời xuất địa khí, đất xuất thiên khí, địa khí là mây mà ở trên trời, thiên khí là mưa mà rơi xuống đất, khí dương bốc lên khí âm giáng xuống, âm dương giao hoà thì mọi vật yên hoà vui vẻ. Trong quẻ này có tượng hào dương quân tử lớn dần mà hào âm tiểu nhân nhỏ đi, hai bên ngang nhau là Thái. Trong thực tế âm dương 59 phải quân bình nhau, đừng bao giờ nghĩ phải tiêu diệt hết cái ác, cái xấu, mà chỉ có dương hoàn toàn mới tốt. Thực ra thiện ác, tốt xấu có lúc rõ ràng, tuyệt đối nhưng cũng có lúc là tương đối, ví như chiến tranh là tàn nhẫn, là ác nhưng cuộc chiến tranh giải phóng dân tộc, chiến tranh bảo vệ tổ quốc lại vô cùng vĩ đại. Về quẻ Thái thì ý nghiêng về dương đi lên thì tốt, điều này còn có ý là hào dương là quân tử mà ở bên trong, hào âm là tiểu nhân phải đi ra ngoài, đó là cái điềm tốt, biểu hiện sự gần gũi quân tử và xa lánh tiểu nhân, quẻ này ngược lại với quẻ Bĩ, đó là người trên gần gũi tiểu nhân mà xa lánh người quân tử. Trong quẻ Thái người trên kẻ dưới đều đem lòng thành thật ra để

đối đãi nhau, tâm chí thông nhau thì đó là cuộc thái của thiên hạ rồi. Tuy vậy hào trên quẻ Thái nói rằng: thành phục vu hoàng nghĩa là thành xưa trở về rãnh, Trình Di giải thích là khi xây thành thì phải đào đất dưới rãnh mà xây thành, khi mà đến chót cuộc thái, sắp trở về cuộc bĩ cũng như đất thành sụp đổ trở về rãnh xưa, vì vậy khi người ta đạt tới đỉnh cao rồi thì cũng phải biết lo sợ mà tự răn mình. 11.5. Triệu: " hỷ báo tâm nguyện " Nghĩa: có tin vui báo về điều mình nguyện cầu trong lòng. Chỉ về sự: hanh thông, mong ước thành. Đây là quẻ tốt. 12.THIÊN ĐỊA BĨ 12.1. Lý do tiếp nối: quẻ Thái là hanh thông mà các vật không thể hanh thông mãi được, Dịch nói: " vật cùng tắc biến, biến tắc thông, thông tắc cửu " nghĩa là vật đến giai đoạn cuối cùng thì tất biến hoá thành vật khác, mà đã biến thì hết cùng, hết khốn mà cả thông, mà đã cả thông thì bền vững, nhưng làm gì có sự bền vững mãi mãi mà lại theo quy luật " cùng tắc biến ", thái cực thì tất biến thành bĩ, thái dương cực lúc 12h trưa, đến 1h chiều thì đã chuyển sang âm rồi. Bĩ là bế tắc. Âm dương hoà hợp là thái, trời trên đất dưới cách biệt là bĩ. 12.2. Thoán từ: bĩ chi phỉ nhân, bất lợi quân tử trinh, đại vãng tiểu lai. 12.3. Dịch nghĩa: quẻ Bĩ không phải đạo người vì nó không có lợi cho đạo chính nghĩa của người quân tử, tượng của nó là cái lớn ( dương ) đi, cái bé ( âm ) đến.

12.4. Giảng: quẻ Bĩ ngược với quẻ Thái, quẻ Bĩ dương trên âm dưới, dương bay đi, âm xuống dưới, âm dương rời xa nhau là âm dương cách tuyệt, giống như người sống còn ở dương gian, còn người chết về nơi âm phủ. Quẻ này đạo quân tử tiêu vong còn đạo tiểu nhân mạnh lên, đó là âm đang dần thắng. Trong quẻ này ngươi quân tử phải ẩn nhẫn chờ thời để tránh tai họa như Cơ Tử nhà Trụ giả điên để thoát nạn. Trời đất giao nhau thì muôn vật mới sinh mà con người lại đứng đầu muôn vật, phàm những cái sống trong trời đất đều là đạo người, đó là theo thuyết tam tài ( thiên nhân địa ), nếu trời đất không giao nhau thì không sinh ra muôn vật thì lấy đâu ra đạo người nữa ( Bĩ chi phỉ nhân ). Trong quẻ này người trên gần gũi tiểu nhân và xa lánh người tốt, chẳng nói đâu xa, thất trảm sớ của thầy Chu Văn An đâu có được dùng! Nhưng trong thời bĩ cũng còn hy vọng vì hào cuối cùng nói rằng: khuynh bĩ, trước bĩ, sau mừng. Bĩ đã nghiêng rồi, sắp đổ rồi thì cuộc thái đến nơi rồi. 12.5. Triệu: " hổ lạc hãm khanh " Nghĩa: cọp rơi xuống hố Chỉ về sự: khốn khó bế tắc, nên trốn tránh. Đây là quẻ xấu. 13. THIÊN HỎA ĐỒNG NHÂN 13.1. Lý do tiếp nối: về lý vật không thể bĩ mãi nên tiếp theo là quẻ Đồng Nhân. Đồng nhân là cùng với người, bởi vì trong lúc cuộc đời đương bĩ ắt phải chung sức với nhau mới nên việc. Trong thực tế thường diễn ra như vậy. Có khó khăn con người mới vượt lên, lửa thử vàng gian nan thử sức. Thường những người thành công đi lên từ những hoàn cảnh hết sức khó khăn, trong gian khổ, người ta hay cảm thông thương nhau, càng đồng lòng đồng sức, đồng chí hướng, nhưng tới khi thành công lại xa lánh và nghi kỵ nhau. Về tượng trời ở trên, lửa bốc lên ngang với trời, đó là tượng cùng nhau.

Hào 5 và hào 2 đều trung chính, trên dưới một lòng tương ứng với nhau đó là nghĩa đồng nhân, đồng lòng. 13.2. Thoán từ: đồng nhân vu dã, hanh, lợi thiệp đại xuyên, lợi quân tö trinh. 13.3. Dịch nghĩa: cùng với người trên cánh đồng mênh mông thì hanh thông, gian hiểm như lội qua sông lớn cũng có lợi. Quẻ này có lợi cho người quân tử trung chính. 13.4. Giảng: quẻ này có tượng lửa bốc cao lên tới trời, cùng sáng khắp nơi, mà cảnh tượng này lại diễn ra trên cánh đồng mênh mông tạo nên khung cảnh huy hoàng nên quẻ này rất tốt nhưng có tốt được hay không thì còn phụ thuộc là người ta có giữ được đạo chính hay không. Dù có được quẻ tốt mà không chịu học, không thông minh thì làm sao mà đi thi cử có thể đỗ đạt được. Ngoài ra cảnh tượng cánh đồng là nơi xa nhà, rộng rãi, không gian khoáng đạt, ở đây không có tình riêng của con người mà là cái đạo thế giới đại đồng, loài người đồng lòng, đồng sức với nhau. Hễ có thể đại đồng với thiên hạ thì thiên hạ cũng đại đồng với mình ví như mình vì mọi người thì mọi người vì mình. Trong truyện Ba Chàng Ngự Lâm Pháo Thủ thì một người vì 4 người, 4 người vì 1 người ( ba chàng ngự lâm quân và người lính thị vệ ). Trong Tam Quốc cũng vậy, khi kết nghĩa vườn đào, 3 anh em Lưu, Quan, Trương đã thề tuy không sinh cùng ngày cùng tháng cùng năm nhưng nguyện chết cùng giờ. Đó chính là cái đạo đồng nhân. Tuy vậy, kẻ tiểu nhân thì khác, chúng chuyên dùng theo ý riêng, người họ yêu dù trái họ vẫn chung cùng, người họ

ghét dù phải họ cũng trái khác, đó là sự hùa đảng, bè phái. Đó là vì lòng họ bất chính thì làm sao có thể đại đồng với thiên hạ được. 13.5. Triệu: "tiên nhân chi lộ" Nghĩa: đi đường trước người Chỉ về sự: có hoà hợp trong ganh đua, nhiều việc tốt nhưng một mình không làm được. Quẻ này tốt 14. HỎA THIÊN ĐẠI HỮU 14.1. Lý do tiếp nối: Trình Di cho rằng, kẻ nào cùng với người thì người ta theo về, quẻ Đại Hữu lửa trên trời soi sáng muôn nơi, đó là quẻ cả có, cả có là có nhiều, có lớn, quẻ này hào mềm ở ngôi 5 là ngôi tôn ứng với 5 hào dương. Ở ngôi tôn kính mà giữ đạo mềm mỏng, trên dưới ứng nhau thì người ta theo về mµ trở nên thịnh cả giàu có. 14.2. Thoán từ: đại hữu nguyên hanh 14.3. Dịch nghĩa: giàu có lớn thì rất hanh thông. 14.4. Giảng: quẻ Ly bên trên, quẻ Càn bên dưới là lửa sáng khắp nơi, ngoại quái Ly văn minh, nội quái Càn cương kiện, vừa văn minh vừa cương kiện nên rất hanh thông. Hào âm ngôi 5 được vị trí trung mà ngôi cao nên thống lĩnh 5 hào dương phải nghe theo, lại ứng với hào dương ngôi 2 bên dưới ( trên không chính thì dưới cũng không chính ), ở quẻ này nên ngăn chặn điều dữ khi mới xuất hiện và biểu dương điều tốt khi nó còn nhỏ để thuận theo mệnh trời. Thường thì sự giàu có, bản thân nó không có lỗi, người ta vì giàu có tự làm ra lỗi mà thôi, nếu như hưởng sự giàu có mà biết chỗ khó nhọc thì tự nhiên không lỗi. Ở cảnh giàu có mà không biết nơm nớp lo sợ thì sinh ra kiêu căng, rồi sẽ mắc lỗi. Quẻ này, hào thượng cửu biết hạ mình hòa hợp với hào 5 âm nhu, đó tức là chuộng người hiền thì tự nhiên được hưởng phúc. Có nhiều mà không tự

nhận thì không có hại về sự tràn đầy, đó là kẻ biết thuận theo lẽ trời, như vậy sẽ tốt. 14.5. Triệu: " ưng thước đồng lâm " Nghĩa: chim ưng và chim khách cùng tới. Chỉ về sự: chim ưng là cái ác, chim khách là cái tốt cùng xuất hiện. Giàu có, có lớn thì thường có cái xấu và tốt cùng tới. 15. ĐỊA SƠN KHIÊM 15.1. Lý do tiếp nối: đại hữu là có lớn, có nhiều quá thì không nên để cho đầy, "thiên đạo khuy doanh nhi ích khiêm" nghĩa là đạo trời thường lấy bớt chỗ đầy mà cho chỗ vơi, muốn còn thì phải khiêm tốn, còn đạo người là "nhân đạo ố doanh nhi hiếu khiêm" nghĩa là đạo người thường gét kẻ giàu có mà tự cao tự đại nhưng lại hay thương quý người khiêm tốn. Vì vậy sau quẻ Đại Hữu thì nối tiếp là quẻ Khiêm. 15.2. Thoán từ: khiêm hanh, quân tử hữu chung 15.3. Dịch nghĩa: nhún nhường, hanh thông, người quân tử giữ được trọn vẹn tới cuối. 15.4. Giảng: quẻ trên là đất, quẻ dưới là núi, núi cao mà phải nhún dưới đất là cái tượng nhún nhường, khiêm tốn, vì vậy mà được hanh thông. Thoán truyện cho rằng khiêm là đạo trời, đạo đất và đạo người. Trời có đức khiêm vì có nhún nhường từ trên đi xuống chỗ thấp mà khai hoá văn minh. Đất có đức khiêm vì chịu ở dưới đi lên. Nếu 62 giữ đạo khiêm thì ở địa vị cao đức càng trong sáng, còn nếu ở địa vị thấp thì được người đời kính trọng. Có một câu chuyện về tính nhường nhịn như thế này: có hai người mua bán vải, người bán vải nói 3 đồng một mét vải, người mua 5 mét vải và trả 13 đồng, người bán đòi 15 đồng, người mua không nghe. Họ bèn tìm Tử Lộ để hỏi, Tử Lộ là học trò giỏi của Khổng Tử .Tử Lộ biết họ ®Æt cược víi nhau, nếu người bán đúng th× người mua mất cái đầu của mình, còn người mua đúng thì người bán mất chiếc mũ mới. Tử

Lộ phân xử người bán đúng, người mua vẫn không nghe, Tử Lộ bèn tìm thầy là Khổng Tử để hỏi. Khổng Tử nói người mua đúng, Tử Lộ giận thầy, coi thường thầy và xin về quê không học nữa. Trước khi về Khổng Tử cho trò 2 câu "Cổ thụ mạc dung thân, sát nhân mạc dụng nhẫn". Tử Lộ nhớ nhưng cũng chẳng chú ý nhiều. Khi về tới quê hương thì gặp mưa bão, Tử Lộ thấy cây cổ thụ to liền vào trú mưa, chợt sực nhớ ra lời thầy là cổ thụ mạc dung thân ( những cây cổ thụ không phải là chỗ có thể dung thân ) bèn chạy vội ra thì liền có tiếng sét, cây cổ thụ bị sét đánh đổ. Tử Lộ hết hồn và trong lòng đã thấy cảm phục thầy. Khi về đến nhà, nghĩ rằng mình đi ®· lâu, không biết vợ có còn chung thủy với mình không nên nghĩ cách để thử. Tử Lộ đợi đêm đến, khi vợ ngủ say mới vào buồng và sờ thấy có 4 chân. Tử Lộ vội rút dao định đâm nhưng nhớ đến lời thầy "sát nhân mạc dụng nhẫn" nghĩa là giết người tránh dùng hung khí , nên dừng lại và bật đèn gọi vợ dậy, thì ra người ngủ cùng vợ là cô em vợ. Tử Lộ càng sợ thầy nên về thăm nhà mấy hôm rồi trở lại. Trong lòng tuy phục thầy nhưng vẫn băn khoăn vì câu chuyện về giá 3 đồng 1 mét vải, mua 5 mét lại trả có 13 đồng mà thầy lại nói là đúng nên hỏi lại thầy. Lúc đó Khổng Tử mới đáp rằng: nếu ta bảo người bán vải đúng thì phải chăng ta đã lấy đi mạng sống người của người mua vải, thà ta chịu sai mà cứu được 1 mạng người có phải là tốt hơn ư! Đó là tấm gương về sự nhún nhường, khiêm tốn. Có đức mà không tự nhận thì gọi là khiêm, người ta lấy sự khiêm tốn mà xử sự thì đi đâu mà chẳng hanh thông, mình tự hạ mình thì người ta càng tôn mình lên, mình tự che cho tối đi thì đức càng sáng tỏ, vì vậy mới giữ được trọn vẹn tới cuối, còn kẻ tiểu nhân vì có nhiều ham muốn thì ắt phải cạnh tranh, có đức ắt phải hợm hĩnh, tuy có vẻ miễn cưỡng khiêm tốn cũng không thể yên lòng bền chí mà giữ gìn thì làm sao có thể trọn vẹn đến cuối đượ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