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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税务部门公布6起涉税典型案件 | 关于我们ID:minterpku
成立10年来，明税累计为1000余家企业及高净值个人提供涉税法律服务，行业涉及高新科技、金融、影视、房地产、教育等多个领域。
2月29日，税务部门公布6起涉税典型案件，涉及未依法办理个税汇算、骗取出口退税、虚开发票等违法犯罪行为。四川省成都市税务局联合法院强制执行一起未依法办理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补税案件
前期，四川税务部门根据精准分析线索，发现四川省成都市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高管姚崇洪未办理2021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补税。
经税务部门多次提醒督促，姚崇洪仍拒不办理申报，并有拒不签收甚至撕毁相关法律文书等行为，税务部门遂对其立案检查。
经查，纳税人姚崇洪未在法定期限内办理2021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少缴个人所得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成都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法对其送达《税务处理决定书》和《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姚崇洪仍以各种借口拒不缴纳。税务部门遂将该案件移交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强制执行，冻结了姚崇洪全部银行账号、微信和支付宝账号等资金账号，并发出限制消费令。经税务部门和法院联合约谈，在法律的震慑下，目前姚崇洪已缴清了全部税款、滞纳金、罚款和加处罚款共计35万元。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相关负责人提醒广大纳税人，2023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开始，请依法如实办理。同时，也请检查以前年度是否存在应当办理汇算清缴而未办理、申报缴税不规范、取得应税收入未申报等情形并抓紧补正。税务机关发现存在涉税问题的，会对纳税人进行提示提醒、督促整改和约谈警示，并通过电子、书面等方式向其发送税务文书，提醒督促纳税人整改，对于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彻底的纳税人，税务机关将依法进行立案检查，并纳入税收监管重点人员名单，对其以后3个纳税年度申报情况加强审核。河南省洛阳市税务局稽查局依法对网络主播马海涛、梁娜偷税案进行处理
前期，洛阳市税务局稽查局通过精准分析，发现网络主播马海涛、梁娜夫妻二人涉嫌偷税，在河南省税务局稽查局指导下，依法对马海涛、梁娜二人开展了税务检查。
经查，马海涛、梁娜二人在2020年至2022年期间通过隐匿直播带货佣金收入、转换收入性质等手段，进行虚假申报，少缴个人所得税、增值税等税费207万元。洛阳市税务局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规定，对马海涛、梁娜二人依法追缴少缴税费、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317万元。日前，税务稽查部门已经依法送达《税务处理决定书》和《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马海涛、梁娜二人已按规定缴清税款、滞纳金及罚款。河南省税务局稽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税务部门将进一步依法加强对网络直播行业从业人员的税收监管，依法严肃查处涉税违法行为，不断提升其税法遵从度，促进行业长期规范健康发展。青岛市多部门联合依法查处一起骗取出口退税团伙案件
为规范出口退税政策落实，助力稳外贸促发展，青岛市税务、公安、海关、人民银行等部门联合依法查处青岛百富隆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青岛贝利源工贸有限公司、青岛银河鑫源贸易有限公司3户出口企业虚开骗税团伙案件。
经查，上述3户出口企业，通过虚构出口业务、买单配票等违法手段骗取出口退税。青岛市税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相关规定，追缴骗取出口退税1028万元。目前，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对该案作出终审判决，犯罪分子刘文市、黄桥木、李玉英、李玉凤4人因犯骗取出口退税罪，被判处5年至10年不等有期徒刑；犯罪分子易永煌、陈彩红、龚培炜3人因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判处2年至7年不等有期徒刑；报关人员汪玉玲、袁宏伟2人因犯骗取出口退税罪，分别被判处9个月和2年6个月有期徒刑，以上9人并处罚金共计1092万元。青岛市税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发挥税务、公安、法院、检察、人民银行、海关、市场监管、外汇管理八部门联合打击机制作用，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对虚开发票骗取出口退税等涉税违法犯罪行为重拳出击、严惩不贷，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护航出口退税政策措施落准落好。辽宁省朝阳市警税联合依法查处一起利用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政策虚开发票案件
朝阳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根据精准分析线索，联合公安经侦部门依法查处一起利用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政策虚开发票案件。
经查，犯罪团伙控制多家空壳企业，在没有真实业务发生的情况下，利用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政策向下游医药企业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1009份，价税合计8273万元。目前，该案主犯邵龙因犯虚开发票罪被判处2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0万元；团伙其余3人因涉嫌虚开发票犯罪已由公安部门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朝阳市税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发挥税务、公安、法院、检察、人民银行、海关、市场监管、外汇管理八部门联合打击机制作用，聚焦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对虚开发票、偷逃税款等违法犯罪行为重拳出击、严惩不贷，始终保持高压态势，积极维护规范公平的经济税收秩序。贵州省税务部门依法查处一起加油站偷税案件
贵州省税务局稽查局根据相关部门移送线索，指导黔西南州税务局稽查局依法查处了兴仁市巴铃卡子加油站偷税案件。
经查，该加油站通过违规更换加油机主板芯片、删除加油机税控数据等手段隐匿销售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少缴增值税等税费355万元。税务稽查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规定，对该加油站依法追缴少缴税费、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1035万元。贵州省税务局稽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坚决依法严查严处各种偷逃税行为，坚决维护国家税法权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持续营造良好税收营商环境，促进相关企业和行业长期规范健康发展。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警税联合依法查处一起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案件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根据精准分析线索，联合公安经侦部门依法查处了云南易谷农业有限公司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案件。
经查，该公司利用农户身份信息，虚构农产品收购业务，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3458份，金额合计2亿元。目前，该案已由公安部门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税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发挥税务、公安、法院、检察、人民银行、海关、市场监管、外汇管理八部门联合打击机制作用，聚焦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对虚开发票、偷逃税款等违法犯罪行为重拳出击、严惩不贷，始终保持高压态势，积极营造更加规范公平的税收环境。
版权说明
本文来源：中国税务报，作者：徐沙浓，关注【明税】订阅更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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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实务上海三中院发布2023年度中小微企业破产保护典型案例 | 上海三中院发布2023年度中小微企业破产保护典型案例
2024年2月29日上午，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破产法庭五周年工作概况》并发布《2023年度中小微企业破产保护典型案例》。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席建林，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俞秋玮作通报，破产庭庭长徐子良参加，申审庭负责人吴盈喆主持发布会。全国政协委员吕红兵、市政协委员邱益中出席，中央电视台、看看新闻、法治天地频道、中国青年报、宣传通讯、上海法治报等10余家媒体参加。该发布会是“抓实公正与效率·深入推进上海法院工作现代化”系列发布会的第5场。
发布会上，俞秋玮发布《2023年度中小微企业破产保护典型案例》。俞秋玮表示，中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是扩大就业、改善民生、促进创业创新的重要力量。10件典型案例分别从运用重整和解制度挽救困境企业、处置盘活“专精特新”企业核心资产价值、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平衡保护出资人或经营者利益、切实履行环境保护、职工权益保障的社会责任等方面，体现了破产制度在中小微企业拯救重生、平衡保护以及支持创新、宽容失败方面的重要作用。
目录
盘活药企资源再配置
“容缺办证”确保重整计划执行成功
未来经营收入用以偿债促成和解
延续优质营业价值促多方共赢
运用和解制度一并化解经营者个人债务
保留出资人权益改善公司治理
公司清算和绿色治理双管齐下彻底解决困局
整体出售延续企业资产营业价值
精准处置财产大幅提升价值
债务全额清偿债务人营业得以存续
/ 案例1 /
盘活药企资源再配置——上海铭源数康生物芯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转重整案
关键词：专精特新企业 / 出售式重整 / 职工债权提前清偿 / 专业资源价值延续
案件概要
上海铭源数康生物芯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铭源公司）于2005年2月经核准设立，是一家从事生物医药生产与研发的企业，曾获得上海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证。该公司由于为关联企业提供多笔担保而引发数起诉讼、执行案件，债务逾25亿元。依债权人申请，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裁定受理铭源公司破产清算，并指定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铭源公司名下不仅有十余幢厂房，更拥有肿瘤早期筛查和诊断抗体芯片试剂盒等几十项专利，资产评估价值2.45亿元，产品仍具有市场价值和一定商誉，具有挽救价值。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释明引导铭源公司申请将破产清算程序转入重整程序。审理中发现，铭源公司欠付近百名职工工资900多万元，社保及公积金也未按时缴纳，造成职工就医住院成本增加、职工子女入学也受到影响，部分职工购房办理贷款遇阻，职工情绪极不稳定，种种民生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但该公司部分物业仍有每季度租金收入逾百万元，经管理人沟通，承租方同意提前支付一个季度租金；同时，因铭源公司唯一一户担保债权人债权金额仅1800余万元，铭源公司资产足以清偿担保债权以及破产费用，故提前用租金支付职工债权不影响其他债权人利益，管理人遂制定《提前清偿职工债权方案》，收取租金优先支付被拖欠的社保、公积金以及职工部分工资。该方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所余职工债权欠款，管理人再抓紧清收应收款、归集公司财产，在转重整程序前全部先行清偿。
重整程序经公开招募，一家从事生物医药的同行业上市公司成为重整投资人。重整计划草案将铭源公司厂房与配套办公设备以及无形资产等整体出售给投资人新设立的公司，以出售所得价款2.45亿元清偿债务。铭源公司则在清理完毕后依法注销。重整计划草案经债权人会议分组表决均获得通过，担保债权人获得全额清偿，普通债权人的清偿率相比模拟破产清算状态亦有提升。2023年11月，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遂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序。重整计划已基本执行完毕。
典型意义
本案是保住并延续生物医药企业优质资产及营运价值，取得专业资源优化再配置良好效果的典型案例。
一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第十六条，积极引导企业通过重整全面解决企业债务危机。即将债务人的主要资产整体出售给同行业的重整投资人新设企业，以出售所得清偿全体债权人。同时，原债务人企业完好的厂房及配套办公设备，以及多种生物医药专利等有价值的资产得以延续利用，保存了生物医药资产营运价值，避免了破产财产价值贬损。
二是践行司法为民理念，制订《提前清偿职工债权的方案》，在不影响担保债权人利益及破产程序推进情况下，及时先行解决职工欠薪问题，为职工就医、子女入学和购房贷款偿还等民生需求，解燃眉之急。
/ 案例2 /
“容缺办证”确保重整计划执行成功——上海敦富坊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转重整案
关键词：重整计划执行 / 容缺办证 / 诉源治理
案件概要
上海敦富坊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敦富坊公司）于2007年设立，主要从事厂房租赁经营活动。敦富坊公司涉执行案件20余起，执行总标的额约2.5亿元。因敦富坊公司名下资产无法足额清偿所涉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执行法院征得敦富坊公司同意，将执行案件移送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破产清算审查。后敦富坊公司以其具有重整价值和可能性为由申请重整程序。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依法审查后受理重整申请，指定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2021年12月，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序，重整计划进入执行阶段。
按照重整计划安排，须完成对敦富坊公司名下属于在建工程的10幢厂房竣工验收后办理不动产产权证书，并对占用厂房的租户完成清场后，向重整投资人交付全部厂房物业等执行事项。执行中，在建工程的全套施工图纸、土建、安装等施工文件资料缺失，厂房虽然已经建成，但无法通过常规的竣工验收流程办理产证。而且，厂房还存在被多名租户改造占用的情况，租户通过群访、网上发帖等方式维权，清场搬离工作面临较大阻力。重整计划执行难度大。执行中，管理人多方寻找到全套施工图纸后，委托有关专业机构对工程质量进行安全鉴定，以出具的工程质量合格报告替代缺失的土建、安装等施工文件材料；管理人还与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反复沟通，获得上述单位支持配合，最终通过了规划验收、消防验收、竣工验收等程序；在解除房产查封、注销抵押登记等权利限制后，管理人向职能部门递交竣工验收文件材料并申请办理产证，取得了不动产产权证书。此外，针对部分租户拒绝搬离厂房的情况，法院数次听取租户意见诉求，督导管理人会同重整投资人与租户洽谈协商清场补偿方案，最终各方达成一致，化解了矛盾，顺利完成搬场，避免了多起诉讼发生。2023年12月，重整计划全部执行完毕。
典型意义
本案是通过“容缺办证”和妥善清场确保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典型案例。
一是积极运用“容缺办证”创新机制促成在建工程竣工验收办出产证。本案针对房屋虽建成但因施工资料缺失无法办理常规竣工验收手续的难题，尝试运用国务院《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在重整计划执行中探索“容缺办证”创新办法。经过细致调查掌握全套施工图纸后，委托专业机构对工程质量出具合格鉴定报告替代缺失的土建、安装等施工文件材料，协调设计、勘察、施工、监理等单位配合竣工验收，最终实现“容缺办证”，为重整计划执行成功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是注重诉源治理，以协商谈判方式完成清场。面对9名租户拒绝或拖延搬离占用厂房的行为，为避免引发多个周期长、成本高的诉讼而造成重整计划执行拖延，法院督导管理人优先采用和谈方式而非强制清场方式，对租户耐心释法析理，管理人、重整投资人经与租户反复沟通协商，最终达成一致的限期搬场协议，通过非诉方式解决纠纷，妥善完成清场。
/ 案例3 /
未来经营收入用以偿债促成和解——绿浦酒店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转和解案
关键词：酒店管理 / 继续经营收入偿债
案件概要
绿浦酒店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浦酒店）于2018年设立，主营酒店、商场经营管理。2015年至2019年期间，绿浦酒店与上百户小业主签署协议长期租赁商铺型物业，改造后再转租给酒店实际运营方经营，酒店运营方也投入大量资金对物业进行精装修。自2020年起，因受疫情影响酒店陷入经营困境，小业主未能如期收到租金，诉至法院且强制执行无果后，遂对绿浦酒店申请破产清算，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依法裁定受理，并指定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管理人。
经调查，绿浦酒店对外欠付小业主的租金总额近500万元，除拥有商铺物业运营权外，无其他可变价资产。绿浦酒店一旦宣告破产，上百户小业主与之签署的租赁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投入物业的改造和装修将失去利用价值。实际上若非受疫情影响，该公司仍有招租酒店业态的经营价值，实际运营方亦愿意继续承租经营酒店。法院和管理人遂积极引导各方和解。和解协议草案继续履行与小业主长租协议以及与酒店实际经营方租赁合同，以酒店未来租金收入清偿债务。2023年5月，经绿浦酒店申请，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裁定案件转入和解程序。经进一步商谈，股东还同意对公司以未来经营收入仍无法清偿的债务承担一般保证责任。按照和解协议草案，普通债权清偿率可提升至100%。经债权人会议表决，和解协议草案高票通过。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遂于2023年9月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九十八条规定，裁定认可和解协议并终止和解程序。
典型意义
本案是积极运用破产法和解制度，以小微企业未来经营收入清偿债务摆脱经营困境的典型案例。注重支持企业及股东继续经营意愿，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原则，支持有生存能力和经营前景的小微企业，就债务清偿和运营管理与债权人协商解决达到挽救效果。尝试运用《上海破产法庭关于依法高效办理小微企业破产案件行动方案》第七条方法，以未来经营收入清偿债务，促成和解达成。上百户小业主租赁合同得以继续履行，既保存了酒店公司运营价值，又避免了前期精装修投入在破产清算程序中归零，大幅提升了清偿率，维护了全体债权人利益，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 案例4 /
延续优质营业价值促多方共赢——上海天盛仓储有限公司破产清算转重整案
关键词：仓储企业 / 执行转破产 / 余债风险隔离 / 税收优惠
案件概要
上海天盛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盛公司）于2003年设立，主要从事仓储物流、厂房租赁经营活动，涉执行案件十余起，执行总标的额约10亿元。因天盛公司名下厂房预计变现价值无法足额清偿所涉全部执行案件申请执行人的债权，经征得申请执行人同意，执行法院将执行案件移送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进行破产清算审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依法审查后受理天盛公司破产清算，指定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管理人。
经查，天盛公司负债总额13.57亿元，其核心资产为8幢冷藏式仓储类工业厂房，评估总价约4.11亿元，所在区域物流业态相对集中，货物仓储需求旺盛，而天盛公司拥有的冷链仓储基础设施资源具有稀缺性，受到行业市场持续关注，具备重整价值和可行性。经天盛公司申请，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裁定转入重整程序。经公开招募，香港AG公司成为重整投资人。由于天盛公司过往经营不规范，投资人担心存在未知债权风险，且对未申报债权同比例受偿安排也有顾虑。而天盛公司名下尚具有一定价值的车辆、对外投资等资产，变价清理需要耗费较长时间和成本。为促成此次收购，重整投资人与管理人在制定重整计划草案时针对性设计了以下股权调整方案：香港AG公司与内地专业仓储物流运营公司合作，由天盛公司将其名下厂房作价出资新设全资子公司，香港AG公司支付3.8亿元重整投资款，受让子公司100%股权。天盛公司仍保留存续，由香港AG公司指定的内地专业仓储物流运营公司受让天盛公司100%股权。资本支撑与产业运营的优势互补，有利合作投资双方对仓储经营管理进行系统规划，充分发挥优质营业资产效用。债务清偿安排方面，3.8亿元重整投资对价款用于清偿天盛公司对外负债，其中担保债权、税收债权均全额清偿，普通债权金额在100万元以下全额清偿，超过100万元的部分清偿率为45.9%。管理人将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分组表决，担保债权组、税收债权组、普通债权组均表决通过。由于天盛公司唯一股东已告解散，在无人代表出资人行使投票权的情况下，管理人向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申请强制批准重整计划草案。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并终止重整程序。
典型意义
本案是通过债务人企业与新设子公司联动，延续核心资产和优质营业的典型案例。
一是精巧设计重整模式，兼顾隔离债务风险和企业经营延续。核心资产涤除查封、抵押等权利限制后以出资方式装入新设子公司，重整投资人受让子公司股权获得干净资产控制权，隔离天盛公司或有债务包袱与核心资产，提升了投资人的投资意愿；同时与投资人合作的产业运营方受让天盛公司股权，保留其市场主体资格，又降低了破产程序变价清理成本。
二是积极应用政府为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出台的优惠政策。管理人在以厂房作价出资新设子公司过程中，深入研究《关于优化企业破产程序中涉税事项办理的实施意见》，测算土地增值税和契税，积极主动向税务机关申请享受破产程序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获准减免近6000万元的税费，最大限度降低了破产办理成本，债权人清偿利益得到极大提升。
三是充分发挥破产重整制度功能。在无人代表出资人行使投票权的情况下，法院依照《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依法作出强制批准重整计划的裁定，既尊重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意思自治，又避免贻误挽救企业营运的时机，实现债权人利益保护和企业持续经营双赢。本案重整成功一揽子解决全部执行积案，一并化解执行标的额达10亿元的十余起执行终本案件，充分体现了破产程序的概括执行和集中公平清偿的制度优势。
在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管理人依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制订的《关于优化企业破产程序中涉税事项办理的实施意见》，对天盛公司名下厂房作价设立子公司，申请享受改制重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最终获减免近6000万元的土地增值税、契税。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
/ 案例5 /
运用和解制度一并化解经营者个人债务——上海洪狮石材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转和解案
关键词：加工企业 / 自行和解 / 个人债务清理 / 信用修复
案件概要
上海洪狮石材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狮公司）成立于2009年，系从事石材制品加工、销售的小微企业，拥有稳定的市场渠道和客户资源，自2015年起，洪狮公司因与债权人胡某之间数起诉讼陷入债务困境。2022年10月，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依债权人胡某申请裁定受理洪狮公司破产清算案，并指定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经管理人核查，本案仅3户债权人，除近4000元社保及税务债权外，其余400余万元债务均系与胡某之间发生，法定代表人刘某则被判令对洪狮公司所负胡某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为充分发挥破产保护挽救功能，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运用《上海破产法庭关于依法高效办理小微企业破产案件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第八条“探索经营者个人债务一并清理方式”，指导管理人与债务人、债权人协调沟通，促进各方自行达成和解：刘某以自有资金全额清偿社保及税收债权，另偿付胡某债务250万元；刘某对洪狮公司的连带债务一并在破产程序中予以处理，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刘某连带债务则免除，胡某不再就洪狮公司未清偿债务向刘某主张。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于2023年6月裁定认可和解协议，并终结破产程序。和解协议已履行完毕。管理人协助办理了刘某限制高消费令解除，以及洪狮公司移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信用修复工作。洪狮公司重新营业。
典型意义
本案系积极应用《行动方案》第八条举措，探索和解程序一揽子解决小微企业债务清偿与经营者个人债务一并清理的典型案例。
一是针对债权人数少、债权债务关系简单、债务规模小的小微企业破产程序，充分发挥自行和解制度成本低、效率高的优势，帮助小微企业高效化解债务，提升小微企业破产办理质效；二是充分考虑小微企业与企业经营者紧密关联、人合性强的特点，对经营者为企业经营期间债务承担的连带责任，指导管理人积极推动协商，充分运用意思自治原则，通过破产和解程序协商一致，一并清理企业经营者个人连带债务，并对债务人及法定代表人同步进行信用修复，不仅有效解决企业债务和经营危机，同时给予“诚实而不幸”的经营者债务减免机会，一揽子化解企业和经营者个人的债务包袱，帮助小微企业及其经营者个人重焕新生。
/ 案例6 /
保留出资人权益改善公司治理——上海赛克斯家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转重整案
关键词：家具企业 / 出资人权益保留 / 人身损害债权
案件概要
上海赛克斯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克斯公司）于2020年7月设立。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分别由郑某、刘某、陆某认缴出资485万、7.5万元、7.5万元。郑某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并负责日常经营。2020年8月，赛克斯公司展厅装饰工程施工期间发生人身损害事故，造成冉某九级伤残。松江法院于2021年8月判决赛克斯公司承担12.2万元损害赔偿款。经松江法院强制执行，赛克斯公司仍未能偿付赔偿款。2023年4月，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依债权人冉某申请依法受理赛克斯公司破产清算案，并指定上海市捷华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
管理人在调查中发现赛克斯公司的日常经营完全依赖控股股东郑某个人长期从事家具家装行业的专业能力与商业资源。郑某个人也表达挽救公司的强烈意愿并承诺继续投入资源。在法院、管理人释明引导下，股东陆某、刘某依《企业破产法》第25条规定履行出资加速到期责任并用于清偿债务，但坚决要求退出或关闭公司。鉴于公司存在重整可能性，2023年6月，法院依债务人申请，裁定赛克斯公司由破产清算程序转入重整。同月，赛克斯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赛克斯公司重整计划。根据重整计划，赛克斯公司12.2万元的负债予以全额清偿；刘某、陆某各向赛克斯公司缴纳出资7.5万元，郑某分别受让刘某、陆某全部股权并分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继续经营赛克斯公司。2023年6月28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规定裁定批准赛克斯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序。
典型意义
本案系通过重整程序一揽子化解企业债务困境、股东合作经营矛盾的典型案例。
一是积极引导程序转换，高效推进程序实现快速拯救。在发现债务人仍有发展前景、控股股东仍有持续经营意愿后，及时引导债务人由破产清算程序转入重整程序，从受理破产清算至批准重整计划仅用时69天。长期未执行到的人身损害赔偿债权2个多月实现清偿，充分体现了司法为民理念和破产制度对债权保护的独特功能。
二是保留出资人权益，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债务人经营系以控股股东专业能力和商业资源为经营基础，在控股股东愿意继续投入经营的情况下，保留控股股东的出资权益。同时，依股东意愿，重整计划一并设计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现小股东有序退出，化解了股东间经营矛盾，为企业重生发展排除隐患。
/ 案例7 /
公司清算和绿色治理双管齐下彻底解决困局——上海事联医疗器材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案
关键词：医疗器械企业 / 应对僵局 / 绿色环保 / 诉源治理
案件概要
上海事联医疗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事联公司）系一家主营销售医用外固定支架等医疗器械的中小型民营企业。因股东僵局，公司停止经营，但始终未成立清算组自行清算。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依股东申请，裁定受理事联公司强制清算。
经查，事联公司的债权债务主要由股东及关联方所引发，因各方之间积怨多年，长期未能有效对账，形成数笔合计115万余元的债权债务，争议极大，已有在诉两起股东纠纷。在法院指导下，清算组将债务争议进行逐一登记、分类，组织各方对账、厘清争议焦点，经二十余次洽谈沟通，逐步消除矛盾并提出一揽子的和解方案，最终获得各方一致认可。既化解了在诉的两起诉讼，又避免了潜在的10余起诉讼发生。
财产清算过程中，审理查明事联公司名下持有房地产，但近十年内未缴纳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产生大量欠税滞纳金及罚款20.15万元。为节约财产处置成本，经股东协商一致，以网询价格为起拍价拍卖房产。成交后清算组及时向税务机关补缴税款；完成过户并依法分配所得拍卖款。
审理中，发现事联公司存余总体积约为120m³的大量医用外固定支架及各类配件等，属于医疗固废。因公司长期停业，该企业医废处置责任主体缺失，法院及时指导清算组，秉持绿色生态环保理念，依据国务院《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废物分类目录》《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指导清算组针对性制定治理方案和措施。基于该批医疗固废为非危险医疗固废，出于处置风险与处置成本结合原则，通过专业咨询、网上搜索和比对筛选，最终选择了具有处置该类医疗固废资质的再生资源公司进行分拣、收运等无害化处置。
强制清算程序完成，实现债权人债权全部清偿，股东收回全部投资本金并实现投资收益80%。2023年6月，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裁定确认清算报告，并终结清算程序。
典型意义
本案系积极应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之精神，运用强制清算程序一揽子解决企业债务清理与公司内部矛盾的典型案例。
一是依法清算与诉源治理并举。面对股东及关联方反复缠诉和公司僵局矛盾，司法介入依法全面开展公司清算，以非诉方式化解全部争议，节约了司法资源，也有力保障了股东合法权益；二是充分体现绿色环保理念。面对公司僵局导致的企业医废处置责任主体缺失等问题，清算组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之规定行使职权，有效清理医疗废弃物，避免了因企业清理而无人处理医废所可能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取得公司清算与环保清理“双清”的良好效果。
/ 案例8 /
整体出售延续企业资产营业价值——上海奥图环卫设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关键词：环卫制造企业 / 整体出售 / 营运延续
案件概要
上海奥图环卫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图公司）曾系国内垃圾桶行业规模最大生产企业之一。2016年，该公司“AOTO”商标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称号。2017年起，奥图公司因不当融资、盲目扩张及内控缺陷，陷入经营困境。经债权人申请，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依法受理奥图公司破产清算，并指定上海求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
审理中，法院裁定确认171位债权人2.28亿元债权。经管理人市场调研发现，奥图公司品牌具有一定知名度，厂房内仍保留完整的生产线，具备继续生产经营的条件。在法院指导下，管理人将具有核心营运价值的资产，包括估值3000余万元厂房、生产设备、办公设备和商标等通过网络拍卖整体出售。买受人以5041万元竞得后，将获得资产予以专门设立环保子公司进行运营。债务人核心资产营业价值得以延续。
典型意义
本案是通过破产财产市场化整体处置有效维护核心资产营业价值的典型案例。本案在财产处置中秉持尽可能延续企业资产营业价值、盘活资源再配置的理念，通过对债务人财产筛选细分，将厂房、生产设备、办公设备和商标等企业生产运营的核心要素资源进行整体处置，延续了生产经营资源价值，避免了零散出售而资产价值贬损，实现了债权人清偿利益的最大化。
/ 案例9 /
精准处置财产大幅提升价值——幻想动力（上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关键词：电子存货产品 / 依托网络 / 资产处置价值最大化
案件概要
幻想动力（上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幻想动力公司），成立于2017年，主营业务涉及文化演艺和人工智能，主推产品为智能拍摄机器人，主要面向线下教育培训机构。由于芯片断供等致2020年10月陷入困境。经职工债权人申请，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于2022年11月受理破产清算，并指定北京国枫（上海）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债务人停业后，公司剩余货品长时间存放在某民居中，被视作“电子垃圾”，债务人自述总价值约为2万元。除此之外，管理人未接管到任何资产。因存放货品的民居租期即将届满，为避免额外租金、仓储费用产生，该批货品急需处置。限于缺少费用聘请评估机构开展专业评估工作，为实现财产处置价值最大化，在法院指导下，管理人制定了专项财产处置方案：一是财产清点分类。剩余货品存在数量多、种类杂等特质，管理人现场清点后将物品按其状态和可用性进行分类整理；二是市场调研估值。向废品回收机构初步了解待处置财产价值，再进行线上平台与线下市场价格比对，确保各类财产估价体现市场公允价值，并充分了解潜在购买群体；三是分类拍卖。对单价低、数量多、体积大且不易搬运、老化较严重的货品，采取按现状打包拍卖方式处置；对单价高的货品如相机、镜头等进行擦拭、清灰、除霉处理，并确保存放环境干燥防潮，提高展示价值；四是多渠道推广。通过线上各专业公号、多个二手商品买卖微信群，以及线下债权人和债务人客户中散发信息等多方式推广，组织现场看样，增加潜在竞买人。最终，货品处置所得价款高达26.5万余元，远超预估，部分相机/镜头溢价超过了100%，实现大幅增值。职工债权清偿率提升了18个百分点。2023年12月，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裁定终结幻想动力公司破产程序。
典型意义
本案系通过精准设计财产处置方案，市场化方式实现破产财产价值最大化的典型案例，极大提高了债权人清偿利益。
一是秉持资产价值最大化原则。面对杂乱、堆放无序的破产财产，不因价值不高而草草处置，管理人在法院指导下，以破产财产处置价值最大化为目标，通过全面现场清点、科学分类、多方推广、精准推送等方式，尽最大努力提高资产处置价值，维护债权人利益，实现良好效果；二是秉持效率原则。充分运用便捷、简易、低成本的网络途径，开展市场化询价及处置财产，提升了财产处置透明度及市场价值发现，扩大了潜在竞买人群范围，为实现快速变现提供了有力保障，有效提升了债权清偿率，维护了债权人利益最大化。
/ 案例10 /
债务全额清偿债务人营业得以存续——上海巨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关键词：自行管理 / 继续经营 / 债权全额清偿
案件概要
上海巨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丰公司）于2002年2月成立，主营业务为建筑工程施工及承包，持有包括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施工一级资质在内的多项优质资质，因资金链断裂陷入债务困境。依债权人申请，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依法受理巨丰公司破产清算案，并依法指定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经管理人调查发现，巨丰公司尚有包括大学宿舍楼、国家小卫星基地、政府配套工程等多项在建工程施工中，在职职工、劳务派遣员工等2000余名。公司一旦宣告破产，将面临在建工程停工、员工失业、建筑资质丧失的不利后果，对民生及社会效益产生不良影响。为维持巨丰公司持续经营，管理人在法院指导下，引导债务人申请在管理人监管下自行经营管理。管理人通过协调工程发包方回笼工程资金、协商第三方垫资等方式，汇集了大额工程款项，力保在建工程不停工，员工及工人不断薪；同时积极追回大额应收账款，使法院裁定确认的过亿元债权得到全额清偿，实现债权100%清偿率。最终，法院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裁定终结破产程序，巨丰公司经营主体得以保留。
典型意义
本案系破产清算程序中由债务人自行经营管理并维持营业，运用《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八条成功保住企业的典型案例。
一是对于经营尚好但陷入短暂流动性危机的企业，根据个案实际情况及必要性，借鉴破产重整程序尝试债务人自行管理，保留债务人经营日常事务，引导债务人自主经营，调动了债务人续建工程积极性，稳定了2000余名职工就业，保证了在建工程顺利续建。
二是积极发挥管理人职责，法院指导管理人监督债务人自行经营，积极追回应收款项清偿全部到期债务，既维护了全体债权人利益，又帮助危困民营企业不被宣告破产而存续。
//来源：上海第三中院 |
12 | 天津法院两案例入选天津市2023年度优化营商环境十佳典型案例 | 2023年，天津市各区、各部门锚定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目标，探索形成了一批优化营商环境的好经验好做法。近日，市政务服务办组织开展“2023年度优化营商环境十佳典型案例”评选活动，从99个典型案例中评选出十佳典型案例。
其中，天津法院两案例入选！
案例三：滨海新区法院推出
汽车融资租赁承租人风险提示书
案例九：和平法院推进庭审记录方式改革
天津东疆综合保税区作为国家租赁创新示范区，区域注册租赁企业4000余家，租赁资产约占全国的六分之一，每年衍生融资租赁纠纷7000余件，占天津市此类案件总量的90%以上。汽车融资租赁案件中部分承租人法律观念匮乏、风险意识和权利保护意识欠缺，易引发违约风险，导致租赁企业和承租人利益双重受损，影响汽车融资租赁行业健康发展。针对这一情况，滨海新区法院制定全国首份汽车融资租赁承租人风险提示书，引导承租人群体提高风险防范意识，降低违约风险，助力汽车融资租赁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汽车融资租赁承租人风险提示书包含：认真阅读合同条款，识别法律关系性质；妥善保管身份信息，审慎进行电子签约；提高法律风险意识，切勿随意代人签约；具有特殊购买目的，关注资质办理条件；出现车辆瑕疵风险，依法找准维权对象；未经出租人同意，不可随意更换、处分租赁物；审慎进行付款操作，注意备注付款信息；如遇车辆毁损灭失，不可单方拒付租金；增强证据留存意识，依法维护合法权益；注重约定送达条款，预留准确送达地址等十个方面内容。
为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打造优质法治化营商环境，和平法院全面推进智慧法院建设，借力数字技术释放审判“生产力”，积极应用新型庭审系统，探索新型庭审记录方式，以“
无书记员记录庭审模式
”改革为基础，多措并举优化审判资源配置，提高审判质效和司法公信力。
一是创新工作理念，变革庭审记录新方式，以“录音录像”结合“语音实时转换技术”实现庭审记录随庭生成、电子流转；二是制定工作方案，制度保障改革落实，研究制定《和平区人民法院关于无书记员记录庭审模式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对院内20个法庭的庭审系统进行升级改造；三是组织专项业务培训，试点工作无缝衔接，通过“和法讲堂”进行经验总结推广，邀请使用系统频率高、操作流畅的法官分享新模式使用经验；四是“无书记员记录庭审模式”与在线诉讼相融合，提质增效减负多方共赢，当事人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或PC客户端扫码进行庭审接入，远程完成庭审流程，举证质证、法庭辩论环节庭审时间节约50%，案件庭审时间节省超过25%；五是“无书记员记录庭审模式”+要素式审判相结合，审判效率再提升，提取必备事实和法律要素，简化无争议要素审理程序，对争议要素重点审理的审判工作方式，庭审平均时长减少30%。
END
来源：天津政务服务
滨海新区法院、和平法院
制作：朱明岩 |
12 | 市二中法院发布辖区两级法院关于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 编
者
按
三月春风来信，半边天晴花开，值此“三八”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市二中法院从辖区两级法院审理的家事案件中精心筛选出十个典型案例，向社会公众予以发布。旨在发挥裁判规则指引功能，进一步凝聚全社会关心、关爱、尊重和保障妇女、儿童权益的共识和力量。
案例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未因离婚而丧失的，不影响对承包土地所应当享有的合法权益
——曾某、刘某乙与刘某甲共有物分割纠纷案
基本案情曾某与刘某甲系夫妻关系，婚后生育一女刘某乙。1998年，刘某甲代表其家庭户4人取得某村六组1.17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期限自1998年7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2019年，土地重新调整分配，刘某甲代表其家庭户重新取得3.22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其中，承包期限保持不变，承包方家庭人口由原有的4人变为曾某、刘某甲、刘某乙。2014年曾某与刘某甲登记离婚，离婚时双方未分割土地承包经营权，曾某也未将户籍从该村迁出，亦未在新居住地取得承包地。2020年至2023年期间，刘某甲因承包土地流转获得租金8022元，又因土地征收获得补偿款64684.35元，合计72706.35元。现曾某因前述土地流转租金及土地征收补偿款的分割事宜与曾某协商未果，遂诉至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
裁判结果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曾某离婚后未在新居住地取得承包地，其仍为原所在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家庭共有，因曾某与刘某甲离婚导致共有基础丧失，曾某作为承包经营权共有人有权请求分割案涉土地流转租金及征地补偿款。遂判决：刘某甲向曾某支付租金2674元、征地补偿款21561.45元。
典型意义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补偿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本案中，曾某在离婚时未分割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离婚后未迁出户籍，也未在新居住地取得承包地，其仍为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对承包土地流转和土地征收带来的收益、补偿享有权益。本案裁判切实保护了农村离异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享有的土地合法权益。
案例二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情节严重的，可视情节作出罚款处罚
——杨某某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基本案情杨某某与周某某离婚后，因继续对前妻周某某实施跟踪、骚扰行为，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杨某某骚扰周某某。但杨某某对人身安全保护令置之不理，仍继续骚扰前妻周某某，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法院依法对杨某某进行训诫并告知其若再有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行为，则将视情节轻重对其作出处罚。训诫后，杨某某屡教不改，仍继续纠缠、骚扰周某某，双方为此发生了肢体冲突。
裁判结果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鉴于杨某某在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后一再实施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行为，且经训诫后仍不予改正，并继续违反，故依法对杨某某处以罚款1000元。
典型意义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反家庭暴力法》创设的重要制度。人身安全保护令发出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这种效力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禁令，而是违反禁令后所要承担的严厉法律制裁，即施暴者一旦违反禁令，视情节严重，将会被训诫、罚款、拘留，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既是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严重侵犯，也是对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的藐视。本案中，人民法院已就杨某某对其前妻周某某进行跟踪、骚扰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但杨某某仍继续实施跟踪、骚扰行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且在人民法院对其作出训诫后拒不改正，并与周某某发生肢体冲突。鉴于杨某某行为恶劣，人民法院对其处以罚款1000元，该处罚决定既保障了周某某的合法权益，也维护了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
案例三夫妻一方婚内出轨赠与“第三者”财产的，配偶有权请求返还
——彭某与赵某、邓某赠与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彭某与赵某系夫妻关系。后赵某在2020年6月2日至2023年5月1日婚内期间出轨，并通过微信转账、发送红包、扫码支付等方式向出轨对象邓某支付共计66913.71元。在此期间，邓某亦有向赵某零星转账。彭某得知事实后，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赵某赠与邓某的赠与行为无效，并要求邓某返还赠与款69502.61元及支付相应资金占用利息。
裁判结果重庆市城口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赵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与邓某长期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且未经彭某同意即通过微信多次向邓某转账、发送红包，数额较大，该行为超出了夫妻之间的日常生活需要范围，邓某明知赵某已婚仍接受其赠与，双方的赠与行为损害了彭某的夫妻财产共有权和处分权，故赵某与邓某之间的赠与理应认定无效。为保护无过错配偶一方的权益，本案坚持全额返还的原则，遂判决：邓某向彭某返还赠与款69502.61元。
典型意义
本案裁判根据“背俗原则”认定赵某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邓某的行为违反了公序良俗原则，赠与合同无效，支持基于婚外情的赠与财物应全额返还，既是对男方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第三者插足婚姻并从中牟利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又是对女方享有对夫妻共同财产平等支配权的肯定性评价。有力保护了无过错配偶一方的财产权益，对于纠偏扶正不健康的婚恋观、金钱观，引导树立良好家德家风发挥了积极意义。
案例四夫妻婚内期间有相互扶养义务，一方患有重病的，有权请求另一方支付扶养费
——周某某与胡某扶养费纠纷一案
基本案情
周某与胡某系于2017年1月17日登记结婚，并在婚内共同生育两名子女。2023年1月开始，周某出现睡眠差、自语自笑等症状，后在其母亲蔡某的陪护下多次前往医院进行治疗。经医院诊断周某患有睡眠障碍、精神分裂症、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等多种疾病。治疗期间，周某一直跟随母亲蔡某生活，且蔡某承担了周某部分医疗费，周某的丈夫胡某未履行丈夫职责。2023年8月2日，周某因所患精神分裂症目前仍处于未完全缓解期，经重庆市渝东司法鉴定中心评定其无民事行为能力。同年，法院判决宣告周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其蔡某担任监护人，照顾周某生活起居至今。现周某向开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丈夫胡某每月支付扶养费5000元，并承担治病产生的医疗费16175元。
裁判结果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周某身患多种疾病，并经法院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无生活自理能力，亦无固定经济收入。胡某作为丈夫对周某负有法定的扶养义务，应当在物质层面对妻子给予经济扶助，在精神层面给予妻子关心和心理疏导。遂判决胡某按每月800元的标准支付周某生活费并承担相关医疗费用。
典型意义《民法典》第1059条规定，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需要扶养的一方，在另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有要求其给付扶养费的权利。该义务基于夫妻身份关系而产生，是婚姻共同体的本质要求。婚内扶养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更是夫妻之间的法定义务，必须自觉履行。本案周某患病，并被法院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胡某作为丈夫负有法定的扶养义务，应当在经济上供养、精神上慰藉和生活上照顾。本案裁判明确夫妻之间具有扶养的义务，充分保护了需要扶养一方的权利，也对不尽夫妻扶养义务的另一方起到警示作用。
案例五一方因患病生活困难的，离婚时有权主张经济帮助金
——彭某某与周某某离婚纠纷案
基本案情
周某某与彭某某系夫妻关系。周某某因患精神分裂症于2017年经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其母亲冉某某担任监护人。后彭某某多次起诉要求与周某某离婚被驳回，期间彭某某未照顾周某某，亦未支付任何生活费、医疗费。现彭某某再次诉至法院，要求与周某某离婚。周某某提出自己目前尚在治疗中且需要长期治疗，没有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要求彭某某给付一次性经济帮助金200000元。
裁判结果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周某某患精神分裂症已经由法院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缺乏劳动能力，且需要长期住院治疗，医疗花销较大，生活困难。而彭某某也当庭表示离婚后愿意每月支付周某某经济帮助金1000元至其恢复行为能力或死亡时止。综合考虑周某某的生活实际以及彭某某的支付能力，遂判决准予双方离婚，并支持由彭某某按每月1000元支付周某某经济帮助金至其恢复行为能力或死亡时止。
典型意义本案是适用离婚经济帮助金的典型案例。经济帮助是指在夫妻离婚时，一方生活困难，经双方协议或人民法院判决，有条件的一方对于困难的另一方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经济资助的行为。周某某患精神分裂症已经由法院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缺乏劳动能力，且需要长期住院治疗，医疗花销较大，生活困难，其符合主张经济帮助金的情形，法院结合彭某某的经济能力和周某某的客观实际，判决由彭某某按月支付周某某经济帮助金至其恢复行为能力或死亡时止，这既保障了周某某离婚后的生活需要，也维护了周某某的合法权益。
案例六在子女为被继承人案件中，父母一方对子女尽了主
要抚养义务或与子女共同生活的，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
——刘某与何某继承纠纷案
基本案情刘某与何某原系夫妻，婚后共同生育一子小刘。2012年11月7日刘某与何某经调解离婚，调解协议约定婚生子小刘跟随母亲何某生活，刘某暂不给付抚育费。此后小刘一直跟随何某生活，刘某亦未支付任何抚养费。2018年，因住房拆迁，何某、小刘与何某之母三人获得一笔住房货币安置补偿金。2021年，何某使用部分补偿金用于购置案涉房屋作为小刘婚房使用，房屋总价28万元，《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以及购房款的支付等均由何某办理。案涉房屋的产权登记为按份共有，由何某占2%、小刘占98%。2023年4月28日，小刘去世，丧葬事宜概由何某操办，刘某未参加葬礼，未承担丧葬开支。现刘某向法院起诉，请求继承案涉房屋49%的份额。
裁判结果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与何某均为被继承人小刘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但被继承人小刘生前一直跟随母亲何某居住生活，并由何某独自抚养长大，何某在情感陪伴、生活照料、经济负担等方面对小刘付出了无数关爱与心血。刘某自离婚后未再承担任何抚养义务，亦未参加小刘的葬礼，未承担丧葬费用。此外，案涉房屋的获得、购房款的组成何某也付出较多心力。现小刘不幸离世，何某中年痛失唯一爱子，已承受不可承受之精神打击。综合考量以上因素后，遂判决由刘某继承案涉房屋10%的份额，由何某继承案涉房屋88%的份额。
典型意义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本案是人民法院在继承纠纷案件中充分肯定离婚母亲对子女的抚养付出，依法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本案的裁判结果保护了对被继承人尽到主要抚养义务和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何某的合法权利，符合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充分彰显了司法机关对妇女权益保障的司法温度和人文关怀，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妇女权益的良好氛围。
案例七探望权的行使，应尊重未成年人的意愿，以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方式为之
——左某某与周某某探望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左某某与周某某于2018年3月5日登记结婚，婚后二人共同生育一子小左。2021年3月1日，法院判决准予左某某与周某离婚，婚生子小左由周某某抚养，左某某每月支付小某抚养费700元至其具备独立生活能力时止。判决生效后，小左一直跟随周某某的父母在重庆市云阳县生活。后左某某因与周某某就小左的探望问题发生争议，左某某诉至法院，请求每月探望小左两次，并请求判令小左在寒暑假及法定节假日的一半时间跟随其生活。经庭审查明，左某某目前在上海工作，工资于每年年底结算，日常每月仅有1000余元收入以供开支，另左某某每月尚需向其父母、同事等借钱偿还个人所负债务3000余元/月。左某某与周某某离婚后，小左从未单独与左某某一起生活，小左目前亦不愿前往左某某处共同生活。自2022年5月起，左某某也未再支付小左抚养费。
裁判结果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左某某的诉请虽系出于维系、增进父子亲情的正常情感需要，但综合考虑小左目前的年龄心智、既往生活经历和个人意愿以及结合左某某的生活状况、经济能力等因素，并不适宜支持其提出的“逗留式”探望方式的主张。左某某可通过“看望式”探望方式即每月两次在周末期间探望小左，循序渐进地增进父子感情，待二人建立起一定程度的感情后，可再适时调整探望方式。遂判决：1.左某某于每月周末在小左的生活地探望两次，探望时长每次不超过半个白天，周某某负有协助义务；2.驳回左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左某某不服，提出上诉。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其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在依法维护子女利益的基础上兼顾保障非直接抚养一方探望权的典型案例。法律赋予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一方依法享有对未与其共同生活的子女进行探视、看望、交往的探望权，既是维系离婚后父母与子女感情的途径，也促进子女健康成长、便利父母行使监护权的保障。但探望权的行使，应当符合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尊重未成年人的意愿，以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方式为之。本案裁判综合考虑未成年子女的意愿、心智、既往生活交往经历，并结合探望权人的生活状况、经济能力等因素，依法对探望权人诉请的“看望式”探望与“逗留式”探望请求分别予以评判，既以温情方式呵护亲权，促成弥合亲情，又彰显司法裁判的智慧，对于审理类似案件具有参考意义。
案例八具有监护意愿和监护能力的爱心人士可依法定程序指定为困境儿童的监护人
——唐某、王某与小徐申请指定监护人案
基本案情胡某与徐某于同居期间生育一子小徐（现9周岁）。后胡某于2015年7月出走，至今未对小徐履行任何抚养义务。2022年2月，徐某因病去世。唐某与王某系夫妻关系，身体健康，具有稳定收入，是当地知名爱心人士。在小徐母亲出走，其父亲、祖父母均去世，外祖父母和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均无力监护的困境下，唐某、王某夫妇在征得小徐直系亲属和所在村民委员会同意后，于2022年3月10日将小徐接到家中共同生活。当地学校亦为小徐办理入学复学。2022年10月19日，人民法院因胡某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判决撤销胡某为小徐的监护人资格。鉴于唐某、王某明确表示愿意作为小徐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小徐所在村民委员会及其本人亦表示同意，经检察机关依法监督并支持起诉，唐某、王某遂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其为小徐的监护人。
裁判结果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唐某、王某与小徐虽无亲属关系，但在小徐的生父去世、母亲被撤销监护人资格后，其优先顺位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均无监护能力的困境下，唐某、王某作为社会爱心人士，具有监护意愿并具备监护能力，且小徐已实际与唐某、王某共同生活，小徐所在村民委员会和其本人亦同意由唐某、王某作为监护人，遂判决：指定唐某、王某为小徐的监护人。
典型意义本案系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社会爱心人士为困境儿童监护人，保护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典型案例。唐某、王某本无法定监护职责，却在小徐深陷监护空白困境时，毅然悉心照料，彰显了扶危救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爱之心。人民法院通过调查唐某和王某的社会信誉、健康状况、经济条件，以及与小徐的生活联系、情感关怀等多方面综合认定唐某、王某的监护意愿和监护能力，并征求小徐的意愿后，依法指定唐某、王某为小徐的监护人，充分保障了未成年人小徐的权益，让监护不缺位，关爱不缺失，同时，也是对唐某、王某爱心善举的肯定和支持。
案例九离婚协议虽就子女抚养作出约定，但并未实际履行的，人民法院可在征得未成年人意见后，变更由实际抚养一方继续抚养
——徐某与小姚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案
基本案情
徐某与姚某于2013年12月11日办理结婚登记，婚后生育一女小姚。2020年1月23日，徐某与姚某办理离婚登记并签订离婚协议，约定女儿小姚由姚某直接抚养，双方离婚后女儿产生的一切费用由姚某承担，徐某不支付女儿任何费用。该离婚协议签订备案后，小姚大部分时间由徐某的母亲邹某负责照料，并与徐某的母亲邹某一起居住生活。现徐某诉至法院请求变更抚养关系。庭审中，小姚明确表示愿意跟随徐某生活。
裁判结果重庆市巫溪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变更抚养关系，可以由父母双方协议。父母双方不能就变更抚养关系达成一致协议时，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本案中，徐某和姚某虽在离婚时达成协议女儿小姚由姚某直接抚养并承担抚养费，但小姚实际上是跟随徐某的母亲邹某生活，由徐某直接抚养。小姚现已年满十周岁，其本人也表达愿意随徐某生活的意愿。从有利于小姚学习生活的角度出发，变更小姚抚养关系，由徐某直接抚养较为适宜。遂判决：1.变更小姚抚养关系，由徐某直接抚养；2.姚某按照500元/月的标准给付抚养费，至小姚年满十八周岁时止；3.驳回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父母离婚后对于未成年人依然均负有法定的抚养义务。对于未成年人的抚养问题，在离婚协议已作出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一般应当按照双方离婚时达成的协议履行，但协议约定后，并未按照协议实际履行的，即子女实际是跟随非协议约定的直接抚养一方居住生活的，为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在尊重未成年人本人的意见后，可以支持实际抚养一方变更抚养关系的诉讼请求，即变更由实际抚养一方继续抚养。
案例十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
——陶某与小陶抚养费纠纷案
基本案情陈某与陶某相识恋爱后，于2021年12月2日生育子女小陶，陈某与陶某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后双方结束恋爱关系，小陶自此一直跟随母亲陈某生活。期间，陶某未支付任何抚养费，也没有对女儿小陶履行抚养义务。现小陶诉至法院，要求陶某自2021年起按24000元/年的标准支付抚养费。
裁判结果重庆市巫山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小陶虽为非婚生子女，但是陶某作为父亲对小陶负有法定的抚养义务。陶某自与陈某结束恋爱关系后，一直怠于对小陶履行抚养义务，小陶有权主张陶某履行抚养义务，支付抚养费。再综合考虑小陶的年龄、生活现状、当地一般生活水平以及本案客观实际后，遂判决由陶某自2021年12月2日起每年支付小陶抚养费9600元至其年满十八周岁止。
典型意义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抚养义务作为法定义务，基于亲子关系产生，自子女出生之日起，延续至子女成年或能独立生活为止，除当事人死亡和丧失抚养能力外，其他任何情形下都不能免除。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一方不履行抚养义务的，子女有权要求其给付抚养费。本案判决生父陶某支付小陶抚养费，回应了未成年人的维权需求和权益诉求，切实维护了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
END
文稿：民一庭
编辑：冉进 袁虹
审核：陈峰 |
12 | 案例发布重庆一中法院发布6起维护妇女权益典型案例 |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合法权益的决策部署，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法维护妇女权益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积极营造全社会尊重妇女权益的良好氛围，值此“三八”国际妇女节到来之际，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布辖区两级法院6起妇女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包括反对家庭暴力、离婚精神损害赔偿、职场言语性骚扰等问题，充分彰显对妇女人身、人格和财产权益的全面保护，引导女性提升维权意识和能力，倡导全社会尊重和关爱妇女，推动新时代妇女权益司法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
01
遭受家暴
妇女离婚时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金
基本案情
陈某（女）与谭某于2021年5月结婚，婚后生育一女。婚后双方感情一般，经常因琐事以及孩子是否系亲生女发生争执。2021年7月10日，陈某尚处于孕晚期，谭某用菜刀砍坏陈某的手机。陈某产后刚满月时，谭某用晾衣杆抽打陈某腰部、臀部致淤青，并打陈某耳光。时隔不久，双方再次发生纠纷后，谭某用刀片抵在陈某的脖子上，致使陈某脖子、手掌等多处受伤，后陈某就医。陈某认为其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遭受极大的伤害，双方感情破裂，遂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判决离婚，由陈某抚养婚生女儿，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并请求谭某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后认为，谭某在陈某怀孕期间、生育小孩期间多次对陈某实施家庭暴力，屡次进行言语恐吓，故意损坏陈某财物、并使用刀具对陈某进行伤害，严重伤害了夫妻感情，侵犯了陈某的合法权益，致使夫妻感情破裂，符合法定的离婚条件，遂支持陈某离婚的诉讼请求。同时，谭某的行为，一方面侵害了陈某的身体健康权，另一方面给陈某精神上造成较大伤害，致使陈某身心均遭受严重伤害，性质较为恶劣，存在重大过错，应当给予陈某精神赔偿，依法酌定谭某赔偿陈某精神损害赔偿金2万元。
典型意义
发生家庭暴力时，女性作为弱势方，往往无法及时寻求私力或者公力救济，权益容易遭受损害。本案中，陈某虽及时采取了反抗和报警措施，但仍然遭受了数次家庭暴力。人民法院在发现陈某权利遭受损害后及时在口头对谭某作出批评、训诫处理，并认定谭某在婚姻存续期间对陈某实施家庭暴力及言语恐吓，侵犯了陈某的合法权益，存在重大过错。法院及时判决二人离婚，并判决支付陈某精神损害赔偿金2万元，婚生女由陈某抚养，体现了法院对家庭暴力行为予以严厉谴责的鲜明态度，最大程度从司法上保障妇女和未成年人的各项合法权益。
02
罹患精神病的妻子
有权要求丈夫履行扶养义务
基本案情
马某（女）与李某系夫妻关系。2020年12月，马某经医院就诊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2021年7月，其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二级。自2020年8月开始，马某治病产生的医疗费均由娘家垫付，并于2021年11月回娘家生活，李某未支付生活费和医疗费。2021年11月16日，经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鉴定，马某诊断精神分裂症，目前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为此，马某诉至法院，请求李某支付产生的部分医药费944元，并每月支付生活费2000元。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夫妻扶养责任的承担，既是婚姻关系得以维持和存续的前提，也是夫妻共同生活的保障。婚内扶养义务不仅仅是道德问题，更是夫妻之间的法定义务，有扶养能力的一方必须自觉履行这一义务，特别对于婚内丧失独立生活能力的妇女而言，配偶更应该履行法定义务。本案中，马某系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其配偶李某依法对其有扶养的义务，应当承担马某的扶养费和医疗费。综合马某的实际需要、李某的经济能力以及当地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法院酌定李某按月支付马某生活费800元，并对马某实际产生的医药费予以支持。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在扶养费案件中切实维护特殊妇女在婚姻家庭中享有配偶扶养的权利，保障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典型案例。婚姻家庭权益是妇女在婚姻关系中基于特定的亲属身份关系和共同生活关系所享有的权利与利益的总称，包括人身权、财产权等多项内容。而患重大疾病的妇女在婚姻家庭中更属特别弱势群体，应当给予特殊关爱和保护。本案实现对患精神病妇女的司法保护，保障了妇女在婚姻家庭中应享有另一方的扶持和帮助的权利，凸显了法律实质正义，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家庭社会关系，有助于提升社会尊重妇女的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对进一步推进全社会性别平等、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积极意义。
03
丈夫婚内赠与“第三者”财产
妻子有权要求返还
基本案情
黄某（女）与周某于1993年8月登记结婚。2020年7月，周某与冉某相识，并发展成情人关系。2020年12月至2022年6月期间，周某通过微信向冉某转账共计36878.03元，冉某在2021年期间向周某微信转账18700元。黄某发现周某与冉某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后即要求冉某将周某转其款项予以返还，冉某拒绝后，黄某向法院提起诉讼。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具有平等的权利，对于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的，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夫妻共同财产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夫妻对全部共同财产不分份额的共同享有所有权。周某在与黄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未经黄某同意，将夫妻共同财产无偿赠与与其保持不正当关系的冉某，侵犯了黄某的财产权益，也违背了公序良俗，该赠与行为应属无效，受赠的转款冉某应予返还。审理中查明，周某转款中的23178.03元属于赠与款项，遂判决冉某将该部分款项返还黄某。
典型意义
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对于夫妻共同财产，双方虽有平等的处理权，赠与也是一种你情我愿的民事法律行为，但是有配偶一方对第三者的赠与行为严重破坏了婚姻彼此忠实的价值基础，也违反公序良俗，不仅损害了配偶方的情感，同时也损害了配偶的财产权利。本案依法审理后，明确周某的赠与行为无效，确保了夫妻共同财产，保护了婚姻中无辜的受害人，维护了妇女的合法财产权益，有利于树立倡导正确婚姻观念，引领文明家庭风尚。
04
男方拒做亲子鉴定
女方有权请求法院确认亲子关系成立
基本案情
2014年初，甘某（女）与刘某通过网络认识成为朋友。2014年6月底7月初的一天，甘某与刘某见面后发生性关系。2015年3月11日，甘某生育一女，孕周38周。因甘某无经济能力抚养孩子，甘某要求刘某做亲子鉴定，与女儿确认亲子关系，并承担抚养义务。刘某不承认亲子关系，并拒绝做亲子鉴定。甘某遂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刘某与女儿存在亲子关系，并向法院提交了其与刘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公安机关案（事）接报回执等证据。审理过程中，法院多次向刘某释明拒绝做亲子鉴定的法律后果，刘某依然明确拒绝进行亲子鉴定。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父或者母以及成年子女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并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本案中，甘某请求确认刘某与女儿存在亲子关系，并就其主张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甘某受孕时间与双方陈述发生性关系的时间并不矛盾，刘某与甘某女儿可能存在亲子关系。刘某虽然否认亲子关系，但既未举示相反证据又拒不配合亲子鉴定，在法院释明上述法律规定以及拒绝做亲子鉴定的法律后果后，依然明确拒绝进行亲子鉴定，需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遂判决：刘某与甘某女儿亲子关系成立。
典型意义
本案系男方拒做亲子关系引发的确认亲子关系纠纷。亲子关系不仅涉及人身关系的重大变化和一系列权利义务的变化，更会对家庭关系及社会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亲子鉴定是确定或否定亲子关系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但在实践中，经常遇到男方不承认亲子关系却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情况，女方则因无法证明亲子关系，而不能要求男方承担子女抚养义务。本案中，人民法院在综合审查证据、充分听取当事人陈述并考虑未成年人利益的基础上，合理运用推定规则确认亲子关系的存在，较好地维护了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对于类案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05
遭受职场言语性骚扰的女员工
有权依法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基本案情
贺某（女）与王某均系某公司员工，王某系贺某的上级领导。2022年7月，二人出差时，王某向贺某询问是否介意住一个房间，贺某说：住一个酒店可以，住两个房间。2022年9月至10月，王某多次邀贺某坐车同行，贺某未答应。同年10月24日下班后，贺某开启录音后搭乘王某的车。同乘期间，王某与贺某在交谈时谈及贺某的臀部、对异性需求强等隐晦的性暗示内容，后又提出以调换岗位为条件，向贺某暗示“尝一下鲜，有个不一样的体验”等具有明显的性暗示。
2022年10月25日，贺某向公司反映王某的性骚扰行为并报警。随后，贺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王某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性骚扰是指以性暗示言语或动作骚扰特定对象，强迫其配合，使对方感到不悦的侵权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条的规定，遭受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案王某与贺某在交谈时谈及贺某的臀部、对异性需求强等隐晦的性暗示内容；后又提出以调换岗位为条件，向贺某暗示“尝一下鲜，有个不一样的体验”等具有明显的性暗示内容。因王某系贺某的领导，且在谈话时强调工作调整，主观上具有迫使贺某接受其性暗示的目的，再结合贺某事后的投诉、报警等行为，可以认定王某的性暗示违背了贺某的意愿。综上，王某的行为构成言语性骚扰，遂判决王某向贺某书面赔礼道歉并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4000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打击针对职场女性实施言语性骚扰的典型案件。言语性骚扰是性骚扰的常见类型，以女性为主要受害者。实践中，言语性骚扰具有较强的隐蔽性，既可以表现为开黄色玩笑、讲荤段子等为主的“性挑逗”，也可以表现为期望发生肢体接触甚至性关系为内容的“性暗示”。言语性骚扰具有一定的强迫性，即迫使对方配合、接受，有些言语性骚扰还具有长期性，甚至上升为PUA（情感操控）。本案中，行为人利用领导的身份，通过言语向受害人表达性暗示，并以决定其工作岗位、待遇为由，强迫受害人接受，侵害受害人的人格权，法院最终判决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的审理有利于鼓励遭受言语性骚扰的职场女性勇敢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6
女方终止妊娠不足六个月
男方不得提出离婚
基本案情
黄某（女）与燕某于2022年2月开始交往，于2023年2月登记结婚，同年11月19日因发生矛盾开始分居。2024年1月，燕某以夫妻感情已经完全破裂为由，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要求与黄某离婚，并由黄某返还婚前拟购房的转账款项2005537元。
黄某未到庭但提供书面答辩状辩称，双方系自由恋爱，婚后未满一年，夫妻感情并未完全破裂，且其于2023年10月因“妊娠剧吐合并肥厚性心肌病”入院治疗，转ICU治疗近一个月后出院，出院诊断为“早期人工流产、肥厚性心肌病”，上述情况有病历资料予以证明。燕某在黄某终止妊娠不足六个月内提起离婚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法院驳回燕某的起诉。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六十四条均规定：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者终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但是女方提出离婚或者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除外。本案黄某于2023年10月27日经行刮宫术人工流产终止妊娠，燕某于2023年12月15日起诉来院，距离黄某终止妊娠不到六个月，虽然燕某认为法院确有必要受理其诉讼，但并未举示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也未举示其他证据证明继续维持夫妻关系有可能对其生命造成威胁、或可能严重侵害其合法权益，故燕某的起诉仍受上述规定的限制。据此，法院依法裁定驳回了燕某的起诉。
典型意义
女性承担着生儿育女的重任，在怀孕期间、分娩后或终止妊娠后一定时期内，妇女的身心都处于较为虚弱、需要照顾的状态，在此期间内男方提出离婚，对女方的身心健康可能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而针对男方起诉权的推迟，只涉及程序问题，并未否定和剥夺男方的诉权与离婚自由。本案判决充分遵循“女性特殊期间应予特殊保护”的原则，给予妇女法律上的“暖心呵护”，积极践行了《民法典》《妇女权益保障法》平衡男女地位平等与女性特殊保护、切实追求实质公平的共同价值取向。
嘉宾、代表点评
伍凌 市妇联维权部部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市一中法院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示范、引领功能，发布妇女权益保护典型案例，聚焦人民群众广泛关注的家庭暴力、职场性骚扰、夫妻婚内扶养等问题，彰显了人民法院在依法维护妇女合法权益上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有利于建立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案例既对于基层维权干部具有实践指导性，也可以帮助妇女群众以案学法。
张义清 市人大代表，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中心湾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妇女权益保护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妇女权益保护工作，开展妇女权益保护工作已在全社会达成广泛共识，并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市一中法院辖区两级法院依法审理各类涉妇女权益的案件，以实际行动切实保护妇女合法权益，为重庆妇女权益保障勾勒出更美好的法治前景，为重庆市域治理现代化贡献应有之力。
郑祥燕 市人大代表，合川区教师进修校工会女工委主任、正高级讲师
职场性骚扰一直都是广受社会各界关注和讨论的敏感话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首次将禁止性骚扰明确规定在人格权编中，明确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精神损失等民事责任。根据该规定，性骚扰的方式不仅限于身体接触，言语性骚扰同样也属于职场性骚扰的一种。市一中法院发布的该例典型案例，不仅保护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弘扬了文明、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切实提升全员防范意识，有效防范职场性骚扰行为，具有一定的示范指导意义。
来源：未审庭
编辑：何彦庆 |
12 | 济南法院发布依法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典型案例 | 3月6日上午，济南市召开“司法助力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保护”新闻发布会。济南中院副院长李会德参加发布会，并通报近年来济南法院依法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相关情况。团市委副书记许梅，市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迟蕾、济南中院家少庭庭长褚飞出席新闻发布会，并接受媒体记者采访。
近年来，济南法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要论述和关于依法维护妇女儿童权益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努力推动建立纠纷多元解决机制，强化维权合力，健全维权网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一、坚持全面保护理念，依法审理涉妇女儿童家事案件
始终致力于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通过司法判决，旗帜鲜明地对婚姻家庭领域中实施家庭暴力等损害妇女合法权益、违反法律和社会道德的行为给予否定性评价。同时，通过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切实保护家暴受害人的人身安全，并协调公安、妇联、街道等力量保障保护令切实落实到位。对于在家事案件中发现的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家庭教育问题，依法向监护人送达家庭教育指导令，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合法利益。
二、坚持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侵害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犯罪行为
2020年以来，全市法院共审结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刑事案件495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155件。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性侵、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严重侵害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犯罪，坚决依法严惩。2023年全市法院依法签发从业禁止令共计15人次。
三、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不断完善罪错未成年人教育矫治机制
在案件审理中坚持对未成年人的双向保护原则，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帮助其改过自新。邀请心理专家对罪错未成年人进行心理疏导，打开其心结；对罪错未成年人的家长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纠正错误的家庭教育方式；积极落实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工作，及时向公安机关发出犯罪记录封存通知书，切实保障未成年被告人“无痕”回归社会；通过上门帮教、司法救助等措施帮助罪错未成年人解决学习、生活上的实际困难。
四、坚持融入社会力量，构建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多元保护机制
全市法院始终与公安、民政、教育、共青团、妇联、社区等部门保持常态化联系，积极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纠纷化解，提升社会效果。2023年济南中院与共青团济南市委联合签署《关于构建济南市青少年权益维护社会支持体系合作框架协议》，通过社工组织协助开展庭前社会调查服务、判后延伸帮教服务、未成年被害人救助服务、家事调查、心理疏导、回访观护、探望监督、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等工作，形成社会力量参与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维护工作的长效机制。
五、坚持延伸审判职能，广泛开展法治宣传
依托“法治副校长”机制，全市法院共选派80名法官担任法治副校长，不定期进校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2023年，共组织送法进校园、法庭开放日等活动100余次，受众达数万人。中院“在法治的蓝天下”系列讲座已举办30余场，受众达两万余人；历城法院“禾苗计划”、平阴法院“春蕾计划”等少审特色品牌逐步完善，形成了体系化、规范化的青少年法治宣传制度。同时，多名法官多次做客省市媒体相关栏目，多途径宣传人身安全保护令等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相关法律知识，为妇女儿童权益的保障鼓与呼。
下一步，济南法院将继续立足审判执行职能，从打击刑事犯罪、优化多元解纷、创新普法宣传等角度，织牢织密妇女儿童权益保障网，让广大妇女儿童切身感受到司法保护就在身边。
文字丨宣传处
图片丨包敬洲
编辑丨马田昊审核丨许 辉 |
12 | 最高检发布首批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典型案例 | 3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典型案例（第一批）》。该批典型案例共6件，主要集中在行政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办案领域，涉及爱国主义教育、女职工劳动权益保护、见义勇为、文明养犬等主题。
此次发布的6起典型案例分别是北京市检察机关督促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湖南省桑植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红四军罗峪整编旧址行政公益诉讼案，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诉张某侵害袁隆平院士名誉、荣誉民事公益诉讼案，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检察院综合履职保护孕期女职工劳动权益案，吉林省磐石市人民检察院督促纠正不履行见义勇为公民医疗保障职责行政违法行为监督案，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治理养犬管理问题行政公益诉讼案。
记者注意到，上述典型案例注重法理情相统一，紧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阐释，突出案件办理“三个效果”有机统一。例如，北京市检察机关督促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既充分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又有利于支持、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促进青少年厚植爱党爱国的情感。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通过办理张某侵害袁隆平院士名誉荣誉民事公益诉讼案向社会公众传递了“英烈尊严不容侵犯”“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的鲜明信号。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检察院依法能动履职，督促负有养犬管理职责的行政单位及时规范执法，对不文明养犬行为予以教育和处罚，引导群众增强法治意识、提升文明素养、遵守社会公德，共建人犬和谐共处的美好家园。
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负责人表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必然要求。下一步，检察机关通过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润物无声”地传播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持续发挥典型案例引领法治风尚、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作用，用公正司法引领社会公正，进一步凝聚社会法治共识、筑牢人民法治信仰。
关于印发《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
建设典型案例（第一批）》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国家价值目标、社会价值取向和公民价值准则，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灵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必然要求。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促进道德建设，通过公正司法向社会传导正确价值取向，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发挥典型案例示范引领作用，不断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最高人民检察院选编了“北京市检察机关督促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等6件案例作为第一批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典型案例，现印发给你们，供参考借鉴。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4年2月27日
案例一
北京市检察机关督促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
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
【关键词】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违法收取门票费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 行政公益诉讼 一体履职
【基本案情】
北京市40余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未落实法律规定，存在对未成年人违法收取门票费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应当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要求未成年人购买门票参观，既损害了众多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也不利于爱国主义教育的开展，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21年5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卢沟桥景区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未成年人收取门票费。为全面调查了解全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否存在同类情形，2021年7月，全市三级检察机关共同开展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向未成年人收费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共对209家市级及以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80余家区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行排查，发现40余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存在对未成年人收取门票费的情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部署全市检察机关联合开展专项监督活动，确定市级定价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相关分院立案管辖，区级定价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由相应的区检察院立案管辖。经初步调查，部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存在缩小免票主体范围、附加免票条件、区别对待不同地区参观者等违法向未成年人收取门票费的情况，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应当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的规定。
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类型众多，游览景区的主管部门多为文化和旅游局、园林绿化局等；有的专业博物馆如铁道博物馆、邮政博物馆等，主管部门为铁路总公司、邮政集团；妇女儿童博物馆主管部门为全国妇联等等，情况复杂。通过查阅北京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三定”方案、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等，确定对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收取门票费，发改委负有定价职责，市场监督管理局负有处罚职责，上级主管部门负有管理职责。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就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向未成年人收取门票费违反法律规定、发改委作为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履行职责等阐明法律依据，就整改方案等事项进行磋商。东城、海淀等区检察院向本区发改委制发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发改委落实未成年人免费参观政策，要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并在收费场所醒目位置及购票平台公示。各区纷纷采取有效措施，督促辖区内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面整改。卢沟桥景区等40余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均实现了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
【典型意义】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激发未成年人爱国情感、弘扬民族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阵地，是陶冶未成年人道德情操、提升品德修养的重要场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应当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场所向未成年人收费，侵犯了不特定众多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也影响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广泛开展，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完善免费开放制度和保障机制。”检察机关履职时发现有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未落实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行政主管部门没有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的，依法启动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通过制发诉前检察建议督促相关部门依法履职，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依法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杜绝了未成年人“付费”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情形，既充分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又有利于支持、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促进青少年学习革命传统、陶冶道德情操，进一步厚植爱国主义情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案例二
湖南省桑植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
红四军罗峪整编旧址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革命文物保护 行政公益诉讼 督促整体修复
【基本案情】
贺氏住宅位于湖南省桑植县桥自弯镇学堂堡村，由三栋独立的土家一字形建筑组成，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红四军罗峪整编旧址（简称“罗峪整编旧址”）。1928年，贺龙在此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整训队伍积蓄力量，后整编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是桑植起义从失利逐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史称“罗峪整编”。2019年2月，罗峪整编旧址被公布为湖南省第十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因年久失修，罗峪整编旧址周边杂草丛生，房屋自然损毁严重，不仅破坏了庄严肃穆的环境，而且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22年4月，湖南省桑植县人民检察院在开展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中发现本案线索，经初步调查，于同年5月6日对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立案调查并进行诉前磋商。桑植县人民检察院通过实地勘验、调阅相关资料、询问相关人员等调查活动，查明：罗峪整编旧址已被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年以上，仍悬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标识，旧址前后院杂草丛生，东头房屋年久失修毁损严重，东西两房连接处房柱裸露，存在安全隐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有关规定，桑植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为本地区文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2022年5月18日，桑植县人民检察院向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制发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革命文物保护监管职责，积极争取资金及时修缮罗峪整编旧址，并建立常态化管护制度，方便公众参观、瞻仰。
桑植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积极推进整改，多渠道筹集修缮资金300余万元，全面修缮罗峪整编旧址。2022年11月，桑植县人民检察院组织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对罗峪整编旧址修缮整改情况跟进监督，确认旧址已更换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标识，房屋多处毁损均已修缮到位，三栋木质房屋连成“一字”整体，屋内文物陈列整齐，保护范围内环境卫生干净整洁，被列为张家界市、桑植县党史学习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省内各地党员干部、中小学生、人民群众纷纷前来参观接受革命教育。2022年9月以来，桑植县已有罗峪整编旧址、桑植起义旧址等革命文物被列为党史学习教育基地5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7处，2023年接待112万余人次开展红色教育，同比上涨162%。
【典型意义】
革命文物承载着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着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保护好、使用好革命文物有利于弘扬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八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承担文物保护工作的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实施监督管理。检察机关要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督促行政主管部门对受损严重的革命文物及时修缮；通过个案办理凝聚革命文物保护的多方合力，促进系统治理，以点带面推动区域内革命文物整体修缮管理；守好革命文物作为党史学习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宣传阵地，积极探索革命文物保护的新方式，不断提升社会公众保护革命文物意识，激发爱国热情，赓续红色血脉，让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薪火相传。
案例三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诉张某
侵害袁隆平院士名誉、荣誉
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英雄烈士名誉、荣誉保护 已故英雄模范人物人格利益 网络诽谤侵权 民事公益诉讼
【基本案情】
2021年5月22日，“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因病逝世。2021年5月22日至24日，张某无视公序良俗和道德底线，利用手机使用非法信道进行国际联网，在境外信息网络平台发表、转推侮辱、诋毁袁隆平院士的不当言论。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21年6月29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在办理张某涉嫌寻衅滋事的刑事案件过程中发现张某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线索。2021年7月27日，检察机关决定对该违法行为进行民事公益诉讼立案调查，通过全面调取审查证据材料，查明张某利用手机在境外信息网络平台发表、转推侮辱、诋毁袁隆平院士推文9条，相关推文又被他人留言、转推。检察机关认为，袁隆平院士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技创新、世界粮食供给作出巨大贡献，获得“共和国勋章”荣誉，是我国社会普遍公认的英雄模范人物，属于英雄烈士保护范围。张某在境外网络平台多次发表、转推侮辱、诋毁袁隆平院士的不当言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第二十二条明确列举的违法情形，其言论具有公开性和可传播性，且发生在袁隆平院士逝世之时，影响恶劣，主观过错明显，其行为不仅构成对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侵害，同时伤害了社会公众的感情，侵害了英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所承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符合民事公益诉讼起诉条件。在征得袁隆平院士近亲属同意后，2021年12月21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依法对张某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要求张某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2022年5月19日，在袁隆平院士逝世一周年之际，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并当庭作出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张某表示服从判决，当庭宣读了致歉信，随后登报向袁隆平院士家属、向全社会公开赔礼道歉。
【典型意义】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英雄模范人物是民族的脊梁、时代的先锋，其事迹和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大精神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弘扬英模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明确对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等行为进行规制。为国家、民族和人民作出巨大贡献的已故英雄模范人物，虽然未被评定为烈士，但其事迹和精神为我国社会普遍公认，其名誉、荣誉承载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纳入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保护对象，在法律上予以一体保护。袁隆平院士是中国杂交水稻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者，为人民幸福和国家繁荣富强乃至全人类作出巨大贡献，系“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属于英雄模范人物，适用英雄烈士人格利益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侵犯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英雄烈士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提起诉讼的，检察机关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近年来，网络上侵犯英雄烈士人格利益案件时有发生，检察机关通过民事公益诉讼依法追究侵权人法律责任，加大对侵权行为打击惩处力度，向社会公众传递“英烈尊严不容侵犯”“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的鲜明信号，对传承和弘扬英雄烈士精神，营造全社会崇尚英雄、学习英雄、捍卫英雄、关爱英雄的良好社会风尚具有积极意义。
案例四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检察院
综合履职保护孕期女职工劳动权益案
【关键词】
男女平等 孕期女职工劳动权益保护 支持劳动仲裁 行政公益诉讼 综合履职
【基本案情】
郝某，女，1985年9月出生，江苏常州某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公司”）原职工。郝某自2013年7月起一直在电子公司某部门管理岗位工作，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23年2月，电子公司在未与郝某平等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通知将怀孕3个月的郝某从部门管理岗位降职调整至一线体力劳动岗位。郝某拒绝调整岗位后，其所在部门将其移出微信工作群、删除打卡指纹，并不提供办公电脑等工作条件，同在电子公司工作的郝某丈夫也受到牵连被迫离职。郝某向当地妇联寻求帮助，并在“抖音”平台发布实名维权视频，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23年3月7日，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妇联接到郝某的维权请求后，根据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检察院与区妇联建立的妇女权益保护协作机制，将该线索移送至检察机关。新北区人民检察院经调查了解，电子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规定，违法调整郝某工作岗位，侵害了孕期女职工的合法权益，使其面临失业的风险。考虑到郝某处于弱势地位，为了帮助郝某维护其合法权益，妥善化解其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矛盾，新北区人民检察院协调区司法局为郝某申请法律援助开通绿色通道，指定2名办理劳动争议案件经验丰富的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协同法律援助律师完成调查取证，支持郝某申请劳动仲裁。在获知企业和郝某均希望尽快达成赔偿和解的意愿后，又会同法律援助律师、仲裁机构反复与双方进行沟通，促成双方达成和解，电子公司赔偿郝某9.4万余元并一次性履行到位。
新北区人民检察院经调查还发现，电子公司有女职工近200人，未按照法律规定将女职工特殊保护条款写入劳动合同，且存在违反劳动法规随意调岗，对产检请假设置障碍、未安排妇女特殊需要的定期体检等侵害不特定女职工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情形。该院召开不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担任听证员，郝某、电子公司负责人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妇联等部门人员参加听证。听证员一致认为电子公司存在侵害不特定女职工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的情形。新北区人民检察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有关规定向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履行法定职责，责令电子公司对侵害不特定女职工劳动权益的违法行为进行整改。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通过对电子公司员工发放调查问卷、制作《调查询问笔录》和约谈单位负责人等形式，进一步查明相关事实，督促该公司制定了《工作场所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制度》等规章制度，在劳动合同中补充列明女职工特殊保护的条款，为女职工的劳动权益提供法治保障。
为进一步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全面落实，结合个案办理延伸办案效果，由点到面推动诉源治理，新北区人民检察院牵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会、妇联等11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北区女职工劳动与社会保障权益保护的通知》，成立女职工劳动权益保障工作小组，畅通女职工维权救济渠道，推动形成一体协作的长效保护机制；与相关公益法律服务组织合作，为辖区企业提供劳动合同格式文本修改、普法讲座、为女职工提供免费咨询和法律援助等配套服务。辖区内用人单位保障女职工定期体检、母婴权益不到位等问题逐步改善，辖区10个镇（街道）共为9589名女职工免费提供“两癌”筛查定期体检，推动建成13处“康乃馨”服务站、妇女微家、母婴室等女职工服务场所。
【典型意义】
平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价值追求。男女平等是平等价值观的重要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条规定：“男女平等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采取必要措施，促进男女平等，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禁止排斥、限制妇女依法享有和行使各项权益。国家保护妇女依法享有的特殊权益。”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限制女职工晋职、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辞退女职工，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第七十七条规定，侵害妇女合法权益，导致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检察机关可以发出检察建议；侵害妇女平等就业权益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公益诉讼。一些用人单位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以所谓“孕期关怀”“经营管理需要”的名义，通过改变工作条件、调岗降薪、安排从事禁忌岗位、延长劳动时间或安排夜间劳动等方式，迫使孕期女职工自动离职，侵犯孕期女职工的合法权益，阻碍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背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女职工孕期合法权益保护既关系到男女劳动权的平等保护，也关系到我国优化生育政策在基层的落地落实。检察机关在办理侵犯孕期女职工劳动权益的个案中，依法综合履职、能动履职、协同履职，使个体权益得到全面、高效保护的同时，从个案办理向社会治理延伸，针对实践中存在的不按照法律规定将女职工特殊保护条款写入劳动合同、违反劳动法规随意调岗、未安排妇女特殊需要的定期体检、对产检请假设置障碍等侵害女职工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的问题，坚持以“我管”促“都管”，督促和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属地政府、人民团体、公益组织等分工负责、各司其职、高效协作、立体保护，凝聚女职工权益保护合力，增强全社会男女平等意识，培育尊重和关爱妇女的社会风尚。
案例五
吉林省磐石市人民检察院督促纠正
不履行见义勇为公民医疗保障职责
行政违法行为监督案
【关键词】
见义勇为 医疗保障 行政违法行为监督 司法救助
【基本案情】
2021年8月，犯罪嫌疑人程某某用刀攮伤邱某某。邱某某的邻居、73岁的丁某某发现程某某行凶后，挺身而出，主动对邱某某进行施救，也被程某某用刀刺成重伤。经该案承办检察院办案人员协助起草准备申请材料，多次与公安机关会商，2021年11月，吉林省磐石市见义勇为评审委员会审议确认丁某某的行为为见义勇为，发放奖金5000元。被害人丁某某受伤后，多次住院治疗，花费10万余元。该案提请审查逮捕后，犯罪嫌疑人程某某死亡，公安机关对程某某撤销案件。程某某没有财产可供赔偿，被救助的邱某某也无力补偿丁某某遭受的物质损失。丁某某的家属几次向市医保中心申请报销医疗费用，医保中心因丁某某的伤情是第三人加害造成且无法向第三人追偿，认为不符合医保报销条件，对其医疗费用未予报销。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吉林省磐石市人民检察院在开展“全面深化行政检察监督 依法护航民生民利”专项活动中发现该案线索，经调查核实，被害人丁某某受伤后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治疗，花费10余万元，并且需要支付后续治疗费用。磐石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市医保局作为辖区内社会保险管理部门，可能存在履行职责不到位的情形，遂启动行政检察监督程序。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意见的通知》规定，见义勇为负伤人员，因紧急救治发生的医疗费用，无加害人或责任人以及加害人或责任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的，按规定通过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解决。由于加害人已死亡且没有财产对丁某某进行赔偿，市医保局应落实见义勇为人员的医疗保障，不应考虑能否向加害人追偿。
2022年2月22日，磐石市人民检察院向市医保局提出检察建议，并进行宣告送达，建议其健全完善医疗保障制度机制，及时报销本案见义勇为人员医疗费用。为推动检察建议的落实，磐石市人民检察院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参加听证会并发表意见。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市医保局应当落实国家对见义勇为人士的保障措施政策，及时报销医疗费用。市医保局表示采纳检察机关的意见，立即研究落实检察建议相关措施。在检察机关督促下，医保报销费迅速发放到丁某某手中。考虑到丁某某系受到犯罪侵害致重伤，因加害人死亡无法获得赔偿造成生活困难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后续需要多次治疗，仅靠退休工资无力支付治疗、养老院费用，磐石市检察院主动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发放司法救助金2万余元。在该案推动下，市医保局贯彻落实了国家对见义勇为人员的医疗保障政策，建立健全了见义勇为权益保护相关措施。
【典型意义】
扶危济困、友善互助、匡扶正义、惩恶扬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社会有正气，民族才会生生不息，国家才会兴旺发达。“一人兴善，万人可激”。落实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政策措施，包括对于见义勇为负伤人员在加害人无法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通过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解决见义勇为人员的治疗费用，目的是关爱见义勇为人员，大力弘扬见义勇为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形成鼓励、倡导见义勇为的新时代良好社会风尚。医保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履行对见义勇为人员提供医疗保障的职责。《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明确，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制发检察建议等督促其纠正。检察机关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落实见义勇为人员医疗保障政策，并通过发放司法救助金帮助其解决实际生活困难，不让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有力维护了见义勇为人员的合法权益，解除了见义勇为人员的后顾之忧，激发全社会人人崇尚、人人支持、人人敢于见义勇为的内生动力，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汇聚强大正能量。
案例六
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人民检察院
督促治理养犬管理问题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文明养犬 协同治理 行政公益诉讼
【基本案情】
2023年3月，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人民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辖区范围内存在城市流浪犬数量增多，犬伤人事件频发等问题。为规范管理养犬行为，2021年汉中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汉中市养犬管理条例》并经陕西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实施，该地方性法规对于养犬登记、流浪犬收容、养犬人饲养犬只和携犬出户时应当遵守的安全保障注意义务等已有明确规定。但该区群众反映，仍有一些犬只饲养人、管理人不遵守相关规定，存在违规养犬、不文明养犬行为，如违规饲养烈性犬、携犬出户时不牵绳，犬只纠缠、咬伤、惊吓他人引发民事纠纷等情况时有发生，影响公共安全、环境卫生和社会公共秩序。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南郑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相关案件中发现该问题线索，为深化诉源治理，通过询问当地群众、开展实地调查、调取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犬伤处置情况等证据，查明2020年以来，该区因被犬咬伤，狂犬病暴露等级达到Ⅲ级的人数每年始终保持在2000人以上，甚至有市民被犬咬伤后患狂犬病亡故，犬只伤人问题已成为当地群众反映较为强烈的社会问题。经初步调查，2023年5月9日，南郑区人民检察院对养犬管理问题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检察机关认为，养犬管理未形成协同共治机制，无证养犬、遛犬不牵绳、遗弃犬只导致流浪犬增多，不文明、违规养犬行为没有得到有效治理，对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身体健康造成较大威胁，特别是对儿童、孕妇、老年人等弱势群体，更易造成侵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公安机关、基层政府组织等部门负有养犬管理的职责，有关单位未履行法定职责，致使社会公共利益没有得到维护。检察机关遂邀请汉中市公安局南郑分局、南郑区城市管理局等六家单位召开公益诉讼诉前磋商会，共同研究强化养犬执法、完善养犬管理工作机制等问题。
5月30日，南郑区人民检察院向汉中市公安局南郑分局、南郑区城市管理局以及相关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督促有关单位依法依规履行养犬管理职责；落实《汉中市养犬管理条例》关于设立犬只收容所并强化流浪犬、走失犬、无证犬等犬只的收容、认领和处置等管理工作；建议鼓励社会组织、志愿者充分发挥作用，参与犬只收容、认领、领养等救助活动等。
汉中市公安局南郑分局收到检察建议后，组织开展了专项整治活动，对主城区内违规养犬和流浪犬问题进行专项整治清理，发放宣传资料2000余份，制作犬只登记证和登记牌5000套，并联合镇办开展入户普查登记犬只信息2616条，办理犬只证509件，收容、处置流浪犬只36只。南郑区城市管理局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在多个小区开展专门宣传活动，倡导居民及时清理宠物粪便，守护美好家园。辖区相关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等亦采取措施，协同当地派出所加强对流浪犬只的管理，辖区养犬问题得到极大改善。
【典型意义】
文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要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需要物质文明极大发展，也需要精神文明极大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随着生活质量提升，饲养宠物已逐渐成为部分人群“精神陪伴”的一部分。人们在享受宠物带来的乐趣时，也应担负起安全文明饲养、看管的责任。养犬看似个人私事，实则关系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公共利益。不文明、不规范的养犬行为，侵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影响人民生活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也扰乱了文明、和谐、安定的社会公共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三十条规定，“单位和个人饲养犬只，应当按照规定定期免疫接种狂犬病疫苗，凭动物诊疗机构出具的免疫证明向所在地养犬登记机关申请登记。携带犬只出户的，应当按照规定佩戴犬牌并采取系犬绳等措施，防止犬只伤人、疫病传播”。一些地方性法规对于城市养犬作出规范。检察机关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依法能动履职，督促负有养犬管理职责的行政单位及时规范执法，对不文明养犬行为予以教育和处罚，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推动诉源治理，引导群众增强法治意识、提升文明素养，遵守社会公德，依法文明养犬，自觉尽到看护管理责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本文转自“最高人民检察院”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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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法学》编辑部
2023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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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银川中院发布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十大案例 | 3月6日，记者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来临之际，该院对外发布银川市两级法院近几年依法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十大案例，有针对性地回应了人民群众关心的反家庭暴力、未成年人人身保护、彩礼返还、女职工权益保障等方面问题。
该院负责人介绍：“一个案例胜过一沓文件，典型案例是引领预期的‘路标’，法院通过案例明晰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保护的司法解决途径，倡导全社会尊重和关爱老人、妇女、儿童，对推动妇女儿童权益司法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银川市两级法院聚焦“公正与效率”，切实发挥司法裁判在社会治理中的规范、评价、教育和引导作用，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有效维护老年人、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为推动家庭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努力让尊重妇女、关爱儿童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发挥法治在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中的保障作用。
附十大案例：
01
原告海某与被告马某离婚纠纷案
■【基本案情】
原告海某与被告马某于2022年1月9日经人介绍相识，同年1月21日自愿登记结婚。在结婚当日，被告马某向原告海某给付彩礼25万元。原、被告共同生活期间经常因家庭琐事发生矛盾。2022年5月29日，原、被告因琐事发生矛盾纠纷后分居。原告海某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起诉离婚，被告马某同意离婚但要求退还彩礼。
■【裁判理由】
原、被告相识后仅12日就登记结婚，婚姻基础一般。现原告要求离婚，被告马某同意离婚，本院准予双方离婚。被告马某要求原告海某返还礼金25万元。考虑到原告海某收取被告马某彩礼金额较大，共同生活时间较短，高额彩礼给被告马某生活确实造成困难，故对被告马某要求原告海某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结合原、被告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金额较当地生活水平过高等客观情况，法院判令原告返还被告部分彩礼。
典型意义
彩礼在我国传统习俗中，是男女双方及家庭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也蕴含着对婚姻的期盼与祝福。然而，近些年，部分地区彩礼价格一路升高，收受彩礼后“闪离”情况也屡见不鲜，高额彩礼违背了婚姻的初衷，不仅对彩礼给付方造成经济压力，影响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也不利于弘扬社会文明新风尚。一般而言，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彩礼的，不予支持。但也要看到，给付彩礼同时蕴含着缔结婚姻及双方长期共同生活的双重意义，因此，共同生活的时间长短应当作为彩礼是否返还及返还金额的重要考量因素。本案中，双方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一方为了结婚给付了高额彩礼，且给付方不存在明显过错，在双方不再共同生活后，若不返还彩礼则显失公平，不仅会损害司法权威，也易导致次生矛盾发生。本案法院依据公平原则、过错原则及当地风俗习惯等综合考量，判决收受彩礼一方酌情返还彩礼，较好地平衡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对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婚恋观起到了积极作用，让群众更加理智地处理婚恋家庭纠纷，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2
马某诉李某离婚纠纷案
■【基本案情】
原告马某与被告李某相识后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子。婚初夫妻感情尚可，后双方经常因家庭琐事发生矛盾，加之原、被告均认为对方不履行夫妻忠诚义务，影响了夫妻感情。现原告马某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双方婚姻关系并判令其与婚生子之间不存在亲子关系。庭审中，被告李某不同意离婚。原告马某申请对婚生子女与其是否存在亲子关系进行鉴定，并提交其单方委托司法鉴定所作出的检验报告，该检验报告载明原告马某与婚生子无生物学亲子关系，原告检材为血样，婚生子检材为毛发。被告李某不认可原告马某提交的检验报告，并以亲子关系鉴定对孩子身心健康不利为由拒绝鉴定。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关于婚生子与原告是否存在亲子关系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三十九条规定，原告在诉讼中申请对婚生子与其是否存在亲子关系进行DNA鉴定，提交了其与婚生子不存在亲子关系的检验报告，被告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法院无法通过DNA鉴定确定婚生子与原告是否存在亲子关系，故认定原告关于其与婚生子不存在亲子关系的主张成立，判决婚生子由被告抚养，原告不承担抚养义务。
典型意义
亲子关系的确认与否，对于家庭以及父母、子女来说，不仅涉及一系列权利义务的变动，更是人身关系的重大改变，直接影响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亲子鉴定对婚姻家庭特别是对亲情具有极大的冲击力，甚至令家庭解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三十九条规定：“父或者母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否认亲子关系，并已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否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所以在审理此类案件时，要慎重对待亲子鉴定，要在兼顾身份关系的真实性和法律关系的安定性之间衡量，严格依据证据规则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审核和认定，在无相关证据仅提出质疑的情形下，当事人不得随意在诉讼中启动亲子鉴定，避免给配偶、子女造成伤害。但在对亲子关系提出质疑的一方出示了相关证据后，另一方拒绝配合做亲子鉴定的，应承担于己不利的法律后果。
03
刘某诉刘某甲、刘某乙赡养费纠纷案
■【基本案情】
刘某现年69岁，生育二子，分别为刘某甲、刘某乙。刘某主张其患有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高血压病等严重疾病。刘某自述其虽与刘某甲共同生活，但刘某甲时常不在家，其经常独自居住，因哮喘病时常发作及日常生活需要，刘某雇佣保姆并每月支付3500元费用。刘某每月养老金为3500元。现刘某诉至法院，要求刘某甲、刘某乙每人每月支付赡养费2000元。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刘某现已年近70岁，身体状况欠佳，有就医、需要人照顾的现实需求，虽刘某每月养老金为3500元，但子女不能因为父母有退休收入或者有一定的经济来源就不支付赡养费，这不仅违反法律法规，也不符合中华民族“百善孝为先”的传统美德，故刘某甲、刘某乙应当支付赡养费。就赡养费的数额，应当考虑被赡养人现实需求，但也应当考虑赡养人的负担能力。考虑到刘某月养老金3500元，有一定的收入来源，刘某甲、刘某乙均系盛年的劳动者，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法院酌定由刘某甲、刘某乙支付抚养费。
典型意义
赡养义务是法定义务，是成年子女必须履行的义务。同时，尊老爱幼亦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美德。成年子女对父母特别是对年迈且身体状况欠佳的父母，负有经济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料、精神上的慰藉的义务。从法院近年来受理的赡养纠纷案件中来看，有以父母享有足够的退休收入、享受医疗保险、老人在处分财产时偏心或其经济条件较差等为由不愿意支付赡养费用的情形，这不仅违反法律法规，也不符合中华民族“百善孝为先”的传统美德。法院判令子女支付赡养费的标准，一般应结合老人实际生活需要、赡养人的负担能力、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等因素考虑，给付一定的赡养费用，同时应指出子女需定期探望。让老年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养。随着全球范围内老龄化问题的日益凸显，建立完善的社会关怀与互助体系变得尤为重要。加强家庭关怀，提高子女对父母的责任感和关爱意识是司法之职责所在。
04
王某诉李某离婚纠纷案
■【基本案情】
王某与李某系夫妻关系，双方共同生育一子。共同生活期间，因家庭琐事双方多次发生口角及肢体冲突。王某数次向110报警并提交视频显示其多次遭到李某的殴打，经鉴定，王某伤情已达轻微伤，公安部门对李某作出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现王某诉至法院要求与李某离婚，并要求李某向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根据王某提交的报警记录、视频、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证据材料可以认定李某确对王某实施了家庭暴力，李某曾多次对王某实施家庭暴力证据确凿。公民的人身安全是法律优先保护的法益，因李某对王某实施家庭暴力，王某有权要求李某进行损害赔偿，就王某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综合考虑李某的过错程度、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酌情予以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
典型意义
家暴不是家务事，反家庭暴力是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施行，民法典亦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二）与他人同居；（三）实施家庭暴力；（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五）有其他重大过错。”虽反家庭暴力相关立法已经成熟完善，但实践中，家庭暴力行为仍然屡禁不止。家庭暴力是破坏夫妻感情的重要诱因，会对无过错方的身心造成较大伤害，影响着家庭稳定与社会和谐。离婚损害赔偿责任是无过错方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方式，具有制裁和预防违法行为的功能。本案典型意义在于法院支持了被家暴妇女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对家庭暴力等违法行为明确给予否定性评价，体现了对家庭暴力实施者予以惩戒的鲜明态度，维护了被家暴妇女的合法权益。
05
许某诉刘某赠与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原告许某与第三人吴某于1998年登记结婚并共同生活。2015年，第三人吴某与被告刘某通过微信群相识后建立了恋爱关系，双方在恋爱期间互有转款行为。2021年至2023年期间，第三人吴某向被告刘某多次转款，总计金额较大。2023年，原告许某发现第三人吴某向被告刘某的转款行为后，要求被告返还未果，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刘某返还第三人吴某向被告刘某转账的款项。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第三人在与原告存在合法的婚姻关系期间与被告建立恋爱关系，此种恋爱关系为道德及法律所禁止。第三人向被告转款的行为均发生在原告与第三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被告并未举证证明第三人的转款系其与原告无关的个人财产，故第三人转给被告的款项应视为第三人与原告的夫妻共同财产。第三人单方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被告，超出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处分，系无权处分行为，同时赠与行为违反公序良俗，第三人对被告的赠与行为应属全部无效，被告应当向原告返还。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夫妻之间具有相互忠诚的义务，对婚姻的忠诚也是社会道德的基本要求和普遍共识。赠与本身并不违背公序良俗，但如果赠与是为了维持婚外恋，则违背公序良俗，不应得到保护。除特别约定外，就夫妻共同财产，双方享有平等的处分权，共同财产尤其是大额财产处分须共同协商决定。夫妻一方单方向第三者转款的行为侵犯了配偶方的情感和财产权利。本案中，法院从社会道德层面对第三者及赠与者予以谴责，从法律层面对赠与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对于维护家庭成员合法权益和树立正确的婚恋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06
申请人安某甲与被申请人安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基本案情】
安某某、李某某系夫妻关系，安某甲系二人之女，出生于2009年。2023年2月，安某某喝完酒后回到家中休息并将醉酒的朋友安置在安某甲卧室床上睡觉，因此与李某某、安某甲发生口角，并殴打李某某、安某甲。安某甲伤情经诊断为头部外伤、尾3椎体向前脱位等。后安某甲随其母李某某前往其外祖父母住所并居住于该址。安某某曾数次前往该址，影响安某甲及外祖父母正常生活。因此安某甲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请求：禁止安某某实施家庭暴力、禁止其进入安某甲外祖父母住所。
■【裁判理由】
安某某系安某甲之父，对安某甲实施家庭暴力，对此应予否定性评价。公民的人身安全是法律优先保障的法益，尤其安某甲系未成年人，对于未成年人，国家、社会均予以特别关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父母应当创造良好、和睦的家庭环境，正确履行监护职责。安某甲作为未成年人，理应享有平和、安定的学习、生活环境，安某甲随其母李某某和外祖父母共同生活。安某某作为安某甲之父，已使安某甲遭受了家庭暴力，且曾前往安某甲外祖父居住房屋附近，影响安某甲外祖父母正常生活。法院从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角度出发，禁止安某某进入安某甲外祖父母住所。
典型意义
公民的人身安全是法律优先保障的法益，不容侵犯。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本案系未成年子女针对父亲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未成年人自救意识和求助能力较为欠缺，隐藏在家庭中的暴力行为又往往以爱之名进行，外界难以查知，人身安全保护令旨在及时在施暴者和受害者之间筑起一道“安全墙”，防御家庭暴力发生的可能性，发挥法律的指引作用，同时传递出国家、社会对未成年人给予的关爱。
07
李某诉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
■【基本案情】
李某于2014年10月到某公司任人力资源部经理，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14年10月24日李某被医院确诊怀孕。2015年2月11日，某公司作出解聘李某的决定并要求李某停止上班。2015年2月24日，某公司下发与李某解聘决定的复函，以李某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将李某解除并表示不受孕期影响且没有经济补偿。李某于2015年3月2日收到该复函并签字。2015年3月8日，李某申请劳动仲裁，请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等。因对仲裁裁决不服，诉至法院。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关于某公司与李某之间的劳动关系是否应继续履行的问题。李某在某公司工作期间，双方虽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依据劳社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应认定双方于2014年10月起建立劳动关系。某公司主张与李某口头约定试用期，但未出示其与李某约定试用期的有效证据，故认定双方未约定试用期。由于某公司未出示李某在工作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相关证据，且某公司已知悉李某存在怀孕的事实，故某公司解除与李某的劳动关系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规定，应认定某公司作出与李某解聘的决定违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的规定，李某要求与某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
典型意义
男女平等是我国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女职工作为劳动关系的一方，逐渐成为职场主力军。但同时，由于女性生理、心理方面的特殊性，使得女性职工对劳动关系的要求往往不同于男性，因此，女职工在劳动过程中的权益保护问题显得尤为突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四）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该条旨在保障女职工“三期”期间的合法权益，即用人单位不得与女职工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形。然而，司法实务中，用人单位在“三期”内侵害女职工合法权益情况依然存在，如：改变女职工的工作条件及待遇，从而迫使其辞职；制造理由，单方解除与“三期”女职工的劳动合同；调岗降薪，降低女职工的待遇等。如本案中所涉及的某公司就是在李某怀孕期间以实习期不合格为由将其解除，侵害了李某的合法权益，这些做法均有违劳动法律的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应依法承担继续履行或赔偿损失的责任。
08
李某诉马某甲、马某、刘某婚约财产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2年4月，原告李某与被告马某甲在外地打工时相识相恋。2023年2月，原告李某与被告马某甲举办订婚仪式。2023年2月，双方在女方家中举办结婚仪式。双方在举行订婚仪式后即开始共同生活，但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婚后亦未生育子女。马某、刘某系马某甲的父母。
为缔结婚姻关系，原告李某按当地习俗给付被告马某甲、马某、刘某现金28万元。三被告认为28万元现金中，18万元是彩礼，2万元是给被告马某、刘某的礼金，8万元是用于双方举行订婚、结婚仪式的花费。现李某起诉要求三被告马某甲、马某、刘某共同返还彩礼。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彩礼是男女双方为达到结婚的目的依习俗由一方当事人及其亲属向另一方当事人及其亲属给付的金钱及财物。本案中，原告李某与被告马某甲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原告主张返还彩礼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法院予以支持。收受彩礼系马某甲、马某、刘某的共同行为，三人应承担连带返还责任。考虑到双方之间的过错程度、共同生活时间、给付彩礼金额、男方家庭实际情况、彩礼使用情况，法院酌情确定三被告返还部分彩礼。
典型意义
彩礼，结合当地习俗，也称为聘礼、纳彩、礼金等，是以结婚为目的，于婚前给付的，多为金钱，且给付的数额往往很大。在中国传统习俗中，儿女的婚姻一般由父母操办，接送彩礼也大都是由双方父母参与。通常实践中，在婚约财产纠纷中，彩礼的接送方并非限于婚约双方当事人，双方父母也可能参与其中，为尊重习俗，同时也有利于查明彩礼数额、彩礼实际使用情况等案件事实，确定责任承担主体，婚约双方及接送彩礼的父母均可以作为诉讼主体参加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于2024年2月1日起施行，对彩礼的认定范围进一步明确，且明确婚约财产纠纷中，婚约双方及实际接送彩礼的父母可以作为当事人。父母作为主体一般应限于婚约财产纠纷，离婚纠纷的诉讼标的主要是解除婚姻关系，不宜将婚姻之外的其他人作为当事人。
09
张某与赵某婚姻无效纠纷案
■【基本案情】
张某与赵某于2022年6月登记结婚，于2023年5月生育一子。张某认可收到赵某给付的彩礼24万元。据张某与赵某陈述及银川市金凤区某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载明，张某的母亲与赵某的母亲系姐妹关系。现张某诉至法院要求宣告原、被告婚姻无效。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张某与赵某均陈述双方的母亲系亲姐妹关系，结合银川市金凤区某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及户籍信息，可确认张某与赵某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八条规定的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张某与赵某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获取结婚登记，其婚姻关系无效。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
典型意义
缔结婚姻为人生大事，除了得到亲朋好友的祝福外，更应遵循法律规定。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是法律明确规定禁止结婚的情形。法律禁止近亲结婚，是控制隐性遗传病病发率和优生优育的重要措施。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纠纷案件、申请确认婚姻无效案件中，经审理确属无效的婚姻，作出确认婚姻无效的判决。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近亲结婚是封建陋习，应坚决摒弃，出于对子女健康及家庭幸福的考虑，切勿隐瞒近亲关系办理结婚登记。
10
王某诉陈某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案
■【基本案情】
2018年11月，原告王某与被告陈某经法院判决解除婚姻关系，婚生女王某甲（2008年出生）由原告王某抚养，婚生女王某乙（2013年出生）由被告陈某抚养，原、被告承担各自抚养子女的费用。但被告离婚至今未将王某乙从原告王某处接走抚养，王某乙的抚养费、医疗费、教育费等都由原告王某承担，被告陈某未尽到任何抚养义务。故为了使王某乙有健康、稳定的生活环境，原告王某诉至法院，请求变更王某乙由原告王某抚养。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对子女抚养问题，应当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出发，结合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等予以确定，同时应当考虑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的意见。本案中，王某乙已过10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有一定的识别和判断能力，能够清晰表达意见，有权选择跟随其认为更适合自己成长的父母任何一方，对被抚养人作出的意思表示应当予以尊重。王某有稳定的收入和住所，且其在抚养王某甲、王某乙过程中，能够为孩子提供较好的就学条件，与孩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故王某主张变更由其抚养婚生女王某乙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陈某享有对王某乙的探望权，王某应予以协助配合。
典型意义
本案涉案及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审判实践中，在处理涉及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长远发展类属的案件时，应当综合考量各方因素，紧紧把握“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这一立法主旨，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出发，结合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等予以确定，同时，若案涉未成年子女已满8周岁，有一定的识别和判断能力，能够清晰表达其意愿的，其有权选择跟随其认为更适合自己成长的父母任何一方，法院对被抚养人作出的意思表示应当予以尊重，合法、合理、妥善处理未成年子女抚养关系纠纷，引导双方当事人在今后的生活中，共同努力将双方当事人婚姻关系解体对孩子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来源：
宁夏法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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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2021年2023年青岛法院婚姻家事典型案例 | 《民法典》颁布实施以来，青岛全市两级法院准确把握《民法典》的立法精神，积极贯彻实施《民法典》，审理了大量婚姻家事案件。为进一步发挥司法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在第114个“国际劳动妇女节”到来之际，青岛中院选取了婚姻家事领域十个典型案例发布，通过“小案件”讲述“大道理”，以有力量、有是非、有温度的裁判，指引广大群众用好《民法典》，维护好自身合法权益。
目 录
案例一：
史某诉栗某撤销婚姻纠纷案
案例二：
纪某诉王某离婚纠纷案
案例三：
隋某诉郭某离婚纠纷案
案例四：
吴某诉刘某赠与合同纠纷案
案例五：
任某诉王某离婚纠纷案
案例六：
徐某诉刘某离婚纠纷案
案例七：
李某诉张某赠与合同纠纷案
案例八：
郭某甲诉郭某乙继承纠纷案
案例九：
孙某诉某民政局遗赠纠纷案
案例十：
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诉张某某继承纠纷案
案例一
史某诉栗某撤销婚姻纠纷案
基本案情
史某与栗某于2021年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栗某早在2014年就被诊断为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2018年复发后一直持续治疗，婚后仍未治愈。栗某婚前隐瞒相关病史，现史某起诉要求撤销与栗某的婚姻。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栗某早在婚前就患有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属于法律规定的患有重大疾病情形，且结婚前夕仍处于治疗中。栗某长年忍受病痛折磨，其遭遇让人同情，但更应预见到婚后其治疗也会加重史某的经济负担及精神压力。栗某故意隐瞒重大疾病的行为足以影响史某与其缔结婚姻的意愿，史某据此要求撤销婚姻于法有据。法院判决撤销史某与栗某的婚姻。判决生效后，法院前往当地民政局送达了判决文书，民政局记录在案。
典型意义
《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三条规定了夫妻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婚前告知义务，在原《婚姻法》的基础上作出了重大修改，将隐瞒重大疾病婚姻从无效改为可撤销，目的在于通过保障婚姻双方的知情权而维护婚姻自由自愿原则，将是否结婚的决定权交还当事人。如果一方当事人患有重大疾病，另一方仍愿意缔结婚姻关系的，法律不再认定为无效婚姻；另一方当事人愿意维持婚姻关系的，法律不予干涉；另一方当事人不愿意维持婚姻关系而主张撤销婚姻的，法律予以支持。
案例二
纪某诉王某离婚纠纷案
基本案情
纪某在与妻子王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生育一女。纪某先后两次向法院起诉离婚，王某最终同意离婚，但主张纪某具有重大过错，要求纪某支付损害赔偿金20万元，同时主张自己在家庭日常生活中付出较多，要求纪某补偿10万元。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纪某违反夫妻间的忠实义务，给王某造成严重精神伤害，对双方婚姻破裂具有重大过错，王某作为无过错方请求离婚损害赔偿应予支持。王某在日常生活中对抚育子女负担较多义务，有权请求家事补偿。法院判决准予双方离婚，并判令纪某向王某支付损害赔偿金10万元、家事补偿金5万元。
典型意义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第一千零九十一条分别规定了离婚家事补偿制度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纪某违反夫妻间的忠实义务，给王某造成严重精神伤害，依法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王某在抚育子女、照料家庭方面付出较多，依法应当获得相应补偿。法院充分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依法支持王某损害赔偿及家事补偿的主张，抚慰受害方，惩罚过错方，发挥了家事审判明辨是非、伸张正义的规范警示和预防作用。
案例三
隋某诉郭某离婚纠纷案
基本案情
隋某与郭某结婚后无子女，且婚后隋某多次离家，二人感情日益淡薄。隋某起诉离婚并主张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郭某同意离婚。隋某主张分割婚后共建的草莓大棚一处，二人就大棚的价值未达成一致且不同意竞价处理。案件审理中，郭某将该草莓大棚出卖给了案外人，获得转让款47000元。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郭某在诉讼期间，未经隋某同意，私自将夫妻共同财产变卖，在郭某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法院结合案件事实和相关证据，认定郭某存在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对郭某予以少分。法院判决隋某分得大棚转让款30000元、郭某分得大棚转让款17000元。
典型意义
夫妻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享有平等处理权，未经一方同意，另一方不得超出家庭代理权限擅自处置夫妻共同财产，否则构成对配偶财产权利的侵犯，应当受到规制和惩戒。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二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侵害了夫妻对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可以对该方不分或少分。法院在审理中准确把握这一原则，判决擅自变卖夫妻共同财产的一方少分财产，对侵犯配偶财产权利的行为予以规制和惩戒，有效维护了善意当事人的财产权益。
案例四
吴某诉刘某赠与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吴某与刘某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9年12月协议离婚。离婚后，吴某发现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刘某与周某保持不正当关系，且刘某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等方式多次向周某转款170余万元，故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刘某的赠与行为无效，由周某返还上述款项。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在与吴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周某保持不正当关系，擅自将巨额夫妻共同财产赠与周某，侵害吴某的财产权益，违背了公序良俗，该赠与行为应认定为无效。法院确认刘某向周某的赠与行为无效，在扣除周某已返还的款项后，判决周某返还吴某130余万元。
典型意义
实践中，夫妻一方出轨后，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第三者的现象时有发生。配偶一方与第三者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既违背夫妻间的忠实义务，给另一方造成感情伤害，也违背了公序良俗。该案中，法院认定刘某与周某之间的赠与行为无效，维护了无过错一方配偶的合法权益，有利于树立正确婚姻观念，引领文明家庭风尚。
案例五
任某诉王某离婚纠纷案
基本案情
任某与王某于2017年结婚，后双方因感情不和，任某向法院起诉离婚，并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及共同债务。双方对此争议极大，均申请调取对方财产信息。法院向双方送达夫妻共同财产申报令及告知书，双方均签署保证书保证如实填写《离婚案件财产申报表》。
裁判结果
法院向双方充分释明填写《离婚案件财产申报表》的义务和后果后，任某与王某如实进行填写，对争议财产及债务详细列明。后经法院主持调解，任某与王某自愿离婚，并就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共同债务承担等达成一致意见。该案最终以调解方式结案。
典型意义
离婚案件中，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及共同债务是常见的争议焦点，但对不掌握财产状况的当事人而言，往往存在举证困难的情形。实践中，当事人经常向法院申请调取相关证据。但调查令在申请范围及时间上存在一定局限性，有时甚至会加剧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了夫妻共同财产申报令制度，告知当事人在离婚诉讼期间，夫妻双方均有申报全部夫妻共同财产的义务，并规定申报时限。双方在签署《保证书》时能够充分了解虚假陈述的法律后果，督促夫妻双方如实申报。该措施既缓和了当事人的对立情绪，敦促当事人诚信诉讼，及时固定争议焦点，也减轻了不掌握财产状况的一方当事人的诉累，提高案件审理效率。
案例六
徐某诉刘某离婚纠纷案
基本案情
徐某与刘某系夫妻关系。刘某父母拥有房产一处，刘某的父亲去世时，刘某的母亲、姐姐、妹妹均表示放弃继承房产，刘某的母亲通过赠与方式将该房屋过户登记至刘某名下。其后，徐某提起离婚诉讼，要求平均分割涉案房产。诉讼中，刘某提交其母亲及姊妹补写的书面声明，欲证明涉案房屋系其个人财产，不同意分割。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的父亲在刘某与徐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去世，遗产分配时各继承人并未在书面声明中明确房屋继承份额仅赠与刘某个人，应视为对刘某与徐某夫妻双方的赠与。在徐某起诉离婚后，原继承人补写赠与刘某个人的声明不具有溯及力，应按照赠与行为成立时的意思表示认定受赠人，防止夫妻一方恶意侵占夫妻共同财产。经法院充分释明，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涉案房屋归刘某所有，由刘某支付徐某一定比例的房屋补偿款。
典型意义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婚姻当事人接受赠与或继承遗产系常见的财产取得方式。双方离婚时关于此类财产的分割争议往往较大。该案中，刘某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接受赠与时自己是唯一的受赠人，其欲通过后补赠与合同的方式独占赠与财产，与《民法典》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制的立法本意相悖。法院在释法明理后作出否定性评价，以调解方式妥善分割涉案房屋，维护了善意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案例七
李某诉张某赠与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李某系张某的祖母，位于青岛市某小区房屋系李某唯一住房。张某父亲通过哄骗、软磨硬泡的方式，使李某极不情愿地将涉案房屋以赠与的方式登记在张某名下。之后，张某及其父亲对李某不管不问，拒绝履行对李某的赡养义务。李某年事已高且体弱多病、身体残疾，因唯一住房被处置，居无定所，生活十分困难，故李某诉请撤销其与张某之间的赠与合同。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作为祖母将涉案房屋赠与张某，虽然赠与合同中未附义务，但该赠与行为实质上系通过赠与房产的方式换取儿孙为其养老送终，其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照顾，安享晚年。受赠人理应保证赠与人的居住权利。但赠与房屋后，李某与张某及其父亲因赡养、居住等问题发生纠纷，导致多次诉讼，张某虽口头表示同意照顾李某，但客观上并未履行照顾义务，亦拒绝为李某在涉案房屋设立居住权。基于上述情形，法院最终判决撤销李某对张某关于涉案房屋的赠与。
典型意义
《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三条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该案中李某肢体残疾且身患疾病，不仅需要子女物质上的供养，也需要精神上的慰藉。而张某的行为给李某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和精神负担，严重侵害了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该案系适用赠与人法定撤销权的典型案例，有力维护了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充分彰显了敬老孝亲的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案例八
郭某甲诉郭某乙继承纠纷案
基本案情
郭某与张某系夫妻，二人育有一子郭某乙。郭某甲未成年时即被郭某与张某收养，后一直共同生活至郭某甲结婚。张某生前留有遗嘱，将其房产、存款全部留给郭某乙，丧葬费、抚恤金等也由郭某乙安排。张某去世后，郭某甲与郭某乙因对张某的丧葬费、抚恤金分割等事宜未能协商一致，诉至法院。郭某乙认为，郭某甲作为被继承人张某的养女，与被继承人一家共同生活时已经15周岁，其与被继承人之间抚养时间很短，不应作为继承人分得遗产。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郭某甲在未成年时，就已与张某一家共同生活，并跟随养父郭某姓氏，可以认定其与被继承人张某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郭某甲作为养女，对被继承人张某尽到了相应赡养义务，其具备法定继承人资格。丧葬费、抚恤金是被继承人去世后，其生前单位向被继承人近亲属发放的费用，是对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抚慰和经济补助，不属于被继承人的遗产，不能由被继承人以遗嘱方式进行处分。故被继承人张某所立遗嘱中对于丧葬费和抚恤金由郭某乙领取和安排使用的处分无效。郭某甲作为张某的养女，有权分得张某部分丧葬费、抚恤金。
典型意义
收养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亲子关系。《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父母与养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于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即收养关系成立后，养子女因其被收养而取得与亲生子女同等的法律地位。该案有力保护了养女的法定继承权及共有物分割权，对于维护社会公序良俗、促进公平正义具有积极意义。
案例九
孙某诉某民政局遗赠纠纷案
基本案情
汪某生前无法定继承人，其与孙某签订了遗赠扶养协议并实际履行。因涉案房产登记在汪某名下，汪某去世后，孙某无法办理过户手续，故孙某以当地民政局为被告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涉案房产由其继承。某民政局以对汪某的债权、债务及继承人均不知情、且未经法定程序指定其为汪某的遗产管理人为由，请求法院驳回孙某的诉讼请求。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汪某生前签名的相关声明，可以认定其将财产遗赠给孙某的意愿，故孙某享有受遗赠的权利。孙某以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局作为被告诉至法院，某民政局作为汪某的遗产管理人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法院判决被继承人汪某名下的涉案房产归孙某继承。
典型意义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条增设了遗产管理人制度。对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实践中，对于民政局是否应当先被指定为遗产管理人才能作为继承诉讼当事人的问题，《民法典》并无明确规定。该案中，法院准确把握《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立法精神，积极探索保护受遗赠人合法权益的途径，极大地提高了遗产的利用效能。
案例十
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诉张某某继承纠纷案
基本案情
被继承人张某与张某某系父女关系，与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系兄弟姐妹关系。张某离婚后，张某某跟随其母亲生活。张某生前患有多种疾病，多次住院治疗，花费医疗费数额巨大，主要由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进行照顾。张某去世后的殡葬事宜亦由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办理。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以对张某尽了主要扶养义务为由诉至法院，请求继承张某去世后留下的一处房产。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继承人张某生前未留有遗嘱，涉案房屋应按法定继承处理。张某某作为张某的女儿，系张某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本应由其全部继承。但张某某在父母离婚后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未对张某尽到主要赡养义务，而是由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照顾张某，故认定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对张某尽了主要扶养义务，可酌情分得张某部分遗产。由于双方未就涉案房屋进行价值评估，也未达成一致分割意见，故法院判决由张某某继承40%的遗产份额，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各继承20%的遗产份额。
典型意义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了继承人以外的人酌情分得遗产的情形。该案被继承人张某并未留有遗嘱，其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原则处理。在有第一顺位继承人张某某的情形下，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作为第二顺位继承人，本没有继承遗产的权利。但考虑到三人对被继承人张某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故依法可适当分得遗产。该案是实践遗产酌分请求权的典型案例，体现了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弘扬了兄弟姐妹之间友爱互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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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广东高院发布维护妇女合法权益典型案例 | 今天，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维护妇女合法权益典型案例，涉及妇女隐私权、名誉权和生育期间劳动权益保障，反家庭暴力和人身安全保护令，彩礼归属与“外嫁女”在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合法权益保护等热点问题，体现了广东法院做实为人民司法、用情断好百姓家务事，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积极探索和有益实践。
维护妇女合法权益，关乎千家万户幸福，关乎社会和谐稳定。近年来，广东法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加大妇女权益保护工作力度，创新审判执行方式，深化纠纷多元化解，积极营造全社会尊重和关爱妇女的良好氛围。2023年，全省法院审结家事纠纷一审案件81740件，其中调解撤诉42580件，同比增长23.1%；诉前成功化解家事纠纷2.6万件，同比增长11.17%；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584份，并联合有关部门推动人身安全保护令落地执行，合力织密反家暴防护网。
01
维护妇女隐私权及名誉权
——陈某与黄某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陈某（女）与黄某原系恋人关系，双方亦是大学校友。双方分手后，黄某因无法接受分手事实，便于2023年3月起在其注册的抖音账号内发布四则含有陈某姓名、就读学校与专业、年级、籍贯、父母职业的视频，视频中讲述了其与陈某的恋爱交往细节，指责陈某出轨，称陈某“和多位男生搞暧昧”“给每一任对象戴绿帽”“装深情人设pua他人”“偷偷干老本行”“下头姐”等。视频发布后，大量网络用户在评论区内对陈某予以负面评价、吃瓜等。陈某认为黄某相关行为侵害其隐私权、名誉权，故诉至法院要求黄某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害、维权合理开支等。
裁判结果
广州互联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黄某未经陈某同意，在其抖音账号中披露陈某的就读学校与专业、年级、双方的恋爱细节等，上述信息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私密性，结合黄某相关言论语境及双方纠纷背景，陈某显然不愿意其相关信息被以此种方式予以公开。因此，黄某在其抖音账号中擅自披露陈某个人私密信息的行为，侵扰了陈某的私人生活安宁，侵害了陈某的隐私权。同时，黄某在抖音账号中发布案涉言论对陈某进行人身攻击及人格贬损，超过了评价的合法限度，主观上具有过错，客观上造成陈某的社会评价降低，侵害了陈某的名誉权。据此，判令黄某在抖音账号内向陈某赔礼道歉，并向陈某支付精神损害赔偿、维权合理开支等4000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因情感纠纷引发的隐私权、名誉权网络侵权纠纷典型案件。人民法院依法对在网络上以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形式，泄露女性隐私信息、贬损女性人格的行为予以负面评价，切实保护了妇女的隐私权和名誉权，有利于引导公众自觉规范网络言行，营造良好网络环境。
02
维护女职工生育期间劳动权益
——向某与某酒店劳动争议案
基本案情
向某（女）于2022年7月进入某酒店担任预定中心主管，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合同期限为2022年7月12日至2024年7月11日。2022年12月，向某怀孕。2023年5月，该酒店人事经理通过微信告知向某其岗位由主管调动为前台接待员，薪资由每月8000元调整为4000元。向某在定期产检时被酒店扣除相应工资。向某遂向该酒店主张工资差额，案件经劳动仲裁后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
新兴县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向某与某酒店存在劳动关系，某酒店以向某不适应原岗位工作为由提出调整其岗位，应通过双方协商方式解决，在酒店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向某不适应原岗位工作的情况下，其调岗行为不符合法律相关规定，某酒店应按原约定的每月8000元待遇标准继续发放给向某。对于酒店扣除的因向某产检请假的工资应予以补发。故判决某酒店补发2023年5月至6月工资差额6412.91元给向某。
典型意义
我国法律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受特殊保护，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但在劳动领域内，处于孕期、产期、哺乳期“三期”内的女性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现象仍时有发生。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对用人单位在女职工怀孕生育期间随意调岗、区别对待、违规克扣工资等行为予以否定评价，切实保障女职工合法劳动权益，引导全社会强化尊重妇女意识、营造生育友好环境。
03
织密反家庭暴力防控网
——王甲与王乙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基本案情
王甲（女）与王乙于2015年登记结婚，同年生育一女，婚姻期间王甲放弃工作在家照顾家庭，王乙在醉酒后对王甲常有打骂。2019年，双方办理离婚登记，但仍同居生活。2023年8月，因不堪忍受王乙的辱骂、殴打等家庭暴力行为，王甲搬离两人共同居住的住所，带女儿外出租房居住。随后，王乙又到王甲工作场所殴打王甲致其受伤，公安机关对王乙处以七日行政拘留。2023年10月，王乙再次殴打王甲。王甲遂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裁判结果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定王甲及女儿有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遂裁定禁止王乙对王甲实施殴打、威胁等家庭暴力行为；禁止王乙骚扰、跟踪、接触王甲及女儿。同时联动政法委、公安、街道等，对其做好维稳、管控工作，杜绝发生极端恶性事件。该裁定发出后，王乙拒不履行裁定禁止事项，于2023年11月再次对王甲施暴，在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后仍不听劝阻，持续向王甲微信发送大量死亡威胁信息、刀具照片、农药物流信息。2023年12月，法院决定对王乙司法拘留十五日。同时，以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24年1月，检察机关对王乙以拒不执行裁定罪依法批准逮捕。
典型意义
本案中，人民法院对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经拘留、训诫后毫不悔改，情节严重、可能构成犯罪的施暴人，以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并联动政法委、公安、街道等部门，及时预警、跟踪、回访，推动人身安全保护令落地执行，合力织密反家庭暴力防控网。
04
彩礼已转化为共同生活支出的无需返还
——陈某与张某离婚纠纷案
基本案情
内地居民陈某与澳门居民张某（女）于2021年11月相亲认识，于2022年2月结婚，陈某赠与张某现金40000元及玉手镯作为彩礼，婚后双方在内地与澳门共同生活居住。2022年6月，陈某因与张某发生争执，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双方离婚及张某返还彩礼40000元及玉手镯。张某同意离婚及返还玉手镯，但辩称彩礼已用于生活开支和支付陈某婚前所购房产的按揭贷款。陈某确认双方在澳门居住期间的房租、生活费均由张某支出。
裁判结果
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张某为澳门居民，本案为涉澳离婚纠纷。根据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诉讼离婚适用法院地法律，本案可以适用内地法作为审理争议的准据法。陈某、张某在办理结婚登记后有夫妻之间相互扶助、共同维护家庭的经历。结合在案证据，综合考虑给付彩礼后双方已同居生活并登记结婚，以及在澳门共同生活期间的费用开支均为张某支付等情况，对张某关于彩礼已转化为共同花销的主张予以采纳。遂判决准予双方离婚，张某向陈某返还玉手镯，驳回陈某主张返还40000元彩礼的诉请。
典型意义
彩礼是男方基于婚约承诺对女方的道德性赠与，是我国传统婚嫁风俗，具有广泛的社会文化基础。本案中，人民法院根据公平原则及公序良俗原则，结合双方是否共同生活、彩礼的实际使用情况及当事人的经济水平等因素，依法认定彩礼已用于婚事筹办或共同生活支出的无需返还，有利于妥善平衡双方利益，弘扬健康文明的婚嫁风俗。
05
支持“全职妈妈”家务劳动补偿请求
——李某与徐某离婚纠纷案
基本案情
李某（女）与徐某于2016年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子。2022年，李某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起诉离婚，并主张婚生子由其直接抚养，徐某支付抚养费并向其支付家务劳动补偿50000元等。徐某同意离婚，但主张儿子由其直接抚养，不同意支付家务劳动补偿。
裁判结果
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双方婚后未注重感情培养，夫妻感情出现裂痕无法修复，且双方均同意离婚，依法准许离婚。徐某常年在外工作，在此期间照顾儿子、处理家务等由李某操办，且双方儿子尚年幼，需要付出较多的心血照料，李某承担了较多的抚育子女、照顾家庭的责任和义务，其为家庭所付出的辛劳应予以肯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规定，结合在案证据，判决准予双方离婚，婚生子由李某直接抚养，徐某支付抚养费及向李某支付家务劳动补偿款50000元等。
典型意义
家务劳动虽无薪酬，但对家庭生活和社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全职妈妈”的付出和贡献不容忽视。本案准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关于家务经济补偿的规定，通过在离婚时给予经济补偿的方式充分肯定了家务劳动的独立价值，有利于教育引导夫妻双方自觉承担家庭责任，互相尊重支持，对于保障妇女合法权益，维护家庭和谐稳定，弘扬新时代良好家风具有积极意义。
06
坚持柔性司法化解“抢娃”纷争
——胡某与何某离婚纠纷案
基本案情
何某与胡某（女）于2014年结婚，于2015年生育一子。2020年6月，因双方感情不和、矛盾激烈，何某将儿子带回湖南老家由何某母亲照顾。同年7月，胡某搬离双方共同住所，并诉至法院要求离婚。一审判决不准予双方离婚。何某提起上诉，要求判决离婚，并判令儿子由其直接抚养。胡某因诉讼期间长时间没有见到儿子而抑郁，驱车千里前往何某老家看望孩子不成，与何某家人产生冲突在当地引发报警，双方在婚姻中的对抗已延伸至孩子和老人。
裁判结果
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安排双方参加由法官和心理咨询师共同实施的庭前调解。在双方均理智表达离婚是最佳选择后，承办法官及时就直接抚养和探望权的关系进行法律释明，并为双方量身定制探望方案，明确抚养探望十条规则。经过法官和心理咨询师的耐心调解和心理疏导，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婚生子由何某直接抚养，胡某享有寒暑假带儿子共同生活、每周周末至少30分钟远程视频探望等权利。案后，承办法官对双方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并及时回访调解协议的履行情况。女方向法院送来感谢信，专程表达对承办法官和心理咨询师的感谢。
典型意义
本案中，人民法院秉持“如我在诉”的能动司法理念，综合运用我省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中首创的庭前调解、心理疏导、子女抚养规划、探望方案明晰、判后跟踪回访等制度，真心真情化解当事人之间的“抢娃”纷争，并通过“父母课堂”等对离婚夫妻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引导督促当事人自动履行调解协议，确保案结事了人和家睦，切实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07
保障残疾妇女“住有所居”
——黄某与张某离婚纠纷案
基本案情
黄某与张某（女）于2001年12月按照农村习俗举行婚礼，2009年4月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自结婚后，张某一直与黄某及其家人共同居住在黄某父亲名下的宅基地上盖两层楼房，且张某与黄某分别居住在该栋楼的不同房间。2020年6月，张某被水泥柱砸伤，左腕关节完全丧失功能符合8级伤残，被认定为残疾人。张某家庭被登记为低保户，张某无其他住房，且其父亲已死亡，母亲已80多岁高龄。2022年，黄某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诉至法院要求离婚。
裁判结果
徐闻县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双方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已无和好可能，准予离婚。张某已63岁，经鉴定其左腕关节完全丧失功能，且离婚后没有固定居所，属于法定生活困难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条规定：“离婚时，如果一方生活困难，有负担能力的另一方应当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从保护弱势妇女、残疾人角度出发，综合双方的实际情况，黄某应从现有的住房条件中对张某给予适当帮助。故判决准予双方离婚，张某继续享有居住于现房间的权利，直至张某取得新的住房保障条件或权利主体消灭。
典型意义
本案中，人民法院在充分考量双方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依法判决有负担能力的一方在离婚后通过提供居住权的方式对生活困难的一方给予适当帮助，有利于发挥司法裁判的示范引领作用，保障残疾妇女等弱势群体合法居住权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8
保障老年妇女“老有所养”
——陈某与黎某赡养费纠纷案
基本案情
年近九旬的陈某与丈夫育有黎甲、黎乙两子。因丈夫早逝，陈某在孩子成年后，一直跟随大儿子黎甲在农村生活。随着年岁增长，且陈某肢体残疾，腿脚不便，逐渐生活无法自理。大儿子黎甲随着家庭成员和生活开支的增加，觉得照顾母亲不应该是自己一人的责任；小儿子黎乙认为母亲多年偏心哥哥而心有不忿，一直对母亲的赡养费以各种理由推搪。村里的干部和叔伯长辈好不容易协调黎甲、黎乙两兄弟达成赡养协议。因黎乙未按协议履行，黎甲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黎乙按赡养协议支付赡养费。
裁判结果
阳山县人民法院经审查，在征得各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为减少诉累，决定进陈某所在的村委会开展巡回审判活动，镇人大代表、村干部和部分村民旁听了庭审。在场的村干部再次与法官一起协调黎甲、黎乙进行调解，双方均同意承担赡养陈某的义务，但因在赡养费数额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故请求由法院判决确定赡养费。法院遂判决黎乙承担陈某每月一定数额的赡养费并直接支付给黎甲。庭审结束后，承办法官现场为旁听群众进行普法。案后，该院制作了宣传视频以线上的方式进行普法。
典型意义
本案中，针对陈某年老体弱、腿脚不便的情况，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人民法院依法通过巡回审判的方式进行庭审，最大限度便利当事人诉讼，并现场对村民进行普法，加强宣传教育效果，发挥“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示范作用。同时，加强与镇政府、村委会、妇联等沟通协作，积极拓宽联动调解渠道，促进家事纠纷多元化解，维护乡村淳朴的血缘关系和邻缘关系，保障老年妇女“老有所养”。
09
平等保护“外嫁女”合法财产权益
——卢某等与某经济合作社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案
基本案情
卢某及其儿子张某户口均登记在某经济合作社，自卢某2001年登记结婚后，两人没有享受过某经济合作社的集体分红和其他福利待遇。2018年9月4日，街道办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确认卢某及其儿子自2018年4月19日起享有某经济合作社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享有与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员平等的权益。2021年7月2日，卢某与某经济合作社签订《和解协议》，约定卢某及其儿子撤回行政处理申请，自愿放弃2021年3月1日前的分红及其他福利待遇，确认两人享有此后的分红等。同年9月28日，某经济合作社组织户主召开专门会议形成《会议记录》，决定：卢某为外嫁女，只配给社会股股东资格，仅享受现金分红，张某不享有股份和福利待遇等。卢某、张某认为某经济合作社侵犯其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要求支付年终分红款、违约金等。
裁判结果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街道办于2018年9月4日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已经确认了卢某、张某自2018年4月19日起享有某经济合作社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享有与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员平等的权益，并经过行政判决书予以确认。2021年9月28日，某经济合作社开会决定卢某为社会股股东，仅享受现金分红，张某不享有股份和福利待遇，实质上否定了生效法律文书的认定，违反了《和解协议》的约定，侵犯了卢某、张某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故判决某经济合作社向卢某、张某支付分红款差价、慰问金共10570元。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户无男性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本案中，人民法院通过对村规民约内容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审查和纠正，明确村集体以村民会议、村集体收益分配方案等形式剥夺“外嫁女”合法权益的应属无效，切实维护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合法权益。
10
维护妇女涉土地合法权益
——曾某与某区政府征收补偿安置行政纠纷案
基本案情
因征地需要，某区政府发布《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等文件，明确“户口属于征地拆迁范围内的某村农业人员，其名下没有房产的可以获得65平方米的救济房。已离婚的妇女独立计户。”曾某系已离婚妇女，具有某村集体成员资格，在村内有房屋并实际长期居住，因涉案征地项目导致其房屋被拆除但未获得房屋安置补偿，居无定所。曾某向某区政府申请安置房补偿，但某区政府作出《回复函》，认为已将曾某的安置房面积与其父亲、兄弟的合并计算，其父亲、兄弟已选定了安置房，且曾某作为“外嫁女”不符合落实安置房的资格，决定对曾某的申请不予支持。曾某遂诉至法院，请求撤销涉案《回复函》等。
裁判结果
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一审认为，曾某依法具有某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当被纳入补偿安置对象范围。故判决撤销涉案《回复函》，责令某区政府重新作出处理。某区政府提起上诉。二审期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对案情进行认真分析后，及时启动府院联动机制，主持多轮协调磋商，最终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某区政府主动为曾某落实一套65平方米的安置房并支付相应补偿款。纠纷实质化解后，当事人申请撤诉，法院依法予以准许。
典型意义
本案系平等保护妇女征地补偿安置权益典型案例。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征收补偿安置权，不因婚姻或者男性家人而丧失应有权利，其权利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曾某系某村集体成员，其集体成员资格不因结婚、离婚而丧失。人民法院依法严格审查安置补偿的法律标准，对曾某是否属于安置对象、是否应与其父亲及兄弟合并计算安置补偿面积等问题进行详细分析后，通过府院联动机制，促进纠纷实质化解，切实维护妇女涉土地合法权益。
审核：黄慧辰
编校：余淑娴
采写：曾洁赟 孙 欣 |
12 | 省法院发布2023年度江苏法院家事纠纷典型案例 | 目 录
案例1
藏匿孩童不可取 司法令状护权益
案例2
同居生活后分手 彩礼不宜全返还
案例3
“闪婚”又“闪离” 彩礼酌情退
案例4
财产申报需诚实 隐藏转移要担责
案例5
家务价值需重视 离婚补偿调平衡
案例6
自媒体账号有价值 分割考虑人身属性
案例7
被监护人财产受保护 监护人擅自处分要赔偿
案例8
打印遗嘱需谨慎 形式失范有风险
案例9
顺位越前责任越大 义务未尽少分遗产
案例10
伪造遗嘱转移遗产 继承人丧失继承权
案例1
藏匿孩童不可取 司法令状护权益
【基本案情】刘某（男）与谢某（女）婚后于2019年6月生育一女刘小某，后双方因家庭琐事产生矛盾分居。2021年10月21日晚上，刘某擅自将刚满两岁的刘小某带走藏匿，并拒绝谢某与孩子通话、视频、见面。谢某多次向社区、妇联、派出所等相关部门求助，但刘某仍不听相关部门劝告并继续藏匿刘小某。谢某遂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
【裁判结果】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认为，夫妻双方平等享有和承担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和义务。父母双方对未成年子女享有平等的监护权。谢某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向社区、妇联、派出所反映问题的材料等足以证明其监护权正在遭受侵害，符合发出人格权侵害禁令的法定条件。遂裁定：刘某立即停止对谢某监护权的侵害。在刘某签收人格权侵害禁令的第二日，谢某见到了分别一年多的女儿。同时法院针对案件中发现的谢某情绪易失控、刘某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等情况，主动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分级干预工作，向谢某与刘某送达《家庭教育责任告知书》，要求双方签署《主动履责承诺书》并参加家长课堂，在刘某拒不履行的情况下，向刘某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责令其定期到法院心理咨询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典型意义】人格权侵害禁令是申请人为及时制止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的人格权侵权行为，或者可能造成侵害的行为，在诉前或者诉中请求法院作出的禁止或者限制被申请人实施某种行为的强制命令。人格权侵害禁令是《民法典》新创设的一项制度，其作为人格权的新型法律保护方式，将预防与救济相结合，有效避免侵害人格权行为可能造成的不可逆转的损害，为人格权保护提供了一种更高效、更便捷的保护措施。本案中，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及时发出人格权侵害禁令，保障女方监护权的同时，有利于给未成年人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另外，法院针对双方履行监护职责情况，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主动发挥审判职能作用，配合政府及相关部门建立家庭教育工作联动机制，共同做好家庭教育工作，使《家庭教育促进法》倡导内容得到了司法保障。法院双管齐下，签发人格权侵害禁令和家庭教育指导令，全面落实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彰显了司法的温度和担当，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了法治保障。
案例2
同居生活后分手 彩礼不宜全返还
【基本案情】贺某（男）与张某（女）于2021年2月经人介绍认识后相恋，数日后双方订婚。2022年1月，贺某给付张某彩礼12.8万元。当月，双方举行了结婚仪式，后一直共同生活，但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2022年下半年，双方因感情不和分手，此时张某已怀有身孕，经双方协商，张某到医院进行了引产手术，支付医疗费5074.61元。双方分手后，就彩礼返还问题产生争议，贺某诉至法院，要求张某返还全部彩礼。
【裁判结果】一审法院认为，贺某按照习俗给付张某彩礼，因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故张某应返还贺某彩礼12.8万元，但应扣除贺某引产的医疗费，遂判决：张某返还贺某彩礼122925.39元。张某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彩礼应否返还及返还比例应当结合彩礼的数额、双方婚姻状态、同居生活情况、彩礼消耗情况、双方经济状况等因素综合考量。贺某与张某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按照传统风俗习惯举行了结婚仪式并同居生活了半年多时间，且张某怀孕并引产，彩礼在共同生活中必然存在一定的支出，故贺某要求全额返还彩礼的主张不应支持。遂改判：张某返还贺某部分彩礼7万元。
【典型意义】彩礼源于我国古代婚姻习俗中的“六礼”，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蕴含着对婚姻的美好期盼与祝福。给付彩礼本质上是以结婚为目的的附条件赠与行为，一旦婚约解除则涉及彩礼应否返还的问题。《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五条规定了三种可返还彩礼的情形，其中包括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情形。但现实生活中，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仅办了结婚仪式即同居生活的情况普遍存在。在此期间彩礼已用于共同生活，甚至生儿育女，如果仍严格遵循司法解释的规定返还彩礼，忽略共同生活的“夫妻之实”，有违公平原则，不利于保护妇女合法权益。2024年2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彩礼返还规则进行了完善，其中第六条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本案二审判决未机械将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作为彩礼返还的唯一考量因素，而是在充分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综合考量多种因素对于彩礼返还问题作出认定，较好地平衡了男女双方的利益。
案例3
“闪婚”又“闪离” 彩礼酌情退
【基本案情】杨某（男）与陆某（女）于2020年10月经介绍相识。2021年1月杨某给付陆某8万元作为结婚彩礼。2021年4月双方登记结婚。2021年8月，陆某以工作需要为由离开共同住所未再回去。2021年9月，杨某提起离婚诉讼，同时要求陆某返还彩礼8万元。
【裁判结果】一审法院认为，杨某与陆某经短暂接触后即登记结婚，婚后共同生活仅四个月，未建立起夫妻感情，现双方均同意离婚，应予准许。杨某要求陆某返还彩礼8万元有事实依据。遂判决：准予杨某与陆某离婚，陆某返还彩礼8万元。陆某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杨某与陆某作为新婚夫妻感情基础较弱，杨某在产生矛盾后未与陆某有效沟通交流即起诉离婚导致双方感情破裂，现并无充分证据证明陆某对于双方感情破裂有明显过错，杨某要求陆某全额返还彩礼8万元依据不足，陆某以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且共同生活为由主张不应返还彩礼的抗辩亦不成立。综合考虑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感情破裂的原因、彩礼数额等情形，遂改判：陆某返还杨某彩礼4万元。
【典型意义】现实生活中，虽然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但“闪婚闪离”的情形时有出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五条未将此种情况纳入可返还彩礼的情形之中。给付彩礼的首要目的虽然是为了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以夫妻名义互尽扶养义务长期共同生活才是婚姻当事人的最终目标。因此，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应当成为确定彩礼应否返还及返还比例的重要因素，否则在“闪离”情形下如果仅以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为由不予返还彩礼，特别在给付“高价彩礼”的背景下，将使得双方利益严重失衡，甚至可能因彩礼返还问题，引发其他矛盾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二审判决即契合了上述规定的精神，通过适当调整妥善平衡双方利益，引导社会公众理性看待彩礼问题，让彩礼回归“礼”的本质，对于弘扬健康、文明、节俭的嫁娶新风有重要意义。
案例4
财产申报需诚实 隐藏转移要担责
【基本案情】张某（男）与李某（女）登记结婚并共同生活，后李某因感情不和于2022年9月诉至法院，要求与张某离婚。案件审理中，双方均表示同意离婚，但对于财产分割未达成一致意见。2023年2月，法院向双方当事人送达《夫妻共同财产申报令》，要求如实申报夫妻共同财产，并告知不如实申报的法律后果。张某申报的共同财产包括两套房屋及车库、某五金厂名下两辆汽车，且当庭确认自己提交的财产申报表内容属实。审理中，法官发现张某未申报其名下100万元存款及某五金厂存款，且张某的100万元存款已经在诉讼前被其转移。在法官要求张某解释100万元去向时，张某称全部用于某五金厂生产、家庭开支等，但陈述前后矛盾。
【裁判结果】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认为，张某未如实申报并隐藏夫妻共同财产，且在庭审中存在前后矛盾、虚假陈述等情形，遂依法作出决定书，对张某罚款5000元，酌定夫妻共同财产按照张某占45%、李某占55%的比例分割。
【典型意义】司法实践中，有时会存在离婚案件的一方当事人隐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形，严重侵犯经济处于弱势地位一方当事人的家庭财产权利。2023年1月1日施行的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离婚诉讼期间，夫妻双方均有向人民法院申报全部夫妻共同财产的义务。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损毁、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财产。”至此，夫妻共同财产申报制度正式入法，离婚诉讼期间如实申报夫妻共同财产成为当事人的法定义务。对未如实申报夫妻共同财产的，不仅将面临少分或者不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后果，构成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人民法院还可根据情节轻重采取罚款、拘留等司法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张某在法院要求如实申报夫妻共同财产后，故意隐瞒且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损害了另一方的权益，且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法院依法施行夫妻共同财产申报制度，既可以最大限度查明夫妻共同财产情况，有效节约司法资源，降低诉讼成本，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敦促当事人诚信诉讼，体现了司法为民的情怀。
案例5
家务价值需重视 离婚补偿调平衡
【基本案情】陈某（男）与汤某（女）婚后于2010年5月生育长女陈甲，2014年6月生育次子陈乙。婚后陈某因在外地工作，夫妻长期分居，自2016年起，汤某一直一个人承担照顾家庭和抚育两个子女的义务。2023年7月，陈某诉至法院，要求与汤某离婚。汤某同意离婚，但主张其对家庭付出较多，要求陈某给付离婚经济补偿。
【裁判结果】江苏省仪征市人民法院认为，陈某与汤某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应准予双方离婚。自2016年起，汤某独自照顾两个子女，在抚育子女方面投入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负担了较多的义务，陈某应给付汤某一定的经济补偿。遂判决：准予陈某与汤某离婚，陈某给付汤某离婚经济补偿6万元，同时对子女抚养和共同财产分割作出处理。
【典型意义】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在原《婚姻法》第四十条已有规定，但是以“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为适用前提。基于我国传统习惯和法律制度，分别财产制在我国适用并不普遍。结婚后，一方更多地承担了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的家务劳动，必然会占用其获得个人收入的时间、精力和机会，甚至可能出现根本没有个人财产的情形。另一方取得财产虽然与其个人努力不可分，但由于其配偶承担了大量的家务劳动，使其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因此其财产的取得实际上亦与配偶的奉献密切相关。在此情形下，如果离婚时完全按照约定财产制对财产进行处理，势必对承担较多家务劳动而个人财产较少的一方极不公平。将离婚经济补偿限于分别财产制中，导致该制度适用范围过窄，发挥作用有限，离婚时在夫妻共同财产较少或者无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形下，为家庭负担较多义务的一方不能得到相应的财产补偿，将导致夫妻双方权利义务的失衡。《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删除了这一适用离婚经济补偿的前提条件，降低了该制度的适用门槛，无论是分别财产制还是共同财产制，只要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即有权提出离婚经济补偿，通过为其提供补偿性扶养，以平衡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经济利益，是对贡献方从事家务劳动价值的充分肯定，也深刻践行了保护弱者的司法观念。
案例6
自媒体账号有价值 分割考虑人身属性
【基本案情】陈某（男）与谢某（女）五年前登记结婚。婚前，陈某经营着自己的快手账户，婚后不久，陈某又注册了同名抖音账户，粉丝量迅速发展到300多万，经营短视频自媒体账户成为其主要经济收入来源。近年来，陈某与谢某因家庭琐事发生纠纷，离婚争执让陈某无心再经营维护账户并停更一年多。诉讼中，双方均同意离婚，但对于陈某运营的300多万粉丝的抖音账户和10多万粉丝的快手账户归属和价值问题产生争议。陈某认为，两个短视频账户具有人身属性和不可分割性，一直由其负责策划、维护、经营、拍摄、设计，谢某从未参与运营，故两个账户应属于其个人财产，况且两个账户停更一年多，以后是否继续运营尚不确定，并不值很多钱。
【裁判结果】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认为，诉争运营的抖音账户是婚后注册，快手账户的粉丝量也是婚后发展起来的。两个自媒体账户粉丝量已经达到一定数量，能够获取广告收入、平台流量收入等，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具有财产属性，其中财产性权利和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基于两个自媒体账户的注册和运营都由陈某负责，具有较强的人身属性，故在财产分割时可以采取账户归陈某单独所有，由陈某给予谢某一定经济补偿的方式处理。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均同意上述分割原则，并自行协商账户价值达成调解协议。
【典型意义】21世纪是互联网时代，创造出与实体财产同具有财产价值的形式多样的网络虚拟财产，涉网络虚拟财产分割的离婚纠纷也不断涌现，成为家事审判必须明确裁判规则的问题。网络空间是虚拟的，但其带来的经济价值却是真实的，如关注量大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快手号等自媒体账号，能通过平台流量收入、广告引流、商品出售、直播受赏等方式带来经济收益，即便自媒体账户是由个人注册和运营的，也不能否认其夫妻共同财产的性质。自媒体账户的运营具有较强的人身属性，为不减损其价值，分割时采取将其归注册和运营人所有而由其向另一方作出补偿的方式为宜。由于自媒体经济价值多取决于经营者本身的运营情况和市场行情，目前尚缺乏统一的网络虚拟财产价值认定标准。除如本案中双方自行协商确定自媒体账户价值外，也可以委托专业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实践中影响评估价值的因素主要包括自媒体账户粉丝数、互动率、行业影响力、是否为品牌合作、既往同类型账户交易价格等。人民法院可以在资产评估报告的基础上，依法认定自媒体账户的财产价值。
案例7
被监护人财产受保护
监护人擅自处分要赔偿
【基本案情】2004年李某（男）与王某（女）经法院调解离婚，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置的一套原登记在李某名下的商品房归二人婚生子7岁的小李所有，双方还约定离婚后小李由李某抚养。但离婚后不久，李某便再婚，小李长期跟随奶奶在乡下生活。2015年，高中毕业的小李开始出现精神异常情况，2019年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并领取了精神三级残疾人证。王某作为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请并委托司法鉴定，经法院判决宣告小李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确定李某和王某为其共同监护人。离婚时约定的归属于小李所有的商品房一直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王某多次催促李某协助办理过户登记，李某均以忙于生意为由拒绝。2020年，在小李住院治疗期间李某擅自将商品房出售，并将售房款80余万元用于其与现任妻子的生意周转，未用于小李的治疗。王某作为小李的监护人提起诉讼，要求李某返还售房款。
【裁判结果】江苏省扬中市人民法院认为，李某与王某离婚协议明确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置的商品房归小李所有，此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李某置小李的病情于不顾，擅自出售房屋严重损害了小李的合法权益，有违监护人的监护职责，遂判决：李某赔偿小李80余万元。
【典型意义】国家为了充分保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设立了监护制度。《民法典》明确规定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并将“最有利于被监护人”作为监护人履行职责的基本原则，在财产监管方面强调“除为维护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监护权既是权利更是义务，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本案中，李某作为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在小李生病后擅自处分了小李的房屋，并将购房款挪用于自己的生意周转，损害了小李的财产权益，法院依法判令李某承担赔偿责任，充分维护了小李的财产权益，也是对监护人“非利益”财产处分行为的否定。
案例8
打印遗嘱需谨慎 形式失范有风险
【基本案情】刘某（男）生前与赵某（女）育有刘小某等五个子女。2014年刘某与赵某获得一套拆迁安置房。2021年8月，刘某去世。刘小某因继承问题诉至法院，要求继承拆迁安置房50%的份额。诉讼中，刘小某提交了一份刘某与赵某于2020年1月所立的打印遗嘱，约定拆迁安置房中属于刘某的50%的份额由刘小某继承。刘某、赵某及两位见证人王某、黄某均在遗嘱最后一页签名捺印，年、月、日打印在文末，王某、黄某在诉讼中表示未全程见证打印遗嘱的形成过程。
【裁判结果】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认为，案涉遗嘱虽有两名见证人签名捺印，但其未见证订立及打印遗嘱的全过程，且遗嘱人和见证人仅在遗嘱最后一页签名，第一页无签名亦未注明年、月、日，故案涉遗嘱无效。遂判决：拆迁安置房中属于刘某的50%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典型意义】在科技设备大众化、流行化的时代背景下，以打印方式形成的遗嘱应运而生。《民法典》在原有五种遗嘱形式的基础上新增了打印遗嘱形式，作出了顺应社会大众需求的立法回应。打印遗嘱因其清晰、便捷、操作性强等优势特点被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作为表达临终遗愿的呈现方式，但基于电子技术易复制、可删改等局限性，以打印遗嘱替代传统自书遗嘱也大大加大了被伪造、篡改的风险。为了确保遗嘱能够客观、全面反映遗嘱人的真实意愿，《民法典》对打印遗嘱规定了严格的形式要件。《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条规定：“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首先，打印遗嘱需要无利害关系的两个以上见证人见证，以达到相互监督的作用。其次，按照时空一致性要求，见证人应全程参与订立遗嘱的过程，包括遗嘱书写和遗嘱打印；最后，无论是遗嘱人还是见证人需在每一页上均签名并注明年、月、日，以此确保遗嘱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上述形式要件缺一不可。本案涉及到的打印遗嘱因其不具备严格的形式要件，不被法院认可。发布本案例旨在告知社会大众需严格打印遗嘱的条件，避免出现遗嘱被认定无效的风险。
案例9
顺位越前责任越大 义务未尽少分遗产
【基本案情】杨某生前结过两次婚，与第一任妻子育有一子杨小某，与第二任妻子未生育子女，但共同将第二任妻子与前夫所生的女儿江某抚养成人。江某成年后，杨某与第二任妻子离婚，杨某一直与杨小某一起生活。杨某晚年罹患重病，杨小某亦身染恶疾，父子二人日常起居开销、就医用药全靠杨某的哥哥、姐姐及侄子照顾、补贴。杨小某、杨某相继离世后，江某认为其系杨某唯一的第一顺序继承人，遂诉至法院要求独自继承杨某名下的房屋。
【裁判结果】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认为，虽然法律规定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开始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能继承，但法律亦规定了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而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应当不分或者少分遗产。杨某虽然与江某形成有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女关系，江某有权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杨某的遗产，但在杨某生前江某未尽赡养义务，杨某一直由其哥哥、姐姐及侄子照顾，故杨某的哥哥、姐姐及侄子可以适当分得杨某的遗产，江某应少分杨某的遗产。遂判决：江某分得杨某名下房屋10%的份额，杨某的哥哥、姐姐及侄子共分得90%的份额。江某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江某虽由杨某抚养长大，但江某对于患病的杨某从未陪伴照顾，未尽到子女应尽的赡养义务，一审法院根据江某、杨某哥哥、姐姐及侄子对杨某所尽扶养义务的多寡酌定各方的遗产继承份额，公平合理。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夫孝者，百行之冠，众善之始也。”孝为德本，孝亲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赡养父母也是为人儿女的法定义务。但现实生活中，有些子女往往在父母需要他们陪护时“百般推脱”，在继承遗产时却“当仁不让”，此种行为不仅应受到道德的谴责，更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条第四款规定：“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继承人继承顺序的确定不仅仅是为了区分身份关系的亲疏，更是为了体现继承人应尽扶助义务的多寡，身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也是第一顺序的责任人，应承担更多的赡养扶助义务。本案裁判不仅充分肯定了家庭关系中的和谐互助行为，更体现了“不养老者少分或者不分遗产”的司法裁判理念，实现了个案裁判结果上的公平正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融入了司法裁判。
案例10
伪造遗嘱转移遗产 继承人丧失继承权
【基本案情】王某于2021年6月2日去世，由于其父母、妻子、子女均先于其离世，王某的兄弟姐妹王甲等五人成为其法定继承人。2022年，赵某等非王某亲属持王某2020年9月26日书写的一份自书遗嘱，将王甲等五兄弟姐妹诉至法院，要求继承遗产。据赵某陈述，王某去世前曾得到赵某等四人照料，故写下遗嘱约定其享有的A房屋产权份额由王甲等五兄弟姐妹继承，B房屋由赵某等四人继承，赵某等四人各分得银行理财款10万元，剩余银行理财款上缴国库。案件审理过程中，王甲也提交了一份落款时间为2021年6月8日的王某自书遗嘱，约定A房屋由王甲继承，B房屋由其余四兄弟姐妹继承，银行理财款由王甲继承。经法院委托司法鉴定，赵某提交的遗嘱字迹与王某本人的字迹样本为同一人所写，王甲提交的遗嘱字迹形成时间晚于2021年7月1日，落款处王某签名字迹与王某本人的字迹样本不是同一人所写。在王某去世后及诉讼期间，王甲多次从王某的银行卡中累计转出60余万元。
【裁判结果】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认为，王某2020年9月26日所立自书遗嘱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王甲提供的2021年6月8日的遗嘱系其伪造，为无效遗嘱。王甲伪造遗嘱后毫无悔改表现且转移王某巨额遗产，情节严重，丧失对王某遗产的继承权。遂判决：A房屋份额由除王甲外的其余四兄弟姐妹平均继承，B房屋由赵某等四人平均继承，银行理财款由赵某等四人各分得10万元，王甲将转移的王某银行理财款60余万元退出，连同剩余银行理财款上缴国库。
【典型意义】遗嘱是被继承人对其生前财产分配意愿的表达，遗嘱自由权既衍生于个人财产权，又承载着被继承人的人格利益，应予充分的尊重和保障。侵犯被继承人遗嘱自由，不仅侵犯了被继承人自由处分财产的权利，也侵犯了其他继承人的继承权。《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五条设立了继承权丧失制度，其中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继承人有伪造、篡改、隐匿或者销毁遗嘱行为，情节严重的，丧失继承权。该项规定以尊重被继承人的意愿、保护被继承人的遗嘱自由为核心，通过对严重妨害遗嘱自由的行为苛以丧失继承资格的法律后果，规范继承人的合法继承行为，对于维护社会道德人伦和家庭伦理、维持良好的遗产继承秩序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
12 | 汕头中院发布妇女权益保障典型案例 | 保障妇女权益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人民法院应有的职责与使命。在“三八”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一批妇女权益保障典型案例，聚焦妇女人格权益保护、女职工劳动权益保障、人身安全保护令适用等主题，充分彰显司法机关对妇女人身、财产和人格权益的全面保障，引导全社会增强对妇女权益的关心和重视，以进一步提升妇女权益保护水平。
一
尊重认可妇女家务劳动价值
——陈某某与许某离婚纠纷案
基本案情
陈某某（男）与许某（女）相识后结婚，并育有一女儿。婚后，二人因家庭琐事经常产生矛盾，双方感情破裂。2023年5月，陈某某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诉讼中，许某提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陈某某工作缘故，其长期独自抚育女儿、照料陈某某父母生活起居，负担较多义务，要求陈某某支付经济补偿金。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许某同意与陈某某离婚，双方感情已经破裂，判决准许双方离婚。许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负担较多家庭义务，其作为全职家庭主妇的家务劳动价值应得到认可和保障，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判决陈某某补偿许某30000元。
典型意义
“男主外，女主内”是我国常见的家庭经营模式，但家庭主妇付出的家务劳动却常常因其无法量化而被忽视，难以与社会劳动价值受到同等尊重与认可。本案是一起肯定家务劳动价值的典型案例，人民法院通过准确适用《民法典》，依法支持女方离婚经济补偿请求并合理确定补偿数额，既有力保障了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合法权益，又从实质上促进婚姻中夫妻地位趋向平等。
二
坚决反对家庭暴力
——
陈某某、廖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基本案情
陈某某与廖某某于2000年登记结婚，后生育女儿小廖。婚后，廖某某经常殴打、威胁陈某某和小廖，导致母女二人多处受伤。2023年6月，母女无法忍受廖某某的家庭暴力，遂向派出所报警。案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廖某某仍不知悔改，陈某某与小廖依法向人民法院请求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查认为，廖某某确有家庭暴力行为，遂对廖某某进行训诫，并于次日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禁止廖某某对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廖某某威胁、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或进入申请人生活和工作的地方；禁止廖某某妨碍申请人及其近亲属的正常生活。同时，将该裁定送达陈某某与小廖所在地居委会和派出所。
典型意义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反家庭暴力法》规定的家暴受害人寻求司法帮助的司法救济制度。本案中，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及时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不仅为受家暴女性筑起了人身安全保护的司法屏障，展现了人民法院对家暴零容忍的态度；同时，也向公众传达了“家暴绝非家事”的理念，鼓励广大妇女在遭受家庭暴力时，勇敢向司法机关寻求帮助。
三
保护无过错方合法权益
——陈某与吴某某离婚纠纷案
基本案情
陈某（女）与吴某某（男）于2015年登记结婚。婚姻存续期间，吴某某与一女子存在不正当关系，经陈某劝导，吴某某承认错误并书写了婚姻保证书，但此后仍然没有改过。2022年10月，陈某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双方离婚，并要求吴某某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吴某某在婚姻保证书中承认出轨事实，应视为其对错误的自认。吴某某在有配偶的情况下违背夫妻间互相忠诚的义务，是导致双方感情破裂的重要原因，陈某因此受到的精神损害客观存在。综上，判决陈某与吴某某离婚，吴某某向陈某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10000元。
典型意义
夫妻双方互相忠实、互相关爱，既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义务。《民法典》规定，在一方有重大过错导致离婚的情况下，无过错方可主张损害赔偿。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过错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体现了对违反忠实义务行为的谴责与惩戒，以及对妇女群体的关爱与保护，以鲜明的裁判导向，引导公众共同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四
依法保障生育女职工劳动权益
——
戴某与某咨询公司劳动争议案
基本案情
戴某于2019年开始在某咨询公司就职。2020年9月，戴某生育后开始休产假，期间，公司并未向其支付相应工资。戴某向社保机构申报生育保险，获批通过生育津贴1.9万元，社保机构将1.9万元生育津贴转入公司银行账号。公司向戴某支付6千元，认为剩余1.3万元无需支付。为讨要该款项，戴某最后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职工已经享受生育津贴的，视同用人单位已经支付相应数额的工资。生育津贴高于职工原工资标准的，用人单位应当将生育津贴余额支付给职工”，公司未向戴某支付产假工资，应当将生育津贴1.9万元全额支付给戴某，戴某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典型意义
生育津贴是生育保险待遇的组成部分，对于保障妇女生育期间的基本生活有着重要作用。实践中，用人单位因怀孕、产假降低女职工工资、克扣生育津贴等情形却时有发生。本案中，用人单位未将社保机构拨付的生育津贴全额支付给女职工，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用人单位支付剩余款项，有效维护了女职工的合法劳动权益，对促进妇女平等就业、企业规范用工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五
严惩侵害妇女性权益犯罪
——陈某强制猥亵案
基本案情
2022年3月，小婷（化名）因颈椎不适到某美容养生馆进行理疗按摩。调理师陈某声称小婷骨盆也存在问题，以此引诱其接受骨盆修复按摩。同年4月，小婷再次到该店进行理疗过程中，陈某以达到更佳理疗效果为幌子，对小婷实施猥亵行为。小婷遂向公安机关报案。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陈某违背妇女意愿，强制猥亵妇女，其行为已构成强制猥亵罪，遂依法判决陈某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同时，判决禁止陈某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四年内从事与理疗相关的职业。
典型意义
理疗按摩服务因存在身体接触，导致女性容易在此过程中受到不法侵害。本案中，人民法院划清强制猥亵与正常服务的界限，对以“理疗”之名、行“犯罪”之实的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斩断侵犯妇女权益的黑手，既彰显了对妇女权益的有力保护，也进一步整顿了行业不良风气，促进行业加强自律，从而减少女性在接受正常服务中受侵犯的可能。
六
依法惩治网络诽谤妇女行为
——陈锋（化名）侮辱案
基本案情
陈锋（化名）原先在张丽（化名）经营的工厂工作，因对老板张丽不满，陈锋多次捏造张丽 “交了两三个情人”等内容发布在多个QQ群和“抖音”平台，又捏造张丽是“小姐”并附上其电话号码书写在各大商场的厕所墙壁上，致不明真相的群众议论纷纷。张丽不断接到陌生人的电话和短信，精神承受巨大压力，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遂向法院提起控诉。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在网络上或公共场所散布他人照片及带有侮辱性的文字，公然侮辱他人，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声誉，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侮辱罪，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判决被告人犯侮辱罪并对其判处刑罚。
典型意义
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不断发展，妇女被网络侮辱等情况屡见不鲜，网络造谣、侮辱行为极易迅速发酵成为网暴行为。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害人提起的自诉进行立案、审判，追究造谣者的刑事责任，体现了人民法院严厉打击侵害妇女人格权益违法犯罪行为的坚定立场，对于引导社会公众共同维护网络秩序，营造清朗的网络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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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宜汶
审校：张晓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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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苏州法院发布20182023年涉女职工劳动争议审判工作报告及十大典型案例 | 女职工是企业职工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重要贡献。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国家生育政策调整、科学技术进步等，女职工队伍内部结构、就业方式、利益诉求等不断发生变化，新业态、超龄女职工群体亦逐渐增多，女职工劳动权益保障面临新问题、新挑战。由此，加强女职工劳动权益保障成为一项重要课题。
近日，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18-2023年苏州法院涉女职工劳动争议审判工作报告及十大典型案例，对苏州法院近年来涉女职工劳动争议审判工作情况及典型案例进行梳理，分析问题并提出思路对策，以期更加充分保障女职工的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为女职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充分发挥作用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2018-2023年苏州法院涉女职工
劳动争议审判工作报告
（扫码阅读）
苏州法院涉女职工权益保障
十大典型案例
【案例一】
试用期用人单位不得任意解除与孕期女职工的劳动关系
裁判摘要
用人单位以孕期女职工试用期不合格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围绕岗位聘用要求、试用期考核标准、劳动合同履行情况等对用人单位解除的合法性进行综合评价。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孕期女职工主张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应予支持。
基本案情
刘某某于2020年3月9日进入某食品包装公司工作，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三年，试用期为六个月。2020年4月11日，刘某某经医院检查发现怀孕。2020年5月16日，食品包装公司向刘某某发送《试用期不合格通知书》，要求刘某某办理离职手续。刘某某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经仲裁前置后，刘某某起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食品包装公司就试用期考核未有明确标准，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刘某某试用期内不能胜任工作。结合刘某某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分析，食品包装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行为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表示刘某某怀孕后“不能出差”“不能胜任高强度工作”有密切关联。鉴于案涉劳动合同继续履行不存在实质性障碍，一审法院判决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食品包装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当前，我国处在人口结构转变的关键时期。现实职场中对于“三期”女职工存在的“隐形歧视”，实质上损害了女职工在特殊时期的合法权益，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生育潜能，从长远来看不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本案中，食品包装公司以“试用期不合格”为名，行“辞退怀孕女职工”之实，违背了国家对“三期”女职工的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也与当前国家改善人口结构的政策不符。本案考虑到女职工的岗位性质及怀孕女职工再就业可能遭遇的现实困难，支持孕期女职工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对保障职场怀孕女职工合法权益具有典型示范意义。
【案例二】
女职工可兼得产假期间
正常提供劳动的报酬和生育津贴
裁判摘要
用人单位安排女职工产假期间提前返岗正常提供劳动，用人单位除支付返岗后劳动报酬外，不影响女职工依法享受生育津贴。女职工享受的生育津贴低于其产假前工资标准的，由用人单位予以补足。
基本案情
朱某某于2020年6月16日入职某机械公司，2021年4月6日育一男婴。2021年4月6日至2021年5月9日期间，朱某某因生育休假，机械公司未支付上述期间工资。2021年5月10日起，朱某某经公司要求返岗上班并发放返岗后工资。2023年5月12日，社保中心将朱某某生育津贴16056.04元支付至机械公司账户。朱某某经仲裁程序前置后起诉至法院，主张机械公司支付生育津贴等。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朱某某在产假期间经公司要求提前返岗上班，其虽取得相关劳动报酬，但该部分工资是朱某某放弃产假提供劳动的对价。机械公司仍应向朱某某足额发放生育津贴，生育津贴低于朱某某产假前工资标准的部分应由机械公司补足，故一审判决机械公司支付朱某某生育津贴35511.67元（含社保基金已发放生育津贴16056.04元）等。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
产假，是指在职女职工产期前后的休假待遇，旨在解决女职工在劳动中因生理特点造成的特殊困难，从而加强女职工劳动保护。产假工资系指用人单位支付女职工产假期间视同正常提供劳动的工资。生育津贴系指用人单位已经缴纳生育保险的情形下，从生育保险基金中支付的生育保险待遇。《江苏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第十八条规定，职工产假期间，享受的生育津贴低于其产假前工资标准的，由用人单位予以补足。由此，产假工资、生育津贴不能兼得。与此同时，本案对生育津贴、产假工资、女职工产假期间返岗劳动获取报酬的不同性质加以区分。在用人单位已缴纳生育保险的情形下，女职工在产假期间返岗并提供正常劳动，除获得返岗后劳动报酬外，也应同时享有生育津贴。本案对于保障女职工在产假期间依法享受法定权益具有典型意义。
【案例三】
孕期女职工的产检时间应当计入劳动时间
裁判摘要
孕期女职工在劳动时间内进行产前检查所需时间计入劳动时间，是用人单位应当给予孕期女职工的特别保护。用人单位因女职工产前检查请假手续存在瑕疵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女职工主张用人单位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应予支持。
基本案情
陈某某于2019年2月13日入职某地产公司，担任财务经理，公司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并依法为其缴纳社保。2020年1月3日，地产公司以陈某某2019年12月至2020年1月累计旷工8.5天，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通知陈某某解除劳动合同。2020年5月6日，陈某某生育一女婴。陈某某经仲裁程序前置后起诉至法院，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支付拖欠工资等。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陈某某提供的病假证明、产前复查记录等，足以证实地产公司主张的旷工日期，陈某某确因怀孕原因至医院作相关检查及手术。虽其未在第一时间履行请假手续存在瑕疵，但考虑其系高龄产妇，在怀孕中存在诸多不可预见、不可控制的突发情况，用人单位应本着人道主义关怀，给予足够的善意、宽容和理解。在陈某某事后向公司提交了相关材料和证明的情况下，地产公司仍认定陈某某存在旷工并解除劳动关系，处理明显不当。一审法院判决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地产公司支付陈某某工资差额等。地产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六条第三款规定，怀孕女职工在劳动时间内进行产前检查，所需时间计入劳动时间。本案中，女职工于怀孕期间进行产检等，虽履行请假手续存在瑕疵，但相应产检时间应计入劳动时间，不构成旷工，用人单位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本案中，为防止用人单位以赔偿径行替代劳动合同履行，法院支持“三期”女职工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主张，对充分维护“三期”女职工的生存权与劳动权具有重要意义。
【案例四】
用人单位不得安排特殊时期
女职工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
裁判摘要
对怀孕7个月以上或哺乳未满1周岁婴儿的女职工，用人单位不得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用人单位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的，女职工以此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合同并由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应予支持。
基本案情
顾某入职某百货公司从事店铺副经理岗位，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一份，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为2016年12月8日至2019年12月7日。顾某平时工作为上一休一制，早上10点到晚上22点，怀孕7个月后仍按此时间上班，后顾某于2018年4月生产。产假结束后，百货公司未与顾某协商即将其调岗至苏州同城另一门店，仍安排其上一休一且每天工作12小时，双方由此产生争议。顾某发函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百货公司支付加班工资及经济补偿。仲裁裁决支持后，百货公司不服，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百货公司在顾某怀孕7个月后，未照顾女职工的特殊情况，仍安排其连续上班12个小时，不符合“三期”女职工的劳动保护特殊规定。在顾某产假结束后的哺乳期，百货公司仍安排其上班至晚上22点，调整其工作岗位也未协商一致，故判决百货公司支付顾某经济补偿9899元等。百货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调解结案，调解金额与一审判决一致。
典型意义
为解决孕期、产期、哺乳期女职工在劳动中因生理特点造成的特殊困难，国家对于“三期”女职工采取特殊保护政策，用人单位也应积极承担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本案对用人单位违法安排孕晚期、哺乳期女职工延长劳动时间的行为予以否定评价，有效维护了“三期”女职工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引导企业规范对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为女职工安心生育和国家鼓励生育政策顺利实施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案例五】
用人单位不得以劳动者产假、哺乳期
未完成原业绩目标而降职降薪
裁判摘要
用人单位不得以女职工在产假、哺乳期未完成预定业绩而降职降薪，劳动者要求补足工资差额，并因用人单位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主张解除劳动关系及支付经济补偿的，应予支持。
基本案情
宋某某入职某投资公司担任财富经理，2018年起宋某某工资涨至12000元。投资公司处《营销类员工考核管理条例》载明，财富管理部门分L0-L14共计15个职级，未规定具体职级对应薪资标准；另载明，任意季度考核不合格的员工，应降低一档职级。宋某某于2018年9月14日至2019年2月11日期间休产假。投资公司认为宋某某于2018年9月至2019年10月考核业绩均不合格，故于2019年7月、9月两次对宋某某降职降薪。宋某某以投资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离职。后宋某某向仲裁申请投资公司支付2018年9月至2019年10月工资差额、经济补偿等。仲裁裁决支持后，投资公司不服，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投资公司依据其对宋某某产假、哺乳期的业绩考核径行降低宋某某职级及薪资缺乏依据。投资公司未按产假前工资标准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宋某某主张经济补偿于法有据。故，一审判决投资公司向宋某某支付2018年9月至2019年10月工资差额12940.14元、经济补偿53699.04元等。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
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本案中，用人单位以女职工在产假、哺乳期未完成预定业绩而降职降薪，实质是降低产假、哺乳期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客观上损害了女职工在特殊时期应当享受的合法权益。本案中，法院认定用人单位单方降职降薪行为违法并补足工资差额，依法保障了“三期”女职工的合法权益，从根本上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
【案例六】
男职工护理假权益依法受保护
裁判摘要
护理假是男职工在配偶产假期间享受的有一定时间看护、照料配偶，为女性分担生育责任的权利。男职工享受的护理假不少于十五天，在护理假期间视为出勤，工资及福利待遇照常发放。
基本案情
李某于2021年5月至某服饰公司从事摄影工作。2021年7月1日起，因妻子待产，李某回老家陪产未再出勤。李某之子于2021年7月3日出生。2021年7月18日，李某回到常熟，之后双方重新约定了工资标准。2021年7月20日，李某回到服饰公司继续工作至2021年11月17日，双方产生争议。经仲裁前置后，李某起诉至法院，要求服饰公司支付护理假工资等。服饰公司主张李某于2021年7月1日离职，后又重新入职，故不应支付护理假工资。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因妻子待产，于2021年7月1日起回老家陪产护理，在陪产护理假期间视为出勤，应当照发工资，故判决服饰公司支付李某15天护理假工资。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
在优化生育政策的背景下，男职工的护理假作为生育支持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障了男性履行家庭照料的义务。明确男职工的护理假期权益并予以保障，不仅能够提升劳动者的权益水平，更能够推进人口政策落地见效。保障男职工陪产护理假权利，正是用人单位承担社会责任的体现。根据《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女方在享受国家规定产假的基础上，延长产假不少于三十天，男方享受护理假不少于十五天。用人单位应当保障男职工陪产护理假权利，男职工休护理假期间视为正常出勤，工资及福利待遇等应照常发放。
【案例七】
从事管理或专业技术岗位的女职工
在55周岁前的劳动权益依法应受保障
裁判摘要
从事管理或专业技术岗位的女职工法定退休年龄为55周岁，用人单位与超过50周岁但未满55周岁的上述劳动者建立用工关系，双方用工事实符合劳动关系本质特征的，应认定为劳动关系，用人单位抗辩为劳务关系的，不予支持。
基本案情
姚某于1965年7月12日出生，自2010年5月至某房产公司工作，配合房产公司开发小区规划、设计、报建、建造、验收、交付等全过程各项工作。2018年5月30日，房产公司、姚某签订《聘用协议书》，约定房产公司继续聘用姚某为管理人员。姚某于2019年2月向房产公司发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房产公司未足额支付年薪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合同及经济补偿。2010年9月至2019年2月期间，房产公司为姚某缴纳社会保险。姚某经仲裁前置程序后，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姚某档案中有一张1991年1月12日经某煤炭工业总公司作为审查部门盖章的《吸收录用干部审批表》，且房产公司于姚某50周岁后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经法院向吴江区、吴中区人社局养老保险科调查，均答复认可姚某属于管理岗位且退休年龄为55周岁。房产公司虽与姚某签订《聘用协议书》，但双方仍构成劳动关系，故判决房产公司向姚某支付经济补偿196533元等。房产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女性法定退休年龄基于不同岗位属性存在50周岁、55周岁区分。国家规定非管理或技术岗位的女职工年满50周岁退休，主要目的是针对从事生产型等体力工作的女职工群体，考虑其身体、生理特点进行的保护。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以及国家养老制度的逐步完善，用人单位在依法行使用工管理权的同时，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客观确定工作岗位性质，不得以年龄、性别等要素变相限制女职工依法行使劳动权。本案明确管理岗位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为55周岁，进而认定劳动关系以及相关劳动权益，对充分保障女职工依法享有劳动权具有示范意义。
【案例八】
企业有权解雇实施性骚扰的职工
裁判摘要
用人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劳动者实施性骚扰行为，用人单位以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主张解除劳动合同违法的，不予支持。
基本案情
王某为某机械公司员工。机械公司经民主程序制定规章制度，其中规定“严重违规违纪”行为包括“在公司工作时间内做出不受欢迎的口头或身体的性骚扰、强迫行为”。2018年2月4日凌晨，王某上夜班时，擅自脱离工作岗位，对吴某强行搂抱，发生肢体触碰。监控视频显示吴某有明显挣扎、扭动、躲避动作。用人单位以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在通知工会后与王某解除劳动关系。王某经仲裁程序前置后起诉至法院，要求机械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对吴某作出肢体触碰，而吴某存在较为明显的挣扎、躲避触碰的行为，体现出王某的触碰行为不受吴某欢迎，该行为属于规章制度规定的性骚扰行为，用人单位据此解除与王某的劳动合同并征询工会意见，符合法律规定，故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王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在劳动场所，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此项义务通过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与《劳动合同法》相衔接，明确了用人单位对性骚扰实施者的合同解除权，这有利于增强用人单位防治性骚扰的意识，营造健康有序安全的职场工作环境。本案中，王某以肢体行为对女职工实施性骚扰，严重侵害女职工合法权益。法院依法认定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肯定了企业正当履行性骚扰防治义务的行为，对有效震慑职场性骚扰行为，助力净化职场环境具有典型示范意义。
【案例九】
新业态女职工与用人单位具备明显从属性的，应认定为劳动关系
裁判摘要
网络主播使用用人单位提供的注册账户在互联网平台上为单位销售产品，工作场所、劳动工具由单位提供，直播内容、直播时间由单位安排，劳动报酬由单位发放，双方具有明显人身、经济、组织从属性的，应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基本案情
女主播胡某于2020年2月与某供应链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由胡某在公司淘宝网账户上直播带货，每月基本报酬为7000元，另根据直播带货销售额结算收益。胡某每天工作6小时，直播时间按公司排班表执行，直播货品为公司经销的服装类产品，货品价格由公司确定，直播工具由公司提供。胡某于2020年6月辞职后申请仲裁，要求供应链公司支付拖欠工资。仲裁裁决认为双方构成劳动关系，供应链公司应支付胡某拖欠工资。供应链公司不服，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胡某从事的网络平台直播销售工作是供应链公司的主要业务组成部分，工作场所、劳动工具由供应链公司提供，工作时间由供应链公司安排，供应链公司将胡某纳入公司组织体系进行管理，双方具有明显的人身、经济、组织从属性，故判决供应链公司、胡某存在劳动关系并由供应链公司支付拖欠工资。一审判决后，各方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
网络主播是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就业形态，女性作为网络主播的主要群体，其合法权益应当保障。网络主播与合作方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取决于双方是否具有劳动关系所要求的从属性特征。本案中，法院通过综合运用劳动法基本理论，对“合作协议”背后的用工事实及从属性特征加以甄别，依法认定主播与公司之间成立劳动关系，对维护新就业形态女职工合法权益以及规范新就业形态发展具有典型意义和示范价值。
【案例十】
超龄女职工依据劳务协议主张提成应予支持
裁判摘要
用人单位招用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双方构成劳务关系，用人单位应按约支付劳务报酬。
基本案情
女职工李某某于2018年12月6日入职某机械公司，从事销售工作。2020年2月23日，李某某达到50周岁退休年龄并开始享受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待遇。次日，李某某与机械公司签订期限为2020年2月24日至2022年2月23日的返聘劳务协议，约定工资由基础工资和业务提成组成，提成为订单额的5%。2021年10月8日，机械公司解除与李某某的劳务协议，并以李某某所签订单未完成全部流程为由拒付提成。后李某某起诉至法院，要求机械公司支付基础工资及提成款。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某作为销售人员，最重要的工作是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即引导客户下单，至于后续安排发货、回款工作则系因机械公司解除合同导致李某某未能实际参与，故一审法院酌情认定李某某已发货订单提成比例为4%，未发货订单提成比例为3.5%，仅下单订单提成比例为2.5%，并据此判决机械公司支付李某某基本工资及提成共计11万余元。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
随着社会生活水平及医疗水平的提高，我国大量的女职工在达到50周岁退休年龄后，仍有能力发挥余热、奋斗事业。在女职工领取养老保险待遇后，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的，双方建立劳务关系，用人单位仍应按约支付劳务报酬。本案中，用人单位在解除劳务协议后拒付双方约定的基本工资和订单提成，法院根据双方约定及销售提成特征，对劳动者主张的工资及提成予以支持，依法维护了超龄女职工获取劳务报酬的合法权益。 |
12 | 湖北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十大典型案例 | 编者按
在我国推进强国建设和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妇女和儿童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们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尊重妇女、关爱儿童，不仅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更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根本保障。湖北各级法院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能动司法，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依法有力维护妇女儿童权益。
为深入推进全省法院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进一步提高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案件审判质效，不断加大妇女儿童权益司法保护力度，近期省法院民一庭组织评选了2024年全省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十大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有针对性的回应了人民群众关心的妇女儿童人身权益、财产权益、家庭暴力、妇女人格权益、女职工劳动保护、老人赡养、子女抚养与探望等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案例，进一步加强公众对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的认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明进步的家风家教，积极促进诉源治理与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共同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家庭”“平安湖北”建设。
基本案情
汪某与张某1999年结婚。婚后丈夫张某多次对妻子汪某实施家庭暴力，汪某为此起诉离婚，并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经审查认为汪某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遂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明确禁止张某对汪某实施家庭暴力，禁止其骚扰、跟踪、接触汪某及其近亲属或者实施影响其正常生活、学习、工作的其他行为。法院同时向当地公安派出所、村委会、妇联送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人身安全保护令发出后次月，双方离婚案件尚在法院审理期间，张某再次到汪某住所殴打汪某及其近亲属。公安机关接警处理后向法院通报了张某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情况。
裁判结果
鄂州市梁子湖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张某无视法院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性规定，再次上门殴打汪某，实施家庭暴力，经查还存在以手机短信方式骚扰和威胁汪某及其近亲属等行为，严重影响汪某及其近亲属的正常生活。鉴于张某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拒不履行法院裁定，决定对其司法拘留十五日。法院另告诫张某，如再次违反禁令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典型意义
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的设立旨在预防、制止家庭暴力。对于受害者方而言，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保护伞”；对于施暴者而言，是法律意义上的“紧箍咒”，一旦违反必定会被追究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本案中，张某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多项禁令，虽然尚不构成犯罪，但情节严重，法院依法对张某实施司法拘留。坚决对施暴者说“不”，让施暴者承担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律后果，充分体现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强制性，起到了警示和教育的作用，有利于依法全面预防、制止家庭暴力，切实维护受害方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妻子周某向法院起诉，要求与丈夫张某离婚并分割夫妻财产，另外还提出张某婚内转移财产，对被转移的财产也应一并分割。法院受理周某的起诉后，在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的同时，也一并向双方送达了夫妻共同财产申报表，要求夫妻双方如实申报，否则将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张某对离婚无异议，在向法院提交的申报表中申报夫妻共同财产为：房屋两套、小汽车两辆、债权16万元。没有申报存款，称原有存款已用于日常开销及父母看病。经法院审查，二人共同财产为房屋两套、小汽车两辆、债权26万元；在周某提起离婚诉讼前后，张某银行账户存在139万元大额资金转账流水，对部分转款张某未能作出合理解释。
裁判结果
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离婚诉讼期间，夫妻双方均有向人民法院申报全部夫妻共同财产的义务。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损毁、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财产。”张某在向法院提交的夫妻共同财产申报表中少填报了10万元债权；银行账户原有存款139万元扣除必要开支后，其中71万元应为夫妻共同财产。张某存在隐瞒部分债权的故意，并在周某起诉离婚前后将大额资金转移至他处，有隐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行为，在分割夫妻财产时应予以少分。法院据此判决张某少分夫妻共同财产。
典型意义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离婚诉讼期间夫妻双方均应向人民法院申报全部夫妻共同财产。设立夫妻财产申报制度，便于人民法院及时查明离婚夫妻财产，减轻离婚双方举证责任，提高审理效率，从而有效保护夫妻共同财产权益。本案中，张某不履行法定申报义务，对大额资金转账不能作出合理说明，法院据此认定张某具有隐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故意，判决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少分得夫妻共同财产，体现了设立该制度的立法原意，具有较好示范效应，有利于引导离婚诉讼当事人切实履行法定义务。
基本案情
某公司职工王某因为生育休假158天，当地社会保险机构核定其可以按照规定以128天的标准享受生育津贴，约1.2万余元。社会保险机构拨付该笔津贴后，某公司将之支付给王某，未再另行向其支付工资。王某向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某公司以其休产假前月平均工资5500元为标准，补足产假期间应发工资差额1.6万余元。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裁决某公司支付王某128天产假工资差额1万余元，未支持30天的延长产假工资。双方均不服，起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
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生育津贴由社会保险机构按照规定标准拨付给用人单位，用于支付女职工在产假、计划生育休假期间的工资。如低于本人工资标准的，用人单位可以补足。王某所休产假天数符合生育政策规定，所在公司应当按照休产假前月平均工资标准向王某支付产假期间的工资。目前当地生育津贴仅包含128天，虽然尚未覆盖新延长的30天产假，但用人单位不得据此拒绝支付女职工全部产假工资。某公司此举会造成王某享受延长产假政策的待遇落空，不利于国家生育政策的落实和女职工合法权益的保护。法院最终判决某公司除向王某支付128天产假工资差额外，还应支付30天产假工资。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本案中用人单位负有依法支付女职工产假工资和福利待遇的义务。某公司将社会保险机构核发的生育津贴等同于王某产假期间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混淆了二者的性质。本案判决明确了用人单位支付女职工产假工资和福利待遇的法律责任，切实维护了女职工在怀孕以及依法享受产假期间所享有的劳动权益。
基本案情
肖某与刘某于2019年结婚，丈夫肖某存在言语残障，妻子刘某则患有肢体残疾。婚后双方因家庭琐事发生纠纷，导致感情不和，刘某回娘家生活。2023年肖某起诉要求离婚。刘某表示因肢体残疾目前无收入来源，离婚将导致其生活陷入困境，不同意离婚。
裁判结果
建始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因感情不和已分居生活多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应准予离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条规定：离婚时，如果一方生活困难，有负担能力的另一方应当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本案中女方面临现实生活困难，考虑到肖某与父母共同经营商店，收入稳定，可以适用上述法律规定判决丈夫肖某适当给予刘某一定经济帮助。经法院释法明理，肖某及家人表示愿意在双方离婚后提供一定数额经济帮助金。由此法院作出判决：双方离婚，肖某给予刘某经济帮助金2万元。判决生效后，鉴于刘某符合司法救助条件，法院还帮助其申请了2万元司法救助金。此外，还及时向妇联反映了刘某的困难。当地妇联高度重视，安排刘某参加再就业培训。现刘某已在其居住地附近茶厂从事适合其身体条件的工作。
典型意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人民法院工作的核心价值追求。本案当事人均为残疾人，生活并不如意。法院认真听取其诉求，既考虑双方感情确已破裂的事实，依法判决准许双方离婚，又关照到女方现实生活困难，在做通男方及其家人思想工作的前提下，适当判决其给予女方一定经济帮助，充分体现了司法的刚性和温度。判决生效后，又充分发挥国家司法救助“一头牵着民生疾苦，一头系着司法关爱”的作用，及时为刘某申请司法救助，联系当地妇联帮助其再就业，为身处困境的刘某点燃了生活的希望，撑起一片艳阳天。本案的办理，充分展现了湖北法院坚持公正司法、司法为民的良好形象，是湖北法院近年来司法审判工作的缩影。
基本案情
丈夫张某与妻子杨某结婚后生育女儿张小某。2020年，因夫妻感情不和，二人分居生活，女儿张小某由二人轮流抚养。2023年杨某起诉离婚。诉讼中双方同意离婚，但均拒绝抚养五岁的女儿张小某，也不同意法院提出的由双方轮流抚养的建议。
裁判结果
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父母负有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和抚养教育义务，本案中婚生女张小某只有五岁，尚未成年，父母的爱与照顾是其健康成长的基本需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离婚时，应当妥善处理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探望、财产等事宜，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未成年人的意见。本案夫妻双方虽然均同意离婚，但拒绝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该行为不仅违反法律规定，也有悖公序良俗。根据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本案暂不宜判决双方离婚。法院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向夫妻双方发出《家庭教育令》，要求其积极履行家庭教育责任，陪伴孩子健康成长。
典型意义
离婚涉及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法律关系，离婚时不能只考虑个人情感，而以牺牲家庭尤其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亦应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充分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本案夫妻双方拒绝履行法定抚养义务，法院判决不准予离婚，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维护了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判决生效后，家事法官开展判后回访，邀请双方参加法院组织的“商谈式”家庭教育辅导，督促其主动履行好父母职责。双方认识到作为父母抚育子女的责任和义务，积极协商轮流抚养女儿的解决方案。
基本案情
刘某与王某结婚后，于2020年生育一子王小某，跟随母亲刘某在武汉生活。2023年刘某与丈夫王某协商离婚，期间双方因争夺王小某抚养权多次发生冲突并报警。经所在街道办事处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王某同意在儿子王小某随其生活期间，不再阻拦刘某对王小某的探望，但此后王某将王小某带走抚养，并拒绝向刘某告知王小某的住处，也拒绝刘某对王小某的探望。刘某遂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儿子王小某归其抚养，同时向法院申请行为保全，要求禁止王某藏匿儿子王小某。
裁判结果
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在与刘某离婚期间，擅自将儿子带走抚养，拒绝告知其住处，不允许刘某探望，王小某尚年幼，此举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应予以禁止。鉴于王某拒不改正，法院作出民事保全裁定，明确禁止王某藏匿儿子王小某。王小某尚且年幼，更需要母亲的抚慰，从更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更好落实另一方探望权角度考虑，法院最终判决王小某由母亲刘某抚养。
典型意义
抚养教育子女，享受与子女相处的美好时光，于父母而言既是天伦之乐，也是亲权的重要内容；抚养教育子女，既是父母应尽的法律义务，也是依法享有的权利。夫妻一方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侵害子女的人格权的同时，也损害了夫妻另一方对子女的监护权。抢夺、藏匿子女并不能优先取得抚养权。本案中，法院准确适用法律，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出发，判决确定抚养权，充分保障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陈某甲因工伤亡，用人单位赔偿其家属共计122万元。陈某甲和妻子宋某均系再婚，分别育有子女，二人婚后共同生育一子陈某丙，加之陈某甲自幼父母离异，亲生父母先后重新组建了家庭，家庭成员关系复杂。因为诉求不同，有关122万元赔偿款的分配在陈某甲的众多亲属中产生了较大争议，特别是陈某丙尚未成年，对于其将获得的大额赔偿款由谁监管使用，各方争执不下。陈家亲属代表与宋某协商无果后，诉至人民法院，要求依法分割赔偿款。
裁判结果
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陈某甲与宋某均系再婚，陈家亲属对宋某能否妥善监管使用陈某丙所获得的大额赔偿款并用于其今后学习和生活，怀有疑虑。依法分割赔偿款的同时，引导各方妥善解决陈某丙所分得赔偿款的管理使用问题，是实现案结事了的关键。在二审法院主持下，宋某与陈家亲属达成协议，对陈某丙所分得的赔偿款进行“提存”并予以公证。在公证员见证下，宋某与陈家亲属推举的代表人签订《赔偿金提存协议书》，将法院判决确定的陈某丙可分得的赔偿款提存至某公证处专用账户，由该公证处每月向宋某发放1500元，用于陈某丙的抚养教育；宋某与陈家人共同监管决定陈某丙所需5000元以上的重要支出。“提存”公证的办理消除了双方的信任危机，得到各方当事人的高度认可和积极回应，陈家亲属同意陈某丙多分得赔偿款，同时主动放弃了对陈某甲房屋、存款等个人遗产的继承。各方当事人对案件处理结果均表示满意，自动履行了全部法院判决。
典型意义
现实生活中因未成年人财产监管使用问题引发的家庭纠纷时有发生。如何确保监护人从未成年人利益出发，正确监管使用未成年人财产，确保其合法权益，备受社会关注。本案中，法院结合实际，为争议各方提出了解决问题方案，灵活运用“提存”加“公证”，通过公证监督监护人正确履行监管义务，隔离未成年人财产风险，有效消除了各方顾虑。本案的妥善处理，凝聚了司法智慧，使得争执不下的亲人们握手言和，重回和睦友好，既充分保护了未成年人财产权益，也实质性化解了矛盾纠纷，促进了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弘扬了向上向善的良好社会风尚。
基本案情
吴某与周某协议离婚，同意女儿由妻子周某抚养，吴某享有探望权，但协议没有对吴某如何行使探望权作出具体约定。离婚后双方矛盾逐渐加深，周某不再配合吴某探望女儿，导致其长期无法与孩子见面。吴某认为自己虽然与周某离婚，但不应影响亲子关系，周某的行为妨碍了其探望权的行使；因对孩子有深厚感情，希望能经常与孩子见面沟通。吴某因此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周某保证自己能每周与孩子通信、寒暑假能与孩子短住，节假日能正常探望孩子。
裁判结果
黄梅县人民法院收到吴某的诉讼材料后，考虑到原被告双方矛盾尖锐，短期内无法消除隔阂，如径行审理并作出判决，很可能会引发后续执行纠纷，无益问题的解决，遂将案件转入诉前调解。经过家庭教育指导和调解员多次调解，双方逐渐就吴某如何探望女儿达成一致，实现了诉前和解。为消除双方顾虑，确保诉前和解内容能够得到长期有效执行，法院建议双方签订《探望权自动履行承诺书》。经过慎重考虑，周某与吴某在家事法庭法官见证下，分别签订了《探望权自动履行承诺书》，保证将严格遵守承诺条款，妥善处理探望事宜，共同呵护女儿健康成长。
典型意义
父母之爱在子女成长过程中不能缺位。因离异而拒绝对方对孩子的探望，无疑会给孩子造成更大的伤害。依照法律规定，一方拒不履行法院有关探望子女判决的，另一方可以申请强制执行，但现实生活中，因探望权的行使具有人身属性，事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往往不宜简单采取强制措施，有关探望权判决的执行因此具有一定特殊性。本案中法院从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出发，以柔性司法理念，对父母双方进行正面教育引导，通过“诉前调解+探望权履行承诺书”的方式，弥合分歧，化解矛盾，共同营造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为破解离异父母“探望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
基本案情
李某与前夫婚后育有两子女张某一、张某二。两子女在父母离异后各自随父母生活。2018年母亲李某因患脑梗死等多种疾病住院治疗，出院后生活不能自理，需要贴身照料。2022年因再婚丈夫去世，李某独自一人生活，不得不聘请保姆照顾其生活起居，经济负担较重，希望两子女能尽到赡养义务，遂起诉至人民法院。
裁判结果
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赡养父母既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子女应尽的法律义务，由此判决两子女共同承担李某每月生活支出不足部分。同时，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法院通过调查走访，了解到李某年逾古稀，独自生活，非常需要子女的关爱与呵护。《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八条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为此，法院向两子女发出《关心关爱告知书》，告知二人要妥善化解家庭成员之间矛盾，照料年老母亲日常生活，关注其精神需求，经常上门看望或者给予问候。
典型意义
孝亲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父母年迈，子女应当给予经济资助、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本案审理过程中法院实地调查走访，结合案件实际，在依法判决子女负担赡养费的同时，还以《关心关爱告知书》形式引导子女关注年迈母亲精神需求，正确履行赡养义务。法院创新家事审判方式，丰富家事审判内容，在个案中开展普法教育，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具体规定落在实处，推动全社会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良好家风。
基本案情
1999年刘某持其妹妹身份证与李某办理了结婚登记。2000年李某到深圳打工，直至2019年回当地工作，期间二人“失联”近二十年，刘某独自生活，并抚养两个女儿。因缺乏感情基础，双方均起诉要求离婚，但因刘某冒用妹妹姓名登记结婚，法院以其婚姻登记不具合法性为由，驳回起诉。如何解除以弄虚作假方式办理的结婚登记成了困扰二人的难题。2022年7月，刘某再次起诉离婚，并要求李某给予经济补偿。
裁判结果
枣阳市人民法院收到刘某的起诉状后，为妥善解决二人面临的难题，一方面启动诉前调解程序，调解二人在子女抚养、财产分割方面存在的争议；另一方面发出司法建议，建议婚姻登记机关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关于妥善处理以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的方式办理婚姻登记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四条的规定，及时更正错误婚姻登记。婚姻登记机关经审查核实，当即采纳司法建议，更正了原婚姻登记。之后在法院主持下，双方达成离婚调解协议。
典型意义
现实生活中以弄虚作假方式办理婚姻登记的行为并不鲜见。此举严重破坏了婚姻登记管理秩序，损害了被冒名方合法权益。否定该行为合法性的同时，也要秉持实事求是原则，依法妥善处理由此引发的各类纠纷。本案中，刘某希望通过法院确认与李某的“婚姻”关系有效，进而要求李某给予经济补偿。受理法院研判案情后，及时向婚姻登记机关发出司法建议，更正错误婚姻登记，再行调解婚姻纠纷，实质性化解了矛盾。人民法院能动司法，通过与相关行政机关协调联动，帮助当事人破解了法律困境，为此类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指引。
来源：省法院民一庭
编辑：胡振琪
审核：邓昭玲 |
12 | 市二中法院发布辖区两级法院关于女职工劳动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 编
者
按
为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用人单位加强对女职工的劳动保护，积极妥善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营造全社会尊重、关心和关爱女职工的和谐氛围，值此“三八”妇女节，市二中法院从辖区两级法院审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中筛选出六个典型案例，向社会公众予以发布。
案例一女职工“三期”受保护 用人单位解约莫任性
——杨某某孕期被解除劳动合同案
裁判要旨
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等特殊时期，用人单位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无故解除怀孕女职工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应当依法向女职工支付赔偿金。
基本案情
2021年7月25日，杨某某到某实业公司从事会计工作。2022年12月30日，杨某某向某实业公司负责人提交产假申请书。某实业公司于当日通知杨某某不再到公司工作。2023年1月12日，杨某某分娩。2023年3月7日，杨某某提起仲裁，请求某实业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仲裁裁决支持其请求。某实业公司不服，诉至人民法院。
法院裁判
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因妊娠、生产、抚育婴儿往往无法提供正常劳动，因而可能被一些用人单位视为负担而遭受不公平待遇。为保障女职工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国家对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女职工实行特殊劳动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四项关于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用人单位不得无故辞退孕期内的女职工。本案中，杨某某于2022年12月30日处于孕期并即将分娩，某实业公司此时解除劳动合同属违法解除，人民法院遂判决某实业公司支付杨某某赔偿金。
案例二女职工未休完产假提前上班 生育津贴和产假工资可同时享受
——冯某产假工资被扣案
裁判要旨
女职工因生育享受产假及生育津贴系法定权利。用人单位要求女职工产假期间提前上班，违反法律规定，应当给予否定性评价。女职工基于劳动关系提供劳动获得的工资报酬与其基于生育保险法律关系享受的生育津贴法律性质不同，用人单位不得以女职工已享受生育津贴为由克扣女职工产假提前上班期间的工资报酬。
基本案情
2013年5月，冯某至忠县某小学从事幼儿教育工作。2021年2月25日，冯某自然分娩，忠县某小学仅给予冯某60天产假。后冯某应忠县某小学的要求于2021年5月6日到校上班至2021年6月28日，忠县某小学发放了冯某产假期间的工资3200元。2021年7月16日，忠县医疗保障局对冯某生育津贴进行结算，确认冯某产假期间为2021年2月10日至2021年6月17日，结算费用为15294.93元，并将款项支付至忠县某小学。忠县某小学扣除冯某产假期间已发工资3200元后，实际支付冯某12094.93元。冯某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诉请忠县某小学支付产假期间工资报酬等。
法院裁判
女职工因生育享受产假和生育津贴系法定权利，在产假期间提供劳动获得劳动报酬也系其法定权利。冯某在忠县某小学的要求下到岗上班，不应认定冯某放弃了享受产假权利；冯某在产假期间提供了劳动，有权获得工资报酬。基于劳动关系所获得的工资报酬与基于女职工生育保险法律关系而享有的生育津贴属不同法律性质，二者兼得并不冲突。忠县某小学在支付冯某生育津贴时扣减已实际发放的提前上班期间的工资3200元，依据不足。人民法院遂判决忠县某小学支付冯某产假期间提前上班工资报酬3200元。
案例三女职工产假期满被迫中断就业 可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谭某产假期满申请复职被拒案
裁判要旨
除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外，女职工在产假期满后申请恢复原职的，用人单位不得拒绝。女职工因用人单位无正当理由拒不恢复原职，导致其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依法可以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因用人单位原因导致女职工无法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用人单位应当赔偿女职工失业保险待遇损失。
基本案情
2011年8月，谭某入职巫溪某卫生院并从事护士工作。2017年6月，谭某因怀孕生子向巫溪某卫生院请产假未果。谭某在法定产假期满后申请上班，巫溪某卫生院无正当理由拒不安排工作和发放工资。期间，巫溪某卫生院未为谭某参加失业保险。2020年8月，谭某申请仲裁请求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并要求巫溪某卫生院赔偿失业保险待遇等损失，仲裁机构裁决驳回谭某的请求。谭某不服，提起诉讼。
法院裁判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七条明确规定，女职工生育享有休产假的法定权利。巫溪某卫生院不批准谭某休产假，违反上述规定。谭某在法定产假期满后申请上班，巫溪某卫生院无正当理由拒不安排工作，迫使谭某诉请解除合同，应当给予否定性评价。谭某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巫溪某卫生院未为谭某参加失业保险，导致谭某无法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应当赔偿谭某失业保险待遇损失。
案例四女职工病假期内被辞退 诉请赔偿金获支持
——王某某病假期内被解除劳动合同案
裁判要旨
职工非因公负伤医疗期满后未恢复的，经用人单位同意，可以享受病假待遇。用人单位批准职工病假后，非因特定事由和正当程序不得随意变更病假期间。用人单位要求职工在病假期未满前返岗，职工因病未能返岗，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属于违法解除。
基本案情
2021年3月10日，王某某入职某生物药业公司，岗位为生产部门操作工。2022年9月21日，王某某回家途中摔倒受伤，未被认定为工伤。王某某受伤后向某生物药业公司申请病假，某生物药业公司批准王某某病假至2023年7月1日。2023年5月6日，某生物药业公司要求王某某于2023年5月10日前返回工作岗位，若逾期未到岗，依据公司《考勤管理制度》和相关规章制度规定，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合同。王某某回复伤情未恢复，仍在病假期间。2023年5月10日，王某某未返回工作岗位。2023年5月16日，某生物药业公司解除与王某某的劳动合同。
王某某申请仲裁被驳后，诉至人民法院，请求某生物药业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法院裁判
医疗期是指企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限，而病假是指职工因身体原因不适医生建议停止工作休息治疗的时间。超出医
疗期限后，职工也可以继续请病假，是否批准由用人单位决定。本案中，某生物药业公司已经审批王某某病假期限，该审批结果不违反法律规定。病假审批的结果对用人单位和职工具有约束力，非因特定事由和正当程序不得随意更改。某生物药业公司在没有核实王某某伤情并依程序更改原病假审批情况下，向王某某发出返岗通知书，该通知也未载明原病假提前结束的原因。在王某某作出伤情未恢复，仍在病假期间的回复且未返岗时，某生物药业公司径直解除与王某某的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人民法院遂判决某生物药业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案例五个体工商户未与女职工签约 应依法支付双倍工资
——张某未签订劳动合同获赔双倍工资案
裁判要旨
餐饮店、零售店等个体工商户是合法的用工主体，与招用的女职工之间是否建立事实劳动关系，应当从双方是否具有劳动关系所要求的人身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若双方具有事实劳动关系，个体工商户应当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基本案情
2023年1月8日，张某到开州某餐饮店处工作，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23年2月至5月，餐饮店经营者张某某通过微信转账支付张某每月工资。2023年5月7日，张某某联系张某丈夫，让张某明天不用再来上班。次日，张某某把剩余工资和押金共3500元结算给张某。张某丈夫提出补偿其一个月工资，张某某表示张某可以继续上班。2023年5月9日上午，张某未去上班。张某申请仲裁，请求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等。仲裁裁决后，开州某餐饮店不服诉至人民法院。
法院裁判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规定，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应根据劳动者是否实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和支配，用人单位是否向劳动者支付报酬，劳动者的劳动是否用人单位业务组成部分等因素综合判断。本案中，经营者张某某对张某的工作进行了日常指挥和劳动管理，双方形成了人身从属关系；每月固定支付张某工资，双方在经济上也具有从属关系，综合认定开州某餐饮店与张某构成事实劳动关系。因开州某餐饮店未与张某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人民法院遂判决支付张某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案例六男上司骚扰女下属被辞退 索要赔偿金被驳回
——黄某骚扰女职工被解除劳动合同案
裁判要旨
用人单位的管理人员利用从属关系、工作便利，违背女职工的意愿，以言语、肢体行为等方式对女职工实施骚扰，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依法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不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基本案情
2020年3月，黄某入职重庆某公司并担任总经理职务。2020年12月，重庆某公司制定《员工行为准则及奖惩制度》。2023年2月，黄某作为公司代表，与职工代表协商一致后将《奖惩条例》纳入《员工手册》并公示。《员工行为准则及奖惩制度》《奖惩条例》均规定，骚扰女职工的予以辞退。工作期间，黄某在工作场所利用从属关系、工作便利，以言语、肢体行为等方式，对其所管理部门的多位女职工实施骚扰。重庆某公司调查后，经公司会议决议和工会同意，解除黄某劳动合同。黄某不服，以重庆某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主张赔偿金。
法院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禁止违背妇女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其实施性骚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条第二款规定，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重庆某公司《员工行为准则及奖惩制度》《奖惩条例》亦规定，骚扰女职工的，予以辞退。黄某作为公司管理人员，骚扰多名女职工的行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有违公序良俗，重庆某公司据此解除劳动合同不构成违法解除。
END
文稿：民三庭
编辑：冉进 袁虹
审核：覃辉 |
12 | 20249周ESG合规风险典型案例2公司擅自倾倒建筑垃圾被罚百万 | 按照相关法律政策要求，以及投资人，相关利益方等对ESG信息披露，评级，投资的需要，我们建议如下单位及时在生态环境部门指定的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平台，或者证券监管部门指定的披露平台，对所发生的ESG风险、修复及系统性改进情况进行披露。
以下数据均由青悦ESG数据库收录自各地政府发布网站，更多数据可以前往http://esg.epmap.org/risk（或点击底部"阅读原文"）查询，如果发现任何错误，请及时联系esg@epmap.org处理。因篇幅所限，仅分析部分典型案例，优先分析上市公司与发债企业(按>20%以上持股比例过滤)。
PART.1
筛选条件
1．处罚下达时间：1个月内
2．收录时间：2024-02-26--2024-03-03
PART.2
应披露环境风险
共计800多条,其中涉及上市公司与发债企业21家。
金额最高，环评类（132.6万元）：
宾县宏达热电有限公司因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宾县宏达热电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宾县区域内宾县宏达热电有限公司扩建1台91MW循环流化床热水锅炉项目的项目类别为“热力生产和供应工程（包括建设单位自建自用的供热工程）”，环评类别为“燃煤、燃油锅炉总容量65/小时（45.5兆瓦）以上的”，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该单位在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情况下，擅自于2023年6月开工建设，现正处于生产阶段。
处罚132.6万元（哈环罚〔2024〕14240002号，处罚时间：2023年2月22日）
值得关注案例：
本周收录涉建筑垃圾储运处罚达191条
北京志嶟宏达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镇人民政府接到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检察建议书》（京房检行公建[2023]3号），建议本行政机关对出入天开林场点位非法倾倒垃圾的相关人员进行核查处置，遂于2023年11月21日予以立案调查。经查，北京志嶟宏达商贸有限公司车牌号为京AUX117、京AMR396的重型自卸货车于2021年6月期间7次到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镇天开林场倾倒建筑垃圾，上述地点不是本市市政管理行政部门许可的建筑垃圾消纳场所。
《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罚款100万元（京房韩村河镇罚字﹝2024﹞000030号，处罚时间：2024-02-22）
北京亮捷畅通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镇人民政府接到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检察建议书》（京房检行公建[2023]3号），建议本行政机关对出入天开林场点位非法倾倒垃圾的相关人员进行核查处置，遂于2023年11月21日予以立案调查。经查，北京亮捷畅通商贸有限公司车牌号为京ADS815的重型自卸货车于2021年4月至7月期间先后27次到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镇天开林场倾倒建筑垃圾，上述地点不是本市市政管理行政部门许可的建筑垃圾消纳场所。
《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罚款100万元（京房韩村河镇罚字﹝2024﹞000032号，处罚时间：2024-02-02）
其他因建筑垃圾储运导致的类似处罚案例本周收录达191条，10万元以上处罚如下：
PART.3
应披露社会及公司治理风险
共计9000多条,其中涉及上市公司与发债企业195家。。
金额最高，销售假种子类（2842万元）：
贵州佳年红农资连锁有限公司，
2022年4月，本机关查获贵州佳年红农资连锁有限公司涉嫌销售假种子，因涉案数额巨大，以其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之规定，依法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2023年10月7日，本机关接到毕节市公安局七星关分局案件移送书，毕节市公安局七星关分局将2022年本机关移送的该案件移送到本机关，本机关依法立案处理。
立案后，执法人员依法对案件进行调查审查，查清了当事人的违法事实。
当事人于2022年3-4月份从黑龙江省巴彦县丰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采购大豆96吨，其包装规格为25公斤/袋，以签订销售种子合同的方式按27.00元/公斤的价格销售给七星关区八寨镇、阿市乡、海子街镇、青场镇、田坝镇、田坝桥镇、层台镇、水箐镇、杨家湾镇、撒拉溪镇、普宜镇、朱昌镇共12个乡镇进行种植。本机关在调查中，查明“安豆10号”育种单位安顺市农业科学院当年无“安豆10号”品种上市销售。
公安机关在侦察阶段，委托华智种子质量分子检测中心对标称“安豆10号”的种子进行品种真实性检测，所检6个大豆样品结论均为“不同品种”。
1.没收违法所得2503372.5元；
2.罚款人民币25920000.00元；
罚没款合计28423372.5元。（七星农〔种子〕罚〔2023〕65号，处罚时间：2024-02-26）
值得关注案例：
长沙电信大楼着火事件处罚下达：
2022 年 9 月 16 日，位于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荷花园街道东二环一段 1032 号的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00728.HK）长沙分公司荷花园大院第二长途电信枢纽楼发生火灾，无人员伤亡，直接财产损失 791.36 万元。根据《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荷花园大院第二长途电信枢纽楼“9·16”火灾事故调查报告》结论以及长沙市人民政府对该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意见，认定此次火灾为一起因火源和可燃物管理不善引起的在社会面有较大影响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作为电信枢纽楼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责任主体，未建立切实可行的安全生产责任制，消防安全责任制度落实不到位，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制度落实不到位，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管理不到位，对物业服务企业管理不到位，对幕墙施工建设项目的管理不到位，公司制定的安全生产应急预案不切实际是事故的责任单位，是事故的责任单位。
罚款91.87万元。（(湘长)应急罚﹝2024﹞执法支队-5号，处罚时间：20240206）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4126461749167485&wfr=spider&for=pc
PART.5
政策法律依据
1.《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2021年12月11日生态环境部令第24号公布 自2022年2月8日起施行）
第十七条 企业应当自收到相关法律文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以临时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报告的形式，披露以下环境信息：（二）因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信息；
第二十五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现企业有违反本办法规定行为的，有权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举报。接受举报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依法进行核实处理，并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予以保密，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八条 企业违反本办法规定，不披露环境信息，或者披露的环境信息不真实、不准确的，由设区的市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并可以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2021-05-01起实施）
第二十二条
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披露，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影响。
前款所称重大事件包括：
（十六）公司或者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刑事处罚，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受到其他有权机关重大行政处罚。
数据驱动绿色发展
关于青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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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河北公安公布10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例 | 为维护良好网络生态，创造清朗有序网络活动空间，河北公安机关深入开展打击整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依法打击整治10起网络谣言典型案件。
案例一
2024年2月，林某某为吸粉引流、牟取不正当利益，通过网络搜索，利用“包某”身份证图片嫁接“刘某”头像，并制作虚假微信群和虚假聊天记录，打包后在网上发布“沧州某学校教师不正当师生关系”的谣言信息，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沧州公安机关依法对谣言编造者林某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对3名主要谣言传播者予以行政处罚。
案例二
2024年2月，王某某因与他人产生商品买卖纠纷，为宣泄不满情绪，在视频平台发布该人女儿照片，并配文称“小女孩被幼儿园老师强奸”，给受害人带来极大身心伤害，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廊坊永清公安机关依法对王某某行政拘留12日。
案例三
2024年2月，穆某某为博取点赞、关注，在视频平台编造发布“正定古城发生踩踏事故九死十伤”的虚假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不良影响。石家庄正定公安机关依法对穆某某行政拘留10日。
案例四
2024年2月，马某某为博取眼球、吸引流量，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谣言视频，称“张家口宣化体育场灯火节杀人了”，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张家口公安机关依法对马某某予以行政处罚。
案例五
2024年1月，李某某为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在视频平台编造“张北县某中学将开始六年一贯制公立招生的教学”的谣言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不良影响。张家口公安机关依法对李某某予以行政处罚。
案例六
2023年12月，杲某某为博人眼球，在网上捏造发布“隆化县城已被封锁”的不实信息，扰乱公共秩序，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承德隆化公安机关依法对其行政拘留5日。
案例七
2023年12月，姜某某为博取关注、增加粉丝量，在视频平台发布“沧州市某医院医生因免费为家庭条件困难的小女孩做手术而被停薪留职”的不实视频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沧州献县公安机关依法对姜某某行政拘留5日。
案例八
2023年10月，白某某在微信群发布“沧州某金融机构宣布破产”等虚假信息，引发网民关注，扰乱社会公共秩序。沧州渤海新区公安机关依法对白某某行政拘留5日。
案例九
2023年9月，刘某某等4人为博取关注，在微信朋友圈编造、传播“兴隆县出现人贩子”“借口带路给钱诱拐孩子”等谣言，引发网民关注，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承德兴隆公安机关依法对刘某某等4人予以行政处罚。
案例十
2023年4月，某传媒公司为博取关注，在网上发布“女孩独自坐火车到沧州被下药，好心大哥遇见阻止了悲剧”的虚假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沧州南皮公安机关依法对该传媒公司相关责任人员朱某某行政拘留3日。
图片 | 网络截图
素材 | 河北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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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宁夏网警公布6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例 | 根据公安部网络谣言打击整治专项行动相关部署，宁夏网安部门持续加强对网络谣言的打击力度，全面梳理摸排各类网络谣言线索，全力整治网络乱象。现公布6起典型案件：
案例一
吴忠警方依法处置马某捏造“口蹄疫爆发”网络谣言案
近日，网民马某为博取关注，故意捏造“紧急通知口蹄疫爆发了”虚假信息，并发布在某网络视频平台上，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马某被吴忠警方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案例二
吴忠警方依法处置田某某发布网络谣言案
近日，田某某为博人眼球，在某视频平台故意编造“十三岁男孩离世三天后奇迹般复活”的谣言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田某某被吴忠警方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案例三
银川警方依法处置杨某某发布施暴剧本案
杨某某为获利，在某视频平台发布自导自演“坏人”“打人”“浇矿泉水”等视频，制造低俗且具有不良社会引导性的“施暴剧本”，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杨某某被银川警方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案例四
石嘴山警方依法处置马某某发布施暴剧本案
马某某为吸引流量，故意编造发布“自己被绑架”“她人被家暴”等虚假视频信息。该谣言信息引发网民关注，扰乱社会公共秩序，造成不良影响。目前，马某某被石嘴山警方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案例五
吴忠警方依法处置喜某网暴他人案
喜某因“买卖羊”与马某发生争执并进行“贴脸”拍摄，随后在互联网平台发布辱骂马某的视频，被当地网民大量传播，严重影响了马某正常生活。目前，喜某被吴忠警方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案例六
银川网警依法处置刘某发布网络虚假信息案
刘某为博取关注，在某视频平台上发布“银川市一男子家暴妻子被小舅子抹脖子，惨死在妻子病床前”的虚假信息。该虚假信息引发大量网民关注，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刘某被银川警方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网警提示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
言论自由也需谨言慎行
作为一名合法网民
要文明上网、理性发言
做到不信谣、不造谣、不传谣
共建和谐清朗网络环境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图片 | 网络截图
素材 | 宁夏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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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通报2024年第二批10起典型违法案件 | 为充分发挥典型违法案件警示教育作用，增强市场主体守法意识，维护住房城乡建设行业市场秩序，近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通报2024年第二批10起典型违法案件，分别是：
1
承德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查处某公司转包工程案
承德某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将在承德市承包的某土石方工程转包，其行为违反了《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25条第三款“施工单位不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工程”的规定。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62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规定，承包单位将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零点五以上百分之一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的规定、《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73条“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单位罚款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的规定，承德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其作出没收违法所得45815.45元并罚款12524.39元的行政处罚，对其主管人员池某某作出罚款814.08元的行政处罚。
2
承德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查处某公司未设置燃气设施安全警示标志并定期进行巡查、检测、维修和维护案
承德某燃气有限责任公司未设置燃气设施安全警示标志并定期进行巡查、检测、维修和维护，其行为违反了《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35条“燃气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和安全生产管理的规定，设置燃气设施防腐、绝缘、防雷、降压、隔离等保护装置和安全警示标志，定期进行巡查、检测、维修和维护，确保燃气设施的安全运行”的规定。根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48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燃气经营者未按照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和安全生产管理的规定，设置燃气设施防腐、绝缘、防雷、降压、隔离等保护装置和安全警示标志的，或者未定期进行巡查、检测、维修和维护的，或者未采取措施及时消除燃气安全事故隐患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承德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其作出罚款10000元的行政处罚。
3
秦皇岛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查处某公司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污染案
宁波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在秦皇岛市施工建设的某产品生产建设项目工程，未采取有效防尘降尘措施，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69条第三款“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工地设置硬质围挡，并采取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建筑土方、工程渣土、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在场地内堆存的，应当采用密闭式防尘网遮盖。工程渣土、建筑垃圾应当进行资源化处理”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15条第一款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一）施工工地未设置硬质围挡，或者未采取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的”的规定，秦皇岛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其作出罚款10000元的行政处罚。
4
唐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查处某公司未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擅自开工建设案
唐山市某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在唐山市建设的公司扩建项目，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擅自开工建设，其行为违反了《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13条“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可以与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合并办理”的规定。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56条第（六）项“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六）未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的”的规定、《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73条“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单位罚款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唐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其作出罚款400000元的行政处罚，对其主管人员王某某和直接责任人员孙某某各作出罚款32000元的行政处罚。
5
三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查处某公司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污染案
北京某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在三河市施工建设的某设备生产项目工程，施工现场部分裸露地面未覆盖、建筑垃圾未及时清运、道路未硬化、积尘严重，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69条第三款“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工地设置硬质围挡，并采取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建筑土方、工程渣土、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在场地内堆存的，应当采用密闭式防尘网遮盖。工程渣土、建筑垃圾应当进行资源化处理”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15条“违反本法规定，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一）施工工地未设置硬质围挡，或者未采取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的；（二）建筑土方、工程渣土、建筑垃圾未及时清运，或者未采用密闭式防尘网遮盖的”的规定，三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其作出罚款30000元的行政处罚。
6
保定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查处某公司从事危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活动案
某建筑劳务集团有限公司在保定市某安置区施工工地门前，穿凿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危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在收到责令改正通知书后逾期未改正，其行为违反了《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42条第（二）项“禁止从事下列危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的活动：（二）穿凿、堵塞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的规定。根据《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56条“违反本条例规定，从事危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的活动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给予警告；逾期不采取补救措施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单位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保定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其作出罚款100000元的行政处罚。
7
衡水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查处某公司建设项目未经消防设计审查擅自施工案
衡水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衡水市开发建设的某特殊建设工程，未经消防设计审查擅自开工，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12条“特殊建设工程未经消防设计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不得施工；其他建设工程，建设单位未提供满足施工需要的消防设计图纸及技术资料的，有关部门不得发放施工许可证或者批准开工报告”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58条第一款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消防救援机构按照各自职权责令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或者停产停业，并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一）依法应当进行消防设计审查的建设工程，未经依法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擅自施工的”的规定，衡水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其作出罚款120000元的行政处罚。
8
沙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查处某公司未履行建筑起重机械安装单位安全职责案
河北某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在沙河市某项目中安装一台塔式起重机，未按规定将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安装、拆卸人员名单，安装、拆卸时间等材料告知建设主管部门，其行为违反了《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12条第（五）项“安装单位应当履行下列安全职责：（五）将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安装、拆卸人员名单，安装、拆卸时间等材料报施工总承包单位和监理单位审核后，告知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的规定。根据《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29条第（一）项“违反本规定，安装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并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一）未履行第十二条第（二）、（四）、（五）项安全职责的”的规定，沙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其作出警告并罚款5500元的行政处罚。
9
邯郸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查处某公司未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确保燃气设施运行安全案
邯郸市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在邯郸市施工建设的某项目，施工范围内有地下燃气管线等重要燃气设施，未提前联系燃气公司专业人员现场指导施工，未采取人工挖取探坑、标明燃气管道位置等安全保护措施，其行为违反了《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37条第三款“建设工程施工范围内有地下燃气管线等重要燃气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会同施工单位与管道燃气经营者共同制定燃气设施保护方案。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确保燃气设施运行安全；管道燃气经营者应当派专业人员进行现场指导。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的规定。根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52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工程施工范围内有地下燃气管线等重要燃气设施，建设单位未会同施工单位与管道燃气经营者共同制定燃气设施保护方案，或者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未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邯郸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其作出罚款10000元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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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州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查处某公司未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擅自开工建设案
定州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定州市开发建设的某住宅楼工程，未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擅自开工，其行为违反了《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13条“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可以与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合并办理”的规定。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56条第（六）项“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六）未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的”的规定、《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73条“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单位罚款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73条“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单位罚款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定州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其作出罚款430000元的行政处罚，对其主管人员吴某某作出罚款38485元的行政处罚。
编辑/陈鹏 审核/刘西纯 |
12 | 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协作开展司法救助典型案例 | 最高检与全国妇联联合发布
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
协作开展司法救助典型案例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与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联合发布河北田某国家司法救助案，上海熊某英、沈某娇国家司法救助案，江苏王某珊国家司法救助案，山东李某等3人国家司法救助案，湖南李某平等3人国家司法救助案，广西黄某节等5人国家司法救助案等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协作开展司法救助典型案例。
2023年2月，最高检联合全国妇联决定继续深入开展“关注困难妇女群体，加强专项司法救助”活动，围绕“凡是符合救助条件的困难妇女，均应当及时提供救助帮扶”的活动目标，丰富救助手段，加大救助力度。自活动开展以来，各级检察机关、妇联密切配合，推动救助困难妇女专项活动取得积极成效。
“该批案例显示了检察机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妇联组织深化开展‘关注困难妇女群体，加强专项司法救助’活动的成效。”最高检第十检察厅负责人介绍，在“关注困难妇女群体，加强专项司法救助”活动中，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加强协作，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优势，更好维护困难妇女合法权益。最高检和全国妇联联合选编了河北田某国家司法救助案等典型案例，内容涵盖对进入检察办案环节、符合救助条件的“5+2”类困难妇女积极开展综合救助帮扶，对遭受家庭暴力的困难残疾妇女及其未成年子女开展“支持起诉+司法救助+多元帮扶”等诸多情况。
最高人民检察院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关于印发《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
协作开展司法救助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妇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妇联：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开展“关注困难妇女群体，加强专项司法救助”活动，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在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中的协作，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优势，更好维护困难妇女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妇联联合选编了河北田某国家司法救助案等典型案例，现印发你们，供协作开展司法救助时参考借鉴。
最高人民检察院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2024年3月1日
案例一
河北田某国家司法救助案
【关键词】
家庭暴力受害人 困难妇女 妇联移送线索 多元救助 联合回访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田某，女，1968年4月出生。
1988年，田某经人介绍与朱某禄结婚，到河北省定州市居住生活，二人婚育一女朱某凤。因田某是外来媳妇且没有生育男孩，朱某禄对田某经常打骂。2018年，朱某禄再次对田某实施家庭暴力，致田某身上多处瘀青。田某报警寻求救济，朱某禄仍未悔改，后田某独自一人带女儿到北京谋生。田某多次提出离婚，朱某禄均不同意。2023年2月，田某在同村村民的告知下，得知2018年朱某禄与张某卿举行婚礼，并在村内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2023年2月26日，田某向公安机关报案，同年3月4日，定州市公安局以朱某禄涉嫌重婚罪立案侦查。2023年11月23日，定州市人民检察院向定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4年1月15日，定州市人民法院以朱某禄、张某卿构成重婚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其间，朱某禄向定州市人民法院起诉与田某离婚。
【救助过程】
田某因离婚诉讼到定州市妇联寻求帮助，定州市妇联发现田某可能符合国家司法救助条件，遂根据与定州市人民检察院共同建立的“国家司法救助线索移送函”制度移送本案司法救助线索。定州市人民检察院接收案件线索后，第一时间到田某的居住地北京市进行走访调查，查明：2018年，田某独自带女儿到北京谋生后不久患上抑郁症，每天服用精神药物。2019年，田某在工作时摔伤左腿，至今仍无法长时间工作，只能做些零工，生活困难。朱某禄多年未尽到扶养夫妻和抚养女儿的义务。
定州市人民检察院认为，田某符合国家司法救助条件，且系家庭暴力、重婚犯罪行为侵害的妇女，属于最高检、全国妇联深化开展“关注困难妇女群体，加强专项司法救助”活动明确的重点救助对象。为进一步提高司法救助工作质效，促进解决被救助家庭长期困难问题，定州市人民检察院与该市妇联加强救助协作，积极协调开展多元救助帮扶措施：一是针对田某因婚姻的不幸患上抑郁症，女儿朱某凤也因分裂的家庭性格变得孤僻等情况，定州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妇联邀请心理治疗师共同对田某及其女儿开展心理疏导，引导二人走出阴影，积极面对生活；二是主动对接定州市民政局和被救助人所在的镇政府、村委会，帮助田某申请临时救助金；三是定州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民事行政检察部门)为田某提供民事离婚诉讼中诉讼程序和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等方面的法律咨询服务，帮助其申请法律援助。
司法救助案件办结后，定州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市妇联对田某开展联合回访，跟进了解田某的心理状态和家庭生活情况，现田某找到了做家政服务的零工，女儿朱某凤在租住屋附近的幼儿园工作，田某和女儿朱某凤的精神状态已有很大改变，二人脸上出现了久违的笑脸，生活回到正常轨道。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对进入检察办案环节、符合救助条件的“5+2”类困难妇女积极开展综合救助帮扶的典型案例。本案中，定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托与该市妇联建立的司法救助协作机制，对妇联运用“国家司法救助线索移送函”移送的线索，主动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及时发放司法救助金，解决被救助人面临的急迫生活困难。检察机关还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共同落实心理疏导、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综合帮扶措施，做实做优多元化救助措施，有力促进解决被救助家庭的急难愁盼问题，有效提升了司法救助效果，让困难妇女更好地感受到检察温暖。
案例二
上海熊某英、沈某娇国家司法救助案
【关键词】
家庭暴力受害人 困难妇女 未成年人 妇联移送线索 综合帮扶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熊某英，女，1972年10月出生。
被救助人沈某娇，女，2011年1月出生。
2010年3月3日，熊某英与沈某伟登记结婚，后生育女儿沈某娇。沈某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酗酒后多次对熊某英及沈某娇实施家庭暴力行为，给熊某英及女儿沈某娇带来严重威胁。2022年4月24日凌晨，沈某伟酗酒后持刀将熊某英手臂划伤，公安机关于同年5月8日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2023年1月9日晚，沈某伟酗酒后再次无故殴打熊某英，公安机关开具验伤单后，熊某英前往医院就诊，诊断症状为“右眼外伤、右眼前方出血等”。2023年2月3日，在当地妇联帮助下，经熊某英申请，普陀区人民法院出具人身安全保护令。熊某英提出想与沈某伟离婚的诉求，但因存在恐惧心理且身患残疾、经济困难、学历程度较低，难以独自提起民事诉讼。经当地妇联移送，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于2023年3月15日作出支持起诉意见书。2023年7月3日，经普陀区人民法院调解，熊某英与沈某伟达成离婚调解协议，双方自愿离婚，沈某娇由熊某英抚养，沈某伟按月支付沈某娇的抚养费至成年。
【救助过程】
普陀区妇联根据与普陀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合作开展困难妇女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在移送支持起诉案件线索的同时，将该司法救助线索移送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快速启动司法救助程序，经调查核实，查明：沈某伟与熊某英于2010年结婚，女儿沈某娇出生后，沈某伟开始对熊某英及沈某娇实施家暴行为，对二人身体、心理皆造成极大侵害；熊某英现已年满50周岁，右眼残疾，因长期没有工作且无能力缴纳社保，无法享受国家退休政策，长期没有经济来源。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熊某英及其女儿沈某娇系遭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妇女，熊某英为视力残疾人，残疾等级四级，劳动能力缺失，沈某娇系未成年人，属于最高检、全国妇联深化开展“关注困难妇女群体，加强专项司法救助”活动明确的重点救助对象，决定向熊某英及其女儿沈某娇发放司法救助金。为进一步提升救助效果，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与区妇联、民政、公安、共青团、街道等部门，协商共同推进落实综合帮扶：一是联合属地派出所至沈某伟居住地居委会，由检察官及社区民警对沈某伟进行训诫教育，警告其不得对熊某英及女儿沈某娇实施殴打、威胁、骚扰等行为；二是联系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普陀工作站社工及心理咨询师，定期对沈某娇开展心理疏导，帮助其走出家庭阴影，健康成长；三是协调落实低保政策，将熊某英及其女儿沈某娇纳入临时救助帮扶人员名单，保障基本生活水平，同时跟踪指导后续申请廉租房的相关事宜；四是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检察官走进沈某娇所在学校，通过职业体验活动进行普法教育，增强沈某娇及学生们法治观念和自我保护意识。
司法救助案件办结后，熊某英及其女儿沈某娇两次向普陀区人民检察院送来锦旗，感谢检察机关“司法救助暖人心、人民检察为人民”“一心为民办实事、情系百姓解民忧”。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与妇联多次联合回访，未发现沈某伟再有施暴和骚扰等行为。目前，熊某英及其女儿沈某娇的生活均回归正常。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对遭受家庭暴力的困难残疾妇女及其未成年子女开展“支持起诉+司法救助+多元帮扶”的典型案例。本案中，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与该区妇联建立协作配合机制，及时启动监督办案一体化机制，能动履行民事支持起诉职能，在社会公众中树立“家暴不是家务事”的观念。同时，对妇联组织移送的救助线索快速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及时纾解被救助人面临的急迫生活困难，积极推动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有效衔接，协调有关单位，借助专业力量，分类施策，精准解决救助申请人的生活来源和人身安全保障问题，既彰显了司法力度又传递了司法温度，增强了困难妇女家庭生活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案例三
江苏王某珊国家司法救助案
【关键词】
强制医疗案被害人 未成年人 “蓝风铃”强制报告 跨省联合救助 多元帮扶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王某珊，女，2017年5月出生。
王某珊父母离异，随母亲贾某园生活。2023年1月2日，王某珊在安徽省宿州市萧县家中被贾某园砍伤颈部，因伤势严重，被人就近送至医疗条件较好的江苏省徐州市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进行抢救。经治疗，王某珊达到出院居家康复条件，因其母已被送入精神病院就医，其父怠于履行照护义务，且无其他适格监护人，该医院认为目前出院可能会导致病情进一步恶化，遂通过“蓝风铃”强制报告系统(徐州市人民检察院通过对接辖区网格和医院、学校等部门，对举报、侵害未成年人、妇女案件线索进行收集与处置，依法开展法律监督、综合履职的线上平台)，向徐州市人民检察院和妇联报告，寻求帮助。徐州市人民检察院迅速对有关线索进行预审评估，根据“蓝风铃”强制报告系统确定的辖区，移送泉山区人民检察院对贾某园伤害案提前介入侦查。经鉴定，王某珊构成重伤二级；贾某园患有精神分裂症，案发时处于发病期，没有刑事责任能力。后泉山区人民检察院与徐州市公安局泉山分局同步分别向案件发生地安徽省萧县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移送该案。2023年6月21日，萧县公安局向萧县人民检察院移送贾某园强制医疗案。
【救助过程】
泉山区人民检察院对贾某园伤害案提前介入侦查时发现本案司法救助线索，遂即启动司法救助程序。王某珊出院返家后，徐州市、泉山区两级检察院会同妇联上门走访，共同进行调查核实，查明：案发前，王某珊的父母离异，王某珊随母亲贾某园生活，哥哥王某骏(2013年出生)随父亲王某明生活。王某珊的祖父王某举在家从事衣服缝纫劳动，收入低，曾祖母王赵氏(1940年生)肢体残疾三级，生活不能自理。案发后，王某明需照顾王赵氏及王某骏、王某珊，只能偶尔打零工维持生活，家庭生活十分困难。
徐州市两级检察机关审查认为，王某珊符合司法救助条件。为加大救助力度，决定联合安徽省萧县人民检察院从快向王某珊发放司法救助金，解决其“燃眉之急”。为进一步提升救助效果，徐州市人民检察院和安徽省宿州市人民检察院根据《苏鲁豫皖毗邻地区检察协作框架协议》有关规定，就多部门跨省协作、护理安置工作、医疗对接、后续监护等达成共识。一是由萧县卫健委将王某珊接至指定医院护理，安排专人进行专业陪护，当地民政部门先行提供2万元救助金用以支付护理费用，萧县人民检察院跟进督促，确保专款专用、专业护理；二是萧县妇联将王某珊纳入当地妇联长期关爱对象，提供日常的关爱帮扶，送去生活物品，对王某珊进行心理安抚和疏导，后续跟进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三是为妥善解决王某珊后续监护问题，泉山区人民检察院与妇联共同向其父亲王某明制发《人身保护提示函》，释明夫妻离异并不能阻断监护人照护、探望义务，督促其转变观念、加强监护，引导王某明通过诉讼变更监护权，成为王某珊监护人；四是检察机关会同妇联共同做通王某珊的祖父王某举的思想工作，暂由其抚养王某骏、王某珊，并履行赡养王赵氏的义务，使王某明可以外出打工获取更多收入用以保障家庭生活；五是检察机关积极与王某珊所在地村委会沟通，推动为王某珊办理低保。
司法救助案件办结后，经回访，目前王某珊身体已康复，走出心理阴影，王某明已有稳定工作，家庭生活逐渐恢复正常。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对遭受患精神疾病监护人伤害的未成年人加强异地司法救助协作，协同妇联等组织开展多元化救助帮扶的典型案例。本案中，江苏、安徽两省检察机关立足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依托与妇联建立的困难妇女儿童司法救助衔接工作机制，第一时间与妇联对接，凝聚妇联、医疗、民政等社会保护、政府保护合力，上下两级检察机关联动一体，高效有序推动跨省异地协作，多方联合救助，高质量保障未成年人生命权、健康权。同时，检察机关会同妇联制发《人身保护提示函》、指导变更抚养关系、结合心理疏导，确保未成年人康复后亲情关护、抚养抚育等身心健康难题，以检察担当践行“国之大爱”。
案例四
山东李某等3人国家司法救助案
【关键词】
家庭暴力受害人 追索抚养费 检察监督 多元救助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李某，女，1989年12月出生。
被救助人张某栩，男，2017年1月出生。
被救助人张某晨，男，2018年5月出生。
2016年，李某与张某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二子张某栩、张某晨。2020年8月7日，山东省曹县人民法院对李某诉张某离婚案作出民事判决，准予离婚，二人之子张某栩、张某晨由李某抚养，张某支付李某子女抚养费106320元。判决生效后，张某未履行给付义务。2022年7月1日，李某向曹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2年12月30日，曹县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2023年3月，李某到曹县妇联寻求帮助，希望督促法院执行民事判决，曹县妇联引导其向曹县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救助过程】
曹县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对刘某申请检察监督案依法受理。审查发现李某离婚后独自承担养育未成年子女义务，家庭生活困难，可能符合司法救助条件，在将案件移送民事检察部门办理的同时，主动启动司法救助程序。曹县人民检察院与县妇联联合进行走访调查，查明：张某结婚后不久即对李某实施家庭暴力行为，并在婚姻存续期间愈加严重，致使李某身心俱疲，身体上伤痕不断，精神上也产生抑郁倾向，李某无奈之下向法院提出与张某离婚的诉讼；判决生效后，张某不履行判决义务，李某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但因无法联系到张某，且其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法院遂终结本次执行；李某离婚后搬到农村父母家中，两个孩子跟随其生活，其中大儿子张某栩患有多动型自闭症，有交流障碍和破坏倾向，需长期治疗和贴身陪护，李某因照顾孩子无法外出务工，母子三人举步维艰，生活陷入困境。
曹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李某符合司法救助条件，且属于最高检、全国妇联关于深化开展“关注困难妇女群体，加强专项司法救助”活动中明确的“因遭受家庭暴力起诉离婚，生活确有困难，根据实际情况认为需要救助的妇女”，决定向其发放司法救助金。为进一步提升救助效果，曹县人民检察院联合县妇联、被救助人所在地镇政府召开座谈会，共商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措施方案。一是曹县人民检察院一体推进司法救助和民事执行监督，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帮助其收集线索以便再次启动执行程序；二是协调曹县民政局到李某家中走访调查，开辟“绿色通道”，实行村、镇、县“三级联审”，民政干部“一对一”跟进，实现低保手续的快速办理，目前李某家庭每月可领取低保金；三是协调曹县就业服务中心介绍李某参加电商服务培训，提高其自谋生计能力；四是安排心理咨询师对李某因家庭暴力导致的精神抑郁情况开展心理疏导，抚平其心理创伤，增强其生活信心；五是协调县医院及县残联为患自闭症的张某栩从快办理三级精神残疾人证，使其免费享受县康复中心全天候一对一矫正康复训练。
司法救助案件办结后，曹县人民检察院、县妇联多次开展联合回访。目前李某身体逐渐康复，精神状态良好，被当地一家小有名气的服装网店聘为客服，实现灵活就业，家庭有了稳定经济来源。民事执行案件与张某达成执行和解，张某栩病情也已减轻，现就读于一所聋哑学校，母子三人生活已步入正轨。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在履职过程中，对因案导致生活陷入困顿的妇女及其子女，协同妇联开展多元化救助帮扶的典型案例。本案中，曹县人民检察院与县妇联建立沟通协作机制，对救助线索开展联合走访调查，结合被救助人面临的现实困难，能动履职，为被救助人“量身定制”多元帮扶方案，实现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的衔接融合。同时，沟通法院穷尽执行措施，对接民政部门解决被救助人基本生活问题，联系就业服务中心解决其长远生活难题，开展心理疏导抚平心理创伤，帮助被救助困难妇女自立自强，充分展现了检察机关“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基本价值追求。
案例五
湖南李某平等3人国家司法救助案
【关键词】
农村困难妇女 残疾人 联合救助 多元救助 基层治理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李某平，女，1974年10月出生。
被救助人李某翔，男，2015年5月出生。
被救助人董某芝，女，1951年6月出生。
2022年3月6日，李某与妻子李某平、妻弟李某杰来到李某杰岳父家中，接李某杰之妻杨某平回家，与正在家中的杨某明(系杨某平之叔)发生争吵及肢体接触，双方被群众拉开后向公安机关报案。次日凌晨，在公安机关调查期间，李某中途离开送妻子回家，途中突感身体不适前往某中心医院医治，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李某系胸部遭受钝性外力作用，导致重度冠心病急性发作，造成急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冠心病为根本死因。2022年3月7日，湖南省汉寿县公安局对杨某明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立案侦查，2022年5月31日移送汉寿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23年5月24日，汉寿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杨某明存疑不起诉。
【救助过程】
汉寿县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在办理杨某明过失致人死亡案时发现本案司法救助线索，遂将线索移送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因该案涉及农村困难妇女、残疾人等特殊人群，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开通“绿色通道”，立即启动司法救助程序。经调查核实，查明：李某一家6人原居于河北省易县，案发时李某陪同妻子回娘家探亲，李某本人系长途货车司机，是家中经济支柱，父亲系退役军人，长子患重度脑瘫、一级肢体残疾，次子李某翔未成年，患重度自闭症、一级智力残疾，妻子李某平为照顾老人和小孩，无法外出务工；李某死亡后，家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且杨某明无赔偿能力，李某平一家未获得赔偿，生活陷入极度困难。
汉寿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李某平家庭符合司法救助条件，且李某平属于“关注困难妇女群体，加强专项司法救助”活动的重点救助对象，应当给予司法救助。为加大救助力度，汉寿县人民检察院提请常德市人民检察院进行联合救助，发放司法救助金。为进一步缓解被救助人家庭面临的生活困难，汉寿县人民检察院积极与妇联、民政等部门协同开展综合救助帮扶。一是基层妇联组织多次上门慰问，开展心理疏导，抚慰李某平情绪；二是会同民政部门协调殡仪馆免去李某平一家无力支付的丧葬费；三是市、县两级信访部门和基层组织将李某平纳入困难群众范畴，通过发放生活困难救助金等措施予以帮扶；四是邀请乡镇妇联、司法所发挥“娘家人”“老娘舅”的工作优势，全程参与调查、调解，督促杨某明承担民事法律责任，及时筹措资金赔偿，力促双方达成和解，修复社会关系。
司法救助案件办结后，汉寿县人民检察院与妇联组织多次对李某平进行回访，李某平表示，感谢检察机关和妇联的帮助，她会照顾好家人，好好生活。汉寿县人民检察院以该案办理为契机，对辖区内因家庭邻里纠纷引发民转刑案件的情况进行全面梳理分析，对发现的家庭邻里纠纷调解、化解不力问题向县司法局等部门制发检察建议，推动矛盾纠纷“诉源治理”，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汉寿县人民检察院还与县妇联、县残联联合制发《关于建立国家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机制的实施意见》，构建对困难妇女儿童和残疾人的多元救助帮扶体系。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对农村困难妇女依托联动救助机制，协同有关职能部门开展综合救助帮扶的典型案例。本案中，汉寿县人民检察院开通对困难妇女司法救助“绿色通道”，与常德市人民检察院进行联合救助，在发放司法救助金的同时，组织整合各类社会救助资源，开展多元帮扶、救助回访，实现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有机衔接，有效解决被救助人家庭的实际困难，并将案件办理结果转化为社会治理成果，建立长效工作机制，提升司法救助办案质效，奏响扶危济困“大合唱”。
案例六
广西黄某节等5人国家司法救助案
【关键词】
命案被害人近亲属 农村困难妇女 未成年人 联合救助 综合帮扶 跟踪回访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黄某节，女，1981年12月出生。
被救助人苏某雅，女，2003年8月出生。
被救助人苏某星，女，2007年5月出生。
被救助人苏某瑶，女，2007年5月出生。
被救助人韦某英，女，1953年6月出生。
2022年1月27日，韦某正、韦某因与苏某柏的劳动报酬纠纷，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持刀砍杀苏某柏致其当场死亡。2022年1月27日，都安瑶族自治县公安局对韦某正、韦某涉嫌故意杀人罪立案侦查。2022年8月5日，河池市人民检察院对韦某正、韦某提起公诉。2023年2月28日，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韦某正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韦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并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2023年7月2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救助过程】
河池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在办理韦某正、韦某故意杀人案时，发现韦某正、韦某无赔偿能力，被害人家属可能符合司法救助条件，随即将司法救助线索移送控告申诉检察部门。该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经入户走访调查核实，查明：黄某节家庭原系农村地区建档立卡脱贫户，婆婆韦某英已年逾70周岁无劳动能力，5个子女均系在校读书的学生，其中4人系未成年人，1人系在校大学生；案发前，家庭生活主要依靠苏某柏在外务工取得的劳动报酬维系，苏某柏死亡后，家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仅依靠黄某节打零工及低保金维持，家庭生活十分艰难。
河池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黄某节家庭符合司法救助条件，且黄某节属于最高检、全国妇联深化开展“关注困难妇女群体，加强专项司法救助”活动中明确的“家庭主要劳动力受到犯罪侵害致死，承担养育未成年人子女、赡养老人义务的农村地区生活困难妇女”。为加大救助力度，河池市人民检察院提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进行联合救助，后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三级检察院共同向黄某节等被救助人发放司法救助金。为进一步提升救助效果，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发出社会救助帮扶线索移送函，协同县妇联、乡村振兴部门与县民政、教育、农商行等部门召开座谈会，研究落实多元化帮扶救助措施。一是县妇联多次邀请心理咨询师上门对被救助人黄某节进行心理疏导抚慰，鼓励其好好生活，将精力放在培养孩子身上；二是乡村振兴局按照黄某节外出务工的意愿，为其提供就业信息和技能培训；三是农业农村局帮助韦某英在家发展养羊产业，申请到产业奖补资金；三是教育局为5名在校孩子争取教育保障政策扶持，减免学杂费，给予国家助学金、困难大学新生入学补助金、雨露计划补助金、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营养改善补助金、困难生活补助金，办理助学贷款；四是强化救助资金监管，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与县农商行签订托管协议，采用“委托代管+使用监管+按月发放”的司法救助资金监管模式，确保救助金专款专用；五是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联合妇联对被救助人家庭持续开展心理咨询和家庭教育指导，确保被救助家庭成员身心健康。
司法救助案件办结后，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与妇联常态化开展联合回访。目前黄某节已找到适合工作，韦某英在家发展禽畜养殖，五名子女均安心就学，家庭生活日渐向好。黄某节向检察机关赠送锦旗，苏某雅给检察官写了感谢信，黄某节表示今后将积极面对生活，照顾好老人，养育好子女。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针对因案失去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困难妇女，与妇联组织加强司法救助协作，协同相关职能部门开展综合帮扶的典型案例。本案中，广西三级检察机关针对被救助家庭的实际困难，协同妇联组织主动对接乡村振兴、农业农村、教育、农商行等职能部门，精准施策，从产业帮扶、教育支持、心理疏导、资金监管等方面提供多元救助，实现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有效衔接，为被救助人家庭长期生活保障提供有力支撑。通过常态化回访，不断巩固提升案件办理质效，传递检察人文关怀。
案例七
重庆殷某丽国家司法救助案
【关键词】
诈骗案被害人 申诉人 困难妇女 三级联动 多元帮扶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殷某丽，女，1979年11月出生。
2020年4月至2022年1月，郝某某以帮助殷某丽办理廉租房缴纳保证金，为其二手家电经营商铺低价购买冰箱、空调等货物为由，从殷某丽处获取人民币共计795800元。郝某某除偿还35000元外，将其余钱款用于偿还赌债或个人消费。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重庆市垫江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2022年7月13日，垫江县人民法院以郝某某犯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并责令其退赔被害人殷某丽经济损失人民币760800元。由于资金被郝某某全部挥霍，致使其无力赔偿殷某丽经济损失。殷某丽不服判决，向垫江县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
【救助过程】
垫江县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殷某丽刑事申诉案时发现殷某丽可能符合司法救助条件，便主动告知其司法救助政策，及时启动司法救助程序。经调查核实，查明：案发前，殷某丽在垫江县城租赁一门市从事二手家电经营，由于当时正时值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二手家电生意较差，殷某丽丈夫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疾病，殷某丽父亲因病常年卧床在家，殷某丽两个儿子正在参加研究生考试，被诈骗钱款系殷某丽家庭多年的全部积蓄；案发后，殷某丽因资金短缺导致二手家电生意经营难以维系，其两个儿子得知家庭积蓄被诈骗后对学业丧失信心，其丈夫和父亲医疗费用也无力承担，殷某丽抑郁焦虑情绪日渐严重。郝某某家境困难，其将所骗财物用于高档消费挥霍，无赔偿能力。殷某丽家庭生活陷入困境。
垫江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殷某丽因郝某某的诈骗行为而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系因案致困的困难妇女，符合司法救助条件。针对殷某丽生活困难的情况，垫江县人民检察院向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重庆市人民检察院请示汇报，开通司法救助“绿色通道”，加快审查、加快审批、加快发放司法救助金，及时缓解被救助人面临的困境。为更好解决被救助人家庭实际困难，垫江县人民检察院协同县妇联，依托“党建+司法救助+社会救助”应用场景，将该案社会救助线索分别移送至人社、民政、医保、教育等相关部门，共同开展多元化、综合性救助帮扶。一是指导帮助殷某丽丈夫及父亲办理特病证；二是将殷某丽、殷某丽丈夫及其父亲列为困难家庭救助对象；三是指导其成功申请20万元妇女小额担保贷款用于经营，并补贴利息；四是协调康复治疗中心医生上门为殷某丽父亲提供康复指导；五是为殷某丽丈夫联系提供电子元器件加工材料，实现居家灵活就业；六是县妇联“牡丹花蕾”心理服务队成员对殷某丽及其儿子开展心理疏导，引导其树立对生活和学业的信心。
2023年6月26日，垫江县人民检察院、县妇联对殷某丽进行回访，得知殷某丽的两个儿子分别考上某知名高校硕博连读研究生，殷某丽已从抑郁焦虑情绪中走出，各项帮扶措施均已落实到位，刑事申诉案件得以化解。2024年2月2日，垫江县人民检察院、县妇联对殷某丽再次回访，得知殷某丽二手家电生意已步入正轨，家庭生活已经发生很大改观。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结合刑事申诉案件办理，加强与妇联组织司法救助协作，对因案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的妇女进行司法救助和综合帮扶的典型案例。本案中，垫江县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刑事申诉案件过程中发现司法救助线索，充分依托检察机关“一体化”办案机制，加强向上级检察机关请示汇报，快速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及时发放司法救助金，缓解被救助人的急迫困难。为进一步提升救助效果，检察机关依托数字化应用场景，联动妇联组织，协调职能部门，有效凝聚社会力量，为被救助人家庭提供妇女小额担保贷款、开展心理疏导、办理特病证、开展康复治疗、帮助居家灵活就业等多元综合帮扶措施，并开展联合回访，引导被救助人家庭走出困境，重拾生产经营和学习生活信心，取得了良好的救助效果，展现了“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价值导向。
案例八
贵州姚某娥等5人国家司法救助案
【关键词】
刑事被害人近亲属 困境妇女 上门听证 多元救助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姚某娥(孕妇)，女，1991年7月出生。
被救助人王某婷，女，2009年7月出生。
被救助人王某柳，女，2011年2月出生。
被救助人王某奇，男，2013年6月出生。
被救助人王某露，女，2016年7月出生。
2023年1月18日，王某军在向山下滑送其伐倒的树木过程中，因其中一棵树木撞上障碍物反弹，砸中了正在劳作的王某抢，致其当场死亡。2023年2月2日，贵州省望谟县公安局以王某军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立案侦查，后移送望谟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23年3月10日，望谟县人民检察院以王某军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姚某娥不服，向望谟县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
【救助过程】
望谟县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姚某娥刑事申诉案件过程中发现本案司法救助线索，遂即启动司法救助程序。经调查核实，查明：案发前，姚某娥家庭共有7人，其丈夫王某抢系家庭主要劳动力，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其丈夫耕种田土获得收入；其公公已年逾60周岁，仍在家务农补贴家用，其婆婆已过世；姚某娥主要在家照顾4个未成年人子女，平时亦干农活补贴家用，案发时怀有身孕；案发后，王某抢死亡，家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姚某娥独自抚养多名子女，还要赡养老人，家庭生活十分困难；被不起诉人王某军在家务农，原系建档立卡贫困户，无赔偿能力。
望谟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姚某娥家庭符合司法救助条件，且姚某娥属于最高检、全国妇联深化开展“关注困难妇女群体，加强专项司法救助”活动中明确的“家庭主要劳动力受到违法犯罪侵害致死，承担养育未成年子女、赡养老人义务”的困难妇女，是检察机关司法救助的重点对象，决定向姚某娥等5人发放司法救助金。为进一步加大救助力度，切实保障妇女权益，望谟县人民检察院依托该院与县妇联等建立的司法救助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协作机制，共同落实多元化帮扶措施。一是开展上门听证，邀请民族村寨的寨老村贤参加，促成姚某娥与王某军达成赔偿协议，姚某娥也接受了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二是县妇联发放特殊困难妇女儿童维权关爱资金，组织人员定期到姚某娥家中进行走访慰问，纳入工会困难职工帮扶对象，发放生活用品，开展心理安抚疏导，鼓励其渡过难关，积极面对生活；三是乡村振兴部门将姚某娥家庭纳入监测帮扶对象，发放临时救助金，每月发放生活保障金；四是姚某娥居住地村委会帮助其申请获得公益性岗位；五是县教育局将姚某娥的4个未成年子女纳入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生活费补助范围。
2023年12月，望谟县人民检察院联合县妇联等开展救助回访，了解到姚某娥产后恢复较好，现担任村民小组组长、护林员，每月领取一定工资，家庭困难得到较好解决，姚某娥及其家人已重树生活信心。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对因案导致生活陷入困境的妇女加强救助协作，协同有关部门共同开展多元救助综合帮扶的典型案例。本案中，望谟县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刑事申诉案件中认真审查申诉人家庭情况，发现救助线索后及时开展司法救助，通过上门听证促成案件双方达成赔偿协议，有效化解社会矛盾。针对被救助人姚某娥系怀孕妇女，上有老人需要赡养、下有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的情况，检察机关积极与妇联组织及乡村振兴、教育等部门开展综合救助，形成持续帮扶合力，实现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有效衔接，有力保障了因案导致生活困难的妇女合法权益。
案例九
陕西苏某珍等4人国家司法救助案
【关键词】
交通肇事案被害人近亲属 农村困难妇女 综合救助 社会治理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苏某珍，女，1972年8月出生。
被救助人侯某叶，女，1968年9月出生。
被救助人安某琴，女，1975年11月出生。
被救助人陈某娟，女，1986年9月出生。
2022年12月19日，李某军酒后驾驶小型机动车与前方同方向行驶的董某学驾驶并搭载孙某强、孙某奎、孙某虎的三轮车相撞，造成孙某奎、孙某虎当场死亡，董某学、孙某强经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李某军弃车逃逸。经认定，李某军负本起交通事故全部责任。2023年3月20日，陕西省洛川县公安局以李某军涉嫌交通肇事罪立案侦查。2023年5月5日，洛川县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2023年9月5日，洛川县人民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李某军有期徒刑六年四个月。
【救助过程】
洛川县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在办理李某军交通肇事案时，发现李某军无赔偿能力，4名被害人近亲属可能符合司法救助条件，遂将司法救助线索移送控告申诉检察部门。控告申诉检察部门指定专人优先办理。经审查查明：苏某珍、侯某叶、安某琴、陈某娟系农村家庭妇女，分别是被害人董某学、孙某强、孙某奎、孙某虎的妻子；案发前，董某学、孙某强、孙某奎、孙某虎四个家庭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四人的务农务工收入，案发后四个家庭失去主要劳动力，经济来源断流，四个家庭不同程度陷入生活困境；苏某珍需抚养未成年儿子，赡养76岁的婆婆；侯某叶仅能维持基本生活，且孙某强医院治疗费用高达16万余元；安某琴常年有病在身，其子系在校大学生；陈某娟两个未成年儿子均系在校学生，家庭重担落在陈某娟一人肩上。
洛川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苏某珍等4人符合司法救助条件，且均系最高检、全国妇联深化开展“关注困难妇女群体 加强专项司法救助”活动中明确的“家庭主要劳动力受到违法犯罪侵害致死，承担养育未成年子女、赡养老人义务”的农村困难妇女，属于检察机关重点救助对象，决定予以司法救助。2023年中秋节前，洛川县人民检察院召开司法救助金公开发放座谈会，邀请县人大、县委政法委和市人大代表、办案民警及被救助人所在镇、村代表参加，向4名被救助人公开发放司法救助资金。为进一步提升司法救助效果，洛川县人民检察院积极会同县妇联，协调有关职能部门开展多元综合帮扶：一是聘请心理专家疏导安抚被救助人及其家属情绪，帮助其恢复生活信心；二是定期回访被救助人家庭，跟进了解其被救助后生产、生活情况；三是协调民政、教育等部门开展后续帮扶，确保低保、学费减免补助、医疗保障等政策落实情况。
司法救助案件办结后，洛川县人民检察院与县妇联建立加强困难妇女儿童司法救助工作协作长效机制，形成工作合力，更好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针对该起事故中暴露出的酒后驾驶、农用车违规载人等情形，洛川县人民检察院向县交警部门和相关乡镇发出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对家庭主要劳动力遭受刑事案件侵害的农村困难妇女加强司法救助协作、进行综合帮扶的典型案例。本案中，洛川县人民检察院发现救助线索后，迅速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及时发放司法救助金，积极联合妇联组织协调民政、教育等部门开展综合救助帮扶，有效缓解被救助人家庭面临的实际困难，并制发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主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检察机关还与妇联组织建立长效工作机制，明确线索发现和移送措施，加强工作协作力度，为帮助司法过程中的困难妇女摆脱困境搭建救助平台，更好实现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的有机衔接。
【编辑:李岩】 |
12 | 上海破产法庭丨2023年度典型案例 | 目录
案例一
“一揽子”平稳化解大型企业集团重大风险
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等七十家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清算案
关键词
企业集团 实质合并破产 跨境破产 示范诉讼
案件概要
华信集团系以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信）、上海华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华信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为核心、由近两百家关联企业组成的大型企业集团，其经营范围涉及金融、能源、钢铁、贸易、房地产等领域，华信集团还通过投资并购控股多家金融机构。2018年末华信集团账面资产约800余亿元，负债高达1700余亿元，严重资不抵债。
上海三中院裁定受理上海华信破产清算后，以邀请竞争方式指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组成联合管理人。审理中，上海三中院分批裁定将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各企业财产成本过高、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的七十家华信集团关联企业纳入实质合并破产清算范围，同时对上述关联企业所属的九十六家对外投资通过股权拍卖、重整、破产清算、强制清算、自行清算等方式予以分类清理。
期间，对华信集团涉香港的财产，上海三中院向香港高等法院出具司法协助《请求信》，由管理人同步向香港高等法院提起认可上海三中院破产清算程序的申请。香港高等法院于2019年12月签署书面命令（“ORDER”），认可上海三中院受理的上海华信破产清算程序及指定的管理人身份，并确认联合管理人在香港地区行使的职权事项。
该案核查确认共计800余笔债权，金额1400余亿元。管理人通过网络公开拍卖方式完成200余项破产财产变价处置，变现款58亿余元；通过发布悬赏公告追回破产财产900余万元；对境外资产开展清理和财产归集，回收资金13亿余元；向800余家公司或自然人调查了1000余笔应收账款，清收应收账款4.52亿元。对仍需清收的同类型应收账款选取有代表性的提起示范诉讼，参照示范判决结果以非诉手段处置同类型应收账款。管理人有效归集可偿债资金共计75亿余元。
在整个审理期间，该案召开债权人会议3次，债权人委员会会议近50次，召开管理人工作例会100余次。
2023年2月，上海三中院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裁定终结上海华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等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清算程序。
典型意义
本案充分发挥破产制度概括性清偿功能，以化解重大风险和维护社会稳定为目标，对平稳处置大型企业集团破产进行了有益实践和探索。
一是以整体处置、动态纳入、分类处理原则稳妥开展关联企业清理处置。该案以化解重大风险和维护社会稳定为目标，按照关联企业性质、控制程度、经营现状、资产负债等不同情形进行分类，分别采取实质合并破产、重整、单独破产清算、强制清算、自行清算、股权拍卖的方式进行处置，以核心关联企业、控股关联企业、外围关联企业三个维度对全部关联企业循序渐进开展调查工作，动态分批将关联企业纳入相应清理程序，最终一揽子平稳清理处置华信集团全部关联企业。
二是积极探索实践跨境资产清收。积极尝试启动跨境破产司法协助，获得香港高等法院认可本案破产程序及管理人身份，为归集在港破产财产打通路径，成为香港法院首次正式承认与协助的内地破产程序的案件；积极开展境外疑难资产清收，深入调查境外资产并妥善制定清收方案，衡量合法性、商业价值的基础上实现境外资产处置价值最大化，最终取得回收资金13亿元的良好效果。
三是创新清收财产举措促破产程序提效降成本。管理人在法院指导下，对千余笔应收账款从基础法律关系、证据完整程度、相对方身份、诉讼标的金额多个维度进行分类，挑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先行提起示范诉讼，以示范判决结果作为处置其他同类型应收账款参考标准，显著提升了应收账款清收效果，极大降低了程序成本；开创性地将悬赏方式运用到破产程序，相关财产线索悬赏议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后向社会公开发布悬赏公告，管理人根据征集的线索追回破产财产900余万元。
四是充分发挥债委会作用助力推进破产程序。在充分考虑债权类型、代表性、参与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债权人会议差额选举产生债委会成员，制定债委会议事规则并建立定期例会机制，债委会与法院、管理人之间良性互动，充分保障其作为债权人会议自治性常设组织的参与权、监督权，债委会参与管理人制定重大事项处置方案讨论并提出意见建议，在债权人会议授权范围内审议表决相关议案，全程监督管理人重大财产处置工作，确保处置工作公开透明。
案例二
承认与协助日本民事再生程序
上海国际株式会社申请承认日本法院破产程序案
关键词
跨境破产 日本民事再生程序 承认与协助 法律互惠原则
案件概要
上海国际株式会社于1993年在日本注册成立，注册资本4.9亿日元，是一家综合性贸易公司，总部位于日本东京都中央区，在上海另设办事处，共有五位国内股东。2019年7月陷入债务危机后，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申请启动民事再生程序。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于2029年9月作出2019年（再）第44号监督命令决定，指令由近藤丸人法律事务所的近藤丸人律师对上海国际株式会社进行监督，并作出2019年（再）第44号启动民事再生程序的决定，正式启动民事再生程序。
2021年9月，上海国际株式会社向上海三中院申请称，上海国际株式会社日本民事再生程序共涉及7名我国境内债权人，该等债权在日本民事再生程序中均得到确认，并按照民事再生计划清偿。鉴于该公司在上海有房产、上市公司股票及五家国内子公司股权等大量财产，为便于日本民事再生程序顺利推进，最大程度维护国内外债权人以及股东利益，申请承认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就上海国际株式会社民事再生程序作出的2019年（再）第44号指定监督委员的监督命令决定和启动民事再生程序的决定。
上海三中院查明，债务人自行管理与监督委员监督构成上海国际株式会社完整的日本民事再生程序，该程序具有集体性，由主要利益中心地日本法院启动。虽然我国与日本对彼此民商事判决均有不予承认的先例，但均无不予承认跨境破产案件的先例，从查明的日本《外国破产程序承认与协助法》和日本《民事再生法》等相关规定来看，我国法院破产裁定得到日本法院承认并不存在法律障碍。日本民事再生程序中的监督委员与我国自行管理模式中的管理人身份及其职责本质上具有相似性。上海国际株式会社在上海有大量财产，承认日本监督委员身份并给予履职协助具有必要性。
上海三中院于2023年9月作出裁定，承认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作出的2019年（再）第44号启动上海国际株式会社民事再生程序的决定，即承认上海国际株式会社日本民事再生程序；承认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作出的2019年（再）第44号指定监督委员的决定，即承认近藤丸人律师作为上海国际株式会社监督委员的身份；允许上海国际株式会社监督委员近藤丸人律师在中国境内监督上海国际株式会社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但当实施对债权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中国境内财产处分行为，需经人民法院另行批准。
典型意义
本案是我国法院首次承认日本破产程序并给予日本监督委员履职协助的典型案例。一是探索确立此类申请的审查标准。依照《企业破产法》第5条第2款规定，对在我国没有与请求国缔结相关条款，或者没有参加国际条约的，承认和协助外国破产程序的申请从以下方面进行审查：该外国破产程序是否是集体性程序；是否在主要利益中心地法院启动；是否符合互惠原则；是否存在不予承认和协助的事由。明确跨境破产案件中互惠关系的认定应有别于普通民商事案件。跨境破产案件的承认与协助涉及一整套单独的配套机制，与普通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在协助方式、程序、救济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中日双方就民商事判决中对彼此不予承认的先例并不当然适用跨境破产案件。根据日本法律，我国法院破产裁定得到日本法院承认并不存在法律障碍，故应以法律互惠原则认定本案存在互惠关系。二是通过比较分析确认日本民事再生程序中的监督委员和我国债务人自行管理下管理人的身份和职责实质相似，由此承认日本监督委员身份并给予履职协助，但当实施对债权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中国境内财产处分行为，需经人民法院另行批准。
案例三
对香港地区破产程序予以认可与协助
黎某、陈某申请认可与协助香港浩泽国际集团有限公司香港破产程序案
关键词
涉港跨境破产 认可与协助 香港清盘人履职范围
案件概要
香港浩泽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浩泽公司）成立于2010年8月，其注册办事处地址位于香港，公司主营业务为净水服务、空气净化及相关供应链服务，主要资产包括应收款、对外长期股权投资等，其中包括在上海投资设立的上海浩泽净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浩泽净水公司）等四家全资子公司股权。2021年3月，经债权人申请，香港法院作出清盘令，香港浩泽公司进入清盘程序，后颁布命令委任黎某及陈某为该公司清盘人。清盘人认为，香港浩泽公司在内地的直接投资具有较大价值，但由于公司管理层拒绝配合开展清算调查工作，致使无法准确了解内地子公司状况，清盘工作无法顺利推进，故依据香港高等法院的协助请求函，向上海三中院提出申请，请求认可香港浩泽公司清盘程序及清盘人身份，并为清盘人在内地履职提供协助。
上海三中院经审查认为，第一，注册在上海市的四家香港浩泽公司全资子公司的股权，系香港浩泽公司在内地的主要财产，该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认可和协助香港特别行政区破产程序试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试点意见》）第五条“债务人在内地的主要财产位于试点地区”的情况，三中院作为试点地区集中管辖跨境破产案件的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有管辖权；第二，香港浩泽公司强制清盘程序为《试点意见》第二条规定的“香港破产程序”，属集体清偿程序，清盘人黎某、陈某具备《试点意见》规定的“香港管理人”身份；第三，香港浩泽公司自成立后的注册地一直位于香港，其办事机构所在地、主要营业地均在香港，符合《试点意见》第四条的规定，香港为香港浩泽公司的主要利益中心；第四，本案不存在《试点意见》所规定的应当不予认可或者协助的情形；第五，申请人请求协助履职事项第（一）至第（六）项，系清盘人接管、调查、处分内地资产可能涉及的事项，有利清盘程序推进，在《企业破产法》及香港《公司（清盘及杂项条文）条例》规定的履职权限范围内，可予允许。第（七）项“处理其他为香港浩泽公司清盘和分配财产而可能产生的必要事务”，则需经人民法院许可。
上海三中院依据《企业破产法》及《试点意见》的相关规定，于2023年3月30日裁定认可了香港浩泽公司清盘程序及清盘人身份，对清盘人在内地履职给予协助，并对履职范围进行了限定。
典型意义
本案系《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的会谈纪要》及《试点意见》出台后，上海三中院作为试点法院受理的首例涉港跨境破产认可与协助案件。本案依《试点意见》，参考了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跨境破产示范法》等文件及相关案例，综合债务人注册地、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主要营业地等因素，以及清盘人履职范围等审查后，裁定认可了香港清盘程序及其清盘人身份，对清盘人在内地履职给予协助，并对其履职范围进行了限定。该案对于总结积累涉港跨境破产认可和协助案件审理经验，积极稳妥推动两地跨境破产试点工作，具有积极意义。
案例四
市场化重整高效化解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兑付风险
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转重整案
关键词
上市民营企业 预重整 可转换公司债 信息披露
案件概要
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筑股份）成立于1998年，于2015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2020年全筑股份公开发行总额人民币38,400万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受房地产行业大环境及恒大债务问题影响，全筑股份大量应收账款难以收回，对外债务普遍违约，公司流动性严重枯竭，陷入经营危机。但全筑股份具有良好的品牌商誉，在建筑装饰工程和设计领域拥有多项高等级专业资质，具有较好的经营发展潜力和较大重整价值。为提高重整可行性，上海三中院受理了债权人对全筑股份的预重整申请，并确定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为全筑股份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预重整期间，临时管理人按照《上海破产法庭预重整案件办理规程（试行）》履职，协助全筑股份召开债权人会议、临时股东大会和可转债持有人会议。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向下修正可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可转债持有人会议表决确定重整受理日后保留 15 个自然日可转债交易期及 30 个自然日转股期的议案。至转股期届满，选择市场化转股的债券持有人所持有金额达到可转债总金额的82%。
2023年11月13日，上海三中院依债权人申请裁定受理全筑股份重整，并指定临时管理人担任管理人。重整期间，将预重整程序中的成果延伸至重整程序，对预重整阶段已经确认的债权，管理人直接依照重整受理日期调整债权利息。预重整和重整期间，管理人和全筑股份通过上交所信息披露平台等公开途径共计发布146份公告（其中有关可转债风险信息披露公告33份），在可转债交易期间和转股期间每日发布风险提示公告。经投资人招募，引入投资人注入资金7.1亿元。2023年12月15日，全筑股份召开可转债持有人会议、出资人组会议和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经表决程序，有财产担保债权组全票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普通债权组和出资人组均高票表决通过。同日上海三中院依法裁定批准全筑股份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序。
重整计划执行中，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协作配合，按重整计划债权受偿方案为约3,900名债券持有人办理了可转债本息兑付。选择保留债权的可转债持有人中，近99%获得了全额现金清偿。通过重整，有效盘活了全筑股份资产，依法保障了约2万名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2023年12月26日，管理人报告全筑股份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上交所上市的首例可转债发行人重整案，系通过预重整衔接重整，市场化妥善化解资本市场可转债兑付风险，保存民营企业上市资格的典型案例。
一是运用预重整机制最大程度提高重整成功率，助力民营企业盘活存量资产、激活偿债能力。发挥法院监督协调和临时管理人引导协助作用，推动各方利益主体自主谈判达成共识，为重整成功奠定基础。通过预重整与重整的无缝衔接，将预重整期间有关债权确认、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议案达成等工作成果延伸至重整程序，获得了债权人、出资人对重整计划的广泛认可。本案从受理重整到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仅用时32天，为债务人尽快摆脱困境和恢复市场信心提供高效有力的司法保障。
二是依法妥善处置可转债，保障广大中小投资者权益。面对发行人进入司法重整程序后，可能发生的可转债提前到期市场恐慌，经法院、监管部门、管理人等各方共同努力，依照《证券法》规定进行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设置合理的可转债交易期和转股期，通过市场化公开价格机制稳定市场情绪，有力化解了债务风险，最终选择保留债权的可转债金额不足总金额的20%，大幅度降低了上市公司负债规模。同时，重整计划规定了较为合理的现金清偿额度，使约99%保留债权的可转债持有人获得全额现金清偿，极大保护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重整计划执行中，管理人成功完成可转债兑付。本案对可转债发行人重整妥善化解债券风险进行了有益探索，实现了各方共赢。
三是在上市公司重整案件中注重信息披露，充分保障中小投资者、债权人和可转债持有人的知情权。管理人和全筑股份依照《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3号——破产重整等事项》规定，全面、及时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对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充分提示风险，依法依规保护中小投资者等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案例五
共益债实现“烂尾楼”复工续建
上海聚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预重整转重整案
关键词
房地产企业 共益债 复工续建 保就业
案件概要
上海聚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博房地产”或“债务人”）系专门负责房地产开发建设的项目公司，其核心资产系位于上海市中心城区的蝶恋花项目土地使用权，包括逾2万平方米的住宅用地及逾1.6万平方米的商办用地。债务人债务规模逾110亿元，其中担保债权规模逾84.5亿元。因受形势影响，聚博房地产资金链断裂，继而引发一系列诉讼、仲裁及执行案件，项目地块被司法查封，难以引入资金进行项目开发和资产盘活，2022年3月底项目全面停工后，职工安置、员工工资及劳务班组农民工工资欠付等问题相继发生，产生不稳定情形。根据蝶恋花项目停工时的开发进度，债务人可处置资产仅为项目土地使用权和在建工程，变现价值有限。但若能复工续建、盘活资产，预计可售价值将达180多亿元，可足额清偿全部债务。然而因房地产市场走势疲软，且投资意向人对于续建资金的后续偿还存有疑虑，聚博房地产重整可行性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聚博房地产依《上海破产法庭预重整案件办理规程（试行）》，于2023年2月向上海三中院申请预重整，以进一步明确重整可行性，进而提高重整成功率。
上海三中院受理预重整申请后，根据债务人及主要债权人的推荐，确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与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担任预重整期间临时管理人。为妥善化解聚博房地产债务危机，最大程度盘活债务人资产并保护债权人权益，预重整期间，临时管理人在法院指导下有序推进债权审核、意向投资人招募遴选、项目总包方工程款审核、职工安置、重整计划草案磋商和表决等各项工作，引入复工续建共益债投资人提供借款7.5亿元，并引导协助债务人与担保债权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人协商达成一致，约定共益债投资人获得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及担保债权的债权清偿顺位。该重整计划草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同意。根据重整计划草案，首期共益债借款资金直接支付至项目总包方、分包方及供应商，用于复工续建。得到程序保障的共益债融资促使聚博房地产近百亿资产盘活。
2023年5月，债务人申请将预重整转入正式重整程序，上海三中院裁定予以受理。立足于预重整期间取得的工作成果，在进入重整程序后在建项目即实现复工续建。同时，也妥善解决了总包方人员管理费用及农民工工资欠付问题；保留了全部员工岗位36个，职工工资经管理人审核后按月足额发放至工资专户。以上举措保证了蝶恋花项目复工续建工作稳定持续开展。预重整期间形成的重整计划草案经债权人会议分组表决高票通过。2023年8月，上海三中院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规定，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序。根据重整计划安排，本案全部债权100%受偿，且在债权人全额受偿后，债务人股东权益仍有盈余。此外，在保留员工岗位同时，还根据项目续建需要，增加岗位编制至46人。
典型意义
本案着眼保民生、稳就业的目标，通过运用共益债融资模式，实现了烂尾楼项目续建盘活。
一是积极通过共益债融资实现资产盘活，化解困境房地产企业债务危机。破产程序中融资的可用性及优先性是世界银行新一轮营商环境评估指标体系（B-Ready)中“商事破产”的重要指标项。本案通过债权人意思自治，在重整计划草案制订中协商达成共益债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及担保债权清偿顺位的合意，并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提升了共益债投资人的投资信心，有利于保障项目复工续建，也实现了债权人利益最大化。同时，项目复工续建过程中，农民工工资直接拨付至专用账户，保民生保就业岗位，也保障了续建工程进展稳定，还创造了新就业岗位。
二是运用预重整机制极大提高了重整可行性。通过预重整期间的沟通协商，尤其是共益债优先清偿顺序达成合意，各参与方均提振了信心，为后续重整成功奠定了基础。同时，在法院督导下，管理人积极引导主要债权人参与预重整及重整程序中重要事项，充分保障债权人程序权利，重整计划草案得到债权人支持，表决获得高票通过，最终实现了共赢，全体债权人受偿利益得到最大化。
案例六
数字赋能底层用户债权清理和信用修复
凯京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预重整转重整案
关键词
商用车融资租赁 科技赋能 保民生
案件概要
凯京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京租赁”）于2016年成立，持有融资租赁牌照，为底层用户中小物流运力和零散司机提供商用车融资租赁服务。其经营模式为，根据底层用户需求，凯京租赁与多家金融机构资金方（以下简称“资金方”）建立合作关系，以保理、转租赁、信托、贷款等多种业务模式，由资金方通过凯京租赁向底层用户提供资金，凯京租赁为资金方提供集中代收代付服务；如底层用户不按时还款，资金方有权要求凯京租赁一次性回购全部剩余未支付款项。由于凯京租赁未严格遵循分设专户原则，而是将大多数底层用户的还款统一归集至其基本账户，并将代收款项移作公司日常经营等事项之用，导致无法按时将代收款足额转付特定资金方，引发相关诉讼，凯京租赁账户被冻结，出现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破产原因，负债逾10亿元。由于部分底层用户仍在持续还款、部分资金方变更还款路径，以及关联公司间资金流向混同复杂等原因，应收款账目一直处于波动状态，难于准确统计，出现大量底层用户已还款、却仍被金融机构列入逾期，或发生重复扣款情况。2,000多名底层用户征信出错，严重影响底层用户的合法权益。
然而，凯京租赁虽已资不抵债，但其所从事的商用车融资租赁业务有极大市场需求，企业拥有全国多个城市的汽车租赁备案，并已接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如能将其资产负债结构盘整清楚，加强资金监管，维持其持续运营，则企业有望实现再生。但债务人对重整信心不足，担心重整失败后不可逆的破产清算后果，为提高重整成功的可能性，债务人依《上海破产法庭预重整案件办理规程（试行）》向上海三中院申请预重整。2023年8月，上海三中院受理凯京租赁预重整一案，并根据债务人及主要债权人的推荐，确定上海邦信阳律师事务所担任债务人预重整期间临时管理人。
预重整期间，为准确厘清凯京租赁的资金和万余名底层用户的债务状况，在法院指导下，临时管理人委托研发数字化技术工具，分析多维结构数据，对各类应收款进行统计、分析和管理，最终将凯京租赁收到的每笔底层用户还款与其对应的资金方准确匹配，为重整计划草案的协商制定打下坚实基础。临时管理人据此引导和辅助债务人与相关利益主体进行协商，推动各方就重整计划草案达成共识，确保了底层用户还款专款专用清偿能对应资金方债权。经债权人会议预表决，重整计划草案获得高票同意。经债务人申请，上海三中院将预重整转入重整程序。同年12月，法院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规定，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序。
凯京租赁重整成功，纠正了大量底层用户的征信出错情况，保留了105个工作岗位，后续还可为社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典型意义
本案运用数字化技术工具，厘清账目，并通过预重整提高重整可行性、节省程序成本，底层用户民生利益得到维护。
一是运用数字技术盘点清理繁复债务。由于凯京租赁业务涉及多种融资方式，同时存在转让、质押等多种形态，业务模式复杂，厘清业务模式、区分款项性质难度极大，以传统方式进行梳理必然耗费大量人力和时间。通过数字化技术工具的开发应用，凯京租赁复杂的财产结构和应收款对应关系得到高效分析、准确认定，大大节省了本案程序成本，提高了审理效率和重整成功概率。在此基础上，2,000多名货车司机的征信出错情况得到快速纠正，用户信用得到恢复，充分维护了民生利益。
二是预重整提高重整可行性，高效化解巨额债务。因凯京租赁资产及负债情况复杂，且始终处于波动状态，债务人及债权人对短期内查清公司资产负债状况信心不足，无法判断重整可行性。通过预重整机制，临时管理人对凯京租赁的资产和债权情况进行有效排摸梳理，协调沟通各方，大大提振了参与各方的重整信心。预重整与重整程序相衔接，高效化解了逾10亿元债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案例七
小额债权分段式清偿维护民生
上海青客公共租赁住房租赁经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关键词
长租公寓 分段式清偿 大数据分析 保障生存权
案件概要
上海青客公共租赁住房租赁经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客公司）成立于2014年，为国内首个登陆资本市场的长租公寓运营商。2019年底，受市场行情影响，青客公司资金链断裂，无力支付房租，导致大规模违约。因租金拖欠，房东驱赶租客，而租客背负租金贷且无处栖身，引发大量诉讼及维稳风险。青客公司以无力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申请破产清算，上海三中院于2022年1月依法裁定受理，并指定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经管理人测算，在清偿担保债权、职工及税款债权后，普通债权清偿率不足1%。而本案单笔普通债权金额大多低于5,000元，且债权人数超2,000户。借助大数据进一步对普通债权人收入、职业、地域分布、债权金额区间与清偿率等进行结构化分析发现，普通债权人多为来沪务工的低收入租客群体，抗风险能力弱。基于优先保障生存权之理念，法院指导管理人基于债权人经济能力和清偿意愿构建分配预测模型，评估模拟分配效果，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普通债权实行分段式清偿的方案，每户债权人金额在5,000元及以下部分按100%清偿，5,000元以上部分按0.3%清偿。经法院、管理人多次组织协商，大额债权人最终同意让渡部分清偿利益，该方案以97.46%的高比例表决通过。分配完毕后，本案70%以上的普通债权人获得了全额清偿，债权人纷纷来信来电，感谢司法为民解忧。上海三中院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终结青客公司破产程序。
典型意义
本案系注重保护小额债权人利益，保障低收入群体生存权益的典型案例。在破产程序中采用分段式清偿促成逾70%的普通债权人全额清偿。一是审理理念将人民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作为检验破产案件审理效果的标准，借鉴重整程序中的小额债权分段清偿方式，在符合破产法公平清偿、利益衡平和意思自治原则下，通过债权人会议表决，将有限清偿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切实保护了低收入群体的生存权，充分发挥破产程序在集中化解债务纠纷、服务保障民生中的功能作用。二是运用数字化技术和大数据分析，通过债权人大数据画像，为精准保护债权人生存权而实行分段式清偿的必要性、正当性提供数据支撑和决策依据，提高了程序的透明度与可预测性。
案例八
示范诉讼方式化解批量破产衍生纠纷
上海舜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关键词
诉源治理 示范诉讼 非诉解纷 降成本
案件概要
上海舜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亭公司）因经营不善及为关联公司担保，对外负债逾 7亿元，涉及数百起诉讼、执行案。因无力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经债权人申请，上海三中院依法裁定受理舜亭公司破产清算案，并指定上海市经纬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舜亭公司共有3户担保债权人、70余户购房债权人、50余户普通债权人。舜亭公司的主要财产是其开发已办出大产证的住宅房，因绝大部分房屋已出售或抵押，普通债权清偿率极低。管理人拟对全部购房债权人作出确认交付房屋的审查意见，但部分普通债权人对此提出异议并表示将提起债权确认诉讼。因类似情况的债权有70余户，若大量同类型的衍生诉讼提起，不仅会增加异议债权人诉讼成本、造成购房人诉累，同时也增加破产程序成本，浪费司法资源。合议庭依上海破产法庭《关于探索破产衍生纠纷诉源治理 积极引导示范诉讼的工作方案》，督促管理人转变理念，指导管理人制定示范诉讼解决方案，即由管理人选取具有典型代表性的3户债权，引导异议债权人提起3件衍生诉讼，其他相同情况的债权作暂缓处理，待示范诉讼判决生效后，管理人参照示范诉讼判决结果以非诉方式对其他同类债权进行处理。
2023年6月，示范诉讼判决生效，驳回了异议债权人的诉讼请求。依照前期制定的示范诉讼方案，管理人对同类债权及时出具交付房屋的审查结果，提交债权人会议核查程序顺利通过。本案最终以非诉方式成功化解了70余起破产衍生纠纷。
典型意义
本案系运用示范诉讼机制成功化解同类型群体性破产衍生纠纷的典型案例。破产案件审理中，极易产生类型同质化的群体性衍生纠纷，如果按照惯常诉讼程序模式处理，会严重制约破产案件的审理效率，同时也增加债权人的维权成本。本案积极应用上海破产法庭《关于探索破产衍生纠纷诉源治理 积极引导示范诉讼的工作方案》，及时制定示范诉讼方案，引导当事人就同类争议提起示范诉讼，以个案判决发挥一揽子非诉解决批量衍生纠纷的作用，做实诉源治理，有效引导同类纠纷以非诉途径高效化解，降低了破产案件办理成本，又提高了破产程序的效率。实现了“诉讼一个，解决一片”的良好效果。示范诉讼机制源头减少衍生纠纷成诉量，对于高效推进破产程序具有借鉴意义。
案例九
出售式重整盘活在建工程项目
上海多鲜乐食品工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转重整案
关键词
出售式重整 促使债权人及时行权 缓征土增税
案件概要
上海多鲜乐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鲜乐公司）是一家主营业务为食品储藏、加工、销售的企业。因无法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经债权人申请，上海三中院依法裁定受理多鲜乐公司破产清算案，并指定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担任管理人。
管理人经调查发现，本案涉及十余位债权人的20余亿元债权，但公司名下核心资产系位于某区工业园区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在建工程，因历史纠纷长期不能办理竣工验收手续及产证，且存在层层转租情况，如以破产财产拍卖处置则资产将大幅贬值，普通债权人清偿率极低。但企业资产地处某区产业园生态圈核心位置，未来将重点布局物联网及智能制造领域，具有一定重整价值。法院引导债务人申请由破产清算转入重整程序。经公开招募，成功引入投资人投入资金2.9亿余元。多鲜乐公司以核心资产设立全资子公司，投资人以重整投资款为对价受让新设子公司100%股权，债权人则从投资款获偿。本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的《非现场方式表决方案》中，对逾期未表决视为同意规则进行了加粗提醒。为促使债权人积极行使权利，重整计划草案表决规则中，再次明确“若表决权人未在投票截止时间前向管理人提交表决票，视为同意重整计划草案”。在普通债权人组中，有2户较大债权人逾期未投票，管理人依规则视为该债权人同意重整计划草案。各债权人组及出资人组表决通过率为100%。2023年8月，上海三中院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并终止重整程序。重整计划执行期间，管理人在法院指导下，与税务局等相关部门沟通取得支持，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实施企业改制重组有关土地增值税政策的公告》“单位改制重组时以房地产作价入股进行投资暂不征土地增值税”的规定，暂缓征缴1亿余元的土地增值税等税费，使得普通债权清偿率从破产清算下的7.7%提高到约23%。现重整计划已基本执行完毕。重整后园区将引入新项目、新业态，推进技术创新升级，带动周边产业链发展。
典型意义
本案系运用出售式重整盘活在建工程项目，助力优化区域经济发展的典型案例。一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 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精神，积极引导破产清算与重整程序转换，使得具有挽救价值的企业化解历史问题。适用重整计划逾期未表决默示同意规则，鼓励债权人积极行权，促使重整计划表决通过。二是加强府院联动，获得增值税等税费缓征支持，投资人承诺兜底后续税费，从而提高了债权清偿率。企业重整成功为区域产业创新升级提供了司法保障。
案例十
多元化处置合伙企业新三板投资股份
上海沃仑宝罗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强制清算案
关键词
合伙企业 新三板股份处置与分配
案件概要
上海沃仑宝罗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沃仑宝罗”）成立于2015年4月，注册资本人民币5080万元，共有24名合伙人，主营创业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等业务，合伙期限自2015年4月至2020年4月。合伙期限届满后，合伙人并未达成继续合伙协议，亦未延长合伙期限，根据《合伙企业法》及章程规定，应依法清算。但因各合伙人意见不一而无法自行清算，上海三中院根据合伙人之一潘某的申请，依据《民法典》第一百零七条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裁定受理沃仑宝罗强制清算，并指定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担任清算组。
清算组调查后发现，沃仑宝罗对外并不结欠债务，其主要财产是持有的两家新三板上市公司股份，分别持有上海新大陆翼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翼码信息）股份146.4万股，持有上海天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跃科技）股份50万股，故而本案清算主要集中在上述股份的处置。但因投资存在较大亏损，各合伙人就股份处置出现巨大分歧，有的要求直接处置股份后现金分配，有的则要求承继股份。
为依法维护各合伙人利益，上海三中院指导清算组结合各合伙人意愿，制定多元化股份处置方案。清算组采取新三板市场交易、实物分配与网络拍卖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承继与变现并联，将上述股份分批、分段、分层进行处置。对沃仑宝罗持有的翼码信息股份，清算组计算出17名选择拍卖变现分配的合伙人相应股份数额后，分6个包在京东网公开拍卖；对另7名要求承继股份的合伙人则直接分配股份，并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要求，报备股份变动情况。对沃仑宝罗持有的50万股天跃科技，清算组征询合伙人意见后在新三板市场交易，全部成交。清算组据此完成了现金分配与股份交割过户，并完成信息披露和纳税工作。2023年9月，上海三中院依法裁定终结本案强制清算程序。
典型意义
本案是通过强制清算程序规范合伙企业退出，依法保护合伙人投资权益的典型案例。一是根据《民法典》和《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在合伙人形成僵局、合伙企业自行清算不能时，司法介入对合伙企业财产、投资人权益等依法清理结算，保障合伙企业规范退出；二是充分尊重各合伙人意愿，有针对性地制定灵活多样的多元财产处置方案，通过新三板市场交易、实物分配与网络拍卖相结合，以“变现分配+承继过户”的方式，在合伙企业依法退出的同时，兼顾满足各合伙人不同的分配需求，畅通合伙企业退出渠道。 |
12 | 最高检与全国妇联联合发布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协作开展司法救助典型案例 | 最高检与全国妇联联合
发布检察机关与妇联
组织协作开展司法救助
典型案例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与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联合发布河北田某国家司法救助案，上海熊某英、沈某娇国家司法救助案，江苏王某珊国家司法救助案，山东李某等3人国家司法救助案，湖南李某平等3人国家司法救助案，广西黄某节等5人国家司法救助案等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协作开展司法救助典型案例。
2023年2月，最高检联合全国妇联决定继续深入开展“关注困难妇女群体，加强专项司法救助”活动，围绕“凡是符合救助条件的困难妇女，均应当及时提供救助帮扶”的活动目标，丰富救助手段，加大救助力度。自活动开展以来，各级检察机关、妇联密切配合，推动救助困难妇女专项活动取得积极成效。
“该批案例显示了检察机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妇联组织深化开展‘关注困难妇女群体，加强专项司法救助’活动的成效。”最高检第十检察厅负责人介绍，在“关注困难妇女群体，加强专项司法救助”活动中，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加强协作，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优势，更好维护困难妇女合法权益。最高检和全国妇联联合选编了河北田某国家司法救助案等典型案例，内容涵盖对进入检察办案环节、符合救助条件的“5+2”类困难妇女积极开展综合救助帮扶，对遭受家庭暴力的困难残疾妇女及其未成年子女开展“支持起诉+司法救助+多元帮扶”等诸多情况。
最高人民检察院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关于印发《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
协作开展司法救助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妇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妇联：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开展“关注困难妇女群体，加强专项司法救助”活动，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在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中的协作，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优势，更好维护困难妇女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妇联联合选编了河北田某国家司法救助案等典型案例，现印发你们，供协作开展司法救助时参考借鉴。
最高人民检察院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2024年3月1日
案例一
河北田某国家司法救助案
【关键词】
家庭暴力受害人 困难妇女 妇联移送线索 多元救助 联合回访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田某，女，1968年4月出生。
1988年，田某经人介绍与朱某禄结婚，到河北省定州市居住生活，二人婚育一女朱某凤。因田某是外来媳妇且没有生育男孩，朱某禄对田某经常打骂。2018年，朱某禄再次对田某实施家庭暴力，致田某身上多处瘀青。田某报警寻求救济，朱某禄仍未悔改，后田某独自一人带女儿到北京谋生。田某多次提出离婚，朱某禄均不同意。2023年2月，田某在同村村民的告知下，得知2018年朱某禄与张某卿举行婚礼，并在村内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2023年2月26日，田某向公安机关报案，同年3月4日，定州市公安局以朱某禄涉嫌重婚罪立案侦查。2023年11月23日，定州市人民检察院向定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4年1月15日，定州市人民法院以朱某禄、张某卿构成重婚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其间，朱某禄向定州市人民法院起诉与田某离婚。
【救助过程】
田某因离婚诉讼到定州市妇联寻求帮助，定州市妇联发现田某可能符合国家司法救助条件，遂根据与定州市人民检察院共同建立的“国家司法救助线索移送函”制度移送本案司法救助线索。定州市人民检察院接收案件线索后，第一时间到田某的居住地北京市进行走访调查，查明：2018年，田某独自带女儿到北京谋生后不久患上抑郁症，每天服用精神药物。2019年，田某在工作时摔伤左腿，至今仍无法长时间工作，只能做些零工，生活困难。朱某禄多年未尽到扶养夫妻和抚养女儿的义务。
定州市人民检察院认为，田某符合国家司法救助条件，且系家庭暴力、重婚犯罪行为侵害的妇女，属于最高检、全国妇联深化开展“关注困难妇女群体，加强专项司法救助”活动明确的重点救助对象。为进一步提高司法救助工作质效，促进解决被救助家庭长期困难问题，定州市人民检察院与该市妇联加强救助协作，积极协调开展多元救助帮扶措施：一是针对田某因婚姻的不幸患上抑郁症，女儿朱某凤也因分裂的家庭性格变得孤僻等情况，定州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妇联邀请心理治疗师共同对田某及其女儿开展心理疏导，引导二人走出阴影，积极面对生活；二是主动对接定州市民政局和被救助人所在的镇政府、村委会，帮助田某申请临时救助金；三是定州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民事行政检察部门）为田某提供民事离婚诉讼中诉讼程序和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等方面的法律咨询服务，帮助其申请法律援助。
2023年9月15日，检察办案人员与妇联组织负责人，针对田某具体困难情况制定多元帮扶方案
司法救助案件办结后，定州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市妇联对田某开展联合回访，跟进了解田某的心理状态和家庭生活情况，现田某找到了做家政服务的零工，女儿朱某凤在租住屋附近的幼儿园工作，田某和女儿朱某凤的精神状态已有很大改变，二人脸上出现了久违的笑脸，生活回到正常轨道。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对进入检察办案环节、符合救助条件的“5+2”类困难妇女积极开展综合救助帮扶的典型案例。本案中，定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托与该市妇联建立的司法救助协作机制，对妇联运用“国家司法救助线索移送函”移送的线索，主动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及时发放司法救助金，解决被救助人面临的急迫生活困难。检察机关还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共同落实心理疏导、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综合帮扶措施，做实做优多元化救助措施，有力促进解决被救助家庭的急难愁盼问题，有效提升了司法救助效果，让困难妇女更好地感受到检察温暖。
案例二
上海熊某英、沈某娇国家
司法救助案
【关键词】
家庭暴力受害人 困难妇女 未成年人 妇联移送线索 综合帮扶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熊某英，女，1972年10月出生。
被救助人沈某娇，女，2011年1月出生。
2010年3月3日，熊某英与沈某伟登记结婚，后生育女儿沈某娇。沈某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酗酒后多次对熊某英及沈某娇实施家庭暴力行为，给熊某英及女儿沈某娇带来严重威胁。2022年4月24日凌晨，沈某伟酗酒后持刀将熊某英手臂划伤，公安机关于同年5月8日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2023年1月9日晚，沈某伟酗酒后再次无故殴打熊某英，公安机关开具验伤单后，熊某英前往医院就诊，诊断症状为“右眼外伤、右眼前方出血等”。2023年2月3日，在当地妇联帮助下，经熊某英申请，普陀区人民法院出具人身安全保护令。熊某英提出想与沈某伟离婚的诉求，但因存在恐惧心理且身患残疾、经济困难、学历程度较低，难以独自提起民事诉讼。经当地妇联移送，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于2023年3月15日作出支持起诉意见书。2023年7月3日，经普陀区人民法院调解，熊某英与沈某伟达成离婚调解协议，双方自愿离婚，沈某娇由熊某英抚养，沈某伟按月支付沈某娇的抚养费至成年。
【救助过程】
普陀区妇联根据与普陀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合作开展困难妇女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在移送支持起诉案件线索的同时，将该司法救助线索移送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快速启动司法救助程序，经调查核实，查明：沈某伟与熊某英于2010年结婚，女儿沈某娇出生后，沈某伟开始对熊某英及沈某娇实施家暴行为，对二人身体、心理皆造成极大侵害；熊某英现已年满50周岁，右眼残疾，因长期没有工作且无能力缴纳社保，无法享受国家退休政策，长期没有经济来源。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熊某英及其女儿沈某娇系遭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妇女，熊某英为视力残疾人，残疾等级四级，劳动能力缺失，沈某娇系未成年人，属于最高检、全国妇联深化开展“关注困难妇女群体，加强专项司法救助”活动明确的重点救助对象，决定向熊某英及其女儿沈某娇发放司法救助金。为进一步提升救助效果，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与区妇联、民政、公安、共青团、街道等部门，协商共同推进落实综合帮扶：一是联合属地派出所至沈某伟居住地居委会，由检察官及社区民警对沈某伟进行训诫教育，警告其不得对熊某英及女儿沈某娇实施殴打、威胁、骚扰等行为；二是联系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普陀工作站社工及心理咨询师，定期对沈某娇开展心理疏导，帮助其走出家庭阴影，健康成长；三是协调落实低保政策，将熊某英及其女儿沈某娇纳入临时救助帮扶人员名单，保障基本生活水平，同时跟踪指导后续申请廉租房的相关事宜；四是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检察官走进沈某娇所在学校，通过职业体验活动进行普法教育，增强沈某娇及学生们法治观念和自我保护意识。
司法救助案件办结后，熊某英及其女儿沈某娇两次向普陀区人民检察院送来锦旗，感谢检察机关“司法救助暖人心、人民检察为人民”“一心为民办实事、情系百姓解民忧”。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与妇联多次联合回访，未发现沈某伟再有施暴和骚扰等行为。目前，熊某英及其女儿沈某娇的生活均回归正常。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对遭受家庭暴力的困难残疾妇女及其未成年子女开展“支持起诉+司法救助+多元帮扶”的典型案例。本案中，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与该区妇联建立协作配合机制，及时启动监督办案一体化机制，能动履行民事支持起诉职能，在社会公众中树立“家暴不是家务事”的观念。同时，对妇联组织移送的救助线索快速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及时纾解被救助人面临的急迫生活困难，积极推动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有效衔接，协调有关单位，借助专业力量，分类施策，精准解决救助申请人的生活来源和人身安全保障问题，既彰显了司法力度又传递了司法温度，增强了困难妇女家庭生活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承办检察官电话了解救助申请人家庭困难情况
检察机关向困难妇女发放救助金
案例三
江苏王某珊国家司法
救助案
【关键词】
强制医疗案被害人 未成年人 “蓝风铃”强制报告 跨省联合救助 多元帮扶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王某珊，女，2017年5月出生。
王某珊父母离异，随母亲贾某园生活。2023年1月2日，王某珊在安徽省宿州市萧县家中被贾某园砍伤颈部，因伤势严重，被人就近送至医疗条件较好的江苏省徐州市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进行抢救。经治疗，王某珊达到出院居家康复条件，因其母已被送入精神病院就医，其父怠于履行照护义务，且无其他适格监护人，该医院认为目前出院可能会导致病情进一步恶化，遂通过“蓝风铃”强制报告系统（徐州市人民检察院通过对接辖区网格和医院、学校等部门，对举报、侵害未成年人、妇女案件线索进行收集与处置，依法开展法律监督、综合履职的线上平台），向徐州市人民检察院和妇联报告，寻求帮助。徐州市人民检察院迅速对有关线索进行预审评估，根据“蓝风铃”强制报告系统确定的辖区，移送泉山区人民检察院对贾某园伤害案提前介入侦查。经鉴定，王某珊构成重伤二级；贾某园患有精神分裂症，案发时处于发病期，没有刑事责任能力。后泉山区人民检察院与徐州市公安局泉山分局同步分别向案件发生地安徽省萧县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移送该案。2023年6月21日，萧县公安局向萧县人民检察院移送贾某园强制医疗案。
【救助过程】
泉山区人民检察院对贾某园伤害案提前介入侦查时发现本案司法救助线索，遂即启动司法救助程序。王某珊出院返家后，徐州市、泉山区两级检察院会同妇联上门走访，共同进行调查核实，查明：案发前，王某珊的父母离异，王某珊随母亲贾某园生活，哥哥王某骏（2013年出生）随父亲王某明生活。王某珊的祖父王某举在家从事衣服缝纫劳动，收入低，曾祖母王赵氏（1940年生）肢体残疾三级，生活不能自理。案发后，王某明需照顾王赵氏及王某骏、王某珊，只能偶尔打零工维持生活，家庭生活十分困难。
徐州市两级检察机关审查认为，王某珊符合司法救助条件。为加大救助力度，决定联合安徽省萧县人民检察院从快向王某珊发放司法救助金，解决其“燃眉之急”。为进一步提升救助效果，徐州市人民检察院和安徽省宿州市人民检察院根据《苏鲁豫皖毗邻地区检察协作框架协议》有关规定，就多部门跨省协作、护理安置工作、医疗对接、后续监护等达成共识。一是由萧县卫健委将王某珊接至指定医院护理，安排专人进行专业陪护，当地民政部门先行提供2万元救助金用以支付护理费用，萧县人民检察院跟进督促，确保专款专用、专业护理；二是萧县妇联将王某珊纳入当地妇联长期关爱对象，提供日常的关爱帮扶，送去生活物品，对王某珊进行心理安抚和疏导，后续跟进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三是为妥善解决王某珊后续监护问题，泉山区人民检察院与妇联共同向其父亲王某明制发《人身保护提示函》，释明夫妻离异并不能阻断监护人照护、探望义务，督促其转变观念、加强监护，引导王某明通过诉讼变更监护权，成为王某珊监护人；四是检察机关会同妇联共同做通王某珊的祖父王某举的思想工作，暂由其抚养王某骏、王某珊，并履行赡养王赵氏的义务，使王某明可以外出打工获取更多收入用以保障家庭生活；五是检察机关积极与王某珊所在地村委会沟通，推动为王某珊办理低保。
检察机关会同妇联组织到救助对象家中发放司法救助金
司法救助案件办结后，经回访，目前王某珊身体已康复，走出心理阴影，王某明已有稳定工作，家庭生活逐渐恢复正常。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对遭受患精神疾病监护人伤害的未成年人加强异地司法救助协作，协同妇联等组织开展多元化救助帮扶的典型案例。本案中，江苏、安徽两省检察机关立足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依托与妇联建立的困难妇女儿童司法救助衔接工作机制，第一时间与妇联对接，凝聚妇联、医疗、民政等社会保护、政府保护合力，上下两级检察机关联动一体，高效有序推动跨省异地协作，多方联合救助，高质量保障未成年人生命权、健康权。同时，检察机关会同妇联制发《人身保护提示函》、指导变更抚养关系、结合心理疏导，确保未成年人康复后亲情关护、抚养抚育等身心健康难题，以检察担当践行“国之大爱”。
案例四
山东李某等3人国家司法
救助案
【关键词】
家庭暴力受害人 追索抚养费 检察监督 多元救助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李某，女，1989年12月出生。
被救助人张某栩，男，2017年1月出生。
被救助人张某晨，男，2018年5月出生。
2016年，李某与张某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二子张某栩、张某晨。2020年8月7日，山东省曹县人民法院对李某诉张某离婚案作出民事判决，准予离婚，二人之子张某栩、张某晨由李某抚养，张某支付李某子女抚养费106320元。判决生效后，张某未履行给付义务。2022年7月1日，李某向曹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2年12月30日，曹县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2023年3月，李某到曹县妇联寻求帮助，希望督促法院执行民事判决，曹县妇联引导其向曹县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救助过程】
曹县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对刘某申请检察监督案依法受理。审查发现李某离婚后独自承担养育未成年子女义务，家庭生活困难，可能符合司法救助条件，在将案件移送民事检察部门办理的同时，主动启动司法救助程序。曹县人民检察院与县妇联联合进行走访调查，查明：张某结婚后不久即对李某实施家庭暴力行为，并在婚姻存续期间愈加严重，致使李某身心俱疲，身体上伤痕不断，精神上也产生抑郁倾向，李某无奈之下向法院提出与张某离婚的诉讼；判决生效后，张某不履行判决义务，李某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但因无法联系到张某，且其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法院遂终结本次执行；李某离婚后搬到农村父母家中，两个孩子跟随其生活，其中大儿子张某栩患有多动型自闭症，有交流障碍和破坏倾向，需长期治疗和贴身陪护，李某因照顾孩子无法外出务工，母子三人举步维艰，生活陷入困境。
曹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李某符合司法救助条件，且属于最高检、全国妇联关于深化开展“关注困难妇女群体，加强专项司法救助”活动中明确的“因遭受家庭暴力起诉离婚，生活确有困难，根据实际情况认为需要救助的妇女”，决定向其发放司法救助金。为进一步提升救助效果，曹县人民检察院联合县妇联、被救助人所在地镇政府召开座谈会，共商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措施方案。一是曹县人民检察院一体推进司法救助和民事执行监督，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帮助其收集线索以便再次启动执行程序；二是协调曹县民政局到李某家中走访调查，开辟“绿色通道”，实行村、镇、县“三级联审”，民政干部“一对一”跟进，实现低保手续的快速办理，目前李某家庭每月可领取低保金；三是协调曹县就业服务中心介绍李某参加电商服务培训，提高其自谋生计能力；四是安排心理咨询师对李某因家庭暴力导致的精神抑郁情况开展心理疏导，抚平其心理创伤，增强其生活信心；五是协调县医院及县残联为患自闭症的张某栩从快办理三级精神残疾人证，使其免费享受县康复中心全天候一对一矫正康复训练。
检察办案人员在康复中心回访
司法救助案件办结后，曹县人民检察院、县妇联多次开展联合回访。目前李某身体逐渐康复，精神状态良好，被当地一家小有名气的服装网店聘为客服，实现灵活就业，家庭有了稳定经济来源。民事执行案件与张某达成执行和解，张某栩病情也已减轻，现就读于一所聋哑学校，母子三人生活已步入正轨。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在履职过程中，对因案导致生活陷入困顿的妇女及其子女，协同妇联开展多元化救助帮扶的典型案例。本案中，曹县人民检察院与县妇联建立沟通协作机制，对救助线索开展联合走访调查，结合被救助人面临的现实困难，能动履职，为被救助人“量身定制”多元帮扶方案，实现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的衔接融合。同时，沟通法院穷尽执行措施，对接民政部门解决被救助人基本生活问题，联系就业服务中心解决其长远生活难题，开展心理疏导抚平心理创伤，帮助被救助困难妇女自立自强，充分展现了检察机关“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基本价值追求。
案例五
湖南李某平等3人国家司法
救助案
【关键词】
农村困难妇女 残疾人 联合救助 多元救助 基层治理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李某平，女，1974年10月出生。
被救助人李某翔，男，2015年5月出生。
被救助人董某芝，女，1951年6月出生。
2022年3月6日，李某与妻子李某平、妻弟李某杰来到李某杰岳父家中，接李某杰之妻杨某平回家，与正在家中的杨某明（系杨某平之叔）发生争吵及肢体接触，双方被群众拉开后向公安机关报案。次日凌晨，在公安机关调查期间，李某中途离开送妻子回家，途中突感身体不适前往某中心医院医治，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李某系胸部遭受钝性外力作用，导致重度冠心病急性发作，造成急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冠心病为根本死因。2022年3月7日，湖南省汉寿县公安局对杨某明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立案侦查，2022年5月31日移送汉寿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23年5月24日，汉寿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杨某明存疑不起诉。
【救助过程】
汉寿县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在办理杨某明过失致人死亡案时发现本案司法救助线索，遂将线索移送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因该案涉及农村困难妇女、残疾人等特殊人群，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开通“绿色通道”，立即启动司法救助程序。经调查核实，查明：李某一家6人原居于河北省易县，案发时李某陪同妻子回娘家探亲，李某本人系长途货车司机，是家中经济支柱，父亲系退役军人，长子患重度脑瘫、一级肢体残疾，次子李某翔未成年，患重度自闭症、一级智力残疾，妻子李某平为照顾老人和小孩，无法外出务工；李某死亡后，家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且杨某明无赔偿能力，李某平一家未获得赔偿，生活陷入极度困难。
汉寿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李某平家庭符合司法救助条件，且李某平属于“关注困难妇女群体，加强专项司法救助”活动的重点救助对象，应当给予司法救助。为加大救助力度，汉寿县人民检察院提请常德市人民检察院进行联合救助，发放司法救助金。为进一步缓解被救助人家庭面临的生活困难，汉寿县人民检察院积极与妇联、民政等部门协同开展综合救助帮扶。一是基层妇联组织多次上门慰问，开展心理疏导，抚慰李某平情绪；二是会同民政部门协调殡仪馆免去李某平一家无力支付的丧葬费；三是市、县两级信访部门和基层组织将李某平纳入困难群众范畴，通过发放生活困难救助金等措施予以帮扶；四是邀请乡镇妇联、司法所发挥“娘家人”“老娘舅”的工作优势，全程参与调查、调解，督促杨某明承担民事法律责任，及时筹措资金赔偿，力促双方达成和解，修复社会关系。
检察办案人员就李某平案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工作召开案件讨论会
司法救助案件办结后，汉寿县人民检察院与妇联组织多次对李某平进行回访，李某平表示，感谢检察机关和妇联的帮助，她会照顾好家人，好好生活。汉寿县人民检察院以该案办理为契机，对辖区内因家庭邻里纠纷引发民转刑案件的情况进行全面梳理分析，对发现的家庭邻里纠纷调解、化解不力问题向县司法局等部门制发检察建议，推动矛盾纠纷“诉源治理”，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汉寿县人民检察院还与县妇联、县残联联合制发《关于建立国家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机制的实施意见》，构建对困难妇女儿童和残疾人的多元救助帮扶体系。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对农村困难妇女依托联动救助机制，协同有关职能部门开展综合救助帮扶的典型案例。本案中，汉寿县人民检察院开通对困难妇女司法救助“绿色通道”，与常德市人民检察院进行联合救助，在发放司法救助金的同时，组织整合各类社会救助资源，开展多元帮扶、救助回访，实现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有机衔接，有效解决被救助人家庭的实际困难，并将案件办理结果转化为社会治理成果，建立长效工作机制，提升司法救助办案质效，奏响扶危济困“大合唱”。
案例六
广西黄某节等5人国家司法
救助案
【关键词】
命案被害人近亲属 农村困难妇女 未成年人 联合救助 综合帮扶 跟踪回访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黄某节，女，1981年12月出生。
被救助人苏某雅，女，2003年8月出生。
被救助人苏某星，女，2007年5月出生。
被救助人苏某瑶，女，2007年5月出生。
被救助人韦某英，女，1953年6月出生。
2022年1月27日，韦某正、韦某因与苏某柏的劳动报酬纠纷，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持刀砍杀苏某柏致其当场死亡。2022年1月27日，都安瑶族自治县公安局对韦某正、韦某涉嫌故意杀人罪立案侦查。2022年8月5日，河池市人民检察院对韦某正、韦某提起公诉。2023年2月28日，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韦某正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韦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并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2023年7月2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救助过程】
河池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在办理韦某正、韦某故意杀人案时，发现韦某正、韦某无赔偿能力，被害人家属可能符合司法救助条件，随即将司法救助线索移送控告申诉检察部门。该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经入户走访调查核实，查明：黄某节家庭原系农村地区建档立卡脱贫户，婆婆韦某英已年逾70周岁无劳动能力，5个子女均系在校读书的学生，其中4人系未成年人，1人系在校大学生；案发前，家庭生活主要依靠苏某柏在外务工取得的劳动报酬维系，苏某柏死亡后，家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仅依靠黄某节打零工及低保金维持，家庭生活十分艰难。
河池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黄某节家庭符合司法救助条件，且黄某节属于最高检、全国妇联深化开展“关注困难妇女群体，加强专项司法救助”活动中明确的“家庭主要劳动力受到犯罪侵害致死，承担养育未成年人子女、赡养老人义务的农村地区生活困难妇女”。为加大救助力度，河池市人民检察院提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进行联合救助，后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三级检察院共同向黄某节等被救助人发放司法救助金。为进一步提升救助效果，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发出社会救助帮扶线索移送函，协同县妇联、乡村振兴部门与县民政、教育、农商行等部门召开座谈会，研究落实多元化帮扶救助措施。一是县妇联多次邀请心理咨询师上门对被救助人黄某节进行心理疏导抚慰，鼓励其好好生活，将精力放在培养孩子身上；二是乡村振兴局按照黄某节外出务工的意愿，为其提供就业信息和技能培训；三是农业农村局帮助韦某英在家发展养羊产业，申请到产业奖补资金；三是教育局为5名在校孩子争取教育保障政策扶持，减免学杂费，给予国家助学金、困难大学新生入学补助金、雨露计划补助金、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营养改善补助金、困难生活补助金，办理助学贷款；四是强化救助资金监管，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与县农商行签订托管协议，采用“委托代管+使用监管+按月发放”的司法救助资金监管模式，确保救助金专款专用；五是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联合妇联对被救助人家庭持续开展心理咨询和家庭教育指导，确保被救助家庭成员身心健康。
检察机关会同金融机构签订司法救助金监管协议
三级检察机关、两级妇联会同心理咨询专家为司法救助家庭开展心理建设
司法救助案件办结后，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与妇联常态化开展联合回访。目前黄某节已找到适合工作，韦某英在家发展禽畜养殖，五名子女均安心就学，家庭生活日渐向好。黄某节向检察机关赠送锦旗，苏某雅给检察官写了感谢信，黄某节表示今后将积极面对生活，照顾好老人，养育好子女。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针对因案失去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困难妇女，与妇联组织加强司法救助协作，协同相关职能部门开展综合帮扶的典型案例。本案中，广西三级检察机关针对被救助家庭的实际困难，协同妇联组织主动对接乡村振兴、农业农村、教育、农商行等职能部门，精准施策，从产业帮扶、教育支持、心理疏导、资金监管等方面提供多元救助，实现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有效衔接，为被救助人家庭长期生活保障提供有力支撑。通过常态化回访，不断巩固提升案件办理质效，传递检察人文关怀。
案例七
重庆殷某丽国家司法
救助案
【关键词】
诈骗案被害人 申诉人 困难妇女 三级联动 多元帮扶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殷某丽，女，1979年11月出生。
2020年4月至2022年1月，郝某某以帮助殷某丽办理廉租房缴纳保证金，为其二手家电经营商铺低价购买冰箱、空调等货物为由，从殷某丽处获取人民币共计795800元。郝某某除偿还35000元外，将其余钱款用于偿还赌债或个人消费。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重庆市垫江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2022年7月13日，垫江县人民法院以郝某某犯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并责令其退赔被害人殷某丽经济损失人民币760800元。由于资金被郝某某全部挥霍，致使其无力赔偿殷某丽经济损失。殷某丽不服判决，向垫江县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
【救助过程】
垫江县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殷某丽刑事申诉案时发现殷某丽可能符合司法救助条件，便主动告知其司法救助政策，及时启动司法救助程序。经调查核实，查明：案发前，殷某丽在垫江县城租赁一门市从事二手家电经营，由于当时正时值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二手家电生意较差，殷某丽丈夫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疾病，殷某丽父亲因病常年卧床在家，殷某丽两个儿子正在参加研究生考试，被诈骗钱款系殷某丽家庭多年的全部积蓄；案发后，殷某丽因资金短缺导致二手家电生意经营难以维系，其两个儿子得知家庭积蓄被诈骗后对学业丧失信心，其丈夫和父亲医疗费用也无力承担，殷某丽抑郁焦虑情绪日渐严重。郝某某家境困难，其将所骗财物用于高档消费挥霍，无赔偿能力。殷某丽家庭生活陷入困境。
垫江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殷某丽因郝某某的诈骗行为而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系因案致困的困难妇女，符合司法救助条件。针对殷某丽生活困难的情况，垫江县人民检察院向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重庆市人民检察院请示汇报，开通司法救助“绿色通道”，加快审查、加快审批、加快发放司法救助金，及时缓解被救助人面临的困境。为更好解决被救助人家庭实际困难，垫江县人民检察院协同县妇联，依托“党建+司法救助+社会救助”应用场景，将该案社会救助线索分别移送至人社、民政、医保、教育等相关部门，共同开展多元化、综合性救助帮扶。一是指导帮助殷某丽丈夫及父亲办理特病证；二是将殷某丽、殷某丽丈夫及其父亲列为困难家庭救助对象；三是指导其成功申请20万元妇女小额担保贷款用于经营，并补贴利息；四是协调康复治疗中心医生上门为殷某丽父亲提供康复指导；五是为殷某丽丈夫联系提供电子元器件加工材料，实现居家灵活就业；六是县妇联“牡丹花蕾”心理服务队成员对殷某丽及其儿子开展心理疏导，引导其树立对生活和学业的信心。
检察机关开展入户调查走访
2023年6月26日，垫江县人民检察院、县妇联对殷某丽进行回访，得知殷某丽的两个儿子分别考上某知名高校硕博连读研究生，殷某丽已从抑郁焦虑情绪中走出，各项帮扶措施均已落实到位，刑事申诉案件得以化解。2024年2月2日，垫江县人民检察院、县妇联对殷某丽再次回访，得知殷某丽二手家电生意已步入正轨，家庭生活已经发生很大改观。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结合刑事申诉案件办理，加强与妇联组织司法救助协作，对因案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的妇女进行司法救助和综合帮扶的典型案例。本案中，垫江县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刑事申诉案件过程中发现司法救助线索，充分依托检察机关“一体化”办案机制，加强向上级检察机关请示汇报，快速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及时发放司法救助金，缓解被救助人的急迫困难。为进一步提升救助效果，检察机关依托数字化应用场景，联动妇联组织，协调职能部门，有效凝聚社会力量，为被救助人家庭提供妇女小额担保贷款、开展心理疏导、办理特病证、开展康复治疗、帮助居家灵活就业等多元综合帮扶措施，并开展联合回访，引导被救助人家庭走出困境，重拾生产经营和学习生活信心，取得了良好的救助效果，展现了“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价值导向。
案例八
贵州姚某娥等5人国家司法
救助案
【关键词】
刑事被害人近亲属 困境妇女 上门听证 多元救助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姚某娥（孕妇），女，1991年7月出生。
被救助人王某婷，女，2009年7月出生。
被救助人王某柳，女，2011年2月出生。
被救助人王某奇，男，2013年6月出生。
被救助人王某露，女，2016年7月出生。
2023年1月18日，王某军在向山下滑送其伐倒的树木过程中，因其中一棵树木撞上障碍物反弹，砸中了正在劳作的王某抢，致其当场死亡。2023年2月2日，贵州省望谟县公安局以王某军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立案侦查，后移送望谟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23年3月10日，望谟县人民检察院以王某军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姚某娥不服，向望谟县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
【救助过程】
望谟县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姚某娥刑事申诉案件过程中发现本案司法救助线索，遂即启动司法救助程序。经调查核实，查明：案发前，姚某娥家庭共有7人，其丈夫王某抢系家庭主要劳动力，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其丈夫耕种田土获得收入；其公公已年逾60周岁，仍在家务农补贴家用，其婆婆已过世；姚某娥主要在家照顾4个未成年人子女，平时亦干农活补贴家用，案发时怀有身孕；案发后，王某抢死亡，家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姚某娥独自抚养多名子女，还要赡养老人，家庭生活十分困难；被不起诉人王某军在家务农，原系建档立卡贫困户，无赔偿能力。
望谟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姚某娥家庭符合司法救助条件，且姚某娥属于最高检、全国妇联深化开展“关注困难妇女群体，加强专项司法救助”活动中明确的“家庭主要劳动力受到违法犯罪侵害致死，承担养育未成年子女、赡养老人义务”的困难妇女，是检察机关司法救助的重点对象，决定向姚某娥等5人发放司法救助金。为进一步加大救助力度，切实保障妇女权益，望谟县人民检察院依托该院与县妇联等建立的司法救助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协作机制，共同落实多元化帮扶措施。一是开展上门听证，邀请民族村寨的寨老村贤参加，促成姚某娥与王某军达成赔偿协议，姚某娥也接受了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二是县妇联发放特殊困难妇女儿童维权关爱资金，组织人员定期到姚某娥家中进行走访慰问，纳入工会困难职工帮扶对象，发放生活用品，开展心理安抚疏导，鼓励其渡过难关，积极面对生活；三是乡村振兴部门将姚某娥家庭纳入监测帮扶对象，发放临时救助金，每月发放生活保障金；四是姚某娥居住地村委会帮助其申请获得公益性岗位；五是县教育局将姚某娥的4个未成年子女纳入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生活费补助范围。
2023年5月12日，检察办案人员组织寨老乡贤到姚某娥家中开展上门听证
2023年12月，望谟县人民检察院联合县妇联等开展救助回访，了解到姚某娥产后恢复较好，现担任村民小组组长、护林员，每月领取一定工资，家庭困难得到较好解决，姚某娥及其家人已重树生活信心。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对因案导致生活陷入困境的妇女加强救助协作，协同有关部门共同开展多元救助综合帮扶的典型案例。本案中，望谟县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刑事申诉案件中认真审查申诉人家庭情况，发现救助线索后及时开展司法救助，通过上门听证促成案件双方达成赔偿协议，有效化解社会矛盾。针对被救助人姚某娥系怀孕妇女，上有老人需要赡养、下有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的情况，检察机关积极与妇联组织及乡村振兴、教育等部门开展综合救助，形成持续帮扶合力，实现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有效衔接，有力保障了因案导致生活困难的妇女合法权益。
案例九
陕西苏某珍等4人国家司法
救助案
【关键词】
交通肇事案被害人近亲属 农村困难妇女 综合救助 社会治理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苏某珍，女，1972年8月出生。
被救助人侯某叶，女，1968年9月出生。
被救助人安某琴，女，1975年11月出生。
被救助人陈某娟，女，1986年9月出生。
2022年12月19日，李某军酒后驾驶小型机动车与前方同方向行驶的董某学驾驶并搭载孙某强、孙某奎、孙某虎的三轮车相撞，造成孙某奎、孙某虎当场死亡，董某学、孙某强经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李某军弃车逃逸。经认定，李某军负本起交通事故全部责任。2023年3月20日，陕西省洛川县公安局以李某军涉嫌交通肇事罪立案侦查。2023年5月5日，洛川县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2023年9月5日，洛川县人民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李某军有期徒刑六年四个月。
【救助过程】
洛川县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在办理李某军交通肇事案时，发现李某军无赔偿能力，4名被害人近亲属可能符合司法救助条件，遂将司法救助线索移送控告申诉检察部门。控告申诉检察部门指定专人优先办理。经审查查明：苏某珍、侯某叶、安某琴、陈某娟系农村家庭妇女，分别是被害人董某学、孙某强、孙某奎、孙某虎的妻子；案发前，董某学、孙某强、孙某奎、孙某虎四个家庭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四人的务农务工收入，案发后四个家庭失去主要劳动力，经济来源断流，四个家庭不同程度陷入生活困境；苏某珍需抚养未成年儿子，赡养76岁的婆婆；侯某叶仅能维持基本生活，且孙某强医院治疗费用高达16万余元；安某琴常年有病在身，其子系在校大学生；陈某娟两个未成年儿子均系在校学生，家庭重担落在陈某娟一人肩上。
洛川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苏某珍等4人符合司法救助条件，且均系最高检、全国妇联深化开展“关注困难妇女群体 加强专项司法救助”活动中明确的“家庭主要劳动力受到违法犯罪侵害致死，承担养育未成年子女、赡养老人义务”的农村困难妇女，属于检察机关重点救助对象，决定予以司法救助。2023年中秋节前，洛川县人民检察院召开司法救助金公开发放座谈会，邀请县人大、县委政法委和市人大代表、办案民警及被救助人所在镇、村代表参加，向4名被救助人公开发放司法救助资金。为进一步提升司法救助效果，洛川县人民检察院积极会同县妇联，协调有关职能部门开展多元综合帮扶：一是聘请心理专家疏导安抚被救助人及其家属情绪，帮助其恢复生活信心；二是定期回访被救助人家庭，跟进了解其被救助后生产、生活情况；三是协调民政、教育等部门开展后续帮扶，确保低保、学费减免补助、医疗保障等政策落实情况。
刑事检察与控申检察干警联合走访被害人家属
司法救助案件办结后，洛川县人民检察院与县妇联建立加强困难妇女儿童司法救助工作协作长效机制，形成工作合力，更好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针对该起事故中暴露出的酒后驾驶、农用车违规载人等情形，洛川县人民检察院向县交警部门和相关乡镇发出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对家庭主要劳动力遭受刑事案件侵害的农村困难妇女加强司法救助协作、进行综合帮扶的典型案例。本案中，洛川县人民检察院发现救助线索后，迅速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及时发放司法救助金，积极联合妇联组织协调民政、教育等部门开展综合救助帮扶，有效缓解被救助人家庭面临的实际困难，并制发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主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检察机关还与妇联组织建立长效工作机制，明确线索发现和移送措施，加强工作协作力度，为帮助司法过程中的困难妇女摆脱困境搭建救助平台，更好实现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的有机衔接。
本文转自“最高人民检察院”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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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法学》编辑部
2023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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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聚焦消费者权益保护联合发布6件典型案例 | 在第42个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前夕，今天（3月13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与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市消保委）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俞秋玮介绍消费者权益保护情况并发布典型案例，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健盛介绍线上消费领域公益诉讼情况，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申审庭负责人、新闻发言人吴盈喆主持发布会。来自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上海广播电台、法治天地频道等近20家媒体参加。
本场发布会是“抓实公正与效率·深入推进上海法院工作现代化”系列发布会的第6场。
俞秋玮介绍，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自2017年集中管辖部分食品药品安全的民商事案件，案件呈现以下主要特点：
➤ 一是公益诉讼主体扩展，案件增长明显。以往公益诉讼案件均由检察机关提起，2023年市消保委提起公益诉讼5件，维护消费者权益作用发挥显著。市消保委、检察机关等通过公益诉讼方式主动作为，有力维护了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 二是进口食品安全纠纷较多，涉及面较广。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受理的涉食品安全案件中，进口食品案件占总数近六成，涉不老丸、美白丸等进口美容保健类产品。其余为酒类、饮品、火腿、蜂蜜、水果等。进口食品的安全问题主要集中在进口食品含有我国禁止添加的物质或成分，如NMN（β-烟酰胺单核苷酸）；无检验检疫证明、无中文标签；自禁止进口的国家或地区进口食品等。此外，减肥产品等领域犯罪多发，在产品中添加有毒有害物质情况较为突出，严重危害消费者生命健康。
➤ 三是网购纠纷多，网络购物安全问题突出。随着网络购物逐渐成为消费者日常生活消费的重要方式，网购类案件占案件总数七成以上。
发布会上，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从去年生效的涉消费者权益案件中，围绕公益诉讼维权、产品召回、进口食品安全责任承担、最严手段监管食品安全等方面，选取并发布6件典型案例。
“做好消费维权司法保护工作事关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和国家扩大内需战略的顺利实施。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将进一步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司法服务保障促消费的精神理念，坚持依法保护原则、全面保护原则和协同保护原则，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致力于打造和维护公平竞争、健康有序、充满活力的消费市场环境，服务保障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俞秋玮说。
发布会上，唐健盛介绍线上消费领域公益诉讼情况。
唐健盛指出，线上消费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面临挑战，电商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行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属地监管不平衡、细分行业监督专业性要求高等问题。
在2015年，市消保委提起全国首例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破除了APP厂家通过手机预装软件垄断消费入口的行业潜规则。2023年，在新修订的《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支持下，市消保委运用公益诉讼，促进了线上消费领域的公平竞争。2023年，市消保委已成功提起5件线上消费领域的民事公益诉讼，其要求相关企业停止侵权、公开道歉并支付赔偿金的诉讼请求均得到了法院的支持。这一行动不仅有效制止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竞争失序行为，更通过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为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贡献了积极力量。例如，在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市消保委聚焦线上消费领域的隐性侵权行为，对某些网店夸大电暖器省电效果的虚假宣传行为，及时启动调查并提起诉讼。通过系列公益诉讼案件的开展，市消保委成功揭露了行业内隐性侵权现象，维护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唐健盛介绍，市消保委联合法律专家设立公益诉讼专项课题，深入研究并解决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区分、赔偿金定性等难题。同时，市消保委还创新性地将公益诉讼与公益基金相衔接，将公益诉讼所获赔偿金交由消费者权益保护基金会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事业，实现了惩罚性赔偿路径的打通。
“这些公益诉讼的探索和实践成果为全国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工作提供了宝贵的‘上海经验’，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贡献了‘上海力量’。”唐健盛说。
涉消费者权益保护审判典型案例
（2023.1-2024.2）
目录
/ 案例1 /
以“业内惯例”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判决支持公益诉讼维权
——市消保委诉某科技有限公司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被告某科技有限公司在某平台销售某品牌电暖器，销售网页上使用“1度电全屋35℃”“200m3全屋循环暖风”“耗电量0.27千瓦/小时”“1分钟温度从15℃以下升至35℃”等宣传用语。原告市消保委经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涉案电暖器进行检测，结果显示被告对产品的宣传描述与实际检测结果严重不符，如在密闭无窗的16平方米实验箱内，电暖器开启后消耗1度电可以使房间平均温度由17.4℃升高至23.8℃，升高了6.4℃；电暖器开启1小时所消耗的电量为1.954度；电暖器开启1小时后室内平均温度由17.4℃升高至26.4℃，升高了9.0℃。原告认为被告不实宣传，导致不特定消费者接收到错误信息，侵害了不特定消费者的知情权等合法权益，亦对行业市场秩序造成负面影响，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市消保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提起公益诉讼，请求被告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支付赔偿金以及维权费用等。庭审中，被告表示这种宣传模式是行业内经营者为争取更多竞争机会而普遍采取的“惯例”做法。
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明知涉案电暖器不能达到宣传的相关功能，故意提供误导信息，使浏览网页的消费者产生该产品省电等性能上优于同类商品的错误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选择，其行为侵犯了众多不特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依法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遂判决被告立即停止不实宣传及误导消费者的行为，并予公开赔礼道歉；同时综合考量被告行为的性质、影响范围、持续时间、获利情况、自行整改情况及产品销售等因素，判令被告承担20万元赔偿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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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意义
本案系本市首例依法支持市消保委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赔偿请求的典型案件。长期以来，网络上实施的不实宣传行为违法成本较低，助长了经营者为博取消费者关注而故意提供误导信息。本案中，被告在消费者最为关注的节电性能和升温速度等方面以明确的数据进行不实宣传，法院否定了经营者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所谓“业内惯例”，判令经营者承担赔偿等民事责任，引导经营者诚实经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对服务和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 案例2 /
制售不合格饮用水，支持公益诉讼判决生产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市检察院第一分院诉某饮用水公司消费者权益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某饮用水公司先后分三批生产销售的包装饮用水被检出铜绿假单胞菌，且相关工作人员均未持有健康证，均不符合国家标准。检验部门检验结论为含铜绿假单胞菌的包装饮用水为不合格食品。区市场监管局对上述行为予以行政处罚。第一批次2600桶已全部销售，另两批次未销售饮用水已被销毁。市检一分院认为该公司上述违法行为损害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遂依法提起公益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某饮用水公司在省级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并支付惩罚性赔偿金6.5万元。
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某饮用水公司忽视食品安全，多次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包装饮用水，主观过错严重，违法行为次数多，持续时间长，给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带来健康风险，应承担相应责任。综合考量该公司违法所得、饮用水出厂价与商户销售价差异、该公司所受行政处罚及整改情况等因素，法院判决被告支付惩罚性赔偿金6.5万元，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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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意义
本案是判决支持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金的消费公益诉讼案件。食品安全涉及公共安全，是重大民生问题。本案包装饮用水系日常消费品，因质量不合格对不特定消费者健康带来损害风险，必须以最严标准，予以严肃处理。法院判令被告某饮用水公司支付惩罚性赔偿金，有力惩处了不法经营行为，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合规诚信经营，保障不特定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安全，对于规范市场经营、守护食品安全底线具有警示教育意义。
/ 案例3 /
召回不安全食品的损失，原料供货商应承担赔偿责任
——某食品企业诉某原料供应商买卖合同案
基本案情
原告某食品企业系一家营养乳品有限公司，长期向被告某原料供应商采购植物脂肪粉用于生产奶粉。因检测显示被告供应的某批次号植物脂肪粉含有阪崎肠杆菌，原告两次发布召回公告，召回含被告供应的植物脂肪粉的在售婴儿配方乳粉（0-6月龄，1段）等产品。嗣后，原告与被告就召回事件产生的损失赔偿问题协商不成，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因植物脂肪粉不符合质量要求而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2.15亿余元。
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提供的植物脂肪粉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造成原告生产的奶粉含有阪崎肠杆菌，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原告召回行为合理且必要。因产品召回产生的损失，被告依法应予赔偿，故法院判决被告向原告赔偿因涉案植物脂肪粉原料质量问题造成的直接退货损失、召回产品的仓库租赁费损失、未出库乳粉产品损失、库存原料损失、召回人工成本损失等，合计3772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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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意义
本案系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首例依法支持食品企业自主召回问题奶粉索赔损失的典型案例。根据《食品安全法》《食品召回管理办法》等规定，对于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以及其他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经营者应当采取停止销售、警示、召回等补救措施，保护消费者的健康安全。本案中，案涉奶粉系婴儿配方食品，由于被告向原告提供的植物脂肪粉存在阪崎肠杆菌污染问题，原告为避免用该植物脂肪粉生产的问题奶粉危及婴儿人身健康和生命安全，本着负责任态度决定对所有被告提供植物脂肪粉所生产的在售婴儿配方乳粉（0-6月龄，1段）等产品全部予以召回，由此产生的巨额损失，法院依法审理后，判决支持合理损失。该案有力惩处了被告生产不合格产品行为，也鼓励了经营者发现问题后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及时采用召回等补救措施保护消费者生命健康。对于规范不安全食品处置、守护食品安全底线具有示范意义。
/ 案例4 /
进口食品添加剂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经营者应承担食品安全责任
——韩某某诉孙某某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
基本案情
原告韩某某在某平台被告孙某某经营的网店购买了12瓶“卡麦特 丹麦 NMN36000”的商品，共计支付32000元。收货后发现涉案商品外包装为硬纸壳状，盒内为瓶装，包装上均为外文，未见中文标签，其中部分内容显示为“Camette Kosttilskud NMN 36000mg”，韩某某协商后，将11瓶涉案商品退还孙某某，孙某某退还货款29350元。但韩某某认为所购商品含有我国不允许添加的NMN成分，被告还应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遂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孙某某承担12瓶的十倍惩罚性赔偿金320000元等。一审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后，韩某某不服提出上诉。
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涉案进口食品中含有NMN（β-烟酰胺单核苷酸）成分，但NMN在我国未获得药品、保健食品、食品添加剂和新食品原料许可，不能作为食品添加剂进行生产和经营，故涉案食品不符合我国食品安全标准，孙某某作为经营者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鉴于11瓶涉案商品双方当事人已协商一致完成了退货退款，对于剩下的1瓶，孙某某应退还货款并承担惩罚性赔偿金26500元，遂予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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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意义
本案系一起因进口食品引发的网络购物买卖合同纠纷，进口食品和食品添加剂应当符合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近年来，随着“抗衰老”概念的走俏，号称抗衰逆龄的“不老丸”的产品备受追捧和热炒。本案中，涉案进口食品中含有NMN成分，但国家就NMN（β-烟酰胺单核苷酸）作为食品添加剂新品种不予许可，故案涉食品不符合我国食品安全标准。法院判令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旨在明确进口食品经营者的食品安全责任，警醒所有进口食品经营者要始终将食品安全放在首位，严守食品质量关；同时提示消费者关注进口食品的安全问题，避免盲目轻信。
/ 案例5 /
产品中掺杂、掺假，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林某某、廖某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基本案情
2018年8月至2022年9月间，被告人林某某为牟取非法利益，从他人处购得大量掺有铜、铝等物质的金银箔，通过网店以“金银箔”名义对外销售，其中部分供他人生产、销售食品所用。其间，被告人林某某指使廖某某通过网店定制标贴、玻璃瓶等包材，并进行灌装、贴标、打包、发货，销售金额达662217.9元。案发后，侦查机关扣押金银箔成品119瓶、金箔片8包，货值金额2857.2元。
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林某某、廖某某为牟取非法利益，共同生产、销售掺杂、掺假的金银箔，销售金额达66万余元，尚未销售的金银箔货值金额达2千余元，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综合考虑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被告人林某某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罚金二十四万元；被告人廖某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罚金十万元；禁止被告人廖某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金银箔生产、销售及相关活动；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予以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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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意义
近年来，一些含“金银箔粉”类物质的食品出现在市场，成为消费噱头，但存在食品安全风险。根据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及食品安全标准规定，“金银箔粉”既不是食品生产原料，也不是食品添加剂，不能用于食品生产经营。因此，从源头上打击生产、销售“金银箔粉”的违法犯罪行为，才能让“镀金食品”无所遁形，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本案通过适用罚金刑、追缴违法所得、收缴犯罪工具、宣告禁止令等手段，有力打击此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净化市场消费环境。
/ 案例6 /
减肥产品中非法添加有毒、有害物质的，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
——张某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某某自2020年起通过微信销售减肥糖果等减肥产品，明知所销售减肥产品存在副作用、同行已被打击等情况，仍发展代理大量销售。至案发，被告人张某某销售减肥糖果超过1200盒。侦查机关在被告人住处、十余名代理处查获大量减肥糖果、酵素，均检测出西布曲明、比沙可啶成分。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张某某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查获的有毒、有害食品及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予以没收。张某某不服，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某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销售数量超过1200盒，其行为已构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原判认定上诉人张某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据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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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意义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需求也发生着变化。为保持身材、快速瘦身，减肥类食品成为不少消费者的选择。但是，有的商家利欲熏心，销售非法添加西布曲明等成分的减肥食品，西布曲明等属于国家禁止添加的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严重危害消费者的身体健康。本案依法处理，有力打击并震慑了潜在的制假售假违法者，对于规范减肥食品市场秩序，保障人民群众食品安全具有警示教育意义。
来源｜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高院供稿部门：民事审判庭（环境资源审判庭、执行裁判庭）
摄影：骆徽仪
责任编辑：陈逸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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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最高检发布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典型案例 | 最高检发布检察机关依法惩治
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典型案例
释放全链条打击
假冒伪劣犯罪强烈信号
最高人民检察院3月14日发布5件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典型案例。案例释放了检察机关依法从严惩处、全链条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的强烈信号，并为各级检察机关办理此类案件提供示范和指引。
5件典型案例分别是：解某某等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袁某等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青海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贾某某等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许某某非法经营案；武某某等人生产、销售假药案；王某某等人假冒注册商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案。
该批典型案例既突出打击通过网络平台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犯罪，又强调深挖线索全链条打击犯罪；既体现检察机关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又兼顾知识产权保护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如案例三中，上海市检察机关针对该案系典型“产供销”全链条犯罪，且通过网络平台、App广告引流等方式销售，涉案人员众多、生产和销售窝点横跨多省市的特点，引导公安机关追查上下游犯罪，以最初到案的1名下游经销商为线索，追根溯源，共追查到案生产窝点4人、销售端8人，深挖有毒有害物质原材料源头1人，实现全链条全覆盖打击。
据介绍， 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假冒伪劣商品犯罪8503件14560人，起诉18777件38936人。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建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假冒伪劣商品犯罪案件1634件1778人，监督公安机关立案2645件2879人。最高检加大对重大假冒伪劣犯罪案件的督办指导力度，与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挂牌督办14起制售假冒伪劣农资犯罪案件，与国家版权局等部门联合挂牌督办3批150件重大侵权盗版案件，持续跟踪指导，推进案件取得实质进展。
围绕党和国家发展大局，检察机关持续开展“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专项行动，持续推进农资打假工作，联合相关部门开展医美专项治理工作。依法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惩治力度，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人数同比上升40.8%。
据悉，下一步，检察机关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检护民生”专项行动为契机，依法从严打击网络营销、直播带货等新业态下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有力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着力提高质量竞争力水平，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检察机关依法惩治
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
典型案例
案例一：解某某等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案例二：袁某等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案例三：青海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贾某某等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许某某非法经营案
案例四：武某某等人生产、销售假药案
案例五：王某某等人假冒注册商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案
案例一
解某某等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关键词】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吸油烟机、燃气灶 销售金额认定 综合治理
【基本案情】
2019年3月至2020年9月，被告人解某某、刘某某等8人从广东、山东等地购进电机、线路、面板等配件，以简单组合、拼装的方式生产伪劣的IROBAIN（亦称“老板时代”）、OPAICN（亦称“广欧”）等品牌吸油烟机、燃气灶，并建立“行业学习交流群”“学习聊天群”等微信群，通过在群内统一发布售货信息、统一对外销售价格、统一线上支付货款的方式，将产品销售至被告人李某某、谢某某等下游经销商处，最后由终端商户走街串巷销售至江苏、山东等多省农村地区。解某某等8人销售金额为228万元至21万元不等，李某某、谢某某销售金额分别为160余万元和170余万元。公安机关现场查扣伪劣吸油烟机408台、燃气灶1640台。经检验，抽检的“IROBAIN”“OPAICN”牌吸油烟机中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接地措施等项目不合格，燃气灶中熄火保护装置、热负荷、燃气导管、燃烧工况等项目不合格。
伪劣吸油烟机、燃气灶生产窝点
2021年8月11日，江苏省灌云县人民检察院分别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解某某、刘某某等8人提起公诉，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对李某某、谢某某提起公诉。2023年6月29日，灌云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分别判处被告人解某某、刘某某等8人有期徒刑十年至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二十万元至一万元不等；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分别判处被告人李某某、谢某某有期徒刑八年二个月、八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十五万元、九十万元。一审宣判后，解某某等5人提出上诉，2023年10月27日，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侦查阶段。公安机关接到消费者报案后，以陈某某等人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应公安机关邀请介入侦查，发现终端商户陈某某销售的吸油烟机、燃气灶是在网络上购得，遂建议公安机关查清销售渠道，循线深挖犯罪链条，并对犯罪事实已查清的陈某某先行移送起诉。后公安机关先后对陈某某的销售上线李某某、谢某某等人提请批准逮捕，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并针对该案上下游犯罪人数较多、作案时间长、涉案金额大等特点，列出详细的补充侦查提纲，引导公安机关进一步向上深挖生产端犯罪，最终追查到解某某等人。
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依法追诉漏犯。解某某开设家庭作坊生产伪劣吸油烟机、燃气灶过程中，其丈夫刘某某积极参与，指导工人生产、打包、发货，与解某某构成共同犯罪，检察机关依法对其追诉。二是补充质量检测。在检察机关见证下，由公安机关商请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扣押的吸油烟机、燃气灶按品牌、规格、型号分类，并依照程序按照一定比例随机抽样送检，明确涉案产品均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系伪劣产品。三是确定销售金额。根据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订单发货单据、微信聊天记录及账单等证据，综合认定已销售产品亦为不合格产品，合并计算销售金额。
检察机关收到终审判决后，及时建议公安机关对查扣的涉案吸油烟机、燃气灶进行集中销毁。同时，针对涉及吸油烟机、燃气灶等民生安全领域伪劣产品犯罪，检察机关加强与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的衔接配合，召开联席会议，通报伪劣产品犯罪案件的办理情况及现实危害，研究部署预防和打击处理方案。
【典型意义】
（一）严惩制售伪劣家用电器犯罪，牢牢守护百姓厨房安全。吸油烟机、燃气灶是百姓家庭中不可或缺的生活电器，使用不合格产品易引发火灾、爆炸等安全事故，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本案被告人以低价为噱头，通过家庭作坊形式将配件进行简单组合、拼装，未经专业检测即通过网络对下游销售，使产品最终流入多地农村地区，造成严重隐患。检察机关坚持依法从严惩处犯罪，追根溯源，深挖上下游涉案人员，实现全链条打击，有力维护消费者权益。
（二）不枉不纵，准确认定涉案产品质量及销售金额。本案各被告人生产、销售吸油烟机、燃气灶时间跨度长、销售范围广，售出产品分散在全国各地，如何认定已售出产品的质量和销售金额较为关键。被告人通过网络渠道销售伪劣产品，现场查获的产品经检验不合格，已销售部分与检验不合格部分来源相同，销售模式及价格相当，可以认定已销售部分与检验不合格的产品质量无差别，从而认定不合格产品。同时，结合该部分发货单据、价格及资金流水等综合认定销售金额。
（三）能动履职，推动行业综合治理。“检护民生”是检察履职应有之义，检察机关在依法精准打击犯罪的同时，注意联合各部门共同发力，促进提升综合治理效果。依托个案办理，有效推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陆续开展对辖区内商户、尤其是流动商户的走访监管，以及普法进农村活动，提高人民群众安全防伪意识和防假识骗能力。
案例二
袁某等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关键词】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假冒注册商标 化肥 网络销售 综合治理
【基本案情】
2022年5月至2023年5月，被告人袁某通过微信联系他人购买化肥颗粒，未经商标权利人许可，使用私自印制的带有某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注册的“某安”“某利”商标、某化肥有限公司注册的“某富”商标标识的包装袋，在其租赁的仓库内进行分装。袁某使用本人及他人身份信息在某电商平台注册经营9家网络店铺，与被告人郭某甲、丁某合伙经营3家网络店铺，销售假冒伪劣化肥至河南、江西等10余个省份，并由被告人郭某乙提供物流运输服务。袁某还向他人经营的网络店铺和微信客户提供假冒伪劣化肥，销售金额共计778万余元。被告人郭某乙、于某某明知袁某生产、销售的是假冒伪劣化肥，仍向其购买并通过某平台网络店铺进行销售，郭某乙个人经营的店铺销售金额26万余元，郭某乙、于某某合伙经营的店铺销售金额27万余元。经检验，袁某生产、销售的化肥总养分、总氮、有效磷等数值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为不合格产品。
假冒伪劣化肥查扣现场
2023年11月3日，山东省临沭县人民检察院以袁某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郭某乙、郭某甲、丁某犯销售伪劣产品罪，于某某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提起公诉。同年12月29日，临沭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被告人袁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百万元；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被告人郭某乙、郭某甲、丁某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至八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至一百三十万元不等；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判决已生效。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侦查阶段。2023年5月，山东省临沭县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在工作中发现，某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称某平台上的5家店铺销售假冒“某利”商标的化肥，但公安机关仅对其中3家店铺立案侦查。经初步核查，检察机关认为另2家店铺亦涉嫌犯罪，遂依法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并建议并案侦查。2023年5月18日，公安机关予以立案。检察机关同步开展提前介入工作，并就调取店铺和店主信息、查明化肥来源、固定订单数据等提出工作建议。
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全面追诉漏犯。检察机关通过对电子数据的精细挖掘和审查，向上查找供货源头，发现某微信用户向袁某销售肥料，可能涉嫌犯罪，遂向公安机关制发《线索移送函》；向下摸清销售渠道，追诉邢某等18名制售人员，实现上下游犯罪链条化打击。二是邀请特邀检察官助理参与查明犯罪金额。涉案网络店铺达14家，涉案化肥销往10余个省份，交易信息量大，检察机关邀请具有审计专业背景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人员作为特邀检察官助理参与办案，对证据进行数字化梳理，明晰进销货数额、实际交易订单数量等。三是准确适用罪名。涉案化肥既假冒又伪劣，结合销售数额、主观故意等因素，检察机关认为袁某等人的行为同时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和侵犯商标权犯罪，应择一重罪处罚，遂对袁某等人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认定罪名；结合于某某的犯罪金额，通过对比销售伪劣产品罪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应的刑期，对其适用刑期更重的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四是强化知识产权权利人合法权益保护。检察机关在办案时告知被侵权企业诉讼权利义务，全面听取权利人诉求，引导权利人实质性参与诉讼，并把追赃挽损贯穿于诉讼全过程，促成退赃退赔，确保权利人的基本诉求得到回应和支持。同时建议企业加强对网络销售渠道的知识产权维权意识，提高自身防范能力。
结合办案中发现的问题，检察机关及时向市场监督管理局、农业农村局等相关主管部门通报案情，推动开展为期3个月的“肥料产品质量专项整治”等农资生产执法检查活动，抽检化肥37批次，强化农资安全行政监管。检察机关以检察建议的形式，督促邮政主管部门筑牢寄递安全防线，联合县邮政局等3家单位开展农资打假“净网”行动等专项检查7次，严厉打击“网络+寄递”形式违法犯罪活动，有效切断非法网店销售路径。
【典型意义】
（一）严惩制售伪劣化肥犯罪，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化肥是粮食的“粮食”，对于促进农作物增产稳产、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本案被告人生产、销售的假冒伪劣化肥不仅影响农作物产量与质量，还可能破坏土壤结构，污染环境。其假冒他人注册商标，侵犯商标权利人的经济利益和商誉，扰乱市场经济秩序。检察机关通过上挖源头、下追流向，实现全链条打击，全力保障农资安全和农民权益。同时，督促公安机关对查获的假冒伪劣化肥集中销毁，减少安全隐患，防止再度流入市场。
（二）持续聚焦民生问题，筑牢农民消费者权益“保护墙”。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微店、直播带货等电商平台已经成为大众消费的重要渠道，产品流通更快更广。越来越多的农资产品通过网络销售，给农民、种养殖企业带来便利的同时，一些制假售假分子也觅到可乘之机。检察机关通过发放宣传册、走访入户、设置法律咨询台等形式，对农资经营者和农户开展法治宣传，引导农资经营者依法守规、诚信经营，帮助农户提升真假农资辨别能力和维权意识。
（三）加强多部门联动，不断提升打击违法犯罪合力。打击假冒伪劣农资违法犯罪行为涉及部门多、领域广、周期长，是一项综合性治理工作。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农资案件时，应以案件办理为切口，以高质效履职办案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本案中，检察机关在依法严惩犯罪的同时，与农业农村、市场监督管理、邮政等部门共同发力，有效推动当地农资市场整治。此外，检察机关联合县农业农村局等13家单位共同会签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凝聚共建共治工作合力。
案例三
青海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贾某某
等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许某某非法经营案
【关键词】
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 西地那非 全链条打击 异地协作 网络平台治理
【基本案情】
2021年10月至2023年2月，经被告人贾某某等人居中介绍，被告单位青海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某公司”）、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王某某等人决定接受吴某（另案处理）委托生产壮阳类食品压片糖果。上述被告人明知那非类物质及其衍生物等成分禁止添加至食品中，仍将吴某通过微信从被告人许某某处采购的60余公斤那非类原料，与玉米淀粉、蔗糖、红参粉等低价辅料混合，分别在青海、浙江窝点生产含有上述非法添加成分的压片糖果共计30余万片，并由山东销售团队被告人曹某、高某等人，通过聊天软件逐级发展山东、江苏、河北、福建等地经销商，在网络上发布“补肾固精、固本培元”等虚假广告引流，经网络电商平台等销售至上海、青海、安徽等地，生产、销售金额达130万余元。案发后，公安机关在青海某公司、浙江生产窝点及曹某等人处扣押涉案原料、半成品及各批次压片糖果若干。经检测，涉案原料、半成品及成品中均检出国家明令禁止在食品生产中添加的西地那非成分。
办案人员清点涉案物品
2023年6月、10月、11月，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分别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青海某公司、贾某某、曹某等人提起公诉，以非法经营罪对许某某提起公诉。2023年6月、12月，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被告单位青海某公司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非法经营罪分别判处被告人贾某某、曹某、许某某等13人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至八个月不等，部分被告人适用缓刑，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四万元至三千元不等。判决已生效。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侦查阶段。案发后，检察机关及时介入侦查，引导公安机关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强协作追查上下游犯罪。以最初到案的1名下游经销商为线索，追查提供原材料的源头1人，生产窝点4人、经销商8人。
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准确认定涉案物质属性。根据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打击食品中非法添加那非拉非类物质及其系列衍生物违法行为的意见》以及“两高”《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西地那非及那非类衍生物均应认定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二是明确行为人主观故意。梳理各被告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结合举报材料等证据，证实销售团队在不断接到非法添加投诉、诉讼通知后仍予以销售的事实，证明各被告人对添加物质的主观明知和违法性认识。三是推动全链条打击犯罪。督促公安机关同步向江苏、山东、河北等地公安机关移送涉案证据材料，实现上述地区公安机关对下游经销商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的全覆盖打击，已立案2件2人。四是避免危害后果进一步扩大。建议公安机关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强协作，召回销往青海、安徽等地的有毒、有害产品，对扣押在案的1000余盒产品及时销毁。
检察机关坚持治罪与治理相结合，从个案出发延伸类案调查，发现电商新业态下食品安全监管疏漏，遂先后对涉案的国内两大电商平台开展专项治理，制发检察建议、强化跟踪落实，督促网络平台下架不安全食品30余种，关停违法店铺100余家，对80余名违法店铺经营者增加风险标签，要求平台重点关注。同时，与电商平台构建常态化协作机制，协同共护网络食品安全。该社会治理检察建议于2023年获评全国检察机关优秀社会治理检察建议。
【典型意义】
（一）严格贯彻“四个最严”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制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西地那非”是处方药，需在医生指导下使用。那非类衍生物与西地那非核心药效团一致，具有同等属性。在食品中非法添加该类物质，易导致消费者购买食用时无法掌握用法用量，对心血管系统造成伤害。涉案犯罪团伙为了非法牟利，在明知国家重点打击的情况下，仍然在食品中添加那非类物质，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二）强化检警协作、行刑衔接机制，以能动履职全面维护消费者权益。涉案犯罪团伙从网络采购那非类原料，以虚假广告引流等网络营销为手段，采用“产、储、销”分离模式，生产、销售窝点横跨多省市，系典型的组织化、规模化、链条化犯罪，涉案有毒、有害食品通过网络迅速销往全国各地，扰乱食品安全监管秩序，增加侦查打击难度。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责，推动多地司法行政机关密切协作，及时移送犯罪线索，追查下游经销商，实现全链条、全覆盖打击犯罪。同时，推动公安机关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大异地协作力度，召回涉案食品，销毁扣押在案产品，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三）强化诉源治理，助力电商新业态食品安全防控升级。本案中，涉案有毒、有害食品流向多个知名电商平台，对外销售至全国各地，影响范围大、辐射面广。检察机关坚持治罪与治理相结合，从个案出发延伸类案调查，发现电商新业态下食品安全监管疏漏，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督促网络电商平台治理整改，取得较好效果。同时，与电商平台构建常态化协作机制，定期交换信息、提示犯罪风险，助力网络平台提升防控模型技术水平，协同共护网络食品安全。
案例四
武某某等人生产、销售假药案
【关键词】
生产、销售假药 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 宽严相济
【基本案情】
2023年1月初，被告人武某某与宁某某预谋共同制作假阿兹夫定药品。武某某负责购买药品标签、药品说明书及药盒外包装，并在网上购买光板药瓶、热熔打码机等制假工具，宁某某与被告人王某某至诊所及药店等处购买大量的碳酸氢钠片和少量的维生素片作为替代药品。三人伙同他人先在一居民楼内将假冒的阿兹夫定片剂装瓶，后又转移至武某某岳母魏某家中，对药瓶贴注“某安”注册商标及装盒。期间，魏某和武某某妻弟张某某也断续参与贴标、装盒等。
办案人员查获的涉案药品制假工具
2023年1月至案发，武某某通过在微信朋友圈宣传或者在河南某科技有限公司（系阿兹夫定药品生产企业，“某安”注册商标权利人）门口现场联系客户等途径，销售自制假阿兹夫定片药品2700余盒，共计74.9万元。经河南省平顶山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涉案药品未检出阿兹夫定成分。经河南省平顶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涉案药品为假药。
2023年5月17日，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检察院以生产、销售假药罪对武某某、宁某某、王某某提起公诉，5月29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2023年7月30日，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生产、销售假药罪分别判处被告人武某某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一十五万元；判处被告人宁某某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判处被告人王某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并判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武某某、宁某某支付惩罚性赔偿金。一审宣判后，检察机关以部分被告人量刑畸轻为由提出抗诉。2023年9月25日，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采纳抗诉意见，改判原审被告人王某某有期徒刑六年，罚金不变。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侦查阶段。检察机关经公安机关商请介入侦查，就药品认定、案件定性、查实犯罪数额等提出工作建议。河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全省进行线索摸排，指导企业配合开展调查，会同当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出具认定意见，对涉案产品进行排查。检察机关还重点建议公安机关追根溯源，深挖上下游关联人员，成功追诉4名上游提供假包装材料人员。
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准确认定案件性质。武某某等人未经权利人许可，冒用河南某科技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使用碳酸氢钠片等冒充阿兹夫定片，涉案药品也未检出阿兹夫定成分，被认定为假药，同时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和假冒注册商标罪，应从一重处。本案销售金额74万余元，适用生产、销售假药罪的法定刑更重，最终认定为生产、销售假药罪。二是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魏某、张某某为武某某亲属，未参与预谋、未获利，仅在武某某到二人家中制作假药的一天多时间里，参与了部分假药的包装，系从犯，犯罪情节轻微且自愿认罪认罚，故对二人作不起诉处理。
检察机关一体履职，在打击犯罪的同时还注重保护知识产权。主动与被侵权企业联系，依法告知其权利义务，同时邀请企业参与听证会，针对办案中发现的企业管理漏洞，建议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预防、阻断犯罪发生；开展送法进企业活动，提升企业风险防范意识。
【典型意义】
（一）依法严厉打击制售假药犯罪，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本案制售假药的行为不仅严重危害患者的生命健康，还给社会公众带来了安全风险。检察机关打击制售假药犯罪时，注重与有关部门形成有效工作合力。本案中，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及时对涉案药品进行检验认定，为案件准确定性提供依据；检察机关适时引导侦查，及时追诉漏犯，实现全链条打击；检察机关纠正畸轻量刑，得到审判机关支持。通过多部门联动，有力震慑危害药品安全违法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用药和生命健康安全。
（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确保罪责刑相适应。对涉案人数较多的制售假药犯罪案件，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根据犯罪层级、作用、地位的不同分层次处理，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对犯罪情节轻微、具有法定减轻情节的涉案人员依法作不起诉处理，对主观恶性大、犯罪情节严重的涉案人员从严惩处，确保罪责刑相一致。
（三）积极开展诉源治理，延伸司法办案质效。检察机关注重延伸职能，认真做好案件办理的“后半篇文章”。在依法严惩犯罪的同时，积极落实“谁执法、谁普法”制度，制作药品安全系列漫画，通过检察公众号等媒介向消费者揭示假药危害，展现检察机关有力保障药品安全的坚定决心。此类案件也提醒消费者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药品，切勿通过路边小摊、社交软件等渠道从无资质商家或者个人处购买，如发现无资质销售药品等违法违规行为，可及时向所在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等反映。
案例五
王某某等人假冒注册商标、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
注册商标标识案
【关键词】
假冒注册商标 商标标识 追诉漏犯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基本案情】
2018年至2022年，被告人王某某明知“中某”“中某管道”等商标系浙江某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在未获得该公司授权的情况下，雇佣傅某某等3人生产假冒上述注册商标的PPR管道配件，销售后大量用于住宅、厂房的水管连接。王某某从被告人袁某某处定制印有“中某管道”等商标标识的纸板箱、从被告人肖某某处定制印有“中某”商标标识的防伪码用于包装，以上门推销、微信下单、物流运送等方式将上述假冒管道配件发往浙江、上海、安徽、江苏等地，销售给葛某某、莫某某、魏某某等人，销售金额共计593万余元，非法获利约50万元。葛某某、莫某某、魏某某等人明知王某某提供的管道配件系假冒产品，仍通过各自经营的五金店、配件店等加价对外销售，各自的销售金额为12.5万余元至123.6万余元不等。
2023年2月21日，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检察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对王某某提起公诉；2022年10月至2023年9月，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葛某某、莫某某、魏某某等19人提起公诉；2023年3月，以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对袁某某、肖某某提起公诉。其间，新昌县人民检察院对犯罪情节轻微、自愿认罪认罚并退出违法所得、被认定为从犯的傅某某等5人作出不起诉决定。
2022年12月至2023年10月，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法院先后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罪名和量刑建议，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某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以非法获利为基数判处王某某赔偿权利人损失人民币一百零一万元；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分别判处被告人葛某某、莫某某、魏某某等19人有期徒刑三年至八个月不等，适用缓刑，并处罚金；以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分别判处被告人肖某某、袁某某有期徒刑三年、二年，适用缓刑，并处罚金。除庭前调解的2人外均以非法获利为基数判决民事赔偿合计人民币二百八十余万元。各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侦查阶段。浙江省新昌县公安局以王某某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立案侦查，新昌县人民检察院受邀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进行全链条打击，公安机关陆续对提供注册商标标识人员、经销商等立案侦查。同时，与公安机关共同研判，鉴于在案证据尚不能证明系伪劣产品，故建议公安机关以侵犯商标权犯罪为方向进行深入侦查。
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精准追诉漏犯，实现全链条打击。认真审查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电子数据，从生产、包装、销售各环节进行深挖，根据销售模式特征进行电子数据分析，向公安机关移送线索，追诉7名经销商，涉案金额共计250余万元。二是准确区分罪责，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对于制假源头的王某某提起公诉并提出相对较重的量刑建议，对于受王某某指使实施生产行为的雇工，综合考量其参与程度、违法所得、认罪态度等因素，作不起诉处理。对于夫妻共同经营的经销商，根据夫妻分工不同，区分主从犯，对主犯提起公诉，将作用较小的人员依法认定为从犯，作不起诉处理。三是创新赔偿机制，帮助权利人挽回经济损失。及时告知知识产权权利人诉讼权利义务，依法保障其实质性参与诉讼。加强释法说理，促成犯罪嫌疑人积极赔偿。对于无法达成赔偿协议的，告知权利人有权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准计算犯罪嫌疑人的非法获利，为民事诉讼中赔偿金额确定提供参考。
本案中部分假冒管道配件产品系通过上海、宁波等地建材市场内的正规经销商店进行销售，隐蔽性强，消费者难以分辨。犯罪行为既侵犯商标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也损害消费者利益。新昌县人民检察院依托知识产权保护长三角一体化协作机制，联合当地检察机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开展跨区域协作，实地走访调研。针对行业监管漏洞，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制发检察建议，推动行政机关加强行业监管和社会治理，优化市场营商环境。
检察官到某建材市场开展实地调查
【典型意义】
（一）准确把握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产业化特征，实现全链条惩治和罪责刑相适应。检察机关根据侵犯商标权犯罪的链条化生产和跨区域交易模式，紧扣标识、包装的来源及成品去向，全面分析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电子数据，协同公安机关深挖上下游犯罪人员。严格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充分考虑各环节人员的犯罪行为、参与程度、违法所得等因素，准确评价各自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依法严惩制假造假源头，对犯罪情节轻微、自愿认罪认罚、积极退出违法所得的人员依法宽缓处理。
（二）多维度深化知识产权检察综合履职，全面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在办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中，应当保障权利人实质性参与诉讼，通过及时告知权利人有权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积极推动诉前调解等方式，降低维权成本。针对民事诉讼中权利人损失难以认定的情况，根据刑事案件在案证据准确计算非法获利，为确定民事赔偿数额提供参考，助力权利人维权。
（三）加强跨区域检察协作，合力维护消费者权益。涉案管道配件产品使用广泛，与群众日常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检察机关加强跨区域协作，坚持治罪与治理相结合，针对案件办理中反映出的行业治理问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等方式助推从个案办理到行业治理，进一步发挥知识产权检察办案在服务创新发展、优化营商环境、保障民生利益方面的积极作用。
来源：检察日报社
记者：孙风娟
编辑：郑凯文 |
12 | 广州法院发布消费者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 在“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前夕，3月13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 “能动司法护航，助力放心消费”暨消费者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发布会。市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姜耀庭，民事审判庭庭长王会峰，副庭长黄嵩参加了发布会。发布会由宣教处处长谭鹤欣主持。
姜耀庭指出，近年来，广州法院高度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充分发挥审判职能，持续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通过广泛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充分开展示范诉讼、“法院+”多元解纷平台等举措，坚持“专业审判+诉源治理”双向发力，便利消费者维权。不断完善消费维权纠纷的行政调解、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的诉调衔接机制，拓宽矛盾化解渠道。通过能动司法护航，更好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激发消费活力，助力放心消费，用心用情保障改善民生，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通报介绍，2023年，广州法院通过审理各类消费纠纷，帮助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3.4亿元，有力维护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广州法院涉消费者权益案件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案件总量降幅明显，案件类型呈现多样化及覆盖行业范围广的特点。2023年，得益于加强诉源治理、案源治理，广州法院受理各类消费纠纷数量同比下降6.3%，有效实现收案压降，案件总量有所回落。从案件类型来看，主要分为涉产品类消费案件和涉服务类消费案件。保健品、日用品、化妆品、家用电器等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产品引发的纠纷是涉产品类消费案件的重点领域。除传统消费维权案件外，司法实践中还出现了与当前平台经济相关的案件，如网络直播带货、网络游戏服务等新类型服务合同纠纷案件。
二是消费新业态存在安全问题，美容保健类纠纷上升。随着人民群众对美的需求日益提升，美容保健类产品纠纷增多，涉及减肥药、抗衰药、美白药、保健药等产品类消费案件偏多。其中，安全问题争议类型多样，包括涉诉产品虚假宣传、未标注或错误标注生产日期、生产厂家、批准文号以及缺少检验检疫合格材料等。
三是多元化解渠道畅通，诉前调解成效显著。2023年，全市各基层法院经过诉前调解成功化解涉消费者权益纠纷3215件，较大减少消费者诉讼维权的金钱和时间成本，有效保障了消费者权益。
通报指出，广州法院持续深入推进司法改革，提升消费领域矛盾纠纷审判现代化水平，为把广州打造成为全国放心消费环境的高地贡献司法力量。主要做法如下：
一是提升消费纠纷在线化解质效。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等因受时间、距离影响不能正常出庭参加诉讼，符合条件的，依法在线开展诉讼活动。推动完善电子认证等数字应用基础设施，主动适应互联网时代消费发展要求，回应人民群众公正、高效、便捷解纷的司法需求。准确适用在线调解规则等规定，充分发挥在线调解多元化参与、全流程在线、开放式融合、一体化解纷等优势。
二是完善消费者权益司法服务制度。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标的额属于小额诉讼程序法定适用范围的案件，应当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推动小额诉讼程序“应用尽用”。通过小额诉讼审理周期短、一审终审、诉讼成本低、快捷便利等优势，有效满足人民群众高效、便捷、一次性解纷的多元司法需求。充分利用示范诉讼，从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系列案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案件作为首案，以“首案”促使后续系列案件一揽子化解于诉前，切实把诉调对接的“调”向前延伸，从源头减少了诉讼增量，对统一裁判尺度、减轻当事人诉累、节约司法成本、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均有显著的成效。
三是加强消费者权益司法保护宣传工作。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发布典型案例、送法进企业、送法进社区等方式，普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知识，直击消费者权益保护难点、痛点，有效回应广大消费者“急难愁盼”的法律问题，引导经营者规范健康发展。
通报会发布了广州法院消费者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内容涵盖人民群众关切热点，旨在规范经营者合法经营，引导消费者理性维权，积极营造有利于消费提振升级的法治环境，促进人民群众安心消费、放心消费，切实消除居民消费的心头之患与后顾之忧。
下一步，广州法院将不断提升涉消费者权益保护案件的审判质效，助力打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以高质量司法助力广州继续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排头兵、领头羊和火车头作用。
中国新闻社、中国报道、中国经济导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法院报、南方日报、广东电视台、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南方新闻网、南方都市报、广州电视台、信息时报、新快报、广东电台、广州电台、大粤网等中央、省、市主流媒体参加了此次新闻发布会。
来 源丨广州市法院新媒体工作室
素 材 | 民事庭
摄 影 | 彭 勇
通讯员 | 张雅慧 陈诗媛 尹科
责 编 | 张雅慧
编 辑 | 汤楚茵 |
12 | 潮涌国商司法护航杭州中院仲裁司法审查典型案例 | 2024年3月15日，杭州中院涉外民商事审判工作新闻发布会召开。会上发布了杭州中院仲裁司法审查典型案例。
目 录
1
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 明确主合同的仲裁条款不能适用于从合同
—— 甲、乙与丙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
2
涉外合同当事人可订立仲裁协议选择向与争议无实际联系的中国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 美国公民甲与乙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
3
尊重当事人的仲裁程序选择权 优先适用仲裁协议的特别约定
——A公司与甲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
4
坚持仲裁依法独立进行原则 明确仲裁庭根据仲裁规则和审理情况对仲裁案件是否中止审理享有自决权
——A公司与B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
5
未向合同约定的通讯地址送达而仅向工商登记地址送达被退回即视为送达属于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 A公司与B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
6
尊重仲裁委员会和仲裁庭在仲裁规则范围内的自主权
—— A公司与甲、乙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
7
先行裁决应遵循“开庭审理”原则并保障“进行辩论和陈述最后意见”等基本程序权利
—— A公司与B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
8
金融服务合同中作为格式条款的仲裁条款经特别提示后对金融消费者具有约束力
——A公司与甲管辖权异议案
9
准确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认可和执行香港仲裁裁决
——新加坡A公司与我国B公司申请认可与执行香港仲裁裁决案
10
准确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协助香港仲裁程序实施财产保全
——英国A公司与香港B公司、甲、乙、丙、丁、戊、己、庚仲裁程序中的财产保全案
案例一
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 明确主合同的仲裁条款不能适用于从合同
—— 甲、乙与丙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
【基本案情】
甲与丙分别于2019年8月1日、2021年7月26日签署两份销售合同，两份合同均约定：“本合同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提交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2021年11月4日，甲作为借款人、乙作为担保人向丙出具欠条一份，该欠条中并未约定仲裁条款。其后，丙以甲及乙为仲裁被申请人向杭州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裁决甲向丙退还货款并支付违约金，乙对甲上述债务承担保证责任。2022年7月4日，甲、乙向杭州中院提出申请请求：一、确认甲与丙分别于2019年8月1日、2021年7月26日签署的销售合同中的仲裁协议无效；二、确认杭州仲裁委员会对丙与甲、乙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无管辖权。
【裁判结果】
杭州中院认为，甲与丙签署的两份销售合同中就争议解决方式均约定为“本合同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提交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该条款有明确的提交仲裁意思表示、仲裁事项及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系有效的仲裁协议。故甲与丙之间的案涉争议应按销售合同中约定的仲裁协议来处理，杭州仲裁委员会有权处理该争议。关于丙与乙之间是否有仲裁协议的问题。《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中关于“主合同与从合同争议解决方式的认定”部分的指导意见，当事人在主合同中约定争议解决方式为仲裁，从合同未约定争议解决方式的，主合同中的仲裁协议不能约束从合同的当事人，但主从合同当事人相同的除外。根据该指导意见，乙并非案涉销售合同的当事人，其仅系案涉欠条所涉款项的担保人，案涉销售合同中的仲裁协议不能约束乙，且该欠条中并未约定争议解决方式，故丙与乙之间无仲裁协议。杭州中院遂裁定驳回申请人甲、乙请求确认甲与丙分别于2019年8月1日、2021年7月26日签订的销售合同中仲裁条款无效的申请。确认甲与丙分别于2019年8月1日、2021年7月26日签订的销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对乙无约束力。
【典型意义】
仲裁协议需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只有在当事人自愿选择、明确表示以仲裁方式解决纠纷的情况下，仲裁协议才能约束当事人。在主从合同当事人不一致，且当事人在主合同中约定争议解决方式为仲裁，从合同未约定争议解决方式的情况下，不能以主合同中的仲裁协议约束从合同的当事人，否则与仲裁的自治性不相吻合，亦违反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及仲裁条款的独立性原则。主合同中的仲裁协议不能约束从合同的当事人。
案例二
涉外合同当事人可订立仲裁协议选择向与争议无实际联系的中国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 美国公民甲与乙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
【基本案情】
甲、乙均为美国公民，乙委托甲代为持有A公司（英属开曼群岛注册）的原始股。双方于2012年2月20日在中国杭州签订《股份代持协议》。该协议第九条约定：“因履行本协议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果经协商调解无效，双方同意将争议提请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该仲裁是终局的，对协议双方均具有约束力。”2023年4月28日，杭州仲裁委员会受理甲与乙合同纠纷一案。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甲向杭州中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无效。
【裁判结果】
杭州中院认为，案涉仲裁协议属于“涉外仲裁协议”。因当事人未选择“确认涉外仲裁协议效力”适用的法律，应适用约定的仲裁机构所在地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杭州仲裁委员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施行后新设立的仲裁机构。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的通知》第三条“新组建的仲裁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受理国内仲裁案件；涉外仲裁案件的当事人自愿选择新组建的仲裁委员会仲裁的，新组建的仲裁委员会可以受理；……”以及双方在订立仲裁协议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八条“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根据仲裁协议向中国仲裁机构或者其他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之规定，当事人可以订立仲裁协议将涉外纠纷选择由中国仲裁机构仲裁。《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条规定：“仲裁委员会应当由当事人协议选定。仲裁不实行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因此，甲以约定的仲裁机构不属于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仲裁机构为由主张仲裁协议无效，缺乏法律依据。杭州中院裁定驳回甲的申请。
【典型意义】
自愿原则和独立原则是仲裁制度的基本原则。选择特定仲裁机构通过仲裁解决争议，属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仲裁不实行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不强制要求当事人必须选择与案件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仲裁机构。涉外仲裁机制是解决涉外纠纷的重要途径，涉外合同当事人可以订立仲裁协议选择向中国仲裁机构申请仲裁。该案的处理，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尊重当事人选择的司法态度以及支持仲裁的鲜明立场，有利于促进中国仲裁国际化发展，为建设涉外法治实施体系提供了司法保障。
案例三
尊重当事人的仲裁程序选择权 优先适用仲裁协议的特别约定
——A公司与甲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
【基本案情】
2018年，A公司与甲签订《房屋委托租赁合同》，其中约定：“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将由各方当事人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一项争议未能在一方向另一方发出书面通知之日后三十日内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任何一方有权将争议提交至杭州仲裁委员会，按照其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于杭州进行仲裁。为了进行仲裁，应设三名仲裁员。将由涉及争议的双方各挑选一名仲裁员，第三名仲裁员由涉及争议的双方共同指定。按此方式任命的两名仲裁员应共同任命第三名仲裁员。如果任何一方未能在收到仲裁通知之日起的十五个工作日内任命仲裁员或者双方任命的两名仲裁员在第二名仲裁员被任命之日起的十五个工作日内无法就第三名仲裁员的人选达成一致意见，则根据前述规定未任命的仲裁员应由杭州仲裁委员会根据其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任命。”2019年，甲向杭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杭州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0月30日向A公司寄送《应裁通知书（简易程序）》，载明“请于收到通知书之日起十日内，与申请人共同选定或共同委托本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一名独任仲裁员，并将《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提交本仲裁委员会。没有选定或委托指定仲裁员的，及未在上述期限提交声明书的，由本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于11月15日指定独任仲裁员组成仲裁庭，于11月18日向A公司寄送了《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并告知“如果您对以上仲裁庭组成人员申请回避，请在开庭前书面提出，并说明理由”。独任仲裁员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并当庭询问A公司对此前仲裁程序有无异议，但未特别提示仲裁庭的组成方式不符合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庭组成方式的情形。A公司表示不申请回避并对此前仲裁程序无异议。杭州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后，A公司向杭州中院申请撤裁。
【裁判结果】
杭州中院认为，根据A公司与甲签订的仲裁条款文义，双方认可按照杭州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同时对三人组成仲裁庭及仲裁员的指定作出了约定，属于对仲裁庭组成方式的特别约定，明显排除了《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所包含的简易仲裁程序的适用。杭州仲裁委员会在未征得A公司同意的情况下，直接发送《应裁通知书（简易程序）》，要求A公司与甲共同选定或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一名独任仲裁员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违反了当事人对仲裁程序的特别约定，所作出的仲裁裁决违反法定程序，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应予撤销仲裁裁决的情形。案涉仲裁案件审理过程中，独任仲裁员曾当庭询问当事人对此前程序有无异议，A公司亦未对仲裁庭组成方式提出异议。但独任仲裁员的询问并非针对仲裁当事人就案涉仲裁案件是否选择独任仲裁员及适用简易程序的特别提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的“特别提示”的要求，不能改变案涉仲裁违反法定程序的判断，故经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杭州中院裁定撤销该仲裁裁决。
【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在仲裁条款中的特别约定与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发生冲突时应当如何判断仲裁程序正当合法性的问题，对落实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强化当事人程序选择权，提高仲裁裁决公信力有典型意义。本案中的仲裁条款约定了仲裁庭的组成，仲裁庭的组成实际上排除了仲裁规则关于简易程序的适用，可以理解成当事人特别约定的仲裁程序，除非经仲裁员“特别提示”，该特别约定不因当事人接受仲裁机构仲裁规则而排除，且仲裁员对当事人非针对性的询问不构成“特别提示”。本案强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中“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撤裁事由的理解应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进行，以及在撤裁程序中应当贯彻该条规定的尊重当事人特别约定的仲裁程序之精神，对同类案件具有示范意义。
案例四
坚持仲裁依法独立进行原则 明确仲裁庭根据仲裁规则和审理情况对仲裁案件是否中止审理享有自决权
——A公司与B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
【基本案情】
2016年11月30日，A公司与B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同日，A公司、B公司、C公司签订《租赁物买卖合同》作为《融资租赁合同》附件。《融资租赁合同》《租赁物买卖合同》均约定争议解决方式为提请杭州仲裁委员会按其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2018年3月26日，A公司作为仲裁申请人，以B公司、C公司作为仲裁被申请人，以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为案由向杭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B公司向杭州仲裁委员会提出对A公司的仲裁反请求。杭州仲裁委员会组成仲裁庭审理。后A公司申请撤回仲裁本请求，仲裁反请求程序继续进行。2018年11月15日，A公司以“C公司涉嫌合同诈骗、本仲裁案件涉嫌经济犯罪”为由向杭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中止审理，杭州仲裁委员会认为公安机关出具的《立案告知书》《情况说明》均未载明B公司在《融资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涉嫌合同诈骗，本案无中止审理的必要，故驳回A公司的中止审理申请。2019年1月14日、2019年1月29日，A公司再次向杭州仲裁委员会提交中止审理申请书并提交一份由某县公安局出具的《立案决定书》，其中载明“对C公司、B公司合同诈骗A公司案立案侦查”。杭州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决定书，认为“另案审理结果不构成本仲裁案件中处理B公司仲裁请求的前提条件、公安机关的立案决定书不足以供仲裁庭对本仲裁案件是否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进行审查及作出将仲裁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的决定”，故驳回A公司请求中止审理的申请，仲裁程序继续进行。2020年11月16日，杭州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2021年5月14日，A公司向杭州中院申请撤销该仲裁裁决，理由如下：一、案涉仲裁案件涉嫌刑事犯罪，且需以另案审理结果为依据，故应当中止审理，仲裁庭未中止审理构成程序违法；二、案涉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
【裁判结果】
杭州中院认为，一、关于A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之一，《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六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共同要求或者案件仲裁过程中出现特殊情况需要中止审理的，可以中止仲裁程序”；第六十四条规定“仲裁案件涉及刑事案件，并已由侦查机关正式立案的，并不必然导致仲裁程序中止，仲裁庭可以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作出决定”，根据上述仲裁规则规定可见，对于仲裁案件是否需要中止审理，以及仲裁案件涉及刑事案件并已由侦查机关正式立案的情况下是否中止审理，仲裁庭根据具体审理情况享有自裁权，且该自裁权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案涉仲裁案件未中止审理不构成仲裁程序违法。二、关于A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之二，案涉仲裁裁决处理的是A公司和B公司两个平等主体之间因融资租赁合同引发的民事权利义务纠纷，仲裁裁决结果是对特定民事主体之间利益的调整与分配，并不存在违反我国法律基本原则、危害国家及社会公共安全、违反社会善良风俗、危及根本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故A公司该项申请撤裁理由不能成立。杭州中院裁定驳回A公司要求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
【典型意义】
依照法律的规定和仲裁的基本原则，仲裁委员会依法独立地行使仲裁权。对于仲裁庭应如何处理涉嫌经济犯罪的案件，目前尚无法律明确规定。《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亦规定，即便仲裁案件涉及的民事纠纷可能涉嫌经济犯罪，仲裁庭仍可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决定能否继续审理，换言之，对于仲裁案件涉及刑事立案的情况下是否中止审理，仲裁庭根据具体审理情况享有自主裁量权。案涉仲裁案件处理的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是否构成刑事犯罪尚无生效裁判作出定论，仅凭公安机关的立案决定书不足以否定案涉纠纷仍系民事纠纷的定性，仲裁庭未中止审理系依据仲裁规则行使自决权，且该自决权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本案的处理为仲裁案件涉刑时能否继续审理，以及法院在履行仲裁司法审查职能时，如何把握仲裁庭的自决权与程序违法之间的边界，提供有益参考。
案例五
未向合同约定的通讯地址送达而仅向工商登记地址送达被退回即视为送达属于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 A公司与B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
【基本案情】
A公司的工商登记地址为某地址，法定代表人为甲。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A公司的“通知方式”为甲的通讯信息（A公司另一地址、联系电话及电子邮箱）。杭州仲裁委员会受理B公司与A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后，六次向A公司的工商登记地址以甲为收件人邮寄仲裁文书。除首次邮件因“收件人拒收”被退回外，其余邮件均因“原址无此人”被退回。仲裁庭遂缺席审理并作出裁决。A公司认为杭州仲裁委员会未按合同约定地址送达导致其未收到仲裁通知，变相剥夺了其答辩、举证和辩论的权利，遂向杭州中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裁判结果】
杭州中院认为，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A公司的其他通讯地址。杭州仲裁委员会在向A公司工商注册地址送达未被正常签收的情况下，没有按照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其他通讯地址进行送达，即视为送达并缺席审理作出裁决。该送达程序实际违反了仲裁规则中关于送达的相关规定，并导致A公司答辩、举证和辩论等相关权利被剥夺，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所规定的“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之情形，经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杭州中院裁定撤销该仲裁裁决。
【典型意义】
仲裁过程中的送达程序，是保障仲裁当事人能够及时了解仲裁进展并有效参与仲裁的重要程序，更是切实保障仲裁当事人行使仲裁权利的基础。“视为已经送达”作为“直接送达”“留置送达”之外的特殊情况，是在仲裁案件的受送达人主观上拒绝接受仲裁文书或者仲裁机构客观上无法向受送达人送达时，一旦符合仲裁规则所规定的条件，即使受送达人实际没有收到仲裁文书，也视为已经合法送达，受送达人需要承担“已经送达”的法律后果。仲裁机构应当合理查询并准确认定送达地址，才能依据仲裁规则向该地址送达并适用“视为已经送达”。本案中，受送达人存在“工商登记的地址”“合同约定的地址”两个仲裁规则规定的送达地址。当向工商登记的地址送达不成功时，仲裁机构未向仲裁申请人已经提供且无需查询就可以获得的“合同约定的地址”送达，而是持续向工商登记的地址送达后，缺席审理并作出裁决，不符合仲裁规则对“视为已经送达”所规定的条件。反映出仲裁机构在送达过程中存在“重视登记地址忽视约定地址”的认识误区。杭州中院坚持正当程序理念，通过个案指引仲裁机构合理穷尽送达途径、准确适用视为送达条件，以切实保障当事人仲裁权利。
案例六
尊重仲裁委员会和仲裁庭在仲裁规则范围内的自主权
—— A公司与甲、乙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
【基本案情】
甲、乙原系夫妻，两人分别持有标的公司34.3%和14.7%股权。2018年9月14日，甲、乙作为股权转让方，A公司作为股权受让方，双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甲、乙将所持标的公司股权转让给A公司。该协议中约定，因该协议产生任何争议不能协商解决的，任何一方均有权提交杭州仲裁委员会按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后因股权转让尾款的支付问题产生争议，2020年9月14日，A公司与甲、乙签署《补充协议之二》，三方确认A公司应向甲、乙支付股权转让款余额，并一致同意预留部分款项转入资金监管账户作为未披露债务的担保款。甲和乙的儿子作为两人的代理人在上述补充协议中签字。2020年12月3日,甲向A公司邮寄《通知函》一份，主张A公司存在拒绝签署《资金监管协议》等严重违约行为，要求解除前述《补充协议之二》。2021年7月7日，杭州仲裁委员会受理了仲裁申请人甲以A公司、乙为仲裁被申请人的合同纠纷一案。2021年8月24日，A公司向杭州仲裁委员会提交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选定丙为处理案涉仲裁案件的仲裁员。后因两仲裁被申请人A公司、乙未共同选定或者共同委托杭州仲裁委员会主任代为指定仲裁员，杭州仲裁委员会主任根据仲裁规则指定丁为首席仲裁员、戊为仲裁员，该二人与仲裁申请人甲选定的仲裁员己共同组成仲裁庭进行裁决。2022年3月11日，杭州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A公司向杭州中院申请撤销上述仲裁裁决。
【裁判结果】
杭州中院认为，《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仲裁员的选定或者委托指定，应当在该方当事人内部协商一致并共同行使，在规定期限内没有共同选定的，则由仲裁委员会主任代为指定仲裁员”。仲裁案件中，甲将A公司与乙列为仲裁被申请人，A公司与乙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共同选定仲裁员，仲裁委员会遂为之代为指定，该仲裁庭的组成程序符合仲裁规则的规定。即使案涉仲裁案件中存在甲与乙曾系夫妻关系且两人在案涉股权转让关系中具有利益共同性的特殊事实，但仲裁规则并未就该特殊情形下如何指定仲裁员作出规定。依据《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六条的规定，该规则未明确规定的事项，仲裁委员会有权按照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推进仲裁程序。A公司认为仲裁庭的组成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但从组成仲裁庭到开庭直至仲裁庭作出仲裁裁决，始终未曾就仲裁庭的组成问题提出任何书面异议。根据《杭州市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七条的规定：“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本规则或仲裁协议中规定的任何条款或条件未被遵守，但仍参加或者继续参加仲裁程序且未对上述不遵守情况向仲裁委员会或仲裁庭提出书面异议的，视为其放弃提出异议的权利”，案涉仲裁案件中应视为A公司已放弃提出异议的权利。故A公司该项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裁定驳回A公司要求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
【典型意义】
当利益共同体中的一方和利益相对方共同作为仲裁被申请人时，仲裁被申请人选定仲裁员的程序具有一定特殊性。在仲裁规则有关组庭的规则中未对该特殊情形下如何选定仲裁员作出规定的情况下，应在符合仲裁规则的前提下由仲裁委员会和仲裁庭充分行使自主权，由其根据仲裁规则的总则相关规定确定仲裁庭的组庭程序。同时，根据仲裁规则的总则，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人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仲裁规则中规定的任何条款或条件未被遵守，但仍参加或者继续参加仲裁程序且未对上述不遵守情况向仲裁委员会或仲裁庭提出书面异议的，视为其放弃提出异议的权利。本案的处理确定了对仲裁规则未明确规定的事项且当事人未按照仲裁规则规定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应认可仲裁委员会和仲裁庭按照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推进仲裁程序的自主权。
案例七
先行裁决应遵循“开庭审理”原则并保障“进行辩论和陈述最后意见”等基本程序权利
—— A公司与B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
【基本案情】
仲裁庭在作出先行裁决前历经四次开庭，但仅进行了陈述、答辩、举证质证、鉴定事项处理、事实调查询问等程序，始终未完成完整的开庭过程。最后一次开庭过程中，B公司当庭申请委托第三方重建并由A公司承担重建费用，并请求仲裁庭就此先行裁决。仲裁庭询问“如果B公司增加仲裁请求并要求先行裁决，被申请人是否还要求开庭？”A公司明确答复“由于B公司尚未提交变更请求的事实和理由，双方抗辩还会比较激烈，本案还有一些基础性事实待查明，应当再次开庭审理”，该次开庭到此结束。庭后，B公司提交《明确仲裁请求及先予裁决申请书》，A公司提交《答辩意见》。仲裁庭未再开庭即作出先行裁决。
【裁判结果】
杭州中院认为，合同是否有效解除涉及当事人重大权利义务且属于本案的核心争议。当事人变更相关仲裁请求后，对方当事人要求开庭审理，仲裁庭未经开庭审理仅依据庭后提交的材料就该争议作出先行裁决，没有保障当事人进行辩论和陈述最后意见的权利，违反法定程序，构成法定可撤销情形。因本案属于先行裁决，仲裁案件仍存在未决仲裁事项待处理，不宜撤销该先行裁决而导致管辖争议和审理障碍，且该可撤销情形仍可以通过在现有仲裁案件中重新仲裁予以弥补，可由仲裁庭重新仲裁。杭州中院通知仲裁庭在现有仲裁案件中重新仲裁，仲裁庭同意后，杭州中院遂裁定终结撤销程序。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仲裁开庭程序以“应当开庭”为原则，以“协议不开庭”为例外。仲裁庭作出“先行裁决”，也应当遵循该程序原则。本案仲裁庭四次开庭均未完成完整的开庭过程，仲裁申请人在最后一次开庭结束前申请变更仲裁请求，此前审理范围不涉及变更后的仲裁请求且一方当事人就变更后的仲裁请求明确要求再次开庭的情况下，仲裁庭未开庭而直接根据当事人庭后提交的材料作出先行裁决。但本案存在特殊情况，仲裁案件中仍存在未决仲裁事项待实体处理，先行裁决的仲裁事项和未决仲裁事项的实体处理密切联系，不宜分别处理。若先行裁决被撤销，当事人不能重新达成仲裁协议则只能向人民法院起诉，将导致同一法律关系的先后处理事项可能产生严重的管辖冲突和审理障碍。故本案不宜撤销先行裁决，而应由仲裁庭在现有仲裁案件中重新仲裁来弥补程序违法。尽管本案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所列举的“重新仲裁”情形，杭州中院准确适用《全国法院涉外海事商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通过对通知重新仲裁情形的扩大适用，既弥补了程序瑕疵，又避免了先行裁决被撤销后的管辖冲突和审理障碍，为仲裁庭继续处理未决争议提供了司法支持。
案例八
金融服务合同中作为格式条款的仲裁条款经特别提示后对金融消费者具有约束力
——A公司与甲管辖权异议案
【基本案情】
2012年8月17日，甲在A公司处办理开户，于《客户开户申请表（个人）》《开户申请表（个人）》《开户服务确认表》上签名。《客户开户申请表（个人）》第二条规定：“本人已经阅读此表背面《重要提示》《填表须知》并清楚理解其与开户附带的《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人权益须知》《服务确认与风险提示函》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及承担相关风险。”该表背面《填表须知》第六条规定：“客户递交本申请表，即表明客户已同意并接受我公司有关开放式基金业务的所有规定。”《开户申请表（个人）》上半部第二条规定：“本人特此确认已经阅读及清楚理解本开户申请中所附的《投资人权益须知》《服务确认与风险提示函》并愿意承担相关风险。”在《开户服务确认表》中，于所列文件《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人权益须知》《致客户的保密承诺函》《服务确认与风险提示函》前打钩，甲于客户声明处签字，其上写明：“1.本人已收妥上述文件。2.公司投资顾问已清楚解释文件内容。3.本人已仔细阅读及明白上述文件内容及参与投资可能面临的风险。4.假如仍有疑问，本人明白可寻求独立的专业意见。”其中，《投资人权益须知》第六条投诉处理和联系方式之第（三）款约定：“因基金合同而产生的或与基金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如经协商或调解不能解决的，基金投资人可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地点为基金合同约定的地点。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并在其下同时写明：“投资人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选择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基金。”2016年1月29日，甲作为投资者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签订《基金合同》。2020年11月19日，甲向原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一审诉讼，主张A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及不合理推荐等重大过错行为，导致甲的资金被不当占用并产生损失，故请求法院判令A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及相应利息损失。该案审理期间，A公司提起管辖权异议申请。原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一审民事裁定驳回A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
【裁判结果】
杭州中院认为，本案中，依据甲起诉状中的陈述及提交的初步证据，系就A公司作为基金代销商是否履行了适当性义务而提起的诉讼。甲在A公司处开立账户时形成有《客户开户申请表》《开户服务确认单》《投资人权益须知》等系列文件，构成了双方的合同内容。在甲进行开户申请并填写对应表格时，已被告知应遵守《投资人权益须知》的有关约定，甲亦在《开户服务确认表》上签名表示收到并理解了《投资人权益须知》的内容，故《投资人权益须知》的有关约定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投资人权益须知》中约定了仲裁条款，该仲裁条款具备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和明确的仲裁事项，选定了具体的仲裁机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且不存在该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无效情形，故应属有效的仲裁条款。因本案甲系以A公司违反适当性义务为由提起诉讼，而适当性义务属先合同义务，甲同基金管理人签订基金合同与A公司相关，故A公司的适当性义务与案涉基金合同的订立有密切联系，应认为本案是与基金合同有关的争议。由于《投资人权益须知》约定的仲裁条款系存在于甲与A公司之间，本案争议属于《投资人权益须知》中仲裁条款约定的争议范围，故应适用该仲裁条款，法院不具有管辖权。杭州中院遂改判撤销一审民事裁定，驳回甲的起诉。
【典型意义】
金融消费者参与投资活动时与金融服务提供者间的交易通常以申请书、确认书等系列文件的形式作出安排，相关系列文件构成金融服务合同关系的证明，体现双方的权利义务内容。实践中，相关文件的格式文本一般是由金融服务提供者提供，其中所约定仲裁的纠纷解决方式对于金融消费者的程序权益有实质影响，宜由金融服务提供者对相应仲裁条款作特别提示。当有证据证明经金融服务提供者特别提示后，金融消费者签收有仲裁条款的相关文件的，金融消费者事后以金融服务提供者未告知其仲裁条款内容或者其不知悉仲裁条款内容为由而主张仲裁协议无效的，法院不予支持。本案的处理一方面为金融服务提供者制定和特别提示仲裁条款时提供规范性指引，另一方面引导金融消费者在签订相关文件时注重对仲裁条款的审查。
案例九
准确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认可和执行香港仲裁裁决
——新加坡A公司与我国B公司申请认可与执行香港仲裁裁决案
【基本案情】
2020年2月，卖方新加坡A公司与买方B公司洽谈交易，通过电邮及微信等电子通讯途径磋商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在双方就货物买卖要素初步达成一致后，新加坡A公司通过电邮向B公司发送了包含买卖交易基本要素的表格以及四份合同草案。B公司接收合同草案文本后对合同细节向新加坡A公司进行了回应，针对其中的三份合同草案分别提出卸货港、数量、滞期费的异议，但未对其中所载的仲裁条款提出异议。新加坡A公司进行相应修改并向B公司再次发送了合同草案。B公司收到后，回复“等公司审批流程走完后回签”，但其后并未回签。后B公司以双方未签署合同为由，认为合同未成立并拒绝接货。前述四份合同草案均约定因合同产生的争议提交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2020年6月，新加坡A公司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申请仲裁，要求B公司赔偿违约损失并承担仲裁费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于2021年5月做出仲裁裁决，新加坡A公司于2021年10月向杭州中院申请认可和执行该仲裁裁决。B公司则主张双方之间不存在仲裁协议且认可和执行该仲裁裁决违背内地社会公共利益，应当不予认可和执行该仲裁裁决。
【裁判结果】
杭州中院认为，该案应当适用仲裁裁决地法律即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对诉争仲裁协议是否有效成立进行审查。根据查明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仲裁条例》的规定和相关判例的观点，结合双方的过往交易背景，双方在意图缔结合同的磋商过程中交换了记载有仲裁条款的合同文本，虽然B公司并未主动向新加坡A公司发送合同文本，但就相应合同文本进行了回应，且未对仲裁条款提出异议。因此，即使双方最终并未一致签署该合同文本，基于仲裁协议效力的独立性原则，应当认定双方就四份合同草案所载的仲裁条款达成合意。该仲裁条款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仲裁条例》第十九条关于“合意提交仲裁”及“书面形式”要求，其合法成立并具有法律效力。不论双方是否形成合法有效的交易合同，均不影响该仲裁条款的效力。案涉纠纷系特定合同当事人间的争议，处理结果仅影响合同当事人，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杭州中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补充安排》的规定，裁定认可和执行案涉仲裁裁决。
【典型意义】
该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第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在当事人未约定仲裁协议准据法的情况下，适用仲裁裁决地的法律判断仲裁协议成立问题，同时根据仲裁协议独立性原则，明确仲裁条款的成立可以独立于合同的成立之裁判规则，对同类案件的审理具有参考意义。本案的处理充分发挥了人民法院维护国际货物买卖秩序，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职能作用，该案例入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发布的仲裁司法审查典型案例，清华大学教授、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专家委员会委员郑若骅女士在《人民法院报》撰文对该案高度肯定。
案例十
准确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协助香港仲裁程序实施财产保全
——英国A公司与香港B公司、甲、乙、丙、丁、戊、己、庚仲裁程序中的财产保全案
【基本案情】
仲裁申请人英国A公司就其与包括仲裁被申请人香港B公司、甲、乙、丙、丁、戊、己、庚在内的二十七方主体之间因2017年10月27日签订的《股东协议第七次修订和重述》以及2017年9月5日签订的《股权购买协议》所引起的股权回购纠纷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起仲裁并获受理。仲裁过程中，英国A公司为防止香港B公司等仲裁被申请人隐匿、转移财产或给财产设置权利负担，以保障未来仲裁裁决的切实执行，向杭州中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冻结香港B公司等仲裁被申请人银行存款人民币503720313.5元或查封、扣押其他相应价值财产。为此，英国A公司向杭州中院提交了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单等材料作为担保。
【裁判结果】
杭州中院认为，本案系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已受理仲裁案件的程序中向法院提出协助保全的案件，该仲裁案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第二条所规定的“香港仲裁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第三条“香港仲裁程序的当事人，在仲裁裁决作出前，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向被申请人住所地、财产所在地或者证据所在地的内地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保全”。本案中，有五名被申请人住所地及财产所在地均在杭州，因此，杭州中院有权受理该仲裁保全申请。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关于进一步规范财产保全案件办理的工作指引（试行）》的规定，人民法院开展财产保全工作，应当审慎采取保全措施，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并就被申请人是否存在“使生效法律文书难以执行”的情形及保全必要性进行审查。经审查，本案申请人的仲裁请求无“明显不成立”之情形、有明确的财产线索、有适格担保，申请人亦提交了被申请人经营情况恶化、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说明材料，本案有保全之必要。英国A公司的保全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当予以准许，遂裁定冻结香港B公司等仲裁被申请人银行存款人民币503720313.5元或查封、扣押其他相应价值财产。同月，杭州中院冻结香港B公司持有的C公司60.91%的股权。
【典型意义】
为完善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的区际司法协助体系，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签署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于2019年10月1日起生效，内地法院可对同时满足“仲裁地在香港”和“仲裁程序由有关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管理”这两项条件的“香港仲裁程序”提供保全协助。对“香港仲裁程序”的财产保全审查，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的规定审查申请保全材料，要求提供担保。在跨法域协助财产保全过程中，为了防止申请人恶意申请财产保全，需要提供“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和相关证据，包括关于情况紧急，如不立即保全将会使申请人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或者将使仲裁裁决难以执行的说明”等材料以供审查。本案中，杭州中院严格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审查并协助香港仲裁程序实施财产保全，对区际司法协助进行了有益探索，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支持国际商事仲裁发展的司法立场，也为营造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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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杭州国际商事法庭
杭州中院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全国两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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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枝繁叶茂续芳华——天目山古树名木司法保护座谈会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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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未成年人食品安全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 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涉未成年人食品安全司法保护
典型案例
未成年人食品安全关系未成年人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社会公众高度关注。多年来，人民法院严格落实未成年人食品安全司法保护，深入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将特殊、优先、双向、全面司法保护未成年人的政策理念贯彻到各个审判领域，强化与相关部门协作配合，为未成年人筑起食品安全屏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评价、指引功能和警示、教育作用，最高人民法院此次发布四起涉及未成年人食品安全司法保护的典型案例。这四起案例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事关未成年人日常食品和校园就餐安全。四起案例中，有三起涉及未成年人的日常食品，另一起涉及校园配餐，与未成年人日常生活、身体健康息息相关,意义深远。对这些发生在未成年人食品安全领域，贴近未成年人日常生活案件的精准裁判，是人民法院发挥未成年人刑事、民事和行政审判职能，严格落实有关未成年人食品安全法律规定，坚持依法从严惩处的立场，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生动实践。
二是体现对侵害未成年人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从严惩处的精神。向未成年人食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果断亮剑，对于维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推动形成良好社会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例如，案例一是超范围添加食品添加剂的案件，消费者要求十倍惩罚性赔偿，法院判决予以支持。案例三是销售过期奶制品牟取利益的案件，大量过期食品流入市场，涉案金额大，最终被法院判处销售伪劣产品罪，追究刑事责任。对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从严惩处，彰显了人民法院从严从重打击侵害未成年人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的坚定决心。
三是聚焦人民群众普遍关注问题。案例的选取着眼于社会普遍关注的涉及未成年人食品安全的多发案件或典型案件。例如，案例二是销售者虚假宣传孕婴用品的案件，消费者受骗后提起诉讼，法院最终认定销售者属于以虚假或者引起误解的商品说明方式销售商品，构成欺诈，判决支持三倍惩罚性赔偿。案例四是涉及校园食品安全的行政纠纷案件，违法经营的食品导致18名学生发病，人民法院依法支持行政机关对违法经营食品企业予以严惩。这些案件为人民群众普遍关注。人民法院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对违法行为依法严惩，有利于净化市场，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未成年人食品安全治理格局。
集中发布这些典型案例，一方面是为了彰显人民法院坚持依法严惩各类危害未成年人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不手软、坚持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不松懈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另一方面也希望进一步提升食品生产者、经营者以及公众的法律意识和食品安全意识，推动全社会构建食品生产经营健康发展秩序，共同努力为未成年人安全、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法治和社会环境。
下一步，针对涉未成年人食品安全问题，人民法院将重点开展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进一步融合贯通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审判职能，全方位加强未成年人食品安全司法保护。二是加强与行政主管部门的沟通协作，畅通沟通渠道、健全协作机制，形成依法惩治食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的合力。三是加强食品安全和法律知识宣传，推动食品生产者、经营者及公众提升食品安全和法律意识，规范涉未成年人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用法治利剑守护未成年人食品安全。
案例1
李某诉某乳业公司产品责任纠纷案
——超范围添加食品添加剂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消费者有权要求十倍惩罚性赔偿
基本案情
2019年5月18日、5月19日，李某购买某乳业公司生产的固体饮料18罐，单价每罐328元，共计5904元。该产品配料表上标注：葡萄糖浆、植物脂肪粉、氨基酸等配料。其中，氨基酸括号内标注有L-赖氨酸、L-蛋氨酸、L-色氨酸、L-酪氨酸等成分。李某认为L-赖氨酸、L-蛋氨酸、L-酪氨酸、L-色氨酸等4种氨基酸允许使用的食品类别中不包括固体饮料，案涉产品构成超范围添加，诉请某乳业公司退回购物款5904元并承担10倍货款赔偿。某乳业公司抗辩认为，案涉产品中标示的L-赖氨酸、L-蛋氨酸、L-酪氨酸、L-色氨酸系氨基酸复合物，是通过特殊工艺即蛋白质加酶制剂水解而成，系以改性形式存在而非添加的物质，配料表相关表述和食品安全符合国家标准。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GB14880-2012）规定，L-赖氨酸允许使用的食品类别不包含固体饮料，但案涉产品系蛋白固体饮料，并非可以添加上述氨基酸的食品。某乳业公司作为食品生产者，未能举证证明另外三种氨基酸能够用于非特殊膳食用食品和其化合物来源，未能举证证明该三种氨基酸能够用于案涉食品，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原告李某购买18罐固体饮料的行为符合当地生活消费购买习惯，某乳业公司作为生产者，生产的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的规定，法院判决其支付十倍货款的惩罚性赔偿金59040元。
典型意义
食品安全是重大的基本民生问题，特别是婴幼儿食品安全事涉千万家庭，国家对婴幼儿食品安全制定了严格的标准。本案例涉及婴幼儿最常见的配方粉固体饮料，通过明确固体饮料中氨基酸属于超范围添加进而影响食品安全，判决生产者支付十倍惩罚性赔偿金，彰显了人民法院保护婴幼儿食品安全的坚定决心，也为同类案件提供参考。
案例2
颜某诉某孕婴用品店买卖合同纠纷案
——销售者虚假宣传，消费者有权要求三倍赔偿
基本案情
颜某因女儿喝普通奶粉过敏，自2018年4月起到某孕婴用品店购买某产品作为奶粉的替代品。2020年5月14日颜某再次到某孕婴用品店购买该产品，询问某孕婴用品店的经营者关某该产品的性能，关某明确表示该产品能“调节过敏体质”。颜某对此进行了录音录像。后颜某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举报，称某孕婴用品店宣称商品能调节过敏症状，既构成虚假宣传行为，又构成引人误解的宣传行为，已造成举报人的误解，导致其购买并长期给孩子使用固体饮料。2021年7月23日，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某市监处字[2021]第10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某孕婴用品店构成虚假宣传为由，责令某孕婴用品店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30万元等。后颜某起诉至法院，要求某孕婴用品店返还价款并支付惩罚性赔偿金。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生产经营者对其提供的标签、说明书的内容负责；食品广告的内容应当真实合法，不得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食品生产经营者对食品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我国对特殊食品有更严格的监管规定。因此，无论是普通食品还是特殊食品均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的宣传。某孕婴用品店故意以“调节过敏体质”的说辞误导消费者，属于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品说明方式销售商品，构成欺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消费者有权要求按消费金额的三倍赔偿。遂判决某孕婴用品店退还货款并向颜某支付价款三倍惩罚性赔偿金54624元。
典型意义
婴幼儿食品直接关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现实生活中，存在虽然产品质量合格但销售者虚假宣传的情形。本案中，销售者宣称售卖的固体饮料能够调节过敏体质，误导消费者，会给婴幼儿身体造成损害。此类行为在当前侵害未成年人食品安全行为中具有典型性，该案判决对遏制虚假宣传，倡导诚信经营，推动构建食品生产经营健康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案例3
被告人靳某销售伪劣产品案
——篡改生产日期销售过期奶制品，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基本案情
2021年3月至2021年11月，被告人靳某为牟取非法利益，通过欧某大量收购超过保质期的奶制品，并利用其作为经销商的便利，在内部经销商网挑选可在市场售卖的批号，在某省某地设立加工窝点，组织贺某、贺某某、高某及吴某（均另案处理）等人通过喷涂篡改产品原生产日期和批号冒充新日期产品后，销往个别省份。经统计，靳某向经销商等销售过期奶制品，已销售金额272142元、未销售货值23498元。其中，扣押在案的部分产品经生产厂家比对认定为被篡改生产批号和日期产品，导致溯源不能。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靳某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靳某结伙将他人生产的超过保质期的奶制品以更改生产日期、保质期、改换包装等方式销售牟取利益，已销售金额272142元、未销售货值23498元，其行为已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靳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靳某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违法所得予以没收。
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食品安全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销售超过保质期的奶制品，具有较高的食品安全风险和社会危害性，为食品安全法明令禁止，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被告人为牟取非法利益，利用身为奶制品经销商的便利，结伙收购、倒卖超过保质期的奶制品，涉案金额大，影响范围广，法院对其依法定罪判刑，体现了对危害儿童食品安全行为绝不姑息的态度，有利于规范涉未成年人食品经营活动，为未成年人成长提供食品安全保障。
案例4
某餐饮管理公司诉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案
——给学校提供受污染午餐，法院支持行政机关依法严惩
基本案情
某餐饮管理公司向某市共计9所中小学校提供午餐。2020年9月3日共提供午餐11887份，每份午餐价格为10元。2020年9月4日，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多起报案线索，称9月3日就餐结束后，多所学校多名学生出现了腹痛、腹泻症状而被紧急送医。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即会同有关部门到该公司的经营场所现场调查，发现某餐饮管理公司在上述学校午餐的存储、加工、配送过程中，存在员工裸手取食烹煮食物、未及时洗手消毒或更换清洁手套、传菜过程中食物堆叠、常温供餐时间过长等违规操作情形。经某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讨论分析认定，本案中涉及食用某餐饮管理公司配餐导致感染的中小学生共计18人，类似病症是因食用了受污染午餐导致的聚集性食源性疾病。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法定期限内，经法定程序调查后，于2021年7月12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为某餐饮管理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五十四条第一款及《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第四十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了经营污秽不洁食品、未按要求进行食品贮存、未按要求留样的违法行为，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二条及《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之规定，责令某餐饮管理公司立即改正违法行为，给予警告，罚款1901920元。某餐饮管理公司对处罚决定不服，诉至人民法院。
裁判理由
法院经审理认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案发后立即对某餐饮管理公司的经营场所进行了现场调查，询问了相关生产经营情况，同时调取了生产经营中的操作监控视频，查明某餐饮管理公司在存储、加工、配送午餐过程中存在操作不规范情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作为专业机构，同时对案涉食品事件开展了流行病学调查及实验室检测，并出具了《关于某区学生聚集性食源性疾病的结案报告》，对本案聚集性食源性疾病的原因及可疑食物污染来源予以查实，得出本次疾病系一起因食用了受污染午餐导致的聚集性食源性疾病的结论，餐次为9月3日午餐，致病因子是副溶血性弧菌。因此，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某餐饮管理公司配送的午餐为污秽不洁食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同时处罚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程序合法。遂依法驳回了某餐饮管理公司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近年来，关于中小学生配餐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时有发生，引发家长和公众担忧。本案系一起典型中小学食品安全事件。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有关政府部门配合下，对涉事食品生产企业的生产、储存、配送等各环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并依法进行处罚。人民法院对行政处罚行为依法予以支持，对危害学生身体健康的行为坚决说“不”。人民法院通过依法公正履行审判职能，推动形成各方履责，齐抓共管，合力共治的工作格局，规范食品生产企业的生产经营秩序，守护中小学生“舌尖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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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
编辑：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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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监管市市场监管局公布一批个人信息保护盲盒销售违法典型案例 | 市市场监管局介绍，2023年，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民生热点问题，加强新领域、新模式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监管执法，开展了个人信息保护、盲盒销售等专项执法行动。坚持执法+服务，强化约谈指导，深挖违法线索，攻坚行业痼疾，着力规范行业，打造放心满意的消费环境。现集中公布一批典型案例。详见↓
01上海洳娟实业有限公司未经消费者同意擅用人脸识别设备收集个人信息案
2023年3月24日，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相关线索对当事人未经消费者同意擅用人脸识别设备收集个人信息进行立案调查。经查，当事人出于防范盗窃等目的，于2021年4月委托某信息科技公司在超市大门位置安装了一台具有人脸识别功能的摄像头，对进入超市人员进行拍照、人脸识别分析比对，相关数据存储于超市监控系统硬盘内，定期自动覆盖。该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使用具有人脸识别功能的摄像头收集人脸数据图片未经消费者同意，且经营现场无明示收集脸部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和收集规则等，侵害了消费者个人信息依法得到保护的权利。
当事人未经消费者同意擅用人脸识别设备收集个人信息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九)项之规定，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当事人作出警告并罚款3000元的行政处罚。
02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依法得到保护的权利案
杨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根据相关线索对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的下属分公司进行执法检查。经查，当事人办公电脑系统内存在被泄露的房源信息且未取得房主授权委托，上述信息系当事人从其他房产中介（已另案查处）处获得，当事人未经被侵犯信息的房源信息主同意，非法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并拨打滋扰电话，严重影响房源信息主的日常工作和生活。
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杨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七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九）项的规定，作出罚款60000元的行政处罚。
03上海秦汉胡同教育培训有限公司青浦第一分公司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依法得到保护的权利案
2023年7月24日，青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对当事人经营场所检查时发现，当事人电脑中存储个人信息内含姓名、年龄、电话以及联系记录若干条，当事人无法提供上述个人信息的合法来源。在当事人的业务操作系统中还发现有多条挂断、拒接、打不通但仍多次拨打消费者电话的记录，以及部分消费者明确表示拒绝，当事人员工仍向其联系业务的记录。
当事人在未取得消费者同意，同时也未向消费者明示收集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的情况下，通过与同行交换等途径收集大量消费者个人信息，以及消费者明确表示拒绝，仍向其发送商业性信息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青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九）项的规定，对当事人作出罚款10000元的行政处罚。
04上海那嘎的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闵行分公司非法处理个人信息案
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接消费者举报，反映其在当事人处就餐后，莫名接受到电话和短信骚扰，怀疑就餐时被商家违法收集消费者数据信息。经调查发现，当事人通过设置桌面二维码扫码点单的方式为来店消费者提供点餐服务。顾客扫描桌面二维码后跳转到当事人企业公众号授权服务页面，通过点击页面中《隐私权政策》，页面无法弹出个人信息隐私权收集详细内容，相关跳转页面中个人信息收集种类、处理目的均未告知消费者。当事人通过上述功能，收集了消费者手机号的个人信息，当事人为来店顾客提供扫码点餐的方式，本意为方便来店顾客提供点餐服务，但顾客个人手机号作为个人信息，与点餐服务并不直接相关，不应在使用上述服务过程中被收集、使用。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款以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构成非法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法对当事人处以警告的处罚。
05
上海沫沫班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高科东路分店、上海市浦东新区唐镇悠优杂货店侵害消费者权益案
2023年4月11日，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对辖区某商业广场开展盲盒类商品专项检查。经查，上海沫沫班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高科东路分店（店招：沫沫班长）销售的“七彩宝石盲盒”，以及上海市浦东新区唐镇悠优杂货店（店招：名创优品）销售的“奥特曼黑暗引力勋章第一弹”两款盲盒类商品，商品外包装和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公示均未注明相关款式以及隐藏款的抽取概率。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两家当事人分别处以10000元的罚款。
06深圳市三宅商事贸易有限公司上海三宅贸易分公司未以显著方式公示随机商品抽取概率案
2023年4月13日，静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场所检查，现场查见当事人店内销售的“迪士尼公主系列人偶造型盲盒中性笔0.5mm（黑色）”、“Sanrio Characters 系列盲盒中性笔0.5mm（黑色）”等盲盒商品，当事人未以显著方式公示商品抽取概率。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了未以显著方式公示随机销售商品抽取概率的违法行为。根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静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罚款人民币15000元。
07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鹿沁百货店未以显著方式公示抽取规则、商品分布、提供数量、抽取概率等关键信息案
当事人分别于2022年9月起，先后将“晨光HAGP1706”款文具盲袋、“晨光×若来HAMP1656”自动铅笔盲盒套装置于其经营场所货架上以随机抽取方式对外销售，销售价格分别为20元/袋、10元/盒。当事人向消费者销售上述两款产品时未以显著方式公示抽取规则、商品分布、提供数量、抽取概率等关键信息。至2023年2月15日被查获，当事人共售出上述“晨光HAGP1706”款文具盲袋5袋、“晨光×若来HAMP1656自动铅笔盲盒”套装9盒，销售金额共计190元。
当事人在其经营场所以随机抽取方式销售产品时未以显著方式公示抽取规则、商品分布、提供数量、抽取概率等关键信息，违反了《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松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
08上海崇明觅浪百货店等单位未按规定以显著方式公示抽取规则等关键信息系列案
2023年3月，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上海崇明觅浪百货店、上海爱夹莱游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市崇明区柳嘉日用百货商店、上海娇鲲商贸有限公司崇明大道店、上海市崇明区力智日用百货商店等5家盲盒经营者开展专项执法中发现，上述当事人销售玩具手办等盲盒商品，在其经营场所内及盲盒的外包装上均未对抽取规则、抽取概率等关键信息进行公示。
上述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了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向消费者销售特定范围内商品而未按规定以显著方式公示抽取概率等关键信息的行为。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上述当事人分别进行了行政处罚，合计罚款34000元。
相关法条原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九条 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公开其收集、使用规则，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信息。
经营者及其工作人员对收集的消费者个人信息必须严格保密，不得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经营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信息安全，防止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信息泄露、丢失的情况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
经营者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者请求，或者消费者明确表示拒绝的，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六条 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
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第十七条 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前，应当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地向个人告知下列事项：
（一）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名称或者姓名和联系方式；
（二）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处理的个人信息种类、保存期限；
（三）个人行使本法规定权利的方式和程序；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告知的其他事项。
前款规定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将变更部分告知个人。
个人信息处理者通过制定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方式告知第一款规定事项的，处理规则应当公开，并且便于查阅和保存。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
第二十一条 经营者处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的原则，明示处理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依法征得消费者同意；不得从事违反法律法规、超出消费者同意范围或者与服务场景无关的消费者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经营者履行明示义务和征得消费者同意的证明资料至少留存三年。
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信息保密和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制定信息安全应急预案，确保信息安全，防止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信息泄露、丢失的情况时，经营者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启动应急预案，依法及时通知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和消费者。
第四十条 经营者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向消费者销售特定范围内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应当按照规定以显著方式公示抽取规则、商品或者服务分布、提供数量、抽取概率等关键信息。
经营者实际的市场投放应当与前款公示内容相一致，不得篡改抽取概率，改变抽取结果。
开展随机销售活动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违背公序良俗。鼓励随机销售经营者通过建立保底机制等方式，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资料：市市场监管局
编辑：孙冲 |
12 | 福建公安机关打击整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5起典型案例 | 按照公安部打击整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专项行动部署，福建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劣的网络暴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现公布5起典型案例：
案例一：林某某发布侮辱、诽谤、恐吓信息实施网络暴力案
2022年至2023年，莆田网民林某某为发泄情绪、寻求刺激，多次拍摄侮辱、诽谤、恐吓他人的视频，发送侮辱、诽谤、恐吓他人的短信，并将视频和短信截图发布在网络社交平台上。相关信息引发大量网民关注，给多名被害人造成极其恶劣影响，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2023年12月，林某某连同其它犯罪行为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案例二：林某某编造“生活作风不检点”等谣言实施网络暴力案
2023年8月，福州一网络平台主播林某某因与另一主播产生矛盾，心怀怨恨，多次在平台直播间及视频作品中编造该主播及其家人“生活作风不检点”等谣言，并辱骂对方及其家人。相关信息引发网民关注，对被害人造成精神伤害，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2024年2月，福州公安机关依法对林某某处以行政处罚。
案例三：王某编造“张某出轨多人”等谣言实施网络暴力案
2023年12月，泉州网民王某因与张某存在生活纠纷，遂通过在张某亲戚、朋友等人网络平台账号评论区留言或发送私信等方式，编造传播“张某出轨多人”等内容，并长期向张某发送骚扰短信，对张某造成精神伤害。相关信息引发网民关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2024年1月，泉州公安机关依法对王某处以行政处罚。
案例四：黄某等人编造未成年人甘某“黄谣”实施网络暴力案
2024年1月，泉州网民黄某、苏某、何某、李某等4人为博取眼球、吸引流量，在网上编造传播未成年人甘某“黄谣”信息和视频。相关信息引发网民关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对未成年人造成精神伤害，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2024年1月，泉州公安机关依法对黄某、苏某、何某、李某等4人处以行政处罚。
案例五：徐某某编造“生活作风不检点、涉黄卖淫”等谣言实施网络暴力案
2024年1月，漳州网民徐某某因追求被害人未果，产生报复心理，编造被害人“生活作风不检点、涉黄卖淫”等谣言，对被害人进行人身攻击，并在网络平台散布传播。相关信息引发网民关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2024年2月，漳州公安机关依法对徐某某处以行政处罚。
网警提醒
在互联网上针对他人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隐私等信息的网络暴力行为，贬损他人人格，损害他人名誉，扰乱网络秩序，破坏网络生态，致使网络空间戾气横行，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
公安机关将坚持严惩立场，依法打击整治，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网络公共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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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2023年宁波法院涉外涉港澳台商事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 案例1
尊重商事主体意思自治，以谦抑之态审查公司治理
——美国B制药公司与丁某某、某药业股份公司等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案
【裁判要旨】
对于关联交易的价格是否基本公允，应结合在案证据审慎判断，司法不宜主动给予否定性评价。如根据适当的价值评估模式，并以有利于异议股东的方式取值后，估算的结果与实际交易价格的差异落在合理区间，应当认定该价格基本公允。
【基本案情】
某药业股份公司为A股上市公司，美国B制药公司为连续180天以上单独持有上市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东。
2020年7月，上市公司将其名下的全资子公司浙江某医药科技公司100%的股权以2.5亿余元为对价转让给其实控人丁某某控股的浙江某控股集团公司。美国B制药公司认为该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诉请判令丁某某等赔偿上市公司经济损失5亿元。审理中该公司申请对医药科技公司的股权价格进行司法评估。
宁波中院认为，关联交易依据的评估报告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美国B制药公司自行提供的咨询报告对关联交易对价不公允的证明力不足。根据标的公司医药科技公司名下唯一物业可分割转让面积不得大于地上总面积30%的限定，按照假定的“70%收益法+30%市场法”模式，30%部分的交易价格应当扣除相关税赋和费用。以最有利于美国B制药公司的方式取值后，在所估算的结果与实际交易价格的差异落在美国B制药公司认可的区间之内的情形下，考虑到标的公司的实际可交易性以及交易的时间成本等其他影响公司利益的因素，难言实际交易价格不具有公允性。判决驳回美国B制药公司诉讼请求，浙江高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涉及相关当事人以及广大股民利益，深受各界关注，此类案件也是司法实践的难点。从公司利益多元化角度，应当立足交易当时判断其价格公允性，不能将公司利益等同于股东利益或将公司财产等同于公司利益。本案贯穿尊重商事主体意思自治，维护交易秩序，促进交易繁荣的理念，对于基本公允的关联交易，不主动给予否定性评价，体现了司法对公司治理的谦抑之态。本案判决推进了相关案件以及各方的其他纠纷最终调解解决。
案例2
首例查明域外劳动法，准确判定域外劳动者法律责任
——德国C公司与贺某追偿权案
【裁判要旨】在我国劳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的情况下，劳动者在域外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以及因劳动关系而引发的相应法律责任，应根据劳动者域外工作地法律进行判断。
【基本案情】
贺某在德国C公司期间，在办公室抽烟引发火情造成财产损害，德国C公司要求贺某赔偿损失。贺某抗辩其受慈溪H公司派遣，与德国C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其个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宁波中院认为，贺某与德国C公司的母公司慈溪H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包含了贺某在德国C公司的工作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劳动合同适用劳动者工作地法律，故应当按照德国法律判定贺某是否与德国C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根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工商业条例》第105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劳动时间法》第2条规定，只要不违反强制性规定，不违反应适用的团体协议或工厂协议规定，雇主和劳动者可以就劳动关系的缔结、内容和形式达成合意。即德国法律允许存在双重劳动关系，是否订立双重劳动合同，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贺某在德国C公司工作期间，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德国C公司实际支付工资、缴纳社会保险，应当认定贺某在德工作期间与德国C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遂判决德国C公司在向保险公司赔偿后有权向贺某追偿全部损失。
【典型意义】
随着国际经贸的发展，劳动者可以在不同国家、地区为企业提供工作服务，由此可能存在劳动者在域内外与不同用工主体之间的双重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在中国存在劳动关系并非排除该劳动者在中国域外存在劳动关系的理由，劳动者在域外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及应否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应根据劳动者域外工作地法律独立判断。
作为“域外劳动法查明第一案”，本案对警示企业重视跨域用工引发的法律风险，具有积极的路标意义。
案例3
依据离岸公司注册地和主营业地法律，审慎审查刺破离岸公司面纱问题
——美国D公司与香港A公司、宁波B公司、黄某、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案
【裁判要旨】
对于离岸公司的刺破公司面纱问题，应当根据公司注册地法律和主营业地法律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查，在此过程中，应当甄别股东是否具有明显的逃债故意。
【基本案情】
黄某为宁波B公司、香港A公司的唯一股东。2020年8月20日，美国D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向香港A公司采购产品211余万美元，并向香港A公司全额支付货款，后美国D公司仅收到部分货物。黄某以香港A公司名义出具《保证书》承诺分期退款，但未履行。
鄞州法院一审判决香港A公司返还货款154余万美元并支付逾期利息，驳回美国D公司要求黄某和宁波B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宁波中院二审认为，美国D公司的诉求实为要求刺破离岸公司香港A公司的面纱，在法律适用上，首先应当考量A公司登记地香港公司法的规定和判例，其次考量本案中是否存在适用主营业地法律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经域外法查明，根据香港法律及判例本案并无刺破公司面纱之必要。同时，香港A公司虽为离岸公司，但是根据公司主营业地即内地法律，并无证据证明黄某存在逃债故意。结合外汇管制，也不能认定彼此存在财产混同。美国D公司要求刺破香港A公司面纱的请求不能成立。判决驳回美国D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离岸公司的刺破公司面纱问题，一直备受争议。本案根据离岸公司注册地公司法及判例、公司主营业地即内地公司法进行个案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刺破公司面纱的规定与香港相关法律制度的内在逻辑相通，对刺破公司面纱的请求应作谨慎审查。本案是宁波国商庭设立后的第一案，梳理论证了刺破离岸公司面纱的相关问题，对此类案件具有启示作用。
案例4
司法鉴定跨境采样难题的创新破解
——董某与胡某、叶某、C某民间借贷案
【裁判要旨】在各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通过“数字化+规程化”解决司法鉴定中的跨境采样难题。
【基本案情】
胡某、叶某向董某出具借条借款100万元，C某（外籍）作为担保人签字。董某向宁波中院诉请判令胡某、叶某归还借款并由C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C某辩称借条上的“C某”并非其所签并申请笔迹鉴定，宁波中院依法启动鉴定程序。C某因疫情无法从澳大利亚回国参加线下笔迹采样，宁波中院在征得当事人同意的基础上，向双方解释具体操作规程并形成笔录。国内当事人签名形成“采样纸”并拍照上传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后，书记员向C某邮寄“采样纸”。C某通过多方视频在主审法官、国内当事人见证下拆开“采样纸”快递信封并书写签名笔迹，程序完成后即时拍照上传，并将“采样纸”原件封印快递，第一时间邮寄宁波中院。根据鉴定意见，借条上的“C某”并非C某所签，在案其他证据也无法证明C某同意提供担保，宁波中院判决驳回董某对C某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服判息诉。
【典型意义】
涉外民商事案件的一方当事人身处境外的情况比较普遍，此类案件若涉及该当事人笔迹鉴定，如何实现在法官及对方当事人见证下采集实验样本成为审理难题。本案以“数字化+规程化”应用，对身处异国的当事人进行远程鉴定采样，突破了笔迹采样必须面对面实施的固有模式，建立了“跨境远程鉴定采样”的程序新范式，不仅便利境外当事人参与诉讼，更是实现了办结一个难案破解一类难题的积极效果。
案例5
中立评估调解机制宁波首案
——邱某与G某、宁波E公司、加拿大E公司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对于案情复杂争议大的涉外商事案件，引入中立评估调解的多元解纷方式，有助于高效便捷化解纠纷。
【基本案情】
宁波E公司系加拿大E公司设立的外商独资企业，加拿大公民G某任董事长。邱某与G某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及后续《合作协议》，约定邱某支付一定对价受让加拿大E公司对宁波E公司部分股权。在履行过程中，双方发生争议，邱某诉至法院，请求履行协议转让股权。
宁波中院经审理发现本案双方有调解意愿，遂通过与市贸促会于2023年9月新建的中立评估调解机制予以解决，双方在该机制下快捷达成400万元的调解协议。
【典型意义】
深化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是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关键，也是我国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具体措施之一。宁波中院引入国际通行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与市贸促会合作建立创新的中立评估调解机制，在调解中由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专家就案件可能处理结果进行评估预测，帮助当事人理性解决争议。本案即是该机制建成之后的首案，显示了有机衔接、功能互补、公正高效、经济便捷的涉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效。
案例6
第二受益人欺诈，信用证依法止付
——宁波Y公司与新加坡G公司、巴林P公司、某银行宁波分行信用证欺诈案
【裁判要旨】
在第二受益人→第一受益人→信用证开证申请人之间的连续买卖合同关系中，如第二受益人存在信用证欺诈，该第二受益人应当与第一受益人共同列为被告，如不存在信用证欺诈例外的例外情形，判决终止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
【基本案情】
2020年4月宁波Y公司代为江苏H公司代理进口巴林产沥青1万吨。宁波Y公司随即与新加坡G公司签订沥青采购合同，并由某银行宁波分行开立了自由议付的90天远期信用证。之后信用证将巴林P公司修改为第二受益人。因第一批装运的货物先于单据抵达，宁波Y公司以电汇方式向新加坡G公司支付对应货款，提货检验后发现该批沥青针入度、延度均大幅低于技术指标要求，无法用于道路路面施工，近乎无使用价值。
宁波中院审理后认为巴林P公司既是涉案信用证的第二受益人，又是基础合同卖方的卖方，其应当提供“装货港第三方检验报告”，却仅提供了其本人出具的检验报告，并且货物经检验无价值，认定巴林P公司构成信用证欺诈，判决终止支付信用证项下38余万美元款项。
【典型意义】
信用证是国际贸易的血液，在维护信用证信誉，谨慎适用欺诈例外的原则下，也要针对具体案件，精准认定信用证欺诈。本案通过确凿充分的证据，认定基础交易中的货物没有使用价值，第二受益人存在欺诈，判决终止支付信用证款项。该判决既遵守国际惯例，也维护了我国买方企业的合法权利。
案例7
遵循国际公约界定域外知识产权瑕疵担保责任
——宁波J公司与东莞X公司定作合同案
【裁判要旨】
出卖人在明知商品销往域外目的地的情况下，对于销售中的知识产权风险应承担合理范围内的权利瑕疵担保义务。
【基本案情】
宁波J公司因国外客户所需，向生产商东莞X公司采购涉案货物，东莞X公司也明知货物销往国外的目的地国。部分交货后，宁波J公司称国外客户反映部分货物在目的地国可能侵犯他人专利并且在中国也存在相同专利，要求东莞X公司就涉案货物的知识产权侵权风险出具保函，但东莞X公司并未同意，引发双方解约索赔合同之诉。
宁波中院经审理认为，在明示商品存在知识产权风险并提供可信信息的情况下，买受人要求出卖人出具保函具有正当性。东莞X公司不仅应承担严格的国内知识产权权利瑕疵担保责任，而且在明知商品销往域外目的地的情况下，应对该域外知识产权风险承担合理范围内的瑕疵担保义务。遂判决解除合同，东莞X公司退还货款、双倍返还定金。
【典型意义】
随着跨境贸易日益发展，会产生复杂的跨境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以及域外知识产权瑕疵担保责任的热点问题。本案区分了国内、域外两类知识产权权利瑕疵担保责任，明确在明知商品域外目的地的情况下，出卖人应承担合理范围内的知识产权瑕疵担保义务。本案亦展现了此类无知识产权人参与的案件中，法庭如何开展比对程序认定瑕疵，具有积极的标本意义。本案处理亦符合《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规则与实践，提示外贸出口企业应注意国际贸易规则，防范域外知识产权风险。
案例8
从商标法与竞争法双重维度，审查商标防御性注册合法性
——宁波某公司与某株式会社不正当竞争案
【裁判要旨】
对商标防御性注册的合法性判断不应绝对化，而应根据经营者注册的主观目的、基于该商标进行合理维权的外在形式和客观效果，从商标法与竞争法等视角出发，进行综合衡量。
【基本案情】
2013年6月—2020年6月，国家商标局先后撤销某株式会社“National”商标在“泵（机器）”、“电动泵”、“家用电动水泵”等商品/服务上的注册。2021年，该株式会社出具了声明，称公司主品牌虽改为“Panasonic”，确实减少了世界范围内对“National”商标的主动使用，但其在中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或地区对“National”商标在多个类别上依然享有商标专用权。品牌调整策略并不意味着不再使用“National”品牌，也不代表放弃对“National”品牌的法律保护。
宁波某公司以某株式会社在已经放弃使用涉案“National”商标的前提下，利用商标注册异议及无效宣告请求、海关备案等程序进行恶意维权，阻碍该公司生产经营及出口产品，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向宁波中院诉请判令某株式会社停止各类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500万元。
宁波中院认为，宁波某公司在中国境内就涉案标识并不享有在先权利。被诉侵权行为系某株式会社在市场竞争中选择的经营策略，无碍平等公平的竞争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某株式会社注册、使用商标，并予相应维权，并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或商业道德，不具备竞争法意义上的不正当性。判决驳回宁波某公司诉讼请求，浙江高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对于竞争法意义上商标防御性注册的合法性评价，应当坚守司法谦抑的态度，不可过分干预市场主体的经营自主和竞争自由。在综合考量众多因素的基础上，在商标法与竞争法的双重维度下，稳妥平衡知识产权法律鼓励保护创新与明晰权利边界避免公地悲剧的价值冲突。本案也体现了司法对涉外知识产权的平等保护。
案例9
准确区分股东会决议下的公司歇业与法定的“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宣某与宁波某台资公司及第三人柯某等公司解散案
【裁判要旨】
如果公司停止经营的状态本身即为股东共同决策的结果，而非因股东间长期矛盾且无法通过股东会解决，导致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受到了严重影响，则该停止经营的状态不能视为法定的“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基本案情】
宣某及第三人柯某等系宁波某台资公司股东，宣某同时又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通常只在分配利润时才召开股东会。2017年4月，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通过了终结公司经营、委托某律师事务所清算的决议。此后，未再有股东提议召开股东会，公司也停止了经营活动，并将出售公司名下不动产所得价款1500余万元汇入前述某律所账户托管。后宣某认为该律所不中立，不同意再履行股东会决议，并以公司连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为由，向法院诉请判令解散公司。
北仑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公司实际运行中对股东会召开时间并无明确具体的强制性规定，而公司法司法解释二中规定的“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系指公司的股东会机制失灵，导致股东有召开股东会的意愿和需求却无法实现。该种“需召开而无法召开”的法定情形与本案中“股东均未表示出召开股东会的意愿与需求”的状态完全不同。且公司在股东会后停止经营的状态本身即为履行股东会决议之结果，并非因股东间长期矛盾且无法通过股东会解决导致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不能等同于法定的“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宣某所述理由不能认定公司目前已符合法定解散条件。遂判决驳回了宣某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充分体现了对公司维持原则和公司意思自治的尊重，明确如果公司停止经营的状态本身即为股东共同决策结果，而非因股东间长期矛盾且无法通过股东会解决导致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则该停止经营的状态不能视为法定的“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避免了个别股东通过公权力为其决策反悔背书，为类似案件的处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路径。
案例10
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选择法律适用
——A某与宁海某公司教育培训合同案
【裁判要旨】
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适用的，法院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选择准据法。
【基本案情】
2022年7月，A某（外籍）与宁海某公司签订《滑翔伞飞行技能训练服务协议》，约定宁海某公司为A某提供滑翔伞飞行技能的理论和实务训练服务。A某付费学习了部分课程后，认为协议违反了我国《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关于外国人使用我国航空器在我国境内进行通用航空飞行活动必须经过审批的规定，应属无效，诉请全额退费。
宁海法院认为，双方协议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当事人也未选择适用法律。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本案应当适用我国法律。对于合同效力应当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进行认定，协议约定的是A某作为外国人使用滑翔伞进行飞行技能训练的相关权利义务，而A某在我国使用我国航空器进行通用航空飞行活动的审批，系合同订立之后的报批程序，故本案不存在合同履行必然导致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情形。遂认定协议有效，判决驳回A某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在涉外合同没有选择准据法的情况下，根据“特征性履行方法”，以教学地点作为特征履行地，确定我国法律为准据法，进而依照民法典作出判决，体现了对涉外民事关系准据法的正确适用。
唐学兵院长担任审判长并主审一起申请承认和执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裁决案件
服务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宁波国际商事法庭交出一周年答卷 |
12 |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未成年人食品安全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 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涉未成年人食品安全司法保护
典型案例
未成年人食品安全关系未成年人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社会公众高度关注。多年来，人民法院严格落实未成年人食品安全司法保护，深入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将特殊、优先、双向、全面司法保护未成年人的政策理念贯彻到各个审判领域，强化与相关部门协作配合，为未成年人筑起食品安全屏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评价、指引功能和警示、教育作用，最高人民法院此次发布四起涉及未成年人食品安全司法保护的典型案例。这四起案例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事关未成年人日常食品和校园就餐安全。四起案例中，有三起涉及未成年人的日常食品，另一起涉及校园配餐，与未成年人日常生活、身体健康息息相关,意义深远。对这些发生在未成年人食品安全领域，贴近未成年人日常生活案件的精准裁判，是人民法院发挥未成年人刑事、民事和行政审判职能，严格落实有关未成年人食品安全法律规定，坚持依法从严惩处的立场，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生动实践。
二是体现对侵害未成年人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从严惩处的精神。向未成年人食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果断亮剑，对于维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推动形成良好社会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例如，案例一是超范围添加食品添加剂的案件，消费者要求十倍惩罚性赔偿，法院判决予以支持。案例三是销售过期奶制品牟取利益的案件，大量过期食品流入市场，涉案金额大，最终被法院判处销售伪劣产品罪，追究刑事责任。对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从严惩处，彰显了人民法院从严从重打击侵害未成年人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的坚定决心。
三是聚焦人民群众普遍关注问题。案例的选取着眼于社会普遍关注的涉及未成年人食品安全的多发案件或典型案件。例如，案例二是销售者虚假宣传孕婴用品的案件，消费者受骗后提起诉讼，法院最终认定销售者属于以虚假或者引起误解的商品说明方式销售商品，构成欺诈，判决支持三倍惩罚性赔偿。案例四是涉及校园食品安全的行政纠纷案件，违法经营的食品导致18名学生发病，人民法院依法支持行政机关对违法经营食品企业予以严惩。这些案件为人民群众普遍关注。人民法院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对违法行为依法严惩，有利于净化市场，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未成年人食品安全治理格局。
集中发布这些典型案例，一方面是为了彰显人民法院坚持依法严惩各类危害未成年人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不手软、坚持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不松懈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另一方面也希望进一步提升食品生产者、经营者以及公众的法律意识和食品安全意识，推动全社会构建食品生产经营健康发展秩序，共同努力为未成年人安全、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法治和社会环境。
下一步，针对涉未成年人食品安全问题，人民法院将重点开展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进一步融合贯通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审判职能，全方位加强未成年人食品安全司法保护。二是加强与行政主管部门的沟通协作，畅通沟通渠道、健全协作机制，形成依法惩治食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的合力。三是加强食品安全和法律知识宣传，推动食品生产者、经营者及公众提升食品安全和法律意识，规范涉未成年人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用法治利剑守护未成年人食品安全。
案例1
李某诉某乳业公司产品责任纠纷案
——超范围添加食品添加剂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消费者有权要求十倍惩罚性赔偿
基本案情
2019年5月18日、5月19日，李某购买某乳业公司生产的固体饮料18罐，单价每罐328元，共计5904元。该产品配料表上标注：葡萄糖浆、植物脂肪粉、氨基酸等配料。其中，氨基酸括号内标注有L-赖氨酸、L-蛋氨酸、L-色氨酸、L-酪氨酸等成分。李某认为L-赖氨酸、L-蛋氨酸、L-酪氨酸、L-色氨酸等4种氨基酸允许使用的食品类别中不包括固体饮料，案涉产品构成超范围添加，诉请某乳业公司退回购物款5904元并承担10倍货款赔偿。某乳业公司抗辩认为，案涉产品中标示的L-赖氨酸、L-蛋氨酸、L-酪氨酸、L-色氨酸系氨基酸复合物，是通过特殊工艺即蛋白质加酶制剂水解而成，系以改性形式存在而非添加的物质，配料表相关表述和食品安全符合国家标准。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GB14880-2012）规定，L-赖氨酸允许使用的食品类别不包含固体饮料，但案涉产品系蛋白固体饮料，并非可以添加上述氨基酸的食品。某乳业公司作为食品生产者，未能举证证明另外三种氨基酸能够用于非特殊膳食用食品和其化合物来源，未能举证证明该三种氨基酸能够用于案涉食品，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原告李某购买18罐固体饮料的行为符合当地生活消费购买习惯，某乳业公司作为生产者，生产的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的规定，法院判决其支付十倍货款的惩罚性赔偿金59040元。
典型意义
食品安全是重大的基本民生问题，特别是婴幼儿食品安全事涉千万家庭，国家对婴幼儿食品安全制定了严格的标准。本案例涉及婴幼儿最常见的配方粉固体饮料，通过明确固体饮料中氨基酸属于超范围添加进而影响食品安全，判决生产者支付十倍惩罚性赔偿金，彰显了人民法院保护婴幼儿食品安全的坚定决心，也为同类案件提供参考。
案例2
颜某诉某孕婴用品店买卖合同纠纷案
——销售者虚假宣传，消费者有权要求三倍赔偿
基本案情
颜某因女儿喝普通奶粉过敏，自2018年4月起到某孕婴用品店购买某产品作为奶粉的替代品。2020年5月14日颜某再次到某孕婴用品店购买该产品，询问某孕婴用品店的经营者关某该产品的性能，关某明确表示该产品能“调节过敏体质”。颜某对此进行了录音录像。后颜某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举报，称某孕婴用品店宣称商品能调节过敏症状，既构成虚假宣传行为，又构成引人误解的宣传行为，已造成举报人的误解，导致其购买并长期给孩子使用固体饮料。2021年7月23日，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某市监处字[2021]第10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某孕婴用品店构成虚假宣传为由，责令某孕婴用品店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30万元等。后颜某起诉至法院，要求某孕婴用品店返还价款并支付惩罚性赔偿金。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生产经营者对其提供的标签、说明书的内容负责；食品广告的内容应当真实合法，不得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食品生产经营者对食品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我国对特殊食品有更严格的监管规定。因此，无论是普通食品还是特殊食品均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的宣传。某孕婴用品店故意以“调节过敏体质”的说辞误导消费者，属于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品说明方式销售商品，构成欺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消费者有权要求按消费金额的三倍赔偿。遂判决某孕婴用品店退还货款并向颜某支付价款三倍惩罚性赔偿金54624元。
典型意义
婴幼儿食品直接关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现实生活中，存在虽然产品质量合格但销售者虚假宣传的情形。本案中，销售者宣称售卖的固体饮料能够调节过敏体质，误导消费者，会给婴幼儿身体造成损害。此类行为在当前侵害未成年人食品安全行为中具有典型性，该案判决对遏制虚假宣传，倡导诚信经营，推动构建食品生产经营健康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案例3
被告人靳某销售伪劣产品案
——篡改生产日期销售过期奶制品，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基本案情
2021年3月至2021年11月，被告人靳某为牟取非法利益，通过欧某大量收购超过保质期的奶制品，并利用其作为经销商的便利，在内部经销商网挑选可在市场售卖的批号，在某省某地设立加工窝点，组织贺某、贺某某、高某及吴某（均另案处理）等人通过喷涂篡改产品原生产日期和批号冒充新日期产品后，销往个别省份。经统计，靳某向经销商等销售过期奶制品，已销售金额272142元、未销售货值23498元。其中，扣押在案的部分产品经生产厂家比对认定为被篡改生产批号和日期产品，导致溯源不能。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靳某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靳某结伙将他人生产的超过保质期的奶制品以更改生产日期、保质期、改换包装等方式销售牟取利益，已销售金额272142元、未销售货值23498元，其行为已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靳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靳某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违法所得予以没收。
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食品安全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销售超过保质期的奶制品，具有较高的食品安全风险和社会危害性，为食品安全法明令禁止，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被告人为牟取非法利益，利用身为奶制品经销商的便利，结伙收购、倒卖超过保质期的奶制品，涉案金额大，影响范围广，法院对其依法定罪判刑，体现了对危害儿童食品安全行为绝不姑息的态度，有利于规范涉未成年人食品经营活动，为未成年人成长提供食品安全保障。
案例4
某餐饮管理公司诉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案
——给学校提供受污染午餐，法院支持行政机关依法严惩
基本案情
某餐饮管理公司向某市共计9所中小学校提供午餐。2020年9月3日共提供午餐11887份，每份午餐价格为10元。2020年9月4日，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多起报案线索，称9月3日就餐结束后，多所学校多名学生出现了腹痛、腹泻症状而被紧急送医。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即会同有关部门到该公司的经营场所现场调查，发现某餐饮管理公司在上述学校午餐的存储、加工、配送过程中，存在员工裸手取食烹煮食物、未及时洗手消毒或更换清洁手套、传菜过程中食物堆叠、常温供餐时间过长等违规操作情形。经某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讨论分析认定，本案中涉及食用某餐饮管理公司配餐导致感染的中小学生共计18人，类似病症是因食用了受污染午餐导致的聚集性食源性疾病。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法定期限内，经法定程序调查后，于2021年7月12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为某餐饮管理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五十四条第一款及《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第四十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了经营污秽不洁食品、未按要求进行食品贮存、未按要求留样的违法行为，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二条及《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之规定，责令某餐饮管理公司立即改正违法行为，给予警告，罚款1901920元。某餐饮管理公司对处罚决定不服，诉至人民法院。
裁判理由
法院经审理认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案发后立即对某餐饮管理公司的经营场所进行了现场调查，询问了相关生产经营情况，同时调取了生产经营中的操作监控视频，查明某餐饮管理公司在存储、加工、配送午餐过程中存在操作不规范情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作为专业机构，同时对案涉食品事件开展了流行病学调查及实验室检测，并出具了《关于某区学生聚集性食源性疾病的结案报告》，对本案聚集性食源性疾病的原因及可疑食物污染来源予以查实，得出本次疾病系一起因食用了受污染午餐导致的聚集性食源性疾病的结论，餐次为9月3日午餐，致病因子是副溶血性弧菌。因此，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某餐饮管理公司配送的午餐为污秽不洁食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同时处罚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程序合法。遂依法驳回了某餐饮管理公司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近年来，关于中小学生配餐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时有发生，引发家长和公众担忧。本案系一起典型中小学食品安全事件。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有关政府部门配合下，对涉事食品生产企业的生产、储存、配送等各环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并依法进行处罚。人民法院对行政处罚行为依法予以支持，对危害学生身体健康的行为坚决说“不”。人民法院通过依法公正履行审判职能，推动形成各方履责，齐抓共管，合力共治的工作格局，规范食品生产企业的生产经营秩序，守护中小学生“舌尖上的安全”。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
编辑：平钰骁 |
12 | 最高检发布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 最高检发布“3·15”消费者权益保护
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紧盯新业态食药安全问题
规范收费探店视频广告发布行为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全国两会精神，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来临之际，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10件消费者权益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切实提高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公益诉讼办案质效，更好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据了解，2023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四个最严”要求，共立案办理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公益诉讼案件23000余件，同比增长16.8%。此外，探索办理食品药品安全以外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案件1000余件。
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包括海南省文昌市检察院督促整治兽用处方药等违规经营使用行政公益诉讼案等10件，其中行政公益诉讼案件7件，民事公益诉讼和支持起诉案件3件。
这批典型案例聚焦解决消费者关注度高、影响恶劣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比如“人药兽用”、动物血制品非法添加工业用甲醛等，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紧盯新业态中出现的食品药品安全新问题，比如针对短视频平台上“探店达人”等收费探店视频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督促行政机关对MCN机构加强监管，规范收费探店视频广告发布行为，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维护网络食品消费安全。这批案例还聚焦违规使用生鲜灯、违法销售境外药品等问题，着力解决老百姓身边的烦心事、揪心事、操心事。
记者注意到，这批典型案例中有一件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针对某汽车销售公司设置不公平格式合同条款的行为，依法支持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例，检察机关通过支持起诉，推动与行政主管部门、公益组织形成合力，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最高检第八检察厅负责人表示，2024年2月至12月，最高检在全国检察机关部署开展“检护民生”专项行动，聚焦社区团购、网络营销、直播带货等新业态涉食品安全问题开展专项监督。下一步，检察机关将开展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公益诉讼系列重点工作，包括督促预制菜产业规范发展；督促整治食品掺杂掺假，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督促整治药物滥用等消费者密切关注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安全。
关于印发
《“3·15”消费者权益保护
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的要求，准确把握维护食品药品安全新形势新任务，充分发挥典型案例引导规范作用，切实提高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公益诉讼办案质效，更好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检察院选编了“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兽用处方药等违规经营使用行政公益诉讼案”等10件消费者权益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现予印发，供参考借鉴。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4年3月15日
“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目录
1.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兽用处方药等违规经营使用行政公益诉讼案
2.浙江省宁海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违规使用生鲜灯行政公益诉讼案
3.福建省龙岩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医疗美容行业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
4.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督促整治以探店视频形式违规发布涉食品安全广告行政公益诉讼案
5.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进口商品连锁超市违法销售境外药品行政公益诉讼案
6.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人民检察院督促规范宫颈癌疫苗接种行政公益诉讼案
7.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动物血制品非法添加工业用甲醛行政公益诉讼案
8.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诉刘某销售假冒奶瓶奶嘴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9.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检察院诉董某某等三人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10.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支持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诉某汽车销售公司设置不公平格式合同条款损害消费者权益民事公益诉讼案
1.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兽用处方药等违规经营使用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食品安全 人药兽用 诉源治理
【要旨】
针对水产养殖等农产品生产环节存在的兽药滥用、违规销售特别是“人药兽用”等问题，检察机关充分运用调查权，查清问题根源，通过制发诉前检察建议，整合行政监管力量，督促各行政机关形成综合施治，实现诉源治理。
【基本案情】
海南省文昌市部分乡镇兽药店违法出售兽用处方药，部分药店存在将人用药卖给养殖户“人药兽用”现象，致使大量有潜在副作用的人用药或兽用药流入水产养殖领域，严重危害食用农产品安全。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3年6月，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文昌市院）在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开展维护农产品质量安全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行动中发现，文昌市辖区存在水产养殖领域兽药违法经营、使用问题，遂迅速成立办案组开展初步调查，并于7月、8月对文昌市农业农村局（以下简称农业农村局）、文昌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监局）和文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综合执法局）立案。办案组通过多方查阅资料明确兽药经营范围及销售规定，同时前往文昌市昌洒镇、翁田镇、铺前镇等10个乡镇兽药店和养殖户开展实地走访，现场查阅比对兽药店进货、销售记录及养殖户用药记录等，进一步查明辖区多个兽药店销售台账记录不全、无兽药处方笺违规出售兽用处方药，多名养殖户未依法进行养殖用药记录、购买人用处方药进行蛙类养殖，存在“人药兽用”等情况。为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文昌市院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随机抽取上述10个乡镇养殖的罗非鱼、石斑鱼、青蛙等51个水产样本进行检测，有8个样本检测出含有《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农业农村部公告第250号）中禁止食品动物使用的孔雀石绿、呋喃西林、氯霉素等药品及其他化合物。
检察办案人员在某兽药店查看处方笺、销售台账及分柜摆放情况
2023年7月31日，文昌市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及农业农村部下发的《农业农村部关于开展蛙类养殖违法违规用药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等相关规定向农业农村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农业农村局加强兽用处方药监管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对文昌市蛙类养殖开展全面排查。2023年8月14日，文昌市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向市监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市监局做好人用处方药凭处方购买以及打击养殖户违规将人用药用于养殖等工作，确保文昌市药品零售企业依法经营。2023年9月4日，依据《兽用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管理办法》《兽药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分别向综合执法局和农业农村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执法局认真做好兽药销售过程的执法工作，加强与农业农村局沟通联系，加大违规销售兽药案件的查处力度；建议农业农村局全面解决没有兽药处方笺就出售兽用处方药等存在问题，严格规范兽药店销售兽用处方药等行为，协助做好违规销售兽药案件的查处及宣传工作。
2023年9月25日，农业农村局书面回复，通过两个月的全面摸排，统计出全市未建设污染处理设施等非法蛙类养殖场162家，养殖面积38.5亩，已拆除整治非法养殖场158家，对农药批发零售经营店联合巡查检查124家，发现问题8例，并限期整改，联合开展“农资打假”专项行动，查获农药类违法案件3起，立案3宗、结案2宗。2023年10月8日，市监局书面回复，已检查药品经营企业200余家次，向综合执法局移送处方药案件线索15宗。2023年11月2日，执法局和农业农村局同时予以书面回复，已对全市88家兽药饲料店进行联合检查，对违法违规经营主体，现场引导教育34人次，当场整改5起，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29份，立案查处10宗未凭处方销售兽药案和1宗涉嫌销售假药案，同时积极开展培训宣传，于2023年9月19日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查检测站举办兽药经营企业培训会，120多人次参会。
2023年11月15日，文昌市院邀请“益心为公”志愿者对全市兽药销售和养殖户安全用药情况进行跟踪回访，发现162家非法养殖场已经全部整治拆除，且未发现兽药店和养殖户涉水产养殖兽药违法行为反弹回潮，达到了“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办案效果。
【典型意义】
水产养殖中使用禁用药物会产生生物累积效应，食用后对人体产生毒害作用。检察机关依法行使公益诉讼调查权，通过现场走访、委托检测等方式收集证据；核查药店销售底账，发现可疑购买记录，进而锁定违法事实。针对公益损害事项涉及多个具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分别制发检察建议，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形成监管合力，强化兽药销售环节监管、使用环节监管、养殖户用药环节监管，保证整改效果。
2.浙江省宁海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违规使用生鲜灯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食品安全 生鲜灯 代表建议与检察建议衔接转化
【要旨】
针对农贸市场管理不规范、生鲜灯显色指数不达标、违规使用生鲜灯误导消费者等问题，人大监督与公益诉讼检察监督同频发力，借助代表建议提升检察办案质效，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助推行业行政监管规范出台，促进农贸市场规范运营，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浙江省宁海县部分农贸市场肉类鲜销摊位经营者使用显色指数低的红暖生鲜灯，不真实展现肉类产品的生鲜度颜色，影响消费者色觉感观，误导消费者购买不新鲜肉类产品，存在食品安全隐患，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2年9月上旬，浙江省宁海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宁海县院）与宁海县人大常委会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联动监督专项活动时，有人大代表提出部分农贸市场过度使用生鲜灯，建议予以规范。2022年11月21日，宁海县院对生鲜灯照明失真问题依法立案。调查期间，宁海县院委托宁波市产品食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对宁海县辖区农贸市场生鲜灯进行现场抽样检测。经检测，被抽检生鲜灯显色指数分别为45.9和61，远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建筑照明设计标准》规定的农贸市场显色指数不应低于80的标准。
2022年12月2日，宁海县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向宁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县市监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及时查处不规范使用生鲜灯的鲜销摊位，加强农贸市场监督管理，进行全面整治。收到检察建议后，县市监局高度重视，组织调研了肉类灯具使用情况，开展灯具检测，统一了使用标准，约谈了不规范使用灯具的经营者，要求全县20余家农贸市场使用不合格灯具的商户限期整改，并在全县农贸市场入口处张贴使用生鲜灯前后的农产品对比照片及附有文字说明的醒目告示，提醒广大消费者注意甄别。2023年1月31日，县市监局就整改情况向宁海县院进行回复。
为推动全域治理，宁海县院邀请县人大代表、县市监局工作人员、宁波市灯具协会专家、农贸市场商户代表、人民监督员等共同参加生鲜灯技术改造论证会，听取灯具行业专业人员意见，规范商家使用符合销售场地及商品种类要求的灯具。2023年2月，全县24家农贸市场、190余个摊位、539盏生鲜灯全部整改到位。2023年4月，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将督促整治生鲜灯规范使用案件作为消费者权益维护公益诉讼专项案件向全市推广，至2023年11月底，全市累计已更换生鲜美颜灯1.4万余盏，整改率近100%。
检察办案人员在某市场开展生鲜灯问题整改情况回头看
办案过程中，检察机关将相关情况向宁波市人大作专项汇报，积极推动出台规范使用生鲜灯的地方性立法。在生鲜灯立法调研和整治过程中，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经营司农产品监管处调研并吸纳了宁波市生鲜灯整改工作经验，于2023年6月30日出台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生鲜食用农产品销售过程中不得使用对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造成明显改变的照明设施。
【典型意义】
肉类、海鲜、蔬菜等食用农产品使用“生鲜美颜灯”，影响消费者色觉感观，易误导消费者购买不新鲜肉类等产品，导致食品安全隐患。检察机关针对食品安全领域暴露出的该类问题，在行业监管规范出台之前，通过代表建议与检察建议有效衔接转化，主动作为，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通过个案办理，推动和实现全域治理、源头治理，促进相关行业行政监管规范出台，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3.福建省龙岩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医疗美容行业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消费者权益保护 医疗美容 大数据法律监督
【要旨】
针对医疗美容行业存在的虚假宣传、违法经营等突出问题，检察机关注重发挥一体化办案优势，在个案办理的基础上，构建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排查区域内行业安全管理隐患，综合运用磋商、检察建议、圆桌会议等方式，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营造良好的医美消费服务环境。
【基本案情】
福建省龙岩市部分医疗美容机构存在违法发布广告进行虚假宣传；违法经营药品、医疗器械；从业人员不具备相关资质，超范围开展诊疗活动；“有照无证”，违规开展医疗美容服务等问题，存在严重医疗安全隐患，威胁消费者生命健康安全。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3年3月，新闻媒体曝光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部分美容机构存在无从业资质、超经营范围宣传、销售过期药品等危害消费者合法权益问题。2023年3月7日，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长汀县院）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程序。经调查查明8家医疗美容机构存在从业人员无执业医师资格证明、上岗人员未办理健康证或健康证已过期、使用过期药品、虚假宣传、未向消费者提示医疗美容项目风险隐患等违法行为。
福建省龙岩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龙岩市院）在指导办案中认为，上述个案问题可能具有普遍性，于2023年4月14日决定在全市部署医疗美容行业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行动，并建立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该模型通过查询大众点评、美团、高德地图等APP获取美容服务机构信息，与龙岩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卫生健康委员会注册登记信息进行分析比对筛查，从4000余家美容机构中筛查出210家医疗美容机构无营业执照、512家无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12家违规使用美容药品或医疗器械、15家违法发布医疗广告。2023年4月至6月间，全市检察机关共摸排医疗美容行业案件线索40件，全部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程序。2023年9月12日，根据产品质量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龙岩市院向龙岩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检察建议，建议相关部门依法履行医美安全监管职责，开展专项整治，建立多部门协作共管机制，凝聚医美安全监管合力。
收到检察建议后，龙岩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全面排查整治，全市共查处虚假宣传、假冒专利、违规使用医疗美容器械或化妆品等各类案件150件，责令限期改正111家、拆除医疗美容宣传广告12家，罚没金额158万余元，开展医疗美容安全普法宣传616次，签订承诺书1350余份；龙岩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部署开展美容机构专项治理，立案查处违法开展医疗美容相关案件23件，罚没金额35万余元。2023年12月，为巩固治理效果，龙岩市院组织召开圆桌会议，出台《关于在医疗美容服务领域加强协作配合的实施意见》，建立健全线索移送、联席会议、定期开展专项活动等工作机制，凝聚多部门监管合力，有效保障消费者医疗美容安全需求。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通过个案研判，部署开展医疗美容行业专项监督活动，借智借力数字检察，建立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同步开展“线上数据模型线索分析+线下联合整治”，从源头上整治医疗美容行业乱象。在办案中注重加强与相关行政部门的履职配合，建立健全医疗美容监管长效机制，充分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督促整治以探店视频形式违规发布涉食品安全广告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消费者权益保护 探店视频 互联网食品营销
【要旨】
针对短视频平台“探店达人”在发布推广视频时附加购物链接未标注“广告”字样的行为，可以认定其发布的视频具有广告属性，其故意模糊兴趣分享与商业广告边界的行为违法，检察机关可以依法督促行政机关对此类行为加强监管，规范探店广告发布，切实维护消费者知情权。
【基本案情】
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MCN机构（专业培育和扶持网红达人的经纪公司或机构）旗下的“达人”，系某短视频平台上“视频带货榜”排名前列的用户，其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发布视频，分享评价多家餐饮店铺的食品口味、服务水平，并在视频下方附加了相关购物链接，但未在视频中显著标明“广告”字样，有消费者评价其购买后发现所涉店铺存在食品质量不达标、实际价格与推广视频宣传的价格不符等问题。
【调查和督促履职】
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以下简称北京铁检院）通过媒体报道发现该案线索，遂于2023年9月8日立案，随即对北京市范围内各大短视频平台“探店达人”发布的探店视频展开筛查，同时走访涉案MCN公司调查其运行模式、审核机制、广告承接及发布流程等。经查，该类视频系MCN机构接受相关店铺委托后拍摄，但旗下“达人”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在社交平台进行店铺分享，意图通过作出优质评价，诱导消费者出于对“达人”的信任进行消费，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2023年5月1日实施的《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通过知识介绍、体验分享、消费测评等形式推销商品或者服务，并附加购物链接等购买方式的，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广告”字样。
案件承办检察官对调取的证据开展分析讨论
2023年9月21日，北京铁检院向昌平区市场监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涉案广告发布者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并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规范“达人探店”等行为，加强“广告”标识适用，进一步加强对辖区互联网广告发布者的监督管理。行政机关收到检察建议后，立即调查涉案MCN机构旗下8名“达人”发布互联网广告方面的相关违法情况，对涉案MCN机构及旗下“达人”进行集中约谈，并制发《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涉案MCN机构全面整改，加强“达人”管理和广告审核；在全区开展的互联网广告专项整治工作中，共查处互联网广告违法案件354件，罚没款项132.73万元。
为深化诉源治理，北京铁检院在推动公益诉讼个案办理的同时，联动行政机关综合施策，进一步规范辖区短视频广告发布行为：一是在规范探店视频“广告”标识的基础上，推动行政机关对辖区内MCN机构探店达人所推广的餐饮店铺食品安全问题常态检查；二是督促短视频平台加强引导MCN机构和网红达人合法合规开展营销宣传活动，不断完善规则建设；三是加大对《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等规定的宣传力度，通过多种形式开展相关培训50余场次，培训指导相关从业人员1100余人次，提升互联网广告从业者合规经营意识。另外，针对该案办理过程中发现的其他辖区有关互联网视频营销广告发布行为不规范造成的食品安全隐患问题，北京铁检院开展类案监督促进该类问题一并解决，实现“办理一案、监督一批、治理一片”的社会治理效能。
【典型意义】
互联网广告业已融入生产、流通、消费等各环节，在引导消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聚焦互联网营销新业态治理，审慎界定“探店达人”较为隐蔽的违法推广行为，明确MCN机构作为广告发布者的主体责任，督促行政机关加强行业监管，推动互联网广告发布管理新规有效实施的同时，消除违法宣传带来的食品安全隐患，线上线下联动保障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5.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进口商品连锁超市违法销售境外药品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境外药品 进口超市 诉源治理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进口商品连锁超市将境外药品作为普通商品违法销售的行为，梯次运用磋商、检察建议监督手段，督促行政机关将违法行为纳入监管范围，以点带面开展专项整治，规范药品市场秩序，保障人民群众购药用药安全。
【基本案情】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某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贸易公司）旗下3家以销售进口商品为主要经营内容的超市，在未办理《药品经营许可证》情况下，违法销售“肚痛健胃整肠丸”“大正成人感冒药”“太田胃散”等30余种来自日本、法国、瑞士、泰国、越南等国家的非处方类药品。该类药品在我国未取得进口药品批准文号，外包装大多无中文标识，消费者在购买时无法了解其功能主治、用法用量、注意事项和禁忌等内容，超市亦没有依法配备药师或者其他药学技术人员现场指导，容易导致群众误购误服，危害群众用药安全和身体健康。
【调查和督促履职】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象山区院）在履职中发现该案线索后，经过初步调查，于2023年4月13日立案。通过调查走访该公司旗下象山区辖区内的超市、询问部分消费者、涉案超市相关工作人员，并调取销售记录等相关材料，查明上述超市违法销售未取得进口药品批准文号的境外药品的事实。同日，象山区院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象山区市监局）进行磋商，该局认为涉案超市销售的境外药品在国外虽按药品管理，但并未纳入我国药品管理目录，且其跨境直邮的商品已经保税区海关通关，应按日用商品进行管理，不宜认定超市销售行为违法。为确保监督精准性，象山区院将案涉境外药品外包装盒的外文文字转化为中文文字，发现文字说明不同程度包含有药效药理、成分含量、用法用量、使用注意事项及禁忌等信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应按药品进行管理。但涉案超市未办理《药品经营许可证》且销售时没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相关规定，配备药师或者其他药学技术人员指导，涉案药品亦未获得进口药品批准文号，上述违规销售情形造成极大的药品安全隐患，象山区市监局未依法履行职责。
2023年6月29日，象山区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向象山区市监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对案涉违法主体依法作出处理，对进口超市违法销售境外药品行为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收到检察建议后，象山区市监局高度重视，经请示上级主管单位，并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同意检察机关观点，认为该种情形应按药品进行监管。2023年8月28日，象山区市监局书面回复：依法对涉案超市作出罚款、没收境外药品等行政处罚，并向某贸易公司住所地市场监管局发出协查函，推动该贸易公司旗下分布在全广西的其他11家连锁超市自行完成整改，停止违法销售境外药品。同时，在辖区开展为期一个月药品市场专项整治行动，对辖区内进口商店销售境外药品情况进行全面大排查，共查获境外药品52种。经象山区院跟进监督，确认上述公益受损事实已整改到位。
检察办案人员在某便利店开展整改情况回头看工作
【典型意义】
随着消费者对购买海外商品需求的增长，国内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业务快速发展，给人民群众生活带来了便利，但通过跨境直邮直接通关将境外药品在国内市场销售的监管仍存在盲区。检察机关落实精准监督的办案要求，依法通过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全面履职，将处于监管盲区的境外药品纳入我国药品管理范畴，堵塞了监管漏洞，守护人民群众的用药安全。
6.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人民检察院督促规范宫颈癌疫苗接种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药品安全 疫苗接种 综合履职
【要旨】
针对假冒宫颈癌疫苗反映出的疫苗接种工作不规范等问题，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职能，通过诉前检察建议督促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履职，推动行业系统治理，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某医院工作人员李某某在医院和家中擅自给他人接种由生理盐水假冒的宫颈癌疫苗，侵害消费者人身、财产权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固始县院）在办理一起非法经营刑事案件中发现该案线索，经充分评估后，于2023年11月17日对固始县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县卫健委）立案。固始县院通过问卷调查，实地查看固始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32家接种单位的冷链室、门诊室，对照查阅疫苗出入库记录、接种记录、疫苗生产厂家的资质证书等材料，询问相关人员等方式补充调查收集证据。经调查查明，固始县某医院工作人员李某某（已被刑事立案）在未进行疫苗预防接种专业培训的情况下，给消费者接种用生理盐水自制的假冒宫颈癌疫苗。固始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存在未建立真实、准确、完整的宫颈癌疫苗储存、配送、供应等记录，部分出库的宫颈癌疫苗去向不清，部分接种单位未如实记录疫苗接种的医疗卫生人员信息，未按规定保存相关记录备查等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县卫健委对固始县辖区内疫苗预防接种工作负有监管职责。
检察办案人员到某医院调查取证
2023年11月20日，固始县院依法向县卫健委制发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针对调查发现的问题，对相关单位和责任人员依法处理，开展行业治理，规范建立真实、准确、完整的疫苗储存、配送、供应、接种记录并妥善保存，强化预防接种专业培训，加强日常监管，建立长效监管机制，确保疫苗安全，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县卫健委收到检察建议书后高度重视，固始县院全程跟进监督。县卫健委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固始县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固始县某医院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上述单位负责宫颈癌疫苗接种、储存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进行批评、警示教育，给予警告处理；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开展全面排查，进行预防接种专业培训，督促各接种单位建立内部规范，公示监督举报方式，接受社会监督。
2023年12月5日，县卫健委将整改情况书面回复固始县院。2023年12月6日，固始县院邀请“益心为公”志愿者、特邀检察官助理、人民监督员等开展跟踪回访，确认接种单位存在的宫颈癌疫苗接种不规范问题已整改。
【典型意义】
宫颈癌疫苗能够有效预防宫颈癌等疾病，疫苗安全关乎消费者的财产、健康权益。针对疫苗接种管理的突出问题，检察机关充分发挥综合履职优势，通过刑事和公益诉讼检察协同发力，社会各界共同参与评估整改，以点带面推动系统治理，督促职能部门建立长效监管机制，为消费者健康护航。
7.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动物血制品非法添加工业用甲醛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起诉 食品安全 非法添加 综合履职
【要旨】
针对生产、销售非法添加工业用甲醛动物血制品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综合运用“刑事公诉+公益诉讼”的方式，既追究违法行为人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又发挥行政公益诉讼职能，以诉的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强化监管责任，推动行业治理，营造良好的食品安全环境。
【基本案情】
2018年以来，李某军生产、销售非法添加工业用甲醛的羊血块371.55吨，销售金额共计83.599万元；石某身、程某用二人在明知的情况下，分别以某食品塑料袋大全店铺、某火锅食材经销处的名义，从李某军处购进羊血块对外销售，共计销售350.64吨，销售金额79.2264万元。李某军、石某身、程某用三人生产、销售非法添加工业用甲醛的羊血块，持续时间长、涉案金额大，严重侵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调查和诉讼】
2023年6月，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丛台区院）在履职中发现该案线索。同年7月28日，丛台区院对李某军、石某身、程某用以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该案已获胜诉判决并执行到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经营者未按规定要求销售食品……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因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区市场监管局）未依法履行其监管职责对涉案主体作出相应行政处罚，丛台区院于2023年8月15日立案。2023年10月9日，丛台区院向区市场监管局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责令涉案店铺停产停业，全面排查检查辖区内生产、销售、使用动物血制品的经营者，开展食品安全宣传活动。
检察建议整改期届满，区市场监管局未作出书面回复。丛台区院跟进调查，通过调取涉案两家店铺生产经营许可、走访邻近商铺、询问市场管理员、查阅店铺销售记录及用电缴费记录，发现两店铺仍处于违法经营状态。
2023年12月5日，丛台区院向丛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判决区市场监管局按照检察建议依法全面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检察机关提起诉讼后，区市场监管局高度重视，依法关停涉案两家商铺，对李某军等三人给予从业禁止处罚；组成专班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动物血制品、牛羊肉监管工作的实施方案》，开展专项治理行动；责令整改火锅店3家、关停小餐饮门市7家，对食品经营者作出行政处罚13人次。2023年12月28日，丛台区院跟进监督，涉案两商铺已经关停，随机抽检市场销售的动物血制品10次，均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2024年1月4日，丛台区院邀请公安、法院、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及食品经营者代表，对区市场监管局整改效果进行公开听证，一致认为区市场监管局按照检察建议全部整改到位，诉讼请求全部实现。为巩固深化监督质效，丛台区院与区市场监管局、区公安分局共同出台《关于建立食品药品领域行政执法、刑事司法与公益诉讼衔接工作机制的意见》，建立协同监督机制。因本案行政机关全部整改到位，丛台区院于2024年2月18日撤回起诉。
【典型意义】
甲醛对人体有明确的致癌性，生产、销售非法添加甲醛的食品，不仅构成犯罪，还危害不特定人群的身体健康，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一方面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行为，同时通过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加大责任追究力度，让违法者“痛到不敢再犯”。另一方面充分运用行政公益诉讼手段，以“诉”的形式精准监督行政机关全面履职，并建立协作机制，堵塞监管漏洞，促进权力规范运行，消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
8.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诉刘某销售假冒奶瓶奶嘴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食品相关产品 惩罚性赔偿 综合履职
【要旨】
针对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且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婴幼儿奶瓶奶嘴，严重危害婴幼儿等敏感群体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依法提出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未成年人身体健康，同时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加大知识产权综合司法保护力度。
【基本案情】
2020年2月以来，刘某为牟取非法利益，在未获得权利人授权许可的情况下，通过网络向众多消费者销售假冒贝亲牌的奶瓶奶嘴，商品外观标有“贝亲自然实感口径PPSU塑料奶瓶，不含双酚A”。经查明，刘某通过网络销售上述假冒的贝亲牌奶瓶奶嘴共计人民币177623.2元。其中，涉案PPSU塑料奶瓶（不含奶嘴、玻璃奶瓶）的销售金额为人民币45150.8元。
【调查和诉讼】
2023年1月30日，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南山区院）依托一体化办案模式，启动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同步审查机制，在刘某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中发现刘某侵犯消费者和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公益诉讼案件线索，于2023年3月3日立案调查。南山区院充分发挥“四检合一”综合履职优势，通过提前介入、制定调查计划引导公安机关同步进行刑事案件和公益诉讼案件的侦查取证工作，查清刘某明知其销售的商品是假冒注册商标、销售范围覆盖全国各地母婴店等基本事实。
检察办案人员就案件情况进行讨论
为查明涉案婴幼儿专用商品是否对婴幼儿存在严重危害性，经依法委托司法鉴定中心对涉案奶瓶的材质和成分进行检测，查明涉案塑料奶瓶的主材质为聚碳酸酯。南山区院进一步调查发现，聚碳酸酯遇高温会分解出有毒物质双酚A，对人体健康产生严重影响，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塑料树脂》（GB4806.6-2016），违反卫生部等六部门《关于禁止双酚A用于婴幼儿奶瓶的公告》中“禁止生产聚碳酸酯婴幼儿奶瓶和其他含双酚A的婴幼儿奶瓶”的规定，对不特定婴幼儿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影响，严重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2023年5月11日，经依法公告后，南山区院针对刘某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且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婴幼儿专用商品，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南山区检察院认为，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当以是否存在对众多不特定消费者造成食品安全潜在风险为前提，不仅包括已经发生的损害，也包括有重大损害风险的情形。刘某明知其销售的奶瓶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未向众多消费者真实、全面地提供产品的质量、性能等重要信息，其销售的商品不仅侵犯注册商标权益，也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违反有关禁止性规定，严重危害婴幼儿身体健康，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按照销售价款的三倍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2023年9月20日，南山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支持南山区检察院全部诉讼请求，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刘某十个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判决刘某承担公益损害赔偿金人民币135452.4元并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目前判决已生效，人民法院已移送强制执行。
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典型意义】
婴幼儿群体是国家法律规定需要特殊、优先保护的群体。销售假冒注册商标且含有有毒有害成分的婴幼儿专用商品，不仅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还危害婴幼儿等未成年人身体健康，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坚持依法能动履职，通过探索“四检合一”，强化四大检察综合履职，对食品相关产品安全进行监督，严格把握公益损害认定标准，准确适用公共利益损害惩罚性赔偿，加大违法行为人的侵权成本，震慑违法犯罪。
9.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检察院诉董某某等三人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减肥药 非法添加 惩罚性赔偿 寄递安全
【要旨】
针对跨境代购含禁止添加物质的减肥药，通过网络发展下线实施多级分销的行为，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提出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并对物流行业监管盲区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促进网络药品销售规范有序。
【基本案情】
2020年6月至2021年11月期间，董某某在未取得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从国外购入无任何标识和批号的减肥产品。其明知该产品在中国未取得生产、销售许可，亦未注明相关成分，消费者反映食用后出现头晕、发热、心慌、肢体发麻、失眠等诸多不适症状下，仍伙同王某某、武某某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大量推销信息，发展数十名下级代理商，形成多级分销网络遍布全国，向不特定消费者进行销售，非法获利805180元。经鉴定，该减肥药中含有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麻黄碱”和精神管制类药物“咖啡因”。
【调查和诉讼】
2022年1月6日，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西秀区院）在办理董某某、王某某、武某某三人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刑事案件时，发现三人行为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身体健康权，依法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办理，并于同日在正义网发布公告。经公告，没有适格主体提起诉讼。
西秀区院派员提前介入，引导及时收集和固定董某某等三人销售减肥药的物流信息、微信和支付宝交易明细、微信聊天记录等相关书证，查明违法销售数额。经咨询食药监部门专家，证实食用麻黄碱会引发心血管和中枢神经疾病，已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明令禁止在保健品中添加。
2022年4月7日，西秀区院向西秀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董某某等三人按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价款的十倍支付赔偿金人民币8051800元并在全国主流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2022年5月9日，西秀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当庭判决支持检察机关全部诉讼请求。三名被告人当庭表示认罪认罚服判，未上诉。2022年9月，西秀区人民法院依法启动执行程序，委托三名被告人住所地法院对其价值658万余元的财产进行查封、扣押和冻结后开展强制执行。
2022年5月31日，西秀区院针对该案反映出的快递网点执行寄递安全规定不到位、事前教育培训、事后惩戒处罚制度缺失等问题，向涉案快递公司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建议完善从业准则、行业规范和奖惩制度，加大从业人员法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培训力度。2022年6月15日，涉案快递公司回复称，已建立《新员工岗前安全教育培训制度》《快递员工管理和奖惩制度》等五项岗前安全教育、管理、惩戒等快递企业内控制度，有力防范违禁食品通过快递进行流通。
【典型意义】
近年来，电商时代下的医美纤体行业规模快速扩张，违规制售减肥药侵害消费者身体健康的问题频发。检察机关针对跨境代购涉毒减肥药在网络平台大量销售的违法行为，将依法办案和加强监督结合起来，通过内部合力和外部协作，在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同时，让其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并推动物流行业堵塞漏洞，深化“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诉源治理效果，全方位维护消费者生命健康权益。
10.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支持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诉某汽车销售公司设置不公平格式合同条款损害消费者权益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支持起诉 格式合同 消费者权益保护
【要旨】
针对经营者提供的格式合同中包含不公平、不合理条款，侵害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商请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检察机关可在全面查证、评估研判的基础上，提出支持起诉意见。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疑难问题，可依托一体化综合履职、借助专家“外脑”等方式，精准提出监督意见。
【基本案情】
重庆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汽车销售公司）制定的《汽车销售合同》存在多条不公平、不合理条款，约定由销售商代扣代缴不应由消费者承担的消费税，税费若增加也由消费者承担，并约定因第三方责任导致交车时间推延时销售方不承担违约责任。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重庆消保委）于2023年2月在受理消费者投诉中发现前述问题。该公司经重庆消保委约谈后仍未纠正，持续侵害不特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调查和诉讼】
2023年5月，重庆市消委会商请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下简称重庆一分院）支持起诉。因案涉消费“霸王条款”，监督情形属于检察公益诉讼新领域办案范围，为依法保障消费者权益，重庆一分院在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的指导下开展调查。
重庆一分院通过走访市场监管、税务等行政主管部门，了解消费税征收、汽车销售行业经营等相关情况，听取专家意见。向相关领域人大代表咨询社情民意，召开公益诉讼、民事行政跨部门检察官联席会，厘清案件中存在的消费税约定承担是否有效、民事合同主体意思自治与“霸王条款”认定等疑难问题，并就涉案条款对公益的损害、检察权介入的必要性、拟提出诉讼请求进行评估研判。
重庆一分院经审查认为，该两项条款违背公平、诚信原则，通过不合理分配合同权利义务，排除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销售商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其中，汽车销售公司提供的合同条款中使用“代扣代缴消费税”的表述，误导消费者产生此项税目本应自行承担的错误认识；约定汽车销售公司不对第三方原因导致的延迟交货承担违约责任，违背合同相对性原则，排除销售方违约责任。重庆一分院结合前期走访掌握的近年汽车合同纠纷投诉数据情况，综合考虑个体消费者维权能力不足、维权意愿不强等因素，认为加强汽车销售领域“霸王条款”监督确有必要。
2023年6月8日，重庆消保委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重庆一中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两项争议格式合同条款无效，重庆一分院向重庆一中院提交支持起诉意见书。同年11月21日，该案开庭审理，重庆一分院以支持起诉人身份派员当庭阐述意见，重庆市人大代表受邀跟庭监督。
2023年12月5日，重庆一中院作出判决，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检察机关的支持起诉意见予以采纳，判决前述格式条款内容无效。
判决生效后，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启动立案调查。重庆一分院、重庆消保委与市汽车销售行业组织跟进沟通，督促成员企业对类似“霸王条款”自查自纠，对经约谈仍不整改的汽车销售企业，将继续依法履职，规范和引导汽车消费市场健康发展。
【典型意义】
市场经营主体利用自身优势地位，以“霸王条款”不合理分配合同权利义务，侵害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本案中，检察机关根据消费者保护组织商请意见，积极稳妥开展消费者保护领域公益诉讼监督，注重加强横向支持配合，推动与行政机关、公益组织形成合力，经支持起诉后人民法院最终判决确认格式条款无效，推动开展行业治理，以高质效的检察履职精准对接人民群众的法治新需求。
来源：检察日报社
记者：闫晶晶
编辑：郑凯文 |
12 | 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国际消费中心建设浦东法院发布白皮书及典型案例 |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这是浦东在上海“五个中心”核心区之外的又一国家级新定位。法院如何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浦东国际消费中心建设？如何营造高水准、高评价的消费法治环境？
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来临之际，今天（2024年3月14日）上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下称浦东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消费者权益保护审判工作白皮书及典型案例。
会上，浦东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郑天衣通报浦东法院消费者权益保护审判工作情况，浦东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毛海波通报浦东法院消费者权益保护典型案例。会议由浦东法院政治部副主任、院新闻发言人王治国主持。
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总经济师沈越，部分浦东新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代表，媒体记者出席活动。
收案情况
2022年1月至2023年12月，浦东法院共受理消费者权益保护案件16932件，审结16437件。
白皮书显示，从案由看，服务合同纠纷及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数量最多，达35%，买卖合同纠纷次之，占比26%。从结案方式看，判决结案5582件，调解结案3717件，撤诉结案6743件，调撤比例占63.6%。
从审理周期看，审理天数在三个月以内的有11927件。从审理程序上看，78%的案件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和简易程序。从涉诉主体看，原告多为自然人，消费者群体性诉讼案件数量较往年有所增加。
白皮书分析，因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消费者品质需求增高、维权意识提升，消费者权益保护案件呈现出数量增长迅速、类型分布广泛、调撤比例较高、涉众群体诉讼增多等特点。
近年来，新消费领域、新消费模式层出不穷，给司法审判带来了新的挑战。白皮书为此对网络消费、新兴零售消费、文体旅游消费、跨境电商消费等案件进行类案分析。面对这些新领域案件特点和审理中出现的新问题，白皮书还从消费风险、经营合规、管理监督、协同治理等方面提出了相应建议。
创新举措
为精准对接浦东国际消费中心建设需求，浦东法院持续探索创新机制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浦东引领区建设，提高消费者权益司法保护能级。
一是完善审判工作机制，提升专业化审判能力。
优化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全面推行电子送达、在线审理机制，实行涉航空类案件集中审理，推动消费类案适法统一。
二是坚持数字改革赋能，升级司法服务保障效能。
揭牌成立全市首家“数治护商”法官工作室，研发的“房产中介公司经营异常风险提示预警”等25项应用场景在全市法院得到推广运用。
三是坚持协同保护原则，护航消费市场稳定发展。
加强与政府部门、消费者组织、企业等交流协作，探索与龙头企业、法学研究会建立交流长效机制。
四是践行能动司法理念，加强消费纠纷诉源治理。
充分发挥法官工作室职能，持续加大消费普法宣传力度，创新打造消费纠纷化解特色品牌。
据介绍，下一步，浦东法院将紧密结合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新形势、新任务，以更实的创新举措提升服务保障能级，助力浦东建设成为万商云集、品牌荟萃、引领潮流、买卖全球的综合性国际消费中心。
典型案例
会上，浦东法院发布了10起消费者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涵盖密室逃脱、医疗美容、婚介服务、会员续费、车辆租赁等多个领域，充分彰显了法院依法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鲜明态度和工作成效，也为今后审理类似案件提供了参考。
在全国首例认定涉及游戏工作室买卖合同无效的案例中（点击回顾），法院通过审理，既引导消费者在进行游戏帐号类等虚拟财产交易时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避免遭受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也对同类型案件审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助于规范网络游戏相关行业，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
在一起视频会员自动续费案中，法院结合《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明确网络交易经营者对自动续费的“显著提示”所需达到的司法标准，引导网络交易经营者更进一步保障消费者知情权、自由选择权，也向网络服务经营者在电子格式合同预先拟定、自动续费商业模式持续开展方面提出了规范化经营的警示。
此外，典型案例还涉及密室逃脱场所经营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认定、网购宠物“货不对板”之欺诈行为的认定、机票代理商就退票规则对消费者负有提示说明之义务等热点问题，这些案例对于统一法律适用、保障消费者权益均具有典型意义。
会后，毛海波副院长及部分代表、委员接受了媒体记者的采访。
代表委员点评
万添杰 浦东新区人大代表 塘桥街道龙园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来临之际，浦东法院发布消费者权益保护审判工作白皮书和典型案例，一方面体现出浦东法院依法履行审判职能，积极回应民生关切，注重提高消费维权纠纷处置的实效性，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彰显了人民法院依法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决心。另一方面，浦东法院精准对接浦东国际消费中心建设的需求，积极反馈司法动态，不断创新司法服务举措，致力于提升消费者信心，助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为营造高水准、法治化的消费环境提供有力的司法支撑，为浦东建设国际消费中心提供优质的司法保障。
方靖 浦东新区政协委员 上海汉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浦东法院积极践行能动司法理念，创新打造消费纠纷化解特色品牌，比如陆家嘴法庭以“楼宇法官工作室”为依托，通过三色预警预判风险系数，成功化解一批教育培训合同纠纷；川沙法庭加强与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管委会沟通协作，防范文旅消费群体性纠纷；六里法庭聚焦养老、食药品零售等重点消费领域，持续推进“星期六我为你值班”和“楼组老娘舅”项目，推动消费纠纷前端治理。今天发布的案例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一起医疗服务合同纠纷，该案中医疗美容机构未经审批取得相应的诊疗资格、未进行备案而开展血液疗法，法院从维护公共健康安全及确立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的角度出发，依法认定案涉医疗服务合同无效，一方面引导医疗美容消费者提升自身的辨别能力和风险意识，另一方面为医美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司法指引。
素材提供丨审判监督庭
本文作者丨杨泓艺
本版摄影丨董雪皓、杨泓艺、许童悦（实习生）
责任编辑丨陈卫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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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涉税犯罪司法解释暨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 | 时 间：2024年3月18日（星期一）上午10：30
地 点：最高人民法院全媒体新闻发布厅
出席嘉宾：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四庭庭长 滕 伟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余双彪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 吴 迪
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副局长 付利平
主 持 人：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副局长 姬忠彪
发布内容：发布“两高”《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依法惩治危害税收征管典型刑事案例，并回答记者提问。
直播地址 |
12 | 重庆高院发布消费者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 编者按
为充分发挥人民法院职能作用，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切实依法保护消费者权益，积极营造有利于保障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稳步发展的良好环境，助力重庆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甄选了2023年度重庆法院审结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典型案例，主要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活体动物网购、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二手商品交易、新车交易等。希望通过典型案例以案释法，让社会各界更加直观地了解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定，明确行为规则，进一步提升电子商务经营者、二手商品销售者等经营者的责任意识以及广大消费者依法维权的意识，共同优化消费环境，营造良好的消费氛围，推动消费市场积极、健康发展。
★ 目录 ★
案例1
汽车4S店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的格式条款无效——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诉重庆某汽车销售服务公司消费者权益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案例2
电子商务经营者出售带病的活体动物致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朱某某、张某某诉王某生命权、健康权纠纷案
案例3
经营者未履行告知义务将“展示机”当“新机”销售构成消费欺诈，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吴某某、杨某某诉某数码公司产品责任纠纷案
案例4
经营者不得违法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诉姚某某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案例5
二手商品在经营者多次维修后仍不具备基本使用功能，消费者有权解除买卖合同——杨某诉深圳某科技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案例6
经营者将配方粉宣传为奶粉并误导消费者购买构成欺诈，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黄某某诉某母婴用品经营部产品责任纠纷案
案例7
新购车辆自燃烧毁，车辆经营者应对车辆瑕疵情况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廖某与某汽车公司、成都某汽车销售公司产品责任纠纷案
案例8
产品缺陷导致消费者之外的其他人人身受损害，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原告杨某某与被告浏阳市某花炮厂、第三人重庆市烟花爆竹集团武隆区有限公司某分公司、代某荣等人产品责任纠纷案
典型案例1
汽车4S店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的格式条款无效——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诉重庆某汽车销售服务公司消费者权益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23年4月3日，原告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在受理消费者对被告重庆某汽车销售服务公司《汽车销售合同》条款的投诉后，向重庆某汽车销售服务公司发出《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关于不公平合同格式条款整改的劝喻函》，对其《汽车销售合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并要求限期整改。重庆某汽车销售服务公司于2023年4月13日向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送达了《合同格式条款整改报告》。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认为重庆某汽车销售服务公司对两项格式条款未按上述劝喻函进行整改。两项条款内容分别为：1.“根据国家法律法规，乙方（注：消费者，下同）已知晓标的车辆所涉消费税包含在车辆总价内由甲方（注：重庆某汽车销售服务公司，下同）代扣代缴。本合同签订后，如因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等调整消费税税率的，增加的税款由乙方承担。”2.“如遇生产商停产、营业中断、供货延期、国内或国际运输中断、运输车辆途中发生故障等非因甲方故意原因导致前款约定的交付时间推迟，甲方应于第一时间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包括短信、微信、电话、e-mail、挂号信、特快专递之一或多种方式通知乙方，交车时间相应延后，甲方不因此承担违约责任。”
2023年6月8日，在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支持下，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消费者权益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上述两项格式条款无效。
裁判结果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对于争议条款1，该条款涉及的消费税的纳税主体应为被告重庆某汽车销售服务公司，不存在税法意义上的代扣代缴，关于消费税由销售方代扣代缴、遇国家政策调整则增加税款由消费者承担的格式条款，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对于争议条款2，因第三方原因导致汽车销售方延迟交车的，销售方应当依法向消费者承担违约责任，而该条款规定因第三方原因延迟交车销售方不承担违约责任，事先免除了销售方可能承担的违约责任。上述两项争议条款存在“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的情形，并可能对消费者在签订合同时造成误导，应认定无效。遂判决案涉两项格式条款无效。一审判决后，各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系全国首例以判决形式认定格式条款无效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本案宣判后，新华社《经济参考报》、《法治日报》、中国消费网等媒体纷纷报道，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商品交易日益频繁，格式条款可以有效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但经营者利用格式条款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却时有发生。本案中，汽车4S店通过设置不合理条款免除自身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以判决形式认定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条款无效，不仅对拒不整改的汽车4S店进行震慑，及时有效降低了广大消费者权益受损害的风险，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且体现司法价值引领，对各行业针对消费者的格式条款具有警示、指引和规范作用，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典型案例2
电子商务经营者出售带病的活体动物致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朱某某、张某某诉王某生命权、健康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1年11月，张某某的妻子花费1600元在王某经营的淘宝店铺购买了2只“高纯蓝闪（伊莎基）”鹦鹉，由与张某某夫妻同住的张某某的母亲朱某某负责照看和喂养。2021年12月，朱某某、张某某先后因身体不适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两人的医院诊断结果均为“鹦鹉热衣原体肺炎”。朱某某因治疗和康复共计住院111天，产生医疗费、康复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共计14万余元。张某某共计住院治疗12天，产生医疗费5千余元。期间，张某某的妻子将案涉鹦鹉的采样标本送往德国纳博科临动物临床检验实验室进行检测，检测结果为“鹦鹉热衣原体-PCR阳性”。朱某某、张某某认为两人感染鹦鹉热衣原体系购买王某出售的携带鹦鹉热衣原体的鹦鹉所致，要求王某赔偿两人医疗费、康复费、护理费、营养费、检测费等共计15万余元。王某则认为朱某某、张某某系通过其它渠道感染鹦鹉热衣原体，不应由其承担赔偿责任。双方协商未果，朱某某、张某某遂诉至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要求王某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德国纳博科临动物临床检验实验室出具的检测报告证实案涉鹦鹉携带鹦鹉热衣原体，相关就医诊断报告证实朱某某、张某某均感染鹦鹉热衣原体，朱某某、张某某感染鹦鹉热衣原体的时间均在接触案涉鹦鹉后，且两人的发病时间均符合人体感染鹦鹉热衣原体后的发病周期，而王某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鹦鹉出售前经检疫合格，也不能证明朱某某、张某某系通过接触其它传染源感染鹦鹉热衣原体，根据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王某应承担不利后果。综上，朱某某、张某某感染鹦鹉热衣原体系张某某之妻购买王某所售带病鹦鹉所致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王某向张某某之妻出售携带鹦鹉热衣原体鹦鹉的行为与朱某某、张某某感染鹦鹉热衣原体的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遂判决王某赔偿朱某某、张某某医疗费、康复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共计155589.62元。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随着宠物市场的持续繁荣和网络购物的日益普及，网购成为了不少消费者选购宠物的方式。但网购宠物在便利消费者的同时，也存在着动物疫病传播、消费者健康权受损等方面的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的相关规定，从事动物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在出售动物前应当按照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规定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检疫合格的，出具检疫证明、加施检疫标志，禁止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动物。本案中，案涉鹦鹉的经营者未取得检疫合格证明且举示的检疫标志不符合规定，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认定经营者出售带病鹦鹉的行为与消费者所遭受的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判决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依法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本案判决不仅督促提醒宠物经营者严格合法合规经营，也警醒消费者在网购宠物时要充分了解所购宠物的潜在风险，主动要求商家提供所购宠物的检疫证明，拒绝购买健康状况不明的宠物。该案先后被《人民法院报》和《重庆日报》报道，对于促进网购宠物市场健康、规范、有序发展具有重要引领示范意义。
典型案例3
经营者未履行告知义务将“展示机”当“新机”销售构成消费欺诈，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吴某某、杨某某诉某数码公司产品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0年8月，吴某某、杨某某前往某数码公司在重庆市渝中区时代天街的门店购买投影仪，与该公司工作人员口头协商以26000元每台的价格购买两台全新极米激光电视A2PRO。2020年11月16日，吴某某、杨某某向某数码公司支付案涉两台极米激光电视A2PRO的价款52000元。2021年2月2日、6月27日，上述两台极米激光电视A2PRO分别被安装于吴某某、杨某某家中。2021年8月至2022年2月，吴某某、杨某某先后三次在微信上向某数码公司反映案涉产品存在问题。另查明，上述两台极米激光电视A2PRO激活时间均早于吴某某、杨某某购买时间和安装时间，其中一台还存在维修记录。2023年4月，吴某某、杨某某将某数码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某数码公司返还购买产品价款，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安排人员上门取回案涉产品，并支付购买价款三倍的惩罚性赔偿金。
裁判结果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对于直接影响消费者选择权行使和真实意思表示的信息，经营者应当主动披露。“新机”指的是全新、未激活、未使用、未维修的电视，而案涉两台极米激光电视A2PRO为已激活、已使用过的商品，不符合一般消费者对“新机”的认知标准。某数码公司主张其在销售时已将案涉商品系展示机的事实告知消费者，但其未能举示证据证明该事实主张。某数码公司有义务将案涉商品为展示机的事实告知消费者却未履行告知义务，侵犯了二原告的知情权、选择权，使二原告陷入错误认识，构成消费欺诈。一审法院遂依法判决某数码公司返还二原告购买价款52000元，上门取回案涉商品，并向二原告支付购买价款三倍的赔偿金156000元。某数码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中，某数码公司辩称，安装在杨某某家中的电视系其为履行协议而向成都某科技公司调货后交付，并无欺诈的故意。对此，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某数码公司作为长期销售相关产品的商家，对调来的产品在交给消费者前理应进行必要的检查核实，该公司表示对案涉电视已被激活两个多月不知情，明显不符合常理。且某数码公司在成都某科技公司明确发函要求停止合作时，就应当知道其已无法按照之前的合作方式从成都某科技公司取得相关产品，其本可以如实告知吴某某、杨某某相关情况，避免本案纠纷发生，却未予告知，侵犯了二人的选择权，系故意隐瞒极米激光电视A2PRO交付前已被激活的事实，构成消费欺诈。遂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经营者为更好地展示所售商品外观、性能等各方面情况，便于消费者全面掌握产品信息，选取部分商品予以拆封、激活、检测后作为展示品对外展示，供消费者现场体验、感受，在市场交易中较为常见。展示品不是新品，因拆封使用过，存在一定程度的贬值，影响消费者使用体验，是否展示品亦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选择。将展示品予以销售的，应当真实、全面告知消费者该商品系已拆封使用过的展示品，保障消费者的选择权。相对于普通商品，数码产品是否已经激活使用、是否为新机，一般消费者缺乏辨别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手段，仅凭商品外包装、外观和直观感觉难以辨别，经营者更应积极主动予以披露。本案判决强调经营者应当依法履行告知义务，真实、全面地向消费者提供产品信息，经营者故意隐瞒所销售产品系展示品，致使消费者误以为系全新产品予以购买的，构成消费欺诈，依法应当承担“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责任。该判决有力维护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打击了数码产品市场“以旧充新”“偷梁换柱”等不诚信行为，对于依法维护消费秩序、净化消费环境具有积极意义。
典型案例4
经营者不得违法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诉姚某某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姚某某自2018年9月起经营某某美容服务部（该服务部已于2023年7月11日注销），以“忠义堂纹身馆”名义对外营业，营业范围为美容服务，不包含文身。姚某某在经营期间未取得卫生许可证、健康证和医疗美容许可证，且在明知他人为未成年人的情况下，为不特定的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认为姚某某为不特定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侵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向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姚某某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在《中国消费者报》上就其为未成年人文身的行为及造成的影响刊登书面道歉信并公开赔礼道歉。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出庭支持起诉。案件审理过程中，姚某某当庭宣读了道歉信，承诺以后再也不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愿意接受消费者和媒体的监督。
审理结果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姚某某作为某某美容服务部的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文身服务并收取相应价款，双方之间形成消费法律关系。姚某某在经营中存在超出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未取得卫生许可证及医疗美容许可证等情形，且实际经营环境卫生条件差，侵害了消费者的健康权益。同时，姚某某向不特定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该行为违反了《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工作办法》关于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的规定，造成不特定未成年人文身的后果，属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姚某某依法应当承担立即停止侵权、赔礼道歉的法律责任。经法院主持调解，姚某某与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姚某某立即停止向未成年人消费者提供文身服务；二、姚某某在《中国消费者报》上就其对未成年人文身的行为及造成的影响刊登书面道歉信进行公开赔礼道歉。经法院公告后，无第三方对该协议提出异议，上述调解协议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其身心能否健康成长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重要事项。近年来，未成年人因心智尚未成熟而盲目跟风文身的情形并不鲜见。文身本身属于一种有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可逆的特征，既会对未成年人身体健康产生损害，也会对其在入学、未来就业等方面造成负面评价或实质影响，不利于其成长与发展。《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工作办法》明确规定了不得放任未成年人文身，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不得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文身，未成年人不应当是文身服务的消费者。本案中，经营者向不特定的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侵害了不特定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作为原告起诉经营者，人民法院居中审理促成经营者停止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并公开道歉，表达了人民法院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让青春不被“刺痛”的鲜明态度。
典型案例5
二手商品在经营者多次维修后仍不具备基本使用功能，消费者有权解除买卖合同——杨某诉深圳某科技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2年7月，杨某通过网络获悉深圳某科技公司正在销售诺日士多个产品型号的数码彩扩设备，经与该公司联系，杨某以60000元的价格向该公司购买二手诺日士数码彩扩设备一台。杨某支付上述货款及耗材费用后，于2022年8月11日收到设备。同日，深圳某科技公司的设备安装人员为杨某安装了该二手数码彩扩设备。同时，双方签订《设备销售保修合同书》，约定产品名称为诺日士、型号为QSS3202，并约定保修期限、维修服务事项等内容。因使用设备打印出来的图片出现色差、裂痕等问题，杨某多次与深圳某科技公司进行沟通。在设备安装后的第三天，深圳某科技公司即向杨某邮寄设备零部件进行更换，在此之后还邮寄了5次设备零部件进行更换，但该二手数码彩扩设备仍存在问题，无法正常使用。此外，杨某还发现案涉设备型号与合同约定型号不一致。杨某遂提起诉讼，主张解除合同并要求深圳某科技公司返还货款、耗材费等费用。
裁判结果
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深圳某科技公司出售给杨某的二手数码彩扩设备与合同约定的设备型号不一致，违反合同约定。案涉设备最初出现质量问题的时间与安装完毕的时间仅相隔三天，且多次出现需更换零部件的问题。深圳某科技公司在杨某多次沟通后仍无法修复好案涉设备。虽然案涉设备是二手设备，但杨某以正常使用为目的购买并支付相应对价，深圳某科技公司应当提供具备基本使用功能，即能够正常使用、符合一般质量标准的设备。现深圳某科技公司向杨某提供的设备长期不能正常使用，致使杨某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故判决支持杨某提出的解除案涉合同以及深圳某科技公司返还货款、耗材费等费用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随着网络交易平台的发展，以及循环消费、绿色消费理念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所接受，近年来我国二手商品市场规模不断壮大，在线二手商品交易已成为商品流通的常见业态和模式。二手商品市场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因二手商品质量、消费欺诈等问题，各类二手商品交易纠纷也时有发生。二手商品多数为使用过的商品，有的本身存在质量瑕疵、功能缺陷，如何认定二手商品在交易时应具备的质量、功能状态，相关法律规定或行业规范尚不健全，该问题也成为了消费者维权的难点和痛点。本案从消费者正常使用需求为切入点，综合考虑案涉二手设备的交易情况、设备的维修过程等相关事实，认定案涉二手设备不具备基本使用功能，不能满足消费者的正常使用需求，明显不能实现消费者购买该设备的合同目的，故依法支持消费者的诉讼请求。通过本案判决，能够积极引导二手商品交易双方在交易时就商品质量、功能、维修保障等内容进行明确、详尽地约定，督促经营者保障二手商品具备交易双方约定的使用功能，同时警示消费者增强消费风险防范意识，正确认识二手商品与全新商品之间的差异，详细了解二手商品外观、质量、功能等方面的现状，注意留存相关聊天记录、收付款记录等材料，最大程度降低交易风险，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典型案例6
经营者将配方粉宣传为奶粉并误导消费者购买构成欺诈，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黄某某诉某母婴用品经营部产品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黄某某之女黄小某2017年9月出生后，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医嘱要求食用母乳或配方奶粉加强营养。黄某某遵从医嘱要求于2017年9月至2018年2月到某母婴用品经营部购买“某品牌配方奶粉”共计31罐，并给黄小某食用完。2021年黄某某偶然通过网络新闻获悉有商家将某品牌固体饮料类的配方粉作为配方奶粉销售后，联想到女儿黄小某曾经食用该品牌产品以及身体发育异常，意识到自己可能也遇到此种情况。但由于时隔较久，黄某某所购买的商品包装罐体均已丢弃，目前仅存的购物小票载明所购商品名称为“某品牌配方奶粉”，而黄某某通过查询发现该品牌生产商并未生产过配方奶粉。故黄某某认为某母婴用品经营部在销售过程中存在欺诈，遂起诉至法院，要求某母婴用品经营部退还购货款并支付购货款三倍的赔偿金。在审理中，某母婴用品经营部确认其从未采购过某品牌奶粉类产品，销售给黄某某的产品是该品牌固体饮料类的配方粉。
裁判结果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某母婴用品经营部确认其从未采购过某品牌奶粉类产品，仅向黄某某销售该品牌固体饮料类的配方粉，但其向黄某某销售时出具的购物小票又明确将该品牌产品标注为“奶粉”。据此可以认定某母婴用品经营部将配方粉作为奶粉进行销售并误导黄某某购买，该行为构成欺诈。而黄某某购买该款产品给黄小某食用，属于生活消费行为，其请求支付购买价款三倍的赔偿款，于法有据，应予支持。故判决某母婴用品经营部退还购货款，并支付购买价款三倍的赔偿款。
典型意义
母婴食品安全关系到婴幼儿健康发育，既是重大的民生问题，也是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我国母婴食品市场规模不断发展，相关产品的消费需求也不断提升。与此同时，母婴食品种类繁多，质量参差不齐，不少消费者往往依赖于商家的宣传推荐进行选购，而个别商家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购买非自己所需的母婴食品，不仅影响婴幼儿营养摄入，影响健康发育，还严重打击消费者的消费信心。人民法院严格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通过裁判让有欺诈劣迹的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使其无法从违法行为中牟利，既有利于营造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也有利于震慑潜在的不法经营者，预防类似欺诈行为再次发生，保护婴幼儿“舌尖上的安全”。
典型案例7
新购车辆自燃烧毁，车辆经营者应对车辆瑕疵情况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廖某与某汽车公司、成都某汽车销售公司产品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1年5月底，廖某向成都某汽车销售公司购买了一辆汽车，该车由某汽车公司生产。2021年9月9日，廖某在驾驶该车辆时，车辆突然起火燃烧，车头及车尾部分被烧毁。2021年10月，重庆市璧山区消防救援支队作出火灾事故认定书，载明“经统计，直接财产损失约为598600元，经调查，对起火原因认定如下：起火部位为车头增压机附近，起火原因不排除因增压机故障或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火灾的可能”等内容。案涉车辆发生火灾事故后，保险公司已向廖某赔偿405880元，余下损失廖某未获赔偿。经调查，本案中不存在人为纵火、人为使用不当、非法改装或其他外力因素引发火灾的情况。2022年9月，廖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某汽车公司、成都某汽车销售公司赔偿其未获得保险赔偿的财产损失224000元。
裁判结果
本案审理中，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通过成渝地区消费者权益保护跨域司法协作机制，及时与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院开展案件交流研讨，针对新车自燃案件的证据规则、责任承担等问题进行讨论，着力解决相关法律适用疑难问题，力求统一裁判尺度。
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廖某对案涉车辆已经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火灾事故认定书可以作为认定案涉车辆存在质量瑕疵的初步证据，某汽车公司、成都某汽车销售公司应就车辆非因质量瑕疵引起火灾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但两公司均拒绝对车辆是否存在缺陷及缺陷与车辆发生的火灾有无因果关系申请鉴定，也未举证证明廖某对车辆具有不当的保养、维修、改装行为，或由其他外力因素引发火灾。遂判决某汽车公司、成都某汽车销售公司赔偿廖某损失共174576元。某汽车公司、成都某汽车销售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经营者提供的机动车、计算机、电视机等耐用商品或者装饰装修等服务，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六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结合案涉火灾事故认定书，可以认定案涉车辆存在质量瑕疵。案涉车辆从购买之日至事故发生之日不满四个月，该车辆是否存在质量瑕疵的举证责任由车辆的经营者即上诉人承担，某汽车公司、成都某汽车销售公司未能举示相关证据，故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汽车自燃既危及驾乘人员和车辆安全，也对周边人员和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因车辆自燃引发的产品责任纠纷案件广受人民群众关注。本案中，案涉车辆在火灾事故发生后已被严重烧毁，人民法院在判断该车辆是否存在质量瑕疵时，并未要求消费者举示直接证据加以证明，而是结合车辆购买使用时间、火灾事故的具体状况、火灾事故原因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依法将车辆质量瑕疵情况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车辆经营者。本案裁判不仅对类案裁判起到示范作用，还对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维护和谐的社会经济秩序具有积极意义。同时，本案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民生司法保障一体化的有益探索，两地法院坚持协同司法理念，及时进行研讨会商，解决法律争议，对于一体化推动两地法院法律适用和裁判标准统一、一体化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典型案例8
产品缺陷导致消费者之外的其他人人身受损害，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原告杨某某与被告浏阳市某花炮厂、第三人重庆市烟花爆竹集团武隆区有限公司某分公司、代某荣等人产品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1年2月11日，第三人代某荣、代某明、代某林的父亲去世，原告杨某某作为邻居前往帮忙。在丧事办理中，代某荣、代某明、代某林在第三人重庆市烟花爆竹集团武隆区有限公司某分公司处购买了被告浏阳市某花炮厂生产的烟花。在燃放烟花过程中，烟花从烟花筒侧面炸开，烟花喷射到杨某某的右眼中，导致杨某某右眼受伤。之后，杨某某被转送至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治疗，经诊断其伤情为右眼球钝挫伤、右眼结膜裂伤、右眼前房积血、右眼玻璃体积血。经鉴定，杨某某的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属八级伤残。2022年1月20日，杨某某以所燃放烟花存在质量缺陷为由诉至法院，请求判决浏阳市某花炮厂支付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费用共计350698.03元。
裁判结果
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浏阳市某花炮厂系案涉烟花的生产者，案涉烟花在燃放过程中发生“炸筒”现象，足以表明该烟花存在明显的质量缺陷。浏阳市某花炮厂虽提交了同类产品检验合格报告，但该报告不能推定案涉烟花是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的合格产品，且浏阳市某花炮厂未申请对案涉烟花质量是否合格进行鉴定，因此浏阳市某花炮厂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烟花属于合格的、无缺陷的产品。因案涉烟花发生“炸筒”现象，导致杨某某右眼受伤，构成八级伤残，严重侵害了杨某某的身体健康权，案涉烟花质量缺陷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遂判决被告浏阳市某花炮厂向原告杨某某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费用共计288162.83元。
典型意义
近年来，产品存在质量缺陷而侵害消费者或者第三者合法权益的情形屡见不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二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该法律规定，我国产品责任系严格责任，即无论生产者有无过错，只要其生产的产品存在质量缺陷造成他人（不论是否系产品消费者）受到损害，即构成侵权。在以严格责任为归责原则的产品责任体系中，产品缺陷致人损害责任的认定通常还应考虑普通消费者对产品缺陷的正常认识，以一个正常的理性消费者的合理期待作为判断产品是否存在缺陷的依据。因受专业技术知识等因素的限制，一般消费者很难及时发现产品缺陷并防止缺陷所造成的危险，当发生与产品质量缺陷相关的人身或者财产损害时，只要生产者不能证明其存在法定免责事由，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与此同时，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前亦要充分了解相关产品信息，包括产品的生产商、有效期、成分表、注意事项等信息，注意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来源：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
12 | 地方动态 | 福建公安机关打击整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5起典型案例 | 按照公安部打击整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专项行动部署，福建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劣的网络暴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现公布5起典型案例：
案例一：林某某发布侮辱、诽谤、恐吓信息实施网络暴力案
2022年至2023年，莆田网民林某某为发泄情绪、寻求刺激，多次拍摄侮辱、诽谤、恐吓他人的视频，发送侮辱、诽谤、恐吓他人的短信，并将视频和短信截图发布在网络社交平台上。相关信息引发大量网民关注，给多名被害人造成极其恶劣影响，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2023年12月，林某某连同其它犯罪行为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案例二：林某某编造“生活作风不检点”等谣言实施网络暴力案
2023年8月，福州一网络平台主播林某某因与另一主播产生矛盾，心怀怨恨，多次在平台直播间及视频作品中编造该主播及其家人“生活作风不检点”等谣言，并辱骂对方及其家人。相关信息引发网民关注，对被害人造成精神伤害，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2024年2月，福州公安机关依法对林某某处以行政处罚。
案例三：王某编造“张某出轨多人”等谣言实施网络暴力案
2023年12月，泉州网民王某因与张某存在生活纠纷，遂通过在张某亲戚、朋友等人网络平台账号评论区留言或发送私信等方式，编造传播“张某出轨多人”等内容，并长期向张某发送骚扰短信，对张某造成精神伤害。相关信息引发网民关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2024年1月，泉州公安机关依法对王某处以行政处罚。
案例四：黄某等人编造未成年人甘某“黄谣”实施网络暴力案
2024年1月，泉州网民黄某、苏某、何某、李某等4人为博取眼球、吸引流量，在网上编造传播未成年人甘某“黄谣”信息和视频。相关信息引发网民关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对未成年人造成精神伤害，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2024年1月，泉州公安机关依法对黄某、苏某、何某、李某等4人处以行政处罚。
案例五：徐某某编造“生活作风不检点、涉黄卖淫”等谣言实施网络暴力案
2024年1月，漳州网民徐某某因追求被害人未果，产生报复心理，编造被害人“生活作风不检点、涉黄卖淫”等谣言，对被害人进行人身攻击，并在网络平台散布传播。相关信息引发网民关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2024年2月，漳州公安机关依法对徐某某处以行政处罚。
网警提醒
在互联网上针对他人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隐私等信息的网络暴力行为，贬损他人人格，损害他人名誉，扰乱网络秩序，破坏网络生态，致使网络空间戾气横行，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
公安机关将坚持严惩立场，依法打击整治，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网络公共秩序。
（本文来源：“公安部网安局”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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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最高院发布涉软件企业骗税典型案例，优惠的税收政策背后是频发的税务风险 | 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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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引入
昨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依法惩治危害税收征管典型刑事案例，旨在严格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严格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以及引导纳税主体增强纳税意识。
其中案例三涉及被告人利用软件企业享受的特殊税收优惠政策
，虚抬芯片产品价格，以“低值高报”方式骗取出口退税被定罪量刑。（一）基本案情2017年12月，被告人石某某注册成立铜陵博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某公司）和铜陵金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某公司）。其中，博某公司作为软件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石某某通过其控制的上述两家公司，将单价0.7元购进的空白芯片，写入电流采样控制软件后，将价格虚抬至200元。2019年1月至8月，博某公司以销售电流采样控制芯片的名义，向金某公司虚假销售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之后，石某某与同案被告人黄某波商定，由后者控制的湖北省赤壁市安某公司代理金某公司的电流采样控制模块出口事宜，以签订虚假采购合同形式，由金某公司将电流采样控制模块以230元左右的单价出售给安某公司，再由安某公司和黄某波在香港成立的海某公司签订虚假的电流采样控制模块采购合同，将电流采样控制模块出口至香港。石某某安排他人在香港接货后，将电流采样控制模块当作垃圾处理。货物出口后，石某某、黄某波等人筹集美元，回流资金，在安某公司完成结汇，由金某公司将增值税专用发票邮寄到安某公司，安某公司用上述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出口报关材料向税务机关申请出口退税。2018年12月至2019年，安某公司共通过金某公司虚开的14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出口退税款570余万元，在扣除代理出口及其他费用后，余款以货款形式回流至金某公司。经鉴定，博某公司生产的电流采样控制芯片市场价值1.32元，金某公司生产的电流采样控制模块市场价值7.31元。 （二）处理结果安徽省铜陵市郊区人民检察院以石某某等涉嫌骗取出口退税罪提起公诉。安徽省铜陵市郊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石某某等以假报出口的手段，骗取出口退税款570余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已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安徽省铜陵市郊区人民法院以骗取出口退税罪判处被告人石某某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百万元；对同案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五至六年，并处罚金。一审宣判后，被告人石某某等提出上诉。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维持对各被告人的定罪量刑。 （三）典型意义骗取出口退税罪是严重的危害税收征管犯罪之一。作为国际通行惯例，为了鼓励本国商品出口，增强国际竞争力，国家允许本国商品以不含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即在货物出口后退还在国内生产和流通环节的已纳税款，避免国际双重课税。不法分子利用国家这一税收政策，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将没有出口或者虽出口但不应退税的业务等伪装成应退税业务，骗取出口退税款。这种行为从本质上是非法占有国家财产的诈骗犯罪，危害严重，应依法从严惩处。行为人虽有出口，但其通过将低廉的产品虚抬价格，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虚增的出口退税额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特别巨大，造成国家巨额财产损失，应依法从严打击。
二、近期公布的典型税案
近年来国家为了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对软件企业等高新技术企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旨在降低企业研发成本、促进技术创新、提高政府财政收入以及推动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这些政策对于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也催生了不法分子利用优惠政策采用虚开专票、虚抬价格等手段套取地方财政奖励或者骗取国家出口退税。2023年9月4日，国家税务总局通报四川省广元市某企将虚开公司包装成“高科技”软件开发企业，通过虚假软件开发等手段，利用软件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向多家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507份，价税合计金额3.75亿元，下游企业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出口退税2788.48万元。今年1月15日，国家税务总局公布了7起典型涉税违法案件也涉及软件企业虚构研究成果，套取地方财政奖励返税款的案件。此举表明了税务部门对于软件行业涉税问题的重视，以及持续从严从快打击涉税违法的坚定决心。
三、软件行业常见的涉税风险
（一）对政策解读不准确
由于税收优惠政策往往涉及复杂的法规条款，企业在理解和应用时可能出现偏差。这种偏差可能导致企业未能充分利用政策优惠，或者错误地享受了不应享受的优惠，从而面临税务部门的审查和处罚。（二）夸大研发投入骗取补贴
为了获取更多的税收优惠或补贴，一些企业可能故意夸大研发投入、高新技术产品收入等财务数据，甚至虚构研究成果（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不法分子利用软件产品的专业性和非透明性，以购买软件产品的名义从软件企业获取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而进行税务欺诈。由于软件产品的科技属性较高，非专业人员往往难以准确判别其真实价值和交易情况，一些软件企业可能会因为追求利润而降低警惕，以较低的票点收取费用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从而涵盖了自身的税负成本并实现了盈利。（四）虚假销售骗取出口退税
部分不良企业构建了复杂的虚开链条，表面上以软件产品的销售与出口为掩护，实则利用软件企业享受的即征即退和地区税收优惠政策，向下游企业开具虚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从而非法获取国家税款。这些企业进一步通过伪造软件出口贸易的申报材料，骗取出口退税，以获取更多的非法利益。这种业务模式不仅涉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行为，还涉嫌骗取出口退税、骗取即征即退优惠以及诈骗等。（五）税务筹划不当
一些企业为了降低税负，可能采取不合理的税务筹划手段，如利用关联方交易转移利润、滥用税收协定等。这些行为虽然可能暂时降低企业的税负，但长期来看可能增加企业的税务风险。
四、理税分析
近年来，我国在推动软件产业发展方面确实不遗余力，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和各地补贴政策，为软件企业提供了强大的支持。然而，许多企业在享受这些政策时，由于对政策解读的偏差或理解不足，可能会面临税务风险，甚至陷入虚开、骗税、骗取补贴等法律纠纷。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税收优惠政策和补贴政策是为了鼓励企业创新、提升竞争力，而不是为企业提供非法获利的途径。因此，企业在享受这些政策时，必须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确保自己的行为合法合规。为了避免因政策解读偏差而引发的税务风险，企业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加强政策学习：企业应定期组织内部培训，邀请税务专家或政策制定者进行解读和答疑，确保员工对政策有准确、深入的理解。
建立专业团队：企业应设立专门的税务和法务团队，负责政策的深入研究、解读和应用，确保企业在享受政策时能够合规操作。
强化内部管理：企业应建立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规范财务和税务操作流程，防止因内部操作不当或失误而导致的税务风险。
与税务部门保持良好沟通：企业应主动与税务部门保持联系，及时了解政策动态和解读，对于存在疑问或模糊的地方，及时咨询并寻求专业指导。 |
12 | 实录丨全省法院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 | 3月19日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全省法院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省法院副院长杨险峰，省妇联副主席解晖，省法院民一庭副庭长芦晨，共同介绍全省法院和妇联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情况并发布典型案例。
新闻发布会现场
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处二级调研员、新闻发言人卢莹主持新闻发布会
主持人
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处二级调研员、新闻发言人 卢莹
发布人
省法院副院长 杨险峰
省妇联副主席 解晖
省法院民一庭副庭长 芦晨
省法院副院长杨险峰
杨险峰：
尊重妇女，保护儿童，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依法保障妇女儿童权益，惩治侵犯妇女儿童犯罪，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使命。近年来，人民法院受理的婚姻、抚养、继承等家事案件数量逐年上升。2023年，全省法院审结一审民商事案件30多万件，其中婚姻家庭案件60918件，占一审民商事案件近20%，家事案件是法院案由的主力军，家事审判事关“小家”幸福和睦，关乎“大家”和谐稳定。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传统婚姻家庭观念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和多元发展，面临着愈发复杂的问题和挑战。为此，省法院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重要论述，树立“人为本、和为贵、家本位”的裁判理念，用新思维、新举措主动适应家事审判工作新常态。
一是培养了专业高效的审判团队。全省法院普遍成立了专业化的家事审判团队，配备了熟悉家事审判的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聘请了人民调解员、家事调查员、专职律师等组建了专门调解队伍，改建、扩建了一批彰显柔性特点的家事审判场所，打造了集案件审理、心理疏导、多元调解为一体的服务平台，家事审判机构、团队建设、硬件设施水平不断提升。
二是建立了科学务实的联动机制。充分发挥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作用，积极向地方党委、人大汇报，争取政府支持，与公安、司法、妇联等单位建立联席会议机制，织密织牢反家庭暴力整体防治网络，出台《人身保护令案件办案指引》，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支持、综治协调、法院主抓、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家事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和合力。
三是形成了符合规律的审判规则。全省法院结合各地家事审判实际，普遍制定了诉前调解、家事调查员、离婚冷静期、案后回访帮扶等相应的规则制度，基层法院创新制定了《治理高价彩礼意见》《家事纠纷案件心理疏导制度》《家事案件审判操作规程》《修复感情、挽救婚姻计划书》等一系列符合家事案件特点的指导文件，有效化解家事纠纷、修复心理创伤、指导审判实践。
四是探索了彰显人性化的审判方法。革新审判观念，创新工作方法，组织起草的“登记离婚增设一个月离婚缓冲期”被《民法典》吸收形成离婚冷静期制度。强化职权探知，注重情感修复，探索创新了一系列更加彰显人性化特点的柔性工作方法，使家事审判程序更好的适应家事案件特点，真正践行了公正与效率。
为展示我省法院妇女儿童维权工作成效，提高妇女自我权益保障能力，以司法之力汇聚引领，让尊重妇女、关爱儿童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为妇女儿童撑起一片蓝天。省法院连续六年发布典型案例，今年，省法院民一庭组织评选出了甘肃法院2024年“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典型案例”。此次案例评选，在综合考量案情的代表性、创新性和社会影响力的基础上，通过各地初评和推荐，从近年办理的案件中推选出93个在权益类别上具有典型性、在维权方式方法上具有可借鉴性的案例，经过综合评议，最终评选出最具代表性的“十大案例”，涵盖了女职工特殊保护、监护权变更、家庭教育令、人身安全保护令、保护妇女隐私、未成年人抚养等诸多方面，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前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这一批案例不仅在类型上具有典型性、代表性，更在案件办理过程和“三个效果”上具有指导性、示范性。
我们选择在“三八妇女节”刚过不久向社会各界发布典型案例，旨在引导提高妇女儿童依法维权意识，提升群众知法、懂法、用法能力，推动形成男女平等、夫妻忠诚、尊老爱幼、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观，共同营造支持妇女儿童依法享有、行使和维护自身权益的社会氛围和法治环境。
“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妇女是重要力量，儿童是未来生力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妇女儿童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也是对我们法院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坚决筑牢妇女儿童权益司法保护屏障，以司法之力守护万家灯火，促进妇女、儿童权益更有保障、人生更加出彩、生活更加幸福。
希望各位记者朋友继续关心和关注法院依法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各项工作，提出良好意见建议。一起努力再出发，使男女平等真正体现到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社会生活各方面，让尊重和关爱妇女儿童成为国家意志、公民素养和社会风尚，不断推动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再上新台阶。
省妇联副主席解晖
解晖：
大家上午好！感谢一直以来对我省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工作的高度关心、关注和支持。
妇联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近年来，省妇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的重要论述，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积极履行维护妇女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儿童全面发展的基本职能，维权关爱服务工作取得了新成效。
一是推动源头维权。积极参与甘肃省反家庭暴力条例和甘肃省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的立法工作，健全落实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推动出台2021-2030年《甘肃省妇女发展规划》《甘肃省儿童发展规划》，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落实在法规政策制定实施全过程各环节。常态化开展“建设法治甘肃·巾帼在行动”普法宣传活动，引导妇女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增强法治意识。创新培育“陇姐学法”“陇姐心语”线上普法品牌，普法音视频浏览量超过800万人次。在“三八”妇女节、“12·4”宪法宣传日等重要节点，组织全省各级妇联开展“巾帼乡村普法行”“送法进家庭”“三八维权周”等主题普法宣传活动千余场次，百万余人参与。
二是提高维权实效。围绕省委省政府部署开展的主动创安、主动创稳行动，积极推动妇联维权融入社会治理大格局。与省委政法委共同推进村（社区）妇联执委和基层网格员双向任职工作，常态化走访排查重点人群及家庭49万人次。与省民政厅联合优化“和合之家”服务功能，开展离婚劝和等婚姻家庭服务活动。创新实施的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双百工程”，被列入2023年甘肃省十件省级法治为民实事项目。建成诉前调解巾帼工作室125个，妇联执委婚调工作室514个，成功调解婚姻家庭矛盾纠纷5131起。畅通信访诉求渠道，省市县开通12338妇女维权热线87条，受理来电来信来访 3421件，办结率达98%。
三是服务困难群体。助力“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开展“爱心妈妈”关爱行动，组织动员全省4.17万名“爱心妈妈”结对困境儿童4.55万人。创新发起“家家幸福一元捐”公益项目，募集资金近800万元，救助3524名困境妇女儿童、1620户困难家庭。连续多年落实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妇女“两癌”免费检查项目，为全省282.5万名城镇低收入妇女和农村妇女进行“两癌”免费检查，争取全国妇联专项救助资金8550万元救助患病妇女。积极参与积石山县抗震救灾，广泛衔接沟通，筹措全国妇联系统价值1.13亿元款物救援灾区，救助受灾妇女儿童，支持灾后重建，组织心理服务志愿队伍，深入灾区持续开展关爱服务。
此次省法院和省妇联共同发布“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典型案例”，是大力宣传我省依法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创新举措。入选的十个案例，有针对性地回应了群众关心的女职工特殊保护、监护权变更、家庭教育令、人身安全保护令、保护妇女隐私、未成年人抚养等难点热点问题，展现了近年来甘肃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工作取得的积极成效，营造全社会尊重妇女、关爱儿童，促进男女平等良好氛围。下一步，省妇联将进一步履行工作职责，加强与法院等部门的联动配合，抓实抓细妇女儿童维权关爱服务，促进妇女儿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在此也希望各位媒体的朋友们一如既往聚焦基层法院和妇联组织，聚焦妇女儿童关心关注的问题，共同营造尊重妇女、关心妇女、保障和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良好氛围，更好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激励广大妇女在甘肃高质量发展中建功立业。
省法院民一庭副庭长芦晨
芦晨：
大家好！妇女儿童健康发展是家庭和谐，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能。今天新闻发布会评选的典型案例，既是全省法院维护妇女儿童权益方面的成果展示，也是今后对全省法院审理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案件的新标准和新要求。希望此次案例的发布，对全省法院开展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起到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1.杨某与某单位劳动争议案
——用人单位应当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2015年，杨某被某单位录用，聘期三年。后杨某与某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书》。为解决杨某等人社保问题，2017年10月1日起，某公司作为派遣单位与杨某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某公司派遣杨某至某单位。其间，杨某的工资、奖金、补助一直由某单位发放，某公司缴纳社保。2021年11月，因某单位岗位取消，发生劳动争议，杨某正处于孕期，各方协商未果，某单位未向杨某发放后续工资。杨某将某单位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判决：杨某与某单位自2015年12月1日至2023年3月2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某单位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杨某支付工资36355元。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妇女在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受特殊保护。”本案劳动争议发生时，杨某处于孕期，人民法院在充分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确认了杨某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体现了法律对妇女孕期、产期、哺乳期的特殊保护。通过本案的审理，引导用人单位依法用工、规范用工，保障妇女职工的合法权益。
2.王某与潘某1、潘某2、潘某3抚养费纠纷案
——法检合力，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基本案情】
2022年6月，经法院判决准许潘某与王某离婚。婚生未成年子女潘某1、潘某2、潘某3，均由父亲潘某抚养，母亲王某每月分别承担三子女抚养费至三子女年满十八周岁止。2022年12月30日，王某向潘某微信转账抚养费。后因三子女入学致生活开支增加，潘某一人无力承担，经向检察机关申请，检察机关依法作出支持起诉决定书，三子女要求母亲王某每月增加抚养费。
【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判决：王某自2023年6月起每月给付潘某1、潘某2、潘某3抚养费分别付至三子女年满十八周岁止。
【典型意义】
离婚后，不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承担未成年子女必要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费用，是法律规定的义务。随着社会经济条件和子女对教育、医疗等方面需求的变化，可能引起先前确定的抚养费金额发生变化。本案人民法院结合未成年子女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等因素，最终支持了增加抚养费的主张，法检两院各尽其责，共同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张某1、张某2与张某抚养费纠纷案
——以家庭教育令，督促父母履行监护职责
【基本案情】
2021年，人民法院判决张某1与张某2的父母张某与雷某离婚，张某1由母亲雷某抚养，张某2由父亲张某抚养，抚养费各自承担。判决生效后，张某既不履行抚养张某2的义务，也不承担张某1、张某2的抚养费用，二人均由母亲雷某抚养。张某长期在外务工，在有监护能力的情况下，未尽到抚养张某2的义务，不关心张某1、张某2的身心健康，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责任。2023年1月，张某1、张某2诉至法院，要求张某支付抚养费。
【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判决：张某支付张某2抚养费，并发出家庭教育令：要求张某多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主动增进与孩子的沟通联系和情感交流，了解孩子的情感需求，定期陪护孩子，或者通过定期团聚、电话、书信、新媒介等联系方式，及时掌握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和生活、学习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家庭教育。张某收到教育令后承诺，今后一定会承担起认真照顾孩子的职责，让孩子感受到来自父亲的关爱和温暖，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发展，积极履行其应当承担的家庭抚养教育职责。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施行，为人民法院参与引导当事人注重家庭、家教和家风，增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提供了法律依据。本案中，人民法院发出的家庭教育令，能够督促父母积极正确履行家庭教育职责，强化监护意识，做好家庭教育，依法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坚持能动司法，关注未成年子女教育发展，主动发出家庭教育令，对离异父母相互配合履行家庭教育责任具有指引作用。
4.赵某与刘某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人身安全保护令为家庭暴力筑起“隔离墙”
【基本案情】
赵某与刘某系离婚后重新组合家庭，在婚后不到一年时间内，刘某因家庭琐事多次对赵某实施暴力。刘某因此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三次并处罚款，被人民法院判处拘役六个月。但刘某仍不悔改，继续对赵某实施殴打、恐吓行为。2023年5月16日，赵某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刘某对其实施家庭暴力；禁止刘某骚扰、跟踪、接触赵某及其近亲属等。
【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一、禁止刘某对赵某实施家庭暴力；二、禁止刘某骚扰、跟踪、接触赵某及其相关近亲属；三、禁止刘某在赵某住所、工作地点或者经常出入的其他场所周围200米范围内活动。如刘某违反上述禁令，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视情节轻重，处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典型意义】
家暴不是家务事，反家暴是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保护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提供了法律依据。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本案中人民法院根据受害人的申请，及时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为家庭暴力筑起隔离墙。
5.刘某与张某隐私权纠纷案
——对侵害妇女隐私权的不法行为零容忍
【案件情况】
刘某与张某系男女朋友关系，张某通过登录刘某视频号向刘某的亲友发送内容为添加刘某账号的微信信息，之后有多人在微信上添加了该微信账号为好友。后张某登录该账号，建立微信群，并将刘某的亲友拉入该群内。张某将其与刘某交往时拍摄的刘某私密、裸体照片等信息发送至该微信群内，散布刘某隐私，严重干扰了其正常生活。后刘某向某县公安局报案，某县公安局对张某以侵犯隐私权行政拘留10日。刘某将张某诉至法院，要求张某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判决：一、责令张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删除手机内的有关刘某私密照片及视频，停止传播，并向刘某赔礼道歉；二、张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刘某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
【典型意义】
人格权是民事主体对其特定的人格利益享有的权利，关系到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民事主体最基本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九第一款规定：禁止以恋爱、交友为由或者在终止恋爱关系、离婚之后，纠缠、骚扰妇女，泄露妇女隐私和个人信息。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背景下，隐私权被侵害的机率更高，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因此对隐私权保护显得尤为重要。本案中张某公开刘某隐私，严重干扰了刘某的生活，给其造成精神损害，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法院在判决张某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外，并赔偿刘某精神损害抚慰金，体现了法律对侵犯妇女隐私权行为的零容忍。
6.妇女联合会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纠纷案
——父母虐待子女，妇联申请撤销监护权
【基本案情】
曹某与张某婚后生育张某1、张某2。由于曹某、张某长年外出务工，张某1、张某2由其爷爷奶奶照料。2022年10月15日以来，曹某未外出务工，便和二子女一起生活。10月24日，因生活琐事，曹某对二子女多次进行拳打脚踢，致严重后果，已涉嫌故意伤害罪。妇女联合会向法院申请撤销曹某作为张某1监护人资格。
【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判决：一、撤销曹某作为张某1的监护人资格；二、指定张某为张某1的监护人。
【典型意义】
本案发生后，社会面影响较大，引起群众普遍关注。妇女联合会作为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社会群众组织，主动履行职责，以申请人的身份向人民法院提起了撤销监护人资格之诉，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本案的发生，再次凸显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重要性，努力让未成年人在良好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中健康成长是监护人的责任，更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7.王某与李某离婚纠纷案
——尊重未成年人意愿，保障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
【基本案情】
王某与李某婚后生育长子李某1、次子李某2。王某起诉与李某离婚，并要求抚养两个儿子，由李某承担抚养费。李某在国外务工，李某1、李某2随王某在学校附近租房居住生活。
【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判决：一、准予王某与李某离婚；二、李某1、李某2由王某直接抚养，由李某每月承担李某1、李某2的抚养费。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抚养为原则。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离婚案件中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人确定是当事人争议较大的问题，孩子的健康成长不仅要考虑物质条件，更要考虑情感需求，法院在确定孩子抚养权时应尊重孩子本人意愿，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在本案审理中，法院转变审判理念，突破一人一个孩子的传统判法，通过实地走访，了解孩子的生活情况和成长环境，听取、甄别、尊重孩子的真实意愿，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判决两个孩子均由王某直接抚养，并通过疏导，增进两个孩子与其祖父母的感情，将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落到实处。
8.王某与李某确认亲子关系纠纷案
——拒不配合亲子鉴定，法院推定确认亲子关系
【基本案情】
2014年4月，王某与李某经人介绍确立恋爱关系，后双方因发生矛盾分手。2014年12月8日，王某发现自己怀孕，2015年4月29日，王某生育一女孩王某1。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王某1与李某之间存在亲子关系，李某不予认可。
【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判决：确认王某1与李某之间存在亲子关系。
【典型意义】
亲子关系作为人类社会关系中最基础的一环，对于个体成长、家庭和谐、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请求确认亲子关系，是法律赋予未成年子女的父母或者成年子女的合法权利，而我国法律并未规定可以强制亲子鉴定，如一方当事人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对方当事人拒绝配合亲子鉴定，则人民法院可以依据证据规则予以推定，判决由拒不配合亲子鉴定的一方当事人承担由此带来的不利后果。
9.张某与某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
——妥善处理医疗纠纷，维护新生儿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王某孕期在某医院建卡产检，各项检查基本正常，分娩前最后一次B超检查时间为2018年6月6日，提示脐带绕颈一周。2018年6月18日19时37分，王某入某医院妇产科待产，次日凌晨2时20分王某自然娩出胎儿张某。张某的病情经鉴定，为脑性瘫痪、非肢体瘫运动障碍（重度），并就张某康复费用一并予以了鉴定。张某的法定代理人诉至法院，请求某医院赔偿其医疗费等各项费用共计650余万元。
【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判决，某医院赔偿张某300余万元。
【典型意义】
保护胎儿及孕妇的人身健康权利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涉儿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多次委托鉴定，主动收集证据材料，查明案件事实，确定因果关系，根据过错程度，确定由某医院承担医疗赔偿等费用90%的责任，维护了患儿的合法权益。
10.于某子女与赵某法定继承纠纷案
——践行新时代马锡五审判方式，实质性化解家事纠纷
【基本案情】
于某1系于某与王某（已故）的婚生子女。于某与王某于2015年5月自愿协议离婚，于某与王某约定于某1随王某共同生活，位于某小区的房屋归王某所有。于某再婚后，王某与赵某于2020年初结婚，2020年9月王某去世，其留有住房、股票、养老金、公积金、工资补助、抚恤金等。工资补助、抚恤金、养老金等均由赵某领取，王某的父母、兄弟及女儿与赵某矛盾尖锐，双方就继承问题不能达成一致，形成诉讼。
【裁判结果】
考虑到于某1即将上大学，需要学费，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为避免激化矛盾，采取多种调解方式，给双方当事人耐心细致地释法明理，引导当事人换位思考，珍惜亲情，兼顾各方利益，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典型意义】
调解在解决民事争议的同时，能够更好地修补被争执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在继承案件中，往往牵扯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争议较大。为了切实解决当事人的现实困境，充分保护各方利益，尤其是子女成长的实际需求，人民法院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多疏导、化纠纷的做法，不仅让一起矛盾尖锐的继承案件在法律范围内得以化解，更是让亲人之间的裂痕得以弥合，该案的顺利调解是新时代马锡五审判方式在家事纠纷中的能动实践，具有典型意义。
（以上当事人姓名均为化名）
来源：甘肃发布
编辑：李宇琼 何雨欣
编审：谢怀东 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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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发布第四批环境违法典型案例（大气污染环境违法类） | 重庆市生态环境部门深学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以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助推美丽重庆建设。为强化警示教育宣传，现对重庆市生态环境部门查办的一批大气污染环境违法典型案例予以集中发布。
陈绪宏 摄
目录
案例一、重庆某门窗有限公司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案
案例二、重庆某化工有限公司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案
案例三、重庆某汽车车身制造有限公司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案
案例四、大渡口区某工业企业未按照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案
唐鸿姿 摄
案例一
重庆某门窗有限公司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案
【案情简介】
重庆某门窗有限公司从事门窗制造、销售等，检查当日公司各工序正常生产，底漆间正在进行油漆喷涂作业，部分喷涂废气未经配套建设的废气治理设施收集处理，经旁路管道直接排放，构成以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逃避监管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对该公司作出10万元的行政处罚，公安机关依法对其直接负责人作出行政拘留10日的行政处罚。
【调查处理】
2023年5月9日，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在对重庆某门窗有限公司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公司当天各工序正常生产，底漆间正在进行油漆喷涂作业。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部分喷涂废气未经配套建设的废气治理设施收集处理，部分喷涂废气经旁路管道直接排放。执法人员现场委托第三方有资质监测机构对该旁路废气开展监测，经监测，废气中含有非甲烷总烃、笨、甲苯、二甲苯等污染物，该公司构成以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逃避监管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
该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禁止通过偷排、篡改或者伪造监测数据、以逃避现场检查为目的的临时停产、非紧急情况下开启应急排放通道、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治理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第三项和《重庆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渝环规〔2022〕6号）文件的规定，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对该公司作出10万元的行政处罚，并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依法对其直接负责人作出行政拘留10日的行政处罚。
【案件启示】
在本案中，企业自身在环境管理、日常巡查巡检、污染治理设施设备运行和维护等工作流于形式，生态环境保护主体意识淡漠，未切实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对于此类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等恶意环境违法行为，生态环境部门也绝不姑息，予以惩戒。
秦蒸 摄
案例二
重庆某化工有限公司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案
【案情简介】
重庆某化工有限公司现场检查时正在生产，化料场酸雾吸收塔正在运行，执法人员用pH试纸测试碱液池酸碱度，发现呈强酸性，与碱液池上方张贴的《酸雾废气治理设施操作规程》不符，构成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逃避监管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对该公司作出22.4万元的行政处罚，并依法将主要负责人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调查处理】
2023年10月18日，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在对重庆某化工有限公司现场检查时，发现该企业正在生产，企业化料场内酸雾吸收塔正在运行，执法人员现场用pH试纸测试碱液池酸碱度，发现pH值为1-2之间，呈强酸性，与碱液池上方张贴的要求添加片碱使其pH值在10-12之间的《酸雾废气治理设施操作规程》明显不符，不能达到酸雾处理效果。构成以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逃避监管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
该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禁止通过偷排、篡改或者伪造监测数据、以逃避现场检查为目的的临时停产、非紧急情况下开启应急排放通道、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治理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第三项和《重庆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渝环规〔2022〕6号）文件的规定，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对该公司作出22.4万元的行政处罚，并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案件启示】
在本案中，企业酸雾吸收塔已经开启运行，由于企业疏于管理，在碱液池pH值已为酸性的情况下未添加片碱，造成污染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废气直排，对环境造成一定污染影响。企业应当加强内部管理，落实主体责任，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陈飞胜 摄
案例三
重庆某汽车车身制造有限公司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案
【案情简介】
监测报告显示，重庆某汽车车身制造有限公司其焊接、切割生产线FQ1排口颗粒物排放速率为1.71kg/h，超过《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50/418-2016）1.14倍，构成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重庆市江北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依法对该公司处罚款34.39万元。
【调查处理】
2023年2月15日，重庆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对重庆某汽车车身制造有限公司废气进行监测，结果显示其焊接、切割生产线FQ1排口颗粒物排放速率为1.71kg/h，超过《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50/418-2016）1.14倍。江北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立即对该公司进行立案调查。经调查，该公司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行为属实，构成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
该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八条“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建设对大气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公开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应当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遵守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和《重庆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渝环规〔2022〕6号）的有关规定，重庆市江北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依法对该公司作出罚款34.39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件启示】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废气污染物超标排放案例。通过开展污染物检测，体现“执法＋监测”的联动机制，有效提升执法效能。对这类环境违法行为，生态环境部门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从严执法，企业也应落实主体责任，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刘勇 摄
案例四
大渡口区某工业企业未按照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案
【案情简介】
大渡口区某工业企现场检查时，该工业企业注塑车间有14台注塑机正在生产，配套建设的污染治理设施UV催化灯未正常开启，生产中有挥发性有机物废气产生，构成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活动未按照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的违法行为。重庆市大渡口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对该公司作出罚款3.9万元的行政处罚。
【调查处理】
2023年7月25日，大渡口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人员对大渡口区某工业企业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该工业企业注塑车间有14台注塑机正在生产，配套建设的污染治理设施UV催化灯未正常开启，生产中有挥发性有机物废气产生，该企业未按照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也没有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对周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构成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活动未按照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的违法行为。
该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依据《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七十五条第一款规定，重庆大渡口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对该企业作出3.9万元的行政处罚，同时送法入企，深入企业开展环境安全排查，切实帮助企业排忧解难。
【案件启示】
惩戒与服务并重，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在本案中，违法行为发现后，大渡口区生态环境局积极帮助企业改正违法行为，向企业解读相关法律法规，深入指导企业健全环境管理制度和台账，帮助企业全面排查整治水、气、声、固危废等存在的隐患，引导该公司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
文字：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总队
编辑：刘 霞
审核：文宏宇 |
12 | 北京市发布2023年度生态环境违法典型案例 | 外挂“作弊器”，不合格车辆摇身一变成合格；无中生有，凭空捏造检测数据；断电停产应付执法检查，欲盖弥彰；超标排污，污染环境……对于恶意的、造成实质性污染的违法行为，生态环境部门坚决依法严厉查处，绝不手软。现通报2023年度八起生态环境违法典型案例，以供警示借鉴。
案例一：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使用作弊器伪造检验结果
2023年9月，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通过定期排放检验监管系统筛查检测数据和视频，发现怀柔区某机动车检测企业多辆机动车检验报告和检验过程数据中车载排放诊断系统（OBD）读取的车辆代码信息完全一致。车载排放诊断系统属于污染控制装置，用于监测车辆排放系统工作状况，并诊断、提示故障。正常情况下，不同车辆生产制造商的车辆不可能出现相同的车辆代码信息，根据该线索，执法人员进一步开展调查，发现该单位在7辆车不符合检验合格标准的情况下，采取强制关闭电脑终止检验程序、违规外接作弊器等手段，篡改OBD读取数据及检验结果，使不合格车辆蒙混过关通过检验，转为“合格”车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责令该企业改正，没收违法所得七百五十元，并处五十万元罚款。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是防止超标车辆上路行驶最为重要的技术关口，若其检验过程弄虚作假，使得检验监督形同虚设，必然会对空气质量造成影响。日常执法中，生态环境部门将持续强化机动车检验流程监督管控，对于弄虚作假行为发现一起严肃处理一起。
案例二：环境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检测报告
2023年10月，大兴区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某企业开展执法检查，发现其提供的检测报告与台账记录的生产设施运行状况不一致。经进一步调取厂区监控录像及车辆进出厂记录，发现某环境监测公司对该企业开展比对检测时，仅在厂区内停留18分钟，但是检测报告记录的取样检测时间约2小时。该环境监测公司伪造了比对检测报告的原始数据及记录，涉嫌出具虚假检测报告。依据《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执法人员将相关线索、证据移交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处理。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该企业改正违法行为，并处三万元罚款。
以上两起案件均为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弄虚作假案，为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近年来，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多次曝光了机动车排放检验、环境监测等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弄虚作假典型案例。但仍有少数企业顶风作案，协助排污者蒙混过关，做污染行为的帮凶。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将联合市场监管、公安机关等多部门，持续加大对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的监管力度，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要加强行业自律，将专业优势用对地方，在环境治理体系中真正发挥独立、公平、公正的作用。
案例三：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
2022年10月，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顺义区某干混砂浆生产企业开展执法检查。执法人员进入企业的厂区不到5分钟，6条本在生产干混砂浆的生产线被人为断电停止生产。进一步调查发现，这6条停产的生产线中有4条未安装除尘设备。企业工作人员得知执法人员前来检查，通过微信群发出停产通知，属于以逃避现场检查为目的的临时停产行为。2023年1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责令该企业改正，并处十万元罚款。
自觉接受环保部门监督管理，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是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的义务。像这家企业以临时停产、指挥工人撤离的方式，来逃避生态环境部门正常的执法检查，掩饰其违法排污行为，性质恶劣，必将受到法律严惩。
案例四：储油库未正常使用油气回收装置
2023年3月，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房山区某企业开展执法检查，该单位主要经营汽柴油存储和销售。调查发现，该企业储油库油气回收装置的真空泵已拆除，油气回收装置已无法正常使用，而该企业仍正常经营，导致油气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到大气中造成污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责令该企业改正，并处十五万元罚款。
油气回收装置的正常运行，一方面避免了逸散的油气直接排放到大气中造成污染，另一方面回收的油气可以再利用，节约资源，降低企业成本。可以说实现了企业环保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2024年4月1日起，新修订的《储油库油气排放控制和限值》《油罐车油气排放控制和限值》《加油站油气排放控制和限值》等三项油气地标将正式实施，对油气排放管理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全市成品油储运销经营单位储油库应切实落实环保责任、履行环保义务。
案例五：饮食服务项目超标排放油烟
2023年2月，丰台区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某餐饮企业开展执法检测，检测报告显示该企业油烟排放浓度和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超过了《餐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规定的排放限值，分别超标1.6倍、0.5倍。依据《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相关规定，丰台区生态环境局责令该企业限期改正，并处一万元罚款。
餐饮油烟是细颗粒物（PM2.5）的直接排放源之一，也是群众“家门口、窗户边”的环境问题。在日常经营中，餐饮服务单位应当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的相关规定，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及时清洗油烟净化器和管路，确保油烟排放达标。
案例六：使用超标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
2023年8月，延庆区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开展执法检查，对该公司使用的轮胎式装载机进行排放检测，检测报告显示其排气烟度光吸收系数为2.44m-1，超过《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规定的Ⅱ类限值1.61 m-1。排气烟度光吸收系数表征了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污染物排放情况，吸收系数越高，机械的排放状况越差。这台装载机排放超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北京市延庆区生态环境局责令该公司改正，并处五千元罚款。
非道路移动机械种类繁多、活动范围广、排放控制技术相对落后，污染排放较高。近年来，我市不断强化在用非道路移动机械执法和油品使用监管，进一步推动降低排放污染。
案例七：未按照规定使用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
2023年10月，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通过自动监控系统发现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某企业自动监测设备传输数据异常。经调查，该单位自动监测设备数采仪中，用来折算污染物排放浓度的参数不符合《电子玻璃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导致自动监测数据失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责令该单位改正，并处四万元罚款。
自动监控系统是对重点排污单位开展非现场执法的重要手段，相关企业应当按要求安装使用自动监测设备，与生态环境部门监控设备联网，严格按照相关技术规范组织开展自动监控设备的日常运维，保证自动监测设备正常运行，对自动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案例八：重点排污单位超过许可排放浓度排放水污染物
2023年6月，通州区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某排污许可持证单位总排口及车间处理设施排放口所排废水进行了取样检测，检测报告显示该单位废水污染物排放浓度超过了许可排放浓度限值，最大超标倍数为2.2倍。依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相关规定，通州区生态环境局责令该单位改正，并处二十五万元罚款。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衔接了水法、大气法等上位法，对超标排放污染物等违法排污行为提高处罚力度，北京市不断推动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北京市生态环境执法部门也将不断加强排污许可证后执法监管，监督企事业单位履行治污主体责任，做到持证排污、按证排污、依法排污。
编辑：张雪晴 |
12 | 转载丨杭州中院发布仲裁司法审查典型案例 | 2024年3月15日，杭州中院涉外民商事审判工作新闻发布会召开。会上发布了杭州中院仲裁司法审查典型案例。
案例一：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 明确主合同的仲裁条款不能适用于从合同——甲、乙与丙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
基本案情：甲与丙分别于2019年8月1日、2021年7月26日签署两份销售合同，两份合同均约定：“本合同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提交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2021年11月4日，甲作为借款人、乙作为担保人向丙出具欠条一份，该欠条中并未约定仲裁条款。其后，丙以甲及乙为仲裁被申请人向杭州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裁决甲向丙退还货款并支付违约金，乙对甲上述债务承担保证责任。2022年7月4日，甲、乙向杭州中院提出申请请求：一、确认甲与丙分别于2019年8月1日、2021年7月26日签署的销售合同中的仲裁协议无效；二、确认杭州仲裁委员会对丙与甲、乙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无管辖权。
裁判结果：杭州中院认为，甲与丙签署的两份销售合同中就争议解决方式均约定为“本合同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提交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该条款有明确的提交仲裁意思表示、仲裁事项及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系有效的仲裁协议。故甲与丙之间的案涉争议应按销售合同中约定的仲裁协议来处理，杭州仲裁委员会有权处理该争议。关于丙与乙之间是否有仲裁协议的问题。《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中关于“主合同与从合同争议解决方式的认定”部分的指导意见，当事人在主合同中约定争议解决方式为仲裁，从合同未约定争议解决方式的，主合同中的仲裁协议不能约束从合同的当事人，但主从合同当事人相同的除外。根据该指导意见，乙并非案涉销售合同的当事人，其仅系案涉欠条所涉款项的担保人，案涉销售合同中的仲裁协议不能约束乙，且该欠条中并未约定争议解决方式，故丙与乙之间无仲裁协议。杭州中院遂裁定驳回申请人甲、乙请求确认甲与丙分别于2019年8月1日、2021年7月26日签订的销售合同中仲裁条款无效的申请。确认甲与丙分别于2019年8月1日、2021年7月26日签订的销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对乙无约束力。
典型意义：仲裁协议需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只有在当事人自愿选择、明确表示以仲裁方式解决纠纷的情况下，仲裁协议才能约束当事人。在主从合同当事人不一致，且当事人在主合同中约定争议解决方式为仲裁，从合同未约定争议解决方式的情况下，不能以主合同中的仲裁协议约束从合同的当事人，否则与仲裁的自治性不相吻合，亦违反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及仲裁条款的独立性原则。主合同中的仲裁协议不能约束从合同的当事人。
案例二：涉外合同当事人可订立仲裁协议选择向与争议无实际联系的中国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美国公民甲与乙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
基本案情：甲、乙均为美国公民，乙委托甲代为持有A公司（英属开曼群岛注册）的原始股。双方于2012年2月20日在中国杭州签订《股份代持协议》。该协议第九条约定：“因履行本协议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果经协商调解无效，双方同意将争议提请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该仲裁是终局的，对协议双方均具有约束力。”2023年4月28日，杭州仲裁委员会受理甲与乙合同纠纷一案。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甲向杭州中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无效。
裁判结果：杭州中院认为，案涉仲裁协议属于“涉外仲裁协议”。因当事人未选择“确认涉外仲裁协议效力”适用的法律，应适用约定的仲裁机构所在地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杭州仲裁委员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施行后新设立的仲裁机构。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的通知》第三条“新组建的仲裁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受理国内仲裁案件；涉外仲裁案件的当事人自愿选择新组建的仲裁委员会仲裁的，新组建的仲裁委员会可以受理；……”以及双方在订立仲裁协议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八条“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根据仲裁协议向中国仲裁机构或者其他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之规定，当事人可以订立仲裁协议将涉外纠纷选择由中国仲裁机构仲裁。《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条规定：“仲裁委员会应当由当事人协议选定。仲裁不实行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因此，甲以约定的仲裁机构不属于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仲裁机构为由主张仲裁协议无效，缺乏法律依据。杭州中院裁定驳回甲的申请。
典型意义：自愿原则和独立原则是仲裁制度的基本原则。选择特定仲裁机构通过仲裁解决争议，属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仲裁不实行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不强制要求当事人必须选择与案件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仲裁机构。涉外仲裁机制是解决涉外纠纷的重要途径，涉外合同当事人可以订立仲裁协议选择向中国仲裁机构申请仲裁。该案的处理，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尊重当事人选择的司法态度以及支持仲裁的鲜明立场，有利于促进中国仲裁国际化发展，为建设涉外法治实施体系提供了司法保障。
案例三：尊重当事人的仲裁程序选择权 优先适用仲裁协议的特别约定——A公司与甲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
基本案情：2018年，A公司与甲签订《房屋委托租赁合同》，其中约定：“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将由各方当事人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一项争议未能在一方向另一方发出书面通知之日后三十日内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任何一方有权将争议提交至杭州仲裁委员会，按照其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于杭州进行仲裁。为了进行仲裁，应设三名仲裁员。将由涉及争议的双方各挑选一名仲裁员，第三名仲裁员由涉及争议的双方共同指定。按此方式任命的两名仲裁员应共同任命第三名仲裁员。如果任何一方未能在收到仲裁通知之日起的十五个工作日内任命仲裁员或者双方任命的两名仲裁员在第二名仲裁员被任命之日起的十五个工作日内无法就第三名仲裁员的人选达成一致意见，则根据前述规定未任命的仲裁员应由杭州仲裁委员会根据其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任命。”2019年，甲向杭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杭州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0月30日向A公司寄送《应裁通知书（简易程序）》，载明“请于收到通知书之日起十日内，与申请人共同选定或共同委托本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一名独任仲裁员，并将《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提交本仲裁委员会。没有选定或委托指定仲裁员的，及未在上述期限提交声明书的，由本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于11月15日指定独任仲裁员组成仲裁庭，于11月18日向A公司寄送了《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并告知“如果您对以上仲裁庭组成人员申请回避，请在开庭前书面提出，并说明理由”。独任仲裁员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并当庭询问A公司对此前仲裁程序有无异议，但未特别提示仲裁庭的组成方式不符合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庭组成方式的情形。A公司表示不申请回避并对此前仲裁程序无异议。杭州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后，A公司向杭州中院申请撤裁。
裁判结果：杭州中院认为，根据A公司与甲签订的仲裁条款文义，双方认可按照杭州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同时对三人组成仲裁庭及仲裁员的指定作出了约定，属于对仲裁庭组成方式的特别约定，明显排除了《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所包含的简易仲裁程序的适用。杭州仲裁委员会在未征得A公司同意的情况下，直接发送《应裁通知书（简易程序）》，要求A公司与甲共同选定或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一名独任仲裁员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违反了当事人对仲裁程序的特别约定，所作出的仲裁裁决违反法定程序，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应予撤销仲裁裁决的情形。案涉仲裁案件审理过程中，独任仲裁员曾当庭询问当事人对此前程序有无异议，A公司亦未对仲裁庭组成方式提出异议。但独任仲裁员的询问并非针对仲裁当事人就案涉仲裁案件是否选择独任仲裁员及适用简易程序的特别提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的“特别提示”的要求，不能改变案涉仲裁违反法定程序的判断，故经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杭州中院裁定撤销该仲裁裁决。
典型意义：本案涉及在仲裁条款中的特别约定与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发生冲突时应当如何判断仲裁程序正当合法性的问题，对落实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强化当事人程序选择权，提高仲裁裁决公信力有典型意义。本案中的仲裁条款约定了仲裁庭的组成，仲裁庭的组成实际上排除了仲裁规则关于简易程序的适用，可以理解成当事人特别约定的仲裁程序，除非经仲裁员“特别提示”，该特别约定不因当事人接受仲裁机构仲裁规则而排除，且仲裁员对当事人非针对性的询问不构成“特别提示”。本案强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中“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撤裁事由的理解应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进行，以及在撤裁程序中应当贯彻该条规定的尊重当事人特别约定的仲裁程序之精神，对同类案件具有示范意义。
案例四：坚持仲裁依法独立进行原则 明确仲裁庭根据仲裁规则和审理情况对仲裁案件是否中止审理享有自决权——A公司与B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
基本案情：2016年11月30日，A公司与B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同日，A公司、B公司、C公司签订《租赁物买卖合同》作为《融资租赁合同》附件。《融资租赁合同》《租赁物买卖合同》均约定争议解决方式为提请杭州仲裁委员会按其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2018年3月26日，A公司作为仲裁申请人，以B公司、C公司作为仲裁被申请人，以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为案由向杭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B公司向杭州仲裁委员会提出对A公司的仲裁反请求。杭州仲裁委员会组成仲裁庭审理。后A公司申请撤回仲裁本请求，仲裁反请求程序继续进行。2018年11月15日，A公司以“C公司涉嫌合同诈骗、本仲裁案件涉嫌经济犯罪”为由向杭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中止审理，杭州仲裁委员会认为公安机关出具的《立案告知书》《情况说明》均未载明B公司在《融资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涉嫌合同诈骗，本案无中止审理的必要，故驳回A公司的中止审理申请。2019年1月14日、2019年1月29日，A公司再次向杭州仲裁委员会提交中止审理申请书并提交一份由某县公安局出具的《立案决定书》，其中载明“对C公司、B公司合同诈骗A公司案立案侦查”。杭州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决定书，认为“另案审理结果不构成本仲裁案件中处理B公司仲裁请求的前提条件、公安机关的立案决定书不足以供仲裁庭对本仲裁案件是否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进行审查及作出将仲裁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的决定”，故驳回A公司请求中止审理的申请，仲裁程序继续进行。2020年11月16日，杭州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2021年5月14日，A公司向杭州中院申请撤销该仲裁裁决，理由如下：一、案涉仲裁案件涉嫌刑事犯罪，且需以另案审理结果为依据，故应当中止审理，仲裁庭未中止审理构成程序违法；二、案涉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
裁判结果：杭州中院认为，一、关于A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之一，《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六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共同要求或者案件仲裁过程中出现特殊情况需要中止审理的，可以中止仲裁程序”；第六十四条规定“仲裁案件涉及刑事案件，并已由侦查机关正式立案的，并不必然导致仲裁程序中止，仲裁庭可以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作出决定”，根据上述仲裁规则规定可见，对于仲裁案件是否需要中止审理，以及仲裁案件涉及刑事案件并已由侦查机关正式立案的情况下是否中止审理，仲裁庭根据具体审理情况享有自裁权，且该自裁权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案涉仲裁案件未中止审理不构成仲裁程序违法。二、关于A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之二，案涉仲裁裁决处理的是A公司和B公司两个平等主体之间因融资租赁合同引发的民事权利义务纠纷，仲裁裁决结果是对特定民事主体之间利益的调整与分配，并不存在违反我国法律基本原则、危害国家及社会公共安全、违反社会善良风俗、危及根本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故A公司该项申请撤裁理由不能成立。杭州中院裁定驳回A公司要求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
典型意义：依照法律的规定和仲裁的基本原则，仲裁委员会依法独立地行使仲裁权。对于仲裁庭应如何处理涉嫌经济犯罪的案件，目前尚无法律明确规定。《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亦规定，即便仲裁案件涉及的民事纠纷可能涉嫌经济犯罪，仲裁庭仍可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决定能否继续审理，换言之，对于仲裁案件涉及刑事立案的情况下是否中止审理，仲裁庭根据具体审理情况享有自主裁量权。案涉仲裁案件处理的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是否构成刑事犯罪尚无生效裁判作出定论，仅凭公安机关的立案决定书不足以否定案涉纠纷仍系民事纠纷的定性，仲裁庭未中止审理系依据仲裁规则行使自决权，且该自决权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本案的处理为仲裁案件涉刑时能否继续审理，以及法院在履行仲裁司法审查职能时，如何把握仲裁庭的自决权与程序违法之间的边界，提供有益参考。
案例五：未向合同约定的通讯地址送达而仅向工商登记地址送达被退回即视为送达属于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A公司与B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
基本案情：A公司的工商登记地址为某地址，法定代表人为甲。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A公司的“通知方式”为甲的通讯信息（A公司另一地址、联系电话及电子邮箱）。杭州仲裁委员会受理B公司与A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后，六次向A公司的工商登记地址以甲为收件人邮寄仲裁文书。除首次邮件因“收件人拒收”被退回外，其余邮件均因“原址无此人”被退回。仲裁庭遂缺席审理并作出裁决。A公司认为杭州仲裁委员会未按合同约定地址送达导致其未收到仲裁通知，变相剥夺了其答辩、举证和辩论的权利，遂向杭州中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裁判结果：杭州中院认为，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A公司的其他通讯地址。杭州仲裁委员会在向A公司工商注册地址送达未被正常签收的情况下，没有按照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其他通讯地址进行送达，即视为送达并缺席审理作出裁决。该送达程序实际违反了仲裁规则中关于送达的相关规定，并导致A公司答辩、举证和辩论等相关权利被剥夺，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所规定的“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之情形，经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杭州中院裁定撤销该仲裁裁决。
典型意义：仲裁过程中的送达程序，是保障仲裁当事人能够及时了解仲裁进展并有效参与仲裁的重要程序，更是切实保障仲裁当事人行使仲裁权利的基础。“视为已经送达”作为“直接送达”“留置送达”之外的特殊情况，是在仲裁案件的受送达人主观上拒绝接受仲裁文书或者仲裁机构客观上无法向受送达人送达时，一旦符合仲裁规则所规定的条件，即使受送达人实际没有收到仲裁文书，也视为已经合法送达，受送达人需要承担“已经送达”的法律后果。仲裁机构应当合理查询并准确认定送达地址，才能依据仲裁规则向该地址送达并适用“视为已经送达”。本案中，受送达人存在“工商登记的地址”“合同约定的地址”两个仲裁规则规定的送达地址。当向工商登记的地址送达不成功时，仲裁机构未向仲裁申请人已经提供且无需查询就可以获得的“合同约定的地址”送达，而是持续向工商登记的地址送达后，缺席审理并作出裁决，不符合仲裁规则对“视为已经送达”所规定的条件。反映出仲裁机构在送达过程中存在“重视登记地址忽视约定地址”的认识误区。杭州中院坚持正当程序理念，通过个案指引仲裁机构合理穷尽送达途径、准确适用视为送达条件，以切实保障当事人仲裁权利。
案例六：尊重仲裁委员会和仲裁庭在仲裁规则范围内的自主权——A公司与甲、乙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
基本案情：甲、乙原系夫妻，两人分别持有标的公司34.3%和14.7%股权。2018年9月14日，甲、乙作为股权转让方，A公司作为股权受让方，双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甲、乙将所持标的公司股权转让给A公司。该协议中约定，因该协议产生任何争议不能协商解决的，任何一方均有权提交杭州仲裁委员会按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后因股权转让尾款的支付问题产生争议，2020年9月14日，A公司与甲、乙签署《补充协议之二》，三方确认A公司应向甲、乙支付股权转让款余额，并一致同意预留部分款项转入资金监管账户作为未披露债务的担保款。甲和乙的儿子作为两人的代理人在上述补充协议中签字。2020年12月3日,甲向A公司邮寄《通知函》一份，主张A公司存在拒绝签署《资金监管协议》等严重违约行为，要求解除前述《补充协议之二》。2021年7月7日，杭州仲裁委员会受理了仲裁申请人甲以A公司、乙为仲裁被申请人的合同纠纷一案。2021年8月24日，A公司向杭州仲裁委员会提交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选定丙为处理案涉仲裁案件的仲裁员。后因两仲裁被申请人A公司、乙未共同选定或者共同委托杭州仲裁委员会主任代为指定仲裁员，杭州仲裁委员会主任根据仲裁规则指定丁为首席仲裁员、戊为仲裁员，该二人与仲裁申请人甲选定的仲裁员己共同组成仲裁庭进行裁决。2022年3月11日，杭州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A公司向杭州中院申请撤销上述仲裁裁决。
裁判结果：杭州中院认为，《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仲裁员的选定或者委托指定，应当在该方当事人内部协商一致并共同行使，在规定期限内没有共同选定的，则由仲裁委员会主任代为指定仲裁员”。仲裁案件中，甲将A公司与乙列为仲裁被申请人，A公司与乙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共同选定仲裁员，仲裁委员会遂为之代为指定，该仲裁庭的组成程序符合仲裁规则的规定。即使案涉仲裁案件中存在甲与乙曾系夫妻关系且两人在案涉股权转让关系中具有利益共同性的特殊事实，但仲裁规则并未就该特殊情形下如何指定仲裁员作出规定。依据《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六条的规定，该规则未明确规定的事项，仲裁委员会有权按照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推进仲裁程序。A公司认为仲裁庭的组成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但从组成仲裁庭到开庭直至仲裁庭作出仲裁裁决，始终未曾就仲裁庭的组成问题提出任何书面异议。根据《杭州市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七条的规定：“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本规则或仲裁协议中规定的任何条款或条件未被遵守，但仍参加或者继续参加仲裁程序且未对上述不遵守情况向仲裁委员会或仲裁庭提出书面异议的，视为其放弃提出异议的权利”，案涉仲裁案件中应视为A公司已放弃提出异议的权利。故A公司该项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裁定驳回A公司要求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
典型意义：当利益共同体中的一方和利益相对方共同作为仲裁被申请人时，仲裁被申请人选定仲裁员的程序具有一定特殊性。在仲裁规则有关组庭的规则中未对该特殊情形下如何选定仲裁员作出规定的情况下，应在符合仲裁规则的前提下由仲裁委员会和仲裁庭充分行使自主权，由其根据仲裁规则的总则相关规定确定仲裁庭的组庭程序。同时，根据仲裁规则的总则，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人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仲裁规则中规定的任何条款或条件未被遵守，但仍参加或者继续参加仲裁程序且未对上述不遵守情况向仲裁委员会或仲裁庭提出书面异议的，视为其放弃提出异议的权利。本案的处理确定了对仲裁规则未明确规定的事项且当事人未按照仲裁规则规定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应认可仲裁委员会和仲裁庭按照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推进仲裁程序的自主权。
案例七：先行裁决应遵循“开庭审理”原则并保障“进行辩论和陈述最后意见”等基本程序权利——A公司与B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
基本案情：仲裁庭在作出先行裁决前历经四次开庭，但仅进行了陈述、答辩、举证质证、鉴定事项处理、事实调查询问等程序，始终未完成完整的开庭过程。最后一次开庭过程中，B公司当庭申请委托第三方重建并由A公司承担重建费用，并请求仲裁庭就此先行裁决。仲裁庭询问“如果B公司增加仲裁请求并要求先行裁决，被申请人是否还要求开庭？”A公司明确答复“由于B公司尚未提交变更请求的事实和理由，双方抗辩还会比较激烈，本案还有一些基础性事实待查明，应当再次开庭审理”，该次开庭到此结束。庭后，B公司提交《明确仲裁请求及先予裁决申请书》，A公司提交《答辩意见》。仲裁庭未再开庭即作出先行裁决。
裁判结果：杭州中院认为，合同是否有效解除涉及当事人重大权利义务且属于本案的核心争议。当事人变更相关仲裁请求后，对方当事人要求开庭审理，仲裁庭未经开庭审理仅依据庭后提交的材料就该争议作出先行裁决，没有保障当事人进行辩论和陈述最后意见的权利，违反法定程序，构成法定可撤销情形。因本案属于先行裁决，仲裁案件仍存在未决仲裁事项待处理，不宜撤销该先行裁决而导致管辖争议和审理障碍，且该可撤销情形仍可以通过在现有仲裁案件中重新仲裁予以弥补，可由仲裁庭重新仲裁。杭州中院通知仲裁庭在现有仲裁案件中重新仲裁，仲裁庭同意后，杭州中院遂裁定终结撤销程序。
典型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仲裁开庭程序以“应当开庭”为原则，以“协议不开庭”为例外。仲裁庭作出“先行裁决”，也应当遵循该程序原则。本案仲裁庭四次开庭均未完成完整的开庭过程，仲裁申请人在最后一次开庭结束前申请变更仲裁请求，此前审理范围不涉及变更后的仲裁请求且一方当事人就变更后的仲裁请求明确要求再次开庭的情况下，仲裁庭未开庭而直接根据当事人庭后提交的材料作出先行裁决。但本案存在特殊情况，仲裁案件中仍存在未决仲裁事项待实体处理，先行裁决的仲裁事项和未决仲裁事项的实体处理密切联系，不宜分别处理。若先行裁决被撤销，当事人不能重新达成仲裁协议则只能向人民法院起诉，将导致同一法律关系的先后处理事项可能产生严重的管辖冲突和审理障碍。故本案不宜撤销先行裁决，而应由仲裁庭在现有仲裁案件中重新仲裁来弥补程序违法。尽管本案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所列举的“重新仲裁”情形，杭州中院准确适用《全国法院涉外海事商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通过对通知重新仲裁情形的扩大适用，既弥补了程序瑕疵，又避免了先行裁决被撤销后的管辖冲突和审理障碍，为仲裁庭继续处理未决争议提供了司法支持。
案例八：金融服务合同中作为格式条款的仲裁条款经特别提示后对金融消费者具有约束力——A公司与甲管辖权异议案
基本案情：2012年8月17日，甲在A公司处办理开户，于《客户开户申请表（个人）》《开户申请表（个人）》《开户服务确认表》上签名。《客户开户申请表（个人）》第二条规定：“本人已经阅读此表背面《重要提示》《填表须知》并清楚理解其与开户附带的《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人权益须知》《服务确认与风险提示函》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及承担相关风险。”该表背面《填表须知》第六条规定：“客户递交本申请表，即表明客户已同意并接受我公司有关开放式基金业务的所有规定。”《开户申请表（个人）》上半部第二条规定：“本人特此确认已经阅读及清楚理解本开户申请中所附的《投资人权益须知》《服务确认与风险提示函》并愿意承担相关风险。”在《开户服务确认表》中，于所列文件《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人权益须知》《致客户的保密承诺函》《服务确认与风险提示函》前打钩，甲于客户声明处签字，其上写明：“1.本人已收妥上述文件。2.公司投资顾问已清楚解释文件内容。3.本人已仔细阅读及明白上述文件内容及参与投资可能面临的风险。4.假如仍有疑问，本人明白可寻求独立的专业意见。”其中，《投资人权益须知》第六条投诉处理和联系方式之第（三）款约定：“因基金合同而产生的或与基金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如经协商或调解不能解决的，基金投资人可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地点为基金合同约定的地点。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并在其下同时写明：“投资人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选择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基金。”2016年1月29日，甲作为投资者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签订《基金合同》。2020年11月19日，甲向原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一审诉讼，主张A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及不合理推荐等重大过错行为，导致甲的资金被不当占用并产生损失，故请求法院判令A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及相应利息损失。该案审理期间，A公司提起管辖权异议申请。原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一审民事裁定驳回A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
裁判结果：杭州中院认为，本案中，依据甲起诉状中的陈述及提交的初步证据，系就A公司作为基金代销商是否履行了适当性义务而提起的诉讼。甲在A公司处开立账户时形成有《客户开户申请表》《开户服务确认单》《投资人权益须知》等系列文件，构成了双方的合同内容。在甲进行开户申请并填写对应表格时，已被告知应遵守《投资人权益须知》的有关约定，甲亦在《开户服务确认表》上签名表示收到并理解了《投资人权益须知》的内容，故《投资人权益须知》的有关约定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投资人权益须知》中约定了仲裁条款，该仲裁条款具备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和明确的仲裁事项，选定了具体的仲裁机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且不存在该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无效情形，故应属有效的仲裁条款。因本案甲系以A公司违反适当性义务为由提起诉讼，而适当性义务属先合同义务，甲同基金管理人签订基金合同与A公司相关，故A公司的适当性义务与案涉基金合同的订立有密切联系，应认为本案是与基金合同有关的争议。由于《投资人权益须知》约定的仲裁条款系存在于甲与A公司之间，本案争议属于《投资人权益须知》中仲裁条款约定的争议范围，故应适用该仲裁条款，法院不具有管辖权。杭州中院遂改判撤销一审民事裁定，驳回甲的起诉。
典型意义：金融消费者参与投资活动时与金融服务提供者间的交易通常以申请书、确认书等系列文件的形式作出安排，相关系列文件构成金融服务合同关系的证明，体现双方的权利义务内容。实践中，相关文件的格式文本一般是由金融服务提供者提供，其中所约定仲裁的纠纷解决方式对于金融消费者的程序权益有实质影响，宜由金融服务提供者对相应仲裁条款作特别提示。当有证据证明经金融服务提供者特别提示后，金融消费者签收有仲裁条款的相关文件的，金融消费者事后以金融服务提供者未告知其仲裁条款内容或者其不知悉仲裁条款内容为由而主张仲裁协议无效的，法院不予支持。本案的处理一方面为金融服务提供者制定和特别提示仲裁条款时提供规范性指引，另一方面引导金融消费者在签订相关文件时注重对仲裁条款的审查。
案例九：准确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认可和执行香港仲裁裁决——新加坡A公司与我国B公司申请认可与执行香港仲裁裁决案
基本案情：2020年2月，卖方新加坡A公司与买方B公司洽谈交易，通过电邮及微信等电子通讯途径磋商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在双方就货物买卖要素初步达成一致后，新加坡A公司通过电邮向B公司发送了包含买卖交易基本要素的表格以及四份合同草案。B公司接收合同草案文本后对合同细节向新加坡A公司进行了回应，针对其中的三份合同草案分别提出卸货港、数量、滞期费的异议，但未对其中所载的仲裁条款提出异议。新加坡A公司进行相应修改并向B公司再次发送了合同草案。B公司收到后，回复“等公司审批流程走完后回签”，但其后并未回签。后B公司以双方未签署合同为由，认为合同未成立并拒绝接货。前述四份合同草案均约定因合同产生的争议提交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2020年6月，新加坡A公司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申请仲裁，要求B公司赔偿违约损失并承担仲裁费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于2021年5月做出仲裁裁决，新加坡A公司于2021年10月向杭州中院申请认可和执行该仲裁裁决。B公司则主张双方之间不存在仲裁协议且认可和执行该仲裁裁决违背内地社会公共利益，应当不予认可和执行该仲裁裁决。
裁判结果：杭州中院认为，该案应当适用仲裁裁决地法律即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对诉争仲裁协议是否有效成立进行审查。根据查明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仲裁条例》的规定和相关判例的观点，结合双方的过往交易背景，双方在意图缔结合同的磋商过程中交换了记载有仲裁条款的合同文本，虽然B公司并未主动向新加坡A公司发送合同文本，但就相应合同文本进行了回应，且未对仲裁条款提出异议。因此，即使双方最终并未一致签署该合同文本，基于仲裁协议效力的独立性原则，应当认定双方就四份合同草案所载的仲裁条款达成合意。该仲裁条款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仲裁条例》第十九条关于“合意提交仲裁”及“书面形式”要求，其合法成立并具有法律效力。不论双方是否形成合法有效的交易合同，均不影响该仲裁条款的效力。案涉纠纷系特定合同当事人间的争议，处理结果仅影响合同当事人，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杭州中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补充安排》的规定，裁定认可和执行案涉仲裁裁决。
典型意义：该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第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在当事人未约定仲裁协议准据法的情况下，适用仲裁裁决地的法律判断仲裁协议成立问题，同时根据仲裁协议独立性原则，明确仲裁条款的成立可以独立于合同的成立之裁判规则，对同类案件的审理具有参考意义。本案的处理充分发挥了人民法院维护国际货物买卖秩序，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职能作用，该案例入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发布的仲裁司法审查典型案例，清华大学教授、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专家委员会委员郑若骅女士在《人民法院报》撰文对该案高度肯定。
案例十：准确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协助香港仲裁程序实施财产保全——英国A公司与香港B公司、甲、乙、丙、丁、戊、己、庚仲裁程序中的财产保全案
基本案情：仲裁申请人英国A公司就其与包括仲裁被申请人香港B公司、甲、乙、丙、丁、戊、己、庚在内的二十七方主体之间因2017年10月27日签订的《股东协议第七次修订和重述》以及2017年9月5日签订的《股权购买协议》所引起的股权回购纠纷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起仲裁并获受理。仲裁过程中，英国A公司为防止香港B公司等仲裁被申请人隐匿、转移财产或给财产设置权利负担，以保障未来仲裁裁决的切实执行，向杭州中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冻结香港B公司等仲裁被申请人银行存款人民币503720313.5元或查封、扣押其他相应价值财产。为此，英国A公司向杭州中院提交了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单等材料作为担保。
裁判结果：杭州中院认为，本案系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已受理仲裁案件的程序中向法院提出协助保全的案件，该仲裁案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第二条所规定的“香港仲裁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第三条“香港仲裁程序的当事人，在仲裁裁决作出前，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向被申请人住所地、财产所在地或者证据所在地的内地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保全”。本案中，有五名被申请人住所地及财产所在地均在杭州，因此，杭州中院有权受理该仲裁保全申请。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关于进一步规范财产保全案件办理的工作指引（试行）》的规定，人民法院开展财产保全工作，应当审慎采取保全措施，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并就被申请人是否存在“使生效法律文书难以执行”的情形及保全必要性进行审查。经审查，本案申请人的仲裁请求无“明显不成立”之情形、有明确的财产线索、有适格担保，申请人亦提交了被申请人经营情况恶化、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说明材料，本案有保全之必要。英国A公司的保全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当予以准许，遂裁定冻结香港B公司等仲裁被申请人银行存款人民币503720313.5元或查封、扣押其他相应价值财产。同月，杭州中院冻结香港B公司持有的C公司60.91%的股权。
典型意义：为完善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的区际司法协助体系，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签署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于2019年10月1日起生效，内地法院可对同时满足“仲裁地在香港”和“仲裁程序由有关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管理”这两项条件的“香港仲裁程序”提供保全协助。对“香港仲裁程序”的财产保全审查，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的规定审查申请保全材料，要求提供担保。在跨法域协助财产保全过程中，为了防止申请人恶意申请财产保全，需要提供“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和相关证据，包括关于情况紧急，如不立即保全将会使申请人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或者将使仲裁裁决难以执行的说明”等材料以供审查。本案中，杭州中院严格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审查并协助香港仲裁程序实施财产保全，对区际司法协助进行了有益探索，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支持国际商事仲裁发展的司法立场，也为营造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杭州中院” |
12 | 浦东法院 | 破产审判典型案例（2023年） | 案例一 Y金属（上海）公司破产清算案——涉危险品破产财产处置应坚持生态安全优先
案例二 上海Y科技公司破产清算案——采取灵活财产变价方式，提升办理破产质效
案例三 上海Z贸易公司破产清算转和解案——适用破产和解制度提高债权清偿率
案例四 上海W净化设备公司破产清算案——坚持能动司法促进小微企业健康发展
案例五 上海M桃业合作社、上海M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破产清算申请案——避免特殊行业组织破产清算，力促和解共赢
案例六 上海S实业公司破产重整案——以重整价值最大化为原则，助力养老产业健康发展
案例七 田某诉上海G餐饮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职工债权在执行中仅得到部分清偿时采用“并还原则”以确定相应破产债权
案例八 上海M饮料公司诉上海X汽修厂占有物返还纠纷案——管理人可以通过清偿债务或者提供为债权人接受的担保方式取回留置物
案例一 Y金属（上海）公司破产清算案——涉危险品破产财产处置应坚持生态安全优先
案 情
Y金属（上海）公司成立于2006年，注册资本为550万美元，主要从事外高桥保税区内精密电子产品的金属外壳及模具生产和开发等业务。因经营管理不善，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至2022年6月已无力继续生产经营，后于2022年8月5日向浦东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浦东法院经审查认为，该公司已具备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破产原因，于2022年11月7日裁定受理该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审 理
案件受理后，管理人在对Y金属（上海）公司清产核资中发现，该公司厂区内留存有一条铝氧化生产线，生产线的存储槽内遗有大量的浓硫酸、浓硝酸等危险废物共计105.08吨。这些危险废物有剧毒、强腐蚀、易挥发，如不能妥善处理，不但影响破产企业财产的安全性及变价处置的可行性，更易发生人员伤亡及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的严重后果。浦东法院了解到该情况后，立即要求管理人开展安全维护工作，并指导管理人探索创新财产处置模式，将财产处置工作与危险废物合法化处置有效结合，形成处置方案：一是确定由竞买人负责落实危险废物处置工作，在提交竞买登记材料时需提交危险废物处置预案并缴纳危险废物处置保证金；二是由管理人对竞买人提交的预案、处置单位的资质进行详细审查，审查通过后报法院备案并给予竞买人网络拍卖竞买资格；三是待最终确认的买受人竞买成功且依承诺合法处置完毕所有危险废物后，再由管理人退还其先期缴纳的危险废物处置保证金。此后，拟处置财产通过网络拍卖顺利成交。为监督该批危险废物的处置工作，法院继续指导管理人协同买受人依照预案开展危险废物处置工作，合议庭成员与管理人共同前往该公司厂区，现场与买受人、危险废物处置单位以及厂房所有方等详细沟通，要求各方担负好环境保护重任，防范安全责任事故。最终经过多方共同努力，厂区内留存的全部危险废物由具备专门资质的处置单位一次性无害化处置完毕，并出具处置结果告知函。
意 义
本案是浦东法院在办理破产中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安全优先的有益实践。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在破产财产处置中坚持生态安全优先和绿色发展理念，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积极探索科学、高效、可行的财产处置模式，由法院进行全流程监督，并进行处置方案、买受人资质以及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置结果的审查，实现了确保生态安全、债权人权益保护以及破产财产处置价值最大化的有机统一。
案例二 上海Y科技公司破产清算案——采取灵活财产变价方式，提升办理破产质效
案 情
上海Y科技公司成立于2015年，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主要从事基因科技、生物科技、医药科技领域的技术开发。2021年起，受市场环境变化、股东纠纷、经营不善等影响，后续融资未能成功导致资金链断裂，公司陷入经营困境。2022年10月20日，债权人何某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申请Y科技公司破产清算。浦东法院经审查，认为Y科技公司符合破产原因，于2022年11月2日裁定受理对该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审 理
案件受理后，管理人接管到的债务人货币资金仅4万余元，审核确认的债权高达4,679万元。除货币资金外，债务人名下主要财产包括2笔大额应收款，3家对外投资股权，若干实验室设备，5个商标、15项专有专利、29项共有专利、8项尚在申请中的专利及4项著作权等资产。上述财产处置存在如下困难：一是设备混杂，存管分散，如由管理人归集后处置可能发生大额的运输费用及仓储费用，处置周期较长且变价价格存在不确定性。二是应收款主要为对子公司的出借款，但子公司也陷入经营困境，应收款得到回收的可能性较低。三是3家子公司账面记载的净资产均为负值，如通过常规清算方式进行清理，周期较长且收回投资的可能性较低。四是专利等无形资产涉及共有情况，且相关专利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专利的受众范围较窄，拆分零散处置不利于债务人财产价值最大化。
考虑到债务人财产的现状和特性，浦东法院指导管理人采取破产财产快速变价机制。在充分听取债权人意见并及时披露交易信息的基础上，管理人与资产买受人经过多轮沟通协商，最终确定了以整体变卖的方式处置债务人财产的变价方案，并获得全体债权人表决同意。在法院监督指导下，管理人在4个月内完成了全部资产的交易及过户交割，共计回收3,720万余元并及时向全体债权人进行分配，职工债权及社保税收债权的清偿率达到100%，普通债权清偿率达到70.88%。2023年10月27日，浦东法院裁定终结破产清算程序。
意 义
本案在破产清算程序中依法采取灵活的破产财产变价方式提高债权清偿率，加快了破产分配进程，降低了办理破产成本，提升了质效。审理中，浦东法院指导管理人对特殊类型企业的核心资产进行梳理，在财产变价环节中积极贯彻企业资产整体转让的原则，适用《上海市浦东新区完善市场化法治化企业破产制度若干规定》第十二条关于破产财产快速变价的创新机制，在充分保障债权人利益及知情权的基础上，对破产财产变价方式进行了有益探索：一方面通过对破产财产进行整体打包处置，避免了零散出售导致的价值贬损，实现破产财产价值最大化，极大提高债权人清偿率；另一方面在获得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后，突破传统的拍卖方式进行变价，大幅提高资产处置效率，实现办理破产提质增效。
案例三 上海Z贸易公司破产清算转和解案——适用破产和解制度提高债权清偿率
案 情
上海Z贸易公司成立于2014年，是一家以从事预包装食品批发为主营业务的小微企业，注册资本为200万元。2018年，债权人某保鲜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将Z贸易公司诉至浦东法院，诉讼中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后因Z贸易公司未按期履行全部付款义务，某保鲜公司向浦东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Z贸易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浦东法院于2019年11月18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某保鲜公司遂以Z贸易公司无法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浦东法院申请其破产清算。浦东法院经审查认为，Z贸易公司符合破产原因，于2022年8月16日裁定受理对该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审 理
案件受理后，浦东法院经全面梳理调查发现，Z贸易公司债务规模不大、结构相对简单，但现存资产价值较低，预判尚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但该公司股东兼法定代表人表达了继续经营公司的强烈意愿。浦东法院认为本案具备和解可能性，遂指导管理人与该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积极沟通，阐述破产和解制度的优势，鼓励相关人员筹集资金、展开自救，促使Z贸易公司与债权人达成和解的初步合意。此后，Z贸易公司及时提交破产清算转和解申请书，并提出和解协议草案。2022年11月29日，浦东法院裁定Z贸易公司和解，并指导管理人积极推进破产和解程序。Z贸易公司名下20余项注册商标经网络拍卖快速变价，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和解协议。根据和解协议，全体债权人均可在2023年1月30日前获得清偿，其中职工债权及社保、税收债权清偿率为 100%，普通债权清偿率为11%。2023年1月9日，浦东法院裁定认可Z贸易公司的和解协议并终止和解程序。和解协议现已履行完毕，Z贸易公司在执行程序中的限制措施均已解除。
意 义
本案在挽救危困企业和保障债权人利益方面进行了探索。一是精准识别破产和解可能性。本案债务人属于轻资产企业，破产清算状态下的模拟清偿率为零，预计资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但债务人具备债务结构简单、规模可控的特点，股东留存经营主体意愿强烈，因此债权人、债务人双方具备议价谈判促成破产和解的可能性。二是资产快速处置与股东融资自救并进。一方面敦促债务人股东积极筹措资金推动和解进程，另一方面将现存多项商标组合成资产包，通过网络拍卖快速处置，使得可供清偿资产进一步增多。通过清算转和解，债务人企业得以成功挽救，不仅职工债权及社保税收债权得以全部受偿，本无望任何清偿的普通债权也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实现各方多赢的效果。
案例四 上海W净化设备公司破产清算案——坚持能动司法促进小微企业健康发展
案 情
上海W净化设备公司成立于2016年8月29日，注册资本为100万元，是一家主要从事净化设备、环保设备维修、销售的小微企业。债权人汪某某系该公司前员工，因双方存在劳动合同纠纷，汪某某诉至法院，并在诉讼中与W净化设备公司达成调解。后因W净化设备公司未依约履行，汪某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因暂不具备继续执行的条件，该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23年2月，汪某某向浦东法院提出对W净化设备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浦东法院经审查认为，W净化设备公司符合破产原因，裁定受理对该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审 理
案件受理后，针对本案债权债务关系简单且债务人法定代表人希望保留企业继续经营的情况，合议庭释明引导债务人、债权人通过和解方式解决债务。经过各方努力，历时2个月时间，债务人法定代表人与全体债权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并将清偿款项支付至管理人账户，各债权人的债权获得100%清偿，债务人也得以存续经营。后浦东法院依法裁定解除保全措施，协调屏蔽失信、限高措施，并支持企业依法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案件审结之后，浦东法院延伸审判职能，一是指导管理人向企业提出建议，引导企业规范治理，降低经营风险；二是联合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就企业在劳动者权益维护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约谈提醒，助力企业诚信经营；三是走进企业听取法治需求，就企业关心的信用修复、税收优惠等问题，积极展开协调支持，帮助企业焕发新生。
意 义
审理小微企业破产案件，应当贯彻能动司法理念，本案通过“救”“治”并重，彰显更佳效果，在两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一是注重破产保护，强化自行和解制度的适用。基于小微企业债权人数量少、债务规模小的特点，指导管理人加强沟通，引导各方在短期内通过自行和解方式化解债务纠纷，并积极回应企业在信用修复、税务优惠政策享受等方面的需求，使企业得以继续存活，体现了对债权人、债务人利益的共同保护。二是注重破产预防，以能动司法护航小微企业可持续发展。指导管理人就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现的企业治理、财务制度、职工权益保护等方面的风险点，向企业进行提醒和预警，帮助企业规范经营、健康发展。
案例五 上海M桃业合作社、上海M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破产清算申请案——避免特殊行业组织破产清算，力促和解共赢
案 情
2023年7月，债权人某小额贷款公司同时向浦东法院申请上海M桃业合作社、上海M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破产清算。该两起案件的被申请人系以水蜜桃、翠冠梨等水果、蔬菜种植为主营业务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由姚某担任法定代表人。2020年起，合作社的水果、蔬菜种植陷入困境，特别是2022年后，合作社无法开展蔬菜种植及果树日常养护、授粉、嫁接、施肥等培育工作，严重影响果蔬产量与质量，进而导致资金链断裂，陷入偿债危机。因M桃业合作社未能足额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350万元贷款清偿义务，M农产品专业合作社也未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债权人某小额贷款公司遂以该两家合作社无法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
审 理
浦东法院收到破产申请后，积极联系被申请人。经查，该两家合作社名下均无固定资产，仅有向村集体承租的300亩土地上种植的果树。破产申请时恰逢水蜜桃、翠冠梨等水果即将成熟上市，市值约30万元。该两家合作社法定代表人表达了强烈的继续经营的愿望，称其经过多年运营，已有相当规模且较为固定的客户群体，有信心、有能力弥补前期遭受的损失，但需要债权人给予偿债宽限期。浦东法院考虑到合作社陷入经营困难的背景，结合果树变现困难、水果销售具有时令性、客户资源由法定代表人个人掌握等情况，认为应当审慎受理对于种植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破产清算申请。在破产申请审查期间，浦东法院督促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积极维系客户扩大销量，鼓励合作社继续运营以偿还债务。同时与申请人反复沟通，对两家合作社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申请人能否及时受偿进行利弊分析，找寻到双方的平衡点。2023年9月26日，M桃业合作社、M农产品专业合作社与申请人在浦东法院达成和解协议，申请人收到首期款27万元后当即撤回两起破产清算申请。
意 义
相较于其他市场主体，种植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存续与发展更加依托于无形资产，比如市场声誉、知名度、客户关系、专业化的种植队伍等，但这些对生产经营至关重要的资源都难以变现，并且会随着清算完毕而直接归零。此外，合作社已有的果树需要定期养护与培育，进入破产程序后，不仅很难找到购买方，更有可能因为长期无人看管导致果树发生虫害甚至死亡。因此，对于有经营意愿的种植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注重分析其经营发展的痛点与难点，审慎认定破产原因，积极采取挽救措施。本案中，通过鼓励债务人开展自救并提供支持与协调，引导债权人权衡利弊，最终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去“破局重生”的希望。
案例六 上海S实业公司破产重整案——以重整价值最大化为原则，助力养老产业健康发展
案 情
上海S实业公司成立于上世纪末，注册资本1亿元，主营业务为养老护理项目开发与建设，已完成某养老产业园区前期基础建设，并获得部分行政审批，但因资金链断裂、高额关联担保等问题陷入债务危机。2022年2月7日，债权人某科技公司以S实业公司无法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丧失清偿能力，拥有优质资产、具备重整可能为由，向浦东法院申请破产重整，并依据《上海市浦东新区完善市场化法治化企业破产制度若干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提名某律师事务所为本案管理人人选。浦东法院依法审查债权人主体资格、S实业公司资债结构和重整可能性等要素后，于2022年2月8日裁定受理对S实业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
审 理
为选任破产管理人，浦东法院采用任职人选、任职条件书面审和听证审相结合的审查模式，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确认相关各方具有共识的基础上，于2022年2月17日指定被提名人选担任管理人。管理人接受指定后逐步推进资债调查、已知债权申报通知与审查、潜在投资人排摸、投资人招募等工作。2023年4月，管理人正式提交重整计划草案。根据重整计划，债务人拟依托原有的养老产业基础设施，与专业养老运营公司、人寿保险公司、医院、研究所开展“保险+医养”合作经营，打造医养结合养老社区。5月6日，本案通过远程网络视频会议方式召开债权人会议讨论表决重整计划草案。除权益未受调整的职工债权组、社保债权组和税收债权组依据企业破产法及司法解释规定，不参加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外，重整计划草案获得出资人组和普通债权组人数、金额均为100%的比例表决通过。5月30日，浦东法院裁定批准S实业公司的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序。重整投资款已支付到位并按计划向债权人分配清偿完毕，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已执行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意 义
本案系《上海市浦东新区完善市场化法治化企业破产制度若干规定》实施后成功审结的首例破产重整案件。一是S实业公司虽陷入经营困境，但其名下产业园区的前期基础建设基本完成，也曾获得行政审批，具备继续推进养老社区建设的可能性。本案审理过程中秉持重整价值最大化原则，招募具有从事养老护理、健康管理等相关背景的投资机构作为重整投资人，由其继续注资盘活原有资产，努力建设集医疗、保健、颐养为一体的医养社区。二是在重整计划提交后，指导管理人审慎认定权益未受调整或影响的债权范围，合理设置表决分组，采用线上延时表决方式，在重整计划的表决程序中兼顾公正和效率，充分彰显重整制度对市场主体的保护救治作用。
案例七 田某诉上海G餐饮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职工债权在执行中仅得到部分清偿时采用“并还原则”以确定相应破产债权
案 情
根据2020年7月的生效民事判决书，上海G餐饮公司需向田某支付工资12,391元及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60,000元。后田某申请执行，仅执行到10,792元。2023年4月，浦东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对G餐饮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在破产程序中，田某向管理人申报债权，认为其应有债权扣减已执行到的款项后的余款61,599元均应被认定为职工债权，但管理人仅确认田某享有职工债权1,599元（计算方式：12,391元-10,792元）。后田某向浦东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其对G餐饮公司享有职工债权61,599元。G餐饮公司辩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应当先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再清偿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但当事人对清偿顺序另有约定的除外”，故就已执行到的10,792元应按照“先本后息”的清偿原则，从工资12,391元中予以扣除，田某享有的职工债权金额应为1,599元。
审 理
浦东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在执行款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已执行到的10,792元的清偿顺序，进而如何确定职工债权金额。工资12,391元及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60,000元均系独立的金钱债务，并无本息之分，应根据“并还原则”按比例清偿需支付的工资及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经核算，执行到的10,792元分别在工资12,391元中予以折抵1,847.60元，在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60,000元中予以折抵8,944.40元。另外，G餐饮公司经执行程序对田某进行的清偿，并不构成偏颇性清偿，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据此，判决确认田某对G餐饮公司享有职工债权10,543.40元（计算方式：12,391元-1,847.60元）；确认田某对G餐饮公司享有普通债权51,055.60元（计算方式：60,000元-8,944.40元）。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
意 义
本案涉及执行款的清偿顺序与破产债权的确认及清偿顺序两项法律制度。债权人在执行过程中仅执行到部分款项，不足以偿付全部债务且当事人对债务清偿顺序没有约定时，对执行款的清偿顺序的认定将影响后续破产债权的不同顺位。关于执行款的清偿顺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相关规定，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系一个整体概念，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两部分，一般债务利息是指在生效法律文书中根据实体法规定所确定的利息，即根据生效法律文书中确定的基数、起止时间及利率等进行计算，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是一项执行措施，需根据上述解释规定的方法计算。该解释第四条所规定的“先本后息”仅指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与其他金钱债务的清偿顺序。若金钱债务中包含主债务、一般债务利息及实现债务的费用等，则可参照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一条规定的“先息后本”确定清偿顺序。若金钱债务中仅包含主债务，例如本案所涉基本工资、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当执行款不足以偿付全部债务时，则应采用“并还原则”按比例进行清偿，以确定原告尚享有的基本工资债权及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债权之金额，后通过破产法上的债权审查制度确认原告的债权性质。
案例八 上海M饮料公司诉上海X汽修厂占有物返还纠纷案——管理人可以通过清偿债务或者提供为债权人接受的担保方式取回留置物
案 情
2022年4月13日，浦东法院裁定受理上海M饮料公司破产清算申请。M饮料公司管理人在履职过程中发现，该公司名下登记有一辆沪牌大众桑塔纳小型轿车，因M饮料公司欠付车辆修理费，车辆一直被X汽修厂留置。X汽修厂申报债权32,147元，经M饮料公司管理人审核全额确认为担保债权，且备注“留置车辆大众轿车，在车辆价值范围内享有优先权”。法院予以裁定确认，但未载明担保债权的类别及优先受偿的范围。后管理人与X汽修厂就留置权优先受偿范围以及取回留置车辆正当性产生争议并先后诉至法院。管理人代表M饮料公司起诉请求判令X汽修厂返还案涉车辆或折价赔偿。X汽修厂则诉请确认其对M饮料公司的32,147元债权享有的优先受偿权范围及于案涉车辆裸车和车牌额度拍卖、变卖款。审理中，M饮料公司管理人向法院代管款账户缴纳32,147元作为对X汽修厂债权的替代担保，X汽修厂则撤回了其提起的债权确认之诉。
审 理
浦东法院经审理认为，X汽修厂的担保债权已经过M饮料公司债权人会议核查，法院亦将该笔债权作为无争议债权予以裁定确认。在无相关生效裁判对该笔债权的优先受偿范围作出不同于管理人审核结果的实体认定的情况下，应当视为债权人对管理人编制的债权表无异议。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管理人可以通过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替代担保来取回质物或留置物，在质物或留置物的价值低于被担保的债权额时，应该以质物或留置物当时的市场价值为限。M饮料公司管理人将与X汽修厂债权等额的32,147元款项缴至法院代管款账户，系对X汽修厂债权所提供的替代担保，该种全额现金担保形式足以保障X汽修厂的债权实现。此时，若X汽修厂继续占有、留置涉案车辆，不仅可能影响破产程序顺利进行，不利于双方纠纷的解决，而且可能导致涉案车辆价值损失或造成其他利益损失。管理人请求取回案涉车辆后拟依据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的财产变价方案，通过公开网络拍卖的方式进行处置，合理有据。据此，判决X汽修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M饮料公司案涉大众桑塔纳轿车。一审判决后，X汽修厂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意 义
取回留置物在破产清算程序中具有必要性、急迫性，企业破产法规定管理人取回留置物的基本方式为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允许管理人在向债权人提供适当担保的前提下取回留置物，既有利于债务人财产的扩大，也有利于债权人担保权益的实现。本案中，管理人通过向法院代管款账户缴纳保证金的方式为债权人提供替代担保，并据此要求债权人返回留置车辆，具有法律依据。取回留置物本身并非单纯使债务人财产得到相应增加，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两种方式均会构成债务人财产的减少，因此对于留置物的取回管理人应当在充分考量必要性后酌定取回而非必须取回。本案中的留置物为一辆沪牌大众桑塔纳小型轿车，车辆本身残值较小，不足以覆盖X汽修厂的担保债权金额，但车辆上附属的沪牌额度虽不属于留置物却具有较高经济价值。在未接管到债务人其他财产，破产费用无法支付的情况下，尽快取回留置物进行处置变价，有助于释放车牌额度的经济价值，对破产程序的推进具有现实意义。本案的审理结果一方面保障管理人能够顺利接管、处置债务人财产，另一方面确保债权人的权益不受侵害，最大程度发挥了破产衍生诉讼对破产清算程序的作用，取得较好效果。
- END -
来源：“上海浦东法院”微信公众号2023年2月28日。
公号责编：丁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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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河南高院：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乎亿万家庭幸福安宁，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省法院依法严惩各类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犯罪，并发挥司法能动性开展审判延伸，与其他部门共同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示范引领作用，省法院少审庭从全省法院办理的案件中筛选出六起典型案例，供大家交流学习。
案例一
被告人丁某某聚众斗殴案
——延伸帮教助力罪错少年回归社会
01
基本案情
2020年某月某日，被告人丁某某（男，17周岁, 某中专在校学生)因琐事与被害人王某某（男,15周岁)、向某某(男,16周岁)发生争执后心生怨气,遂联系胡某某(男,15周岁）找人帮其出气。胡某某一方面电话联系王某某、向某某见面，一方面纠集徐某某（男,15周岁)、殷某某等人与丁某某一同前往约定地点。双方见面后发生打斗。后经鉴定,王某某、向某某均为轻微伤。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丁某某因琐事纠集多人结伙进行斗殴，严重危害社会公共秩序，其行为已构成聚众斗殴罪。鉴于丁某某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归案后认罪认罚，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且在取保候审期间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以及学校规章制度，坚持学习，收到省内异地某大专院校录取通知书，有继续学业的可能，根据对未成年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宣判后，法院积极协调本地社区矫正机构和录取丁某某的大专院校所在地社区矫正机构，对丁某某实行在校学习和寒暑假期间社区矫正的无缝衔接。在社区矫正期间，丁某某严格遵守有关规定，积极参加公益活动，精心准备专升本考试，多次表示愿意努力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典型意义
这是一起因年少冲动犯罪，在少年法庭、社区矫正和学校教育机构悉心挽救下又浪子回头的典型案例。中学、中专阶段的未成年人正处于青春期，身体发育快，体貌特征类似成年人，自我意识强烈，有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但其思想尤其是人生观、价值观、生活观、恋爱观并没有真正成熟，缺乏较强的理性和定力，容易受到外界刺激、影响，作出冲动、鲁莽、出格行为。而且，这个时期的未成年人几近脱离父母视野，父母不仅管不了，而且有些也管不住。同时，学校和教师也无法实施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监护，客观上也为他们违法犯罪留下了空间。但他们毕竟与成年人还有明显差异，可塑性强，只要教育引导好，完全可以改邪归正，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多年以来，人民法院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成功挽救了一大批犯罪未成年人。本案被告人丁某某就是其中一个缩影、一个代表。未来，人民法院仍将以慈母般的爱心，根据事实依据法律做好未成年人审判，并与社区矫正机构、妇联、团委、关工委、学校和公安、检察机关一道，继续关心关爱失足未成年人，共同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撑起一片蓝天。
案例二
孙某某与朱某某抚养权纠纷案
——对侵害子女受教育权的家长进行家庭教育指导
02
基本案情
孙某某与朱某某因夫妻感情不合于2020年协议离婚，双方约定儿子小杰由朱某某抚养。但离婚后，小杰一直跟随孙某某共同生活。孙某某以朱某某拒绝抚养小杰为由，向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朱某某按照离婚协议约定直接抚养小杰，由其支付抚养费。
法院判决朱某某应当履行离婚协议，直接抚养儿子小杰，孙某某支付抚养费。审理过程中，法院发现小杰已满七周岁，却未入学接受义务教育，遂发出《家庭教育令》，责令孙某某与朱某某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保障小杰依法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法官向小杰父母反复说明，抚养教育子女职责不可推卸，双方均表示已经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愿意认真履行家庭教育令的要求，履行监护职责，保障小杰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目前，小杰已进入校园，且在校表现良好。
典型意义
这是一起法院在审理普通抚养权纠纷案件中，发挥司法能动性，保护儿童受教育权的案件。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适龄儿童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适龄儿童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通过依法推行义务教育，确保我国所有适龄儿童都能获得基础的教育，为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未来更好地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复兴储备更多更高素质的人才。因此，父母送适龄子女入学接受义务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是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本案中，小杰父母离异后，对小杰抚养问题相互推诿，致使已达义务教育年龄的小杰未按时入学接受义务教育，违反了法定义务，侵犯了小杰的法定权利，不利于其健康成长。法院在解决抚养权纠纷的同时，对于小杰父母发出《家庭教育令》，敦促他们保障小杰接受义务教育。通过这起案件，也警示离异家庭的父母，要更加注重对未成年子女的关心、教育和引导，确保他们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保护子女健康成长。
案例三
薛某某等人拐卖儿童案
——依法严打拐卖亲生子犯罪，适用从业禁止
03
基本案情
被告人薛某某嗜赌成瘾，为筹集赌资，于2021年9月23日将自己生育的一名刚满月男婴以五万元的价格卖给在抖音认识的买家王某某。2022年5月27日，薛某某又生育一名女婴，让偶然结识的催乳师被告人栗某某寻找买家。栗某某通过发微信朋友圈的方式寻找到买家张某某（另案处理），于同年6月25日将女婴以五万元价格卖出，转给薛某某四万元后，栗某某从中获利一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薛某某、栗某某的行为构成拐卖儿童罪，判处薛某某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判处栗某某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禁止栗某某在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三年内从事与孕婴相关的职业；薛某某违法所得九万元、栗某某违法所得一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典型意义
这是一起典型的出卖亲生子女非法获利的犯罪案件。被告人薛某某为筹集赌资，狠心将自己刚生育一个月左右的婴儿出卖给素不相识的他人，非法获利九万元；被告人栗某某明知薛某某出卖亲生婴儿，仍从中介绍帮助出卖，非法获利一万元。二被告人无视法律，泯灭人性，最终被人民法院以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完全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少年儿童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保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维护少年儿童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责任，更是人民法院的职责。为此，我国《刑法》对不满十四周岁的儿童设置了专门保护条款，规定拐卖不满十四周岁儿童的，构成拐卖儿童罪。通过此案警示世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凡是以出卖为目的拐卖、绑架、收买、贩卖儿童，不论是拐卖行为还是接送、中转行为，不论是拐卖他人生育的儿童还是自己生育的儿童，均构成犯罪，均应受到法律惩罚。同时，基于被告人栗某某具有催乳技能，依法判决禁止栗某某在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三年内从事与孕婴相关的职业，意在通过打防并举，从源头上预防其再次实施此类犯罪。
案例四
被告人蔡某某猥亵儿童案
——依法打击“隔空猥亵”儿童犯罪
04
基本案情
2021年11月，被告人蔡某某通过快手软件认识被害人刘某某（11岁），后二人发展为网恋关系。2022年1月，蔡某某通过快手、QQ等聊天软件要求刘某某拍摄下体隐私照片和视频，发送给蔡某某观看。公安人员接被害人家属报警后，于2022年6月20日在外省某宾馆将蔡某某抓获。
法院审理认为，蔡某某通过社交软件，要求不满十二周岁的幼女拍摄并发送隐私视频、照片，其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综合考虑蔡某某犯罪的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
典型意义
这是一起典型的通过网络“隔空猥亵”儿童的犯罪案件。被告人蔡某某为寻求精神刺激，利用被害人年幼无知的弱点，通过互联网实施猥亵行为，严重摧残儿童身心健康，已经触犯我国《刑法》，构成犯罪，应当受到刑事追究，付出应有代价。不满十四周岁的儿童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应当受到国家、社会和法律的特殊保护。除家庭、学校加强日常教育引导外，依法打击猥亵儿童犯罪，也是防范此类犯罪、维护儿童合法权益的一项必要措施。全社会要清楚认识此种犯罪方式和规律特征，对不满十四周岁儿童实施最有效的保护，防止他们受到此类犯罪侵害。只有人人行动起来，才能织密保护儿童健康成长的“天网”，使他们顺利成长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的栋梁。
案例五
孟某某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案
——落实从业禁止，净化校园环境
05
基本案情
2020年9月份，被告人孟某某在某县中学任教师期间，逐步与该班女学生顾某某发展为恋爱关系。在明知顾某某未满十六周岁的情况下，多次与其发生性关系。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孟某某系对未成年人负有教育职责的人员，却利用其教师职业便利，与其教育的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学生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禁止其从事与教育相关职业。
典型意义
这是一起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未成年人的典型案例。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之一规定：“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监护、收养、看护、教育、医疗等特殊职责的人员，与该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有前款行为，同时又构成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之罪（强奸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其立法本意是严厉打击与未成年被害人比较亲近的父亲、老师、医生等人员，利用自己的身份优势和与未成年人相处的机会，诱骗或欺骗未成年女性与其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主要原因是被告人身份特殊，其本应照顾保护未成年人，却反过来对未成年女性实施性侵犯罪，此类犯罪往往具有时间长、难以发现的特征，对未成年女性身心健康危害大，人人痛恨，社会影响恶劣。因而，2021年3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了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将此种情形列为打击对象。本案被告人孟某某完全丧失师德师范，违背职业要求，以谈恋爱为名，与其教育的未成年女学生发生性关系，理应受到法律惩罚、道德批判、舆论谴责。为防止其刑满释放后再实施此类犯罪，人民法院同时对其适用从业禁止。
案例六
冀某某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杨某某盗窃案
——未成年人实施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
06
基本案情
2021年9月，被告人冀某某为牟取非法利益，通过网络自学编译并搭建了可以非法获取他人支付密码的“新茶”手机APP（又名“茶约”），通过贴吧等网络平台对外推广、销售。2021年10月，被告人杨某某通过网络从冀某某处购买“新茶”APP，以网络招嫖为名诱导用户安装并发送口令红包，借机窃取口令红包中的资金。杨某某的数个同学知晓后，以同种方式窃取他人资金，杨某某从中按比例提成。经查，冀某某销售该非法APP获利7818.66元；杨某某使用该非法APP盗窃他人资金17650元，从他人处分成5155元。案发后，被告人杨某某退出违法所得22805元，被告人冀某某退出违法所得7818.66元。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冀某某为牟取非法利益，提供专门用于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被告人杨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单独或伙同他人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被告人冀某某、杨某某犯罪时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愿意接受处罚，并退出违法所得，确有悔罪表现，依法判处冀某某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一千元；判处杨某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两千元。
典型意义
这是一起未成年人实施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的典型案例。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各类网络交易平台及电子支付技术为消费者生产生活提供了极大便利。但伴随着数据资源成为重要生产要素，社会上滋生了一些专门通过网络实施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本案就是此类犯罪的一种。被告人冀某某为牟取不法利益，制作具备未经授权或者超越授权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功能的APP并出售牟利，被告人杨某某购买上述APP并以网络招嫖名义诱骗他人发送口令红包、窃取他人财物，二被告人的行为均应受到法律惩处。鉴于二被告人均系未成年人，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认罚，退出违法所得，依法可以宣告缓刑，促使他们在社区矫正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把聪明才智用在为社会谋利、为人民造福的正确地方。同时，此案也警示我们，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人既不要通过网络实施招嫖等违法犯罪活动，也不要轻信网络语言因贪图钱财反而遭受损失。
来 源：省法院少审庭
审 核：李会军
编 辑：赵鹏博 张盼盼 |
12 |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依法惩治行贿犯罪典型案例 | 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是坚定不移深化反腐败斗争，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必然要求，是斩断“围猎”与甘于被“围猎”利益链、破除权钱交易关系网的有效途径。行贿不查，受贿不止，行贿人不择手段“围猎”党员干部是当前腐败增量仍有发生的重要原因。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要加大对行贿行为惩治力度，推动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常态化、长效化。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在持续保持惩治受贿犯罪高压态势的同时，切实加大对行贿犯罪惩治力度，依法追缴和纠正行贿犯罪所得，推动完善对行贿人联合惩戒工作机制，持续发力、纵深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
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教育、警示、震慑作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联合发布了8件依法惩治行贿犯罪典型案例。这些案例中，受贿人行贿人均被依法惩处，彰显司法机关以零容忍态度严惩腐败、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坚定立场。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特点：一是加大惩治力度，保持高压震慑。杨某昌行贿案，被告人为谋求黑恶势力“保护伞”，多次行贿、向多人行贿，严重破坏政治生态和社会公平正义；谭某云、吴某莲行贿案，被告人行贿2000余万元，系巨额行贿，司法机关坚持依法严惩，彰显了始终保持零容忍震慑不变、高压惩治力量常在的鲜明态度。二是突出打击重点，精准有效惩治。李某行贿、诈骗案，被告人为骗取社保基金而行贿；胡某亭行贿案，被告人为推销医用耗材而行贿；宋某毅行贿、受贿案，被告人为职务提拔而行贿；杨某文行贿、偷越国（边）境案，被告人为违法获批暂予监外执行而行贿，司法机关依法从严惩处，释放了加大对重点领域行贿犯罪惩处力度的强烈信号。三是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治。杨某文行贿、偷越国（边）境案纠正了违法获批暂予监外执行的不正当利益，高某梅行贿案追缴了1亿余元犯罪所得，张某虹行贿、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明确了二审可以增加追缴犯罪所得判项，体现了司法机关坚决追缴和纠正行贿所获不正当利益的鲜明立场。
依法惩治腐败犯罪，必须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精神，准确适用刑法修正案（十二），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持续保持惩治腐败犯罪高压态势，加大对行贿犯罪惩治力度，加大对行贿所获不正当利益的追缴和纠正力度，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深化标本兼治、系统施治，在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上持续发力、纵深推进，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为护航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依法惩治行贿犯罪典型案例
目录
一、杨某昌行贿案
——依法严惩谋求黑恶势力“保护伞”行贿犯罪
二、谭某云、吴某莲行贿案
——依法严惩巨额行贿犯罪
三、李某行贿、诈骗案
——依法严惩社会保障领域行贿犯罪
四、胡某亭行贿案
——依法严惩医药领域行贿犯罪
五、宋某毅行贿、受贿案
——依法严惩组织人事领域行贿犯罪
六、杨某文行贿、偷越国（边）境案
——依法严惩向司法工作人员行贿犯罪
坚决纠正行贿所获不正当利益
七、高某梅行贿案
——加大对行贿犯罪所得的追缴力度
八、张某虹行贿、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
——二审阶段依法追缴行贿犯罪所得
案例一
杨某昌行贿案
——依法严惩谋求黑恶势力“保护伞”行贿犯罪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杨某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2004年至2018年，杨某昌为寻求非法保护，多次向某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岳某，某市公安局某区分局副局长邓某某，某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政委王某某（均另案处理）行贿，共计100.6万余元。
另查明，被告人杨某昌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13项罪名，已被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定罪处刑。
【办理情况】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杨某昌犯行贿罪，向涪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涪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杨某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先后多次给予多名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根据杨某昌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行贿罪判处杨某昌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与其已判决的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进行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宣判后，杨某昌提出上诉。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严惩谋求黑恶势力“保护伞”行贿犯罪的典型案例。近年来，司法机关深入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依法严惩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杨某昌涉黑案是当地重大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其为寻求非法保护，逃避刑事追究，向多名公安人员行贿，导致该黑社会性质组织未被及时打击而长期欺压百姓、危害一方，严重破坏当地社会秩序和政治生态。人民检察院对杨某昌行贿漏罪依法提起公诉，人民法院依法从严惩处，并与已经判决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进行并罚，体现了有黑必扫、有腐必惩的坚定决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坚持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结合起来，“打伞破网”，依法严惩谋求黑恶势力“保护伞”的行贿犯罪，坚决铲除黑恶势力和腐败滋生土壤。
案例二
谭某云、吴某莲行贿案
——依法严惩巨额行贿犯罪
【基本案情】
2014年至2018年，被告人谭某云、吴某莲夫妇在其实际控制的某文化公司股权出售过程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先后就投资参股、提高收购价格等事项，请托某国有公司董事长廖某及下属公司某溪公司董事长程某某（均另案处理）帮忙。廖某、程某某接受请托，利用各自职权最终促成某溪公司以2.3亿元的高价收购某文化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为感谢廖某和程某某的帮助，谭某云、吴某莲共同给予廖某2002万元、程某某2万元，其中给予廖某的2000万元由吴某莲代为保管。谭某云另外单独给予程某某2万元。2018年上半年，谭某云、吴某莲与他人共同成立一家投资公司，廖某以吴某莲代为保管的2000万元认缴出资，并由廖某指定的亲戚代持股份。经鉴定，谭某云、吴某莲在某文化公司股权出售过程中非法获利1.07亿余元。
【办理情况】
湖南省醴陵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谭某云、吴某莲犯行贿罪，向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醴陵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谭某云、吴某莲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构成行贿罪。谭某云、吴某莲在共同行贿犯罪中均积极主动，地位作用相当，故以行贿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依法追缴谭某云、吴某莲的犯罪所得1.07亿余元。一审宣判后，谭某云、吴某莲提出上诉。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严惩巨额行贿犯罪的典型案例。行贿人不择手段“围猎”国家工作人员，是当前腐败增量仍有发生的重要原因。巨额行贿是行贿人“围猎”国家工作人员的惯用手段，是依法惩处行贿犯罪的重点。本案中，被告人谭某云、吴某莲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某国有公司董事长廖某行贿2000余万元，并以代为保管、认缴股权等方式掩盖罪行，最终促成某溪公司高价收购某文化公司股权。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对二被告人均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依法追缴行贿犯罪所得1.07亿余元，充分体现了司法机关依法严惩巨额行贿犯罪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案例三
李某行贿、诈骗案
——依法严惩社会保障领域行贿犯罪
【基本案情】
2015年5月至2018年12月，被告人李某向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李某甲（另案处理）行贿176万元，为裴某某等30人违规办理提前退休，骗取国家巨额社保基金。2015年6月至12月，李某向某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孙某某（另案处理）行贿50万元，为周某某等23人违规办理补缴养老保险。综上，李某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共计226万元。
另查明，被告人李某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李某亲属退缴行贿犯罪所得，被骗取的社保基金已全部追回。
【办理情况】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李某犯行贿罪、诈骗罪，向潍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潍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次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诈骗国家社保基金，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李某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退缴行贿犯罪所得，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故以行贿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与其所犯诈骗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一审宣判后，李某提出上诉。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严惩社会保障领域行贿犯罪的典型案例。社保基金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保障制度发挥作用的基本物质保障，管好、用好社保基金关乎大局稳定，关乎民生福祉。本案中，被告人李某为骗取社保基金和为他人违规补缴养老保险，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226万元，严重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严重破坏了社保基金管理秩序，造成社保基金重大损失，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对李某所犯行贿罪和诈骗罪进行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充分体现了司法机关对社会保障领域行贿犯罪依法从严惩处的鲜明态度。
案例四
胡某亭行贿案
——依法严惩医药领域行贿犯罪
【基本案情】
2013年至2018年，被告人胡某亭在向某市中心医院销售医用胶片、一次性注射器、输液器等医用耗材过程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先后多次给予该中心医院两任院长宋某某、孙某某好处费共计532万余元，给予设备部主任罗某好处费17万元，给予药学部主任曹某某好处费13万元，给予CT室主任王某某（均另案处理）好处费18万元，合计580万余元。
【办理情况】
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胡某亭犯行贿罪，向站前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站前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胡某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综合考虑胡某亭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行贿罪判处胡某亭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一审宣判后，胡某亭提出上诉。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严惩医药领域行贿犯罪的典型案例。医药领域是维护人民群众健康的主阵地，关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健康权益。依法严惩医药领域行贿犯罪，是净化医药行业生态、服务保障医药事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案中，被告人胡某亭在销售医用胶片、一次性注射器、输液器等医用耗材过程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医院“一把手”和医学部、设备部等关键岗位上多名领导干部行贿，其行为破坏了医药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影响了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增加了患者治疗的费用，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胡某亭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起到了良好的警示和震慑作用。
案例五
宋某毅行贿、受贿案
——依法严惩组织人事领域行贿犯罪
【基本案情】
被告人宋某毅原系某县委常委、副县长，2013年至2014年，宋某毅为在职务提拔等方面得到时任某市委副书记徐某（另案处理）的帮助，分两次让其弟宋某某通过银行转账给予徐某60万元。2016年某市进行县（区）换届时，宋某毅在徐某的帮助下，被提拔为某县政协主席。
另查明，2008年至2020年，被告人宋某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667.9万元。
【办理情况】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宋某毅犯行贿罪、受贿罪，向钦南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钦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宋某毅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非法收受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宋某毅为谋取职务提拔而行贿60万元，应认定为情节严重。宋某毅具有坦白等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故以行贿罪判处宋某毅有期徒刑五年，与其所犯受贿罪进行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一审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严惩组织人事领域行贿犯罪的典型案例。为谋取职务提拔而行贿，不仅严重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且将商品交换原则带到组织人事领域，严重破坏政治生态，应依法从严惩处。本案中，被告人宋某毅为谋取职务提拔而向某市委副书记徐某行贿60万元，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人民法院依法认定宋某毅行贿犯罪情节严重并判处刑罚，充分体现了司法机关对组织人事领域行贿犯罪严惩不贷、对跑官买官行贿犯罪决不姑息的鲜明态度。宋某毅为获职务提拔，向他人行贿，最终丢官去职、锒铛入狱，值得警醒。
案例六
杨某文行贿、偷越国（边）境案
——依法严惩向司法工作人员行贿犯罪
坚决纠正行贿所获不正当利益
【基本案情】
2003年5月，被告人杨某文因犯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同年10月被送入某监狱服刑。2005年以来，杨某文在明知其病情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情况下，为逃避服刑改造，多次给予某省政府外事办公室干部叶某某及某监狱医院管教大队副中队长林某某（均另案处理）财物，并通过叶某某、林某某给予某省监狱管理局、某监狱等多名司法工作人员（均另案处理）现金、购物卡等财物，共计63.6万元，多次违法获批暂予监外执行。截至刑满释放，杨某文被暂予监外执行的时间共计9年3个月20日。杨某文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隐瞒罪犯身份多次乘机出入国（边）境74次。
【办理情况】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杨某文犯行贿罪、偷越国（边）境罪，向城厢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城厢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杨某文为逃避服刑改造，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多次偷越国（边）境，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偷越国（边）境罪。杨某文行贿63.6万元，其中向司法工作人员行贿56.6万元，影响司法公正，应认定为情节严重。杨某文具有坦白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故以行贿罪判处杨某文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与其新犯偷越国（边）境罪和前犯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尚未执行完毕的刑期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一万元。一审宣判后，杨某文提出上诉。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严惩司法领域行贿犯罪，坚决纠正行贿所获不正当利益的典型案例。通过行贿谋取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是滋生刑罚执行环节司法腐败的重要原因，严重危害法治权威和司法公信力。本案中，被告人杨某文为逃避服刑改造，拉拢腐蚀多名司法工作人员，多次违法获批暂予监外执行，“纸面服刑”达9年多，且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隐瞒罪犯身份74次偷越国（边）境，性质恶劣。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人民法院依法认定杨某文行贿犯罪情节严重，并纠正其获批暂予监外执行的不正当利益，将暂予监外执行的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与本案所判处的刑罚进行并罚，充分彰显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从严惩处司法领域行贿犯罪、深入纠治司法领域腐败、全力维护司法公正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案例七
高某梅行贿案
——加大对行贿犯罪所得的追缴力度
【基本案情】
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某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先后在某城投公司承接两笔定融业务。2019年1月，被告人高某梅在承销费率、综合成本明显高于某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情况下，为谋取不正当竞争优势，请托某城投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熊某某（另案处理）利用职权提前终止某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在某城投公司的定融业务，擅自将定融业务交给其承接，并将承销费率提高到2.5%-2.8%。为感谢熊某某的帮助并确保能够在某城投公司独家承接定融业务，高某梅主动向熊某某提出按照定融产品备案金额的2‰给予好处费。后高某梅按照熊某某的要求，通过购买某城投公司发行的三年期定融产品形式，给予熊某某好处费共计1200万元。
2018年10月至2020年12月，被告人高某梅通过挂靠合作及实际控制的公司，承接某城投公司16个定融产品，备案金额累计57亿余元，承销费累计2亿余元，已结算承销费1.67亿余元。经审计，高某梅从某城投公司承销定融业务获得净利润为1.02亿余元。
【办理情况】
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高某梅犯行贿罪，向盱眙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盱眙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高某梅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综合考虑高某梅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行贿罪判处高某梅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二十万元；依法追缴高某梅行贿犯罪所得1.02亿余元。一审宣判后，高某梅提出上诉。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加大对行贿犯罪所得追缴力度的典型案例。持续发力、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必须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加大对行贿行为惩处力度，特别是加大对行贿所获不正当利益的追缴和纠正力度。地方城投公司承担着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资金保障、国有资产管理等重要职能，被告人高某梅为非法攫取巨额利润，通过行贿手段“围猎”城投公司董事长熊某某，不正当承接定融业务，增加融资成本，影响当地经济发展，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司法机关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在依法严惩行贿犯罪的同时，加大对行贿所获不正当利益的追缴力度，全额追缴高某梅行贿犯罪所得1.02亿余元，坚决斩断“围猎”与甘于被“围猎”的利益链，对行贿犯罪所得一查到底、一追到底，决不让犯罪分子从中获利。
案例八
张某虹行贿、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
——二审阶段依法追缴行贿犯罪所得
【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某虹原系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2年至2017年，张某虹为确保能够顺利中标消防装备产品采购项目，请托某消防总队后勤部装备运输处处长林某某（另案处理）提供帮助。林某某通过修改招标文件参数等方式提供帮助。2012年至2018年，张某虹为表示感谢，给予林某某钱款、汽车等财物共计325.8万余元。
2014年4月至2016年10月，张某虹为获得区域独家代理权，向某非国有公司销售总监罗某某（另案处理）行贿510万元。
另查明，被告人张某虹犯罪所得1302.1万余元。
【办理情况】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某虹犯行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向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鼓楼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虹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给予公司、企业人员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张某虹具有坦白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故以行贿罪判处张某虹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以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张某虹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张某虹提出上诉。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唯遗漏追缴张某虹行贿犯罪所得，应予以纠正。故判决维持原审判决中对张某虹定罪处刑的判项，并追缴犯罪所得1302.1万余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二审阶段依法追缴行贿犯罪所得的典型案例。根据刑法第64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的规定，行贿犯罪取得的不正当利益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于通过犯罪取得的不正当利益，犯罪分子自始不享有合法权利，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查明犯罪所得即应依法追缴。追缴犯罪所得旨在追赃挽损、修复法律关系，其本身并非刑罚，与剥夺犯罪分子合法财产的罚金刑、没收财产刑存在本质区别。本案中，一审判决遗漏追缴犯罪所得，二审法院在查明张某虹犯罪所得基础上增加追缴判项，不违反上诉不加刑原则。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将追缴行贿犯罪所得贯穿办案全过程，不设时限，一追到底，永不清零。 |
12 | 鉴往“知”来|厦门仲裁委员会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 目 录
案例一
“仲调衔接”推进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
案例二
违约与侵权竞合时应由仲裁一并解决
及对著作权保护范围认定的影响
案例三
虚拟货币“挖矿”纠纷中的公序良俗
和“原物”返还问题
案例四
技术服务合同中工作量的判断
及实验、勘验制度的引入
案例五
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中验收标准的认定
及技术调查专员制度的引入
案例一
“仲调衔接”推进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
【基本案情】
申请人为上海某服装品牌，深耕服装产业多年，先后推出多款原创服装，年销售额过亿，其持有的两个注册商标使用在申请人设计生产的服装中，上述商标均核定使用在第25类商品（服装、鞋类及帽饰）中并处于有效期内。
因被申请人在淘宝平台上开设店铺销售侵权服饰，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所在地山东某法院提起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双方就商标侵权的赔偿事宜自行达成了和解并于2021年2月2日签署《赔偿和解协议》，除支付赔偿金外，被申请人在《赔偿和解协议》中承诺立即停止并保证以后不再实施侵犯申请人注册商标专用权和不正当竞争的行为，若违反和解协议或再度实施侵权行为的，申请人承诺承担不低于30万元的赔偿责任。《赔偿和解协议》同时约定了仲裁条款。
此后，申请人发现被申请人在淘宝平台的原店铺中设置“点击图片跳转到新店铺”“本店搬迁，新店更优惠，移步新店领券下单”等图片链接引流，以在淘宝平台上开设新店铺的方式再次销售侵权服饰。2023年4月13日，申请人向本会提请仲裁，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经许可，在相同产品上使用与申请人注册商标相同的标识，且标识客观上起到了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该使用行为系商标性使用，已侵害申请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被申请人签署和解协议后，再度实施侵权行为，已构成违约，且侵权恶意明显，侵权情节严重。因此，申请人要求上述被申请人立即停止侵犯申请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30万元。
【裁决结果】
在详细阅读了申请人提交的《仲裁申请书》及证据材料并了解到双方当事人均来自省外且有调解意愿后，仲裁庭结合事实，抓住案件关键问题，积极组织双方进行线上调解。仲裁庭向被申请人释明商标法中对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规定，又与申请人就被申请人的主观过错程度、实际经营状况以及被申请人自身的经济情况等方面进行沟通。经过多轮交流阐明法律关系、梳理案件事实，最终仲裁庭促成双方在开庭前达成和解并于线上签署和解协议。在被申请人履行了和解协议后，申请人主动申请撤案。
【典型意义】
1.首次侵权签署的调解书可为在后重复侵权的行为约定赔偿数额和仲裁条款，为纠纷快速解决提供有力保障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就未来可能再次发生的侵权，在《赔偿和解协议》中就侵权赔偿数额达成合意并约定了仲裁条款，不仅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实践中申请人难以就实际损失数额、违法所得数额或者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进行举证从而确认赔偿金额的问题，还为申请人提供了仲裁和调解相结合的快速解决纠纷新途径。案件在开庭之前，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并撤案，从组庭到结案共计28天，充分体现了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中，调解和仲裁的有机配合，为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提供了新思路。
2.调解协议的仲裁衔接制度跑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的“加速度”
随着全民法治意识的提升和市场主体对知识产权认知度与重视度的普遍提高，近年来，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数量也呈逐年增长的状态，知识产权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也在不断成熟，除了传统的行政与司法双轨保护模式外，知识产权调解、仲裁等方式也开始成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重要一环。近年来，厦门仲裁委员会陆续受理了多起当事人签署和解协议并约定仲裁条款后，被申请人再次实施侵权行为而引发的争议案件。因此，为建立双方当事人通过和解初步达成合意，借助仲裁保证最终执行落地的纠纷快速解决途径，《厦门仲裁委员会知识产权争议仲裁规则》第十四条规定了调解协议的仲裁衔接制度，在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调解组织的调解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后，当事人即可通过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调解组织转交申请或仲裁委网络服务平台线上提交申请的方式，请求仲裁委组成仲裁庭，按照调解协议的内容制作调解书或者裁决书。调解协议的仲裁衔接制度充分体现了仲裁案件高效快捷的优势，在司法实践中有效地节约了当事人的维权成本，进一步推进知识产权纠纷源头治理和实质性解决，为企业公平有序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跑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的“加速度”。
案例二
违约与侵权竞合时应由仲裁一并解决及对著作权保护范围认定的影响
【基本案情】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均为厦门的游戏公司。2017年8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开发承揽合同》，约定被申请人为申请人承揽开发A手游。该合同中的知识产权条款约定，被申请人不得将部分或全部案涉合同下形成的游戏产品层面的业务开发代码（如数据模型，配置表等）直接使用或换皮使用，若违反该条约定，被申请人应退还已支付的合同价款55万元，并支付违约金55万元。另外，该份合同后附的委托开发需求表中也载明，被申请人需开发的内容包括实现建筑的数据模型。2018年1月，该游戏产品制作完成并向申请人交付，申请人也取得该款游戏的著作权登记证书。2020年12月，被申请人自行完成B游戏的开发。申请人发现B游戏中计算资源消耗的两个关键函数及其运行的代码与A游戏中的同名函数及代码高度相似，故请求被申请人退还已收取的款项55万元，并向申请人支付违约金55万元。
庭审中，被申请人及其专家辅助人确认A游戏与B游戏中用于比对的代码片段在文本上有60%的相似度。双方确认技术文档是申请人所设计的，被申请人根据文档编写代码，并确认案涉两个函数是合同约定的数据模型的组成部分。被申请人确认，编写A游戏和B游戏代码的为同一组技术人员。此外，B游戏至今并未正式上线。
申请人向本会提起仲裁后，被申请人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确认不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之诉，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裁定驳回起诉，理由是：2022年2月18日，申请人以违约为由向厦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尽管从形式上来看，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的为确认不侵权之诉，向厦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为违约纠纷，但两案所涉著作权纠纷实质相同，合同第七条对委托开发期间知识产权归属作出约定，第八条对违反第七条的违约责任作出约定，第十一条约定了仲裁条款。被申请人提起的诉讼属于第十一条约定的因执行该合同而引起的争议，鉴于仲裁约定合法有效，故应提交厦门仲裁委员会仲裁。且申请人已申请仲裁，相关程序正在进行中，被申请人可以在已经启动的仲裁程序中提出不侵权的主张。
【裁决结果】
仲裁庭认为，著作权法的保护客体为作品，合同完全可以在不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另行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本案双方就是以合意的方式对被申请人课以了更为严格的合同义务。因此，被申请人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与被申请人是否侵犯申请人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虽存在联系，但判断标准并不相同。
仲裁庭虽尊重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的意思表示，但对合同的解释不应过于僵化，案涉合同第七条将“业务开发代码”做进一步限缩解释，足见申请人限制被申请人直接或换皮使用的对象应当是具有“独创性”的业务开发代码，而并非限制被申请人使用所有业务开发代码，“换皮使用”的含义也应当为双方的代码片段存在实质性相似，不要求完全相同。被申请人虽主张两个函数不具有独创性，但未能针对申请人的初步举证提供证据予以反驳。被申请人抗辩两个函数存在不同之处，也未能进一步论述其实质性差异。另外，A游戏和B游戏的代码均为被申请人的同一组员工所编写，被申请人对于A游戏的技术文档及业务开发代码较为熟悉，也具备接触可能性。
最终仲裁庭认定被申请人构成违约，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违约金16万元，驳回了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
【典型意义】
1.在违约和侵权存在竞合的情况下，知识产权合同纠纷的仲裁阶段可否一并处理因履行该合同所引发的侵权纠纷
本案中，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受理被申请人提起的确认不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之诉后裁定驳回起诉，无疑向知识产权仲裁的受理范围释放了一个新的信号，即当知识产权合同存在有效的仲裁条款时，仲裁条款的效力亦可及于因执行该合同所引发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这种立场与鼓励知识产权仲裁的趋势亦不谋而合。尽管两个案件的请求权基础截然不同，但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没有进入实体审理阶段，更没有中止审理或等待本会的裁决结果，而是直接从程序上驳回起诉，并告知被申请人可以在仲裁阶段一并处理纠纷。换言之，倘若被申请人向本会提起反请求，要
求确认其在履行案涉合同的过程中不存在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本会亦可基于对《开发承揽合同》的有效管辖而将其纳入同一案件的审理中。如此一来，不仅有效节约司法资源，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也有助于保障裁判尺度的统一性。
2.当合同将保护范围无限扩大时，仲裁庭应当对合同条款进行更为合理的解释。
《开发承揽合同》将保护范围从著作权法中的“作品”扩大到“部分业务代码”。然而，若两个游戏中仅有部分通用的代码存在相似，此时认定违约便极大地违背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本意，也不利于激励科技创新。因此，本案中仲裁庭对合同所约定的“业务开发代码”进行了限缩解释，尽管其不必具有著作权法上的独创性，但亦要满足一定的关键性与独特性。不仅如此，认定被申请人在自行开发的游戏中是否换皮使用了申请人游戏中的部分代码时，仲裁庭也参照了著作权法中“接触可能性＋实质性相似”的侵权认定标准，更为妥善地平衡了双方的利益。一方面避免申请人的合同权利受到侵犯，另一方面也要防止申请人利用其优势地位将保护范围无限扩大，进而损害被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案例三
虚拟货币“挖矿”纠纷中的公序良俗和“原物”返还问题
【基本案情】
被申请人是一家提供分布式存储计算机软件服务以获取虚拟货币收益的分布式存储计算技术服务商。2021年8月8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了《服务器租赁及软件服务合同》，约定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提供超算加速服务器设备及软件服务，用来生产虚拟货币网络分布式存储150TiB有效算力。服务器的租赁费用为75000元，软件服务的费用为挖矿所产出的虚拟货币数量的20%，申请人需质押一定的虚拟货币，质押币在合作期满后按官方规则退还申请人。庭审中，双方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案涉合同的目的是，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租赁服务器，并将服务器设备放在被申请人处，被申请人承诺按照这套算力设备的官网规则给予申请人收益、回报和分成。合同签订后，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支付了租赁费用75000元。后因服务器算力低，停止产出收益，双方产生纠纷。申请人请求解除《服务器租赁及软件服务合同》，后经仲裁庭释明，将仲裁请求变更为：请求确认《服务器租赁及软件服务合同》无效，要求被申请人返还租赁费用75000元并按LPR的1.5倍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返还申请人向被申请人质押的虚拟货币。
【裁决结果】
仲裁庭认定，本案所涉交易名为服务器租赁与软件服务，实为通过专用“矿机”计算生产虚拟货币的投资行为，双方当事人均通过“挖矿”活动获取收益。《服务器租赁及软件服务合同》存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情形，应属无效。合同无效后，被申请人因该合同而取得的款项75000元应予以返还。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完全知悉虚拟货币交易存在法律风险、且相关部门已经明确禁止虚拟货币交易的情况下，仍然签订“挖矿”并共享收益的协议，双方对于案涉合同无效均存在过错，各方对于对方由此受到的损失均应当承担50%的责任。由于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因履行案涉无效合同而产生的损失，故被申请人应当向申请人支付的资金占用利息为，按照LPR标准计算所得利息的二分之一。至于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返还虚拟货币，申请人并未就被申请人收到虚拟货币提供充分的证据，故仲裁庭不予支持。最终仲裁庭部分支持了申请人的仲裁请求。
【典型意义】
1.“挖矿”合同的法律效力及合同无效的后果
案涉《服务器租赁及软件服务合同》于2021年8月8日签订，但在2021年5月2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的第五十一次会议上就明确提出“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2021年9月，国家发改委等十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通知》，将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列为淘汰类产业，禁止投资。2021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明确“任何法人、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投资虚拟货币及相关衍生品，违背公序良俗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本案中，仲裁庭综合考虑国家对于“挖矿”交易行为的打击力度以及双方当事人的业务模式，认定此类“挖矿”活动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大，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节能减排，不利于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且虚拟货币生产、交易环节衍生的虚假资产风险、经营失败风险、投资炒作风险等多重风险突出，亦将对国家金融秩序产生不利影响，有悖社会公序良俗。
在合同无效且双方都存在过错的情况下，仲裁庭按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进行处理。本案中，被申请人提出了具有反请求性质的答辩意见，称其为履行案涉无效合同，向第三方采购服务器设备，为此支出了672500元，其因案涉合同产生的损失已经远高于申请人的损失。尽管被申请人在本案中未提出反请求，根据《九民会议纪要》《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刘贵祥2019年7月3日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相关精神“即便被告未就合同无效的相应后果提出抗辩或者反诉，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职权认定合同无效的相关事实以及法律后果，并在判项中就相互返还事宜作出裁判”，仲裁庭仍可直接就被申请人的损失进行审理、作出认定，并在被申请人应承担的赔偿金额中相应扣减。仲裁庭经审理后认为，被申请人未能证明其因履行无效合同而产生的损失，正因如此，仲裁庭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令被申请人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2.虚拟货币的性质及法律保护
关于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目前相关法律并未明确规定，现有的学说也包括物权说、债权说、数据说、知识产权说、财产否定说等。从物理性质上来说，虚拟货币是一种数据信息，储存于计算机以及网络中，其合法的民事权益应当受到保护。另一方面，如果虚拟货币仅发挥其“商品”属性，没有作为“货币”流通，此时权利主体请求返还并无不当。本案中，仲裁庭经审理后认为申请人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提供的虚拟货币，因而未予支持。
案例四
技术服务合同中工作量的判断及实验、勘验制度的引入
【基本案情】
2015年7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一份《技术服务合同》，其中约定被申请人委托申请人就某工程项目进行如下测试：1.单桩竖向抗压静载试验；2.单桩竖向抗拔静载试验3.地应变法检测4.超声波法检测；5.基桩钻芯法检测的专项技术服务。《技术服务合同》同时约定了每项测试项目的单价，并约定技术服务费按最终实际工程数量乘以合同单价所得总价计算，被申请人应在申请人提交全部检测报告后1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所有工程款项。合同签订后，申请人进行了单桩竖向抗压静载试验并形成该项目的《检测报告》，后因案涉项目工程停工至今，其余检测项目中止。2023年5月份，申请人向本会提请仲裁请求，要求解除《技术服务合同》并支付检测费及违约金。
本案中申请人主张案涉项目已停工8年，至今尚未复工，因此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其有权要求解除合同，被申请人应当根据《检测报告》《工程结算书》中载明的检测量，结合《技术服务合同》约定的单价，向申请人支付已完成部分的检测费作为解除合同后的损失赔偿。被申请人则答辩称，《检测报告》系申请人单方面制作，不能作为实际检测工程量的计算依据，且案涉工程于2015年停工，申请人要求支付检测费和违约金的仲裁请求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
【裁决结果】
针对要求解除《技术服务合同》的仲裁请求，仲裁庭在裁决书中认为，被申请人无法提供《技术服务合同》的全部检测条件，其履行合同义务的期限早已超过合理的履行期限，应认定被申请人构成违约，同时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是对工程基桩的强度、完整性等项目进行检测，现因被申请人原因导致工程项目长期停滞，至今无明确的复工计划，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有权要求解除《技术服务合同》。
针对要求被申请人支付检测费及违约金的仲裁请求，仲裁庭认为，依据《技术服务合同》的约定，被申请人应在申请人提交全部检测报告及正式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所有工程款项，现因被申请人原因使得案涉工程停工，导致检测工作未全部完成，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尚未成就，而申请人称其在本案中所主张的款项系在合同解除前提下对已完成工作所投入的损失赔偿，鉴于此，申请人所主张的款项其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不应当是2015年，而是合同解除之日，被申请人关于本案支付检测费用的仲裁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仲裁庭不予采纳。仲裁庭同时认为，申请人提供的工地例会会议纪要及工程签证单中载明的检测对象、检测项目与申请人提供的检测报告内容相符，且申请人亦提供了相应证据证明其向第三方支付了抗压静载检测的设备进出场过程中吊装和运输服务的费用，申请人已完成了抗压静载检测及设备进出场的工作，根据《技术服务合同》约定的合同单价并参照申请人所提供的《工程结算书》的工程量，同时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六条的规定，申请人请求被申请人向其支付已完成的部分检测费的仲裁请求，具有事实和合同依据，仲裁庭予以支持。
【典型意义】
1.合同履行期间的过程性文件可作为判断技术服务工作量的重要依据
本案中，因案涉工程停工八年之久，申请人履行合同义务的期限早已超过合理期限构成违约，申请人有权要求解除合同，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六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请求赔偿损失”之规定，申请人有权要求被申请人赔偿损失。在技术服务合同中，当事人一方以技术知识为对方解决技术问题，其成果往往是通过最终的检测报告、质量报告或审查报告等呈现，在合同终止尚未形成最终双方均认可的纸质报告的情况下，当事人一方所提供的技术服务的工作量如何确定成为技术服务合同纠纷案件的难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就是申请人单方制作的《检测报告》是否可以作为申请人检测量的依据，而检测量的多少最终决定了合同解除后赔偿数额的计算基数。申请人不仅提供了上述报告，同样提供了工地的会议纪要以及检测成本支出凭证，因此在被申请人未提供任何相反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仲裁庭认为申请人实际提供了合同约定的部分检测服务，支持了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其依据《检测报告》以及合同单价计算出的赔偿金额。
2.实验和勘验亦可以作为确认技术服务的工作量的途径
相比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未竣工或尚未结算的工程可以采用第三方鉴定机构对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方式确定工程量，技术服务合同因其技术成果的无形性，往往无法通过鉴定来量化技术成果。为解决上述问题，《厦门仲裁委员会知识产权争议仲裁规则》第十条规定了实验制度，当事人可以通过重复特定的实验用以查明案件事实，即本案申请人亦可选取某一根检测桩进行重复检测实验，以验证此前检测数据的真实性，从而达到证明其已履行合同部分检测义务的目的。
除实验制度着重针对合同履行过程的考察外，《厦门仲裁委员会知识产权争议仲裁规则》第十一条还规定了勘验制度，仲裁庭可对案涉场所进行现场查验、拍照、测量，更强调的是验证的现场性。对于知识产权案件中部分重要待查事实，在当事人穷尽举证能力仍无法查明、亦无法直接通过司法鉴定查明的情况下，重复实验和现场勘验的方式为仲裁庭查明案件事实提供了有力途径，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为地区转型升级、创新发展、跨越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案例五
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中验收标准的认定及技术调查专员制度的引入
【基本案情】
2019年9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一份《开发合同》，合同中约定被申请人委托申请人开发某管理软件，由申请人完成软件的开发并协助被申请人进行硬件的安装测试，被申请人则提供服务器、操作系统、网络环境等其他软硬件环境，同时双方约定软件产品的验收以双方约定的软件功能为标准，验收方式为现场测试，软件验收完成后支付部分服务费并在两年后支付3万元尾款，此期间申请人保障该软件的正常运行和维护。《开发合同》附件中双方明确了案涉软件服务器的操作系统。2020年12月，被申请人组织专家对管理系统进行了验收并签署了《项目验收确认单》，后因服务器操作系统进行了更换，导致基于原合同约定的操作系统开发的软件无法部署至被申请人指定的服务器，从而引发双方争议。
本案中，申请人主张软件无法部署是由于被申请人更换了服务器的操作系统，导致基于原系统开发的软件无法部署，且案涉系统已经与2020年12月测试验收合格，被申请人应当支付合同约定的尾款。被申请人则认为，2020年12月的《项目验收确认单》是阶段性检查，案涉系统至今未部署在其指定服务器，不应视为验收合格，即使《项目验收确认单》为验收合格的证明，因申请人未履行《补充协议1》中维护系统的先合同义务，付款条件尚未成就。
【裁决结果】
本案的焦点在于案涉系统是否完成了验收及3万元尾款的付款条件是否成就。仲裁庭在裁决书中认为：首先，《开发合同》中约定由被申请人提供符合合同约定的服务器以供软件部署，因此申请人仅有义务协助被申请人安装部署软件所需的软硬件环境，被申请人未能提供符合合同约定的服务器，致使案涉软件无法部署，申请人并不构成违约；其次，2020年12月的《项目验收确认单》中明确载明了项目建设成果基本满足合同要求，且被申请人已经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验收合格后的部分服务费，针对被申请人关于《项目验收确认单》并非验收合格证据的证明，仲裁庭不予采纳；第三，被申请人未举证证明此期间内软件功能存在问题和漏洞，也未举证申请人就软件功能存在的问题和漏洞而拒绝修改，针对未履行维护义务的抗辩，仲裁庭亦不予采纳。综上，仲裁庭认为案涉软件已于2020年12月验收合格并支持了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尾款3万元的仲裁请求。
【典型意义】
1.计算机软件是否通过验收应当依据合同约定和履行情况综合判断
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中，开发方和需求方对于验收标准进行约定，是为了确保软件的应用功能完整、在约定的计算机操作环境下运行稳定、操作友好，同时计算机软件开发的流程具有很强的阶段性，验收在软件测试阶段或是在部署完成后进行则取决于双方合同的约定。具体到本案中，对于被申请人所开发的软件是否通过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验收流程，需要仲裁庭根据软件的实际开发情况以及合同中双方对于软件验收约定的标准综合判断，本案双方约定的验收标准是完成软件的测试，即在软件测试阶段即可进行验收，在软件测试完成后，因被申请人方原因并未成功部署就不能成为软件未完成验收的抗辩理由，因此，仲裁庭支持了申请人要求支付尾款的仲裁请求。
2.计算机软件的技术问题剖析成为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的法律判断的难点
随着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场景日渐宽泛，计算机软件作为计算机技术的核心内容。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的标的为计算机软件，软件开发合同的最终目的是开发方通过计算机软件编程的方式实现委托方特定功能需求，因软件技术开发是一个双方共同创作、相互配合和支持的过程，涉及需求文档的确认、界面的设计、功能的变更、需求的新增、测试、部署上线等，整个开发过程较为繁杂，且存在开发失败的风险。一旦双方发生纠纷，所涉及的问题不仅包括计算机软件的技术问题，还包括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事实和法律问题。如前所述，本案的争议焦点不仅仅涉及了软件开发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等法律关系的判断，亦与软件的开发架构、测试验收、部署安装等技术问题密切相关。
即便双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验收，但由于软件功能的运用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不排除表面验收合格，而实际运行会出现各种Bug，难以满足正常需求的情况。本案仲裁庭主要依赖当事人举证，特别是被申请人未举证证明软件功能存在问题和漏洞，但为了更专业审理此类案件，需要法律和技术的双重支撑。
为了应对更加复杂、更具专业性的知识产权类纠纷案件，从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到2017年《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选任工作指导意见（试行）》，再到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的若干规定》，我国国家层面的技术调查官制度逐步丰富和完善，与此同步，《厦门仲裁委员会知识产权争议仲裁规则》的第九条在技术调查官制度的基础之上，结合仲裁案件审理过程中的特点制定仲裁庭指定的技术调查专员制度。仲裁庭依职权启动相关程序，其指定的技术调查专员可以参与到调查取证、开庭审理等环节并出具案涉所涉专业技术问题的调查意见，与技术调查官制度不同的是，仲裁庭指定的技术调查专员提出的调查意见作为仲裁庭认定专门性事实的参考，公开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最大程度保障了专家调查意见的客观性和中立性，为仲裁庭查明案件事实提供了有力途径。未来，仲裁庭指定的技术调查专员还将发挥自身专业技术优势，帮助仲裁庭快速、准确理解计算机软件、处理器芯片、明星药品等前沿复杂领域的技术事实，为案件的妥善审理作出了重要贡献。
核稿 | 林文阳
校对 | 高 洁
编辑 | 朱明亮 |
12 |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依法惩治行贿犯罪典型案例 | 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是坚定不移深化反腐败斗争，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必然要求，是斩断“围猎”与甘于被“围猎”利益链、破除权钱交易关系网的有效途径。行贿不查，受贿不止，行贿人不择手段“围猎”党员干部是当前腐败增量仍有发生的重要原因。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要加大对行贿行为惩治力度，推动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常态化、长效化。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在持续保持惩治受贿犯罪高压态势的同时，切实加大对行贿犯罪惩治力度，依法追缴和纠正行贿犯罪所得，推动完善对行贿人联合惩戒工作机制，持续发力、纵深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
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教育、警示、震慑作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联合发布了8件依法惩治行贿犯罪典型案例。这些案例中，受贿人行贿人均被依法惩处，彰显司法机关以零容忍态度严惩腐败、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坚定立场。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特点：一是加大惩治力度，保持高压震慑。杨某昌行贿案，被告人为谋求黑恶势力“保护伞”，多次行贿、向多人行贿，严重破坏政治生态和社会公平正义；谭某云、吴某莲行贿案，被告人行贿2000余万元，系巨额行贿，司法机关坚持依法严惩，彰显了始终保持零容忍震慑不变、高压惩治力量常在的鲜明态度。二是突出打击重点，精准有效惩治。李某行贿、诈骗案，被告人为骗取社保基金而行贿；胡某亭行贿案，被告人为推销医用耗材而行贿；宋某毅行贿、受贿案，被告人为职务提拔而行贿；杨某文行贿、偷越国（边）境案，被告人为违法获批暂予监外执行而行贿，司法机关依法从严惩处，释放了加大对重点领域行贿犯罪惩处力度的强烈信号。三是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治。杨某文行贿、偷越国（边）境案纠正了违法获批暂予监外执行的不正当利益，高某梅行贿案追缴了1亿余元犯罪所得，张某虹行贿、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明确了二审可以增加追缴犯罪所得判项，体现了司法机关坚决追缴和纠正行贿所获不正当利益的鲜明立场。
依法惩治腐败犯罪，必须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精神，准确适用刑法修正案（十二），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持续保持惩治腐败犯罪高压态势，加大对行贿犯罪惩治力度，加大对行贿所获不正当利益的追缴和纠正力度，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深化标本兼治、系统施治，在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上持续发力、纵深推进，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为护航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依法惩治行贿犯罪典型案例
目 录
一、杨某昌行贿案
——依法严惩谋求黑恶势力“保护伞”行贿犯罪
二、谭某云、吴某莲行贿案
——依法严惩巨额行贿犯罪
三、李某行贿、诈骗案
——依法严惩社会保障领域行贿犯罪
四、胡某亭行贿案
——依法严惩医药领域行贿犯罪
五、宋某毅行贿、受贿案
——依法严惩组织人事领域行贿犯罪
六、杨某文行贿、偷越国（边）境案
——依法严惩向司法工作人员行贿犯罪
坚决纠正行贿所获不正当利益
七、高某梅行贿案
——加大对行贿犯罪所得的追缴力度
八、张某虹行贿、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
——二审阶段依法追缴行贿犯罪所得
一、杨某昌行贿案
——依法严惩谋求黑恶势力
“保护伞”行贿犯罪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杨某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2004年至2018年，杨某昌为寻求非法保护，多次向某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岳某，某市公安局某区分局副局长邓某某，某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政委王某某（均另案处理）行贿，共计100.6万余元。
另查明，被告人杨某昌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13项罪名，已被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定罪处刑。
【办理情况】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杨某昌犯行贿罪，向涪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涪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杨某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先后多次给予多名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根据杨某昌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行贿罪判处杨某昌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与其已判决的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进行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宣判后，杨某昌提出上诉。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严惩谋求黑恶势力“保护伞”行贿犯罪的典型案例。近年来，司法机关深入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依法严惩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杨某昌涉黑案是当地重大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其为寻求非法保护，逃避刑事追究，向多名公安人员行贿，导致该黑社会性质组织未被及时打击而长期欺压百姓、危害一方，严重破坏当地社会秩序和政治生态。人民检察院对杨某昌行贿漏罪依法提起公诉，人民法院依法从严惩处，并与已经判决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进行并罚，体现了有黑必扫、有腐必惩的坚定决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坚持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结合起来，“打伞破网”，依法严惩谋求黑恶势力“保护伞”的行贿犯罪，坚决铲除黑恶势力和腐败滋生土壤。
二、谭某云、吴某莲行贿案
——依法严惩巨额行贿犯罪
【基本案情】
2014年至2018年，被告人谭某云、吴某莲夫妇在其实际控制的某文化公司股权出售过程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先后就投资参股、提高收购价格等事项，请托某国有公司董事长廖某及下属公司某溪公司董事长程某某（均另案处理）帮忙。廖某、程某某接受请托，利用各自职权最终促成某溪公司以2.3亿元的高价收购某文化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为感谢廖某和程某某的帮助，谭某云、吴某莲共同给予廖某2002万元、程某某2万元，其中给予廖某的2000万元由吴某莲代为保管。谭某云另外单独给予程某某2万元。2018年上半年，谭某云、吴某莲与他人共同成立一家投资公司，廖某以吴某莲代为保管的2000万元认缴出资，并由廖某指定的亲戚代持股份。经鉴定，谭某云、吴某莲在某文化公司股权出售过程中非法获利1.07亿余元。
【办理情况】
湖南省醴陵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谭某云、吴某莲犯行贿罪，向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醴陵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谭某云、吴某莲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构成行贿罪。谭某云、吴某莲在共同行贿犯罪中均积极主动，地位作用相当，故以行贿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依法追缴谭某云、吴某莲的犯罪所得1.07亿余元。一审宣判后，谭某云、吴某莲提出上诉。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严惩巨额行贿犯罪的典型案例。行贿人不择手段“围猎”国家工作人员，是当前腐败增量仍有发生的重要原因。巨额行贿是行贿人“围猎”国家工作人员的惯用手段，是依法惩处行贿犯罪的重点。本案中，被告人谭某云、吴某莲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某国有公司董事长廖某行贿2000余万元，并以代为保管、认缴股权等方式掩盖罪行，最终促成某溪公司高价收购某文化公司股权。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对二被告人均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依法追缴行贿犯罪所得1.07亿余元，充分体现了司法机关依法严惩巨额行贿犯罪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三、李某行贿、诈骗案
——依法严惩社会保障领域行贿犯罪
【基本案情】
2015年5月至2018年12月，被告人李某向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李某甲（另案处理）行贿176万元，为裴某某等30人违规办理提前退休，骗取国家巨额社保基金。2015年6月至12月，李某向某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孙某某（另案处理）行贿50万元，为周某某等23人违规办理补缴养老保险。综上，李某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共计226万元。
另查明，被告人李某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李某亲属退缴行贿犯罪所得，被骗取的社保基金已全部追回。
【办理情况】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李某犯行贿罪、诈骗罪，向潍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潍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次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诈骗国家社保基金，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李某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退缴行贿犯罪所得，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故以行贿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与其所犯诈骗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一审宣判后，李某提出上诉。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严惩社会保障领域行贿犯罪的典型案例。社保基金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保障制度发挥作用的基本物质保障，管好、用好社保基金关乎大局稳定，关乎民生福祉。本案中，被告人李某为骗取社保基金和为他人违规补缴养老保险，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226万元，严重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严重破坏了社保基金管理秩序，造成社保基金重大损失，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对李某所犯行贿罪和诈骗罪进行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充分体现了司法机关对社会保障领域行贿犯罪依法从严惩处的鲜明态度。
四、胡某亭行贿案
——依法严惩医药领域行贿犯罪
【基本案情】
2013年至2018年，被告人胡某亭在向某市中心医院销售医用胶片、一次性注射器、输液器等医用耗材过程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先后多次给予该中心医院两任院长宋某某、孙某某好处费共计532万余元，给予设备部主任罗某好处费17万元，给予药学部主任曹某某好处费13万元，给予CT室主任王某某（均另案处理）好处费18万元，合计580万余元。
【办理情况】
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胡某亭犯行贿罪，向站前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站前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胡某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综合考虑胡某亭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行贿罪判处胡某亭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一审宣判后，胡某亭提出上诉。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严惩医药领域行贿犯罪的典型案例。医药领域是维护人民群众健康的主阵地，关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健康权益。依法严惩医药领域行贿犯罪，是净化医药行业生态、服务保障医药事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案中，被告人胡某亭在销售医用胶片、一次性注射器、输液器等医用耗材过程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医院“一把手”和医学部、设备部等关键岗位上多名领导干部行贿，其行为破坏了医药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影响了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增加了患者治疗的费用，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胡某亭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起到了良好的警示和震慑作用。
五、宋某毅行贿、受贿案
——依法严惩组织人事领域行贿犯罪
【基本案情】
被告人宋某毅原系某县委常委、副县长，2013年至2014年，宋某毅为在职务提拔等方面得到时任某市委副书记徐某（另案处理）的帮助，分两次让其弟宋某某通过银行转账给予徐某60万元。2016年某市进行县（区）换届时，宋某毅在徐某的帮助下，被提拔为某县政协主席。
另查明，2008年至2020年，被告人宋某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 667.9 万元。
【办理情况】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宋某毅犯行贿罪、受贿罪，向钦南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钦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宋某毅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非法收受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宋某毅为谋取职务提拔而行贿60万元，应认定为情节严重。宋某毅具有坦白等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故以行贿罪判处宋某毅有期徒刑五年，与其所犯受贿罪进行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一审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严惩组织人事领域行贿犯罪的典型案例。为谋取职务提拔而行贿，不仅严重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且将商品交换原则带到组织人事领域，严重破坏政治生态，应依法从严惩处。本案中，被告人宋某毅为谋取职务提拔而向某市委副书记徐某行贿60万元，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人民法院依法认定宋某毅行贿犯罪情节严重并判处刑罚，充分体现了司法机关对组织人事领域行贿犯罪严惩不贷、对跑官买官行贿犯罪决不姑息的鲜明态度。宋某毅为获职务提拔，向他人行贿，最终丢官去职、锒铛入狱，值得警醒。
六、杨某文行贿、偷越国（边）境案
——依法严惩
向司法工作人员行贿犯罪
坚决纠正行贿所获不正当利益
【基本案情】
2003年5月，被告人杨某文因犯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同年10月被送入某监狱服刑。2005年以来，杨某文在明知其病情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情况下，为逃避服刑改造，多次给予某省政府外事办公室干部叶某某及某监狱医院管教大队副中队长林某某（均另案处理）财物，并通过叶某某、林某某给予某省监狱管理局、某监狱等多名司法工作人员（均另案处理）现金、购物卡等财物，共计63.6万元，多次违法获批暂予监外执行。截至刑满释放，杨某文被暂予监外执行的时间共计9年3个月20日。杨某文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隐瞒罪犯身份多次乘机出入国（边）境74次。
【办理情况】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杨某文犯行贿罪、偷越国（边）境罪，向城厢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城厢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杨某文为逃避服刑改造，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多次偷越国（边）境，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偷越国（边）境罪。杨某文行贿63.6万元，其中向司法工作人员行贿56.6万元，影响司法公正，应认定为情节严重。杨某文具有坦白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故以行贿罪判处杨某文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与其新犯偷越国（边）境罪和前犯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尚未执行完毕的刑期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一万元。一审宣判后，杨某文提出上诉。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严惩司法领域行贿犯罪，坚决纠正行贿所获不正当利益的典型案例。通过行贿谋取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是滋生刑罚执行环节司法腐败的重要原因，严重危害法治权威和司法公信力。本案中，被告人杨某文为逃避服刑改造，拉拢腐蚀多名司法工作人员，多次违法获批暂予监外执行，“纸面服刑”达9年多，且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隐瞒罪犯身份74次偷越国（边）境，性质恶劣。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人民法院依法认定杨某文行贿犯罪情节严重，并纠正其获批暂予监外执行的不正当利益，将暂予监外执行的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与本案所判处的刑罚进行并罚，充分彰显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从严惩处司法领域行贿犯罪、深入纠治司法领域腐败、全力维护司法公正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七、高某梅行贿案
——加大对行贿犯罪所得的追缴力度
【基本案情】
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某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先后在某城投公司承接两笔定融业务。2019年1月，被告人高某梅在承销费率、综合成本明显高于某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情况下，为谋取不正当竞争优势，请托某城投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熊某某（另案处理）利用职权提前终止某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在某城投公司的定融业务，擅自将定融业务交给其承接，并将承销费率提高到2.5%-2.8%。为感谢熊某某的帮助并确保能够在某城投公司独家承接定融业务，高某梅主动向熊某某提出按照定融产品备案金额的2‰给予好处费。后高某梅按照熊某某的要求，通过购买某城投公司发行的三年期定融产品形式，给予熊某某好处费共计1200万元。
2018年10月至2020年12月，被告人高某梅通过挂靠合作及实际控制的公司，承接某城投公司16个定融产品，备案金额累计57亿余元，承销费累计2亿余元，已结算承销费1.67亿余元。经审计，高某梅从某城投公司承销定融业务获得净利润为1.02亿余元。
【办理情况】
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高某梅犯行贿罪，向盱眙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盱眙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高某梅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综合考虑高某梅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行贿罪判处高某梅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二十万元；依法追缴高某梅行贿犯罪所得1.02亿余元。一审宣判后，高某梅提出上诉。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加大对行贿犯罪所得追缴力度的典型案例。持续发力、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必须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加大对行贿行为惩处力度，特别是加大对行贿所获不正当利益的追缴和纠正力度。地方城投公司承担着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资金保障、国有资产管理等重要职能，被告人高某梅为非法攫取巨额利润，通过行贿手段“围猎”城投公司董事长熊某某，不正当承接定融业务，增加融资成本，影响当地经济发展，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司法机关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在依法严惩行贿犯罪的同时，加大对行贿所获不正当利益的追缴力度，全额追缴高某梅行贿犯罪所得1.02亿余元，坚决斩断“围猎”与甘于被“围猎”的利益链，对行贿犯罪所得一查到底、一追到底，决不让犯罪分子从中获利。
八、张某虹行贿、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
——二审阶段依法追缴行贿犯罪所得
【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某虹原系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2年至2017年，张某虹为确保能够顺利中标消防装备产品采购项目，请托某消防总队后勤部装备运输处处长林某某（另案处理）提供帮助。林某某通过修改招标文件参数等方式提供帮助。2012年至2018年，张某虹为表示感谢，给予林某某钱款、汽车等财物共计325.8万余元。
2014年4月至2016年10月，张某虹为获得区域独家代理权，向某非国有公司销售总监罗某某（另案处理）行贿510万元。
另查明，被告人张某虹犯罪所得1302.1万余元。
【办理情况】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某虹犯行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向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鼓楼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虹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给予公司、企业人员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张某虹具有坦白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故以行贿罪判处张某虹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以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张某虹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张某虹提出上诉。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唯遗漏追缴张某虹行贿犯罪所得，应予以纠正。故判决维持原审判决中对张某虹定罪处刑的判项，并追缴犯罪所得1302.1万余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二审阶段依法追缴行贿犯罪所得的典型案例。根据刑法第64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的规定，行贿犯罪取得的不正当利益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于通过犯罪取得的不正当利益，犯罪分子自始不享有合法权利，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查明犯罪所得即应依法追缴。追缴犯罪所得旨在追赃挽损、修复法律关系，其本身并非刑罚，与剥夺犯罪分子合法财产的罚金刑、没收财产刑存在本质区别。本案中，一审判决遗漏追缴犯罪所得，二审法院在查明张某虹犯罪所得基础上增加追缴判项，不违反上诉不加刑原则。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将追缴行贿犯罪所得贯穿办案全过程，不设时限，一追到底，永不清零。
编辑：吴鹏瑶 |
12 | 鉴往“知”来|厦门仲裁委员会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 目 录
案例一
“仲调衔接”推进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
案例二
违约与侵权竞合时应由仲裁一并解决
及对著作权保护范围认定的影响
案例三
虚拟货币“挖矿”纠纷中的公序良俗
和“原物”返还问题
案例四
技术服务合同中工作量的判断
及实验、勘验制度的引入
案例五
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中验收标准的认定
及技术调查专员制度的引入
案例一
“仲调衔接”推进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
【基本案情】
申请人为上海某服装品牌，深耕服装产业多年，先后推出多款原创服装，年销售额过亿，其持有的两个注册商标使用在申请人设计生产的服装中，上述商标均核定使用在第25类商品（服装、鞋类及帽饰）中并处于有效期内。
因被申请人在淘宝平台上开设店铺销售侵权服饰，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所在地山东某法院提起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双方就商标侵权的赔偿事宜自行达成了和解并于2021年2月2日签署《赔偿和解协议》，除支付赔偿金外，被申请人在《赔偿和解协议》中承诺立即停止并保证以后不再实施侵犯申请人注册商标专用权和不正当竞争的行为，若违反和解协议或再度实施侵权行为的，申请人承诺承担不低于30万元的赔偿责任。《赔偿和解协议》同时约定了仲裁条款。
此后，申请人发现被申请人在淘宝平台的原店铺中设置“点击图片跳转到新店铺”“本店搬迁，新店更优惠，移步新店领券下单”等图片链接引流，以在淘宝平台上开设新店铺的方式再次销售侵权服饰。2023年4月13日，申请人向本会提请仲裁，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经许可，在相同产品上使用与申请人注册商标相同的标识，且标识客观上起到了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该使用行为系商标性使用，已侵害申请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被申请人签署和解协议后，再度实施侵权行为，已构成违约，且侵权恶意明显，侵权情节严重。因此，申请人要求上述被申请人立即停止侵犯申请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30万元。
【裁决结果】
在详细阅读了申请人提交的《仲裁申请书》及证据材料并了解到双方当事人均来自省外且有调解意愿后，仲裁庭结合事实，抓住案件关键问题，积极组织双方进行线上调解。仲裁庭向被申请人释明商标法中对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规定，又与申请人就被申请人的主观过错程度、实际经营状况以及被申请人自身的经济情况等方面进行沟通。经过多轮交流阐明法律关系、梳理案件事实，最终仲裁庭促成双方在开庭前达成和解并于线上签署和解协议。在被申请人履行了和解协议后，申请人主动申请撤案。
【典型意义】
1.首次侵权签署的调解书可为在后重复侵权的行为约定赔偿数额和仲裁条款，为纠纷快速解决提供有力保障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就未来可能再次发生的侵权，在《赔偿和解协议》中就侵权赔偿数额达成合意并约定了仲裁条款，不仅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实践中申请人难以就实际损失数额、违法所得数额或者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进行举证从而确认赔偿金额的问题，还为申请人提供了仲裁和调解相结合的快速解决纠纷新途径。案件在开庭之前，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并撤案，从组庭到结案共计28天，充分体现了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中，调解和仲裁的有机配合，为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提供了新思路。
2.调解协议的仲裁衔接制度跑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的“加速度”
随着全民法治意识的提升和市场主体对知识产权认知度与重视度的普遍提高，近年来，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数量也呈逐年增长的状态，知识产权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也在不断成熟，除了传统的行政与司法双轨保护模式外，知识产权调解、仲裁等方式也开始成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重要一环。近年来，厦门仲裁委员会陆续受理了多起当事人签署和解协议并约定仲裁条款后，被申请人再次实施侵权行为而引发的争议案件。因此，为建立双方当事人通过和解初步达成合意，借助仲裁保证最终执行落地的纠纷快速解决途径，《厦门仲裁委员会知识产权争议仲裁规则》第十四条规定了调解协议的仲裁衔接制度，在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调解组织的调解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后，当事人即可通过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调解组织转交申请或仲裁委网络服务平台线上提交申请的方式，请求仲裁委组成仲裁庭，按照调解协议的内容制作调解书或者裁决书。调解协议的仲裁衔接制度充分体现了仲裁案件高效快捷的优势，在司法实践中有效地节约了当事人的维权成本，进一步推进知识产权纠纷源头治理和实质性解决，为企业公平有序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跑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的“加速度”。
案例二
违约与侵权竞合时应由仲裁一并解决及对著作权保护范围认定的影响
【基本案情】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均为厦门的游戏公司。2017年8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开发承揽合同》，约定被申请人为申请人承揽开发A手游。该合同中的知识产权条款约定，被申请人不得将部分或全部案涉合同下形成的游戏产品层面的业务开发代码（如数据模型，配置表等）直接使用或换皮使用，若违反该条约定，被申请人应退还已支付的合同价款55万元，并支付违约金55万元。另外，该份合同后附的委托开发需求表中也载明，被申请人需开发的内容包括实现建筑的数据模型。2018年1月，该游戏产品制作完成并向申请人交付，申请人也取得该款游戏的著作权登记证书。2020年12月，被申请人自行完成B游戏的开发。申请人发现B游戏中计算资源消耗的两个关键函数及其运行的代码与A游戏中的同名函数及代码高度相似，故请求被申请人退还已收取的款项55万元，并向申请人支付违约金55万元。
庭审中，被申请人及其专家辅助人确认A游戏与B游戏中用于比对的代码片段在文本上有60%的相似度。双方确认技术文档是申请人所设计的，被申请人根据文档编写代码，并确认案涉两个函数是合同约定的数据模型的组成部分。被申请人确认，编写A游戏和B游戏代码的为同一组技术人员。此外，B游戏至今并未正式上线。
申请人向本会提起仲裁后，被申请人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确认不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之诉，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裁定驳回起诉，理由是：2022年2月18日，申请人以违约为由向厦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尽管从形式上来看，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的为确认不侵权之诉，向厦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为违约纠纷，但两案所涉著作权纠纷实质相同，合同第七条对委托开发期间知识产权归属作出约定，第八条对违反第七条的违约责任作出约定，第十一条约定了仲裁条款。被申请人提起的诉讼属于第十一条约定的因执行该合同而引起的争议，鉴于仲裁约定合法有效，故应提交厦门仲裁委员会仲裁。且申请人已申请仲裁，相关程序正在进行中，被申请人可以在已经启动的仲裁程序中提出不侵权的主张。
【裁决结果】
仲裁庭认为，著作权法的保护客体为作品，合同完全可以在不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另行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本案双方就是以合意的方式对被申请人课以了更为严格的合同义务。因此，被申请人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与被申请人是否侵犯申请人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虽存在联系，但判断标准并不相同。
仲裁庭虽尊重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的意思表示，但对合同的解释不应过于僵化，案涉合同第七条将“业务开发代码”做进一步限缩解释，足见申请人限制被申请人直接或换皮使用的对象应当是具有“独创性”的业务开发代码，而并非限制被申请人使用所有业务开发代码，“换皮使用”的含义也应当为双方的代码片段存在实质性相似，不要求完全相同。被申请人虽主张两个函数不具有独创性，但未能针对申请人的初步举证提供证据予以反驳。被申请人抗辩两个函数存在不同之处，也未能进一步论述其实质性差异。另外，A游戏和B游戏的代码均为被申请人的同一组员工所编写，被申请人对于A游戏的技术文档及业务开发代码较为熟悉，也具备接触可能性。
最终仲裁庭认定被申请人构成违约，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违约金16万元，驳回了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
【典型意义】
1.在违约和侵权存在竞合的情况下，知识产权合同纠纷的仲裁阶段可否一并处理因履行该合同所引发的侵权纠纷
本案中，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受理被申请人提起的确认不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之诉后裁定驳回起诉，无疑向知识产权仲裁的受理范围释放了一个新的信号，即当知识产权合同存在有效的仲裁条款时，仲裁条款的效力亦可及于因执行该合同所引发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这种立场与鼓励知识产权仲裁的趋势亦不谋而合。尽管两个案件的请求权基础截然不同，但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没有进入实体审理阶段，更没有中止审理或等待本会的裁决结果，而是直接从程序上驳回起诉，并告知被申请人可以在仲裁阶段一并处理纠纷。换言之，倘若被申请人向本会提起反请求，要
求确认其在履行案涉合同的过程中不存在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本会亦可基于对《开发承揽合同》的有效管辖而将其纳入同一案件的审理中。如此一来，不仅有效节约司法资源，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也有助于保障裁判尺度的统一性。
2.当合同将保护范围无限扩大时，仲裁庭应当对合同条款进行更为合理的解释。
《开发承揽合同》将保护范围从著作权法中的“作品”扩大到“部分业务代码”。然而，若两个游戏中仅有部分通用的代码存在相似，此时认定违约便极大地违背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本意，也不利于激励科技创新。因此，本案中仲裁庭对合同所约定的“业务开发代码”进行了限缩解释，尽管其不必具有著作权法上的独创性，但亦要满足一定的关键性与独特性。不仅如此，认定被申请人在自行开发的游戏中是否换皮使用了申请人游戏中的部分代码时，仲裁庭也参照了著作权法中“接触可能性＋实质性相似”的侵权认定标准，更为妥善地平衡了双方的利益。一方面避免申请人的合同权利受到侵犯，另一方面也要防止申请人利用其优势地位将保护范围无限扩大，进而损害被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案例三
虚拟货币“挖矿”纠纷中的公序良俗和“原物”返还问题
【基本案情】
被申请人是一家提供分布式存储计算机软件服务以获取虚拟货币收益的分布式存储计算技术服务商。2021年8月8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了《服务器租赁及软件服务合同》，约定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提供超算加速服务器设备及软件服务，用来生产虚拟货币网络分布式存储150TiB有效算力。服务器的租赁费用为75000元，软件服务的费用为挖矿所产出的虚拟货币数量的20%，申请人需质押一定的虚拟货币，质押币在合作期满后按官方规则退还申请人。庭审中，双方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案涉合同的目的是，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租赁服务器，并将服务器设备放在被申请人处，被申请人承诺按照这套算力设备的官网规则给予申请人收益、回报和分成。合同签订后，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支付了租赁费用75000元。后因服务器算力低，停止产出收益，双方产生纠纷。申请人请求解除《服务器租赁及软件服务合同》，后经仲裁庭释明，将仲裁请求变更为：请求确认《服务器租赁及软件服务合同》无效，要求被申请人返还租赁费用75000元并按LPR的1.5倍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返还申请人向被申请人质押的虚拟货币。
【裁决结果】
仲裁庭认定，本案所涉交易名为服务器租赁与软件服务，实为通过专用“矿机”计算生产虚拟货币的投资行为，双方当事人均通过“挖矿”活动获取收益。《服务器租赁及软件服务合同》存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情形，应属无效。合同无效后，被申请人因该合同而取得的款项75000元应予以返还。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完全知悉虚拟货币交易存在法律风险、且相关部门已经明确禁止虚拟货币交易的情况下，仍然签订“挖矿”并共享收益的协议，双方对于案涉合同无效均存在过错，各方对于对方由此受到的损失均应当承担50%的责任。由于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因履行案涉无效合同而产生的损失，故被申请人应当向申请人支付的资金占用利息为，按照LPR标准计算所得利息的二分之一。至于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返还虚拟货币，申请人并未就被申请人收到虚拟货币提供充分的证据，故仲裁庭不予支持。最终仲裁庭部分支持了申请人的仲裁请求。
【典型意义】
1.“挖矿”合同的法律效力及合同无效的后果
案涉《服务器租赁及软件服务合同》于2021年8月8日签订，但在2021年5月2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的第五十一次会议上就明确提出“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2021年9月，国家发改委等十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通知》，将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列为淘汰类产业，禁止投资。2021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明确“任何法人、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投资虚拟货币及相关衍生品，违背公序良俗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本案中，仲裁庭综合考虑国家对于“挖矿”交易行为的打击力度以及双方当事人的业务模式，认定此类“挖矿”活动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大，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节能减排，不利于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且虚拟货币生产、交易环节衍生的虚假资产风险、经营失败风险、投资炒作风险等多重风险突出，亦将对国家金融秩序产生不利影响，有悖社会公序良俗。
在合同无效且双方都存在过错的情况下，仲裁庭按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进行处理。本案中，被申请人提出了具有反请求性质的答辩意见，称其为履行案涉无效合同，向第三方采购服务器设备，为此支出了672500元，其因案涉合同产生的损失已经远高于申请人的损失。尽管被申请人在本案中未提出反请求，根据《九民会议纪要》《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刘贵祥2019年7月3日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相关精神“即便被告未就合同无效的相应后果提出抗辩或者反诉，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职权认定合同无效的相关事实以及法律后果，并在判项中就相互返还事宜作出裁判”，仲裁庭仍可直接就被申请人的损失进行审理、作出认定，并在被申请人应承担的赔偿金额中相应扣减。仲裁庭经审理后认为，被申请人未能证明其因履行无效合同而产生的损失，正因如此，仲裁庭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令被申请人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2.虚拟货币的性质及法律保护
关于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目前相关法律并未明确规定，现有的学说也包括物权说、债权说、数据说、知识产权说、财产否定说等。从物理性质上来说，虚拟货币是一种数据信息，储存于计算机以及网络中，其合法的民事权益应当受到保护。另一方面，如果虚拟货币仅发挥其“商品”属性，没有作为“货币”流通，此时权利主体请求返还并无不当。本案中，仲裁庭经审理后认为申请人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提供的虚拟货币，因而未予支持。
案例四
技术服务合同中工作量的判断及实验、勘验制度的引入
【基本案情】
2015年7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一份《技术服务合同》，其中约定被申请人委托申请人就某工程项目进行如下测试：1.单桩竖向抗压静载试验；2.单桩竖向抗拔静载试验3.地应变法检测4.超声波法检测；5.基桩钻芯法检测的专项技术服务。《技术服务合同》同时约定了每项测试项目的单价，并约定技术服务费按最终实际工程数量乘以合同单价所得总价计算，被申请人应在申请人提交全部检测报告后1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所有工程款项。合同签订后，申请人进行了单桩竖向抗压静载试验并形成该项目的《检测报告》，后因案涉项目工程停工至今，其余检测项目中止。2023年5月份，申请人向本会提请仲裁请求，要求解除《技术服务合同》并支付检测费及违约金。
本案中申请人主张案涉项目已停工8年，至今尚未复工，因此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其有权要求解除合同，被申请人应当根据《检测报告》《工程结算书》中载明的检测量，结合《技术服务合同》约定的单价，向申请人支付已完成部分的检测费作为解除合同后的损失赔偿。被申请人则答辩称，《检测报告》系申请人单方面制作，不能作为实际检测工程量的计算依据，且案涉工程于2015年停工，申请人要求支付检测费和违约金的仲裁请求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
【裁决结果】
针对要求解除《技术服务合同》的仲裁请求，仲裁庭在裁决书中认为，被申请人无法提供《技术服务合同》的全部检测条件，其履行合同义务的期限早已超过合理的履行期限，应认定被申请人构成违约，同时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是对工程基桩的强度、完整性等项目进行检测，现因被申请人原因导致工程项目长期停滞，至今无明确的复工计划，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有权要求解除《技术服务合同》。
针对要求被申请人支付检测费及违约金的仲裁请求，仲裁庭认为，依据《技术服务合同》的约定，被申请人应在申请人提交全部检测报告及正式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所有工程款项，现因被申请人原因使得案涉工程停工，导致检测工作未全部完成，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尚未成就，而申请人称其在本案中所主张的款项系在合同解除前提下对已完成工作所投入的损失赔偿，鉴于此，申请人所主张的款项其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不应当是2015年，而是合同解除之日，被申请人关于本案支付检测费用的仲裁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仲裁庭不予采纳。仲裁庭同时认为，申请人提供的工地例会会议纪要及工程签证单中载明的检测对象、检测项目与申请人提供的检测报告内容相符，且申请人亦提供了相应证据证明其向第三方支付了抗压静载检测的设备进出场过程中吊装和运输服务的费用，申请人已完成了抗压静载检测及设备进出场的工作，根据《技术服务合同》约定的合同单价并参照申请人所提供的《工程结算书》的工程量，同时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六条的规定，申请人请求被申请人向其支付已完成的部分检测费的仲裁请求，具有事实和合同依据，仲裁庭予以支持。
【典型意义】
1.合同履行期间的过程性文件可作为判断技术服务工作量的重要依据
本案中，因案涉工程停工八年之久，申请人履行合同义务的期限早已超过合理期限构成违约，申请人有权要求解除合同，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六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请求赔偿损失”之规定，申请人有权要求被申请人赔偿损失。在技术服务合同中，当事人一方以技术知识为对方解决技术问题，其成果往往是通过最终的检测报告、质量报告或审查报告等呈现，在合同终止尚未形成最终双方均认可的纸质报告的情况下，当事人一方所提供的技术服务的工作量如何确定成为技术服务合同纠纷案件的难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就是申请人单方制作的《检测报告》是否可以作为申请人检测量的依据，而检测量的多少最终决定了合同解除后赔偿数额的计算基数。申请人不仅提供了上述报告，同样提供了工地的会议纪要以及检测成本支出凭证，因此在被申请人未提供任何相反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仲裁庭认为申请人实际提供了合同约定的部分检测服务，支持了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其依据《检测报告》以及合同单价计算出的赔偿金额。
2.实验和勘验亦可以作为确认技术服务的工作量的途径
相比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未竣工或尚未结算的工程可以采用第三方鉴定机构对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方式确定工程量，技术服务合同因其技术成果的无形性，往往无法通过鉴定来量化技术成果。为解决上述问题，《厦门仲裁委员会知识产权争议仲裁规则》第十条规定了实验制度，当事人可以通过重复特定的实验用以查明案件事实，即本案申请人亦可选取某一根检测桩进行重复检测实验，以验证此前检测数据的真实性，从而达到证明其已履行合同部分检测义务的目的。
除实验制度着重针对合同履行过程的考察外，《厦门仲裁委员会知识产权争议仲裁规则》第十一条还规定了勘验制度，仲裁庭可对案涉场所进行现场查验、拍照、测量，更强调的是验证的现场性。对于知识产权案件中部分重要待查事实，在当事人穷尽举证能力仍无法查明、亦无法直接通过司法鉴定查明的情况下，重复实验和现场勘验的方式为仲裁庭查明案件事实提供了有力途径，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为地区转型升级、创新发展、跨越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案例五
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中验收标准的认定及技术调查专员制度的引入
【基本案情】
2019年9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一份《开发合同》，合同中约定被申请人委托申请人开发某管理软件，由申请人完成软件的开发并协助被申请人进行硬件的安装测试，被申请人则提供服务器、操作系统、网络环境等其他软硬件环境，同时双方约定软件产品的验收以双方约定的软件功能为标准，验收方式为现场测试，软件验收完成后支付部分服务费并在两年后支付3万元尾款，此期间申请人保障该软件的正常运行和维护。《开发合同》附件中双方明确了案涉软件服务器的操作系统。2020年12月，被申请人组织专家对管理系统进行了验收并签署了《项目验收确认单》，后因服务器操作系统进行了更换，导致基于原合同约定的操作系统开发的软件无法部署至被申请人指定的服务器，从而引发双方争议。
本案中，申请人主张软件无法部署是由于被申请人更换了服务器的操作系统，导致基于原系统开发的软件无法部署，且案涉系统已经与2020年12月测试验收合格，被申请人应当支付合同约定的尾款。被申请人则认为，2020年12月的《项目验收确认单》是阶段性检查，案涉系统至今未部署在其指定服务器，不应视为验收合格，即使《项目验收确认单》为验收合格的证明，因申请人未履行《补充协议1》中维护系统的先合同义务，付款条件尚未成就。
【裁决结果】
本案的焦点在于案涉系统是否完成了验收及3万元尾款的付款条件是否成就。仲裁庭在裁决书中认为：首先，《开发合同》中约定由被申请人提供符合合同约定的服务器以供软件部署，因此申请人仅有义务协助被申请人安装部署软件所需的软硬件环境，被申请人未能提供符合合同约定的服务器，致使案涉软件无法部署，申请人并不构成违约；其次，2020年12月的《项目验收确认单》中明确载明了项目建设成果基本满足合同要求，且被申请人已经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验收合格后的部分服务费，针对被申请人关于《项目验收确认单》并非验收合格证据的证明，仲裁庭不予采纳；第三，被申请人未举证证明此期间内软件功能存在问题和漏洞，也未举证申请人就软件功能存在的问题和漏洞而拒绝修改，针对未履行维护义务的抗辩，仲裁庭亦不予采纳。综上，仲裁庭认为案涉软件已于2020年12月验收合格并支持了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尾款3万元的仲裁请求。
【典型意义】
1.计算机软件是否通过验收应当依据合同约定和履行情况综合判断
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中，开发方和需求方对于验收标准进行约定，是为了确保软件的应用功能完整、在约定的计算机操作环境下运行稳定、操作友好，同时计算机软件开发的流程具有很强的阶段性，验收在软件测试阶段或是在部署完成后进行则取决于双方合同的约定。具体到本案中，对于被申请人所开发的软件是否通过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验收流程，需要仲裁庭根据软件的实际开发情况以及合同中双方对于软件验收约定的标准综合判断，本案双方约定的验收标准是完成软件的测试，即在软件测试阶段即可进行验收，在软件测试完成后，因被申请人方原因并未成功部署就不能成为软件未完成验收的抗辩理由，因此，仲裁庭支持了申请人要求支付尾款的仲裁请求。
2.计算机软件的技术问题剖析成为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的法律判断的难点
随着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场景日渐宽泛，计算机软件作为计算机技术的核心内容。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的标的为计算机软件，软件开发合同的最终目的是开发方通过计算机软件编程的方式实现委托方特定功能需求，因软件技术开发是一个双方共同创作、相互配合和支持的过程，涉及需求文档的确认、界面的设计、功能的变更、需求的新增、测试、部署上线等，整个开发过程较为繁杂，且存在开发失败的风险。一旦双方发生纠纷，所涉及的问题不仅包括计算机软件的技术问题，还包括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事实和法律问题。如前所述，本案的争议焦点不仅仅涉及了软件开发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等法律关系的判断，亦与软件的开发架构、测试验收、部署安装等技术问题密切相关。
即便双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验收，但由于软件功能的运用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不排除表面验收合格，而实际运行会出现各种Bug，难以满足正常需求的情况。本案仲裁庭主要依赖当事人举证，特别是被申请人未举证证明软件功能存在问题和漏洞，但为了更专业审理此类案件，需要法律和技术的双重支撑。
为了应对更加复杂、更具专业性的知识产权类纠纷案件，从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到2017年《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选任工作指导意见（试行）》，再到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的若干规定》，我国国家层面的技术调查官制度逐步丰富和完善，与此同步，《厦门仲裁委员会知识产权争议仲裁规则》的第九条在技术调查官制度的基础之上，结合仲裁案件审理过程中的特点制定仲裁庭指定的技术调查专员制度。仲裁庭依职权启动相关程序，其指定的技术调查专员可以参与到调查取证、开庭审理等环节并出具案涉所涉专业技术问题的调查意见，与技术调查官制度不同的是，仲裁庭指定的技术调查专员提出的调查意见作为仲裁庭认定专门性事实的参考，公开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最大程度保障了专家调查意见的客观性和中立性，为仲裁庭查明案件事实提供了有力途径。未来，仲裁庭指定的技术调查专员还将发挥自身专业技术优势，帮助仲裁庭快速、准确理解计算机软件、处理器芯片、明星药品等前沿复杂领域的技术事实，为案件的妥善审理作出了重要贡献。
核稿 | 林文阳
校对 | 高 洁
编辑 | 朱明亮 |
12 | 案例 | 烟台发布知识产权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 来源：IPRdaily
为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助力烟台市创新发展，烟台市市场监管局对外发布2023年度十大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据统计，2023年，烟台市办理专利纠纷案件222件，知识产权行政调解司法确认案件13件，知识产权行政处罚案件423件，有效净化了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组合式脚手架”专利侵权引纠纷 涉案产品被责令停止销售
请求人烟台云汇智能科技公司于2020年10月02日获得名称为组合式脚手架的实用新型专利权，专利号为ZL202021784109.6。2023年7月，请求人称被请求人烟台得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销售涉嫌侵犯请求人专利权的涉案产品——“组合式脚手架”，随即请求人向莱山区市场监管局提出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处理请求。2023年7月12日该局受理立案。
经审理，莱山区市场监管局认为涉案产品技术特征与涉案专利要求保护的技术特征等同，因此判定涉案产品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2023年7月24日，莱山区市场监管局认定烟台得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销售行为，构成侵权行为，责令停止相关侵权行为。
侵犯“泰衡正秉”商标专用权山东一公司赔偿2万元
2023年6月，芝罘区市场监管局根据山东泰衡正秉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的举报线索，对山东泰恒正秉价格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了调查。经查明，第28337454号“泰衡正秉”商标是山东某公司在第36类商品（服务）上的注册商标，该商标专用权有效。被举报人成立时间晚于举报人，被举报人公司名称与举报人公司名称相似，读音相同，经营范围相近。被举报人公司于2023年3月独立承接业务，2023年3月以前是以举报人公司烟台分公司名义开展经营。
被举报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规定，构成商标侵权的不正当竞争违法行为。依据法规，芝罘区市场监管局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2000元。2023年7月，双方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被举报人更改企业名称，不得使用“泰恒正秉”“泰衡正秉”或其它容易误导公众的企业名称，同时赔偿20000元。2023年8月23日，芝罘区人民法院就该调解协议出具了《民事裁定书》。
自购包装箱，号称“莱州大姜”莱州市一大姜摊点被处罚
2023年9月4日，莱州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根据举报线索对莱州市城港路街道西郎子埠大集周某的大姜摊点进行检查。经查明，当事人周某于2023年8月20日前后，从平里店镇战某处购进2个标有“莱州大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包装箱，将自家种植大姜装入上述箱中，于2023年9月4日在莱州市城港路街道西朗子埠大集摆摊销售。
第7937492号“莱州大姜”商标为莱州市大姜协会在大姜上注册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该商标有效。莱州市大姜协会出具的《鉴定证明》，称周某未取得“莱州大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许可使用资格，其所售的自产大姜不得标注“莱州大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最终，莱州市市场监管局认定当事人销售侵犯“莱州大姜”地理标志证明专用权商品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三）项之规定的违法行为。莱州市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相关规定，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对当事人做出罚款、没收侵犯“莱州大姜”地理标志商标专用权的纸箱和大姜的行政处罚。
将未注册商标冒充注册商标当事人林某某被罚一万元
2022年11月10日，栖霞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栖霞市苏家店镇驻地谢玉超经营的肥料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其销售的一款复合肥产品涉嫌冒用注册商标。经调查，该批次复合肥是从当事人林晓东处购进，其外包装上商标标识为“山东大化及图形”，涉案复合肥共4吨，货值18400元。
另查明，该复合肥料包装袋是林晓东自己在网上定制的，委托山东某科技公司生产。包装袋上标注的“山东大化及图形®”既不是注册商标，当事人也无法提供“山东大化及图形®”的商标注册证及相关材料。执法人员也未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检索到该商标的注册信息。当事人将未注册商标冒充注册商标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相关规定，依据法规，对当事人作出责令停止销售并罚款人民币10000元的行政处罚。
侵权“箭牌卫浴”商标龙口一建材公司被查处
2023年2月27日，龙口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根据箭牌家居厂家授权打假人的投诉，对龙口市新诚建材有限公司进行检查。检查发现，多个涉嫌侵权的外包装印有“ARRCVV”“箭牌卫浴（香港）国际有限公司”“香港九龙长沙湾昌华街9号楼2号楼2A室”“卫生陶瓷（坐便器）”“中国著名品牌”的马桶。经查明，第7972711号注册商标为“ARROW”，注册人为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箭牌家居），核定使用商品项目为第21类的注册商标，该商标合法有效。当事人于2023年2月10日以现金结算的方式从上门推销员手中购进了外包装印有“ARRCVV”字样的坐便器共14台。至案发时，上述14台坐便器均未销售。
龙口市新诚建材有限公司销售商标侵权坐便器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相关规定，构成商标侵权的违法行为。依据法规，对当事人作出罚款2000元，没收全部14台商标侵权洁具的行政处罚。
侵犯“一汽大众”商标专用权莱阳一加油站被罚3万元
莱阳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根据案件线索联合莱阳市公安局食药环大队对莱阳市路通加油站进行检查，发现带有“一汽大众”标识图的车用尿素溶液（20KG/桶）26桶，未经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授权使用“一汽大众”标识图商标，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第61475250号“一汽大众”商标是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在第1类商品上的注册商标，该商标合法有效。当事人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车用尿素溶液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相关规定，依据相关法规，给予没收26桶带有“一汽大众”标识的车用尿素溶液、没收违法所得4870元，罚款30000元的行政处罚。
侵犯酒贴外观设计专利涉案企业被责令销毁问题产品
烟台恒邦酒业有限公司于2020年8月4日获得名称为酒贴的外观设计专利权，专利号为ZL2020304344245。该专利权在请其提起侵权纠纷处理请求时合法有效。2023年5月，烟台恒邦酒业有限公司发现，某商店涉嫌销售侵犯其“牟平白干”酒贴的外观设计专利，向烟台市市场监管局提出专利侵权纠纷裁决处理请求，栖霞市在烟台市市场监管局委托下对该案立案。
经审理，栖霞市市场监管局认为某商店专利侵权行为成立。栖霞市市场监管局对某商店的专利侵权行为作出裁决，责令其立即停止销售、许诺销售侵权产品的行为，责令其销毁侵权产品。因涉案产品生产企业位于山东省海阳市，已进行案件移送。
侵犯国家知识产权局标志一企业被责令改正
2023年10月20日，福山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根据线索，对中健牧源康肽（山东）生命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经查明，当事人在涉案产品上标注国家知识产权局标志和名称。
福山区市场监管局认定当事人在涉案产品上标注国家知识产权局标志和名称的行为，构成利用国家机关的名义和形象进行宣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相关规定。依据相关法规，应依法予以处罚，但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当事人系初次违法，并积极配合行政机关调查，如实陈述违法的事实和情节，在被告知违法行为后立即对涉案产品进行了封存，没有销售，依据相关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决定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
利用虚假机构招徕业务某网络科技公司被罚1.5万元
2023年5月16日，高新区市场监管分局执法人员根据线索举报，对辖区内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公司网页首页标注“商标注册费用”“某商标注册代理公司”“属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备案机构”“信赖之选”等字样。
经查，当事人在未办理商标代理机构备案的情况下，宣传自身已通过商标局备案，并开展了商标代理业务。上述行为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八条第一项“以欺诈、虚假宣传、引人误解或者商业贿赂等方式招徕业务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以不正当手段扰乱商标代理市场秩序的”的违法行为。依据相关规定，高新区市场监管分局依法对当事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分别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共计15000元。
销售假冒专利化妆品牟平一美容院被处罚
2023年4月10日，牟平区市场监管局对丽质美容院进行检查时发现，“馨妹妹”牌肌肤胜雪焕颜组合10盒（空盒7盒，已拆封在用3盒）；私人订制活颜焕肤组合14盒（空盒9盒，已拆封在用5盒）；臻颜植萃焕颜组合5盒（空盒3盒，已拆封在用1盒，未拆封1盒），所有化妆品外包装上均标有“本产品运用‘矢车菊（CENTAUREACYANUS）花提取物’为专利技术，专利号FR2984122B1”字样。当事人现场未能提供上述专利的授权使用证书及相关材料。牟平区市场监管局立即开展立案调查。经查明，当事人销售的“馨妹妹”牌肌肤胜雪焕颜组合、私人订制活颜焕肤组合、臻颜植萃焕颜组合，未取得专利授权，也不能提供相关授权材料，为假冒专利产品。另查明，当事人销售的私人订制活颜焕肤组合、臻颜植萃焕颜组合外包装上标注的生产商及地址与实际生产商地址不一致，构成销售伪造或者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的产品的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三条之规定，作出没收违法所得120元，并罚款1500元的行政处罚。
星辰大海，永不止步
知识产权与创新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成立于2008年，是中国信通院一级业务部门，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人数占比近40%。
十余年来，中心始终秉承“鼎力支撑政府 热忱服务行业”的宗旨，立足“政府的IPR高端智库 行业的创新IPR平台”定位，充分发挥中国信通院在技术标准、法律法规、政策经济、行业创新、产业发展等领域的整体优势，聚焦于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致力于解决中国信息通信产业所面临的各类战略性和现实性知识产权问题，助力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主要职责：
1.承担信息通信、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领域的知识产权和创新发展相关法律政策研究工作，开展数字经济反垄断规制和不正当竞争研究和支撑；
2.承担重大科技项目知识产权和创新发展数据库、服务平台建设工作，为政府和项目管理部门提供技术支撑；
3.开展全国范围内的知识产权鉴定和电子数据司法鉴定，标准必要专利评估和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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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重庆法院2023年度民事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 编者按
2023年，重庆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依法平等保护各类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积极助推基层社会治理，服务保障乡村振兴，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为总结民事审判经验，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示范引领作用，特筛选“保交楼”政策落实落地等民事审判领域典型案例，予以发布。
★ 目录 ★
1
某建筑工程公司与重庆某健康产业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
2
梁某与侯某健康权纠纷案
3
牟某珍与瞿某笼、瞿某全、吴某红、某物业公司健康权纠纷案
4
龚小某、谷某某与蒋某不当得利纠纷案
5
徐某甲等与邬某贵、某保险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6
刘某与吴小某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7
某农村承包经营户与某村民委员会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案
8
重庆某舞蹈公司与姚某、周某、陈某、郑某劳动争议案
9
陈某与某清洁服务部劳动争议案
10
肖某与某地产开发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一
某建筑工程公司与重庆某健康产业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
保交楼 复工复产 旧账挂账 诚实信用
典型意义
“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对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意义重大。本案中，在房地产企业出现重大债务危机、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采取各种措施全力推进“保交楼”的背景下，房地产企业作为发包人向承包人建筑施工企业发出“旧账挂账、新账不欠”的复工复产函后，承包人未对此提出异议并实际复工的，人民法院依法认定双方通过实际行为表明已对“旧账挂账”达成合意。在工程未完工的情况下，对承包人要求发包人履行复工前债务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认定有违诚信、有悖“三保”政策、与双方合意不符，不予支持。本案的妥善处理，依法平衡了建筑施工企业与房地产企业的利益，加快推动了停工烂尾楼盘项目复工和建设交付工作，是重庆法院运用司法手段保障“三保”决策部署落实落地的生动实践。
基本案情
2020年10月21日，某建筑工程公司与重庆某健康产业公司就重庆恒大健康城（双福项目）某地块主体及配套建设工程签订《施工合同》，约定由某建筑工程公司承包相关建筑、安装及配套工程等工作内容，总建筑面积约19万平方米。施工过程中，因重庆某健康产业公司未及时支付工程款等原因，案涉工程全面停工。应政府项目帮扶工作专班要求，2022年6月9日、10月20日，重庆某健康产业公司先后向某建筑工程公司发出《关于推进恒大健康城项目复工复产的函》《关于重庆恒大健康城项目推动“保交楼”的函》，两份函件均载明：按照挂旧账付新账的原则，专项资金只能用于复工复产产生的进度款或者末端支付，若对函有异议，请及时书面回复。某建筑工程公司接到该两份函件后，未提出异议，亦未回复，并于2022年10月24日逐步恢复施工。后某建筑工程公司起诉请求重庆某健康产业公司支付复工前工程进度款，赔偿停工、窝工损失，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并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裁判结果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在房地产企业出现重大财务危机、政府职能部门全力推进“保交楼”的背景下，重庆某健康产业公司作为发包人向承包人某建筑工程公司发出两份复工复产函，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该两份函件载明，对前期拖欠的工程款采用挂账方式进行处理，暂时不予支付，若对此有异议，请及时书面函告发包人。作为复工前“旧账如何支付，什么时候支付”这一影响承包人重大利益问题，某建筑工程公司理应高度重视，但其在收到上述复工函件后，未对“旧账挂账”提出异议，亦未回复该函件，而是逐步恢复施工。由此，审理法院依法认定双方通过实际行为表明已经作出相应意思表示，符合采用其他形式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条件，双方已就“旧账挂账”达成合意。现施工合同仍在履行中，工程未完工，亦未进行结算，遂判决驳回某建筑工程公司要求重庆某健康产业公司支付复工前“旧账”的诉讼请求。
二
梁某与侯某健康权纠纷案
关键词
正当防卫 刑法第二十条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一条
典型意义
正当防卫制度不仅是刑法制度，同时也是一种民法制度。刑法第二十条和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一条均规定了正当防卫条款，将其作为法定免责事由。刑事诉讼中，防卫人在防卫过程中致加害人受伤，人民检察院认定其符合刑法上的正当防卫，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继刑法“第二十条”被唤醒后，本案审理法院准确把握民事法律正当防卫认定标准，不苛求每一次防卫行为都如教科书般标准精确，走出“唯结果论”“过于强调手段对等”等惯性思维，依据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一条认定防卫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与刑事诉讼携手，共同织密正当防卫人权益保护网，让正义“不委屈也可以求全”，坚决捍卫“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
基本案情
年逾五旬的侯某在路边摆摊卖水果。梁某等五人聚餐饮酒结束后，行至水果摊欲购买水果。在品尝过程中双方发生言语争执，梁某用塑料凳砸向侯某，随行人员又抽走侯某身后躺椅，致使侯某躲闪倒地，周围群众见状上前劝解，梁某等人离开。后梁某等人又折返回来继续找侯某理论，双方再次发生言语争执。梁某掀翻侯某的水果摊，并再次用塑料凳砸侯某，同行另一人也上前拳打侯某。侯某后退躲闪，并顺手拿起水果摊上的菜刀进行防御。梁某等人一拥而上，想要夺过菜刀，双方发生扭打。在扭打过程中，侯某的刀划伤梁某。随后梁某被送往医院治疗，伤情经鉴定构成九级伤残。经公安机关侦查后，检察机关认为侯某符合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书。梁某以侯某的行为构成侵权为由提起本案民事诉讼，请求判令侯某赔偿其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损失共计40余万元。
裁判结果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年逾五旬的侯某独自面对梁某等青壮年的不法侵害时，在人数和体格上均明显处于劣势，且事发原因是梁某等人逞强耍横、有意挑衅，并对侯某进行反复殴打。侯某若不立即采取相当强度的反击，其人身和财产安全可能遭受更严重的损害。在此种紧迫情形下，不应苛求侯某保持相当程度的理智和灵活性，进而选择危害性相较于刀具更小的器械或者手段来反击防御。 因此，在忍无可忍且毫无退路的情况下，侯某选择持刀制止梁某等人的不法侵害，其行为具有防卫性质且未超过必要的限度，构成正当防卫，依法不应承担民事责任，遂判决驳回梁某的诉讼请求。梁某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
牟某珍与瞿某笼、瞿某全、吴某红、某物业公司健康权纠纷案
关键词
运动场所 注意义务 过错责任
典型意义
在合理时间、专门场所参与具有一定激烈性、对抗性竞技类体育运动的人员，其注意义务应限于合理范围，与其管理和控制能力相当，若要求其时刻避让擅入球场的他人，显然超出运动场所合理注意义务的一般要求。本案审理法院切实践行“使自陷险地者自负其责、让无过错者无需担责”的法治理念，依法对擅入球场被撞伤者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生动彰显“法不强人所难”的权威与温度，对于充分保障行为自由，引导公众树立规则意识，助推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基本案情
牟某珍与瞿某笼（系未成年人）同为某小区居民，该小区内建有一座四周用拦网围住的篮球场，球场开放时间为每日8时至21时，仅有一门可供出入。某物业公司为该小区提供物业服务。2022年8月2日18时许，瞿某笼在篮球场与他人打篮球时，于背身退步的过程中将横向穿越球场准备前往球场中心区域拾捡矿泉水瓶的牟某珍撞伤。牟某珍遂起诉请求瞿某笼及其监护人瞿某全、吴某红和某物业公司赔偿损失共计12万余元。
裁判结果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篮球场系独立的专用运动场所，篮球运动具有激烈的对抗性，参与运动的人员需倾注较多的注意力，不应要求其时刻避让擅入球场的他人。瞿某笼于球场开放时间在相对封闭的篮球场内打球，系正常的体育休闲行为，其在打球过程中背身退步亦属篮球运动中的常规动作。牟某珍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篮球场内正在进行篮球运动时应当预见进入球场中心区域具有相当的危险，但其在未进行任何提醒的情况下径行进入拾捡矿泉水瓶，超出了参与运动人员的合理预见范围，牟某珍应对自身损害自负其责。某物业公司负责篮球场场地和设施维护，与牟某珍的损害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遂判决驳回牟某珍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牟某珍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
龚小某、谷某某与蒋某不当得利纠纷案
关键词
同居 转移遗产 不当得利
典型意义
同居一方在另一方去世后为谋取不当利益擅自转移其遗产，违背了公序良俗原则和基本道德准则，侵害了死者继承人的合法权益。本案审理法院在依法认定构成不当得利的同时，对事实婚姻认定、继承人以外其他主体继承权的确立、同居期间共同收益的确认等问题进行释法说理，有利于促进依法缔结婚姻，维护和谐家庭关系。
基本案情
龚某某于2001年2月8日与其前妻离婚，离婚后与蒋某共同生活在一起，但双方未登记结婚。2022年11月11日，龚某某因疾病去世。2022年12月16日，龚某某之女龚小某与蒋某就龚某某的部分遗产处理达成协议，用龚某某遗留房产30%份额市场价值以及汽车对蒋某进行补偿。后龚小某与其祖母谷某某在办理龚某某的银行存款继承时，发现蒋某利用独自保管龚某某手机的机会，多次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转移遗产超百万元，遂起诉至人民法院要求蒋某返还该部分款项并支付资金占用损失。
裁判结果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蒋某与龚某某系在1994年2月1日《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后，未办理登记结婚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应按同居关系处理。蒋某未举示证据证明处理的款项为同居期间的共同收入，其亦非法定继承人，在没有遗嘱或相应依据的情况下，应与法定继承人共同协商处理龚某某的遗产。蒋某与龚某某虽未登记结婚，但二人共同生活多年，相互扶持照顾，于情于理龚某某所留遗产应对蒋某予以适当补偿。龚小某与蒋某协商，用龚某某遗留房产30%份额市场价值以及汽车对蒋某进行补偿的行为，符合人伦情理。但此外蒋某又利用保管龚某某手机的机会，将案涉款项转给自己所有，没有合法依据，且超出了一般情理，构成不当得利。遂判决蒋某向谷某某、龚某返还不当得利款项100余万元及支付资金占用损失。一审判决后，蒋某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五
徐某甲等与邬某贵、某保险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关键词
被扶养人生活费 生活来源 残疾人权益保护
典型意义
残疾人是需要社会各界格外关心、关注的特殊困难群体，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残疾人福利保障工作。为切实解决残疾人特殊生活困难和长期照护困难，国务院及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联先后发文建立、健全残疾人两项补贴等制度。本案中，审理法院依法确认“残疾人两补”系具有国家性、社会性、政策性的社会公共福利，明确不得以残疾被扶养人已领取“残疾人两补”为由否认其被扶养人身份或减少赔偿数额，契合“残疾人两补”的制度初衷，充分体现人民法院对残疾人福利保障政策的积极落实和对残疾人群体的人文关怀。
基本案情
2022年5月30日，刘某芳搭乘邬某贵驾驶的二轮摩托车，与龚某驾驶的登记为龚某琼所有的小型轿车发生碰撞，造成刘某芳当场死亡、邬某贵受伤、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该事故经公安机关认定，由龚某承担主要责任，邬某贵承担次要责任，刘某芳不负事故责任。龚某驾驶的小型汽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且事故发生在保险责任期间内。徐某甲与刘某芳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两名子女徐某乙、徐某丙。其中徐某丙系一级智力残疾人，无劳动能力。事故发生前，徐某丙除每月领取低保500元、残疾人护理补贴80元、残疾人生活补贴70元外，无其他收入或生活来源。徐某甲、徐某乙、徐某丙共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由龚某、邬某贵、某保险公司支付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合计120余万元。某保险公司辩称徐某丙每月实际领取低保及残疾人两补，属于有固定生活来源的人员，故对三原告主张的徐某丙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不予认可。
裁判结果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徐某丙属一级智力残疾人且无劳动能力，其所领取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不属于一般性生活来源，其应作为刘某芳依法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徐某丙所享有的残疾人生活、护理补贴是国家给予的救济和帮助，是一种国家性、社会性、政策性的福利，是为了逐步解决残疾人额外生活支出和长期照护支出偏重问题，有效保障残疾人生存发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民生制度安排。而被扶养人生活费是侵权人对受害人死亡而导致被扶养人的扶养权利受到侵害的一种赔偿，二者并不冲突。遂判决在计算徐某丙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时，不应扣减“残疾人两补”。
六
刘某与吴小某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关键词
网络游戏账号 充值 虚拟财产保护
典型意义
网络游戏账号作为网络虚拟财产，集成了所有者投入的时间及金钱成本，具有相应的价值，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由于缺乏成熟统一的判断标准，网络游戏账号价值的认定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本案中，审理法院依据网络虚拟财产的类型，结合游戏账号充值金额、网络游戏运行规则以及被封禁持续时间等因素合理认定案涉网络游戏账号的价值，既实现了个案定分止争与各方利益平衡，又回应了网络虚拟财产保护的现实需求，对于依法维护新时代下新类型财产权益具有积极示范意义。
基本案情
某网络游戏服务协议规定，不得将游戏账号以任何方式提供给他人使用。刘某使用其本人身份信息绑定的QQ账号作为游戏账号登录该游戏，并陆续通过现金、Q币等方式为该游戏账号充值1.8万余元，用于购买游戏道具和抽奖消费，现该游戏账号的等级为V8。2022年6月，未成年人吴小某通过微信游戏群与刘某认识后，刘某在未了解吴小某是否成年的情况下便向其出借游戏账号。同月24日，吴小某在借用刘某游戏账号进行游戏时因使用外挂软件导致该账号被禁封3650天。刘某遂起诉吴小某及其监护人请求赔偿损失。
裁判结果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因案涉游戏账号被封号长达3650天，考虑到游戏装备更新换代快等因素，到期解禁时该游戏账号也可能不再具有使用价值，故该游戏账号的损害是既成事实。对于该账号的价值，应根据网络游戏种类、游戏规则及充值金额、消费情况等因素予以综合认定。同时，刘某将游戏账号出借给吴小某亦违反了游戏服务协议，自身存在一定过错。遂在酌情认定游戏账号的价值后，判决由吴小某的监护人承担70%的赔偿责任。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七
某农村承包经营户与某村民委员会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案
关键词
集体财产 村务公开 知情权 民主监督 乡村治理
典型意义
村务公开制度是保障村民委员会民主管理和村民民主监督的重要方式，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复垦资金属于集体财产，其收支情况应当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进行公开。本案通过司法裁判的方式充分肯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本集体财产开支情况享有知情权，强调村民“自治”需以“法治”为前提，促进乡村依法落实村务公开制度，发挥群众民主监督作用，助推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有效预防基层“微腐败”，为乡村治理走善治之路提供了有力法律指引。
基本案情
某农村承包经营户系某村集体的承包经营户。2011年，该村进行土地复垦，其中，部分复垦土地系某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承包地，部分复垦土地系该村组集体所有的土地。2012年11月、2014年5月，某村民委员会分别收到2011年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复垦资金2笔，共计300余万元。2013年1月至2015年10月期间，某村民委员会使用上述资金共计260余万元，剩余40余万元。某农村承包经营户认为，其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自始至终不知道上述资金的收支情况，直至2022年在一起行政诉讼案件中才知晓有该笔资金，遂以某村民委员会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为由，提起诉讼要求在该村公告栏内公示2011年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复垦资金开支情况。
裁判结果
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某农村承包经营户要求某村民委员会公示复垦费用开支情况，系依法行使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知情权的行为。根据民法典第二百六十四条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十条之规定，村民委员会实行村务公开制度，应当向本集体成员公布集体财产的收入以及支出情况，接受村民的监督。某农村承包经营户的请求依法应予支持，遂判决某村民委员会在其公告栏中公示2011年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复垦资金开支情况。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八
重庆某舞蹈公司与姚某、周某、陈某、郑某劳动争议案
关键词
劳动争议 重大过失 赔偿损失
典型意义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电信网络诈骗亦花样翻新，尤其是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合成AI“换脸”“变声”等新型网络诈骗手段，更具隐秘性和欺骗性，亦对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带来新的挑战，劳动争议裁判规则亟待跟进和回应。本案涉及劳动者在履职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遭受电信诈骗，导致用人单位经济损失，用人单位可否向劳动者主张赔偿、赔偿的限度和边界如何确定等问题。人民法院综合考虑用人单位在管理上的疏漏、劳动者过错程度大小、工资收入水平等因素，判决劳动者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充分平衡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利益，不仅有助于引导用人单位积极优化管理体制机制，提升管理水平，同时也有利于引导劳动者勤勉尽责、增强防诈能力，有效应对损失风险。
基本案情
姚某、周某、陈某、郑某均系重庆某舞蹈公司员工，其中姚某、周某为办公室工作人员，陈某、郑某为财务工作人员。2021年3月，姚某电子邮箱收到一封发件人名为“李某”（该公司集团董事长名）的电子邮件，内容为“为统一公司工作制度安排，现已建立新QQ办公专用群，收到邮件通知，即刻加入工作群”。姚某随后将该邮件内容转发周某。周某加入该群后，应群内备注名为“刘某”（该公司负责人名）的要求，通知会计陈某和出纳郑某入群。当天，郑某根据“刘某”的指示，通过重庆某舞蹈公司账户先后向不同案外人转账共计895万元。后重庆某舞蹈公司发现上述聊天群中“刘某”等公司高管人员均为虚假身份，遂向公安机关报案。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重庆某舞蹈公司先后收到追回的被诈骗款项合计50万元，尚有840余万元未追回。重庆某舞蹈公司遂提起劳动争议仲裁并起诉请求姚某、周某、陈某、郑某赔偿损失840余万元。
裁判结果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因劳动者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造成用人单位重大经济损失的，可以在适当保护劳动者的前提下，根据各方过错程度依法确定劳动者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姚某、周某作为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领导或者办公室工作人员，在没有进行身份核实的情况下，将虚假人员的信息及要求向同事进行转发，并要求财务人员加入陌生QQ群，未尽到合理的审慎注意义务；陈某、郑某作为财务人员，违反财务会计制度，在没有进行身份核实以及未严格遵守财务审批流程的情况下向冒名人员提供的账号进行转款，致使重庆某舞蹈公司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姚某、周某、陈某、郑某的上述行为均构成重大过失，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考虑到劳动关系特殊属性以及重庆某舞蹈公司存在管理疏漏，遂酌情认定姚某等四人对重庆某舞蹈公司损失的10%按照各自过错程度分别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一审宣判后，双方均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九
陈某与某清洁服务部劳动争议案
关键词
劳务外包 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二倍工资 赔偿金
典型意义
本案是纠治劳动用工领域隐蔽违法行为的典型案例。随着劳动关系相关法律规范的不断完善，拖欠工资等传统劳动争议逐渐减少，用人单位采取更为隐蔽方式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情形逐渐显现。本案中，个人独资企业与关联人员签订《劳务承包协议》，企图通过劳务外包将个人独资企业应承担的用工风险转嫁给他人，以规避和免除其作为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是典型的劳动用工领域隐蔽违法行为。人民法院依法对该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充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对警示督促用人单位依法合规用工，促进劳动用工领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本案情
某清洁服务部系个人独资企业，黎某为投资人。2022年1月1日，某清洁服务部与黎某之妻宋某签订《劳务承包协议》，协议主要约定：某清洁服务部将劳务发包给宋某，某清洁服务部与宋某所安排的具体从事劳务服务的人员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或者劳务关系，不需为其购买社会保险和支付任何费用、补偿、赔偿等，但对于宋某提供的人员，某清洁服务部对其工作不认可时可要求更换；在承包期内，宋某所聘人员所发生的劳务纠纷、工伤、病残和安全事故等应由宋某自行负责处理并承担赔偿责任，赔偿之后不得向某清洁服务部追偿等。2022年5月18日至2023年2月20日期间，某清洁服务部多次向宋某转账支付款项，用途为“劳务费”“其他”等。2022年6月8日，陈某通过招聘信息与宋某电话联系后到某清洁服务部从事水洗工工作，由宋某与陈某协商确定了工资待遇，但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2023年1月30日，宋某告知陈某不用再上班后，陈某不再继续提供劳动。在陈某上班期间，宋某通过微信转账支付陈某工资合计26627元。陈某提供记载其工资的《收款收据》载明的客户名称为某清洁服务部。2023年6月12日，陈某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请求裁决某清洁服务部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4500元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000元。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经审理后作出仲裁裁决，驳回陈某的仲裁请求。陈某不服，提起本案诉讼。
裁判结果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某清洁服务部与宋某签订的《劳务承包协议》明确约定由宋某个人自行对聘请人员进行管理并承担责任，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所谓的劳务外包方式将某清洁服务部应承担的用工风险转嫁给宋某。宋某聘请陈某入职、加以管理并按月发放工资的行为系代表某清洁服务部的职务行为。由于某清洁服务部未与陈某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其应支付陈某二倍工资差额。某清洁服务部单方解除与陈某之间的劳动合同的行为违法，应当支付陈某赔偿金。遂判决某清洁服务部支付陈某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某清洁服务部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十
肖某与某地产开发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
“腰线层” 如实告知 赔偿损失 公平交易
典型意义
“腰线层”一般指为突出建筑物层次感，通过建设施工，在建筑物外立面形成的横向带状装饰。房屋位于“腰线层”，可能导致房屋可利用空间和采光面积减少，正常通风受阻，清洁难度加大，渗水概率增高等，对居住者的观感及居住体验等亦存在明显负面影响。房屋是否处于“腰线层”，属于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开发商在销售处于“腰线层”房屋过程中，应遵循诚信原则，履行提示告知义务。若未尽到提示告知义务，应当赔偿购房者损失。本案裁判有利于督促开发商遵守诚信原则，将商品房的信息如实告知购房者，促进公平交易。
基本案情
2018年9月7日，某地产公司与肖某签订《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肖某所购商品房为清水房，建筑面积147.18平方米，总成交金额为1506429元，某地产公司应在2020年3月20日前交付房屋等。合同签订时，某地产公司未对案涉房屋处于“腰线层”进行告知。肖某于2019年12月24日对房屋进行验收，发现其所购房屋阳台栏杆上半部分为玻璃，下半部分为砌筑墙体，实际位于“腰线层”，同楼栋其他楼层房屋的阳台栏杆通体为玻璃栏板，即玻璃栏板直达阳台地面，没有砌筑墙体。肖某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某地产公司将案涉房屋景观阳台栏杆恢复至同户型其他楼层统一标准，并支付“腰线层”瑕疵赔偿金30128.58元（房屋总价的2%）。
裁判结果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房屋位处“腰线层”，某地产公司应如实告知买受人，以便让买受人作出是否购买的选择。但其在缔约前的宣传介绍及缔约过程中均未对房屋与其他楼层房屋之间存在的差异作出必要的提示和合理的说明。该房屋阳台与同户型其他房屋相比存在差异，对肖某在居住使用过程中的观感明显产生不利影响。砌筑墙体与全玻璃栏板相比，也导致阳台可利用空间减少。某地产公司交付的房屋不符合肖某合理预期的通常标准，故应承担违约责任。肖某要求整改，因整改涉及规划许可并将导致小区楼栋整体外观受到影响，某地产公司客观上难以实施，遂判决某地产公司支付肖某房屋总价款2%的损失。某地产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来源：市高法院 |
12 | 广西：发布鸟类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 近日，加强候鸟司法保护工作会暨广西爱鸟周宣传活动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举行。活动期间，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向社会发布5个鸟类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广西目前共记录有分布的鸟类757种，是候鸟迁飞停歇重要区域。广西法院坚持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物多样性，近三年来，依法审理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鸟类违法犯罪案件83件，判处近百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同时，以教育转化为目的探索多样化修复方式，向被告人发出《护鸟令》，引导被告人自觉投入保护生态环境行动之中。
据了解，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涉及画眉、鹩哥、犀鸟等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和池鹭、麻雀等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涵盖走私、贩卖、狩猎、收购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等犯罪全过程，在判决方式上既有判处缴纳生态环境损失费、修复金等传统方式，又包括适用劳务代偿等新方式，尽最大可能修复受损生态环境，展现全链条、全环节、全要素打击破坏生物多样性犯罪的成果。
此外，广西法院不断加强与公安、检察、林业、生态环境等部门的协调联动，制定出台加强环境资源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制度性文件，联合成立生态环境资源行政争议调解工作站。同时，注重探索跨区域司法协作机制，建立完善以流域生态功能区为单位的环境资源跨行政区划一体化保护模式，为鸟类栖息繁衍迁徙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 |
12 |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依法惩治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 公共安全事关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公共安全问题，把维护公共安全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维护公共安全、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深刻阐述了维护公共安全的重要意义，科学分析了公共安全形势，明确指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维护公共安全需要重点做好的各项工作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
人民法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自觉把通过司法审判维护公共安全、做好审理危害公共安全刑事案件工作放在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上来认识，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依法判处了一大批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分子，先后制定出台多个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明确危害公共安全刑事案件裁判标准，取得了显著成效。2023年5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江苏省苏州市召开全国法院审理危害公共安全刑事案件工作座谈会，传达学习党中央对平安中国建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分析了当前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总体形势和主要特点，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审理危害公共安全刑事案件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会议讨论了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刑法分则第二章规定的危害公共安全刑事案件有关法律适用的具体问题和审判工作中的若干相关问题，明确了始终坚持依法从严惩处各类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总体审判指导思想，并就其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形成了共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为进一步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最高人民法院遴选发布近年来生效的5个依法惩治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典型案例，以进一步明确裁判标准，提升案件审判效果。
此次发布的5个典型案例，有效回应了实践中存在的危害公共安全刑事案件法律适用、刑事政策把握方面存在的问题。其中，案例1“李某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涉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认定问题，明确了高空抛物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认定标准；案例2“王某岗破坏易燃易爆设备案”明确破坏正在使用的油气设备盗窃油气导致发生火灾的构成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同时构成盗窃罪的应择一重罪处罚；案例3“刘某魁、孙某梅非法买卖枪支案”明确审理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气枪铅弹刑事案件不能唯枪支数量论，需要综合考虑包括枪口比动能等在内的案件各方面情节，合理确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确保罪责刑相适应；案例4“祁某华重大责任事故案”涉及近年来发生的一起重大建筑物坍塌事故，明确对于引发生产安全事故起最关键作用的首要责任人要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心理期待；案例5“吴某波危险作业案”明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的危险作业罪这一新罪名的定罪标准，有利于司法实践中准确适用该罪名有效惩治严重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涉及行业领域广泛，人民群众关注度高，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较多，各级人民法院要不断加强对相关问题的调查研究和归纳总结，正确理解、准确适用法律，确保相关案件特别是影响重大案件得到依法妥善处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依法履行好司法建议职责，针对审判实践中发现的基层社会治理和风险防控、危险物品管理管控、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安全管理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开展监管执法活动等方面存在的普遍性、趋势性问题，积极及时有针对性地提出司法建议，督促有关部门堵塞漏洞、改进工作，及时消除安全风险隐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监督、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进一步充分认识依法做好审理危害公共安全刑事案件工作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通过审判工作维护公共安全的基本要求，准确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规定，抓实公正与效率，做实能动司法，进一步提升审理危害公共安全刑事案件工作水平，促进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切实维护好公共安全，更加有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以审判工作现代化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依法惩治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案例1
李某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
——故意从高空向公共场所连续抛掷酒瓶和玻璃杯致人重伤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一）基本案情
2017年5月18日14时许，被告人李某晨受老乡的邀请，到重庆市沙坪坝区某小区21楼房屋内饮酒，该房屋客厅阳台外系重庆市某中学的操场。当日18时许，李某晨因心情不好，故意将一个空啤酒瓶从客厅阳台丢到楼下操场上，啤酒瓶掉落到学校操场上后破碎，碎片反弹到正在学校操场上锻炼的一名学生的后背上。数分钟后，李某晨又将一个带手柄玻璃杯从客厅阳台丢到楼下操场上，玻璃杯砸中正在学校操场上锻炼的学生叶某某（被害人，13岁）头部，致叶某某头部严重受伤，构成重伤二级。
（二）裁判结果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晨从建筑物高层上先后将空啤酒瓶、玻璃杯扔向学校操场，危险性与刑法规定的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相当，可能危害不特定人员的生命、健康以及公私财产安全，并实际造成了1人重伤的严重后果。李某晨明知从21楼高层住房高空抛物是一种危险行为，且在抛掷啤酒瓶时已经看见楼下系学校操场、有学生正在操场上锻炼，为发泄情绪不计后果将空啤酒瓶和玻璃杯扔下，造成被害人重伤的严重后果，主观上具有故意心态，行为客观上存在造成更加严重危害后果的可能性，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要件。李某晨归案后坦白认罪，可以从轻处罚。据此，于2018年2月1日作出判决，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被告人李某晨有期徒刑十年。一审宣判后，李某晨提出上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5月4日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对于高空抛物行为，应当根据行为人的主观动机、抛物场所、抛物的具体情况以及造成的危害后果等因素，全面考量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准确判断行为性质，正确适用罪名，准确裁量刑罚。根据刑法第291条之二第1款的规定，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构成高空抛物罪。该条第2款还规定，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实践中存在的绝大多数高空抛掷物品行为，虽然存在危害公共安全的可能性，但一般情况下不具有现实的危险性，且并未造成实际危害后果，有的虽然造成了财产损失等一定的危害后果，但后果并不严重，以高空抛物罪定罪处罚更加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但是，在个别情况下，行为人故意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向道路、广场、居民区等公共场所连续抛掷重物、刀具等物品，危害公共安全，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此类行为已经对公共安全造成实际危害，应当依照刑法第291条之二第2款和第115条第1款的规定，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人民法院要始终坚持对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依法从严惩处总体原则，充分考虑行为人的行为性质、侵害对象、危害后果、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等各方面因素，准确认定刑事责任。
案例2
王某岗破坏易燃易爆设备案
——破坏正在使用的油气设备盗窃油气导致发生火灾构成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
（一）基本案情
2012年8月30日凌晨3时许，被告人王某岗伙同赵某田、赵某龙、毛某兵（均已判刑）和刘某春（已在本案中死亡），携带管钳、胶管等工具，驾驶两辆面包车至天津市滨海新区津歧公路东侧大港油田采油一厂作业一区正在作业的港511K井，打开油井阀门接上胶管盗窃原油。其间，因油井释放的可燃气体浓度过大，刘某春启动面包车时引发火灾，造成油井开关控制柜、电缆、仪表和两辆盗油面包车被烧毁，刘某春全身被烧伤，后经医治无效死亡。经鉴定，被烧毁的电缆等物品共计价值6120元。王某岗于2021年3月11日被抓获。
（二）裁判结果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岗伙同他人采用破坏性手段盗窃正在生产的油井中的原油，致1人死亡，造成严重后果，行为已构成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王某岗与多名同案犯事先就盗窃原油进行预谋，并共同实施盗窃原油行为，系主犯。王某岗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构成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依法从宽处理。据此， 于2021年6月3日作出判决，以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判处被告人王某岗有期徒刑十年。一审宣判后无抗诉、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盗窃油气、破坏油气设备违法犯罪行为时有发生，社会危害严重。此类行为直接危害公共安全，影响能源安全，人民法院要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有效惩处打孔盗油、开井盗油、破坏油气田及输油气管道等油气设备违法犯罪行为，特别是对于在实施上述行为过程中引发火灾、爆炸等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更要依法予以严惩。行为人在实施盗窃油气等行为的过程中，采用切割、打孔、撬砸、拆卸手段破坏正在使用的油气设备，危害公共安全，或者采取开、关等手段破坏正在使用的油气设备，足以引发火灾、爆炸等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第118条的规定，以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定罪处罚；导致发生火灾、爆炸等，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第119条第1款的规定，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盗窃油气或者正在使用的油气设备，不足以危害公共安全，但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携带凶器盗窃的，依照刑法第264条的规定，以盗窃罪定罪处罚。行为同时符合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和盗窃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以做到罚当其罪。
案例3
刘某魁、孙某梅非法买卖枪支案
——综合考虑案件情节确定涉气枪刑事案件的刑事责任
（一）基本案情
2013年12月，浙江省桐庐县男子张某炜、方某俊（均另案处理）欲开设真人CS野战俱乐部，通过他人介绍与北京市卖家被告人刘某魁取得联系洽谈购买彩弹枪事宜。2014年12月，张某炜、方某俊前往北京市向刘某魁支付现金3万元，刘某魁将40支彩弹枪成套散件邮寄给张某炜，张某炜将尾款6万元交由物流公司转交给刘某魁。
2014年6月，被告人孙某梅欲为其与他人共同经营的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某拓展训练公司购买开展野外真人CS游戏所需枪支，经与共同经营人商议后，由共同经营人通过网络联系到刘某魁，并前往北京市从刘某魁处以3.2万元的价格购得24支彩弹枪成套散件及彩弹5000余发，通过物流途径发往齐齐哈尔市孙某梅等人处。
经鉴定，涉案彩弹枪中，张某炜和方某俊购买的15支、孙某梅等人购买的3支的枪口比动能在1.8焦耳/平方厘米以上，符合相关规定标准，认定为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但枪口比动能总体较低；其余46支彩弹枪不能正常击发或枪口比动能小于1.8焦耳/平方厘米，不能认定为枪支。
（二）裁判结果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锋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刘某魁、孙某梅的行为均构成非法买卖枪支罪，综合考虑各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买卖枪支数量、用途、危害后果、认罪态度等，于2019年5月9日作出判决，对被告人刘某魁以非法买卖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对被告人孙某梅以非法买卖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按照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程序报请核准。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原判对刘某魁以非法买卖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罚三年六个月，不属于需要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报请核准的情形，且对孙某梅所判刑罚过重，裁定不核准并撤销对被告人刘某魁、孙某梅的量刑，发回齐齐哈尔市铁锋区人民法院重新审判。齐齐哈尔市铁锋区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于2022年5月30日作出判决，对被告人刘某魁以非法买卖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对被告人孙某梅以非法买卖枪支罪免予刑事处罚。一审宣判后无抗诉、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枪支、弹药、爆炸物管理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一旦失管失控、被不法分子用于非法目的，将形成重大安全风险，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对于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持有、私藏、走私枪支、弹药，以及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爆炸物行为，应当依照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从严追究刑事责任。另一方面，审理涉枪支、弹药、爆炸物刑事案件也要兼顾案件各方面因素，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做到罚当其罪，确保案件裁判结果符合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心理期待。对于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持有、私藏、走私以压缩气体为动力且枪口比动能较低的枪支以及气枪铅弹行为，应当依照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气枪铅弹刑事案件定罪量刑问题的批复》的规定，综合考虑案件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如何裁量刑罚，确保罪责刑相适应。另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气枪铅弹刑事案件定罪量刑问题的批复》对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持有、私藏、走私枪支、弹药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了进一步细化完善。对于达到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相关犯罪“情节严重”或者“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依照该批复的规定不认定为“情节严重”或者“情节特别严重”的，不属于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情形，不适用刑法第63条第2款规定的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核准程序。
案例4
祁某华重大责任事故案
——从严惩处生产安全事故首要责任人
（一）基本案情
山西省襄汾县陶寺乡陈庄村西南陶云公路边的聚仙饭店由被告人祁某华投资经营。1993年，祁某华在未取得集体土地建设用地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在其家庭承包的责任田上自建两层建筑物，后经多次违规扩建于2016年形成现有规制，包括南房上下二层五间、西平房二间、北房上下五间、南北房之间一层顶部由预制板搭建二层顶部由彩钢瓦搭建形成的双层空间，其中一层空间用于饭店经营（即宴会厅）、二层空间住人，总建筑面积达1157.05平方米。聚仙饭店历次扩建均由无资质包工头按照祁某华的要求承建或由祁某华聘请亲朋好友自建，扩建活动无专业设计、无工程监理、无竣工验收、无相关资料、无维护记录。祁某华违法占用土地建设房屋期间，两次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未经审批的《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拒不执行原襄汾县国土资源局下达的处罚决定书和襄汾县人民法院下达的行政裁定书；将未经专业设计与施工、未经过竣工验收的农房用于从事经营活动，饭店开业以来存在证照逾期经营行为。
2020年8月29日，襄汾县陶寺乡安李村村民在聚仙饭店举办寿宴，预定了25桌宴席。按照当地习俗，寿宴安排早、午两餐。早餐后，数十名村民在聚仙饭店宴会厅内打牌、聊天或者在北楼后院看戏，等候午宴。当日9时40分许，因建筑结构整体性差，承重砖柱及北楼二层屋面荷载严重超载，聚仙饭店宴会厅、北楼二层南半部分和钢结构采光顶棚突然发生坍塌，造成29人死亡、28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164.35万元。经山西省人民政府批准组成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聚仙饭店“8·29”坍塌事故是一起因违法违规占地建设，且在无专业设计、无资质施工的情形下，多次盲目改造扩建，建筑物工程质量存在严重缺陷，导致在经营活动中部分建筑物坍塌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直接原因为，聚仙饭店建筑结构整体性差，经多次加建后，使宴会厅东北角承重砖柱Ⅲ长期处于高应力状态；北楼二层A区屋面预制板长期处于超荷载状态，在其上部高炉水渣保温层的持续压力下，发生脆性断裂，形成对宴会厅顶板的猛烈冲击，导致东北角承重砖柱Ⅲ崩塌，最终造成北楼二层南半部分和宴会厅整体坍塌。事故发生时，不排除当地八月份强降雨的影响。
（二）裁判结果
山西省襄汾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祁某华作为发生坍塌事故的聚仙饭店的实际投资人和经营者，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内先后对该饭店进行8次扩建，且均由无资质施工人员在无建筑审批、无专业设计、无工程监理、无竣工验收的情况下盲目扩建，在建筑物工程质量存在严重缺陷、对安全隐患未作全面评估的情况下用于从事经营活动，导致在经营过程中出现坍塌，造成重大安全事故，危害生产、作业安全，行为已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祁某华长期违规占地，多次违章扩建，且拒不执行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处罚决定，在饭店建筑存在事故隐患的状态下，未采取有效措施而经营使用，导致饭店建筑坍塌并造成重大事故后果，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和首要责任，属于情节特别恶劣。祁某华多次违规建设且拒不执行有关部门处罚决定，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社会影响特别恶劣。据此，于2022年4月29日作出判决，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被告人祁某华有期徒刑七年。一审宣判后无抗诉、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改革、发展和稳定工作大局。当前，我国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向好，但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安全生产工作距离法律要求、距离改革发展目标和人民群众期待还有差距，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一些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引发广泛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人民法院要充分认识审理好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贯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坚持依法从严、区分责任、宽严相济总体原则，严格依法、积极稳妥审理好生产安全事故相关刑事案件。对于事故首要责任人、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关键岗位渎职责任人、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中介组织关键责任人，以及在安全事故发生后授意、决定和积极实施不报、谎报事故情况行为等人员，要依照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予以从严惩处，从严掌握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通过案件审判推动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到实处。对于事故发生后积极组织和参与救援、有效避免损失扩大，以及积极配合事故调查、尽力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可以从宽处理。要进一步发挥好刑事审判在创造良好安全生产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推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根本好转。
案例5
吴某波危险作业案
——在生产、作业中违反安全管理规定导致出现重大事故险情或者发生轻微事故属于危险作业罪中的“现实危险”
（一）基本案情
2021年1月，被告人吴某波购得浙岱渔15381船并办理了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吴某波为该船所有人并百分百占股。同年8月2日，浙江省岱山县海洋行政执法局会同岱山县岱东镇人民政府对浙岱渔15381船进行开捕前登船检查，发现该船有船长1名（吴某波）、船副1名、助理船副1名和轮机长1名（实际船副和轮机长并不在该船作业，系由吴某波找来应付检查），职务船员已达到最低配备标准，但有6名船员未经专业培训、未取得船员证书，不符合出航条件，遂指令吴某波禁止离港并停业整改，但吴某波未予整改。8月7日15时许，在船副和轮机长未实际登船作业、仅有吴某波和助理船副登船的情况下，吴某波驾驶浙岱渔15381船搭载助理船副和19名船员（其中7人有船员证书，12人无船员证书），擅自从岱山县南峰码头单船开航往长江口方向航行出海作业。当日23时30分许，因违规驾驶、操作不当及航道复杂、航线生疏等原因，浙岱渔15381船在长江口深水航道北导堤附近发生触损侧翻沉没。事故发生后，吴某波等21人乘坐两只救生筏逃生，至8月8日4时许先后被东海救102船和嘉舟9船救起，船上人员全部获救。8月13日，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吴某波自行到案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岱山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涉案渔船上仅有船长和助理船副各1名，职务船员严重配备不足，属于有关行业标准规定的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情形。相关职能部门发现案涉渔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后，责令其禁止离港、停止作业并整改，被告人吴某波在接到职能部门行政命令后拒不整改，明知案涉渔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故意弄虚作假、逃避检查，导致案涉渔船在擅自出航后不久即发生船舶沉没事故，21名人员落水深夜在大海上漂流，具有随时可能危及生命的现实危险，行为已构成危险作业罪。吴某波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自行到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依法构成自首，可以从轻处罚。据此，于2022年11月10日作出判决，以危险作业罪判处被告人吴某波有期徒刑八个月。一审宣判后，吴某波提出上诉。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月17日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根据刑法第134条之一的规定，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报警、防护、救生设备、设施，或者篡改、隐瞒、销毁其相关数据、信息的，因存在重大事故隐患被依法责令停产停业、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有关设备、设施、场所或者立即采取排除危险的整改措施，而拒不执行的，或者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未经依法批准或者许可，擅自从事矿山开采、金属冶炼、建筑施工，以及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储存等高度危险的生产作业活动的，且“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的”，构成危险作业罪，目的是为了将特别危险、极易导致严重事故结果发生的重大事故隐患行为纳入刑事处罚范围，同时避免将一般的违反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作为犯罪处罚。危险作业罪中“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包括以下两种情形：1.导致出现重大事故险情，因为及时采取有效制止和处置措施、及时开展救援或者其他偶然性客观原因，未造成安全事故的；2.导致发生安全事故，但尚不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危险物品肇事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消防责任事故罪等犯罪的。相关人员在生产、作业过程中要严格遵守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绝不能存在侥幸心态，对于实施刑法第134条之一规定的三种行为之一，且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人民法院要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有效运用刑事手段依法惩治危险作业行为，严防风险演变、隐患升级导致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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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朱 琳
排版：王誉霏
审核：刘 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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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江苏公安发布10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例 | 中新网4月7日电 据“江苏警方”微信公众号消息，网络谣言、虚假信息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侵犯公民合法权益。去年底，公安部部署开展打击整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以来，江苏公安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公安部统一部署，持续强化线索摸排、案件侦办、综合治理工作力度，依法严厉打击涉虚假警情、热点事件、经济民生等领域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切实维护网络空间秩序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截至目前已侦办网络谣言类案件1670起。
现将今年以来查处的10起典型案例公布如下：
案例一
南京孙某、苏州李某等人编造传播“义务教育改革缩短学制”网络谣言案。今年1月4日，南京孙某、苏州李某等人为达博取关注和提高楼盘销量等目的，编造传播“义务教育改革缩短学制”“高中纳入义务教育，南京在玄武区试点”等谣言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扰乱公共秩序。孙某、李某等7人已被公安机关分别予以行政处罚。
案例二
南通杨某编造“外甥在巴黎丢寒假作业”网络谣言案。今年2月17日，杨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在某网络平台“小学生寒假作业遗落巴黎厕所”短视频下造谣某学校，并以“失主”舅舅身份摆拍、直播到书店购买新作业送给外甥，对相关学校造成不良影响，扰乱公共秩序。杨某已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
案例三
盐城侦破“女子相亲点餐三万多元”网络谣言案。今年1月10日，盐城公安机关工作发现，李某某、孙某某等人为吸粉引流、非法牟利，在网上搜集“女子相亲点餐花费三万多元，相亲对象气愤离场，女子刷爆信用卡”文案，添加时间、地点等虚假内容进行改编并出镜拍摄，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扰乱公共秩序。李某某、孙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案例四
无锡侦破某女子照片被恶意拼接遭受网络暴力案。今年2月19日，陈某某为博取关注，将下载的某社交平台一女子生活照与某热点事件涉事女教师照片进行拼接，并配以不当言论合并发到网上，导致网络谣言和网络暴力大量滋生扩散，对该女子个人名誉、正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陈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案例五
无锡翁某某编造“某小区天台发生不当行为致一女子坠亡”网络谣言案。今年3月14日，翁某某为博取关注，在网上散布“某小区天台有不当行为，致使一名女性坠楼死亡”不实图文信息，混淆视听，导致网上大量传播，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扰乱公共秩序。翁某某已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
案例六
徐州程某编造“长深高速无锡段发生重大车祸”网络谣言案。今年2月18日，程某为博取关注，通过下载2019年某交通事故现场图片并配以文字、修改时间方式制作短视频，在网络平台散布“2月17日长深高速无锡段发生重大车祸”谣言，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扰乱公共秩序。程某已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
案例七
南通侦破“某市场售卖有毒蔬菜”网络谣言案。今年1月，汤某等人为泄私愤，编造发布“南通某农副产品市场一摊主长期售卖有毒蔬菜”谣言信息，并批量注册小号推高热度，引发群众恐慌，造成不良影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汤某等3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案例八
连云港张某编造“深夜街头遭三人持械袭击”网络谣言案。今年3月17日，张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通过某平台编造发布“昨天晚上吃夜宵回来路上遭三人持械袭击”谣言信息，并利用白纱布、创可贴、口红等道具摆拍制作受伤视频，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扰乱公共秩序。张某已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
案例九
泰州漆某某编造“海陵90岁老人分手纵火获刑”网络谣言案。今年3月5日，漆某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利用AI技术生成发布“海陵区一90岁老人分手后去前女友家纵火获刑”谣言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扰乱公共秩序。漆某某已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
案例十
常州嵇某某编造“欠钱车辆被砸”网络谣言案。今年2月2日，嵇某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在未核实事情原委的情况下，将路边随手拍摄的因家庭矛盾导致的车辆被砸现场视频，故意配文称“欠钱的下场”，通过网络平台发布，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扰乱公共秩序。嵇某某已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
江苏警方提醒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谨言慎行要牢记。对网上各类“博眼球”信息，广大网民要加强鉴别、识别，做到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同时欢迎向“网络违法犯罪举报网站”(https://cyberpolice.mps.gov.cn/)举报网络谣言线索。如自身合法权益受到网络谣言侵害，要第一时间留存相关证据，向平台投诉举报阻断谣言传播扩散，也可以通过法律诉讼等渠道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编辑:周驰】 |
12 | 实 务 | 周口法院发布优化营商环境十起典型案例 | 周口法院发布优化营商环境十起典型案例
2024年3月26日上午，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新闻媒体座谈会并发布10个典型案例。本公众号摘取3篇破产相关案例分享。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
案例一：赵某诉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
案例二：河南某置业有限公司诉王某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
案例三：周口某置业公司公司决议纠纷一案
案例四：河南某汽车销售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案例五：孙某某申请执行郸城县某驾校等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
案例六：李某某申请执行淮阳某植物油有限公司等合同纠纷一案
案例七：项城市某建材科技有限公司申请执行西华某建材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案例八：河南清川棉业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案
案例九：周口市元顺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案例十：周口名门家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典型案例
案例八 河南清川棉业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案
案情简介：河南清川棉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川棉业)成立于2002年9月30日，公司所在地为周口市鹿邑县涡北产业集聚区，注册资金为7600万元，经营范围为棉花收购、加工、销售、纺纱生产销售等，有职工138人。后因经营资金缺乏、生产系统收尘环保设施落后，许多货款无法收回，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日依法裁定受理公司破产。
审理情况：周口中院指导管理人借鉴外地先进的破产实务经验，结合清川棉业的经营情况为清川棉业制定了重整式清算方案。潜在投资人投入资金和设备进行租赁经营，双方签订协议，在清川棉业能按照方案履行相关清偿义务的前提下，后续按照破产法的规定依法注销主体。投资人自愿承担原清川棉业的债权债务。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并结合清川棉业公司重整式清算方案，偿债事项制定了较为妥善的安排和解决方案。经管理人申请，周口中院于2023年8月17日裁定终结该案破产程序。
典型意义：法院通过综合研判，充分结合案件特定事实和债权人意愿，运用重整式清算，成立债权人为主体的新公司接手清川棉业的原有债务，由新公司继续运营原有业务，最大限度的保障了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有效化解了四亿多元的债务。
案例九 周口市元顺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案情简介：周口市元顺服饰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1月18日，公司所在地为周口市淮阳区王店乡产业集聚区，股东4人，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因该公司经营不善，经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周口市元顺服饰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周口市淮阳区人民法院经征得申请人朱某同意移送破产审查，2023年5月11日，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由周口市淮阳区人民法院审理。
审理情况：周口市淮阳区人民法院经法定程序竞聘、选定了河南锦实律师事务所担任破产管理人并召开了债权人会议。经管理人核查，共涉及债权6笔，金额为197044.31元。该公司4名股东认缴出资金额没有出资到位。根据管理人的提请，周口市淮阳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14日作出(2023)豫1603破1号民事裁定，宣告周口市元顺服饰有限公司破产，终结破产程序。管理人可在破产程序终结后2年内依法追缴公司股东认缴出资不足部分。
后周口市元顺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向周口市淮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股东出资纠纷诉讼，请求判令周口市元顺服饰有限公司四位股东清偿欠缴的注册资本金额100万元，并承担连带责任。2023年8月10日，周口市淮阳区人民法院判决，判决：四股东分别向元顺公司(管理人账户)缴纳出资款400000元、300000元、250000元、50000元。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予以维持。判决生效后，破产管理人在执行程序中与未实缴出资的股东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将追缴的出资款转入了管理人账户。根据管理人提出并经债权人表决通过的财产分配方案，实现了周口市元顺服饰有限公司债权100%清偿。2014年1月19日上午，周口市元顺服饰有限公司的债权人代表们将锦旗送到周口市淮阳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手中，对法院高效司法、为民司法表示由衷的感谢。
典型意义：法院通过支持破产管理人追缴股东出资，使破产清算案件中的债权人的债权得到全部清偿，有效保障了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引导“僵尸企业”依法有序退出市场，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案例十 周口名门家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案情简介：周口名门家具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是一家从事木制品深加工，套房家具及高档品牌家居用品的综合性企业，曾被评为“河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周口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在周口地区颇具规模。受经济下行、民间借贷等影响，企业资金链断裂，被迫停止营业，继而引发诉讼，近百起案件相继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几十名职工反应强烈形成上访案件。
审理情况：沈丘县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执行转破产清算申请后，指导管理人在处置破产财产时坚持价值最大化和最大程度维护债权人利益原则，对企业具有运营价值的土地、厂房等资产进行公开拍卖流拍后以物抵债给抵押权人和职工债权人，根据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职工债权清偿率将近80%。
典型意义：该案是通过执转破机制依法处置债务人财产、保障职工权益的典型案例。通过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化解企业债务六千余万元，释放土地资源28余亩，化解执行积案近百件，为打通解决部分执行难问题提供了有效路径，也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优质高效的司法保障和服务。通过网络司法拍卖平台整体处置企业破产财产，最大程度维护债权人利益，既实现了“产能重整，腾笼换鸟”，也实现了清算功能与资源优化配置目标的有机统一，保护了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尤其是保障了破产企业职工这一特殊群体的合法利益，彰显了破产程序的制度价值和破产审判的社会责任。
//来源：周口政法 |
12 | 重庆五中院四案例入选重庆法院2023年度刑事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 点击蓝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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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3年，重庆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依法惩治各类刑事犯罪，有力有序推进各专项行动和重点任务，切实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为总结全市法院刑事审判工作经验，彰显人民法院履行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决心与成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评选出2023年度刑事审判十大典型案例，现予以发布。
★ 目录 ★
1
李某等22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2
张某、叶某某故意杀人案
3
于某故意杀人、抢劫、故意伤害、盗窃案
4
王某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
5
重庆某建筑公司、陈某单位行贿案
6
王某受贿、内幕交易案
7
冯某买卖武装部队证件案
8
陈某等五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系列案
9
冉某等十五人组织卖淫案
10
杨某、蔡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一
李某等22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典型意义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事关人民福祉，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以被告人李某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围绕西永片区已征国有土地，利用国家工作人员包庇，通过非法出租国有土地、非法倾倒建筑渣土、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手段，攫取巨额非法利益，为非作恶、称霸一方，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严重破坏当地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人民法院在审理本案中，坚持“案件清结”和“黑财清底”相结合，既依法定罪量刑，又全面查明涉案财产，依法判处追缴、退赔，在判决生效后依法执行到位2000余万元，充分体现人民法院持续推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严惩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彻底铲除黑恶势力经济基础、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坚定立场。
基本案情
2007年开始，被告人李某纠集程某、王某等多名社会闲散人员在原沙坪坝区陈家桥镇实施了参与人数众多的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活动。2011年，重庆某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取得西永片区部分已征国有土地。李某以该公司西永地块管理负责人自居，通过拉拢、腐蚀相关公司人员同时继续纠集程某、王某等人，逐步对组织进行“公司化”管理，有组织地实施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敲诈勒索、强迫交易、故意毁坏财物、行贿等犯罪，并围绕西永地块，通过组织成员以拦车、堵门、语言威胁等手段，强行向往来车辆收取“过路费”、“罚款”，强揽土石方工程，攫取巨额非法利益，严重扰乱当地建筑工程领域生产经营秩序。该组织在重庆某职业学院地块上非法倾倒建筑渣土27.24万方，严重减损了土地效用，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严重扰乱城市管理秩序。该组织为非作恶、称霸一方，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严重破坏当地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
裁判结果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故意毁坏财物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开设赌场罪、妨害公务罪对其余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到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不等刑期，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对各被告人聚敛的财物及其收益，依法予以追缴、没收；责令退赔被害人相应经济损失。一审宣判后，部分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后对上诉人曾某改判有期徒刑八年三个月，维持一审判决其余部分。
二
张某、叶某某故意杀人案
典型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损害少年儿童权益、破坏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言行，要坚决防止和依法打击”。被告人张某与叶某某视张某与前妻所生的二名幼童为结婚障碍，共同预谋采用制造意外高坠方式杀害二被害人，严重挑战法律和伦理底线、践踏社会良知，激起群众公愤，引发全社会高度关注。人民法院对共同杀害二名幼童的张某、叶某某依法从严惩处，均判处死刑，回应了社会各界的关切，体现了人民法院始终坚持从严惩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犯罪的坚定立场。
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某隐瞒已婚已育事实，与被告人叶某某建立不正当男女关系。叶某某在得知张某婚育情况后，仍继续与张某交往。2020年2月，张某与妻子陈某协议离婚，约定女儿张某甲（殁年2岁）由陈某抚养，儿子张某乙（殁年1岁）由张某抚养至6岁后归陈某抚养，张某分期向陈某支付80万元抚养费。叶某某知晓上述离婚协议内容，仍将二被害人视为其与张某结婚的障碍和以后共同生活的负担。为此，二人多次共谋杀死二被害人，并决定采用制造意外高坠方式作案。之后，叶某某多次催促张某作案，以其家人因张某有孩子反对二人共同生活、不解决孩子问题就不见面和分手等为由，不断催促、威逼张某动手杀人，并给张某限定最后时限。为便于作案，张某遂诱骗陈某将张某甲送至其家中。2020年11月2日下午，张某将在15楼家中次卧室飘窗窗台玩耍的二被害人双腿抱住掀出窗外，致二被害人死亡。
裁判结果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张某、叶某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审宣判后，张某、叶某某不服，提出上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已依法对张某、叶某某执行死刑。
三
于某故意杀人、抢劫、故意伤害、盗窃案
典型意义
故意杀人、抢劫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的暴力犯罪历来是刑事审判打击的重点。被告人于某为泄私愤而报复他人，并且在潜逃过程中跨省市连续作案，最终致四人死亡、三人重伤、二人轻伤，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人民法院毫不动摇地依法严惩严重暴力犯罪，对罪行极其严重、挑战法律和伦理底线的，该判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更好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
基本案情
被告人于某因其女友与徐某发生纠纷，持刀前往徐某位于湖北省谷城县家中实施报复，致两人重伤、一人轻伤。被公安机关抓获后，于某伺机逃跑并在该县抢劫王某、付某夫妻二人所骑摩托车，同时将二人残忍杀害。之后于某驾驶抢来的摩托车从湖北向重庆方向逃逸，至重庆市巫溪县某村，因讨要食物并借宿被村民欧某拒绝，于是持刀残忍将其杀害，进而又将正在睡觉的欧某之父欧某某杀害，劫走欧某家中财物后驾车逃离。于某继续逃逸至重庆市南川区，致参与抓捕的民警一人重伤、一人轻伤，后被抓获归案。
裁判结果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以故意杀人罪、抢劫罪、故意伤害罪、盗窃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于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宣判后，于某不服，提出上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已依法对于某执行死刑。
四
王某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
典型意义
国家秘密是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信息表现形式，是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也是国家财产的一种特殊形态。故意泄露国家秘密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应依法惩处。被告人王某作为网络自媒体博主，为牟取个人利益，多次将属于机密级国家秘密的机场相关信息以卫星图片或视频的方式通过其自媒体账号在网络上公开散布、传播。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判处刑罚，宣示了国家安全不容侵犯，同时也警醒社会公众增强国家安全意识，保守国家秘密，切莫为博取流量、贪图非法利益而以身试法。
基本案情
2018年8月，被告人王某在某网络平台上注册自媒体账号。2021年12月至2022年3月期间，王某明知在建的某机场系军用机场、该军用机场涉及国家秘密且禁止公开发布，为在某网络平台上获取更多关注和流量，多次将上述机场的位置、规模、建设进度等信息制作成卫星图片、视频并配以文字等，通过其自媒体账号多次在网络上公开散布、传播。据统计，相关内容累计在互联网上向网民展现15万余次、阅读与播放12万余次、获得评论100余条。
裁判结果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一年。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五
重庆某建筑公司、陈某单位行贿案
典型意义
开展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是人民法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立足高质量发展大局，发挥司法审判职能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维护经济安全稳定的重大举措。重庆某建筑公司为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核定的民营一级施工企业，项目质量优异，社会声誉良好。该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为承接工程而行贿，触犯刑律。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促使该企业合规整改，并根据企业合规运行情况认可企业合规成果，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被告单位和被告人作出轻缓的处罚。判决生效后，人民法院协同社区矫正机关共同做好社区矫正工作，切实做好后半篇文章。
基本案情
被告人陈某系被告单位重庆某建筑公司法定代表人。2009年至2020年期间，陈某为让公司能够承接到工程项目，多次请托先后担任区建委主任、区建设管理局局长、某公司董事长的夏某，在承接工程中提供帮助。后夏某采取打招呼、提前告知招投标信息等方式，帮助该建筑公司承接到部分工程，为该公司谋取不正当利益，所得工程款归该公司所有。为感谢夏某的帮助，陈某多次送给夏某好处费共计人民币430万元。
2023年3月6日，被告单位重庆某建筑公司制作合规整改计划书，自愿选择合规整改。后检察机关邀请组建第三方评估组织对该公司进行企业合规评审，经验收考察，第三方评估组织认定企业合规整改合格。
裁判结果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单位自愿选择涉案企业合规整改，对涉案原因进行分析、对可能的涉案漏洞进行查堵，建立起较完备的合同审查及财务管理制度，并经第三方组织评估审查通过。被告单位重庆某建筑公司及被告人陈某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对被告单位以单位行贿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对被告人陈某以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六
王某受贿、内幕交易案
典型意义
近年来，人民法院依法打击各类新型、隐蔽金融领域腐败犯罪，重点惩处利用职权大搞幕后交易、操纵市场的腐败分子。被告人王某长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利用其身份形成的便利条件非法获取内幕信息，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买入内幕信息相关股票，非法获利1200余万元，情节特别严重。王某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国家工作人员廉洁性，严重破坏了国家证券交易管理制度和投资者合法权益，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人民法院在严惩腐败犯罪的同时，有力打击了证券期货犯罪，切实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基本案情
1997年至2021年期间，被告人王某利用担任某市市长、某市市委书记、某集团董事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18家单位及个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推进、融资贷款、工作就业等方面提供帮助，单独或伙同他人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800万余元。
2014年2月，A公司发布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公告，拟向何某实际控制的公司等单位非公开发行股票，此次非公开发行后，A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何某。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定函认定，上述事项在公开前属于内幕信息。被告人王某在与何某接触过程中知悉了上述内幕信息。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统计，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王某使用其控制的张某等六人的证券账户买入A公司股票并卖出，盈利金额合计1284万余元。
裁判结果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以受贿罪、内幕交易罪数罪并罚，对被告人王某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并处罚金1900万元；追缴王某违法所得及收益。一审宣判后，王某不服，提出上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七
冯某买卖武装部队证件案
典型意义
维护军人尊崇地位、保障军人合法权益，事关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大局。被告人冯某因民事案件被人民法院限制高消费后，购买伪造的军官证、军人保障卡多次用于乘坐民航飞机，损害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侵犯军人合法权益和军队证件管理秩序，影响国防安全。人民法院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对证件类别进行准确认定，对涉及的关联罪名进行甄别，准确适用法律，以买卖武装部队证件罪对冯某判处刑罚，切实维护司法权威，保障军人合法权益和国防安全。
基本案情
2019年至2021年期间，被告人冯某因不履行民事案件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先后被多家法院下达限制消费令，禁止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
2020年10月，被告人冯某通过他人购买一本伪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证和一张伪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保障卡，并使用虚假军官证乘坐民航班机25次。冯某还通过他人为刘某购买一本伪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证，为费某购买一本伪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证和一张伪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保障卡。
裁判结果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以买卖武装部队证件罪判处被告人冯某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对扣押在案的军官证、军人保障卡及手机予以没收。一审宣判后，冯某不服，提出上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八
陈某等五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系列案
典型意义
产品安全事关国计民生，事关社会大局稳定。该系列案系四川公安侦破，重庆法院审判，川渝协作打击养老诈骗犯罪的典型案件。被告人利用农村中老年消费者信息较闭塞、防骗意识差等特点大肆销售伪劣产品。人民法院依法惩处该类犯罪，彰显了以严的主基调坚持常态化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犯罪，坚决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鲜明态度。
基本案情
被告人陈某等五人系重庆家纺行业资深从业人员，均拥有自己的家纺用品厂。2019年以来，陈某等五人明知中间商在其工厂购买非生活絮用产品冒充新疆优质棉被销售，仍然积极组织生产，并将购买的印有“新疆阿克苏”的胶带、“新疆→重庆棉絮准运单”等标志提供给中间商，以便中间商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以每床50元至200元不等的价格销售给四川、重庆、湖南、湖北、甘肃、陕西、云南、贵州等省市的农村中老年消费者。2019年至2022年案发，该系列案犯罪金额总计1500余万元。
裁判结果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五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至七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一审宣判后，部分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九
冉某等十五人组织卖淫案
典型意义
依法严惩各类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冉某等十五名被告人组织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多名女性偷渡至缅甸，以恐吓、殴打等方式控制并迫使其在缅甸卖淫，造成多名女性怀孕或患性病，并以此获利，不仅严重妨害了国（边）境管理秩序，更严重侵害了良好、健康的社会风俗，对被迫卖淫的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危害。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本案，从严惩处跨国组织境内人员偷渡境外卖淫行为，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彰显司法权威，回应社会关切。
基本案情
2020年6月，被告人冉某偷渡至缅甸经营卖淫场所，陆续邀约、安排其他被告人以务工或旅游等名义诱骗包括18名未成年人在内的20余名女性偷渡至缅甸，采取威胁、恐吓、殴打、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组织、强迫前述女性在其经营的卖淫场所内卖淫，造成多名被害人怀孕或患性病。冉某等人以此获利100余万元。
裁判结果
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以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偷越国（边）境罪、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组织、强迫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对被告人冉某等十五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至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不等刑期，并相应判处没收财产和罚金，对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一审宣判后，部分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十
杨某、蔡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典型意义
医保基金是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国家惠民政策，明知是医保骗保购买的药品，从医保骗保者手中低价收购，加价贩卖，牟取非法利益。有的不法分子还指使、教唆、授意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加价贩卖。此类犯罪活动严重扰乱国家药品监管秩序，危害医保基金正常运行，对医疗资源的科学合理利用，对相关病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极大损害。人民法院严厉打击医保骗保犯罪，坚决斩断犯罪分子伸向医保基金的黑手，为国家医保基金提供了强有力的司法保护。
基本案情
2017年至2020年12月，被告人杨某为牟取利益，在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的情况下，向特病病人黄某（另案处理）、被告人蔡某等低价收购百令胶囊、开同复方α-酮酸片（以下简称“开同片”）、尿毒清颗粒等特病药后，加价出售给重庆市某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药公司”）的蒋某。杨某出售药品金额达2400万余元，非法获利70万元。
2019年11月至2020年12月，被告人蔡某为牟取利益，在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的情况下，从特病病人唐某、赵某等十余人处低价收购百令胶囊、开同片、尿毒清颗粒后，加价出售给被告人杨某，杨某再加价出售给医药公司的蒋某。蔡某收售药品金额达900万余元，非法获利20万元。
裁判结果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被告人杨某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一百四十万元；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被告人蔡某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四十万元。一审宣判后，杨某、蔡某不服，提出上诉。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来源：市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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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非法经营涉烟犯罪典型案例 | 近年来，面对严峻复杂的非法经营涉烟违法犯罪形势，公安部经侦局部署指挥全国公安经侦部门组织侦破一大批涉烟犯罪案件，有效遏制了该类犯罪蔓延态势。
为进一步加强战果展示、强化以案释法，即日起，本公众号将针对涉卷烟、烟用原辅材料、电子烟、走私烟等常见涉烟非法经营犯罪陆续推出系列典型案例分析。
01
典型案例
（一）山东高密王某等人非法经营案
2022年1月，山东省高密市公安局对王某等人涉嫌非法经营罪立案侦查。经查，王某在未取得烟草专卖许可证的情况下，从韩某等上游供货商手中长期购进不同品牌卷烟，利用网络社交媒体进行贩卖。韩某从境外购买卷烟并走私入境，在全国多地设置仓储点并安排人员在生产窝点进行包装，后通过社交平台销售给他人，形成一个涉案人员众多、销售金额巨大的销售团伙网链，涉案金额达1200余万元。
2023年6月，高密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处韩某犯非法经营罪，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同年9月，高密市人民法院判处王某等人犯非法经营罪，分别处一年至五年不等有期徒刑。
（二）云南昆明林某等人非法经营案
2023年6月，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侦破林某等人非法经营案。经查，以林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通过连通境内外非法卷烟销售网络，发展多级代理销售人员并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广告宣传，向全国各地销售成品卷烟，形成一张涵盖走私、仓储、收购、运输、销售的全链条犯罪网络。
截至目前，公安机关共打掉跨省涉烟犯罪团伙3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5人，查获尚未销售的成品卷烟9000余条，非法经营数额达1500余万元。相关涉案人员已被移送审查起诉。
（三）湖北宣恩占某等人非法经营案
2023年6月，湖北省宣恩县公安局对占某等人涉嫌非法经营罪立案侦查。经查，2019年以来，以占某为首的制售假烟犯罪团伙，通过将购买的成品假烟、低档烟进行重新包装加工成各类高档香烟并向全国发售。
目前，公安机关共打掉犯罪团伙5个，抓捕犯罪嫌疑人27人，查处假烟生产加工及仓储窝点10处，查扣各类品牌假冒卷烟45万余支，外包装盒14万余个，各类标签、纸张22万余张，机械设备及模具23套，涉案金额3000余万元。相关涉案人员已被移送审查起诉。
02
法律分析
（一）关于无证生产经营卷烟涉嫌非法经营罪的认定。根据我国《烟草专卖法》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烟草专卖品是指卷烟、雪茄烟、烟丝、复烤烟叶、烟叶、卷烟纸、滤嘴棒、烟用丝束、烟草专用机械。国家对烟草专卖品的生产、销售、进出口依法实行专卖管理，并实行烟草专卖许可证制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违反国家烟草专卖管理法律法规，未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无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特种烟草专卖经营企业许可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等许可证明，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处罚。上述案件中，嫌疑人以牟利为目的，在明知未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许可不得从事烟草专卖品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况下，仍然组织犯罪团伙进行成品卷烟的生产、运输、销售行为，属于从事非法经营活动，扰乱烟草行业市场秩序，且情节严重，其行为均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涉嫌非法经营罪。
（二）关于对嫌疑人在境外设立生产窝点，假冒生产我国正规品牌卷烟在境内销售行为进行打击问题的分析。近年来，随着我国持续保持对涉烟非法经营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原本在国内从事假烟生产的犯罪分子开始将生产窝点向境外转移。犯罪分子将烟叶烟丝、卷烟纸、烟用丝束等烟用原辅材料走私出境，在境外设立生产窝点加工生产我国畅销品牌卷烟，再通过走私入境的方式将假冒卷烟偷运至国内进行销售，严重扰乱我国烟草专卖秩序，如上述山东高密市的案件即属于此种情况。根据我国《刑法》总则规定的管辖原则，对于在我国领域内犯罪的，适用本法；在领域外犯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而假烟犯罪分子在境外大量生产假冒我国品牌卷烟，往往涉案金额巨大，若以非法经营罪论处，法定刑则在五年以上，我国依法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当前我国公安机关国际警务合作渠道畅通，已侦破多起跨境制售假烟案件，实现了对涉境外非法经营犯罪的严厉打击。
（三）关于将低档真品卷烟重新加工、包装成高档成品卷烟涉嫌非法经营罪的认定。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属于涉嫌非法经营罪。我国的烟草专卖监管制度是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的，未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无证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就属于“违反国家规定”。若犯罪情节达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七十一条第一款关于非法经营烟草制品案的立案追诉标准，扰乱烟草市场经营秩序行为，情节严重的，应以涉嫌非法经营罪立案追诉。如湖北宣恩县的案件中，嫌疑人在未取得相关烟草专卖许可证的情况下，将大量拆散的低档真品卷烟重新进行包装加工的行为，已经属于卷烟生产流程中必不可少的“小包成型、条盒条包玻璃纸成型”等工艺流程，其行为已经属于生产、加工卷烟制品的行为，涉嫌违反烟草专卖法律法规且金额巨大，情节严重。非法经营罪的本质特征是生产经营行为违反了国家规定，而不在于经营对象是非合格产品。因此，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将低档真品卷烟重新加工、包装成高档品牌卷烟的行为，无论其成品卷烟的生产质量是否符合质量标准要求，只要生产经营行为未取得相关烟草专卖许可，即应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03
点评
烟草属于国家专营专卖的商品，根据烟草法律法规规定，在未取得相关许可情况下，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运输、储存、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制品，否则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无专卖许可证卖真烟或假烟、有专卖许可证卖假烟都是违法犯罪行为，非法经营烟草制品的行为是包含生产、加工、收购、存储、运输、批发、零售等各个环节的活动，行为人只要实施其中某一环节，即视为非法经营行为的完成。广大消费者应提高警惕、擦亮眼睛、自觉抵制，切勿盲目购买。公安机关对涉烟违法犯罪行为坚持依法从严打击的态度，做到不枉不纵，以更好地维护烟草市场秩序与经营者、消费者合法权益。
来源：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第二分局 |
12 | 2023年“铁拳”行动十大典型案例 | 市场监管总局4月8日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公布2023年“铁拳”行动十大典型案例，案例覆盖食品安全、产品质量安全、侵犯知识产权等多个领域。
一、北京市通州区市场监管局查处北京荣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鞋服案
2023年1月16日，北京市通州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北京荣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鞋服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因当事人行为涉嫌构成犯罪，案件已移送公安机关。
2023年1月13日，通州区市场监管局接到线索，称张家湾镇一库房内有人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服装。通州区市场监管局立即会同公安部门前往现场进行检查。经查，该库房的使用主体为北京荣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丁某于2021年8月租下该库房后，以“老丁鞋库”的名义通过线下和微信群、“抖音”“快手”平台销售服装和鞋类商品。执法人员现场查获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服装共2367件，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运动鞋1282双，涉案金额642万元。当事人行为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违法情形，侵犯了权利人注册商标专用权，且涉嫌构成犯罪，通州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本案涉案财物多、调查链条长，调查取证难度较大。市场监管部门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涉嫌犯罪的疑点，随即启动知识产权行刑衔接工作机制，通报公安机关提前介入，确保证据及时固定和保全，保证了办案力度和效果。
二、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市场监管局查处苏州同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发布虚假违法广告案
2023年8月16日，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苏州同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发布虚假广告、在普通食品广告中宣称保健和疾病治疗功效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款20万元。
2022年11月14日，工业园区市场监管局广告监测发现，苏州同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某电商平台销售产品时宣传“支持心脏健康”“守护血糖健康”“肺动能片”等内容，涉嫌发布虚假广告。经查，当事人销售的是普通商品，未能提供上述宣传的相应依据。调查还发现，2018年4月至2019年12月，当事人在某电商平台通过跨境电商方式销售女性子宫卵巢养护精华、辅酶Q10、HVP水解蛋白铬螯合物、肺健康、褪黑素、精氨酸、白藜芦醇等7款商品，相关食品均未在国内进行保健食品注册或者备案，是普通商品，当事人却宣称其有改善睡眠、缓解体力疲劳等作用，并突出宣传“提升‘精’力”“‘精’力旺盛”等。同时，当事人对宣称的“调整月经、远离心悸、调整血糖、清理肺片、美白、全网累计销售50万+瓶”等内容，也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工业园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本案中，当事人通过跨境电商方式销售普通食品，明知不具备相关保健食品功能、疾病治疗功效，却将相关违法用语嵌在图片中，企图绕过监管部门的打击，在宣传中突出产品某个成分功能，使用夸大、暗示的方法使消费者产生误解。市场监管部门及时进行查处，维护了消费者权益。
三、浙江省平阳县市场监管局查处温州康泰皮业有限公司使用未经检验锅炉案
2023年4月26日，浙江省平阳县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温州康泰皮业有限公司使用未办理使用登记、未经检验锅炉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款20万元。
2023年2月13日，平阳县市场监管局对温州康泰皮业有限公司进行检查，发现在用承压蒸汽锅炉1台，其设计压力为0.09MPa，现场压力表显示压力0.25MPa，水容积6700L，且2个安全阀上压盖6块铁块，当事人无法提供锅炉的检验合格证明。经查，该承压蒸汽锅炉制造单位为宿迁市某锅炉厂，制造日期2022年4月，额定工作压力为1.25MPa。2022年9月2日，该锅炉厂将上述锅炉额定工作压力从1.25MPa低标为0.09MPa，并出具相关资料，2023年2月5日，当事人投入使用该设备并借用外力超额定工作压力运行，上述设备水容积6700L，实际运行压力大于0.1MPa，属于《特种设备目录》中的承压蒸汽锅炉。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平阳县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锅炉广泛应用于食品加工、纺织印染、居民服务、木材和金属制品生产等行业，生产、使用参数标注合法合规、清晰准确的锅炉是经营主体的法定责任，是保障锅炉安全的必要措施。本案的查处，打击了虚标（标低）锅炉设计压力参数、使用未经检验锅炉等违法行为，也为企图通过此类方式逃避监管的经营主体敲响了警钟。
四、安徽省铜陵市市场监管局查处李某等人生产经营添加药品的食品案
2022年7月30日，安徽省铜陵市市场监管局依法查处李某等人生产销售含新型降压药物的压片糖果的违法行为，当事人行为涉嫌构成犯罪，案件移送公安机关。2023年4月23日，铜陵市人民检察院对李某等5人提起公诉。
2022年2月8日，铜陵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根据线索对铜陵市郊区博春堂大药房进行检查，发现该药房宣称其销售的普通食品“参杞压片糖果”具有控制血压的功能。经检测，上述压片糖果中含有美托拉宗、阿齐沙坦等5种新型化学降压药物。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已涉嫌构成犯罪，铜陵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并与公安机关成立了联合专案组开展调查。2023年1月11日，联合专案组分赴河南南阳、河北石家庄、安徽亳州等地进行侦办，捣毁窝点1处，对组织生产销售的李某等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2023年3月24日，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本案中，市场监管部门借助检验检测技术，及时发现不法分子在食品中非法添加的新型降压药物，锁定其违法犯罪事实，并快速联合公安机关重拳出击，有力打击了食品领域的违法行为。
五、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市场监管局查处厦门富泰华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未经许可从事锅炉生产案
2023年7月21日，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厦门富泰华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未经许可生产锅炉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02万元、罚款10万元。
2023年5月31日，海沧区市场监管局根据线索，依法对厦门富泰华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检查，发现当事人售出的3台蒸汽发生器额定压力均为0.7MPa、水容积均超过30L，与其合格证标注的参数不一致。经查，当事人共向某胶合板厂、某实业有限公司、某木制品厂销售了3台标示额定容积为29.5L的蒸汽发生器，这3台蒸汽发生器均由当事人生产设计、安装和现场调试。根据检测机构出具的《使用单位水容积测试报告》，上述3台蒸汽发生器测试水容积远超30L且额定蒸汽压力大于等于0.1MPa，属于《特种设备目录》范围内“锅炉”，当事人须取得相应特种设备生产许可才能生产。截至案发，当事人未取得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违法所得1.02万元。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十八条规定，海沧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本案中，当事人为逃避特种设备生产许可等法定监督管理，将危险性较大、应当纳入特种设备监管的锅炉产品的参数虚标造假，属于典型的“大容小标”行为，可能导致使用者忽视锅炉使用中的真实风险，不按照锅炉的安全管理要求使用设备，带来安全隐患。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查处锅炉“大容小标”等违法行为，预防和减少锅炉事故的发生。
六、河南省洛阳市市场监管局查处洛阳奥吉通奥霖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利用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权益案
2023年3月17日，河南省洛阳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洛阳奥吉通奥霖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利用合同格式条款免除自己因违约应承担的责任、排除消费者解释条款权利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款1万元。
2022年12月27日，洛阳市市场监管局在监督检查时发现，洛阳奥吉通奥霖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消费者签订的车辆购销合同交付条款含有“如买方所定车辆不是现车，车辆到店当日，卖方应通知买方到店提车，买方须在车辆到店三个工作日内办理提车手续，否则将视为买方违约，由买方承担违约责任，所定车辆交由卖方全权处理”“除不可控力因素外，如延迟交车超过九十天，双方自动解除合同，由于自然灾害、战争、罢工等不可抗拒的原因以及国家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或者由于厂家出车安排或运输途中出现的卖方无法控制的原因造成不能交车或延期交车的，卖方可免除违约责任”“以上条款解释权归洛阳奥吉通奥霖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等内容。经查，当事人于2022年3月份开始使用上述合同，共印制800份，至案发时已使用286份。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洛阳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市场交易讲究诚实守信、公平公正，部分经营者通过合同格式条款免除自身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的违法行为严重破坏良好的市场消费环境。市场监管部门将继续加大对此类违法行为的查处，让消费者敢于消费、放心消费。
七、重庆市荣昌区市场监管局查处郭某经营未经检验检疫的盐渍毛肚案
2023年7月5日，重庆市荣昌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郭某经营未经检验检疫的盐渍毛肚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未经检验检疫的盐渍毛肚10吨，罚款210万元。
2023年2月初，荣昌区市场监管局接群众举报，称荣昌区某废弃小学内有人在储存、销售可疑毛肚。执法人员随即联合公安机关开展现场突击检查，当场查获当事人郭某经营的10吨盐渍毛肚，当事人不能提供供货商资质证明及毛肚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涉案货值达30万元。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荣昌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使用未经检验检疫的食品原料生产加工食品，可能存在重大的食品安全风险，严重威胁人民群众健康安全。市场监管部门始终坚持严厉打击此类违法行为，坚守食品安全底线。
八、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区市场监管局查处四川欣瑞祥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发布虚假违法广告案
2023年6月26日，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四川欣瑞祥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发布虚假广告、在化妆品广告中宣称疾病治疗功能和使用医疗用语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款55万元。
2022年10月，新津区市场监管局收到投诉举报称，四川欣瑞祥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涉嫌发布虚假广告，同时，其销售的一款消毒产品的广告宣称有疾病治疗功效。经查，自2022年起，当事人通过自建网站、APP以及小程序销售化妆品“甘康源活化能精华液”和消毒用品“甘康源牌修护凝胶”，在产品宣传页面上，对“甘康源活化能精华液”宣称“传统中医疗法……有效治疗预防青春痘、牛皮癣、过敏等恶性皮肤病”，并宣称“深层排毒，激活细胞……加速眼周血液循环，减小眼袋，改善黑眼圈”，对“甘康源牌修护凝胶”宣称“产品功能：回春抗老 紧致肌肤 助眠排毒 减肥增发 调节体内荷尔蒙平衡 增加性欲 改善关节”“小位置 大作用”“不需要打针吃药，不需要按摩手法，只需要将修复凝胶涂抹于手腕处即可！”“成分HGH具有十大功效：1.可以使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重新生长一次；2.增强机体的免疫力……5.消除皱纹、保持皮肤细致光滑……8.降血脂、胆固醇；9.使毛发再生，使白发变黑，改善发质，减少脱发；10.增强骨质密度，防止骨质疏松症，防止老年性骨折发生。”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的规定，新津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本案中，当事人在广告宣传中将普通化妆品、消毒用品包装成“神药”，向消费者传递错误信息，可能耽误患者最佳治疗时间，严重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市场监管部门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等，依法依规对其进行处罚，有力打击了违法行为，维护了消费者权益，规范了市场秩序。
九、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市场监管局查处贵州博大科技学校白云分校采购食品原料未履行进货查验义务案
2023年4月7日，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贵州博大科技学校白云分校采购食品原材料未履行进货查验义务且未在规定时限内进行整改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款3.6万元。
2023年3月13日，贵阳市白云区市场监管局在贵州博大科技学校白云分校（在校师生3000人）食堂开展执法检查时发现，当事人在采购食品原材料时未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制度、未查验供货者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执法人员现场下达《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要求当事人于2023年3月17日前进行整改。3月20日，执法人员到当事人食堂复查发现，当事人未在规定时限内按要求进行整改。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白云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本案当事人为职业学校，就餐群体庞大集中，校园的食品安全不仅直接关系到广大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关乎教育教学秩序和社会和谐稳定。市场监管部门对当事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是对当事人的一次有力震慑，督促其依法合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切实保障师生合法权益，同时也警示其他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进一步增强食品安全意识。
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市场监管局查处金蓝宏化肥有限公司伪造产地生产、销售化肥案
2023年3月2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市场监管局依法查处金蓝宏化肥有限公司伪造产地生产、销售化肥案，当事人涉嫌构成犯罪，案件已移送公安机关。
2023年3月6日，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市场监管局依法对金蓝宏化肥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现场发现当事人正在组织工人从事化肥灌装，并将印有“滴灌一铵、云南凯丰化肥有限公司、云南昆明官渡区关通路6号”的化肥包装袋进行封口，另在成品堆放区发现硫酸钾化肥等化肥成品558.2吨。经查，云南凯丰化肥有限公司不具备硫酸钾化肥外包装袋标明的曼海姆法生产设备及工艺。当事人在化肥外包装标明其他企业厂名，涉嫌伪造产地，涉案化肥货值共计199.93万元。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条和第三十条的规定，已涉嫌构成犯罪，巴州市场监管局依法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化肥，严重危害农民切身利益和国家粮食安全。此案的查办，警示生产经营主体自觉规范生产经营行为，形成了有力震慑。
来源：市说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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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粤闽桂琼四省（区）法院联合发布红树林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 今天，广东、福建、广西、海南四省（区）高级人民法院在湛江召开红树林司法保护研讨会，并联合发布首批红树林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案例涵盖刑事、民事、行政、执行等类型，涉及非法狩猎、非法采矿、非法占用农用地、污染环境、农业承包合同、非诉行政行为执行审查等内容，充分体现了四省（区）法院切实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以高质量司法保护红树林生态环境安全，积极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司法新实践。
01
余某诉雷某租赁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余某与雷某于2020年9月就位于湛江廉江市高桥红树林附近虾塘签订养殖租赁合同，租期五年，但雷某仅支付了第一年的租金，未支付2021年9月至2022年12月期间租金。余某曾多次要求收回虾塘，均被雷某以租约未到期为由拒绝交回。2023年5月，余某起诉请求法院判决雷某返还虾塘并支付拖欠的租金。雷某主张其受疫情影响，海虾养殖不景气，暂时无法一次性付清拖欠的租金，请求分期支付。在本案调解过程中，承办法官发现雷某及部分养殖户存在私自开挖扩大虾塘围堤侵占红树林保护区、养殖排放不规范等情况，极有可能对红树林生长造成隐患。
处理结果
广东省廉江市人民法院高桥红树林巡回法庭深入红树林现场公开调解。经调解，本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在解决纠纷的同时，法官对雷某及部分养殖户随意开挖扩大虾塘堤坝、养殖排放不规范等行为予以严正批评，指出其行为不仅会危及红树林生长，也会影响红树林防风固土作用，不利于养殖业的长期良好发展，提醒养殖户增强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
典型意义
高桥红树林保护区坐落于“红树林之城”广东湛江，是我国面积最大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承办法官深入红树林现场开展庭前调解，为保护区周边群众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以案释法“普法课”，带动当地居民自觉保护红树林，达到了“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良好社会效果，为护航红树林的生态健康提供了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02
洪某某非法狩猎案
基本案情
2021年12月15日，被告人洪某某在湛江市沈塘镇、太平镇某村红树林附近等区域，使用多功能远程扩音器播放鸟叫声以及使用脚套、网袋等工具诱捕了5只鸟，当天即被公安机关抓获。经鉴定，该5只鸟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白胸苦恶鸟。
裁判结果
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洪某某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非法狩猎野生动物，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非法狩猎罪。洪某某归案后如实供述罪行，自愿认罪认罚，且未造成狩猎的5只白胸苦恶鸟死亡，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判处洪某某拘役三个月，缓刑五个月，扣押的远程扩音器、脚套、网袋等作案工具予以没收。
典型意义
“三有”保护动物，即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相关规定，在禁猎区使用禁用工具、方法进行狩猎，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本案依法惩治破坏红树林保护区生物多样性违法犯罪行为，教育引导公众珍爱野生动物，维护红树林湿地生态平衡。
03
深圳市福田区检察院诉市城管局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某单位自2013年起未经批准违法占用深圳市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红线内795平方米用地，毁坏绿地建立营房、铺设水泥地面等，市城管局经多次协调未果，于2016年11月8日对某单位未经批准占用保护区红线面积的违法行为立为行政案件调查处理。2016年12月19日，福田区人民检察院以公益诉讼人身份向盐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要求确认市城管局对自然保护区红线用地被非法侵占的情形怠于履行职责的行为违法。诉讼期间，某单位占用保护区红线范围内的板房、车棚、混凝土场地等人工设施于2016年12月被拆除，至2016年12月27日，被占用土地已经复绿。
裁判结果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某单位自2013年起未经批准违法占用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红线内795平方米用地，毁坏绿地建立营房、铺设水泥地面等，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六条关于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砍伐、开垦等活动的规定。市城管局虽在2016年9月向市政府请示并在同年10月召开协调会议解决，但直至公益诉讼人发出《检察建议书》后才于2016年11月8日立案处理，致使保护区红线范围内部分用地长期被侵占、生态环境资源被破坏、公共利益受侵害的状态长期持续而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属于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鉴于市城管局在诉讼期间已经履行监管职责、被破坏的涉案用地绿地功能得到恢复，公共利益受危害的后果已经消除，判决其继续履行职责已没有意义，故判决确认市城管局对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线范围内用地在2013年至2016年期间被非法侵占怠于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为违法。
典型意义
2023年9月6日，我国关于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的区域动议提案获得《湿地公约》常委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标志着全球首个“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落户深圳。本案是深圳福田红树林湿地环境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对保护红树林保护区生态环境，保障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
04
崔某增等非法占用农用地案
基本案情
2013年1月，崔某增承包了湛江某海滩开发修建养殖塘。为扩大生产经营，崔某增伙同崔某家于2012年底至2014年初期间，在开发合同约定的位置新修建了4口养殖塘，非法占用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林地105.5亩，造成该林地被大量毁坏。2022年7月底，崔某增、崔某家按照湛江市林业科学研究所编制的作业设计方案，复耕复绿种植本土红树林82亩，包括秋茄、红海榄和白骨壤共计苗木2万4千多株，完成涉案红树林湿地的种植修复工作，并于同年12月5日经验收合格。
裁判结果
广东省雷州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崔某增、崔某家为获取非法利益，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农用地105.5亩，其中林地面积60.9亩，改变被占用林地的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该林地大量毁坏，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应依法惩处。鉴于被告人崔某增、崔某家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及同案人的罪行，自愿认罪认罚，被告人崔某家自动投案自首，雷州法院依法从轻处罚。又鉴于被告人崔某增、崔某家积极复耕复绿，雷州法院酌情从轻处罚，各判处崔某增、崔某家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中，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打击侵害红树林犯罪行为，让破坏生态环境者付出代价，同时从修复受损红树林湿地环境的根本目的出发，考虑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积极种植修复的实际情况从轻处罚，推动被破坏的红树林湿地得到有效修复，让守护“红树林之城”逐渐成为全民共识和行动自觉。
05
袁某刚、晋某俊非法采矿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22年3月8日，被告人袁某刚雇佣被告人晋某俊，未经许可在某海域向非法采砂船过驳运输海砂6790.50立方米，价值人民币393849元。经评估，海域生态服务功能损失价值为15817.90元。因该案无法对海域生态进行原地修复，福建省云霄县人民检察院聘请公益诉讼技术官，对鉴定意见中的修复方案的时效性、经济性、可行性和费用进行论证，认为补植红树林替代修复更具经济性和可执行性，相关补植方案费用合计135000元。针对补植红树林的特殊性，云霄县人民检察院委托漳江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提出补植建议。
庭审中，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袁某刚、晋某俊提交了第三方机构出具的红树林补植方案，云霄县人民法院聘请闽西南协同发展区生态环境审判技术调查官库成员、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教授陈鹭真担任技术调查官，对方案进行论证，建议明确红树林的种植物种、苗龄、种植密度和种植时间，细化费用项目，确定技术指导单位和验收监管单位。
裁判结果
经福建省云霄县人民法院主持调解，云霄县人民检察院与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由袁某刚、晋某俊共同预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135000元，用于委托第三方机构补植红树林，并在生态环境审判技术调查官的建议下与第三方机构签订委托种植红树林的合同，经生态环境审判技术调查官论证，该补植方案预计未来三年内可增加38吨蓝碳碳汇量。最终，云霄县人民法院以非法采矿罪判处被告人袁某刚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判处被告人晋某俊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一万元。一审判决已经生效。
典型意义
本案系全国首例运用“检察公益诉讼技术官+法院生态环境审判技术调查官”审结的涉生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因本案系海域非法采砂，原地修复难度大且可能造成二次污染，若根据鉴定机构意见，采用异地海滩回填海砂的修复方案还需要前期评估费、论证费、勘察费等多项间接费用，且本案海砂已被依法处置，无法回填。通过法检两家共同引入技术支持力量，采取补植红树林的替代性修复方案，修正鉴定报告的部分意见，对被破坏环境的修复提出更科学更可行更经济的方案，有效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对类案审理具有参考借鉴意义。本案还创新运用“造林增汇”蓝碳修复模式，因本案被破坏的海洋环境无法原地修复，通过委托第三方异地补植红树林，有效提升红树林增汇能力。为确保补植红树林修复方案得以实施，云霄县人民法院、云霄县人民检察院与漳江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签订“漳江口红树林蓝碳司法生态修复示范基地共建协议”，由保护区管理局划定相关区域作为碳中和示范林，并为被告委托的第三方机构提供技术指导，进一步推进蓝碳司法保护与生态修复。
06
郑某元等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9年至2021年3月间，被告人郑某元及其子郑某平（另案处理）擅自在泉州台商投资区洛阳镇白沙村海江大道开辟三个地块，大肆招揽他人前来倾倒生活垃圾和工程渣土等建筑垃圾。被告人庄某东、黄某源、郭某平等人亦先后参与该犯罪行为。涉案人员共收取垃圾倾倒费用人民币近百万元，从中牟取巨额非法利益。经测算和评估鉴定，案涉倾倒垃圾区域地块面积达56003.5平方米，垃圾总填方达152234.2立方米，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经混合倾倒、填埋，其中多种重金属和无机物因子含量超过基线水平，对土壤环境造成污染，后期清理涉案垃圾废物费用达9997219.91元。
裁判结果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郑某元、庄某东、黄某源、郭某平违反国家规定，未经许可擅自倾倒生活垃圾和建筑废土，造成公私财产损失达一百万元以上，构成污染环境罪，属情节严重。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郑某元提供场地并收取费用，被告人庄某东、黄某源积极联系、组织他人倾倒垃圾、废土，应当按照各自参与的犯罪部分进行处罚。被告人郭某平起辅助作用，是从犯。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和悔罪表现，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至二年八个月不等，并处罚金、追缴违法所得，同时判决郑某元及相关责任主体在各自应承担的范围内赔偿污染环境造成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9929151.82元、鉴定费用270000元。宣判后，部分被告人不服，向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裁定已经生效。
典型意义
泉州湾河口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亚热带河口滩涂湿地的典型代表，被列入亚洲重要湿地和中国优先保护生态系统、中国重要湿地、中国重点鸟区。保护区内湿地生态环境类型多样，生物多样性丰富，有原生红树林，也有东南沿海人工恢复面积最大的集中连片红树林，还有水鸟繁殖区、盐地鼠尾粟群落、基岩海岸等。本案垃圾倾倒区域位于泉州湾洛阳江畔，紧邻泉州湾河口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涉案人员长期大量违规倾倒未经处理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不仅造成土壤和水污染，也直接威胁到泉州湾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特别是洛阳江原生红树林，破坏周边湿地自然生态景观和海丝文化景观。该案被列入公安部“昆仑2021”专项行动挂牌督办案件。案件审理法院在查明案情、分清责任的基础上，依法从严从重判处被告人自由刑及罚金刑，同时准确贯彻损害担责、全面赔偿原则，判决相关涉案人员依法连带承担环境修复等费用，有力彰显了人民法院以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推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司法担当与价值导向。同时，针对案件反映出的市容环境卫生执法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中的短板问题，审理法院还向市、区两级相关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司法预警4件，建议及时组织清运处理案涉固体废物以免污染扩大，改进市容环境卫生监督巡查方式方法，完善群众投诉举报机制等。相关部门积极采纳司法建议，及时组织清运案涉固体废物，并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完善工作机制，堵塞管理漏洞，规范执法行为。本案的审理，实现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生态效果的较好统一。
07
陈某平诉某村委会、某村委会第二十小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04至2006年，陈某平陆续向某村委会第二十小组承包位于九龙江新围的水域滩涂，合计承包21.3亩。2006年初，陈某平筑堤围垦，将水域滩涂开发成五口虾池用于养殖对虾。2020年8月，漳州市人民政府对九龙江禁养区滩涂养殖清退整治，并依法进行补偿。作为承包方的村民与作为发包方的村委会、村委会第二十小组因补偿金如何发放和分配问题产生了纠纷。2021年，陈某平诉请某村委会支付退养补助金人民币235989元，并要求某村委会第二十村民小组对上述款项在清偿不能的情况下承担赔偿责任。九龙江沿岸村庄类似纠纷层出不穷，清退工作一度受阻。
庭审过程中，争议双方对沿海农民滩涂集体产权如何界定，退养补助金性质、补偿对象、分配比例以及本案是否属于民事诉讼范围分歧较大。法院主动向政府发函了解到此次退养补助系对养殖池构建成本的补助。发包方及承包方对清退前的养殖池均有投入，但围垦养殖已久，双方对投入成本均难以举证。本案存在事实认定障碍，若就案办案难以平息纠纷。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法院及时将这批案件标注为涉蓝碳案件，交由蓝碳司法保护巡回办案点的专门审判团队经办。审判团队在征询双方意见后，引入蓝碳司法调解员，着手开展调解工作。
处理结果
审判团队基于双方合意、投入的成本、承包合同约定，让双方当事人参考当地惯例就退养补助金分配比例达成一致调解意见。同时，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法院启动蓝碳协同保护工作机制，主动介入清退工作，推动辖区水域滩涂禁养区养殖清退面积约3300亩，涉及九龙江红树林保护区沿岸的十余个村庄，并协助完成145户养殖户的退养协议的签订。
典型意义
九龙江口系红树林生长区，红树林是三大滨海蓝碳生态系统之一。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法院以该案为切入点，启动蓝碳司法保护“C+”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司法引领、规范、推动作用，切实服务保障漳州建设现代化滨海城市。一是“C+专业审判”。及时将这批案件标注为涉蓝碳案件，交由蓝碳司法保护巡回办案点的专门审判团队经办，主动向政府发函，了解蓝碳政策文件，主动释法析理。二是“C+三员联动”，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法院引入蓝碳司法保护联络员、监督员、调解员进行纠纷摸排，反映清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时研判解决，靠前化解涉碳纠纷，加强诉源治理。三是“C+协同保护”。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法院以红树林司法保护示范点为平台，与龙海区涉生态行政部门召开联席会议，进行多方会商，提供嵌入式的司法精准服务，就动员宣传、公告公示、精准测绘、造价评估等前期工作提供司法意见及法律风险评估，进一步推动生态环境监管和蓝碳综合治理。
08
许某等非法占用红树林林地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6年始，防城港某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许某虚构其合作开发码头项目，骗取他人钱款用于个人消费。杨某某经人介绍认识许某，许某告知其码头项目需要大量土石方填海。杨某某和许某签订协议。后杨某某经人介绍认识广西某建筑公司法定代表人邓某某，当时其承包港口区某安置房工程弃土运输。杨某某以防城港某置业公司名义与广西某建筑公司邓某某签订《土石方工程合作协议书》。签订协议后，在明知占用红树林地需要办理林地审批手续而未办理的情况下，杨某某、邓某某雇佣工程车从某安置房工程处装运弃土到许某指定的所谓码头项目海域填放，造成沿海湿地13.15亩红树林林地被毁。2022年4月1日，港口区检察院依法向港口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因本案中存在案涉区域红树林植被及生长环境遭受到严重破坏急需修复，但因案件侦办、审查、诉讼导致无法及时修复的现实冲突，港口区自然资源局积极履职进行统一修复并已逐渐恢复案涉区域红树林生态环境。港口区检察院根据修复红树林地支付的资金请求判令侵权人依法连带承担清除污染产生的清运土石方费用、修复生态产生的补种红树林费用，并进行公开赔礼道歉。
裁判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三被告在无林地、用海审批手续情况下，非法占用林地，导致大量红树林林地毁坏，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并应承担共同侵权的连带赔偿责任。判令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许某、杨某某、邓某某连带赔偿清除被毁红树林地污染产生的清运土方费用、补种红树林费用1735048.2元，并在防城港市新闻媒体上进行公开赔礼道歉。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近年来，随着南方沿海地区经济建设发展，土石方工程施工填埋红树林湿地造成红树林大面积死亡情形时有发生。人民法院从修复受损红树林湿地环境的根本目的出发，采纳检察机关提交的证据材料和专家意见，合理认定补种株数，充分考虑红树林生态环境有效修复，合理确定修复范围和修复内容，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既契合红树林湿地保护的特殊性，又考虑到刑事被告人实际情况。在执行过程中，人民法院、检察机关、行政机关共同督促实施，促进红树林及时有效修复。该案于2023年入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09
某基金会诉合浦县某石场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6年，合浦县沿海的公馆、闸口、白沙三镇一带海岸因滥采矿石造成红树林湿地植被破坏、水体污染、土壤破坏、水土流失、生物量减少等生态环境破坏，某石场为其中一家采矿企业。某石场的开工建设及爆破作业，损害了石场周边地区及海岸线的生态环境。某基金会提起本案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某石场停止对案涉石场占地范围及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破坏侵权行为并修复案涉地区的生态环境，赔偿上述区域内生态环境破坏至修复期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损失等。经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广西海洋环境与滨海湿地研究中心评估、鉴定，某石场建设及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对红树林生态服务功能造成损失价值1238300元，填埋红树林及非法填海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2808000元，对大气环境排放温室气体造成的损害价值为6900元，某石场应赔付生态环境损害价值合计4053200元。某石场应恢复生态环境至采矿前的虾塘状态（可恢复86%），包括对简易公路进行生态绿化，对采坑安全防护等方面，共需投资2186400元。
裁判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某石场取得采矿许可证后，未按规定办理完善安全生产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及矿山用地手续就开工建设，对其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应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某基金会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判令某石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按照《合浦县白沙镇某石场环境影响评估鉴定报告》表述的具体修复方案完成对遭受其破坏的环境的修复，并由合浦县自然资源局负责监管。逾期未修复的，由该局负责指定具有专业资质的机构代为修复，产生的修复费用由某石场按照鉴定报告中确认的2186400元承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两个月内赔偿因案涉环境受到破坏至生态环境恢复原状期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损失合计4053200元，该款汇入北海市财政局设立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基金账户内，由该局负责监管并用于修复被损害的生态环境，不得挪作他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在国家级媒体上就其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某基金会差旅费11617元。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合浦县分布有全国连片面积最大的天然红海榄林，是我国大陆海岸发育好、连片程度高、结构典型、保存完整的天然红树林分布区。粗暴无序的海岸矿产开发，严重破坏了合浦县沿海一带海岸的生态环境，红树林严重被毁，红树林净化海水、固碳储碳等重要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人民法院依法严厉打击非法采矿行为的同时，坚持恢复性司法理念，将恢复生态系统摆在首位，既判令违法者修复生态环境，又判令其赔偿生态环境破坏至恢复期间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同时明确相关判赔款项汇入财政部门设立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基金账户，并由相关部门监督款项的“专款专用”，确保案涉生态环境得到及时有效修复，尽最大可能恢复红树林群落生态服务功能。
10
胡某某等非法采海砂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胡某某长期非法在防城港市防城区茅尾海9号标灯桩附近利用抽砂船开采海砂。2016年至2020年，胡某某将非法开采的海砂3986立方米卖给管某某。管某某明知该海砂是胡某某非法所得仍予收购，并向胡某某转账支付购砂款562000元，共同破坏茅尾海海域的生态环境资源，致使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遭受到严重损害。经鉴定，胡某某非法采砂并出售给管某某，对防城港市防城区茅尾海9号标灯桩附近海域造成的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损害价值为658635.9元，其中矿产资源损失价值为562000元、海洋生物资源损害价值为83003.7元、水污染补偿费为13632.2元。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胡某某、管某某连带赔偿以上矿产资源损失费用、海洋生物资源损失及水污染补偿损失费用，并承担本案鉴定费20000元。
裁判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胡某某违反国家法律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砂，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构成非法采矿罪，管某某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收购，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胡某某的非法采砂行为及管某某的收购行为共同造成环境生态资源的损害，应连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判令胡某某、管某某连带赔偿矿产资源损失562000元、水污染补偿费13632.2元、海洋生物资源损失83003.7元，共同承担鉴定费20000元。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案涉区域位于入海河流茅岭江出海口及茅尾海海域内，该区域密集生长红树林，毗邻茅尾海自治区级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案涉非法采海砂行为不仅会引起局部海底地形塌陷，进而导致红树林倒伏和损坏，还会产生大量悬浮物，从而在红树林生长区域形成淤泥层，覆盖堵塞红树林气根，影响其生长。本案依法严惩非法采海砂行为，充分展现了人民法院对红树林的预防性保护。鉴于茅尾海位于北部湾海域的半封闭内海，由钦州市、防城港市共同管辖，为加强对此类事件的防范化解与协同整治，人民法院积极推动与相关单位建立联抓共管机制，促使案涉海域沿岸得到有效修复。茅尾海海域、茅岭江流域非法采砂问题整治工作入选广西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督查整改看成效”正面典型案例。
11
梁某某等七人分别诉某市执法局、某市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拆除、恢复原状及行政复议案
基本案情
1992年4月，某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建立某县自然保护区的通知》，确定在某市设立包括新英湾红树林保护区在内的22个自然保护区。七原告未经许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在某市新英湾红树林保护区范围内人工挖掘池塘从事水产养殖活动。2021年5月，某市人民政府审议通过了《某市2021-2022年水产养殖分类整治方案》，明确2021-2022年须完成本市禁养区清退工作及限养区、养殖区的尾水治理工作。七原告的养殖池塘在该方案附后的《水产养殖禁养区核查名单》之列。
整治期间，新州镇政府工作人员多次告知七原告其养殖池塘位于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禁养区范围内，按照方案应及时与政府签订退养协议。但七原告认为奖励金太少，不愿签订退养协议。2021年10月，某市执法局正式立案调查，七原告亦拒绝配合现场勘察。同年11月，某市执法局经依法调查终结后分别向七原告作出《责令限期拆除、恢复原状决定书》（以下简称涉案《决定书》），认定七原告在新英湾红树林保护区内挖塘建设涉案水产养殖池塘，违反了《海南省红树林保护规定》第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责令七原告在15日内自行拆除涉案养殖池塘并恢复原状，否则将依法组织拆除。
七原告对涉案《决定书》不服，提起行政复议。2022年3月9日，某市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某市执法局的涉案《决定书》。2022年2月，某市执法局向七原告送达《限期拆除催告书》，要求七原告在收到催告书后3日内自行拆除涉案养殖池塘，但截至2022年9月开庭时，涉案养殖池塘仍在养殖中，未被拆除。七原告均不服某市执法局作出的涉案《决定书》及某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某市执法局上述涉案《决定书》及某市人民政府上述复议决定。海口海事法院作出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七原告的诉讼请求。七原告分别提出上诉，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结果
海口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海南省红树林保护规定》第十四条第三款明确规定：“禁止在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和保护林带内捕捞、采药、毁林挖塘、填海造地、围堤、开垦、采石、烧荒、采矿、采砂、取土及其他毁坏红树林资源的行为。”该规定第十二条也明确禁止在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内从事畜禽饲养、水产养殖等活动。原告在未取得海域使用权证和养殖许可证的情况下，在新英湾海域挖塘建设养殖池塘，进行水产养殖至今。从原告养殖池塘的勘测定界图与某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局部图、《新英湾红树林保护区养殖图斑位置图》等资料进行套图比对的结果看，可以确定涉案养殖池塘处在新英湾红树林保护区的禁养区范围内。被告某市执法局根据《整治方案》以及某市资规局和某市农业农村局移送的资料，对原告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通过勘验现场、调查询问等措施，进一步查明原告建设的涉案养殖池塘处于新英湾红树林保护区的禁养区范围内，且原告拒绝退出该禁养区，至法院开庭时仍在养殖。涉案决定认定事实清楚。
原告主张其挖塘建设养殖池塘属于合法使用和经营行为，且是某市人民政府大力倡导鼓励发展海滩涂经济的经营行为。对此，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海域，必须取得海域使用权证，且应缴纳相应海域使用金。《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一条规定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需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核发养殖证。涉案原告并未取得海域使用权证和养殖许可证，系违法使用海域滩涂。政府主管部门未及时查处其违法行为，并不能否定原告行为的违法性。某市人民政府在1998年时鼓励全民所有制单位、集体所有制单位和个人充分利用适于养殖的水域、滩涂，发展养殖业，也是在合法的前提下的提倡，政府鼓励发展养殖不等同于政府放任养殖户不经任何法定审批程序随意开发养殖。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应支持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助力海洋生态环境改善优化。本案中当事人未经许可在红树林保护区内从事生产养殖活动违反了《海南省红树林保护规定》的相关规定，执法局依法责令限期拆除、恢复原状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当事人虽主张建设养殖池塘系响应政府号召所为，但并不能据此否定其相关行为的违法性。发展海洋经济的同时必须要兼顾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对于破坏红树林的行为，人民法院要给予否定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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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与海南某派机械设备公司非诉行政行为执行审查案
基本案情
根据文昌市林业局《关于对非法破坏红树林资源行为进行查处的函》，申请执行人于2022年5月20日到文昌市会文镇冯家湾进行检查。经查，被执行人毁坏了纬二路内排水沟两旁的红树，根据《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海南省红树林研究院）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报告及被执行人承认的事实，毁坏标段总长度为278.93米。另根据上述司法鉴定报告，推算出被破坏红树林株数为179株树。被执行人承认其存在未经批准擅自毁坏红树林的行为。被执行人上述行为违反了《海南省红树林保护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根据《海南省红树林保护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申请执行人于2022年9月13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被执行人作出如下处罚：1.责令海南某派机械设备公司补种被毁坏株数十倍的红树林树木，即1790株；2.处每株500元的罚款，即罚款人民币89500元。被执行人收到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后，既未申请行政复议，也未提起行政诉讼。经申请执行人依法催告后，被执行人仍未履行该《行政处罚决定书》所确定的义务。综上，申请执行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向法院申请强制被执行人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项下的内容。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9日作出行政裁定：一、准予强制执行文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即：1.责令海南某派机械设备公司补种被毁坏株数十倍的红树林树木，计1790株（由文昌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2.处每株500元的罚款，即对被执行人海南某派机械设备公司强制执行罚款89500元。二、本案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海南某派机械设备公司承担。裁定作出后，申请执行人未申请复议，该裁定发生法律效力。
审查结果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执行人作为政府综合执法部门，有权对被执行人非法毁坏红树的行为进行调查、处罚，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该行政处罚决定已发生法律效力。被执行人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亦未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的义务，申请执行人经催告后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应予以准许。另，申请执行人主张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强制执行的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之规定，应予以准许。
典型意义
红树林具有防风抵浪、保护生物多样性等重要作用，并有“第一道海岸线”的美誉。本案中，被执行人未经批准擅自砍伐红树林，造成大量红树林毁坏、丧失，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申请执行人文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被执行人进行行政处罚，责令海南某派机械设备公司补种被毁坏株数十倍的红树林树木，有助于促进当地红树林植物的生长和生态系统的恢复。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此类申请强制执行行为裁定准予强制执行，依法追究破坏者的法律责任，彰显了人民法院坚决打好“严厉打击+生态恢复”组合拳的决心，引导群众树立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自觉承担起保护红树林的责任，守护好海南自贸港的绿水青山。
审核：黄慧辰
编校：利玥漾 |
12 | 关注！北京朝阳法院发布侵犯著作权典型案例 |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网络犯罪案件审判白皮书，通报该院近五年审结的网络犯罪案件情况及一批典型案例。其中，陈某通过技术手段抓取内容供他人免费阅读、引流获利，构成侵犯著作权罪案件引发关注。
在该案中，2018年至2019年，陈某等人通过技术手段抓取他人享有著作权的数十万部文字作品后，放在自行开发的APP平台供他人免费阅读，以此吸引流量，推广广告盈利300余万元。四被告人后赔偿被害单位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朝阳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他人文字作品，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三年六个月不等，罚金五十万元至一百二十万元不等。
朝阳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互联网时代，网络成为作品传播的主要途径，掌上阅读是人们获取精神食粮的新方式。与此同时，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技术手段抓取网络文学作品放置在自己的网络平台供他人免费阅读、引流获利，已经成为互联网时代侵犯著作权的一种常见手段。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该案在定罪量刑的同时，还对各被告人判处高额罚金，是依法严厉打击网络侵犯著作权行为的体现，有利于规范著作权传播秩序，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促进文化领域社会治理能力提升。（赵瑞科）
（文章来源：中国知识产权报 原标题：北京朝阳法院发布侵犯著作权典型案例）
（编辑：晏如 责任编辑：吕可珂 审校：崔静思）
（中国知识产权报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
12 | 江苏警方公布10起网络谣言典型案例 | 民主与法制网讯（□钱志荣 管战兵 通讯员苏宫新）2023年年底，公安部部署开展打击整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以来，江苏公安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公安部统一部署，持续强化线索摸排、案件侦办、综合治理工作力度，依法严厉打击涉虚假警情、热点事件、经济民生等领域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切实维护网络空间秩序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截至目前已侦办网络谣言类案件1670起。现将今年以来查处的10起典型案例公布如下：
案例1：南京孙某、苏州李某等人编造传播“义务教育改革缩短学制”网络谣言案。今年1月4日，南京孙某、苏州李某等人为达博取关注和提高楼盘销量等目的，编造传播“义务教育改革缩短学制”“高中纳入义务教育，南京在玄武区试点”等谣言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扰乱公共秩序。孙某、李某等7人已被公安机关分别予以行政处罚。
案例2：南通杨某编造“外甥在巴黎丢寒假作业”网络谣言案。今年2月17日，杨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在某网络平台“小学生寒假作业遗落巴黎厕所”短视频下造谣某学校，并以“失主”舅舅身份摆拍、直播到书店购买新作业送给外甥，对相关学校造成不良影响，扰乱公共秩序。杨某已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
案例3：盐城侦破“女子相亲点餐三万多元”网络谣言案。今年1月10日，盐城公安机关发现，李某某、孙某某等人为吸粉引流、非法牟利，在网上搜集“女子相亲点餐花费三万多元，相亲对象气愤离场，女子刷爆信用卡”文案，添加时间、地点等虚假内容进行改编并出镜拍摄，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扰乱公共秩序。李某某、孙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案例4：无锡侦破某女子照片被恶意拼接遭受网络暴力案。今年2月19日，陈某某为博取关注，将下载的某社交平台一女子生活照与某热点事件涉事女教师照片进行拼接，并配以不当言论合并发到网上，导致网络谣言和网络暴力大量滋生扩散，对该女子个人名誉、正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陈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案例5：无锡翁某某编造“某小区天台发生不当行为致一女子坠亡”网络谣言案。今年3月14日，翁某某为博取关注，在网上散布“某小区天台有不当行为，致使一名女性坠楼死亡”不实图文信息，混淆视听，导致网上大量传播，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扰乱公共秩序。翁某某已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
案例6：徐州程某编造“长深高速无锡段发生重大车祸”网络谣言案。今年2月18日，程某为博取关注，通过下载2019年某交通事故现场图片并配以文字、修改时间方式制作短视频，在网络平台散布“2月17日长深高速无锡段发生重大车祸”谣言，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扰乱公共秩序。程某已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
案例7：南通侦破“某市场售卖有毒蔬菜”网络谣言案。今年1月，汤某等人为泄私愤，编造发布“南通某农副产品市场一摊主长期售卖有毒蔬菜”谣言信息，并批量注册小号推高热度，引发群众恐慌，造成不良影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汤某等3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案例8：连云港张某编造“深夜街头遭三人持械袭击”网络谣言案。今年3月17日，张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通过某平台编造发布“昨天晚上吃夜宵回来路上遭三人持械袭击”谣言信息，并利用白纱布、创可贴、口红等道具摆拍制作受伤视频，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扰乱公共秩序。张某已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
案例9：泰州漆某某编造“海陵90岁老人分手纵火获刑”网络谣言案。今年3月5日，漆某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利用AI技术生成发布“海陵区一90岁老人分手后去前女友家纵火获刑”谣言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扰乱公共秩序。漆某某已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
案例10：常州嵇某某编造“欠钱车辆被砸”网络谣言案。今年2月2日，嵇某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在未核实事情原委的情况下，将路边随手拍摄的因家庭矛盾导致的车辆被砸现场视频，故意配文称“欠钱的下场”，通过网络平台发布，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扰乱公共秩序。嵇某某已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 |
12 | 安徽安庆发布2023年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典型案例 | 处理“具有热风发生机构的茶叶连续杀青理条机”实用新型专利侵权纠纷案、查处侵犯“龙口粉丝”地理标志产品名称商品案、查处侵犯“雪容融”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案……近日，安徽省安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发布该市2023年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典型案例，涵盖纠纷处理类及行政执法类案件。
过去一年，该局持续加大知识产权执法力度，提升保护质效，全市共查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案件165件，地理标志案件19件，奥林匹克标志、官方标志、特殊标志案件10件，移送公安机关27件；办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30件，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高效处理纠纷
过去一年，安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持续开展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试点工作，引入先裁后调、书面审理、技术调查官参与办案、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和仲裁确认等多种模式和手段，及时高效处理专利侵权纠纷。
在安庆市岳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处理的一起实用新型专利侵权纠纷案中，请求人岳西县长城机械有限公司认为被请求人岳西县鑫隆机械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某机械技术特征落入其实用新型专利权“具有热风发生机构的茶叶连续杀青理条机”保护范围，涉嫌专利侵权。被请求人则认为其生产和销售的产品技术方案没有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经审理并参考技术调查官鉴定意见，该局认为，被控侵权产品的U型加热管与权利要求1中陶瓷芯棒和加热电阻丝组成的加热元件之间符合使用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并且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想到的技术特征，构成等同。此外，涉案专利与现有技术方案中的相应技术特征构成实质性差异。该局于2023年8月9日作出行政裁决，认定被控侵权产品技术特征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侵权事实成立，责令被请求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该裁决现已生效。
业内专家表示，该案在处理过程中，积极引入知识产权技术调查官参与办案，按照等同原则，针对案件涉及的争议焦点给出是否侵权的鉴定意见，并对现有技术抗辩是否成立从技术的角度进行一一比对，给出了清晰明确的鉴定结果，有力地帮助了办案人员厘清事实，作出公正合理的裁决。
在安庆市大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处理的李某与安庆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调解案中，2023年3月3日，该局收到专利权人李某对安庆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专利侵权纠纷处理的请求书，称被请求人之前售卖的涉案商品最初货源即来源于请求人，而被请求人现售卖的商品来源不属于请求人，涉嫌专利侵权。据被请求人陈述，在请求人申请专利权之后，因为价格等因素，便没再从请求人或其许可的店铺进货，而是从其他货源进货。该局顺应请求人维权诉求和被请求人想继续合法销售产品的意愿，启动调解程序。最终双方各让一步，达成调解协议，被请求人后续从请求人处拿货售卖，请求人不再追究被请求人的侵权责任。调解协议一并对被请求人旗下11家网络店铺销售专利产品及其他同类商品的行为进行了约定。
业内专家表示，该案既维护了请求人的专利权，发挥出专利价值，又避免了被请求人因非主观故意侵权而承担的赔偿责任，同时满足了被请求人想继续销售专利产品的意愿，达到了互利双赢的效果，充分发挥了调解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中的积极作用。
加大执法力度
过去一年，安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开展系列打击侵权假冒专项行动，加强对注册商标专用权、地理标志以及特殊标志等专用权的保护力度。
在安庆市潜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查处的潜山市棋盘农村综合服务社销售侵犯“龙口粉丝”地理标志产品名称商品案中，2023年3月8日，该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的经营场所进行检查，现场发现当事人销售的“盛滋源”龙口粉丝生产厂家为辉县市明龙淀粉制品有限公司，产地为河南省新乡市，其不属于地理标志产品“龙口粉丝”的保护范围。潜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认定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一项的规定，构成混淆行为。该局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及行政处罚法等相关规定，对当事人作出没收涉案粉丝及违法所得、罚款5000元的行政处罚。
业内专家表示，该案执法机关根据当事人销售的产品包装标识的产品配料、生产厂家等信息，对照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标准进行甄别，对当事人擅自使用地理标志产品名称、误导消费者的行为进行了准确认定，并实施处罚，有力地打击了侵权假冒行为，维护了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品牌声誉。
在安庆市宿松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查处的侵犯“雪容融”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案中，2023年11月1日，宿松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宿松县美芳商店进行检查，在该店货架上发现5件红色“雪容融”钥匙挂件，产品标签标有：“雪容融，北京2022年冬奥会特许商品（并标有北京2022年冬奥会五环标志），品名：冬奥会吉祥物立体饰扣”。当事人未能提供奥林匹克标志权利人授权的相关证明。该局认为，当事人未经奥林匹克标志权利人授权销售上述产品的行为侵犯了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随后，宿松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及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没收涉案侵犯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商品及违法所得、罚款5000元的行政处罚。
业内专家表示，该案的查办严厉打击了侵犯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的违法行为，有效维护了奥林匹克标志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彰显了市场监管部门对侵犯奥林匹克标志违法行为“零容忍”的态度，起到了办理一件、震慑一片的作用，有效净化了市场，进一步提升了群众特别是农村地区群众对奥林匹克标志等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具有一定的正向引领作用。（本报记者 赵瑞科 通讯员 方世平）
（文章来源：中国知识产权报 原标题：安徽安庆发布一批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典型案例——提升保护质效 促进公平竞争）
（编辑：晏如 责任编辑：吕可珂 审校：崔静思）
（中国知识产权报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
12 | 省法院发布 | 2023年江苏法院破产审判典型案例 | 目 录
案例一
南通华夏飞机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案例二
苏州第壹制药有限公司预重整转破产重整案
案例三
江苏宝通镍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案例四
无锡市翠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案例五
江苏华光电缆电器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案例六
申雅密封件（淮安）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案例七
江苏东盛金鼎食品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案例八
江苏福瑞至环保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破产和解案
案例九
镇江兴隆港务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案例十
国旅（江苏）扬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案例一
前移司法挽救关口
助力破产航空企业再腾飞
——南通华夏飞机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关键词】能动履职、府院联动、重整价值维护、航空企业
【基本案情】南通华夏飞机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飞机公司）是中国首家专业维修中小型航空器的MRO（维护、维修和大修）企业，是国内最大公务机维修、二手飞机拆解及航材贸易企业，江苏首家飞机大修民营企业。受各方面因素影响，业务锐减、现金流枯竭，陷入危机。2022年1月，该公司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通中院）申请破产重整。
接到申请后，南通中院立即协调属地区委区政府及法院组建工作专班。经调研发现面临三方面困难：一是维修资质赖以存在的多名技术骨干意欲辞职；二是股东无法接受司法重整下原股东可能出局的结果，但无法判断其对公司关键资源存续的影响力；三是业务恢复前景不明，暂无投资人接盘。工作专班经认真研究决定暂不进入司法重整程序，给予原股东自救机会，同时迅速开展以下工作：一是筹措资金稳定核心技术队伍。在各方通力协作下，民航华东管理局专门赴华夏飞机公司对维修许可证换证检查并向华夏飞机公司换发资质证书；二是跨区联动维系重要客户。华夏飞机公司对其重要客户有应收款项，但因公司涉诉，账户被查封。南通中院协调相关法院妥善处理并解除查封，消除客户疑虑；三是履行涉外合同消除市场声誉风险。华夏飞机公司为国外客户改装飞机，因多方因素逾期交付两年有余，面临高额违约赔偿。工作专班商请相关部门协调空域、航线等资源，顺利交付客户，得到该国驻沪领事馆高度赞扬，维护了该公司海外市场声誉；四是持续寻找潜在战略投资主体。针对该公司特点，扩大业内消息传播范围，随着民航运输市场复苏发展，2023年3月，多个意向投资人进入视野并开展实质性磋商。同年8月，原股东放弃自救。后通州法院根据债权人申请启动执行转破产程序并经南通中院指定管辖受理华夏飞机公司破产重整案，同年11月28日裁定终结重整程序，引进偿债、运营资金约2.6亿元，现华夏飞机公司已正常开展业务。
【典型意义】本案是人民法院能动履职，前移司法挽救关口，精准施策，助力危困民营企业新生的典型案例。维护重整价值是华夏飞机公司重整成功的内因，工作专班确定华夏飞机公司暂不进入司法重整程序后，依托府院联动机制各司其职，积极采取各种措施稳定核心技术队伍、维护经营资质及客户资源、消除市场声誉风险，有力维护企业重整价值。给予自救机会是华夏飞机公司重整成功的外因。在原股东对华夏飞机公司生存影响力无法判断且对司法重整有抵触情绪的情况下，工作专班给予其自救机会，最终自愿放弃自救，为华夏飞机公司重整成功提供了良好外部条件。
（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案例二
创新突破共益债模式
破产重整助力百年药企困境重生
——苏州第壹制药有限公司预重整转破产重整案
【关键词】银行共益债、重整价值、预重整
【基本案情】苏州第壹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壹制药）创始于1920年，是苏州开办的第一家化学制药企业，其核心产品“舒思”是当前临床治疗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主要用药。受集团母公司债务危机等多方面因素叠加影响，第壹制药先后被多家债权人起诉并申请执行。
2022年12月7日，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园区法院）对债权人申请第壹制药破产重整一案立案审查，并于2023年1月3日决定对第壹制药进行预重整。预重整期间，临时管理人协助安置职工，与供应商和代理商沟通协调确保采购与销售正常，组建招投标小组、制定投标方案，助力 “舒思”以最高价一次中标16省药品联盟集采，有力维护了企业重整价值；积极恢复动力车间续建，为企业持续扩大产能打下基础；最终通过集中评选结合公开竞价方式成功招募到投资人，引入重整投资共计3.55亿元，实现溢价率42%。2023年4月7日，该院裁定受理第壹制药重整，根据重整计划草案，投资人将在继续开发现有产品、全盘接收现有职工的基础上加大研发投入与引进人才，上述草案经债权人会议各组别审议均高比例表决通过，同年7月21日，该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序。
【典型意义】本案是人民法院积极运用多种破产制度工具挽救企业的典型案例。一是在执行移送破产审查阶段，人民法院经审慎评估果断同意债务人继续营业，并积极协调债权人同意对其银行账户“活冻结”，有效维持了企业继续经营和职工稳定。二是首次在预重整期间通过公开招募方式引入银行作为共益债出借人，有效降低了企业共益债融资成本，保障了动力车间续建。三是创造性采用了“综合评分+现场竞价”的投资人遴选方式，并在设计遴选方案时重点考量投资人的业务匹配度及后续经营方案，充分实现投资人引进与区域产业升级发展要求的融合。该案通过“预重整+重整”组合拳，一体实现“以破引资+产业升级”的多目标，在保留原有科研骨干和明星产品的同时，注入了新的生产要素，成功助力债务人存续式重整，为中小企业借助破产保护手段纾解债务压力、有效激活社会生产要素提供有益经验。
（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案例三
出售式重整+假马竞标
助力企业绿色重生
——江苏宝通镍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关键词】出售式重整、假马竞标、绿色发展
【基本案情】2020年3月24日，连云港市连云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连云法院）依法裁定受理江苏宝通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通公司）破产清算案，170余家债权人申报债权近50亿元。经专业机构评估，宝通公司资产总值约7.2亿元，该公司名下2650亩土地使用权及车间厂房、机器设备若长期闲置，将造成资源浪费，亦不利于区域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宝通公司破产债权总额较大，在假定破产清算状态下的普通债权清偿比例极低。为尽快盘活宝通公司名下不动产资源，提高债权清偿比例，连云法院指导管理人发布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在全国范围招募重整投资人。后宝通公司股东申请对宝通公司进行重整。2022年9月9日，连云法院裁定宝通公司由破产清算程序转入重整程序。同年9月29日，组织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宝通公司重整计划草案经分组表决通过。11月7日，连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目前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宝通公司厂区升级改造建设正在有条不紊推进中，新宝通公司正在逐步恢复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典型意义】本案是人民法院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将破产重整融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典型案例。宝通公司紧靠石化产业基地，区位优势明显。在案件处理过程中，连云法院全面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结合地方产业政策制定重整计划草案，由投资人通过将该地块产业导向低能耗、低污染的产业，实现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型。该案创新适用“出售式重整+假马竞标”的组合模式，以遴选确定的意向投资人作为“假马”，通过公开竞价程序引来出价更高的潜在投资人，投资取得宝通公司新设立的子公司股权，确保投资人选定程序公平、公正、公开，助力新企业轻装上阵。重整投资人在接收宝通公司资产后，以完善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全方位服务体系为发展宗旨，通过改造升级宝通公司厂区，打造优质物流港多式联运中心，为石化产业中下游产品提供配套服务，助力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石化产业基地。
（连云港市连云区人民法院）
案例四
创新瑕疵破产财产处置
“破”解烂尾楼办证僵局
——无锡市翠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关键词】预重整、府院联动、瑕疵不动产办证
【基本案情】无锡市翠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翠竹公司）系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2006年翠竹公司开始开发“芙蓉山庄”项目，2014年、2021年两次因资金原因导致工程停工，同时，由于公司办理项目网签备案处置不当，并因拖欠农民工工资、债务延期支付等问题，频繁引发群体性信访事件，翠竹公司涉及诉讼案件、执行案件数十起，对外负债21亿余元，资产估值14亿余元，已严重资不抵债。2022年1月，翠竹公司破产重整的申请递交至法院。
为化解债务风险，经债务人申请，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锡山法院）于2022年1月25日决定对翠竹公司启动预重整。预重整期间，锡山法院全面梳理翠竹公司财产状况、资产情况，基本完成债权申报预审查，预重整方案磋商、制定和意见征集，指定预重整管理人，制作并发布投资人招募公告等基础工作。同年6月23日，裁定翠竹公司转入重整程序。后管理人制定重整计划草案，锡山法院开展重整投资人招募工作，注入外部资金，上述草案经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通过。2023年1月，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同年10月，翠竹公司芙蓉山庄三期项目续建成功，顺利交付首批房产证。
【典型意义】本案是人民法院贯彻“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理念，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综合运用多种破产挽救制度工具，服务优化营商环境，保障民生的典型案件。翠竹公司的核心资产是在建工程，但开发建设周期长，且多次烂尾，锡山法院通过以下举措破解续建难题和办证僵局：一是及时把握企业拯救时机，采用预重整转重整方式，将重整基础工作前置，给予债权人、债务人、投资人充分时间沟通、协调，提升重整成功率。二是采用“续建式重整”模式，通过公开招募引入投资人，完成烂尾楼盘续建，提高债权人清偿比例。三是深化府院联动机制，破解瑕疵不动产办证难题。针对项目多次烂尾，竣工验收必备资料缺失且无法补齐的困境，锡山法院及属地政府各职能部门依托处置专班，采用以专班会议纪要、重新取得的房屋安全性鉴定报告等材料替代原竣工验收相关材料，在确保房屋质量安全前提下，推动住建、自规（还是资规）等部门协作“容缺登记”，有效打破“烂尾楼”验收办证“僵局”。
（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案例五
破产重整助力新能源企业破茧重生
——江苏华光电缆电器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关键词】新能源企业、重整救治、府院联动、新质生产力
【基本案情】江苏华光电缆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光公司）成立于1995年，是国内唯一一家持有核电缆与电气贯穿件两个系列产品的核电设计和制造资质的民营企业。近年来，由于为股东提供巨额担保，该公司陷入经营困境，于2022年10月向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常州经开法院）申请重整。法院初查后发现，该企业为新型电力装备企业，系常州市新能源产业集群企业成员。法院迅速启动企业破产府院联动机制，主动对接属地政府及相关部门，结合产业布局要求和公司特色优势，指导管理人制定投资人招募方案，并通过全国性平台公开招募。借鉴“专家辅助人”机制，组建由国内著名电缆专家主持的专家评审委员会，召开由地方政府代表、职工代表参加的评审会，由意向投资人现场答疑，公开、公正评审投资方案，最终选择与华光公司产品互补、具有发展前景的企业作为战略投资人，合力打造新能源产业“发储送用”生态全链条。此外，法院加强与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协调联动，帮助企业在最短时间内全面完成纳税、市场监督管理、司法、金融信用信息等领域的信用修复，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秩序。2023年4月7日，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4月17日，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5月29日，华光公司重整计划提前执行完毕。
【典型意义】本案是人民法院践行破产重整救治理念、助力企业转型升级、服务保障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典型案例。常州经开法院紧紧围绕“新能源之都”建设这一重点产业政策，敏锐捕捉、准确识别企业重整价值，充分发挥企业资源优势，从有效整合生产要素、合理调整产业布局的高度出发，引入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作为战略投资人，推动重整企业实现债务清偿的同时，有效提升竞争力。此外通过府院高效协调联动，助推企业实现各领域信用的及时修复，为企业重回生产经营正轨扫清障碍。短短7个月内，华光公司累计清偿债务7000万元、获得生产经营资金投入近亿元。重整计划执行完毕至今不到一年，华光公司已中标数个国家重点核电项目，累计完成产值7500万元，实现利税180万元。企业产品线也由单一“送能”转向“送、储”并行，经营布局拓展到全新的氢能、储能等清洁能源市场。该公司实现涅槃重生，充分彰显了破产审判服务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为新质生产力建设培育新动能的积极作用。
（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案例六
精准分类“混合分配”
保障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稳定
——申雅密封件（淮安）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关键词】新能源汽车、资产出租、混合式分配
【基本案情】申雅密封件（淮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雅淮安公司）主营汽车密封件的开发和生产加工业务，其原控股股东为申雅密封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雅公司），得益于申雅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合称库博集团）的市场影响力，申雅淮安公司成为比亚迪、上汽等国内知名车企的稳定供货商。后因申雅公司转让股份，申雅淮安公司生产经营发生困难，涉案债务达1.4亿余元。2021年9月21日，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淮阴法院）裁定受理该公司破产清算案。
破产程序中，经核查发现，申雅淮安公司与库博集团关联公司之间存在1.1亿余元债权、债务往来，债务关系短时间内难以厘清，10余家下游车企厂商存在急迫供货需求，破产案件推进一度陷入僵局。若持续，该公司将面临巨额违约赔偿，国内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及售后服务也将受到影响。考虑到申雅淮安公司的特殊资产模具生产线具有专用性及时效性强、流通性弱等特点，淮阴法院创新工作思路，指导管理人采取资产“搁置处置”+“实物出租”方式，将模具出租给相关公司，用于生产新能源汽车厂商所需的密封圈，避免破产资产闲置浪费，有效解决断供风险。在此基础上，淮阴法院将债权人分为库博集团和其他债权人两类，对于前者，由集团出资2000余万元，管理人与该集团就申雅淮安公司的部分实物资产及双方的债权债务达成“一揽子”处置协议，模具生产线等实物资产得以盘活利用。对于其他153名债权人实行货币分配，普通债权清偿率达80%。该案通过“实物打包+货币分配”模式完成破产财产 “混合分配”，在保障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供应链完整的基础上，实现了双赢多赢共赢。该公司破产程序已终结。
【典型意义】本案是人民法院通过创新破产财产处置分配方式，保障新能源汽车制造及售后产业链、供应链完整的典型案例。一是坚持“破产不停产”。灵活采用“资产出租”方式，使模具生产线等特殊设备物尽其用，实现破产资产效益的最大化。二是创新采取“混合式分配”模式。通过债权债务及特殊资产“一揽子”处置协议，既解决了复杂的债权债务问题，也满足了库博集团对生产设备的现实需求，有效规避了传统低效处置方式可能引发的新能源汽车配件紧张风险。三是保障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稳定。除库博集团外的其他债权人均为小微企业，多系上游原材料供货商，该案较高的清偿率减轻了债务人破产对上游企业的影响，保障了新能源汽车领域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和稳定。
（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
案例七
识别关口前移促重整
服务乡村振兴显担当
——江苏东盛金鼎食品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关键词】乡村振兴、清算转重整、府院联动
【基本案情】江苏东盛金鼎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盛公司）经营场所位于中国大蒜之乡邳州市宿羊山镇，主营大蒜加工。该公司因融资不畅导致停产，众多债权人起诉，其中一件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公司资产被查封。邳州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邳州法院）将破产原因识别关口前移，在其他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前，决定启动执转破程序，裁定受理东盛公司破产申请。通过走访发现，一方面，宿羊山镇年产鲜蒜10万多吨，蒜农8万余人，对大蒜深加工存在很大需求；另一方面，东盛公司有产权明晰的土地、在建厂房，位于当地食品园区内，具备较高的重整价值，引入熟悉大蒜加工行业、掌握技术的投资人进行破产重整才是良策，遂发挥府院联动机制作用，与政府共同寻找、筛选投资人。最终，大蒜深加工行业某龙头企业胜出。该公司重整计划草案获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普通债权清偿率由15%提升至27%。目前，该公司已恢复运营，年产蒜片4000吨，产值1亿元，创造就业岗位160余个，4000多户蒜农不仅有了稳定售蒜渠道，还可应聘装卸工等增收；投资人目前也已启动上市程序。
【典型意义】本案是人民法院前移破产原因识别关口，及时运用重整制度救治企业，助力地方特色产业发展，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典型案例。面对有优质资产且行业前景较好的破产企业，人民法院没有“一破了之”，而是充分发挥破产审判司法能动性，推动清算转重整，提高清偿比率，盘活企业资源。为了保障蒜农利益，提高产品附加值，人民法院尽可能寻找符合产业规划、深谙行业规则、掌握技术手段、销售渠道固定的战略投资人。本案中，重整后的东盛公司不仅按计划高比例清偿了全部债务，同时也有效盘活了公司资产。目前年需鲜蒜1.6万吨，辐射1.6万亩土地，为4000户蒜农提供了稳定的销售渠道，每亩增收5000余元，为乡村振兴、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保障区域特色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邳州市人民法院）
案例八
灵活运用小微企业破产保护方案
助力企业“涅槃重生”
——江苏福瑞至环保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破产和解案
【关键词】破产和解、小微企业、保护创新
【基本案情】江苏福瑞至环保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瑞至公司）是一家从事环保新材料的研发、分装、销售及环保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拥有10项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小微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未及时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向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玄武法院）申请破产清算。
在申请阶段，玄武法院针对债务企业系小微企业的特点，引导申请人按照破产申请表的要素准备各项材料，使法官准确把握审查重点。2023年4月14日，玄武法院裁定受理福瑞至公司破产清算案。清算过程中，管理人对福瑞至公司财产进行了全面调查。经调查，福瑞至公司目前经营活动尚未停止，其研发的环保新材料的冷凝剂产品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技术性，该公司有继续存续的价值。为营造鼓励创业、宽容失败的社会创业环境，玄武法院和管理人积极与福瑞至公司相关人员沟通协调，多次召开沟通协调会，促进福瑞至公司及债权人思想“破冰”，针对和解前景、债权清偿方案进行详尽分析、阐明利弊，撮合各方开展和解，以期实现债权清偿和“企业重生”的双赢局面。5月23日，福瑞至公司与全体债权人达成和解协议。6月6日，玄武法院裁定认可福瑞至公司和解协议，终结福瑞至公司破产程序。后福瑞至公司全额清偿债权人的债权。
【典型意义】本案是人民法院运用小微企业破产保护方案助力小微企业纾困解难、健康发展的典型案例。2023年3月20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关于推进小微企业破产保护的工作方案（试行）》，为小微企业“量身”提供简便、快捷和低成本的“友好型”破产程序。玄武法院针对福瑞至公司系拥有多项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小微企业的特点，首先，准确适用工作方案，通过要素化的表格帮助债权人准确知晓小微企业财产状况和处置方式、及时把握自身债权受偿的关键信息，便于债权人会议审议，为债权人行使权利进一步“减负”。其次，畅通小微企业、债权人、管理人、法院四方沟通平台，多次召开案件协调会促成各方成功和解，引导小微企业和债权人相互信任和合作。最后，通过破产“柔性”司法，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挽救价值的小微企业实现“涅槃重生”，恢复其生产经营能力和活力，减少社会资源的损失与浪费，保护小微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为重新焕发生产活力的小微企业融入市场营造了良好法治化营商环境。
（南京破产法庭）
案例九
推进稀缺资源整合
赋能港口融合发展
——镇江兴隆港务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关键词】港口资源、强制批准
【基本案情】镇江兴隆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隆公司）成立于2005年，经营范围主要包括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经营、货物装卸、仓储经营等。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兴隆公司作为债务人于2022年5月5日向扬中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扬中法院）提交预重整申请。经审查后，扬中法院认为该公司拥有国家一类开放口岸资质，而港口和码头属于不可替代的稀缺资源，且公司具备持续经营能力，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和较高的重整价值，遂决定对该公司启动预重整，并于2022年10月14日裁定受理该公司破产重整。后经公开遴选确定了重整投资人，管理人亦按期提交了重整计划草案，但经债权人会议表决时，普通债权组两次表决均未通过。扬中法院经审查认为，兴隆公司具有挽救价值和重整可能，且重整计划草案符合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的强制批准条件，即如果按照重整计划草案，兴隆公司的普通债权清偿率将高于破产清算状态下5.69个百分点，故依法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目前，重整计划已提前履行完毕。投资人依托港口优势，在港区建设集产品研发、生产、物流、贸易于一体的新型建材科技物流园区，推动兴隆公司进一步转型升级。
【典型意义】本案是促进长江港口岸线保护利用，推动港口企业重整成功案例。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坚持能动司法，深化困境企业司法救治理念，充分发挥府院协调联动机制作用，在多方通力配合、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依法审慎合理运用法院强制批准权，打破各方利益调整主体谈判僵局，使重整计划草案顺利通过。通过重整，充分保护了债权人、债务人合法权益，使港口岸线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集约高效利用，促进长江港口持续健康有序发展，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
（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例十
重整程序助力旅行社再获新生
府院联动保障小微企业持续发展
——国旅（江苏）扬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关键词】小微企业、立审执破、府院联动
【基本案情】国旅（江苏）扬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旅扬州公司）成立于2015年10月27日，是中国旅游集团旗下的四级子公司，主营境内旅游、出入境旅游业务。受多方因素影响，国旅扬州公司经营陷入困境，持续亏损并于2020年实际停止经营，期间引发大量诉讼案件。在涉国旅扬州公司案件审理、执行过程中，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陵法院）精准识别国旅扬州公司出境游资质具备重整价值，引导控股股东垫资解散员工，控制债务规模，为挽救国旅扬州公司提供稳定条件。后经债务人申请，广陵法院裁定受理国旅扬州公司破产清算案。随着旅游服务市场逐步复苏，为保障国旅扬州公司重整价值和债权人合法利益，经控股股东申请，广陵法院裁定国旅扬州公司转入重整程序。为提高国旅扬州公司重整成功率，广陵法院借助政府招商平台发布招募投资人公告，并启动府院联动机制向政府相关部门通报国旅扬州公司的基本信息，吸引区属国企报名参与重整，并成为重整投资人，各表决组一致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广陵法院于2023年12月13日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国旅扬州公司重整程序。
【典型意义】本案是小微企业旅行社重整成功的典型案例。国旅扬州公司系濒临破产的小微企业，广陵法院坚持“立审执破”融合理念，在初步判断该企业具备重整价值的前提下，将涉及国旅扬州公司的诉讼案件集中至破产审判部门审理，便于诉讼爆发前期识别重整价值；审理阶段根据小微企业债务规模小、职工人数少的特点，引导控股股东帮助企业先行遣散员工，减少劳资矛盾，控制债务规模，为破产企业重整再生提供基础条件；执行阶段与控股股东进行有效联系，把握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的最佳时机。在控股股东进行企业自救无望的情况下，广陵法院依法支持破产企业进入重整程序，启动府院联动机制吸引国资平台参与重整，合力救助小微企业，打造快速救治小微企业的新范本。该案自受理重整申请至批准重整计划，用时仅30天，充分彰显破产审判快速救治小微企业的职能作用。
（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 |
12 | 离婚后也能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江西高院发布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典型案例 | 目录
1
创新运用督促令 赡养纠纷巧化解——宋某与吴乙等赡养纠纷案
2
离婚后也能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吴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3
“两令”结合 助力查清夫妻共同财产——熊某与刘某离婚纠纷案
4
探索签署承诺书 破解探望权困境——姚某与杨某离婚纠纷案
5
养女继承权受法律保护——周某与王某遗嘱继承纠纷案
6
依法认定劳动关系 解决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的“烦薪事”——邹某与某传媒公司劳动争议案
7
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农村外嫁女 依法享有集体经济组织利益分配权——邹某与某村民小组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案
8
微信朋友圈发表贬损他人言论需担责——邹某甲与邹某乙名誉权纠纷案
9
遭遇职场性骚扰 起诉获得赔偿金——周某某与徐某某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案
10
司法救助纾困境 联动回访送温情——邓某司法救助案
案例一
创新运用督促令
赡养纠纷巧化解
——宋某与吴乙等赡养纠纷案
基本案情
宋某（女）现年81岁，共生育四名子女，自身患有多种疾病，生活自理能力受限。宋某现随长子吴甲在农村生活，由吴甲承担主要赡养义务。次子吴乙以1988年已签订《分家协议》为由，基本未履行赡养义务，长女吴丙、次女吴丁按传统习俗支付节礼费用，日常未履行赡养义务。宋某诉至法院，要求吴乙、吴丙、吴丁履行赡养义务。
办理情况
人民法院收到宋某起诉材料后，即时启动家事诉前调解程序，先行委托家事调查员对宋某赡养现状、各子女家庭条件、赡养意愿等情况进行诉前调查，依据调查情况制作《家事调查报告》，作为诉前调解的参考。调解过程中，法院向吴乙、吴丙、吴丁发出《履行赡养义务督促令》，从妥善安排老人生活居住、疾病治疗护理、日常生活照料、关心老人精神需求等方面，释明赡养老人是法定义务，宣讲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促使吴乙、吴丙、吴丁主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赡养母亲宋某事宜达成一致，同意支付赡养费，并承诺会经常看望和关心母亲宋某。法院联动家事调查员每月进行案后回访，监督各子女全面履行赡养义务。
典型意义
近年来，人民法院积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创新家事审判方式，积极引入基层调解力量参与家事案件审理，着力构建“纠纷化解在萌芽，权利保障在诉前”的家事解纷机制。本案中，人民法院通过构建“法官+调查员”的家事案件审理模式，依托家事调查员开展诉前调查、调解、回访、宣教，并创新运用督促令制度，发出《履行赡养义务督促令》，使得矛盾纠纷得以圆满化解，既避免了家庭成员对簿公堂，又保障了老人多年缺位的赡养权益。此案的圆满解决，为防范和化解赡养纠纷提供了机制化的参考思路，有助于形成“老有所养，敬老爱老”的良好社会风尚。
案例二
离婚后也能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吴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基本案情
申请人吴某（女）与被申请人段某原系夫妻，吴某起诉离婚后，段某曾与吴某发生激烈争吵并持刀砍伤吴某，致吴某轻伤一级。事后，段某被依法判处有其徒刑二年。双方于2023年3月经法院判决离婚。因段某将于2023年9月服刑期满，吴某担忧又将遭受暴力侵害，于2023年8月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办理情况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段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曾有严重的家暴行为，致使吴某身体健康遭受严重损害。虽二人已经法院判决离婚，不会再共同生活，但段某在服刑期间坚称与吴某感情尚好，砍伤系一时冲动，段某对吴某仍可能再次实施纠缠、骚扰等侵害行为。故法院根据吴某的申请，依法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段某对吴某实施骚扰、跟踪、暴力侵害等行为。段某出狱后，法官及时掌握保护令的执行情况和当事人生活现状，定期进行跟踪回访，并对段某开展法治教育，告知其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律后果。段某表示深刻认识到自身错误，愿意悔过自新，不再打扰吴某生活。
典型意义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禁止以恋爱、交友为由或者在终止恋爱关系、离婚之后，纠缠、骚扰妇女，泄露、传播妇女隐私和个人信息。妇女遭受上述侵害或者面临上述侵害现实危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该条款明确了离婚后妇女在面临前夫侵害现实危险时，可以依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2023年8月，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出台《关于加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贯彻实施的决议》，进一步规范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办理、执行，健全我省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全面提升人身安全保护令实施效果。本案中，人民法院及时制发并执行人身安全保护令，为申请人吴某提供了坚实有力的司法保障，有助于引导婚恋关系结束后可能遭受侵害的妇女积极运用人身安全保护令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更好地预防和制止发生在家庭成员以外人员的不法行为。
案例三
“两令”结合
助力查清夫妻共同财产
——熊某与刘某离婚纠纷案
基本案情
熊某（女）与刘某于2000年1月登记结婚。两人拥有多处房产，并参与创办了三家公司。2023年3月，熊某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向法院起诉离婚，并要求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办理情况
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双方当事人均同意离婚，但对夫妻共同财产存在较大分歧。为查清夫妻共同财产状况，法院向双方当事人发出《夫妻共同财产申报令》，责令如实申报夫妻共同财产，告知拒不如实申报的法律后果。同时，引导当事人申请《律师调查令》，对登记在对方名下的财产进行调查。通过“两令”结合，查清了当事人共同所有的房产、车辆、公司股份等财产信息。在此基础上，双方达成调解离婚并分割了共同财产。
典型意义
全面查清夫妻共同财产是离婚纠纷案件处理的关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将离婚诉讼期间申报夫妻共同财产明确为法定义务。法院在本案中发出《夫妻共同财产申报令》，督促当事人主动、如实申报夫妻共同财产，鉴于当事人财产状况复杂、分歧较大，同时发出《律师调查令》，对当事人申报的财产情况进行调查核实。通过发挥“两令”作用，全面高效查清夫妻共同财产，助力法官明断“家务事”，为成功调解奠定基础，实现了公正与效率的统一。
案例四
探索签署承诺书
破解探望权困境
——姚某与杨某离婚纠纷案
基本案情
姚某（女）与杨某系夫妻，于2020年3月30日生育一子。后姚某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提起离婚诉讼，要求婚生子由杨某抚养，其本人对婚生子享有探望权。
办理情况
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杨某长期不在家，姚某与杨某父母矛盾较为激烈，婚生子自出生后便一直随杨某父母生活，姚某多次欲探望均被拒绝，也无法当面与杨某协商离婚事宜。法院与杨某取得联系后，积极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姚某担心以后探望孩子受到阻拦，杨某则希望姚某不要过多打扰孩子生活，双方就探望权行使问题无法达成一致。针对该情况，承办法官耐心劝导，阐明亲子关系对子女健康成长的重要性，引导双方换位思考，共同为孩子创造和谐的成长环境。为进一步打消双方顾虑，在承办法官建议下，双方签署了《探望权履行承诺书》，对探望权行使作出约定。
典型意义
探望权的意义在于保障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能够定期与子女团聚，有利于弥合家庭解体对父母子女之间造成的感情伤害。当前，探望权的行使面临着直接抚养子女一方拒不配合探望、转移藏匿孩子等困境，导致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不能与孩子维系感情，进而产生探望权纠纷。由于探望权的特殊性，执行存在困难时，强制执行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影响父母子女关系。本案中，人民法院引导当事人签署《探望权履行承诺书》，明确当事人如何行使探望权，以及违反承诺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为当事人依法行使探望权提供指引，破解了探望权困境，有助于防范日后因探望权纠纷产生新的诉讼，助力矛盾纠纷的源头化解。
案例五
养女继承权受法律保护
——周某与王某遗嘱继承纠纷案
基本案情
周某某、王某某系夫妻，二人膝下无子女，遂收养周某为养女。2008年，周某某、王某某立下遗嘱，将其名下旧屋一间赠予其侄子王某。2015年，二人又将该旧屋以10万元价款出售给案外人。2016年，周某某、王某某与养女周某及女婿张某签订赡养协议，约定二人名下所有财产由周某及女婿张某继承，周某及张某需履行赡养义务。后周某某、王某某分别于2016年、2020年去世。王某认为案涉旧屋房款被周某非法获取，要求周某返还，双方协商不成，遂诉至法院。
办理情况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遗嘱人在订立遗嘱后，仍可通过法律允许的方式撤销其在原遗嘱中所作出的财产处分行为。周某某、王某某在生前将案涉房屋出售，原遗嘱内容应视为被撤销。同时，法院经向当地村委会工作人员及有关人员走访调查，证实养女周某对其养父母履行了积极赡养义务，并料理了二人后事，尽到了作为养女的责任。故判决驳回王某要求周某返还案涉旧屋房款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继承权男女平等。然而受传统观念影响，女性特别是养女的合法继承权极易被忽视，甚至遭到侵害。对于养子女而言，在收养关系成立后即取得与养父母婚生子女相同的身份地位，依法应承担与婚生子女同等的义务，也应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本案中，周某系周某某、王某某合法收养的养女，双方签订了赡养协议，周某对养父母履行了积极赡养义务，依法依约均享有继承其养父母遗产的权利。人民法院通过依法裁判，维护养女周某继承权的同时，也重申了继承权男女平等的法治观念。
案例六
依法认定劳动关系
解决新就业形态
女性劳动者的“烦薪事”
——邹某与某传媒公司劳动争议案
基本案情
邹某（女）系某传媒公司网络主播。2020年1月，邹某以某传媒公司未支付工资为由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并由某传媒公司支付工资、加班费等。劳动仲裁支持了邹某的请求。某传媒公司对仲裁裁决不服，认为其仅为邹某提供直播平台及接洽商业演出活动，双方是合作关系，不存在劳动关系，遂诉至法院请求认定与邹某不存在劳动关系。
办理情况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某传媒公司与邹某签订的合同虽然名为《主播经纪合同》，但从合同具体内容及实际履行来看，公司安排邹某在规定时间和地点进行直播、互动演艺、产品营销等活动，每月根据邹某的业绩发放保底工资和业绩提成，邹某须遵守公司组织管理、休息休假、竞业限制等规章制度，双方存在较强的人身依附性，故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判决驳回了某传媒公司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近年来，互联网平台经济迅速发展，网约配送员、网约车驾驶员、互联网营销师、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大幅增加。如何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司法实践面临的新课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形成的是劳动关系还是其他法律关系，不能一概而论，应结合双方约定及实际履行情况予以认定。本案中，人民法院结合案涉《主播经纪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管理制度、报酬支付等，认为网络主播与用人单位之间具有人格、经济、组织等方面从属性，认定双方形成劳动关系，维护了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案例七
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
农村外嫁女依法享有
集体经济组织利益分配权
——邹某与某村民小组侵害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案
基本案情
邹某（女）系某村民小组村民。上世纪80年代，邹某结婚后将户籍迁至夫家户籍地落户并居住生活，后经申请迁回原户籍落户并取得该村民小组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且按所承包土地面积履行义务。此后，邹某及其家人作为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受了村集体山价款分配权益，但自2010年起村民小组未再向邹某分配山价款。邹某与村民小组多次协商未果，遂诉至法院要求分配山价款。
办理情况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邹某虽因出嫁曾将户籍迁出原户籍地，但后又迁回原籍，迁回时间在村民小组集体山价款分配方案制定公布之前，且邹某在夫家户籍地未保留土地承包经营权，迁回后又重新取得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承包经营权，在该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土地生产、居住生活并承担相应义务，综合邹某户籍登记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生产生活现状，应认定其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依法享有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故判决该村民小组向邹某分配山价款。
典型意义
农村外嫁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保护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或者征用补偿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该条款明确规定了妇女依法平等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的权利。本案中，人民法院通过依法审理，有效维护了邹某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彰显了农村外嫁女权益受保护的价值观念，有助于消除农村妇女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方面所遭受的歧视，引导广大村民转变思想观念，促进男女实质平等。
案例八
在微信朋友圈发表
贬损他人言论需担责
——邹某甲与邹某乙名誉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邹某甲（女）与邹某乙系朋友关系，后产生矛盾。2022年10月，邹某乙在其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条动态，用低级恶俗、侮辱性语言评论邹某甲并用邹某甲的照片为配图。邹某甲发现后报警并起诉至法院，要求邹某乙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办理情况
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邹某乙法律意识淡薄，认为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可以随意发表言论不受法律约束。承办法官多次耐心与其沟通、释法析理，告知其在微信朋友圈用贬损性言辞侮辱、诽谤他人的行为，造成不当言论传播，侵害他人名誉权的，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邹某乙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仍拒不到庭。法院遂判决邹某乙在其朋友圈中公开向邹某甲赔礼道歉，并赔偿邹某甲精神损害抚慰金500元，如不公开赔礼道歉法院将选择当地主流媒体刊登判决内容。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条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随着互联网传播技术与通讯工具的日益发展，微信成为广泛使用的社交软件之一，微信朋友圈也成为人们日常分享和互动的网络平台。然而，部分网民法律意识淡薄，认为微信朋友圈属于“私人领地”，可以随心所欲发表言论不受限制。事实上，微信朋友圈并非“法外之地”，如在微信朋友圈发表侮辱、诽谤他人言论，侵害他人名誉的，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彰显了司法对名誉权予以保护的鲜明态度和立场，有助于鼓励广大女性面对侮辱、诽谤等违法侵害时，勇于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有助于引导网民树立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的正确观念，自觉规范网络行为，共同维护网络秩序。
案例九
遭遇职场性骚扰
起诉获得赔偿金
——周某某与徐某某性骚扰
损害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周某某（女）与徐某某系销售合作伙伴关系。2021年9月，徐某某向周某某发送具有明显性暗示的微信信息，周某某制止后，徐某某仍多次向周某某发送骚扰信息。周某某诉至法院，要求徐某某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办理情况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徐某某利用工作之便，向周某某发送具有明显性暗示的微信信息，在周某某明确表示不满并制止后，仍连续发送多条骚扰信息，信息频率、内容、称呼均已超出一般工作关系范围，给周某某的正常生活造成了不良影响，应认定徐某某的行为构成性骚扰，遂判决其向周某某赔礼道歉，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宣判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徐某某在指定时间内履行了判决义务。
典型意义
职场性骚扰比一般性骚扰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和胁迫性，对妇女在职场中的人格尊严、劳动权、平等地位构成严重威胁和破坏，不少女性面对职场性骚扰常常“敢怒不敢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条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该条款明确了性骚扰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及民事责任。本案中，人民法院通过依法判决，惩治了职场性骚扰行为，维护了职场女性的人格尊严和合法权益，有助于鼓励广大女性勇敢对职场性骚扰说“不”，提升广大女性的职场安全感。
案例十
司法救助纾困境
联动回访送温情
——邓某司法救助案
基本案情
2021年4月，章某甲雇请邓某（女）等人为其农田抛秧，并安排章某乙驾驶章某甲所有的无牌三轮摩托车接送邓某等人，车辆行驶时掉入沟中，造成邓某等人受伤。经鉴定，邓某遗留肢体功能障碍的伤残等级为一级，脊柱损伤的伤残等级为八级。后法院判决章某甲赔偿邓某577404元，执行过程中法院扣划了章某甲银行存款56208元，章某甲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导致剩余款项未能执行。邓某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且有一个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家庭生活非常困难，故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
办理情况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邓某因交通事故致严重残疾，生活不能自理，而被执行人章某已无履行能力，剩余赔偿款无法执行到位，符合司法救助情形，遂决定给予邓某司法救助。司法救助金发放后，法院还联合爱心协会，邀请医护人员前往邓某家中回访、看望，为其检查身体，讲解日常护理和康复知识，送上消毒药品、生活物资及慰问金等，积极帮助解决其家庭生活、就医等方面的困难。
典型意义
邓某因交通事故致残生活陷入困境，而侵权人无能力履行剩余赔偿款的情况下，根据邓某的伤残等级和家庭困难情况，人民法院及时高效开展司法救助工作，加大救助力度，在救助金额上适度倾斜，还联合爱心协会邀请医院医护人员开展回访，形成救助合力，帮助邓某及其家庭摆脱生活困境。人民法院的相关举措，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发挥国家司法救助制度扶危济困、救急救难的功能，切实帮助困难受害人解决急难愁盼的问题，有效维护了残疾妇女的合法权益。 |
12 | 广州法院发布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强妇女儿童权益司法保障，推进婚姻家庭纠纷诉源治理工作，今天，广州法院发布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典型案例四则。案例涵盖家庭教育指导、抚养、探望等内容，充分体现了广州法院用情断好百姓家务事，有效回应妇女儿童法治需求，积极营造全社会尊重妇女、关爱儿童、促进男女平等的良好氛围。
案例一多元家庭教育指导帮助孩子心理恢复健康
基本案情 梁女士、陈先生于2006年10月登记结婚。婚后生育女儿依依和儿子彬彬（化名）。2020年，双方因感情不和诉讼离婚，法院判决准予梁女士、陈先生离婚，女儿依依由陈先生携带抚养，儿子彬彬由梁女士携带抚养。
离婚后，梁女士就女儿抚养权问题向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重新提起诉讼，请求判决依依变更为其抚养，陈先生每月支付抚养费2000元。
经法院审理查明，梁女士、陈先生离婚后，婚生女儿依依随梁女士共同生活至今。梁女士向法院提交女儿依依亲笔书信，表达因父母离婚问题受到严重困扰的心理感受，并想要跟随母亲继续生活的意愿。同时，依依到庭陈述，一直与母亲和弟弟生活，父母离婚后，其跟随母亲搬到附近租房住，父亲从来没有找过她。
白云法院依法判决依依由梁女士携带抚养；陈先生于每月二十日前支付依依当月抚养费1200元至其十八周岁止。判后，陈先生不服，向广州市法院提起上诉。广州市法院维持原判。
法院做法 （一）委托心理评估与疏导
本案审理中，白云法院委托某心理医院对依依、梁女士和陈先生分别进行了心理评估。某心理医院对依依出具心理评估档案，建议观察并帮助依依表达情绪，同时协助父母在教养上达成一致。某心理医院对梁女士、陈先生进行了心理咨询，建议父母双方放下过往婚姻关系中的恩怨，以孩子未来的健康成长为立场重建新的沟通，实现协同养育。依依第一次心理测评结果为中度抑郁，通过一段时间沟通与疏导，第二次做SCL90测评时，依依已经从中度抑郁恢复到正常状态，充分体现了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意义。
（二）发出告诫书
白云法院作出本案判决同时，向梁女士和陈先生发出《家庭教育告诫书》，对梁女士、陈先生在实施家庭教育问题上未能互相配合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予以纠正，同时告诫梁女士、陈先生依法积极正确履行监护责任，正确实施家庭教育。
（三）委托专家指导
白云法院邀请家庭教育专家与当事人现场进行沟通，为取得更好效果，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服务跟进该案。
（四）多元定期回访
依依年仅14岁，为在校初中生，正处于成长关键的青春期，白云法院委托社工定期上门进行回访，了解依依的学习、生活等情况。并为梁女士、陈先生建立了服务周期为半年的学习交流群，要求他们在群里打卡，学习《父母规》，潜移默化地学会更加理性和科学的方法教育和培养孩子。
案例二家庭教育缺位，专业指导护苗成长
基本案情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以猥亵儿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林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在该案中，被害人小萌（化名）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被告人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赔偿等费用。案件审理中，法院发现被害人的遭遇与其家庭环境存在密切关系。被害人母亲在其5岁时自行离家，失去联系，被害人自幼跟随其父亲生活，其父因缺乏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未能正确履行家庭教育职责，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案件的发生。因此，法院对被害人父亲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并聘请了心理咨询师及社工为被害人及其父亲进行家庭教育指导。
法院做法 （一）利用司法能动的力量，尽早引入专业心理辅导人员的帮助
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法院积极与被害人就读的中学班主任老师联系，向其了解被害人在案发前后的在校表现及心理状态；向被害人父亲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后，引导被害人父亲配合接受专业老师的家庭教育指导。经心理咨询师初步评估，被害人除有家庭教育缺位的情况，其自身可能还存在感统失调、认知偏差等不容忽视的问题。
经过8次的专业心理辅导及家庭教育指导，同时接受了多方的社会链接帮扶后，被害人反馈其增加了很多认识，交了新的朋友，感觉很多人会关心她，老师对她的态度也改变了，让她可以用更积极的态度来面对生活，并已逐渐走出犯罪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2024年3月4日，荔湾法院家事少年审判庭收到被害人父亲赠送的“感恩援助共前行，专业辅导暖人心”锦旗，其父亲反馈被害人的心理素质已有所提升，社会适应能力也明显增强，现已顺利投入到新学期的学习。
（二）以个案链接多方的社会帮扶资源，合力援助困境儿童及家庭
2023年11月至12月期间，法院通过协调某街道党群活动中心，由心理咨询师及社工在该中心通过面谈、绘画治疗等形式对被害人及其父亲共进行了8次家庭教育指导及心理辅导，每期辅导均形成《心理辅导个案记录表》。经过多次主动的心理干预、引导，帮助被害人降低敏感反应，正确认识和对待自己，帮助被害人从个人体验中形成正确的认知。
在该案的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中，法院与心理老师联合，充分调动街道、未成年保护中心、社工机构等部门共同为被害人及家人提供多种形式的社会服务，包括在“微心愿”项目中为被害人达成拥有干净衣服的心愿，街道社工上门探访、赠送生日礼物，邀请被害人加入义工团体，参加由街道主办的社会志愿服务，联系街道的团委向其宣传加入团组织的方法等，引导被害人在公益服务中体会和感受社会的关怀，改善其生活质量及亲子关系。
法院在该案中及时介入多元社会帮扶资源，以不同的方式援助被害人一家，共同助力保护被害儿童的健康成长。
（三）联合学校，净化儿童成长的校园环境
法院积极与被害人就读的中学联系，并引入心理咨询师到校进行摸查。学校作为儿童成长的重要场所，有效的心理干预不能脱离学校的配合。法院将能动司法工作延伸至被害儿童所在的学校，及时提醒教职工关注因刑事案件、家庭背景等可能处于弱势或者特殊地位的学生，发现学生存在被孤立、排挤等情形的，应当及时干预，做到多方联合对被害儿童进行监管。
法院通过联合学校，共同助力净化儿童成长的校园环境。本案例针对“问题家长”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后，在如何联动学校、如何落实、跟进家庭教育指导令方面有具体的创新实践，在保护儿童心理健康与促进家庭亲子关系方面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案例三审执联动，一书一令一函解决探望难题
基本案情 肖女士与陈先生未婚生育一子小陈。小陈出生后由双方在陈先生父母家中抚养，小陈半岁时肖女士离开，小陈由陈先生及爷爷奶奶抚养至今。小陈三岁后，肖女士向法院提起抚养权变更诉讼，要求变更小陈由其抚养。一审中，经调查发现小陈在陈先生及爷爷奶奶的抚养下健康成长，并无影响其身心健康的不利因素，而肖女士工作及住所不稳定，自述患有抑郁症，案件审理过程中多次出现情绪失控的情形，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出发，一审判决小陈继续由陈先生抚养，肖女士有权一周探望一次。肖女士不服上诉，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判决生效后，肖女士申请强制执行探望权，且多次电话向原经办人及执行法官哭诉陈先生及其家人不配合肖女士进行探望，藏匿小孩，对小孩灌输母亲的负面信息，且对肖女士本人进行辱骂。陈先生表示肖女士多次前往陈先生的居住地及工作场所对陈先生本人及其家人进行骚扰、辱骂及殴打，并扬言要威胁小陈的人身安全，其准备起诉肖女士支付抚养费及名誉权损害赔偿。双方之间已多次报警，但未能解决纠纷。
法院做法 鉴于肖女士、陈先生之间矛盾尖锐，为真正解开双方心结，做到案结事了，实现诉源治理、执源治理的良好效果，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经各方研讨，通过审执联动，联合妇联、村委等部门，通过家庭教育指导引导双方正确行使探望权。
（一）委托心理咨询及疏导
委托具有专业资质的心理咨询师分别对肖女士、陈先生及其父母进行心理咨询及疏导，找出双方矛盾的症结所在，告知双方争斗会对小陈的心理造成长期伤害，之后组织双方面对面进行会谈，引导双方从小陈的身心健康出发，放下过往恩怨，互相配合为小陈提供和睦友好的成长环境。经过心理疏导工作，双方均同意友好协商解决探望问题。
（二）一书一令一函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向肖女士、陈先生二人发出《家庭教育责任告知书》，告知陈先生应关注小陈的身心健康及情感需求，配合肖女士探望，避免母爱在其成长过程中的缺位；告知肖女士自觉、合理、恰当行使探望权，正确处理与陈先生的关系，不应让成年人之间的矛盾影响小陈健康成长。
向肖女士、陈先生二人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责令二人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并要求双方在2024年3月至2024年8月期间每月30日前向法院报告探望情况。
向小陈居住地村委发出《家庭教育指导委托函》，委托村委协助肖女士对小陈探望，可将具体探望情况向法院报告。
（三）现场指引明确探望方式
一审经办法官及执行法官联合心理咨询师在2024年3月底前往小陈居住地村委，现场指引肖女士完成一次探望，并结合探望情况对双方接下来六个月的探望方式予以明确：肖女士于每周五下午四点前往小陈居住地村委，由小陈的爷爷奶奶将小陈从幼儿园接出送至村委，肖女士在村委对小陈进行半小时的探望，可携带玩具书籍不得携带食品，探望范围不得离开村委，全程由村妇女主任进行陪同引导，陈先生及其家人不得干扰探望，探望结束后将小陈接回，如此履行半年后再对探望情况、亲子关系等进行评估，决定是否延长探望时间，是否可以将小陈带回肖女士住处探望。
现肖女士已按照上述确定的探望方式完成一次探望，双方同意暂不提起其他诉讼，实现较好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案例四家庭教育“组合拳”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基本案情 张先生于2021年年末对李女士提起离婚诉讼，经法院调解，双方同意离婚，约定一双儿女归张先生抚养，李女士享有每周一次的探望权利。
然而，离婚后，李女士又向法院求助，称张先生将子女交由父母看管，因其与张先生的父母关系紧张，隔阂难消，其多次上门均被躯赶出来，无法正常接触、探视、教育子女。李女士的儿子小志原本成绩优异，父母离异后，性格大变，逃学，成绩一落千丈。李女士十分担心儿子，遂请求法庭协助其探视子女，让其可以对孩子履行监护、教育职责。
法院做法 （一）上门回访
法院联合当地妇联、司法所、社工站、家事调解员、家事调查员上门到张先生父母家进行回访，对双方离婚后的探望纠纷进行了调解，对张先生与其父母阻挠李女士探视子女的行为进行了口头训诫。张先生和其父母表示认识到错误，承诺不再阻挠李女士探视子女。
（二）文书督促
法院向张先生、李女士发出《家庭教育建议书》，督促双方妥善处理探望纠纷，关注孩子心理健康，告知双方有义务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家庭生活环境，依法配合对方履行监护和家庭教育职责。
（三）心理疏导
委托专业家事心理疏导员对小志进行心理疏导，引导孩子接受父母离异的事实，鼓励其积极向学，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心理疏导员反馈，孩子迫切需要母爱，希望母亲经常去探视，父母不要再有纷争，孩子表示会远离不良朋友，回去上学。
（四）跟踪帮扶
委托社工站的一名社工对小志进行为期半年的跟踪帮扶。由社工定期上门到小志家进行回访、观察、建立跟踪档案。后续社工反馈，李女士已可以正常探视子女，小志已重回校园，成绩回升，生活、学习均步入正轨。
下一步，广州法院将继续牢固树立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理念，与妇联等综治单位加强协作配合，把涉妇女儿童案件的审判及司法延伸工作抓实抓细抓好，切实推动广州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
来 源丨广州市法院新媒体工作室
素 材 | 少年家事庭
责 编 | 张雅慧
编 辑 | 汤楚茵 |
12 | 广州法院发布“破产重整、和解”十大典型案例 | 4月17日上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广州法院破产重整、和解工作情况，并发布“发挥破产重整、和解功能，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市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吴翔，广州破产法庭庭长陈丹，副庭长年亚参加发布会。发布会由宣教处处长谭鹤欣主持。
吴翔介绍，广州法院近年来聚焦以高质量司法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灵活运用破产前调解、预重整、重整、和解程序，积极助力企业纾困解难、健康发展，全力化解涉众矛盾、保证民生稳定。自广州破产法庭成立以来，通过破产重整、和解机制化解债务166.53亿元，盘活房屋、土地121.79万平方米，安置职工1300余人，帮助84家困境企业恢复生机活力，相关案例获得30余次荣誉表彰。
一是率先建立破产前综合服务机制，实现及早挽救。联合市管理人协会签署备忘录，及早识别企业陷入困境原因，提早挽救有价值的企业，快速清算无生命力企业。探索建立破产预警机制，为企业提供危机早期预警信号和专业咨询机会，提前参与危机化解。建立公益管理人工作机制，公益管理人累计为市场主体提供居中调解、预重整、申请材料准备等各类服务28次。搭建全国首个困境企业“智援”平台，为企业提供困境诊断、咨询调解等智能化、专业化的线上破产前综合服务。
二是推进重整机制建设，释放制度效能。强化规则指引，率先出台《关于破产重整案件审理指引（试行）》，对企业重整案件审理全流程作出全面、系统规范，提升重整效率和成功率。深化预重整实践，积极运用市场化手段开展重整识别，搭建庭外重组与司法重整衔接桥梁，尽早救治困境企业。在某上市公司重整案中，经过预重整，仅用时43天即批准重整计划，帮助公司恢复持续经营。创新管理人选任机制，允许主要债权人与债务人协商选定管理人，重大案件采取竞争方式选任管理人，提高管理人与重整、和解案件匹配度，提升案件办理效率。某运动时尚产业公司重整案协商选任管理人，入选最高法院“人民法院实施破产法律制度，优化营商环境”十大典型案例。健全简易重整工作机制，通过精简审理流程、缩短简易重整审理周期等，解决普通重整程序中费用高、耗时长以及融资难等难题。在某旅行社、某医药公司重整案中积极适用简易重整程序，于裁定重整当日即批准重整计划，迅速化解债务风险。
三是加强中小微企业救治，助力涅槃重生。通过加强中小微企业破产前调解与和解、构建简易破产程序等举措，进一步压降办理时间和成本，维护职工、债权人、经营者等利益相关方合法权益。建立全流程破产调解机制，灵活适用破产和解制度，积极开展中小微企业破产前调解，在破产程序中积极引导利害关系人与债权人达成和解，有效实现保市场主体存续、保企业职工就业。2023年以来，通过破产前调解机制帮助304家中小微企业实现及早挽救。优化中小微企业重整实践，简化中小微企业重整识别标准，鼓励债务人自行经营和管理事务，有效提高重整成功率。在某保险代理公司重整案中支持债务人自行经营管理，确保企业重整期间生产经营正常开展。
四是深化府院协调联动，凝聚纾困合力。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并实质性运作，先后与十五部门会签十份破产事务便利化改革文件，助力企业重整、和解。通过简化管理人办事流程，加强涉破产事务信息共享，解决全市不动产统一查询、银行账户线上查询、户籍人口信息共享等问题，保障重整、和解程序高效进行。积极支持企业重整复权，鼓励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高效参与重整程序，营造便利于企业重整救治的法治氛围。与相关单位明确重整后企业的工商、税务、金融信用修复路径，简化信用修复手续，保障企业持续经营，一批重整企业顺利实现工商、税务、金融信用修复。在全国率先实现破产信息公示共享，目前已向“信用广州”网共享破产信息3512条，助力重整企业后续开展融资、招投标等经营活动。
五是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提升案件质效。建立智慧破产一体化信息平台，提供破产信息线上查询、涉税事务线上办理等便利服务，以信息化手段全面提升破产审判质效。上线全国首个破产重整“智融”平台。联合有关企业及金融机构、产权交易机构搭建破产重整平台，在破产企业与投资方之间建立起高效精准的线上对接渠道，破解破产财产处置、重整投资人招募、重整企业融资等难题。自平台上线以来，累计发布资产处置及重整投资人招募信息10799条，引发投资人关注1842.69万次，27家重整企业通过“智融”平台匹配到投资人。某重型装备公司通过平台招募到投资人，引入3.51亿元投资款，化解5.1亿元债务。智慧破产一体化信息平台建设经验获《中国法院信息化发展报告（2022）》刊载并向全国推广。
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聚焦破产重整、和解案件，围绕广州法院充分发挥破产重整和解制度功能，加大困境企业救治力度，有效实现提振经营主体信心，激发市场活力，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升级。案例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集中体现破产法的拯救功能，通过市场化法治化途径挽救困境企业。案例全面展示了广州法院运用重整、和解“组合拳”，助力困境企业挽救的阶段性工作成效，也为司法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提供可供参考的示范样本。二是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广州法院坚持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所有重整案件原则上都采取公开形式招募投资人，持续优化稳定公平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充分激发民营经济生机活力。三是建立简易重整和解规则，引导企业获得“早救”“真救”。以建立简单、快捷、灵活和低成本的简易重整和解制度为小微企业救治目标。明确小微企业重整识别标准，整合办理环节，发挥简易重整与和解制度对困境小微企业的强大救治功能，对各类小微企业实现尽早救治。四是深度应用智慧破产一体化平台，全方位提升办理破产质效。广州法院在全国首创以破产案件资金管理系统、智慧破产审理系统“智破”系统与破产重整“智融”平台、破产前调解“智援”平台为核心的智慧破产一体化平台，对于简易清算和简易重整案件，原则上均利用一体化智慧破产平台办理，对于招募重整投资人，原则上均利用破产重整“智融”平台公开招募，充分运用智慧法院建设成果为破产审判赋能。
下一步，广州法院将更好发挥破产审判职能，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丰富重整、和解实践，以更大力度帮助困境企业化解债务危机、恢复正常经营，实现各方利益共赢、社会整体价值最大化，助力广州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标杆城市，为广州继续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领头羊和火车头作用提供更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广州市人大代表黄艳芸，广州市政协委员崔志坚，市工商联和企业家代表，以及中国新闻社、中国青年报、人民法院报、中国经济导报、南方日报、广东电视台、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南方新闻网、南方都市报、广州电视台、信息时报、新快报、广东电台、广州电台、大粤网等中央、省、市主流媒体参加了此次新闻发布会。
来 源丨广州市法院新媒体工作室
素 材 | 广州破产法庭
通讯员 | 谢君源 年亚 张静怡 崔馨月
摄 影 | 郑朝晖
责 编 | 谢君源
编 辑 | 汤楚茵 |
12 | 南京中院发布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保全典型案例 | 4月17日，南京中院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南京中院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保全典型案例，并介绍《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保全工作指引》（以下简称《工作指引》）。
发布会上，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庭长徐新发布了典型案例；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柯胥宁对典型案例进行了解读；南京知识产权法庭法官程财对《工作指引》进行了介绍。发布会由南京中院宣传处副处长徐聪萍主持。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保全工作指引》要点解读
证据保全，是指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依职权采取措施对证据进行保护，以保证其证明力的一项措施。南京知识产权法庭是全国首批跨区域集中管辖发明专利、技术秘密等技术类案件的专门审判法庭，知识产权民事证据保全工作始终是南京知识产权法庭的强项，通过在案件中依法进行证据保全，全面、充分、及时保护了科技企业的创新创造成果。本次出台的《工作指引》是在总结南京中院证据保全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制定。
《工作指引》共四个部分30条，包括：一般规定、证据保全申请的审查、证据保全的执行、证据保全相关法律责任。
第一部分“一般规定”。明确了证据保全的两个目的：一是尽力解决权利人取证难题，依法及时有效固定证据，查明侵权事实；二是防止权利滥用，维护被申请人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第二部分“证据保全申请的审查”。对申请审查因素，证据保全的必要性、可行性、正当性，保全担保以及可能涉及的听证程序进行细化规定。明确了证据保全应满足四个法定必备要件：主体适格、权利稳定、基础事实证据具备、符合民事诉讼法第84条规定。
第三部分“证据保全的执行”。规定了保全参与人员由“法官+法官助理+技术调查官或第三方技术专家或技术辅助专家”组成；采取证据保全，应当预先制定具体的保全方案或具体步骤，应当以有效固定证据为限，尽量减少对保全标的物价值的损害和对证据持有人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并对样品、产品技术特征、商业标识、化学物质、生物材料、计算机软硬件、商业秘密等对象的具体保全方法作出指引性规定。
第四部分“证据保全相关法律责任及救济”。对保全异议、诉前保全后不起诉、保而不用、妨碍保全、破坏证据、保全错误的各类型法律后果进行了详细规定。
△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庭长徐新发布典型案例
南京中院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保全典型案例
案例一：证据保全定分，判决促成合作——南通某机械制造公司与如皋某书刊机械公司、南京某印刷厂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南通某机械制造公司系涉案专利权利人，其认为如皋某书刊机械公司生产的书刊装订设备中书芯翻转系统采用的技术方案落入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南京某印刷厂使用了如皋某书刊机械公司生产的该书刊装订设备，该两公司的行为构成专利侵权，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案件审理中，法院根据南通某机械制造公司申请，前往南京某印刷厂的经营场所采取证据保全措施，在不影响其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采取不停机的方式，对该设备的相关技术特征进行拍照取证。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法院证据保全所拍照片反映了被诉侵权装置的全部技术特征，并基于法院证据保全所拍照片发表了比对意见。法院经审理判决两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为维权支出的合理费用30万元。
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书》，并进一步达成了专利许可使用协议。协议约定如皋某书刊机械公司以5万元/台的价格向南通某机械制造公司支付专利许可使用费。
典型意义
本案中，法院根据权利人申请及时采取了证据保全措施。证据保全过程中，法院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不停机保全的方式，一方面有效解决了权利人举证难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尽可能降低了保全措施对南京某印刷厂生产经营带来的影响，为后续的案件审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判决后，双方当事人不仅就一审判决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而且进一步达成了专利许可使用协议，由专利侵权案件中的对立双方变为生产经营中的专利合作双方，如皋某书刊机械公司由违法侵权人变为涉案专利权的合法使用人，权利人也充分实现了专利的技术价值到市场价值的转换。本案实现了从侵权诉讼到专利许可的“无缝对接”，对鼓励发明创造，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具有积极的意义，是做实“案结事了政通人和”“双赢多赢共赢”现代化审判理念的生动实践。
案例二：及时保全快速止争，扫除企业上市阻碍——某（瑞士）公司与无锡某股份公司、扬州某科技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某（瑞士）公司系涉案专利权利人，其认为，由无锡某股份公司制造、销售、许诺销售，扬州某科技公司采购的被诉侵权数控金刚线切片机产品采用的技术方案落入其享有的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2018年1月24日，某（瑞士）公司将上述两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停止侵权，赔偿损失。无锡某股份公司辩称，其正处于上市审核阶段，本案诉讼对其正常的生产经营及商业信誉造成重大影响，可能影响上市进程，存在恶意诉讼之嫌。
案件审理中，法院依据原告申请前往扬州某科技公司经营场所采取证据保全措施，对被诉侵权设备加贴封条，拍照录像，并作了相关笔录。法院充分考虑到无锡某股份公司处于上市审核阶段的实际情况，在较短的时间内即组织双方人员进行现场勘验比对。法庭辩论终结后，某（瑞士）公司在审理中提出了撤诉申请，法院未予准许。2018年4月16日，法院作出判决：驳回某（瑞士）公司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近年来，相关行为人针对公司上市审核阶段而发起的知识产权诉讼越来越多，而其诉讼的真实目的往往并不是保护创新。本案中，法院考虑到被告正处于上市进程中，在证据保全固定技术事实的基础上，加快审理速度，对原告在法庭辩论终结后提出的撤诉申请，作出不予准许的裁定。并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作出判决，有效防止了知识产权诉讼成为相关行为人打击竞争对手的工具，保护了即将上市公司的合法权益，维护了公平有序的竞争秩序，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司法保障。
案例三：多地同步证据保全，完整固定侵权行为——南京某科技公司、南京某信息公司与江苏某咨询公司、张某某等侵害经营秘密纠纷案
基本案情
张某某等五人曾是南京某科技公司和南京某信息公司员工，并签订了保密协议。在职期间，张某等五人利用职务之便，掌握了老东家的大量经营信息。五人之后陆续离职，并在离职一个月后共同以亲属名义成立江苏某咨询公司，经营与老东家具有竞争关系的税务服务业务。南京某科技公司认为，张某某等人违反约定，披露、使用并且允许江苏某咨询公司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共同侵害了其合法权益，故要求停止侵权、赔偿损失。
案件审理中，法院根据南京某科技公司的申请采取了证据保全。因江苏某咨询公司在江苏省三个城市均有经营场所，为确保保全效果，避免“打草惊蛇”，法院派出了3个保全小组前往江苏某咨询公司在南京、扬州、泰州三地经营场所同时进行证据保全。对保存在江苏某咨询公司及各分支机构办公室及办公电脑、张某某等人的办公或个人电脑中涉案商业秘密的客户名单采取证据保全措施，共固定了53.17G的电子数据信息。经过16次庭前会议逐条核对相关信息，最终查明张某某等人披露了原告大量的客户信息，并在离职后成立江苏某咨询公司使用上述交易信息。据此，法院判决：停止侵权，并赔偿南京某科技公司、南京某信息公司经济损失及其维权合理费用450余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严格落实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采取充分、有效证据保全措施，固定侵权证据，破解权利人举证难题，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本案立案之后仅15天，法院就采取了证据保全措施，且考虑到案件的实际情况，法院迅速组织3支保全小队，奔赴三地，同一时间进行证据保全，及时、完整、全面、有效地固定了侵权证据，为后续案件实体审理提供充分证据支持，也为权利人制止侵权行为，获得足额赔偿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柯胥宁对典型案例进行解读
案例四：跨越3600公里，保全补齐证据拼图——某环保公司与江苏某公司等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
基本案情
某环保公司长期致力于氨法脱硫技术的研发和实践，并将“脱硫除尘一体化超低排放技术”作为公司技术秘密进行保护。江苏某公司以不正当手段有步骤成体系地引诱、招揽某环保公司的业务骨干，非法获取上述技术秘密并使用。在短短两年多时间内，获得新疆等20多个烟气脱硫工程项目，给某环保公司造成了巨额损失。某环保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停止侵权并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9600万元。
案件审理中，法院根据某环保公司的申请，于2019年10月18日赴南京市公安局经济犯罪案件侦查支队，调取了江苏某公司实施榆林凯越项目的全套技术图纸；前往新疆乌鲁木齐市案外人神华新疆化工有限公司经营场所采取证据保全措施，经过与技术使用方近一周的沟通、协调、查找，终于调取到神华新疆项目9箱技术图纸。证据保全后，法院结合相关项目的技术资料，与某环保公司主张的技术秘密进行了完整比对，并判决支持了某环保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系对科技型民营企业核心技术秘密进行重点保护的典型案例。实践中，因侵害技术秘密的相关行为具有一定隐秘性，权利人取证难问题显得较为突出。本案中，法院根据原告提交的初步证据认定其商业秘密可能被侵犯，但相关证据不足以将举证证明责任直接分配给被告。在此情况下，法院并没有简单地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而是通过对第三方项目的证据保全，调取到了完整的侵权技术信息，并据此认定被告行为构成侵权，降低了权利人对技术秘密侵权行为的举证证明难度，贯彻了严格保护的司法理念，给同类型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有益借鉴。
案例五：合理确定措施，避免超出限度——江苏某科技公司与南京某技术公司、张某等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江苏某科技公司系涉案软件的著作权人。张某、杨某某等曾在江苏某科技公司处任职。任职期间，张某、杨某某利用职务之便，未经许可，复制了涉案软件的源代码和开发文档，进行非实质性修改，形成被诉侵权软件并对外销售。江苏某科技公司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400万元。
案件审理中，法院根据江苏某科技公司的申请，前往南京某技术公司经营场所采取证据保全措施。证据保全过程中，因无法确认相关信息存储的设备，法院办案人员在被告相关人员见证下，对18台电脑进行了标号记录，拍照录像后带回法院。为了减少对南京某技术公司正常业务的影响，法院要求双方第二天即派人员至法院对保全电脑进行初步筛查，由法院组织，并且在被告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原告搜索并指出可能与被诉侵权行为有关的内容进行拷贝、固定。通过三天连续不断的工作，完成初步筛查，并将所有电脑及时退还给被告。经比对，被告的行为构成侵权。法院判决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400万元。
典型意义
采取证据保全措施，应当以有效固定证据为限，尽量减少对保全标的物价值的损害和对证据持有人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本案中，法院对被告18台电脑进行保全后，并没有按部就班地等待开庭后再进行侵权比对，而是第一时间要求双方当事人在法院的监督下对相关信息进行筛查，将保全的电脑中涉嫌侵权的信息拷贝固定，而后及时将电脑退还给被告。既全面、有效地固定了被诉侵权证据，为查清案件事实打下了良好基础，同时也关注到了被告经营的实际需要，体现了公正司法、能动司法的理念。
案例六：非法抗拒保全，依法从严处罚——常州某股份公司与浙江某光学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系列案
基本案情
常州某股份公司系涉案专利权利人，其认为浙江某光学公司制造、销售的手机镜头侵害其享有的涉案专利权，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停止侵权并赔偿其经济损失1000万元。浙江某光学公司则认为，常州某股份公司未证明被诉侵权手机中的镜头由其提供；且在涉案专利申请日之前，其已经生产、销售该型号镜头，享有先用权，不构成侵权。
案件审理中，法院根据常州某股份公司的申请，裁定对浙江某光学公司生产的特定镜头采取证据保全措施。法院进行保全时，浙江某光学公司保安经数次电话联系公司相关人员后，始终拒绝法院办案人员进入该公司依法履行公务。办案人员反复释明妨害民事诉讼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当地公安机关在接到办案人员报警后派员到达现场亦进行了法律释明，浙江某光学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叶某无正当理由仍阻碍办案人员进行证据保全，该公司相关人员亦不出面接洽，持续时间长达1小时23分。法院依法作出决定：一、对浙江某光学公司罚款100万元；二、对叶某罚款10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倡导诚信诉讼、维护司法公信力的典型案例。浙江某光学公司系一家规模较大的专业光学镜头制造企业，其在本案之前已经起诉常州某股份公司，法院亦依据其申请采取了证据保全措施。浙江某光学公司对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后果及责任完全明知，其妨害法院证据保全的行为具有明显的故意。本案中，法院通过对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当事人进行处罚，明确了参加诉讼当事人诚信诉讼的法定义务，维护了司法权威，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依法适当减轻权利人举证负担，引导当事人积极、主动、全面、诚实提供证据，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南京知识产权法庭法官程财对《工作指引》进行介绍
供稿：知产庭
排版、摄影：陈薛佳娃
编辑：隋文婷
审核：程文军、徐聪萍 |
12 | 浙江检察发布深化知识产权检察综合履职 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 4月23日，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举办主题为“深化知识产权检察综合履职，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6件全省检察机关保护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浙江检察机关深化知识产权检察综合履职
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1.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易某科技有限公司、刘某等4人侵犯商业秘密案
2.慈溪市人民检察院办理的孙某某、陈某某等人假冒注册商标、妨害作证、包庇案
3.瑞安市人民检察院办理的周某某、戴某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4.德清县人民检察院办理的刘某某等五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5.海宁市人民检察院办理的吴某某等人著作权侵权纠纷系列虚假诉讼监督案
6.新昌县人民检察院办理的王某某等人假冒注册商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案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会同省总工会、省妇联举办保障妇女合法权益专场检察开放日活动
●最高检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葛晓燕在浙江调研：坚持“三个导向” 把“检察护企”专项行动落到实处
●沪浙粤鄂基层检察院跨区域结对共建共谋推进基层检察工作现代化
●浙江省检察院制定“检护民生”专项行动落实方案：明确13项重点任务守护民生
●浙检3个集体、1名个人！浙江省青年文明号、青年岗位能手名单出炉
●奇怪的游客、热情的甲方、高薪的兼职......他们的真实目的是——
●揪出“内鬼”发出建议后，检察官的一次回答又为企业免去一场官司 |
12 |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发布第六批环境违法典型案例（“两打”专项和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弄虚作假违法犯罪类） | 自2020年开始，生态环境部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连续4年联合开展深入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和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以下简称“两打”专项）。
“两打”专项开展以来，生态环境等多部门多措并举、持续发力，健全监管机制、强化靶向监管、加大处罚力度、推动刑事司法衔接，查处了一批违法犯罪行为。现对新查处的一批“两打”专项和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弄虚作假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予以发布。
陈绪宏 摄
目录
案例一、周某荣非法处置危险废物案
案例二、枣阳市双禾物流有限公司涉嫌违反固体废物管理制度案
案例三、重庆中涵环保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在环境服务活动弄虚作假案
案例四、重庆市和京碳素材料有限公司涉嫌不正常运行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案
唐鸿姿 摄
案例一
周某荣非法处置危险废物案
【案情简介】
重庆市沙坪坝区周某荣在无营业执照及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情况下，将非法收购的47桶，合计约8.4吨废有机溶剂作为原材料，提取并生产劣质香蕉水42桶，对周边土壤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同时周某某还将装过废有机溶剂的铁桶非法贩卖至外地进行非法处置，涉嫌污染环境罪。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于2024年1月将此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调查处理】
2023年9月，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在现场检查时，发现周某某在无营业执照及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资质的情况下，在重庆市沙坪坝区一厂房外的露天空地，将非法收购的47桶，合计约8.4吨汽摩加工企业喷涂车间清洗油漆大缸产生的废有机溶剂作为原材料，通过蒸馏加工等方式提取并生产劣质香蕉水42桶，同时对周边土壤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此外，执法人员发现周某某还将装过废有机溶剂的铁桶非法贩卖至外地进行非法处置。经重庆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认定，周某某非法加工、处置的废有机溶剂及装过废有机溶剂的铁桶均属于危险废物。周某某非法处置危险废物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为已涉嫌刑事犯罪。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3〕7号）第一条第（二）项之规定，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于2024年1月将此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案件启示】
案件隐蔽性强、违法主体锁定难。环境执法部门在案件办理过程中，需要多方走访调查取证，充分掌握涉案物品来源、企业产废情况、涉案物品处置过程、处置参与人员等关键信息，分析研判案件关键突破点，锁定违法嫌疑人。此案的查处、侦办，积累了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和打击犯罪行为的宝贵经验。
秦蒸 摄
案例二
枣阳市双禾物流有限公司涉嫌违反固体废物管理制度案
【案情简介】
枣阳市双禾物流有限公司租赁并负责管理运输车辆维护场所内的危废暂存间未采用坚固材料建造和缺少防渗措施，不符合国家环境标准，构成未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贮存危险废物的环境违法行为。江北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对枣阳市双禾物流有限公司作出1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调查处理】
2023年4月6日，江北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对位于江北区港城工业园D区的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江北混凝土工程分公司进行检查时，发现该公司北侧的运输车辆维护场所内的危废暂存间未采用坚固材料建造和缺少防渗措施，不符合国家环境标准。经调查，该场所由枣阳市双禾物流有限公司租赁并负责管理，枣阳市双禾物流有限公司构成未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贮存危险废物的环境违法行为。
该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贮存危险废物应当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禁止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六项和《重庆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规定，江北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对该公司依法作出了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件启示】
加强对危险废物产生、贮存、转移、处置各环节的全方位、规范化、精细化管理，能有效减少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降低企业违法行为发生的概率。案件的查处，能起到教育警示作用。
陈飞胜 摄
案例三
重庆中涵环保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在环境服务活动弄虚作假案
【案情简介】
重庆市江津区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江津某酒厂2023年自行监测报告进行调查，江津某酒厂委托重庆中涵环保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进行采样监测、出具监测报告。经调查，重庆中涵环保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在江津某酒厂2023年7月4日未生产、天然气锅炉未启用的情况下出具监测报告，伪造监测采样时间和业主签字，构成在环境服务活动弄虚作假的环境违法行为。重庆市江津区生态环境局对重庆中涵环保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作出13.1666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并对公司主要负责人罚款2.9125万元。
【调查处理】
经调查，重庆中涵环保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在2023年7月4日江津某酒厂放高温假未生产、天然气锅炉未启用的情况下出具监测报告，监测采样原始记录中企业基本情况表未交业主签字，该公司采样人员伪造业主签字，出具的涉案监测报告与另一份不同采样时间的监测报告中的采样现场照片雷同。该公司未到现场开展监测采样，依据《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判定及处理办法》第五条第六项“伪造监测数据，系指没有实施实质性的环境监测活动，凭空编造虚假监测数据的行为，包括以下情形：......（六）未开展采样、分析，直接出具监测数据或者到现场采样、但未开设烟道采样口，出具监测报告的”的规定，该公司构成在环境服务活动中弄虚作假的环境违法行为。
该公司上述行为违反《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从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技术单位、环境监测机构以及从事环境监测设备和防治污染设施维护、运营的机构，不得在有关环境服务活动中弄虚作假。”和第二款“建设单位应当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内容和结论负责，接受委托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技术单位对编制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承担相应责任。环境监测机构及其负责人应当对出具的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的规定。依据《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和《重庆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规定，重庆市江津区生态环境局对重庆中涵环保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作出13.1666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并对公司主要负责人罚款2.9125万元。
【案件启示】
本案是一例典型的环境监测机构在环境服务活动中弄虚作假的案例。凭空编造虚假监测数据，伪造现场监测采样资料，掩盖未开展现场采样的事实是一种常见的弄虚作假手段，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对打击第三方机构弄虚作假行为，能形成震慑。
刘勇 摄
案例四
重庆市和京碳素材料有限公司涉嫌不正常运行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案
【案情简介】
重庆市和京碳素材料有限公司自2023年5月8日起粉尘仪器出现连续量程漂移，且在线运维单位当日告知该公司粉尘仪校准未通过，直至7月20日最近一次粉尘仪校准仍未通过，期间该公司仍正常生产，构成未保证废气污染物自动监控设施正常运行的环境违法行为，重庆市铜梁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对该公司作出5.6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查处情况】
2023年7月19日，生态环境部大气重点区域空气质量改善监督帮扶专业28组,对重庆市和京碳素材料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自2023年5月8日以来，该公司煅烧废气排口自动监测站点粉尘仪连续量程漂移，且在线运维单位当日告知该公司粉尘仪校准未通过，直至7月20日最近一次粉尘仪校准仍未通过，期间该公司仍正常生产。
2023年7月21日，重庆市铜梁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对该公司进行了调查，经核实，该公司自动监控设备不能正常运行的情况属实，构成未保证废气污染物自动监控设施正常运行的环境违法行为。
该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条第三项之规定，重庆市铜梁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对该公司作出5.6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案件启示】
实施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是防治环境污染的重要措施，排污单位自动监控设备的运维工作不能仅仅依靠运维公司，排污单位应落实主体责任，确保其安装的自动监测设施处于正常、稳定的运行状态，并确保其监测数据真实、准确。
文字：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总队
编辑：刘 霞
审核：周安全 |
12 | 最高检发布检察机关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 | 关于印发检察机关知识产权保护
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落实《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有力支持全面创新，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最高人民检察院选编“浙江兆某股份有限公司、方某君等六人侵犯商业秘密案”等9件案例作为检察机关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现印发你们，供各地办案时参考借鉴。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4年4月19日
检察机关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
目 录
1. 浙江兆某股份有限公司、方某君等六人侵犯商业秘密案
2. 刘某生等三人侵犯著作权案
3. 重庆乾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官某、李某侵犯著作权案
4. 关某等三人侵犯商业秘密案
5. 许某俊等二十六人假冒注册商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6. 叶某敏假冒注册商标案
7. 天长市新某有限公司与湛江市苏某有限公司、海口市椰某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民事纠纷抗诉案
8. 上海今某有限公司与上海市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涉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政处罚非诉执行监督案
9. “镇湖刺绣”知识产权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
案例一
浙江兆某股份有限公司、方某君等六人侵犯商业秘密案
【关键词】
侵犯商业秘密罪 全链条打击 损失数额认定 证据保密措施
【要 旨】
检察机关在办理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中，立足检察职能，采用多种方式推动深挖彻查，夯实证据体系，依法追诉侵犯商业秘密犯罪主犯。准确认定商业秘密权利人的损失数额，切实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完善涉商业秘密证据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保密措施，防止“二次泄密”，护航新技术新产业创新发展。
【基本案情】
青岛云某先进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某公司）是一家上市的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为克服用于非晶带材生产设备在性能上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云某公司历时8年技术研发，成功改良喷包车、结晶器、结晶器修磨机构等核心设备。
2016年5月至7月，浙江兆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某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方某君，安排兆某公司高管郁某坤、张某伟以兆某公司名义与云某公司员工于某、孟某和姜某鹏相继建立联系，以现金和高福利待遇利诱于某、孟某和姜某鹏，非法获取云某公司非晶带材生产线核心设备喷包车、结晶器、结晶器修磨机构相关技术秘密。兆某公司设立浙江中某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某公司），拟以非法获取的商业秘密搭建“兆某二期”新生产线。后方某君安排郁某坤、姜某鹏以中某公司名义订购相关涉密设备，安排于某等人从云某公司挖走10余名操作工人，搭建与云某公司相同的新型非晶带材生产线。该生产线试运转2个月后案发，产出的产品尚未流入市场。
经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云某公司涉案的喷包车、结晶器、结晶器修磨机构中包含的技术信息具有非公知性。经对姜某鹏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手机中提取的电子证据图纸和现场扣押图纸内的技术信息与云某公司主张的33个密点信息相比对，有23个相同，9个实质相同。经北京连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价值评估，涉案技术秘密研发费用评估价值人民币4007万元，对云某公司造成许可使用费损失人民币1953万元。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17年6月2日，山东省青岛市公安局即墨分局（以下简称即墨公安分局）接权利人报案后，对云某公司被侵犯商业秘密案立案侦查，姜某鹏、张某伟分别于2017年8月28日、11月28日被抓获归案，于某于2017年9月11日主动投案；经检察机关追诉，孟某、郁某坤分别于2018年4月23日、2020年4月29日主动投案，方某君于2020年4月22日被抓获归案。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即墨区检察院）应邀就商业秘密认定及损失数额等问题与公安机关进行会商。本案中，犯罪嫌疑人窃取商业秘密后搭建了同类生产线，但产出的产品尚未流入市场，检察机关建议以商业秘密许可使用费认定本案的损失数额。同时针对侵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方某君拒不认罪的情况，引导公安机关补充证据材料，全面固定证据。
2017年9月30日、12月14日、2021年5月28日，即墨区检察院依法先后对姜某鹏、张某伟、方某君批准逮捕。
2017年11月至2021年8月，即墨公安分局先后以姜某鹏、于某、张某伟、孟某、郁某坤、方某君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向即墨区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开展补充侦查，夯实证据体系。首先，全面审查案件，深挖背后主谋。公安机关最初仅对云某公司员工姜某鹏、于某、兆某公司员工张某伟进行侦查。经审查，云某公司技术人员孟某、兆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方某君、高管郁某坤均涉嫌犯罪，遂向公安机关提出书面侦查取证意见，后公安机关相继对三人依法立案侦查。其次，开展自行补充侦查，追诉单位犯罪。公安机关将本案作为自然人犯罪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开展自行补充侦查，查明本案系兆某公司为获取公司利益组织实施，应追究兆某公司刑事责任，遂依法追加单位犯罪。二是准确认定权利人损失，确定犯罪数额。本案中，兆某公司非法获取云某公司的商业秘密，成功搭建与云某公司相同的生产线，但该生产线仅试运转2个月即案发，产品尚未流入市场，无销售数额，故无法以违法所得额认定本案的犯罪数额。鉴于该商业秘密尚未因犯罪行为而被公众所知悉，未导致该商业秘密的价值彻底灭失，因此也不宜以商业秘密的研发成本认定损失数额。经过综合研判，最终以商业秘密许可使用费认定本案的损失数额。经评估，该商业秘密的许可使用费用为人民币1953万元。三是完善保密措施，加强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对云某公司提出的涉案技术资料在刑事诉讼中存在泄露风险的顾虑，检察机关全面梳理可能的风险点，充分听取权利人的意见，在保证诉讼顺利进行的情况下，确定与商业秘密有关的证据范围及相应的保护措施；将涉案技术资料单独放置、单独管理，要求诉讼参与人签署保密协议；检察机关根据专家证人的需要，研究制定准确的证据目录，原则上只调取专业认定所需部分，最大限度防止权利人自主研发技术的“二次泄密”。四是制发检察建议，全面加强知识产权综合性司法保护。检察机关先后两次实地走访调研，向权利企业送达检察建议，推动从制度上堵塞知识产权保护漏洞，云某公司针对性建立了长期有效的涉密管理制度和保密教育机制。同时检察机关定期至企业进行普法宣讲，促进企业合规管理，取得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
检察官与权利企业员工交流，普及商业秘密保护相关法律法规。
2018年6月至2021年11月，即墨区检察院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先后对被告人姜某鹏、于某、孟某、张某伟、方某君、郁某坤和被告单位兆某公司提起公诉。2018年11月至2022年12月，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起诉意见和量刑建议，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被告单位兆某公司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分别判处被告人方某君、郁某坤、姜某鹏、张某伟有期徒刑三年至五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至二百万元不等；判处被告人于某、孟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部分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19年4月18日、2023年5月4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一）依法追诉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幕后主犯和单位犯罪。检察机关综合运用重大疑难案件听取意见、自行补充侦查等方式，落实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夯实证据体系。检察机关在对权利人的“内鬼”提起公诉的同时，继续深挖彻查，成功追诉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主谋，并依法追加认定单位犯罪。检察机关坚持对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全链条打击，从幕后主使人到利诱联络人、再到窃取泄露技术秘密的相关技术人员均受到法律制裁。
（二）准确适用权利人损失计算方法认定具体数额。司法实践中，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的情形较为复杂，对犯罪数额的认定，应当区分不同情形采取相应的计算方法。检察机关深入研判，全面审查涉案商业秘密是否因犯罪行为而为公众所知悉、侵权人窃取的商业秘密是否投入生产、产品是否流入市场、有无销售数额等关键事实，以商业秘密的许可使用费准确认定犯罪数额。
（三）全面研判商业秘密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二次泄密”风险点，加强对涉密证据的全过程保护。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中，权利人往往担心商业秘密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发生“二次泄密”。检察机关在办理该类案件时，针对具体情况，充分听取企业意见，全面梳理刑事诉讼过程中的泄密风险点，有针对性地制定保护措施，在有效保证案件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涉案商业秘密泄露的风险，为企业提供精准化法律服务。
案例二
刘某生等三人侵犯著作权案
【关键词】
侵犯著作权罪 医疗设备软件 避开技术措施 全生命周期保护
【要 旨】
侵犯著作权罪中“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的认定，应在查明技术手段运行原理的基础上围绕技术措施的保护对象、保护目的、保护效果予以综合判断。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故意避开技术措施型侵犯著作权犯罪行为，全链条打击制造源头与销售传播各环节。健全数字版权保护体系，凝聚支持全面创新的社会合力，落实对知识产权全生命周期保护，服务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基本案情】
权利人皇家飞某浦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以下简称飞某浦公司）、通某电气精准医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通某公司）均系CT机、血管机等医疗设备生产企业，创作发表了医疗设备软件、配套维修手册等作品。权利人为保护自身医疗设备软件的著作权及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分别开发了安全认证系统、认证工具（俗称加密狗）、算码器软件等技术措施。加密狗内存储了权利人颁发的数字证书，使用人需要在计算机终端使用加密狗通过安全认证系统的身份核验，才能浏览使用被隐藏、限制的医疗设备软件功能。
2019年3月至2022年7月，刘某生以营利为目的，未经上述权利人许可，自行制作用于避开技术措施的盗版加密狗工具，提供医疗设备维修手册等作品的下载链接，擅自复制星云工作站、AW工作站、飞云工作站等医疗设备软件，提供医疗设备维修手册等作品的下载链接，利用网络平台销售传播，销售金额人民币91万余元。期间，刘某生又指使刘某开设闲鱼账户，销售前述盗版加密狗和盗版医疗设备软件，共同销售金额人民币14万余元。
2020年3月至2022年7月，刘某旺以营利为目的，未经权利人许可，从网上购得盗版加密狗工具，擅自复制算码器等医疗设备软件，提供医疗设备维修手册、算码器软件等作品的网盘下载链接，并利用网络平台销售传播，销售金额人民币15万余元。
经鉴定，上述三人销售的盗版加密狗均具有通过安全认证系统身份核验的功能，可以避开权利人为其医疗设备软件采取的技术措施；销售传播的盗版软件均与权利人的作品实质相同。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22年1月5日，上海市公安机关对本案立案侦查，并分别由上海市公安局对刘某生、刘某立案侦查，由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对刘某旺立案侦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以下简称上海三分院）、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普陀区检察院）启动重大疑难案件听取意见机制，建议公安机关重点开展以下侦查取证工作：一是查证涉案作品的权属情况。调取30余款医疗设备软件、安全认证系统创作发表、权属登记、软件版权声明及署名界面等证据。鉴于部分作品归属于跨国集团企业中多家关联公司，引导公安机关就境外权利人对境内关联公司授权、域外证据采信等进行专项取证。二是委托司法鉴定，引导权利人就涉案作品与加密狗工具开展鉴别说明工作。综合司法鉴定机构鉴定意见与权利人鉴别意见，犯罪嫌疑人制造、销售的盗版加密狗均能够通过安全认证系统的身份核验，并包含多于正版加密狗的软件使用权限，涉案医疗设备软件均与权利人的作品构成实质相同。三是查明侵权软件使用风险。使用盗版加密狗和盗版软件维修精密医疗设备，将对医疗设备正常稳定运行带来明显的不确定性，增加误诊、漏诊发生的概率，可能造成患者就诊信息数据泄露。
2022年9月2日，上海三分院对刘某生批准逮捕。2022年12月2日，公安机关以涉嫌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将刘某生、刘某和刘某旺移送上海三分院和普陀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充分考察研判，明确技术措施的用途及有效性。检察机关通过实地走访、调研权利人应用的安全认证系统和加密狗工具，了解技术措施的运行原理、医疗设备维修人员的管理模式，查明维修权限认证的获取路径，明确权利人相关技术措施系为保护著作权而采取并具备有效性。二是深挖犯罪链条，依法追诉漏罪。检察机关审查发现公安机关遗漏了刘某旺通过分享网盘链接、在二手电脑复制安装软件的方式销售传播权利人作品的事实，遂依法适用侵犯著作权罪中关于未经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作品的条款予以追加认定。三是制发检察建议，助推诉源治理。检察机关向权利人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针对案件反映出的知识产权保护风险点，提出填补技术措施漏洞、提高维修保障响应时效等优化建议，维护公众医疗活动安全。
2023年1月31日、2月20日，普陀区检察院、上海三分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对被告人刘某旺和刘某生、刘某提起公诉。检察机关同步保障权利人参与庭审，发表技术意见与权利主张，辅助法庭查明事实。2023年4月12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分别作出一审判决，均采纳检察机关起诉意见和量刑建议，以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刘某生、刘某、刘某旺三人有期徒刑一年至三年二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至七十万元不等，对刘某和刘某旺适用缓刑。各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检察官走访权利企业，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案件办结后，为满足著作权技术措施等新技术、新业态的保护需要，检察机关走访调研区域软件产业园区，会同上海市版权协会等单位发布《企业数字版权技术措施保护与合规指引》，支持、鼓励权利人健全数字版权保护体系，促进技术措施发展应用，协调保护数字版权与网络安全，提示可能存在的安全漏洞与合规风险，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
【典型意义】
（一）明确间接规避技术措施行为的刑事规制路径。《刑法修正案（十一）》在侵犯著作权罪中新增了“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条款。提供规避手段和工具的间接规避行为属于侵犯著作权链条中的一环，严重损害著作权人合法权益，应纳入刑事规制范畴。未经权利人许可，故意制造、出售主要用于避开、破坏刑法第217条规定的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或者故意为他人避开、破坏技术措施提供技术服务，违法所得数额、非法经营数额达到相应标准的，应当以侵犯著作权罪追究刑事责任。
（二）准确把握著作权法意义上技术措施认定条件。本案中，明确涉案技术措施系权利人为保护软件作品而采取的有效技术措施，是认定被告人实施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犯罪行为的前提。检察机关围绕保护对象、保护目的与保护效果予以综合判断，结合涉案计算机软件等作品原件、鉴定意见、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权利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审查技术措施保护目的，从技术措施的原理、功能出发查明技术措施是否以保护作品为目标功能。同时，注意审查技术措施保护效果，确保技术措施在通常情况下能够稳定、有效地实现限制他人接触或传播作品的功能。
（三）依托一体履职全产业链打击犯罪，结合行业特点积极开展合规治理。对于持续时间长、销售范围广、犯罪数额大的链条式犯罪，检察机关应坚持一体履职、凝聚工作合力，对各环节犯罪进行高效打击，有力震慑不法行为，扩大案件的警示教育效果。依法能动履职，通过制发具有针对性、实效性的检察建议，长效保护相关经营者、消费者及社会公众合法利益。联合行政监管机关、行业协会等健全行业合规规范，构建数字版权保护体系，共同促进行业治理，做实知识产权全生命周期保护，依法保护和规范数字技术、数字产业和数字市场健康发展。
案例三
重庆乾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官某、李某侵犯著作权案
【关键词】
侵犯著作权罪 计算机软件 非法经营数额 企业合规
【要 旨】
通过反向工程获取芯片中的计算机软件代码后，未经许可复制该软件代码用于制售同款芯片的，属于非法复制发行计算机软件行为。检察机关审查认定侵权芯片只是非法制售的数控系统中的组成部分，综合考虑芯片在数控系统中的作用、价值占比等因素，准确认定非法经营数额。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开展涉案企业合规整改，加强释法说理，帮助被害企业挽回经济损失。
【基本案情】
2012年起，重庆乾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某公司）与成都鑫某瑞数控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某瑞公司）开展业务合作，从鑫某瑞公司采购机床数控系统。2017年底，乾某公司负责人官某为谋取非法利益，委托公司临聘人员李某从鑫某瑞公司机床数控系统主板芯片中逆向破解软件代码，用于生产988T系列数控系统产品。截至2021年9月，乾某公司共计生产、销售988T系列数控系统产品305台。2021年11月9日，公安机关从乾某公司查获988T系列数控系统产品89台，已烧录的主板380块。经查明，乾某公司与鑫某瑞公司前期合作时购买芯片的价格为300元/块。乾某公司非法经营数额为人民币23.2万元。
经鉴定，上述988T系列数控系统产品主板芯片中十六进制代码程序与鑫某瑞公司享有著作权的芯片中源代码程序经编译转换生成的十六进制代码相似度为99.99%。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本案系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版权局等六部门联合挂牌督办案件。2021年12月21日，重庆市公安局北碚区分局（以下简称北碚公安分局）根据版权执法部门移送线索立案侦查。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北碚区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取证提出以下建议：一是查明是否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犯罪。针对犯罪嫌疑人辩称通过反向工程获取芯片中的十六进制代码的情况，重点查明相关技术手段是否可行，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反向工程能力。二是查明销售侵权商品数量。调取相关销售票据，结合数控系统产品购买方的证言、官某的供述等综合认定。三是查清数控系统的组成部分、各部分功能以及在数控系统中的价值比例。
知识产权检察办案团队与相关领域技术专家研商案件。
2022年5月30日，北碚公安分局将该案移送北碚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依法认定案件性质。乾某公司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反向工程获取芯片中的十六进制代码后用于制售同款芯片，属于非法复制发行计算机软件行为。二是准确认定非法经营数额。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时，以侵权数控系统的整体价值人民币75万元作为非法经营数额，检察机关经审查并咨询相关领域技术专家，明确涉案芯片只是数控系统的组成部分，应当综合考虑芯片在数控系统中的价值比例认定非法经营数额。同时，被侵权软件代码封存于芯片内，系芯片的主要价值所在，可以按芯片整体价值认定侵权产品价值。三是积极开展涉案企业合规整改。检察机关收到乾某公司提出的合规整改申请后，全面审查该公司工商、就业、纳税等材料，会同相关部门实地走访考察，依法启动涉案企业合规整改和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整改期间，乾某公司建立了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审批制度，健全了知识产权管理和合规风险管控机制。经第三方监管评估组织考察验收，认定涉案企业整改合格。四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积极追赃挽损。检察机关加强释法说理，促使官某、李某、乾某公司自愿认罪认罚，共计退赔鑫某瑞公司人民币29.8万元。
2023年11月30日，北碚区检察院对乾某公司、李某作出不起诉决定，以侵犯著作权罪对被告人官某提起公诉。同年12月21日，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采纳检察机关起诉意见和量刑建议，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被告人官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被告人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一）准确认定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犯罪行为性质。检察机关办理涉计算机软件类案件，要全面审查案件事实和证据，精准认定行为性质，依法加强对计算机软件的知识产权保护。本案中，对于以营利为目的，未经权利人许可，通过反向工程从采购的芯片中获取计算机软件的十六进制代码后，用于制售芯片获利的，属于非法复制发行计算机软件行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检察机关依法以侵犯著作权罪追究刑事责任。
（二）综合考虑侵权软件在整体产品中的价值比例，合理认定非法经营数额。本案中的芯片作为机床数控系统中可分割的独立单元，应合理认定该芯片在系统中的功能作用和价值比例，不宜以机床数控系统整体价值来认定非法经营数额。同时，侵权软件代码封存于芯片内，系芯片的主要价值所在，与芯片密不可分，应以芯片价值认定侵犯著作权犯罪的非法经营数额。
（三）依法开展涉案企业合规，践行治罪与治理并重理念。检察机关办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相关企业符合启动合规程序条件的，依法及时启动涉案企业合规整改程序。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经合规整改合格的涉案企业和认罪认罚人员依法从宽处理。注重将追赃挽损、矛盾纠纷化解贯穿案件办理全过程，帮助受害企业挽回经济损失，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案例四
关某等三人侵犯商业秘密案
【关键词】
侵犯商业秘密罪 经营信息 追加起诉 协同保护
【要 旨】
经营信息类商业秘密能为权利人带来市场竞争优势，应予依法严格保护。检察机关在办案中依法能动履职，厘清法律适用疑难问题，积极开展自行补充侦查，依法追诉漏罪漏犯。针对外贸类民营企业商业秘密被侵犯后维权难的现实困境，推动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建立各部门协调联动的一体化保护格局。
【基本案情】
宁波凯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某公司）于2003年注册成立，主营各类货物的进出口业务。德国进口商S公司系凯某公司的客户，该公司特定联系人自2009年起向凯某公司询价，自2012年起代表S公司向凯某公司采购手推车及配件、捆绑带等各类产品。凯某公司与S公司在交易过程中形成的联系人及电子邮箱、交易历史、交易金额、客户需求、客户的形成与维护等信息，经鉴定属于不为公众所知悉的经营信息。
关某于2007年入职凯某公司，2018年7月离职，先后担任业务部门的业务助理、经理等职务，负责对S公司的外销业务和客户维护工作。在职期间，关某与凯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及《商业秘密保密协议》，约定员工对公司的商业信息负有保密义务。
2014年4月，关某注册成立了宁波贯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贯某公司），自2016年起使用凯某公司的上述经营信息，以贯某公司名义与S公司及该公司特定联系人开展与凯某公司同类产品的外销业务。关某2018年7月从凯某公司离职时，擅自将凯某公司与S公司交易的电子邮件、凯某公司的采购合同带至贯某公司，并伙同张某、朱某利用上述经营信息，继续向S公司销售产品。经审计，2016年至2021年底，关某等人向S公司出口与凯某公司同类产品，销售金额累计人民币6280余万元，给凯某公司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577万余元。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19年7月30日，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接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移送线索，以贯某公司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立案侦查，并于2020年10月14日以关某、贯某公司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移送审查起诉。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将本案移交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鄞州区检察院）办理。鄞州区检察院审查后认为，贯某公司自成立起经营活动就是与S公司开展外贸交易，属于关某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不构成单位犯罪，应直接追究关某个人的刑事责任。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准确认定深度客户信息构成商业秘密。经审查，案涉经营信息载有凯某公司与S公司交易的特定联系人及邮箱、采购产品需求、质量要求、交易产品类型、交易量、交易价格、付款条件、供货工厂信息等多个核心交易要素，系凯某公司针对特定客户在长期经营活动中逐渐积累、完善、归纳形成，是一组完整且相互关联的深度综合信息，并非所属领域人员普遍知悉或容易获取的浅度信息，应当认定为商业秘密。二是审查证实关某实际使用了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检察机关开展自行补充侦查，调取凯某公司与S公司往来邮件、购销合同等原件资料，与关某离职时带至贯某公司的经营资料进行逐一比对，证实两者完全一致，再对贯某公司与S公司的往来邮件、交易合同等书证仔细核查，采用列表方式与凯某公司经营信息逐一比对，证实实质相同，且关某在与S公司磋商价格时多次引用凯某公司的报价作为参考。三是排除个人信赖抗辩。关某及其辩护人提出，S公司系基于对关某个人的信赖而与凯某公司进行交易，关某离职后，S公司自愿选择与关某的公司交易。对此，检察机关夯实证据予以澄清。首先，S公司与凯某公司的首次交易系由S公司发起询价，其后开始长期交易，先后由蒋某、关某进行对接经办；根据电子邮件内容，促成双方交易的是凯某公司提供的商品质量、价格及服务，而非对某个经办人的信赖。其次，个人信赖抗辩的适用条件是员工离职后，而关某早在凯某公司任职时期就利用凯某公司的经营信息，以贯某公司的名义与S公司进行交易，不适用个人信赖免责原则。四是合理计算损失金额。根据外贸企业利润率计算多以产品销售金额为基数的行业特点，检察机关提出采用侵权商品销售金额乘以权利人同类产品利润率的方法，为同类案件的犯罪金额计算方式提供了参考路径。五是追加起诉犯罪事实。检察机关经审查发现，关某在刑事立案后取保候审期间，仍以他人名义成立外贸公司与S公司继续交易。遂联合公安机关，运用海关外贸出口数据平台筛查出涉案外贸公司，查实关某在行政调查甚至在刑事立案后，仍在同案犯的配合下继续实施侵权行为且交易金额高达人民币5000多万元。检察机关当即变更强制措施，决定逮捕关某，追加认定犯罪造成损失数额人民币490余万元，并建议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同案犯张某和朱某。
2022年1月、8月，鄞州区检察院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分别对被告人关某和张某、朱某提起公诉。2023年1月、9月，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鄞州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采纳检察机关起诉意见和量刑建议，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被告人关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万元；分别判处被告人张某、朱某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缓刑两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和五万元。关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23年4月13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鄞州区检察院牵头多部门签订《加强外贸行业经营信息类商业秘密协同保护战略合作协议》。
针对办案过程中发现的当地外贸行业商业秘密保护管理漏洞和风险点，鄞州区检察院联合鄞州区法院向宁波市外贸协会共同制发建议，引导外贸企业健全和落实商业秘密保护措施。宁波市外贸协会予以采纳，联合多家单位出台跨部门外贸协作机制，在100余家外贸企业开展商业秘密风险自评，对1万余名外贸从业人员开展培训。2023年5月，鄞州区检察院联合鄞州区公安分局、市场监管局、商务局、工商联、海关等部门会签《加强外贸行业经营信息类商业秘密协同保护战略合作协议》，合力推动外贸行业公平竞争、健康有序发展。同年11月，鄞州区检察院出台《涉企知识产权维权举证指引》，为市场主体被侵犯知识产权后如何维权指明路径。
【典型意义】
（一）加强经营信息类商业秘密司法保护，护航外贸市场健康发展。经营信息是商业秘密的重要形式，对市场主体尤其是外贸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具有重要的商业价值。检察机关在本案办理中，积极开展自行补充侦查，解决了侵犯经营信息类商业秘密“入刑难”等问题。综合分析经营信息的形成过程、具体内容，重点研判是否属于企业长期积累形成的深度综合性经营信息以及犯罪嫌疑人是否实际使用了该信息，详细审查客户开发和维护过程、相关交易时间等客观事实，综合全案证据，甄别犯罪嫌疑人关于客户与企业交易系基于对特定员工个人信赖的辩解。同时，检察机关坚持数字赋能，充分运用海关外贸出口数据平台查实全部犯罪事实，追诉漏罪漏犯，确保事实清楚、追诉到位。
（二）推动多部门协同保护，积极融入综合治理大格局。检察机关立足个案办理经验，结合地区经济发展和行业特点，通过会同人民法院联合制发社会治理建议、牵头多部门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出台知识产权维权举证指引等方式，建立跨部门知识产权协同保护与联动的“快速响应”机制，多维度提升外贸行业经营类商业秘密保护水平，有效解决阻碍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顽疾”，合力推动外贸行业公平竞争，促进健康有序发展。
案例五
许某俊等二十六人假冒注册商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关键词】
假冒注册商标罪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宽严相济 全链条打击 平等保护
【要 旨】
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案人数多、范围广、案情复杂的制假售假案件时，充分发挥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作用，及时提出侦查取证建议，完善证据链条，实现对产、供、销全链条的精准打击。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综合考虑涉案人员的地位、作用、非法获利及主观恶性等因素，分层分类处理。坚持平等保护理念，依法维护中外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助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基本案情】
2015年7月至2021年4月，许某俊、庄某宽等人未经“ROLEX”（劳力士）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合伙在广州市番禺区等地租赁仓库，采购未打标识的手表机芯，委托侯某雁等人拆解机芯并刻印“ROLEX”标识，向蔡某兴等人采购刻有“ROLEX”标识的手表表带、表壳等零配件，雇佣曾某丰等人组装，并进行质检和封包后，销售给汪某等一级代理，之后再销售给余某然等二级、三级销售代理。代理商通过网络平台广告引流进行宣传，组建销售微信群、实体店铺销售等方式对外销售。上述人员的非法经营数额为人民币23万余元至3.32亿余元不等，违法所得为人民币5万元至2075万余元不等。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21年2月19日，江苏省镇江市公安局润州分局（以下简称润州公安分局）接到多起市民购买到假冒劳力士手表的报案后，以余某然等人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立案侦查。镇江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镇江经开区检察院）应邀派员介入侦查，鉴于手表机芯系从厂家购买的正规产品，组装产品质量符合相关标准，建议公安机关重点围绕侵犯商标权犯罪开展侦查：一是深挖制假源头，实现全链条打击。从链条最末端销售者的交易明细、采购订单、物流信息、微信用户层层分析，全面追查上游犯罪，依法查明侵权商品销售来源、运营模式和组织架构。二是厘清共犯认定思路，精准定罪。重点核实零配件供应商、仅参与售假的一级销售总代理是否与制假者构成共同犯罪。针对蔡某兴等9人与组装、生产假表者缺乏共同犯意联络，难以认定共同犯罪的情况，根据假冒“ROLEX”注册商标表带、表壳等的名称、用途，认定与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为“同一种商品”，其生产、销售零配件的行为单独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并根据上述零配件的售价和数量单独计算非法经营数额。对于仅销售假冒手表不参与制假的汪某等销售代理，认定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三是准确认定犯罪金额。通过对制假售假团伙的记账本、涉案的230余张银行卡进行资金梳理及审计，并结合涉案人员言词证据，计算出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数额。四是区分情况分类处理。在提前介入阶段，检察机关综合全案情况和各人涉案情节，建议对制假源头人员采取羁押性强制措施；对制售假团伙中认罪悔罪态度好、作用相对小、获利相对少、社会危险性不大的涉案人员，建议采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对仅收取少量固定工资、情节显著轻微的人员可不作为犯罪处理。
知识产权检察办案团队分析研讨案情。
2021年7月至2022年1月，润州公安分局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对许某俊、庄某宽、侯某雁、蔡某兴等8人，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汪某、余某然等7人先后向镇江经开区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镇江经开区检察院依法对上述15人批准逮捕。此外，润州公安分局对曾某丰等其余11人取保候审。
2021年10月至2022年3月，润州公安分局先后以许某俊等26人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向镇江经开区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依法追加漏罪漏犯。公安机关仅认定许某俊2019年9月至2021年4月非法经营数额人民币1.3亿余元的事实，但经核实银行交易明细、讯问涉案人员，发现2015年7月至2019年9月许某俊还与庄某宽共同制售假表，且此时间段内许某俊与庄某宽有上亿元的交易流水，遂追诉庄某宽，进一步核实交易明细，强化对其他同案犯的讯问，最终许某俊非法经营数额由1.3亿余元增加至3.32亿余元，公安机关补充移送审查起诉非法经营数额人民币1.96亿余元的制假者庄某宽。二是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督促认罪认罚。加强释法说理，促使22名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3名被告人在审判阶段认罪认罚。在提出量刑建议时，充分考虑每个人的具体行为、作用大小、获利金额、社会危害性、认罪认罚等情节，建议对制假源头主要人员适用实刑，对认罪悔罪态度好、涉案金额较小的制假从犯和销售商依法宽缓处理。三是依法保障权利人合法权益。检察机关走访权利人在国内的代理公司，送达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权利救济途径和诉讼进展情况，并就涉案商品真伪、商标注册证核定使用的商品范围等听取意见，切实保障权利人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2021年12月至2022年3月，镇江经开区检察院分别以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先后对许某俊等26人提起公诉。2023年6月至7月，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采纳检察机关起诉意见和量刑建议，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分别判处被告人许某俊、庄某宽、侯某雁、蔡某兴、曾某丰等14人有期徒刑一年至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至五千万元不等；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被告人汪某、余某然等12人有期徒刑二年至五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三万元至三百万元不等，部分适用缓刑。各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一）深挖上游犯罪源头，实现全链条打击。本案被告人通过微信朋友圈售假，买卖“圈子”相对封闭，侵权商品的售价远低于市场价格，部分消费者知假买假，制售假线索发现难，查处难。本案由于买家不满售后服务而报警，前期侦查方向主要针对制假售假链条最末端的销假者，检察机关落实全链条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工作要求，注重深挖上游犯罪线索，成功追诉侵权商品的制假者和零配件供应商，追加认定犯罪金额上亿元，形成全链条打击工作合力，实现“打源头、端窝点、断链条”的目标。
（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现分层分类处理。本案制假售假层级分明、分工明确，涉案人数多，检察机关充分考虑团伙成员的参与程度、犯罪行为、违法所得、认罪悔罪态度等因素，准确评价各行为人的罪行大小和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将制假团伙负责人以及从事组织、管理等重要岗位工作的人员认定为主犯，依法从严惩处，建议适用实刑，并处以高额的罚金刑；将参与程度较低、作用较小、获利较少的人员认定为从犯，建议依法从宽处罚，部分适用缓刑；对仅收取少量固定工资、犯罪情节显著轻微的人员不作犯罪处理。
（三）坚持依法平等保护，助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本案侵权对象为国际知名商标，假冒手表销售至全国20多个省份，犯罪数额高达3.32亿余元，严重侵犯了商标所有人的合法权益和消费者利益。检察机关坚持对中外知识产权权利人依法平等保护的司法理念，严格落实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制度，充分保障权利人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严惩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为各类市场主体经营发展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案例六
叶某敏假冒注册商标案
【关键词】
假冒注册商标罪 非法经营数额 刑事抗诉 社会治理
【要 旨】
检察机关办理假冒注册商标犯罪案件，应根据商标指示商品来源的作用，正确认定商标所标示的商品，区分独立商品和商品的组成部分，准确认定非法经营数额。对于法院判决确有错误的，检察机关加强上下级院一体履职，依法履行刑事抗诉法律监督职能，确保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基本案情】
德某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某西公司）系“DELIXI”注册商标所有人。2015年至2020年，叶某敏在未取得配电箱生产资质且未经德某西公司许可的情况下，伪造“DELIXI”标识铭牌安装在自己组装、配备的配电箱和配电柜上，后在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地进行销售，共售出配电箱447台、配电柜21台，非法经营数额共计人民币65.8万元。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20年6月5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公安局以叶某敏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立案侦查，并于同年10月21日向乌审旗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乌审旗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11月4日将案件报送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鄂尔多斯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正确区分独立商品和商品的组成部分。经审查，确认叶某敏自行配置配电箱（柜），并将采购的正品元器件组装入箱（柜）内，然后将组装好的配电箱（柜）对外销售，应当将箱（柜）体与元器件视为一个整体商品；二是准确认定本案并非单位犯罪。单位犯罪应当同时具备“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和“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使用”等构成要件。经审查，叶某敏虽以公司名义签订销售合同，但是其均以个人名义组织实施伪造商标标识、安装标识铭牌、组装配电箱（柜）、安装维修商品等犯罪行为，上述犯罪活动未经公司同意亦不能体现单位意志，且叶某敏指定其个人账户收取货款，违法所得并未归单位所有使用，因此检察机关认定本案不构成单位犯罪。
2021年2月4日，鄂尔多斯市检察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对叶某敏提起公诉，同年6月7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鄂尔多斯市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叶某敏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但认为叶某敏组装的配电箱（柜）与元器件并非捆绑关系，箱（柜）内元器件为正品，应当将元器件的价值在非法经营数额中核减，故仅以配电箱（柜）的箱体和柜体的价值计算非法经营数额为13.47万元，判处被告人叶某敏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
鄂尔多斯市检察院审查后认为，一审判决将商品组成部分错误认定为独立商品，导致认定非法经营数额有误。本案中，叶某敏在配电箱（柜）内组装的正品元器件是作为配电箱（柜）的组成部分而存在，元器件并非独立商品，这有别于真假两种独立商品混合后对外销售。被告人叶某敏销售给客户的是配电箱（柜）成套商品，并非销售单独的元器件和外壳，或者两者的简单相加。商标的核心功能在于指示商品的来源，根据商业惯例和相关公众认知，本案商标标示的是配电箱（柜）的来源，而非元器件或者箱（柜）体外壳的来源。故应当以配电箱（柜）成套设备的整体价格65.8万元认定非法经营数额，不应当核减元器件的价值。2021年6月17日，鄂尔多斯市检察院认为一审判决存在错误、对被告人叶某敏的量刑畸轻，提起抗诉。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认为抗诉理由充分，一审判决确有错误，支持抗诉意见。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后，裁定本案发回重审。
发回重审后，鄂尔多斯市检察院检察长列席了鄂尔多斯市中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2022年12月30日，鄂尔多斯市中级法院重新作出一审判决，采纳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认定被告人叶某敏犯假冒注册商标罪，非法经营数额为65.8万元，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三万元。一审判决后，被告人叶某敏提出上诉。2023年6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已生效。
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
由于叶某敏销售的假冒注册商标的配电箱（柜）主要用于机场、体育馆、居民小区等公共场所，案发后叶某敏一直未予更换侵权商品，存在一定的消防隐患。为保障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鄂尔多斯市检察院向该市市场监管和应急管理部门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督促履行行政监管职责，及时消除消防隐患。此外，鄂尔多斯市检察院还分别与假冒商品销售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石嘴山市检察机关联系，告知本案假冒商品仍在使用的情况，由当地检察机关向辖区应急管理部门通报相关情况。
【典型意义】
（一）准确认定组装商品类假冒注册商标案件的犯罪数额。本案被告人非法制造和销售给客户的是配电箱（柜）成套商品，并非元器件和箱（柜）体外壳的简单相加，元器件是商品的组成部分而非独立商品，其商标的使用方式标示的亦是配电箱（柜）的来源，而非单独的元器件或者箱（柜）体外壳的来源。因此，应当以配电箱（柜）成套商品的价值认定非法经营数额，不予核减元器件价值。
（二）依法充分履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确保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检察机关应当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在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发现人民法院判决确有错误的，依法提出抗诉，认真分析法院不采信起诉意见的理由，提高抗诉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本案一审法院的判决对犯罪数额认定错误，检察机关在准确适用法律的基础上，加强上下级院一体履职，依法精准提出抗诉，监督纠正错误判决。
案例七
天长市新某有限公司与湛江市苏某有限公司、海口市椰某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民事纠纷抗诉案
【关键词】
不正当竞争 有一定影响的包装、装潢 商标无效 抗诉
【要 旨】
以商标及相关元素为核心进行设计的商品包装、装潢，如果商标因有不良影响而被宣告无效，则相关的商品包装、装潢也不具有获得法律保护的正当性基础，不应作为有一定影响的包装、装潢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检察机关在监督中应当注重对类案的检索，精准抗诉，确保裁判标准统一。
【基本案情】
2018年4月12日，湛江市苏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某公司）以海口市椰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椰某公司）、天长市新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某公司）等擅自使用其知名商品特有的包装、装潢，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诉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余杭区法院）。
2018年10月28日，余杭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苏某公司为“特种兵生榨椰子汁”产品的授权生产商，享有知名商品的特有包装、装潢权。椰某公司、新某公司擅自使用与苏某公司知名商品近似的包装、装潢构成不正当竞争。判决椰某公司、新某公司停止对苏某公司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苏某公司经济损失（含合理费用）15万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新某公司不服，上诉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8月14日，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新某公司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9年12月5日，法院再审裁定驳回新某公司的再审申请。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新某公司向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杭州市检察院）申请监督。检察机关受理该案后，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查明涉案包装、装潢构成要素中第11118542号“特种兵THE SPECIAL ARMS及图”商标的情况。经查明，该商标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裁定无效，认为“特种兵”是众所周知的兵种名称，将其作为商标用在核定商品上，容易使相关公众将商品与军用物资联系起来，易对我国政治、军事等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不良影响，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所指情形。后经行政诉讼，法院维持上述裁定。二是查明类似案件的裁判情况。与涉案包装、装潢构成要素中商标标志相同的第16972248号“特种兵THE SPECIAL ARMS及图”商标，已被法院认定属于有不良影响不得作为商标使用。最高人民法院在（2019）最高法民申4847号民事裁定和（2020）最高法民再133号民事判决中均认为，由于苏某公司主张的涉案包装、装潢的构成要素均指向特种兵，在已有生效判决认定“特种兵”文字及图形作为商标注册会产生不良影响的情况下，将“特种兵”文字作为显著识别部分的涉案包装、装潢同样不应当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有一定影响的包装、装潢进行保护。
知识产权检察办案团队分析研讨案情。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苏某公司的涉案商品包装、装潢是以“特种兵”商标及相关元素为核心进行设计构思，现有生效判决认定相关商标标志会产生不良影响，不得作为商标使用。法院已在类似案件中认定不应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椰子汁商品的包装、装潢均与本案所涉情况基本相同。涉案商品包装、装潢将“特种兵”商标及相关元素作为显著识别部分，且包装、装潢中的迷彩图案等其他构成要素均与该商标文字及图形具有较高关联程度，故涉案包装、装潢不具有获得法律保护的正当性基础，不应作为有一定影响的包装、装潢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杭州市检察院提请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抗诉。
2023年1月17日，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2023年6月13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为：涉案包装、装潢是以“特种兵”商标及相关元素为核心进行设计构思，其中第11118542号商标在商品包装、装潢上得到完整呈现，“特种兵”商标及相关元素为涉案包装、装潢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可以随意替换的要素。现已有生效判决认定与本案所涉商标标识完全相同的“特种兵”文字及图形作为商标注册会产生不良影响，在此情况下将“特种兵”商标及相关元素作为显著识别部分的涉案包装、装潢，因与该商标密不可分，易引发消费者将该包装、装潢的整体与“特种兵”产生联想，难以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涉案迷彩图案等装潢中的其他构成要素与“特种兵”商标文字及图形具有较高关联程度，难以成为独立的权利基础，无法作为有一定影响的包装、装潢而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苏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一）分析商标与包装、装潢的关系，确定法律保护基础。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的规定，经营者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包装、装潢相同或近似的标识而引起混淆，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某一商品包装、装潢围绕注册商标设计，注册商标及与注册商标有关的元素在包装、装潢上起到显著识别作用，当商标因有不良影响而被宣告无效，如果仍认可该包装、装潢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则意味着不良影响因素将通过包装、装潢继续存在。在包装、装潢与此种被无效的商标密切相关、难以剥离的情况下，以商标及相关元素为核心进行设计的商品包装、装潢将不具有获得法律保护的正当性基础，不应作为有一定影响的包装、装潢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
（二）注重类案检索，确保监督质效。独特的包装、装潢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能促进商品市场流通。经营者在设计包装、装潢时，应当注意避免使用容易产生不良影响的要素，不能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公共秩序。最高人民法院在先已对与本案所涉商品包装、装潢基本相同的设计所引发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作出认定，类案的处理结论对本案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对于存在类案的情形，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案件监督中应查明类案的裁判情况，确保裁判标准一致。
案例八
上海今某有限公司与上海市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涉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政处罚非诉执行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非诉执行 申请执行 准予执行 检察建议
【要 旨】
检察机关在监督法院行政案件执行活动时，对于不符合法定申请强制执行条件但被法院裁定准予执行的行政处罚决定，且该结果归因于行政机关的申请行为和法院的审查行为，可以同时向法院和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强化同步监督。
【基本案情】
2022年2月28日，上海市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嘉定区市场监管局）对上海今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今某公司）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其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侵权商品及罚款人民币131275.55元，并将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法送达今某公司。
2022年7月28日，嘉定区市场监管局以今某公司未履行缴纳罚款义务为由向其电子送达《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同年9月1日，今某公司向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嘉定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于10月10日立案受理。同年11月24日，嘉定区市场监管局向嘉定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上述行政处罚决定。法院受理执行申请后，于12月16日裁定准予强制执行。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嘉定区检察院）依法履行检察监督职责时发现，在嘉定区市场监管局申请强制执行对今某公司所作行政处罚决定前，该公司已在法定期间内向嘉定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法院仍受理强制执行申请并作出准予执行裁定。嘉定区检察院遂就该线索依法启动监督程序。
嘉定区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召开案件研讨会。
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调取相关案卷材料。经向嘉定区法院查明，今某公司于2022年9月1日就行政处罚决定向嘉定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于10月10日立案受理，嘉定区市场监管局于同月30日作为行政诉讼被告应诉答辩。二是调取相关民事判决。经调查，2020年6月12日今某公司因生产、销售的建材扣板侵犯上海某建材科技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被法院判决构成商标侵权。今某公司将商标标识稍作修改后继续生产销售，被嘉定区市场监管局查获并作出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三是召开案例研讨会。检察机关联合嘉定区法院、嘉定区市场监管局召开案例研讨会，了解到因嘉定区市场监管局内部由不同部门分别承担行政诉讼应诉和申请非诉执行的职能，部门间缺乏信息互通机制，故导致发生本案的情况。
检察机关经审查后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的，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依照本章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今某公司在法定期限内已就具体行政行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市场监管部门明知相关情况仍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违反上述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行政行为的案件后，应当在七日内由行政审判庭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准予执行的裁定”。法院已受理今某公司提起的行政诉讼，同时又裁定准予嘉定区市场监管局提出的强制执行申请，违反上述规定。
2023年2月21日，嘉定区检察院就该案向嘉定区法院制发检察建议书，建议撤销准予执行的裁定，并加强非诉执行申请的审查工作，强化案件信息关联检索，防止出现“边审边执”的情况。同时，嘉定区检察院就行政机关违法申请强制执行的行为，向嘉定区市场监管局制发检察建议书。
嘉定区市场监管局收到检察建议后，推动整改落实。一是全面摸排2021年以来申请强制执行案件，梳理对比行政诉讼与非诉执行案件重合的情况。二是健全内部信息互通机制，加强执法监督管理部门与相关业务部门间的横向沟通，完善申请强制执行案件报批、审批工作。三是充分发挥法制部门协调指导作用，督促相关部门落实好行政诉讼应诉等工作。四是制定《关于落实行政处罚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程序规定的通知》，进一步明确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前提条件及内部审批流程等。
2023年2月23日，嘉定区法院回函采纳检察机关的建议，撤销原裁定，并同意嘉定区市场监管局撤回非诉强制执行申请。嘉定区检察院与嘉定区法院联合开展行政非诉执行专项活动，对近5年来嘉定区法院办理的行政非诉执行案件进行梳理排查，嘉定区法院专门制定行政非诉执行案件受理审查流程。同时，检法两家对全区行政执法机关进行走访调研，全面摸排辖区内行政非诉执行案件启动、受理等情况，及时督促存在类似问题的两家行政机关纠正违法行为，并建议部分行政机关完善内部办案机制，避免出现类似情形。
【典型意义】
（一）依法履职，加强对行政非诉执行的监督。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第一百零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行政案件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行政非诉执行是指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定后，行政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经催告后仍不履行确定的义务，没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经受理、审查作出裁定准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或直接采取强制措施予以执行，从而使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内容得以实现的制度。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的开展，有利于促进相关机关依法执行和依法行政。
（二）能动履职，强化对司法和行政的同步监督。检察机关在监督法院行政案件执行活动时，应同步审查行政机关是否存在违法申请的情形。对于不符合法定强制执行申请条件但被法院裁定准予执行的行政处罚决定，且该结果归因于行政机关的申请行为和法院的审查行为，为保证法律适用的准确性，扎实推进依法行政，检察机关应强化同步监督作用。一方面通过检察建议督促法院撤销不合法的行政非诉执行裁定，维护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以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纠正违法申请行为，查找分析产生违法申请行为的根源和制度漏洞，健全工作机制，推动行政检察由个案监督到类案治理。
案例九
“镇湖刺绣”知识产权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地理标志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社会治理
【要 旨】
检察机关加强传统文化领域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以行政公益诉讼为切入口，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不断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地理标志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推动堵漏建制、源头保护，助力传统文化发展。
【基本案情】
2006年5月20日，苏绣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遗产编号为Ⅶ-18。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镇湖街道是苏绣的主要发源地，2010年“镇湖刺绣”被列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2023年初，多名绣娘通过“苏绣检察服务中心”“苏绣E检通”微信小程序向检察机关反映苏绣知识产权纠纷频发，主要表现为机绣冒充手工绣充斥市场，苏绣产品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和苏绣底稿著作权纠纷频发。上述情况不仅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也严重影响绣娘创作、企业经营和苏绣产业发展，不利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地理标志的保护和传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虎丘区检察院）经线索研判后认为，苏绣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镇湖刺绣”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活载体。2023年4月18日，虎丘区检察院对苏绣保护问题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
检察机关经调查查明，苏绣在著作权、商标、外观设计专利、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方面存在保护难的问题。虎丘区检察院向苏州高新区（虎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以下简称虎丘区市场监管局）制发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建议其对销售伪劣苏绣产品行为进行查处，加强“镇湖刺绣”地理标志保护工作，加大对苏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虎丘区市场监管局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对辖区内机绣冒充手工绣、生产不符合《地理标志产品镇湖刺绣》标准的行为加大查处力度，完善苏绣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投诉举报机制，警告、约谈相关商户9次，调解绣娘间知识产权交易纠纷5起，维护辖区苏绣市场交易秩序。
为加强源头治理，提升行业自律水平和依法维权意识，虎丘区检察院通过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推动镇湖刺绣协会加强刺绣市场管理及知识产权保护，着力打造镇湖刺绣知名品牌。镇湖刺绣协会高度重视，全面排查苏绣知识产权权属情况，利用苏绣版权交易平台，鼓励苏绣创作者开展版权登记，总结苏绣的惯常设计，做好专利申请和维权。镇湖刺绣协会先后帮助协会成员申请注册商标27件、发明专利20件、外观设计专利近百件，同时发挥行业协会的优势，积极采用调解、和解方式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提高权利人依法维权意识，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提升行业自律水平。
检察官向绣娘等苏绣产业从业人员开展知识产权普法讲座。
在办案中，虎丘区检察院通过调研发现苏绣保护中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牵头协调行政机关及行业协会共同制定《关于促进镇湖苏绣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推动建立全区“苏绣品牌法治保障中心”，强化各方在司法联动、行刑衔接、协同保护等方面的协作力度。同时，虎丘区检察院制定出台《加强苏工苏作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指引》，助推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
【典型意义】
（一）以公益诉讼案件为切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地理标志产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理标志产品是指产自特定地域，所具有的质量、声誉或者其他特性本质上取决于该产地的自然因素、人文因素的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蕴含着区域特有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人文因素，是对产品质量和信誉的保障。检察机关在履职中要聚焦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地理标志在保护和传承中的问题，梳理传统文化可能涉及的商标权、著作权、专利权、地理标志等不同知识产权类型受到侵害的具体表现，统筹运用多种检察职能，通过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司法与行政执法衔接、普法宣传等多种方式，积极构建符合传统文化领域知识产权案件特点的综合履职模式，依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地理标志产品。
（二）加强协同保护，促进社会治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地理标志产品保护需要司法机关、市场监管部门、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等共同开展工作，需要协同多部门共商良策。检察机关加强知识产权综合保护，充分发挥公益诉讼协同优势，通过圆桌磋商、检察建议、会签协作机制等方式，推动各部门共同履职，实现资源共享、优势叠加，使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成为传统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充分发挥行业协会联络企业的优势作用，深入走访调查、实地调研、座谈交流，以检察建议促进提升行业治理水平，形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地理标志产品的合力，营造传统文化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
编辑：
刘畅 |
12 | 青岛法院知识产权纠纷诉前调解典型案例 | 一、“李村河底”商标侵权纠纷原告：修某
被告：市北区某烧烤店、张某
被告：市北区某烧烤二店、张某某
基本案情及调解过程：原告修某是“李村河底”商标的权利人，在青岛市李沧区经营李村河底烧烤戳子肉店铺多年，经长期经营宣传，该店铺成为附近热门店铺。为更好保护自身权益，修某于2019年底申请注册“李村河底”商标。后修某发现张某、张某某在市北区经营的两家烧烤店也名为“李村河底戳子肉”，修某认为张某二人的行为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诉至法院，要求张某二人停止使用商标，并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3万元。
张某二人抗辩称，其经营的店铺并未侵权，其已于2020年申请“某某某李村河底”商标，且该商标早于“李村河底”商标被核准注册，其有权使用相关字样和标识开展经营活动。
本案经市南法院法官多次与双方沟通，从店铺利益、长远经营等方面切实为双方共同考虑，最终促成调解。当事人就解纷数额达成一致后，张某二人继续使用自身商标“某某某李村河底”进行经营。
典型意义“戳子肉”是青岛代表性美食之一，无论是“李村河底”还是“某某某李村河底”，都有各自的文化历史和经营特色，案件标的额虽仅3万元，但原、被告均已长期经营且开设分店，各店铺经营状况良好，广受好评，若不能切实化解双方矛盾，即影响经营，也不利于打造地区特色品牌。该案在充分考虑双方利益的同时，助力青岛本地特色美食品牌打造，实质化解矛盾纠纷，实现案结事了。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二、侵害摄影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原告：侯某
被告：青岛某学校
基本案情及调解过程：侯某诉称其系摄影作品《生炒排骨》的著作权人，主张被告未经许可，在其管理运营的微信公众号上发表的【每周食谱】中擅自使用案涉作品，构成侵权。
崂山法院委派青岛市版权保护协会调解，调解员在了解双方著作权侵权纠纷原委的基础上，及时与当事人沟通，耐心细致释法说理，将心比心开展调解。调解员多次赴学校向被告讲解相关法律法规、类似案例及纠纷可能引发的后果。最终促成双方友好和解，原告撤诉。
典型意义近年来，进入司法领域的图片类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不断增多，有相当数量的当事人著作权意识相对薄弱，忽视图片的著作权侵权问题。调解员通过一件件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调解，帮助当事人探索合法使用授权作品的路径，避免再次产生侵权纠纷损失。把实质化解矛盾、解决问题作为诉前调解的目标。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充分发挥调解组织、调解员的专业优势，通过调解，提高知识产权纠纷的解决效率，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节省司法资源。
（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
三、“蘑菇头”系列美术作品著作权纠纷原告：青岛某知识产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青岛某汽车销售集团有限公司
基本案情：被告在其公众号中发表的文章中未经授权使用了案涉美术作品，原告向黄岛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损失5000余元。调解员历经几个月时间，反复沟通，最终成功调解了该案件，双方签订和解协议，原告撤诉。原告以相同案由起诉了青岛某汽车销售公司，调解员以此为契机，同时成功调解了该案件。
典型意义该案案情并不复杂，其意义在于开拓了调解新思路，成功运用于调解并获得成功。调解员在与原告沟通中，了解得知其手中还握有几十张销售集团涉嫌侵权该系列图片的证据，会陆续提起诉讼，只调解这一起案件并不能完全化解双方间矛盾，且单个案件调解因原告索赔金额较高双方也难以达成妥协。受此启发，调解员有了新的调解思路，尝试与原被告沟通一并调解该批案件，这样每个案件金额可以降低，总计来算金额较高，同时节约了双方诉讼成本，双方都易接受。某销售公司存在与被告相同的情形，原告后续会发起多起诉讼，调解员同时联系了销售公司。经多次沟通，艰难进展，历经几个月之久，最终成功化解该两批案件，多方取得共赢。虽费时较长，但成功地将确定会发生的几十起案件消弭于诉前，极大节约了司法资源。
（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
四、书画作品著作权侵权纠纷原告：项某某
被告：邵某某
基本案情及调解过程：原告项某某发现被告邵某某擅自在其掐丝珐琅工艺品（景泰蓝）中裁切修改使用原告的九幅画作，并且将原作中题跋、印章、署名删除。上述涉案掐丝珐琅被多家媒体宣传报道。原告2024年1月31日向青岛市区人民李沧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停止侵犯原告九幅画作著作权的行为，并就侵权事宜公开赔礼道歉，支付赔偿金45万元。
李沧法院特邀调解员接到案件后，多次与原告及被告沟通，并向被告释法，被告认识到使用别人作品需要取得授权，其行为已经侵犯原告对其作品享有的著作权。但被告因病生活因难，难以支付原告主张的赔偿金数额。调解员又多次与原告沟通，客观陈述被告目前的经济状况和身体状况，最终在调解员的调解下，被告向原告书面道歉，取得原告项某某谅解，原告同意免除被告经济赔偿，并撤回对被告的起诉，纠纷在诉前化解。
典型意义本案系著作权侵权引发的纠纷，原、被告均系各自行业内知名人物，在各自的领域均取得一定成就，有一定影响力，如果不能妥善化解纠纷，可能引发负面舆论，尤其是会对被告的荣誉和形象产生不良影响。通过诉前调解化解矛盾，能够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更能平衡双方的利益，并且通过这个案件，给被告上了一次生动的知识产权保护课，提升了被告的法律意识，让被告充分认识到在进行创作时，需要时刻树立法律意识，避免出现侵权行为。该案例具有很好的社会普法意义。
（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
五、“桥头”商标侵权纠纷原告：秦皇岛某餐饮管理公司
被告：某排骨店、宫某
基本案情及调解过程：原告享有“桥头”注册商标专用权，“桥头排骨”品牌具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原告发现被告某排骨店在门店招牌、价格菜单以及零售配送网络平台上均使用了原告商标标识，构成商标侵权，要求被告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并诉至即墨法院。法院将该案件委派给驻院调解组织青岛市市中公证处进行诉前调解，调解员通过多次与原、被告双方沟通得知，被告曾与原告签订加盟协议，加盟到期后被告未更换门店招牌及相关宣传标识。起初被告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构成侵权，通过调解员耐心释法明理、分析案情，被告意识到错误，及时撤下店铺及网络平台的侵权标识和图片，并积极配合法院调解。最终双方本着相互理解、各退一步的理念，达成调解协议并即时履行完毕。
典型意义通过商业特许经营方式加盟知名品牌成为近年来快速发展的一种商业模式，不少加盟商在协议到期后继续使用商标，对侵权行为不以为意。调解员参与诉前调解，不仅快速化解纠纷，减轻双方当事人诉累，还起到知识产权的普法作用，对构建健康和谐的法治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
六、“胶州大白菜”商标侵权纠纷原告：胶州市大白菜协会
被告：胶州某种子店
基本案情及调解过程：2023年11月，胶州市大白菜协会发现胶州市某种子店未经授权，擅自在其店内销售的白菜种子外包装上使用“胶州大白菜”字样，涉嫌侵犯其享有的“胶州大白菜”商标权，遂向胶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处理请求。经胶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胶州市某种子店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违法，愿意将剩余种子下架，并赔偿胶州市大白菜协会的经济损失。在胶州市市场监管局和胶州法院的引导下，通过“行政调解+司法确认”，胶州市大白菜协会与胶州市某种子店签订行政调解协议书，并向胶州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胶州法院在收到双方当事人的申请后，依法进行审查，在立案当天出具了民事裁定书，确认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有效，赋予其强制执行力，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
典型意义该案是胶州法院首次为保护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发出的司法确认民事裁定，也是建立知识产权诉调机制以来，对胶州市辖区知识产权侵权纠纷行政调解作出的首件司法确认案。胶州法院与胶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胶州市工商业联合会2023年3月共同在部分行业协会、商会建立“知识产权保护服务工作站”。该案的妥善处理是胶州市各方共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后的有效尝试，进一步完善了胶州市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充分发挥司法、行政、工商联及行业协会、商会等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积极作用，拓展沟通渠道，推动胶州市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走深、走实，培育知识产品保护的良好生态，进一步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助推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行稳致远。
（胶州市人民法院）
七、山东省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典型案例原告：浙江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58家企业
基本案情及调解过程：原告于2017年11月30日获得“某商城管理系统”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发现58家企业未购买商城正版软件，擅自在域名、服务器站点中安装使用经修改、破解后的开源版正版软件，遂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青岛中院受理后将上述58件案件指派山东省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诉前调解。经调解员核实证据，本案存在二个争议焦点，一是是否构成侵权，二是赔偿金额。调解员根据其专业知识，依据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接触+相同或实质相同”判断是否构成侵权，依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确定侵权的具体类别及责任承担。
因被告涵盖青岛、威海、潍坊、东营、烟台5个地市，涉及教育、旅游、食品、电子产品、建材五金、医学检验、计算机信息技术开发等19个领域，每家企业都有不同的需求，调解员采用多元化调解方式，分类施策。一是与第三方销售平台直接对接，一次性解决15家企业所涉服务器的17家站点，其中12家企业的12家站点为此次涉诉站点，其余3家未涉案企业也借助本次调解达成和解，调解成功率100%。二是以买代调，实现知识产权许可运用，被告在不了解著作权侵权的情况下购买了计算机盗版软件，调解员进行著作权普法后，被告支付11000元购买了原告的著作权，实现双赢。三是采用传统调解方式，与双方代理人就合法来源抗辩、赔礼道歉的平台、消除影响的诉求进行沟通，力求达成和解。除11家无法取得联系外，其余47家成功调解31件，成功率66%，调解金额共计16.1万元，最高调解金额1.1万元，平均调解金额为5194元，最短调解时间5天。
典型意义该案属于典型群体性著作权侵权案，著作权人在全国范围发起大量侵权诉讼，案件社会影响范围广，同时也是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机制下高效化解纠纷的典型案例，是根据青岛中院与山东省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签署的《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合作备忘录》的诉前调解案例，发挥山东保护中心调委会知识产权资源优势，“多元化”推进案件调解；从案件委派、集中受理、集中调解到调解文书制作签字全程在线开展，“加速度”助力矛盾化解；切实考虑中小微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促成双方达成商业合作，营造“有温度”调解氛围，为后续诉前调解工作开展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山东省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典型案例）
八、东营市知识产权人民调解委员会典型案例请求人：赵某
被请求人：东营广饶县某幼儿园
基本案情及调解过程：2023年11月6日，著作权人赵某以某幼儿园未经许可，擅自在微信公众号宣传信息中使用其摄影作品为由，请求东营市知识产权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经东营市调委会审查，本案案情清晰明了、侵权行为成立、赔偿金额小、证据材料完备。为充分发挥县区地缘优势，东营市调委会与广饶县市场监管局前往被请求人处进行沟通。经市、县两级工作人员耐心向被请求人普法，释明其侵权行为和侵权责任，被请求人经权衡，同意和解并希望对和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经协调，双方签订和解协议并于当天完成司法确认。最终，该案历时9天快速结案。
典型意义本案是东营市调委会首件由多单位优势互补、有机衔接、协调联动化解的著作权纠纷典型案例。办理过程中，充分发挥广饶县属地职责作用，运用“人民调解+司法确认”纠纷化解模式，降低当事人维权成本，节约了司法资源，提升了纠纷化解效率。
（东营市知识产权人民调解委员会）
九、青岛市法润商事调解中心典型案例原告：上海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青岛某食品有限公司
基本案情及调解过程：原告上海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系“布丁体”著作权人，被告销售的一款食品外包装使用了原告设计的“布丁体”字体。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其享有著作权的“布丁体”的复制权、发行权，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青岛市法润商事调解中心的调解员了解到，被告系委托案外的设计公司设计包装，该设计公司与原告系合作关系，已取得原告公司对字体的概括授权。随后，调解员与设计公司联系并核实相关情况，积极促进原告、被告、设计公司三方共同协商，最原、被告双方终达成一致，调解成功。
典型意义本案中被告公司具有一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特意选择具有字体授权的设计公司进行委托设计，但因设计公司失误，字体著作权人不知道被告公司是委托给该设计公司设计从而导致纠纷。征得双方当事人的同意，让第三方设计公司参与到调解中，不仅有利于查明案情，更有利于从源头化解纠纷矛盾。最终，三家公司消除误会达成调解。诉前调解优势是灵活便捷，充分发挥该优势，突破侵权法律关系的限制，让与案件有关的第三人一起加入调解化解纠纷。即避免了双方矛盾误会加深，同时还一次性解决问题，充分体现诉前调解在诉源治理中的重要意义。
（青岛市法润商事调解中心）
十、青岛市网络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典型案例原告：上海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湖北某食品有限公司
被告：安陆市某蛋业有限公司
基本案情及调解过程：原告通过普通许可方式获得案外人设计开发的多款汉字美术作品的许可授权，其在青岛某大型商超内发现由被告湖北食品公司委托被告安陆市蛋业公司生产的“松花鸭皮蛋”系列产品的包装中，“蛋”字与原告取得许可授权的美术作品一致。原告认为被告行为侵犯了原告案涉美术作品的复制权、发行权，起诉至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行为，赔偿原告侵，权赔偿金及维权合理开支5万元，并在媒体上公开消除影响。法院委派青岛市网络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诉前调解。调解员与双方多次沟通后，发现被告全部在售商品下架会造成巨额损失，考虑到被告产品的销售数量、范围及经销模式，最终原告降低赔偿金额与被告达成和解，并对达成和解之日以前生产的带有侵权字体包装的产品不再追究被告的民事法律责任。
典型意义知识产权纠纷调解既要维护法律权威和社会公平正义，又要兼顾当事人实际情况，尽最大可能保护企业正常经营秩序。此案中，被告作为农副产品产品生产销售企业，如因一时疏忽包装中使用了未经授权的字体，即面临之前的所有产品下架销毁的打击，很有可能一蹶不振面临破产倒闭。达成调解协议，意味着被告之前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售卖再无侵权之虞，这有利于企业的持续经营，有利于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同时，通过运用“法院调解平台+微信”的远程调解方式，为当事双方减少了时间、经济成本，大大提高了调解效率，充分保护了当事双方企业的权益。
（青岛市网络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十一、烟台市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典型案例原告：长沙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被告：烟台34家网站使用企业
基本案情及调解过程：原告自主开发“某网站建站系统”并取得软件著作权，烟台34家被告所属域名对应的网站在未获得授权许可情形下擅自复制、修改、使用了原告的建站系统且删除、隐藏《用户授权许可协议》要求保留的原告版权标识和链接，其行为均构成侵权。烟台市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检索分析有关诉讼案例同时积极与委派法院沟通案情，最终根据法院出具的案件指导意见，统一制定调解方案。
调解员在充分了解案情后，与原告说明34件案件的被告均有合法来源且对侵权不知情，原告同意若被告支付商定和解费用即可撤案；在与被告沟通过程中，被告表明其网站是由第三方公司建站并付费推广且现已停止使用，希望由第三方承担责任。同时，调解员根据被告提供的信息联系第三方说明情况，并进行释法明理，在确定侵权的情况下，从处理本地客户关系的角度和侵权责任承担的角度，其作为建站方应该为客户负担赔偿。在多次沟通后，最终第三方同意调解方案，愿意为被告承担赔偿费用。
典型意义烟台市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办理诉调对接案件时，利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具备的司法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优势，加强同法院立案庭法官协作，强化有关裁判与调解信息沟通，统一调解标准。同时，注重发挥类案检索的重要作用，通过在先的判例或调解方案，引导当事人达成调解，减少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提高知识产权纠纷诉前调解的成功率。
（烟台市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十二、潍坊市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典型案例原告：青岛某公司
被告：潍坊某贸易公司
基本案情及调解过程：原告系嫁接睫毛展示台的外观设计专利权人，发现被告未经许可在线上平台擅自销售、许诺销售的一款化妆工具与其专利产品高度近似，侵害其专利权，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停止侵权，赔偿损失。该案委派至潍坊市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诉前调解。调解员在沟通案情后，了解到原告主要目的在于制止侵权，而被告销售的产品是由生产厂家直接供货，且生产厂家表示他们有自己的外观设计专利，涉嫌侵权商品是根据该专利生产的，并不侵害原告的专利权。调解员认为原告外观设计的设计要点在于立体组合状态的形状，经对比发现，原告专利设计俯、仰视图皆近似矩形，而被告销售产品与生产商专利证书载明的设计特征一致，其俯、仰视图皆近似弧形，两者立体组合状态的形状也有较大区别。因此，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针对矛盾焦点，与原告将沟通重心放在设计特征比对、诉讼风险及后果上，而与被告沟通时则重点阐明应诉成本等，最终促使双方达成和解。
典型意义该案的主要争议在于被告是否侵害原告的外观设计专利权，调解员发挥专业优势，在对矛盾焦点进行专业分析的基础上，从双方诉求入手，有理有据地进行引导，从而促成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该案从立案委派、分派受理、调解说理到达成协议仅用19天，既是潍坊市建立知识产权纠纷“三级多向”快速处理工作机制后纠纷高效化解的缩影，也体现了诉前调解机制在案件分流、矛盾化解方面的积极作用。
（潍坊市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 青岛中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张某斌等三人故意伤害案
?? 齐鲁天平先锋岗：青岛知识产权法庭
?? 伤残赔偿款当庭付清 |
12 | 浙江高院发布2023年浙江法院企业破产审判工作报告暨典型案例 | 4月25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2023年度浙江法院破产审判工作新闻发布会，发布《2023年度浙江法院企业破产审判工作报告》和《2023年度浙江法院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类个人破产）工作报告》及典型案例。
《2023年度浙江法院企业破产审判工作报告》
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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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提出进一步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2023年，浙江法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精神，在省委正确领导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力指导下，紧密围绕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推进创新深化改革攻坚开放提升，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常态化、专业化、简易化、信息化的总体工作思路，着力推动企业破产审判工作走在前列、再谋新篇。
一、2023年浙江法院企业破产审判工作基本情况
（一）受理、审结破产案件数量和案件类型分析
2023年，全省法院共受理破产案件4543件，其中破产清算4487件、破产重整52件、破产和解4件；共审结破产案件5237件，其中破产清算5151件、破产重整79件、破产和解7件。
全省法院破产案件收结案情况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收案数量高位运行。近年来，全省法院破产案件收案数量持续上升，在2020年至2023年的四年中连续突破2000件、3000件和4000件大关。2023年，收案数量同比上升14.17%，增幅较之前一年度有所增加。充分发挥破产案件化解大量诉讼、执行案件的功能，为近年来全省法院深入推进诉源治理、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供了有力支撑。二是结案数量趋势向好。继2022年实现近十年来首次破产案件结案数量超过收案数量后，2023年这一趋势得到延续，结案数量首次突破5000件，同期结案率达115.29%。在破产长期未结案件清理转入常态化后，随着积案数量下降，破产法院和破产法官可以更专注于新收案件。三是各类程序的案件比重保持稳定。2023年，破产清算案件分别占全部收结案的98.74%和98.32%，与“执转破”案件是全省法院破产案件的主要来源相呼应。破产重整案件整体数量较少，但在修复社会关系、挽救有价值的市场主体方面效果更为集中。破产和解案件虽然绝对数量较少，但有所增加。
（二）受理、审结破产案件的区域分布情况分析
全省法院破产案件的区域分布基本保持稳定。从案件数量上看，杭州、温州、台州等地区形成稳定的第一梯队，宁波、金华、绍兴等地区紧随其后，其余地区案件数量相对较少。体现出破产案件数量与区域经济体量和市场主体数量的强相关性。
2023年，全省除舟山地区外，其余十个地区法院破产案件收案数量、结案数量均出现增加。
（三）破产衍生诉讼的基本情况
破产衍生诉讼狭义上是指确定破产企业与债权人、股东等各类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民事诉讼程序，即案由为二级案由“与破产有关的纠纷”及其下属三、四级案由的案件。广义上也包括破产管理人代表债务人企业进行诉讼，根据基础法律关系确定为其他案由的案件。为便于统计，本节仅涉及狭义上的破产衍生诉讼。
△表一：近五年全省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和破产衍生诉讼情况
近年来，全省法院受理和审结的破产衍生诉讼数量稳中有升，与破产案件数量持续上升的趋势呈正相关。但破产衍生诉讼与破产案件的比例较之高峰时期已经有所下降。此外，通过破产衍生诉讼的案件类型分布可以看出，全省管理人履职情况总体较好。一是积极维护债权人利益。追收未缴出资纠纷、对外追收债权纠纷、追收抽逃出资纠纷、请求确认债务人行为无效纠纷、请求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纠纷相加分别占收结案数量的50%以上。此类诉讼一般是管理人接管破产企业后以破产企业的名义提起。通过诉讼手段追收未缴出资归入破产财产，有效维护债权人和破产企业的合法权益。二是债权审查质量较高。破产债权确认纠纷直接反映管理人审查债权工作的质量。以2023年为例，全省法院受理破产债权确认纠纷618件，同期受理破产案件数量为4544件。虽然提起破产衍生诉讼有一定滞后性，但考虑到近年案件量基本稳定，能够反映债权审查的基本面。三是管理人履行忠实勤勉义务总体到位。管理人责任纠纷持续处于低位，2023年全省法院仅受理20件。
（四）市场资源优化配置情况
2023年，浙江法院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坚持能动履职，围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破产制度作为市场主体退出重要通道的作用。根据市场主体的经营情况，分别采取清算、重整或和解程序，有效出清市场风险，优化资源配置。依法保护债权人利益，保障工程债权、职工债权、税收债权等优先债权，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全年通过破产案件裁定认可债权4321.15亿元，其中金融债权1395.21亿元，核销金融债权306.34亿元，处置房屋898.4万平方米、处置土地6.22万亩、安置职工1.96万人。
△表二：2023年全省各地区法院通过破产审判优化资源配置总体情况
浙江法院在全国范围内最早建立管理人通过网络拍卖方式变价破产财产的专门通道。时至今日，网络拍卖已经为破产财产变价的重要和首选渠道。全年通过阿里拍卖平台处置破产财产5468宗，总成交价190.69亿元。
△表三：2023年全省法院通过阿里拍卖系统处置破产财产情况
二、2023年浙江法院企业破产审判重点工作
（一）完善内部工作机制，提升破产案件审理质效
一是打造破产审判评估指标体系。2023年2月，浙江高院印发《关于为我省实施三个“一号工程”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浙高法发〔2023〕1号），围绕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提出打造“破产司法保护领先地”，开展破产案件提质增效行动。为落实这一任务，经过深入调研，总结近年来破产审判工作的经验，于2023年9月印发《“破产司法保护领先地”指标体系（试行）》（浙高法办〔2023〕27号） ，作为引领破产案件审理质效提升的重要抓手。现行的案件质量指标体系中，民商事部分的指标诸如上诉率、发回改判率等均基于诉讼案件进行设置。破产案件属于非诉案件，“既是开庭又是开会、既是办案又是办事、既是裁判又是谈判”，指标体系共设置质量、数量、效率、效果、协联、创新等6项一级指标和包括破产案件受理、审理、结案全流程的各项数据和执转破、惩戒逃废债、府院联动、预重整、数字化等重点工作在内的31项二级指标。通过这一指标体系，可以对各地区破产案件审理质效以及破产审判工作的整体情况形成较为科学、准确的评估。
二是深入推进执破融合，构建立审执破一体化工作格局。2023年5月，浙江高院印发《关于持续深化执行程序和破产程序衔接继续推动人民法院“立审执破”一体化工作格局的通知》，连续第七年对“执转破”工作进行专题部署。
△表四：2021年—2023年浙江法院“执转破”总体情况
2023年，全省法院共受理“执转破”案件3513件，占破产案件受理数量的77.33%。“执转破”仍是破产案件的主要来源，且绝对数量仍处于上升趋势，但较之近年数据，“执转破”案件占破产案件的比例有所下降，说明破产案件的来源进一步多元化。2023年，全省法院通过破产程序化解执行案件25699件，充分发挥“执转破”有效出清终本案件的作用。此外，全省法院还受理“立转破”案件102件，“审转破”案件42件，数量较之近年有显著增加。全省法院更加善用破产作为推动诉源治理、化解矛盾纠纷的方法，“立审执破”一体化工作格局不断稳固。浙江高院于2020年1月印发《关于深化执行与破产程序衔接推进破产清算案件简易审理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二）》，为全省法院深入探索执破融合提供了制度基础。一是改革审判组织设置。由执行部门和破产审判部门组成联合合议庭审理“执转破”案件。例如，温州中院对适用情形进一步细化，明确规定对于长期执而未结的、经过执行审计的、主要财产为抵押财产的、已初步达成执行和解方案有望破产和解等破产案件，一般由执行部门员额法官承办或参与办理。二是运用执行强制措施。在破产程序中利用执行查控系统调查破产企业的财产。债务人及其有关人员拒不向管理人移交有关材料的，依法采取执行强制措施。三是优化执破程序衔接。执行程序中的财产查询、审计等延续至破产程序中直接使用，在执行程序中优先进行财产处置以待破产程序进行分配。
三是繁简分流，注重适用简易审理提升审理效率，重视发挥重整程序的挽救功能。现行《企业破产法》没有规定简易程序，全省法院依照2013年和2020年浙江高院出台的两项规范性文件，稳妥有序推进破产案件的简易审理。如富阳法院2023年已结案件的简易审适用率为77.41%，简易审平均审限59.95天。海宁法院探索在充分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以裁定批准预分配方案的形式结案，全年已适用简易程序审结破产案件34件，平均审理用时116.79天。通过破产重整程序使本地龙头企业焕发新生，有力服务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大局。如台州中院审结的上市公司中捷资源破产重整案，从案件受理到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仅用了36天，避免了该企业因无法重整、资产为负而被退市。突出破产重整、和解程序对中小微企业的挽救作用，如杭州中院、金华中院均出台了中小微企业快速重整（和解）工作指引，为探索困境中小微企业快速救治提供了有益经验。温州法院深化预重整机制运用，推动政府提前介入，发挥属地政府的功能作用，并做好与司法重整、执行程序的有效衔接。
四是持续开展长期未结破产案件专项清理。各地法院通过领导包案、案件推进会、疑难案件会商等形式，持续加强清理力度。既通过多措并举“去存量”，又密切关注“控增量”，坚决避免边清边积。截至2023年底，全省法院超三年未结破产案件已由2021年12月开始专项清理前的652件下降为14件，动态清理率达到97.85%，圆满完成专项清理任务。
（二）推动府院联动机制建设，完善落实破产配套制度
浙江法院坚持“破产配套制度的完善与破产法的完善同样重要”这一基本判断，通过积极、高效的府院联动实现破产配套制度的落地和运行。一是以地方性法规推动联动机制深化升级。2024年1月，浙江省人大十四届二次会议通过《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在浙江高院的积极推动下，《条例》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应当建立企业破产处置协调联动机制,统筹协调解决企业破产过程中涉及的资产处置、风险防范、职工和债权人权益保护等问题。”同时，《条例》将与破产审判密切相关的信用修复、市场主体注销等配套制度纳入其中，提升破产审判府院联动机制建设、运行的法律层级。二是推动府院联动机制常态化运行。与“破产审判便利化”府院联动省级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保持密切沟通。贯彻落实保障管理人依法履职、破产配套金融服务、破产涉税事务办理等规范性文件，与各部门常态化交换问题联系单并协同处理审判实践中债务人信用修复等具体问题。
各地法院充分发挥府院联动机制对于破产审判工作的重要作用。台州中院与市税务局建立协作配合机制，就民事执行与税费征缴、职业放贷人税费征收、破产涉税事项优化办理等多项工作协商制定工作机制；丽水中院与市税务局出台涉税事务便利化的纪要，建立常态化的税院合作联络机制；舟山中院与市税务局共同出台文件，明确除财政部等规定不予减免的外，一般应批准予以免征，解决部分地区对两税等一概不予减免的难题，部分破产案件争取到较大税收支持。杭州、宁波、嘉兴、台州等地基层法院与属地政府建立破产审判府院联动机制或推动属地政府印发文件明确相关部门在破产案件中的工作职责。衢州法院开展失信主体信用修复专项治理行动，对30家破产重整计划或破产和解协议被裁定批准的企业进行信用修复，做好中小微企业挽救的“后半篇文章”。
（三）加强队伍建设，提升破产审判专业化水平
设置专业审判机构是提升破产审判专业化水平的重要内容。2023年，浙江高院坚持上下两端发力，持续推动专业审判机构建设。一方面，持续夯实设立破产法院的理论和实践基础。2023年2月，浙江高院会同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深入杭州、温州等地调研当前破产审判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特别是案件管辖、机构设置、队伍结构等方面的情况，形成推进破产审判专业化的专门调研报告，争取省人大等相关部门的支持，系统阐述了推进破产审判专业化建设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下一步的工作方向。另一方面，充分挖掘当前机构和人员的专业性潜力。截至2023年底，全省共有95家基层法院，多数基层法院的破产案件由内设的民事审判庭或商事审判庭审理。有20家基层法院除此之外又设置了其他内设业务庭审理破产案件（也包括破产衍生诉讼案件、金融案件等其他案件），共有员额法官55人。有7家基层法院将破产案件集中到人民法庭办理，共有员额法官28人。在全省法院鼓励由相对固定的机构、人员审理破产案件，为浙江法院破产审判专业化水平的稳步提升提供坚实基础。
（四）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保障管理人依法依规履职
2023年，全省法院共指定破产案件管理人4289件次。其中，在重大案件中以竞争方式指定管理人44件次。全省管理人队伍专业、高效履职，推动破产案件顺利进行。2022年下半年，浙江高院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破产管理人履职专项检查。结合专项检查中总结的经验和发现的问题，浙江高院指导全省各级法院进一步加强对管理人履职的监督管理。一是完善管理人分级管理。2023年10月，浙江高院印发《浙江法院破产案件管理人管理工作指引》（浙高法〔2023〕99号），将原《浙江法院破产案件管理人指定工作规程》和《浙江省破产管理人动态管理办法（试行）》进行整合，形成统一的管理规范。新规范对管理人名册管理、管理人指定、监督管理、履职评价等内容作出详细规定，总体上将管理人由原来的省、市两级细化为三级管理，并根据年度履职情况等进行动态调整。二是常态化开展履职监督。全省法院在案件办理中积极履行职责，按照法律规定对核查债权、处置财产、制定和实施分配方案等进行监督。如温州中院在全市推行破产案件办理时间预警机制，对无正当理由长期未结或者推进不力的，视情况采取约谈、发送督办函、降低管理人报酬、暂停分案、在管理人群通报等督办措施。高院会同省破产管理人协会并指导辖区内各中级法院以个案考评和年度考评相结合的方式，完成对管理人的履职评价。三是指导行业组织建设。省破产管理人协会自2018年12月成立以来，在完善履职规范、加强行业自律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022年12月，第一届理事会任期届满。作为业务主管单位，浙江高院派员参与筹备组，全程监督指导换届工作。2023年3月，省破产管理人协会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依照协会章程圆满完成换届工作。
（五）大力推进破产数字化建设，促进破产审判工作提能升级
近年来，浙江法院持续推动破产数字化改革，推动实现破产案件审理的制度重塑和流程再造。目前，已经基本形成覆盖全流程、全主体的破产数字化体系。一是高标准建设“破产智审”平台。以“破产智审”平台作为全省法院破产数字化的基础性、全局性平台。2023年，全省法院新收破产案件实现应用率100%。基本实现高频协执事项“三日办结”，部分事项办理平均耗时缩短至一半以上。二是打造“法护破产”破产数据专窗。基于浙江法院办案办公平台打造场景化的破产数字驾驶舱，一级界面划分为本年收结案、办案质效、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数据总览、营商环境重要指标监测、资源配置优化、破产管理人队伍建设、管理人履职数据、府院联动、案件查询等10个模块，相关数据从“破产智审”平台实时抓取。三是积极推动试点项目开发。在平台化的基础上，支持各地法院在“破产智审”应用中开发具有本地特色的功能应用。如杭州、绍兴等地法院试点开发的“破产一件事”应用，聚焦破产案件多跨协同需求，深化数字赋能，依托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和“破产智审”平台，推动形成法官、管理人、金融机构、行政机关等多主体横向参与、三级法院案件办理纵向贯穿的数字化办案体系。2024年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指导意见》，将“破产企业信息核查”纳入其中。我省由省发展改革委和浙江高院共同牵头组建工作专班，就省级层面深化数据共享开展工作。此外，富阳、余杭、临安、南湖、苍南等地法院关于破产企业生态环境治理、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智审、企业挽救价值估值、管理人非必要用时监管等试点项目也在试点推进。
三、浙江法院企业破产审判工作中的主要困难和障碍
从外部来看，一是法律规范供给不足。《企业破产法》的修订已经纳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但尚未完成。针对一些破产实务亟需的制度，如预重整、简易程序、个人破产等，法院、管理人以及相关主体虽然已经积累了部分实践经验，但受制于法律规范的滞后性，难以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和实践。二是配套制度堵点突出，逐步进入深水区。近年来，浙江法院依托府院联动机制，逐步构建起保障管理人依法履职和破产程序依法推进的配套制度体系。但随着改革走向深水区，部分深层次的、难以解决的体制机制障碍逐渐凸显。如涉税事务中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等主要税种的征收和减免问题；不动产登记中破产程序与其他机关的保全，特别是刑事保全的衔接问题；重整企业信用修复如何实操落地；土地使用权处置与政府土地规划的衔接等等。这些问题有赖于政府、法院、管理人、金融机构等各方主体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实践。此外，将已建立的配套制度更加有效、便捷地转化为法院、管理人办理事务中的操作指引仍需进一步加强。
从内部来看，一是队伍建设需要加强。当前，破产审判工作中案多人少的核心矛盾没有改变。近年来，全省法院受理、审结破产案件数量均持续上升，预计未来这一趋势仍将持续。而破产审判队伍的规模总体上保持稳定，截至2023年底，全省法院从事破产审判工作的员额法官300余人，其中部分员额法官同时也办理其他民商事案件。二是部门协同需要优化。部分法院虽能完成“执转破”工作任务，但破产审判部门与执行部门在“执行程序侧重处置、破产程序侧重分配”这一问题上协同不足，甚至仍有在执行程序中分配完毕再将空壳企业移送破产审查的现象。刑事诉讼程序与破产程序交叉时，特别是涉及涉众型犯罪时，破产财产的认定和处置、分配方案的制定与实施等尚未形成统一的规则。三是数字化程度需要提升。当前，“破产智审”平台基本实现了全流程线上办案，但仍需要及时总结法官、管理人办案需求，适时推动迭代升级。包括“破产一件事”在内的各项创新功能仍有待进一步建设完善和推广。
四、下一步浙江法院企业破产审判工作要点
2024年，浙江法院将以服务保障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为引领，围绕打造“破产司法保护领先地”的目标，突出工作重点、聚焦补足短板、着力破解难题，推动企业破产审判工作再上新台阶。
一是案件审理质效实现新提升。发挥指标体系的指挥棒作用。落实《“破产司法保护领先地”指标体系（试行）》，研究制定全省法院破产评估指标体系，并适时开展评估工作。加强对破产案件办理的监督。依法办理破产上诉案件、申请复议案件、申诉案件，落实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破产案件的监督。继续将破产案件作为全省法院司法质量监督大检查的重点。常态化清理长期未结破产案件。巩固两年专项清理的成果，在转入常态化阶段后，继续坚持专项清理阶段总结的优秀经验，加强破产案件内部审限管理和相关通报考核，防止长期未结案件反弹回潮。发挥营商环境评价的导向作用。做好回收率、破产成本、债权清偿时间等指标的测算工作，并按月向省发展改革委反馈。
二是府院联动机制再上新台阶。2024年，浙江法院将推动省市县三级破产府院联动机制常态化运行，坚持各级职能适度区分。省级层面重在破解体制机制难题。推动召开“破产审判便利化”府院联动省级联席会议全体会议和联络员会议。对于省级层面尚未解决的、制约破产程序依法有序推进的普遍性问题，充分依托省级府院联动机制，重视发挥综合治理类司法建议在破产领域的作用，逐个部门对接，逐项问题解决。以“破产企业信息查询”一件事为契机，推进管理人履职保障。市、县两级兼顾建立制度和协调个案。鼓励在涉税事务办理、财产解封、信用修复、市场主体注销等领域针对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探索切实管用的解决办法。
三是执破深度融合形成新成果。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大力推进执破融合的工作部署，坚持和发展好浙江法院在执破融合领域已有的优秀经验。常态化做好执行移送破产审查工作。布置年度“执转破”数量任务，总体数量不低于前一年度。探索破产案件的繁简分流办理。对于简单的无产可破案件，探索由执行部门办理，充分发挥破产对于终本出清的重要作用。完善“执转破”案件审判组织设置。鼓励参照温州法院经验，明确执破联合合议庭的具体适用情形、组建规则和运行规则。加强执破数字化系统的对接。推动实现“破产智审”平台和“智慧执行2.0”平台的数据共享，将受理破产的信息和破产企业的执行案件信息进行双向推送。继续探索在破产案件中运用执行查控系统的具体操作形式。大力推进执行、企业破产与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的联动、协调和整合。
四是破产专业化建设取得新进展。专业化建设是浙江法院破产审判工作行稳致远的基础。提升破产审判队伍专业化水平。专业化的基础在人，尤其是在一线从事破产审判工作的人员。鼓励各级法院综合考虑专业背景和年龄分布，建设相对固定、传承有序的破产审判梯队。充分采用业务培训、典型案例评选、异地交流等形式，不断提升专业化水平。提升管理人履职水平。坚持保障和监督并重，加强管理人名册管理。完成各级管理人名册的编制和公布，落实管理人名册动态调整制度。在案件办理中强化履职监督。综合开展个案履职评价和年度履职评价。在个案中以书面督促函、警示函等形式，加强对管理人履职行为的监督。在破产案件检查中对管理人履职行为进行一并检查。完善履职保障协调机制。对于管理人履职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各级法院应当依托府院联动机制，加大协调力度，推广应用问题联系单制度。
五是数字化探索力争新突破。坚持平台化原则推动“破产智审”迭代升级。在浙江法院办案办公平台6.0中调整“破产智审”架构。收集一线破产法官对于办案系统的实际需求，迭代升级“破产智审”的功能。完善“破产一件事”应用。以国务院将“企业破产信息核查”列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高效办成一件事”和省级层面建立工作专班为契机，力争在全省范围内实现与企业破产相关的工商登记、不动产、车辆、社会保险、税务等信息的共享，切实提升“破产一件事”应用的实际效能。
案例一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关键词】上市公司重整；预备性程序与前置性程序衔接；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
【受理法院】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合议庭成员】钱为民、陈茜、童明强
【管理人】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
【基本案情】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捷资源）是一家深交所主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为002021，主营业务为中、高档工业缝制机械的研发、生产和销售。2017年6月，因时任中捷资源法定代表人擅自违规签署《差额补足协议》，导致公司对外承担95140万元的赔偿责任，中捷资源因此陷入债务危机。2023年5月4日起，中捷资源股票交易被深交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中捷资源必须在2023年年底前实现债务化解才能避免退市。如中捷资源退市，可能导致上千名职工失业风险和安置问题，造成1.8万余名中小股东投资损失，也会对玉环当地缝纫机产业的发展造成极大影响。
2023年7月，中捷资源向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台州中院）提交重整申请，台州中院于2023年7月7日启动预重整程序，并于2023年7月24日指定临时管理人，牵头协调并协助主要债权人和临时管理人开展预重整期间各项工作。2023年11月24日，台州中院依法裁定受理中捷资源重整，并于同日指定管理人，具体开展重整期间各项工作。
【审理情况】
一、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启动预重整程序，开展重整前预备性工作，并加强与行政审批前置程序衔接，协同推进司法预审查与行政审批预报告。由于中捷资源必须在2023年年底前通过重整程序进行债务化解，确认债务重组收益，实现净利润为正，从而解除退市风险，因此从中捷资源2023年7月向法院申请重整开始至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整个风险化解时间仅剩下6个月不到，而上市公司重整还需要完成相应的法院层面和行政监管层面的前置审批程序，中捷资源的重整面临着很大的时间压力。为此，本案及时启动预重整程序并指定临时管理人从事资产评估、债务预申报审核、意向投资者招募等预备性工作，与上市公司重整前置审批程序有效衔接。
司法程序与行政程序协同推进，一方面指导债务人、属地政府向省级政府及证监部门预报批，指导债务人、管理人加强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联系，熟悉业务操作流程；另一方面通过对债务人是否具备重整条件、债务人提交的重整方案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等进行预分析审核，并根据证券监管要求对中捷资源重整计划草案方案制订进行指导。在各方共同协作下，于2023年11月月底前取得相关部门审查意见，及时受理中捷资源的重整申请。
在正式重整期间，管理人在预重整工作基础上快速完成债权审核和财产调查，综合制定符合证券监管要求和各方利益的重整方案。由于会前做到充分沟通，重整计划草案普通债权组以99.97%、出资人组99.93%的高比例表决通过重整计划。本案从案件受理到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再到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仅用时36天。
二、充分发挥府院联动机制作用，关注证券监管要求，将破产重整规范程序、证券监管行政许可程序等审核审批程序有效衔接。对于重整中涉及到的前置审批、报备等事项，与属地政府协同，根据证券监管要求和实际情况及时调整重整思路和方案，做好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的有效衔接。不管是在前置审批程序中的方案制定，还是在重整受理后的快速推进，均高度重视证券监管要求，反复确认重整工作时间节点安排，确立重整程序与证券监管程序相协同的推进思路。在中捷资源进入重整程序后，对于债务人提交的重整方案内容进行分析研判，对其中关键问题和关键工作节点，与相关部门进行无缝衔接。对于重整过程中，涉及到需要法院支持的问题，提前与上市公司、属地政府、管理人等多次确认，提前准备相应的手续材料。在重整计划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后，根据债务人申请，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前后两次前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重整计划中资本公积金转增及转增股票划转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在短短5天的时间内全部完成上市公司重整计划执行。
三、充分平衡债权人与中小股东利益，建立以实控股东为核心的“和解式”重整模式，化解上市公司债务，优化公司资债结构。不同于其他上市公司重整案件，中捷资源债务主要为对银行金融机构的违规担保债务以及证券虚假陈述索赔债权，债权类型单一且集中，在重整方案的设计中不能为了单纯化解债务而影响其他利害相关群体的利益，应回归到上市公司重整的实质，不能“保壳式重整”，中捷资源重整方案要充分平衡债权人与中小股东的利益。为此，府院相关部门与主要债权人进行充分沟通协调，向主要债权人说明重整流程节点及可能存在的风险。最终上市公司形成通过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形式，一方面以公积金转增化解债务和控股股东额外提供现金等方式清偿债务，解决上市公司近10亿元的违规担保债务。另一方面，归属于中小投资者的转增部分全部足额分配，是新证券法实施后上市公司重整案件中首个转增股本足额向中小股东分配的案例，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典型意义】
本案是预重整与重整机制有效衔接、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有效衔接的上市公司重整典型案例。（1）在启动预重整时，充分发挥府院联动机制作用，关注证券监管要求，将破产重整规范程序、证券监管行政许可程序等审核审批程序有效衔接，仅用36天完成重整程序。（2）在进入正式重整程序后“破产不停产”，采取管理人监督下债务人继续营业、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企业生产经营保持正常，稳定了职工情绪，更为当地缝纫机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司法保障。中捷资源的重整成功，实现了保上市、保产业、保经营、保企业和保就业的社会效果。（3）充分平衡债权人与中小股东利益，探索以实控股东为核心的“和解式”重整模式，实现在化解债务风险的同时兼顾保产业、保民生、保就业的重整目的。从证券监管角度，中捷资源的重整也与当下证券监管对上市公司重整的内核要求高度匹配，体现了司法重整与证券监管的协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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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清市宝乐能源实业有限公司等三公司合并破产清算转重整案
【关键词】
实质合并重整；继续经营；分离式处置资产
【受理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合议庭成员】
王磊、汤铭、范亚东
【管理人】
浙江韦宁会计师事所有限公司
【基本案情】
乐清市宝乐能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乐能源公司）成立于1996年，下属关联公司为乐清市机关燃气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关燃气公司）、乐清市宝晟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晟气公司）。三家公司主营业务均为瓶装液化气充装销售，共登记有液化气钢瓶约21万只，是乐清市城区及中北部近10万居民生活必需液化气的主要供应商。从2020年开始，受企业扩张过快、融资方式单一、担保代偿款未能追回等问题影响，三家公司陆续陷入财务困境，对外债务总额达2.3亿元无法清偿。乐清法院分别于2020年12月29日、2021年6月7日裁定受理宝乐能源公司、机关燃气公司和宝晟气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审理情况】
高效益，实现债权100%清偿。在“继续经营+分离式处置资产”的合并重整思路下，不断提升破产效益：（1）破产不停产，维护企业经营价值。通过企业继续经营，既实现破产期间的现金流入，又保留企业的经营资质和客户资源，成为重整中的重要无形资产。（2）合并破产，提高重整效率。该案从股权结构、资产、财务、人事、经营和担保等因素进行分析，及时裁定三家公司合并破产，涤除财产区分，简化债权债务清理，极大提升重整效率。（3）分离式处置资产，实现破产财产价值最大化。该案根据资产是否和燃气业务密切关联划分为重整和非重整资产，采取公开网拍方式，用市场决定价值，最终在主要资产上均实现了高溢价拍卖，平均溢价达142.8%。
保民生，10万用户燃气正常使用。基于破产企业从事燃气业务的特殊性，该案采取继续经营与保障押金的思路：（1）继续经营。三家公司在破产期间继续为广大居民提供燃气供应服务，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维护企业的营运价值，为后续重整奠定基础。（2）资产打包重整。对押金债权暂不清偿使得广大用户继续使用燃气钢瓶，节省大量现金流和繁杂的钢瓶回收及押金支付事务，并将押金债权和钢瓶资产打包重整实现押金债权的平稳过渡。（3）设立重整保证金。该案在重整投资协议中加入重整保证金条款，以保障意外情况下燃气用户钢瓶押金的退还，避免衍生风险。
强协作，府院联动解决多重难题。通过常态化的府院联动，顺利解决几项难题：（1）针对经营资质即将到期的问题，积极与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沟通，释明经营资质对企业重整的重要性，并在临近到期日取得续期后的燃气经营许可证，使后续在公开拍卖中得以高溢价成功招募到重整投资人。（2）针对非重整资产的处置矛盾，如轮船资产存在数百万检修费与对外股权投资存在近两千万元职工提留款问题，通过将相关信息在评估报告和拍卖公告中充分披露，推动资产顺利拍卖。（3）针对个人股权难以解冻的问题，积极与海事法院及申请执行人进行沟通，并寄发其他法院对该案个人股权的解封操作流程，最终完成股权的解冻。
考虑到三家公司人格高度混同，法院先后指定同一管理人，三家公司陆续经历了实质合并破产清算、合并清算转合并重整、重整计划裁定批准等事项。2023年4月14日，法院裁定确认合并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破产程序。
【典型意义】
在关联企业符合实质合并破产条件的情况下，对于从事燃气经营的债务人企业，基于燃气特许经营权的重整价值，以及对涉民生行业的拯救目的，采取“继续经营+分离式处置资产”的市场化重整思路。即准许企业在破产重整期间继续经营燃气业务，优先处置与经营燃气业务密切相关的重整资产，保障居民日常生活不受影响。同时，在完整披露企业资产瑕疵的基础上采取公开网拍方式，采用市场化机制实现破产财产价值。
三公司作为老牌燃气企业，涉危、涉众问题突出，保安全、保民生责任重大。该案合并破产重整成功，在促成2.3亿元债权100%清偿的同时，保留创造就业岗位超300个，有力保障超10万居民用气需求，起到了“保企业+保债权+保民生”的三重保护效果，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2023年7月31日入选最高人民法院“民法院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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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铸管（浙江）铜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关键词】跨境破产；框架式重整；预重整；境外资产维护
【受理法院】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合议庭成员】黄赛琼、方新平、金叶群
【管理人】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
【基本案情】
新兴铸管（浙江）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兴浙江铜业）成立于2001年，系一家央企和民企合资的混合制企业，主要经营业务为无氧铜杆、铜材加工等。因经营管理出现问题，导致产生大量贸易类、保理类诉讼，新兴浙江铜业的资产被多家法院查封，账户流动资金被冻结执行，资金链断裂致使公司在2019年8月停止生产，陷入经营困境。
2021年9月28日，富阳法院决定对新兴浙江铜业启动预重整程序，并指定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担任临时管理人。2022年3月25日，富阳法院裁定受理新兴浙江铜业破产重整。
【审理情况】
一是高效衔接预重整与重整，提高重整效率。预重整期间，富阳法院指导管理人完成了全面资产核查、确定债权规模、招募重整投资人等工作。新兴浙江铜业的资产不仅有境内大宗土地厂房和完整的生产线，还涉及到境外子公司的股权和资产，为顺利盘活境内外资产，富阳法院指导管理人多次与债务人、主要债权人、出资人等利害关系人进行协商，制定多种重整方案。本案进入重整程序后，预重整期间形成的成果在重整阶段继续沿用，基于预重整期间制定的多种重整方案，管理人在与不同意向投资人谈判时能够积极调整思路，提出灵活的、匹配度高的方案，提高重整工作的效率与质量。
二是采用框架式重整模式，创新招募思路。新兴浙江铜业资产涉及赞比亚子公司的矿产资源和采矿权，但是矿产资源和采矿权在当地受到严格限制，不能随意交易。经充分论证，本案确定采用框架式重整模式，制定框架性的重整计划（草案）和重整投资人遴选方案。重整计划（草案）中除重整投资人、重整资金、经营方案、清偿比例以外，其他内容条款均已明确，重整投资人遴选方案中则明确后续投资人招募的条件、方式、重整底价、降价标准等要素。在重整计划通过后，案件的重点即为招募重整投资人，招募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债权人会议的意见对重整投资人遴选方案及时进行修正，直至招募到合适的重整投资人。在富阳法院的指导下，管理人不再沿用传统的招募方式，通过阿里拍卖破产强清资产交易平台对新兴浙江铜业重整投资人资格展开网络竞价。最终，浙江江丰集团以1.72亿元成功竞得重整投资人资格，实现企业的挽救再生。
三是注重维护境外资产，保障对外投资安全。对赞比亚当地的投资保护和资产维护是本案的难点。在富阳法院的指导下，一方面，管理人全面了解赞比亚投资的政策及其限制，论证不同模式重整与赞比亚投资政策匹配度，降低境外资产单独处置风险，提高重整案件办案效率和重整效果。另一方面，管理人制定矿证维护方案，明确维护事项和维护费用等，该方案获得债权人会议一致表决通过。管理人在富阳法院的指导下采取“当地先行”思路，委托赞比亚外派工作人员和当地职工处理矿证维护工作，通过建立信息互通机制、境外资产审计评估协同推进、加强与赞比亚矿业部门对接，顺利解决土地税缴纳、采矿权证延期等工作，赞比亚资产以重整方式得以维护，有效保障中国企业“一带一路”对外投资权益。
2023年7月4日，富阳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序。
【典型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合作共赢的现代化，完善的跨境资产处置方式对有效处理国际投资、营造安全稳定可预期的经济交往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本案是通过框架式重整顺利整合境内外资产助力企业重生的典型案例。在管理、处置涉赞比亚资产过程中，实现了维护境外投资安全、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及破产财产处置价值最大化的有机统一，并成功助力困境企业重生再造。本案的成功办理，对跨境资产处置、创新重整模式、拯救民营企业具有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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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滑动查看更多 ▴案例四
宁波汉普塑业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转重整案
【关键词】
小微企业重整；重整价值识别；特别救助基金
【受理法院】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合议庭成员】
莫爱萍、张颖璐、陈佳强
【管理人】
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
【基本案情】
宁波汉普塑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普公司）成立于2003年4月，注册资本3333.4万元，住所地为浙江省象山县西周镇工业开发区，主要从事汽车内饰配件的加工、生产。汉普公司虽然在汽车配件行业深耕多年，拥有较为优质的客户资源，但仍属于较为典型的小微企业，由公司股东及其家庭成员共同治理，因管理能力有限、经营策略失误等问题造成资金链断裂，深陷债务困境，并于2020年10月停工停产。2022年3月25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宁波中院）裁定受理对汉普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
【审理情况】
破产清算阶段，管理人制定了《汉普公司预备重整方案》，提交债权人及出资人表决并获通过。2023年7月19日，宁波中院裁定对汉普公司进行重整。2023年7月25日，宁波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汉普公司重整程序。
一是准确识别重整价值，帮助困境企业脱困再生。审理中发现，汉普公司除了拥有房地产之外，还在多年经营中积累了大量的供应商资质和客户资源等无形资产。在宁波中院指导下，管理人在清算阶段通过预招募程序，充分探索汉普公司重整可能性，招募到3家意向投资人，并以符合政策导向的产业投资人、价格等多种因素为遴选条件最终选定重整投资人。汉普公司重整成功，使优质产业得以在当地存续，继续贡献税收、创造就业，充分体现了破产制度对困境企业的拯救功能。
二是程序衔接得当，提升破产审判质效。在破产清算阶段顺利表决通过预备重整方案，在重整计划草案未对预备重整方案作实质性修改的情况下，投票同意的债权人和出资人对预备重整方案的表决效力延续至重整程序，极大降低了重整程序的成本。
三是引入“特别救助基金”，助推重整成功。本案中普通债权人以小额供应商居多，因重整投资款不能覆盖到普通债权，若不做特别安排，不仅对普通债权人利益没有改善，也不利于重整成功。最终重整投资人同意在重整投资款外提供800万元“特别救助基金”，专门用于补偿支持预备重整方案的普通债权人。此举改变了普通债权在本案破产程序中难以获得清偿的局面，普通债权清偿率提升了14%，其中获得特别救助计划补偿的供应商债权共51家，31家获得100%清偿，实现了重整模式下的利益平衡，是推动重整成功的重要助力。
四是加强对创业价值的保护。汉普公司的出资人为夫妻二人，其子亦共同参与汉普公司经营管理。公司经营陷入困境后，二人之子长期失业，生活每况愈下。为进一步取得出资人对企业重整的支持，重整投资人同意妥善安排汉普公司出资人之子在重整后的汉普公司继续工作，激发出资人的重整积极性，也是以另一种形式肯定创业价值。
【典型意义】
浙江是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大省，现阶段的司法实践中，小微企业多以破产清算方式退出市场，通过重整方式再生的案例较为有限。相较于大型集团企业，小微企业因资产数量匮乏，其重整价值不易引起关注，也更难于识别，重整成功的可能性较低。如何借助重整程序，帮助小微企业纾困、再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课题。本案为一则小微企业破产清算转重整且重整成功的案例，宁波中院在帮助汉普公司脱困的过程中，秉持通过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救治困境企业，助力优化营商环境的审理思路，基于个案的特点，准确识别企业的重整价值，充分探索重整可能性，运用多种方式提高债权清偿率，最终达成了符合各方利益的重整计划，为小微企业重整提供了一个模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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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滑动查看更多 ▴案例五
浙江遨优动力系统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关键词】刑破（民）交叉；府院联动；处置先行、分配协同；资产形成贡献值比
【受理法院】湖州市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
【合议庭成员】张毅、马俊骏、柯晓蕾
【管理人】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浙江兴长律师事务所
【基本案情】
浙江遨优动力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遨优公司）作为“之信系”关联企业，系一家以锂离子动力电池、新型电池（含燃料电池）及汽车用动力电池系统等产品的研发和制造为主营业务的新能源企业，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后受控股股东之信集团“P2P爆雷”及控股股东与实控人刑事犯罪的影响，遨优公司生产所需的基础项目建设严重延期、生产订单违约，于2021年1月全面停工停产，陷入严重债务危机。如无法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处置，遨优公司的核心资产中用于电池研发与生产的核心设备等资产将快速贬值甚至彻底报废，不利于破产案件债权人及刑事案件受害人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2020年4月，南太湖法院裁定受理遨优公司破产清算的申请并指定管理人。
【审理情况】
南太湖法院在党委政府的支持下，一方面积极与遨优公司控股股东及实控人刑事案件的办案机关沟通协调，推动各方形成“处置先行、分配协同”的整体处置共识；另一方面，积极推进遨优公司资产调查、债权申报审核、环境风险调查，及时高效完成遨优公司名下动力电池生产与研发设备及配套核心资产的处置,通过发挥司法能动性，实质提升企业价值，有效盘活资产，在实现资产处置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平等保护破产债权人和刑事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2020年8月21日，遨优公司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由于与刑事案件相关的“之信系”企业申报的债权金额巨大，且占全部债权额的56%。因该等债权人在表决《财产管理方案》《财产变价方案》时弃权或反对，导致虽然有人数超过84%以上的债权人同意，但相关方案未获得表决通过。最终南太湖法院在主动审查相关方案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债权人投票表决情况后，结合遨优公司的实际情况，依法裁定通过《财产管理方案》《财产变价方案》等方案。
2021年5月，经过充分的沟通协调后，南太湖法院与刑事案件的办案机关最终确定“资产高效处置优先、权益公平分配协同”的整体处置方案。2021年8月，遨优公司核心资产以2.83亿元的价格拍卖成交。2023年11月，在相关刑事程序完结后，通过对资产投入的全面分析与审计，运用“资产形成贡献值比”方法计算刑事追缴权益的具体金额，并将权益区分的内容统一纳入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向全体债权人予以披露，该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最终获得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2023年12月，本案在破产财产分配工作完成后终结破产程序。
【典型意义】
本案针对实践中较为常见的企业破产程序和控股股东或实控人刑事程序交叉处理与协调难题，从资产处置与权益分配的角度，探索相关程序衔接与协同内容，成功化解了不同程序间利益主体的权益冲突问题，实现了刑破程序下各相关方权益的公平保护与利益平衡、债务人经营资产价值维持的有效统一。（1）本案是刑破（民）交叉下探索“资产高效处置优先、权益公平分配协同”机制的典型破产案例。以实质保障各方权利人的权益为目的，以提升企业价值为导向，在与相关各方充分沟通基础上快速启动并完成核心资产的处置变现，避免因技术更迭、处置周期较长所带来的资产价值严重贬损。（2）本案是刑破（民）交叉下，成功实践按“资产形成贡献值比”方法分配刑事追赃债权与破产债权的典型破产案例。以实现利益平衡为宗旨，梳理破产财产形成的资金来源，依据“资产形成贡献值比”方法区分不同程序中债权人享有的权益内容，最终合理确定刑破程序中债权人享有的权益份额，实现破产程序和刑事程序内相关方的利益平衡。该做法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平等保护刑民程序中相关债权人合法利益的规定，对同类案件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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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转重整案
【关键词】壳资源；预表决；债权人权益保障
【受理法院】诸暨市人民法院
【合议庭成员】斯丽英、荣文华、周培洪
【管理人】浙江浣纱律师事务所
【基本案情】
2004年6月23日，永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业建工）成立，其经营事项主要为建设工程项目施工以及许可第三人项目挂靠。受盲目股权投资及互保企业出险等因素影响，经营逐渐陷入困境，期间其多次试图自救均无果。2022年10月24日，诸暨法院裁定受理永业建工破产清算，并指定管理人。
【审理情况】
永业建工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共计54家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总金额约9.1亿元，管理人接管时，永业建工尚有在建未竣工项目。永业建工具有建筑工程总包一级及市政施工总包一级资质，在诸暨当地建筑市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也具备一定的重整价值。管理人进行初步识别并与多名意向投资人沟通后，确定以资债剥离式重整方式处置债务人资质，并将处置路径优劣分析、管理人建议方案及利弊权衡等提请债权人会议核查。同时，考虑到建筑资质有效期的政策窗口期，管理人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时间、投资人招募及资质处置等全部压缩至不到2个月时间内，高效率地完成所有破产重整准备工作。管理人通过报纸、网络媒体、公众号等多渠道推介债务人财产，拟订了特定的投资人竞价规则，即“密封报价、现场开验标+托底人、普通投资人并行+前二竞价”的规则。预招募进展向债权人实时通报，模拟破产清算率，就重整计划进行预表决，充分保障债权人的知情权、异议权、选择权。
2023年3月9日，诸暨法院裁定永业建工重整，2023年4月17日，经永业建工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分组表决，出资人组、普通债权组、有财产担保债权组、税收债权组、职工债权组均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2023年4月23日，诸暨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序，永业建工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
本案在受理后不到6个月的时间内顺利办结。职工债权、税收债权合计1600余万元已实现了债权全额清偿，取得了良好的法律及社会效果。
【典型意义】
本案是创新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探索重整程序在建筑行业领域的适用，妥善保障建筑企业“壳资源”存续的典型案例。一是多举措保障快速重整成功。确定处置路径及重整范围，综合征询各方意见后，采取资债剥离式重整；设定合理竞价规则、招募规则。二是依法切实保障包括出资人、债权人、实际施工人以及投资人等各方破产程序参与主体的合法权益。本案中出资人权益全部清零，但充分保障其异议权，其对于协助转入重整程序不持异议。对于债权人而言，充分保障其异议权、表决权。管理人提议表决通过了继续经营方案、投资人招募方案等，将重大事项的审议权利归于债权人。对于个别债权人提出的重整范围等异议事项，一对一详尽解释。对于实际施工人的权益，按照“谁投资、谁受益、谁负责”基本原则进行处置，保障其实质公平清偿的要求。对于投资人，全程公开、透明，管理人组织由投资人当场验标、开标，根据提前公示的招募竞价规则充分竞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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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五公司合并破产重整案
【关键词】府院联动；精准甄别合并范围；联动上市公司重组与母公司重整；中小企业重整
【受理法院】义乌市人民法院
【合议庭成员】龚益卿、余芹、贾晨斌
【管理人】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浙江科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基本案情】
三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鼎控股）是义乌知名的企业集团，旗下拥有上市公司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鼎股份）、浙江三鼎织造有限公司、义乌市环鼎织带有限公司、义乌环球制带有限公司、金华金鼎织带有限公司（分别简称为三鼎织造、环鼎织带、环球制带、金鼎织带，以下合称为三鼎织造等四家公司）等企业。华鼎股份以民用锦纶长丝的研发、织造和销售为主营业务；三鼎织造等四家公司则具备生产涤纶带、罗纹带等织带的制造与销售完整产业链。近年来，由于短贷长投、供需错配、投资失利等因素叠加影响，公司债务负担沉重，甚至发生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问题，导致华鼎股份股票交易被证券监管部门实施ST风险特别警示。若无法尽快扭转不利局面，上千名职工及债权人的利益将遭受严重损失，并对区域经济造成不良影响。
2021年1月26日，义乌法院对三鼎控股以及三鼎织造等四家公司分别予以预重整登记。在预重整阶段完成了债权债务梳理、资产核查、重整投资人的预招募等工作。2021年4月26日、5月19日，义乌法院分别裁定受理三鼎控股、三鼎织造、环鼎织带、环球制带、金鼎织带破产重整案。2021年7月2日，裁定三鼎织造等四家公司合并重整。2022年4月27日，义乌法院裁定批准三鼎控股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序。2023年4月17日，义乌法院裁定批准三鼎织造等四家公司重整计划，并终结重整程序。
【审理情况】
义乌法院在党委政府的支持配合下，在上级法院的精心指导下，通过有序衔接预重整和重整程序，围绕“上市公司+母公司双重组”目标制定重整方案，不仅妥善处理了90余亿元负债，解决了上市公司违规占款近6亿元，消除了上市公司潜在退市风险，较好保障了1000余名职工和债权人的利益，通过“财务投资人赋能+经营者继续经营+债权人共享经营收益”的模式，帮助企业走出转型发展道路，2023年实现产值2.69亿元。
一是精准甄别关联企业实质合并重整范围。充分考虑关联企业间核心财产的区分和重整价值的独立，不盲目追求合并效果和程序简化，精准甄别实质合并企业对象与范围，最终确定三鼎控股单独重整与三鼎织造等四家公司合并重整的总体框架，兼顾关联企业破产程序协同推进，同时有效保护企业间各自重整价值的最大化。
二是努力探索中小传统制造型企业重整新模式。设计“财务投资人赋能+经营者继续经营+债权人共享经营收益”的重整方案，在肯定和鼓励经营团队持续企业运营为债权人创造价值的同时，引入财务投资人注入现金流并提供一定的运营和偿债资金支持，有效缓解企业资金困难，提质增效，扩大产能，将企业重整后未来一定期限的经营收益作为主要偿债资金来源。
三是运筹设计上市公司控制权移转的新路径。本案跳出一揽子出售控股股东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给投资者的固有思路，全局性研判上市公司股权重组的多重可能，借力其他股东盘活股权的需求，推动庭内重整和庭外股权重组相结合模式的全面实施，活用三鼎控股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资源，分类处置，双轨并行，保证了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平稳更替。
四是优化重整方案实现多方共赢。对于三鼎控股，针对其所持上市公司控股权存在重大瑕疵且无力化解的现实，引进投资人注资上市公司消除股权瑕疵。通过设计“现金+股票”的综合清偿方案，在提升股票质押权人权益的同时，促成其让渡部分质押股权供普通债权人清偿，较好实现了利益平衡。对于三鼎织造等四家公司，设计留债清偿、小额分段清偿、一次性清偿、分期清偿、债转股清偿等供其选择，满足不同类型的偿债诉求，提高整体偿债率。
【典型意义】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指出要坚持精准识别、分类施策，对陷入财务困境但仍具有发展前景和挽救价值的企业，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积极适用破产重整、破产和解程序。义乌作为“世界小商品之都”，孕育着210万家中小微企业。本案中，义乌法院在识别企业重整价值、审查企业经营方案、招募投资人的过程中，将中小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作为重要审查标准。通过破产重整，不仅实现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完善公司治理架构的目标，还契合国务院、证监会对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提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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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开关厂有限公司破产清算转重整案
【关键词】
府院联动解决历史遗留产权瑕疵；全额清偿比例高；国有改制企业档案处置
【受理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合议庭成员】
徐荣华、徐露露、王俪婧
【管理人】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浙江中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浙江五正律师事务所
【基本案情】
浙江开关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开关厂）始建于1965年，是由原浙江电工器材厂在2000年改制组建的一家民营企业，一度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专业研制和生产高压电器、高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电磁线的重点骨干企业。近年来，因受关联企业经营不善等诸多因素影响，浙江开关厂陷入财务困境。经债权人申请，2022年7月5日，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浙江开关厂破产清算申请。经报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于7月13日裁定将该案移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审理。
【审理情况】
柯城法院收案后，遵循“社会稳定最优化、整体利益最大化、各方损失最小化”原则，仅用时18天就平稳解决了235名原在岗职工欠薪问题，零投诉信访；用时92天，核心资产以4.35亿元的价格成交；用时八个月，浙江开关厂重整成功；81.4%的债权人100%获得清偿，87.6%的债权人清偿率在50%以上。
一是妥善解决职工欠薪问题，保障民生与稳定。浙江开关厂已拖欠7个月工资并且长期欠缴社保。经两级法院协调，在财政局、人社局等部门支持下，通过借支应急保障金垫付职工欠薪550余万元。同时，柯城法院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在解除劳动合同时同步举办职工专场招聘会，将技术型人才、熟练工人等稀缺资源输出给同行业其他企业，有效解决职工就业难与企业招工难。25家衢州本地企业、190位原职工来到现场，最终达成意向110余人次，职工安置工作得到高度好评。
二是高效解决资源错配和历史遗留产权瑕疵。浙江开关厂核心资产位于衢州核心区域，地理位置优越。于债权人而言该资产是最佳偿债资源，于城市规划而言在“寸土寸金”位置上工业用地的性质和工业厂房的使用用途是资源的浪费。据此，管理人一方面积极争取国资公司参与竞买，另一方面为体现市场公允价值，充分保障全体债权人利益，采用租金收益法进行评估，取得相对较高的评估值。核心不动产第一次公开拍卖即顺利以4.35亿元的价格成交。但该核心资产上存在“房地分离”、“宗地边界不清”、“房屋跨宗地”、“入账凭证不全”等诸多历史遗留瑕疵。资产成交后，依托府院联动机制，通过积极协调资规、税务、不动产、管委会等各相关部门，仅一周，产权瑕疵逐一解决，并与资产买受人完成了权属交接。
三是坚持履行售后义务，有效维护债务人重整价值。为尽可能保留客户资源等重整价值，管理人积极履行质保义务，尤其是在在新冠疫情形势仍较为严峻的情况下，应客户要求选派三名技术人员远赴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塔什库尔干县，妥善完成设备维护服务，保障了库尔干县全县人民正常供暖。预重整方案表决通过后，柯城法院及时裁定对浙江开关厂进行重整，并通过公开竞价方式经过二十二次出价成功招募到重整投资人。重整成功后，投资人通过参股等多种形式陆续吸收了原浙江开关厂技术、销售、管理和生产骨干25人，并全面恢复生产经营，交接后不到3个月，已接新订单216万，在投标项目600多万。
四是积极探索破产企业档案的分类、规范管理。衢州市系浙江省“退出市场非国有企业档案处置”试点地区，该项工作成功入选“全国2023年度十佳重特大事件档案工作案例”。浙江开关厂存有党建、人事、财务、技术资料、历史影像等重要档案2万余卷，对于衢州配电行业与衢州工业发展历程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查考价值。柯城法院多次与衢州市档案局等开展现场勘查、座谈交流，对浙江开关厂的各类档案进行分类评估处置，将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档案由档案馆进行接管。对于人事、财务、技术资料等档案，委托专业机构进行数字化后妥善保管，无效资料则在审慎评估分拣后进行销毁。为确保档案处置工作的顺利和高效，管理人通过公开竞标方式从9家投标机构中选定了具有国资背景的专业档案服务机构。
【典型意义】
本案是从破产清算到破产重整，充分发挥府院联动机制作用，实现债权清偿比例大幅提高，各方主体利益全面保障的典型案例。一是妥善解决了职工欠薪，同时积极推动职工再就业，既保障民生与稳定，又输出人才服务社会。入选最高人民法院、人社部、全国总工会发布的涉欠薪纠纷典型案例。二是各类资产在破产程序内得到优化配置，核心资产的效用在清算程序下得到最大程度地挖掘和释放，无形资产在重整程序下最大化地保留，也重塑了品牌信誉，实现了资产增值和企业重生。三是为解决因企业改制等原因遗留诸如权属争议等历史性难题的案件提供了借鉴。四是借助数字赋能，确保有价值的历史档案进入档案馆永久保管，高效分类处置的方式也为类似破产企业的档案归集工作做出了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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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市半岛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关键词】
烂尾楼处置；利益平衡；府院联动；能动履职；保障民生
【受理法院】
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合议庭成员】
刘建伟 熊俊杰 罗邦良
【管理人】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
【基本案情】
舟山市半岛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半岛公司）成立于2004年，注册资本20022万元，为三盛宏业集团下属的房地产项目公司，在舟山朱家尖地区开发建设“南沙里”项目。项目于2018年5月开工，总建筑面积12.37万平方米，可售房源948套，其中已网签预售512套。因受集团资金链断裂影响，项目于2019年底停工。2020年4月21日，经半岛公司申请，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舟山中院）对半岛公司进行预重整，并指定管理人。管理人接受指定后，依法高效完成了清产核资和债权预审等基础性工作，并同步启动投资人招募工作。预重整期限届满后，舟山中院于2020年7月21日正式受理半岛公司重整。
【审理情况】
本案案情复杂，牵涉利益主体众多，包括近500户购房户群体，130多名自然人投资人组成的担保债权人群体，还有职工、建设工程承包人、实际施工人、材料供应商等主体，各方利益冲突尖锐、矛盾突出。受房地产市场整体下行、新冠疫情持续爆发、项目盈利空间较小等因素叠加影响，经过较长时间的招募，始终未有投资人愿意整体接盘。在此情形下，舟山中院因案施策，指导管理人根据前期投资人的接洽情况，设计了“共益债+续建+销售”的续建式重整方案，通过与政府的紧密联动，共同协商选定了地方知名龙头民企作为续建方，并向本地农商银行争取到了超低利率的1亿元额度共益借款，形成了最大化实现各方利益的续建方案。
2021年2月8日，舟山中院组织召开了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对续建式重整计划草案进行审议，购房户组、职工债权组、税款债权组、普通债权组、出资人组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唯有130多名自然人投资人组成的担保债权群体联合投票反对，其寄希望于在破产清算程序下快速拍卖土地受偿。舟山中院组织管理人多次与其代表沟通，但始终未能表决同意，重整计划迟迟未能过会，续建方案一再拖延，最终错失重整良机。
重整未果后，舟山中院及时转换工作重心，通过灵活制度创新，指导管理人制定了“适格主体兜底+续建交付义务+假马竞价模式”的资产处置方式，引入兜底方就项目土地、在建工程等资产达成兜底收购协议，并由兜底方承诺完成项目续建并依约向购房户交付房屋。在有兜底价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假马竞价模式，以同等条件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进行公开拍卖。2023年3月29日，财产变价方案获第三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2023年5月2日，资产流拍后依照财产变价方案和兜底协议约定成交。2023年7月27日，在建工程整体移交至投资人。2023年10月，新施工方正式入场接管工地，项目于停工4年后最终实现复工复建。2023年12月20日，舟山中院裁定终结半岛公司破产程序。
【典型意义】
本案是充分发挥破产制度价值，有效运用府院联动机制，妥善平衡破产各方权益，成功化解烂尾楼处置难题的典型案例。面对房地产市场行情下行、项目资产质量不佳、重整一度陷入僵局的困境，法院协同政府积极依法作为，通过府院联动机制，开创破产房企处置的新道路，破产重心由“拯救企业”转为“拯救楼盘”，即使清算模式下也可高效稳妥实现保交付且财产价值最大化。通过充分利用联席会议联动优势，不仅引入了地方国企与品牌民企联合组建的兜底方，还相继妥善解决在建工程主体变更、烂尾楼复工续建等资产处置重大障碍。同时，积极向税务部门争取到土增税的减免政策，实现节税近五千万元，坚定了民营资本参与接盘的信心。本案的成功办理，破解了烂尾楼处置难题，显著提升了区域城市形象和破产企业的财产价值，而且最大程度保障和平衡了大部分购房户和其他债权人的权益，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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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破产和解案
【关键词】保交楼;中小企业破产;优化营商环境
【受理法院】
松阳县人民法院
【合议庭成员】
李金泉、陈志伟、刘芷安
【管理人】
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
【基本案情】
浙江中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邦公司）是一家成立于2002年从事工程建设的公司，拥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等建筑业企业资质。
近年来，受客观市场环境下行影响，中邦公司多笔应收账款难以收回导致资金链断裂，无法清偿到期债务。2023年6月21日，松阳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松阳法院）受理对中邦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管理人。2023年9月19日，松阳法院裁定中邦公司进入和解程序，后于2023年10月17日裁定认可中邦公司和解协议并终止和解程序。
【审理情况】
案件进入破产程序后，管理人通过调查发现中邦公司尚在经营、即将停工、已停工的工程项目共20个，涉及金额20.11亿元，建筑面积近60万㎡，涉及保交楼项目11个，涉及购房业主近3100户。债权申报的债权人479户，申报债权金额近4.5亿元，其中涉及农民工相关债权为400余户，相关债权金额8300万元。此外，中邦公司在破产前涉诉涉执的案件共计290件，遍及多个省市县区，债务问题非常复杂。中邦公司作为丽水地区老牌建筑公司若因破产清算而导致停工，会牵扯到近千名农民工及购房业主的重大利益。松阳法院高度重视，一方面多次召开府院联席会议，会同县各职能部门进行细致讨论，系统谋划案件处置思路。另一方面不断加强与管理人之间的沟通联系，力求实现最优化解。
2023年9月20日，中邦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高票通过《和解协议（草案）》，松阳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主要考虑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定制化和解方案，延伸司法保障民生。中邦公司多个工程项目均以农民工班组的形式负责向各工程项目提供人力或原料，但农民工并未直接与中邦公司形成劳动雇佣关系，对于农民工班组形成的农民工工资和小额供货商，若不能妥善处理，极易引发社会矛盾。为解决上述矛盾以及优先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合议庭就该问题与管理人进行充分法律论证，为中邦案件“定制”和解方案，即在各工程项目结算及农民工权益保障方面，和解协议中各工程项目应收款应付款之间明确区分并进行独立结算，同时明确优先保障农民工工资在各工程项目中获得清偿的权利以及每户债权金额低于5万元部分的债权可以获得全额清偿。此外，在债权清偿方式方面，除了传统的现金清偿外，还允许各项目内的债权人通过转让债权、接受工抵房等方式进行清偿，从而保证清偿方式的多元化与灵活性。在破产办理期间，管理人陆续发放农民工工资740余万元。本案和解模式下，涉农民工工资债权清偿比例比原有模式提高近50%。
二是设定兜底清偿率，创新司法助企纾困。中邦公司其偿债资金来源主要是与各工程项目业主方的工程结算款，若采取传统的“一次性现金”方式的偿债方案，从当下市场客观实际角度考虑企业危机的实质性化解难以完成。在本案中，管理人借鉴了美国小微企业重整制度中的“破产财产膨胀主义”原则，即通过债务人重整后未来一段时间的收入来偿还债权人，并在目标清偿率达成后，依法减免未能清偿的债务。该原则在和解协议的制定沟通过程中得到了债权人的广泛认同。同时考虑到部分自行经营项目存在亏损的情形会使债权人之间产生不公平清偿，中邦公司除通过未来继续经营收入增加偿债资金来源外，还结合可盈利工程项目的利润来弥补亏损项目以确保和解协议具备统一的兜底清偿率，即对每个工程项目的债权人承诺不低于60%的清偿率，从而推动了和解协议最终通过。
2023年10月17日，松阳法院裁定认可中邦公司和解协议并终结和解程序。
【典型意义】
中邦公司进入破产程序至破产和解成功仅历时3个月。通过破产和解程序，最大限度地减轻中邦公司破产对债权人、房企、地方政府等各方的影响。同时，中邦公司通过破产和解获得喘息时间，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改善自身的财务状况和管理效率，以确保能够按时完成项目建设并交付给建设单位和购房人，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本案通过破产和解程序化解企业债务危机、引领企业走出困境。在该案审理中，松阳法院通过指定经验丰富的优秀管理人、积极采用破产和解制度等途径使中邦公司重获新生，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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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省高院民五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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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大连中院发布四个虚假诉讼犯罪典型案例 |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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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大连中院召开防范与打击虚假诉讼工作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连法院防范和打击虚假诉讼工作情况，对外发布四个虚假诉讼犯罪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
1.王某虚假诉讼案——捏造借贷合同，两次提起虚假民事诉讼
2.陈某明虚假诉讼案——通过虚假诉讼转让债权以逃避履行债务
3.陆某虚假诉讼案——利用“套路贷”签订的空白合同伪造借款合同，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4.李某虚假诉讼案——以虚假装修工程合同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王某虚假诉讼案
——捏造借贷合同，两次提起虚假民事诉讼
简要案情
2012年8月31日，王某向金某华借款100万元，后王某向金某华归还101.2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转入金某华指定的被害人焦某银行账户。2020年5月8日，王某以焦某为被告，捏造焦某向王某借款101.2万元未归还的事实，向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2020年5月22日，被告人王某以同样方式捏造李某红向其借款200万元未归还的事实，向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裁判结果
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以捏造的借贷关系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致使人民法院基于虚假的事实开庭审理并作出裁判文书，干扰司法活动，构成虚假诉讼罪。以虚假诉讼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
典型意义
民间借贷是虚假诉讼的高发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单方捏造合同民事法律关系提起诉讼的行为，属于“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本案被告人王某抓住被害人接收借款的机会，虚构被害人向其借款的事实，两次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企图通过法院的判决获取非法利益，属典型的虚假诉讼行为。在日常生活中，民间借贷形式往往不规范，有些当事人疏忽大意轻信他人，为虚假诉讼培育了土壤。通过本案提醒我们，借贷双方在签订、履行借贷合同时，应最大程度完善相关手续，记录借款、还款内容，以免给他人留下虚假诉讼的可乘之机。
陈某明虚假诉讼案
——通过虚假诉讼转让债权以逃避履行债务
基本案情
2013年12月，被告人陈某明向债权人辛某涛、辛某强分别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未在约定时间偿还，辛某涛二人分别向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陈某明偿还本金及利息等，甲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017年3月27日，辛某涛二人向中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期间，陈某明、甲公司未如实向中山区人民法院申报对工商银行享有2900万元的债权。
2017年6月1日，陈某明与姜某明伪造债权转让协议，将其享有的对工商银行的债权转让给姜某明，姜某明变更为上述债权的申请执行人，致使辛某涛、辛某强的债权未获清偿。
裁判结果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某明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严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虚假诉讼罪。对被告人陈某明以虚假诉讼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责令被告人陈某明与同案犯共同退赔违法所得人民币29408400元。
典型意义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债权债务关系和以物抵债协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应认定为“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致使他人债权无法实现，数额达到100万元以上的，应认定为“情节严重”。本案中，被告人陈某明、姜某明恶意串通，实施虚假诉讼行为转移债权，以达到逃避履行债务的非法目的，致使被害人的债权无法实现，损失巨大，情节严重。二人行为严重干扰司法秩序，严重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案件审理中，我们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明确共同犯罪人主次作用，对于犯意提出者、主要实施者和犯罪利益获得者，依法予以严惩，并责令退赔违法所得。此案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严厉打击虚假诉讼犯罪、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决心，引导公众守住法律和道德的底线，充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同构建诚信社会。
陆某虚假诉讼案
——利用“套路贷”签订的空白合同伪造借款合同，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基本案情
2015年1月，吴某巍（另案处理）以“套路贷”的非法手段向徐某出借资金，并以徐某父母的房产办理了抵押公证手续。后吴某巍安排手下人员进行软暴力催收，徐某被迫向吴某巍偿还了全部借款并支付了高额利息、罚息等费用，但吴某巍并未解除抵押手续，并以此逼迫徐某再交8万元，徐某无力交纳。2016年3月16日，吴某巍利用手中空白借款合同编造徐某借款15万元的事实，安排其员工被告人陆某到法院起诉徐某偿还15万元本金和4万元利息，共计19万元，并申请人民法院查封了徐某父母的房产。
裁判结果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陆某在明知吴某巍利用“套路贷”签订的空白合同伪造借款合同虚构借款事实的情况下，仍以该伪造的合同提起民事诉讼，其行为妨害司法秩序，已构成虚假诉讼罪，对陆某以虚假诉讼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典型意义
“套路贷”是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本案属于典型的通过“套路贷”签订空白合同伪造借款合同，借助虚假诉讼手段实现“套路贷”非法利益的情形。被告人通过虚假诉讼，意图借助司法机关诉讼程序实现非法目的，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司法秩序、损害了司法公信力，影响十分恶劣。
民事办案法官在审理债权债务纠纷过程中，通过对借款合同进行审查，对该合同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发现犯罪线索，并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随即展开侦查，发现了“套路贷”中隐藏的虚假诉讼行为。在本案中，人民法院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分工合作、互相配合，合力打击虚假诉讼犯罪，向全社会传递明确信号，司法机关不会成为不法分子的牟利工具，捍卫了司法形象，维护了被害人合法权益，弘扬了社会正气。
李某虚假诉讼案
——以虚假装修工程合同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基本案情
2018年3月至2019年10月间，被告人李某在大连市沙河口区等地，捏造刘某杰、赵某冬曾参与沙河口区中央大道A标段内部装修工程的事实，委托律师在沙河口区法院对深某公司等提起民事诉讼。被告人李某以第三人的身份参与诉讼，并向法院提交了包含刘某杰、赵某冬二人内容的记工本、考勤表等证据，致使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基于被告人李某捏造的事实，作出两份民事判决书，均判决深某公司等赔偿赵某冬、刘某杰劳务费。
裁判结果
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李某犯虚假诉讼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典型意义
假借追索劳动报酬进行虚假诉讼是常见的扰乱司法秩序的行为。本案被告人李某作为案涉工程施工人员的组织者，通过其掌握施工人员出勤记录的便利，在组织施工人员通过诉讼讨薪的过程中，主动联系未参加案涉工程施工的刘某杰、赵某冬，并虚构刘某杰等人参与工程施工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导致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据此作出民事判决。该行为从根本上改变了债权债务关系的性质，属于凭空虚构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是典型的“无中生有型”虚假诉讼，不仅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还浪费了司法资源，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对“讨薪”、“借贷”等批量司法确认案件，人民法院始终保持高度敏锐性，让打“假官司”的人付出“真代价”，增加虚假诉讼人员的违法成本，进而引导面临经营困难的企业合法有序主张权利，严守诚信诉讼底线，保障市场经济平稳有序高效发展。
据介绍，大连法院持续加大对虚假诉讼犯罪的打击力度。2020年以来，共审结涉嫌虚假诉讼犯罪案件39件，其中一审案件27件，二审12件。民间借贷领域是虚假诉讼的高发区，一审案件中发生在民间借贷领域的虚假诉讼犯罪数量最多，为7件，占比接近25%。另外，在执行异议、劳动合同纠纷以及承包合同纠纷等领域，也有因虚假诉讼犯罪被惩处的情况。
全市法院高度重视虚假诉讼的防范与打击工作，切实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贯彻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广泛引导当事人依法诉讼、诚信诉讼，坚持打击虚假诉讼和保障当事人诉权并重的理念，积极构筑多主体参与、多环节防范、多措施打击的虚假诉讼治理体系。在主体参与方面，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职能部门密切配合、分工协作，共同推进虚假诉讼的治理工作；在防范环节方面，强化在立案、审判、执行等诉讼全链条对虚假诉讼进行甄别和防范；在打击手段方面，通过刑事打击、民事处罚和司法建议等手段对虚假诉讼进行打击和治理。上述虚假诉讼治理体系有效地防范和打击虚假诉讼行为，服务和保障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下一步，大连法院将聚焦执法办案主责主业，不断健全和完善防范与打击虚假诉讼治理体系，全力推进诚信大连建设，进一步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水平，为建设“近悦远来的营商环境标杆城市”贡献司法力量。
内容来源：刑一庭
图片来源：刘 源
文字编辑：王 璐
美术编辑：毕 晟
责任编辑：由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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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南京法院诉源治理典型案例（第一批）机制类|诉源治理案例篇 | 目 录1.秦淮区法院：依托“徕斯”数字融合法庭 构建“两融两赋”诉源治理新模式
2.建邺区法院：立足区域金融服务中心 探索金融纠纷诉源治理“六化”新路径
3.江北新区法院：打造集中管辖机制下 “点线面网”立体式行政争议诉源治理体系
4.江宁开发区法院：以宜商司法驿站凝聚涉企诉源治理“大合力”
5.浦口区法院永宁法庭：育苗工作法指导调解 宁心调解圈赋能苗业
依托“徕斯”数字融合法庭
构建“两融两赋”诉源治理新模式
秦淮法院创新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依托“徕斯”数字融合法庭平台，探索形成“两融两赋”诉源治理新模式，获评第二届江苏数字法院创新事例。2023年新收一审民商事案件下降5.95%，降幅居全省基层法院首位。
一是融入党委治理大局，发挥顶层设计引领作用。构建诉源治理新格局。成立诉源治理领导小组，将全区调解组织编入治理网络。配备1个审判团队以“轮驻+常驻”形式进驻区矛调中心，开展纠纷排查、指导调解等工作。压实街道治理责任。研发“诉源分析系统”提供精准数据，推动“万人起诉率”纳入区平安建设和高质量发展考核。
二是融入基层善治体系，打造上下贯通共享平台。推广“徕斯”数字融合法庭。精准定位“徕斯”数字融合法庭职能，打造成“一站式基层治理、多元解纷、诉讼服务”的最小支点。推进“指导+确认”机制。通过“街道矛调中心属地调解-区矛调中心多元化解-法院诉前调解”的流程再造，由速裁团队与所有街道对应，为调解支招、支撑。推行“研判+预警”机制。构建院领导、职能部门结对挂包街道、部门机制，定期研判分析、及时预警化解，切实做到纠纷“发现在早、解决在小”。
三是赋能多元解纷全链条，稳步提升各类主体解纷效能。“做大”人民调解。推动形成区、街道、社区三级“3+N”矛盾纠纷治理体系，构筑矛盾纠纷前端处理防线。“做强”行政调解。协同相关行政职能部门，建立健全道交、物业、劳动等多发类案的联动处理平台。“做实”行业调解。与公证、仲裁、律协联合打造非诉纠纷分流合作机制。
四是赋能诉非衔接全过程，切实实现案结事了政通人和。打造专业调解团队。设置类型化及对接街道特色调解室，形成提供各类调解服务的“司法大超市”。诉前调解成功率达到近40%。引导法官工作前移。推动速裁法官的工作重心向诉前调解前移，提升调解员纠纷实质性化解能力，2023年成功避免14693起纠纷进入诉讼。构建速确即判机制。建立“诉前调解+速确即判”机制，实现矛盾纠纷受理、调解、司法确认的“一条龙”办理。
（报送单位：秦淮区法院）
立足区域金融服务中心
探索金融纠纷诉源治理“六化”新路径
建邺区法院金融法庭以长三角金融多元调解中心为平台，在实体化、协同化、法治化、专业化、借力化、智能化六个方向持续发力，探索金融纠纷诉源治理新路径，努力提升解纷效能。2023年诉前调解成功金融纠纷7696件，较2022年增长超一倍。
一是融入治理体系，推动金融诉源治理实体化运行。
积极融入党委领导下的金融治理体系，逐步建成由金融集聚区发展服务中心牵头，以长三角金融多元调解中心为平台，以调解组织为主体，法院指导，多部门参与、金融机构配合的金融诉源治理实体化运行模式，推动金融纠纷化解从碎片治理转向集成治理。
二是加强各方联动，实现金融诉源治理协同化推进。
与金融监管局、金鱼嘴基金街区等搭建对接机制。2022年以来,走访座谈驻区金融机构40余家，提示业务风险；向金融机构及监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3份，就行业突出问题提出完善建议。
三是深化诉调对接，确保金融诉源治理法治化运行。
专人对接长三角金融多元调解中心，指导诉前调解工作；目前已与调解组织建立定期培训机制，提升调解规范化水平。
四是优化机制建设，打造金融诉源治理专业化队伍。
引入全国首家保理纠纷调解工作室、基金纠纷调解工作室等调解机构，基本实现保理、基金、保险等复杂金融纠纷由调解工作室专业诉前调解的模式。
五是凝聚社会力量，完善金融诉源治理借力化机制。
引入3家民办非企业调解组织，实现特邀调解员队伍“3*N”的规模性扩大，初步形成信用卡、金融借款等辖区主要纠纷批量调解模式。
六是聚焦数字时代，构建金融诉源治理智能化快车道。
长三角金融多元调解中心初步建成连接法院、金融机构、当事人、调解组织四方主体的金融纠纷一体化处理平台，超过90%纠纷通过线上方式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纠纷实现批量立案、批量流转、批量送达。
（报送单位：建邺区法院）
打造集中管辖机制下
“点线面网”立体式行政争议诉源治理体系
南京江北新区法院集中管辖全市基层一审行政诉讼案件，着力打造“点、线、面、网”相结合立体式行政争议诉源治理体系，推动行政争议源头治理和实质化解，取得了良好效果。
一是聚焦“点”的建设，推动行政争议就地化解。组织巡回审判发挥示范效应。设立行政诉讼巡回审判点，并建立“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人员旁听庭审+法官庭后点评”模式，强化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意识，实现“审理一案，化解一片”的效果。属地协同机制发挥资源优势。打造“属事+属地”化解机制，将行政案件推送至属地法院，发挥属地法院在化解因民事纠纷关联、政策问题引发行政争议中的资源优势。
二是化解“线”的矛盾，强调重点条线源头化解。发送调解建议函提升行政机关纠纷化解水平。行政行为存在瑕疵或法官认为有较为适宜的调解方案时，通过调解建议函告知行政机关败诉风险及建议调解方案，督促行政机关提前预防、及时处置。建立化解平台关注重点条线争议化解。在类案特征明显的行政条线设立行政争议化解工作站，将矛盾化解关口前移至行政复议阶段，实现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有效衔接。
三是延伸援助的“面”，助力行政争议诉前调解。覆盖所有行政诉讼案件，扩大援助范围。公开遴选行政诉讼专业律师，为当事人提供全方位、专业化法律援助，范围囊括所有行政诉讼案件，对象覆盖所有行政诉讼当事人。融合法律援助与矛盾化解，丰富援助内容。将援助事项从传统的全程代理拓宽到免费法律咨询、诉前调解等，法律援助律师参与行政争议诉前、诉中及信访化解工作。
四是织密分流的“网”，强化行政争议诉前分流。大数据分析提供技术支撑。通过“政通人和”平台对行政诉讼案件结案方式进行大数据分析，确定适宜调解案件范围，相关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平台开展先行化解工作。程序高效衔接保障当事人诉权。平台自动提供是否同意调解的选项供当事人选择，未能及时化解的案件，平台自动提示法院及时立案审理，保障当事人诉权。
（报送单位：江北新区法院）
以宜商司法驿站凝聚涉企诉源治理“大合力”
为进一步推动诉源治理成效，打通助企纾困解难的“最后一公里”，江宁开发区法院于2023年10月27日设立江宁开发区宜商司法驿站，首批进驻对象为江宁开发区各主要园区平台，以“小驿站”凝聚涉企诉源治理“大合力”，构建立体式涉企纠纷化解新格局。
一是直达司法需求，源头化解矛盾。建立企业诉求快速响应机制。在园区平台设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宜商司法驿站，通过企业微信群、线下“企业—驿站—企业”诉求对接反馈机制，确保每个平台均有对应的驿站助手和园区网格法官提供即时服务。拓宽企业问需渠道。深入园区企业，通过定期召开企业问需会、大走访等多种方式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及司法需求，根据需求协调其他相关单位参与问需。落实企业需求清单。收集记录企业需求并制定需求清单，对反映较为强烈、突出的常见法律问题实行“挂图销号”，确保企业需求件件有回应，事事有处理。
二是快享优质服务，前端解决纠纷。大力推进商会调解。对经咨询后仍未解决的矛盾纠纷，引导至江宁开发区商会调解中心及江宁区矛盾调解一体化中心，为各类型涉企纠纷提供专业化调解服务。精准提供诉讼服务。引入诉讼风险第三方中立评估机制，为企业提供模拟诉讼体验、诉讼风险评估、法律文书模板、网上立案、执行和解等服务。
三是惠及全生命周期，防范经营风险。量身定制司法服务。通过定期发布审判白皮书、法律问答手册，定向发送法律诊断意见书等方式，为企业量身定制经营风险防控方案，有效帮助企业预防化解经营风险。引导企业合规经营。协同检察院聚焦企业经营与市场秩序的重点法律问题、重点合规领域，探索建立联合普法、专项检查、回访核实等合作机制。协同助企防范风险。加强常态化府院联动机制，在区委政法委的指导下，与检察、公安、税务、市场监管等机关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分析涉企经营的风险隐患，合力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报送法院：江宁开发区法院）
育苗工作法指导调解
宁心调节圈赋能苗业
浦
口区法院永宁人民法庭辖区有着苗圃种植的产业特色。
近年来，永宁人民法庭依托“法润乡土”司法品牌和“宁心工作室”调解平台，形成指导调解“育苗工作法”，打造体现苗木特色、贴合苗农生活的“宁心调解圈”，赋能苗木经济和乡村振兴。
入选最高法院指导人民调解典型案例。
一是控源选苗，搭设指导架构。打造指导调解中枢。依托“宁心工作室”，在所辖村居社区设立“宁心巡回工作室”，线上线下结合，通过“法官有约”等方式做实指导调解。创设矛盾预警员。将辖区群众划分为微网格，选聘矛盾预警员，随时反映区域内涉苗纠纷动态，协助调解。
二是结对育苗，提升调解能力。结对联络，定向指导。深度融合“法官进网格”“大走访”工作，法官与调解员结对联络，主动走进田间地头、苗木市场定期巡回指导调解，邀请旁听庭审。首联负责，全案跟进。首次对接的法官对相关纠纷进行调解指导，如调解不成，纠纷立案后由该名法官直接负责审理。
三是联动移苗，充实调解力量。做好“法庭+苗业协会”联动。延伸苗业协会合作，做实行业性调解；吸收苗木专家、具有威望的苗木合作社负责人加入特邀调解员，打造具有苗木特色的“宁心调解圈”。做好“法庭+办所村社”联动。与街道综治办建立研判会商机制，定期报送涉苗纠纷动态；与派出所建立联合调处机制，双向预警重大涉苗隐患；与司法所建立调解联络机制，共同指导管理人民调解；指导组建村居委调解团队，服务“苗耕”“苗经”“苗旅”，做到“小纠纷不出村社”。
四是深耕护苗，巩固调解成果。优化工作流程，开设“绿色通道”。对辖区内涉苗纠纷优先办理、优先调解、优先确认；依托“融合法庭”将纠纷调解搬到田间地头，现场查勘与开庭调解相结合。延伸司法职能，预防纠纷复发。主动深入林业场站、苗木合作社等开展法治宣讲，为重点项目提供法律服务。定期回访跟踪调后纠纷，及时了解调解成效及履行情况等，排查防范复发风险。
（报送单位：浦口区法院永宁法庭）
END
供稿：立案庭
排版：夏菁
审核：程文军、徐聪萍 |
12 | 南京法院诉源治理典型案例（第一批）个案类|诉源治理案例篇 | 目 录1.
溧水区法院：
借力“矛调中枢”一站式平台 助推辖区企业群体性劳动争议“一揽子”化解
2.六合区法院：“法官＋人大代表”联动调解 协同发力定分止争
3.玄武区法院：“玄商e调”机制巧解一批涉港企业与辖区企业合同纠纷案
4.雨花台区法院：网格云享搭建解纷快道 融合法庭化解窨井风险
5.市法院速裁庭：以司法建议规范网络直播新业态 促进诚信健康网络营销平台建设
借力“矛调中枢”一站式平台
助推辖区企业群体性劳动争议“一揽子”化解
【案情简介】
溧水某饭店系新某达公司委托某酒店管理公司经营管理的当地知名酒店。2023年8月10日，新某达公司闭店停业，尚欠103名劳动者3个月工资未付。同年8月中旬，刘某等103名劳动者诉至溧水法院，要求新某达公司支付欠薪及经济补偿金。当时法院已将立案庭成建制入驻区矛调中心，在全面排查案件情况后，法院借力“矛调中枢”一站式平台，通过“诉前调解+司法确认”的方式，历时三天就“一揽子”化解了103起欠薪纠纷，目前该批纠纷涉及欠薪已经全部履行到位。
【案件处理】
溧水法院以能动司法破题，依托区矛调中心，会同相关部门联动处置，最大限度维护了劳动者合法权益。一是及时预警，成立工作专班。法院在初步研判风险后向院党组及区委政法委汇报，并建议通过非诉方式化解该批量纠纷，区委政法委迅速组织法院、商务局、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等与纠纷有关的属事、属地部门，成立工作专班并进行会商研判。二是联动发力，制定化解方案。工作专班发现酒店经营用房的承租期限未满，但新某达公司已支付租金。便安排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招商引资，为该酒店寻找新经营者，由其为新某达公司代偿工资，以抵扣酒店租金。与此同时，法院与区商务局同步组织新某达公司与职工代表商谈支付工资及经济补偿金事宜。三是非诉解纷，助推实质化解。最终今某缘公司同意承接酒店经营，并替新某达公司代偿欠付工资以抵扣租金，全部劳动者也同意与今某缘公司续签劳动合同并放弃经济补偿金。溧水法院组织三方签订调解协议，并进行司法确认，仅用三天时间为103名劳动者讨回欠薪363.5万元。
【典型意义】
批量欠薪纠纷中，企业往往资金周转困难，通过司法裁判方式逐一处理，效率低，效果不佳。法院借力“矛调中枢”，将劳资纠纷化解端口前移，充分调动属事、属地部门资源，通过招商引资引入有经营意向和偿债能力的第三方企业协同化解，既让劳动者得实惠，也为企业谋发展，实现了群体性纠纷诉前分流、妥善化解的诉源治理目标。
（报送单位：溧水区法院）
“法官+人大代表” 联动调解
协同发力定分止争
【案情简介】
2022年7月，曹某驾驶未经登记的二轮摩托车行驶中右转时，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郭某相撞，致郭某摔倒受伤，车辆损坏。郭某的伤情被诊断为：闭合性颅脑损伤重型，颅骨骨折等。经认定，曹某负事故主要责任，郭某负次要责任。
郭某年事已高，丈夫和儿子已去世，仅靠儿媳打零工和上大学的孙子强某勤工俭学维持生计，无力承担医疗费用。事发后，曹某仅垫付了部分医疗费。强某无奈向法院求助。
六合法院为其开辟立案“绿色通道”，将立案服务送至郭某病床前，并邀请人大代表史朝杰参与立案和诉前调解，构建“法官＋人大代表”联合调解模式。
【案件处理】
调解中，曹某以无工作、无收入为由拒绝赔偿，调解工作一度陷入僵局。史朝杰在调解中了解到曹某恰好系其所在系统下属单位聘用制职工，并非无收入来源。其向曹某释法明理，阐明诉讼成本及调解效果，同时向曹某释明违反劳动规章制度的利害关系、社会信用成本等。
最终，在法官指导、人大代表参与调解下，双方就本案达成调解协议。曹某同意在前期垫付医疗费的基础上，对郭某进一步进行赔付。郭某得以继续治疗，强某亦可安心求学。
【典型意义】
2021年，六合法院在南京地区率先开展人大代表特邀调解工作，设立“人大代表调解室”，选派工作能力强、理论水平高的人大代表参与案件调解、信访化解、见证执行等，构建全方位纠纷化解机制。本案在立案和调解阶段全程邀请人大代表参与，既发挥了人大代表公信力高、群众基础牢固、熟知社情民意等优势，同时通过代表的本职工作了解到被告的收入状况，间接辅助法官查明案件事实，有效促成调解。
（报送单位：六合区法院）
“玄商e调”机制
巧解一批涉港企业与辖区企业合同纠纷案
【案情简介】
某公司系国内大型电商平台。自2022年起，因该公司经营不善，供应商不再与其续签合作协议并要求退回保证金，致大量纠纷产生。几家涉港企业于2023年纷纷向玄武法院提起诉讼。虽然该类案件事实清楚、争议较小，数额不大、对账清晰即可裁判，但因一方当事人系港企，存在着参加诉讼成本较高、周期较长的实际情况。如果这类案件直接在诉讼程序中处理，往往纠纷化解的效率不高，故法院在双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组织开展委派调解。
【案件处理】
依托“玄商e调” 涉企业营商纠纷调解一体化工作机制及“1+7+N”涉外商事纠纷调解机制，玄武法院将本案分派给对外贸易和进出口企业较多的新街口街道商会，充分发挥其经验多、专业强的优势，由商会配备一名外贸企业调解员和一名律师调解员，形成外贸与法律专业联合的解纷力量开展调解。调解中，法院选取该批案件中的一件典型案件作为示范，由法官对调解工作进行全流程跟踪指导，由商会利用“江苏微解纷”平台进行线上沟通调解，同时在示范案件调解成功的基础上制定了其余案件的调解策略和方案。通过以点带面，该批涉港企业商事纠纷全部通过商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并进行了司法确认。该批案件从委派调解到司法确认结案，平均用时仅31.2天，累计节约诉讼费用10541元。
【典型意义】
玄武法院不断优化“玄商e调”工作机制，拓宽商会调解的应用场景，探索建立“1+7+N”涉外涉港澳台商事纠纷调解机制，向外挖掘商会调解中心调解涉外商事案件的潜力，闯出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多元解纷的新路径。在该批案件中，玄武法院为涉港企业提供了高效率、低投入、更便利的多元解纷司法配套服务，通过商会调解、示范调解将纠纷化解端口前移，有效化解了纠纷，为当事人节约了诉讼成本，为企业提供更加稳定、和谐、高效、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报送单位：玄武区法院）
网格云享搭建解纷快道
融合法庭化解窖井风险
【案情简介】
2022年，赵女士沿小区外部道路夜跑途中失足坠入窨井，经诊断为骶尾骨骨折，全身多处皮肤挫伤。赵女士遂找到窨井所在地社区要求赔偿。社区以其并非窨井设置人为由拒绝赔偿。双方多次沟通，历时一年有余，始终未达成一致。社区网格员通过“网格云享”融合法庭将事件通报给“在线法官”，向雨花法院寻求法律帮助。考虑到双方当事人争议时间长、矛盾纠纷大，进入诉讼可能会进一步激化矛盾等因素，接到该案的板桥法庭法官决定以诉前快速解纷引导双方当事人化解矛盾、握手言和。
【案件处理】
该纠纷承办法官通过“网格云享”融合法庭听取了双方当事人意见，查看证据材料并固定相关事实。在走访和勘查事故现场后，法官通过“网格云享”融合法庭与网格员、当事人多次沟通调解方案。多轮调解后，法官将双方当事人约至融合法庭的社区线下调解中心，向双方释明法律规定，阐明社区作为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窨井位于非正常道路，赵女士疏于观察，对事故发生同样也存在一定过错。双方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法官发现事发窨井盖尚未安装，同时附近拆迁空地还存在其他窨井盖缺失的问题，遂建议社区以此案为契机，对辖区内窨井开展全面安全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至此，双方争议一年多的纠纷，自“网格云享”融合法庭接单后仅用时几天得以成功化解。
【典型意义】
融合法庭是人民法院延伸司法触角，服务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在探索融合法庭建设过程中，雨花法院结合“网格上的法庭”品牌建设，积极推动“网格+网络”的双网融合，量身打造了“网格云享”融合法庭一站式解纷平台，着重突出及时、便捷、实用优势。本案正是借助“网格云享”融合法庭平台，通过“一块屏、一条线、一台终端”，为当事人提供足不出户、无需诉讼的快捷司法“云服务”。通过平台作用发挥，将融合法庭深入到基层网格最小单元，实现信息共享、数据跑路、多方会商，成功将历时一年多的矛盾纠纷，在短短几天内圆满化解，有效实现了司法与基层组织更深层次的共享融合，推动建立了多元解纷优先、综治合力协同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报送单位：雨花台区法院）
以司法建议规范网络直播新业态
促进诚信健康网络营销平台建设
【案情简介】
某直播平台是国内较具市场影响力的平台，焦某在该直播平台注册后，即在该平台发布短视频、主持直播间。2021年7月间，焦某虚构解救和救治被继母虐待的小女孩“玲玲”的故事进行多场直播，并呼吁粉丝购买玉器产品为“玲玲”献爱心，包括万某在内的多名消费者信以为真，为了帮助“玲玲”而下单多笔购买玉器。后万某因看到焦某团队庆功宴视频方知受骗，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退还货款并三倍赔偿。
该案经两级法院审理后，判令焦某及其一人公司向万某退还货款并三倍赔偿。
【案件处理】
虽然本案最终未认定平台公司承担民事责任，但审理中发现其对入驻商家及直播行为的审核监管职责履行不够到位，对消费者的投诉处理不够及时，存在不特定消费者权利被继续侵害的潜在风险。市法院速裁庭与某平台公司积极沟通，并发送了宁法建〔2023〕9号司法建议书，在加强对下属平台及其运营方的管理、强化直播巡查和管理惩戒措施、建立通畅的用户监督举报渠道等三大方面提出了具体八条建议举措。
某平台公司收到上述司法建议后，高度重视，在自查和研究后，及时发送《回函》，提出改进优化措施：在直播服务方面优化直播账号分级分类管理，尤其加强对演绎类主播直播行为的监管；加强直播间主播行为管理，强化落实商家经营者的主体责任；畅通举报通道，搭建多个举报专审对列等。
【典型意义】
网络经济环境下，直播带货作为一种新兴网络推广和交易模式迅猛发展，但部分直播间经营者出于逐利目的使用弄虚作假的营销策略欺骗消费者，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破坏了诚信健康的网络市场秩序。本司法建议有效督促了平台公司认真履行审核监管义务，通过多层面的管理措施规范直播行为、落实商家主体责任，从源头上减少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发生，并依托平台内部的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及时消除化解内部纠纷，实现诉源治理。
（报送单位：市法院速裁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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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立案庭
排版：夏菁
审核：程文军、徐聪萍 |
12 | 最高检印发检察机关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 | 中新网4月30日电 据最高检网站消息，为深化“检护民生”专项行动，指导各地检察机关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涉劳动者权益保障案件，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检察机关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涉及“四大检察”法律监督履职领域。
这批案例包括谢某实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厉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陈某华、李某、黄某、刘某辉盗窃案，胡某林与陕西某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抗诉案，张某岭等175名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支持起诉案，邹某某与四川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行政确认检察监督案，范某海与新疆某县人社局、社保中心行政诉讼执行监督案，吉林省桦甸市检察院督促保护农村劳动者权益行政公益诉讼案等。
最高检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要立足“四大检察”法律监督基本格局，统筹发挥各项检察职能，深入推进“检护民生”专项行动，充分运用各种履职方式，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解决劳动者急难愁盼，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劳动者合法权益，不断提升广大劳动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劳动者更有保障、更有尊严。
检察机关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如下：
案例一
谢某实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关键词】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代为清偿 行刑衔接
【基本案情】
2021年5月，谢某实从某建筑劳务公司处承包安徽省临泉县某工地的建筑安装工程，后谢某实组织农民工施工，该项目完工以后，部分农民工工资未发放。2023年1月19日，谢某实与劳务公司决算确定工程款为245万余元，劳务公司已全部支付完毕，谢某实书面承诺将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全部发放。2023年2月，经临泉县人社局核实，谢某实共拖欠23名农民工工资共计45万余元。该局向谢某实下达了《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责令谢某实足额支付拖欠的农民工工资。谢某实未在指定期限内支付，且存在逃匿情形。
2023年3月28日，谢某实被公安机关抓获，经临泉县人民检察院批准被执行逮捕。2023年7月13日，临泉县人民检察院对谢某实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一案提起公诉，建议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临泉县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谢某实未提出上诉。
【检察履职过程】
1. 行刑衔接，引导侦查。检察机关依托“两法衔接”机制，经与人社部门沟通，发现谢某实欠薪数额较大、涉及劳动者人数众多、存在逃匿情形，已涉嫌犯罪。检察机关建议人社局将案件线索移送临泉县公安局，并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搜集、固定、完善相关证据，从源头把好案件质量关。
2. 能动履职，促成代偿。为充分保障劳动者权益，化解社会矛盾，检察机关联合人社部门与总承包方劳务公司开展协商，告知分包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可由总承包单位先行代偿，再向分包单位进行追偿。劳务公司于2023年5月垫付全部欠薪，由劳动部门及时发放。检察机关对欠薪发放情况进行监督，并对劳动者进行回访，确保劳动者权益保障落到实处。
3. 宽严相济，当严则严。谢某实以逃匿方式逃避支付劳动报酬，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仍不支付，情节较为恶劣，考虑到其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提出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的量刑建议，量刑建议被法院判决采纳。
【典型意义】
高质效办理好依法惩治恶意欠薪案件，要求检察机关在依法惩治恶意欠薪犯罪的同时，还要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追缴欠薪、追赃挽损工作中，切实帮助农民工追回被拖欠的工资，把检护民生的要求落到实处，实现案件办理“三个效果”的统一。实践中建筑工程领域违法分包给个人包工头的现象多发，为切实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相关规定明确指出由工程总承包企业承担清偿被拖欠的农民工的工资责任。本案中，检察机关将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作为首要任务，积极促成总承包方垫付全部欠薪，优先保障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的发放，保障民生民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同时依法履行批捕起诉职责，本案中劳务公司已将全部工程款向谢某实支付完毕，谢某实经临泉县人社局责令支付后仍不支付且存在逃匿情形，检察机关依法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有效发挥刑罚的惩治和震慑作用。
案例二
厉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关键词】
行刑衔接 宽严相济 司法救助 诉源治理
【基本案情】
厉某等人共同设立上海杰司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司公司)，雇佣朱某等人从事餐饮服务工作。2020年5月起，杰司公司拖欠朱某等15名员工两个月工资共计人民币14万余元。朱某等人向上海市虹口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虹口区人社局)投诉，该局受理后多次要求厉某等人配合解决问题，但厉某等人无正当理由均未到场。2021年8月16日，杰司公司至上海虹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虹口区市场局)注销登记。2021年8月17日，虹口区人社局不知公司已注销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责令杰司公司补发工资，后于2022年11月3日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责令杰司公司原股东厉某等人于2022年11月19日前支付拖欠工资，厉某在指定的期限内仍拒不支付。
2022年12月，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监督虹口区公安局依法立案侦查。2023年4月，厉某在家属的帮助下支付全部拖欠工资，并自愿认罪认罚。2023年8月，虹口区检察院综合本案犯罪事实、情节以及厉某认罪认罚、退赃退赔等表现，依法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1. 建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犯罪线索，监督公安机关立案。2022年9月，朱某等15名被杰司公司拖欠工资员工，至虹口区检察院反映被欠薪情况。控告申诉部门与刑事检察部门共同研商，认为杰司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厉某等人可能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遂与区人社局召开联席会议，引导行政执法机关全面收集证据，并建议区人社局向虹口区公安分局移送犯罪线索。在虹口区检察院的督促下，虹口区公安分局于2022年12月19日决定立案侦查。
2. 准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不予批准逮捕和不起诉。虹口区公安分局立案后，厉某主动投案，但以股东之间有纠纷为由拒绝支付拖欠农民工工资。虹口区公安局决定对厉某刑事拘留并提请批准逮捕。虹口区检察院在审查逮捕过程中，全面听取被拖欠工资员工的意见、厉某的供述及辩解，充分释法说理，开展认罪认罚教育，告知厉某股东之间的经济纠纷不能对抗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追责。后厉某在家属的协助下全额支付拖欠工资，相关纠纷通过民事诉讼予以解决。检察机关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综合厉某经释法说理能够自愿认罪认罚并积极履行义务、化解矛盾纠纷等情况，依法对厉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3. 积极开展司法救助，依法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检察机关经调查核实发现，涉案农民工多以临时务工为主、收入微薄、家庭生活困难，且临近传统春节假日，为帮助涉案农民工渡过难关，积极开展司法救助，累计向符合条件的24名困难农民工，发放救助金共计人民币18.2万元。
4. 依托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助推行业主管单位堵漏建制实现诉源治理。针对杰司公司利用制度漏洞注销登记逃避处罚的问题，虹口区检察院分别向虹口区人社局、市场局制发检察建议，与虹口区人社局、区市场局会签《关于建立涉劳动纠纷案件行政监管与行政检察工作衔接机制的意见(试行)》，建构“企业恶意注销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模型”，完善涉劳动纠纷领域案件的注销预警、信息通报、线索移送、检行协作等机制，有效填补行政主管单位因信息不畅导致企业通过恶意注销逃避法律责任的管理漏洞。
【典型意义】
1. 健全行刑衔接机制，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完善检察机关与行政执法部门的沟通协商和信息共享机制对于畅通行刑衔接意义重大。本案依托行刑衔接工作沟通机制，检察机关获悉农民工与餐饮企业的矛盾纠纷，及时对行政执法部门的取证、法律适用等提出意见和建议，建议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同时依托犯罪线索移送备案机制，对公安机关的立案活动开展监督。
2. 一体综合履职发挥检察合力，全面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劳动争议纠纷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处理不慎既无法保障劳动者权益，也易引发群体性矛盾。本案办理中，检察机关依法履行督促移送犯罪线索、监督立案、司法救助等多项职责，全方面、多渠道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既审慎稳妥办好案件，也依法化解社会矛盾。
3. 依法能动履职，融合治罪与治理。由于行政执法部门与市场登记部门间的信息壁垒，产生了企业恶意注销逃避法律责任乱象。检察机关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深层次社会治理问题，主动与行政执法部门、市场登记机关协同治理，建立限制注销预警函机制，有效破解“信息孤岛”问题，协同发现并纠正未履行行政处理或行政处罚决定而恶意注销的行为，实现类案治理，以“我管”促“都管”。
案例三
陈某华、李某、黄某、刘某辉盗窃案
【关键词】
护薪惠民 宽严相济 化解矛盾 延伸治理
【基本案情】
陈某华、李某、黄某、刘某辉等四人在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临浦镇某项目工地当钢筋工，主要负责切断钢筋、制作造型等。2023年8月10日至2023年9月7日期间，四人因工资被拖欠，经济拮据，经商议后决定以部分人员望风、部分人员剪钢筋的方式合伙盗窃所在工地钢筋，后续通过电动三轮车将钢筋运送至废品回收站出售牟利，利益均分。其中陈某华、李某盗窃11次，分别获利2000余元；黄某盗窃8次，获利1200元；刘某辉盗窃6次，获利900元。
案发后，陈某华等四人均在工地现场被公安机关传唤到案，全额退出违法所得。审查起诉阶段，陈某等四人认罪认罚，检察机关综合四人实施盗窃犯罪系因欠薪生活陷入困顿而引发，虽盗窃次数较多，但每次盗窃的数额相对较小，最终依法对陈某华等四人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1. 严审细查，探究犯罪背后原因。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中，陈某华等四人称盗窃事出有因，系由于工地负责人拖欠工资导致经济拮据，四人担心九月份开学无法及时支付孩子学费而实施了盗窃。为进一步核实上述情况，检察机关联系犯罪嫌疑人所在工地“工头”，询问相关情况，同时电话联系犯罪嫌疑人原籍地村干部，了解其各自家庭情况，证实犯罪嫌疑人均为各自家庭的经济支柱，本次盗窃犯罪动机自述真实可信。
2. 宽严相济，修复受损社会关系。陈某华等四人盗窃次数最多达11次，均已构成盗窃罪。但考虑到四人的盗窃犯罪系欠薪引发，案发后认罪认罚、真诚悔罪，积极退赃并取得谅解，主观恶性较低，且四人均无前科，检察机关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四人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
3. 化解矛盾，切实维护劳动者权益。虽然本案涉案仅4人，但检察机关在审查中发现，该工地被欠薪的钢筋组农民工还有15人，且案发时间系农历新年前，欠薪导致农民工无法回家过年，影响老百姓合法权益，破坏安定祥和的社会秩序。检察机关多次与工地负责人进行沟通，要求及时支付工资，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后又会同派出所实地走访工地，再次督促工地负责人及时支付欠薪。工地负责人最终于2024年1月30日(农历腊月二十)向包括本案4名涉案人员在内的19名钢筋工支付了拖欠的2023年6至12月工资共计17.1万元，确保农民工安心回家过年。
4. 形成合力，实现治罪到治理。本案办结后，检察机关适时走访案件相关企业，了解当前工程进展、人员管理以及法律服务需求等情况，精准提供检察服务，实现民忧、企忧一起解。根据办案中发现的社会治理问题，形成案件专题报告提交区委政法委，区委政法委牵头召集公安、法院、人社、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进行专题会商，进一步做好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查处和衔接工作。
【典型意义】
1. 打击犯罪与权益保护并重。一方面，不简单就案办案，本起盗窃犯罪是由欠薪而引起的错误“自力救济”案件，办案中检察机关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让被欠薪的劳动者在认识到自己错误的同时，获得从宽处理的机会。另一方面，注重权益保护，既帮助本案的4名犯罪嫌疑人依法讨薪，又延伸到其余15名被欠薪工人，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2. 个案办理与延伸治理同步。检察机关坚持诉源治理，在考虑个案发生原因的同时，也深入思考和探究类案规律及其背后存在的深层次社会治理问题。本案中，检察机关发现欠薪问题若不及时解决，可能引发盗窃等次生问题，同时也极易引发群体信访和社会舆情，亟待综合施策，形成“一类事”的治理合力和长效机制。为此，检察机关主动向当地政法委汇报，提出治理建议，促进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达成执法司法共识，为根治欠薪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案例四
胡某林与陕西某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抗诉案
【关键词】
劳动争议 工伤保险待遇 约定合法性 司法审查
【基本案情】
2016年5月9日，胡某林入职陕西某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劳务公司)，担任砼工工长一职。2017年3月27日，胡某林在工地工作时受伤，当日住院，共住院治疗22天。2017年5月6日，某劳务公司与胡某林签订《协议书》约定，对胡某林2017年3月27日在项目工地摔伤一事，赔偿医疗费55000元，一次性补偿88000元。同时约定付清上述费用后，双方就此事不存在任何争议，案结事了。胡某林认可收到补偿款88000元，医疗费55000元已由某劳务公司直接支付医院。2019年6月1日，西安市长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对胡某林受到的事故伤害认定为工伤。2019年9月20日，西安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鉴定结论书》，鉴定胡某林的伤残等级为九级；2020年7月3日作出《鉴定结论书》，确定胡某林的停工留薪期为七个月，自2017年3月27日至2017年10月26日。胡某林受伤之后再未到某劳务公司上班。2020年8月11日，胡某林以EMS快递方式向某劳务公司邮寄送达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某劳务公司确认收到该通知书。
胡某林向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确认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某劳务公司支付其相关工伤保险待遇。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支持了胡某林的仲裁请求。某劳务公司不服，向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某劳务公司无需向胡某林支付工伤保险待遇。西安市雁塔区法院一审判决双方劳动合同解除，某劳务公司向胡某林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差额143630.94元。某劳务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西安市中院认为，双方2017年5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胡某林作为具备意思自治的成年人，未提供证据证实协议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亦未提起撤销之诉，向某劳务公司主张工伤待遇的请求不能成立。判决某劳务公司无需支付胡某林工伤保险待遇143630.94元。胡某林不服二审判决，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被驳回。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受理及审查情况 胡某林向西安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请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抗诉。检察机关通过调阅原审卷宗、询问双方当事人、检索同类已生效判决案例，重点审查：一是未经劳动行政部门认定工伤和评定伤残等级，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协议，所获补偿明显低于法定工伤保险待遇标准的，能否要求用人单位补足差额部分。本案胡某林与某劳务公司达成工伤补偿协议时，其工伤认定及伤残等级评定均未作出，系在缺乏实际判断、处于危困状态下所签。协议补偿数额明显低于法定工伤保险待遇标准数额，结果显失公平，有权要求某劳务公司予以补足。二是案涉协议书补偿费用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协议书仅约定补偿胡某林伤残补助金、医疗费、交通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伙食补助等费用，未包含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与停工留薪工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与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不同于伤残补助金及伤残津贴，系解除劳动关系时，对劳动者给予的工伤救济。停工留薪工资是对劳动者因工伤不能工作期间给予必要的补偿和救济。以上费用某劳务公司亦应予支付。三是人民法院是否有权变更双方协议约定的补偿数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于工伤保险待遇给付数额不当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变更。
监督意见 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认为，为劳动者办理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是受到工伤的劳动者的法定权利。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可以就工伤的赔偿事宜进行约定，但约定不能排除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和劳动者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法定权利。故赔偿数额显失公平时，劳动者可以就工伤保险待遇差额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变更，由用人单位依法向劳动者支付低于法定工伤保险待遇的差额部分。生效判决以约定赔偿金额等事项已实际履行为由，认定某劳务公司无需支付胡某林工伤保险待遇143630.94元，适用法律错误。2023年10月，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监督结果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西安市中院审理后认为，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成立，应予采纳。于2024年3月29日作出再审民事判决，判令某劳务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胡某林工伤待遇差额124876.56元。
【典型意义】
(一)检察机关在办理劳动争议案件时应准确把握劳动者工伤保险待遇范围，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国家建立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旨在保障劳动者在工伤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可以就工伤的赔偿事宜进行协商约定，但约定不能排除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减损劳动者应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权利。本案双方签订协议时，工伤认定、伤残等级评定未作出，劳动者对自身伤残情况认识不足，双方约定的一次性补偿费用未完全涵盖法定项目。检察机关准确把握工伤保障范围，抗诉后促使用人单位增加补偿解除劳动关系时应支付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以及双方协议中未约定支付的停工留薪工资，切实加强了对劳动者的工伤救济，全面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以检察履职“力度”提升了民生“温度”。
(二)检察机关应当全面审查劳动关系中相关约定合法性，保障劳动争议领域实质公平。劳动用工法律关系中，劳动者一般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尤其在建筑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普遍存在劳动者法律意识不强、自我保护能力不足的现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工伤补偿协议有异于一般的民事合同，不能过分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司法机关对于双方合意应当主动进行审查，在法律框架下对约定内容进行规制和约束，确保符合劳动者权益保障的相关法律规定，防止用人单位以双方“自愿”合意的形式，规避法律强制性义务，导致劳动者在危困情况下权益受损。本案检察机关通过抗诉，维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等相关法律规定的权威性与统一适用，彰显了国家工伤保险制度要义，也为劳动者群体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了参照样本，实现了“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良好社会效果。
案例五
张某岭等175名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支持起诉案
【关键词】
追索劳动报酬 调查核实 支持起诉 检护民生
【基本案情】
2018年2月至2022年1月，张某岭等175名农民工受雇于山东省德州市某环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环卫公司)，从事某镇辖区内的环卫保洁及生活垃圾清运工作。张某岭等人依约完成任务后，环卫公司拖欠工资，被拖欠工资从几百到几千元不等，张某岭等人要求某环卫公司支付，但对方以各种理由推诿，不予支付。后张某岭等人多次前往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但追索劳动报酬未果。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受理及审查情况 2022年6月，张某岭等175名农民工向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德城区人民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请求帮助索要劳动报酬。德城区人民检察院经研判认为，所涉农民工基本上是60岁以上老年人，生活困难，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自身维权能力较弱，符合支持起诉条件，依法应予受理。受理该案后，德城区人民检察院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协助申请法律援助。积极沟通法律援助中心为175名农民工指派法律援助律师。二是联合区人社局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区司法局等单位，召开联席会议商讨案情，研究解决方案，并共同到某环卫公司实地调查走访，向某环卫公司释法说理，告知相关法律后果，督促某环卫公司积极配合。三是开展调查核实。德城区人民检察院经过审查发现，张某岭等175名农民工没有留存工资条、劳务合同等能够证实劳动关系和欠薪数额的证据，不足以支持诉讼请求。
调查核实 检察机关围绕以上事实依法开展调查核实：一是逐一对175名农民工和某环卫公司会计人员进行询问，了解每名农民工的入职渠道、劳动岗位、劳动地点、工资计算标准、结算方式等信息，确认涉案175名农民工均与某环卫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是调取环卫公司的财务资料、工资清单、银行流水，核实工资应发、实发数额，并同175名农民工核对欠薪数额，最终查明某环卫公司拖欠工资共计603955.86元，并对全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固定证据。
支持起诉意见 德城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张某岭等175名农民工与某环卫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某环卫公司未支付劳动报酬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其诉请支付劳动报酬于法有据。2023年4月，德城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作出支持张某岭等175名农民工诉请劳动报酬的意见，建议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
裁判结果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受理张某岭等175名农民工诉讼案后，德城区人民检察院协助农民工申请减免诉讼费用，后联合德城区人民法院共同开展庭前调解。某环卫公司虽认可欠薪事实及数额，但以镇政府未支付其外包费用为由，提出没有能力向农民工实际支付工资。德城区人民检察院通过调取某环卫公司与镇政府的民事诉讼案卷，查明某环卫公司对镇政府享有到期债权，遂及时引导农民工申请对该债权保全，保障能够优先支付拖欠的农民工工资。最终该批支持起诉案件均以调解结案，175名农民工被欠工资全部给付完毕。
结合本案办理，德城区人民检察院与德城区人民法院、德城区司法局会签《关于加强民事支持起诉协作配合工作的实施意见》，加大本地区对弱势群体保护的协作力度。
【典型意义】
(一)检察机关办理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支持起诉案件时应加大调查核实力度，查清案件基本事实，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是“检护民生”专项行动关注的重点人群，依法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既关系农民工切身利益，也是检察机关落实“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重要体现。实践中，农民工往往法律意识欠缺、维权能力不足，是典型的支持起诉对象，检察机关应当加大调查核实力度，帮助收集支持农民工具体诉讼请求、证明案件争议事实的相应证据，消除弱势群体诉权障碍，实现双方当事人诉权的实质平等。
(二)检察机关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应当坚持能动履职，践行司法为民，强化诉源治理，持续做实民生司法保障。“解‘薪’事、护民生”是检察机关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重要方面，也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司法实践的生动体现。支持起诉不是目的，检察机关以农民工诉讼困难群体及时实现权益为目标，通过释法说理、联合调解等方式，缩短诉讼时间，防止农民工因诉讼加重生活困难，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尽快实现弱势群体合法诉求，实现案结事了人和。检察机关通过能动履职，让人民群众可感受、能感受、感受到公平正义，为保障和改善民生贡献检察力量。
案例六
邹某某与四川省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行政确认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生效裁判监督 劳动者权益保护 工伤认定 热射病
【基本案情】
罗某某系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程公司)工人。2018年7月19日19时，罗某某工作结束收拾工具时突然晕倒，后送医院治疗，7月25日经医治无效死亡。罗某某的《出院病情证明书》记载：“1.热射病；2.左侧额颞顶枕叶-基底节区大片梗塞……”四川某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符合热射病并脑挫裂伤出血梗死(继发大叶性肺炎)致急性呼吸循环功能障碍死亡。四川省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认为，罗某某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但死亡时间超过48小时，且申请人未能提交职业病诊断鉴定书或者证明书，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邹某某(系罗某某妻子)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某区法院一审认为，不管是中暑还是晕倒后头部着地致脑挫裂伤出血梗死，均不是罗某某本身的疾病，而与其在高温的工作环境中连续工作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应当认定为因工受伤(死亡)，判令市人社局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市人社局不服，提起上诉。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罗某某在医院的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现有证据既不能证明罗某某在倒地时头部着地受伤的事实，也不能证明罗某某患职业病的事实。司法鉴定不是职业病鉴定机构作出的职业病鉴定，不能证明罗某某患职业病。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邹某某的诉讼请求。邹某某申请再审被驳回。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案件来源 邹某某于2021年2月24日向某市检察院申请监督。某市检察院审查后提请四川省检察院抗诉。
调查核实 省检察院成立以检察长为主办检察官的办案组，调查核实后查明，邹某某未能补正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的原因是某市没有具备对职业性热射病进行诊断资质的机构，邹某某向当地多家职业病诊断机构提出诊断申请均未被受理。邹某某申请检察监督后，向具备职业性热射病诊断资质的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以下简称华西四医院)提出诊断申请。鉴于邹某某自身无法提供罗某某的职业史证明等材料，检察机关应邹某某和华西四医院请求，依职权调取相关证据，出具《关于罗某某的情况说明》。华西四医院作出结论为职业性中暑(热射病)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市人社局和工程公司均无异议。
监督意见 省检察院审查认为，罗某某的职业病诊断证明属于行政诉讼的新证据，能够证明罗某某患有的热射病属于职业病，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应当认定工伤。遂于2023年11月14日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监督结果 2024年4月2日，省法院开庭再审本案，省检察院检察长和省法院院长同庭履职，当庭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市人社局表示接受法检两院建议，实质启动工伤认定程序；邹某某当庭表示认可并撤回再审请求。省法院裁定终结再审程序。
推进治理 针对在办案中发现的职业病诊断和鉴定机构覆盖面较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防治意识不强、职业病诊断和工伤认定程序复杂等问题，省检察院、省法院向相关行政主管机关提出工作建议，联合召开劳动者权益保障座谈会，共同推动完善职业病防治管理体系，保障劳动者健康权益。
【典型意义】
工伤认定是受伤职工依法享受工伤待遇的前提。人民检察院办理工伤行政确认生效裁判监督案件，发现裁判的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等确有错误，或者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应当依法提出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监督人民法院公正司法，促进人社部门依法认定工伤，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本案中，四川省检察机关认真深入审查劳动者未被认定工伤的原因等，依职权开展调查核实，在邹某某提供了热射病职业病诊断证明的新证据后，依法提出抗诉。再审中，人民检察院会同人民法院开展实质性化解，人社部门主动纠正原行政行为，邹某某撤回再审请求，实现案结事了人和。针对办案中发现的职业病诊断难、周期长等工伤认定问题，检察机关与人民法院、行政机关加强沟通协调，完善职业病防治、认定和保护体系，共同守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案例七
范某海与新疆某县人社局、社保中心行政诉讼执行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诉讼执行监督 劳动者权益保护 工伤保险 先行支付
【基本案情】
范某海系新疆乌鲁木齐某公司员工，但公司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未缴纳工伤保险。2013年7月，范某海在某县工地工作期间，从车辆驾驶室摔下致颈椎骨折，被认定为工伤、伤残三级。县劳动仲裁委裁决公司给予范某海工伤保险待遇等142万余元。因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赔偿未能到位。2021年7月，范某海向公司注册地社保中心申请先行给付，该社保中心答复应由实际经营地某县社保中心办理。范某海遂向某县人社局、某县社保中心申请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县人社局书面答复不予办理。范某海提起行政诉讼。2022年10月，某市中级法院作出二审判决，判令某县社保中心依法履行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法定职责。范某海认为判决未明确先行支付的金额申请再审，后被驳回。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2023年9月，范某海向某市检察院申请监督。市检察院审查认为，法院判决未直接确定先行支付金额，并无不当。市检察院审查中了解到，范某海的真实诉求是尽快获得足额的工伤保险待遇，但判决生效已经一年，县社保中心仍未履行先行支付义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县社保中心辩解未履行判决的原因是支付系统无法核算金额，而且不确定是否应由其支付。理由是，本案工伤发生于2013年，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于2016年开始执行，该意见关于“未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应在生产经营地办理工伤保险待遇”的规定对本案不具有溯及力，不应当依照该意见判令其承担支付义务。为打消行政机关疑虑，检察机关组织公开听证，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教授等参加。最终一致认为，该意见是对《工伤保险条例》执行中有关管辖问题的明确，按照程序从新原则，应当适用。检察机关遂依法向某县社保中心提出检察建议。某县社保中心积极申请上级支持，解决系统不能核算的问题，于2013年12月14日向范某海先行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工伤保险待遇27万元，自2024年起，每月支付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2680余元。
【典型意义】
工伤保险先行支付制度有利于职工受伤后得到充分保障。人民检察院办理工伤保险先行支付行政生效裁判监督案件，应当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本着解决受伤职工急难愁盼的态度，既要审查生效裁判是否存在不当，确保裁判结果公正，还要监督纠正诉讼执行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确保执行到位、合法。本案中，某市检察院经过全面审查，认定范某海监督申请理由不成立，同时发现行政机关因对相关规定的溯及力存在不同认识，进而迟迟不履行生效裁判确定的义务，遂通过公开听证消除了分歧，并依法开展行政诉讼执行监督，敦促行政机关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案例八
吉林省桦甸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农村劳动者权益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 农村劳动者权益 检护民生 农机安全
【基本案情】
吉林省桦甸市位于吉林省东南部丘陵山区，地块细碎凌乱、坡多台多埂多、形状不规则，大中型农业机械难以进地作业，小型农机使用较为普遍。自2020年至今，桦甸市范围内因无证驾驶农机、私自改装、违法上路、使用违法拆卸和拼装农机、擅自拆除安全防护、操作使用不当等原因出现死亡、重伤和轻伤等事故多发，且受伤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农机伤人的伤害程度较为严重。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2023年5月初，“益心为公”志愿者向吉林省桦甸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桦甸市院)反映本案线索。桦甸市院决定立案调查。经向桦甸市人民医院、中医院调取近年来因操作农机致伤情况，查明农机致伤145人，其中2020年39人，2021年47人，2022年59人，同比分别增长20.5%、25.5%，呈逐年上升趋势。在145起事故中，共造成轻伤96人、重伤48人、死亡1人，致伤农机多为单垄收割机、倒粮机及旋耕机。经与桦甸市残疾人联合会提供的身份信息比对，发现2020年以来因使用农机致残人员8人。
桦甸市院从农机生产、销售、使用、改装等多角度入手开展调查，实地走访农机制造、销售、维修企业，了解农机出厂标准、操作规范及安全事项等情况。深入全市10个乡镇街道入户调查农机致伤人员46人。调查发现，农机登记不规范、操作人员无证上岗、农机改装和带病作业等问题是引发农机事故的重要原因。
同年7月25日，桦甸市院依据《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证管理规定》《吉林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相关规定，针对无证驾驶农业机械、监理机构培训不实、组织考试走过场、未依法履行登记、报废和巡查等义务等违法行为，向桦甸市农业农村局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加强对农业机械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力度，防止农机安全问题危害农村劳动者权益。
收到检察建议后，桦甸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农机驾驶员岗前培训、规范考试流程与内容、农机安全知识宣传和完善机制等工作，出动执法人员210人(次)，出动执法车辆110辆(次)，累计安全检验农机车辆800台套，农机车辆落籍128台套。组织65人通过培训并考取驾驶证，发放反光条10万贴，发放《致农民朋友一封信》和各类农机宣传画册共计1.5万份，完善和实施农机登记制度、考试培训核查制度、销售登记制度和日常巡查制度，农机安全保护效果显著提升。
桦甸市院将本案办理情况上报吉林市人民检察院，吉林市人民检察院发现辖区内其他市县也存在类似情形，遂决定作为市级院公益诉讼专案直接办理，经调查认为，全市范围内的农机安全问题更为复杂多样，涉及农业农村、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多个监管部门，2023年11月7日，吉林市院向吉林市人民政府制发检察建议，督促组织多部门协同履职。市政府接到建议后组织市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和交通管理部门成立全市农机安全监管领导小组，从强化制度完善、细化管理责任、推动源头治理、构建协调机制、加强宣传培训等五个方面，全面堵塞农机安全监管漏洞，形成农机安全防范长效机制。针对农村劳动者农机受损后的评残和医保报销问题，吉林市院协调医保部门和残联建立“绿色通道”，简化申报流程，切实高效为农村劳动者提供便捷服务。
【典型意义】
(一)检察机关办理涉农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应当在全方位调查的基础上精准有效开展监督，找准保障农村劳动者权益的发力点。农机安全关乎农村劳动者生命健康权，是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是重要的民生问题。检察机关针对农机安全监管中存在的问题，积极发挥公益诉讼监督职能，开展全方位的社会调查，精准督促行政机关在问题易发多发环节加强农机安全监管工作，保护农民劳动者生命健康。
(二)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应当以个案为切口，以一体化履职促推行政机关协同发力，形成长效机制助推社会综合治理。为形成农民劳动者权益保障合力，检察机关坚持一体履职，从多个问题环节和多个部门职能中精准溯本查源，督促市级人民政府和多个主管部门融合发力，形成农机安全防范长效机制，堵塞农机安全监管漏洞，以检察公益诉讼推动解决农机安全生产领域风险隐患、突出问题。针对农村劳动者伤后评残和医保报销问题，推动相关单位为农村劳动者提供优质便捷服务，做实做优检察为民。
【编辑:刘湃】 |
12 | 温州市知识产权保护十大典型案例（2023年度） | 近日，2024年温州市知识产权保护联席会议召开，会上发布了2023年度温州市知识产权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目 录
1. 陈某某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案
2. 周某某、戴某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3. 何某某等人假冒注册商标案
4. 刘某等人侵犯著作权案
5. 新某鞋业（深圳）有限公司、丽某鞋业（深圳）有限公司与温州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刘某某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6. 北京某科技公司诉温州某策划公司、广州某策划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7. 某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陈某、深圳市某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8.涂某等侵犯著作权案
9.温州某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恶意注册商标系列案
10.林某某涉企刑事案件保证金提存公证案
01
陈某某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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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理由
本案由时任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蒋卫宇担任审判长，温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长柴峥涛出庭履行职务，对有效打击和震慑侵犯知识产权违法犯罪行为、护航知识产权创新创造、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和企业家健康成长、助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具有积极示范意义。该案获评浙江省高院2023年“我是院长，现在开庭——刑事专场”专项活动十大典型案件之首，具有良好的宣传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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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2021年，在未获得权利人许可的情况下，由史某某（另案处理）提供原材料，被告人陈某某制造印有注册商标的“黄鹤楼”“苏烟”香烟包装锡箔纸至少60万张。乐清市人民法院以被告人陈某某犯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宣判后，被告人陈某某以其无罪为由，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决定由时任院长蒋卫宇担任合议庭审判长。本案于2023年4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温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长柴峥涛出庭履行职务。
二审阅卷期间，温州市人民检察院办案组全面审查该案证据材料，依法提讯陈某某，听取上诉理由，围绕其无罪辩解，充分阐明判决理由，并告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关规定，现场进行释法说理，最终陈某某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庭审中，控辩双方围绕原判认定的事实及相关证据、原判量刑等展开法庭调查及法庭辩论。检察官发表出庭意见认为，原判认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和量刑准确。但是，鉴于陈某某二审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同时考虑陈某某是受委托方，并非犯意的提起者，且涉案侵权物品虽然数量大，但是单价较低，犯罪金额也不高，综合以上考虑，比照同案犯史某某在认罪认罚情况下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15万元的量刑，在认罪认罚具结过程中，对陈某某提出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至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5万元的量刑建议。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上诉人陈某某伪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原判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二审期间，陈某某已经认罪认罚具结，综合考虑其犯罪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以及与同案犯的量刑平衡，宜予改判从轻处罚。二审检察机关提出的具结量刑建议适当，在幅度内确定具体刑期。辩护人要求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庭宣判，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被告人陈某某犯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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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报及办案单位：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温州市人民检察院
02
周某某、戴某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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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理由
本案是全省首例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本案中，周某某、戴某某明知系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情况下，通过网络购进假冒的“贝亲”牌奶嘴、奶瓶等母婴用品并在某网络平台开设多家店铺进行销售，侵害了众多不特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该案由瑞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现，后周某某、戴某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移送瑞安市检察院后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并最终追究当事人的惩罚性赔偿、公开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该案入选2023年温州市优秀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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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2020年1月份开始，周某某通过网络销售奶瓶、奶嘴赚取差价，戴某某于2020年11月12日加入共同经营销售，两人在明知系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情况下，通过网络购进假冒的“贝亲”牌奶嘴、奶瓶等母婴用品并在某网络平台开设多家店铺进行销售。2021年10月11日，瑞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对周某某、戴某某的销售仓库检查，现场查扣玻璃奶瓶126个、奶嘴403个、塑料奶瓶146个。经鉴定，上述塑料奶瓶瓶身检测出聚碳酸酯成分（简称PC成分），该成分被禁止用于婴幼儿奶瓶。2022年1月11日，周某某、戴某某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经查，截至2021年10月11日，周某某销售奶瓶、奶嘴共计40余万元，非法获利23万余元；戴某某销售奶瓶、奶嘴共计28余万元，非法获利12万余元；其中周某某、戴某某共同参与销售的塑料奶瓶共计3万余元。
移送审查起诉后，瑞安市检察院在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同时，积极开展自行补充侦查，研判分析认定涉案产品存在对众多不特定消费者造成健康损害风险的，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并准确适用惩罚性赔偿。还在办案中敏锐发现行政监管漏洞，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等方式，推动行政机关加强监管，维护网络交易市场安全、法治生态。
2023年9月13日，瑞安市人民法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周某某、戴某某刑罚并处相应罚金；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周某某、戴某某支付惩罚性赔偿金9万元及在省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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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报及办案单位：
推报单位：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温州市人民检察院、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办案单位：瑞安市人民法院、瑞安市人民检察院、瑞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03
何某某等人假冒注册商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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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理由
本案涉及国内外多个知名品牌，案件的成功打击，有效提升了中国营商环境在国际上的口碑。同时该案涉及网络购物平台和线上直播，是当前假冒知识产权类案件的重点和打击难点，呈现“传统物流+电商平台”制假销售特点，涉及人员众多，反侦察意识强，破案难度大。该案的顺利侦破，也对治理假冒化妆品领域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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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2023年3月，温州公安局瓯海分局接到市场监管执法部门线索移送称，一家名为“某某好物”的直播间售卖假冒伪劣化妆品。接报后，瓯海公安分局高度重视，成立专案组对线索开展研判，并制定周密方案，开展调查取证工作，最终锁定在广西的一个犯罪团伙。2023年3月至7月，温州、瓯海两级公安食药侦部门组织力量赴广西、广东等地，一举查获代发仓库及制假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34人，查获假冒化妆品4万余件（重达5吨），涉及假冒国际知名品牌十余种，涉案金额达1000余万元，彻底斩断了一条集生产、包装、销售为一体的非法产业链。
经查，2022年以来，以何某某为首的假冒化妆品生产犯罪团伙在位于广西桂林的制假窝点内，召集莫某某、赵某某等人，由莫某某负责采购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氢氧化钠等化学物品用于生产各类假冒化妆品，赵某某负责在村里利用村民作掩护。该犯罪团伙由何某某统筹管理，由其亲自负责所有假冒化妆品的销售工作。2022年以来，高某某在位于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深沟村的假冒化妆品仓库内，召集张某、张某某等人通过拼多多平台直播销售和线下交易等新型作案手段，将假冒的品牌化妆品销售至全国各地10余个省份。目前，本案已成功捣毁上述两个制假售假犯罪团伙，采取强制措施24人，涉案金额数千万元。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先后依法对被告人莫某某等11位被告人判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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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报及办案单位：
推报单位：温州市公安局
办案单位：温州市公安局瓯海区分局
04
刘某等人侵犯著作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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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理由
本案犯罪团伙在未取得2022年第19届杭州亚运会组委会许可的情况下，通过多个窝点生产销售亚运会吉祥物手办、钥匙扣成品5000余个，半成品3000余个，严重侵害了亚组委利益。针对犯罪团伙生产的各环节进行全链条打击，既提升了案件打击的维度和广度，又实现了打击犯罪的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效统一。本案通过采取专门电商数据分析软件，调查电子商务平台存在的违法线索，实现证据收集的远程化和自动化，既有助于推动电子商务平台合规建设，又能及时发现平台内经营者的违法犯罪苗头，促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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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2023年3月初，温州市公安局龙湾区公安分局在亚运安保基础排查和线索排摸时，发现有团伙在某网络平台上销售假的亚运会吉祥物手办，吉祥物表面均印有杭州亚运会会徽，包材表面印有杭州亚运会标识且印有防伪标志，价格相对低廉，做工显得粗糙，极易给消费者造成混淆，严重侵害亚组委的合法权益。2023年3月底，温州市公安局食药环知侦查支队联合龙湾区公安分局、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赴外地捣毁犯罪窝点6个，抓获11名犯罪嫌疑人，对8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共计查获假冒亚运会吉祥物手办、钥匙扣成品5000余个，半成品3000余个，著作权标识近3万余个，模具9套，涉案金额100余万元。
经查，自2022年11月以来，吴某丽在未取得2022年第19届亚运会组委会许可的情况下，生产销售亚运会吉祥物形象钥匙扣共计4000余个，共计非法获利8232.5元。自2023年3月以来，刘某团伙在未取得2022年第19届亚运会组委会许可的情况下，生产亚运会吉祥物，团伙主要成员刘某、卢某玲委托团伙成员王某河制造亚运会吉祥物形象模具，团伙成员揭某娣负责PVC滴塑生产，团伙成员龚某涛负责印刷杭州亚运会会徽及字样等特殊标志，生产亚运会吉祥物形象立体摆件共计3000余个进行销售。同时刘某从吴某丽处进购伪造的亚运会吉祥物形象钥匙扣463个，已销售350个，共计非法获利2668元。
移送审查起诉后，瓯海区检察院为切实加强亚运会知识产权保护，优化电子商务平台营商环境，向网购平台制发了检察建议，明确了电子商务平台应承担的责任，并全程跟踪检察建议落实情况。通过建立常态化指导和通报机制，有效提升了电子商务平台的治理水平，促进优化电子商务营商环境。
2023年9月22日，瓯海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各被告人均犯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判处刑罚并处相应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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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报及办案单位：
推报单位：温州市公安局、温州市人民检察院
办案单位：温州市公安局龙湾区分局、瓯海区人民检察院
05
新某鞋业（深圳）有限公司、丽某鞋业（深圳）有限公司与温州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刘某某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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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理由
本案被诉侵权人以攀附“百丽”“BELLE”商标商誉为目的，成立多家个体工商户，在多家直播平台上注册大量账号、网店，全方位使用侵权标识，积极寻求受让与涉案权利商标近似的商标并进行不规范使用，误导消费者。其实施的一系列侵权行为具有明确的目的性、计划性、组织性，且通过平台账号和网店绑定进行直播的方式销售侵权商品，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在短时间内快速积累大量的客户群体，进而实现销售转化，相对于传统销售模式而言，侵权范围更广、侵权获利更高，同时给商标权人造成更大的商誉损失和经济损失。法院在详细计算侵权获益的基础上，对侵权人适用惩罚性赔偿，判赔金额达2214余万元，有效打击了利用直播平台的严重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对规范直播卖货市场环境具有较高的指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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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百丽”和“BELLE”系列注册商标在鞋靴产品上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中国相关公众所熟知。2021年7月16日，刘某某通过购买的方式成为第5925271号“”注册商标权人。2021年4月15日至2022年5月26日期间，刘某某分别注册了多个个体工商户字号，并通过这些个体工商户在某直播平台上注册了“澳州百丽官方旗舰店”“阿宝严选女鞋”等多个账号以直播的方式销售标有“”“澳州百丽”“AOZHOUBELLE”图案的鞋子。经查明，刘某某开设直播店铺的成交总额达44,086,678元。
“百丽”和“BELLE”系列注册商标权人新某鞋业（深圳）有限公司和丽某鞋业（深圳）有限公司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后，温州中院认为刘某某的行为已构成对涉案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害。经计算，温州中院确定刘某某因侵权的获益为11,021,669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原告主张被告故意侵害其依法享有的知识产权且情节严重，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处理。”温州中院认为刘某某作为鞋类商品经营者，对此应当明知，其非但没有进行合理避让，反而积极寻求受让与涉案商标标识相近的“”商标，进行不规范使用，通过拆分后突出使用“澳洲百丽”，又将“AOZHOUBAILI”替换为“AOZHOUBELLE”，完整包含了涉案商标“百丽”“BELLE”，积极主动追求混淆的效果，并开设“澳州百丽官方旗舰店”等五家网络店铺、直播账号上全方位使用，误导消费者，其攀附涉案商标的故意明显，实施的一系列侵权行为具有较强的目的性、计划性、组织性，属于“故意侵权”。相对于传统销售模式而言，本案通过网络直播等方式实施侵权行为，侵权范围更广，侵权获利更高，同时也给新某鞋业（深圳）有限公司、丽某鞋业（深圳）有限公司造成更大的商标商誉损失和经济损失，属于“侵权情节严重”。综上，温州中院以刘某某的侵权获利11,021,669元计算基数适用一倍惩罚性赔偿，并酌定新某鞋业（深圳）有限公司、丽某鞋业（深圳）有限公司的合理开支为10万元，最终确定刘某某赔偿数额为22,143,338元。刘某某不服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年7月1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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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报及办案单位：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06
北京某科技公司诉温州某策划公司、广州某策划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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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理由
互联网环境下，新类型不正当竞争行为多发。在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互联网专条”进行评判时，需审查被诉行为是否属“利用技术手段”所实施。专条对“利用技术手段”并未作出明确限定，已归纳总结的“插入链接、强制跳转”“干扰行为”“恶意不兼容”三项具体形态也无法涵盖全部情形，这给司法判断带来不小挑战。本案以专条为依据，把握技术手段“互联网领域专业技术”的本质，准确界定被诉侵权人围绕搜索引擎开展的“文案策划撰写”“媒体营销发布”等推广业务未“利用技术手段”，不构成专条第二款第四项的其他网络不正当竞争。同时，该案涉及搜索引擎及其附属业务之间的经营竞争，裁判结果虽然驳回了权利人的诉请，但对被诉行为“利用技术手段”的分析和认定，为当前围绕各大搜索引擎开展营销推广业务的网络经营者划清了侵权行为的界限、给出了合法经营的方向和尺度，也在依法维护正当网络经营者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同时，督促搜索引擎运营商提升自身竞争优势，为网络用户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该案对网络服务经营主体之间有序开展经营活动具有积极的规范和指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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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原告北京某科技公司（以下简称原告）系某搜索引擎的运营者。被告温州某策划公司、广州某策划公司（以下简称两被告）通过网络宣传、经营名为“十搜推广”的营销业务，为客户提供“文案策划撰写”“媒体营销发布”等服务，提升客户企业或品牌在包括涉案搜索引擎在内的各搜索引擎内的自然排名。原告认为，两被告在提供上述服务过程中，抄袭、拼凑形成伪原创文章并植入推广网页，同时和高权重网站合作，将搜索关键词与推广网页相关联，触发搜索关键词后，所推广网页被干扰至涉案搜索引擎首页，其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故诉请要求两被告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500万元。两被告辩称，其与原告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未利用技术手段实施被诉侵权行为，且被诉业务不违反诚信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未扰乱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未妨碍或破坏原告所经营搜索引擎的正常运行，也未侵害消费者或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不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诉侵权行为是否应认定为原告据以作为本案诉讼请求权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的“其他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应从原被告间是否存在竞争关系、被诉行为是否属于利用技术手段的结果、被诉行为客观上是否妨碍、破坏了原告正常提供的百度搜索引擎服务等要件综合分析评判。其中，关于是否“利用技术手段”问题，法院认为，所谓技术手段，相关法律并未作出明确限定，插入链接、设置强制跳转、干扰选择、恶意不兼容等，是网络环境下常见的技术手段。在判断是否构成“利用技术手段”时，应把握其“互联网领域专业技术”的本质，应排除仅以网络为载体，进行简单信息转化的情形。就涉案被诉侵权行为而言，第一，涉案10篇知识分享类文章和2篇媒体精品文章，均是被告根据原告取证人员提供的推广主体的基本信息，委托案外“写手”起草，并再经取证人员审阅同意后发布，文章内容有一定素材基础。虽然10篇知识分享类文章内容多为行业常识，缺乏企业自身元素，但这是由文章本身类型决定，也无证据证明属于抄袭或拼凑形成。且文章内容简单与否，仅涉及独创性高低之论，难谓“伪原创”。第二，被告通过“云某某”平台群发涉案媒体精品文章，虽为付费方式发布，但“云某某”平台属于任何网络用户均可自由注册并使用的媒体营销平台，被告仅借助熟悉的行业资源发布信息，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在此基础上存在利用技术手段及与平台存在持续特定合作关系的事实。综上，涉案文章不属于“伪原创”，其投稿、发布过程也未利用“干扰”“关联”等技术手段，属于网络信息背景下以网络为载体进行的简单信息转化和展示。原告主张被诉行为“利用技术手段”构成不正当竞争，缺乏依据。据此，法院于2023年4月19日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原告不服并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于2023年9月19日申请撤回上诉，案件现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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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报及办案单位：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07
某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陈某、深圳市某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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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理由
本案系国内首例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抢注“唤醒词”行为予以司法规制的案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语音交互作为比较成熟的人机交互方式正在被广泛使用，使用特定的“唤醒词”进行语音唤醒是目前人机交互时的主要唤醒方式之一。本案判决不仅明确了经使用取得一定影响力的“唤醒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合法权益，而且有力规制了恶意抢注他人“唤醒词”及滥用权利的行为，尤其是充分考虑了被侵权方在商标申请、行政无效及司法程序中的费用支出，充分弥补了被侵权方的损失，有力保护了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品牌商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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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某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于2017年7月发布了首款唤醒词为“小爱同学”的人工智能音箱。此后，某某公司也在手机、电视等产品中搭载使用“小爱同学”唤醒词的人工智能语音交互引擎。截至2020年12月，“小爱同学”累计唤醒约495亿次。陈某于2017年8月至2020年6月期间，在不同商品类别上共申请注册“小爱同学”等66枚商标。上述商标现均已处于无效状态。2021年1月，陈某向与某某公司关联企业发送律师函，要求停止侵犯其“小爱同学”商标权的行为。2020年12月，陈某与深圳市某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市某某公司”）在多家网站上发布文章，称“小爱同学将携手智能家居和物联网领域的专业制造商，深圳市某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共同为用户打造舒适便捷的智能生活”。深圳市某某公司还销售使用陈某授权的“小爱同学”商标的运动手表、闹钟等商品。某某公司认为，两被告的上述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要求停止侵权及赔偿经济损失（含维权合理费用）共计500万元。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某某公司推出唤醒词为“小爱同学”的首款人工智能音箱后，被媒体广泛宣传报道。此后，某某公司也在手机、电视等产品搭载使用“小爱同学”唤醒词的人工智能语音交互引擎。通过大量用户长期持续使用“小爱同学”唤醒词，使得“小爱同学”与搭载人工智能语音交互引擎的产品以及人工智能语音交互引擎自身建立识别性。因此，“小爱同学”可以作为有一定影响力的唤醒词、人工智能语音交互引擎的名称以及搭载人工智能语音交互引擎的智能音箱等商品的名称，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陈某大量抢注“小爱同学”等商标，向某某公司关联公司发送“停止侵权”的律师函，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扰乱了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也损害某某公司的合法权益，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陈某与深圳市某某公司对外销售使用“小爱同学”标识的商品、发布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信息，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八条规制的混淆及虚假宣传行为。在确定赔偿数额时，该院认为，某某公司提起的商标申请及无效等程序支出的代理费等与陈某抢注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性质属于因不正当竞争行为造成的损失，应作为法定赔偿的考量因素。综上，该院判决：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陈某赔偿某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120万元，深圳市某某公司为其中25万元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服判息诉。被告主动履行生效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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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报及办案单位：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08
涂某等侵犯著作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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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理由
本案系典型侵犯网络游戏著作权案件，违法犯罪分子盗用著作权人的网游软件以互联网为渠道为己谋取非法利益，传播迅速，社会危害广、监管难度大，查办不易。本案的办结既打击了违法犯罪分子，又保护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又具宣传教育意义。权利人特地用感谢信和锦旗的方式表达了对版权执法部门的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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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根据深圳市某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的举报线索，温州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队对“某某传说”电脑端游戏及相关qq群、网站进行远程初步勘验后于2021年9月17日立案查处，期间通过对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浙江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某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第三方充值平台的调查最终查明违法事实。2022年2月7日温州文化市队在收到广东安证计算机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某某传说”网游为“某某剑灵”游戏的私服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十三条、《著作权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第八条，移送公安部门侦办。
2023年1月17日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对被告人涂某、徐某某、涂某某判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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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报及办案单位：
推报单位：温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办案单位：温州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队
09
温州某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恶意注册商标系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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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理由
商标申请人并非基于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而提交大量商标注册申请,“批量申请”和“圈占资源”，扰乱了商标注册秩序。本案从案源线索入手，顺藤摸瓜，对各个违法主体进行立案查处，实施了全链条打击，有力地打击和震慑了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囤标销售及代理机构违法代理此类商标注册的行为，具有借鉴性和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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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2023年7月19日，瓯海区市场监管局依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商请协助调查涉嫌商标恶意注册行为有关情况的函》，对温州某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进行检查，现场未发现该公司，实际经营公司为温州市某某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现场发现37份标明申请人为“温州某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商标注册申请初步审定公告通知书。在温州市某某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负责人龙某某电脑中发现一个名为“某某商标转让费用”的文件，初步证明涉嫌商标恶意注册的温州某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委托温州市某某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注册商标及商标转让的事实。经查明，当事人没有实际经营场所和经营业务，委托温州市某某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处理商标的注册、转让业务，两家公司实际负责人均为龙某某，温州市某某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未收取温州某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代理费用。温州某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共申请注册了138个商标，已转让销售了75个商标,转让该批商标合计违法所得为29758元。本案中温州某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温州市某某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龙某某分别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三款及《规范商标申请注册行为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一项等规定。2023年10月16日，瓯海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温州某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温州市某某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龙某某等恶意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作出共计13.48万元罚没款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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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报及办案单位：
推报单位：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办案单位：瓯海区市场监管局
10
林某某涉企刑事案件保证金提存公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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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理由
涉企刑事案件保证金提存公证的目的在于保障刑事案件中被害人能够获得应有的赔偿权利，同时也让犯罪嫌疑人积极履行赔偿责任，从而获得从轻处罚的机会，是实现处罚与挽救于一体的灵活机制，对深入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积极化解社会矛盾，深度参与社会综合治理，服务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展，优化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本案例是乐清市人民检察院、乐清市司法局联合出台全省首个《涉企刑事案件保证金提存工作实施办法（试行）》后的首次司法实践案例，也是浙江省乐清市公证处出具的首份刑事保证金提存证明书，对办理涉知识产权类刑事案件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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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林某某、黄某某夫妻在浙江乐清经营一家断路器生产公司。2022年11月至2023年2月，为拓宽产品销路，两人未经商标所有权人授权，生产、销售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产品，涉嫌非法经营罪被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犯罪嫌疑人为表达认罪悔罪态度、争取宽大处理，向办案机关表达了自愿向被害人支付赔偿金的意愿，但由于该案权利人为境外某公司，未能在审查逮捕期限内联系上对方协商赔偿，影响到刑事宽缓化处理政策适用。
涉企刑事案件尤其是知识产权类刑事案件中，“赔偿不能”的情况较为常见。当地检察院、司法局在与公证处详细磋商后，于2023年3月15日联合出台《涉企刑事案件保证金提存工作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实施办法》）。根据《实施办法》，犯罪嫌疑人可以向公证机构提存保证金，检察机关视作其向被害人赔偿损失。据此，林某某向检察院提出自愿缴纳保证金申请，经同意后向公证处申办提存公证。
公证处当即指派业务骨干办理该提存公证事务。公证员着重审查了三个方面：一是申请人主体资格，林某某提供了乐清市公安局出具的《取保候审决定书》，表明其目前未被羁押，公证员结合人脸识别确认其身份；二是提存金额，检察机关依据事实及法律规定评估涉嫌非法经营数额，在向公证处出具的《关于协助办理保证金的函》中载明提存金额为21万元，林某某亦予以确认；三是资金情况，林某某于申请当日将赔偿保证金汇入公证处指定提存账户，公证员对缴款单进行核对，确认提存金额已到账。公证员另重点告知提示了提存物的取回程序等，审查完成后出具了《提存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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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报及办案单位：
推报单位：温州市司法局
办案单位：乐清市公证处
素材来源：知产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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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北京高院发布5件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典型案例 | 转载：知产财经
4月2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北京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新闻发布会，发布了北京法院2023年度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及北京法院侵害知识产权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情况及典型案例。
据了解，2023年全市法院新收各类知识产权案件60929件，审结68855件，依法审理了一批疑难复杂、新类型及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指引作用，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激励保障科技创新、依法保护文化创意成果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此外，2023年，北京法院共在26件侵害知识产权案件中适用惩罚性赔偿，较2022年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案件量涨幅明显。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案件涉及侵害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案件类型。
北京法院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典型案例
案例一：“全方位”摹仿“野格”啤酒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基本信息】
案号：（2021）京73民初468号
（2023）京民终246号
原告：马某公司
被告：圣某酒业公司、葡某商贸公司、唱某胜
【案情简介】
马某公司系第5614224号“野格”、第992806号“JÄGERMEISTER”等注册商标的权利人。圣某酒业公司在其生产和销售的利口酒酒瓶标签、瓶盖、官网等上使用“野格哈古雷斯”“鹿头图形”等标志，使用与马某公司有一定影响的包装装潢相同或者近似的包装装潢，并在网站上使用“德国某集团有限公司”等字样。唱某胜在第33类利口酒上申请注册了第31027236号“野格哈古雷斯”商标，并在获得注册后与圣某酒业公司共同在利口酒商品上使用“野格哈古雷斯”商标。葡某商贸公司系圣某酒业公司的经销商，在京东店铺销售“野格哈古雷斯”利口酒，并将马某公司的野格利口酒与“野格哈古雷斯”利口酒组合搭售。马某公司主张三被告侵害其商标权并构成不正当竞争，并主张适用惩罚性赔偿。
一审法院认为，马某公司第5614224号“野格”商标在唱某胜申请注册第31027236号“野格哈古雷斯”商标之前，已在利口酒商品上为我国相关公众所熟知，构成驰名商标。唱某胜申请注册与马某公司商标近似的商标、三被告使用该商标的行为已构成对马某公司驰名商标权利的侵害。被控侵权商品与马某公司产品外观整体观察相似度较高，且被控侵权商品存在与马某公司权利商品混合搭售，极易使相关公众误认为上述商品属于系列商品且源于同一个提供者，损害了马某公司“野格”品牌商誉，圣某酒业公司的不实宣传行为具有攀附马某公司企业及相关品牌声誉、搭便车的主观故意，已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一、四项、第八条规定的情形。马某公司多次发布维权声明，且针对三被告发送警告函，但圣某酒业公司和唱某胜在收到马某公司警告函后，并未及时作出回复，仍继续实施涉案侵权行为，已构成“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的情形，故对马某公司所主张的侵害商标权的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一审法院判决三被告立即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圣某酒业公司赔偿马某公司经济损失1000万元等，其余二被告承担部分连带赔偿责任。圣某酒业公司、葡某商贸公司不服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认定“全方位”品牌摹仿构成情节严重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典型案例。本案被告从利口酒酒瓶标签、瓶盖、网站宣传等各方面摹仿权利标识，属于“全方位”品牌摹仿的情形。本案适用惩罚性赔偿，全额支持原告的赔偿请求，有力遏制了此类“全方位”品牌摹仿行为，对惩罚性赔偿适用中情节严重的认定作出了积极探索。
案例二：历史文献汇编作品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
【基本信息】
案号：（2022）京73民终4681号
原告：徐某
被告：中某书局有限公司
【案情简介】
徐某对民国时期全国范围内的约8000种报纸进行挑选，收集、整理出上万幅报纸图版，并为每个报纸图版配上文字介绍，由此形成《民国报纸总目》（简称涉案书稿）。徐某据此主张涉案书稿系按照一定的逻辑整理、编排、分册，具有独创性，应受著作权法保护。徐某与中某书局有限公司（简称中某书局）磋商将涉案书稿申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并向中某书局提供相关材料。中某书局获批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款后，通知徐某其将自行完成该项目。此后，中某书局未经徐某许可，在出版的基金项目成果中，使用涉案书稿作为核心内容，自行出版了同名图书（简称涉案图书）。徐某主张中某书局侵害其著作权，并主张适用惩罚性赔偿。
二审法院认为，徐某对报纸图版及其对应著录文字进行汇编，在选择方面体现个性化表达，具有较高的独创性，构成著作权法规定的汇编作品。中某书局未经许可使用徐某的汇编作品出版涉案图书，侵害了徐某的复制权、发行权，应承担侵权责任。被诉侵权行为符合故意侵权、情节严重的主客观构成要件，故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结合涉案出版基金项目申报书中规定的费用以及使用权利作品的比例，计算确定徐某实际损失数额为70万元，并综合考虑中某书局侵权故意明显、情节严重等情形，判决中某书局赔偿徐某经济损失140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认定被告在与原告经过磋商但未达成合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原告作品的情形构成故意侵权，并结合侵权人使用作品比例高、获利巨大、影响广泛等因素，认定侵权情节严重。本案为历史文献类汇编成果被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典型案例，加大了对历史文献类智力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案例三：以GIF动图形式向公众提供东京奥运会节目侵害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基本信息】
案号：（2023）京73民终850号
原告：央某国际网络有限公司
被告：北京一某网聚科技有限公司
【案情简介】
央某国际网络有限公司（简称央某国际公司）对东京奥运会赛事节目享有复制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北京一某网聚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一某网聚公司）通过其运营的“一点资讯”APP，以隐去央视台标的GIF动图的方式向公众提供东京奥运会赛事节目的直播和点播，并为上述应用程序中的“在线奥运频道”进行宣传。央某国际公司据此主张一某网聚公司的行为构成侵害商标权和不正当竞争，并主张适用惩罚性赔偿。
二审法院认为，被诉行为侵犯了央某国际公司享有的广播权等，且本案具备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要件。权利人对外授权的版权许可费可以作为确定惩罚性赔偿基数的依据。据此，参照涉案赛事节目权利许可使用费，依据授权期限、内容、范围、被诉行为涉及的赛事节目场次和时长等因素，确定惩罚性赔偿的基数为250万元，并适用惩罚性赔偿确定赔偿总额为500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为侵害著作权案件中参照权利使用费确定惩罚性赔偿基数的典型案例。适用惩罚性赔偿案件中，在权利人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均难以确定的情况下，可参照与侵权使用行为具有可比性的许可使用合同中的权利使用费作为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本案对于准确理解和合理确定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提供了有益借鉴。
案例四：在线教育平台在职员工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
【基本信息】
案号：（2021）京0108民初69282号
（2023）京73民终2575号
原告：作某帮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被告：赵某
【案情简介】
赵某与作某帮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简称作某帮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保密协议，入职作某帮公司直播课业务支持部中学数据分析组。作某帮公司在劳动合同、保密协议、员工手册中对保密信息、保密义务及违约责任作出了约定，并对赵某在作某帮公司用于存储经营数据的斑马大数据平台获取不同类型数据作出了不同级别的权限限制。但赵某经案外公司介绍，以一对一电话访谈的方式，在任职期间接受案外公司客户咨询百余次，披露作某帮公司与续报率、报名人次等60余项经营数据，持续时间一年有余，并获得经济报酬20万元。作某帮公司据此主张赵某侵犯其商业秘密，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并主张赵某属于恶意实施涉案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且情节严重，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请求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赵某恶意实施涉案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且情节严重，故以赵某侵权获利为计算基数适用惩罚性赔偿，全额支持了作某帮公司的赔偿请求。赵某不服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为侵害经营秘密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典型案例。本案认定企业员工在任职期间以对外接受咨询的方式变相售卖具有商业价值的企业经营数据的行为构成侵害商业秘密，侵权故意明显并对企业经营造成严重影响，适用惩罚性赔偿全额支持了原告的赔偿请求。本案对在职员工售卖企业经营数据等商业秘密的严重侵权行为予以有效惩治，充分保护了民营企业合法权益。
案例五：超出授权许可使用期间使用作品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
【基本信息】
案号：（2023）京0491民初8108号
（2023）京73民终3515号
原告：天津博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被告：北京晓某筑梦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案情简介】
天津博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简称天津博某公司）经案外授权，享有电影《烈日灼心》（简称涉案影片）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独占许可使用权。北京晓某筑梦数据服务有限公司（简称晓某公司）运营的“南瓜电影”APP（简称涉案平台）是一款提供在线观影服务的手机软件。2021年2月，晓某公司与天津博某公司的关联公司浙江博某公司签订《非独家影视节目授权合作协议》（简称涉案协议），晓某公司据此享有包括涉案影片在内的30部影片为期1年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涉案影片授权费为80000元。但涉案平台在协议到期后仍继续传播涉案影片。另案生效判决显示，晓某公司签订涉案协议前，存在通过涉案平台传播侵害天津博某公司关联公司浙江博某公司信息网络传播权影片的行为并承担了赔偿责任。天津博某公司据此主张晓某公司立即停止侵害，并主张适用惩罚性赔偿确定本案赔偿数额。
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另案判决的认定、晓某公司在授权期限届满后未经天津博某公司许可无正当理由继续传播涉案影片等事实，可以认定晓某公司具有侵权故意且情节严重，据此支持天津博某公司关于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主张。晓某公司不服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为认定作品许可使用合同到期后仍使用他人作品具有侵权故意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典型案例。本案指出侵权人在签订作品授权许可使用协议之前即存在类似侵权行为，且在授权期限届满后无正当理由，未经权利人许可继续传播授权作品的，可以认定为具有侵权故意且情节严重，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对规制故意超期使用授权作品的侵权行为具有指引意义。
星辰大海，永不止步
知识产权与创新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成立于2008年，是中国信通院一级业务部门，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人数占比近40%。
十余年来，中心始终秉承“鼎力支撑政府 热忱服务行业”的宗旨，立足“政府的IPR高端智库 行业的创新IPR平台”定位，充分发挥中国信通院在技术标准、法律法规、政策经济、行业创新、产业发展等领域的整体优势，聚焦于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致力于解决中国信息通信产业所面临的各类战略性和现实性知识产权问题，助力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主要职责：
1.承担信息通信、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领域的知识产权和创新发展相关法律政策研究工作，开展数字经济反垄断规制和不正当竞争研究和支撑；
2.承担重大科技项目知识产权和创新发展数据库、服务平台建设工作，为政府和项目管理部门提供技术支撑；
3.开展全国范围内的知识产权鉴定和电子数据司法鉴定，标准必要专利评估和认定；
4.提供企业合规治理和管理体系认证（ISO 37301），企业合规师培养，知识产权、科技成果转化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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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媒体聚焦丨《内蒙古法制报》：呼和浩特市中院发布劳动者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 图丨《内蒙古法制报》第4711期:第04版
4月30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劳动者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引导劳动者和企业提升依法维权、依法经营意识，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案例一：朱某与某商贸公司劳动争议案
朱某于2018年11月1日入职某商贸公司，担任销售一职，但一直未与该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仅签订了《某项目合作协议》。2019年4月起，该公司拒绝向朱某支付工资，2021年2月28日，朱某申请离职，该公司于同日向朱某出具离职证明。随后，朱某因主张某商贸公司应向其支付欠付工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以及经济补偿金等问题与该公司产生纠纷。
一审法院认为，朱某与某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史某、案外人李某签订《某项目合作协议》，三方以某商贸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按投资比例进行利润分配，故朱某与该公司之间并未形成劳动关系，故驳回了朱某的诉讼请求。呼和浩特市中院二审认为，朱某虽未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根据朱某提交的打卡记录、法人授权委托书、离职证明等证据可以证实，朱某自2018年11月1日入职某商贸公司担任销售一职，受该公司管理，从事该公司安排的工作，其提供的劳动是该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认定朱某与某商贸公司之间自2018年11月1日至2021年2月28日存在劳动关系，故判决，某商贸公司向朱某支付欠付工资96000元、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44000元、经济补偿金10000元。
案例二：马某与某药房连锁公司劳动争议案
马某于2021年2月27日入职某药房连锁公司，从事营业员工作。该公司与马某口头约定试用期为两个月，试用期内每月工资1600元。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该公司也未给马某缴纳在职期间的社会保险。马某于2021年5月27日在工作中受伤，由呼和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2021年12月6日，呼和浩特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劳动能力初次鉴定结论书，鉴定结论为：劳动功能障碍伤残等级九级，生活自理障碍等级为无生活自理障碍等级。马某受伤后未再到某药房连锁公司工作。马某在某药房连锁公司工作期间，该公司为其发放了2021年3月、4月、5月的工资分别为1600元、1600元、1462.52元，后又补发了停工留薪期工资8592元。马某申请仲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某药房连锁公司向马某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21780元。
某药房连锁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某药房连锁公司未与马某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当自马某参加工作次日起，至马某受伤之日止向马某支付双倍工资，但停工留薪期延续劳动关系期间，无须支付双倍工资，故判决，某药房连锁公司向马某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3960元。呼和浩特市中院二审认为，由于某药房连锁公司未与马某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马某与该公司事实劳动合同期应为自马某参加工作次日起，至其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之日止。故判决，某药房连锁公司向马某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9800元。
案例三：杨某与某大学劳动争议案
杨某于2013年2月27日入职某大学，从事保安工作。双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8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月1日止。该合同到期后，双方未续签合同，劳动者仍在原岗位继续提供劳动。2021年12月20日经工会同意，某大学作出以原岗位整体外包后不存在、双方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经协商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为由，决定与杨某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金。杨某提起劳动仲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某大学向杨某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42063元。
某大学不服仲裁裁决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法院判决，某大学无需向杨某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42063元。呼和浩特市中院二审认为，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期满后杨某仍在某大学工作，该大学亦未表示异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可视为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仍处于存续状态，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双倍工资，故判决某大学向杨某支付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20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42063元。某大学不服申请再审，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裁定驳回了再审申请。
案例四：刘某某与某商业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
刘某某于2020年7月26日入职某商业有限公司，从事大区经理工作，2022年2月21日任运营中心主管。双方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期限为2020年7月26日至2023年7月25日，月平均工资为9300元。某商业有限公司未缴纳社会保险，将社会保险费随工资发放给刘某某。后该公司经营不善，项目终止，2022年4月22日，该公司发布《关于项目终止的通知》，4月23日刘某某离岗。刘某某申请仲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某商业有限公司向刘某某支付经济补偿金18600元、失业保险金3564元。
某商业有限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法院判决：某商业有限公司应支付刘某某经济补偿金18600元、失业保险损失金3564元，某商业有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呼和浩特市中院二审认为，某商业有限公司随工资将社会保险费发放给刘某某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免除该公司依法承担的社会保险费缴纳责任。刘某某因某商业有限公司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而解除劳动合同，该公司应向刘某某支付经济补偿。刘某某在该公司工作已经超过一年，该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当为其缴纳失业保险费而未缴纳，致使刘某某在失业时不能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故应向刘某某支付失业保险金损失。最终，呼和浩特市中院判决驳回某商业有限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五：于某与某网络工程公司劳动争议案
于某于2020年9月17日入职某网络工程公司，从事财务部会计工作。2021年6月1日至2021年7月31日，于某休带薪产假，2021年8月2日返回该公司上班。2022年2月22日，该公司通知于某办理工作交接及离职手续，随后于某离职。于某因入职到离职期间某网络工程公司未给其缴纳法定社会保险申请劳动仲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驳回了于某的仲裁请求。
于某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起诉。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于某的诉讼请求。呼和浩特市中院二审认为，女职工生育期间可享受158天产假，享受产假期间可以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津贴。于某未休满法定产假即开始上班，某网络工程公司未保障于某享受法定产假的权利，且该公司也未给于某缴纳生育保险，因此除应支付于某应休未休产假期间正常劳动的劳动报酬外，还应当按照于某产假前的工资标准向于某支付应休未休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故判决，某网络工程公司向于某支付产假工资19379元。
案例六：王某某与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
王某某于2017年8月1日入职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从事保洁工作，期间签订过三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20年1月4日，王某某因雪天地滑不慎摔倒受伤，受伤后接受医院治疗，共计花费医疗费33061.49元。2020年9月24日，经王某某申请，该情形被认定为工伤。2021年12月6日，呼和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劳动能力初次鉴定结论书，结论为劳动功能障碍伤残等级九级，生活自理障碍等级为无生活自理障碍。王某某为此支付鉴定费200元。王某某受伤后未再到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工作，受伤前其平均月工资为2093元。王某某申请仲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支付王某某医疗费33061元、伙食补助费120元、劳动能力鉴定费200元、一次性伤残补助金18837元。
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起诉。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劳动者所受伤情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认定为工伤，且相关工伤认定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应按照工伤认定结论向劳动者支付各项工伤保险待遇。故一审法院判决，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支付王某某医疗费33061元、住院治疗期间的伙食补助费120元、劳动能力鉴定费200元、一次性伤残补助金18837元。二审法院驳回了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案例七：薛某与内蒙古某超市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
2001年3月，薛某入职某超市有限公司，先后任财务部出纳主管、资产部经理、总办主任兼资产部经理、总办主任兼省区资产部经理职务。双方于2011年2月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约定薛某岗位为总办主任，合同期限为无固定期限。2022年5月，该公司向薛某发出《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及《员工退休通知书》，其中《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中载明“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因薛某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将于2022年5月终止，并要求薛某接到通知后到某超市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办理相关手续”。薛某收到上述通知后，到呼和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理退休手续，但其劳动合同中显示的岗位总办主任是干部岗位，退休年龄应为55周岁，薛某现年51周岁，因未到退休年龄而未能办理。薛某认为某超市有限公司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未依法安排其休年假等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于是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了薛某的仲裁请求。
薛某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某超市有限公司据此与薛某解除劳动合同，不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故驳回薛某诉讼请求。呼和浩特市中院经二审认为，薛某在某超市有限公司从事管理岗位，应于55周岁时退休。该公司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终止劳动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该公司单方终止劳动合同的行为系违法终止劳动合同，应当向劳动者支付双倍赔偿金。故判决，某超市有限公司向薛某支付违法终止劳动合同赔偿金316555元，支付薛某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5077元。
案例八：苗某与某生活超市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
苗某于2010年8月8日入职某生活超市有限公司，双方先后两次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8年10月1日起，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苗某在大客户经理岗位工作，工作任务为商场经营服务。2020年底，该公司经与苗某协商，将苗某的岗位调整至社区服务岗位。2021年7月、8月，该公司再次对苗某岗位进行调整，分别为防盗岗与食品销售岗，苗某均予以拒绝。该公司于2021年9月27日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苗某分别于2021年7月12日、2021年8月16日因违纪被该公司处以记大过为由，决定于2021年9月30日起解除与苗某的劳动合同关系。苗某提出申请仲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某生活超市有限公司向苗某支付赔偿金89584元。
某生活超市有限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起诉。一审法院判决，某生活超市有限公司应向苗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89584元。呼和浩特市中院二审认为，劳动合同约定调换岗位需要双方协商同意。某生活超市有限公司2021年7月、8月进行的两次岗位调整苗某明确表示不同意，该公司单方调整苗某工作岗位违反了合同约定。该公司据此给予苗某记大过处分并解除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应当向苗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故判决驳回某生活超市有限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九：高某与某信息技术服务公司劳动争议案
2022年5月5日，高某入职某信息技术服务公司，任业务经理，具体工作为新客户开拓及老客户维护。2022年11月，呼和浩特市处于疫情封控期间，高某在居家期间通过电话方式向老客户营销。2022年11月27日，高某向深圳客户电话营销过程中辱骂客户家属，引发一起较为严重的客户投诉事件。客户家属于当日拨打110报警，并于2022年11月28日向某信息技术服务公司的关联公司某网络科技公司（负责某信息技术服务公司投诉建议事宜）投诉，某网络科技公司向客户家属进行经济赔偿以达成和解。2022年12月8日，某信息技术服务公司与高某解除劳动合同，高某提起仲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某信息技术服务公司向高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25190元。
某信息技术服务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法院认为，高某在工作中与客户发生纠纷导致客户投诉，且之后存在隐瞒事实，拒不配合调查，并将案涉手机号注销，属于严重违反公司制度的情形，某信息技术服务公司解除与高某的劳动关系符合法律规定，无需向高某支付赔偿金。呼和浩特市中院二审认为，某信息技术服务公司主张其根据《客诉处理规范管理办法》第二项客诉奖惩制度规定，有权解除合同，但由于该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高某了解该管理办法的内容，故该办法对于高某不具备约束力。故该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该向高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5190元。
案例十：格某与某汽车销售公司劳动争议案
格某与某汽车销售公司于2010年11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书》，合同期限为3年，从2010年11月1日起至2013年10月31日止，劳动合同到期后续签至2022年12月31日。某汽车销售公司于2022年12月21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司工会委员会，称因格某严重违纪，决定解除与格某的劳动合同。2022年12月30日，该公司向格某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通知劳动合同关系将于2022年12月30日解除。格某申请仲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格某的仲裁请求。
格某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起诉。一审法院判决，某汽车销售公司向格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83609.76元，赔偿金计算年限为十二年。呼和浩特市中院二审认为，某汽车销售公司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向格某支付赔偿金，且鉴于格某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其于2005年8月即与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因此赔偿金计算年限应为十七年四个月，故判决，某汽车销售公司向格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132035元。
▌本期编辑：段丽娜
▌稿件来源：内蒙古法制报
▌投稿邮箱：hhhtszybgs@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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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中院：强制措施显成效 司法拘留促履行
呼和浩特知识产权审判法庭揭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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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黑龙江发布2023年度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典型案例 | 近日，黑龙江省知识产权局、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2023年度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典型案例。2023年度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典型案例评选工作由黑龙江省知识产权局、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组织开展，从各地方市场监督管理（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推荐的97件案例中评选出10个案例作为2023年度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典型案例。
近年来，黑龙江省各级市场监督管理（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坚持日常监管与专项行动相结合，在重要时段、重点领域组织开展执法专项行动，取得了良好成效。
下一步，黑龙江省知识产权局、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将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部署，深入推进2024年打击商标专利领域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实施，持续完善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体系建设，强化沟通协作，聚焦重点领域，抓住关键环节，严厉打击知识产权领域违法行为，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通讯员 邢赫巍）
（文章来源：中国知识产权报）
（编辑：晏如 责任编辑：吕可珂 审校：冯飞）
（中国知识产权报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
12 |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公布2023年度商标专利行政执法典型案例 | 2023年，本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强化履职担当，开展全链条执法协作，严厉打击商标侵权、假冒专利、地理标志侵权和申请代理领域违法行为，依法平等保护内外资企业的知识产权，营造鼓励创新发展、保护知识产权的社会氛围，为企业构建更加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为人民提供更加放心安全的消费环境。为强化执法能力建设、提升案件办理质效，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本市商标专利行政执法典型案例评选
活动
，评选出10件典型案例，现予以公布。
01
上海圣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擅自开展专利代理业务案
【基本案情】
上海圣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当事人）在未取得《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情况下，与109家客户签订了专利申请委托代理合同110份，约定为客户代理发明、实用新型等专利申请共831件。其中，实际已履行497件，尚未履行334件，扣除相关成本费用及税费，违法所得为52192.91元。当事人网站内容系由当事人员工从网络中摘抄拼凑而成，无相关事实依据，亦无明确内容来源。
【处理结果】
当事人擅自代理专利申请业务的行为，违反了《专利代理条例》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专利代理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所指的擅自开展专利代理业务行为。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专利代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决定对当事人没收违法所得52192.91元，并处违法所得一倍罚款52192.91元。
当事人通过官网宣传与实际情况不符内容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虚假宣传行为。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并作出处罚。
【典型意义】
本案当事人签订了大量委托代理合同，涉及数百项专利申请，严重扰乱了正常的专利申请秩序。办案部门通过梳理海量数据确定当事人从事擅自开展专利代理业务的全貌，并对相关的虚假宣传行为进行了处理。案件的成功查办，有力震慑了专利代理违法行为，为同类案件的查处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专利代理一头连着市场创新主体，一头连着专利审查工作，是将创新成果转化为专利权、保障专利制度有效运行的重要环节。市场监管部门通过打击专利代理中的违法乱象，进一步规范专利申请及代理行为，推动知识产权全链条提质增效，保障知识产权转化运用。
02凯度医药科技（宁波）有限公司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案
【基本案情】凯度医药科技（宁波）有限公司（当事人）于2022年12月与伊朗某公司签订买卖2000千克左氧氟沙星（原料药）的销售合同，合同总金额为114000欧元。2023年2月，当事人和浙江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同购买2000千克的左氧氟沙星（原料药），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680000元。2023年5月，当事人仿冒并制作与浙江某制药有限公司出口货物标贴整体样式设计和内容基本相同的标贴，指示其出口货物运输代理方对此批货物更换标贴。2023年6月，其出口货物运输代理方将原来的标贴撕掉，更换上伪造制作的四种不同规格的标贴。
【处理结果】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二）项规定，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相关证据材料，与商标权利人达成调解协议并积极履行，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条第二款，以及《上海市浦东新区建立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等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从轻处罚如下：1、没收侵权的标有“”、“”商标的左氧氟沙星（原料药）2000千克；2、罚款人民币388731.20元。
【典型意义】
本案属于相对复杂的商标侵权案件。当事人的侵权行为，涉及原料药生产链、国际贸易链、物流代理链和标贴制作链等多个环节。在需要跨省、跨市、跨部门办案的情况下，执法机关通过执法协作机制，加强部门联动，最终推动案件的成功查办。
原料药为民生领域重要商品，关乎人的生命健康，调查过程和最后处理结果，对医药出口领域、国际货物物流代理领域和国际货物贸易领域等产生极大震慑力，倒逼上述领域企业推进改革，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积极对接国际贸易和知识产权规则，营造了良好的出口营商环境，有利于推动高质量知识产权国际贸易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03上海言蹊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以不正当手段扰乱商标代理市场秩序案
【基本案情】上海言蹊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当事人）的网络店铺中有两种服务项目，分别为“¥450上海商标注册包通过申请转让续展商标变更购买复审亚马逊品牌美国”和“¥100商标注册包通过申请转让续展商标变更购买复审亚马逊品牌美国欧盟”，上述两种服务项目均有“包通过”字样。
【处理结果】当事人承诺“包通过”的行为，属于《商标代理监督管理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二）项所指的以欺诈、虚假宣传、引人误解或者商业贿赂等方式招徕业务的行为。其行为违反了《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八条第（一）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构成了以其他不正当手段扰乱商标代理市场秩序的行为。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对当事人作出警告并处罚款10000元整的行政处罚。同时，在另案中对于当事人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作出警告并处罚款5000元整的行政处罚。
【典型意义】
本案是《商标代理监督管理规定》实施以来，在本市范围内首次适用，案件类型具有新颖性。执法人员通过手机淘宝APP监督检查，发现并处理了问题，说明在数字经济时代，加强对网络平台的有效监管也是行政执法机关的重要课题。对企业和个人实施“双罚制”，强调了个人责任和企业责任的重要性，体现了执法的严肃性和威慑力。对于同类违法行为能够起到较强的警示作用，有利于推动商标代理行业秩序进一步规范。
04上海某化工有限公司涉嫌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案
【基本案情】上海某化工有限公司（当事人）主要从事经营化学助剂产品活动。执法人员围绕当事人的物流信息顺藤摸瓜，经过蹲守、追踪和暗访，查明了当事人的制假和仓储窝点。2023年7月，经注册商标权利人现场辨认，当事人存放在仓库内待售的约1000余桶化工助剂为假冒注册商标的侵权产品，违法经营额逾400万元人民币。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即启动行刑衔接机制，与公安机关密切合作，组织精干力量分三组人员，对当事人的多个点位同时出击，追根溯源，顺利推动案件成功查办。因违法经营额巨大，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案件依法移送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处理。
【处理结果】当事人未经注册商标权利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一）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的规定，构成了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违法行为，且数额巨大，涉嫌犯罪。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三条、《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等规定，将该案依法移送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处理。
【典型意义】
本案当事人违法行为隐蔽，注册地址、办公地点和制假仓储窝点位于不同地址，同一实控人将制假、售假分为不同市场主体，查办难度较大。执法机关加强线索排摸，全面调查取证，查清违法事实后，依法及时移送公安机关。案件的成功查办，体现了市场监管部门严格落实行刑衔接制度，强化跨部门执法合作，实现了对商标侵权违法犯罪行为的联合惩戒，有效维护了权利人的利益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05上海自然美富丽化妆品有限公司未经授权擅自使用亚运会特殊标志案
【基本案情】上海自然美富丽化妆品有限公司（当事人）在其企业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宣称“东森自然美在亚运来临之际，也将携手4位女性世界冠军倾情代言PQQ藜菁醇果蔬汁日夜饮，用美与健康的金牌守护力，为她力量加持，助力她力量全面绽放于人生的每一个赛场，开启东森自然美PQQ助力亚运的荣耀见证时刻！”“以冠军实力助力亚运”，文中多次使用了“亚运会”字样、卡通吉祥物形象，且未能提供亚组委相应授权证明材料。
【处理结果】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特殊标志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构成了擅自使用与所有人的特殊标志相同或者近似的文字、图形或者其组合的违法行为。奉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特殊标志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一）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规定，对当事人作出罚款3000元的行政处罚。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特殊标志网络侵权案件。当事人通过制作、发布微信公众号文章和直播活动进行商业宣传，使用含有亚运会特殊标志的关键词、吉祥物形象，引流其所经营的饮品广告。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足以使人误以为广告宣传内容与杭州亚运会存在一定关联，使公众对其商誉、竞争力等产生误认，属于蹭亚运会热度的隐性营销行为，构成了对权利人合法权益的侵害。网络技术在为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可能导致新的知识产权侵权形式的出现。本案及时研究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的新情况新问题，筑牢反隐性营销防火墙，切实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具有典型示范意义。
06上海本鲜食品有限公司侵犯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专用权案
【基本案情】2019年10月16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公告，对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予以登记备案，并纳入官方标志保护。上海本鲜食品有限公司（当事人）于2022年2月起，委托舟山市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冷冻舟山带鱼段，通过电商平台对外销售冷冻舟山带鱼段。当事人伪造舟山市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出具的带有专用“”《舟山地理标志授权书》，在网络平台的商品详情页中展示使用。
【处理结果】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二条“将未注册商标冒充注册商标使用的，或者使用未注册商标违反本法第十条规定的，由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制止，限期改正，并可以予以通报，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百分之二十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作出罚没款合计13730元的行政处罚。
【典型意义】
本案是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纳入“官方标志”予以保护后，在行政执法领域的一次积极探索。执法机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对当事人依法查处，是对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在商标法框架下进行保护的创新实践，将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伪造、冒用的行为在商标法意义上进行了评价，有效规范了商标使用行为，并为今后类案的查办提供了宝贵经验。
07上海美奢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侵权商品案
【基本案情】上海美奢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当事人）的网络直播间主要销售“LV（LOUIS
VUITTON）”品牌包，并在销售过程中附加赠送一些带有“LV（LOUIS
VUITTON）”字样、“、、、、、、、”等图样的防尘袋、包装盒等商品。经商标权利人现场鉴定，当事人处所查见的LV包、作为赠品附送的防尘袋、包装盒等商品均未经授权。现场发现的侵权商品中，6只LV品牌包售价均为4200元，当事人无法提供这6只包的合法来源；其余防尘袋、包装盒等在其经营活动中作为赠品，未单独出售，且部分已作为赠品赠送给消费者，故违法经营额按照进货价格及进货数量计算，以上所有商品的违法经营额总计39120元。
【处理结果】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三）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的规定。鉴于案发后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如实提供证据材料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规定，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侵权商品，并处罚款人民币39120元。
【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网络直播带货平台上的商标侵权行为，侵权商品销售范围广泛，涉及多个产品类别。当事人在未得到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通过直播间突出权利人品牌元素，如设置品牌LOGO的直播背景墙等，并在抖音公众号发布大量营销类短视频进行推广以增加人气，其种种行为对消费者的消费心理产生了推动作用。但是其在销售过程中对商品进货源头把控不佳，以致混杂大量侵权商品，对消费者的权益造成侵害，对权利人的品牌形象也产生负面影响。
执法机关通过排摸当事人的违法时点精准出击，利用“移动执法”终端进行直播录制调查取证，对同类型的网络直播案件查处具有借鉴意义。当前各类新型业态层出不穷，商家应规范直播带货话术，禁止虚假宣传，对消费者进行正向引导，对销售产品的质量进行严格把控，维护消费者的权益。案件的成功查办，体现了市场监管部门对国内外商标权利人遵循平等保护原则。
08河南某建筑防水工程有限公司涉嫌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基本案情】2021年10月，河南某建筑防水工程有限公司（当事人）与上海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上海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改扩建厂房项目防水工程分包合同》，由当事人对上述工程项目进行防水工程的施工。按照合同约定，上海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向当事人指定施工用的防水涂料的品牌为“东方雨虹”。当事人多次将“东方雨虹”品牌的涂料送货至工地。根据执法人员对桶内涂料残留物调查，以及商标权利人出具的辨认意见，证明上述防水涂料系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假冒商品。截止案发，当事人的违法经营额共计59000元。
【处理结果】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三）项的规定，构成了销售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违法行为。因本案涉及的违法经营额巨大，涉嫌构成犯罪，青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三条、《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等规定，依法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假冒知名品牌防水涂料，与民生关系密切。侵权行为产生的违法经营额巨大，不仅损害了品牌方利益，也侵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在办案过程中，市场监管部门出动迅速，调查全面，与公安机关配合紧密，有效形成了对知识产权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合力，切实维护了市场竞争秩序。
09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壹呀儿童乐园侵犯奥林匹克标志专用权案
【基本案情】2020年1月15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第348号公告，对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卡通形象标志予以奥林匹克标志保护。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壹呀儿童乐园（当事人）以低价从网络上采购冰墩墩手办、冰墩墩钥匙扣商品，后将部分采购的冰墩墩手办放置于购物中心商场走廊的扭蛋机中对外销售，将剩余采购的冰墩墩手办和冰墩墩钥匙扣放置于经营场所中积分兑换赠品区，按照顾客的消费次数对应标明的赠品价值进行积分兑换上述商品。经查询，当事人不是冬奥会商品特许经营零售商，在未经奥林匹克标志权利人许可的情况下，擅自销售、兑换赠送上述冰墩墩形象手办及钥匙扣，合计违法经营额为18000余元。
【处理结果】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第四条第二款、第五条第（四）项的规定，构成了未取得奥林匹克标志权利人许可的情况下，擅自以营利为目的销售含有奥林匹克标志的商品的行为。松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三十二条第（一）项等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决定没收冰墩墩手办47个，没收违法所得1818.88元，处罚款10000元。
【典型意义】
扭蛋机深受儿童和年轻人的喜爱，但是其中的玩具质量却参差不齐，有些是“三无产品”、粗制滥造，有些“山寨”扭蛋涉嫌侵犯知识产权。本案的查处不仅给儿童玩具及游乐场所的经营者敲响了警钟，强化经营者的法律意识和主体意识，同时将儿童玩具产业链中易发侵权隐患环节予以曝光。案件线索同步移送上游销售商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实现全链条打击。本案是市场监管部门铁拳出击，严查侵害“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合法权益的侵权行为的典型案例。
当事人未经奥林匹克标志权利人许可，违法销售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形象商品的行为被依法查处，体现了市场监管部门对保护奥运会吉祥物相关标志的高度重视，维护了奥林匹克标志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引导市场经营主体合法合规经营、公平有序竞争，有力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0上海美禾溪餐饮有限公司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案
【基本案情】株式会社良品计画系第3545155号“MUJI”、第4471290号“無印良品”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核定服务项目均为第43类，均处于有效期内。良品计画于2005年5月投资设立无印良品（上海）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MUJI上海”），并授权MUJI上海在中国大陆使用“無印良品”、“MUJI”等商标。2023年8月，MUJI上海发现上海美禾溪餐饮有限公司（当事人）未经其许可，在经营场所突出使用字样。执法机关在收到举报后立即开展调查，并于检查当日责令当事人拆除店铺内外招牌、广告牌上涉及“MUJI”等字样的侵权招牌。
【处理结果】当事人未经“無印良品”、“MUJI”商标注册人许可，使用与其商标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二项所指之行为。综合考量当事人违法行为的风险性、持续情况、危害程度、危害后果、社会影响等因素，长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处罚款人民币45,000元整。
【典型意义】
本案兼具涉外商标、服务商标、近似商标等特点，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对相关案件的查办能够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案件涉及的“MUJI”及“無印良品”在家居家纺行业具有较高的知名度，社会影响广泛。当事人涉案侵权商标为组合商标，将其用于公众所不熟知的酒吧领域，企图利用不同领域无法较衡因侵权获益或造成权利人经济损失为由逃避处罚。执法部门通过对经营业态、权利基础、目标客户等方面的细致调查，发现当事人主观攀附意图明显，使用近似的商标导致消费者产生混淆，其违法行为造成的社会影响比较恶劣，驳回了当事人的抗辩理由，最终使当事人认错认罚。案件的成功查办，体现了对外商投资企业商标权利的平等保护，有效维护了市场竞争秩序，净化了消费环境。
供稿：市局稽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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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大连中院：发布10个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 近日，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连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情况，对外发布10个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此次发布的10个典型案例，涵盖了国内外知名商标保护、惩罚性赔偿适用、数据权益保护、共同侵权认定、知识产权刑事犯罪等方面，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前知识产权保护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这一批案例既在类型上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同时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和“三个效果”上也具有指导性、示范性。
记者在发布会现场获悉，2023年大连法院受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2670件，审结各类知产案件2585件，其中大连中院受理379件，审结368件，知识产权案件一审服判息诉率达92.6%。从案件受理情况来看，近年来，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混合案由案件为代表的复合型疑难复杂案件不断涌现，涉机械、能源、化工等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知识产权案件逐渐增多，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商业维权案件大量出现，被诉侵权主体多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知识产权行政案件数量较以往有所增长，案件审理难度加大。涉外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呈增长态势，目前已涉及10多个国家和地区，且覆盖范围不断扩大。
据了解，大连法院率先在全省实质性推行知识产权 “三合一”审判机制，建立起案件审理专门化、管辖集中化、程序集约化、人员专业化的全方位司法保护体系。实行繁简分流、快慢分道，实现简案快审、繁案精审。健全技术调查官制度建设，引入技术调查官，为案件事实查明提供技术支撑。连续三年制定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参考意见，其中关于KTV侵权案件的裁判标准，系全省首创。主动加强与行政部门协同配合，与市知产局构建互联互通的协同保护机制。建立多元解纷机制，委派诉前调解，建立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机制、实施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告知制度，对严重失信主体进行公示。加强院校合作，与大连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共建知识产权教学实践基地。深化区域协同保护，与东北地区七家法院签署合作协议，共建知识产权跨区域合作保护机制。
下一步，大连法院将进一步深化审判机制体制改革，健全完善多元解纷机制，以创新的方式保护创新，以精进的思维打造精品，以高水平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发展新质生产力，激发创新活力。 |
12 |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 | 敬老、孝老、爱老、助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努力让广大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在母亲节到来之际，市三中法院发布辖区两级法院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助推全社会形成孝老爱亲的良好氛围，彰显司法公平正义。
案例一
成年子女探望年迈父母应充分尊重老人意愿
基本案情
宫某甲与宫某乙、宫某丙系同胞兄弟，宫某系宫某丙之女。宫父和薛母系三兄弟的父母。2023年1月，宫父因病去世。后宫某乙、宫某丙、宫某、薛母以宫某甲将宫父的银行存单和宫父、薛母共有的房屋产权证藏匿等为由，向重庆市南川区法院（以下简称南川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宫父的遗产进行分割。该案经南川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判决内容之一是由宫某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薛母117万余元。
后宫某甲以宫某丙将薛母强行带到重庆，不允许其见母亲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判决被告宫某丙协助其行使探望权。薛母表示，在宫某甲将钱还薛母之前，薛母不愿与宫某甲相见。
裁判结果
子女对父母的探望目的是使父母从中获得亲情和温暖，给予父母精神上的慰藉，应尊重父母的真实意愿，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父母有权决定是否接受子女的探望，不得以强迫的方式行使对父母的探望权，以保证父母享有安静有序的生活环境及和谐温馨的家庭环境。本案中，薛母虽然年逾90岁，但思维清晰，能完全表达自己的意志，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已明确表示在宫某甲未将自己的钱全部归还的情况下，不愿意见宫某甲，本院予以尊重。同时，薛母表示与被告宫某丙一起生活幸福，宫某甲也无证据证明宫某丙阻碍其探望。南川法院遂判决驳回宫某甲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目前我国人口高龄化趋势明显。老年人身体和精神健康状况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明确了子女具有经常看望、问候老年人的义务，但对子女探望老年人的权利未作明确规定。本案一方面肯定了子女有对年迈父母探望的权利，该权利是对父母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一种表现，是履行赡养义务的组成部分，符合社会人伦常情和公序良俗。另一方面也指明尽孝的目的是让老年人不管是在物质环境上还是情感依托方面过得顺心，能够安享晚年，子女行使探望权的前提要充分尊重父母的意愿。本案的依法裁判，对于如何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有积极的价值引导。
案例二
继女婿以继母放弃遗产继承为对价作出的赡养承诺应遵守履行
基本案情
2004年，罗某平（时年63岁）与余某益登记结婚（均系丧偶再婚）。罗某平与前夫生育陈某权、陈某林等五个子女，余某益与前妻生育余某丽等五个子女，罗某平与余某益结婚后与余某丽、吴某中共同生活，吴某中婚后作为“上门女婿”在余某丽家生活。2021年6月，余某益死亡。同年6月25日，罗某平的子女和余某益的子女因罗某平的赡养问题发生纠纷，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陈某权与吴某中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1.母亲罗某平同陈某权、陈某林共同生活；2.由吴某中每月支付罗某平在世时生活费300元/月；3.由吴某中一次支付赡养费10 000元……6月27日，两方达成《承诺书》，约定余某益所有遗产属于余氏子女所有，罗某平及子女无任何理由索取。6月28日，吴某中将10 000元现金交给村小组长转交给罗某平。因罗某平要求额外支付1000元，该款未能成功转交。之后，陈某权将罗某平接回家。2022年2月7日，罗某平提起诉讼，要求吴某中按协议约定履行赡养义务。
裁判结果
重庆市武隆区法院审理认为，罗某平与余某益结婚时，余某益的子女均已成年，罗某平虽未对余氏子女进行抚养教育，但罗某平作为余某丽的继母，与吴某中、余某丽夫妇长期生活在一起，双方依然具有相互间照顾抚养的道德义务。《人民调解协议书》对吴某中向罗某平履行赡养义务进行了明确约定，吴某中作为余某益生前共同生活的“上门女婿”，以罗某平放弃继承的承诺为对价而作出支付罗某平赡养费、生活费的意思表示，符合正常的社会认知。故《人民调解协议书》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遂判决：被告吴某中立即支付罗某平赡养费10 000元、生活费1800元。吴某中不服，提出上诉。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后予以驳回。
典型意义
赡养义务是基于抚养关系而形成的子女对父母或者特殊情况下有负担能力的晚辈对长辈经济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继母与成年继女、继女婿之间若未形成基于抚养的拟制血亲关系，则继母年老时通常也无权要求成年继女、继女婿履行赡养义务。但是，继母与继女、继女婿之间因长期生活在一起，基于家庭依然存在道德义务关系。余某益死后，罗某平以让渡继承权的方式获得继女婿吴某中支付赡养费的承诺，此赡养协议虽存在对价交换的因素，但也离不开双方长期稳定生活的家庭环境关系，亦是老人对子女的情谊以及子女对老人尽孝尽道的真实意思表示。吴某中按照承诺支付罗某平赡养费更是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意。法院对吴某中怠于履行赡养协议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的做法持否定性评价，积极肯定赡养协议效力并支持罗某平的诉讼请求不仅维护了特定情况下继女婿履行赡养义务的形式，也为社会营造和谐稳定的家庭氛围提供了正确指引，具有典型意义。
案例三
赡养人不得以放弃继承权或者其他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
基本案情
张某德与丈夫共生育陈某沛、陈甲、陈乙、陈丙、陈丁等五个子女。张某德的丈夫于1995年死亡。陈某沛、陈甲、陈丙、陈丁先后各自成家，张某德随陈乙一同生活。2022年5月30日，张某德在陈乙家不慎摔伤，被送往医院治疗，因伤势严重，需进行人工髋关节置换手术，前后共计花费数万元。其中6月6日住院的费用由五个子女分摊，其他费用由陈乙垫付。从2022年6月26日起至同年7月30日，陈乙雇请护工对张某德进行护理，花去护理费3000元。从2022年8月起至2023年1月（6个月），陈乙将张某德送至养老服务公司进行护理，花去护理费15 000元。因张某德已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陈某沛等子女为张某德的赡养事宜经当地村委及司法所调解未果。2023年2月21日，张某德提起诉讼，请求子女履行赡养义务。
裁判结果
重庆市武隆区法院审理认为，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本案中，张某德摔倒后受伤，生活不能自理，并产生了相应的医疗费。陈乙让张某德接受专门机构的护理和照料值得肯定，其余子女应搁置陈年继承财产的争议，不得以任何理由推卸赡养责任。张某德已与陈乙长期居住生活，形成较为稳定的生活环境，故由陈乙继续照料张某德更合适，其余子女应平均分担张某德的生活费、医疗费等费用。遂判决：原告张某德随被告陈乙一同生活并由其照料；其余各子女每月支付固定赡养费，医疗费按比例分摊。
典型意义
尊敬、爱护老人，对缺乏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给予关心和照顾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文明、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外在表现。法律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子女作为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顾和精神上的慰藉义务，尤其是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赡养人除了履行支付赡养费义务外，还应当承担日常照料责任。几个子女因父亲遗产分配问题产生嫌隙，进而对母亲的赡养问题相互推诿、产生矛盾。法律规定赡养人不得以放弃继承权或者其他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张某德虽有五个子女，但为给予其稳定、规律的生活环境，法院判决由其中一人赡养，其余人分担生活费、医疗费等，彰显了法律的温度与尺度。同时，把“常回家看看”嵌入判决，教育子女适当陪伴老人，让母亲张某德能安享晚年，为树立和谐稳定的良好家庭氛围提供了正确指引。
案例四
继母年迈且生活困难，可酌情考虑不负担因配偶死亡产生的丧葬费用
基本案情
李某甲、李某乙与李某丙系李某与其前妻共同生育。2017年8月，熊某（未生育子女）与李某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婚后未共同生育子女。2021年12月，李某甲、李某乙、李某丙将李某从熊某家中接走，并拒绝向熊某告知李某去向。2022年4月，李某因病去世。在李某甲、李某乙、李某丙为李某操办丧事期间，受邀前来帮忙的陈某突发疾病死亡。经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李某甲、李某乙、李某丙向陈某家属支付7万元赔偿金。另查明，李某甲、李某乙、李某丙领取了李某安葬费7千余元及抚恤金3万余元。李某甲、李某乙、李某丙主张，李某遗留的财物不足以支付其丧事费用和陈某死亡赔偿金，遂诉至法院要求熊某承担前述费用总和的四分之一。
裁判结果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丧葬费的负担问题。无论是作为子女的李某甲、李某乙、李某丙，亦或者是作为配偶的熊某，均负有妥善安葬李某的义务。李某甲、李某乙与李某丙在李某死亡后对其进行安葬，系其作为子女对父母应尽的义务。熊某作为李某配偶，理应负担对李某的安葬义务，但其已75岁高龄，本就存在赡养需求且无子女，考虑到李某甲、李某乙与李某丙已将李某的安葬费和抚恤金全部领取，遂判决驳回李某甲、李某乙、李某丙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虽然我国法律并未就丧葬费负担主体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但结合民法典中关于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义务及夫妻间负有相互扶养义务的规定，以及我国传统亲情道德及实践中近亲属对逝者遗体的安置习俗，应当认为妥善处理逝者身后事宜，系子女对其父母赡养义务、配偶对其另一半扶养义务的合理延续。本案中，熊某作为逝者李某遗孀，理应履行处理李某丧葬事宜的相关义务，但其年过古稀，本身尚需他人赡养。而李某甲等3人在全额领取李某安葬费及抚恤金等的情况下，仍要求无经济能力且年事已高的熊某共同分担丧葬费，不仅于理不合，更于情不忍。此外，因处理李某丧葬事宜造成义务帮工人死亡，进而产生的相关纠纷责任，与熊某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李某甲等3人要求熊某共担因赔偿义务帮工人死亡产生的赔偿责任更是于法无据。本案判决驳回李某甲等3人的诉讼请求，符合法理、兼顾情理，不仅保护了个案中孤身老年继母的合法权益，更有利于引导全社会形成孝善和谐的家庭观念。
文/民一庭
编辑 校对/陈柳汐 胡雅茹 张琪琦
审核/郭金生
往期回顾BREAK AWAY市高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曹天明调研督导市三中法院辖区审执工作
你问我答｜网络主播为公司带货，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市三中法院召开辖区两级法院立案条线工作会 |
12 | 让专利变成“红利”！2024年上海市专利转化运用十大典型案例公布 | 按照国家《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5年）》和《上海市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相关部署要求，为及时推广本市开展专利产业化的有效做法和典型经验，市知识产权局评选形成了《2024年上海市专利转化运用十大典型案例》，在全市营造有利于专利转化运用的良好氛围。
案例1—上海交通大学
“完成人实施”模式助力高校专利技术创新创业
上海交通大学首创“完成人实施”成果转化模式，按照一定的比例，由学校和教师共享专利权，支持教师按照专利成本价格回购学校专利权自主创业或按照三方评估价格向科技企业转让，形成了“职务科技成果赋权完成人+教师自主实施创业+高校未来收益保证”的成果转化新路径，进一步解除科技成果转化制度束缚，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业活力。
该模式极大激励了教师创新创业积极性，成功孵化了“术锐®机器人”等一大批优质科技企业。术锐®机器人自主研发的我国首台获批上市的单孔腔镜手术机器人已完成手术逾500例，手术成功率100%；临床实践中包含了多项世界、亚洲或中国的首例术式超33项。目前，术锐机器人已形成了完备的自主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截至2024年1月底，公司提出全球知识产权694项（已授权353项，待授权341项），拥有中国专利177项、海外专利78项，全球待授权专利申请326项，全球注册商标和商标申请113项。
案例2—同济大学
以评促转，打造高校科技硬实力宣传平台
同济大学建立“十大最具转化潜力科技成果”年度评选机制，自2020年起，面向各学院、附属医院及学校控股所属公司的科研团队或人员，连续4年举办年度“十大最具转化潜力科技成果”评选活动，前三届活动累计收到近200项专利和300余位科研人员参与评选，有效探索了立足市场化、着重产业化的高校科技成果多元评价体系。
通过持续举办十大成果评选活动，建立系统化成果评估服务体系，为后期成果产业化培育孵化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医药健康、新材料、先进制造、能源环保等优势领域，组建了来自学术界、产业界和投资界的专家顾问、技术经理人、科学家团队为核心的评估服务团队，对科技成果的科学性、创新性、先进性、成熟度、应用价值和转化效果等进行判断和分析。同时，对最终评选诞生的年度“十大最具转化潜力科技成果”，同济大学还提供知识产权专业运营服务和转化孵化资金，每个项目最多可获得100万元的概念验证经费。
案例3—华东理工大学
以“共享”为特色、以“许可”为模式 “校企”协同促进高校知识产权运营
华东理工大学设立了专职技术转移机构，实行知识产权全周期管理，通过赋予发明人更大自主权、处置权，与教师“共享”，催生研发与转化活力；构建跨单位协同创新团队，与其他科研院所、企业“共享”，协同攻关“卡脖子”技术；重视布局行业关键共性技术攻关，与行业“共享”，联合行业多家龙头企业解决行业难题，革新制造生态。
华东理工大学煤气化技术研发团队通过产学研结合，先后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水煤浆气化、粉煤气化和气态烃转化等三类先进大型含碳物质气化技术。目前，在煤气化技术领域已授权发明专利100余项中国专利和3项美国专利，并构建若干技术秘密的高价值知识产权组合。在成果转化方面，煤气化技术应用推广100多个气化项目、近300台气化炉，原料煤处理能力总计超过30万吨煤/天，形成了基于原料、产品特性与规模的系列煤气化技术，有力支撑了我国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相关专利在全球进行专利技术许可近百次，许可费超10亿元，创造经济价值500亿/年。
案例4—上海科技大学
专利独占许可模式促进“校企”双向赋能
上海科技大学设立以科创产业化方式运作的技术转移办公室，构建专利运营和科技成果转化早期融资“双平台”，以专利独占许可的形式，深度推动在校师生创业融资，形成了学校专利技术商业化的企业集群。2018年至今，学校专利许可合同金额累计超过70亿元，成功孵化企业47家，获得早期创业融资超过17亿元，投后估值超过70亿元。
2019年，陈佳教授和课题组学生以“新型碱基编辑治疗遗传性疾病”项目参加了学校技术转移办公室举办的《上海科技大学第二届创新创业大会》，并获得三等奖，吸引到众多投资机构关注。在技术转移办公室推动下，2020年8月在上科大科创产业早期孵化器成立正序（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了数千万元的天使轮融资和近3亿元的A轮融资，上科大与正序生物签署了总额超过1.7亿元专利组合的全球独占许可协议。2024年1月，正序公司的基因编辑药物CS-101，成功治愈一名重型β-地中海贫血症患者，这是全球首次通过碱基编辑疗法治愈血红蛋白病患者，开启了把公司专利技术推向市场应用的序幕。
案例5—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产学研医企合作让医疗“专利”变病患“福利”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建立产学研医企合作的成果转化全流程管理体系，由临床医生，技术人员、技术转化人员、医疗企业共同合作，注重知识产权壁垒建设和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形成如“鸿鹄”关节置换手术机器人等一批打破国际垄断的高端医疗器械产品。
“鸿鹄”关节置换手术机器人是九院骨科联合微创机器人公司合作自主研发，成功解决了国产高端手术机器人底层核心部件与上游产业链高度依赖进口的“卡脖子”难题,打破了国外垄断,具有国际先进性。“鸿鹄”是我国首个同时获得NMPA、FDA、CE、ANVISA认证的骨科手术机器人，目前已通过美国、欧洲、巴西等多个海外市场准入要求。截至2024年4月中旬，全球累计TKA手术量突破1100例，临床应用覆盖国内外近70家医院的骨科、关节外科、运动医学科。
迄今，九院医企合作项目共计取得了20张医疗产品注册证，即20个实际产品造福广大病患，真正实现了医疗“专利”变病患“福利”的医学创新研究目标。
案例6—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创新知识产权管理模式促进公立医院专利成果转化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建立原创性探索的成果转化全流程管理体系，从尽职免责、决策流程、资金募集、拓宽收益分配、第三方机构合作、人才评价体系、赋权改革、作价入股等多方面探索成果转化体系创新；同时，首创设立医院科技创新基金，结题要求为知识产权项目签订正式转化协议。
如中山医院肝外科樊嘉院士、周俭教授团队的“血浆游离DNA甲基化标志物在肝脏肿瘤检测中的用途”专利，拥有更高的敏感性，低成本，能够广泛临床应用，造福于病患。该专利以“入门费+销售提成”的方式，于2023年转化给江苏鹍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对后续专利形成的产品约定了1%的销售额提成。
近三年，中山医院申请专利近2400件，专利授权1200余件，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转化300余项，签约总金额超1.18亿元，并有多项产品投产之后获得销售额提成，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有助于未来公立医院科技成果转化新模式的探索。
案例7—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聚焦新材料“卡脖子”难题 促进半导体成套专利产业化
氟化钙晶体是重要的窗口和透镜材料，在半导体、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等先进制造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上海硅酸盐所整合所内外产学研资源，嵌入专利导航跟踪国内外发展态势，支撑科学研究，培育高价值专利，建立知识产权壁垒，形成专利库，将科研成果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目标实现i-line光刻级氟化钙晶体材料的国产替代。
上海硅酸盐所将持有的八英寸紫外级氟化钙晶体成套制备技术相关专利6项及其配套技术共作价3000万元实现技术转化，与半导体企业联合共建“氟化物晶体联合实验室”，打通院所与企业的技术需求的堵点，不断提高晶体产品紫外品质，推动技术的国产替代步伐。通过三年中试开发验证，已助力企业建立标准化氟化钙晶体生长模式和批量化制备平台，具备具备年产量≥500块毛坯料的生产能力和稳定的批量供货能力，并建立氟化钙晶体加工产线，为大口径氟化钙元件全链条的发展提供全面支撑。相关产品关键性能指标均已达到国际同等产品水平，实现了i-line光刻级氟化钙晶体材料的国产替代。
案例8—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加强知识产权全球布局 促进创新药成功上市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构建促进新药知识产权创造、保护与转化运用的生态系统，采用“以疾病为中心、领域首席科学家领衔、多学科交叉合作的新药创新大团队”组织模式，加强PCT国际专利申请布局，并建立灵活普适的专利转化收益分配制度，2023年，新提交PCT专利申请123件，新转化项目11项涉及14件专利，合同金额6.85亿元，三款1类新药成功获批上市。
海益坦®谷美替尼片(研发代号:SCC244)是上海药物所与海和药物研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化学1.1类新药，相关专利荣获第24届中国专利银奖，还在美国、日本、俄罗斯、韩国、德国、法国、英国等20个国家获得专利授权。该药于2023年3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在中国获得附条件批准上市，是国内首个该靶点一/二线人群同时获批的创新药。该药还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授予具有MET基因变异的非小细胞肺癌孤儿药资格，并已在日本提交上市许可申请。上市一年来在中国已惠及千余名患者，预计未来三年（2024-2026年）药品累计销售收入有望达到15亿元左右。
案例9—拉扎斯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饿了么）
信息无障碍 专利免费开放许可让有温度的专利服务社会
“信息无障碍”是指无论健全人还是残疾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平等、方便、无障碍地获取并利用信息。饿了么多年来坚持产品的无障碍优化，APP完成了餐饮及零售下单全链路改造，也正式上线长辈模式，为视障和老年用户打造了比较好的使用体验。同时，也推出了电子沟通卡等多项举措，为听障外卖骑手服务，帮助骑手在配送时实现快速便利的沟通。
饿了么免费开放许可的13件“信息无障碍”专利正是在此类场景下产出并运用的。比如“一种信息播放方法、装置、电子设备以及存储介质”专利，让用户在无障碍模式下点击控件等页面元素，可播放隐藏信息，优化视障人群体验。又如“带残障骑士认证沟通图形用户界面显示屏幕面板”专利，用于辅助听障骑手沟通的电子沟通卡，其对应的功能在线上为饿了么平台超过3000名听障骑手服务。饿了么也成立了“信息无障碍专利开放工作组”专项推进开放许可工作。
2023年，饿了么13件“信息无障碍”专利与8家公司成功达成专利免费开放许可交易，并于当年完成首批代码技术交付。
案例10——各区“专利超市”
铺设“专利超市” 让专利技术“中低价交易、高频次流转”
2023年下半年，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在相关专利密集型园区先后铺设了15家“专利超市”，旨在通过集中发布专利许可转让信息，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之间建立快速、便捷、高效的信息匹配机制，让专利技术实现“中低价交易、高频次流转”。
如，上海市宝山区知识产权局牵头，联合上海大学、上海宝武建立的“长三角浦江知光连锁专利超市”，以上海大学专利成果为源头，依托上海大学长三角相关研究院，业务覆盖宝山、无锡、绍兴、合肥等长三角区域，形成专利转化协作网络，推动上海高校、央企分别达成本市专利开放许可交易第一单；上海市闵行区知识产权局牵头，联合上海交大、华师大、紫竹高新区、临港浦江国际科技城建立的“闵知惠专利超市”，打造“政校园服”知识产权服务平台，促成紫竹高新区企业58件专利与荣耀公司完成交易、上海交大达成千万级交易。
2023年下半年以来，15个“专利超市”累计挂牌专利7421件，达成交易417件，成交金额7.9亿元，除1件新药专利成交6亿元外，其他专利平均每件成交金额45万元左右。
了解更多，请点击“阅读原文”，如显示“将要访问”，请选择“继续访问”。
来源：上海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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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来自执法部门的专家和资深律师带您梳理：??广告法与电子游戏营销实务??游戏推广中的常见法律风险了解游戏行业广告合规监管，助力游戏广告合规投放！ |
12 | 河南高院：建设工程和房地产条线“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典型案例 | 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引导作用，引导全省法院高质效办理涉民营企业建设工程和房地产合同纠纷案件，在全社会营造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的良好氛围，民四庭从全省法院办理的建设工程和房地产合同纠纷案件中筛选出了5件典型案例，向社会发布。
案 例 一
再审申请人开封某公司与被申请人赵某、齐某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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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案情
赵某和齐某系夫妻关系。2011年8月，赵某、齐某分别与开封某公司签订《房源认购书》，认购开封某公司开发的万丽铂金瀚宫B6号、B11号、B12-14号商铺，单价分别为13100元、单价16000元、16600元，总价共计8434922元。并约定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后，房源认购书自然失效，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为准。赵某、齐某共计支付购房款6017463元。开封某公司取得预售许可证后，将涉案商铺登记在其公司名下。由于双方在履行过程中产生分歧，对商铺单价不能协商一致，至今未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赵某、齐某为此诉至法院，要求解除房源认购书，双倍返还定金，返还购房款及利息。
本案诉讼历经多次审理程序，经省法院指令再审，开封中院改判解除《房源认购书》，开封某公司退还购房款601万余元及利息。开封某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省法院申请再审。因本案纠纷，开封某公司多套住宅和商铺被查封，且涉案商铺无法正常交易或投入使用。加之目前房地产市场下行，开封某公司资金链断裂、账户房产被查封，面临经营生存困境。
二、调解过程
本案中，双方主要争议是房屋单价问题。鉴于近两年房地产市场下行趋势明显，涉案商铺现在市场价格一路下滑，远低于《房源认购书》约定价格，甚至亦低于赵某、齐某最初要求的9999元/平方。经过三轮背靠背调解，双方最终达成以9999元/平方签订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调解协议。在承办法官指导下，双方当事人详细对已交应退房款、物业费、过户费、解除查封等可能涉及的细节进行一揽子解决。
三、典型意义
承办法官秉持“终局思维”办案理念，历经十一个版本的调解方案，三十余次电话沟通，五次面对面磋商，双方就十多年的纠纷最终达成调解协议。该案通过调解方式实现了矛盾纠纷的实质化解，使民营企业解除了长期困扰自身经营发展的诉讼包袱，诠释了人民法院坚持公正高效善意文明司法，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及服务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心。
案 例 二
再审申请人洛阳某科技公司与被申请人洛阳某工程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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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案情
2016年3月21日，洛阳某工程公司从洛阳某科技公司处购买9间房屋，双方签订《购房协议书》，约定定金80万，首付款249万，剩余款项200万元贷款解决。洛阳某工程公司支付80万定金后，洛阳某科技公司将房屋交付给洛阳某工程公司进行装修。后洛阳某工程公司未按约支付剩余房款，双方产生纠纷。洛阳某科技公司另案起诉洛阳某工程公司，请求解除合同并承担违约金，法院判决解除合同、返还房屋、80万定金不予返还。本案中，洛阳某工程公司起诉洛阳某科技公司主张装修损失，生效判决认为洛阳某科技公司在未收到房款时交付房屋并允许装修。存在一定过错，且洛阳某科技公司是装修的受益者，酌定洛阳某科技公司承担30%的装修费用50万元。洛阳某科技公司不服，向省法院申请再审。
二、调解过程
承办法官在案件办理中了解到与本案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关联的建设工程欠款未得到解决。本案二审判决作出后，双方矛盾并未化解，还存在后续诉讼的可能性。本着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的理念，经过现场勘察、实地走访，数次组织协商，最终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一揽子解决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装修损失纠纷、恢复原状纠纷以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等4个纠纷。
三、典型意义
洛阳某工程公司法定代表人系残疾人，属弱势群体。洛阳某科技公司系当地政府招商引资企业，两个企业之间曾存在长期良好的合作历史。承办法官通过一揽子解决方案，实现“一案调、多案解”的矛盾纠纷化解最优解，用实际行动体现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案 例 三
河南某建设有限公司与通许县某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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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案情
2018年11月8日，河南某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建设公司）与通许县某局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某建设公司承包施工通许县建筑节能施工项目第十标段工程，签约合同价为2507167.55元，合同价格形式为总价合同。后案涉工程项目通过验收，通许县某局未按约定节点支付全部工程款。某建设公司称，实际施工过程中，合同之外增加有部分工程量，并提供视频光盘一份，视频显示通许县某局时任领导在包含案涉工程的第一至十五标段协调会上，对超出合同范围施工面积明确表态据实结算。经法院委托鉴定，对比中标工程量，合同外增加工程量对应价款为479976.36元。通许县某局辩称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为总价合同，合同约定价款之外不应再增加。
二、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虽然双方所签订的合同是固定价格合同，但是在实际施工过程中，通许县某局时任领导在各标段协调会上明确承诺超出合同工程量部分据实结算，其在协调会上的表态是履行职务行为，应对通许县某局产生效力。且本案主合同工程价款为2507167.55元，经鉴定超出合同增量价款为479976.36元，与合同价款相比，增幅较大，据实结算更符合公平原则。因此，一、二审判决均支持某建设公司的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民营企业被拖欠款项问题屡见不鲜，尤其是民营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民事经济往来，民营企业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本案工程发包方为政府部门，施工方为民营企业。政府部门已对案涉工程进行了验收，实际施工中工程存在大量增量。法院基于查明的案件事实，依法支持了民营企业主张工程款的诉求，符合对民营企业平等保护的基本要求。
案 例 四
某建筑公司与某房地产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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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案情
2018年6月1日，某建筑公司与某房地产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组织人员进场施工。双方因工程进度款支付问题产生纠纷，导致案涉工程停工。2021年1月20日，某建筑公司将某房地产公司诉至法院。
诉讼过程中，某建筑公司提出司法鉴定申请，请求对项目的工程造价及停工损失进行鉴定。经法院委托，鉴定机构作出建设工程造价司法鉴定意见书。
二、裁判结果
案涉项目由于资金断裂导致停工烂尾，近2亿元工程款无力支付，1200余名业主无法及时交房，处置难度大，信访风险高。通过实地勘察工程现状、全面听取施工人和业主代表诉求，深入研判项目重启复工、交楼办证等问题。经过充分评议，合议庭认为该楼盘位置优越，且有意向投资者，盘活可能性较大，但因涉及项目停工、区域稳定、群众关切、造价鉴定等因素，无法及时有效审结案件，化解纠纷。为早日化解纠纷、保障购房群众利益，合议庭结合案件案情和双方当事人的诉求，决定先行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促成施工单位尽快退场。在作出先行判决后，合议庭又对双方争议较大的工程价款等问题作出后续判决，双方当事人对先行判决及后续判决均服判息诉。
三、典型意义
为破解涉诉问题楼盘“清场难”“周期长”“风险高”等难题，推动矛盾纠纷实质化解，助力烂尾近三年的案涉建设项目复工续建。法院先行判决解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有效促使原施工单位尽快撤场，督促建设单位寻找新的施工单位尽快复工复产，保障了购房居民的利益，形成多方共赢的结果。有效减轻了企业诉讼负累，避免了追要工程款等连锁事件的产生，通过精准司法服务，有力保障了市场主体平稳运行。
案 例 五
中国某公司与河南某公司、毛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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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要案情
2017年4月，中国某公司与河南某公司签订《土建施工承包合同》，中国某公司将某项目土建工程发包给河南某公司施工，约定工程款支付前必须提供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随后，河南某公司与毛某又签订《工程项目内部管理合同》，将上述工程项目以内部承包的方式交由毛某施工，并约定毛某应上交河南某公司的管理服务费为工程项目总造价1%（不含税金），企业所得税按照给建设方开具发票金额的2%收取，河南某公司按照每次收款金额乘以上述比例收取管理服务费及企业所得税。合同签订后，毛某组织对案涉工程项目进行施工。在案涉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中国某公司直接向河南某公司已支付工程款中未开具发票金额为17850257.33元。双方因发票的开具问题发生纠纷，中国某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河南某公司、毛某开具金额为17850257.33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二、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土建施工承包合同》明确约定，工程款支付前河南某公司必须向中国某公司提供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虽然案涉《土建施工承包合同》、《工程项目内部管理合同》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属无效合同，但是承包人向发包人开具工程款发票既是承包人的法定义务也是其合同附随义务。毛某作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河南某公司作为出借资质的被挂靠人，均应履行开具发票义务。经审理，汝州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河南某公司、毛某向中国某公司开具17850257.33元的工程款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
三、典型意义
因增值税发票可以抵扣相应税金，对付款企业具有经济利益，所以在建设工程领域，建筑企业一般会对税费的承担、发票的开具进行约定。同时，根据税法相关规定，收款人开具发票是其法定义务。没有发票，付款企业无法进行会计核算，不能依法抵扣税金，势必增加付款企业的经营成本。依法判决承包人限期履行开具发票义务，是人民法院为保护建设工程领域发包人，特别是民营发包人合法权益的生动体现。
来源：省法院民四庭
审核：李会军
编辑：赵鹏博 贾共鑫 |
12 |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纪念国家赔偿法颁布三十周年典型案例 | 1994年5月1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该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2010年、2012年分别进行了修正。
国家赔偿法是体现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的重要法律。该法颁布三十年来，对于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三十年来，人民法院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认真贯彻实施国家赔偿法，持续推动国家赔偿审判工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稳步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紧紧围绕“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充分发挥国家赔偿审判工作平冤理直、扶危济困、保障人权、规范公权的职能作用，依法能动履职尽责，进一步推动国家赔偿审判工作科学健康发展。
为纪念国家赔偿法颁布三十周年，最高人民法院从三十年来人民法院审理的司法赔偿案件中，精选出四个案例予以发布。四个案例中，有的属于国家赔偿领域的标志性、影响性案件，有的对法律修改以及司法解释制定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既有刑事冤错案件受害人或其家属依法获得赔偿的案例，如吴春红、张氏叔侄、呼格吉勒图家属申请赔偿案；也有涉及产权保护的案例，如沈阳某房地产公司申请赔偿案。所发布案例分别涉及人身自由损害赔偿、生命健康损害赔偿、财产损害赔偿等案由。
新征程上，人民法院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进一步做好做实贯彻实施国家赔偿法各项工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纪念国家赔偿法颁布三十周年
典型案例
目录
1.吴春红申请再审无罪赔偿案
2.张辉、张高平申请再审无罪赔偿案
3.呼格吉勒图家属申请再审无罪赔偿案
4.沈阳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刑事违法扣押赔偿案
1.吴春红申请再审无罪赔偿案
【入选理由】
本案是最高人民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审理并作出国家赔偿决定的案件，入选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1年度十大案件。
【基本案情】
吴春红因涉嫌故意杀人被判处无期徒刑。最高人民法院指令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后，该院于2020年2月24日作出再审判决，撤销一、二审判决，宣告吴春红无罪。2020年6月，吴春红申请国家赔偿。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决定后，吴春红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裁判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于2021年4月23日作出（2020）最高法委赔25号国家赔偿决定，对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国家赔偿决定中赔偿吴春红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及向吴春红赔礼道歉予以维持，并决定按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以及2021年4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将精神损害抚慰金由68万元提高至120万元。
【典型意义】
如何对刑事冤错案件受害人给予更好的补救，尤其是如何考量精神损害赔偿标准，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为落实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精神，最高人民法院立足司法实践，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适用新发布的解释规定，综合考量原判罪名、刑罚、羁押时间，受害人精神受损情况等诸多因素，决定提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最大限度地抚慰赔偿请求人所受精神创伤，将国家赔偿法权利救济的立法宗旨落实到位。
2.张辉、张高平申请再审无罪赔偿案
【入选理由】
对于刑事冤错案件受害人而言，能够及时充分获得赔偿尤为重要。张辉、张高平被错判有罪并被长期羁押，人民法院坚持有错必纠，在再审改判无罪后立即依法启动国家赔偿，对刑事冤错案件受害人给予应有的赔偿，以迅速而充分的补救让人民群众相信，正义终将不会缺席。
【基本案情】
张辉、张高平因涉及2003年发生的一起强奸致死案，被判决犯强奸罪并分别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和有期徒刑十五年。案经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3月26日公开宣判，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2013年5月2日，张辉、张高平申请国家赔偿。
【裁判结果】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判后即向张辉、张高平公开道歉，于收到国家赔偿申请的当日即立案并派人听取张辉、张高平的意见，十五日后即作出国家赔偿决定，认为：张辉、张高平自2003年5月23日被刑事拘留至2013年3月26日经再审无罪释放，应按照法定标准赔偿人身自由赔偿金，并综合考虑两人被错误定罪量刑、刑罚执行和工作生活受影响等具体情况，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该院遂于2013年5月17日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分别赔偿张辉、张高平人身自由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各110余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党的十八大以来较早纠正和赔偿的具有标杆意义的刑事冤错赔偿案件。人民法院坚持对刑事冤错案件有错必纠并对受害人依法及时充分赔偿，体现了国家追求司法公正与不断推动法治文明进步的鲜明态度。本案中，人民法院坚持“改、赔”紧密衔接，再审改判后即向张辉、张高平公开道歉，收到赔偿申请十五日后即作出国家赔偿决定，被评价为“赔得快也是一种正义”“赔得快对蒙冤者也是一种慰藉”。同时，人民法院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张辉、张高平被错误定罪量刑、刑罚执行和工作生活受影响等具体情况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些积极作为和探索，为推动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相关指导意见的出台，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3.呼格吉勒图家属申请再审无罪赔偿案
【入选理由】
本案原刑事案件的改判，在全国范围内具有重大影响。原错判死刑的判决已执行，经再审改判无罪，对死亡受害人家属从优给予赔偿，既表达了对逝者的哀悼和对生者的抚慰，也体现了国家对刑事冤错案件零容忍及有错必纠的坚定决心。
【基本案情】
1996年6月，呼格吉勒图被以犯故意杀人罪、流氓罪为由，被判处死刑，并于同月10日被执行死刑。2014年12月13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刑事判决：判决呼格吉勒图无罪。呼格吉勒图家属于2014年12月25日申请国家赔偿。
【裁判结果】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30日作出（2014）内法赔字第00001号国家赔偿决定，向赔偿请求人呼格吉勒图家属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呼格吉勒图生前被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2059621.4元。
【典型意义】
呼格吉勒图案的再审改判和国家赔偿，在国内外均产生重大影响。本案涉及再审改判无罪，受害人死亡。人民法院本着充分保护赔偿请求人合法权益的精神，认真研判并充分考虑受害人死亡给其家属造成的巨大精神痛苦等情况，从优确定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生前被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并予以赔偿的整体方案。此案通过对受害人家属给予充分救济，既表达了对逝者的哀悼和对生者的抚慰，也体现了国家对刑事冤错案件零容忍及有错必纠的坚定决心。
4.沈阳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刑事违法扣押赔偿案
【入选理由】
本案是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理并决定赔偿的首例涉及产权保护的刑事违法扣押赔偿案，其审判结果和过程，实现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彰显了产权保护国家赔偿必有担当。
【基本案情】
2005年至2006年间，沈阳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房地产公司）在参与村屯改造过程中，擅自扩大占地29.7亩。2008年，辽宁省公安厅在侦办兰胜台村干部黄某涉黑犯罪案件过程中，发现房地产公司及其人员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等犯罪，遂扣押该公司款项2000万元。案经审理，房地产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及原法定代表人被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定罪免刑，但前述2000万元未被生效判决认定为犯罪所得。刑事判决生效后，房地产公司申请国家赔偿。
【裁判结果】
本案审理中，房地产公司与辽宁省公安厅先于证据交换期间达成了返还财务文件的协议并于质证前履行完毕，后于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组织质证期间，经合议庭主持协商，双方自愿达成协议，由辽宁省公安厅于国家赔偿决定生效后30日内向房地产公司返还侦查期间扣押的2000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损失83万元。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查后依据该协议内容作出赔偿决定并当庭宣布，当日送达且全部履行完毕。
【典型意义】
学习贯彻党中央关于加强产权保护的重要精神，依法妥善处理涉产权保护案件，是人民法院落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重要举措。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依法认定辽宁省公安厅刑事扣押行为违法，并促成协商结案，保障了当事人合法权益，彰显了在国家赔偿程序中加强产权保护的责任担当。同时，本案敲响了大法官巡回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的“第一槌”，通过听取意见、证据交换、公开质证、分步协商、远程视频决议、电子签章等，有效促成了协议达成和当庭宣布决定、当日完成送达，体现了公正、高效、阳光、便民的司法追求。此外，本案所采用的利息赔偿规则，被《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所吸收，发挥出“审理一案、治理一片”的引领作用。
编辑：叶紫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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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因彩礼引发的婚姻家庭矛盾纠纷高发。2020年以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辖区两级法院共审结涉彩礼纠纷案件320件，判决支持返还的80件。分析发现，涉彩礼纠纷案件具有如下特点：从当事人看，以期望或已经缔结婚姻的男女双方为主，部分案件男女双方父母作为共同原告、共同被告，个别案件涉及老年人婚姻问题；从诉讼请求看，多为男方要求女方返还彩礼，少数案件要求对恋爱期间的转账、购置的车辆、房屋等进行分割；从案件事实看，双方多为经人介绍认识，短时间内确定恋爱关系或结婚。主要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多已按当地习俗举办婚礼或已经共同生活，部分案件女方已有怀孕、生育等情形；另一种是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已共同生活，但共同生活时间较短，有的案件仅共同生活几天即出现问题，反映出当下适婚群体“闪婚”“闪离”情况突出。
市五中法院辖区两级法院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切实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依法审结了一批彩礼纠纷案件，妥善平衡了双方利益，实质解决了矛盾纠纷，以案释法积极引导人民群众理性看待彩礼问题，司法助力营造健康、节俭、文明的婚嫁新风，让婚姻始于爱，彩礼归于礼。
此次发布的8件典型案例均是法院综合考量共同生活时间长短、是否办理结婚登记、是否孕育子女、是否存在过错等多重因素，结合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依法作出的判决。案例较好地平衡了男女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对于引导理性对待彩礼给付、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引导社会形成文明风尚、统一类似纠纷案件法律适用具有积极意义。
目 录
1
用于支付同居期间生活费用的钱款不属于彩礼，女方无需返还
2
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离婚时应当根据共同生活时间、给付方家庭收入情况等事实酌情返还彩礼
3
给付彩礼一方利用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恶意解除婚约的，其给付的高额彩礼不宜全部返还
4
数额较小的“见面礼”不属于彩礼，无需返还
5
未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时间较短，婚约一方可请求返还高额彩礼
6
女方在恋爱期间确有过错，同居时间较短且未能办理结婚登记的，彩礼应当全额返还
7
未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较短，应当考虑共同生活时长返还部分彩礼
8
一方在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付价值不大的礼物或礼金，不属于彩礼
案例一
用于支付同居期间生活费用的钱款不属于彩礼，女方无需返还
——熊某某与史某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
【基本案情】
熊某某与史某某（女）2017年认识，2018年建立恋爱关系，之后双方签订《定婚协议》，约定二人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互不干涉；约定熊某某支付史某某45000元，一方无理由提出分手时，应支付对方20000元；约定熊某某每月支付史某某3000元，并支付物管费、春节费、学费等；熊某某保留工资2000元，其余工资交由史某某保管并支出；约定如二人的子女有一方干涉双方感情的，双方就自己住；约定熊某某提出办理结婚证的，应支付史某某100000元，该资金留作双方以后的医疗费等。2018年3月至2022年2月期间，熊某某陆续微信转账支付史某某共计157308元。2022年2月二人产生纠纷，协商未果分手。熊某某诉至法院，主张上述款项均系以结婚为目的支付，具有彩礼性质，但交往期间双方未共同生活，现二人分手，未办理结婚登记，请求判令史某某返还上述款项。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认为，案涉《定婚协议》内容既包含了双方在同居期间的生活费用负担，又约定了如结婚由熊某某向史某某支付彩礼性质款项。其中第1-6条所涉及的财产、费用约定均不具有彩礼性质，第7条所约定的100000元虽具有彩礼性质，但该款并未实际支付。现有证据查实熊某某2018年3月至2022年2月期间支付史某某的157308元，均系双方在交往或同居生活期间支付，并非彩礼，而是熊某某为维护其与史某某的恋爱和同居关系而向史某某赠与的金钱及负担的生活费用，亦未超出合理生活费用，史某某无需返还该款项。熊某某以返还彩礼为由要求史某某返还支付款项的理由不成立，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一般而言，给付彩礼的主要目的在于促成男女双方缔结婚姻，彩礼的用途具有特定性。熊某某与史某某恋爱期间签订了《定婚协议》，从协议名称看有对双方婚姻问题进行约定的表象，但仔细审查协议内容，实为对双方在同居期间的生活费用负担问题的约定。熊某某向史某某的转账亦是多次分别进行，并非一次性给予较大数额的财物，转账款项用于二人交往或同居生活费用，且二人亦未论及结婚问题，故该款项并非彩礼，史某某无需返还该款项。该案依法正确认识、处理案涉《定婚协议》及转账款项性质、用途等问题，对双方恋爱期间财物往来作出公正评判，对于引导公众增强恋爱同居风险防范意识，规范、清楚签订同居书面协议，理性妥善处理婚恋纠纷，加强各自恋爱同居期间合法权益保障具有积极意义。
案例二
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离婚时应当根据共同生活时间、给付方家庭收入情况等事实酌情返还彩礼
——王某与唐某离婚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1年8月，王某与唐某（女）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双方共同生活至2021年9月20日。2021年8月8日，王某父亲向唐某转账支付30000元，次日又向唐某转账支付50000元。双方因经济问题等家庭琐事产生矛盾，王某2021年11月17日起诉离婚，并要求唐某返还彩礼80000元。审理中，唐某自述已返还王某28000元，王某家所在地村委会出具《证明》，载明王某父亲身处农村收入微薄，家庭十分困难，支付给唐某的80000元系从亲戚处挪借而来。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认为，双方同居生活时间较短，仅为四十天，再结合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王某要求唐某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的相关规定，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酌情认定唐某应向王某返还彩礼40000元，唐某已向王某返还彩礼28000元，故唐某还需向王某返还彩礼12000元。
【典型意义】
彩礼作为我国传统习俗，蕴含着男女双方及家庭对婚姻的期盼与祝福。然而，超出负担能力给付的彩礼已对彩礼给付方造成经济压力，特别是在双方虽已登记结婚但共同生活时间较短的情况下，若仅以双方已登记结婚即不返还彩礼，有违公平，也不利于弘扬社会文明新风尚。本案中，双方共同生活仅一个多月，时间特别短暂，婚后亦无生育子女，且8万元的彩礼相较身处农村、收入微薄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开支。特别是彩礼来源于给付方向亲戚挪借，支付行为已对给付方造成较重家庭负担的情况下，本案判决酌情返还部分彩礼，不仅能够较好地平衡双方当事人间的利益，也有助于倡导形成文明节俭的婚礼习俗。
案例三
给付彩礼一方利用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恶意解除婚约的，其给付的高额彩礼不宜全部返还
——方某某与杨某甲、杨某乙婚约财产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2年4月2日，方某某与杨某甲（女）通过相亲网站相识并自由恋爱。在恋爱期间，方某某多次给杨某甲转款共计118260元，注明用于归还首饰费用，支付盘缠费、房屋装修费、家具购置费以及相亲网站服务费等。2022年5月19日，方某某委托其父给杨某甲之父杨某乙转款668000元并注明用途为“聘金”。同日，方某某向杨某甲留言“老婆，礼金已经转出，麻烦叫你爸查收；我让我爸转的”。杨某乙年满60岁在老家办寿宴时，方某某随杨某甲回老家并以女婿身份给杨某乙磕头祝寿。杨某甲按方某某要求辞职备孕且已怀孕后，方某某以性格不合为由，于2022年8月提出与杨某甲分手。方某某于2022年9月起诉，请求杨某甲返还为结婚购买首饰等费用及聘金（彩礼款）786260元，杨某乙对聘金（彩礼款）668000元承担共同返还责任。杨某甲于2023年4月21日生育一子，由杨某甲直接抚养，方某某作为亲生父亲并未履行相应义务。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认为，方某某在恋爱期间向杨某甲转账118260元，并无给付彩礼的意思表示，部分款项实质用于方某某自身，且该款在恋爱期间已消耗，结合方某某的收入水平，认定该款不属于彩礼。对于方某某委托其父向杨某乙转款668000元，根据当地习俗，准女婿给老丈人祝寿时一般会赠送贺礼，结合方某某的经济基础，酌情认定其中的68000元为贺礼，其余600000元为彩礼。因方某某与杨某甲未办理结婚登记，加之给付的彩礼金额较大，故彩礼应当返还，但根据本案案情应适当返还而不是全额返还。综合考量方某某的经济能力、解除婚约的原因、双方共同生活以及彩礼使用情况等案件事实，酌定杨某甲、杨某乙返还彩礼200000元。
【典型意义】
彩礼是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一方按照婚嫁领域的传统习俗向另一方给付的礼金及贵重物品。给付彩礼的一方可以根据其经济能力自愿选择给付彩礼的数额，在其经济能力允许的情况下，给付高额彩礼符合其生活水平与消费习惯，不应被评价为高额彩礼陋习。虽然法律支持在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的情形下应返还彩礼，但现实生活中，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同居生活的情形普遍存在。在此期间，接受彩礼的一方基于对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将已收取的彩礼用于共同生活、养育共同子女。虽然当事人享有婚姻自主权，婚约在法律上亦无拘束力，但婚姻自主权也应受相关法律和公序良俗的约束。在接受彩礼的一方对解除婚约无过错且不存在借婚姻、恋爱为名索要高价彩礼的情况下，若支持全额返还彩礼，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给付彩礼的一方利用经济优势先给对方较多利益，一旦分手又要对方全额返还，有违公序良俗，伤害了女方的情感，不应得到支持。本案中，方某某是数家公司的股东和高管、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收入较高，经济上远优于女方。本案彩礼是方某某为追求女方，心甘情愿主动给付，不存在女方借婚姻索取财物的情形。双方因方某某单方面原因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同居生活且生育一子。因方某某不愿与女方结婚且未负担女方在怀孕期间产生的相关孕检、医疗、日常生活开支，以及生育住院、抚养与原告所生子女等费用，且女方辞职备孕后无工作和收入，使用彩礼开支上述费用具备合理性。判决酌情返还部分彩礼，能够较好地平衡双方当事人间的利益，引导树立正确的婚恋观，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弘扬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案例四
数额较小的“见面礼”不属于彩礼，无需返还
——李某与黄某婚约财产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2年8月30日，李某与黄某（女）经人介绍相识，之后确定了恋爱关系。同年9月2日，黄某到李某家中拜见李某父母时，李某在家中当场给付黄某见面礼2000元。9月20日，双方发生矛盾分手，李某起诉要求黄某返还其支付的见面礼2000元。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认为，李某与黄某因确定恋爱关系，黄某到李某家中与李某家人正式相见，李某给付黄某的礼金，既是对黄某作为恋爱对象的认可，也符合恋爱一方与对方父母相见时，对方给予一定金钱作为见面礼的风俗，并不具有缔结婚姻关系的目的，且数额较少，不属于彩礼范畴，属于李某对黄某的无条件赠与，不应当返还。法院判决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高额彩礼影响婚姻家庭和谐稳定的问题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话题，遏制高额彩礼陋习、培育文明乡风成为全社会的共同期盼，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就彩礼的返还问题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男方及家庭给予女方的金钱和财物并非均属于彩礼，并非均应当返还。传统习俗中，恋爱的一方拜见对方父母而接受的“见面礼”，一方在节日、生日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等，主要目的是增加彼此感情需要，数额也较少，属法律意义上不可撤销的赠与，故无需返还。
案例五
未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时间较短，婚约一方可请求返还高额彩礼
——彭某某诉张某英、张某红、吴某玲婚约财产纠纷一案
【基本案情】
2022年4月，彭某某与张某英（女）经人介绍相识恋爱谈婚，双方于次月开始同居生活。同年5月，彭某某为张某英购买了价值5万余元的订婚“三金”，此后又多次向张某英转账。同年8月，双方依照习俗和传统举行了结婚仪式，彭某某向张某英及其父母张某红、吴某玲给付彩礼共计16.8万元。后双方因生育子女等问题产生分歧，尚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即分手。彭某某遂起诉要求张某英、张某红、吴某玲共同返还彩礼及订婚“三金”共计29.5万元。
【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认为，彩礼是基于当地的风俗习惯，在男女双方订婚或结婚时，由婚约一方给付对方或对方家人的财物，作为婚约或婚姻成立的程序和标志，彩礼给付一般以缔结婚姻为目的。本案中，彭某某为与张某英结婚组建家庭，为张某英购买的订婚“三金”及给付张某英及其父母共计16.8万元的款项均符合彩礼的法律特征。彩礼给付以男女双方为利益代表，有的情况下双方的父母同为彩礼给付人和接收人。本案中，张某英、张某红、吴某玲作为彩礼的共同接收人，应共同承担返还彩礼的义务。综合考虑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且共同生活时间仅有三个月等因素，遂判令由张某英、张某红、吴某玲共同返彭某某订婚“三金”及彩礼15.12万元。
【典型意义】
彩礼作为传统婚嫁习俗的组成部分，是指男女双方在缔结婚姻关系时，一方根据当地习俗向婚约对方给付的钱物，与恋爱期间的一般赠与有本质区别。在我国传统中，子女的婚姻多由父母参与操办，给付、收取彩礼也大都有父母参与完成，将实际接收彩礼的婚约方父母作为共同被告，既符合传统习俗，也有利于查明彩礼数额及实际使用情况。返还数额则需要结合男女双方是否办理结婚登记、孕育子女情况、共同生活时间长短以及双方过错等因素进行综合认定，依法妥善平衡双方利益，让婚姻始于爱情、使彩礼归于礼仪，大力弘扬和推崇文明、健康、节俭的婚恋新风。
案例六
女方在恋爱期间确有过错，同居时间较短且未能办理结婚登记的，彩礼应当全额返还
——杨某某与秦某某婚约财产纠纷案
【基本案情】
秦某某（女）与案外人于2020年7月登记结婚，于2020年12月离婚。2020年9月，秦某某隐瞒婚姻状况，经人介绍与杨某某确定恋爱关系，经多次商定确定彩礼金额为6.8万元。2021年2月，二人办理婚宴，杨某某当场给付现金6.8万元，其中5万元是杨某某当天向亲戚的借款。婚宴后不久秦某某即失去联系，杨某某认为秦某某在恋爱期间与他人存在婚姻关系，且双方婚宴后未办理结婚登记，也未共同生活，遂起诉请求返还彩礼。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认为，现金支付彩礼是给付彩礼的主要方式，符合传统习俗，且有介绍人及借款人等证人作证，杨某某举示的证据能够证实其支付了彩礼现金6.8万元。杨某某与秦某某婚宴之后未办理结婚登记，且秦某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杨某某确立恋爱关系，主观上属恶意，有违公序良俗，秦某某应当返还彩礼6.8万元。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在确定彩礼是否返还以及返还比例时，可以根据彩礼实际使用情况，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以及是否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在认定是否属于彩礼及彩礼是否支付的问题上，该案充分考量了当地彩礼标准以及用现金支付彩礼的习俗；在认定彩礼返还的具体比例时，着重考量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以及当事人在婚姻未能缔结中的过错。2024年3月，央视《今日说法》栏目对本案进行了报道，该案判决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示范性，对于引导社会公众建立正确恋爱观，妥善处理婚恋纠纷具有积极意义。
案例七
未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较短，应当考虑共同生活时长返还部分彩礼
——蒲某某与何某某婚约财产纠纷案
【基本案情】
蒲某某丧偶后深感晚年生活孤独，想寻找伴侣共度余生，遂通过婚恋中介于2017年10月1日与离异的何某某（女）相识，并在婚恋中介见证下签订协议，约定蒲某某先支付何某某20000元。次日，蒲某某按约定向何某某支付结婚同居定金20000元，二人开始恋爱同居生活。11月15日，蒲某某再次向何某某支付家庭顾问工资100000元。之后因蒲某某子女反对，二人始终没有办理结婚登记。加之何某某为照顾年迈母亲，很少再与蒲某某同居生活，二人于2018年2月22日结束恋爱关系。蒲某某认为其以结婚为目的向何某某支付彩礼共计120000元，目前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应当全部返还，遂诉至法院，要求何某某全额退还。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认为，蒲某某与何某某通过婚介认识，双方交往之目的系奔共同生活而去，有较强的结婚预期。恋爱期间，蒲某某在较短时间内连续支付累计120000元，虽被冠以其他名目，但实质是希望余生能与何某某伴随生活，应属于彩礼。考虑到二人恋爱后曾短暂共同生活的事实，酌情认定何某某返还100000元。
【典型意义】
一般而言，涉彩礼纠纷多发生于年轻人群体，但离婚后再恋爱、再结婚“搭伙过晚年”已经被越来越多老年人接受。老年人恋爱结婚往往牵涉双方财产归属、分配、处置以及子女、家庭等众多问题，导致恋爱关系稳定性差，极易产生财产纠纷。本案即为离异老年人再恋爱引发的彩礼返还纠纷。本案中，男方支付高额彩礼后，共同生活状态仅维持数月，给付彩礼的目的无法全部实现，判决女方返还大部分彩礼，能够较好平衡当事人间的利益，引导树立正确的婚恋观。
案例八
一方在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付价值不大的礼物或礼金，不属于彩礼
——王某与罗某某婚约财产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2年2月，王某经人介绍认识罗某某（女），2022年3月正式确立恋爱关系。不久，王某携罗某某及其妹与父母见面，王某父母高兴不已，当日给付“见面礼”6600元。之后为给罗某某庆祝生日，王某又送出苹果手机作为生日礼物。随着感情逐渐升温，二人于2023年5月正式订婚，王某父母给付彩礼128000元和金手镯。2023年8月二人发生激烈矛盾，无法继续共同生活并选择分手，双方均已无再履行婚约的意愿。王某遂诉至法院，要求罗某某返还“见面礼”6600元和彩礼128000元，并将苹果手机和金手镯折现返还。罗某某同意返还彩礼和金手镯，但认为见面礼和苹果手机不属于彩礼，不同意返还。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认为，王某与罗某某虽然订立婚约，但未办理结婚登记，且二人也没有继续履行婚约的意愿，符合返还彩礼的法定情形。但王某父母给付的“见面礼”6600元，属于在双方第一次见面的特殊时点，王某父母作为长辈表达对罗某某情感认同的自愿赠与行为。王某为给罗某某庆祝生日所送苹果手机，更是基于恋人关系的纯粹赠与，上述行为目的均是为了增进双方感情，而非直接缔结婚姻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见面礼”6600元以及苹果手机，属于王某及其父母在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付罗某某价值不大的礼金及礼物，不属于彩礼，不应支持返还。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协商一致仅返还彩礼及金手镯，并当场履行完毕，实现案结事了。
【典型意义】
彩礼是婚恋期间赠与物的重要形式，与婚恋期间其他一般赠与相比，虽然当事人在实施行为时的目的和动机相似，但是给付彩礼一般基于当地风俗习惯，直接目的是缔结婚姻关系，有相对特定的内涵和外延范围。婚恋期间的赠与物有的并非“彩礼”，而仅仅是为了增进感情的一种纯粹赠与。认定婚恋期间给付的财物是否属于彩礼，可以通过给付时间是否在谈婚论嫁阶段，双方父母或媒人是否有商谈、财物价值大小等因素综合判断。对于一方在节日或者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财物或者双方婚前交往中日常消费性支出，不应认定为彩礼。本案适用新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相关规定，明确了彩礼与婚恋期间一般赠与的区别，准确界定了彩礼的范围，较好平衡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同时通过充分释法说理和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让双方当事人认可并接受，最终达成调解协议并当场履行，实现案结事了，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来源：民一庭
编辑：渝五法宣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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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上海金融法院发布投资者保护典型案例 | 作为资本市场法治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践行者，上海金融法院坚持依法履行金融审判职责、完善投资者司法保护机制、加强投资者教育工作，持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引领国际的投资者权益保护最佳方案，全力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适逢“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上海金融法院精选五件投资者保护典型案例予以发布，涉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期货居间人法律义务、资管产品清算及赔偿责任、老年人投资权益保护、在线平台电子仲裁条款认定等问题，以进一步发挥金融司法裁判规则指引作用，在全社会倡导理性投资，强化投资风险意识，促进金融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01
预测性信息故意造假不应受安全港原则保护——朱某诉某科技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
一、调解要旨
上市公司故意财务造假，其业绩快报中包含该财务造假信息，且符合重大性要件，则预测性信息不受安全港原则保护。发布预测性信息的行为构成虚假陈述，应承担赔偿责任。参照法院确定的损失计算标准，投资者与上市公司可进行和解，快速解决纠纷。
二、基本案情
2022年初，某科技公司发布业绩快报。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明显增长，整体收入规模稳步提升。风险提示部分称，本公告所载2021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可能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具体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1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后该上市公司发布2021年年报，年报内容与业绩快报无实质差异。
后上市公司对业绩快报和年报中提及的财务指标进行更正，并因此被监管部门出具警示函。该上市公司于2023年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监管部门认定上市公司存在虚减营业成本进而虚增利润的违法事实，故意财务造假导致上市公司披露的2021年年报财务数据及相关信息不真实、不准确，2021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构成虚假陈述行为。上市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均受到行政处罚。
投资者起诉至法院，要求上市公司及相关责任人赔偿因虚假陈述造成的损失，并主张业绩快报发布日为实施日。上市公司主张虚假行为仅涉及年报，业绩快报系预测性信息，不构成虚假陈述。
三、法院意见
法院认为，上市公司故意财务造假并在业绩快报中首次发布，后续披露的年度报告亦包含该虚假内容。该上市公司发布的业绩快报，虽属于预测性信息，但不受安全港规则保护，构成虚假陈述。首先，预测信息与实际经营情况存在重大差异，虚增利润总额约占当期披露金额一半以上。其次，相关司法解释明确“预测性信息所依据的基本假设、选用的会计政策等编制基础明显不合理的”，不受安全港原则保护。举轻以明重，伪造合同故意进行财务造假明显比基本假设、选用的会计政策等编制基础明显不合理的情况严重，此类情况更不应受安全港原则保护。本案被告通过故意财务造假大幅虚增利润，据此发布的业绩快报显然也不应受安全港原则保护。第三，证券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年度报告的虚假陈述作出行政处罚，而业绩快报和年报数据基本一致，应当视为一个整体。上市公司发布年报的行为被处罚，吸收了前面预测信息这一相对较轻微的行为，不代表前面的行为不重大，业绩快报较早发布，且为公众所知悉，应当以业绩快报发布日作为实施日。
上海金融法院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并经审慎论证的基础上，确定了适格投资者范围及损失计算标准，并在法院主持下组织投资者和上市公司达成调解协议，实现多方共赢。
四、法官提示
本案系上海金融法院首例通过诉前调解方式化解的涉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案件，是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司法监管协同推动诉源治理的落地实践，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对上市公司而言，本案中的上市公司属于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在环保等新兴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获得多项国家发明专利。法院充分评估科创板上市公司的特点和主要诉求后，联合属地监管部门等机构形成合力，共同促成该案于诉前阶段一揽子化解，其他投资者也参照该调解方案于诉前顺利化解，将诉讼对上市公司正常经营的影响降至最低。对投资者而言，其与上市公司快速达成和解，无需经过一审甚至二审的诉讼流程，更快获得赔偿款。此外，建议投资者密切关注上市公司各类公告，理性投资，一旦发现权利受损应及时主张，避免延误诉讼时效。对法院主持调解的纠纷案件，建议投资者积极参与以快速获得救济。
五、合议庭成员
徐玮（审判长）、周欣、杨立转（主审）
02
期货居间人的信义义务和责任承担——张某某诉某信息技术公司等其他期货交易纠纷案
一、裁判要旨
作为期货公司业务范围的延展人及期货交易服务的提供者，期货居间人对投资者负有信义义务，不得误导和欺诈投资者。期货居间人违反信义义务，借助并放任“喊单”行为，诱使投资者频繁交易导致投资损失的，应当按其过错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二、基本案情
2019年8月20日，某期货公司（甲方）与某信息技术公司（乙方）签订《期货居间协议》，约定委托推广期货业务，由乙方向甲方推荐客户，并促成客户与甲方签订期货经纪合同。乙方有义务向客户明示其居间人身份，乙方介绍客户交易总净手续费按95%的比例计算乙方的居间报酬。
张某某在交易论坛上结识“韩某”（真实姓名和身份不明），通过微信接受其投资指导。经介绍，张某某通过在线方式在某期货公司开设期货账户，开户的居间人即为某信息技术公司。相关协议明确居间人不得从事诱使客户频繁交易的行为，交易中的部分手续费将作为报酬支付给居间人。根据适当性评估结果，某期货公司确认张某某的风险承受能力为C4。
开设期货账户后，张某某跟随“韩某”的指令进行期货交易操作。期间，曾就调低手续费费率及确认“韩某”身份等事宜通过某信息技术公司向期货公司进行沟通。因在“韩某”指令下频繁从事交易，自2019年8月27日起至同年11月19日止，张某某在某期货公司共入金238万元，出金191.2万元，投资亏损为46.8万元。
2019年11月20日，张某某向某期货公司投诉，并向相关监管部门反映情况。某期货公司向监管部门出具核查报告，指出“韩某”并非期货公司及居间人的工作人员。同时，某期货公司向某信息技术公司发出《警示函》，要求立即整改。某信息技术公司收到《警示函》后，表示将立即开展整改，并积极跟进投诉处理。
张某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某信息技术公司等赔偿其投资损失46.8万元及利息。
三、法院裁判
法院认为，某信息技术公司是受某期货公司委托，为某期货公司提供订立期货经纪合同的中介服务，由某期货公司向其支付报酬的期货居间人。作为期货公司业务范围的延展人及期货交易服务的提供者，期货公司居间人也应当履行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规定的适用于期货公司的对投资者的相关义务。期货居间人的报酬多以客户手续费返佣的方式支付，某信息技术公司的返佣比例高达95%。因此，期货居间人对投资者应当负有信义义务，坚持投资者利益优先原则，诚实守信、勤勉尽责，避免与投资者发生利益冲突，披露可能影响投资者决策的重要信息。某信息技术公司违反信义义务，借助“韩某”对投资者的影响而获得客户，放任“韩某”的“带单、喊单”行为，导致张某某在对相关风险认知不充分的情况下开户并进行频繁交易，发生了手续费损失。某信息技术公司对张某某的经济损失负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鉴于张某某的风险测评结果为C4，属于有经验的投资者，其应当知晓期货交易的风险，对损失也有一定责任。综合考虑期货交易中投资者的风险责任、张某某和某信息技术公司的过错程度，以及某信息技术公司违反信义义务对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等因素，酌定某信息技术公司赔偿张某某期货交易账户损失的40%。
四、法官提示
随着我国期货行业的发展，期货居间人在宣传期货业务、服务客户、扩大期货交易规模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非法投资咨询、诱导开户、喊单带单等违规行为，由此引发纠纷。本案基于期货居间业务的特殊性，明确期货居间人义务和期货公司对居间人的管理责任，有利于保护期货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期货居间业务规范健康发展。期货居间人应严格遵守居间业务相关的法律法规、居间合同约定进行展业，对投资者诚实守信、勤勉尽责。期货公司应切实承担居间人管理主体责任，加强事前准入把关，审慎选任居间人，加强过程监管，尽责管理居间人，事后强化处分，严格约束居间人。投资者应充分评估期货投资的风险和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谨慎选择正规、合法的期货交易平台进行交易，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和资金安全，远离“带单喊单”，避免跟风操作，牢记“投资有风险”，作出理性的投资决策。
五、合议庭成员
沈竹莺（审判长、主审）、童蕾、项鉴为（人民陪审员）
03
资管产品清算义务与管理人责任的认定——邓某诉某证券公司等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
一、裁判要旨
资管计划到期后投资者损失的确定一般应以清算为前提，但管理人长期未履行清算义务且无证据证明尚存在可清算资产的，可合理认定投资者损失已客观产生。管理人因过错承担赔偿责任后，若资管计划清算完成后仍有可分配资金的，管理人按赔付比例扣除相应款项后将剩余资金依约向投资者分配。
二、基本案情
2016年12月，某证券公司设立资产管理计划，投资标的是某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设立的信托计划，该信托计划以信托资金受让某公司持有的某珠宝公司100%股权的股权收益权。同时某公司与某信托公司签订《回购合同》，约定某公司向某信托公司转让并回购前述股权收益权，并约定该特定股权收益权不会发生抵押、质押、查封、扣押、冻结等任何形式的权利限制，并由保证人为某公司支付回购价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后邓某以合格投资者身份与某证券公司签订《资管合同》，认购涉案资管计划，并支付认购款100万元，获得两期收益共计68,754.93元。
2017年4月至2018年5月期间，某公司将其持有的某珠宝公司15%的股权进行质押融资；其持有的某珠宝公司24%的股权被司法冻结；其2017年累计新增借款占2016年末净资产的97.02%；其持续为案外人提供担保；且某公司涉及众多诉讼及司法查封，同时《回购合同》项下保证人担保能力下降。2018年6月20日，某公司未能按约支付第三期行权费，导致信托计划、资管计划于2018年7月20日提前终止。后某证券公司对某公司及保证人提起诉讼，但胜诉后未执行到位。
监管部门对某证券公司及其相关工作人员出具过三份《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认定某证券公司对涉案资管产品存在尽职调查不充分，资管业务内部控制不到位等问题。
邓某诉至法院，要求判令某证券公司赔偿其投资款100万元以及相应的投资收益、律师费、差旅费。某证券公司以该资管计划未经清算、投资者损失尚未确定等理由提出抗辩。
三、法院裁判
法院认为，资管计划到期后投资者损失的确定一般应以清算为前提。但若一概以未经清算为由认定损失无法确定，一方面会助长管理人怠于清算的不当行为，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因此，资管计划未经清算的，应当结合资管计划的具体情况、管理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综合认定投资者损失是否客观发生。虽然涉案资管计划未经清算，但邓某在资管计划提前终止后长时间未获清偿的事实客观存在。某证券公司对某公司及保证人提起诉讼后，相关执行款项并未到位，执行程序反映出资管计划可实际取得财产的分配时间及金额均不确定，且管理人无证据证明资管计划尚存在可清算资产，故本案中可合理认定邓某在资管计划项下的损失已客观产生。
资管机构在管理阶段应勤勉尽责，为投资者最大利益处理受托事务，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本案中，某证券公司在其明知或应知融资人某公司及其保证人在信托计划项下多次违约的情况下，却未及时披露并控制相关风险，亦未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监管部门出具的监管意见亦能印证某证券公司在涉案资管计划中存在资管业务内部控制不到位、尽职调查不充分的问题。综上考量，某证券公司作为管理人，未能严格遵守法定义务并履行合同义务，在管理资管计划过程中存在一定过错。
本案中，邓某损失的直接原因系某公司的违约行为，但某证券公司的违规违约行为对邓某的损失亦存在影响，应根据其过错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法院综合酌定某证券公司对邓某的赔偿范围为投资本金的30%。同时为避免投资者获得双重清偿的可能，法院明确了资管计划清算完成后仍有可分配资金的，管理人可按赔付比例扣除相应款项后再将剩余资金依约向投资者进行分配。
四、法官提示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资产管理领域进入大资管时代，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各类资管业务蓬勃发展，资管产品及交易结构的专业性、复杂性日益增强，引发的资管纠纷也日渐增多，本案涉及资管产品到期后未经清算，投资者的损失能否确定的问题。法院结合资管计划的具体情况、管理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综合确认虽未经清算，但投资者损失已客观发生，有助于明确管理人责任边界，强化投资者权益保护。金融投资者在购买各类金融产品时，应充分了解产品风险，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慎重选择投资对象，购入后亦应及时关注产品动态，督促管理人适当履职，及时维护自身权益。
五、合议庭成员
贾沁鸥（审判长、主审）、孙倩、吴剑峰
04
老年人投资者的适当性义务保护——林某某诉某证券公司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
一、裁判要旨
资管计划的管理人及其委托的销售机构在向金融投资者推介、销售金融产品过程中，必须履行了解客户、了解产品、将适当的产品销售给适合的金融投资者等适当性义务，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投资者等特殊群体，应当全面审慎地进行风险测评并根据其风险承受能力作出充分的风险揭示。未尽到适当性义务的，应就其缔约过失对投资者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二、基本案情
2016年10月，某证券公司发布《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推广设立资管计划，资金主要用于向某科技公司发放信托贷款，属于中风险产品。林某某系一名年近70岁的退休老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显示其文化程度为不识字。在该证券公司的推介下，林某某与某证券公司签订《资管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林某某向某证券公司缴款120万元。销售过程中，某证券公司通过《问卷调查》对林某某进行了风险测评，《调查问卷》显示，林某某对于债券、股票、基金、金融衍生品的了解程度勾选了“全部都很了解”，证券投资经验勾选了“10年以上”，个人及家庭财务状况勾选了“有较为丰厚的积蓄并有一定的投资”，对今后三年投资表现的态度勾选了“我不介意亏损”，问卷结果将其分类为进取型投资者。后某证券公司多次发布资管计划风险提示公告及无法按时兑付公告。2020年5月19日，监管部门出具对某证券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载明某证券公司在业务开展中存在向客户发送的资产管理计划宣传推介短信存在夸大宣传、未充分提示风险等问题。2020年8月11日，监管部门出具对某证券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载明某证券公司营业部在向林某某销售资管计划过程中存在投资风险承受能力调查问卷填写的学历、投资经验等内容与实际不符，其开立账户的风险测评结果与同日购买资管计划的风险测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证券公司营业部未及时予以关注和处理的情况。
林某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某证券公司赔偿其本金损失84万元及利息损失。
三、法院裁判
法院认为，金融机构在推介、销售金融产品和服务过程中，适当性义务的履行是“卖者尽责”的主要内容，也是“买者自负”的前提和基础。根据监管部门出具的监管决定，某证券公司在向林某某销售资管计划过程中存在投资风险承受能力调查问卷填写的学历、投资经验等内容与实际不符，其开立账户的风险测评结果与同日购买资管计划的风险测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证券公司营业部未及时予以关注和处理的情况。因此，某证券公司在销售涉案产品时未能完全尽到投资者适当性义务。
同时，证券公司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在资管计划的风险控制上应当尽到专业审慎的注意义务。但本案证券公司在发起、运作和管理涉案资管产品过程中未勤勉尽责，在签订和履行涉案资管计划时，没有全面、详尽、及时地向投资者披露投资标的公司的资产情况、经营情况、财务情况等。
林某某在资管计划终止后未获清偿，综合相关事实，其损失已经客观发生。结合某证券公司的过错程度，法院判令某证券公司对林某某投资本金损失的70%承担赔偿责任。
四、法官提示
近年来，随着老年人理财需求日益增长，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购买各类理财产品。但部分老年人因为金融知识不足、风险意识不强，购买的金融产品可能超出其风险承受能力，后续遭受损失时经济上和心理上都难以承受。金融机构在向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推介、销售各类中高风险等级金融产品的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投资者权益保护，建立完善金融产品的风险评估及相关管理制度，根据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特性评估其对金融投资者的适合度，合理划分金融产品和服务风险等级以及金融投资者风险承受等级，将合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提供给适当的金融投资者。同时，老年人应谨记“投资有风险”，看紧“钱袋子”，科学理性投资，抵御诱惑不贪高利，远离投资风险。
五、合议庭成员
孙倩（审判长、主审）、贾沁鸥、任一
05
通过弹窗交互达成仲裁条款的认定标准——黄某某诉某金属交易中心公司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
一、裁判要旨
金融机构以弹窗交互方式与投资者达成仲裁条款，应当取得投资者同意，充分尊重投资者的交易自由。投资者仅为登录交易系统而点击接受仲裁条款，且未按照约定进行后续交易的，应认定仲裁条款不成立。
二、基本案情
黄某某自2016年5月起在某金属交易中心公司的交易平台进行所谓“现货原油交易”。某金属交易中心公司的新版行情分析系统于2016年7月29日更新上线，黄某某每次进入交易软件时，系统均默认跳出“风险警示书”的弹窗，其中载明如发生相关争议，“您不可撤销地同意将该等争议提交某仲裁委员会，若您对上述内容不理解或不接受的，请您务必停止交易操作。您继续操作并进行交易的，视为您已经完全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并愿意受其约束。”黄某某点击确认同意该提示后方可登录交易系统。黄某某通过交易系统所进行的最后一笔买卖交易操作发生于2016年6月，但在2016年7月到2017年6月之间仍多次登录交易系统。
后双方发生纠纷，黄某某诉至法院，以在某金属交易中心公司交易系统中发生的交易不具备合法性为由请求确认交易无效并要求平台公司赔偿资金损失。某金属交易中心公司则认为，双方已就解决纠纷约定了仲裁条款，法院无权处理本案。
三、法院裁判
法院认为，系争仲裁条款记载于交易系统弹出的《风险警示书》，而投资者接受仲裁条款约束的前提条件是“继续操作并进行交易”。该《风险警示书》系2016年7月29日交易系统更新后出现，而该日期后黄某某仅登录交易系统，并未进行任何实质交易。诉讼中双方对登录交易系统的行为是否符合“继续操作并进行交易”产生不同理解，鉴于该条款系某金属交易中心公司单方提供的格式条款，故应采取对投资者一方有利的解释，其中的“交易”应当理解为后续从事理财投资的实质交易活动，而非仅仅登录交易系统的操作。因此，黄某某的行为不符合《风险警示书》中关于达成仲裁合意的条件。
此外，仲裁协议作为当事人对争议解决方式的选择，应当以自主、自愿的方式作出。投资者从事理财投资过程中，随时登录交易系统并查看账户相关信息，系其必须进行的操作。涉案交易系统更新后，黄某某一旦登录，《风险警示书》即以默认弹窗方式出现。如果黄某某不点击按钮，后续操作就无法进行。因此，如果仅以黄某某登录系统的行为就认定其接受仲裁条款，显然将不当限制投资者随时关注其投资状况的合理行为，损害其合法权益。
据此，上海金融法院裁定指定对本案有管辖权的基层法院继续审理本案。
四、法官提示
当前，金融机构普遍使用弹窗方式与投资者就投资事宜进行信息交互，投资者需要对弹窗作出回应，达成协议条款，以此节省缔约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本案明确了电子仲裁条款必须有当事人明确合意才能成立并生效，缺乏合意的内容不能成为合同组成部分。对于投资者而言，通过弹窗确认仲裁条款或其他合同条款时，应当仔细阅看条款内容。如果遇到条款表述不明确、不周延的情况，不要轻易点击同意，同时应及时截屏保存相关证据，避免后续产生争议。
五、合议庭成员
赵红（审判长）、王鑫、余甬帆（主审）
编辑 | 徐佳云 郑倩 |
12 | 广西高院发布一批家庭教育指导典型案例 | 在5月15日第31个国际家庭日之际，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一批家庭教育指导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包括广西法院探索“三个+”、“四步走”、“庭站”融合等创新工作模式，引入专业机构，联合多方力量，开展卓有成效的家庭教育指导活动，妥善处理涉及未成年人案件，体现了广西法院坚持保护性司法、能动性司法、联动性司法理念，积极延伸审判职能，以专业精神、法治力量和司法温度，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1
“三个+”打造“全流程”“多方位”
家庭教育指导模式
案情简介
小欣父母婚后生育了小欣姐弟二人。小欣9岁时，小欣母亲因遭受小欣父亲家暴离家出走，小欣姐弟二人随父亲生活。小欣父亲长期酗酒且打骂孩子，母亲又常年不在家，缺乏父母关爱的小欣患上了躁郁症，情绪不稳定时甚至会作出伤害自己的举动。小欣母亲得知此情况后，提起离婚诉讼，并要求小欣姐弟二人由其抚养。小欣父亲同意离婚，但坚决不同意将两个孩子交由小欣母亲抚养，同时要求小欣母亲赔偿其多年来独自抚养孩子的费用。双方因孩子抚养问题无法达成共识，剑拔弩张。
办理过程及裁判结果
“诉前调解+关爱提示”。人民法院接收小欣母亲递交的起诉材料后，第一时间向双方当事人发放《家事案件温馨贴士》，劝导双方当事人以冷静、负责的态度处理婚姻问题，关注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同时建议双方当事人以调解方式处理矛盾纠纷，尽可能降低对孩子的伤害。小欣父亲起初对两个孩子的抚养权问题寸步不让，经人民法院多次进行法律释明，小欣父亲才表示愿意尊重孩子的真实意愿，由法院组织调解。
“诉中指导+心理疏导”。为充分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依职权启动调查程序，到小欣姐弟就读的学校和居住的社区了解两个孩子的学习和生活相关情况，并询问孩子的意愿，两个孩子均强烈要求随母亲一起生活。了解到小欣患病情况后，人民法院联合学校一起对小欣进行了心理疏导，鼓励小欣调整心态，努力学习；同时对小欣父亲进行法治教育和家庭教育指导。小欣父亲认识到自身在家庭教育方式上的不足，主动要求调解。最终，小欣父母达成调解协议，约定小欣姐弟均由小欣母亲抚养，跟随母亲生活，小欣父亲自愿放弃对夫妻双方婚后共同购买商品房的分割，房产归小欣母亲和小欣姐弟所有。
“案后回访+法治宣传”。人民法院对该起案件进行回访过程中了解到，虽然调解时约定小欣姐弟二人的抚养费由小欣母亲承担，但是小欣父母离婚后，小欣父亲自觉向小欣母亲支付两个孩子的抚养费用，与孩子们沟通时态度也有所改善，目前两个孩子情绪稳定，尤其是小欣病情明显好转，学习成绩稳步提升。为巩固和提高家事纠纷化解成效，该院还通过开展“法治进社区”“法治进乡村”等活动，向社区群众发放妇女权益保障法、家庭教育促进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反家庭暴力法等宣传资料，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开展婚姻家庭关系指导，提高了公众对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的认知和重视程度，增强了人民法院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典型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全国妇联发布《关于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意见》以来，人民法院在涉及未成年子女的离婚案件中，通过“诉前调解+关爱提示”“诉中指导+心理疏导”“案后回访+法治宣传”等“三个+”方式，将家庭教育指导贯穿于诉讼的全流程，引导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营造和谐融洽的良好家庭环境，多方位护航离婚案件的未成年子女“向阳生长”。“三个+”工作模式得到当事人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02
多措并举，让家庭教育掷地有声
案情简介
15岁的小金通过快手软件认识12岁的小禾，并将其带回家中发生性关系。事发后，小金在母亲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同日公安机关依法对其采取取保候审。取保候审期间，小金又将通过快手软件认识的13岁的小瑶带到家中发生性关系。事发后，小金在其爷爷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公诉机关依法提请人民法院以强奸罪追究小金刑事责任。
办理过程及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小金与未满十四周岁幼女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构成强奸罪。经评估，小金不符合社区矫正条件。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具体事实、情节及对社会危害程度，依法判决小金有期徒刑五年。小金以量刑畸重为由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依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审理过程中，二审法院采取了“庭上授课+庭后测试+专家报告+二次回访”四步走模式进行家庭教育指导。首先，向小金父母发出《家庭教育责任告知书》《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令》，强制小金父母二人到庭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由法官进行释法说理，家庭教育专家进行家庭教育、性知识及心理学辅导。通过授课方式提高小金父母家庭教育理论水平，重塑家庭教育理念，强化父母家庭教育责任。其次，以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及家庭教育促进法为主要内容，通过庭后测试方式，倒逼小金父母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检验庭上释法说理效果，让家庭教育知识更加入骨、入脑、入心。再次，委托专家结合测试、家庭情况等出具家庭教育指导报告，因地制宜为小金父母制定个性化家庭教育方案，帮助小金父母更好履行家庭教育义务。最后，及时进行回访帮教，巩固家庭教育指导成果。
典型意义
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存在家庭教育失职情形的，负有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的职责，但是就如何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未作出具体规定。本案中，被告人小金多次在家中分别与12周岁、13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且第二次犯罪时还处于取保候审期间。产生犯罪行为的背后，是未成年人自身冲动无知的选择，更是父母家庭教育的缺位。考虑到本案为性侵案件，且小金尚有一未成年弟弟，为防范未成年人因家庭教育的缺位或者不足走上或重新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受案法院探索采取了“庭上授课+庭后测试+专家报告+二次回访”四步走模式进行家庭教育指导，为人民法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提供了新的方式。
03
庭站融合新模式，多元联动护亲情
案情简介
小廖父母同居生活期间生育了小廖。在小廖未满周岁时，小廖父母分手，小廖父亲另组家庭外出打工，小廖随母亲在家乡生活，母子二人相依为命。随着小廖逐渐长大，母亲对小廖越发严厉，时常因成绩、与异性交友等问题打骂小廖，母子关系不断恶化。2024年初，14岁的小廖因再次被母亲责骂离家出走，前往父亲家独自居住生活。小廖母亲多次联系小廖要求其回家共同生活，均被小廖拒绝。小廖母亲为此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小廖抚养权。
办理过程及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受理该案后，第一时间与小廖进行沟通交流，以了解双方症结所在。小廖表示母亲对其过度干涉和限制以及动辄打骂的教育方式让他感到很压抑，他不愿意继续跟随母亲生活。为缓和母子二人关系，妥善化解纠纷，人民法院依托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站，邀请工作站成员单位妇联、教科局等部门以及小廖的班主任共同开展调解工作，采取先“背对背”后“面对面”的调解方式，给母子二人提供一个敞开心扉、相互倾诉的平台，逐步消除母子之间的隔阂。小廖说：“妈妈，我希望你可以像朋友一样与我相处，理解、包容我，当我犯错时，温柔、耐心地与我沟通，而不是训斥、打骂我。”小廖母亲表示，她愿意接受小廖的想法、尊重小廖的意愿，努力修复母子关系。最终，小廖母亲提出撤诉申请，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准予撤诉，并向小廖母亲发放《关爱未成年人提示》《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令》。
案后，人民法院依托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站持续对小廖母子进行跟踪回访，邀请常驻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站的心理咨询师分别为小廖母子二人进行心理疏导，并对小廖母亲进行家庭教育指导，从根源化解母子之间矛盾，维系母子亲情。
典型意义
很多时候，孩子无法按照父母期待的样子长大。父母极端、偏激的教育方式，不仅会激发子女的逆反心理，还会对子女的成长产生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因此，正确开展家庭教育尤为重要。未成年人父母应当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开展家庭教育，给予未成年人充分尊重，确保孩子的身心都能够健康成长。自家庭教育促进法施行以来，人民法院积极探索“庭站”融合模式，法庭与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站联合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常态化开展联合调解、家长课堂、心理疏导等形式多样的家庭教育指导活动，积极延伸司法职能，督促当事人做合格家长，妥善处理离婚、抚养、探望等涉及未成年人案件，促进家庭教育指导工作走深走实。
04
离婚夫妻为争抚养权相互藏匿幼女
法院五维度唤醒父母责任意识
案情简介
小雪一岁时，父母因生活琐事发生争执而分居，小雪随父亲生活。分居期间，小雪父亲多次拒绝小雪母亲探望女儿的要求，并在未告知小雪母亲的情况下将小雪送至爷爷奶奶家生活。2023年初，小雪父母及双方家人因孩子探视问题发生肢体冲突，经辖区派出所主持调解，双方就小雪抚养事宜达成临时协议，由小雪母亲抚养小雪。次月，小雪父亲前往小雪母亲住处欲探望女儿时，发现小雪母女已搬离原住所。此后，双方家庭多次因孩子抚养问题发生冲突并报警，小雪母亲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办理过程及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受理该案后，发现小雪父母为争夺小雪抚养权藏匿幼女的行为，导致小雪长期处于家庭纷争中，多次被动更换住所，生活环境不稳定，已出现应激焦虑症状，遂向双方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从重塑亲情、弥补缺位、亲子互动、外部干预、社会支持等五个“维度”对小雪父母进行系统的家庭教育指导，并责令二人携带小雪共同接受心理测评、干预和疏导。随后，人民法院根据心理健康服务机构反馈的情况，联合妇联、社区对小雪父母开展调解工作。经过家庭教育指导、调解和情感修复工作，小雪父母最终达成离婚协议，并就小雪抚养、探视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签署了家庭教育责任承诺书。小雪父母为缓解小雪应激焦虑症状，双方一致同意小雪随母亲生活，小雪父亲可定期探望小雪。该家庭矛盾得以化解，小雪亦在父母的护送下步入幼儿园，开启人生新一步。
典型意义
未成年子女虽然年龄尚小，但亦具有独立的人格和情感需求，并非父母的私有财产可以随意处置或藏匿。得到父母双方的教育和亲情陪伴是未成年子女的法定权利，任何人无权剥夺。父母应尊重子女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需求及权利，以子女的健康成长为最高原则，相互协商确定最有利于子女的成长道路。本案中，人民法院联合妇联、社区以及第三方心理健康服务机构，通过“家庭教育指导令”与“家长课堂”唤醒父母的责任意识，让受教育者自愿自觉履行，真正推动人民法院家庭教育令“指导”“促进”作用落实见效。
END
党纪每日学（11）
@广西高院
来源：广西高院
编辑：马 琳
审核：卢光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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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湖南公安机关公布打击经济犯罪10起典型案例 | 民主与法制网讯（记者马付才 通讯员田斐 戴奕茹）近年来，湖南公安机关按照公安部、省委统一部署，持续用力打造“三个高地”、着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为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湖南建设、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贡献公安力量。在“5.15”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来临之际，湖南省公安厅公布近年来打击经济犯罪10起典型案例。
衡阳公安机关破获保险诈骗案
2023年8月，衡阳公安机关侦破一起保险诈骗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6人。经查，犯罪嫌疑人通过购买二手新能源汽车作为“道具车”，利用自身熟悉保险理赔相关规定和操作流程、团伙成员具有车辆维修资源等条件，采取驾驶车辆故意涉水或故意撞毁的手段，制造车辆重损、全损的事故以骗取保险理赔款。
株洲公安机关破获非法经营外汇案
2023年5月，株洲公安机关侦破一起非法经营外汇案，打掉涉案100亿元的非法买卖外汇“黄牛党”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6人，查扣、追缴非法所得折合人民币1300余万元，并扩线深挖出涉及全国多省市以“黄牛”型地下钱庄和“汇兑”型地下钱庄为作案手段的犯罪团伙49个，有力遏制了非法买卖外汇及其关联的洗钱等犯罪行为，肃清整治了外汇市场、地下钱庄乱象。经查，从2015年开始，犯罪嫌疑人采用低买高卖的方式，为客户提供各类外币币种的现金兑换，涉嫌非法买卖外汇合计约100亿元人民币。
湘潭公安机关破获非法经营案
2023年8月，湘潭公安机关破获一起非法经营案，抓获犯罪嫌疑人6人。经查，犯罪嫌疑人经网络招募，非法实际持有、控制使用他人银行账户82个，大肆进行非法资金的支付结算业务，该团伙实际成为网赌资金跨境流出的桥梁。公安机关通过分析研判，成功捣毁该团伙。
郴州公安机关破获某公司虚开发票案
2023年6月，郴州公安机关侦破一起某公司虚开发票案。经查，2020年12月至2022年1月期间，该公司低价购买货车司机ETC通行费发票，在没有实际运输业务的情况下，通过修改抬头方式为其他公司虚开ETC电子通行费发票用于抵扣增值税税额，收取高额开票费用牟利，共开具发票金额共计约3.44亿元，可抵扣的增值税税额约830万元，不征税金额约5897万元，抓获犯罪嫌疑人11名。
永州公安机关破获某公司骗取出口退税案
2023年5月，永州公安机关破获一起骗取出口退税案。犯罪嫌疑人周某平等人通过虚开发票的中间联系人联系上游原材料虚开企业虚开、通过报关行“买单配票”、通过地下钱庄虚假收结汇，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虚开骗税链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3.9亿元，涉嫌骗取出口退税共计1亿余元，已追缴非法所得4200余万元，暂扣涉案资金6000余万元，先后抓获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50人。
岳阳公安机关破获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发票案
2022年10月，岳阳公安机关破获一起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发票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8人，缴获半成品假发票1万余张，查获印刷机、晒版机、假发票印版以及纸张、油墨等制假工具和原材料一批，对假发票制造商、多个层级分销商进行了全链条打击，成功摧毁一条涉及多省集制造、销售假发票于一体的犯罪网络。
长沙公安机关破获中战集团集资诈骗案
2023年8月,长沙公安机关以中战华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中战集团)涉嫌集资诈骗案立案侦查。经查，刘某安、刘某华长期隐瞒其实际控制的中战集团及其关联公司并无实体经营收入来源的事实，虚构“央企”“国企”背景，通过先后推出“纸黄金”预售、网络贷款、私募基金、珠宝定制预售、投资茶油、铷矿等业务，承诺高额利息、诱骗社会公众投资，涉案金额巨大，涉嫌集资诈骗犯罪。
岳阳公安机关破获职务侵占案
2021年2月，岳阳公安机关破获甘某职务侵占案。经查，甘某在担任某公司总经理期间，采取不开发票私下销售公司货物后非法占有公司应收货款，以及在公司采购催化剂原材料过程中，利用其亲属控制的公司虚增交易环节非法占有公司采购原料款等方式，非法侵占公司财物数千万元。2022年7月8日，甘某因犯职务侵占罪，被汨罗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00万元。
益阳公安机关破获串通投标案
今年3月，益阳公安机关成功侦破一起串通投标案，摧毁1个串通投标“职业黄牛”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涉案金额达5亿余元。经查，该团伙采取串标、围标等多种非法手段开展串标活动，涉及公路、水利等行业领域项目近200个。该团伙采取非法手段中标多个工程建设项目后倒卖给其他建设方，非法获利1200余万元，严重扰乱招投标市场正常秩序。
湘潭公安机关破获虚假诉讼案
2021年7月，湘潭公安机关破获一起虚假诉讼案。侦查查明，夏某等人恶意串通某贸易有限公司伪造虚假的供货清单，捏造债权债务关系，致使人民法院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裁判文书并立案执行，造成山东某集团有限公司损失1380余万元。公安机关依法立案查处，为企业挽回了巨额经济损失，维护了法律的公平公正。 |
12 | 两部门联合发布检察监督与生态环境执法协同推进长江保护修复典型案例 | 民主与法制网讯（记者薛应军）5月16日，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会上，最高检和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检察监督与生态环境执法协同推进长江保护修复典型案例，展现了检察机关与生态环境部门协同履职，共同抓好长江大保护的成效。
此次发布典型案例11件，其中刑事公诉2件、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2件，行政公益诉讼7件。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根本上依赖于长江流域高质量的生态环境。最高检有关负责人介绍，案例坚持生态优先、聚焦绿色发展、强化协同履职、注重高水平保护，聚焦危险废物、船舶污染等危害长江流域生态的重点领域问题，依法严惩生态环境违法犯罪，做实恢复性司法，共同抓好长江大保护，推动长江流域问题系统治理。
检察机关深入贯彻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要求，充分发挥刑事检察与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有效推进环境污染问题综合治理。如上海市青浦区检察院针对徐某海等12人非法倾倒固体废物危害长江航道安全、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同步追究违法行为人刑事责任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并追加尚不构成刑事犯罪的上海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为共同被告，连带赔偿生态修复费用、鉴定评估费用合计570万元。
长江流域环境污染治理涉及的区域范围广、监管环节复杂、监管部门多。本次发布的案例体现了检察机关、生态环境部门强化协同履职，深化落实线索移送、办案协作、专业支持、信息共享等机制，构建协同共治大保护格局。坚持从长江生态保护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出发，以个案办理推动流域问题的综合治理和系统治理。如重庆市南岸区检察院针对长江干线无证经营的老旧码头长期未接收靠港船舶污染物的问题，通过磋商、公开听证等方式找准问题症结，提出应对建议，避免老旧码头被“一关了之”，推动行政机关协同履职，实现辖区所有货运码头形成船舶污染物全流程闭环监管。 |
12 | 广东高院发布司法保护资本市场投资者权益典型案例 | 今天是第六个“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一批司法保护资本市场投资者权益典型案例，涉及证券、期货、基金等多个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权益司法保护，包括依法准确认定实控人为证券欺诈第一责任主体、限售期内以代持方式转让股票合同无效、证券从业人员“代客炒股”行为无效、期货从业者的义务和责任认定、私募基金管理人及中介机构的信义义务认定等新类型问题。
其中，何某诉赵某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是新证券虚假陈述赔偿司法解释实施以来的首例民事案件判决“追首恶”案例，彰显震慑“关键少数”的立法精神和司法裁判理念。在赵某与周某、饶某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定定增股票持股股东通过转让和代持协议规避限售期的行为无效。在李某伟与私募基金公司等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中，法院对投资顾问借用私募基金公司经营资质规避监管的行为予以否定，判定投资顾问对投资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近年来，广东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依法保护投资者权益，积极推动构建规范化投融资市场秩序，2023年至今年4月，全省法院共审结涉证券、期货、金融理财类纠纷一审案件6623件，涉及标的121.57亿元，为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司法服务和保障。
01
依法认定实控人作为第一责任主体
——何某诉赵某、上市公司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
裁判要旨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利用上市公司控制的子公司虚构销售和采购业绩，组织、指使上市公司连续三年在年度报告中虚增营收和利润，实际控制人应作为第一责任主体对投资者证券交易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基本案情
2017年4月18日，某上市公司发布了《2016年年度报告》。2019年1月18日，上市公司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称上市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其进行立案调查。公告发布当日，上市公司股价下跌3.65%；2019年1月21日下跌2.37%；1月22日下跌5.10%；1月23日上涨0.51%；1月24日下跌9.92%；1月25日下跌8.76%；1月28日下跌5.26%。7个交易日内的跌幅达到28.5%。
2020年9月16日，上市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对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上市公司于2016年12月至2018年5月期间，为完成业绩指标，虚构其所控制的子公司销售和采购交易。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半年度报告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利润总额存在虚假记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赵某知悉、授意、指挥上市公司实施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时任副总经理杨某、曹某分管采购、销售、财务工作，组织、直接参与虚构销售交易，是违法行为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
何某在上述虚假陈述行为实施后至揭露前购买该上市公司股票，因上述虚假陈述行为造成其持有的该公司股票价值贬损，故要求赵某赔偿其投资损失，上市公司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案涉上市公司2016年12月至2018年5月间，连续三年在年度报告上虚假记载，构成证券欺诈侵权。赵某系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裁，知悉、授意、指挥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组织、指使发行人实施虚假陈述，致使何某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系造成投资者损失的“首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赵某应对何某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上市公司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受实际控制人的控制、实施虚假陈述行为致使何某投资损失，应当对赵某的前述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本案虚假陈述侵权行为系实际控制人赵某组织和指使上市公司而实施，上市公司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依法向实际控制人赵某追偿。故判决赵某向何某赔偿损失，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法官释法
自我国1998年首次证券立法以来，一直致力于建立以发行人为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主体的民事责任制度。发行人作为第一责任主体承担无过错责任，体现优先保护中小投资者的立法理念，但可能使证券违法行为出现“大股东犯错、小股东买单”的结果，对中小股东造成二次伤害。近年来，针对实际控制人或控股股东操纵上市公司实施证券欺诈侵权行为屡禁不止的局面，监管部门多次强调要“追首恶”，要管住“关键少数”。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确立了“追首恶”的司法追责依据，契合了侵权行为人是第一责任人的侵权法理念，回应了监管政策，意义重大。
追究证券欺诈行为的主谋和首要分子，让躲在上市公司背后的实际违法者得到惩罚，真正起到打击财务造假等违法行为、净化市场环境的作用。认定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承担首要责任，能够提高实际违法者的违法违规成本，震慑“关键少数”。同时，本案上市公司已多次被申请破产重整，陷入债务危机，判令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作为第一责任人更有利于保护投资者。本案是新证券虚假陈述赔偿司法解释实施以来全国首例判决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作为第一责任主体的案例，是“追首恶”的监管理念在民事责任领域的有益探索。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和违法者惩戒机制的日益完善，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成本显著提高，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只有诚信守法经营，方能行稳致远。（承办法官：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王丽华）
02
上市公司股东在限售期内以代持等方式转让限售股的合同无效
——赵某与周某、饶某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上市公司股东在限售期内以代持等方式转让并代持限售股票的合同无效。股票转让及代持基于多名股东共同安排完成，应认定多名股东对合同无效存在过错，均应就合同无效后果承担相应责任。
基本案情
饶某系某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周某系上市公司子公司高管，二人均为上市公司所披露的关联关系人员。赵某为上市公司普通员工。周某、饶某均于2015年取得上市公司定增股票，限售期三年。在股票限售期内，周某与包括赵某在内的一批公司员工分别签订《托管协议》，约定将定增股票分别转让给赵某等员工并由转让方继续代持。员工则按照办公邮箱收到的用词隐晦的电子邮件要求，将股票转让款支付至饶某名下账户。股票限售期满后，周某、饶某均出售股票获得相应收益，但未向赵某等员工支付出售股票所得价款。赵某等员工起诉请求周某、饶某赔偿购买股票款的本金及相应利息。
裁判结果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案涉合同实际涉及限售期内上市公司股票的转让、代持两个法律关系。虽各方对于具体的交易主体存在争议，但饶某、周某均系该批股票的发行对象，二人均属于与该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且除本案外，还存在大量该公司员工签署类似合同的情形，因此，无论由何人作为具体交易主体，该合同均存在规避监管、扰乱金融秩序、损害证券市场投资者利益等情形。无论是根据当时施行的合同法关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还是根据现行民法典关于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该合同均应被认定为无效。对于无效后果，结合当时各方任职、指示签约、付款情况等事实，足以认定案涉交易系基于饶某、周某相互协作、共同安排而产生。二人应知合同无效而利用其职位影响力安排相应交易，赵某因该交易遭受损失，周某、饶某对此均存在重大过错，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赵某所请求的购买股票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未超过其合理损失范畴，故判决予以支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予以维持。
法官释法
转让上市公司股票应当依法进行，不得损害证券市场投资者利益。上市公司股票在限售期内私下交易、代持等情形，使法律及监管政策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关联交易审查、高管人员任职回避等监管举措落空，导致监管盲区，损害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破坏证券市场交易秩序与安全，增加经济运行的不确定因素。本案系因上市公司发行定增股票后，定增股票持有人通过与大批公司员工签订合同，约定在限售期内将股票转让给员工并由转让人继续代持而引发的合同纠纷。原告系公司普通员工，两名被告在案涉交易发生时均系取得定增股票的股东且均在公司担任管理层职务，双方在交易时存在交易信息不透明、交易对象模糊化等情形，以致本案中各方对合同主体、责任主体产生争议。本案从合同效力认定的角度出发，在认定案涉合同因损害金融秩序而违背公序良俗无效前提下，结合两名被告在案涉交易中的地位与作用，认定案涉交易系基于二被告相互协作、共同安排而产生，二人对合同无效均存在重大过错，均应就其过错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本案裁判结果契合当前的金融监管政策及金融审判理念，保护了交易中相对弱势的员工群体利益，在防范金融风险、化解群体性纠纷风险方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承办法官：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法官梁艺）
03
新三板摘牌公司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的司法保护
——姚某松与吴某谋、吴某双等请求回购股份纠纷案
裁判要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在终止挂牌时公告“控股股东承诺对符合条件的异议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以不低于异议股东取得该部分公司股票的成本价格进行回购”，构成控股股东对异议股东发出的股份回购要约，异议股东作出承诺后双方即达成回购合意。异议股东请求控股股东回购公司股份的，应予支持。
基本案情
某家居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吴某谋、吴某双、吴某勇，姚某松为家居公司持股4.2%的股东，姚某松为取得该股份支出了1050万元。2019年7月，某家居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姚某松在某家居公司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对异议股东保护措施的公告》后，提交了《股份回购申请书》，家居公司就此发布《回购承诺》，载明：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吴某谋、吴某双、吴某勇对回购相对人姚某松提出的回购请求，承诺于挂牌公司股票终止挂牌之日起4个月内，由控股股东或控股股东指定的第三方按回购相对人取得挂牌公司股票的成本对回购相对人截至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的股份实施回购（包括股份回购完成或签订回购协议）。承诺期限届满后，姚某松的股份未得到实际回购，故其诉请吴某谋、吴某双、吴某勇及某家居公司连带向其支付股权回购款本息。
裁判结果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公司控股股东与异议股东就股份回购事宜达成了合意，公司控股股东应依照约定向符合条件的异议股东完成股份回购并支付回购款，不得以双方没有具体合意或者公司处于较大亏损状态为由主张不受回购合同相关内容约束，遂判决吴某谋、吴某双、吴某勇向姚某松支付股份回购款1050万元及利息。在此情形下，公司并无法定的回购义务，而公告中仅控股股东承诺回购，故不支持姚某松关于请求公司回购的主张。
法官释法
新三板挂牌公司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可以主动申请摘牌。由于新三板挂牌公司的股份流动性本就不足，在摘牌后更加欠缺流动性，影响挂牌公司股东的投资权益。因此，新三板公司摘牌制度中，尤其重视对摘牌事项持异议的股东权益的保护。对异议股东的保护，主要是通过回购义务人回购异议股东所持股票来实现。通常由回购义务人发布股份回购公告，至于具体回购价格，存在不同写法，如本案公告中“不低于异议股东取得该部分公司股票的成本价格”类似表述，致审判实践中对回购公告的性质有要约邀请和要约两种观点。
根据合同法理论，合同成立的必要条款一般包括名称、标的和数量。价格条款约定不明，属于合同内容的欠缺，可依据民法的相关规则进行确定。本案根据公司所公告的对异议股东的保护措施，认定该公告内容应视为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向全体异议股东发出要约，并结合异议股东在有效期内递交申请书并经公司确认，公司控股股东出具《回购承诺》的事实，确认异议股东已有效承诺，并结合承诺开始日期、承诺有效期间以及承诺履行期限、承诺主体等内容，认定公司控股股东与异议股东之间就股份回购达成合意。异议股东要求以不低于取得股票的成本价格回购股份，符合回购公告中关于价格条款的约定，公平合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了公司可以回购股份的六种情形，未规定新三板挂牌公司在终止挂牌时，公司有回购股份的义务，故未支持异议股东要求公司回购股份的请求。
本案准确理解及适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在新三板挂牌公司转板上市未果或摘牌的情况下，依据当事人约定，判令公司控股股东回购异议股东股份，保护了新三板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新三板市场的繁荣和稳定，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承办法官：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徐立伟）
04
“事务管理类信托”中信托公司的义务范围及责任认定
——科技公司、刘某与信托公司营业信托纠纷案
裁判要旨
信托公司在事务管理类信托中应承担与信托类型相匹配的谨慎有效管理义务。信托公司明知信托用于投资交易股票，但在开户环节未开通证券账户的完整交易功能，导致未能及时执行委托人交易指令，系导致投资损失的诱发因素，应认定信托公司违反信义义务。信托公司在事务管理类信托中不承担积极主动管理职责，委托人自主决定以较低价格完成交易，系导致投资损失的决定因素。人民法院结合双方的过错程度及原因力大小，认定信托公司对委托人的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
2017年12月，科技公司、刘某与信托公司签订信托合同，约定双方成立事务类集合资金信托，信托公司根据委托人指令管理处分信托财产，信托财产用于购买某公司的流通股票，并依委托人指令于二级市场减持退出。信托公司按科技公司、刘某指令开设证券账户，并将科技公司、刘某投资的1.1亿元买入约定股票。2018年3月16日，科技公司、刘某下达交易指令，要求信托公司于2018年3月19日至3月21日期间以不低于10.50元/股的价格出售股票，上述期间指令要求的价格条件成就，但信托公司因证券账户交易功能受限未及时执行该指令。2018年5月22日，案涉股票最终按科技公司、刘某指令以8.66元/股的价格成交。科技公司、刘某诉至法院，要求信托公司赔偿因未执行第一个交易指令造成的投资差额损失。信托公司辩称，其在本案中不承担主动管理责任，未执行第一个交易指令是因案涉证券账户未开通网上交易功能。
经法院向证券公司调查，证券公司称信托公司开户时选择不开通网上委托交易权限，只保留柜台委托，信托公司可通过柜台委托进行二级市场交易执行第一个交易指令。
裁判结果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案涉信托为事务管理类信托，信托公司应履行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的信义义务，承担账户管理及配合委托人管理信托财产等职责。信托公司作为具有专业知识的金融机构，应在开通证券账户时一并开通网上交易功能，即便未开通网上交易功能，信托公司也应通过柜台委托及时执行交易指令。信托公司在开户和交易两个环节，均未能履行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未能及时执行交易指令，违反了受托人应尽的注意义务。同时，信托公司对于信托财产的处分管理不承担主动积极的决策和执行职能。案涉股票在信托期限内的市场成交最高价为13.63元，科技公司、刘某具备在信托期限内通过自主指定合理交易价格减少甚至避免投资损失的可能性。科技公司、刘某自主决定以较低价格8.66元/股卖出股票，其对本案投资损失发生亦有责任。结合本案双方对信托发生投资损失的过错程度及原因力大小，法院酌定信托公司应对科技公司、刘某的实际损失承担10%的赔偿责任。
法官释法
事务管理类信托与主动管理类信托相对应，受托人仅作为信托财产的名义所有人，对于信托财产的处分、管理不承担主动、积极的决策和执行职能，而是听从委托人或受益人的指示进行管理行为。信托公司在事务管理类信托中不承担主动管理职责，但《信托法》并未免除信托公司的法定义务，信托公司仍须根据信托合同约定及信托设立目的切实履行信义义务，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一方面，投资者基于信任信托公司的专业技能而委托信托，信托公司对于信托财产的账户管理及交易操作相比投资者更具专业知识。因此，信托公司在账户管理以及执行指令等关键环节应当承担注意义务，根据信托设立目的采取有利于实现信托利益的管理方式，不能以投资者未作出具体要求为由进行消极管理，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事务管理类信托具有“委托人自主决定投资，受托人被动执行决定”特点，投资者需要自主决定信托财产的运用和处分，信托公司只是被动执行投资者的投资决定。因此投资者应当进行审慎决策，对于决策不慎导致的投资损失应当自担风险，而不能向信托公司转嫁投资亏损。
在事务管理类信托中，信托公司要切实履行信义义务不能成为“甩手掌柜”，投资者也应当审慎决策，只有信托公司与投资者在营业信托中做到“卖者尽责、买者自负”，才能有效减少纠纷，共同促进信托行业平稳健康发展。（承办法官：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叶汉杰）
05
证券从业人员受托管理他人股票账户的行为无效
——吴某与张某等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证券从业人员接受他人委托管理股票账户，违反证券法关于证券从业人员不得炒股的强制性规定，委托合同依法应被认定无效。尽管双方关于委托人的保底保收益条款系基于意思自治而对受托行为设定的制约机制，但由于证券市场客观存在投资风险，不存在只盈不亏的情形，故该保底保收益条款亦因违背公平原则而无效。基于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返还，并根据过错程度赔偿损失。
基本案情
张某系证券从业人员，吴某与张某签署《市值委托协议书》，委托张某管理股票账户A和B，约定如发生亏损则由张某承担损失，如有收益（价差收入）则双方五五分成。后A账户亏损177145元的金额确定后，张某出具《确认函》确认股票市值管理亏损金额并承诺该亏损由其承担。B账户亏损后，双方对损失金额以及损失的负担发生争议。吴某遂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
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案涉证券从业人员与他人签署《市值委托协议书》，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属无效。案涉协议约定由受托人张某承担亏损的保底条款，免除了委托人应承担的投资风险，使得双方权利义务失衡，违背公平原则，亦属无效。张某在A账户亏损确定后出具承诺函确认损失数额，系张某的真实意思表示，人民法院予以确认，B账户的损失则结合在案证据予以确认。人民法院综合考虑合同订立及履行经过、法律关系性质、风险负担及利益分配安排，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认定由受托人张某承担70%亏损，委托人吴某自行承担30%的亏损，最终判决张某向吴某赔偿损失219582.79元。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予以维持。
法官释法
部分投资者为了实现资产保值、增值委托他人理财，证券从业人员法律意识淡薄，为维护客户关系或获取利益存在代为理财等违规操作，严重违反金融市场公开、公平、公正之交易原则，扰乱和破坏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因此，证券法、监管规章、行业自律守则等均对证券从业人员接受他人委托进行股票交易行为予以严格禁止。本案张某接受吴某委托从事股票交易，因违反了证券法的强制性规定，法院依法对其效力予以否定。对投资损失，张某因其过错程度高，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吴某作为理性投资者，亦应承担一定责任。裁判结果回应了当前金融领域强监管和加强投资者保护的政策导向，对于广大证券投资者和证券从业人员均具有一定的警示和引导意义。
近期，中国证监会组织稽查执法、日常监督力量，集中查办了多名从业人员买卖股票等违法违规行为，并表示将坚持系统思维、举一反三，持续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从完善制度机制、强化监管执法、持续净化行业生态三个方面，协同行业协会持续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工作。广大投资者要正确认识投资风险，树立理性投资意识，选择正规合法、有资质的金融机构；证券从业人员要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坚持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依法合规，切不可逾越法律“红线”。
人民法院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关于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相关决策部署，紧跟金融工作新形势，坚持能动履职，努力与监管机构形成合力，促进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做实以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金融高质量发展。（承办法官：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法官张志芳）
06
客户违反期货账户实名制要求，期货公司未尽实名制管理责任，均应承担法律责任
——杨某玲与期货公司期货交易纠纷案
裁判要旨
客户违反期货账户使用实名制要求，出借期货账户给他人使用，应当对他人利用其账户下达的交易指令承担法律责任。期货公司对客户出借账户的行为明知却不加制止，未落实账户实名制的客户管理责任，应对由此导致的保证金损失承担与过错相适应的法律责任。
基本案情
杨某鸿为期货公司的业务居间人。居间合同约定，杨某鸿无权代理客户下达委托交易指令、调拨资金、确认交易结算结果。杨某玲通过杨某鸿的介绍，与期货公司签订了《期货经纪合同》，并完成了线上实名开户流程。经纪合同约定，期货公司依照法律和期货交易所、结算机构的规定，或者依据合同约定强行平仓时，杨某玲应承担强行平仓的手续费及由此产生的结果。2020年3月9日、10日，期货公司通过交易系统先后发出《强平通知书》和《追保通知书》，杨某玲未及时追加保证金或自行平仓，期货公司强行平仓，由此导致期货公司保证金损失199999.44元。杨某玲与期货公司员工刘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期货公司清楚知道以杨某玲名义开立的期货账户，实际为居间人杨某鸿使用。
期货公司起诉请求杨某玲赔偿保证金损失199999.44元。杨某玲辩称，杨某鸿才是案涉期货账户的实际所有人和使用人，账户资金、盈亏均属于杨某鸿，期货公司对此是明知的，杨某玲不应承担本案损失。
裁判结果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杨某玲应当与期货公司就保证金损失分别承担责任。理由如下：首先，杨某玲以本人名义开立期货账户，是遵守期货账户实名制的义务主体。在开户和账户使用环节，均应遵守实名制要求。开户环节，杨某玲亲自完成了线上实名开户全流程。账户使用环节，通过密码校验所进行的一切交易及出入金，均视同为杨某玲亲自办理，由杨某玲承担后果及责任。杨某玲违反期货账户使用实名制要求，将本人账户交由杨某鸿使用，应当对杨某鸿利用其账户所下达的交易指令承担法律责任。
其次，期货公司作为期货账户的开户代理机构，与客户直接发生法律关系，承担着落实账户实名制的客户管理责任。期货公司对于杨某玲违反账户实名制的行为未加制止，反而接受杨某鸿下达的交易指令进行期货交易，对于由此导致的保证金损失亦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再次，期货公司应当承担居间人管理责任。居间合同约定杨某鸿代理客户进行交易。在明知杨某鸿存在借用杨某玲期货账户等违反居间合同约定的行为时，期货公司不加制止，应当承担未尽居间人管理责任所导致的法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杨某玲与期货公司对保证金损失的产生均负有法律责任，根据其各自的义务、责任与过错，法院酌定杨某玲与期货公司各自承担50%的责任。
法官释法
本案是关于违反期货账户实名制法律责任的典型案例。期货账户实名制是期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制度上保证了账户的真实有效性。落实期货账户实名制，提高了期货市场的透明度和公开性，有利于贯彻“穿透式监管”要求，防范违法违规行为，保护交易者利益。期货账户实名制包括开户实名制和使用实名制两个环节。在开户环节，客户必须以真实身份进行开户，在开户资料中真实、完整、准确地填写客户资料信息。在账户使用环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规定，出借自己的期货账户或者借用他人的期货账户从事期货交易。客户是遵守期货账户实名制的义务主体，期货公司应承担落实账户实名制的客户管理责任。同时，期货公司对于居间人也应承担管理责任。当出现居间人借用客户期货账户交易，导致期货公司产生保证金损失时，应当由客户、期货公司根据过错程度分别承担相应责任。本案裁判结果压实了期货公司和投资者等期货市场参与主体各方的实名制责任，对投资者与期货公司的违法行为均进行了警示，有利于治理期货账户借用行为，维护期货市场秩序。（承办法官：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肖薇）
07
期货居间人对投资者赔偿责任的认定规则
——郭某与信息咨询公司等期货交易纠纷案
裁判要旨
期货居间人系期货公司开展期货业务的延伸机构，应当承担期货公司负担的部分适当性义务，期货居间人未履行适当性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期货居间人通过“喊单”、提供“投资建议”以及代为操作等方式诱使投资者进行交易从而谋取居间报酬，违反忠实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
钟某系信息咨询公司持股100%的股东。信息咨询公司与期货公司签订《期货居间协议》，约定信息咨询公司为期货公司的期货居间人，居间报酬按照投资者交易费用的96%计提，居间人负有适当性义务。钟某作为居间人代表参加了期货公司的培训，主要培训《期货公司期货居间人管理办法》等内容。前述协议及文件均有关于期货居间人不得诱导投资者交易、不得提供投资建议、不得代客交易等内容。期货公司对郭某进行了风险测评，测评部分内容比如年龄、学历、风险偏好等前后不一致或自相矛盾，期货公司并未作进一步的核查。期货公司工作人员以每分钟450字左右的语速向郭某告知了投资期货的风险。之后，钟某通过网络课堂或者微信多次作盈利承诺，通过“喊单”、提供“投资建议”等方式诱导郭某交易，并存在多次代郭某操作其期货账户的情形。在郭某开立期货账户后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内，郭某期货账户交易多达数百次。钟某因郭某期货交易而获得居间报酬22万余元，郭某期货账户亏损共计达120余万元。后郭某多方投诉，钟某赔付郭某27万元。郭某起诉期货公司和信息咨询公司，要求赔偿期货交易损失。
裁判结果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期货公司和信息咨询公司对郭某均负有适当性义务。期货公司未全面履行适当性义务，未对年龄偏大的郭某填写的年龄、学历、风险偏好等自相矛盾或不一致的内容等作进一步的核查，开户视频验证流于形式。信息咨询公司依照《期货居间协议》《居间人管理办法》等负有适当性义务，但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履行了适当性义务。在居间活动中，钟某及其员工通过“喊单”或提供“投资建议”，从而增加交易量、谋取高额居间报酬提成；钟某登陆郭某期货账户，代客操作；钟某多次向郭某作出盈利承诺。期货公司未谨慎选择居间人，未全面对信息咨询公司的员工进行培训，在约定高比例居间报酬提取比例的同时并未有效执行对居间人的风险管理制度，在对信息咨询公司履行居间行为的管理上，存有过错。郭某曾多次购买股票等理财产品，有一定的投资经验。综合考虑，法院判定郭某自行承担其损失的20%，信息咨询公司承担郭某损失的50%，期货公司承担郭某损失的30%。二审期间，期货公司、信息咨询公司与郭某达成和解，圆满解决了纠纷。
法官释法
关于对期货居间人居间活动的规制，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期货居间人对投资者负有何种义务？在何种情况之下承担法律责任？在本案纠纷发生时，这些问题没有规范性文件作出规定，此类纠纷在全国范围内比较少见。期货公司与期货居间人签订有《期货居间协议》，协议明确约定了期货居间人对投资者负有适当性义务。双方之间的这种约定事实上让期货居间人成为期货公司开展期货业务的延伸机构，期货公司通过协议将其负担的适当性义务部分转由期货居间人负担。2021年9月10日起实施的《中国期货业协会期货公司居间人管理办法（试行）》第11条对期货居间人对投资者负有适当性义务作出了规定。虽然该规定在本案纠纷产生时尚未实施，但期货居间人对投资者负有适当性义务得到了行业协会的认可，成为行业共同遵守的执业规范。
居间活动中，基于投资者对期货居间人专业的信任和依赖，期货居间人对投资者负有信义义务。期货居间人不得利用居间地位违反信义义务（尤其是忠实义务）谋取非法利益。通常情况下，居间报酬在居间人介绍的投资者产生的交易手续费中计提，期货居间人不得为自我牟利而诱导投资者交易，更不能代客操作以谋取高额居间报酬，否则，便违反了忠实义务。本案中，期货居间人通过“喊单”和提供“投资建议”，甚至直接操作投资者期货账户，在不到一个半月时间内，获得高达22万余元的居间报酬，期货居间人的违规行为是造成损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基于期货居间人违反了适当性义务和信义义务，人民法院认定居间人对客户投资损失承担主要赔偿责任，依法保障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本案一审判决明晰了期货居间人适当性义务和信义义务，为期货居间人对投资者赔偿责任的认定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同时，奠定了当事人诉讼外和解解决纠纷的法律基础，是以判促调彻底解决纠纷的典型案例。（承办法官：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尚彦卿）
08
“名为投顾、实为管理”的司法认定与责任承担
——李某伟与私募基金公司、资产管理公司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私募基金投资顾问不负有基金管理人的法定信义义务，故投资者以其违反信义义务对其提出权利主张的，一般不予支持。但如果投资顾问与基金管理人深度结合，存在投资顾问享受主要基金财产权利、实际跟踪基金运作、实施具体风险保障措施等情形的，应当认定为“名为投顾，实为管理”，依法负有信义义务。投资顾问违反约定义务和信义义务，导致投资者损失的，应与基金管理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
投资者李某伟与某私募基金公司签订《某供应链私募投资基金合同》，向该公司投资购买案涉基金。私募基金公司又与某资产管理公司签订《投资顾问协议》，委托其为案涉基金投资的底层资产-某供应链仓单收益权项目运作提供咨询顾问服务。协议约定：资产管理公司对上述底层资产项目全程监管，实施具体风险保障措施；若因资产管理公司风险保障措施不当或其他原因导致投资者损失，均由资产管理公司承担责任；基金终止或者清算后的财产扣除管理费、托管费、委贷费、投资者本金及利息后的财产归资产管理公司所有等内容。案涉基金围绕某供应链仓单收益权展开，重要风险保障措施为仓单质押，登记的质权人亦为资产管理公司。基金发生风险后，对接处理底层资产项目的资产管理公司高管吕某与李某伟直接沟通本金兑付事宜并表示力争在2-3年内兑付本金，对李某伟的追偿请求未提异议和排己责任。在对案涉基金底层资产追索过程中，吕某亦作为私募基金公司代理人参加司法程序。后经生效仲裁裁决及执行，发现无任何有实质意义的财产可供执行。李某伟遂起诉请求私募基金公司、资产管理公司连带赔偿其损失。
裁判结果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案涉私募基金公司销售基金时未尽适当性义务，未按合同约定投资运作，管理产品未尽到相应善良管理人义务，致使相关产品不能兑付时无法通过司法程序进行任何受偿。同时，本案《投资顾问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与通常私募基金投资顾问享有和承担的权利义务显著不同，该协议约定资产管理公司在项目运作过程中承担资金监督、经营监管、仓单无负债管理等义务或职责。但在案涉基金“募、投、管、退”过程中，资产管理公司既未将底层资产由委托贷款变更为仓单收益权向投资者如实告知，也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底层项目资产公司向监管账户交付15%的保证金及督促底层项目资产公司完成差额补足的义务。特别是对作为核心底层资产的质押仓单对应货物未一一核验，导致在仲裁和执行过程中无法保全和执行，使底层资产落空。资产管理公司无论作为实际管理人还是投资顾问，其对基金项目未能实施合理的风险保障措施，未对基金权益人和投顾委托人勤勉尽责和履行审慎注意义务，既违反合同约定，亦违反对投资者的信义义务，导致投资者损失。法院综合考量后，判定私募基金公司赔偿李某伟投资本金及相应利息损失，资产管理公司对此负连带责任。
法官释法
私募基金是经备案具有许可资质的私募基金公司面向风险承受能力强、金融知识和投资经验相对丰富的适格投资者非公开募集，以特定投资方向设立的具备清晰的风险收益特征的资产管理金融产品。私募投资领域涉及“募、投、管、退”等环节，对满足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促进社会投资和证券市场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确立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的“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司法原则，适当性义务是“卖者尽责”的主要内容，也是“买者自负”的前提和基础。金融机构可能为规避自己应负的法律责任，以提供金融服务“配角”的名义变相隐藏销售、管理基金“主角”的身份，这时就需要法院综合具体案情判断。本案中，投资者已证明资产管理公司在案涉基金项目中名义为投资顾问，实际深度参与基金运作。资产管理公司作为投资顾问并无私募基金管理人资格，但为方便基金发行和备案，通过《投资顾问协议》约定，委托私募基金公司作为管理人发行基金，实际由资产管理公司全程具体运作基金项目，借用私募基金公司作为通道规避监管，违反约定义务和信义义务，损害了投资者利益。
在推介、销售私募基金产品过程中，基金管理人、托管人、投资顾问及其他专业机构的角色和职责不同，允许其合理延伸商业服务内容，有利于满足资本市场多样化需求。但应同时根据其服务内容依法赋予信义义务，以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在不断强化保护金融消费者和中小投资者权益的背景下，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探索，信义义务的认定标准及责任标准会逐步明确。金融机构只有严守契约精神，秉持忠实态度和审慎注意，不断提升专业能力，才能赢得市场认可。（承办法官：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刘雁兵）
09
基金管理人挪用基金损害投资人利益的法律责任
——曹某宏等投资人与甲基金公司、乙基金公司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在基金运作过程中，名义基金管理人与实际控制人不一致的，应当查明实际控制人。基金管理人及实际控制人未依约使用基金资金，转移、挪用基金款，严重损害投资人权益的，应当向投资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赔偿范围包括投资人的投资本金和以业绩比较基准利率确定的预期收益。
基本案情
曹某宏等投资人购买私募投资基金，该基金名义管理人为甲基金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乙基金公司。基金合同约定，基金的投资范围为认购某合伙企业合伙份额，最终用于某高速公路北段工程建设项目，剩余资金可以投资于私募投资基金及银行定期存款、活期存款等其他低风险的金融产品。甲基金公司和乙基金公司违约挪用基金款，给投资人造成损失。曹某宏等人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甲基金公司、乙基金公司向各投资人支付投资本金和收益。
经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案涉基金款项通过某合伙企业的账户转入了甲基金公司、乙基金公司的关联企业，未用于投资约定的项目。
裁判结果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关于乙基金公司的责任问题。基金设立之初，乙基金公司持有甲基金公司99%的股权。在甲基金公司变更为云南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后，其实际控制人仍为乙基金公司的监事，两者具有高度的关联性，法院认定乙基金公司实际控制甲基金公司。
在基金运作过程中，虽然基金名义上的管理人为甲基金公司，但实际上乙基金公司是基金投资标的企业的“GP管理人”，负责企业投资决策，全权主持合伙企业经营管理。乙基金公司也在《关于某私募投资基金的管理说明》中向投资人承诺“始终对某项目进行实际管理和控制，并维护某基金投资人的投资利益”。案涉《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中写明，乙基金公司作为标的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保障某基金投资人和甲基金公司作为标的企业有限合伙人的权益”而受让标的财产份额，约定的受让价格亦与基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处置价格无关，而是按照基金本金和到期应付未付的收益计算得出。乙基金公司负有向基金和各基金投资人按照约定的收益率支付财产转让款的义务。基于乙基金公司与甲基金公司之间股权和实际控制权上存在的高度关联性、乙基金公司对基金投资项目的实际管理、控制以及乙基金公司对案涉基金投资人作出的承诺、对基金财产的受让等情况，法院认定乙基金公司和甲基金公司应当共同对私募基金各投资人负责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关于投资人损失的认定标准。甲基金公司和乙基金公司挪用基金资产，是基金资产无法及时收回并实现盈利的根本原因。乙基金公司受让基金标的财产份额转让价款亦是依据业绩比较基准利率计算得出。甲基金公司和乙基金公司应当赔偿各投资人的投资本金及按照业绩比较基准利率确定的预期利益损失。
法官释法
本案是涉及私募基金管理人侵权责任的纠纷。私募投资涉及“募、投、管、退”多个环节，有部分管理人违反信义义务与监管要求，未依法履行管理职责，甚至采用期限错配、资金池乃至挪用基金等行为侵犯投资者权益。规制私募投资法律关系，就投资决策、投后管理及退出阶段而言，除了合同约定之外，还需要赋予管理人以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为核心的信义义务，在此基础上再确立投资者风险自担原则，司法原则上不事后介入当事人之间的商业判断。
私募基金管理人负有对权益人的信义义务，是投资者风险自担的前提和条件。就信义义务性质而言，具有合同义务和法定义务的双重性，即使没有将法定义务通过约定加以转换，对于违反忠实义务等法定义务的，也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投资人要求基金管理人返还投资款并支付收益、赔偿损失的，应当举证证明基金管理人存在违反信义义务并造成基金财产损失的过错行为。通常来说，投资人不直接参与基金的投资、运营，对于投资款的去向缺乏了解且存在举证障碍，这也是此类案件中投资人往往难以胜诉的原因之一。本案中，乙基金公司一方面在募集基金初期利用自己的信用向投资人作出承诺，获得投资人信任；一方面又在基金募集后利用其实际控制的甲基金公司作为名义管理人，与投资人隔离直接的法律关系，其目的就是为了逃避对投资人的直接法律责任，同时隐藏其将募集来的资金转入关联公司的行为。二审法院关注到甲基金公司在基金募集前后股权变动的可疑之处，进而决定通过调取基金账户流水的方式对基金投资去向进行调查。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弥补了投资人举证能力的不足，对查明本案事实至关重要。基金账户的银行流水明细可以清晰反映出涉案基金募集后并未去往约定的高速公路项目，而是被基金管理人挪用至自己的关联公司，基金的名义管理人和实际控制人均为获益方。基金管理人既违反了基金合同的约定，同时也违反了法定忠实义务，是私募基金领域严格禁止的行为。
本案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一度将诉辩焦点放在了基金延期兑付是否经过了合法程序这一问题上。然而，在基金管理人与投资人信息不对称、基金管理人隐瞒基金实际投资去向的情况下，即便是投资人作出同意延期的决定，亦非其真实有效的意思表示，并不能阻却投资人向基金管理人索赔的权利。在基金管理人未经投资人同意擅自挪用资金的基础上，基金延期程序是否合法变得无关紧要。
本案判决从案涉私募基金的实际运行情况出发，充分考虑到投资者的举证能力局限，对于保护投资者权益具有重要意义。（承办法官：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付璐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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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产品“飞单”纠纷中银行责任的认定
——文某与银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裁判要旨
银行职员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借助工作设备，利用推销银行理财产品之便诱骗客户购买非银行理财产品，银行对此存在监管过失，应对客户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
2014年3月，文某通过某银行理财客户经理麦某购买理财产品，其在银行理财经理室通过麦某的电脑签订了理财产品合同书，约定文某以私募基金有限合伙人身份投资某公司，预期年收益率9%，每年9月20日分红等。随后，文某在麦某指引下，通过银行柜台向麦某控制的案外人账户转账两笔共计100万元，相关转账凭证载明经办人为麦某并盖有银行公章，之后，文某仅获返部分款项。
另案生效刑事判决查明：麦某为掩盖其违规私售非银行理财产品的行为，伪造了理财产品合同书，并虚构代售银行理财产品的事实，骗得文某等16名被害人签约并向麦某所控制的银行账户支付投资款。其中诈骗被害人文某50万元（剔除收益后的损失金额）。银行的负责人确认该行柜台业务专用章及业务讫章等都由麦某保管，麦某亦供述其售假时使用的是银行所配的专用电脑，电脑只能上银行的局域网和全国网银转账，平时银行对该台电脑没有监管。刑事案件判决麦某犯合同诈骗罪，追缴麦某违法所得并退赔文某等被害人。因可供执行的财产不足退赔，文某就未获赔偿的479875.3元及相应资金占用利息起诉银行，请求承担侵权责任。银行辩称其未签署合同，未授权麦某销售虚假理财产品，也未获益，不应承担责任。
裁判结果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文某所遭受的损失并非因其购买理财产品亏损导致的损失，而是因麦某诈骗导致的损失。银行虽未参与麦某的诈骗活动，但对文某的损失存在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首先，麦某作为银行的理财客户经理，其工作职责包括出售理财产品。其在任职期间向文某出售理财产品，并利用银行所配的专用电脑指引文某进行转账付款，结合转账回单均载明经办人为麦某并盖有银行公章的事实，可认定上述理财产品是在银行营业场所进行交易，故无论从交易时间还是交易场所上，文某均有理由相信麦某的行为是代表银行的职务行为，且相信其所购买的理财产品就是银行的理财产品。其次，银行对文某的损失存在过错。根据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银行负责人确认该行柜台业务专用章及业务讫章等都是由麦某保管，麦某亦供述其售假时使用的是银行所配的专用电脑，电脑只能上银行的局域网和全国网银转账，平时银行对该台电脑没有监管。由此可见，银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其监管存在重大漏洞，在麦某实施侵权行为的过程中未能尽到应有监管职责，存在明显过错，应对文某的财产损失479875.3元承担侵权责任。文某自身对于转账过程未认真审查，也具有一定过错，故利息损失由文某自行承担。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予以维持。
法官释法
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应当依法保障投资者在购买金融产品和接受金融服务过程中的财产安全，履行安全保障义务。近年来，银行职员借助推销银行理财产品的职务之便，违规销售非银行理财产品，到期后无法兑付的“飞单”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影响银行业信誉和投资者合法权益。本案结合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设备三个要素，认定涉事职员的推销行为产生职务行为外观，进而指出银行在印章保管、设备管理方面存在监管过错。本案裁判结果向银行业金融机构传达了“未签约、未授权、未获益”并不构成监管责任豁免理由的司法理念，有利于压实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员工管理和营业场所监管职责，督促其采取有效措施持续开展对“飞单”交易的排查和治理，消除内部风险隐患，切实维护交易安全以及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广大投资者也要提高安全和风险意识，在购买理财产品等投资活动中，注意交易标的、交易对象、资金走向等关键问题，做守好自己钱袋子的第一责任人。（承办法官：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法官谢春晖）
审核：黄慧辰
编校：何雪娜
采写：曾洁赟 赵莎莎 徐华磊 |
12 | 省检察院发布依法惩治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 今年5月11日至17日是防灾减灾宣传周，为发挥典型案例警示教育作用、增强人民群众防灾避险意识、防范化解安全风险，省检察院发布3件依法惩治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典型案例。这些案件中，有的为了发泄情绪放火烧毁车辆，致使公民财产遭受严重损失；有的不顾人民群众出行安全，盗窃、收购正在使用中的窨井盖获取非法利益；有的盲目施工挖断光缆，危害广播电视设施安全。
典型案例
目录
案例一：
叶某某放火案——放火烧毁车辆危害公共安全
案例二
：
侯某某、杨某某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破坏交通设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盗窃、收购窨井盖危害市政基础设施安全
案例三：
仝某过失损坏广播电视设施案——损坏光缆危害广播电视设施安全
案例一
叶某某放火案
——放火烧毁车辆危害公共安全
【基本案情】
叶某某因妻子突然离世产生负面情绪，分别于2023年6月16日凌晨、17日凌晨、18日凌晨，在不同路段将停放在路边的汽车点燃，致使7辆汽车被完全烧毁、6辆汽车不同程度受损、某小区1层住户外墙保温层烧毁28平方米。经鉴定，烧毁财物总价值为557510元。
2023年6月19日，大同市公安局平城分局立案侦查。同年10月9日，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同年11月17日，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放火罪判处叶某某有期徒刑十一年。叶某某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提前介入引导取证。案发后，检察官第一时间介入案件侦查，明确取证重点，提出通过图侦、技侦对案发现场附近路面监控分析研判，及时确定犯罪嫌疑人，防止其再次实施犯罪，同时引导公安机关将其行动轨迹等客观证据固定，从源头把好案件质量关。
（二）检察长亲自办案。鉴于该案在辖区内有重大影响，人民群众高度关注，大同市平城区检察院检察长亲自办理此案，全程参与阅卷、讯问、出席法庭、矛盾化解等办案环节，对案件事实认定、证据审查、舆情防范等问题亲自研判，及时部署，确保办案质效。
（三）释法说理促进认罪认罚。叶某某虽然交代了主要犯罪事实，但对于作案动机、起因等含糊其辞。检察官从思想教育、心理疏导等角度进行释法说理，说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促使其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并最终认罪认罚。
【典型意义】
放火行为直接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检察机关办理此类案件，要做到前移监督关口，精准引导侦查，夯实案件基础。检察长要带头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聚力提升办案质效。要积极开展释法说理，引导犯罪嫌疑人真诚认罪悔罪，实现更好办案效果。
案例二
侯某某、杨某某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破坏交通设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盗窃、收购窨井盖危害市政基础设施安全
【基本案情】
2022年3月6日至12日期间，侯某某因手头拮据，多次在夜间驾驶三轮摩托车盗窃正在使用的窨井盖共13个，销售给某市A再生资源回收公司，杨某某作为回收公司主管人员负责办理了回收业务，并通过微信向侯某某支付5154元。13日零时许，侯某某再次盗窃窨井盖时，被公安巡逻队员抓获，并当场查获窨井盖6个。经侯某某指认，其盗窃窨井盖的现场共11处，其中6处位于机动车道路上，4处位于非机动车道路上，1处位于人行道上。
2022年3月13日，运城市公安局禹门分局立案侦查。同年6月29日，河津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同年12月14日，河津市人民法院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侯某某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破坏交通设施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某市A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杨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侯某某、某市A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杨某某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发挥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作用，提前介入引导侦查。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派驻检察官及时介入侦查，对失窃井盖现场进行实地勘察，结合被盗井盖数量及所处位置等因素，建议以破坏交通设施罪进行侦查取证，并提出调取道路监控视频对车流量、人流量进行统计、对井深进行测量等建议，进一步查证侯某某行为是否危及公共安全，为后续办案奠定坚实基础。
（二）准确适用罪名，依法追诉漏犯。检察机关根据所涉窨井盖位于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的不同位置、对车辆、人员的不同影响，准确进行罪名认定，分别以破坏交通设施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审查发现，杨某某系某市A再生资源回收公司的主管人员，除了应追究杨某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刑事责任外，还应当追究该公司的单位犯罪责任，遂依法追加起诉该单位。
（三）“刑事+公益”一体化履职，落实“四号检察建议”。针对办案中发现的窨井盖失窃造成的市政基础设施安全隐患问题，检察机关邀请公安、供热、供电等行业主管部门召开听证会，向各主管部门制发了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相关部门积极落实，加大巡逻和重点区域巡查力度，安排专人对辖区井盖进行安全维护，对废旧及丢失井盖进行及时更换和重新安装。
【典型意义】
盗窃、收购窨井盖等市政基础设施，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检察机关办理此类案件，要充分发挥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的作用，加强与公安机关沟通联系，高质效做好提前介入引导取证工作。要区分涉窨井盖犯罪的具体情形，准确认定犯罪，做到不枉不纵。要深化“治罪+治理”工作，推动有关部门做好市政基础设施监督管理，积极防范安全风险，维护群众“脚底下的安全”。
案例三
仝某过失损坏广播电视设施案
——损坏光缆危害广播电视设施安全
【基本案情】
2021年6月7日，仝某雇佣工人在襄汾县某工厂门口开挖自来水管道时，不慎将某广播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所辖广播电视传输干线网临汾到侯马中继段正在使用中的直埋光缆挖断，致使该段光缆无法使用达15小时49分钟。
2021年11月，襄汾县公安局立案侦查，并于2023年2月移送襄汾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23年4月，襄汾县人民检察院对仝某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补充侦查。为进一步查明犯罪事实，检察官向侦查机关提出了询问现场施工人员、查证案发地广播电视线路标识情况、勘查光缆埋设情况等补充侦查建议，并赴案发地进行了实地调查。审查全案证据后认为，仝某在开挖自来水管道时，不慎将光缆挖断，构成过失损坏广播电视设施罪，但案发后能主动向有关部门报告，并积极赔偿损失、协助修复被损坏的设施，犯罪情节轻微，符合相对不起诉条件。
（二）公开听证。2023年4月28日，襄汾县人民检察院在案发地组织召开听证会，邀请广播电视公司代表、公安机关侦查人员、村委会代表参加，并组织案发地村民旁听。经过评议讨论，听证员一致同意对犯罪嫌疑人仝某作不起诉处理。检察官结合案件对现场村民开展了光缆知识宣传。
（三）诉源治理。检察机关就办案中发现的广电设施维护管理漏洞向有关单位公开宣告送达了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推动有关单位对缺失的标石进行增补，对编号文字不清的标石重新喷漆描字，并加强了路由探测和重点巡回，完善了光缆施工管理规范。
【典型意义】
电缆线路、光缆线路等属于广播电视运输设施，是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涉及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检察机关办理此类案件，要准确认定犯罪性质，充分考量行为人的犯罪情节、犯罪后是否积极采取补救措施等情况。要采取公开听证等方式，全面听取各方意见，客观、审慎作出决定。要结合办案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增强人民群众维护公共安全意识。要主动延伸履职，通过制发检察建议，促进完善制度、堵塞漏洞，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
供稿：省检察院第二检察部
编辑 ：田 昊
审核 ：吴杨泽 |
12 | 湖南公安机关公布打击经济犯罪10起典型案例 | 民主与法制网讯（记者马付才 通讯员田斐 戴奕茹）近年来，湖南公安机关按照公安部、省委统一部署，持续用力打造“三个高地”、着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为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湖南建设、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贡献公安力量。在“5.15”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来临之际，湖南省公安厅公布近年来打击经济犯罪10起典型案例。
衡阳公安机关破获保险诈骗案
2023年8月，衡阳公安机关侦破一起保险诈骗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6人。经查，犯罪嫌疑人通过购买二手新能源汽车作为“道具车”，利用自身熟悉保险理赔相关规定和操作流程、团伙成员具有车辆维修资源等条件，采取驾驶车辆故意涉水或故意撞毁的手段，制造车辆重损、全损的事故以骗取保险理赔款。
株洲公安机关破获非法经营外汇案
2023年5月，株洲公安机关侦破一起非法经营外汇案，打掉涉案100亿元的非法买卖外汇“黄牛党”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6人，查扣、追缴非法所得折合人民币1300余万元，并扩线深挖出涉及全国多省市以“黄牛”型地下钱庄和“汇兑”型地下钱庄为作案手段的犯罪团伙49个，有力遏制了非法买卖外汇及其关联的洗钱等犯罪行为，肃清整治了外汇市场、地下钱庄乱象。经查，从2015年开始，犯罪嫌疑人采用低买高卖的方式，为客户提供各类外币币种的现金兑换，涉嫌非法买卖外汇合计约100亿元人民币。
湘潭公安机关破获非法经营案
2023年8月，湘潭公安机关破获一起非法经营案，抓获犯罪嫌疑人6人。经查，犯罪嫌疑人经网络招募，非法实际持有、控制使用他人银行账户82个，大肆进行非法资金的支付结算业务，该团伙实际成为网赌资金跨境流出的桥梁。公安机关通过分析研判，成功捣毁该团伙。
郴州公安机关破获某公司虚开发票案
2023年6月，郴州公安机关侦破一起某公司虚开发票案。经查，2020年12月至2022年1月期间，该公司低价购买货车司机ETC通行费发票，在没有实际运输业务的情况下，通过修改抬头方式为其他公司虚开ETC电子通行费发票用于抵扣增值税税额，收取高额开票费用牟利，共开具发票金额共计约3.44亿元，可抵扣的增值税税额约830万元，不征税金额约5897万元，抓获犯罪嫌疑人11名。
永州公安机关破获某公司骗取出口退税案
2023年5月，永州公安机关破获一起骗取出口退税案。犯罪嫌疑人周某平等人通过虚开发票的中间联系人联系上游原材料虚开企业虚开、通过报关行“买单配票”、通过地下钱庄虚假收结汇，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虚开骗税链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3.9亿元，涉嫌骗取出口退税共计1亿余元，已追缴非法所得4200余万元，暂扣涉案资金6000余万元，先后抓获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50人。
岳阳公安机关破获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发票案
2022年10月，岳阳公安机关破获一起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发票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8人，缴获半成品假发票1万余张，查获印刷机、晒版机、假发票印版以及纸张、油墨等制假工具和原材料一批，对假发票制造商、多个层级分销商进行了全链条打击，成功摧毁一条涉及多省集制造、销售假发票于一体的犯罪网络。
长沙公安机关破获中战集团集资诈骗案
2023年8月,长沙公安机关以中战华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中战集团)涉嫌集资诈骗案立案侦查。经查，刘某安、刘某华长期隐瞒其实际控制的中战集团及其关联公司并无实体经营收入来源的事实，虚构“央企”“国企”背景，通过先后推出“纸黄金”预售、网络贷款、私募基金、珠宝定制预售、投资茶油、铷矿等业务，承诺高额利息、诱骗社会公众投资，涉案金额巨大，涉嫌集资诈骗犯罪。
岳阳公安机关破获职务侵占案
2021年2月，岳阳公安机关破获甘某职务侵占案。经查，甘某在担任某公司总经理期间，采取不开发票私下销售公司货物后非法占有公司应收货款，以及在公司采购催化剂原材料过程中，利用其亲属控制的公司虚增交易环节非法占有公司采购原料款等方式，非法侵占公司财物数千万元。2022年7月8日，甘某因犯职务侵占罪，被汨罗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00万元。
益阳公安机关破获串通投标案
今年3月，益阳公安机关成功侦破一起串通投标案，摧毁1个串通投标“职业黄牛”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涉案金额达5亿余元。经查，该团伙采取串标、围标等多种非法手段开展串标活动，涉及公路、水利等行业领域项目近200个。该团伙采取非法手段中标多个工程建设项目后倒卖给其他建设方，非法获利1200余万元，严重扰乱招投标市场正常秩序。
湘潭公安机关破获虚假诉讼案
2021年7月，湘潭公安机关破获一起虚假诉讼案。侦查查明，夏某等人恶意串通某贸易有限公司伪造虚假的供货清单，捏造债权债务关系，致使人民法院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裁判文书并立案执行，造成山东某集团有限公司损失1380余万元。公安机关依法立案查处，为企业挽回了巨额经济损失，维护了法律的公平公正。 |
12 | 广州法院发布劳动争议案件审判白皮书暨典型案例 | 5月16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广州法院劳动争议案件审判白皮书暨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市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姜耀庭，民事庭庭长王会峰，副庭长黄嵩参加了发布会。发布会由宣教处处长谭鹤欣主持。
姜耀庭指出，广州法院近年来紧紧围绕“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高度重视劳动争议案件审判，积极推进劳动争议诉源治理，创新开展了劳动争议前端预防、中端提质、末端巩固的劳动争议治理，以全过程能动履职、全链条诉源治理、全方位司法服务推动更多案件源头化解、前端化解、实质化解，力促案结事了、政通人和。2021年-2023年期间，广州两级法院引入诉前调解程序的劳动争议案件98547件，其中，成功调解50340件，诉前化解率达51.08%，为推动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构建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白皮书就2021-2023年广州两级法院审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情况进行了分析总结，旨在引导企业依法合规用工，劳动者合法理性维权。白皮书整理归纳了劳动争议案件审判实践中的典型情况，并总结整理了劳动争议诉源治理的有效举措，以期为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助力社会繁荣稳定贡献广州司法智慧和力量。
白皮书介绍，2021年-2023年期间，广州两级法院共审结劳动争议案件57209件。案件主要呈现特点如下：
一是劳动争议主体日益多元。2021年至2023年，在广州市法院审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中，中高级管理人员、高新技术类、超龄务工人员等争议主体有所增多，身份日益多元；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的时间主要集中在劳动者入职后的半年至三年，占案件总数的42.79%。劳动争议涉行业领域从建筑业、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向教育培训、高新技术、餐饮酒店、物业服务、电子商务等行业延伸。涉诉用人单位的组织类型主要集中于有限责任公司，占比85.72%，其中，一人有限公司占比25.51%。
二是劳动争议诉求涉及面广。劳动争议案件诉讼请求兼具财产属性和人身属性，诉讼请求复合化特征明显，当事人往往在同一案件中就多个请求一并主张权利，涉及单一诉讼请求的案件数量极少，仅占案件总数的6.2%；诉讼请求内容涉及工资报酬类的案件数量位居所有案件中的第一位，占案件总数的96.25%。
三是确认劳动关系之诉占比较大。2021-2023年，涉确认劳动关系的案件数量占全部劳动争议案件总数的37.53%，占比较大。经分析，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劳动者的维权能力不断提升，确认劳动关系一般是诉请补缴社保、工资差额等劳动权利的基础。另一方面，平台经济推动新就业形态蓬勃发展，但现有劳动法律法规对新就业形态下用工关系问题尚存法律空白，为劳动争议审判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在对2021-2023年广州法院审结的劳动争议案件进行分析后，白皮书提炼总结出确认劳动关系、劳动合同签订、工资福利、劳动合同解除和终止、保险待遇等劳动争议案件审理中的5大类20项典型情况，为依法用工提供了操作指引，有效回应了劳动者司法需求。在确认劳动关系方面，主要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主体资格、用工事实的认定、预约合同、新业态用工、与承揽、合作等关系的区分进行了分析；在劳动合同签订方面，主要对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订立、二倍工资差额的仲裁时效、计付期间和计算基数等进行了讨论。在工资福利方面，主要对产假工资、医疗期工资、绩效工资、报销款等进行了整理；在劳动合同解除和终止方面，主要对调岗调薪、经济性裁员、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离职、竞业限制等进行了探讨；在保险待遇方面，主要对社会保险费缴纳、已达退休年龄职工的工伤保险待遇、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等进行了总结。
白皮书还对当前广州法院劳动争议纠纷诉源治理工作机制进行了介绍。在前端预防方面，通过构建“法院+”解纷平台、打造“调解+”解纷模式、强化“智慧+” 解纷服务，逐步构建起劳动争议诉源治理“服务网”，实现抓早抓小“治未病”。目前，已会同138家单位构建“法院+”解纷大格局，设立包括劳动争议在内的12类76个类型化调解室，在镇、街综治信访维稳中心、村社建立法官联络站（派驻点）等104个基层解纷站点。在中端提质方面，依托“要素审判+示范诉讼”“繁简分离+小额诉讼”“诉调对接+裁审衔接”等制度机制，持续优化配置劳动争议案件审判资源，提升审判质效，实现实质解纷“治已病”。在末端巩固方面，通过不断释放司法建议效能、提升信访工作质量、加大普法宣传力度等方式，进一步减少劳动争议案件转化为更多衍生案件，实现深度治理“防再病”。三年来，广州法院共提供劳动争议领域普法宣传和司法服务近300次，服务群众超万人次，持续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社会氛围。
白皮书介绍，2021年-2023年期间，广州两级法院共审结劳动争议案件57209件。案件主要
会上公布了广州法院劳动争议十大典型案例，涵盖劳动合同签订、劳动合同履行、劳动纪律、解除劳动关系等劳动关系发展变化始终，为劳动争议案件提供了“全链条”指引。
接下来，广州法院将以发布此次白皮书为契机，积极顺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新时期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不断提升劳动争议审判质效，持续推进劳动争议诉源治理创新发展，大力提升预防和化解劳资纠纷的能力水平，努力创造良好的劳资关系和就业环境，以高质量司法助力广州继续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排头兵、领头羊和火车头作用。
中国新闻社、中国青年报、人民法院报、中国经济导报、南方日报、广东电视台、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南方新闻网、南方都市报、广州电视台、信息时报、新快报、广东电台、广州电台、大粤网等中央、省、市主流媒体参加了此次新闻发布会。
来 源丨广州市法院新媒体工作室
素 材 | 民事庭
通讯员 | 王会峰 闫馨蕙
摄 影 | 彭 勇
责 编 | 张雅慧
编 辑 | 汤楚茵 |
12 | 北京破产法庭成立五周年典型案例通报 | 北京破产法庭成立五周年
典型案例通报
案例1 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等五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
该案是千亿级多元化大型企业集团重整的典型案例。该案中，一是提升企业整体效益。以整体重整为原则，权衡战略投资者的利益需求，维护企业核心价值。采取出售式重整模式，隔离企业集团历史遗留风险、减轻企业税负，最大程度维护企业的营运价值。二是充分考虑债权人不同利益诉求，提供全面、灵活的清偿方案。三是审慎适用实质合并重整方式，以企业法人是否存在人格高度混同等标准进行审查，严格依法确定实质合并重整范围。经过重整，为方正集团引入投资700多亿元，化解企业债务2600多亿元，帮助400余家企业持续经营，稳住3.5万职工的工作岗位。该案获评2021年度全国法院十大商事案件、2021年度“全国破产经典案例”。
案例2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等七家企业实质合并重整案
该案帮助我国有较大行业影响力的千亿级高科技企业集团实现重生，是助力优化营商环境的典型案例。该案中，一是做好庭外风险识别与庭内司法重整衔接，在公司法框架内加快诊断企业困境原因，推动企业风险化解进入“快车道”。二是通过整体承接的重整模式，以股权转让的“小切口”解决脱困重生的“大需求”，企业多年积累的产业结构和核心技术得以完整保留。三是有效保障各类债权人的知情权、异议权，通过听证方式听取、化解各类争议，在法院监督下持续降低重整成本，最大限度提高债权回收率。本次司法重整为企业引入600亿元投资，依法平稳化解1500多亿债务，维护集团体系内298家企业持续运营，稳住5万多个职工岗位。该案入选“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2年度十大案件”、2022年度“全国破产经典案例”。
案例3 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重整案
该案是在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下，系统性、整体性推进集团公司重整及下属企业重组，分类挽救、保障相关方权益的典型案例。该案中，一是府院多方联动协同，开展“多层级”“多产业”“多地域”一揽子风险化解工作，最大限度全面化解集团公司整体债务风险。二是集团重整与下属公司庭外重组有效衔接，指导管理人及集团公司针对未纳入重整范围的下属重点公司制定风险化解方案。三是法律程序推进与生产经营监管并进，在高效推进重整程序的同时，加强管理人对集团和下属企业经营的监督和支持，保障重整期间下属企业经营活动有序开展，有效维护国安集团营运价值。该案入选2023年度“全国破产经典案例”。
案例4 新华联控股公司等六家企业实质合并重整案
该案是通过实质合并重整统筹化解集团债务风险，维持多家民营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的典型案例。一是合并重整提升企业集团整体价值。在符合实质合并破产条件下，将一体化产业链纳入合并重整范围，保护企业资产的完整性，防止核心资产的单独零散出售和价值贬损。二是与上市公司协调重整同步推进。集团重整同时，开展对集团核心资产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协调重整，为“集团+上市公司”债务风险统筹化解模式提供了范例。三是多种清偿方案灵活搭配提高债权清偿率。重整期间通过引入投资、处置资产、以股抵债等方式盘活资产，充分考虑不同债权人的利益诉求，通过现金、股票及留债灵活搭配清偿方式化解整体债务逾500亿元，最大限度保障各类债权人的利益。
案例5 北京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预重整及重整案
该案是适用司法重整制度挽救危困民营企业，优化首都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典型案例。该案中，一是实施预重整为各方搭建沟通平台，提前招募意向投资人，有效防止风险外溢，稳住企业基本面。二是针对中小债权人大多为上下游的供应商和销售商,相应抗风险能力较弱的特点，对普通债权金额在100万以下的中小债权人实现全额现金清偿，维护汇源全产业链布局的稳定和完整。三是通过“现金清偿+债转股”方式提升普通债权清偿率，通过保障转股价格公平、设置上市承诺兜底回购安排等，依法保障转股债权人的清偿利益。该案入选2022年度“全国破产经典案例”。
案例6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协调重整案
本案是以文旅为主业的民营上市公司通过重整程序积极自救、化解风险、有效维护各方权益的典型案例。一是统筹重整，一体化解债务。新华联文旅等三家公司之间关联往来复杂、相互担保情况普遍，北京一中院对三家公司进行协调重整，一揽子全面化解债务风险。二是跨省管辖，能动履职。为降低重整成本，提升重整效率和重整效果，经报请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由北京一中院实施集中管辖，实现对三家公司重整程序的协调审理。三是业务重组，瘦身提效。重整方案兼顾债务化解及经营能力恢复，结合企业发展规划及公司运营现状，对子公司进行分类安排和处置，同步实施资产及业务重组，实现公司“瘦身提效”,聚焦文旅主业。
案例7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
该案是通过司法重整助力上市公司产业转型的典型案例。该案中，一是延伸职能，启动预重整程序，预重整期间构建上市公司重整府院联动模式，确保信息充分互通。二是顺应政策调整，通过司法重整，助力企业调整经营方向。三是因企施策，采取协商方式引进与公司发展高度匹配的投资人，并通过投资人业绩承诺等方式确保经营方案执行效果落地。通过此次重整化解了逾26亿负债，引入重整投资款近11亿，维护了4万多户股民、上百家债权人合法权益，助力首都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案例8 零度智控（北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重整案
该案是积极服务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落实首都产业政策发展要求，通过重整为中小微高科技民营企业解困复兴，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典型案例。该案中，一是强化重整的防护作用。坚持能动履职，在申请破产清算审查期间，引导具有重整价值的危困中小微企业及时申请重整，抓住挽救时机。二是强化重整计划机动灵活的特点，在重整计划中拟定两套可供执行方案，维护中小微企业核心价值。三是强化破产法治对民生权益的保障。保留企业全部现有职工工作岗位、全额清偿职工债权，切实践行“保就业”的政策导向。
案例9 北京安德医智科技有限公司重整案
该案是立足高科技民营中小微企业发展特点、创新适用出资人权益保留规则，实现企业经营者个人债务一体化解的典型案例。该案中，一是突破“绝对优先”原则，充分考虑小微企业经营高度依赖经营者的特点，通过各方利益主体协商，为实控人保留部分出资人权益，实现互赢共赢。二是一体化解经营者债务危机，将出资人权益保留与解决经营者债务问题相结合，通过重整协议的“一揽子”减免经营者个人债务。三是聚焦企业决策困境，全盘优化公司利益格局，解决企业经营决策困境。该案获评2023年度“全国破产经典案例”提名奖。
案例10 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该案系银行金融机构破产清算的典型案例。该案中，一是审慎论证金融机构被接管期间行政清理行为的法律性质，保障金融机构风险处置项目连贯、行政接管与破产清算程序有效衔接。二是批准继续履行与其他主体签订的债权资产交易和收购承接的有关协议，维护广大储户在内的债权人利益、保障市场交易秩序稳定。三是对于金融机构破产制度的疑难法律问题进行充分研究，填补制度和实践空白，助力完善金融机构破产规则体系。
案例11 北京宝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
该案是有效维护购车消费者合法权益、平稳清退大型整车制造企业的典型案例。该案中，一是前置风险处置工作，利用府院联动支持力量，创新适用售后服务预先承接模式，充分保障汽车消费者合法权益。二是依托破产企业多类财产不同特点，设计合理、高效的破产财产处置方案，最大限度的挖掘破产财产的价值。三是重视职工安置工作，依据整车企业特点设计职工安置分流方案。通过府院联动机制，给予再就业帮扶，多渠道安置职工。该案成功清理近90亿元债务，安置近3000名职工，充分保障消费者权益，有效完成了重大车企的平稳清退。
案例12 承认德国亚琛地方法院破产程序案
该案系在我国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大背景下，我国内地适用法律互惠原则承认外国破产程序的典型案例。该案中，一是在两国不存在跨境破产领域事实互惠的情况下，创新互惠原则的适用方式，以法律互惠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互惠关系，高效推进跨境破产程序效力认定。二是将国际通行的外国程序集体性、外国法院管辖权的适当性等要件通过法律解释的方式，纳入企业破产法规定的承认要件之中，为承认外国破产程序界定了较为明晰的标准。三是秉持必要性及合法性原则，充分考虑是否存在损害我国债权人权益等情形，并以处置特定财产的必要权限为限，探索承认外国破产程序后管理人在我国的履职范围。该案入选“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3年度十大提名案件”、2023年度“全国破产经典案例”。
案例13 华晨电力股份公司重整案
该案系我国破产重整计划得到外国法院承认和救济的典型案例。该案中，一是充分考量当代跨境破产法律制度的主流模式，由管理人直接在外国法院申请对我国破产程序及重整计划进行承认和执行，大幅提高了该公司破产重整计划在境外获得承认并全面执行的效率。二是确保境外债券持有人及时、准确地行使知情权、参与权、异议权等各项权利，成为后续顺利获得外国法院承认重整计划的关键考量因素。三是尊重当事人在债券契约中的意思自治，依法公平维护境内外债权人合法利益。该案入选2021年度“全国破产经典案例”。
案例14 北京芬帝食品有限公司破产和解案
该案是创新适用重整及和解程序的转换，强化破产制度支持，推进小微民营企业重生再造的典型案例。该案中，一是灵活转换破产程序，在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外部战略投资人招募出现困难的情况下，及时将重整程序转为和解程序，通过企业自救化解危机。二是维护企业核心竞争力，保住企业各项优质资质、完整的生产线和稳定的质量标准体系，企业实现可持续向好发展。三是注重充分有效谈判。引导企业、管理人与各类债权人协商谈判，债权人会议高票通过和解协议草案，6700余万元职工债权、税款债权和普通债权得到全额清偿，稳住职工工作岗位，打造各方互利共赢局面。
案例15 北京中传首高冶金成套设备有限公司破产和解案
该案是积极适用破产和解程序，助力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典型案例。该案中，一是精准识别企业营运价值。充分考虑中传首高公司属于先进装备制造业、新能源产业链，是经济转型期应予支持的优势产业企业，并结合企业持续经营能力、相关债权人和解意愿等因素，精准判断企业挽救价值。二是分类施策适用司法挽救程序。指导管理人与各方债权人进行协商谈判，推动公司由被动清算转入破产和解。三是为保障和解协议顺利执行，全面强化企业经营管理，由债权人会议决策重大经营事项、由债权人委员会监督日常经营活动，确保和解协议落地执行，最大程度保障债权人、债务人各方权益。
来源：北京破产法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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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全省各级知识产权部门积极推进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深入开展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查办了一批有影响力、有震慑力的行政裁决、行政处罚和行政处理案件。为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业务指导，充分发挥典型案例以案释法、警示教育作用，现将2023年度专利行政保护典型案例发布如下。
2023年度专利行政保护典型案例
TYPICAL CASE
案例一
平和县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处理“包装箱（果汁柚）”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
案情简介
请求人赖某系名称为“包装箱（果汁柚）”、专利号为ZL202230645195.0的外观设计专利的专利权人。该专利权在请求人提起侵权纠纷处理请求时合法有效。
2023年5月8日，赖某以山东滨州市无棣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5家电商企业未经许可在淘宝网店销售侵犯其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产品为由，向平和县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提出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
平和县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受理本案后，在漳州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指导下，以漳州市公捷在线取证平台和区块链技术（凌波联盟链）对5家电商企业的涉案网店进行存证上链，并向电商平台调取被诉网店的主体信息和涉案商品交易记录，查明涉案商品的发货地、销售时间、涉案金额等关键信息。为提高案件办理实效，平和县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及时向被请求人所在地山东省滨州市无棣县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移送了本案。漳州、滨州两地知识产权部门通过积极协商且征得当事人同意，采取召开线上视频会议的方式远程协同办理本案，对案件协同审理过程全程存证上链，实现可回溯。为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漳州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邀请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前介入，见证知识产权部门跨区域线上审理电商领域专利侵权纠纷案件全过程。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在线充分陈述意见、举证质证和辩论主张，最终３起案件的当事人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并当场签署调解协议书，其中2起案件由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当事人申请双方对达成的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２起案件由无棣县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依职权依法作出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
典型意义
针对电商领域批量专利侵权，漳州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以技为擎，创新运用在线电子数据取证技术及联盟链存证技术，采用“电子数据取证存证+跨省协同线上审理+异地司法确认”组合模式，大大降低了专利权人维权成本，有效提升了保护效率，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积累了协同保护、跨区域保护、线上维权的实践经验，为跨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协作提供了新样本。
本案入选国家知识产权局2023年度专利行政保护典型案例。
案例二
晋江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处理“卡锁磁体锁合件”发明专利侵权纠纷案
案情简介
请求人德国某有限公司通过PCT递交“卡锁磁体锁合件”专利国际申请，该申请于2010年7月27日进入中国国家阶段，于2012年10月17日获得专利授权，发明名称为“卡锁磁体锁合件”，专利号为ZL200980103234.6，专利权人为德国某有限公司。该专利权在请求人提起侵权纠纷处理请求时合法有效。
2023年10月7日，请求人以被请求人福建某鞋服有限公司未经许可擅自制造、使用、销售及许诺销售侵犯其发明专利权的产品为由，向晋江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提出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
案件受理后，晋江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依法组成合议组。经审理，合议组认为被控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构成侵权。鉴于请求人不同意调解，晋江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于2023年12月11日依法作出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责令被请求人立即停止使用、销售及许诺销售侵权产品。
典型意义
本案为涉外发明专利侵权纠纷案件，晋江作为国家知识产权局确定的首批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处理试点地区，晋江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在68天内高效、公正办结该案，既体现了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的高效率，又体现了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对国内外权利人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有利于构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和良好的营商环境。
案例三
省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查处厦门某科技有限公司擅自开展专利代理业务案
案情简介
2023年9月，省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对国家知识产权局移送的擅自开展专利代理业务相关线索进行核查，发现厦门某科技有限公司涉嫌构成“擅自开展专利代理业务”违法行为，遂依法予以立案调查。
经查，当事人在未取得《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情况下，于2022年2月份开始，与福建龙岩某科技有限公司等17家企业和个人签订合同，擅自开展专利代理申请业务，共计代理专利申请219件，收取费用共计277840元，扣除相关合理支出后，违法所得共计139888.04元。
省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经审查认为，当事人未取得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专利代理业务，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其行为符合《专利代理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未取得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者不符合专利代理师执业条件，擅自代理专利申请、宣告专利权无效等相关业务，或者以专利代理机构、专利代理师的名义招揽业务”情形，构成未取得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代理专利申请业务的违法行为。
在充分听取当事人申辩意见后，省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依据《专利代理条例》第二十七条及《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关于行政处罚裁量权的适用规则》第七条之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并对当事人作出没收违法所得139888.04元、罚款139888.04元的行政处罚。
典型意义
从事专利代理业务应当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证。无资质专利代理极易产生非正常专利申请、以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等知识产权服务业违法违规行为，对专利代理市场秩序、专利质量、委托人利益等都会造成严重不良影响，也是近年来国家知识产权局部署开展的知识产权代理行业“蓝天”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对象。本案的查办极大震慑了无资质专利代理违法行为，有效维护了专利代理行业良好秩序，为我省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案例四
厦门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处理“四立柱四导轮顶升式石材大板多线切割机”发明专利
侵权纠纷案
案情简介
请求人厦门某科技有限公司系名称为“四立柱四导轮顶升式石材大板多线切割机”、专利号为ZL202210406677.X的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该专利权在请求人提起侵权纠纷处理请求时合法有效。
2023年6月，第23届中国厦门国际石材展展会期间，请求人以B1021号展位江苏某重工机械有限公司展销的石材大板多线切割机侵犯其发明专利权为由，向展会知识产权工作站进行投诉，请求责令被请求人停止展示、销售等侵权行为。
2023年6月5日，展会知识产权工作站受理并立案，当日向被请求人送达了答辩通知书，要求24小时内完成答辩。厦门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派人参与此案处理，于6月6日根据被请求人答辩情况，到展会现场进行勘验比对。在双方见证下，厦门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派出的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专家确认被控侵权参展产品的技术特征与涉案专利完全相同，被控侵权参展产品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的保护范围，被投诉人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根据《展会知识产权保护指引》《厦门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促进与保护条例》《厦门市展会专利侵权纠纷投诉处理指南》规定，展会知识产权工作站作出被投诉参展项目停止本届展会展示的处理意见，并书面告知双方当事人，指导、监督当事人对参展机器设备予以遮盖以示停止展出。双方当事人对此次展会期间专利侵权纠纷的高效处置均表示赞同，并积极配合落实停止展示涉嫌侵权产品的相关措施。
典型意义
展会具有时间短、流动性大的特点，知识产权侵权现象易发多发，权利人维权难、效果差。厦门市通过地方立法强化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在展会期间设立知识产权工作站，建立展会知识产权侵权查处快速反应机制，为权利人提供了便捷、高效的维权渠道。同时，强化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既能维护展会健康的展示、交易秩序，也有助于不断提升展会的品牌价值和影响力。
案例五
龙岩市新罗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查处龙岩某汽车公司销售假冒专利产品案
案情简介
2023年6月15日，新罗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执法人员依法对龙岩某汽车公司的经营场所进行检查，现场发现当事人销售的汽车贯穿尾灯外包装标注“4S专供21款Q5（专车专用）专利号202030465614.8”字样，执法人员从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查询，无法查询到“202030465614.8”专利信息，当事人的行为涉嫌构成假冒专利，遂立案调查。
经查，当事人的业务员于2023年4月从厦门一公司购进了外包装标注“4S专供21款Q5（专车专用）专利号202030465614.8”字样的贯穿尾灯2套用于销售，进货时未对上述产品标注的专利信息进行核验。至案发时尚未销售，没有违法所得，当事人也无法提供确切货品来源。
新罗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认定，当事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构成销售假冒专利产品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销售带有上述专利标识的汽车贯穿尾灯，销毁带有涉案专利标识的产品包装，并处罚款人民币6万元。
典型意义
在未被授予专利权的产品包装上标注虚假专利号属于典型的假冒专利行为。这种虚假标注欺骗了社会公众，损害了消费者权益，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食品药品、农资、电子产品、汽车配件等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财产安全，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部署打击侵权假冒违法行为的重点领域。本案执法人员在开展“双打”专项行动检查工作中发现专利标注产品时，及时查询验证，快速锁定存在问题的产品，并依法查处，对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案例六
福安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处理“气泵”外观设计专利
侵权纠纷案
案情简介
请求人福安市某电器有限公司系名称为“气泵”、专利号为ZL201930156833.0的外观设计专利的专利权人。该专利权在请求人提起侵权纠纷处理请求时合法有效。
2023年6月26日，请求人以福安市某电子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产品侵犯了其外观设计专利权为由，向福安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提出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
案件受理后，福安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迅速成立合议组，依据专利行政执法相关程序进行调查取证。经审理，被控侵权产品外观与涉案专利设计在整体视觉效果上无实质性差异，被控侵权产品整体设计方案与涉案专利设计方案构成近似，落入涉案专利保护范围，认定构成侵权。在调解无果的情况下，于8月21日作出行政裁决，责令被请求人立即停止制造行为，销毁制造侵权产品的专用设备、模具，并不得销售、使用尚未销售的侵权产品或者以任何形式将其投放市场。
结案后，福安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多次深入企业开展案后跟踪指导，发现被请求人共有5套涉案产品专用模具，停止使用对企业经营影响较大，且其有请求许可使用的意愿，遂牵头组织双方就进一步合作事宜进行洽谈。最终，在福安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主持下，双方当事人于2023年10月30日就损害赔偿、专利许可等一揽子问题签订和解协议。
典型意义
基层专利管理部门充分行使行政职权，依职能作出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满足了权利人快速制止侵权行为的需求，凸显了行政保护快捷、高效、低成本的优势。同时，案件承办部门并非简单一裁了事，而是在做出行政裁决决定后，持续对案件进行跟踪，加强延伸指导服务，最终促成双方当事人就专利技术许可、损失赔偿等问题达成和解，既维护了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又促进了专利技术的转化运用，高质效定分止争，充分发挥了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化解民事纠纷的“分流阀”作用。
案例七
厦门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处理“热敏标签打印机（DG-41，GD-21）”外观设计专利侵权案
案情简介
请求人厦门某科技有限公司系名称为“热敏标签打印机（DG-41，GD-21）”、专利号为ZL 202130336507.5的外观设计专利的专利权人。该专利权在请求人提起侵权纠纷处理请求时合法有效。
2023年4月3日，请求人以被请求人厦门某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生产并销售给第三方厦门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JP”-CC430的热敏标签打印机侵犯其外观设计专利权为由，向厦门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提出侵权纠纷处理请求。
案件受理后，为高效率、低成本化解专利侵权纠纷，在充分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厦门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积极协调案涉第三方参与调解，最终促成当事人于2023年4月11日达成责任明确的调解协议。被请求人在执法人员见证下现场销毁模具和库存产品，由第三方支付权利人调解金额4.5万元。2023年4月27日，经当事人申请，调解协议获得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确认。
典型意义
本案从立案到促成双方签署调解协议结案仅用8天时间，案件承办部门并同步指导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确保协议的法律效力和有效履行，这充分体现了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便捷、高效、低成本优势，又很好的发挥了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与调解、司法保护等工作衔接机制的作用，彰显了知识产权行政与司法协同保护的合力。
案例八
南安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处理“一种防臭弹跳下水器”实用新型专利侵权纠纷案
案情简介
请求人泉州市某技术有限公司系名称为“一种防臭弹跳下水器”、专利号为ZL202220440470.X的实用新型专利的专利权人。该专利权在请求人提起侵权纠纷处理请求时合法有效。
2023年4月6日，专利权人以泉州某卫浴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产品侵犯其专利权为由向南安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提出处理请求。
南安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了解到，泉州市某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是一家专业从事水暖卫浴产品研发的小微型科技企业，公司共有60多名员工，其中80%都是研发人员，在本地水暖卫浴领域具有较强的技术研发力量。因受疫情及侵权产品抢占市场等因素影响，该公司面临经营困难。涉案专利“一种防臭弹跳下水器”是该公司的龙头产品之一，因此公司迫切希望通过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渠道能够快速、高效、低成本解决该纠纷。
案件受理后，南安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立即组织开展被控侵权产品与涉案专利技术方案的比对工作，在作出被控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初步判定的基础上，积极组织当事人双方进行调解，最终促使双方握手言和，于2023年4月23日达成调解协议，请求人撤回案件处理请求，被请求人同意支付相应的赔偿费用，双方签订专利实施许可协议，后续将根据所销售产品的数量支付相应的许可费用。
典型意义
本案从权利人提交处理请求到达成调解协议仅用时16天，并促成双方达成专利实施许可，通过行政裁决专业、快速化解专利侵权纠纷，有效避免了知识产权维权陷入周期长、成本高的困境。同时，本案在调解成功后，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积极开展案例宣传，权利人作为专注于技术落地、推广、产业化的中小微企业，其专业度得到当地水暖行业的认可，在案件成功调解后仅两个月，权利人便与当地三家卫浴企业签订了专利实施许可合同，部分自研产品也与多个电商平台的头部卖家达成合作协议，有效推动了专利技术的转化运用，迅速扭转了经营困难的局面。本案的办理，有利于鼓励中小微民营企业专注于技术创新，从而形成良性的竞争环境。
案例九
诏安县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处理“吹膜机换卷收料机构”发明专利侵权纠纷案
案情简介
温州某机械有限公司系名称为“吹膜机换卷收料机构”、专利号为ZL201110458991.4的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徐某是该专利独占实施许可的被许可人。
2023年7月4日，徐某以被请求人福建某实业有限公司生产、销售、许诺销售的产品侵犯了其发明专利权为由，向诏安县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请求处理，要求责令被请求人停止侵权，并对请求人的损失赔偿进行调解。
案件受理后，鉴于涉案专利为发明专利，为更好地查明技术事实，诏安县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报请漳州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启动区域协作机制，从厦门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建设的知识产权技术调查官库选取技术调查官，协助办案单位查明案件技术事实。技术调查官参与现场勘查，并出具了专业鉴定意见，为此次纠纷最终成功化解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终，在办案单位、被请求人所在诏安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及知识产权技术调查官的共同努力下，成功促成当事人双方就赔偿金额及后续专利技术实施许可等内容达成调解协议。为确保调解协议得到履行，诏安县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指导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2023年9月15日，调解协议获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确认。
典型意义
该案办案单位充分运用知识产权技术调查官、多元调解、司法确认等多维支撑、协同发力，促成当事人双方就专利侵权赔偿金及专利技术实施许可等内容达成一揽子调解协议，成功化解跨区域发明专利侵权纠纷，实现了请求方与被请求方的双赢，为基层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贯彻落实新时代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工作的部署提供了很好的示范和经验借鉴。
案例十
福州市鼓楼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处理“硅胶手掌牙胶（BHK062）”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
案情简介
请求人张某某系名称为“硅胶手掌牙胶（BHK062）”、专利号为ZL201830075048.8的外观设计专利的专利权人。该专利权在请求人提起侵权纠纷处理请求时合法有效。
2023年6月26日，请求人以福州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天猫平台上销售、许诺销售的牙胶产品侵犯了其外观设计专利权为由，向福州市鼓楼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提出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要求被请求人删除与停止上架侵权产品全部链接，停止制造、许诺销售、销售涉嫌侵权专利产品的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
案件受理后，鼓楼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经审理查明，被控侵权产品的外观与涉案外观设计专利在整体视觉效果上无实质性差异，被控侵权产品整体设计与涉案专利设计属于相同的设计，构成侵权。同时，鉴于被请求人举证证明了其合法购货渠道、支付合理对价和直接供货方，并出示转账记录等，确认其“合法来源”抗辩理由成立。裁定责令被请求人立即删除侵权产品全部链接，停止一切销售、许诺销售的行为。
典型意义
该案件是一起跨省网络电商专利侵权纠纷的行政裁决案件，权利人异地成功维权体现了对“小个专”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同等保护。近年来，我省积极探索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保护治理新模式、新途径，大力指导实施《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国家标准，推进电商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线上线下同步治理，有效遏制电子商务领域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营造了权利人、创新者、投资者和广大消费者放心的良好电子商务营商环境。
稿源：省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保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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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案例传真】北京：发布检察机关证券期货犯罪办案基地（北京）依法从严打击证券犯罪典型案例 | 5月15日，北京市检察机关加强检察专业化履职、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服务保障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召开。检察机关证券期货犯罪办案基地（北京）发布了《依法从严打击证券犯罪典型案例》。本次发布的3件证券犯罪典型案例，涉及罪名既包括传统上作为证券犯罪主要案件类型的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也包括近年来新涌现的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案。这些案件聚焦当前证券犯罪案件办理的难点、热点问题，彰显了首都检察机关坚持能动履职，依法从严打击证券犯罪，维护大国首都金融安全和服务保障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决心和力度。
案例一：张某甲等人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
案例二：周某内幕交易案
案例三：张某违规不披露重要信息案
案例一：张某甲等人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
深挖证明内幕信息传递过程的隐蔽性证据，全流程开展认罪认罚
一、基本案情
G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G公司）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A集团公司为G公司的控股股东。张某甲时任A集团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2017年5月，A集团公司启动合并重组，将导致G公司的控股股东发生变更，该事项属于内幕信息。张某甲参加了A集团公司于5月25日上午召开的项目启动部署会议，并负责参与起草相关材料，系内幕信息知情人。5月25日中午，张某甲主动给其堂弟张某乙打电话。从当日下午至次日，张某乙及其妻子赵某调集资金集中买入G公司股票，成交金额共计人民币1.07亿余元。在股票停牌前最后一个交易日6月2日，张某乙夫妻再次买入G公司股票共计人民币999万余元。后张某乙、赵某将上述股票陆续全部卖出，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42万余元。
二、诉讼过程
2023年3月3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以泄露内幕信息罪对张某甲提起公诉，以内幕交易罪对张某乙、赵某提起公诉。同年8月3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量刑建议，以犯泄露内幕信息罪，判处张某甲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相应罚金；以犯内幕交易罪，判处张某乙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相应罚金，判处赵某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相应罚金。张某甲等3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一）强化证据审查，深挖证明内幕信息传递的隐蔽性证据
在内幕交易案件中，内幕信息传递通常具有隐蔽性的特征，本案张某甲否认其向张某乙夫妻泄露内幕信息，而张某乙夫妻主要辩解股票交易决策基于市场分析，未非法获取内幕信息。检察官准确把握交易行为异常性特点，展开细致的证据审查。通过补充调取、分析比对手机通话记录等客观证据，发现了证明泄露人和交易人在异常交易前进行接触联络的关键信息，进一步印证了张某甲泄露内幕信息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成为指控证明被告人之间发生内幕信息传递的关键证据。
（二）全流程开展认罪认罚工作，促使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
检察官引导公安机关收集关键证据后，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在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环节以及审判环节全流程、持续开展认罪认罚教育转化工作，通过适度证据开示，促使被告人放弃侥幸心理，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并在起诉后相继自愿认罪认罚，实现良好的办案效果。
案例二：周某内幕交易案
依法惩治“零口供”内幕交易犯罪，向资本市场传递“零容忍”信号
一、基本案情
H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H公司）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周某系Z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业务三部经理。
2016年，H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并以募集资金投资某运营项目，该事项属于内幕信息，其形成时间不晚于2016年6月17日，于2016年8月31日公开。H公司时任董事长程某、时任董事李某、员工贾某及郝某等4人全程参与上述项目，属于内幕信息知情人。2016年6月至11月间，周某在Z公司任职期间，与内幕信息知情人程某、郝某、贾某等人存在联络或接触，并在内幕信息公开前，操作其本人及第三人证券账户，累计买入H公司股票100余万股，成交金额人民币1970余万元，后周某陆续将股票全部卖出，非法获利人民币220余万元。
二、诉讼过程
2022年6月23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以内幕交易罪对周某提起公诉。2023年6月16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周某犯内幕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相应罚金。周某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一）充分发挥间接证据在构建刑事指控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内幕交易犯罪的隐蔽性较强，交易人可能不供认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事实。本案中，周某到案后始终拒不认罪，系典型的“零口供”案件。检察机关准确适用内幕交易罪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充分运用证明交易行为具有异常性、与内幕信息知人情存在密切关系或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存在接触联络等事实的间接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充分发挥客观证据重要作用，依法惩处内幕交易犯罪“零口供”案件。
（二）依法从严打击证券犯罪，助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内幕交易犯罪严重破坏证券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损害广大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危害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检察机关深刻认识资本市场的政治性、人民性，坚持依法从严打击证券犯罪，持续净化资本市场生态，维护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服务保障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案例三：张某违规不披露重要信息案
依法惩治上市公司违规不披露重要信息犯罪，保护投资者合法利益
一、基本案情
A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张某任A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019年1月，A公司签收甲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寄送的杨某诉A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起诉材料。2019年5月，A公司签收乙省高级人民法院寄送的B银行某分行诉A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的起诉材料。张某作为A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明知上述重大诉讼事项，擅自决定对A公司上述诉讼事项不予披露。A公司涉案的上述两起诉讼标的累计数额共计人民币1.8亿余元。根据A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该公司2018年年末净资产2.25亿余元。未披露的重大诉讼所涉及的数额累计占公司净资产50%以上。
二、诉讼过程
2022年12月30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以违规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对张某提起公诉。2023年7月6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违规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相应罚金。判决宣告后，被告人张某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一）完善证券执法司法协作机制，凝聚惩治违法犯罪强大合力
本案系北京市检察机关办理的首例涉诉讼类违规信息披露案件。在办案过程中，依托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证监局签署的《关于建立辖区证券期货行业执法检察联络工作机制备忘录》机制，由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专业人员担任特邀检察官助理，充分借助“外脑”专业优势，加强行刑衔接协作，破解专业证据审查和法律适用难题，最终有效指控证明犯罪，实现了对破坏金融市场秩序违法行为的有力震慑。
（二）强化打击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着力改善资本市场生态环境
规范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是资本市场的基石，不仅是保证资本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前提，也是维护市场参与者利益的重要保障。本案系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掩盖涉诉不利影响，指使上市公司违规不披露重要信息的典型案件，本案依法追究了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张某违规不披露重要信息行为的法律责任。该类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严重蛀蚀资本市场的诚信基础，破坏市场信心，侵害投资者利益。本案的办理，体现了检察机关维护首都金融安全和资本市场秩序的决心和力度。
来源 | 北京市检三分院
编辑 | 虞滢颖
审核 | 陈冰 吴平 |
12 | 【案例传真】山西：发布依法惩治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 今年5月11日至17日是防灾减灾宣传周，为发挥典型案例警示教育作用、增强人民群众防灾避险意识、防范化解安全风险，省检察院发布3件依法惩治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典型案例。这些案件中，有的为了发泄情绪放火烧毁车辆，致使公民财产遭受严重损失；有的不顾人民群众出行安全，盗窃、收购正在使用中的窨井盖获取非法利益；有的盲目施工挖断光缆，危害广播电视设施安全。
典型案例
目录
案例一：
叶某某放火案——放火烧毁车辆危害公共安全
案例二
：
侯某某、杨某某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破坏交通设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盗窃、收购窨井盖危害市政基础设施安全
案例三：
仝某过失损坏广播电视设施案——损坏光缆危害广播电视设施安全
案例一
叶某某放火案
——放火烧毁车辆危害公共安全
【基本案情】
叶某某因妻子突然离世产生负面情绪，分别于2023年6月16日凌晨、17日凌晨、18日凌晨，在不同路段将停放在路边的汽车点燃，致使7辆汽车被完全烧毁、6辆汽车不同程度受损、某小区1层住户外墙保温层烧毁28平方米。经鉴定，烧毁财物总价值为557510元。
2023年6月19日，大同市公安局平城分局立案侦查。同年10月9日，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同年11月17日，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放火罪判处叶某某有期徒刑十一年。叶某某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提前介入引导取证。案发后，检察官第一时间介入案件侦查，明确取证重点，提出通过图侦、技侦对案发现场附近路面监控分析研判，及时确定犯罪嫌疑人，防止其再次实施犯罪，同时引导公安机关将其行动轨迹等客观证据固定，从源头把好案件质量关。
（二）检察长亲自办案。鉴于该案在辖区内有重大影响，人民群众高度关注，大同市平城区检察院检察长亲自办理此案，全程参与阅卷、讯问、出席法庭、矛盾化解等办案环节，对案件事实认定、证据审查、舆情防范等问题亲自研判，及时部署，确保办案质效。
（三）释法说理促进认罪认罚。叶某某虽然交代了主要犯罪事实，但对于作案动机、起因等含糊其辞。检察官从思想教育、心理疏导等角度进行释法说理，说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促使其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并最终认罪认罚。
【典型意义】
放火行为直接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检察机关办理此类案件，要做到前移监督关口，精准引导侦查，夯实案件基础。检察长要带头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聚力提升办案质效。要积极开展释法说理，引导犯罪嫌疑人真诚认罪悔罪，实现更好办案效果。
案例二
侯某某、杨某某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破坏交通设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盗窃、收购窨井盖危害市政基础设施安全
【基本案情】
2022年3月6日至12日期间，侯某某因手头拮据，多次在夜间驾驶三轮摩托车盗窃正在使用的窨井盖共13个，销售给某市A再生资源回收公司，杨某某作为回收公司主管人员负责办理了回收业务，并通过微信向侯某某支付5154元。13日零时许，侯某某再次盗窃窨井盖时，被公安巡逻队员抓获，并当场查获窨井盖6个。经侯某某指认，其盗窃窨井盖的现场共11处，其中6处位于机动车道路上，4处位于非机动车道路上，1处位于人行道上。
2022年3月13日，运城市公安局禹门分局立案侦查。同年6月29日，河津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同年12月14日，河津市人民法院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侯某某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破坏交通设施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某市A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杨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侯某某、某市A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杨某某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发挥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作用，提前介入引导侦查。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派驻检察官及时介入侦查，对失窃井盖现场进行实地勘察，结合被盗井盖数量及所处位置等因素，建议以破坏交通设施罪进行侦查取证，并提出调取道路监控视频对车流量、人流量进行统计、对井深进行测量等建议，进一步查证侯某某行为是否危及公共安全，为后续办案奠定坚实基础。
（二）准确适用罪名，依法追诉漏犯。检察机关根据所涉窨井盖位于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的不同位置、对车辆、人员的不同影响，准确进行罪名认定，分别以破坏交通设施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审查发现，杨某某系某市A再生资源回收公司的主管人员，除了应追究杨某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刑事责任外，还应当追究该公司的单位犯罪责任，遂依法追加起诉该单位。
（三）“刑事+公益”一体化履职，落实“四号检察建议”。针对办案中发现的窨井盖失窃造成的市政基础设施安全隐患问题，检察机关邀请公安、供热、供电等行业主管部门召开听证会，向各主管部门制发了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相关部门积极落实，加大巡逻和重点区域巡查力度，安排专人对辖区井盖进行安全维护，对废旧及丢失井盖进行及时更换和重新安装。
【典型意义】
盗窃、收购窨井盖等市政基础设施，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检察机关办理此类案件，要充分发挥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的作用，加强与公安机关沟通联系，高质效做好提前介入引导取证工作。要区分涉窨井盖犯罪的具体情形，准确认定犯罪，做到不枉不纵。要深化“治罪+治理”工作，推动有关部门做好市政基础设施监督管理，积极防范安全风险，维护群众“脚底下的安全”。
案例三
仝某过失损坏广播电视设施案
——损坏光缆危害广播电视设施安全
【基本案情】
2021年6月7日，仝某雇佣工人在襄汾县某工厂门口开挖自来水管道时，不慎将某广播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所辖广播电视传输干线网临汾到侯马中继段正在使用中的直埋光缆挖断，致使该段光缆无法使用达15小时49分钟。
2021年11月，襄汾县公安局立案侦查，并于2023年2月移送襄汾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23年4月，襄汾县人民检察院对仝某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补充侦查。为进一步查明犯罪事实，检察官向侦查机关提出了询问现场施工人员、查证案发地广播电视线路标识情况、勘查光缆埋设情况等补充侦查建议，并赴案发地进行了实地调查。审查全案证据后认为，仝某在开挖自来水管道时，不慎将光缆挖断，构成过失损坏广播电视设施罪，但案发后能主动向有关部门报告，并积极赔偿损失、协助修复被损坏的设施，犯罪情节轻微，符合相对不起诉条件。
（二）公开听证。2023年4月28日，襄汾县人民检察院在案发地组织召开听证会，邀请广播电视公司代表、公安机关侦查人员、村委会代表参加，并组织案发地村民旁听。经过评议讨论，听证员一致同意对犯罪嫌疑人仝某作不起诉处理。检察官结合案件对现场村民开展了光缆知识宣传。
（三）诉源治理。检察机关就办案中发现的广电设施维护管理漏洞向有关单位公开宣告送达了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推动有关单位对缺失的标石进行增补，对编号文字不清的标石重新喷漆描字，并加强了路由探测和重点巡回，完善了光缆施工管理规范。
【典型意义】
电缆线路、光缆线路等属于广播电视运输设施，是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涉及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检察机关办理此类案件，要准确认定犯罪性质，充分考量行为人的犯罪情节、犯罪后是否积极采取补救措施等情况。要采取公开听证等方式，全面听取各方意见，客观、审慎作出决定。要结合办案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增强人民群众维护公共安全意识。要主动延伸履职，通过制发检察建议，促进完善制度、堵塞漏洞，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
来源 | 山西检察
编辑 | 虞滢颖
审核 | 陈冰 吴平 |
12 | 最高检印发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涉工程建设领域黑恶犯罪典型案例 | 最高检印发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涉工程建设领域黑恶犯罪典型案例
坚持“不漏不凑”
准确认定涉黑涉恶人员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涉工程建设领域黑恶犯罪典型案例。该批案例聚焦工程建设领域，涵盖拆迁、土方、建材供应等黑恶犯罪常见多发环节，既包括家族式黑社会性质组织，也包括非家族式黑社会性质组织。
此次发布的4件典型案例包括3起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1起恶势力犯罪集团犯罪，分别为虞某荣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曾某雄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周甲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李某梅等人恶势力犯罪集团故意毁坏财物、寻衅滋事案。
记者注意到，上述典型案例均强调罪责刑相适应，依法准确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集团的犯罪事实和成员，做到不枉不纵。案例一明确，对迫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垄断地位、重大影响，被裹挟参与围标的涉案企业，或为赚取围标费、管理费参与投标、陪标的其他企业人员，并未参与该组织的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不宜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案例二明确，对在黑社会性质组织者、领导者所开办公司工作的人员，应结合其主观认识、地位、作用和客观行为综合分析、区别处理。案例三明确，要坚持“不漏不凑”，严格区分涉案人员是商业合作伙伴还是涉黑犯罪组织成员，区别处理与黑恶势力有合作关系的单位或人员。案例四明确，要准确认定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和犯罪事实，准确区分没有社会危害性的正常业务行为和犯罪行为，以及为了个人利益实施的犯罪和为集团利益实施的犯罪，做到不枉不纵。
“工程建设领域是黑恶犯罪传统常见高发领域，也是重点整顿的行业领域。发布该批典型案例，是为了更好推动落实检察机关‘检察护企’专项行动，保护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最高检第一检察厅负责人指出，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把“检察护企”专项行动与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相结合，聚焦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坚持依法惩治和标本兼治相结合，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深入参与重点行业整顿，建立防范黑恶势力长效机制，不断提高常态化扫黑除恶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助力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关于印发检察机关依法惩治
涉工程建设领域黑恶犯罪典型案例的
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化“检察护企”专项行动效果，在依法能动履职中践行人民至上，聚焦重点行业突出问题，持续加强工程建设领域涉黑涉恶犯罪惩治和预防工作，不断推进扫黑除恶斗争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助力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现组织选编了“虞某荣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等4件典型案例，印发你们，供各地办案时参考借鉴。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4年5月8日
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涉工程建设领域
黑恶犯罪典型案例
案例一
虞某荣等人组织、领导、参加
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关键词】
黑社会性质组织 组织犯罪 组织成员 诉源治理
【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浙江杭州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人虞某荣，杭州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被告人戴某松，杭州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被告人王某成，浙江省某水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被告人吴某龙，浙江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其他64名涉案人员及单位基本情况略。
1995年，被告人虞某荣因犯流氓罪被判刑。1997年刑满释放后，虞某荣先后结识了被告人吴某龙、王某成等人。2002年以来，虞某荣、王某成先后网罗了被告人戴某松、高某昌、杨某江、来某维、华某平等刑满释放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2009年9月，虞某荣、戴某松、王某成等人合谋，有组织地强迫杭州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转让股份，强行入股某房产项目，非法获利4180万元，在杭州市滨江区一带确立强势地位。后虞某荣、戴某松成立杭州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开始涉足土方、市政等工程领域，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在工程、土方领域建立非法秩序，攫取非法利益，逐步形成了以虞某荣、戴某松、王某成等人为组织者、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与此同时，自2001年以来，被告人吴某龙先后网罗了被告人来某东、汤某云等人，多次实施强迫交易、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活动。2009年12月，吴某龙组织的来某东加入以虞某荣等人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2014年7月以来，为取得工程土方项目，吴某龙与虞某荣、戴某松等人合谋有组织地实施强迫交易等犯罪行为；吴某龙手下汤某云亦受虞某荣、戴某松指使实施串通投标犯罪行为，两股势力相互勾结、融合，以经济利益和工程项目为纽带，发展扩大成以虞某荣、戴某松、王某成、吴某龙为组织者、领导者，下有骨干成员10人、积极参加者17人、一般参加者35人的较为稳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该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层次分明，实行分层管理，以暴力为后盾排挤、打击竞争对手，“以黑护商”，实施强迫交易、敲诈勒索、串通投标等违法犯罪活动，攫取巨额经济利益，壮大经济实力。该组织“以商养黑”，将攫取的利益用于豢养组织成员，并为组织成员购买车辆、偿还赌债，为支持成员犯罪购买作案工具、提供逃匿经费、出资赔偿、摆平事端、提供治疗费用、安抚善后等，还组织成员聚会、娱乐、吸毒，通过安排组织成员承揽工程分配利益、笼络人心，并拉拢、腐蚀相关国家工作人员，以此维持组织的运行、发展。
该黑社会性质组织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有组织地实施了走私武器、寻衅滋事、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敲诈勒索、聚众斗殴、故意伤害、非法拘禁、强迫交易、串通投标、开设赌场等违法犯罪事实170余起，涉案金额高达40余亿元，造成14人轻伤、8人轻微伤等严重后果。为谋求庇护，该组织多次行贿，拉拢、腐蚀相关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金额合计700余万元，为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提供非法保护。
该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大量违法犯罪活动，非法控制杭州市滨江区一带的土方、市政绿化、土建等工程，干扰他人正常生产、经营、生活，在当地造成恶劣影响，严重破坏了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破坏了公平竞争环境；采取暴力、“软暴力”手段，非法逼讨债务，为非作恶，称霸一方，对当地群众形成心理强制、威慑，致使合法利益受损的群众不敢举报、控告，严重扰乱当地社会生活秩序；实施骗取贷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犯罪行为，造成国家巨额经济损失，严重扰乱当地经济秩序。该组织还通过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为其提供庇护，使其逃避打击，坐大成势，严重破坏了政府公信力和司法公正。
本案由浙江省公安厅于2018年5月7日立案，同日指定东阳市公安局侦查。该案虞某荣等14名被告人（组织者、领导者和骨干成员）及5个被告单位涉黑一案由金华市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6月11日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其余积极参加者、一般参加者所涉案件由东阳市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7月向东阳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9年12月24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走私武器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等罪名，数罪并罚，判处虞某荣等组织者、领导者和骨干成员无期徒刑、二十五年至八年不等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罚；涉黑案的积极参加者、一般参加者由东阳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分别被判处十四年六个月至一年二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相应罚金的刑罚。判决后虞某荣等组织者、领导者提出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21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指控和证明犯罪】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审查认为，虞某荣、戴某松、王某成、吴某龙等人组成的犯罪组织符合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应当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主要难点问题集中在如何区分组织犯罪与个人犯罪、如何认定组织成员是否脱离组织等方面。
（一）依法准确区分组织犯罪和个人犯罪。
该案控辩争议焦点之一为组织成员来某维、童某才、徐某等人2012年在被虞某荣安排到老挝波乔省金三角经济特区金木棉赌场帮忙期间，购买手枪携带回国并持有的行为能否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行为。经审查认为，骨干成员来某维走私、购买枪支，骨干成员华某平非法持有枪支，组织成员童某才走私枪支均应认定系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理由有二：一是上述成员持枪行为均系在从事组织安排的任务期间实施的行为。虽然组织者、领导者虞某荣等人供述对上述行为事先不知情，但虞某荣等组织者、领导者一贯以来对于成员买卖、持有枪支持默许态度。虞某荣自己在老挝金三角地区私藏大量枪支，并在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过程中使用过枪支，而虞某荣亦知道骨干成员来某维等人收集、把玩枪支，并将来某维走私入境的枪支要来自己把玩，因此其对来某维走私、持有枪支并用于该组织实施的其他犯罪持默许态度。二是涉案枪支被用于组织实施的犯罪活动，对扩大组织的影响力，确立强势地位起到重要作用。虞某荣等人默许来某维等组织成员持枪的心态，贯穿于整个组织发展过程中，助长了组织成员好勇斗狠的心理；华某平作为虞某荣黑社会性质组织中实施暴力性犯罪的关键成员，其持有枪支并由手下对外宣扬，对组织争夺势力范围、排除竞争对手、确立强势地位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致使他人不敢在土方、市政、土建等工程领域对抗虞某荣，客观上提高了组织的威慑力、影响力和控制力。如2014年童某才、徐某等人在虞某荣的帮助下为争夺土方工程项目，与他人发生聚众斗殴，使用从境外走私的枪支造成他人受伤。因此，组织成员实施的走私、持有枪支行为应当认定为该组织实施的犯罪。
（二）审慎甄别组织成员，依法认定组织成员是否脱离黑社会性质组织。
该案控辩争议焦点之二为被告人徐某、童某才等人是否脱离组织。审判过程中，虞某荣、戴某松、王某成、来某维及各辩护人辩称，徐某因在老挝金木棉赌场管理中有不当行为被虞某荣安排回国后，双方已无任何关系，之后徐某的行为与虞某荣无关；作为徐某手下的童某才也非组织成员。经审查认为，组织成员徐某、童某才并未脱离该黑社会性质组织。脱离、退出黑社会性质组织要结合主客观两个方面综合认定，主观上看是否有脱离、退出组织的意愿和意思表示；客观上看是否不再参与组织活动、不再与组织成员保持联络、不再接受组织豢养、不再服从组织安排、调遣等。本案中，徐某从老挝回国之后在行为上并未和虞某荣团伙脱离联系，主观上徐某和虞某荣也都未认为相互之间已经脱离关系。在2012年砍伤陈某祥案件发生以后，虞某荣安排徐某到老挝为其管理境外赌博生意，但徐某未服从虞某荣的安排擅自从老挝回国，2014年因为与他人争抢土方工程寻求虞某荣帮助，并与他人聚众斗殴，后因此事坐牢，在此期间，虞某荣对徐某及其家人多方关照。一直到本案案发前，徐某一直作为虞某荣的“小弟”为其做事，并未脱离组织。童某才在老挝金木棉赌场期间作为徐某的“小弟”，负责联系赌场公关部帮助赌客偷渡
出入境、带客人赌博时兑换筹码等工作，在2014年抢夺土方工程时，伙同徐某与他人聚众斗殴，对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展和壮大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故现有证据证明童某才在主观上和客观行为上并未与组织脱离关系，徐某、童某才均系组织成员。
（三）依法区别处理，准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在虞某荣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犯罪中，参与同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串通投标的单位有浙江某市政园林有限公司等14家单位以及沈某良等48名个人。这些单位和个人在杭州市滨江区的市政、园林
绿化、土建等工程领域，自己或帮助他人采用收买公司、通过统一排标定价操控中标价格的方式，组织、纠集或参与围标71个工程，围标次数从1起到46起不等，工程总标的额超过60亿元，非法获利数万元至数百万元不等。
检察机关对这些企业和个人，
一是准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涉案人员及单位进行分类处理。
经审查认为，上述企业均为工程建设领域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民营企业，与以虞某荣等人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关系并不紧密，没有为该组织的发展壮大提供经济支撑，仅仅因迫于该组织在土方工程领域的垄断地位，或为赚取围标费、管理费参与投标、陪标或被裹挟参与围标，并未参与该组织的其他违法犯罪活动，不宜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
同时，根据在串通投标过程中的作用，将涉案人员、单位划分为组织者、纠集者、参与者，对以串通投标作为主要牟利手段和获利方式的组织者从严处理，依法对沈某良及某市政园林有限公司等17名围标
组织者提起公诉；
对被动参与串通投标的部分纠集者和一般参与者，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作出轻缓处理，对30名个人及6家涉案企业作出不起诉决定，对部分提起公诉的提出轻缓量刑建议。
二是
制发刑事合规检察建议书，督促完善企业治理。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将企业内部合规制度建设纳入认罪认罚量刑考量，积极探索引导6家涉嫌串通投标但犯罪情节轻微且认罪认罚的建设施工企业，进行初步合规制度建设，在评估其社会危害性和再犯可能性基础上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在宣布不起诉决定后，为督促、引导涉案企业深化开展专项合规建设，向上述企业制发企业合规检察建议书，委托第三方组织对涉案企业的合规建设情况进行考察，企业专项合规建设工作取得良好成效，涉案上述企业规范经营，经济效益得到稳步提升。
结合建设施工企业在招投标过程中存在的违规违法风险点，检察机关联合市发改局、公安局、住建局、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等多部门共同出台《建设施工企业投标合规指南》，引导建设施工企业加强投标合规管理，推动行业诉源治理，促进民营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典型意义】
（一）依法惩治工程建设领域黑社会性质组织。
黑恶势力在工程建设领域非法控制、垄断土方土建、市政绿化等工程，衍生围标串标、违法转分包、行受贿等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环境，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行为人依托公司等经济实体，以经济利益和工程项目为纽带形成人数较多、成员固定、层级分明、结构严密的犯罪团伙，以暴力为后盾排挤、打击竞争对手，实施强迫交易、敲诈勒索、串通投标、寻衅滋事、非法拘禁、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等违法犯罪活动，攫取巨额经济利益，干扰百姓正常生产生活，对群众造成心理强制、威慑，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可以依法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
（二）全面准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妥善处理涉企案件。
对迫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垄断地位、重大影响，被裹挟参与围标的涉案企业，或为赚取围标费、管理费参与投标、陪标的其他企业人员，并未参与该组织的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不宜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对该类企业和人员要根据在串通投标过程中的作用，准确审慎区分处理，依法作出不起诉、提起公诉或者从宽处理。
案例二
曾某雄等人组织、领导、参加
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关键词】
家族式黑社会性质组织 组织成员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基本案情】
被告人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曾某雄，男，56岁，广东省五华县某实业有限公司、五华县某建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五华县某混凝土有限公司等远信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曾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
被告人曾甲（曾某雄次子）、曾乙（曾某雄长子）、李某东（曾某雄外甥）等其他25名被告人基本情况略。
20世纪90年代，曾某雄及其家族成员开始涉足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建筑行业，参与当地一些工程项目建设。2003年，曾某雄为争夺五华县水寨镇工业园（系省级产业转移工业园，总规划面积20平方公里，落地企业近百家）工程项目，殴打工程老板廖某菓致其轻伤，迫使其放弃该项目。曾某雄因此事被判刑，但其在缓刑考验期间，为控制工业园工程，继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2005年，为推进工业园的项目施工，曾某雄纠集曾乙等人持械殴打进行土地维权的周某茂、曾甲辉等村民，造成曾甲辉重伤、多人受伤的严重后果。该案中曾某雄方未受到任何处理，周某茂方因其他案件被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刑事责任，在当地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自此，曾某雄犯罪团伙在该工业园及周边地区取得强势地位并树立非法权威，以曾某雄为组织者、领导者，曾乙、曾某雄外甥李某东、包甲明、包乙明等人为参加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初步形成。此后该组织利用非法影响力继续在工业园区强揽工程牟利，不断发展壮大。曾某雄次子曾甲因犯抢夺罪被判刑，于2010年2月刑满释放后，协助曾某雄管理工程项目，依托其父亲曾某雄出资和前期形成的非法影响力，先后成立五华县某大酒店有限公司（外挂商号某酒吧）等企业，并以该酒吧等为聚集地，纠集曾某祥、李某等18名有前科、吸毒劣迹的社会闲散人员，实施了多起违法犯罪活动。
其间，曾某雄为攫取更大经济利益陆续成立五华县某实业有限公司、五华县某建设有限公司等18家远信系公司，均由其家族成员担任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该组织成员大多在某酒吧担任内保或者在远信系其他公司任职，接受组织的领导和管理。该组织利用其非法影响力以及暴力威胁手段承揽工业园的厂房建设、土石方、混凝土、爆破等工程牟取暴利，并将所获经济利益用于组织成员福利、娱乐、购买作案工具等以维系组织的生存、发展。案发后，公安机关依法冻结和扣押了涉案银行资金、保险理财产品等约1900万元，依法对116处不动产和166辆汽车、重型工程车等限制交易，对未结清工程款约1.79亿元进行截留。
该组织长期通过暴力、威胁等手段欺压残害百姓，有组织地实施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强迫交易等19起犯罪行为及大量违法活动，造成2人重伤、11人轻伤及多名群众受伤的严重后果；在多个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以暴力为依托，组织多名成员到施工现场站场造势，强行施工。
该组织通过实施前述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在工业园周边地区取得强势地位并树立非法威信，非法控制了工业园的大部分厂房建设、土石方、混凝土、爆破等工程，以致其他人在工业园做上述工程需要经过该组织同意或者跟该组织打招呼；对工业园及周边地区的群众形成心理威慑，致使众多违法犯罪活动的被害人及相关群众不敢举报、控告，对当地工程建设形成非法控制，形成重大影响，严重破坏当地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如2012年，被害人李某希、李甲明获得工业园内铺设燃气管道
的工程后，惧于曾某雄等人的势力，特意登门拜访曾某雄征得同意后才敢开始施工，但刚施工即被曾甲逼迫，不得已将该工程让予曾甲。
工业园内的公司如想使用其他公司供应的混凝土，须事先跟远信系公司打招呼征得曾某雄同意后方能入场，否则会受到恐吓、干扰。
在该黑社会性质组织存续期间，为壮大产业、谋取更多利益，曾某雄、曾乙在未取得合法用地审批手续的情况下，通过挖毁、填埋林地及混凝土硬底化、兴建建筑物等方式，逐步对涉案农用地进行开发建设，造成涉案农用地原有耕作层、山体排水系统被毁坏，原有种植条件和生态系统被严重破坏。
本案由梅州市公安局、五华县公安局侦查终结，经梅州市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移送平远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平远县人民检察院于2022年1月30日向平远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的刑事被告人一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同年10月27日，平远县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以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犯罪，判处组织者、领导者曾某雄、曾甲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罚；其余被告人分别被判处十六年八个月至三年不等有期徒刑和相应财产刑；判决曾某雄、曾乙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1200余万元，承担鉴定评估费用，并公开赔礼道歉。一审宣判后，曾某雄、曾甲等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诉。2023年4月23日，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指控和证明犯罪】
（一）依法认定家族式黑社会性质组织。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是否将曾某雄和曾甲、曾乙父子三人纳入同一黑社会性质组织处理。该父子三人早年分家，因曾某雄重婚等原因，父子感情存有隔阂；该组织所涉公司形式上相互独立，分别由三人各自经营，三人名下公司业务范围不同，各公司有独立的财务制度。通过审查分析其内在联系，检察机关认为应当纳入同一组织处理，理由如下：
一是
有共同的家族利益。三人基于父子关系共同维护家族利益。曾某雄作为家族的核心，利用其社会影响力和经济实力为曾甲和曾乙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三人对外分工协作共同壮大家族势力。如在组织形成的标志性事件员瑾村聚众斗殴案中，曾某雄为推进土方工程，纠集儿子曾乙、外甥李某东、包乙明等持械与对方斗殴，由此曾某雄及其家族成员在工业园区建立起强势地位。此后，曾某雄为攫取更大经济利益成立的远信系公司，也多由其儿子曾乙、曾甲、外甥李某东、李乙明挂名或参加管理，其外甥包乙明也利用某系公司非法影响力经商，反映出其内部是以家族血亲关系维系共同利益。在曾甲、曾乙等人组织多名组织成员为组织利益或插手他人纠纷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中，均由曾某雄出面帮助解决善后、予以资金支持和协调关系，帮助曾甲等人逃避惩罚。
二是
有共同的组织经济利益。曾甲、曾乙名下公司得以生存和发展，主要依靠曾某雄及组织的非法影响力。一方面，曾甲和曾乙名下公司的注册资金来源于曾某雄；另一方面，三人名下公司虽业务范围不同，却存在密切联系。曾某雄通过其社会关系和社会影响力承揽工程，垄断民用爆炸品，从而顺利垄断工业园区的土石方工程，而曾甲、曾乙名下公司也顺理成章地承揽了相关的厂房建设、混凝土供应业务，三人名下公司实现共同受益。如2017年五华县冠华城建设，原承建公司因施工受阻挠，业主只能找曾某雄处理，曾某雄顺利接手该工程，后主体工程、站场、混凝土等分别由曾某雄、曾甲、曾乙负责，父子三人在组织威力庇佑下共同获利。
三是
有共同的暴力支持。曾甲的某酒吧豢养了一批内保，由曾甲领导和管理，他们除为了曾甲名下公司利益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外，也为曾某雄、曾乙名下公司强揽工程、排除妨碍顺利施工等提供暴力支持。如曾某雄公司承包水寨镇黄狮新村安置区工程，为防止有人维权闹事，曾甲安排内保人员曾某源等人到场站场造势，保障工程顺利进行。2015年曾某雄控制的某爆破公司在碧桂园二期施工过程中遇到村民阻挠，曾乙、曾甲得知消息后召集多人在某酒吧商议，并于次日纠集上百人到施工现场殴打被害人李某芳等人，用铁锤等工具砸毁李某芳家大门，冲入住宅后肆意毁坏门窗，造成1人轻伤，2人轻微伤。
（二）严格甄别，依法认定涉案公司员工是否属于组织成员。
本案的争议焦点二是，涉案公司员工能否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该案不少涉案人员受聘在远信系公司任职，领取的工资并不高，公司对其管理比较松散，这部分人员有的相互之间不认识，有的甚至不认识曾某雄、曾甲等组织者、领导者，仅或多或少地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是否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存在争议。检察机关根据涉案人员的主观认识、地位、作用和客观行为综合分析、区别处理。
一是
对主观上知道该组织以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重要内容，且多次参与组织违法犯罪活动、情节严重的，依法认定为组织成员。如本案被告人李某认为其协助曾甲管理某酒吧是正常经营行为，其不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但在案证据证实，某酒吧是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聚集地，也是该组织内保人员发放工资、娱乐、提供作案工具的场所，李某作为某酒吧经营管理者之一，对某酒吧员工的主要活动非常清楚，在管理员工过程中也起到主要作用；其明知曾甲多次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仍跟随曾甲参加与酒吧正常经营活动无关的违法犯罪活动，也明知事后该组织会出面兜底，故认定其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被告人曾某源、曾乙辉、李某阳等作为某系公司工作人员，虽领取的工资不高，但入职公司的时间较长，多次参加故意伤害、寻衅滋事、妨害公务等较为重大的组织违法犯罪活动，应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
二是
对参与组织行为次数少、情节轻微的，不应认定为组织成员。如公司员工李乙明系曾某雄外甥，但其只是某实业有限公司、某劳务有限公司显名股东之一，仅在2005年参加员瑾村聚众斗殴案，此后未参与该组织其他违法犯罪活动，故不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酒吧保安戴某强、戴某等人，虽然接受被告人李某管理，但仅参与了个别情节轻微的站场活动，领取正常的工资，没有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意愿，认定为个案共犯或者参加者，不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
（三）全面挽损，依法准确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该案中，曾某雄、曾乙非法占用五华县水寨镇员瑾村鸡鸣山地块，并损毁地块总面积34万余平方米，损毁农用地面积32万余平方米，损毁程度属重度损毁类型，被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提起公诉并建议判处罚金。同时，针对生态环境受损未得到修复等情况，检察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检察机关诉请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977.45万元、截至2022年5月底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150.54万元，并从2022年6月1日起，以每年增加75.96万元为标准，赔偿至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支付到位为止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将由被告违法行为造成的，启动生态修复工作前所必须经历的起诉、判决、执行等诉讼程序期间，纳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持续计算时间。上述全部诉讼请求均获法院采纳支持。
【典型意义】
（一）围绕四个特征认定家族式黑社会性质组织。
家族式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不仅要看家族成员基于血缘关系形成的共同利益，更应围绕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四个特征，综合分析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家族成员间的分工、联系与协作支持等方面情况，进而明确是否同属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家族成员之间以血缘、家族关系为纽带，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暴力行为和经济利益相互交织、相互交融，对外形成合一的组织影响力，应当认定为同一黑社会性质组织。
（二）依法区别处理涉黑组织开办公司中工作的人员。
对在黑社会性质组织者、领导者所开办公司工作的人员，应结合其主观认识、地位、作用和客观行为综合分析、区别处理。在组织开办的公司中工作的人员，对组织的恶名、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和规约有一定认知，多次参加与本职工作无关的较为重大的组织违法犯罪活动的，可以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对主要通过提供正常的劳务、投资等方式获取报酬，参与组织违法犯罪活动较少或者情节轻微的人员，不应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
案例三
周甲等人组织、领导、参加
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关键词】
黑社会性质组织 组织成员 强迫交易情节特别严重 诉源治理
【基本案情】
被告人周甲，男，38岁，湖南长沙某环保物流有限公司股东，长沙某砂石渣土运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曾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因殴打、威胁他人被行政处罚。
被告人周乙，男，35岁，长沙某砂石渣土运输有限公司股东，曾因犯聚众斗殴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因威胁、恐吓他人被行政处罚。
其他21名被告人基本情况略。
2013年至2018年期间，周甲、周乙两兄弟以家族关系为纽带，以经济利益笼络部分社会闲散人员以及个别公职人员，采取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手段，在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现湘江新区）洋湖片区一带打压行业竞争对手、阻挠行政机关执法、强揽项目建设土方工程，并有组织地实施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21起，逐渐形成以周甲、周乙为组织者、领导者，李某杰、莫某等为骨干成员，刘某宇、阳某民等人为积极参加者，刘某文、刘某昌等人为一般参加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为坐大成势、称霸一方，该组织惯于“以黑护商”“以商养黑”。周甲先后于2015年8月和2018年10月成立长沙某环保物流运输有限公司和长沙某砂石渣土运输有限公司，以公司形式管理组织成员，将相关组织成员“变身”为公司股东、高管或安排在公司任职，按照公司规章制度管控组织成员和分配红利、支付薪酬，并为受到打击处理的组织成员“接风洗尘”“红包慰问”，形成了听从指挥、随叫随到、有事汇报、出事由组织“摆平”等行事惯例。为把控当地商业项目土方工程业务，该组织以环保物流、渣土运输等公司为幌子实施犯罪攫取“黑财”，仅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犯罪涉案金额就高达3000余万元、违法所得590余万元；案发后，扣押涉案车辆11辆，查封房屋26套，冻结银行账户46个、账户金额共计1750余万元，冻结股权价值1150万元。
为逃避打击、长期存续，该组织主要通过聚众造势、语言威胁、堵门阻工等“软暴力”行为，以“谈判”“协商”“调解”等方式对被害人形成心理强制和威慑，逼迫他人退出已承揽的工程项目，强行入股他人承揽的工程项目，或者在承揽工程项目后故意拖延工期且拒不退场，故意制造“僵局”迫使项目方将后续项目继续交由其承揽。2013年至2018年期间，洋湖生态新城出让地块的建设或在建工程项目17个，周甲、周乙等人参与商业项目土方工程9个，占洋湖新城项目总数的53%，其中有6个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强揽所得，3个利用组织“威名”承揽所得，另对其他2个商业工程项目实施了堵门、阻工行为，意图强揽项目土方工程，迫使对方支付“退场费”，敲诈勒索他人财物，造成了当地商业项目土方工程没有周甲、周乙等人的同意或者参与就无法顺利实施，其他单位、个人也不敢来洋湖街道承揽土方工程的非法控制局面。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把控当地土方工程的准入、退出、经营，该组织“软硬兼施”，或以行贿、送礼、分红等方式拉拢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工作人员，或殴打行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阻挠执法，造成群众和正当经营企业的合法利益遭受侵害后，不敢通过正当途径举报、控告，严重干扰、破坏了国家机关、行业管理部门以及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工作秩序和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本系列案由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于2018年9月4日立案侦查。2019年7月2日，长沙市公安局将该案指定宁乡市公安局管辖。同年9月23日，宁乡市公安局以周甲、周乙等人涉嫌组
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罪移送宁乡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宁乡市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6月5日向宁乡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同年9月7日，宁乡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等犯罪，判处周甲、周乙有期徒刑二十一年和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罚；
其他成员分别被判处十二年至十一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刑罚。
判决后，部分被告人上诉。
同年11月23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指控和证明犯罪】
（一）坚持“不漏不凑”，严格区分涉案人员系商业合作伙伴还是涉黑犯罪组织成员。
工程建设领域涉黑组织在发展壮大以及利用组织“威名”实施违法犯罪过程中，往往设立公司法人，具有合法经营外观，组织者、领导者或其他组织成员经常联合其他单位和个人开展承包经营、合伙承揽工程项目等经济行为，经济交往具有一定复杂性。对其他单位或个人是否应当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是本案争议焦点之一。在办理该案过程中，检察机关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逐一分析涉案人员的主观意愿、服从程度、参与次数、职务分工、获利多少等因素，重点审查：一是涉案人员主观上是否明知。根据涉案人员与涉黑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或者其他成员的特定关系、交往时间、合作程度等，审查涉案人员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对方是以实施违法犯罪为基本活动内容的组织。二是涉案人员是否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活动。依靠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达到对经济、社会生活进行非法控制、重大影响，并实现攫取非法利益的目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区别于其他犯罪组织的本质特征。涉案人员是否长期、多次参与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是与该涉黑组织之间存在关系的重要标志。三是涉案人员是否与涉黑组织之间存在相对固定的从属关系。重点审查涉案人员是否和组织者、领导者周甲、周乙二人保持较稳定的分层管理关系，并受该组织的管理和纪律约束。本案中，余某加、赵某德、周丙、刘某等7人以合伙经营或出资入股的形式与周甲、周乙等人共同承揽工程项目，并按照约定的出资比例分配利润，侦查机关认定该7人均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认为，余某加、赵某德等5人均系洋湖街道本地人，明知周甲、周乙等人成立的公司系以实施违法犯罪为基本活动内容的组织，在当地土方工程领域业已形成非法权威，为借势谋取不法利益而依附于该组织，合伙承揽工程项目；听从周甲、周乙的指挥、安排，共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并按照事先分工直接参与违法犯罪，持续时间长达两年；在实施违法犯罪和瓜分违法所得过程中，实际处于被领导、管理、指挥的地位，应当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周丙、刘某等2人虽主观上也明知周甲、周乙等人系以实施违法犯罪为基本活动内容的组织，但与周甲、周乙等人在工程承揽事项以外接触交往较少，参与相关工程建设项目运作、管理的程度不深，在涉案公司任职的相关组织成员并不听从其安排、调配，获利数额与该行业正常投资获利的情况基本相符，所涉犯罪也不属于由周甲、周乙等人主导的违法犯罪，无确实、充分证据证明该二人受该组织纪律规约的约束。同时，周丙在其他地方另外承揽土方工程项目，有自己独立的施工团队，一定程度上与周甲、周乙存在竞争关系。综合上述情况，检察机关依法未认定周丙、刘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仅对该二人涉嫌的强迫交易犯罪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犯罪，分别依法提起公诉。人民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上述指控意见。
（二）依法认定强迫交易“情节特别严重”，做到罚当其罪。
工程建设领域涉黑组织为维系运转、豢养成员，需要不断承揽工程建设项目，以攫取源源不断的非法经济利益，达到“以商养黑”目的。一旦通过正常的市场竞争行为无法承揽工程项目，往往需要借助暴力、威胁等手段进行强揽。根据刑法第226条强迫交易罪的立案标准，强迫交易三次以上或者强迫三人以上交易的，强迫交易数额一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二千元以上的，属于强迫交易“情节严重”的情形之一。本案中，该组织于2013年至2018年期间先后实施强迫交易6次，涉及金额3000余万元，已达到强迫交易“情节严重”的标准，但是否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存有疑问。现有司法解释暂未明确强迫交易行为“情节特别严重”的具体情形，司法办案中对此也认识不一。检察机关审查认为，认定强迫交易行为是否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情形，应结合强迫交易次数、涉案金额、违法所得数额、作案手段、持续时间，特别是对市场秩序的破坏程度，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作出整体评价。办案中，重点审查：一是强迫交易的次数及数额。强迫交易的次数及数额是能够直观评价其行为严重程度的要素，如个别省份根据实践总结明确了以“情节严重”数额标准的10倍以上或者强迫交易10次以上作为“情节特别严重”情形之一。二是犯罪手段恶劣程度。重点审查在强迫交易过程中是否直接使用了暴力、是否导致他人受伤、是否组织多人实施以及是否长期对他人实施暴力、威胁等。三是破坏市场秩序程度。强迫交易罪作为扰乱市场秩序类犯罪，是否控制当地行业市场或者对市场氛围有重大影响，是衡量该行为社会危害性的重要方面。经审查，本案中，该黑社会性质组织强迫交易及违法所得数额超“情节严重”标准1000倍以上；在相关项目土石方工程中，通过发放“出场费”，煽动当地几十名村民到现场阻工闹事，堵门阻工前后长达一个多月，致使工程项目进度严重拖延，性质极其恶劣，社会影响大；实施的6次强迫交易犯罪时间跨度长达5年，范围涉及洋湖街道多数商业项目土方工程，造成当地土方工程没有该组织同意或参与就无法顺利实施、其他单位或个人也不敢承揽的非法控制局
面。
其涉案金额大、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社会影响恶劣，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人民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有关“情节特别严重”的指控意见。
（三）依法能动履职，做深做实诉源治理。
针对洋湖街道工程建设领域存在的黑恶势力非法排除和限制竞争、干预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形，检察机关依法向有关单位发出关于进一步优化当地营商环境的检察建议书，督促联合开展专项排查整治，及时移送违法犯罪线索，并针对性开展“以案说法”警示教育活动，释明通过堵门阻工、煽动闹事等手段强揽工程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提高辖区经营主体和人民群众法治意识。同时，检察机关与其他机关开展共建共治，联合公安、人社、住建、民政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促进工程建设领域依法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划分职责范围，建立责任倒查机制，区分对象确定惩治措施，对违法犯罪企业和个人依法追究行政、刑事责任、列入不良记录档案，对公职人员充当“保护伞”等七种行为一律移交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意见》特别强调适用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共同打击工程建设领域犯罪，归纳检察机关应当制发检察建议并督促落实的六种情形，督促职能部门尽职履责，从源头上整治行业乱象。
【典型意义】
（一）区别处理与黑恶势力有合作关系的单位或人员。
对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组织者、领导者或者骨干成员有投资入股、项目合作、工程承揽等经济关系的人员，是否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应当注重审查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公司是以实施违法犯罪为基本活动内容的组织、客观上是否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活动、是否与涉黑组织之间存在相对固定的从属关系。对明知组织“威名”并谋求加入，接受组织领导、管理并形成依附从属关系，长期、多次参与组织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员，可以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对明知该组织以实施违法犯罪为基本活动内容，但没有加入组织的意愿，仅以签订或正常履行商业合同为交往，基本不参与或仅参与少量违法活动的项目合作方，不宜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构成其他犯罪的，应当按照具体犯罪处理。
（二）以案促治协同发力推动完善扫黑除恶长效机制。
检察机关应当坚持以案促治，深刻剖析黑恶势力滋生的原因、规律和社会治理的漏洞，研究对策建议，通过制发检察建议、构建联动机制等方式，会同主管部门积极参与诉源治理，净化行业生态，构建防范黑恶势力滋长成势的长效机制。
案例四
李某梅等人恶势力犯罪集团
故意毁坏财物、寻衅滋事案
【关键词】
恶势力犯罪集团 拆迁 组织成员 组织犯罪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某梅，女，43岁，山东某路政工程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曾因盗窃、绑架、贩卖毒品、开设赌场等犯罪，先后4次被判刑入狱。
被告人孙某，35岁，无业。
被告人李某鹏，31岁，无业。
其他10名涉案人员基本情况略。
2016年4月被告人李某梅刑满释放后，通过淄博市临淄区雪宫街道办事处原副主任崔某勇（另案处理）的关系，开始承揽雪宫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的拆迁等工程。其利用自身曾多次被打击处理的恶名，纠集、笼络刑满释放人员及社会闲散人员，在2年多时间内，实施6次故意毁坏财物、5次寻衅滋事、1次非法侵入住宅等犯罪行为，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形成了以被告人李某梅为首要分子，被告人孙某、李某鹏等人积极参与的“强拆”恶势力犯罪集团。
该犯罪集团成员分工明确，李某梅系总指挥，孙某和李某鹏直接听命于李某梅，另外，还有具体实施破门强拆的“内围人员”以及站场壮势的“外围人员”。被告人李某梅在接到崔某勇的通知后，会召集集团的骨干成员“开会”商量拆迁方案，通过多次上门滋扰、着黑衣“文身”谈判、电话骚扰、威胁等手段迫使拆迁户屈服。对于未达成协议的拆迁户，纠集多人将其控制后，采用破门侵入、强行搬离、强制架离、殴打等手段达到拆迁目的。如为迫使被害人秦某国同意拆迁，李某梅安排他人将十几条蛇扔到被害人家中，开车跟踪、故意制造交通事故拦停被害人，被害人阻拦强拆时，被强行拖出房屋并被殴打致轻微伤。为了笼络骨干成员，李某梅还实施了容留他人吸毒、妨害作证等犯罪行为，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秩序，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本案由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侦查终结，以被告人李某梅等人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寻衅滋事罪、妨害作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于2019年3月18日移送审查起诉。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10月8日以被告人李某梅等人犯故意毁坏财物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寻衅滋事罪、容留他人吸毒罪，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向临淄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年12月30日，临淄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李某梅等人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以犯故意毁坏财物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寻衅滋事罪、容留他人吸毒罪等犯罪，数罪并罚，判处李某梅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对其余被告人分别判处五年六个月至二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相应的财产刑。宣判后，被告人李某梅上诉。2020年2月26日，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指控与证明犯罪】
（一）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准确把握涉黑恶组织的证据要求。
本案因涉及“拆迁”领域，社会影响大、群众关注度高且有涉黑嫌疑，临淄区人民检察院派办案组提前介入，紧紧围绕黑社会性质组织“四个特征”认定标准，提出针对性引导取证意见，侦诉合力构建以证据为中心的指控体系。重点审查：一是组织稳定性和严密性是否达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组织性特征的认定标准。经审查，李某梅犯罪组织结构相对松散，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除相对固定的骨干成员外，组织成员多为社会混混、痞子，实施违法犯罪时一般都是李某梅临时开会分配任务，召集骨干人员临时纠集人员参与，部分参与人员系被临时雇佣，并未与李某梅形成豢养与被豢养、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同时，该组织尚未形成严密的组织纪律，也无约定俗成的规约、帮规。如在集团实施犯罪过程中，允许骨干成员根据个人时间自主决定是否参加；有的骨干成员（如常某仲）经常单独自行或纠集其他人员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二是李某梅等人通过违法犯罪获取的经济利益是否用于豢养组织成员。证据显示，该犯罪集团主要是采取“坐地分赃”方式进行分配，且主要用于个人生活支出，较少用于维持该组织生存和发展。三是暴力性是否达到控制威慑一方的程度。李某梅等人主要实施的是停水停电、砸楼道玻璃、制造噪音滋扰等“软暴力”手段，仅有两起体现出了暴力性，并造成两人轻微伤的危害后果。同时，本案被侵犯的对象多为拆迁范围内的少数拆迁户，相对特定，组织实施的寻衅滋事、故意毁坏财物、非法侵入他人住宅3项罪名，系根据强拆对象身份等不同情况而采用的程度不同的犯罪行为。四是是否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重大影响。李某梅犯罪组织实施的违法犯罪集中在少数政府工程且为特定的拆迁辖区，其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并未牵涉承揽工程之外的其他领域，侵犯的主要是在政府拆迁工程中对于政府的拆迁政策不认可、拒绝搬迁的拆迁户，并未影响除拆迁户之外的其他人的正常生活，虽然一定程度上干扰了经济、社会生活秩序，但未对一定区域或行业形成非法控制或造成重大影响。综上，检察机关认为，该组织成员较多，有明显的首要分子，重要成员相对固定，为获取非法利益，经常纠集在一起多次实施故意毁坏财物等违法犯罪活动，已达到恶势力“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认定标准且具有犯罪集团特征，但未达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认定标准，应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
（二）准确认定恶势力犯罪集团犯罪事实，做到不枉不纵。
本案的第二个焦点问题是李某梅恶势力犯罪集团实施的所有与工程有关的行为是否均应认定为犯罪行为。该案公安机关移送起诉该犯罪集团实施的37笔涉拆迁犯罪事实中，有14笔挖沟、挖地槽的事实被认定为寻衅滋事犯罪行为。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现有证据能够证实，该犯罪集团参与的部分土方、垃圾清运、拆迁工程，系其与政府签订工程承接协议、被拆迁人员与政府签订赔偿协议后实施的，对于上述拆除、施工行为不能一概认定为犯罪行为。主要考虑：该行为虽然客观上造成被害人出行不便，逼迫其同意拆迁，但相关工程的负责人和经办人证言，以及李某梅等人供述，均证实该集团成员挖地槽系正常施工行为，其中并无强制拆除、强制搬离、故意毁坏他人财物的违法犯罪行为，且都已经重新接好。以上行为虽客观上确实给被害人造成交通不便，但无法证实犯罪集团寻衅滋事的主观故意，不能将其认定为犯罪。此外，有12起事实的被害人称，其签订拆迁协议，是因为李某梅犯罪集团打砸其他拆迁户玻璃后造成了心理恐惧被迫签订协议，但在案无其他证据相佐证，且相关事实被告人均未供述，证据不足，无法将该类事实认定为犯罪。对于该犯罪集团在桑家坡、胜辛生活区、临园生活区等拆迁工地实施的11笔犯罪事实，包括2起使用消防斧暴力破门或利用铲车破窗进入被害人家中控制被害人后，强制拆除房屋；1起强行控制被害人不能接近拆迁现场，对被害人房屋强行拆除；4起通过殴打、拖出被害人后利用拆车、挖掘机强行拆除房屋以及4起因被害人阻止强拆，而采取扔蛇恐吓、开车尾随拦停殴打被害人、言语恐吓、开车尾随上访人员制造交通事故滋事等，已造成十余名被害人人身、财产损失，严重影响了拆迁户的正常生活，对多数未搬迁的住户群众形成心理强制、威慑，群众敢怒不敢言，甚至被迫签订拆迁协议，社会危害性大，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依法准确认定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
本案的第三个焦点问题是，是否将全部参与人员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的组织成员。检察机关首先厘清各个涉案人员参与犯罪集团的时间、参与原因、参与程度、具体行为、有无拉人入伙、个人获利情况等，划分不同层级，避免因“一刀切”认定不当扩大惩治范围。经审查，确定李某梅组织、领导多人多次实施寻衅滋事犯罪，系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确定积极参与集团犯罪活动组织、指挥其他人员实施故意毁坏财物、非法侵入住宅、寻衅滋事等犯罪的，如李某鹏、刘某俊、孙某、胡某佳等人为第二层级人员，为该犯罪集团的重要成员；明知是恶势力犯罪集团而参加，多次参与故意毁坏财物、非法侵入住宅等暴力拆迁活动的张某辉、边某鹏、王某龙、耿某等人为第三层级人员。对于被临时纠集参加犯罪活动的第四层级人员，重点审查主观上是否明知或者应当知道该组织是以实施违法犯罪为基本活动内容的组织，并自愿接受其管理。根据以上原则判断，冷某昌、路某明、路某文等人，因系临时被纠集，只参与一两次在外围“站场子”活动，平时跟李某梅没有从属关系，年龄较小、社会阅历浅、参与时间短，系为谋生而误入该犯罪组织，主观上不明知是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不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的组织成员。
（四）准确区分集团犯罪和个人犯罪，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本案的第四个焦点问题，李某梅作为该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是否应当对其集团成员实施的所有个案承担刑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全部罪行”应该是指犯罪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而非犯罪集团成员实施的全部罪行。本案所涉犯罪集团内部管理松散，部分成员为了牟取个人利益，利用李某梅在临淄区“大姐大”的名声为非作歹、聚众斗殴、肆意滋事。如骨干成员常某仲纠集多人单独成立的地下“出警队”，既参与李某梅犯罪集团故意毁坏财物的违法犯罪活动，又单独实施了十起强奸等犯罪行为，形成了以常某仲为首要分子的另一个恶势力犯罪集团。又如骨干成员曲某在组织之外实施聚众斗殴一次，寻衅滋事一次，造成两人轻伤、一人轻微伤的犯罪后果。但上述行为李某梅并不知情，也未组织、策划、指挥或参与实施，上述犯罪行为不是为集团利益所实施，与组织利益无关，事后也并未得到李某梅的追认，对该犯罪集团的发展壮大没有帮助作用。综上，对于上述非其本人组织、领导、参与实施的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犯罪行为，不能认定为犯罪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李某梅不应对其集团成员实施的上述个人罪行负责。
【典型意义】
（一）从严惩治拆迁领域黑恶势力，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拆迁作为城市发展改旧建新的重要环节，关乎群众切身利益。“黑拆迁”的背后往往有黑恶势力参与，“不明身份社会人员”组成的犯罪集团进行助拆、逼签、暴力强拆，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形象，应当依法惩处。对笼络刑满释放人员及社会闲散人员，经常纠集在一起，在拆迁领域中多次实施暴力或者“软暴力”强拆、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等违法犯罪活动，影响未拆迁居民正常生活，造成群众心理恐惧和恐慌，扰乱经济社会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尚未达到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造成重大影响，符合恶势力犯罪集团标准的，可以依法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
（二）依法准确认定犯罪集团的犯罪事实和集团成员。
在办理黑恶案件中，要准确区分没有社会危害性的正常业务行为和犯罪行为，以及为了个人利益实施的犯罪和为集团利益实施的犯罪。对于集团成员为了个人利益，实施的该犯罪集团意志以外的其他犯罪，应由个人负责，不应认定为犯罪集团所犯的罪行。对于参与犯罪集团时间短、参与程度不深、对犯罪集团缺乏明确认识、具体行为情节较轻、个人获利较少的，不宜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
来源：检察日报社
记者：史兆琨
见习记者：潘若曦
编辑：陈宝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