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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关资本市场投资者,来关注这4个典型案例!
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10个司法保护资本市场投资者权益典型案例,涉及证券、期货、基金等多个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权益司法保护。其中,深圳法院审理的4个案例入选。 一起来了解 期货居间人对投资者赔偿责任的认定规则 ——郭某与信息咨询公司等期货交易纠纷案 裁判要旨 期货居间人系期货公司开展期货业务的延伸机构,应当承担期货公司负担的部分适当性义务,期货居间人未履行适当性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期货居间人通过“喊单”、提供“投资建议”以及代为操作等方式诱使投资者进行交易从而谋取居间报酬,违反忠实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 钟某系信息咨询公司持股100%的股东。信息咨询公司与期货公司签订《期货居间协议》,约定信息咨询公司为期货公司的期货居间人,居间报酬按照投资者交易费用的96%计提,居间人负有适当性义务。钟某作为居间人代表参加了期货公司的培训,主要培训《期货公司期货居间人管理办法》等内容。前述协议及文件均有关于期货居间人不得诱导投资者交易、不得提供投资建议、不得代客交易等内容。期货公司对郭某进行了风险测评,测评部分内容比如年龄、学历、风险偏好等前后不一致或自相矛盾,期货公司并未作进一步的核查。期货公司工作人员以每分钟450字左右的语速向郭某告知了投资期货的风险。之后,钟某通过网络课堂或者微信多次作盈利承诺,通过“喊单”、提供“投资建议”等方式诱导郭某交易,并存在多次代郭某操作其期货账户的情形。在郭某开立期货账户后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内,郭某期货账户交易多达数百次。钟某因郭某期货交易而获得居间报酬22万余元,郭某期货账户亏损共计达120余万元。后郭某多方投诉,钟某赔付郭某27万元。郭某起诉期货公司和信息咨询公司,要求赔偿期货交易损失。 裁判结果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期货公司和信息咨询公司对郭某均负有适当性义务。期货公司未全面履行适当性义务,未对年龄偏大的郭某填写的年龄、学历、风险偏好等自相矛盾或不一致的内容等作进一步的核查,开户视频验证流于形式。信息咨询公司依照《期货居间协议》《居间人管理办法》等负有适当性义务,但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履行了适当性义务。在居间活动中,钟某及其员工通过“喊单”或提供“投资建议”,从而增加交易量、谋取高额居间报酬提成;钟某登陆郭某期货账户,代客操作;钟某多次向郭某作出盈利承诺。期货公司未谨慎选择居间人,未全面对信息咨询公司的员工进行培训,在约定高比例居间报酬提取比例的同时并未有效执行对居间人的风险管理制度,在对信息咨询公司履行居间行为的管理上,存有过错。郭某曾多次购买股票等理财产品,有一定的投资经验。综合考虑,法院判定郭某自行承担其损失的20%,信息咨询公司承担郭某损失的50%,期货公司承担郭某损失的30%。二审期间,期货公司、信息咨询公司与郭某达成和解,圆满解决了纠纷。 法官释法 关于对期货居间人居间活动的规制,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期货居间人对投资者负有何种义务?在何种情况之下承担法律责任?在本案纠纷发生时,这些问题没有规范性文件作出规定,此类纠纷在全国范围内比较少见。期货公司与期货居间人签订有《期货居间协议》,协议明确约定了期货居间人对投资者负有适当性义务。双方之间的这种约定事实上让期货居间人成为期货公司开展期货业务的延伸机构,期货公司通过协议将其负担的适当性义务部分转由期货居间人负担。2021年9月10日起实施的《中国期货业协会期货公司居间人管理办法(试行)》第11条对期货居间人对投资者负有适当性义务作出了规定。虽然该规定在本案纠纷产生时尚未实施,但期货居间人对投资者负有适当性义务得到了行业协会的认可,成为行业共同遵守的执业规范。 居间活动中,基于投资者对期货居间人专业的信任和依赖,期货居间人对投资者负有信义义务。期货居间人不得利用居间地位违反信义义务(尤其是忠实义务)谋取非法利益。通常情况下,居间报酬在居间人介绍的投资者产生的交易手续费中计提,期货居间人不得为自我牟利而诱导投资者交易,更不能代客操作以谋取高额居间报酬,否则,便违反了忠实义务。本案中,期货居间人通过“喊单”和提供“投资建议”,甚至直接操作投资者期货账户,在不到一个半月时间内,获得高达22万余元的居间报酬,期货居间人的违规行为是造成损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基于期货居间人违反了适当性义务和信义义务,人民法院认定居间人对客户投资损失承担主要赔偿责任,依法保障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本案一审判决明晰了期货居间人适当性义务和信义义务,为期货居间人对投资者赔偿责任的认定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同时,奠定了当事人诉讼外和解解决纠纷的法律基础,是以判促调彻底解决纠纷的典型案例。 承办法官:尚彦卿 合议庭成员:审判长尚彦卿、审判员范志勇、审判员孙妍 “名为投顾、实为管理”的司法认定与责任承担 ——李某伟与私募基金公司、资产管理公司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私募基金投资顾问不负有基金管理人的法定信义义务,故投资者以其违反信义义务对其提出权利主张的,一般不予支持。但如果投资顾问与基金管理人深度结合,存在投资顾问享受主要基金财产权利、实际跟踪基金运作、实施具体风险保障措施等情形的,应当认定为“名为投顾,实为管理”,依法负有信义义务。投资顾问违反约定义务和信义义务,导致投资者损失的,应与基金管理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 投资者李某伟与某私募基金公司签订《某供应链私募投资基金合同》,向该公司投资购买案涉基金。私募基金公司又与某资产管理公司签订《投资顾问协议》,委托其为案涉基金投资的底层资产-某供应链仓单收益权项目运作提供咨询顾问服务。协议约定:资产管理公司对上述底层资产项目全程监管,实施具体风险保障措施;若因资产管理公司风险保障措施不当或其他原因导致投资者损失,均由资产管理公司承担责任;基金终止或者清算后的财产扣除管理费、托管费、委贷费、投资者本金及利息后的财产归资产管理公司所有等内容。案涉基金围绕某供应链仓单收益权展开,重要风险保障措施为仓单质押,登记的质权人亦为资产管理公司。基金发生风险后,对接处理底层资产项目的资产管理公司高管吕某与李某伟直接沟通本金兑付事宜并表示力争在2-3年内兑付本金,对李某伟的追偿请求未提异议和排己责任。在对案涉基金底层资产追索过程中,吕某亦作为私募基金公司代理人参加司法程序。后经生效仲裁裁决及执行,发现无任何有实质意义的财产可供执行。李某伟遂起诉请求私募基金公司、资产管理公司连带赔偿其损失。 裁判结果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案涉私募基金公司销售基金时未尽适当性义务,未按合同约定投资运作,管理产品未尽到相应善良管理人义务,致使相关产品不能兑付时无法通过司法程序进行任何受偿。同时,本案《投资顾问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与通常私募基金投资顾问享有和承担的权利义务显著不同,该协议约定资产管理公司在项目运作过程中承担资金监督、经营监管、仓单无负债管理等义务或职责。但在案涉基金“募、投、管、退”过程中,资产管理公司既未将底层资产由委托贷款变更为仓单收益权向投资者如实告知,也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底层项目资产公司向监管账户交付15%的保证金及督促底层项目资产公司完成差额补足的义务。特别是对作为核心底层资产的质押仓单对应货物未一一核验,导致在仲裁和执行过程中无法保全和执行,使底层资产落空。资产管理公司无论作为实际管理人还是投资顾问,其对基金项目未能实施合理的风险保障措施,未对基金权益人和投顾委托人勤勉尽责和履行审慎注意义务,既违反合同约定,亦违反对投资者的信义义务,导致投资者损失。法院综合考量后,判定私募基金公司赔偿李某伟投资本金及相应利息损失,资产管理公司对此负连带责任。 法官释法 私募基金是经备案具有许可资质的私募基金公司面向风险承受能力强、金融知识和投资经验相对丰富的适格投资者非公开募集,以特定投资方向设立的具备清晰的风险收益特征的资产管理金融产品。私募投资领域涉及“募、投、管、退”等环节,对满足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促进社会投资和证券市场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确立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的“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司法原则,适当性义务是“卖者尽责”的主要内容,也是“买者自负”的前提和基础。金融机构可能为规避自己应负的法律责任,以提供金融服务“配角”的名义变相隐藏销售、管理基金“主角”的身份,这时就需要法院综合具体案情判断。本案中,投资者已证明资产管理公司在案涉基金项目中名义为投资顾问,实际深度参与基金运作。资产管理公司作为投资顾问并无私募基金管理人资格,但为方便基金发行和备案,通过《投资顾问协议》约定,委托私募基金公司作为管理人发行基金,实际由资产管理公司全程具体运作基金项目,借用私募基金公司作为通道规避监管,违反约定义务和信义义务,损害了投资者利益。 在推介、销售私募基金产品过程中,基金管理人、托管人、投资顾问及其他专业机构的角色和职责不同,允许其合理延伸商业服务内容,有利于满足资本市场多样化需求。但应同时根据其服务内容依法赋予信义义务,以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在不断强化保护金融消费者和中小投资者权益的背景下,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探索,信义义务的认定标准及责任标准会逐步明确。金融机构只有严守契约精神,秉持忠实态度和审慎注意,不断提升专业能力,才能赢得市场认可。 承办法官:刘雁兵 合议庭成员:审判长张华、审判员刘雁兵、审判员钱松 基金管理人挪用基金损害投资人利益的法律责任 ——曹某宏等投资人与甲基金公司、乙基金公司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在基金运作过程中,名义基金管理人与实际控制人不一致的,应当查明实际控制人。基金管理人及实际控制人未依约使用基金资金,转移、挪用基金款,严重损害投资人权益的,应当向投资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赔偿范围包括投资人的投资本金和以业绩比较基准利率确定的预期收益。 基本案情 曹某宏等投资人购买私募投资基金,该基金名义管理人为甲基金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乙基金公司。基金合同约定,基金的投资范围为认购某合伙企业合伙份额,最终用于某高速公路北段工程建设项目,剩余资金可以投资于私募投资基金及银行定期存款、活期存款等其他低风险的金融产品。甲基金公司和乙基金公司违约挪用基金款,给投资人造成损失。曹某宏等人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甲基金公司、乙基金公司向各投资人支付投资本金和收益。 经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案涉基金款项通过某合伙企业的账户转入了甲基金公司、乙基金公司的关联企业,未用于投资约定的项目。 裁判结果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关于乙基金公司的责任问题。基金设立之初,乙基金公司持有甲基金公司99%的股权。在甲基金公司变更为云南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后,其实际控制人仍为乙基金公司的监事,两者具有高度的关联性,法院认定乙基金公司实际控制甲基金公司。 在基金运作过程中,虽然基金名义上的管理人为甲基金公司,但实际上乙基金公司是基金投资标的企业的“GP管理人”,负责企业投资决策,全权主持合伙企业经营管理。乙基金公司也在《关于某私募投资基金的管理说明》中向投资人承诺“始终对某项目进行实际管理和控制,并维护某基金投资人的投资利益”。案涉《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中写明,乙基金公司作为标的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保障某基金投资人和甲基金公司作为标的企业有限合伙人的权益”而受让标的财产份额,约定的受让价格亦与基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处置价格无关,而是按照基金本金和到期应付未付的收益计算得出。乙基金公司负有向基金和各基金投资人按照约定的收益率支付财产转让款的义务。基于乙基金公司与甲基金公司之间股权和实际控制权上存在的高度关联性、乙基金公司对基金投资项目的实际管理、控制以及乙基金公司对案涉基金投资人作出的承诺、对基金财产的受让等情况,法院认定乙基金公司和甲基金公司应当共同对私募基金各投资人负责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关于投资人损失的认定标准。甲基金公司和乙基金公司挪用基金资产,是基金资产无法及时收回并实现盈利的根本原因。乙基金公司受让基金标的财产份额转让价款亦是依据业绩比较基准利率计算得出。甲基金公司和乙基金公司应当赔偿各投资人的投资本金及按照业绩比较基准利率确定的预期利益损失。 法官释法 本案是涉及私募基金管理人侵权责任的纠纷。私募投资涉及“募、投、管、退”多个环节,有部分管理人违反信义义务与监管要求,未依法履行管理职责,甚至采用期限错配、资金池乃至挪用基金等行为侵犯投资者权益。规制私募投资法律关系,就投资决策、投后管理及退出阶段而言,除了合同约定之外,还需要赋予管理人以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为核心的信义义务,在此基础上再确立投资者风险自担原则,司法原则上不事后介入当事人之间的商业判断。 私募基金管理人负有对权益人的信义义务,是投资者风险自担的前提和条件。就信义义务性质而言,具有合同义务和法定义务的双重性,即使没有将法定义务通过约定加以转换,对于违反忠实义务等法定义务的,也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投资人要求基金管理人返还投资款并支付收益、赔偿损失的,应当举证证明基金管理人存在违反信义义务并造成基金财产损失的过错行为。通常来说,投资人不直接参与基金的投资、运营,对于投资款的去向缺乏了解且存在举证障碍,这也是此类案件中投资人往往难以胜诉的原因之一。本案中,乙基金公司一方面在募集基金初期利用自己的信用向投资人作出承诺,获得投资人信任;一方面又在基金募集后利用其实际控制的甲基金公司作为名义管理人,与投资人隔离直接的法律关系,其目的就是为了逃避对投资人的直接法律责任,同时隐藏其将募集来的资金转入关联公司的行为。二审法院关注到甲基金公司在基金募集前后股权变动的可疑之处,进而决定通过调取基金账户流水的方式对基金投资去向进行调查。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弥补了投资人举证能力的不足,对查明本案事实至关重要。基金账户的银行流水明细可以清晰反映出涉案基金募集后并未去往约定的高速公路项目,而是被基金管理人挪用至自己的关联公司,基金的名义管理人和实际控制人均为获益方。基金管理人既违反了基金合同的约定,同时也违反了法定忠实义务,是私募基金领域严格禁止的行为。 本案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一度将诉辩焦点放在了基金延期兑付是否经过了合法程序这一问题上。然而,在基金管理人与投资人信息不对称、基金管理人隐瞒基金实际投资去向的情况下,即便是投资人作出同意延期的决定,亦非其真实有效的意思表示,并不能阻却投资人向基金管理人索赔的权利。在基金管理人未经投资人同意擅自挪用资金的基础上,基金延期程序是否合法变得无关紧要。 本案判决从案涉私募基金的实际运行情况出发,充分考虑到投资者的举证能力局限,对于保护投资者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承办法官:付璐奇 合议庭成员:审判长袁银平、审判员付璐奇、审判员费晓 上市公司股东在限售期内以代持等方式转让限售股的合同无效 ——赵某与周某、饶某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上市公司股东在限售期内以代持等方式转让并代持限售股票的合同无效。股票转让及代持基于多名股东共同安排完成,应认定多名股东对合同无效存在过错,均应就合同无效后果承担相应责任。 基本案情 饶某系某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周某系上市公司子公司高管,二人均为上市公司所披露的关联关系人员。赵某为上市公司普通员工。周某、饶某均于2015年取得上市公司定增股票,限售期三年。在股票限售期内,周某与包括赵某在内的一批公司员工分别签订《托管协议》,约定将定增股票分别转让给赵某等员工并由转让方继续代持。员工则按照办公邮箱收到的用词隐晦的电子邮件要求,将股票转让款支付至饶某名下账户。股票限售期满后,周某、饶某均出售股票获得相应收益,但未向赵某等员工支付出售股票所得价款。赵某等员工起诉请求周某、饶某赔偿购买股票款的本金及相应利息。 裁判结果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案涉合同实际涉及限售期内上市公司股票的转让、代持两个法律关系。虽各方对于具体的交易主体存在争议,但饶某、周某均系该批股票的发行对象,二人均属于与该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且除本案外,还存在大量该公司员工签署类似合同的情形,因此,无论由何人作为具体交易主体,该合同均存在规避监管、扰乱金融秩序、损害证券市场投资者利益等情形。无论是根据当时施行的合同法关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还是根据现行民法典关于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该合同均应被认定为无效。对于无效后果,结合当时各方任职、指示签约、付款情况等事实,足以认定案涉交易系基于饶某、周某相互协作、共同安排而产生。二人应知合同无效而利用其职位影响力安排相应交易,赵某因该交易遭受损失,周某、饶某对此均存在重大过错,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赵某所请求的购买股票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未超过其合理损失范畴,故判决予以支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予以维持。 法官释法 转让上市公司股票应当依法进行,不得损害证券市场投资者利益。上市公司股票在限售期内私下交易、代持等情形,使法律及监管政策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关联交易审查、高管人员任职回避等监管举措落空,导致监管盲区,损害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破坏证券市场交易秩序与安全,增加经济运行的不确定因素。本案系因上市公司发行定增股票后,定增股票持有人通过与大批公司员工签订合同,约定在限售期内将股票转让给员工并由转让人继续代持而引发的合同纠纷。原告系公司普通员工,两名被告在案涉交易发生时均系取得定增股票的股东且均在公司担任管理层职务,双方在交易时存在交易信息不透明、交易对象模糊化等情形,以致本案中各方对合同主体、责任主体产生争议。本案从合同效力认定的角度出发,在认定案涉合同因损害金融秩序而违背公序良俗无效前提下,结合两名被告在案涉交易中的地位与作用,认定案涉交易系基于二被告相互协作、共同安排而产生,二人对合同无效均存在重大过错,均应就其过错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本案裁判结果契合当前的金融监管政策及金融审判理念,保护了交易中相对弱势的员工群体利益,在防范金融风险、化解群体性纠纷风险方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承办法官:梁艺 来源: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图片:网络 编辑:黄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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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五中法院辖区两级法院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典型案例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祖国的未来属于下一代。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我国先后出台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等法律,发布相关指导文件,努力为未成年人营造良好成长环境。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一直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自2014年3月成立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以来,采用“三审合一”的工作机制,持续强化少年审判专业化建设。 近三年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及辖区基层法院严格落实相关法律规定,立足各自实际积极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把家庭教育指导作为少年审判工作中一项常态化工作环节,在个案中发现家庭教育的错误和短板,让父母和孩子“坐下来”,把矛盾和问题“说开去”,把方向和路子“点出来”,借助开展家庭教育指导这一过程,向未成年人及其家长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典型意义的实践经验。 值此第三个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向社会发布一批辖区两级法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典型案例,其中既包含针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进行的家庭教育指导,也涵盖针对家长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行为而开展的家庭教育指导,同时还展现了法院在开展家庭教育指导过程中形成的典型经验,以期呈现辖区两级法院落实家庭教育指导制度的图景,并不断引导更多的家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案例1 父母离异后矛盾转移、亲子关系淡薄,法院向双方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 基本案情 王某(男)和罗某(女)婚后生育有两个子女,后因感情不和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中约定由罗某直接抚养两子女,并明确了王某支付抚养费的标准。半年后,王某以其失业、身患疾病等理由,不再依约支付抚养费,并诉至法院要求降低抚养费的标准。罗某对此感到不满,与王某互相采取侮辱谩骂的方式进行沟通。二人长期处于冲突与对立状态,互相向子女灌输对方的负面言论,使得两子女长期处在家庭关系破裂的阴影之中。 处理结果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结合王某现实的健康与经济状况,认为其要求降低抚养费的请求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对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并依法改判,但驳回了王某不支付此前欠付抚养费的请求。同时,法院了解到本案中两个子女尚年幼,此前已因父母矛盾对父母双方均缺乏亲近感、安全感。为减少孩子因家庭破裂而受到的不当影响,依法向王某和罗某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责令王某忠实履行判决,尽力创造物质条件,按时足额支付子女抚养费;要求罗某在教育子女时应向孩子传递积极正向的价值观,培养其阳光、向上的生活态度;同时也要求二人理智地处理好双方关系,不向孩子灌输针对对方的负面言论,努力将彼此纠纷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典型意义 本案是针对离异父母不当行为影响子女健康成长而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的典型案例。通过本案,不仅能够有效促进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依法正确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也有助于培养孩子阳光、向上的生活态度,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家长应当坚持言传身教,着力建设好家庭、涵养好家教、培育好家风,保障未成年子女物质与情感需求,呵护子女健康快乐成长。 案例2 分居期间家暴幼子以挟复合,法院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 基本案情 吴某(女)与周某(男)婚后生育一子小鸿。双方因性格不合,经常发生矛盾,从2023年3月开始分居,小鸿跟随周某生活。周某为挽救婚姻,四次将其打小鸿的视频发给吴某,并威胁吴某再不回家会对小鸿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周某严重错误的教育方式和处理婚姻关系的方式,给小鸿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 处理结果 吴某与周某离婚案诉至法院后,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周某因夫妻矛盾,采取多次殴打小鸿的方式以期达到胁迫吴某回家的目的,行为性质恶劣,不利于婚生子的身心健康,不宜与小鸿共同生活,遂判决小鸿由吴某直接抚养。同时,针对周某殴打未成年子女的行为,向周某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并禁止周某对小鸿实施家庭暴力,以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 典型意义 本案是针对家长对子女采取暴力手段而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的典型案例。父母感情不和最受伤的往往是孩子,殴打未成年子女也是家庭暴力最直接最严重的表现形式之一。无论婚姻存续与否,孩子永远是父母双方的孩子,父母应当善待子女,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和行为,以身作则,妥善处理夫妻间的纠纷,最大限度减少父母不和对未成年子女产生的不利影响,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造和谐的家庭环境。 案例3 婚生女面临父母双方弃养,法院责令父母依法妥善抚养 基本案情 冯某(男)与张某(女)经人介绍相识后结婚,并生育一女小水。婚后,冯某从事火锅店等个体经营收益尚可,张某在家照顾子女,夫妻关系平稳。近年来,由于冯某经营失败,家庭矛盾显现,双方常因生活琐事发生争执,冯某遂起诉离婚。审理中,双方均拒绝直接抚养小水,经法院释明后仍然相互推诿,对孩子抚养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处理结果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虽然冯某与张某都同意离婚,但就婚生女抚养问题经法院释明后仍然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双方拒绝抚养女儿是不负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的表现,违反了法律规定,侵害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遂判决驳回冯某提出的离婚诉请。同时,法院向冯某、张某二人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责令双方学习家庭教育知识,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切实履行好监护职责,确保子女获得良好的成长环境。 典型意义 本案是针对父母离婚时均不愿意抚养子女而给予家庭教育指导的典型案例。亲子关系是基于出生事实而形成的自然血亲关系,抚养义务必须履行。离婚纠纷的处理,不仅仅是对夫妻双方婚姻关系的处理,还涉及子女的抚养问题,将未成年子女的抚养问题着重考虑,才能实现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审判理念。本案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旨在帮助当事人认识到抚养未成年子女是一项重要责任,是家事亦是国事,不能因为个人私利而拒绝承担。希望当事人能够诚心接受批评教育,切实履行为人父母的职责。 案例4 重组家庭长期暴力子女,判令变更抚养关系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基本案情 王某某(女)与汪某某(男)曾系夫妻关系。双方离婚时协议约定大女儿小翌由女方直接抚养,二女儿小煜由男方直接抚养,且互不支付抚养费用。小煜与生父汪某某及继母唐某生活期间,多次因琐事遭两人用藤条、衣架等工具殴打,身上多处受伤。后生母王某某只得将小煜接至云南生活,现小翌、小煜均已在云南曲靖上职校。王某某遂向法院诉请直接抚养小煜,并要求汪某某支付抚养费。 处理结果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虽然王某某与汪某某离婚时约定小煜由汪某某抚养,但汪某某在抚养小煜的过程中存在殴打、罚跪、使用不文明语言等不利子女身心健康的不当行为,经询问小煜,其明确表示愿意跟随母亲一起在云南生活,王某某亦有抚养能力,故判决支持变更小煜由王某某直接抚养教育,汪某某从2023年11月起于每月月底前支付小煜生活费1000元,教育费、医疗费等由王某某、汪某某各承担一半。同时,法院向汪某某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对其家庭教育不当行为进行警示。 典型意义 本案是针对重组家庭不妥善抚养子女而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的典型案例。父母本应是子女最亲近的人,家庭本应是孩子最温暖的港湾,重组家庭中因亲子关系的错位和磨合,可能产生更复杂的问题、更尖锐的矛盾。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查明父亲汪某某存在对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不利的行为,依法及时判决变更抚养关系,并向其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引导其更好地履行抚养职责,督促其提升责任意识,当合格家长,同时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用爱筑起最温暖的港湾,为未成年人创造一片美好的成长蓝天。 案例5 未成年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法院开展帮扶及家庭教育指导,外祖父回信感谢 基本案情 未成年人郑某在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情况下,仍按照要求拨打被害人汪某的电话并协助他人完成诈骗,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了上述诈骗犯罪事实。郑某在本案中未获利。 处理结果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郑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骗取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郑某犯罪时系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案发后自首、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从轻处罚和从宽处理。以诈骗罪判处郑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法院在对郑某进行社会调查过程中,了解到郑某的母亲已经去世多年,父亲下落不明,其由年过七旬的外祖父母抚养,法官约见了郑某外祖父,对其进行了释法说理和家庭教育指导,后郑某外祖父两次给承办法官来信,表明其对郑某教育的反思,并表示尊重法院裁判,日后定加强对郑某的教育引导。郑某也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深深忏悔,真诚认罪悔罪。 典型意义 本案是针对未成年人参与金融犯罪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的典型案例。未成年阶段是个人实现自我价值的开端,未成年人的成长关系到家庭的幸福、国家的未来。未成年人参与电信诈骗往往因其年幼无知、法律知识欠缺,更需要法院在办案中要有针对性地给予帮教。本案未成年被告人家庭情况特殊,监护人年迈,本身也不具备教育子女远离金融犯罪的意识和能力,法院积极与监护人沟通,警示其要提高认识,教育引导未成年人远离不明身份的个人和组织,防止因无知或蝇头小利而跨过红线走上犯罪道路。 来源:少审庭 编辑:渝五法宣 REVIEW 往期回顾 1、 国际家庭日|遭受家庭暴力?人身安全保护令你需要知道! 2、 市五中法院辖区两级法院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 3、 品牌提色|家庭教育,从“心”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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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社会各界亦对未成年人保护倍加关切。为更好地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断提升未成年人审判工作能力水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值此“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市三中法院特发布六则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案例1: 华某2诉华某1赠与合同纠纷案 ——离婚协议中约定共同财产赠与子女具有道德义务性质 No.1 【基本案情】 华某1与谭某某于2016年11月30日登记结婚,于2016年12月24日生育一子华某2。华某1的父亲于2017年8月12日因病去世,生前有建筑面积1589.66平方米的房屋一栋。2019年5月21日,华某1与谭某某签订《离婚协议》,约定夫妻共同财产即继承的父亲老房子的一半产权归华某2所有。 2023年8月27日,华某1通过微信向谭某某发送华某1与其他兄弟于2023年7月13日签订的《关于房屋分割协议结算》,该协议商定华某1扣除分摊费用79000元,继承分得3221000元,扣除7月已支付100万元、抵扣欠款408670元,剩余1812330元。但华某1拒绝履行赠与约定,拒不向华某2支付赠与财产。 No.2 【裁判理由及结果】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继承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双方有平等的处理权,本案中华某1继承的房产份额应当属于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华某1与谭某某签订离婚协议约定将继承房产份额的一半赠与儿子,是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的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条的规定,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依法不得撤销。本案中华某1与谭某某签订离婚协议将继承父亲房产的一半赠与儿子系就双方婚姻关系解除后共同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问题作出综合处理的一部分,与离婚协议中的其他内容属于一个整体而不可分割,具有身份关系和道德义务性质,不同于一般赠与,不属于可撤销的情形,且谭某某明确表示要求华某1履行赠与约定,不同意撤销该赠与约定,该约定依法不得撤销。综上,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华某1支付华某2赠与财产对应的款项。 No.3 【典型意义】 该案系未成年人父母离婚,对未成年人抚养及财产权益保护的典型案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明确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双方有平等的处理权,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条明确规定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依法不得撤销。夫妻双方在离婚协议中对继承所得的共同财产赠与给儿子,是双方经协商后对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的约定,涉及婚姻关系解除后共同财产分割及子女抚养问题的综合考虑,是离婚协议的一部分,具有身份关系和道德义务性质,不同于一般赠与,属于具有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依法不得撤销。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支付赠与财产,充分保护了未成年人的财产权益,为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及健康成长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案例2: 王某诉陈某等生命权、身体权、 健康权纠纷案 ——学校在开展体育教学中应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No.1 【基本案情】 王某(12岁)与陈某(12岁)系某中学初中同班同学。2021年12月 15日上体育课时间,体育课内容是掷实心球常规训练。体育老师张某某在讲解投掷动作及安全注意事项后,将学生分成两组,两组学生相向轮流投、接球。11时22分许,王某进入着球区捡球时,陈某突然掷出实心球正好打中王某头部,致王某头部受伤住院治疗。当时在场的除了体育课上课老师张某某外,还有一名实习老师,但均未看见事发经过。王某的伤经鉴定为十级伤残。王某受伤后,陈某支付了医疗费11000元。王某遂起诉要求陈某及其法定代理人和某中学共同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3万余元。诉讼中,因某中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校(园)方责任险,每位学生每年500000元,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某中学遂申请追加某保险公司为被告参加诉讼。 No.2 【裁判理由及结果】 垫江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首先,陈某虽然在客观上直接造成王某受伤,但陈某并非故意为之,主观上并无过错,其亦无法律上的注意义务。因此,陈某无须承担本次事故责任。其次,王某在进行掷实心球时,虽然其应在充分确认无人投球时再进入着球区,但这是其权利而非法定义务。因此,王某对自身受伤并无过错,其亦无须承担本次事故责任。最后,某中学在活动进行中,现场两位老师均未能及时发现王某进入着球区捡球及陈某掷球,致使本次事故发生,某中学存在明显过错,应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另,为了减少诉累,某保险公司应在保险限额内直接承担王某的保险赔偿责任。遂判决由某保险公司赔偿王某各项损失共计117658.40元,并支付陈某11000元。宣判后,某保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No.3 【典型意义】 本案系学生在完成学校体育课教学内容期间,因其他参与学生而受到伤害后,学校作为体育活动的组织者因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而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典型案例。体育是学生成长中不可或缺的教育,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强健体魄,还有助于学生塑造积极向上的心态。但学校应坚持安全至上的教学原则,抓好学生在参加体育课期间的安全管理。本案中,审理法院切实践行未成年人权益最大化原则,生动彰显“法律不强人所难”的权威与温度,认定学生在完成体育课教学内容中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学校未尽到足够的安全保障义务而确定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这不仅充分保障了未成年的合法权益,还有利于引导学校将学生体质健康和安全放在学校体育教育活动的第一位,为学生健康的参加体育活动保驾护航。 案例3: 南川区民政局申请撤销唐某监护人 资格一案 ——监护人怠于履行职责,民政部门有权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 No.1 【基本案情】 唐某与张某1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1年6月6日生育一子张某2,因感情不和于2012年2月20日离婚,离婚协议约定孩子由父亲抚养。两人离婚后,因张某1常年外出务工,平时便将张某2委托给自己唯一在世的亲人(姐姐)张某3照顾。2021年10月28日,张某1去世。2021年12月,张某2被纳入重庆市最低生活保障人员范围,享受低保待遇。后张某3年岁渐大无力再照顾张某2,而唐某在与张某1离婚后一直未履行对张某2的抚养义务,无人监护抚养的张某2便流浪街头、露宿车库。2022年9月4日,张某2被送至南川区东城派出所,在该派出所居住12天后被送往南川区救助站,由南川区民政局对其进行临时照看。2023年1月11日,南川区民政局向南川区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撤销被申请人唐某的监护人资格,并指定南川区民政局为张某2的监护人。 No.2 【裁判理由及结果】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唐某作为张某2的法定监护人,其在与张某1离婚后乃至张某1去世后,一直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未为张某2提供生活、学习、居住等方面基本的、稳定的保障,致使张某2流浪街头,处于危困状态,且唐某明确表示自己无能力也无意愿履行对张某2的监护职责,其行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中关于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情形。在本次诉讼前,南川区民政局已经在履行对张某2的救助义务。南川法院基于南川区民政局的申请,结合张某2的家庭实际情况,认为由南川区民政局监护张某2更有利于其成长,遂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判决撤销唐某作为张某2监护人的资格,指定南川区民政局为张某2的监护人。 No.3 【典型意义】 本案是由民政部门申请撤销未成年人亲生母亲监护权的典型案例。本案中,唐某长期不履行监护职责、对儿子不闻不问致其流离失所、生活无着,法院了解到民政局已经对未成年人进行临时照顾、抚养一段时间后,在辖区未成年人保护联席会议上依法建议民政局提起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之诉。后法院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出发,依法指定南川区民政局作为张某2的监护人,更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生活、受教育、医疗保障等权利。案结后,南川法院依托“天平护未”机制对张某2进行跟踪回访,积极协调民政部门、教委对其安置、救助,将张某2纳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群体后安置到重庆市儿童福利院,并为其办理转校事宜,最大限度保障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案例4: 谭某诉某居民小组侵害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案 ——未成年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应予保障 No.1 【基本案情】 谭某系未成年人,原在某村生活。2013年,谭某5岁时,因其母亲何某与某居民小组成员彭某再婚,二人搬至彭某在某居民小组处的住宅中生活,户口也迁至彭某户中。后因彭某住宅土地被征收,三人搬迁至集体安置房中生活。2018年9月3日,何某和彭某签署离婚协议,约定谭某由彭某抚养,夫妻双方的集体安置房归彭某和谭某所有,并于当天登记办理离婚。2019年12月18日,某居民小组召开小组大会,讨论取消了谭某享有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待遇。2019年至2021年间,某居民小组向彭某一人分别发放了每年度春节生活补贴合计3050元,拒绝向谭某发放春节生活补贴。2019年、2020年和2022年,某居民小组按照固定标准为彭某缴纳了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医保参保费,但拒绝为谭某缴纳。何某作为谭某的法定代理人知悉后进行催要,经调解无果后遂诉至法院。 No.2 【裁判理由及结果】 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对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应当以是否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是否依赖于农村集体土地作为生活保障为基本条件,并结合是否具有依法登记的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等因素综合认定。本案中,谭某因其母亲与某居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彭某结婚后,就将户口迁至该居民小组处,谭某此后也在该组长期居住、学习和生活,且谭某接受彭某抚养教育长大,与彭某已形成继父女关系,何某与彭某离婚后,谭某也一直由继父彭某抚养,并随其在该居民小组内生活,依靠彭某的收入作为其生活保障。综上,谭某不仅户籍在某居民小组处,且已在该处形成长期、稳定的生产生活,其作为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应受法律保护,故依法认定谭某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有权获得相应的集体资金的分配权益,判令某居民小组支付谭某相应的春节生活补贴及医保费。 No.3 【典型意义】 本案是对未成年继子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保护的典型案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源于法律赋予,在行使过程中,要考虑不同主体权利范围的差异,更多的向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倾斜,确保权利的公平、正确行使,防止民主决策走向极端而侵害了少数或弱势群体的权益。本案中,人民法院秉持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司法理念,从案件事实出发,认定谭某与彭某形成了继父母子女关系,深入分析阐述了谭某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理由,最终以强有力的判决否定了居民小组以民主决策形式排除谭某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的正当性,保障了未成年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也为类案处理形成了一定的示范价值。 案例5: 冯某某、黄某某诉陈某1、任某某等人 侵权责任纠纷案 ——未成年人为救助同伴不幸溺亡,在不存在侵权人的情况下,可以判令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 No.1 【基本案情】 2023年8月6日,未成年人刘某与朋友陈某1、任某某相约到江边玩耍,陈某1与刘某在水中玩耍时被流水冲散,刘某为帮助摔倒的陈某1而走向陈某1所在位置,导致被流水冲走溺亡。2023年10月8日,刘某的监护人冯某某与黄某某向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陈某1及其监护人、任某某及其监护人承担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共计398356.8元。 No.2 【裁判理由及结果】 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任某某、陈某1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刘某溺水并无法律上的特定救助义务,且在刘某发生危险时,陈某1自身处于危险环境中,任某某、陈某1也尽其所能采取了寻求附近的人帮助、拨打报警电话等救助措施,对刘某溺水死亡后果并不具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刘某因帮助陈某1的行为导致其陷入危险状态而最终溺亡,陈某1作为被帮助的对象,理应承担补偿责任。综合该案的查明事实,酌定陈某1支付冯某某、黄某某补偿费20000元,陈某、邵某某作为监护人,应当承担支付责任。 No.3 【典型意义】 本案是未成年人为帮助他人受到损害的典型案例,本案中,虽然刘某等三位未成年人相约到江边玩耍,应当预见到可能存在的危险,存在一定过错。但事故发生时,刘某不顾自身处于危险环境,救助同处于危险环境中的同伴行为应当予以弘扬,所遭受的损失应当受到补偿。本案判决酌定受益人陈某1的监护人补偿原告损失,符合《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三条“见义勇为损害救济规则”,有利于贯彻落实公序良俗基本原则,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崇德向善的社会风尚。 案例6: 中国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丰都支行 诉周某1、周某2、陈某某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案 ——清偿被继承人债务时应充分保障未成年人基本生存权 No.1 【基本案情】 2019年5月23日,周某向某银行申请扶贫贷款,并签订了《农户贷款借款合同》。该合同约定:借款金额50000元;借款期限1年。2019年6月13日,银行将借款50000元支付到周某账户内。次年6月12日借款到期,周某未按时偿还借款,后于2021年3月11日意外死亡。 周某2、陈某某系周某的父母,周某1系周某与赵某非婚生育的女儿。赵某在生育周某1数月后出走,此后失踪再无联系。周某2、陈某某在法院院询问时表示,不愿继承周某的财产,也不愿参加本案诉讼。周某生前名下有坐落于重庆市丰都县某乡镇农村房屋一套,现由周某1居住。 No.2 【裁判理由及结果】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周某死亡时,其借款尚未清偿完毕。周某2、陈某某明确表示放弃继承周某的财产,该二被告依法不负清偿责任。周某1作为周某的继承人,依法本应以所得周某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涉案借款债务。但考虑到周某1作为未成年在校学生,因其父亲周某已亡故,其母在生育后即不知所踪、从未履行抚养义务,故其现无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周某所遗留的农村房屋一套作为遗产的同时,也是周某1唯一居所,应当予以保留供其居住和成长,此系其生存之必需,而不宜定性为继承之所得并施加义务。由此,在中国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丰都支行未证明周某1继承除该房屋外其他有价值的遗产的情况下,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故判决驳回中国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丰都支行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中国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丰都支行不服,提起上诉,市三中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No.3 【典型意义】 本案系人民法院在审理被继承人遗产清偿债务时优先、特殊保护未成年人基本生存权的典型案例。国家的未来属于下一代,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事关国家和民族未来,事关每个家庭幸福安康,人民法院在审理涉未成年人的民事案件时,应贯彻《民法典》全面保护理念,坚持未成年人优先保护原则和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作出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裁判。本案中,周某1作为周某第一顺位中的唯一继承人(周某父母放弃继承),本应以所得周某遗产(涉案农村房屋)实际价值为限清偿周某生前借款债务。但考虑到周某1作为未成年在校学生无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其父亲周某死亡,母亲赵某又不知所踪、从未履行过抚养义务,涉案农村房屋系周某1当前维持生活的必需的居住房屋,为保障周某1基本生活条件,不宜将其认定为继承之所得而承担清偿责任,故判决驳回中国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丰都支行的诉讼请求。本案的裁判最大限度的保障了未成年人的基本生存权,充分彰显出司法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温度和态度,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文/未审庭 编辑 校对/陈柳汐 胡雅茹 张琪琦 审核/郭金生 往期回顾BREAK AWAY充电赋能 精进业务——市三中法院书记员业务专题培训开讲啦! 海瑞析案丨“残缺合同”能否主张劳动关系? ‍ ‍ 市三中法院与涪陵区法院、涪陵区司法局召开涪陵区“行政执法风险提示案例库”调研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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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印发市场主体权益保护行政检察监督典型案例
为深化“检察护企”专项行动暨民营经济司法保障专项监督,引导全省行政检察部门进一步增强服务保障市场主体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涉市场主体行政检察监督案件,近日,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印发一批市场主体权益保护行政检察监督典型案例。 这批案例共五件,分别是某县检察院督促县住建局、县城市管理局履行监管职责检察监督案,某餐饮店广告违法行政处罚非诉执行检察监督案,某县检察院督促县交通运输局、县公安局加强公共交通安全监管检察监督案,某钢结构公司诉某市人社局工伤认定检察监督案,王某诉某县自然资源局房屋登记检察监督案。 下一步,全省检察机关行政检察部门将深入推进“检察护企”专项行动暨民营经济司法保障专项监督。一是加大监督力度。全面排查行政生效裁判监督、行政审判程序违法监督、行政执行活动监督中的各类涉企案件,优先审查、重点办理,切实提升监督的质量和效率。二是突出监督重点。加强对涉企“小错重罚”“过罚失当”等监管执法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力度,督促行政机关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促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三是注重切实解决问题。加强涉企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综合运用抗诉、提出检察建议、促成和解等多种方式解决企业正当诉求,实现案结事了政和。四是加强沟通协作。以专项行动开展为契机,加强与法院、行政执法机关、工商联、行业协会等的沟通联络,建立健全信息共享、联合督办、协同化解等联动机制,形成保障企业合法权益工作合力。五是助力企业依法经营。通过开展普法宣传、以案释法、专题送法等形式,帮助企业及时发现经营风险和管理漏洞,引导企业增强法律意识、提升管理水平。 案例一 某县检察院督促 县住建局、县城市管理局 履行监管职责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违法行为监督 问题楼盘 企业复工复产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基本案情】 某县一商业住宅项目楼盘,建设单位为甲置业公司,施工单位为乙建筑公司。2022年1月,乙建筑公司将整体工程转包给无资质的个人吕某,后与甲置业公司就支付2000余万元工程款产生纠纷,单方停止施工并诉至法院。双方为楼盘复工问题多次发生冲突。2022年6月,该楼盘项目被纳入某县问题楼盘“治旧控新”清单。甲置业公司向县住建局、县城市管理局申请查处乙建筑公司转包问题,请求变更建筑施工许可证,重新选择施工单位复工。两家行政机关就“谁来认定违法”相互推诿,导致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同时,案涉民事纠纷因鉴定、调解等原因一直未下判决。该项目涉及300余户教师团购房,不及时复工复产,既影响企业的生存发展,又存在较大的信访隐患。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线索来源。2022年6月,某县检察院民事检察部门在办理民事监督案件时,发现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可能存在履职不到位的情况,遂将问题线索移送行政检察部门办理。 调查核实。某县检察院通过调取审查相关承包合同、转包协议,询问相关当事人,咨询县问题楼盘工作专班等,查明:1.因乙建筑公司与吕某之间存在转包的事实,甲置业公司已于2022年4月29日就解除建设工程合同函告乙建筑公司。2.根据基层综合执法改革要求,某县政府已将原属住建部门的建设工程转包查处执法权调整至城市管理部门,但县住建局、县城市管理局具体的权责清单并未调整到位,双方对执法分工仍有争议。3.县住建局、县城市管理局虽然对承包方转包事实不持异议,但认为施工许可证只有在双方建设工程合同经法院判决解除后方可变更。 监督意见。某县检察院审查认为:1.乙建筑公司将整体工程转包给无资质的个人吕某,违反《建筑法》《民法典》等禁止性条款,构成根本性违约,符合法定解除条件。根据《民法典》第563、565条等规定,甲置业公司可以行使单方解除权,且其已经就解除合同函告乙建筑公司,据此可以认定双方的合同已经解除。2.县住建局、县城市管理局应根据职责分工,依法对转包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并基于民事合同已经有效解除的事实,变更施工许可证。 为推动问题及时解决,检察机关在县委、县政府支持下,召开问题楼盘工作专班联席会议,向县住建局、县城市管理局说明相关法律规定,统一各方认识。会后,向两家行政机关分别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做好职能调整后的执法衔接,依法履行监管职责;针对甲置业公司申请事项,依据《民法典》《建筑法》等相关规定,依法作出处理,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监督结果。2022年9月,县住建局撤销原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并为甲置业公司颁发了新证,随后新施工单位顺利进入项目工地复工复产。县城市管理局对乙建筑公司处5.2万元罚款并收缴完毕。11月,项目楼盘顺利纳入河南省第二批“保交楼”项目。 诉源治理。某县检察院针对办案过程中发现的建筑领域行政监管权责不清、执法司法信息沟通不畅等问题,决定开展专项监督活动。一是调取行政执法信息。查明自2019年行政机构改革以来,仍有39起工程施工案件因执法权争议,滞留在相关行政机关未予处理。二是筛查诉讼案件。查明县法院2019年以来办结的建筑工程合同案件中有51起涉及违法转分包,但行政机关不掌握情况,未作行政处理。据此,县检察院向县依法治县委员会制发工作建议,建议进一步明确建筑领域行政监管部门的职责权限,建立健全司法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信息共享、职能协作的工作机制。2023年1月,某县依法治县委员会重新制定《行政权力动态清单》,对住建部门与城市管理部门的权责事项予以细化完善。2023年4月,县检察院牵头促成县政府与法检两院联合出台府院(检)联动工作机制,明确了法检两院与行政机关之间案件线索移送、信息资源共享等内容。2023年12月,原滞留在行政机关的39起建筑领域纠纷案件已全部办结。 【典型意义】 “保交楼”是当前地方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之一,对于守住安全底线、稳定市场信心、保障民生福祉具有重要意义。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立足监督办案参与“保交楼”等地方中心工作,找准服务和融入地方工作大局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检察机关监督办案既重视解决个案问题,通过督促监管部门依法履职助力案涉企业复工复产和“问题楼盘”处置化解,也重视诉源治理,加强对个案背后普遍性执法问题的分析研判,及时向政府及其部门提出堵塞漏洞、建章立制的检察建议,当好党委、政府的法治参谋助手,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案例二 某餐饮店广告违法行政处罚 非诉执行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非诉执行监督 广告违法 过罚失当 跟进监督 【基本案情】 2021年4月,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某餐饮店在户外灯箱上发布有“秘制配方最正宗的鲜虾锅底”绝对化用语和宣传点餐单上印制有“牛肉补中益气、滋养脾胃、强健筋骨、能提高机体抗病能力”表明功效的广告宣传用语为由, 对其处罚8万元罚款。某餐饮店在法定期限内既未申请行政复议,也未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在缴纳1万元罚款后不再履行义务。2022年1月,某市市场监管局向某市某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剩余罚款7万元和加处罚款8万元。区法院裁定准予强制执行,后相继冻结某餐饮店及经营者苗某某银行存款,查封苗某某名下房产1套,并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案件来源。某餐饮店经营者苗某某对区法院的执行措施不服,向区检察院申请监督。 调查核实。区检察院受理案件后,通过查阅执法卷宗和诉讼卷宗,与区法院行政庭、执行局承办人沟通,实地走访询问当事人,查询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查明:1.个体工商户某餐饮店于2021年1月14日注销登记,某市市场监管局于2021年4月6日仍以某餐饮店为处罚对象作出行政处罚。2. “牛肉补中益气、滋养脾胃、强健筋骨、能提高机体抗病能力”是说明牛肉材质的普遍属性,并未表明本案所涉牛肉有疾病治疗功能。行政处罚决定认定案涉广告用语违反《广告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有表明医疗功效宣传用语,足以导致误解、误购,没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3. 某餐饮店上述行为发生在疫情期间,系初犯,持续时间较短、危害后果轻微。4. 区法院行政庭裁定准予强制执行后,未及时移交执行局执行,并要求行政机关二次申请执行。 监督意见。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区法院未尽到审查责任,在某餐饮店已经注销登记的情况下,裁定准予执行不当,且要求行政机关二次申请强制执行违反相关规定。某餐饮店虽然使用绝对化用语和表明牛肉功效用语,但未对外界造成影响,情节较为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行政机关作出8万元的行政处罚明显偏重。2022年8月,区检察院向区法院制发检察建议,建议该院严格审查行政机关行政非诉执行申请、对裁定准予执行的案件规范内部移交程序;向某市市场监管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该局在行政执法中贯彻“过罚相当”原则,体现“教育、引导”为主、“惩戒”为辅的精神,在激发市场活力、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市场主体克服疫情影响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跟进监督。检察建议发出后,某市市场监管局、区法院均书面函复,表示针对建议书中反映的问题研究处理,并采取相关措施改进工作。区检察院跟踪问效发现,某市市场监管局未对行政处罚决定予以撤销;区法院虽将苗某某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移除,但以行政处罚未撤销为由,不予解除房产查封和终结执行程序。区检察院提请市检察院跟进监督。2023年6月,市检察院分别向某市市场监管局、市中级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某市市场监管局撤销原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法重新作出处理决定;建议市中级法院督促区法院解除相关执行措施、终结执行程序。 监督结果。2023年7月,某市市场监管局以被处罚主体不适格、行政处罚裁量过罚失当为由,撤销原处罚决定,随后对某餐饮店经营者苗某某作出罚款1万元的处罚决定。区法院对案涉房产解除查封,并以行政处罚已被撤销为由,裁定终结执行。 【典型意义】 小微经营者是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在增加就业创业、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对市场主体特别是小微经营者“小错重罚”“过罚失当”时有发生,引发社会高度关注。检察机关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全面审查行政处罚是否与违法行为过错程度相适应,加大对“小错重罚”“过罚失当”等执法突出问题的监督力度,依法监督纠正机械适用法律、有违常情常理的行政处罚决定,维护市场主体特别是小微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助力释放市场活力,切实保障民生福祉。 案例三 某县检察院督促 县交通运输局、县公安局 加强公共交通安全监管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违法行为监督 以罚代管 交通安全 检察建议 【基本案情】 2021年10月,某县城投公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公司)购置130台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投入运营,委托甲公交公司运营114辆,委托乙运输有限公司分公司运营16辆。两公司将上述车辆用于城乡公交线路运营,因该批车辆性质属于城市公交车,一直未获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线索来源。2023年3月,某县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在办理刘某涉嫌交通肇事罪和张某某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时,发现发生交通事故的公交车辆存在无证运营等情形,涉嫌行政监管不到位,遂将问题线索移交行政检察部门办理。 调查核实。检察机关通过审查刑事案件卷宗,走访涉事运输公司、县交通运输局、县公安局,咨询专业人员等,查明:案涉车辆共计130辆,因系城市公交车,用于城乡公交线路运营未获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城市公交车因座位未设置安全带,车厢设有乘客站立区,其防撞技术规范标准、最高时速设计均低于在城市以外道路运营的班线客车,在城乡线路上运营,存在较大安全隐患。2022年以来,两公司因该批车辆无证运营、车型不符、座位不足等问题,先后受到交通运输部门、交警部门多次行政处罚,但始终未予整改,仍在持续运营。 监督意见。检察机关认为,县交通运输局、县交警大队虽针对上述情形多次作出处罚,但违法情形和安全隐患始终未予消除,存在“以罚代管”、监管履职不到位问题。2023年6月,某县检察院向县交通运输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对两公司的违规运营行为履行监管职责,同时对全县范围内运营的公交车车型是否符合要求进行排查,严禁不符合国家标准、未申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车辆上路经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向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转变执法理念,加强与交通运输部门的协作配合,及时移交问题线索,促进源头治理。 监督结果。为助力涉案运输企业合规经营,某县检察院牵头组织县交通运输局、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城投公司、甲公司、乙公司等召开协调会,商定由城投公司召回违规运营的城市公交车,向厂家置换适合在城乡线路运营的公共汽车,由县交通运输局开辟“绿色通道”,尽快办理营运手续。2023年8月,130辆城市公交车置换58辆城乡公交车,并全部办理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等相关手续。置换后的城乡公交车既提高了企业的运营效益,又保障了群众出行安全。同时,县交通运输局、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根据检察建议,加强联勤联动、联合执法,组织开展客运车辆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百日行动”,整治规范了县域内的公共交通秩序。 【典型意义】 公共交通监管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重要的民生工程和民心工程。检察机关在监督办案中,一方面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行交通安全监管职责,纠正“以罚代管”、重处罚轻监管的违法情形,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另一方面注重增强服务意识,推动实质性解决问题,避免机械执法司法、“一禁了之”,助力企业依法合规经营,实现检察监督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案例四 某钢结构公司诉某市人社局 工伤认定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生效裁判监督 工伤认定 既判力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基本案情】 刘某系某钢结构公司的工人。2019年6月,刘某在公司放假期间,根据公司经理李某提供的务工信息,自行到某建筑公司务工,受伤造成截瘫。刘某与某钢结构公司协商民事赔偿未果,先后提起劳动仲裁和民事诉讼。生效民事判决确认刘某与某钢结构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并认定刘某在从事某钢结构公司指派的工作中受伤。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某市人社局)据此作出认定工伤的决定。某钢结构公司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认定工伤决定。一审法院认为,生效民事判决已确认刘某与某钢结构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且刘某在从事公司指派的工作中受伤,遂判决驳回某钢结构公司的诉讼请求。某钢结构公司上诉、申请再审均未获支持。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案件来源。某钢结构公司不服工伤认定和行政判决结果,于2023年4月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调查核实。某市检察院通过审查民事行政审判卷宗,走访某钢结构公司和某建筑公司,查看事故现场,调取刘某及其工友工资发放材料,询问市人社局工伤科负责人、案发工地负责人、刘某及其工友等,查明:刘某在某建筑公司承包的工程项目施工中发生伤害事故,某钢结构公司未与某建筑公司合作,也未参与施工和管理。某钢结构公司经理李某仅为刘某提供了务工信息,且刘某及其工友的工资系某建筑公司发放。另查明,某建筑公司负责人在事故伤害发生后为刘某支付了14万元医疗费,之后委托中间人断断续续和刘某协商赔偿事宜。 监督意见。某市检察院审查认为,刘某发生伤害时从事的劳动并非某钢结构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也没有任何形式的指派,生效民事判决确认刘某在从事某钢结构公司指派的工作中受伤无事实根据。人民法院在行政审判时,未根据本案当事人举证情况独立认定案件事实和工伤事故责任主体,直接援引生效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作出案涉行政判决,属于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检察机关依法应当监督人民法院予以纠正。但鉴于各方当事人诉争四年无果,启动再审程序又将引发新一轮“马拉松式”诉讼,如果能够从根本上妥善解决刘某的工伤保险待遇问题,行政争议将会迎刃而解,遂决定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 为有效促成和解,某市检察院逐一走访了某钢结构公司和某建筑公司的负责人、刘某及其亲属,面对面听取意见,全面了解各方的诉求和意愿;深入阐明案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全面评估继续诉讼增加的成本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协调司法行政机关指派资深律师介入案件,提供法律咨询,积极引导各方走和解之路,尽快解决矛盾纠纷。 监督结果。2023年6月2日,某市检察院组织协商会,促成某钢结构公司、某建筑公司分别与刘某达成和解协议:某钢结构公司基于人文关怀一次性支付刘某8万元;某建筑公司在前期支付14万元医疗费的基础上,分两次再行支付刘某53万元补偿款,刘某不再追究其责任。和解协议签订后,某钢结构公司撤回向检察机关的监督申请。后某钢结构公司、某建筑公司分别如约支付刘某8万元、53万元,案涉行政争议和民事纠纷得到一揽子解决。 【典型意义】 工伤保险是社会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注重对受伤职工的医治关怀,也要注重对用人单位合法权益的维护。根据相关规定,职工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用人单位同时就业,发生工伤后由职工受到伤害时的工作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检察机关在办理工伤认定行政诉讼监督案件时,应当加强调查核实,特别是对于事实认定受在先生效裁判影响的案件,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公正处理,既保障受伤职工医疗和生活救助有效实现,又有效维护相关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充分体现司法的公平公正。 案例五 王某诉某县自然资源局 房屋登记检察监督案 【关键词】 行政生效裁判监督 抵押登记 违反法定程序 再审检察建议 【基本案情】 2012年至2013年期间,某县甲房地产公司将案涉房屋一房多卖,先后售予王某与乙贸易有限公司。乙贸易公司向某县自然资源局申请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2015年,乙贸易公司以案涉房屋为甲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殷某在丙农商银行的个人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不动产抵押权登记。但某县自然资源局由于管理漏洞未将案涉房产抵押登记信息全面录入不动产管理平台。 2017年,王某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甲房地产公司与乙贸易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生效民事判决以双方恶意串通为由确认合同无效。2019年6月,王某向某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某县自然资源局为乙贸易公司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诉讼过程中,某县自然资源局、乙贸易公司均未提供案涉房屋所有权已经抵押登记的信息。后法院生效判决以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为由,撤销某县自然资源局为乙贸易公司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 2021年3月,丙农商银行因殷某无力偿还贷款向某县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某县法院判决殷某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丙农商银行在申请执行过程中,发现案涉房产的所有权证已被法院生效判决撤销。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案件来源。2022年6月17日,丙农商银行以某县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未通知其参加诉讼、行政审判程序违法为由,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监督意见。某县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一项规定,某县法院在审理王某请求撤销房产证案件中,遗漏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符合再审条件,应当向法院提出监督意见。同时,某县自然资源局在不动产权属登记工作中存在管理漏洞,且在诉讼中未依法提供案涉房产存在抵押权的证据,应督促其依法规范不动产权属登记,履行举证责任,切实维护物权管理秩序。 监督结果。2022年10月,某县检察院向某县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2022年12月,某县法院采纳检察建议裁定再审。2023年2月,某县法院依法追加丙农商银行为第三人,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以殷某涉嫌骗取银行贷款犯罪,线索已经移交公安机关处理,本案应当在刑事程序终结后再行处理为由,裁定撤销原行政判决、驳回王某的起诉。王某再审(适用一审程序)后未上诉,后丙农商银行实现了抵押权。 2023年8月1日,某县检察院向某县自然资源局公开送达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建议其完善工作流程和档案管理制度,做好证据提交和审查工作,避免此类情形再次发生。某县自然资源局高度重视,成立专班对不动产权属登记档案进行全面整理,并统一录入不动产管理平台,填补了查询信息与实际登记不符的工作漏洞。 【典型意义】 房屋产权登记对于稳定民事关系、维护公民合法财产权具有重要意义,行政机关有义务依法及时准确进行登记,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也应依法通知与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房屋产权登记人参加诉讼。对于行政诉讼遗漏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检察机关应当监督人民法院依法再审。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行政机关房屋登记工作流程和档案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规范情形的,可以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堵塞管理漏洞,消除可能引发民事纠纷和行政争议的治理隐患,维护物权管理秩序,保障群众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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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公安机关打击整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5起典型案例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针对造谣诽谤、谩骂侮辱、侵犯隐私等网络暴力违法犯罪行为,近日,陕西公安网安部门依法打击、处置了5起典型网络暴力案件。 1 王某某侮辱诽谤案 王某某因与同村李某存在纠纷,通过微信群聊向受害人发送大量辱骂信息,该群内有300余名微信用户。严重干扰受害人正常生活,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目前,陕西西安警方依法对王某某给予行政拘留15日处罚。 2 王某侮辱他人案 近日,因琐事为泄私愤,王某在400余人的微信群里随意辱骂曹某,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严重影响了曹某正常生活。 目前,陕西咸阳警方依法给予王某行政处罚。 3 毋某侮辱她人案 近日,毋某因感情和经济纠纷,在某网络平台发布一条对王某某侮辱的视频,严重影响了王某某正常工作生活。 目前,陕西铜川警方依法给予毋某行政处罚。 4 杨某编造侮辱性信息网暴他人案 近日,杨某因不满女友与其分手,多次在微信群虚构事实,发布前女友隐私视频,并对其进行侮辱和人身攻击,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影响,对其前女友工作生活产生极大影响。 目前,陕西汉中警方依法对杨某给予行政拘留10日处罚。 5 王某某泄露他人隐私案 近日,王某某因剪羊毛与李某发生矛盾纠纷,为发泄私愤,王某某便将李某的个人信息、家庭住址等隐私信息发布到网络平台,给李某某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 当前,陕西榆林警方依法给予王某某行政处罚。 网警提醒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互联网上针对他人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隐私等信息的网络暴力行为,扰乱网络秩序,破坏网络生态,致使网络空间戾气横行,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公安机关将坚持严惩立场,依法打击整治,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网络公共秩序。 图片 | 网络截图 素材 | 陕西网警 — 欢迎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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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法院2023年行政诉讼典型案例
★ 目录 ★ 05 丰都县江池镇人民政府诉丰都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资格认定案 (在公益性岗位劳动突发疾病死亡应当视同工伤) 关键词 工伤保险资格认定 工伤保险责任 公益性岗位 视同工伤 基本案情 梁某某系丰都县江池镇脱贫户,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未办理退休,也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丰都县江池镇人民政府(简称丰都县江池政府)依据丰都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简称丰都县人社局)的《丰都县村级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办法(试行)》,于2022年1月4日以甲方名义与乙方梁某某、丙方邹家村村委会签订劳务协议,约定:甲方安排乙方到丙方处进行公路清扫保洁工作,丙方为实际劳务用工单位;由甲方每月支付乙方劳务费1700元;若发生人身伤害工作事故,按甲方为乙方购买的商业保险相关待遇处理,甲方不承担其他任何责任和费用。协议签订后,梁某某在协议约定工作范围内从事公路清扫保洁工作,工资由丰都县江池政府按月发放。2022年8月22日9时许,梁某某在扫地时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死亡。第三人李某(系梁某某丈夫)于2022年9月21日向丰都县人社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该表载明:梁某某在从事公路清扫保洁工作中突发疾病死亡,丰都县江池政府在用人单位意见处落款“情况属实”,并有副职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同时提交邹家村村委会出具的证实梁某某在从事公路清扫保洁工作时突发疾病死亡的证明。丰都县人社局受理后进行了调查核实,根据查明的事实及佐案证据,认为梁某某突发疾病死亡属于视同工伤范围,予以认定为视同工伤,由丰都县江池政府承担工伤主体责任。丰都县江池政府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认定工伤决定书。 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30日作出(2023)渝0102行初117号行政判决:驳回丰都县江池镇人民政府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当事人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公益性岗位的开发管理应兼顾政策落实的重要性、待遇保障的合理性以及岗位管理的规范性。当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的合同内容与名称不一致时,应当以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合同的性质。丰都县江池政府与梁某某虽签订的是“劳务协议”,但从工作安排、工资支付的情况看,丰都县江池政府与梁某某之间实际形成用人单位的用工意愿和劳动者的劳动意愿相结合的劳动关系。其次,丰都县江池政府作为基层国家行政机关和用人单位,应当知晓工伤认定的相关法律规定,其以书面形式对梁某某在工作中突发疾病死亡的事实予以认可,后又在未提供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否定前述事实,这有悖于诚信政府建设的初衷。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虽然丰都县江池政府主张梁某某在事发当日未签到上岗、未报备从事工作,并在工伤认定期间提供了《关于公益性岗位梁某某死亡陈述意见的函》,但结合邹家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及丰都县人社局通过查看案件现场、查阅相关资料、询问相关人员等方式对案件事实进行的调查情况,丰都县江池政府举示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丰都县人社局认定梁某某突发疾病死亡属于视同工伤,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 裁判要旨 丰都县江池政府对公益性岗位人员,以劳务协议形式、约定以商业保险兜底用工主体责任不能免除或变相免除其作为用人单位负有的法定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义务。梁某某作为公益性岗位人员,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属于视同工伤范围。 典型意义 公益性岗位是指各类用人单位开发并经人力社保部门认定,用于过渡性安置就业困难人员的岗位。开发公益性岗位不仅有助于健全和完善就业援助体系、缓解困难群体就业压力,还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案通过对公益性岗位用工合同进行全面审查,从用工合同的实际权利义务内容着手,切实保障劳动者及其亲属合法权益,指出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监督中存在的短板和不足,引导用人单位积极履行用工主体赔偿责任,是人民法院在行政审判中发挥司法监督作用、助推法治政府和诚信政府建设的生动体现。 关联索引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十九条、第六十二条 一审: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2023)渝0102行初117号行政判决(2023年6月30日) 08 四川某教学设备公司诉丰都县财政局行政处罚案 (供应商串通投标行为的认定) 关键词 行政处罚 政府采购 串通投标 司法认定 基本案情 2021年12月7日,丰都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出丰都县实验中心校北岸校区女生公寓书架、衣架、学习桌政府采购文件。同月10日,周某龙安排员工刘某以“川某”和“鸿某”两家公司名义做投标文件,并明确告知刘某是走过场。开标前交易中心收到12家供应商的投标保证金。开标当日,周某龙到交易中心楼下拦住除四川某教学设备公司、重庆某1教学设备公司和重庆某2教学设备公司三家公司外的其他投标商家,不准上交易中心楼上参与投标,并承诺不去投标的,开标后均给2000元现金,致实际入场的只有报价呈规律性差异的四川某教学设备公司、重庆某1教学设备公司、重庆某2教学设备公司三家,四川某教学设备公司中标。 后丰都县财政局根据公安机关的《移送问题线索函》对四川某教学设备公司、重庆某1教学设备公司、重庆某2教学设备公司涉嫌串通投标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并于2022年3月16日分别作出案涉《处罚决定书》,认定四川某教学设备公司、重庆某1教学设备公司、重庆某2教学设备公司在参与政府采购项目中的行为为供应商相互之间恶意串通行为,分别对四川某教学设备公司、重庆某1教学设备公司、重庆某2教学设备公司作出罚款5000元和禁止一年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行政处罚。四川某教学设备公司不服,诉至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对其做出的《处罚决定书》。 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30日作出 (2022)渝0102行初86号行政判决:驳回四川某教学设备公司诉讼请求。宣判后,四川某教学设备公司提出上诉。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6日作出(2023)渝03行终20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现已产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四川某教学设备公司是否有在政府采购项目中与其他公司相互之间恶意串通行为;2.丰都县财政局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与采购人、其他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恶意串通,对供应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五)供应商之间事先约定由某一特定供应商中标、成交;(六)供应商之间商定部分供应商放弃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或者放弃中标、成交;(七)供应商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之间、供应商相互之间,为谋求特定供应商中标、成交或者排斥其他供应商的其他串通行为。 本案中,丰都县财政局为证明四川某教学设备公司与重庆某1教学设备公司、重庆某2教学设备公司在2021年12月13日上午交易中心公开招标的政府采购活动中存在串通行为,提交了公安机关的《移送问题线索函》等证据,可以认定周某龙系本次串通投标的组织者,具体实施与四川某教学设备公司串通的人员是贺某平,四川某教学设备公司参与的人员则是其业务员王某,串通形式则是说服其他投标主体退出投标,并给“每家2000元”。其次,关于通话记录,能证明双方在招投标期间多次串谋的事实。再次,从投标结果看,四川某教学设备公司、重庆某1教学设备公司、重庆某2教学设备公司三家投标人的报价呈规律性差异,明显存在“围标”嫌疑。 综上所述,被诉行政处罚认定四川某教学设备公司存在串通投标的违法行为有事实根据,四川某教学设备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裁判要旨 不同于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供应商之间恶意串通具有一定的隐秘性。对于供应商与采购人、其他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的认定,人民法院在裁判时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应通过对证据分析论证,证成当事人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四条规定的违法行为,并通过当事人客观行为综合判定当事人存在主观故意,达成主客观构成要件的统一。在实践中,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的部门,应当从供应商是否排斥其他供应商参与竞标、参与投标的公司符合招标的最低参与供应商数量,竞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等方面综合考量认定,依法惩处恶意串通投标行为。 典型意义 政府采购应当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公平竞争原则、公正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企业之间恶意串通投标行为不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同时也是损害了其他企业的合法权益。对于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项目,相互之间恶意串通,导致其他企业无法参与投标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应当由政府财政部门对其进行处罚。法院运用司法力量,使政府采购合理进行,促进公平竞争,有效保障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其他企业的合法权益。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77条第1款第3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74条 一审: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2022)渝0102行初86号行政判决(2022年9月30日)二审: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3)渝03行终20号行政判决(2023年4月6日) 来源: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往期回顾BREAK AWAY白鹤时鸣•法说红楼②丨从《红楼梦》看古代姓名权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总体要求和适用范围 海瑞说法丨未成年相约玩水致人溺亡,民事赔偿如何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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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登记错误、超速行驶被罚……湖南高院发布8个行政审判典型案例
5月30日,湖南高院、省司法厅、省人社厅联合召开新闻通气会,发布湖南省行政争议实质化解工作情况和8个行政审判典型案例。 2023年度湖南法院行政案件典型案例目录 案例一 甲旅游公司诉某区人民政府行政补偿案 案例二 某某公司甲诉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第三人张某甲工伤保险资格认定案 案例三 吴某某诉某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某区管理委员会罚款及行政复议案 案例四 某某公司与某市卫生健康局罚款案 案例五 沅江市人民检察院诉某街道办事处不履行摊贩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法定职责案 案例六 张某英诉某县民政局婚姻登记案 案例七 甘某军诉某区人民政府履行支付征收拆迁补偿款法定职责案 案例八 某县自然资源局申请强制执行收缴某房地产公司拖欠的土地出让金一案 案例一甲旅游公司诉某区人民政府行政补偿案 【案由】行政补偿 【基本案情】2002年,为了举办国内国际赛事,某区人民政府积极推进皮划艇激流回旋训练比赛基地项目建设,要求某水库管理所采取招商办法选择项目合作投资建设伙伴。同年,该水库管理所与乙公司签订合作开发经营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合同,约定由双方组建公司建设和经营该项目,前者以相关工程设施、水库及现有土地、河道参股,后者以承担合作项目所需的建设资金参股。其后,甲旅游公司作为项目公司成立。自2003年起,甲旅游公司先后取得该区规划局、建设局颁发的用地规划和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其后,甲旅游公司承办了一批体育赛事。2017年8月,相关环境保护部门发出通知,认定甲旅游公司经营的漂流项目涉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及实验区,责令该公司在收到通知之日起7日内立即关停该项目,并对破坏的自然河道实施生态修复。2019年4月,甲旅游公司向某区人民政府提出补偿申请。某区人民政府未作出书面答复,也未作出补偿决定。甲旅游公司提起诉讼,请求判决某区人民政府对其履行补偿职责。 【裁判理由和结果】一审法院判决某区人民政府补偿甲旅游公司关停损失若干元。某区人民政府和甲旅游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在二审法院的主持下,甲旅游公司与某区人民政府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主要内容包括:甲旅游公司同意完全退出激流回旋漂流项目,该项目投资、建设、运营的所有资产均归某区人民政府所有;某区人民政府支付甲旅游公司补偿款若干元。该协议经二审法院以《行政调解书》予以确认,产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招商引资是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在招商引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活动中,行政机关应当遵循诚实守信原则,依法践行对投资企业作出的承诺。因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需要改变招商引资承诺、协议的,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依法对市场主体受到的合法损失予以补偿。本案中,人民法院充分发挥裁判平衡利益、定分止争的职能作用,努力平衡司法的刚性和柔性、力度和温度,通过执法司法协同化解争议的方式,促使行政机关积极主动履行补偿义务,依法及时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本案的审理有效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有利于培育发展统一的生态环境市场,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案例二某某公司甲诉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第三人张某甲工伤保险资格认定案 【案由】行政确认 【基本案情】张某甲于2019年9月24日入职某某公司甲,至交通事故发生后离职,其主要工作内容为在某某公司甲所属的某城铁站点范围内派送外卖。张某甲主要以上早班为主。每周隔日需要到某城铁站点开早会。张某甲在某某公司甲要求下注册了工作室,并与某某公司乙签订了《项目转包协议》。张某甲从未以工作室名义招揽过业务。某某公司甲对张某甲派送外卖的准点率、派单等进行了管理,对上班时间、休息时间、工作持续性有严格规定。张某甲没有改变各单派送外卖交易价格的权利,张某甲每月均能从该工作中获得4000至6000元不等的收入,并为其主要生活来源。2021年9月8日,某某公司甲以自己为投保人、被保险人,张某甲为雇员在保险公司投保骑手雇主责任保险。该保险投保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受雇者与被保险人(即某某公司甲)存在劳动关系。2021年9月8日13时15分许,张某甲在某某公司甲所属的某城铁站点范围内派送外卖,驾驶摩托车逆向行驶至“铁路桥”地段横过道路时,遇小型轿车行驶至事发地超车,两车车头发生碰撞,造成两车受损、张某甲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经交警认定张某甲承担此次事故主要责任。2022年3月7日,张某甲向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某市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后,某市人社局认为张某甲系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遂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张某甲此次受伤为工伤,并将《工伤认定决定书》向某某公司甲和张某甲进行了送达。某某公司甲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撤销《工伤认定决定书》。 【裁判理由和结果】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某某公司甲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均未上诉。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规定,职工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某某公司甲作为用人单位如认为其与张某甲是劳务关系,可以自行向有权机关采取合法途径获得确认为劳务关系的证据。而某某公司甲并未对此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也没有向有权机关提出申请仲裁或诉讼,对此某某公司甲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构成劳动关系不以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作为生效要件,张某甲在某某公司甲要求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受到伤害,事实劳动关系明确,某市人社局在认定工伤的过程中确认劳动关系并不违反相关规定。 【典型意义】平台经济背景下的互联网行业用工特征存在形式上的灵活性、管理上的隐蔽性、工作环境上的高危险性,使得在外卖骑手的劳动关系认定上存在较大的障碍。平台经济的增长不能以牺牲从业者合法权益为代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劳动关系的确认权,应透过现象认清平台公司、外包公司与从业者之间的本质关系,突破合同的表面特征限制,从劳动者与外包公司法律关系中人格、经济、组织三个方面的从属性进行实质性审查,依法认定劳动关系,全面保障新业态从业者的合法权益。 案例三吴某某诉某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某区管理委员会罚款及行政复议案 【案由】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 【基本案情】吴某某驾驶车辆于2023年6月1日在省道附近被某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移动测速设备记录超速行驶。2023年8月,某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条的规定,对吴某某作出简易程序处罚决定,对其罚款200元,记3分。吴某某不服向某区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某区管理委员会作出复议决定,维持某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上述处罚决定。吴某某不服,诉至法院。 【案件办理情况】该案一审以吴某某撤诉结案。本案中,吴某某认为交警未按规定设置移动测速点,未在移动测速点500米以外设限速标志,来车方向200米未设置“前方测速”或者“进入测速路段”等交通标志,也未使用移动便携式交通标志。承办法官多次与双方当事人进行沟通协调、释法说理,某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最终表示移动测速点的设置确实存在问题,拟自行纠错。吴某某遂撤回起诉,涉案争议得以实质化解。 【典型意义】这是一起行政机关自行纠错的典型案例。行政行为一旦作出,就具有确定力及执行力,但是对于违法的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以及由于事实和法律的变迁而不宜存续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具有自我纠错的职责。本案涉案争议得以实质性化解,对于进一步规范交警部门行政执法行为、保障机动车驾驶人的合法权益、减少或者避免类似行政争议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 案例四某某公司与某市卫生健康局罚款案 【案由】行政处罚 【基本案情】某某公司于2017年9月6日成立,经营范围为“健康养生咨询(不含医疗诊断);营养健康咨询服务;健康管理;健康医疗产业项目的管理、运营等”。某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薛某甲,负责整个公司的运营及规划;员工薛某乙为该公司健康管理师、营养师,负责健康生活方式的管理及营养膳食的搭配;员工薛某丙为该公司营养师,负责营养膳食的搭配。经方某甲介绍,方某乙及其女冷某某在方某甲的陪同下,于2021年11月30日到某某公司旗下品牌店居住并接受由该公司工作人员提供的服务。2022年1月4日,冷某某送医经抢救无效死亡。方某乙即向某市卫生健康局(以下简称某市卫健局)投诉“某某公司及其工作人员以健康管理为名,行非法医疗之实”。2022年3月4日,经湖南省湘雅司法鉴定中心对冷某某遗体进行司法鉴定,冷某某死亡原因符合糖尿病乳酸性酸中毒并发重度脑水肿致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死亡。某市卫健局立案后,通过医疗机构注册联网管理系统查询明确,某某公司未办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薛某乙、薛某丙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2022年7月13日,某市卫健局向某某公司作出罚款十万元的处罚决定。某某公司不服,诉请撤销涉案处罚决定书。 【裁判理由和结果】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某某公司的诉讼请求。某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某某公司对冷某某是否实施了诊疗行为。《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八十八条规定:“......诊疗活动:是指通过各种检查,使用药物、器械及手术等方法,对疾病作出判断和消除疾病、缓解病情、减轻痛苦、改善功能、延长生命、帮助患者恢复健康的活动......”。根据本案证据,冷某某到某某公司是为了治疗糖尿病,而公司的工作人员也知其系糖尿病人,公司对冷某某提供理疗舱、穴位疏通按摩等服务系为了对其疾病进行治疗的事实应予认定,某市卫健局据此认定某某公司的行为构成诊疗行为,具有事实根据。同时,某某公司的行为属诊疗行为与冷某某的死亡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某市卫健局认定某某公司的行为属诊疗行为,人民法院予以支持。 【典型意义】近年来,健康咨询管理服务作为一种新业态,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虚假宣传、泄露个人信息等现象。个别健康咨询管理公司以提供咨询之名行非法行医之实,造成人员伤亡,给人民群众的健康造成严重影响。规范诊疗行为对于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保护患者合法权益、构建良好的医疗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司法实践中,认定是否实施诊疗行为,应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八十八条规定的“诊疗活动”的定义,结合案件的相关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对于这种新型的诊疗方法,应重点考察行为的主观意图,是否系以治疗疾病为目的。不能因为诊疗方法的不同,忽略其诊疗活动的实质,也不能因为诊疗方法的创新而规避法律的监管。本案通过依法审理,支持行政机关依法打击无证执业的违法行为,为进一步规范医疗服务秩序、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提供司法保障。 案例五沅江市人民检察院诉某街道办事处不履行摊贩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法定职责案 【案由】行政公益诉讼 【基本案情】2022年5月,沅江市人民检察院在履行公益监督职责中发现某街道办事处辖区范围内多所学校周边存在流动食品摊贩在未办理健康证、未进行食品摊贩登记的情况下,于上下学时段在未划定食品摊贩经营区域内向在校未成年学生销售食品,违法从事食品经营活动。2022年7月,沅江市人民检察院与某街道办事处就辖区内加强食品摊贩规范管理工作的整改方案进行了磋商,双方初步达成一致意见。同年8月,沅江市人民检察院向某街道办事处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该街道办事处依法全面履行食品摊贩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在本辖区内(特别是校园周边)全面开展食品安全隐患排查、临时设摊区域划定、食品摊贩登记备案等工作;同时建议街道办事处加强与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的联系与沟通,加强信息共享和联合行政执法,以有效消除食品安全隐患。某街道办事处在收到检察建议书后作出书面回复:已针对检察建议的内容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整改。2023年10月,沅江市人民检察院跟进调查发现,上述校园周边仍存在较多食品摊贩未依法办理健康证也未进行食品摊贩登记等情形。沅江市人民检察院认为某街道办事处在收到检察建议后未依法履行职责,导致食品安全隐患持续存在,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裁判理由和结果】一审法院判决某街道办事处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双方未上诉。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某街道办事处对其辖区内各学校周边的食品摊贩具有法定的监督管理职责,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沅江市人民检察院发现某街道办事处辖区内各学校周边存在食品安全隐患后依法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职。该街道办事处在收到检察建议后,虽然采取了一定的积极措施进行了专项整治,但各学校周边仍存在较多食品摊贩违法经营行为,该街道办事处未提供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法定职责,故判决责令某街道办事处在本判决生效六十日内对其辖区内摊贩食品安全继续履行食品安全隐患排查、(临时)设摊区域划定、食品摊贩登记备案的监督管理职责。 【典型意义】未成年人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和未来,依法关爱和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事关学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健康,事关亿万家庭幸福,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一直以来,校园周边流动摊贩存在无证经营、贩卖种类繁杂、卫生状况差等隐患,而未成年人食品安全意识弱,对假冒伪劣、超保质期等食品辨识能力低,极易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既损害未成年人的身体健康,未成年学生及家长也难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为规范整治流动摊贩经营,守护青少年“舌尖上的安全”,负有法定职责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履行排查食品安全隐患、划定设摊区域、食品摊贩登记备案等监督管理职责。某街道办事处在收到检察院的检察建议后,虽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校园周边流动食品摊贩的食品安全隐患仍然存在。为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助推法治政府建设,法院判决行政机关继续对辖区内流动摊贩食品安全履行监督管理职责,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规范校园周边流动摊贩的经营,提高个体经营者、学生、家长及教师等群体的食品安全意识,加强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监管,联手共筑校园周边食品安全“防护墙”,护航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 案例六张某英诉某县民政局婚姻登记案 【案由】行政登记 【基本案情】张某英在1997年2月与案外人何某甲办理结婚登记时,因何某甲未达到法定婚龄,遂使用何某甲哥哥何某乙的身份证办理了结婚登记。2022年,张某英以何某乙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法院认为系婚姻登记错误,应当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途径解决。张某英遂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理由和结果】该案一审裁定不予立案,但判后通过司法建议解决了张某英的实际问题。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张某英办理婚姻登记的时间发生在1997年,其起诉要求确认婚姻登记行为无效,不符合立案条件。据此,裁定对张某英的起诉不予立案。为避免程序空转,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法院于2023年3月24日特向某县民政局制发司法建议书,建议该局按照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制定的《关于妥善处理以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的方式办理婚姻登记问题的指导意见》,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理念,认真开展调查研究,查清事实,并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地作出处理,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2023年4月10日,某县民政局对该司法建议书作出回复。2023年6月19日,某县民政局作出《关于撤销何某乙与张某英婚姻登记的决定》,撤销了何某乙与张某英的婚姻登记,案件得以实质化解。同时,该法院到某县民政局开展联合化解行政争议协调会,并邀请该县人民检察院、该县公安局和该县司法局参加座谈。 【典型意义】婚姻登记事关婚姻关系保护和家庭制度巩固,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妥善处理因提供虚假材料方式办理婚姻登记引发的行政纠纷,对于维护婚姻登记秩序和当事人合法利益,避免程序空转,具有重要作用。本案中,虽然张某英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可简单处理,但其存在的婚姻登记问题却难以解决。法院以“如我在诉”的意识开展行政审判工作,通过制发司法建议,延伸审判职能,充分发挥个案带动一片功能,形成类似案件处理机制,让老百姓以最简单最便捷的方式解决争议,节约行政成本和司法资源,避免程序空转,彰显新时代人民法院“能动司法”理念。 PART 07甘某军诉某区人民政府履行支付征收拆迁补偿款法定职责案 【案由】行政登记 【基本案情】加某公司位于案涉项目征收红线范围内,2020年11月12日,征收部门与加某公司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约定资产及设施设备补偿若干元。某公司一直租赁加某公司的场地进行饲料的加工生产,甘某军是饲料设施设备的所有权人。甘某军的拟征拆设备资产经初评、复评、审批备案,最终确定评估价值为65万余元。2021年6月16日,项目部主任带领工作人员周某到现场接收设备设施,并向甘某军出具了《某纺织品有限公司-某饲料厂征购部分设施交接清单》,甘某军在“移交方”栏目下签名,周某代表项目部在“接收方”栏目下签名。2020年6月20日,甘某军的设备设施被拆除。甘某军遂向项目部催要补偿款,但项目部以已将补偿款补偿给加某公司,甘某军不是被征收人为由拒付,甘某军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理由和结果】一审法院判决某区人民政府向甘某军支付征收拆迁补偿款,双方未上诉。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甘某军主张的设备设施补偿款包含在案涉征收补偿协议所涉及的设施设备补偿款中。虽然甘某军不是被征收人,但是某区人民政府在征收加某公司房屋的过程中,对甘某军的设备设施一并进行了征收,故某区人民政府对甘某军的设备设施合法财产权应当予以合理补偿。征收活动不能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某区人民政府作为旧城改造项目的征收主体,不仅负有对房屋所有权人加某公司进行补偿安置的法定义务,还负有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财产因征收造成的损失给予补偿的法定义务。根据在案证据,某区人民政府在对加某公司的房屋征收及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的过程中,自愿与房屋的原承租人甘某军签署了《征购部分设施交接清单》,该签单实际表明某区人民政府与甘某军之间是一种行政机关征购的法律关系,在甘某军交付了清单上载明的设备设施的情况下,某区人民政府应当向甘某军支付对价。案涉征收补偿协议中约定由某区人民政府向加某公司支付的款项中,包含了甘某军的设备设施款。某区人民政府在签订案涉征收补偿协议时,将属于甘某军的案涉设备设施的补偿款,一并计入加某公司名下,损害了甘某军的合法财产权益。案涉征收补偿协议属于对补偿对象认定错误,其中涉及案涉设备设施的补偿款的部分明显不当,应当予以撤销。判决撤销案涉征收补偿协议中包含有甘某军的设备设施补偿款的部分款项,由某区人民政府在判决生效后两个月内向甘某军支付设备设施补偿款65万余元。 【典型意义】准确界定民行交叉案件,在征收过程中,征收部门向错误的对象给付补偿款项,应当自行纠错。本案不是对设备设施补偿款的归属或者分配有争议而引起的民事纠纷,而是因为征收主体对设备设施的补偿对象认定错误,没有正确给付征购款项而引发的行政纠纷,属于行政诉讼的审理范围。某区人民政府要求甘某军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向加某公司主张权利,是将责任和义务一推了之。某区人民政府本案判决后,已将甘某军的补偿款一次性支付,未提起上诉,行政争议得到实质性化解。 案例八某县自然资源局申请强制执行收缴某房地产公司拖欠的土地出让金一案 【案由】非诉执行行政协议 【基本案情】2020年,某房地产公司经公开竞价竞得某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2021年,某县自然资源局(出让人)与该公司(受让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签订后,该公司依约定付清第一期款项。但在第二期付款时间届满后未及时支付款项,某县自然资源局向该公司送达《责令限期入库通知书》,催告其应在2021年7月20日前缴清欠缴部分土地出让金。该公司支付部分款项后仍欠若干元未支付。某县自然资源局遂向法院申请对该公司拖欠的土地出让金强制执行。 【裁判理由和结果】法院经审查认为,行政机关在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行政协议之前,必须要按顺序进行催告及作出书面决定。本案中某房地产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支付土地出让金的义务,某县自然资源局已履行了催告义务,催告后某房地产公司仍有部分款项未缴纳,某县自然资源局未向该公司作出要求其履行协议协议的书面决定,径直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剥夺了行政相对人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属于程序违法,不符合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条件。 【典型意义】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的过程中应当充分保证行政相对人的权利。部分行政执法机关对于行政强制、行政处罚、行政执法公示、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治审核等涉及行政执法程序内容的法律法规、制度规定存在不清楚、模糊,实践操作存在瑕疵的,应当根据情况多组织开展上述内容的培训学习,督促执法人员认真掌握执法规范程序,避免执法违法风险,同时也能够更好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 编辑:李元 ●老人因小狗被撞死与车主推搡,后诱发基础疾病死亡,谁来担责?判了 ●“口嗨”在网上发布攻击侮辱伤害性言论,对方索赔50余万,法院怎么判? ●生育津贴低于产假前工资,产假期间遭遇解除劳动合同……法院判了! ●发生交通事故后指使妻子冒名顶替,要求保险公司赔付三者险,法院支持吗? ●当庭撕毁证据塞嘴里?法院:拘留15天罚1万! ●路边违法停车致儿童车祸死亡,车主是否要担责?法院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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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高院发布丨四川法院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四川法院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案例一 被告人赵某、韦某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案 ——组织未成年人在酒吧提供有偿陪侍并从中谋利,应以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予以处罚 一、基本案情被告人韦某为某酒吧的销售部经理。2022年11月,经韦某同意后,被告人赵某招募未成年人6人(其中3人不满十二周岁)到该酒吧从事有偿陪侍工作,赵某从中抽成。2023年1月,被公安机关查获。截止案发,赵某、韦某组织未成年人进行有偿陪侍达400余人次,非法获利13000余元。 二、裁判结果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赵某、韦某组织未成年人在酒吧从事违反治安管理的有偿陪侍工作,并从中谋利,其行为侵犯了未成年人人身自由、身心健康,破坏社会治安管理秩序,已构成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二人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相当,均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三、典型意义组织未成年人在娱乐场所从事营利性陪侍活动,不仅扰乱社会管理秩序,还会使未成年人陷入不良环境,面临被侵害的风险。本案韦某、赵某数次组织多名未成年女性在娱乐场所从事陪酒、陪唱等有偿陪侍的行为,严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已构成组织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8条规定“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经营者,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本案的依法审理,警示KTV、酒吧、歌舞厅等娱乐场所不能放任或默许未成年人随意进入娱乐场所,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禁止未成年人进入标志;同时也提醒广大家长,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加强对孩子的价值引领教育,帮助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和价值观。案件审理后,法院向当地文广局发送了司法建议,建议加强对KTV、网吧等娱乐场所的监管,并利用平台优势加强法治宣传,提高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 四、专家点评点评人:魏东,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四川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本案宣判,对于当前认真贯彻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依法适用《刑法》,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引导全社会共同关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典型意义和重要实践价值。 其一,法理评析。本案被告人组织6名未成年人在酒吧从事违反治安管理的有偿陪侍活动并从中谋利的行为,侵犯了未成年人人身自由、身心健康,已构成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应当依法定罪量刑。根据《刑法》第262条之二规定,“组织未成年人进行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行为,构成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组织未成年人在酒吧等成人娱乐场所从事有偿陪侍活动并从中谋利的行为,属于《刑法》第262条之二规定中的“等”外同类行为,理由在于,《刑法》第262条之二规范目的是保护未成年人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公共安全等,而不只是保护财产权利,解释方向只能是有利于实现本条规范目的,因此,组织未成年人进行“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所有侵害未成年人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危害社会治安秩序和公共安全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均属于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的行为定性。同时,按照行政犯不法论的刑法学原理,本罪中“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不法判断,以及其前置法规范的范围确定,均应进行实质解释,依法应将《治安管理处罚法》《娱乐场所管理条例》所规定的违法行为解释为“违反治安管理活动”。可见,组织未成年人进行情节严重的“有偿陪侍”行为可以涵摄于本条法律规范之中。本案中,被告人组织6名未成年人进行有偿陪侍达400余人次,非法获利13000余元,依法构成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 其二,价值导向。本案判决有利于惩戒那些企图钻法律漏洞的不法经营人员,进一步促进未成年人监护人、学校、社区、经营实体以及执法机关共同担起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三,司法担当。人民法院在司法审判工作中要进一步强化保护未成年人意识,要把依法公正审判和宣传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有机结合起来。本案承办法院在依法审判的同时,主动向当地文广局发送司法建议,建议加强对KTV、网吧等娱乐场所的监管,同时利用平台优势加强法治宣传,收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值得点赞。 滑动查看更多↑ 案例二 罗某强奸、猥亵儿童、强制猥亵、制作、复制、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 ——依法严惩“隔空猥亵”系列犯罪行为 一、基本案情2022年6月至9月期间,被告人罗某通过快手软件认识并联系多名女性未成年被害人后,采用点外卖、给零花钱、买礼物等方式,引诱、威胁被害人向其发送裸照和裸露视频,对12名女性未成年被害人(除1名被害人满16岁外,另外11名未成年人均不满14岁)进行猥亵,在聊天期间还邀约2名被害人外出并对其实施强奸。 2022年7月至2023年3月期间,被告人罗某将其利用快手软件获取的被害人裸照、视频资料通过非法翻墙软件,上传至境外网站“telegram”讨论组中,并以口令红包88、188、288元不等价格进行传播,非法获利9540元。 二、裁判结果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罗某与一名明知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及一名精神发育迟滞、无性防卫能力的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被告人罗某以满足性刺激为目的,诱骗、强迫多名儿童拍摄裸体、敏感部位的照片、视频供其观看,其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被告人罗某强制猥亵已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其行为已构成强制猥亵罪;被告人罗某针对猥亵儿童获取的裸照、视频等,以牟利为目的,进行制作、复制、贩卖、传播,其行为已构成制作、复制、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被告人罗某一人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根据被告人罗某的犯罪事实、情节、认罪悔罪态度,认定被告人罗某犯猥亵儿童罪、犯强奸罪、犯强制猥亵罪、犯制作、复制、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其违法所得的人民币9540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没收作案工具。判决后,被告人未上诉,公诉机关未抗诉,该案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随着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社交软件、短视频等相关行业的发展,未成年人触网年龄呈下降趋势,其使用、持有手机成为常态,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经统计,网络型性侵害未成年人(包括“隔空猥亵”非接触性性侵害和线上接触交往、线下实施性侵的接触性性侵害)占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二成,严重侵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不容忽视。本案中,法院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通过行使审判权对犯罪行为进行严惩,并在案件审结后,向快手软件公司发送司法建议,督促互联网平台落实监管责任,加强和改进网络信息管理,营造有利于互联网企业健康发展、有益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网络环境。 该案也警示全社会,要加强培养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和引导未成年人正确使用网络和智能手机,引导未成年人自觉远离色情、暴力等有毒有害信息,遇到危险及时报警,保护自己不受网络犯罪侵害。家长及学校应当加强对未成年人安全上网的教育,教育未成年人识别可能侵犯自身权益的行为,提升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四、专家点评点评人:魏东,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四川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本案深刻揭示了数字网络时代严厉打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紧迫性和极端重要性,人民法院在办理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应切实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既要依法严惩犯罪,把害群之马绳之以法,又要注意总结犯罪防控经验,向有关个体和单位乃至全社会传送保护未成年人之法。 其一,人民法院要依法严惩网络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兼顾好司法公正和保护未成年人的关系。本案被告人罗某实施猥亵儿童、强奸以及制作、复制、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等犯罪行为,几乎全部都利用了网络,包括利用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社交软件、短视频等,充分体现了传统犯罪异化为网络犯罪的新特点,对网络时代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审判提出了新要求。对实施“隔空猥亵”非接触性性侵害犯罪,实施线上接触交往、线下实施强奸犯罪,应以强制猥亵罪、猥亵儿童罪、强奸罪等依法定罪处罚;对利用网络散布性侵害的视频、照片进行胁迫的行为,应当依法作为从重或者加重处罚情节,依法严惩犯罪,对其中构成制作、复制、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应当依法定罪处罚;对一人同时构成数罪的,应当依法实行数罪并罚。本案被告人罗某一人犯数罪,人民法院判决依法对其实行数罪并罚并判处重刑,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司法公正的要求。 其二,人民法院要有意识地总结网络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新特点,适时地向有关个体和部门提出犯罪防控和治理的有效对策措施。尤其是要提醒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学校老师,要经常性地教育未成年人不能沉溺于玩手机和上网,强化网络安全和风险防范意识,以防止未成年人落入不法人员的性侵圈套与诈骗陷阱,尽量避免造成伤害,做好做足事前预防的功课。本案中,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结后,向快手软件公司发送司法建议,督促互联网平台落实监管责任,加强和改进网络信息管理,这种做法值得推广,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的责任担当。 滑动查看更多↑ 案例三 被告人孙某等电信网络诈骗案 ——利用未成年人盲目追星、涉世未深、社会经验欠缺等特点实施诈骗,人民法院依法严惩 一、基本案情2021年2月至2021年11月,被告人孙某等人购买二手手机、流量卡和虚假明星QQ号,创建虚假的明星活动、粉丝福利QQ群,并通过引流人员在抖音、快手、微博等平台发布QQ群消息进行引流或直接利用虚假明星号在QQ空间发布虚假的明星活动、粉丝福利群信息,吸引未成年人进群。待QQ群内有一定人数后,孙某等人伪装成明星助理、客服,发布虚假明星福利信息诱使未成年人私信或添加助理号。此后以发现被害人为未成年人需用家长手机进行认证、未成年人下单造成公司损失等为由,通过与被害人视频聊天,让被害人出示家长微信或支付宝付款码,截图后由洗钱人员用扫码枪反扫、指挥操作家长手机或直接让被害人用家长手机扫其发送的二维码等方式,让被害人转账、充值、消费等,通过网络黑灰产业从业人员多批次转移赃款后进入张某等人银行账户,最终流入孙某等人之手。诈骗资金400余万元,被害人涉及多个省份。 二、裁判结果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孙某、杜某、白某、杨某1、朱某、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钱财,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结合被告人在共犯中的作用,具有专门骗取未成年人财物等从重情节以及坦白、退缴违法所得等从宽情节,依法以诈骗罪,对六人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至十二年六个月不等,并判处相应罚金;被告人杨某2、张某、何某、陈某某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转移,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结合被告人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等从轻减轻处罚情节,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四人判处有期徒刑两年至五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当事人不服,提起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当下,在“饭圈”文化的助推下,拥有明星代言或签名产品成为未成年人炫耀的资本,不少未成年人沉溺于此。一些犯罪分子利用未成年人盲目追星、防范意识差、缺乏识别能力、社会经验少等弱点实施的诈骗犯罪,不仅给未成年人家庭造成经济损失,也使未成年人产生心理阴影,严重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本案对孙某等人依法从重处罚,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坚决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严厉惩处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鲜明立场,同时发送司法建议,坚持惩防结合,引导未成年人自觉抵制不良“饭圈”文化影响,理性追星,切实增强网络防范意识,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 本案提示家长应注重对孩子的高质量有效陪伴,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价值观,同时妥善保管好自己的手机和银行卡密码,经常查看余额和消费信息,一旦遭遇类似情况,保存好交易、转账记录,及时报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四、专家点评点评人:魏东,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四川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当前,部分不法分子专门针对未成年人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现象比较突出,本案具有典型性。本案宣判为依法有效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提供了经验,有利于震慑不法犯罪分子,也有利于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价值观,增强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安全意识。 其一,针对未成年人群体进行电信网络诈骗活动,具有一定特殊性,应当依法评价被害人受骗的主客观事实和犯罪情节。本案较多被害人不但包括未成年人,而且还包括未成年人父母,孙某等被告人在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实施诈骗过程中,利用未成年人沉迷“饭圈”,辨明是非能力差、应对突发紧急事件经验不足等特点,获取被害人的手机和银行卡密码,骗取巨额财产,使得众多被害人遭受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此,总体上应以诈骗罪对孙某等人依法从重处罚。 其二,在电信网络诈骗案中,应注意区分诈骗罪共同犯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界限。被告人杨某2和张某等四人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转移,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根据刑法规定和司法解释,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帮助进行转账、套现、取现等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但是不明知他人具体犯罪行为内容并且同他人没有明确的犯罪意思联络,为其提供网络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依法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如果行为人明知他人具体犯罪行为内容并且同他人有明确的犯罪意思联络,则行为人与他人构成共同犯罪。因此,本案判决认定孙某和杨某1等被告人构成诈骗罪,被告人杨某2和张某等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符合法律规定,是正确的。 其三,数字网络时代的社会生活秩序需要全社会共同维护。人民法院通过发布严惩电信网络诈骗、网络性侵以及其他网络犯罪的典型案例,以活生生的案情事实揭示网络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活动的严重危害,有利于唤起全社会共同关心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和网络治理,共同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 滑动查看更多↑ 案例四 陈某与方某共有物分割案 ——与未成年人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在分居或者离婚诉讼期间,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财产、不适合继续履行财产监管职责的,未成年人有权请求返还 一、基本案情陈某(继子)系2012年其生母晚某与他人婚内生育的子女。2016年晚某(生母)与方某(继父)结婚,陈某与方某、晚某以及方某前次婚姻中所生育子女方某甲,四人共同居住生活在方某所有的房屋中,陈某与方某自始形成抚养教育的继父女关系;2017年10月,政府对以方某为户主的住房进行拆迁,按拆迁补偿政策,以家庭成员人数为基础,确定方某全家获得房屋拆迁补偿费用共计91万余元,陈某享有其中还房款、综合补助款计14万余元。政府将包含陈某享有的款项在内的全部拆迁补偿费用支付至方某银行账户;2017年11月,方某用前述银行账户中的40余万元另行购买了一套房屋,该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为方某、晚某。 2023年1月,方某与晚某分居,陈某随生母晚某生活,晚某起诉离婚,法院判决驳回了晚某的诉讼请求。在前述离婚诉讼过程中,方某将前述银行账户款项全部转至其他账户;方某以陈某享有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助款已用于购买家庭共有房屋为由,拒绝归还陈某房屋补助款,陈某遂提起诉讼要求方某分割其应享有的拆迁还房款及利息。 二、裁判结果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监护人严重损害未成年子女合法财产利益的,未成年子女可以请求分割其享有的按份共有财产。陈某系未成年人,在其成年前其个人所有的案涉还房款和综合补助款14万余元依法由其监护人保管,方某作为陈某的监护人之一,除为维护被监护人陈某的利益外,不得处分其财产。但方某在晚某与其诉讼离婚过程中,取走属于陈某个人所有的款项,并以已经购买家庭房屋为由占为己有,严重损害陈某的合法财产权益;同时,虽然晚某与方某二人仍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二人自离婚诉讼后至今已分居生活,且陈某亦随晚某居住生活。据此,方某已不适宜继续对陈某的前述财产进行保管,陈某有权请求对其所享有的前述财产进行分割。 为保护公民合法权利,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财产权益不受侵害,法院判令:方某向陈某返还房屋安置费145500元及利息。判决后,方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三、典型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5条明确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财产。但在司法实践中,夫妻双方一旦离婚或者分居,将未成年人财产作为夫妻财产进行分割或者将未成年人财产据为己有、从而侵犯未成年人个人合法财产权益的情况时有发生。 本案系一起继父在与未成年人生母离婚诉讼过程中侵占未成年人合法财产的典型案例。法院将未成年人合法财产与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区分,认定方某于2017年11月另行购买的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使用款项与未成年人陈某享有的房屋安置款系不同性质的款项,对方某关于其将款项用于购买家庭共同生活居住房屋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在晚某、方某离婚之前,判决方某返还陈某合法财产,体现了对未成年人合法财产权益的保护。案件审结后,法院主动延伸司法服务效能,对方某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引导其正确履行监护职责,强化未成年人家庭保护,彰显了人民法院对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人文关怀。 四、专家点评点评人:王竹,四川大学市场经济法治研究所所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是家事案件审判中应予关注的重点。本案作为人民法院支持未成年人请求其监护人返还按份共有财产,维护自身合法财产权益的典型案例,具有如下重要意义: 一方面,准确理解适用法律规定,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本案中,人民法院准确理解《民法典》相关规定和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指出当监护人严重损害未成年子女合法财产利益时,未成年子女可以请求分割其享有的按份共有财产,且监护人的范围包括与未成年人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通过细致审查,法院认定当事人的行为严重侵害了未成年子女的合法财产权益,依法支持了未成年子女的诉讼请求,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财产权益。 另一方面,聚焦家庭教育,强化家庭教育指导。本案审结后,人民法院并没有止步于作出判决,而是主动延伸司法服务效能,对涉案未成年子女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引导监护人正确履行监护职责,强化未成年人家庭保护。这种做法不仅有助于解决个案问题,更有助于提高公众对未成年人财产权益保护的认识和重视程度,预防和减少类似案件的发生,起到了“办理一案、警示一片”的良好效果。 此外,本案审理和执行过程被泸州市多个部门联合发文表扬为“第六届泸州市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十大典型案例”,彰显了人民法院在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方面的能力和决心,为相关司法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滑动查看更多↑ 案例五 张某诉杨某离婚纠纷案 ——离婚纠纷依法调解后,法院向涉藏离异父母发送《关爱未成年子女提示卡》 一、基本案情2013年,张某(男)与杨某(女)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二女。双方因家庭琐事纠纷不断,自2019年起分居。2021年,杨某以外出打工为由,未再回归家庭。张某以双方无法继续共同生活、夫妻感情彻底破裂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婚姻关系。 二、裁判结果人民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托多元调解平台悉心做调解工作,经多次与当事人沟通,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并出具《调解书》,确认:杨某、张某解除婚姻关系,婚生女儿随张某共同生活。 在调解结案的同时,为充分保障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法院依照2024年4月1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涉及未成年子女的离婚案件中开展“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工作的意见》,向双方发出《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卡》,督促双方在解除婚姻关系后除尽到抚养、教育、保护、探望等法定义务外,还须给予二女应有的呵护和关爱。 三、典型意义家庭是未成年人成长的重要场所,父母是子女成长的第一任老师。2024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在涉及未成年子女的离婚案件中开展“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工作的意见》,要求人民法院在离婚案件中以保障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为目的,引导离婚案件当事人正确处理婚姻自由与维护家庭稳定的关系,关心、关爱未成年子女,督促离婚当事人提升责任意识,依法履行监护职责。 本案发生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涉及未成年子女的离婚案件中开展“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工作的意见》实施后,在当地系首例在离婚案件中发送未成年人关爱提示卡的案件。提示卡的发出,是阿坝州两级法院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促进涉藏地区离婚案件当事人当好合格家长,避免离婚纠纷对未成年人产生不利影响,促进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系对民族地区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司法保护工作的有益探索。 四、专家点评点评人:王竹,四川大学市场经济法治研究所所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本案作为少数民族自治州辖区内人民法院通过向当事人发送《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卡》的方式加强离婚案件中未成年子女权益保护的典型案例,具有如下重要意义: 一方面,积极开展“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工作,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本案为涉及未成年子女的离婚案件,调解过程中,人民法院通过发送《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卡》,向当事人明确和强调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法定义务和权利,以及违反法律要承担的不利后果,督促双方当事人在离婚后继续履行抚养、教育、保护、探望等法定义务。该方式对于引导离婚案件当事人提升责任意识,避免离婚纠纷对未成年人产生不利影响,促进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宗巴雅母”,全心护“未”,多措并举体现司法温度。“宗巴雅母”藏语寓意“美好的团聚”,作为阿坝法院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重要品牌,自建立以来,“宗巴雅母”接连唱响涉藏地区法院司法保护的法治强音。本案中,承办法官在办案过程中反复多次与当事人沟通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问题,用司法温情撑起未成年人法治“绿荫”,充分体现了“宗巴雅母”的“未”爱理念在阿坝法院婚姻家庭纠纷审理过程中的全面融入。 滑动查看更多↑ 案例六 郑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父母不得以任何理由对未成年子女实施家庭暴力,“调查走访+杜绝风险+心理疏导+回访跟踪”结合,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一、基本案情申请人郑某(女儿)系被申请人郑某甲(父)与邓某(母)婚生女。郑某甲与邓某早年因感情不和协议离婚,并约定郑某由父亲郑某甲抚养。此后,郑某随郑某甲生活,就读于某职业院校。2024年1月,郑某周末回家后,郑某甲查看其手机,发现郑某私下与母亲联系,深感愤怒,当即对郑某进行殴打、辱骂及诋毁,强迫写下断绝母女关系协议书;郑某甲返校后,宿舍室友发现其身上的伤情并报告班主任,老师立即与母亲邓某联系,邓某向顺庆区妇联予以求助。在妇联指导下,郑某的母亲邓某请求法院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经调查,郑某甲经常用手或皮带殴打郑某脸部和身体,对其实施家庭暴力,并在家中安装监控,监视郑某的日常生活,限制其出行,致使郑某身心遭受巨大伤害。 二、裁判结果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本案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关于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条件,应予支持。裁定:禁止郑某甲对郑某实施家庭暴力;禁止郑某甲骚扰、跟踪、接触郑某及其近亲属;禁止郑某甲进入郑某及其母亲等近亲属的住所、学校及工作单位。 三、典型意义未成年子女是独立的个体,父母应当在充分保障未成年子女身体、心理健康的基础上,以恰当的方式教育子女。本案中,作为父亲的郑某甲在婚姻失败后,拒绝未成年子女郑某与其母亲联系并对其实施家庭暴力,既侵犯了郑某的权利,又对郑某的身心造成了伤害,必须在法律层面对其实施的家庭暴力行为作出否定性评价。 人民法院采取“调查走访+杜绝风险+心理疏导+跟踪回访”相结合的机制,第一时间到学校、社区调查了解情况,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及时向学校、派出所进行送达,相关单位依职责加强了对郑某的人身安全保护;第一时间建议郑某的母亲将郑某接到自己身边生活,其采纳了该建议,源头杜绝家暴风险;第一时间安排心理咨询师对郑某进行心理辅导,减轻其思想顾虑和心理压力。 经回访,郑某及其母亲均表示人身安全保护令送达后,其父亲未再实施过殴打、辱骂、跟踪、骚扰等行为,人身安全保护令就像护身符,给郑某带来了真真切切的安全感,有效地震慑了施暴者,保护了郑某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本案中,社会各界共施援手,既为郑某提供安全保护,又帮助她积极面对以后的学习、生活,彰显了司法权威,体现了司法的柔性关怀,实现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四、专家点评点评人:郑文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天府青城计划“天府社科菁英”,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四川省法治文化研究会会长,四川省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反家庭暴力法》的特色亮点。2022年8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围绕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作出细化规定和实施举措。 本案中,人民法院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体系化”作法可圈可点,具体表现为:一是措施体系化。在人身安全保护令规定措施之外,通过“调查走访+杜绝风险+心理疏导+回访跟踪”四位一体的自选措施,切实筑牢家庭安全保障的“防火墙”。二是治理体系化。针对人身安全保护令,形成“发出前-发出中-发出后”的治理逻辑闭环回路,力求最大限度发挥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的作用并最大限度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三是效果体系化。严格贯彻落实民法典关于“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和“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引导社会公众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心认同,让崇尚文明、反对暴力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和全体社会的良好风尚,切实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 滑动查看更多↑ 案例七 赵小某诉赵某探望权纠纷案 ——父母分居期间疏于探望子女,子女有权主动请求探望 一、基本案情赵某(男)与唐某(女)于2019年1月登记结婚,2020年8月生育一子赵小某。2021年6月起,赵某与唐某开始分居,赵小某跟随母亲唐某生活。分居期间,赵某在较长时间内偶尔探望过赵小某。2023年7月,赵小某作为原告向法院起诉,主动要求其父履行探望义务。 二、裁判结果人民法院认为,探望权既是父母的权利,亦是其履行抚养、教育子女的法定义务,子女享有主动请求和接受探望的权利。赵小某年满3岁,父母已分居较长时间,分居期间的父母虽不符合法律明确规定的行使探望权的条件,但因父母分居赵小某不能得到未共同生活的父亲的呵护、关爱,身心健康难免受到不利影响,根据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判令赵某每月探望儿子赵小某四次,每次探望时间半天。判决后,赵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三、典型意义《民法典》第1086条明确了离婚后父母对子女的探望权,即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享有探望子女的权利。现行法律对夫妻分居期间探望权的行使主体、行使方式等均无规定。父母双方的关爱和教导对于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无可替代。探望权作为亲权的自然延伸,其主要功能在于弥合因婚姻状态发生变化、父母一方缺位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带来的影响。探望权的行使,既是父母与子女的见面和交往,更是父母及时了解子女生活及学习情况、沟通交流和关爱精神抚慰的过程,权利设定的基本出发点系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 本案中,因父母分居,未共同生活的父亲赵某对年满3岁的未成年子女疏于探望,未成年子女赵小某作为原告诉请父亲进行探望,人民法院践行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支持了子女的探望权请求,认定未成年子女不仅是被探望的对象,亦享有主动请求和接受探望的权利,引导未成年人父母在分居期间积极行使探望权,履行好家庭教育责任,切实保障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四、专家点评点评人:郑文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天府青城计划“天府社科菁英”,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四川省法治文化研究会会长,四川省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孩子们成长得更好,是我们最大的心愿”。我国已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公约专门规定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该原则是处理与儿童相关事务时的一项基本原则,旨在确保儿童的权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优先维护和切实保障。 人民法院发挥能动履职作用,展示司法人文关怀,妥当作出父母分居期间仍需探望子女的裁判。该判决具有两个特色亮点:一是面向未来,以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为着力点。为儿童撑起法律的保护伞,让未成年子女充分感受司法保障带来的光辉。充分考虑对未成年子女未来生活的影响,即便父母已经分居,仍有必要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并为未成年子女营造友好型家庭环境与氛围。二是面向现实,以抚养、教育、保护的亲权为突破口。亲权是权利和义务的综合体,因此与单纯的权利有所不同,亲权不得放弃。不管是同居期间、分居期间,还是婚姻中、离婚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都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探望是行使亲权的有效方式之一,未成年子女不仅是被探望的对象,亦享有请求探望和接受探望的权利。 滑动查看更多↑ 案例八 王某诉方某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案 ——父母未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有关个人或组织可依法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并重新指定监护人 一、基本案情申请人王某(祖父)儿子王某甲与被申请人方某同居后于2012年2月4日生育王某乙(未成年子女)。王某甲自2012年4月起外出至今杳无音讯,方某自王某乙满月时便回娘家,不久后外出,此期间既未照料王某乙,也未支付抚养费;王某乙自满月后随申请人王某夫妻两人共同生活,由王某夫妻进行抚养和日常照顾。申请人为了王某乙更好的健康成长,愿意履行监护责任,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方某的监护人资格并指定其担任王某乙的监护人。 二、裁判结果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监护人应当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督和保护职责。被监护人王某乙的父亲王某甲自2012年4月外出后至今杳无音信,母亲方某既未照料王某乙,也未支付抚养费,怠于履行监护职责。为保护王某乙的人身、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申请人王某作为祖父提出撤销被申请人方某的监护人资格以及指定其为监护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 三、典型意义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第一顺位法定监护人,当父母未履行其监护职责时,父母以外的有关个人或组织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其监护权并另行指定监护人。申请撤销监护权是国家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这是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的保护,体现了未成年人监护权益的补充和保障。监护权被撤销后,人民法院应当以未成年人的利益为最大本位,指定最有利于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个人或组织为监护人。 本案中,被申请人作为未成年人的母亲,长期怠于行使监护权,导致未成年人的监管缺失、缺位,严重侵害了未成年子女的权益和身心健康,对未成年人成长极为不利。在征得未成年人同意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据此撤销母亲的监护资格,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令与未成年人关系密切的祖父作为监护人,赋予其监护资格,符合案件客观实际,亦更有利于稳定家庭关系,为未成年人提供了一个安定、有序的健康生长环境,还能有效避免未成年人的脱管与保护缺位。此案对拒不履行监护责任,甚至伤害、虐待未成年人的父母予以警示,通过法律的手段剥夺不称职父母的监护权,追究被“撤销监护权”父母的法律责任,以此换回父母对其监护义务的重视,彰显了司法的力度与温度。 四、专家点评点评人:王竹,四川大学市场经济法治研究所所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事关国家未来、民族希望。本案作为父母未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情形下人民法院根据个人申请依法撤销父母监护人资格并重新指定监护人的典型案例,具有如下重要意义: 一方面,明确监护人责任,撤销不称职父母的监护权。《民法典》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本案中,未成年人的父母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多年,导致对未成年人的监管缺位,严重影响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未成年人父母的监护权,既是对不称职监护人的警示,也是对所有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的督促。本案判决结果有助于增强监护人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感,促进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 另一方面,以未成年人利益为最大本位,指定最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监护人。本案中,人民法院将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的理念贯彻到审判工作当中,真正从未成年人自身权益出发,按照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将与未成年人关系密切且实际扶养其多年的家庭其他成员指定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符合客观实际,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本案审结和执行过程体现了人民法院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人文关怀精神,用法治阳光照耀了未成年人的成长之路。 滑动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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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浔法院“陪伴式司法”入选共青团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典型案例
2024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施行三周年。为推动各地交流互鉴,营造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发展的社会氛围,共青团总结各地维护青少年权益岗、12355青少年服务台、童心港湾等团属阵地,在开展防范青少年欺凌、心理健康教育、留守儿童关爱等方面的经验做法,提炼选出8个典型案例。其中,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陪伴式司法”入选。 南浔法院多措并举规范未成年人审判工作,持续提升服务未成年人工作能力和水平。 一是前端重防治。推动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南浔区未成年人关心关爱工作实施意见》,制定“青少年心理健康护航行动”“法治副校长”等22个工作项目。推动南浔区全域11个镇街设立“未成年人保护阵地”,将未成年人保护纳入网格化管理,共享法庭全面入驻。全面搭建镇(街)、村(居)两级婚姻家事调解阵地网络,加强对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普法宣教、监护监督和照料指导。 二是审判重保护。探索“三合一”审执模式,组建“2名员额法官+2名法官助理+2名书记员+1名执行员”团队,归口审理涉未成年人案件。出台涉未成年人一审民事案件审理规程,探索“首审责任制”,推动纠纷一次性实质化解。在“浙政钉”平台上线“温暖协同守未”应用,打造“一窗受理、线上协同、限时反馈”闭环管理。 三是末端重帮扶。以未成年人道德法治体验馆为线下主阵地,以“温暖协同守未”应用为线上总枢纽,通过“法院派单+部门镇街接单”方式,建强线上线下回访机制。推动全区实施“护航·金色童年”留困儿童关爱探视工程、“协同护航·温暖新苗”法治关爱工程,综合落实身体康复、生活安置、返校复学等多元救助。 2023年,南浔法院共办结涉未成年人案件353件,民事调撤率83.03%,帮助318名孩子重回人生正轨;在2019年以来的30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实现审前社会调查、庭前教育、犯罪记录封存等制度个案全覆盖。 来源:团中央权益部、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点个在看,鼓励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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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中院发布八起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用司法力量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海东中院发布全市第二批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八大典型案例 5月28日,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22年以来全市法院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工作开展情况,展示少年审判改革成果,并公布第二批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八大典型案例。 此次发布的案例精选自2022年6月以来全市法院审理的社会关注较高、典型意义较强的案件,涵盖刑事、民事等多个领域,包括拐卖儿童、遗弃婴儿、撤销监护人资格、法定继承纠纷、抚养权纠纷等重点案由。这批案例的发布,旨在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引导作用,用有力量、有温度、有是非的裁判,树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鲜明导向,彰显人民法院强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坚定决心,同时对震慑和预防犯罪、引导全社会更加重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案例一:徐某琴拐卖儿童案 ——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借送养之名通过互联网出卖亲生子女构成拐卖儿童罪 【基本案情】2022年4月,被告人徐某琴在医院分娩一男婴。同年6月,被告人徐某琴通过“快手”发布送养孩子的消息,马某看到该消息后与徐某琴取得联系。徐某琴向马某提出收养孩子需要支付10万元“营养费”,二人在讨价还价后最终商议收取5.5万元。随后马某及其妻子等人给付徐某琴5.5万元并与徐某琴签订领养孩子协议书,徐某琴在未核实对方抚养目的、抚养能力等情况下直接将孩子交由马某等人抱走抚养。所得钱款被徐某琴用于偿还借款及花销。 【裁判结果】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徐某琴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儿子,侵犯了儿童的身体自由权和人格尊严权,构成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该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指出,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的,应当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国务院于2021年9月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提出,加大对出卖亲生子女犯罪的预防和打击力度。子女不是父母私有财产,抚养孩子长大成人是法定义务,孩子享有独立的人身及人格权利。拐卖儿童犯罪是对亲情伦理和家庭结构的破坏,更是对未成年权益赤裸裸的伤害。本案的宣判,彰显了人民法院对出卖亲生子女这种有悖人伦的犯罪行为坚决依法惩处、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毫不松懈的鲜明态度。 案例二:被告人冶某甲、冶某乙等三人弃婴案 ——生而不养,丢弃被扶养人以遗弃罪定罪处罚 【基本案情】2021年,被告人冶某甲在外地打工时与一名男子相识并建立男女朋友关系。2022年4月,冶某甲返回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后发现自己怀孕并试图联系其男友未果。同年11月24日,被告人冶某甲在医院生育一名男婴,后被告人冶某甲的父亲冶某乙、母亲马某某共同商议将该男婴丢弃,以便他人捡回收养。期间,冶某甲对其父母丢弃男婴的计划默许。同月27日中午,该三人将仅出生三天的男婴装在事先准备好的手提行李袋中,并由被告人冶某乙放至人行道路口处离开。当日13时许,民和县公安局执勤交警发现该男婴并报警。经鉴定,被告人冶某甲系该男婴的生物学母亲。 【裁判结果】民和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冶某甲对于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婴儿,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被告人冶某乙、马某某共同帮助冶某甲将出生仅三天的新生婴儿遗弃,情节恶劣,三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遗弃罪。对被告人冶某甲、冶某乙犯遗弃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被告人马某某犯遗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负有扶养义务的人,将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遗弃,明知自己的行为会让他人生命、身体处于危险状态,仍放任危险状态的发生,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的“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的情形;对于情节恶劣的,应当以遗弃罪定罪处罚。三被告人系共同犯罪,丢弃婴儿不仅触犯了法律底线,而且有违人伦道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三被告人承担刑事责任,充分体现了保护儿童合法权益的坚定立场,有助于引导社会公众树立尊重生命、关爱生命的价值取向,营造关爱少年儿童的良好社会氛围。 案例三:张某被撤销监护人资格案 ——法定监护人无力监护,可撤销其监护权并指定他人监护 【基本案情】少女小花的父亲2013年去世后,因母亲张某患有精神分裂症,后其外祖父母、祖母又相继过世,小花的生活起居便由其祖父老李照料。为了13岁的小花更好地成长,2024年2月,老李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小花的母亲张某的监护人资格,并变更老李为小花的监护人。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交支持起诉书,支持老李起诉。 【裁判结果】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申请人张某作为小花的监护人,本应履行监护职责,照料小花的生活起居,但因其患有精神分裂症,经相关部门鉴定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无法正常履行监护职责。主审法官经多方调查并走访当地村委会,村委干部也支持老李担任小花的监护人,结合小花由其祖父老李抚养的实际,为最大化保护未成人权益,依法判决撤销张某的监护人资格,指定申请人老李为小花的监护人。 【典型意义】本案是解决监护人无力监护问题的典型案例。监护权既是权利,更是法定义务,撤销监护权是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在监护人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司法职能,通过撤销并指定监护人能够有效起到避免未成人监护缺位,护航未成人健康成长的效果。本案中,小花的父亲去世,母亲患精神分裂症,平时的生活起居均由小花的祖父老李照料,故将小花的监护人变更为其祖父老李,既符合实际,也符合小花本人和当地村委的意愿,有利于稳定家庭关系和社会秩序,促进未成年人权益保障。下一步,法院将联合妇联、检察院等部门持续对小花的生活学习状况进行跟踪回访,关爱关心其健康成长,确保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落到实处。 案例四:许某海诉唐某风、许某法定继承纠纷案 ——父母离婚不影响子女的继承权 【基本案情】许某鹏经历两次婚姻又离婚,先后育有一女许某,一子许某海,许某与许某海系同父异母的姐弟。唐某风系许某鹏之母。2022年,许某鹏亡故,其名下留有房屋1套、轿车1辆。17岁的许某海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继承亡父许某鹏的遗产。 【裁判结果】乐都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许某海虽未与被继承人许某鹏共同生活,但其作为许某鹏的儿子,与许某鹏的母亲、其他子女均为同一顺位的继承人。遂作出判决,其中房屋由唐某风继承,并由其分别向许某海、许某房屋给付折价款各13.5万元;轿车由许某海继承,车辆的贷款由许某海负责偿还。 【典型意义】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框架中,不仅涉及到未成年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受教育权、隐私权、自由权,还包括比较容易忽略的未成年人的财产权和继承权。享有遗产继承权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与养子女等,即使是父母离婚后,没有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子女依然享有法定继承权。本案中,在未成年人的父亲离婚后死亡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坚持贯彻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通过保护其继承权等方式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综合司法保护,依法捍卫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案例五:李某来诉小锦否认亲子关系纠纷案 ——亲子关系否认之诉应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为原则 【基本案情】2001年,原告李某来与被告小锦母亲李某短暂交往。2005年,李某将李某来起诉至某县人民法院,诉称李某来系小锦的生父,要求李某来承担孩子小锦的抚养费。李某来与李某达成民事调解,同意支付小锦抚养费。民事调解书达成后,18年来,李某从未联系过李某来,直至2023年5月,李某来收到某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通知,要求支付小锦抚养费。李某来一直质疑其与小锦之间是否存在生物学父子关系,故诉至平安区人民法院请求依法确认双方之间不存在亲子关系。 【裁判结果】平安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李某来提供的证据未能直接证明其与小锦之间不存在亲子关系,相反,李某来在某县人民法院就给付抚养费案件进行调解时,未对亲子关系提出异议,亦未在该调解书生效后合理的时间内提出异议,视为对该调解书中关于亲子关系及履行义务的确认。被告小锦经人民法院公告送达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但其未到庭参加诉讼导致亲子鉴定无法进行的情形,不能视为其拒绝进行亲子鉴定。遂驳回李某来的诉讼请求。李某来不服,上诉至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后又撤诉,目前一审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亲子关系确认制度涉及亲子身份关系的推定与否认,其与继承权、抚养义务等身份性权利义务息息相关,直接影响着自然人民事主体的人身、财产权益。本案中,原告以拒绝承担子女未成年期间抚养费为目的,请求确认被告与原告没有亲子关系,法院如支持其诉请,无异于通过法院肯定了其不抚养未成年子女的行为,不仅有悖公序良俗,也不利于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人民法院应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裁判准则,在保护当事人隐私的同时,更要考虑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保护。 案例六:某投资公司与被告李某、郝某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熊孩子”放烟花酿大祸,家长担主责 【基本案情】2023年1月7日晚,10岁的郝某、11岁的李某相约燃放烟花,期间不慎引燃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街边一木屋两窗之间的竹签桶,导致木屋燃烧引发火灾。经消防救援大队调查处理,认定本次火灾事故造成财产损失17.5万余元。该木屋所有人某投资公司据此起诉郝某、李某及其监护人,请求法院判令赔偿财产损失。 【裁判结果】民和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二被告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原告某投资公司未尽到消防安全管理义务,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遂判决二被告监护人承担总损失70%的赔偿责任,由原告自行承担30%的损失。 【典型意义】燃放烟花爆竹属于具有一定危险性的活动,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和风险预判能力较弱,对于燃放烟花爆竹等危险行为以及产生的后果缺乏清晰的认知。民法典规定,监护人有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子女的权利和义务,未成年人子女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学校、家庭、社会等各个层面都应重视未成年人法治意识和公共安全意识的提升,特别是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安全保护意识教育。此外,对公共场所及易燃场所、器具负有监管义务的机构、人员,平时应明确监管责任,提升监管意识,做到防患于未“燃”。 案例七:星某芊诉李某福离婚纠纷案 ——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 【基本案情】原告星某芊与被告李某福于2020年结婚,2021年生育孩子小浩。婚初,夫妻感情尚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双方经常因家庭琐事发生争吵。星某芊于2023年4月诉至一审法院,请求与李某福离婚,婚生子小浩由其抚养,经一审法院调解星某芊撤回起诉,愿意给李某福最后一次机会,双方决定继续共同生活。但在后来的生活中双方并未和好,星某芊又于2024年1月以同样请求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双方感情尚未完全破裂,遂作出不准双方离婚的判决。星某芊不服,于2024年4月上诉至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结果】经二审法院主持调解,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上诉人星某芊与被上诉人李某福同意离婚,应予准许;婚生子小浩由上诉人星某芊抚养,抚养费自理;被上诉人李某福有探望的权利,上诉人星某芊有协助的义务,具体探望的方式、时间由双方协商决定。 【典型意义】探望权虽然是父母双方的权利主张,但其根本目的是保护子女受关爱的权利。一段婚姻的结束,涉及到几个家庭和亲人的幸福,尤其是子女的幸福。夫妻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义务。本案中,办案法官坚持小案不小办,既考虑化解夫妻双方之间的婚姻矛盾纠纷,还考虑到维系亲情、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明确了探望权的问题,不仅保障了一方探视子女的权利,也维护了未成年人获得父母关心关爱的合法权益。 案例八:马某娇诉李某拉同居关系子女抚养权纠纷案 ——发出家庭教育令,教育引导、督促家长依法带娃 【基本案情】马某娇与李某拉通过网络相识,双方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并生育一子。期间,二人发生矛盾,马某娇遂将正在接受幼儿园教育的儿子小赐交由李某拉抚养,但李某拉2021年9月22日至2022年3月2日期间未让儿子接受幼儿园教育。因担心影响孩子健康成长,马某娇将李某拉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孩子由马某娇抚养。一审法院审理后,作出驳回马某娇诉求的判决。马某娇不服,向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裁判结果】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拉作为法定监护人,未让小赐接受幼儿园教育的行为造成其缺失学龄前教育,也减少了与同龄人的接触及交流,对小赐的身心健康成长产生不利影响,属于《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的“怠于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行为,依法应予纠正,遂作出小赐由李某拉抚养、抚养费自理,马某娇随时有探望的权力,李某拉有协助义务的二审判决。 为了及时、切实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在庭审后发出家庭教育令,责令李某拉在指定时间内将小赐送回幼儿园接受教育,督促李某拉正确履行监护及教育责任,加强对孩子的关心和教育。同时,协助马某娇在不影响孩子学习生活的情况下,行使探望权。办案法官向李某拉释法明理后,李某拉表示已认识到自身的错误,并自愿按照家庭教育令的要求,履行监护职责,尽快安排小赐接受幼儿园教育。指导令发出后,承办法官还联系了当地妇联,共同联动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经回访,目前小赐已重返幼儿园。 【典型意义】护“未”成长,父母首责。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更是家庭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对此,《家庭教育促进法》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主体作出了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分居或者离异的,应当相互配合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任何一方不得拒绝或者怠于履行,也不得阻碍另一方实施家庭教育。本案中,家庭教育指导令的发出,旨在运用司法权威、延伸审判职能、发挥法律约束力,引导家长纠正损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之行为,督促其正确履行监护及教育责任,做到依法带娃。 来源:海东日报 编辑:法治海东政务融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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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三)
最高人民法院: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一) 最高人民法院: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二) 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纠纷的裁判规则(2024年5月修订) 最高人民法院: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三) 二十一、何某某与蒋某某探望权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0年8月24日,原告何某某、被告蒋某某经法院判决离婚,婚生小孩何某珈由被告蒋某某抚养,原告何某某每月给付小孩抚养费450元,直至小孩十八周岁止。判决生效后,原告每月现金支付小孩抚养费。后来因为原告未给付小孩抚养费被告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华容县人民法院执行局作出裁定要求原告每月打款进被告账户给付抚养费,从2010年11月份至起诉时止共计47张银行存款凭证。2013年10月2日被告把小孩住院医药发票给原告,要求给付相应费用而没有给付后,被告就没有让原告探望小孩至今。另外,原告于2012年2月29日和2013年3月30日分别支付900元和310元小孩医疗费用。另查明,何某珈于2010年3月9日生,现在校读书。 (二)裁判结果 湖南省华容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原告何某某每月最后一个周末探望婚生儿子何某珈一次直至成年,被告蒋某某应予协助。 (三)典型意义 夫妻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应予协助配合。本案中被告因小孩住院期间原告父亲去医院探望小孩没有买东西,以及原告没有马上给付小孩医疗费用而不给原告探望小孩,是不利于小孩身心健康成长的。原、被告虽已离婚,但是无法隔断父母双方与子女之间的血缘关系和情感纽带,父亲在儿子的成长过程中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被告不能因为原、被告双方家庭之间的矛盾影响到原告的合法权益和小孩的健康成长。法院希望双方在今后探望小孩问题上本着互谅互让、有利于小孩身心健康成长为准则,遇事多克制、协商。法院考虑从既不影响小孩现有正常生活和学习,又增加儿子与父亲的沟通交流,既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又有利于小孩身心健康成长的目的出发,酌情做出上述判决。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1月4日发布《“用公开促公正 建设核心价值”主题教育活动: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 二十二、翁某某故意伤害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翁某某与被害人胡某系夫妻关系,但胡某与杨某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且长期对翁某某实施家暴。案发当日晚上,胡某带着杨某回到家中,与翁某某发生口角。胡某拿出一个拖把追打翁某,后又换用衣架继续殴打。翁某某随手拿起玻璃酒柜上的一把水果刀防御。双方对打中,翁某某右手所持的水果刀刺中胡某的左侧胸部,致胡某经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 (二)裁判结果 湖南省平江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翁某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翁某在自身遭受不法侵害时持刀防卫,并在该过程中将他人伤害导致死亡,属防卫过当。案发后,翁某某请人报警并积极救治被害人,并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属自首。本案系婚姻家庭问题引发,被告人在案发后取得了被害人家属的谅解,且被害人在本案的起因上存在较大过错,可以对翁某某酌情从轻处罚。遂依法判决被告人翁某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涉及家庭暴力引发刑事犯罪的典型案件。此类案件普遍呈现被害人有较大过错,被告人的行为对社会危害性较小,再犯的可能性不大等特点。本案对被告人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但能够起到刑罚预防犯罪的作用,也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实现案件裁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1月4日发布《“用公开促公正 建设核心价值”主题教育活动: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 二十三、李某与杨某不当得利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李某与丈夫宋某某于1998年4月10日登记结婚,婚后共同创办公司并经营。2011年5月,宋某通过朋友介绍与被告杨某发展为情人关系,原告李某一直蒙在鼓里。 2011年11月8日,宋某为履行对杨某的承诺,通过招商银行将66万转账到杨某账号上,原告李某发现后,多次找杨某索要未果,故向法院起诉。原告李某起诉认为,其丈夫宋某背着自己私自将66万元钱支付给与其有不正当关系的被告杨某,不仅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也违背了公序良俗和社会道德,被告杨某应返还其取得财产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诉讼中,被告杨某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 (二)裁判结果 湖南省南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作出的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宋某背着妻子将66万元的现金支付给情人,违背了公序良俗和社会道德,违反了《婚姻法》的规定,其行为应认定为无效,被告杨某所得66万元款项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了不当利益,造成了原告的损失,属不当得利,依法应予返还。为此,法院依法判决由被告杨某将66万元现金返还给原告李某。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因婚外情导致的不当得利纠纷,因现实生活中有类似情况的出现,故本案的处理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法律明确规定,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例中,杨某接受宋某赠与的财产并没有付出相应的对价,因此不属于有偿取得,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另一方面因该66万元数额巨大,且并非日常生活需要,宋某无权单独处理,其无偿赠与杨某的行为损害了李某的合法权益,有违公平原则。并且原告丈夫与情人的关系与我国提倡的社会主义道德是相违背的,违反了公序良俗,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因此,宋某的赠与行为应认定为无效,李某作为财产所有人和利害关系人有权要求杨某全部返还。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1月4日发布《“用公开促公正 建设核心价值”主题教育活动: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 二十四、彭某某与李某某离婚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1939年11月出生的彭某某与1957年5月出生的李某某均系再婚家庭,各自均有子女。2008年11月经媒人介绍相识,2009年1月15日在邵阳市双清区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婚后未生育子女。因被告与原告方的家庭成员相处不融洽,夫妻双方经常发生争吵。2015年正月初二,双方发生矛盾后双方分居。原告以夫妻感情彻底破裂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决离婚。 (二)裁判结果 邵阳市双清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准予原告彭某某与被告李某某离婚。 (三)典型意义 原、被告系再婚家庭,双方感情基础薄弱,婚后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夫妻感情。双方因感情不和已分居至今,说明原、被告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无和好可能。本案中,原、被告均有自己的各自的家庭,双方均没有很好地融入家庭中,矛盾时常发生。当然,双方离婚跟各自的子女沟通不够有关。法官提醒老年人,找老伴要多与自己的子女沟通。为人子女也要站在老年人的角度,多关心自己父母,不仅是物质上,更要有精神上的,让他们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1月4日发布《“用公开促公正 建设核心价值”主题教育活动: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 二十五、杨某某诉汪某某变更抚养权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出生于2008年2月的女童婷婷在母亲杨某某与父亲汪某某分开后,随父亲汪某某及祖父母一起生活。后汪某某与吴某某登记结婚,婚后又生育一子。此后,汪某某和婷婷的祖父母长年在外打工,家中只留吴某某照料两个幼童的生活起居。因为不满汪某某对自己和孩子的不闻不问,吴某某便对不认真做作业、吃饭磨蹭的婷婷心生怨恨,把怒气发泄在婷婷身上,多次对婷婷实施殴打,直至前不久婷婷的伤情被老师发现,引起社会的关注。婷婷的亲身母亲杨某某不忍女儿受伤害,在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下,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变更抚养权。 (二)裁判结果 宝应法院受理此案后,在县妇联、村妇联的参与、配合下,充分调查了双方当事人的家庭情况,了解到原告杨某某结婚后生育了两个小孩,最大的小孩只有三岁,目前没有工作,全靠丈夫一人的收入维持家庭生活开支,虽坚持要求婷婷的抚养权,实则力不从心。被告汪某某在责怪吴某某殴打婷婷的同时,也深刻反省了自己在此次事件中的过错,但希望婷婷仍然随自己生活。调解过程中,汪某某、吴某某共同承诺一定善待女儿,保证她健康成长。婷婷本人也愿意仍然随汪某某夫妻生活。在全面分析双方当事人抚养能力和经济条件的情况下,在征求双方当事人及其亲属的意见,并得到吴某某的真诚忏悔和书面承诺的情况下,最终确定婷婷仍随汪某某生活。 (三)典型意义 本案源于吴某某对婷婷的家庭暴力引发,案件处理过程中,杨某某还向宝应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诉请以虐待罪追究吴某某的刑事责任。为了避免双方加重对立情绪,承办法官多次与双方沟通,最终促成杨某某撤回自诉,不再追究吴某某的刑事责任,共同努力让婷婷生活在一个和谐的环境中。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1月4日发布《“用公开促公正 建设核心价值”主题教育活动: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 二十六、王丽诉张伟同居析产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王丽与被告张伟于2001年起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无子女。2002年1月24日,被告张伟以个人名义用3万元的价格购得弓长岭区安平街某小区10#楼3单元6层1号住宅楼1处。原、被告为购置该房屋在耿某处借款13,000.00元,上述借款已由原、被告偿还完毕。另查,原、被告用于同居生活在耿某处借款2000.00元、在赵某处借款8000.00元。 (二)裁判结果 辽宁省辽阳市弓长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同居关系是指男女双方未经结婚登记而具有较稳定的长期共同生活关系。原、被告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同居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解除同居关系时,同居期间为共同生产生活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可按共同债权、债务处理。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若干意见》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坐落于弓长岭区安平街某小区住宅楼10#楼3单元6层1号房屋归被告张伟所有,被告张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原告王丽所占房屋份额折价款51,069.20元; 二、原、被告同居期间的债务10000.00元(赵某8000.00元、耿某2000.00元),原、被告各负担5000.00元,双方互负连带清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00.00元、评估费6000.00元,由原、被告各负担3150.00元。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涉及解除同居关系以及分割财产的案件越趋复杂,在很多情况下,同居关系与婚姻关系非常接近,除了两张纸(结婚证),几乎没有区别。然而,在起诉同居析产的情况下,同居关系的处理与婚姻关系有着不小的区别。经过结婚登记的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或双方所得的财产,除《婚姻法》第十八条列举的财产以外,均为夫妻共有财产,夫或妻对共有财产享有平等的处分权。同居关系析产则是以财产取得方式确定产权,共同财产未经共有人同意不得处分。其行为模式不同,后果模式也不相同。同居关系和家庭关系都是整个社会的小细胞,处理好同居关系对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1月4日发布《“用公开促公正 建设核心价值”主题教育活动: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 二十七、王鹏与徐丽丽彩礼返还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王鹏和被告徐丽丽经人介绍于2010年农历十一月十九日订婚,订婚时被告向原告索要彩礼款10万元。订婚当天被告收到彩礼款1万元,小相钱2,000.00元,装烟钱2,000.00元。2011年3月16日原、被告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同年农历二月十六日原、被告举行婚礼后在原告父亲住房的西屋居住生活。结婚前10天左右被告又收到彩礼款9万元。在原、被告结婚前原告父亲又购买豪爵银豹牌二轮摩托车一台(现在被告父母家保管,价值为2,000.00元),其他家电、家俱等由原告父母购买(现在原告家保管)。原、被告结婚后先期夫妻感情尚可。尔后因琐事原、被告曾经口角打架。2012年10月原、被告用被告收到的彩礼款购买了五菱荣光牌微型面包车一台(现由原告保管)。2013年10月双方发生发生口角后,被告回娘家与原告分居至今。原告为结婚向他人借款11万元至今未偿还。 (二)裁判结果 辽宁省西丰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王鹏和被告徐丽丽经人介绍相处仅两个月有余便登记结婚。由于婚前双方相互了解不够,婚后在日常生活中又未建立起真挚的夫妻感情,在共同生活期间曾因琐事而口角打架,于2013年10月双方分居至今。分居后经原、被告亲属和法庭做调解和好工作,已无和好可能,其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原告的离婚请求应予支持。对在原、被告订婚时被告向原告索要彩礼的行为,已违反了我国婚姻法关于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规定,且造成了原告家庭生活困难。因此对被告索要的彩礼款10万元应酌情予以返还。但考虑原、被告已用彩礼款购买了面包车,并由原告使用和管理的实际情况可判决该车归原告所有。对原告父亲在原、被告结婚前购买的摩托车应认定为原告婚前财产,被告也应返还给原告。故判决如下:准予原告王鹏和被告徐丽丽离婚;原、被告用彩礼款所购买的五菱荣光牌微型面包车一台归原告所有;被告自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给原告豪爵银豹牌二轮摩托车一台(现值2,000.00元)。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离婚时索要婚前给付彩礼的案件频见报端,甚至有索要不成而故意杀人的悲剧发生。处理好此类案件,对于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有着重要的意义。对此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有明确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那么如何理解“生活困难”呢?《解释(二)》第二十七条对“生活困难”的含义作出了这样的解释:“婚姻法第四十二条所称‘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1月4日发布《“用公开促公正 建设核心价值”主题教育活动: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 二十八、孙丰杰与王玉萍离婚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孙丰杰于2014年5月6日向辽宁省辽河人民法院起诉称:孙丰杰与王玉萍于1992年经人介绍相识,1993年8月15日登记结婚,1994年6月生育女儿孙宁男。婚后由于双方性格不合,在共同生活中经常吵架,甚至相互动手。从2007年3月起双方分居至今。2011年女儿高考前夕,双方签订了离婚协议书和离婚协议书补充条款,但因种种原因没有办理离婚登记。之后王玉萍拖延办理离婚手续,无奈孙丰杰于2012年10月、2013年7月两次到法院诉讼要求离婚,后因需要搜集证据而撤诉。现孙丰杰第三次起诉要求与王玉萍离婚。王玉萍答辩称双方感情没有完全破裂,不同意离婚。经法院查明的事实为:孙丰杰与王玉萍经人介绍相识,于1993年8月15日登记结婚,婚后感情很好,1994年6月生育女儿孙宁男。后因双方性格差异较大,在共同生活中产生矛盾,现因感情不和分居四年。孙丰杰与王玉萍于2011年5月29日就离婚问题达成“离婚协议书补充条款”。孙丰杰于2012年10月、2013年7月两次到法院诉讼要求离婚,后以夫妻感情破裂证据不足为由撤诉。2014年5月6日孙丰杰第三次起诉要求与王玉萍离婚。 (二)裁判结果 辽宁省辽河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孙丰杰与王玉萍虽然结婚多年,但因性格差异较大,在共同生活期间产生矛盾,致使双方因感情不和分居四年之久,能够认定双方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故孙丰杰要求与王玉萍离婚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宣判后,王玉萍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辽宁省辽河中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认为:孙丰杰与王玉萍依法登记并生育子女,但因性格差异较大,在共同生活期间逐渐产生矛盾。自2012年起孙丰杰多次起诉要求离婚,虽撤诉,但夫妻感情状况并未因此好转。通过孙丰杰给王玉萍留便条、发短信的行为,可以看出孙丰杰与王玉萍日常已经很少当面接触,结合双方曾协议离婚、孙宁男的证言,可以确定双方因感情不和分居已达四年之久。二审期间本院试图调解双方和好,但孙丰杰坚持要求离婚,可以看出双方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离婚诉讼中如何判断“感情确已破裂”成为本案审理的关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将“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该条第三款列举应准予离婚的五种情形。可见《婚姻法》采用这种概括与列举相结合的立法模式,使离婚的法定理由具有可操作性。本案中,从婚后感情来看,双方性格差异较大,在共同生活期间矛盾较多,因此二人的感情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并逐年恶化。从夫妻关系的现状来看,双方因感情不和已分居四年,且该期间很少接触。这符合《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列举的应准予离婚的五种情形中的“双方因感情不和分居两年”规定。从孙丰杰的离婚决心来看,孙丰杰已经是第三次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且一审、二审试图调解和好,均失败,可见其离婚决心。综合以上因素,可以认定孙丰杰与王玉萍感情确已破裂,已无和好可能,应当准予离婚。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1月4日发布《“用公开促公正 建设核心价值”主题教育活动: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 二十九、韩理诉杨延铭探望权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韩理与杨延铭于2014年12月1日离婚,婚生女孩杨雨涵(2011年12月1日出生)归杨延铭抚养,韩理每月支付抚养费1000元。现韩理以杨延铭不让看望孩子为由,于2015年3月11日起诉来院。 (二)裁判结果 原审法院判决韩理每周探视婚生女儿杨雨涵一次。每次探视的时间限于周五下午17时韩理亲自将孩子从杨延铭处接走,次日晚17时前韩理将孩子送回,杨延铭应予以协助。杨延铭诉要求改判每个月探视两次,且不能过夜。沈阳中院经审理认为:韩理作为杨雨涵的母亲,有探望孩子的权利,杨延铭具有协助的义务,原审确认的韩理探望子女时间,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维持。关于杨延铭提出因民族信仰不适宜被接走、韩理不能保证孩子安全、韩理工作性质不能保证陪孩子时间等上诉理由,因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杨延铭提出必须按时给付抚养费才能探望孩子的上诉理由,因抚养费已经生效判决认定,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处理。杨延铭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得到支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孩子的一方具有探望孩子的法定的权利,另一方不应以先行给付抚养费等理由加以干涉、阻挠。离婚后的双方应当本着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的原则,对子女探望、教育等事项进行协商解决,为孩子营造和谐的成长环境。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1月4日发布《“用公开促公正 建设核心价值”主题教育活动: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 三十、邢桂芝诉殷智刚占有物返还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邢桂芝与案外人殷树田系夫妻关系。婚后,案外人殷树田于1980年12月7日购买了座落于丹东市振兴区浪头镇文安村徐家屯村民组建筑面积为55平方米的砖石结构三间房屋(房产证编号为振农房字第159号)。1985年5月9日,殷树田死亡。涉案房屋由邢桂芝与殷树田之子殷会金暂时居住。2012年1月23日,殷会金死亡。同年,殷会金之子殷智刚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搬到涉案房屋居住。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腾退涉案房屋。 (二)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后认为,涉案房屋系原告邢桂芝与案外人殷树田婚后购买,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案外人殷树田死亡后,原告作为共有人享有对该房屋占有使用的权利。现被告殷智刚未经原告同意,即占有使用该房屋,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对原告要求被告立即倒出并返还涉案房屋的诉讼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提出的涉案房屋已由案外人殷树田卖给其父殷会金的辩论意见,因涉案房屋系原告与案外人殷树田夫妻共同共有,殷树田在未经原告同意及事后追认的情况下,单方处置该房屋的行为应为无效,且被告提供的房屋买卖协议书的日期与案外人殷树田死亡日期明显存在矛盾,与事实不符,故对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提出其对涉案房屋享有继承权的辩论意见,虽在案外人殷树田死亡后,属于殷树田的房屋产权份额发生继承,但被告殷智刚仅享有继承权,并未实际取得对涉案房屋占有使用的权利,故对该辩论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对于被告提出的对涉案房屋享有继承份额,被告可另案主张该权利,本案不一并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被告殷智刚于判决生效后立即倒出座落于丹东市振兴区浪头镇文安村徐家屯村民组建筑面积为55平方米的砖石结构三间房屋(房产证编号为振农房字第159号),并返还给原告邢桂芝。 (三)典型意义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物权法》对公民的保护显得尤为重大。本案虽是占有物返还纠纷,但涉及的问题主要在于占有回复请求权的构成。占有回复请求权,指占有被侵夺的,占有人有权请求侵夺人及其继受人回复其占有,返还占有物。构成要件有四:1、占有被侵夺。侵夺,指违背占有人的意思,以法律禁止的私力剥夺占有;2、请求权人须为占有被剥夺的占有人。3、被请求人为占有的侵夺人及其继受人。须注意两点:侵夺人须仍为现在占有之人。否则,若侵夺人不再是现在占有之人,则对侵夺人无占有回复请求权。4、须自侵夺之日起一年内行使(一年期满未行使的,占有回复请求权消灭)。占有回复请求权使得占有脱离本权获得独立保护,其法律意旨有三:1、通过保护占有,保护占有背后(以占有为内容的)物权;2、通过保护占有,保护占有背后的债权(因债权人不能享有物权请求权);3、维护社会平和即物的归属秩序,禁止任何人以法律禁止的私人力量擅自剥夺他人的占有。公民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占有的不动产被侵占的,占有人有权请求返还原物。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1月4日发布《“用公开促公正 建设核心价值”主题教育活动: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 【往期回顾】: 关于彩礼纠纷的裁判规则 关于子女抚养费纠纷的裁判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海南高院:十起婚姻家庭审判典型案例 江苏法院2021-2022年度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 青岛中院:2021年-2023年青岛法院婚姻家事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婚姻家庭纠纷的42条指导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 建议收藏转发 | 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纠纷的裁判规则(2024年5月修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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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特辑丨北京互联网法院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点击上方北京互联网法院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5月30日上午,北京互联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8个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1 甲某诉乙某等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 ——未成年人实施网络欺凌可以在与其年龄、智力和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情形下承担赔礼道歉侵权责任 基本案情 甲某、乙某及丙某、丁某为同校学生。某日,案外人丙某将其所在校校友微信群内评价甲某生活作风的微信笔记及群聊记录发送给乙某。涉案微信笔记中内容有“人品巨烂”等言论,微信笔记中的图片包含甲某的朋友圈自拍照片等。乙某随后在朋友圈发布“要瓜找我,特别带劲,任何人没有吃到这个瓜我都会伤心的,大胆点找我吃瓜,不要唯唯诺诺都找我吃啊”言论。案外人丁某看到乙某的朋友圈后询问乙某是什么瓜,乙某随即将前述微信笔记和群聊记录转发给丁某,并向丁某发送含有未露脸女性的不雅视频,影射该女性为甲某。 甲某主张乙某侵害其名誉权、隐私权和一般人格权,遂将乙某及其监护人乙某1、乙某2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乙某当面向甲某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和维权合理支出。 法院裁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乙某向他人转发不雅视频、微信笔记和群聊等内容,影射视频中人物为甲某,散布甲某的朋友圈内容,侵害了甲某的名誉权和隐私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关于非财产责任部分,由于侵权行为由乙某在其微信朋友圈发布内容引发,乙某在其朋友圈向甲某赔礼道歉与乙某的年龄、智力和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故赔礼道歉责任由乙某承担,判令乙某在其微信朋友圈向甲某公开赔礼道歉;关于财产责任部分,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乙某具有个人财产,因此由其监护人乙某1、乙某2共同向甲某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和律师费。 一审判决作出后,原告甲某和被告乙某、乙某1、乙某2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当前,互联网已经全面深入未成年人的学习和生活,加强未成年人网络空间保护,强化未成年人保护的法治保障,是全社会的共同心声,治理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欺凌更是刻不容缓。本案中,侵权人和被侵权人均为未成年人,法院依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考虑到侵权人具有侵权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判令侵权人赔礼道歉与其年龄、智力和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最终判令其承担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本案指出,即使是未成年人,亦应在能力范围内对自己的不当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进而引导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在社会生活中共同遵循文明、友善、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同时不得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避免校园小纠纷演变为网络欺凌。 2 甲某1、甲某2与乙某1、乙某2、乙某3 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 ——未经同意擅自在互联网发布包含未成年人肖像的视频构成侵权 基本案情 原告甲某1、甲某2和其他未成年人在小区踢足球时,妨害到了被告乙某1及其父散步,双方遂至小区物业处,就能否在该地点踢球、原告沟通是否得当发生了争议,被告乙某1随即录制视频(视频中二原告佩戴口罩),发布在个人微博账号和社区微信群中,配文“这么小就沾染社会气息”,并向由乙某2、乙某3共同运营的知名微博账号投稿,该微博账号在未作任何处理的情况下对该视频进行了传播,也配文“这么小就沾染社会气息”,该博文观看量达3.8万。随后,全网多平台传播该视频,部分网友对于涉案视频的未成年人发表评论“老鼠的儿女”“谁家养的一公一母两条狗”“大家都体谅一下吧,毕竟是两个孤儿”等。二原告认为,该视频侵犯了其名誉权和肖像权,被告应当停止侵权行为、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相应损失。 法院裁判 本案集中体现了在网络信息传播中的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原则。法院经审理认为,视频中二原告明显为未成年人,面部虽因佩戴口罩存在部分遮挡,但是并未完全丧失可识别性,二原告的同学以及亲友等仍可以通过视频所展示的外部形象信息(含脸部)识别出二原告,因此三被告的行为构成对于二原告肖像权的侵害。乙某1、乙某2、乙某3发布视频时以“这么小就沾染社会气息”对二原告进行评价并不妥当且视频广泛传播,引发网民广泛讨论乃至侮辱谩骂二原告,因此已经在一定范围内降低了二原告的社会评价,构成对于二原告名誉权的侵害。最终,法院判决三被告公开道歉并赔偿原告精神损害、合理支出。 一审判决作出后,被告乙某1提起上诉,后经二审法院调解各方达成调解协议,三被告已向二原告赔礼道歉。 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身心尚不成熟,易做出具有争议的行为。在对未成年人的行为进行评价时,要注意所采取的方式,不管是出于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谴责,还是出于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良善目的,均不能违反法律规定,肆意使用、公开未成年人的肖像,使用贬损性言论评价未成年人,造成未成年人的人格权益的损害。 一般公众也应当提高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意识,尤其要注意网络传播可能对未成年人造成的扩大性、持续性的伤害,对涉及未成年人的纠纷保持冷静客观,不盲从跟风,共同守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3 甲某与某游戏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 ——监护人未尽监护职责导致未成年人二次充值的,二次退款比例应当酌情降低 基本案情 甲某父亲丙某长期将未成年人甲某委托给甲某的祖父乙某照顾,日常并不关注甲某的学习和生活。2022年10月7日至10月14日,仅一周时间,甲某在被告某游戏公司运营的游戏平台利用乙某的银行卡充值了1万余元。乙某10月14日向被告申请退款,被告向乙某退还了部分款项。然而申请退款后,甲某于10月17日继续使用同一游戏账号以及同一支付方式完成了7笔充值,共计400余元。对于该款项,被告认为系原告监护人存在重大过错所致,应当不予退还。2023年2月,原告父亲丙某得知此事后,认为游戏公司应当将所有款项予以退还,包括前期充值的1万余元和后期充值的400余元,将该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全额退款。 法院裁判 本案明确了未成年人在多次充值情况下,家长监护责任缺失对责任认定的影响。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甲某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涉案游戏平台的充值行为明显与其年龄、智力不符,在其法定代理人丙某明确拒绝追认的情况下,原告甲某的充值行为应认定为无效法律行为。然而,原告父亲丙某作为监护人、原告祖父乙某作为受托人,应当对原告的上网行为进行必要的教育、监管并应当妥善保管好自己的付款账户信息,但二人显然未能妥善履行监护职责,甚至在已经知晓甲某使用乙某银行卡数次进行大额充值并要求游戏平台退款后,仍然未能加强对甲某的监管导致甲某进行了二次充值,对此二人的过错更为明显、程度更高。最终,法院对于甲某要求退还全部充值款项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并对第二次充值款项的退款比例予以酌情降低。 一审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现已生效。 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身心不成熟,自控力较差,容易沉迷于网络游戏进行大额充值消费。家庭是第一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负责实施家庭教育,要注意对未成年人用网行为予以科学引导,帮助未成年人选择健康的娱乐方式,合理限制未成年人的上网时间,管理好手机、电脑等上网设备,保管好支付账户信息和密码,降低未成年人大额网络充值的可能性。如果因为家长未尽监护职责而导致未成年人进行大额充值,尤其是已经知晓未成年人存在大额充值行为但家长却未加强监管,家长的过错较大,将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4 甲某诉某科技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 ——“未成年人模式”形同虚设,“连麦”软件存在过错应担责 基本案情 年仅11岁的甲某2个月内在某科技公司运营的“连麦”APP中共充值1万余元,并兑换为平台礼物分多次赠送给平台内好友。甲某的监护人发现后,对甲某的充值及赠送礼物行为不予追认,诉至法院。某科技公司辩称,甲某进行充值的账号注册人为甲某监护人,无法证明充值行为由甲某做出,且甲某充值兑换的礼物已经被全部消耗,某科技公司已经完整履行了服务内容,也已经按照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对用户进行风险提示,开发了“未成年人模式”,甲某的行为系其监护人缺乏有效监管导致,某科技公司不应承担责任。 法院裁判 法院经审理查明,某科技公司在其运营的“连麦”APP中通过打造个性化主题聊天室,吸引用户在线连麦聊天、唱歌、交友,成为深受年轻人追捧的新型社交APP。该APP外观设置为“二次元”风格,对未成年人群体具有较强吸引力。在聊天室页面功能按键中,“送礼物”按钮标识显著,用户可以轻易发起送礼物,无需进行实名认证,仅在提取礼物收益时才需要实名认证。该“连麦”APP虽然设置了“未成年人模式”,但模式开启后,一直停留在“未成年人模式”设置界面,无返回、继续使用等其他选项,只有点击关闭“未成年人模式”才能继续使用。法院认为,某科技公司运营的“连麦”APP在界面设置、内容提供上对未成年人具有较大吸引力,在可以轻易发起充值等网络消费行为的情况下,该APP应当依法依规设置"未成年人模式",建立配套未成年人身份识别机制,但该APP“未成年人模式”虚假设置,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形同虚设,某科技公司应当为未尽到合理管理义务承担责任。甲某的监护人对甲某疏于管教,导致甲某长时间使用该APP,发生多笔充值交易,甲某的监护人也存在一定过错。法院依法判决某科技公司退还甲某的部分充值款项。 一审判决作出后被告不服提起上诉,后经二审法院调解后,当事人当成和解,原告撤回对被告的起诉。 典型意义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网络社交方式愈加多样,“连麦”交友等新兴的社交方式受到未成年人追捧,一些APP在界面设计、服务内容、功能设置等方面迎合未成年人兴趣点,对未成年人具有较强吸引力,该类APP应当适用强制性更高的未成年人身份识别机制和实用性更高的未成年人模式。本案反映了部分网络服务提供者为了节约成本、躲避监管设置虚假"未成年人模式"从而逃避社会责任的不良现象。本案判决结果有力督促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增强其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意识,合法合规做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提高其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的有效性。 5 甲某与某科技公司、乙主播网络充值打赏案 ——主播以“网恋”为手段诱导未成年人打赏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基本案情 13岁的甲某因病在家休养期间,使用家长为其配备的、用于上网课的手机注册了某科技公司运营的某直播平台账号,并关注了乙主播并向其打赏近1万元。该大额打赏的行为引起了乙主播关注,乙主播遂主动联系甲某,甲某并未告知乙主播其为未成年人,制造了自己已经成年的假象,与乙主播言语暧昧。为逃避直播平台监管,乙主播进一步添加甲某微信,在平台外交流,嘘寒问暖,营造与甲某“网恋”的假象。在“网恋”过程中,乙主播多次以与其他主播pk热度,需要打赏等理由让甲某为其打赏,期间不断用“我知道你会帮我我才找你的”“这都是你答应我的,画的饼没实现”“你打10万,平台抽走4万,我返你6万,我不赚你的钱”等诱导甲某。甲某深陷与乙主播“网恋”的甜蜜氛围中,仅三个月累计向乙主播打赏46万余元。甲某母亲自述,该笔费用是甲某父亲用于看病的医药费,该笔支出与甲某的年龄和认知水平不相适应,甲某母亲对甲某的打赏支出不同意、不追认,遂将某科技公司和乙主播诉至法院。 法院裁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乙主播从事主播行业,应当以精彩直播表演、巧妙的直播创意吸引用户关注、增加流量和收益,而不应以欺骗感情、诱导打赏等方式来为自己牟利。某科技公司作为直播平台提供者应当压实平台责任,对平台内存在的直播乱象进行治理,对主播行为进行约束,优化直播内容。甲某作为未成年人,对金钱、感情等认知具有一定局限性,容易陷入“网恋”的虚假甜蜜乡,进行不理性消费,甲某的监护人应当加强对其行为引导,关心关爱孩子的情感需求。考虑到甲某充值打赏款项为甲某父亲的医药费,为帮助甲某早日挽回损失,在法院主持下,三方达成调解,某科技公司和乙主播退回大部分打赏款。 典型意义 随着直播经济兴起,一些主播不满足于单纯依靠直播内容引流打赏,而是通过在直播外与粉丝嘘寒问暖、虚情假意制造“甜蜜”氛围,让粉丝自认为遇到了美好的爱情。但这些“甜蜜”背后往往是套路满满的剧本,从“帮忙刷礼物上榜”到“最近困难需要渡过难关”,都是预先准备好的诱导打赏话术。未成年人分辨能力不强,对情感认识不深,更容易掉入“甜蜜陷阱”,家长应当关心孩子的情感需求,加强引导。平台和主播也应当规范自身行为,抵制诱导打赏、欺诈打赏等违法行为,营造良好的直播环境。 6 甲某与某科技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 ——未成年人遭遇网络诈骗应当及时向平台发送侵权通知 基本案情 原告甲某的孙女乙某因获取游戏皮肤进入某QQ群,群主向群中发送充值链接告知原告“点击进入链接有奖励”,随后又以威胁拉黑账号、威胁限制上学等方式,诱导欺骗未成年人乙某将原告甲某微信零钱通中的1万余元以充值的方式支付到被告某科技公司运营的某快递服务平台,为案外人的网络账户进行充值。充值完成后,该账户以余额提现的方式将充值款项转入个人支付宝。甲某得知此事后,认为被告某科技公司利用互联网技术手段侵害其财产权益,起诉到法院要求被告返还充值款项。 法院裁判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为涉案平台的运营者,系网络服务提供者,现有证据并无法证明被告直接实施了获取甲某微信零钱通财产的侵权行为,该侵权行为显然为案外人做出。对于他人利用网络服务实施的侵权行为,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及权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应当采取必要措施。然而本案原告并未在侵权行为发生后向被告发出侵权通知,本案中也没有证据 显示被告存在“明知”或者“应知”侵权事实的其他事由,因此,难以认定被告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侵权行为的发生存在过错,故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作出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未成年人更容易暴露在诈骗风险的侵害之中。本案是一起犯罪分子利用网络服务平台诱导未成年人进行网络充值、实施网络诈骗的典型案例。由于网络诈骗存在隐蔽性的特征,因此未成年人遭受网络诈骗侵害时,应当及时向平台发送侵权通知,告知平台及时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侵权行为的发生或者减少侵权损害后果。 本案警示社会各界必须不断加强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增强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意识,提高未成年人对不法分子、诈骗行为的识别能力;平台亦应当加强对于网络诈骗信息的识别和管理,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 7 甲某诉乙某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 ——同学间线下摩擦不当转化为网络宣泄构成侵权 基本案情 甲某和乙某为初中同班同学。在校期间,甲某撰写多张小纸条与其他同学传递交流。小纸条内容涉及乙某,且用语粗俗下流,小纸条已被班级老师没收。为发泄愤怒,乙某使用微信连续公开发布两条朋友圈。一条微信朋友圈内容为辱骂甲某的文字,下方有其他用户的评论及4个点赞;另一条微信朋友圈内容为乙某转发的一张照片,照片中是班级黑板上用红色笔书写的辱骂甲某的文字,下方有2个点赞、无评论。在涉诉前,乙某已主动删除两条微信朋友圈内容。甲某主张,乙某发布微信朋友圈的行为,侵害了其名誉权、健康权,要求乙某承担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侵权责任。乙某认为,甲某有错在先,自己因愤怒和屈辱而发布朋友圈内容是正常反应和宣泄,不应过分苛责,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法院裁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名誉权。本案中,乙某在其微信朋友圈中发布内容提及甲某姓名,内容存在多处低俗、侮辱性的言论。乙某发布涉案内容虽然事出有因,但在网络上公开发布不当言论宣泄内心情感,已超过了言论自由的合理范围,构成对甲某名誉权的侵害。最终,法院判决乙某应向甲某赔礼道歉并赔偿维权合理支出。对于医疗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张,因证据不足以证明甲某健康受损与侵权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甲某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损害,法院判决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在涉未成年人的人格权纠纷中,部分矛盾始发于线下。由于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尚不成熟,仍处在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培养和建立的关键阶段。面对同学间的矛盾摩擦,未成年人理性思考、友好解决的观念和方式方法尚需提升。本案裁判指出,面对同学间矛盾摩擦,通过网络发布不当言论来宣泄内心不满,并非合理解决途径,既无助于问题解决,也将导致矛盾升级,严重者还需承担法律责任。本案通过合理确定责任划分,为未成年人正确面对和处理矛盾提供了指引,有利于引导未成年人形成文明、法治、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8 “三个强化”诉源治理机制妥善处置批量未成年人网络游戏充值案件 案件背景 2023年以来,未成年人起诉某公司要求退还充值款项的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为43件;2024年第一季度,以该公司为被告的立案申请迅速增长至296件。 特色做法 北京互联网法院建立“三个强化”诉源治理机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网络游戏充值特点,又充分考虑到网络游戏行业发展特点,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大幅缩短案件审理周期,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有效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充分彰显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 一是强化预防机制,促进标本兼治治未病。依托行业性调解组织,发挥行业优势,针对已经形成的诉讼进行诉前调解。践行能动履职,指导调解组织深入相关网络游戏企业开展涉未成年人案件调解,将调解职能向前延伸至纠纷发生时,减少纠纷成讼量。 二是强化示范性判决作用,促进各方稳定预期治已病。针对已经进入诉讼阶段案件,选取5件不同类型的案件,实现对未成年人网络游戏充值案情覆盖,提前研判典型案件特点,制作示范性判决文书并进行公开宣判。该批判决书生效后,及时向其他案件当事人公示示范性判决,有效引导当事人理性预判裁判结果,同时针对生效示范性判决,督促网络游戏公司及时履行,抓实“立审执访”一体化管理,最大限度实现生效裁判文书自动履行。 三是强化司法职能再延伸,促进形成未成年人保护和企业合规的双赢局面。示范性判决生效后,针对不同案件中反映出的监护人责任缺失问题,有针对性制发家庭教育指导令;针对未诉案件,指导调解组织开展家庭教育指导,为未成年人父母提供家庭教育指导,预防非理性消费纠纷再次出现,筑牢家庭护卫孩子健康成长的第一道防线。针对案件中反映出的游戏企业存在的问题,制发司法建议,引导企业提升合规水平,提升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力度。 成效反响 通过“三个强化”机制,实现涉未成年人网络游戏充值案件有效治理,通过办理个案,将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工作做细做实,解决案件背后存在的深层次问题。目前该批案件诉前调撤率和在诉案件调撤率均超过90%,纠纷量呈下降趋势。 编辑:任惠颖、刘宛月 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北京互联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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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总局发布一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违法广告典型案例!暗含保证性承诺、虚假广告、擦边低俗
来源 | 市说新语 审核 | 于成龙 张丽娟 编辑 | 黄圆圆 实习编辑 | 叶庆 中国工商出版社新媒体和数字出版部制作出品 市场监管总局坚持将依法打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广告违法行为列为监管重点工作,持续加大对校外培训、近视防控产品、婴儿乳制品、学习用品、零食、玩具等与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相关的重点领域广告监管执法力度,努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2023年6月以来,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相关案件1065件,罚没1164.12万元。现选取已办结的九起典型案例集中曝光。 一、藤县好视立配镜中心广告违法案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藤县好视立配镜中心在未获得相关医疗许可资质的情况下,宣称其可以开展“医学验光配镜/近视散光矫正/斜视弱视训练/藤县体验中心”等服务项目,并利用无法证实的相关荣誉、无法验证的统计资料进行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同时,藤县好视立配镜中心还存在违法收集个人信息、违规发放记名的单用途商业预付凭证、使用超出计量检定有效期的医疗器械等情形。上述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 2023年1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好视立配镜中心作出罚款41万元的行政处罚。 二、淄博云医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广告违法案件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淄博云医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通过电商平台网店发布的医疗器械广告中含有“新生儿医用黄疸蓝光灯,照射5—10小时宝宝就会改善”“高效退黄去黄、没副作用、安全可靠”等对医疗器械功效、安全性的断言和保证性内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3年11月,淄博市张店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淄博云医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作出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 三、淮安爱珲艺术培训有限公司广告违法案件 江苏省淮安市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淮安爱珲艺术培训有限公司从事舞蹈培训业务,其经营场所广告牌、广告宣传册以及微信公众号发布的舞蹈培训广告中使用“国际顶尖专业教学”“某某芭蕾是头部品牌”等用语,并且利用已培训学员名义、形象作推荐、证明。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3年8月,淮安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淮安爱珲艺术培训有限公司作出罚款30万元的行政处罚。 四、上海朗阁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告违法案件 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上海朗阁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互联网上推销“韩语1对1零基础入门课”“英语口语培训”等课程,宣称“学完以后收获1000个韩语单词或短语”“入学即协议提分”“考题预测,以保障高分”“贯彻保分制度,保证学习成果”等内容,对培训的效果作出明示的保证性承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3年8月,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上海朗阁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出罚款18万元的行政处罚。 五、宁波埌峰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广告违法案件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宁波埌峰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互联网上发布了多条含有《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图片的图文广告,包含“毕业无忧”“提升学历不是梦”“学渣逆袭学霸不是梦”等内容,对获得学历学位作出了暗示的保证性承诺。同时,还存在在广告中以受益者名义作证明的行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3年6月,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宁波埌峰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作出罚款16万元的行政处罚。 六、京山市鸿图教育印刷厂广告违法案件 湖北省荆门市京山市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京山市鸿图教育印刷厂2022年生产销售的作业本(25K语文本、25K生字本)封面上含有“湖北京山学生防近视统一簿册”“荆门市学校后勤管理中心监制”等内容,且无法提供相关委托、授权及监制等证明文件资料。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4年2月,荆门市京山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京山市鸿图教育印刷厂作出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 七、麻城至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广告违法案件 湖北省黄冈市麻城市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麻城至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通过在学生考试答题卡、练习册、“致家长一封信”中印制二维码,在校内公示栏张贴宣传单,校内悬挂广告横幅等方式,宣传推广其代理的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智学网”及《个性化学习手册》等产品。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3年8月,黄冈市麻城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麻城至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作出罚款8万元的行政处罚。 八、海脉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广告违法案件 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海脉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为扩大某手办产品上市后的销售量和影响力,自行设计、发布广告,广告主体部分为一款名为“少女前线”游戏中的女性角色全身图,局部放大臀部并附有“安全裤为较软材质制作,增加手办可玩性,不可脱哦”等低俗内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3年5月,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海脉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作出罚款22万元的行政处罚。 九、上海市黄浦区沣和食品店广告违法案件 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上海市黄浦区沣和食品店为博人眼球,增加销量,购入含有“寻欢兴奋剂”“蛋疼含片”“艳遇丸”等文字内容的产品外包装盒,对奶片零食进行销售,相关广告内容违背社会良好风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3年11月,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黄浦区沣和食品店作出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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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通报一批典型案例!涉及南昌、九江、萍乡、新余、鹰潭、赣州......
守护校园食品安全 江西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 挥铁拳、办铁案 现公布10个校园食品安全类 典型案例如下 : 1南昌市南昌县市场监管局查处莲塘某幼儿园未清理超过保质期限食品案 2024年1月,南昌市南昌县市场监管局依法对莲塘某幼儿园未清理超过保质期限食品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没款1.8万元的行政处罚。 2023年12月12日,南昌县市场监管局联合县教育部门对莲塘某幼儿园开展联合检查,发现该园后厨仓库内有未开封使用的虾稻香米22袋,生产日期为2022年12月2日,保质期12个月,已过保质期。执法人员当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当事人立即清理过期食品。2023年12月21日,执法人员再次对当事人检查,发现在后厨仓库内有未开封使用的火锅底料1盒,生产日期为2022年6月6日,保质期18个月,已过保质期。当事人未清理超过保质期限食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南昌县市场监管局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2九江市瑞昌市市场监管局查处某幼儿园未按规定履行食品安全管理责任案 2024年4月,九江市瑞昌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某幼儿园未按规定履行食品安全管理责任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1万元的行政处罚。 2024年1月10,瑞昌市市场监管局接相关部门智慧监管平台通报信息,当事人某幼儿园食堂存在“三防”措施未落实的情况,执法人员立即对当事人食堂进行检查。现场发现该食堂存在“三防”措施未按要求规范设置,执法人员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并给予警告的当场行政处罚。3月18日,瑞昌市市场监管局再次接到智慧监管平台涉及当事人“三防”措施不到位的信息通报,经执法人员现场核查,发现当事人备餐间墙角处孔洞未封死,“三防”措施仍未整改到位,未按规定履行食品安全管理责任。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二、十三项的规定,瑞昌市市场监管局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3萍乡市上栗县市场监管局查处某职业学校小卖部经营超过保质期食品案 2024年4月,萍乡市上栗县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某职业学校小卖部经营超过保质期食品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8000元的行政处罚。 2024年3月18日,上栗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某职业学校小卖部进行执法检查,发现该店货架上摆放了11根脆香肠,生产日期为2023年11月14日,保质期为120天,已超过保质期。该产品与未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摆放在同一货架上销售,涉案区域未发现“过期食品贮存区”等字样及区域。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项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上栗县市场监管局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4新余市市场监管局查处某外国语学校使用清洗消毒不合格的餐饮具案 2024年4月,新余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某外国语学校使用清洗消毒不合格的餐饮具的违法行为,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 2024年3月6日,新余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某外国语学校当日清洗消毒的复用餐饮具(不锈钢碗)进行监督检查并抽检,检验结论显示不合格。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新余市市场监管局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5鹰潭市市场监管局查处某幼儿园经营生虫食品案 2023年12月,鹰潭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某幼儿园经营生虫食品的违法行为,作出没收生虫食品、罚款1万元的行政处罚。 2023年10月12日,鹰潭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某幼儿园进行执法检查,现场在该单位食堂发现黄豆及大米已生虫。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鹰潭市市场监管局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6赣州市信丰县市场监管局查处信丰县某中学食堂承包公司采购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辣椒粉案 2024年4月,赣州市信丰县市场监管局依法对信丰县某中学食堂承包公司采购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辣椒粉的违法行为,作出警告、罚款5000元的行政处罚,并将该学校食堂未履行食品安全管理责任的问题线索移送至信丰县纪委监委。 2024年1月23日,信丰县市场监管局对当事人承包的信丰县某中学食堂进行监督检查,并对采购使用的“辣椒粉”进行抽检。经检验,该样品二氧化硫残留量项目不符合GB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当事人未能提供该批次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限量“辣椒粉”的产品合格证明。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和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四)项、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信丰县市场监管局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7宜春市丰城市市场监管局查处丰城市某中心幼儿园餐饮服务设施未定期维护案 2024年3月,宜春市丰城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丰城市某中心幼儿园餐饮服务设施未定期维护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1万元的行政处罚。 2024年1月5日,丰城市市场监管局接相关部门通报丰城市某中心幼儿园食堂存在“三防”措施未落实到位的情况,执法人员立即对当事人食堂进行检查,现场发现该食堂存在“三防”措施未按要求规范设置,且学校食堂厨房布局不合理,食堂操作人员操作未按规范进行,执法人员当场下达责令整改通知,责令当事人在2024年1月12日前改正以上行为,并同时当场下达警告的行政处罚。2024年1月12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复查,发现当事人食堂内“三防”措施整改仍未完善,其中通风管道和下水道处的设施均未整改,执法人员再次要求当事人在规定时间内整改到位。2024年2月6日,执法人员针对前期的预警信息对当事人再次进行复查,发现该食堂操作间孔洞未封死,也未安装纱网,食堂“三防”措施未整改到位。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构成了食堂餐饮服务设施未定期维护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五)项的规定,丰城市市场监管局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8上饶市弋阳县市场监管局查处弋阳县某学校食堂“三防”措施未落实到位案 2024年2月,上饶市弋阳县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弋阳县某学校不符合 “三防”措施要求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1万元的行政处罚。 2024年1月9日,弋阳县市场监管局接相关部门通报弋阳县某学校食堂存在“三防”措施未落实到位的情况,执法人员立即对当事人进行现场检查。经查,当事人食堂存在“三防”措施未按要求规范设置,食堂操作人员操作未按规范进行,执法人员当场下达责令整改通知,责令当事人立即整改。1月15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复查,发现当事人食堂内“三防”措施整改仍未完善,外部出水口出现的孔洞未完全封死,切配间出现的地漏缝隙过大问题未整改,挡板高度未符合餐饮行业规范要求,执法人员再次要求当事人在规定时间内整改到位。2月2日,弋阳县市场监管局再次接相关部门涉及当事人 “三防”措施未落实到位的通报信息,当事人食堂“三防”措施仍未整改到位。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GB31654-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五)项的规定,弋阳县市场监管局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9吉安市泰和县市场监管局查处泰和县某中心小学未按规定进行食品成品留样案 2024年4月,吉安市泰和县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泰和县某中心小学未按规定进行食品成品留样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1.5万元的行政处罚。 2023年10月23日,泰和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日常检查中发现当事人泰和县某中心小学食堂未按规定进行食品留样,随即对当事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立即整改并予以警告的处罚。2024年1月4日,执法人员在日常检查时,再次发现当事人未按规定进行食品留样,单位食堂留样冰箱内未留存任何留样食品。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和《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泰和县市场监管局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10抚州市资溪县市场监管局查处某中心幼儿园使用过期食品原料案 2024年3月,抚州市资溪县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某中心幼儿园使用过期风味豆豉油制辣酱的违法行为,作出没收违法使用的过期食品、罚款5000元的行政处罚。 2024年2月28日,资溪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资溪县某中心幼儿园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该校食堂厨房操作区正在使用“风味豆豉油制辣酱”一瓶,标签显示生产日期为2022年5月21日,保质期为18个月,已超过保质期。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四条第(二)项、第(四)项,第十八条第(二)项、第(三)项、第(七)项的规定,资溪县市场监管局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来源:江西市场监管 编辑:张瑞颖 复审:刘斐 审签:万仁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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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带娃”,家事也是国事!青海省三部门联合发布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典型案例
5月31日,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强化涉案未成年人家庭监护责任,提升家庭教育能力,凝聚未成年人保护合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青海省教育厅、青海省妇女联合会共同发布5件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典型案例。 本次发布的5件典型案例既有对涉罪未成年人惩戒帮教的案件,也有对受侵害未成年人保护救助的案件,既有涉及罪错未成年人临界预防的案件,也有涉及监护人监护侵害的案件。典型案例集中展现了青海省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立足法律监督职责定位,充分发挥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综合履职优势,积极联合教育、妇联等部门深入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做法和成效。 典型案例一 支持变更监护 强化家庭教育指导 【基本案情】 2023年初,小月通过网络认识已婚的牟某某,牟某某在明知小月未满十四周岁的情况下,以恋爱名义诱骗小月向其与马某某发送隐私部位照片及视频供两人观看。同时,还多次诱骗小月前往其住处发生性关系。牟某某、马某某被依法判处刑罚。 【履职情况】 (一)提前介入案件,准确认定涉嫌罪名。案件发生后,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检察院按照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涉未成年人性侵案件提前介入全覆盖的要求,第一时间提前介入案件,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在对案件证据进行分析研判后,发现公安机关仅对牟某某以涉嫌强奸罪立案侦查,而对于诱骗小月向其和马某某发送隐私部位照片及视频的行为未作评价。牟某某以刺激、满足性欲为目的,要求小月拍摄并发送隐私部位照片及视频供其与马某某观看,系猥亵行为。本案中的猥亵行为与强奸行为具有明显时空间隔,对小月造成两次不同性质和程度的伤害,因此线上猥亵是独立的犯罪行为,应当认定为猥亵儿童罪。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及时沟通,明确补充侦查方向,引导进一步查清牟某某实施猥亵儿童犯罪的事实并追究马某某刑事责任。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后,检察机关以牟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强奸罪,马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依法作出判决。 (二)针对监护缺位,深入调查发现监护堵点。检察机关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现小月年幼丧父,共同生活的母亲对小月疏于管教,因缺乏家庭温暖,小月通过网络与牟某某相识并遭受隔空猥亵,又孤身前往牟某某住所导致多次被性侵,家长存在监护不力的情况,遂向小月母亲制发督促监护令要求其加强监管。并依托与区妇联共建的家庭教育指导站联合妇联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对小月母亲进行家庭教育指导,期间发现其精神状态存在问题,经深入走访调查,查明小月母亲自丈夫去世后精神出现问题但从未就诊,承办检察官带领小月母亲前往医院就诊,其被确诊患有精神分裂症,无监护能力。 (三)跨行政区域异地协作,支持变更监护权。鉴于小月母亲患病不具备监护能力,不再适宜担任小月的监护人,为更有利于未成年被害人成长,承办检察官经与小月爷爷沟通,其愿意承担小月的监护责任,考虑到小月爷爷诉讼能力较弱,检察机关协助收集相关证据并依法支持起诉。2023年8月,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检察院受理小月申请变更监护权支持起诉一案,因小月爷爷户籍在海东市,该院将线索移送至海东市互助县人民检察院办理,互助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法院提出支持起诉意见,法院判决指定小月爷爷为其法定监护人。 (四)督促监护监管,联合开展多元帮扶救助。监护权变更后,海东市互助县人民检察院向小月爷爷出具针对性家庭教育指导方案,指导科学教育方法、亲子沟通技巧,加强监护人家庭教育质效。同时,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检察院针对小月爷爷无工作系低保户,小月母亲长期患病无钱医治,更无法外出工作补贴家用,家庭生活困难的实际情况,将小月纳入青海省人民检察院与青海省妇女联合会共同开展的困境儿童与困难妇女司法救助专项行动,争取4万元的司法救助金,并协调区妇联将小月母亲纳入单亲贫困名册,实行“一对一”结对帮扶,将小月列为持续性帮扶对象,联合区妇联定期回访,跟进了解救助帮扶措施落实和小月学习生活情况。 【典型意义】 身处单亲、重组等特殊家庭的未成年人,自护能力不足,若监护不力,极易遭受侵害。检察机关在案件办理中,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准确认定犯罪,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并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为原则,与户籍地检察机关联动履职,通过异地协作变更未成年人监护权,联合对变更后的监护人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指导其正确履行抚养教育职责,并多元开展帮扶救助,为未成年被害人走出阴霾,健康成长创造良好条件。  典型案例二 引入专业力量 重塑和谐家庭关系 【基本案情】 2022年2月,王某某等人因琐事与被害人发生冲突,便纠集未成年人小强、小华、小磊、小明共同殴打被害人致伤。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后依法对4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并联合教育、妇联等部门共同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和观护帮教,帮助小强等4人悔过自新,走上正途。 【履职情况】 (一)深入开展社会调查,准确评估家庭教育症结。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检察院对涉嫌犯罪的4名未成年人没有“一诉了之”,而是通过未检社会支持体系,借助社会组织,引入专业力量,对涉案的4名未成年人深入开展社会调查,全面了解导致4人走上犯罪道路的深层次原因。经调查,小强、小华、小磊、小明的父母忙于工作生活,疏于对子女关心照顾,致使亲子关系紧张,矛盾冲突不断。抚养监护过程中,4人父母不同程度存在教育方式从简单粗暴逐渐演变为不管不问的情况,导致小强等人转而向所谓“朋友”寻求关心关注,因缺乏是非辨别能力,附随应和他人从而触犯刑法。经评估,4人偏差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为家庭监护不力、亲子关系紧张。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小强等4人符合附条件不起诉条件,经不公开听证,依法对小强等4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二)精心制定个性方案,督促正确履行监护职责。为有效缓和紧张的亲子关系,重构和谐的家庭氛围,检察机关联合学校、妇联组织,针对小强等4人的家庭教育中存在的父母监护缺位和管教方式不当等问题,根据不同家庭情况,引入专业力量量身制定个性化的家庭教育指导方案,从调整沟通方式、改善家庭氛围、学习教养知识、改变教养方式、提升教育理念、引导教育发展等六个方面规划具体的家庭教育指导课程,多次在家庭教育指导站对小强等人的父母开展家庭教育指导,使他们及时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转变沟通和教育的方式方法,对小强等人进行认知干预和行为矫正,小强等人也理解了父母的艰辛与不易,分别重返学校或外出工作。 (三)加强多方联动协作,实现观护帮教效果最大化。小强等4人被附条件不起诉后,检察机关加强与学校、单位的协作配合,通过未检社会支持体系引入心理咨询、社工等专业力量,定期到校、到单位为他们提供心理干预、观护帮教和教育矫治工作。在学校、单位、家长、检察官和专业社工共同努力下,4名未成年人在考察期间积极参与志愿服务,认真学习、努力工作,顺利通过观护考察。小强获得“最美志愿者”荣誉称号,并如愿考入一本院校,小华在工作单位因表现优秀获得优秀员工奖,小磊和小明也找到了能够自食其力的工作。 【典型意义】 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往往暴露出家庭监护不力、家庭关系不和谐、亲子关系紧张、教育观念落后等问题,检察机关在办案中通过开展社会调查和监护状况评估,发现确有必要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的,及时启动家庭教育指导程序,依托未检社会支持体系和家庭教育指导站,引入专业力量为涉罪未成年人及其父母制定个性化家庭教育指导和帮教方案,改变父母的教育观念,切实帮助涉罪未成年人回归正轨,预防重新犯罪。 典型案例三 督促监护与家庭教育指导相结合 促进落实家庭保护责任 【基本案情】 2022年8月,李某某等人纠集高三学生小何与中职院校学生小拉及小五、小东无故殴打他人,涉嫌寻衅滋事罪。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后,海东市互助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对4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并联合教育、妇联等部门共同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和观护帮教。 【履职情况】 (一)找准监护问题症结,依法制发督促监护令。检察机关受理案件后,立即开展社会调查,详细了解涉案4名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生活轨迹、交友情况、家庭状况。经调查,4人的家庭均不同程度存在父母忙于工作、沟通较少、监护不力甚至监护缺失等问题。因小何、小拉、小五、小东犯罪时系未成年人,犯罪情节较轻,且到案后认罪认罚,检察机关审查认为4人符合附条件不起诉条件,经不公开听证,听证员一致同意对4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不公开听证会结束后,在听证员的见证下,针对4人家庭教育失当、监护不力、疏于管教等问题,检察官对其监护人进行训诫,并依法送达了《督促监护令》,现场开展家庭监护教育,针对性提出重点监护教育举措,4名监护人当场承认自己的监护失职,并签署了《监护教育承诺书》,自愿接受监督考察。 (二)督促履行监护职责,确保监护令落地见效。检察机关根据4名涉案未成年人的不同家庭情况量身设计了个性化家庭教育指导方案,并按照《督促监护令》提出的要求,针对性安排家庭教育指导课程。检察院会同妇联工作人员、心理咨询师、专业社工组成家庭教育指导小组,通过线上联络和线下走访,监督、引导4名涉案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自觉承担监护义务,改变不当教育方式,教导涉案未成年人重新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经过帮教和家庭教育指导,4名涉案未成年人家庭关系得到修复,督促监护取得初步成效。 (三)引入专业教育力量,提升家庭教育指导效果。为加强涉罪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专业性和系统性,督促“问题家长”正确履行监护职责,切实提升家庭教育指导的质量和效果。检察机关通过未检社会支持体系,引入西宁健康研究会专业人员力量,依托与妇联组织共建的家庭教育指导站,在8个月至1年的考察期内,对4名涉案未成年人开展了100余次的家庭教育指导。检察机关还联合学校、老师共同对在校学习的小何和小拉开展观护帮教,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小何顺利通过考察并考上一本院校,小拉在职业学校按照既定的职业规划努力完成学业,小五和小东也相继找到工作,开启了自食其力的正常生活。 【典型意义】 家庭教育不力或者疏于管教,是未成年人出现严重不良行为或者走上犯罪道路的重要原因。针对监护人能履行而未履行监护职责,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没有及时预防、管教和制止,导致他们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以及不积极协助配合做好罪错未成年人矫治教育的,检察机关结合办案,通过制发书面督促监护令,强化对监护权的监督和干预,把督促、引导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做到刚性、做成刚性,切实解决涉未成年人案件背后家庭监护不力这一难点问题,促进家庭保护责任落到实处。 典型案例四 全流程家庭教育指导 减少涉罪未成年人再犯可能 【基本案情】 2023年7月至9月,小李伙同小杰、小力在海东市乐都区各大停车场以拉车门的方式7次盗窃车内财物,涉案金额2万余元。小李在未满十六周岁时便多次实施盗窃行为,被公安机关多次抓获,仍不悔改,继续纠集未成年人实施盗窃,并偷开他人车辆,检察机关依法起诉至人民法院,对其判处有期徒刑。 【履职情况】 (一)强化法律监督,依法认定犯罪事实。本案系一起未成年人长期多次实施盗窃的案件,小李在未满16周岁前即实施盗窃8次,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公安机关对其作出行政处罚(不予执行),但其不知悔改,继续纠集其他未成年人实施盗窃,并偷开他人车辆,被公安机关再次抓获,以涉嫌8起盗窃犯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检察机关逐起核对案件事实和证据,引导公安机关进一步收集固定案件证据,查明同案犯小杰和小力实施盗窃犯罪时未满十六周岁,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依法监督公安机关撤案,并对小李在未满16周岁时实施的一起盗窃事实不予认定,有力维护司法公正。 (二)拓展矫治范围,及时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受理案件后,检察机关通过社会调查了解到小李父亲去世,母亲改嫁,由爷爷奶奶抚养,而爷爷奶奶年岁已高,对年幼丧父的小李过于溺爱,疏于管教,家庭因素是导致小李逐步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重要原因。为避免小李服刑后再次犯罪,检察机关主动履职,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阶段,依托未检社会支持体系,引入专业力量,邀请心理咨询师对小李开展心理测评,为其专门制定短期个性化教育矫治方案,联合妇联组织综合分析小李家庭中存在的监护漏洞,通过亲情会见、调查走访、上门指导等方式,对小李和爷爷奶奶进行有效的家庭教育指导,教授爷爷奶奶隔辈教育正确的“打开方式”,同时,对关心小李成长的姑姑姑父也同步开展家庭教育指导,避免小李刑满释放后再次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三)分级教育矫治,预防未达刑事责任年龄再犯。对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涉案未成年人小杰和小力,检察机关既没有“一罚了之”,更没有“一放了之”,而是同步开展社会调查,了解两人家庭情况、成长经历、交友情况。小杰和小力均为父母监护,但存在监护不力导致交友不慎的情况。针对不同家庭监护情况,检察机关探索开展罪错未成年人分级教育矫治,以“专业教育”“双向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模式,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和教育矫治。一方面联合妇联组织,依托未检社会支持体系,委托教育学、心理学领域专业力量帮助制定家庭教育指导规划,开展专业心理疏导、亲子关系修复、情绪调适指导等工作;另一方面因人施策,针对不同家庭和父母,制发督促监护令,督促切实履行监护责任。针对小杰和小力,帮助其明晰人生规划,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办案检察官同步开展法治教育。家庭教育与法治教育双管齐下,教育矫治取得明显成效,目前,小杰和小力均已重返校园,接受职业技术教育。 【典型意义】 对因家庭管教不当导致犯罪的未成年人,在对其开展帮教挽救的同时,应当下大力气解决家庭监护问题。督促监护令侧重督促和干预,家庭教育指导侧重引导和帮助,两项制度有机融合,刚柔并济,能够更好推动监护人履职,提升未成年人保护质量和效果。检察机关办理涉案未成年人案件中,在依法履职的同时,积极探索开展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矫治,对可能判处刑罚的未成年人没有“一诉了之”,而是在检察环节,开展短期家庭教育指导,避免再犯。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没有“一放了之”,而是家庭教育指导和督促监护相结合,教育引导其回归正途。 典型案例五 专业+司法+多元救助 助力家庭教育取得实效 【基本案情】 2020年2月,西宁市湟中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一起性侵案件时,发现未成年被害人小丽生活在离异重组家庭,因母亲监护不力、家庭教育缺失,导致被继父性侵。检察机关长期多方协作,深度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呵护小丽走出阴霾,考入理想大学。 【履职情况】 (一)“司法救助+社会救助”,全方位综合救助。被害人小丽母亲无工作,继父系家庭主要劳动力,被司法机关依法严惩后,家庭生活陷入困境。检察机关一方面将被害人小丽纳入司法救助的对象,及时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向小丽发放司法救助金2万元;另一方面启动“检察机关+社工组织”联合救助机制,积极链接社会力量实现多元救助,多次联合开展救助回访工作,拓宽社会救助资源,争取爱心救助物资。妇联组织为小丽母亲找到工作以维系家庭生活,检察机关筹集资金持续为小丽提供学习及生活用品,真正帮助小丽解决学习生活困难。 (二)“社会力量+司法力量”,专业化心理介入。西宁市湟中区人民检察院以“荷华”未检工作社会支持体系为依托,引入社会专业力量,完成对被害人小丽的询问、心理咨询、身体检查等“一站式”服务,全环节适用情绪抚慰、认知调整、安全自护、家庭支持、安置救助等措施。订制“主动式”“一对一”分阶段分层次心理疏导服务,建立案后三年心理跟踪档案,在疫情期间保障“线上+线下”不断链,以“未检姐姐+心理老师”的双重组合,帮助其尽快走出“至暗时刻”。在检察官、妇联工作人员、心理咨询师的共同努力下,被害人小丽从一言不发、拒绝交流到慢慢放下戒备心理,最终愿意吐露心声,重返校园努力学习。 (三)“家庭教育+多方协作”,融合性教育履职。检察机关借助与妇联共建的“荷华”家庭教育指导站,针对因刑事案件触发的监管缺失问题,以释法说案、亲职教育、督促监护唤醒监护人责任意识,落实家庭保护。通过深入分析小丽被侵害原因,联合西宁家庭教育指导师突出个性指导,开展联合调解、家长课堂、心理疏导等多形式的家庭教育指导活动,“破局”小丽与母亲僵硬的亲子关系,帮助建立良性情感链接。确定“检察机关全程主导+社会资源提供支撑”的多方协作帮扶模式,携手妇联、教育等多部门开展为期三年的“物质+心理+教育”精准帮扶,经长期跟踪联合回访,持续巩固小丽的情绪管理能力、辨析交友能力、社交边界能力,2023年小丽如愿考入国家双一流大学。本案例获评第四届全国社会心理服务十佳案例大赛第四名。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回应人民群众对未成年人检察司法保护的新期待,依法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同时,以“荷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为抓手,联合社工组织,引入专业力量,打造社会支持矩阵,探索构建多元化救助保护体系,长期跟进监护指导,以“司法救助+心理救助+社会救助+家庭教育指导”为未成年人撑起强有力的法律“保护伞”。 来源:省检察院第九检察部 编辑:李辉 制作:何玉蕊 审核:马会平 (2024年第4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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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18期>安徽省检察机关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
安徽省检察机关 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 目录 1.孙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2.任某某与某面业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再审检察建议案 3.张某某等27人与某清洁服务公司劳务合同纠纷支持起诉案 4.唐某某与安徽某集团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支持仲裁案 5.徐某某等150余人与曾某某、戎某某等人追索劳动报酬案 6.某区检察院督促兑现拖欠农民工工资行政公益诉讼案 7.某区检察院督促保障妇女劳动权益行政公益诉讼案 案例一 孙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关键词】 追讨欠薪 羁押必要性审查 自行补充侦查 【基本案情】 2021年3月,孙某某承包了某市一在建项目工程,在发包方已与其完成结算并超额支付工程款的情况下,孙某某仍拖欠42名工人工资共计30万余元。2022年10月16日,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向孙某某送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责令其限期足额支付拖欠的工人工资。孙某某知晓后将钱款用作他处,期限届满后仍拒不支付。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1.主动作为,精准确定犯罪数额。某市检察院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部分被害人被拖欠工资数额不明确,遂开展自行补充侦查,固定相关言词证据,调取账目、出勤表等书证,最终在核清被拖欠工资数额基础上,发现一名被害人因未报案而没有统计,于是追加了遗漏的被欠薪人,准确认定犯罪金额,最大程度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2.多管齐下,追回全部被拖欠工资。检察机关对孙某某加强释法说理,促成其转变态度,让其家属代孙某某基本付清拖欠工资。同时与劳动监察部门、公安机关加强沟通,确保欠薪发放到位。在孙某某家属代付后,检察机关同步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对孙某某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并持续督促,帮助被害人追回全部被拖欠工资。 3.宽严相济,准确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审查起诉过程中,检察机关结合案情、孙某某的认罪态度、悔罪表现等因素,同时综合考虑到其尚有多个项目正在开工,判处羁押刑对当地农民工就业、酬劳支付等产生较大影响,遂依法提出缓刑的量刑建议。法院采纳了该量刑建议,判处孙某某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孙某某未提出上诉。 【典型意义】 1.依法能动履职,及时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检察机关坚持打击犯罪与追讨欠薪并重,充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功效,动态审查把握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变化条件,对社会危险性明显降低,无继续羁押必要的,及时变更强制措施,尽力实现案件办理和矛盾化解一体推进。 2.充分释法说理,依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对涉众型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处理不当,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办理此类案件不能就案办案,应优先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把“检护民生”的要求落到实处。检察机关加强释法说理工作,主动对接辩护律师、犯罪嫌疑人家属,与行政主管部门衔接联动,促成劳动报酬足额支付。 3.打击与保护并重,实现办案“三个效果”相统一。检察机关在办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要考量多方面因素,依法妥善处理,统筹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等各项工作,避免出现“办一个案件,倒一个企业,失业一片”的结果。要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防范化解社会风险,保障好就业,最大限度发挥刑事司法活动对保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的积极作用。 案例二 任某某与某面业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再审检察建议案 【关键词】 劳务关系 伤残等级鉴定 检察听证 再审检察建议 【基本案情】 2014年2月10日,任某某在向运输带装面粉时,因面粉垛倒塌而受伤,双腿多处骨折。治疗期间,任某某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其与某面业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法院驳回了任某某的诉讼请求。治疗终结后,任某某再次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某面业公司赔偿326090.36元。一审期间,任某某自行委托鉴定,鉴定意见为:左下肢损伤构成九级伤残,右下肢损伤构成十级伤残。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任某某向某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确认任某某与某面业公司之间为提供劳务法律关系,并根据双方过错程度,二审法院认定某面业公司应对任某某因受伤造成的损失承担60%的赔偿责任,但认为任某某进行伤残评定时未治疗终结,鉴定时机不成熟,该鉴定意见不应采纳。故未支持任某某要求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的诉求,判决某面业公司赔偿任某某医疗费等费用计31617.72元,驳回任某某其他诉讼请求。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受理及审查情况 任某某不服二审判决,向某市检察院申请监督。鉴于双方对案件事实争议较大,检察机关进行公开听证。经审查查明,任某某于2015年11月18日行“左股骨骨折内固定取出术”,于2016年提起本案诉讼之后才委托鉴定,鉴定时间是2016年11月14日。经向出具鉴定意见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进一步核实,鉴定时间与鉴定意见书载明的情况一致。 监督意见 检察机关向某市中级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认为案涉《鉴定意见书》可以证明,任某某在行“左股骨骨折内固定取出术”一年后方委托鉴定,鉴定时已经治疗终结。二审判决认为“任某某进行伤残鉴定时,左股骨骨折内固定尚未取出,在进行伤残评定后才住院取出左股骨骨折内固定,任某某伤残评定时未治疗终结,鉴定时机不成熟”,系“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对该鉴定意见不予采纳确有错误。 监督结果 2022年3月25日,法院裁定再审,并于同年7月6日作出民事判决,改判某面业公司赔偿任某某医疗费、残疾赔偿金、鉴定费等共计111963.46元。任某某通过法院强制执行,已领取全部赔偿款。 【典型意义】 1.通过检察听证查清事实、释法说理。检察听证要明确需要解决的问题。围绕焦点问题,让当事人充分表达意见,可以让检察官查清事实,也有利于听证员在全面了解案件的基础上中立地作出评价。本案中,检察机关通过公开听证查清事实,提出监督意见,同时对当事人有争议的法律适用问题释法说理,为最终化解争议打下基础。 2.通过再审检察建议及时高效纠正错误民事裁判。本案原审法院在驳回当事人残疾赔偿金诉求的同时,虽然说明当事人可以重新鉴定另行起诉,但无疑给当事人增加了诉累。针对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检察机关通过再审检察建议,减少了抗诉程序双重审查环节,有利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自行纠错,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均得以实现。 3.注重对劳动者和用工单位依法平等保护。劳务纠纷案件往往标的额小但争议较大,需要厘清法律关系、合理划分责任,检察机关要充分运用调查核实权查清事实,以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本案中,检察长带头办理劳动者权益纠纷案件,劳务纠纷“小案不小办”,是践行人民至上的生动体现,让当事人切身感受到检察温度和司法公信。 案例三 张某某等27人与某清洁服务公司劳务合同纠纷支持起诉案 【关键词】 老年农民工 劳务合同 调查核实 支持起诉 诉前和解 【基本案情】 2019年9月至12月,张某某等27名老年农民工在某清洁服务公司从事保洁工作。经时任公司经理叶某某签字确认的“环境整治员工资表”显示,该公司尚欠张某某等27名老年农民工工资共计6万余元。后因该公司经营不善,一直未能支付上述工资。张某某等27名农民工多次信访反映追索劳动报酬,但始终未得到有效处理。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受理及审查情况 2024年1月12日,张某某等27人向某区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该院依法受理后,迅速与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联系,协同提供法律援助,调查农民工提供劳务的事实,协助法律援助律师收集农民工身份信息、案件证据材料,核对工资数额,收集欠薪公司及其负责人信息等。 监督意见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案涉农民工平均年龄65岁以上,法律知识欠缺,维权能力较弱,且存在拖欠工资事实,符合支持起诉条件,遂向某区法院发出支持起诉意见书。 监督结果 考虑到年关在即,若启动法院立案审理程序,难以保证张某某等人在春节前领到工资,促成调解及时履行是最高效的处理方式。为此,检察机关会同法院深入开展释法说理,向欠薪公司核对情况并宣传农民工工资保障政策,最终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该公司于2024年2月5日(腊月二十六)一次性将所欠工资全部汇入指定账户。同年2月6日,恰遇暴雪天气,考虑到案涉农民工年纪较大,为确保春节前让每一位农民工拿到拖欠近四年的工资,承办检察官会同律师前往农民工住所地,现场发放工资,张某某等27名农民工拿到全部工资。 【典型意义】 1.“检司”联动,助力保障弱势群体合法权益。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畅通司法救济渠道,依托“府检联动”机制,建立与法律援助、劳动监察等多部门联动保障机制,互通案件线索,拓宽当事人寻求诉讼救济渠道,为困难群众护“薪”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2.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力促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检察机关在办理支持起诉案件中,不仅要准确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还要精准选择方式,力争用最少的司法资源达到更好的办案效果。本案中,检察机关会同法院释法说理,向欠薪公司核实情况并宣传农民工工资保障政策,成功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让农民工在最短时间内拿到属于自己的血汗钱,最大限度实现检察机关支持起诉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制度价值,彰显检察温度。 案例四 唐某某与安徽某集团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支持仲裁案 【关键词】 农民工 工伤维权 支持劳动仲裁 【基本案情】 唐某某于2022年4月入职安徽某集团有限公司,从事瓦工。同年11月24日8时许,唐某某根据公司安排修补某工程主楼外墙时,不慎从高处坠落,致其双侧跟骨粉碎性骨折。唐某某向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该局认定唐某某构成工伤,劳动功能障碍为八级伤残。唐某某经治疗、康复仍无法继续从事原工作,于2023年11月25日向公司送达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要求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护理费等费用共计30万余元。期间,唐某某就岗位调整、经济补偿等问题与公司多次协调,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受理及审查情况 唐某某通过某市检察院在各镇街道设立的检察巡回工作站反映诉求、寻求帮助。鉴于唐某某系农民工弱势群体,维权能力较弱,检察机关启动弱势群体维权绿色通道,对其要求解除劳动关系、获取赔偿的申请依法快速受理。 监督意见 案件受理后,该院积极协助唐某某收集工资流水、费用清单等证据材料,指导唐某某向某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劳动仲裁申请,向该仲裁委员会发出支持劳动仲裁书。 监督结果 检察机关依托与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协作配合机制,深入安徽某集团有限公司听取意见、了解企业经营状况,围绕双方争议焦点开展释法说理,阐明法律后果,督促企业及时履行义务。基于双方当事人均有调解意向,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邀请检察官参与调解,最终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安徽某集团有限公司于2024年1月31日前一次性支付唐某某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等各项费用共计人民币14.5万元。 【典型意义】 1.借助检察巡回工作站,深耕服务基层民生平台。以检察巡回工作站延伸检察职能和触角,变“坐堂接访”为“出门巡访”,畅通群众联络渠道,及时汇集社情民意,研判分析问题,为维权能力较弱的群众提供实实在在的法律服务。 2.借力协作配合机制,共筑劳动权益保障合力。检察机关全面贯彻落实“检护民生”专项行动中关于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工作要求,依法能动履职,通过支持农民工申请劳动仲裁维护其合法权益,强化协作高效化解基层矛盾,持续跟踪案涉款项落实情况,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3.强化职能互补优势,开启全方位维权新起点。以办理本案为契机,市检察院设立驻总工会“职工劳动权益保障联络站”,会签《关于建立维护职工劳动权益保障协作配合工作机制的意见》,明确从沟通联络、信息共享、线索移送、办案协作等方面,构建“检察+工会”常态化协作配合机制,共同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助力优化就业生态及法治化营商环境。 案例五 徐某某等150余人与曾某某、戎某某等人追索劳动报酬案 【关键词】 检护民生 府检联动 一体履职 助力农民工讨薪 【基本案情】 2023年11月,某区检察院在与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日常工作对接中发现,某项目劳务实际承包人曾某某、戎某某等人拖欠徐某某等150余名农民工工资480万余元。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曾某某、戎某某等人下达限期整改指令书,责令曾某某、戎某某等人足额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但其未按规定整改,未支付拖欠的工资。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受理情况 曾某某、戎某某等人拖欠农民工工资数额较大、涉及人数众多,经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责令支付后仍未支付,某区检察院受理该案件线索,依法办理。 调查核实 该院民事检察部门依法调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理该案的相关材料,围绕曾某某、戎某某等人与徐某某等150余名劳动者是否存在劳务关系、具体欠薪数额以及曾某某、戎某某等人是否具有支付能力等情况展开调查,查明某项目工程劳务实际承包人曾某某、戎某某等人拖欠徐某某等150余名农民工工资480万余元,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发限期整改指令书后,曾某某、戎某某等人账户合计收到劳务款项500万余元,具备支付农民工工资能力,但仍拒不支付。经综合分析,曾某某、戎某某等人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协同解决 该院民事检察部门将犯罪线索移送刑事检察部门,同时督促责任人积极筹措资金,主动履行支付责任。刑事检察部门遂建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依法立案处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24年3月8日发函告知公安机关,曾某某、戎某某等人已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480万余元。 【典型意义】 1.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纠纷实质性化解。检察机关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依法能动履职,以多元化解信访矛盾为目标,建立健全源头治理机制和责任体系。本案中,涉访涉诉农民工多达150余人,涉及劳务报酬高达480万余元,社会影响较大,检察机关及时发现,依职权受理,推进信访矛盾源头治理,努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2.加强内外协同联动,推进形成综合治欠新格局。检察机关依托“府检联动”工作机制,加强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协作,建立欠薪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动会商等机制,形成齐抓共管的外部联动模式。同时,检察机关强化内部协作,坚持民事监督与刑事打击相结合。本案中,检察机关民事检察部门贯彻落实助力根治农民工欠薪的牵头责任,挖掘刑事案件线索,移送刑事检察部门,共同研判、协同发力,依法惩处恶意欠薪的违法犯罪行为,同时督促责任人积极筹措资金,主动履行支付责任,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拿到工资,切实提升检察机关的监督效能。 案例六 某区检察院督促兑现拖欠农民工工资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劳动者权益保护 府检联动 综合履职 【基本案情】 2023年,某区检察院在履行检察职责中发现多个在建工程项目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且存在未开设工资专户、未缴纳保证金、无工程款支付担保等问题。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未依法履行监管职责,致使部分建设工程项目存在未及时发放农民工工资问题。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受理及审查情况 2023年6月20日,区检察院依托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签的《关于加强农民工工资支付检察监督与劳动监察协作的意见》,发现多个在建工程项目存在欠薪预警,遂决定立案调查。通过询问当事人、走访企业和行政机关等方式查明,当地12个建设工程项目,均存在未开设工资专户、未缴纳保证金、无工程款支付担保等问题,违反《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等规定,致使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保障领域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 监督意见 2023年6月29日,检察机关向行业主管部门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重点工程处制发检察建议,要求切实履行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的行业监管职责,消除未开设工资专户、未缴纳保证金、无工程款支付担保等欠薪隐患,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监督结果 区重点工程处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分别于8月17日和8月25日作出书面回复称,欠薪隐患问题均已整改,后续将安排专人专岗进行监管。9月22日,经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核实确认,欠薪问题已整改,检察机关依法作出终结案件决定。同年9月25日,区检察院发现有3个工程项目仍有125万元工资尾款未支付,且有3名农民工身患癌症,遂通过支持起诉帮助追讨,并及时提供司法救助1.9万元。2024年2月,58名农民工工资款全部清偿到位。 【典型意义】 1.落实协作机制,推动源头治理。检察机关依托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建立的协作机制,开展信息共享、线索移送和联合调查工作,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督促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依法履职,形成“护薪”合力,推动欠薪问题的源头治理。 2.坚持综合履职,实现全面保护。通过制发检察建议、支持起诉、司法救助等方式能动综合履职,完善监督机制、消除欠薪隐患、帮助追讨欠薪,防止因案致困,用法治“力度”提升民生“温度”,实现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全链条、一体化保护。 案例七 某区检察院督促保障妇女劳动权益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女职工人格权益保障 公开听证 【基本案情】 某区检察院在开展特殊群体权益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中发现,当地部分用工企业未制定禁止性骚扰的规章制度,未开展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的教育培训活动,未设置专门投诉渠道等,女职工合法权益未能得到有效保障。该院通过走访和问卷调查形式开展进一步核查,发现某区和高新区分别有90.2%和47.2%的受访女职工反映其所在用人单位未制定禁止性骚扰的规章制度,68%和51.5%的受访女职工反映其所在用人单位未开展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的教育培训活动,56.9%和24%的受访女职工表示听说过身边发生职场性骚扰事件。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受理及审查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五条:“用人单位应当采取下列措施预防和制止对妇女的性骚扰:(一)制定禁止性骚扰的规章制度;(二)明确负责机构或者人员;(三)开展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的教育培训活动;(四)采取必要的安全保卫措施;(五)设置投诉电话、信箱等,畅通投诉渠道;(六)建立和完善调查处置程序,及时处置纠纷并保护当事人隐私和个人信息;(七)支持、协助受害妇女依法维权,必要时为受害妇女提供心理疏导;(八)其他合理的预防和制止性骚扰措施”及第七十七条:“侵害妇女合法权益,导致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检察机关可以发出检察建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公益诉讼:……(三)相关单位未采取合理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等规定,针对案涉相关用人单位存在的侵害妇女权益问题,行政主管部门怠于履行职责,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某区检察院对该案受理审查。 监督意见 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部分用工企业在保障女职工权益方面存在的问题,检察机关分别向某区、高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发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职责,指导辖区内用人单位做好以下工作并持续跟进监督检查:一是制定管理制度,健全预防机制,为女职工营造安全、健康、舒心的良好工作环境;二是畅通投诉渠道,完善处置机制,及时处理侵权行为;三是强化教育培训,建立长效机制。 监督结果 收到检察建议后,行政机关通过劳动监察、普法宣传等方式对用人单位进行检查指导,督促23家用人单位建立健全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的制度,组织开展专项普法活动,发放宣传资料700余份。为评估整改效果,召开案件直播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为听证员,同时邀请区妇联和区总工会代表到会指导。听证会上,行政机关阐述了履职情况,听证员经评议后,认为行政机关整改效果明显。区妇联、区总工会代表对检察机关积极履职,聚焦侵害妇女劳动权益的违法行为开展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予以高度认可和肯定。 【典型意义】 1.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职能,守护职场“半边天”。职场性骚扰既损害劳动者的劳动权益和女职工人格权,也损害企业形象。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切实整改,筑牢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法治屏障。 2.能动履职促进诉源治理,推动形成共治格局。主动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加强沟通,同时注重协调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组织等多方面力量,推动检察监督、行政执法、妇联、工会组织和用人单位等多方联动,形成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协同共治的工作格局,体现公益诉讼独特的制度价值。 安徽检察新媒体出品 审核丨吴贻伙 编辑丨李昂 投稿邮箱丨ahjcxmt@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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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19期>安徽工会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
安徽工会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典型案例 目录 1.董某某等6人追索劳动报酬案 2.沈某某与某公司确认劳动关系案 3.某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案 4.妥善化解货车司机运费纠纷案 5.外卖小哥工亡赔偿金案 案例一 董某某等6人追索劳动报酬案 【关键词】 劳动报酬 法律援助 支持起诉 【基本案情】 2020年至2023年,董某某等6名工人在某建筑工地务工,该建筑项目由三家公司承建。2022年底,董某某等6人向上述三家公司申请按时结算工资,并提供已签字盖章的2022年度工资表。三家公司收到工资表后,擅自篡改工资表数额,冒充农民工本人按手印,并提交到相关部门,导致实际支付给董某某等人的工资仅有一半金额。经区总工会、区检察院交涉,三家公司承诺将2022年度未付清的工资与2023年度工资于年底前一同发放,但截至2023年11月,承诺的7.7万元工资仍未予支付。董某某等人向区住建局、区人社局等部门反映情况。三家公司口头承诺付款,并再次要求提供签字工资表等材料,收到提交的材料后仍未支付。 【工会履职情况】 2023年12月5日,区总工会和区检察院依法受理董某某等人的法律援助申请。区总工会立即联系了三家公司和董某某等人,依法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协助收集董某某等人与三家公司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通过涉案欠条相互印证,确认了三家公司拖欠工资的事实。2024年1月16日,3家公司和董某某等人的代理律师在区总工会劳动争议诉调对接工作室进行第1次调解,3家公司相互推诿,把责任推卸给开发商,未能达成共识;1月19日,区总工会再次约见3家公司和开发商,在调解中3家公司和开发商仍然以各项钱款没有算清为由,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区总工会遂将案情移送区检察院,区检察院协调法律援助律师为董某某等人提供法律援助,并依法向区法院提出支持起诉意见。最终三家公司于2024年2月将拖欠近两年的7.7万元劳动报酬全部支付到位。 【典型意义】 工会帮助农民工讨薪是工会履行维权职能、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工作。本案中,工会聚焦弱势群体和急难愁盼问题,积极参与涉及农民工工资报酬纠纷案件的调处,为农民工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服务,检察机关协助申请法律援助,提出支持起诉意见,通过协同履职,推进劳动争议实质性化解,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案例二 沈某某与某公司确认劳动关系案 【关键词】 劳动关系 法律援助 临时工 【基本案情】 沈某某于2023年2月21日应聘到某公司工作,从事物料投送工岗位,工作时间为22点到次日7点。2023年3月6日凌晨2时左右,因同事操作不慎造成沈某某右手大拇指骨折,该公司将沈某某送往医院医治。住院期间,沈某某的医疗费用全部由该公司支付。出院后,沈某某要求该公司为其申请工伤认定,但该公司以沈某某是临时工为由拒绝。沈某某遂向人社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但由于沈某某与该公司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致使劳动关系无法认定。为此,沈某某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劳动关系,但该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其申请。 【工会履职情况】 在了解情况后,工会立即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经分析认为: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虽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只要具备《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 号)规定情形,劳动关系成立。工会抓住劳动关系用工这一主线展开调查,认为沈某某所从事的物料投送属于公司业务组成部分,公司提供劳动工具、原材料,接受公司安排晚间操作管理,并且约定每月固定时间发放报酬;事故发生后,该公司在与沈某某协商伤后事宜时多次提到调整工作岗位、报酬和按时上下班等,据此可认定为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据此帮助沈某某依法找到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证据证明。沈某某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其与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法院判决支持沈某某的诉求。 【典型意义】 获取劳动报酬、参加社会保险是劳动者的重要权利。本案中,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实际履行中符合劳动关系主要特征的,应当依法认定为劳动关系。工会律师从案件实际情况出发,系统梳理分析案情,帮助理清关键证据,最终获得法院判决支持,依法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案例三 某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案 【关键词】 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 工会劳动法律监督 调解 【基本案情】 何某于2022年7月入职某公司,任市场部和顾客关系部负责人。2023年8月,有员工向公司总部投诉,反映何某存在不符合工作要求和违纪行为,总部经调查后认为何某违反《员工手册》规定,存在失职、违纪行为。8月31日,该公司一次性给予何某三次口头警告,9月12日,又给予何某一次口头警告,同时以达到四次口头警告满足《员工手册》有关开除规定为由,对何某作出开除决定。 【工会履职情况】 2023年11月,何某委托律师向区总工会投诉公司非法解除劳动合同,请求区总工会对公司行为进行调查,对公司侵害职工权益的不当行为予以纠正。 依据《安徽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规定,区总工会采取调查核实措施,经审查查明:该公司《员工手册》未经职工代表大会等民主程序制定;其中一次口头警告针对的行为在《员工手册》中不属于应处罚行为;另外一次口头警告所处罚行为的发生时间已经超过《员工手册》规定的6个月追溯时效。 区总工会将发现的问题告知该公司,要求其收回《解除合同通知书》,并妥善解决与何某之间的劳动合同纠纷。该公司将区总工会意见上报总部,经多次协调沟通,该公司最终采纳工会意见,同意撤销对何某的开除决定。2024年1月16日,该公司和何某在区总工会劳动争议诉裁调对接工作室签订调解协议,双方同意解除劳动关系,公司为何某出具劳动关系解除证明,并向何某支付劳动关系解除的经济补偿金。 【典型意义】 工会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肩负着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职责。该区总工会发挥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和劳动争议纠纷调解机制作用,积极主动开展劳动争议源头治理,按照“预防为主、基层为主、调解为主”的方针,深入推进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和诉裁调对接工作,解决职工急难愁盼问题,全力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案例四 妥善化解货车司机运费纠纷案 【关键词】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运输合同纠纷 法律援助 调解 【基本案情】 2024年4月17日上午,某县总工会收到市总工会转发的省总工会通知,及时处理“货到后公羊变母羊 一货主拒绝支付货车司机运费”事件。经查明,某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某从内蒙古景某处购买牲畜羊,货车司机旺某承揽运输并交货后,张某认为有一只羊不是内蒙古羊,并把羊拍照发内蒙古景某核实,景某也认为不是他们发的羊,遂与货车司机旺某发生纠纷。按约定,车费应由内蒙古景某支付,景某于2024年4月16日将车费发给货车司机旺某,但旺某拒收,原因是内蒙古景某已在当地报警,三方纠纷未化解。 【工会履职情况】 根据《安徽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该县总工会立即启动劳动法律监督程序,第一时间联系县检察院、县农业农村局、镇政府及镇派出所相关负责同志,敦促相关单位尽快形成有效处置方案,妥善解决纠纷。在查明基本案情后,县总工会根据《关于建立职工劳动权益保障协作配合工作机制的意见》,将相关情况及材料抄送县检察院。县检察院了解案情后,及时联系养殖农民专业合作负责人及内蒙古发货方,对其释法说理,并就支付方案与双方进行沟通。经多方共同协调推进,2024年4月17日下午,货车司机收到运输费7500元,双方还就其他事项达成一致意见。 【典型意义】 货车司机劳动权益保障涉及社会保障、工资待遇、工作条件、运输合同等多方面,特别是运输合同纠纷。本案中,该县总工会通过发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作用,主动联合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农业部门和属地乡镇采取应急处置举措,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同时畅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维权渠道,简化货车司机与货主的纠纷处理流程,减少纠纷处理时间,提高了纠纷解决效率。 案例五 外卖小哥工亡赔偿金案 【关键词】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工亡 赔偿金 【基本案情】 2021年5月10日,外卖小哥李某某在参加某公司团建过程中失联,次日被发现时已经死亡。事后李某某亲属多次向公司讨要公道,但该公司以与李某某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拒绝。2022年4月13日,某区法院判决确认该公司与李某某自2020年12月25日到2021年5月10日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该公司不服,提起上诉,2022年7月8日,该市中级法院维持一审判决。2022年9月26日,该市人社局认定李某某为工亡。该公司不服,向市司法局申请行政复议。 【工会履职情况】 2023年2月6日,该市总工会接到省总工会通知,立即成立工作专班,及时约见该公司负责人,联系李某某亲属,并与法院、人社局、司法局对接,了解工亡认定、行政复议等案件情况。同时,市总工会多次与公司负责人沟通,与市公安局共同约见李某某亲属,召集李某某亲属和公司负责人面对面协商,促使双方于2023年3月7日签订一次性赔偿协议。为确保李某某亲属及时拿到赔偿款,3月14日,由市总工会牵头,联合公安局、人社局、市场监管局等部门赴该公司,督促尽快支付赔偿金。3月27日,该公司将105万元赔偿金(前期已支付5万元)汇入李某某亲属账户。 【典型意义】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日常流动性强、工作时间长、收入不确定,与传统劳动关系相比,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保护难度更大。本案中,该市总工会发挥“工会+法院、工会+仲裁、工会+司法”“工会+公安”的一体化维权模式作用,积极主动协调各方力量,推动形成协同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工作格局,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社会治理创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安徽检察新媒体出品 审核丨吴贻伙 编辑丨李昂 投稿邮箱丨ahjcxmt@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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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集中曝光一批侵害 未成年人权益的广告违法典型案例
市场监管总局坚持将依法打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广告违法行为列为监管重点工作,持续加大对校外培训、近视防控产品、婴儿乳制品、学习用品、零食、玩具等与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相关的重点领域广告监管执法力度,努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2023年6月以来,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相关案件1065件,罚没1164.12万元。现选取已办结的九起典型案例集中曝光。 一、藤县好视立配镜中心广告违法案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藤县好视立配镜中心在未获得相关医疗许可资质的情况下,宣称其可以开展“医学验光配镜/近视散光矫正/斜视弱视训练/藤县体验中心”等服务项目,并利用无法证实的相关荣誉、无法验证的统计资料进行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同时,藤县好视立配镜中心还存在违法收集个人信息、违规发放记名的单用途商业预付凭证、使用超出计量检定有效期的医疗器械等情形。上述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 2023年1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好视立配镜中心作出罚款41万元的行政处罚。 二、淄博云医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广告违法案件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淄博云医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通过电商平台网店发布的医疗器械广告中含有“新生儿医用黄疸蓝光灯,照射5—10小时宝宝就会改善”“高效退黄去黄、没副作用、安全可靠”等对医疗器械功效、安全性的断言和保证性内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3年11月,淄博市张店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淄博云医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作出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 三、淮安爱珲艺术培训有限公司广告违法案件 江苏省淮安市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淮安爱珲艺术培训有限公司从事舞蹈培训业务,其经营场所广告牌、广告宣传册以及微信公众号发布的舞蹈培训广告中使用“国际顶尖专业教学”“某某芭蕾是头部品牌”等用语,并且利用已培训学员名义、形象作推荐、证明。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3年8月,淮安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淮安爱珲艺术培训有限公司作出罚款30万元的行政处罚。 四、上海朗阁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告违法案件 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上海朗阁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互联网上推销“韩语1对1零基础入门课”“英语口语培训”等课程,宣称“学完以后收获1000个韩语单词或短语”“入学即协议提分”“考题预测,以保障高分”“贯彻保分制度,保证学习成果”等内容,对培训的效果作出明示的保证性承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3年8月,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上海朗阁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出罚款18万元的行政处罚。 五、宁波埌峰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广告违法案件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宁波埌峰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互联网上发布了多条含有《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图片的图文广告,包含“毕业无忧”“提升学历不是梦”“学渣逆袭学霸不是梦”等内容,对获得学历学位作出了暗示的保证性承诺。同时,还存在在广告中以受益者名义作证明的行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3年6月,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宁波埌峰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作出罚款16万元的行政处罚。 六、京山市鸿图教育印刷厂广告违法案件 湖北省荆门市京山市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京山市鸿图教育印刷厂2022年生产销售的作业本(25K语文本、25K生字本)封面上含有“湖北京山学生防近视统一簿册”“荆门市学校后勤管理中心监制”等内容,且无法提供相关委托、授权及监制等证明文件资料。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4年2月,荆门市京山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京山市鸿图教育印刷厂作出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 七、麻城至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广告违法案件 湖北省黄冈市麻城市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麻城至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通过在学生考试答题卡、练习册、“致家长一封信”中印制二维码,在校内公示栏张贴宣传单,校内悬挂广告横幅等方式,宣传推广其代理的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智学网”及《个性化学习手册》等产品。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3年8月,黄冈市麻城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麻城至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作出罚款8万元的行政处罚。 八、海脉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广告违法案件 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海脉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为扩大某手办产品上市后的销售量和影响力,自行设计、发布广告,广告主体部分为一款名为“少女前线”游戏中的女性角色全身图,局部放大臀部并附有“安全裤为较软材质制作,增加手办可玩性,不可脱哦”等低俗内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3年5月,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海脉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作出罚款22万元的行政处罚。 九、上海市黄浦区沣和食品店广告违法案件 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上海市黄浦区沣和食品店为博人眼球,增加销量,购入含有“寻欢兴奋剂”“蛋疼含片”“艳遇丸”等文字内容的产品外包装盒,对奶片零食进行销售,相关广告内容违背社会良好风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3年11月,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黄浦区沣和食品店作出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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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区市场监管局公布一批涉长江禁渔典型案例
近期,崇明区市场监管局从2023年度查办的涉及长江禁渔案件中,筛选并公布一批典型案件。这些案件涉及虚假宣传、未落实进货查验制度、未履行信息追溯等违法行为,通过公布典型案例,集中曝光违法行为,有效震慑不法经营者,督促经营者守法自律、诚信经营,并增强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和维权意识。 一、上海市崇明区某餐饮店虚假商业宣传案 01案情简介 2023年5月1日,崇明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上海市崇明区某餐饮店执法检查时,在当事人收银台的纸质菜单中查见菜品“长江河鳗鱼”(沙锅煎焗、蒜香红烧)的字样信息。经查实,当事人制作上述“长江河鳗鱼(沙锅煎焗、蒜香红烧)”菜品中的食材鳗鱼是从上海市宝山区某水产行购进,系人工养殖鳗鱼,当事人通过菜单对外宣传的菜品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 02处罚依据 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了虚假的商业宣传行为。崇明区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减轻处罚: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 03案例启示 为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于长江禁捕的各项工作要求,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执法力度,线上线下同时推进,查办了一批虚假宣传案件。商家应避免侥幸心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杜绝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同时,作为消费者要认真了解相关政策,学习相关部门推出的消费提示;要擦亮双眼,谨慎选择,不盲目相信少数不良商家的宣传噱头;发现商家存在违法行为时,应积极向相关职能部门举报,实现社会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二、上海市崇明区某食品商店未按规定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案 01案情简介 2023年7月26日,崇明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上海市崇明区某食品商店检查时发现,当事人正在从事水产销售经营活动。执法人员在鱼缸内查见有待售的鲫鱼、鳊鱼、花鲢、草鱼,现场未查见上述食品台账记录、供应商营业执照和送货单。经查:当事人作为食用农产品销售经营者,未如实记录鲫鱼、鳊鱼、花鲢、草鱼等食用农产品的名称、数量、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 02处罚依据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构成了未按规定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崇明区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规定,对当事人作出警告处罚。 03案例启示 实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不仅是保证食品安全的措施,也是保护食品经营者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食品经营者对进货物进行检查验收,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可以提出异议,进一步证明进货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可以拒绝验收进货。如果食品经营者不认真执行进货查验制度,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进行验收进货,责任将立即转移给食品经营者。因此,食品经营者必须认真执行制度,避免因盲目购买不安全食品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带来的法律责任。 三、上海市崇明区某饭店未按照规定及时向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上传相关信息案 01案情简介 2023年5月5日,崇明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上海市崇明区某饭店开展现场检查时,查见该单位正在对外从事经营活动,未查见上海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上当事人对于鲫鱼的相关食品安全追溯信息。执法人员现场开具《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当事人于2023年5月25日前整改,并开展相关工作指导。5月30日,执法人员再次来到上述经营场所检查时,现场检查发现当事人未将于2023年5月22日采购的凤尾鱼(烤子鱼)的名称、数量、进货日期、配送日期,以及供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相关食品安全追溯信息上传至上海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上。 02处罚依据 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上海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未按照规定及时向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上传相关信息的行为。根据《上海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人民币)贰仟元整。 03案例启示 《上海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从2015年10月1日正式施行,涉及追溯食品和食用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已经形成较强的执行意识,落实情况总体较好。2021年,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上海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品种目录(2021年版)》,将刀鲚、凤鲚、鮰鱼、鲫鱼、大闸蟹、青鱼、草鱼、鲢鱼、鳙鱼、鳊鱼、梭子蟹等水产品列入追溯品种目录,实施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消费者在中型以上饭店(含农家乐)及连锁餐饮企业、标准化菜市场、连锁超市、中型以上食品店等需实施信息追溯管理的生产经营者场所内遇到宣称所售水产品为“长江野生鱼”、“江鲜”时,应当谨慎消费:一是所售水产品可能是非法捕捞而来;二是所售水产品并不是“长江野生鱼”“江鲜”,属于虚假宣传。因此,消费者可以要求生产经营者提供追溯水产品的来源信息予以证实,并且应当积极举报相关违法违规行为。 2024年,崇明区市场监管局将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工作的意见》,压实责任,总体部署,不断巩固强化监管执法行动,助力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 供稿:网监科 编辑:毛凌波 审核:黄克勤 · 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到区市场监管局调研指导工作 · 崇明区市场监管局开展电动自行车夜查行动 · 崇明区市场监管局探索创新企业年报信息“非现场检查”新模式 · 年报抽查不上门,线上检查少打扰 · 这些法治文化作品,等你来看! ·【意识形态】传播市监声音,争当服务先锋 —— 区市场监管局开展舆情应对处置培训会 编辑整理:崇明市场监管 转载请注明信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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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曝光,长效警示!区市场监管局公布第二批电动自行车“拼、加、改”装典型案例
电动自行车安全治理攻坚行动以来,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深入排查辖区内电动自行车安全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底线,依法从严从快查处违法行为,现将第二批电动自行车经营性“拼、加、改”装典型案例予以公布。 01上海市崇明县包华电动车经营部加装改装并销售加装改装的非机动车案 01案情简介 2024年4月,执法人员对上海市崇明县包华电动车经营部开展执法检查。经查,该单位对“台铃”电动自行车自行改装加长坐垫和加装后坐银色扶手,并对外销售加装、改装加长坐垫和后坐银色扶手的电动自行车。 02 违反条例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禁止单位和个人从事下列行为:(五)其他更改非机动车定型技术参数、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安全的加装、改装行为。”及第十二条第二款“禁止销售拼装、加装、改装的非机动车。”的规定,构成了加装、改装并销售加装、改装的非机动车的行为。 03处罚结果 2024年5月,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从事拼装、加装、改装非机动车经营性活动或者销售拼装、加装、改装的非机动车的,由市场监管部门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对该单位作出罚款5000元的行政处罚。 02上海市崇明县天麟电动自行车维修部加装改装并销售加装改装的非机动车案 01案情简介 2024年4月,执法人员对上海市崇明县天麟电动自行车维修部开展执法检查。经查,该单位对“小刀”电动自行车自行加装电动自行车后备箱支架与坐垫,并对外销售加装电动自行车后备箱支架与坐垫的电动自行车。 02 违反条例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禁止单位和个人从事下列行为:(五)其他更改非机动车定型技术参数、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安全的加装、改装行为。”及第十二条第二款“禁止销售拼装、加装、改装的非机动车。”的规定,构成了加装并销售加装的非机动车的行为。 03处罚结果 2024年5月,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从事拼装、加装、改装非机动车经营性活动或者销售拼装、加装、改装的非机动车的,由市场监管部门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对该单位作出罚款5000元的行政处罚。 03上海市崇明区王应年自行车经营部加装并销售加装的非机动车案 01案情简介 2024年4月,执法人员对上海市崇明区王应年自行车经营部开展执法检查。经查,该单位对其销售的2辆“雅迪”电动自行车加装了后背箱及支架。 02 违反条例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禁止单位和个人从事下列行为:(五)其他更改非机动车定型技术参数、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安全的加装、改装行为。”和第十二条第二款 “禁止销售拼装、加装、改装的非机动车”的规定,构成了加装并销售加装的非机动车的行为。 03处罚结果 2024年5月,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从事拼装、加装、改装非机动车经营性活动或者销售拼装、加装、改装的非机动车的,由市场监管部门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对该单位作出罚款5000元的行政处罚。 0102 04上海市崇明县玉忠电动车商店销售非法加装、改装的非机动车案 01案情简介 2024年3月,执法人员对上海市崇明县玉忠电动车商店开展执法检查,查见该单位待售的4辆电动自行车加装了与车辆参数不符的保险杠。 02违反条例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禁止销售拼装、加装、改装的非机动车。”的规定,属于销售非法加装、改装的非机动车的行为。 03处罚结果 鉴于当事人在二年内再次被查到同类型违法行为,2024年5月,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从事拼装、加装、改装非机动车经营性活动或者销售拼装、加装、改装的非机动车的,由市场监管部门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对该单位作出罚款人民币8000元的行政处罚。 05上海市崇明区兴培电动车经营部加装并销售加装的非机动车案 01案情简介 2024年4月,执法人员对上海市崇明区兴培电动车经营部开展执法检查。经查,该单位对其销售的2辆“三斯”电动自行车加装了保险杠。 02违反条例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禁止单位和个人从事下列行为:(五)其他更改非机动车定型技术参数、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安全的加装、改装行为。”及第十二条第二款“禁止销售拼装、加装、改装的非机动车。”的规定,属于从事加装并销售加装的非机动车的行为。 03处罚结果 2024年5月,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从事拼装、加装、改装非机动车经营性活动或者销售拼装、加装、改装的非机动车的,由市场监管部门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对该单位作出罚款5000元的行政处罚。 06上海市崇明区倪娟电动自行车商店改装并销售改装的非机动车案 01案情简介 根据联合执法时公安交通警察部门反馈的线索,本局执法人员于2024年3月对消费者施某购买的一辆“雅迪牌”电动自行车进行检查,查见该电动自行车安装有5组铅酸电池,总电压为60V。后经查,上述电动自行车购买自上海市崇明区倪娟电动自行车商店,该单位将上述电动自行车原出厂配置的48V铅酸电池改装为60V的铅酸电池组。 02 违反条例 该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改变非机动车排气装置的尺寸,更换不符合出厂额定电压的蓄电池或者擅自更换电动机等动力装置;”和第十二条第二款“禁止销售拼装、加装、改装的非机动车”的规定,属于经营性改装电动自行车的违法行为。 03处罚结果 鉴于改装电池组系改装重点关键部位,同时当事人在二年内再次被查到同类型违法行为。2024年5月,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从事拼装、加装、改装非机动车经营性活动或者销售拼装、加装、改装的非机动车的,由市场监管部门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对该单位作出罚款15000元的行政处罚。 非法“拼、加、改”装行为的危害 01加装、改装蓄电池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17761-2018规定,新标准的电动自行车蓄电池电压不能超过48伏。违规加装60伏,甚至72伏的超标蓄电池,容易引起线路发热,造成电路过载,引发火灾事故。 END 02 改装电动机 市场上主流电动自行车品牌电动机的输出功率在240瓦—400瓦,部分消费者为追求更高的行驶速度而更换大功率电机,这种改装行为会提高行驶安全风险和车辆自燃事故的概率。 03解除限速 新国标电动自行车限制最大速度为25千米/时,电动自行车解除限速后车速可达到40千米/时或以上,解除限速后车辆超速行驶存在失控风险,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04其他拼加改装行为 加装车篷、雨篷或挡风板等会遮挡视线,发生交通事故时很有可能会刮伤驾驶人或其他行人,危及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加装、改装车座导致车身变宽、变长,车辆容易丧失平衡,造成剐蹭事故。 END 供稿:执法监管科 编辑:黄李明 审核:黄克勤 · 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到区市场监管局调研指导工作 · 崇明区市场监管局开展电动自行车夜查行动 · 崇明区市场监管局探索创新企业年报信息“非现场检查”新模式 · 年报抽查不上门,线上检查少打扰 · 这些法治文化作品,等你来看! ·【意识形态】传播市监声音,争当服务先锋 —— 区市场监管局开展舆情应对处置培训会 编辑整理:崇明市场监管 转载请注明信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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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高院发布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目录 1 以《关爱未成年子女提示函》敦促父母当合格家长——洪某诉吴某离婚案 2 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 能动履职化解涉未矛盾——孙某诉朱某离婚案 3 离婚诉讼应妥善解决未成年子女抚养、探望问题——罗某甲、罗某乙诉李某抚养费纠纷案 4 未成年人实施与其年龄、智力不相符的支付行为无效——曾某英诉某科技有限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 5 消防连廊防护栏设计、管理应严格依照相关规范 确保未成年人人身安全——赵某、李某诉某置业有限公司、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 6 文身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艾某诉某纹画刺青工作室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 7 发挥司法对家庭教育的指导职能——欧阳某盗窃案 8 主动延伸审判职能 助力择业期失足青年回归社会——周某健偷越国(边)境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9 教唆未成年人犯罪 依法从严惩处——柯某盗窃案 10 校园周边制售添加明矾的油条侵害未成年人健康安全 应同时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胡某林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案例一 以《关爱未成年子女提示函》 敦促父母当合格家长 ——洪某诉吴某离婚案 【基本案情】 原告洪某(女方)与被告吴某(男方)于2009年经人介绍相识后确定恋爱关系,2010年3月5日到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婚后生育两个儿子。后因工作原因聚少离多,二人产生矛盾。2024年4月,原告洪某诉至法院,请求解除与吴某的婚姻关系,并要求吴某将两个孩子抚养至成年。 【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于2009年相识相恋后结婚,双方有一定的感情基础,虽婚后因家庭琐事产生矛盾,但不足以证明双方感情已经彻底破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时,原、被告双方的两个未成年子女年龄尚小,更加需要父母的共同关爱,双方对解除婚姻关系应审慎考虑,在今后生活中,应从为未成年子女营造良好的家庭成长环境出发,加强沟通,互相理解,共同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判后,法院对当事人发出《关爱未成年子女提示函》,对当事人进行一对一家庭教育指导,并及时联系村委会干部,建议村委会督促原、被告切实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职责。 【典型意义】 2024年4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在涉及未成年子女的离婚案件中开展“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工作的意见》。该份《关爱未成年子女提示函》系全省首份向离婚纠纷的当事人发出的提示函。本案中,人民法院积极引导离婚案件当事人正确处理婚姻自由与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关系,将矛盾的重心转移至对未成年子女的关心关爱上,并通过释法明理,纠正其“离婚了就不用付抚养费、不用管孩子”等错误观念,敦促当事人提升责任意识,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以保障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 案例二 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 能动履职化解涉未矛盾 ——孙某诉朱某抚养费纠纷 【基本案情】 朱某(男方)与孙某(女方)均系再婚,于2018年8月相识相恋后登记结婚,2019年12月生育儿子朱小某。2022年8月,双方发生纠纷闹至派出所,经调解,二人达成离婚协议,并约定朱小某抚养权归孙某。双方在冷静期后未去办理离婚登记,但开始分居,朱小某跟随孙某生活。2023年8月,朱某起诉要求与孙某离婚,并要求抚养朱小某,10月,朱某向法院申请撤诉。2024年3月,孙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朱某支付朱小某的抚养费。 【裁判结果】 案件受理后,人民法院与当地镇综治中心、司法所、村委会积极联动,承办法官、调解员及群众代表等有针对性地从风俗习惯、社会常理、经济能力、陪伴时间等方面进行耐心细致的分析、劝导,帮助朱某、孙某两人打开心结,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孙某与朱某自愿离婚,儿子朱小某由朱某抚养,朱某自愿承担儿子全部抚养费,孙某有探望权。 【典型意义】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社会治理领域中的生动实践。近年来,人民法院在涉未成年人案件办理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探索多元解纷方法路径,把矛盾纠纷及时化解在萌芽状态,真正做到案结事了。本案办理时,人民法院充分联合各方调解力量,“背靠背”温情答疑、“面对面”释法说理,帮助案件当事人打开心结。为了给朱小某创造一个平稳安静的生活、学习环境,法院还安排心理咨询师、婚姻家庭指导师对原被告进行心理辅导,为其提供科学、专业的家庭教育规划,让当事人切身感受到司法的温度。 案例三 离婚诉讼应妥善解决 未成年子女抚养、探望问题 ——罗某甲、罗某乙 诉李某抚养费纠纷案 【基本案情】 罗某(男方)与李某(女方)原系夫妻,2022年经法院调解离婚,约定大女儿罗某甲(未成年)由罗某抚养,小女儿罗某乙(未成年)由李某抚养,抚养费各自负担。数月后,罗某以罗某乙与李某共同生活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变更罗某乙由其抚养。经调解,双方同意罗某乙由罗某抚养,抚养费自行协商。2023年,双方就抚养费协商未果,罗某甲、罗某乙诉至法院,要求李某按每人每月5000元支付抚养费,并承担相应教育、医疗费用。一审判决李某每月支付罗某乙抚养费3800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罗某甲、罗某乙不服,提出上诉。 【裁判结果】 在案件审理中,承办法官主动与双方积极沟通,找到矛盾症结是罗某认为一审判决的抚养费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李某认为对方主张的抚养费过高,且担心探望权不能得到有效保障。承办法官向罗某、李某发出家庭教育决定书,要求二人于指令时间到法院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引导双方回归家长角色定位,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利益出发切实解决问题。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后,双方就孩子抚养、探望问题一并达成调解,李某每月支付罗某甲、罗某乙抚养费共计5000元至罗某甲年满十八周岁,此后李某每月支付罗某乙抚养费3800元至罗某乙年满十八周岁,李某有权每周探望罗某甲、罗某乙至少一次,罗某应予以配合,在不影响罗某甲、罗某乙正常学习生活情况下,具体探望时间、地点由李某与罗某甲、罗某乙自行协商。 【典型意义】 离异家庭中的抚养、探望问题与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息息相关。本案中,二审法院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出发,采取“家庭教育指导+诉中调解+判后回访”的多元解纷模式实质化解矛盾,即通过听取当事人意见,综合研判全案案情,找准双方矛盾症结和利益诉求;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引导当事人回归家长角色定位,找到关爱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共同点;通过“背靠背”做工作,邀请当事人亲友等社会力量参与,引导当事人一次性、全面解决与未成年子女相关问题;在结案后电话回访了解两名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情况以及调解书履行情况,提醒父母应齐心协力守护孩子健康成长,切实为未成年人营造和谐成长氛围。 案例四 未成年人实施与其年龄、 智力不相符的支付行为无效 ——曾某诉某科技有限公司 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3年1月,原告曾某的孙子钟某某(9岁)用曾某手机下载了被告某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游戏软件。在玩游戏中,钟某某曾多次点击“钻石充值”框,导致该科技公司依据系统自动扣划曾某社保卡中钱款。曾某向法院起诉,诉请该科技公司退还不当取得的财产2万余元。 【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钟某某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或者与其智力、年龄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钟某某多次在网络游戏内充值,累计充值款2万余元,该行为既不属于纯获利益的行为,也不属于与其智力、年龄相适应的行为,且事后未获得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或追认,故该行为无效,被告公司应将充值返还。经调解,被告公司主动表示愿意退还70%的充值款,并对未成年人付费服务作出了限制性设置,钟某某的法定代理人曾某表示同意。双方已自愿履行协议内容。 【典型意义】 多角度、全方位为未成年人营造清朗网络空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支付方式的广泛应用,青少年儿童沉迷网络游戏、网络直播,超出其年龄、智力进行的非理性高额充值、打赏等问题需要高度重视。根据国务院《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等规定,网络游戏企业须采取有效措施,限制未成年人使用与其民事行为能力不符的付费服务。2020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设有网络保护的专门章节,对网络环境管理、网络沉迷防治等作出具体规范,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应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设置相应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本案是人民法院积极参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典型案例。该案警示广大家长应当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防止未成年人出现沉迷网络游戏、过度消费等不良行为。网络公司应进一步强化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网络环境。 案例五 消防连廊防护栏设计、 管理应严格依照相关规范 确保未成年人人身安全 ——赵某、李某诉某置业有限公司、 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原告赵某、李某两夫妻与两名幼子赵某甲、赵某乙共同居住在由被告某置业公司开发的高层住宅某小区3#住宅楼一单元25楼某室房屋,被告某物业公司为该房屋提供物业服务。2022年7月20日18时42分左右,原告李某带着赵某乙下楼散步,让赵某甲独自在家看电视,后赵某甲从房门走出,从连廊坠至三楼平台,经抢救无效死亡。赵某、李某诉至法院,要求某置业公司、某物业公司赔偿70余万元。 【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赵某甲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正常的自我保护能力,原告赵某、李某作为监护人,放任其独自一人在家,因疏忽造成赵某甲攀爬存在构造缺陷的护栏,坠楼身亡,未尽到监护职责是赵某甲发生高坠事故的主要原因,赵某、李某应承担主要责任;被告某置业公司开发建设的高层住宅连廊防护栏的高度不足1.1米,不符合《住宅设计规范2012年版》规定的标准,存有安全隐患,且防护栏上设置横向栏杆,亦不符合相应设计规范要求,增加了儿童攀爬的危险,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某物业公司对存在安全隐患的防护栏未及时予以更换、维修或采取其他有效方式消除,应承担疏于安全管理等相应责任。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认定某置业公司承担30%赔偿责任,某物业公司承担5%赔偿责任。判决后,某置业公司、某物业公司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消防连廊设计是我国目前高层住宅中普遍存在的设计方式,主要用途是作为发生火灾时的安全疏散通道,但如果连廊的防护栏设计不符合设计规范,会造成较大的安全隐患。本案是一起幼儿从连廊处坠亡的案例,对整个家庭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需要引起警惕。未成年人对周围的环境都充满了好奇,但通常缺乏足够的自我保护能力,父母作为监护人首先应当履行好监护职责,保护孩子的安全健康,要在日常生活中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开发商建设的楼房应符合相关规范要求,确保建造的房屋及设施不存在安全隐患。物业公司不应仅通过在楼道及防护栏设置“禁止攀爬”的警示标识来免除其法定义务,而是应对存在安全隐患的防护栏及时予以更换、维修或采取其他有效方式消除风险。 案例六 文身服务提供者不得 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 ——艾某诉某纹画刺青工作室 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3年10月4日,未成年人原告艾某和朋友商议一同来到被告某纹画刺青工作室文身。被告未核实艾某身份,便为艾某提供了文身服务。事后,艾某父母发现艾某手臂上的文身,担心对艾某学习、参军及就业等造成影响,便到医院为艾某清洗文身,并要求被告退还文身费用800元,支付清洗文身费用24000元及赔偿精神损失费10000元。 【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方面,原告艾某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其年龄、智力状况、社会经验等尚不能判断文身行为对自己身体和人格利益带来的损害和影响,事后其购买文身服务的行为未得到法定代理人追认,经营者应依法返还文身费用。另一方面,被告某纹画刺青工作室在未核实艾某年龄身份情况下,为艾某进行大面积文身,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侵权责任。经释法说理,被告认识到文身对未成年人的严重危害,当庭主动表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双方最终达成和解,由被告某纹画刺青工作室一次性支付给原告相关费用12000元。 【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文身是关系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大事。未成年人因其心智发育不成熟、社会认知不足等因素,容易受外部环境和同伴的影响,出于好奇、跟风、寻求刺激等目的,盲目效仿部分成年人文身,不仅会带来身体上的伤痛,更可能成为以后就学就业路上的“绊脚石”。为加强未成年人文身治理,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2022年6月6日印发《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工作办法》,切实解决引导、教育、监管等方面问题,充分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本案中,艾某虽自愿前往被告处文身,但《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工作办法》第五条规定:“文身服务提供者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明不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对难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被告并未查询核实艾某的真实年龄,不能以未成年人“同意”为由而进行免责。该案警示文身服务提供者必须依法经营,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不得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文身。相关部门应广泛开展宣传活动,促使商家合法合规经营,让全社会携手共同守护未成年人美好未来。 案例七 发挥司法对家庭教育的指导职能 ——欧阳某盗窃案 【基本案情】 2022年10月,欧阳某(16周岁)伙同其朋友彭某、欧阳甲、欧阳乙专门以摩托车司机为对象实施盗窃,共作案五起,窃取9000余元。2023年2月,欧阳某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且与同案人共同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 【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欧阳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多次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鉴于欧阳某系未成年人,具有从犯、自首、认罪认罚及积极退赃等从轻情节,结合社区矫正机构出具的调查评估意见,依法判处欧阳某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 【典型意义】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本案中,人民法院主动延伸审判职能,将司法办案与家庭教育指导有机融合,最大程度发挥司法对家庭教育的指导作用,帮助重塑家庭支持体系,为罪错未成年人回归正途提供有力支撑。在办理该案时,承办法官发现欧阳某父母忙于生计,常年在外务工,对欧阳某疏于关心教育,因教育管束不够,导致欧阳某未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不良朋友的影响下出现认知偏差,遂主动多次与欧阳某的父母沟通利害关系,劝服其母亲在欧阳某缓刑社区矫正期间回到社区矫正地,专门陪同欧阳某接受社区矫正。同时,承办法官还主动联合检察官、心理服务中心志愿者对欧阳某及其父母面对面开展法治教育、心理疏导。欧阳某郑重签署了“积极学法、懂法,努力生活,不再进行任何违法、犯罪活动”的承诺书,并打算在社区矫正结束后与父母一起重新开启新生活。 案例八 主动延伸审判职能 助力择业期失足青年回归社会 ——周某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和偷越国(边)境案 【基本案情】 2022年7月25日,被告人周某健(系某高职院校学生)为赚“快钱”,与同学一起提供手机、银行卡为他人“跑分”并提供刷脸服务,帮助他人转移诈骗资金,共计获利3000元。案发后,周某健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退缴违法所得,公安机关依法决定对其取保候审。期间,周某健和另1名同学因受网络高薪广告诱惑,被“蛇头”安排偷越国(边)境至邻国。2023年5月27日,被告人周某健回国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周某健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和偷越国(边)境罪,应予数罪并罚。鉴于周某健系未成年人,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具有自首、认罪认罚情节,并主动退缴违法所得,依法可从宽处理。周某健在取保候审期间再次犯罪,不能排除其再犯罪的危险,不符合缓刑的适用条件,依法判处周某健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典型意义】 青年是新时代祖国建设的生力军。择业期青少年社会阅历尚浅,辨别是非能力不强,容易受利益诱惑被网络传销、电信网络诈骗等上游犯罪分子所利用,掉入求职陷阱。在办理该案时,承办法官对周某健的成长经历、生活环境、心理动态进行了全面调查,了解到周某健临近毕业,择业就业迷茫,受周围环境影响,对网络“赚快钱”“一夜暴富”产生强烈崇拜,在网络高薪广告诱惑下误入歧途。人民法院秉着“教育、感化、挽救”审判理念,联合当地妇联,选取专业心理咨询师,为周某健提供心理援助,引导其真诚认罪悔罪,积极改造。同时,考虑到周某健正处于职业规划关键期,法院还积极与当地劳动就业局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对接,由劳动部门安排专人为周某健提供就业培训和职业规划,并推荐上岗,帮助其彻底改过自新,重归社会。 案例九 教唆未成年人犯罪 依法从严惩处 ——柯某盗窃案 【基本案情】 2023年7月3日,被告人柯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指使李某某、陈某某(均未年满十六周岁)通过砸碎车窗玻璃的方式从被害人康某的车内盗取现金、烟酒等物共计10000余元。同年7月9日,被告人柯某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 【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柯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教唆未成年人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鉴于柯某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典型意义】 近年来,一些犯罪分子为了获取非法利益,逃避法律追究,以给予未成年人各种利益为诱饵,组织、策划、指挥或者控制未成年人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既严重损害了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也严重破坏社会稳定。对于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始终坚持“零容忍”,依法从严惩处,绝不姑息。本案同时警醒家长、学校应切实履行好监护、监管职责,及时关注未成年人的“朋友圈”,提醒未成年人谨慎交友,切实防止未成年人因受到不良诱导而误入歧途。 案例十 校园周边制售添加明矾的油条 侵害未成年人健康安全 应同时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 ——胡某林生产、销售 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22年4月至7月,被告人胡某林在某学校门口经营油条摊位,明知添加明矾会对人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仍在制作油条过程中添加明矾,向不特定学生及社会公众销售“毒油条”。后经景德镇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胡某林制售的油条进行抽样检验,检测出油条中铝的残留量为1700mg/kg,远高于GB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标准要求:≤100mg/kg),长期食用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人民检察院以胡某林涉嫌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提起公诉,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胡某林生产并向社会不特定消费者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油条,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食源性疾病,其行为已经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胡某林在学校门口制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油条,严重危及未成年人身体健康,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及时停止侵害、消除危险、公开道歉,并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以预防危害后果,警示社会公众。鉴于胡某林有自首情节,自愿认罪认罚,主动退缴违法所得,结合社区矫正机构出具的调查评估意见,依法判处胡某林拘役四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同时,判令胡某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在生产、销售油条过程中超限量滥用食品添加剂,承担惩罚性赔偿金人民币8400元,并在江西省省级公开发行报纸上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 【典型意义】 筑牢校园周边食品安全底线事关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校园周边的流动摊贩因实惠、便利深受学生喜爱,但与此同时,由于流动摊贩行业准入门槛低、从业人员法律意识缺失、食品安全意识淡漠,食品安全状况不容乐观。本案被告人胡某林属于学校周边无证经营的流动摊贩,在制作油条的过程中违规添加明矾,导致油条中铝的含量严重超标,给未成年学生造成了极大的食品安全隐患。人民法院在依法追究胡某林刑事责任的同时,判令胡某林立即停止在生产、销售油条过程中超限量滥用食品添加剂,承担惩罚性赔偿金,并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双管齐下,彰显了人民法院严厉打击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犯罪行为,守护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保护未成年人身体健康、生命安全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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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关每一个“少年的你”!湖北法院十起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典型案例发布
编者按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近年来,湖北法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保护原则,将特殊、优先保护和双向、综合保护的政策精神贯彻到审判实践之中,以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发展为目标,立足审判职能,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法律政策需要靠一个个具体案件落实,公平正义需要靠一个个具体案件彰显,为进一步彰显湖北法院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坚定决心,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评价、指引功能和警示、教育意义,省法院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发布十起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典型案例。涉及隔空猥亵、未成年人帮信罪、校外欺凌、变更监护权、抚养费纠纷、家庭教育令、司法救助等热点难点问题,代表性强、覆盖面广。希望全社会更加关心关注少年儿童事业,共同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法治和社会环境。 基本案情 2022年5月至10月,汪某某通过“快手”“拼多多”“微信”等手机软件添加不满十四周岁的女童为好友,后通过发送小额红包、微信转账等方式,诱骗对方拍摄并传送裸体照片、视频供其观看。 裁判结果 葛洲坝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汪某某为寻求性刺激,通过手机软件诱骗不满十四周岁的女童拍摄并传送裸照、裸体视频供其观看,严重侵害了被害儿童的人格尊严及身心健康,次数已经达到多次。依法以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汪某某有期徒刑五年五个月。 典型意义 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各类犯罪手段也层出不穷,与传统猥亵儿童犯罪相比,借助互联网技术罪犯通过网络方式的“隔空猥亵”手段更为隐蔽、危害范围更加广泛,对未成年人的危害可能更加严重。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利用互联网隔空猥亵儿童的犯罪案件,汪某某以网络为媒介,诱骗、胁迫未成年人进行“裸聊”或发送“裸照”“裸体视频”等方式进行猥亵的违法犯罪行为,受害儿童对性的认知、辨别能力较成年人差,心智不够成熟、好奇心较强,对网络性侵防范意识较弱,轻易落入了犯罪分子的“魔爪”中。人民法院始终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严厉惩处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性侵及网络犯罪。本案中,法院还通过跨部门合作,对受到犯罪侵害的未成年被害人及时展开心理帮扶、司法救助等保护,助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基本案情 2023年4月,未成年人黄某受龚某某邀约,在明知他人从事犯罪活动的情况下,多次联系李某某等人将银行卡提供给他人使用,并以现金形式将好处费转给李某某等人。经查,李某某等人提供的4张银行卡进账总流水为107万余元,出账总流水为106万余元,其中涉诈骗资金49万余元。 裁判结果 仙桃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黄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支付结算帮助,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黄某犯罪时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依法应从轻处罚。黄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且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应从轻处罚。法院最终判处黄某有期徒刑十一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典型意义 近年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犯罪低龄化现象日益突出,在校大学生成为该类犯罪的多发群体。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检察官与司法局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片区民警共同走访黄某家庭所在的社区,了解其家庭背景及学业情况。经走访发现,黄某对其父母感情较为淡漠,与社会闲散人员龚某某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在情感关系、金钱诱惑等因素推动下,法律意识淡薄的黄某走上了犯罪道路。考虑到黄某系某职业教育中心在校学生,犯罪时身心发育尚不成熟,故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坚持法、理、情融合,凝聚公、检、法、司合力帮助黄某修复与其父母之间的亲情,通过宣告缓刑,促使其改过自新,继续接受家庭管教、学校教育、司法机关帮扶,引导其重回正确的人生道路。通过该案的审理,彰显了人民法院认真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面落实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使命担当,为未成年人被告人回归社会预留通道,采取综合司法保护措施,助其迷途知返。 建议背景 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在审理庄某某犯强迫卖淫罪一案及其他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发现案涉犯罪行为发生地的某宾馆在办理未成年人酒店入住登记时并未仔细落实接待未成年人入住“五必须”“四报告”制度,屡次有未成年人在此实施犯罪行为,遂向当地公安局及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司法建书,督促相关部门履职尽责、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建议内容 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通过发送司法建议书,建议公安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及时核查当地宾馆入住登记制度落实情况、经营资质等并根据核查情况予以处罚;联合应急管理等部门加强对辖区内旅馆、酒店等行业场所的清查整治,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为未成年人入住宾馆、酒店筑牢安全屏障。 建议效果 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司法建议书后立即安排执法人员核实,认真落实监管职责,向辖区宾馆的工作人员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要求宾馆严格落实入未成年人入住酒店“必须查验未成年人身份信息”“必须询问监护人联系方式并备案”“必须询问同住人身份关系并备案登记”“必须加强安全巡查和访客管理”“必须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可疑情况”的管理制度。公安局在收到司法建议书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专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对辖区内所有宾馆开展一次全面检查,大力宣传未成年人入住宾馆“五必须”管理规定,重点打击不按规定登记信息、未成年人入住时发生违法行为的宾馆,加强宾馆前台工作人员培训,建立长效管理制度。2023年度,公安局共处罚宾馆违法案件198起,重点处罚未落实登记制度和“五必须”管理规定的宾馆。法院以司法建议“小切口”,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社会治理“大问题”,抓好未成年人犯罪源头预防,有效实现治理与治罪并重,不断织密未成年人保护社会防护网。 基本案情 2021年寒假,陈某受栾某邀约,到某酒店入住玩耍。栾某、刘某、柯某为取乐借故在酒店房间内对陈某进行殴打和猥亵,韩某、余某、严某、万某等四人围观,余某还拍摄视频后通过微信对外散播。上述人员均为未成年人。事发后,陈某了解到欺凌视频被广为传播,精神严重受损,辍学外出打工。陈某父亲知晓后报警,除韩某积极赔偿并取得陈某谅解而被检察机关依法决定不起诉外,其余六人因不满刑事责任年龄而未被追究刑事责任。陈某父亲将其余六欺凌者及其父母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 裁判结果 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栾某、刘某、柯某的殴打和猥亵行为侵犯了陈某的身体权和健康权,韩某、余某、严某、万某的围观对欺凌行为起到了鼓气壮胆作用,且拍摄视频事后传播的行为更加重了陈某的精神损害程度,因此欺凌现场七人属于共同实施侵权行为,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欺凌者侵权手段恶劣,给陈某造成了严重精神损害,故对陈某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的主张予以支持。陈某父亲为照顾陪伴陈某辞去工作,所造成收入的减少应予支持。鉴于侵权人均为未成年人,故在扣减陈某放弃起诉的韩某的赔偿份额后,应由其余六人的父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案审结后,法院向六欺凌者的父母发出了家庭教育指导令,并将全部赔偿款执行到位。 典型意义 校外欺凌是侵犯青少年身心权益的“隐秘角落”,治理校外欺凌必须用法治武器。本案中,栾某等七人实施的欺凌行为,除韩某年满十六周岁应负刑事责任外,其余六人因不满刑事责任年龄未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六人应对欺凌行为造成的陈某身体、精神损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一千一百八十八条“限制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规定,六人的父母应对陈某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法院支持被欺凌未成年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主张,既能有效抚慰其受伤的心灵,也能充分对其他欺凌者及其监护人予以警示和震慑,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法院还向欺凌者父母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敦促家长正确教育子女,更有利于从源头上预防和消除校外欺凌。本案的处理发挥了司法裁判对校外欺凌行为的遏制和预防作用,实现“办理典型一案,促进解决一片”,达到预防校外欺凌的效果,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基本案情 2022年2月,彭某与2007年出生的小卢(女)相识并确立恋爱关系。2023年1月双方举行订婚宴,宴请了双方亲属,彭某将30万元现金给付小卢的父亲卢某。同月底,小卢随彭某赴外地共同生活,其间两人拍摄了婚纱照,彭某还购买了结婚的金首饰。同年4月,两人因感情原因分手,双方既没有举行婚礼,也没有领取结婚证。经村民委员会调解未果,彭某诉至法院请求小卢、卢某返还彩礼及其他款项共计44余万元。 裁判结果 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当事人小卢订婚时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卢某为小卢订立婚约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七条规定,而彭某与未成年人订立婚约,亦违背公序良俗原则。结合彭某与小卢共同生活时间、各方过错情况以及当地风俗,最终法院酌定小卢、卢某向彭某返还22万元。针对卢某的行为,法院对其发出《家庭教育令》,依法予以训诫,并邀请妇联和其他专业人员对卢某开展了家庭教育指导。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七条第九项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允许、迫使未成年人结婚或者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本案中,卢某法律意识淡薄,为其未成年人子女订立婚约并收取彩礼,侵犯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既是对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不负责任的行为,也有违善良风俗和一般社会道德价值取向。法院通过发放家庭教育令的方式,教育引导监护人转变观念,为未成年人成长营造良好家风,确保他们在适合的年龄和心理状态下能够做出关乎自己人生的重要决定。 基本案情 未成年人王某的父母于2019年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王某跟随父亲生活,母亲田某不支付抚养费。王某父亲于2020年再婚,与王某继母生育两个孩子,王某父亲常年在外务工,王某与继母共同生活。王某母亲田某也已再婚,并生育一女,其因与王某父亲之间的矛盾,在离婚后多年未关心和看望王某,在王某父亲要求下,其于2020年3月11日支付王某抚养费3万元。现王某以父亲无力承担三个孩子的抚养费,其又患耳疾需手术治疗,将产生大额医疗费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田某按照每月800元的标准支付自2021年1月起至其年满十八周岁止的抚养费。 裁判结果 本案经郧西县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田某按每月500元的标准支付王某抚养费直至王某年满十八周岁。案件审理中,承办法官发现田某作为王某的母亲,在与王某父亲离婚后极少探望王某,未能依法正确履行监护职责及家庭教育责任,忽视了王某的心理和情感需求。为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促进田某履行家庭教育职责,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向田某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并送达《家庭教育责任告知书》。结案后,承办法官对该案进行了回访,了解到田某已经按时支付抚养费,但在如何履行家庭教育责任问题上存在困惑,即及时将信息提供给县妇联,并会同县妇联工作人员联合对田某开展了家庭教育指导。 典型意义 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未成年人的父母分居或离异的,应当相互配合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可根据情况对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予以训诫,并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家庭教育指导令》是人民法院建立家庭教育联动机制、共同做好家庭教育工作的创新司法实践,对于敦促家长积极正确履行家庭教育职责具有正面引导作用。在处理离异父母对子女的教育问题时,《家庭教育指导令》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本案中,田某作为王某的母亲,因离婚而对田某疏于关心。法院在调解本案时,以维护孩子的身心健康和发展需求为出发点,向田某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督促田某承担起家庭教育的责任,并运用与妇联的联动机制,共同对田某进行家庭教育指导,以防孩子因家庭教育缺失造成心理创伤,帮助孩子在父母离异后仍能接受到稳定、连续且有益的家庭教育。 基本案情 被申请人姚某系被监护人小丽(化名)的父亲。周某系小丽母亲,周某智力偏低,属精神残疾二级,不能履行监护职责。自2021年11月至2023年1月,被申请人姚某在家中多次对小丽实施严重损害其身心健康的行为,后法院判处姚某有期徒刑十年,现姚某在监狱服刑。目前小丽事实上由某村委会代为监护,某村委会向法院申请撤销姚某对小丽的监护资格,并指定村委会为小丽的监护人。人民检察院支持起诉。 裁判结果 罗田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申请人姚某的行为严重侵害小丽的合法权益,申请人据此申请撤销被申请人的监护人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十六条规定,应予以支持。现小丽事实上由申请人某村委会代为监护,申请人请求指定其为小丽监护人的请求,依法予以准许。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十六条规定,监护人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行为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监护权既是权利更是法定义务,撤销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行为的监护人资格,是民法典规定的撤销监护人资格诉讼的适用情形之一。为更好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在监护人实施性侵害、出卖、遗弃、虐待、暴力伤害被监护未成年人等犯罪行为,或者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导致被监护的未成年人处危困状态时,人民法院应充分发挥司法职能,根据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并指定具有监护资格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防止未成年人监管缺位。本案中,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依法撤销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不能履行监护职责的监护人的监护资格,并考虑被监护人家庭情况的特殊性,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赋予申请人某村委会监护人身份,保障了被监护人的各项基本权益,避免因监管缺失造成的社会问题,同时也强化了村委会在社区管理和保护居民福祉方面的责任与功能,促进了社区内部的互助与和谐。 基本案情 2018年10月,未成年人刘某因左膝关节间断肿痛被家人送往某医院处进行手术治疗。术后一年多,刘某及家人均按照某医院要求进行康复训练。2022年7月,刘某发现其左膝畸形,先后多次前往其他医院治疗,并被告知畸形系因2018年在某医院处的手术导致。刘某多次要求赔偿,并向区卫生健康局申诉。区卫生健康局受理申请后,委托武汉市医学会对刘某与某医院双方之间的医疗损害过错进行鉴定,结论为:认定某医院存在医疗过错行为,与刘某左膝发育畸形存在因果关系,医疗过错行为在损害后果中的原因力大小为主要原因。双方共同委托司法鉴定中心对刘某的伤残等级等项目进行鉴定,结论为:被鉴定人刘某......综合评定为八级伤残;建议后续医疗费据实结算;自受伤之日起护理时间150日,营养时间150日。后刘某诉至法院,要求某医院支付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在内的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415010.22元。 裁判结果 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某医院在诊疗行为中存在过错,判决由某医院承担80%的赔偿责任,赔偿刘某各项损失共计334668元。考虑刘某是未成年人,身体残疾对其今后的生活有较大影响,刘某的精神也受到严重损害,判决中包含了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10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中未成年人刘某因医院医疗损害过错导致左腿发育畸形,随着年龄的增长,发育畸形可能进一步加重,对一个心智不健全、社会交往能力正在形成、世界观人生观正在成熟过程中的未成年人而言,其将接受的成长挑战将会是一般人难以承受之痛。本案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把握公正严明司法和善意文明司法之间的辩证关系,支持了刘某因八级伤残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这一裁判结果是对受害者情感和精神痛苦的一种抚慰和弥补,彰显了法律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价值取向。本案同时对医疗机构也是鲜活警醒的案例,促使医疗机构在诊疗过程中遵守医疗规范,提高医疗服务的安全性,共同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基本案情 2021年11月,汪某(十四岁)、杨某(十五岁)参与某学校跳高活动,当汪某正跳起时,杨某将海绵垫进行了挪动,导致汪某落下时跌在海绵垫外,造成左肘部受伤。汪某、杨某与学校就汪某受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合计人民币13万余元赔偿协商未果,汪某遂起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 来凤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杨某赔偿汪某各项经济损失8万余元,杨某财产不足部分,由其父母承担赔偿责任;学校赔偿汪某上述损失2万余元。判决生效后,杨某及其父母未主动履行义务,法院执行时发现无可供执行财产。汪某后于2023年10月向法院提出司法救助申请。承办法官经审查认为汪某的救助申请符合司法救助条件,遂迅速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及时向汪某发放司法救助金5万元。同时,法院还积极延伸司法救助功能,协调当地民政部门为汪某办理了每月600元/人的困境儿童保障,并号召社会爱心人士为其捐助,汪某居住地镇政府、村委会工作人员也多次通过捐款捐物、上门走访等方式提供帮扶。 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司法救助是法院少年审判工作的一项重要延伸职能。近年来,未成年人及其家庭因案返贫致困的情况仍有发生,对符合救助条件的未成年人,给予特殊、优先和全面保护,按照规定优先发放司法救助金,不仅能缓解未成年人生活困难,还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本案中,法院在给予司法救助金解决汪某家庭急迫困难的同时,主动延伸司法职能,拓展救助思路,积极协调当地民政部门为汪某办理专项补助、号召社会力量进行帮扶并定期开展回访工作,将法治温暖和社会关怀送到未成年人心间,实现了司法救助与社会帮扶的有机衔接,帮助未成年人走出困境、拥抱美好的明天。 基本案情 2022年12月,十五周岁的张某与同学到肖某经营的文身店,肖某按照张某提供的图案和要求在张某小腿部位进行文身并收取费用。2023年3月,张某再次到肖某店内,肖某在张某背部进行大面积蛇形文身并收取费用。张某文身被老师发现,张某父亲才得知此事。张某父亲遂带张某到医院清洗文身,经确诊张某需进行激光联合治疗12次,历时两年且过程相当痛苦,清洗治疗费用共计18000元。后张某及其父亲将肖某诉至法院,要求肖某退还文身费用、支付文身清洗费用及精神抚慰金。 裁判结果 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文身时仅十五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肖某作为文身服务从业者明知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在未查验张某身份证以核实年龄的情况下,为张某文身并收取费用,加之肖某提供文身服务时还未办理营业执照,无相应经营资格,存在明显过错。张某父亲作为法定监护人未尽到法定监护义务,疏于管理和教育,也应承担相应责任。最终判决肖某退还文身费用并承担清洗文身治疗费用的60%,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 典型意义 近年来,文身的“低龄化”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发关注,特别是随着网络社交软件及短视频平台的兴起,让未成年人接触文身的渠道愈加容易,已经逐步危害到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还有可能影响未成年人今后的升学、职业准入等。国务院2022年即发布了《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工作办法》,从控、防相结合的角度,明确了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的责任和义务,也对企业、组织和个人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作出禁止性规定,还细化了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的监管职责。为全面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监护人应当担负起家庭保护的义务,教育和引导子女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而文身服务经营者,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杜绝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企业、组织和个人发布的电子出版物或网络信息,不得含有诱导未成年人文身的内容。本案作出文身店经营者返还文身费用,并承担部分清洗费用,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裁判结果,对规范商家经营,维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未成年人文身已经不单单是家事和私事,家长、商家、社会共同合力才能打造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一方净土。 来源:省法院民一庭 编辑:邹 佳 审核:邓昭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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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高院发布“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典型案例、典型事例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关系到亿万家庭的幸福安宁,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关系到民族的兴旺发达。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山西高院发布十起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典型事例,以鲜明的司法态度回应虐待、伤害未成年家庭成员,猥亵未成年人、学生霸凌、违法向未成年人售酒等社会关注的问题,展现人民法院在激活民法典监护制度,以及开展社会调查、心理疏导、家庭教育、司法救助、回访帮教等延伸工作的积极实践,向全社会传递人民法院做实一体保护、做好审判延伸,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强烈信号。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孩子的事是天大的事。下一步,山西法院将继续加强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以能动履职促推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保护融合发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法治和社会环境。 目 录 案例1.守护未来 严惩对未成年人实施的暴力犯罪 案例2.警惕“隔空猥亵” 保护祖国花朵 案例3.以法为盾 预防校园霸凌 事例1.激活监护制度 守护孩子成长 事例2.家事调查解心结 判后回访暖民心 事例3.能动履职 合力帮助困境儿童 事例4.司法建议“小切口” 做好社会治理“大文章” 事例5.“法官妈妈”用爱呵护留守儿童 事例6.七色信箱 倾听来自孩子的心声 事例7.数据赋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案例一、守护未来 严惩对未成年人实施的暴力犯罪 朵儿(化名)2岁那年,父亲陈某和母亲离婚,朵儿随陈某生活。2014年,陈某同王某恋爱并同居。从2015年起,因陈某长年在外工作,7岁的朵儿与王某共同生活。期间,王某经常以殴打、体罚等方式虐待朵儿,致朵儿全身多处皮肤破溃感染、多处软组织损伤。2020年春节后,王某多次施暴致朵儿头部受伤。2020年5月14日凌晨,王某发现朵儿昏迷,伴呼吸异常,遂将其送医救治,经诊断,朵儿左侧额颞顶硬膜下血肿、弥漫性脑肿胀、大面积脑梗死。医院发现朵儿伤势异常,便报警。经鉴定:朵儿的颅脑损伤符合至少一次以上外力直接作用所致。其颅脑损伤程度评定为重伤一级,伤残等级为二级,护理依赖程度为全部。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在共同居住期间,长期、多次对朵儿实施殴打、体罚等虐待行为,致其身体多处损伤,造成轻伤二级的后果,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虐待罪。王某对朵儿故意实施伤害行为,使其头部受钝性外力作用造成重伤一级的严重后果,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应数罪并罚。人民法院依法对王某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侵害孩子者,必严惩不贷。本案中,人民法院以零容忍态度,对王某虐待、故意伤害未成年人的行为予以严惩,依法判处重刑。同时,也提醒学校和相关部门,要教育未成年人遇到家庭暴力或受到伤害时,积极寻求其他亲属、学校、同学及有关组织的帮助和支持;学校、有关部门、社会组织发现未成年人可能遭遇家庭暴力或受到伤害时,要主动报告、及时介入,为未成年人提供保护措施,让未成年人感受到社会温暖。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一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发现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或者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形,都有权劝阻、制止或者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控告。 国家机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 有关部门接到涉及未成年人的检举、控告或者报告,应当依法及时受理、处置,并以适当方式将处理结果告知相关单位和人员。 案例二、警惕“隔空猥亵” 保护祖国花朵 陈某在网络上虚构自己系未成年少女身份,通过某软件先后添加了6名不满14周岁幼女的微信或QQ后,以玩惩罚剧本游戏的方式诱骗该6名幼女多次拍摄隐私部位照片及视频发送给陈某。一名家长在孩子的手机里发现了大量私密部位照片,遂向公安机关报警。公安机关调查认为陈某涉嫌违法,移交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陈某的行为构成猥亵儿童罪,依法判处陈某有期徒刑八年。 “隔空猥亵”是基于网络媒介的新型犯罪,本案裁判对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家长是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要加强对未成年子女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等网络电子媒介的监管,教育引导子女正确、健康的接触网络。学校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教育,在利用网络授课时,做好防范工作。网络监管机构要加强网络空间的监管力度,完善对涉未成年人用户色情信息、图片的拦截、处置机制。 同时,本案也警示潜在的不法分子,网络并非法外之地,无论采取何种方式、何种手段、何种媒介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十四条: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应当加强未成年人网络素养宣传教育,培养和提高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增强未成年人科学、文明、安全、合理使用网络的意识和能力,保障未成年人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 案例三、以法为盾 预防校园霸凌 小英(化名)、小瑞(化名)因与小楠(化名,15周岁)发生口角,计划给小楠点“颜色”瞧瞧。2021年8月的一天,小英、小瑞纠集另外4名同校学生,以邀请玩耍为由,将小楠骗至某酒店对其实施殴打。期间,几人强行将小楠上半身暴露并拍照,还威胁小楠不许报警。小楠的同学得知此事后向公安机关报警。经鉴定,小楠构成轻微伤。参与霸凌的未成年人最大的15周岁,最小的14周岁,因不满16周岁不负刑事责任,公安机关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小楠的母亲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参与此次霸凌事件的未成年人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人民法院向公安机关、学校详细了解情况,对实施霸凌行为的未成年人家长进行批评教育。对于受到霸凌伤害的小楠,法官请来专业心理咨询师进行心理辅导。实施霸凌行为的未成年人和其家长主动向小楠赔礼道歉并进行了赔偿。同时,人民法院向县委、县政府发出司法建议,建议开展“预防校园霸凌”系列活动。 有效防范和减少学生霸凌,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应当注重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人民法院主动延伸审判职能,法院干警担任法治副校长开展法治宣讲,让学生们了解在面对校园霸凌时应该如何举报和寻求法律帮助。同时,也提醒学校、老师在日常教学活动中要善于观察学生的变化,及时发现霸凌苗头,从源头上杜绝校园霸凌。家长要做好家庭教育,注重家风建设,加强对孩子的管教,注重孩子思想品德教育和良好行为习惯培养。需要指出的是,学校、监护人未依法履行职责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九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 学校对学生欺凌行为应当立即制止,通知实施欺凌和被欺凌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参与欺凌行为的认定和处理;对相关未成年学生及时给予心理辅导、教育和引导;对相关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给予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导。 对实施欺凌的未成年学生,学校应当根据欺凌行为的性质和程度,依法加强管教。对严重的欺凌行为,学校不得隐瞒,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二十条: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学校应当加强日常安全管理,完善学生欺凌发现和处置的工作流程,严格排查并及时消除可能导致学生欺凌行为的各种隐患。 事例一、激活监护制度 守护孩子成长 小慧(化名)1岁时,父母离婚,约定小慧由父亲抚养。但小慧实际一直随其祖父生活,直至小慧10岁时祖父病逝。小慧父亲因刑事犯罪被判处刑罚,其母亲离家多年,对小慧不管不顾。 2023年3月,共青团祁县县委了解到这一情况及小慧不愿意随母亲生活的意愿后,组织民政局、教育局等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后祁县民政局向祁县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申请撤销小慧父母的监护人资格,并指定祁县民政局为监护人。 祁县人民法院受理后,赴民政、教育、学校、村镇了解小慧的生活、学习和事实监护等情况,发现小慧因家庭教育缺失,养成了很多不良习惯。审理中,祁县人民法院征求了被监护人小慧的意愿,以及小慧父亲、母亲的意见。祁县人民法院根据调查情况认定,小慧父母作为法定监护人,长期不履行监护职责,导致小慧处于监护困境状态,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作出判决,撤销小慧父母的监护人资格,指定由祁县民政局担任小慧的监护人。 判决生效后,小慧被祁县民政局妥善安置在晋中市儿童福利院生活学习。祁县人民法院与晋中市儿童福利院建立了常态化联系机制,持续对小慧进行跟踪回访,关爱观护其健康成长。 以家庭监护为基础、社会监护为补充、国家监护为兜底的监护制度,能够有效避免被监护人出现监护“真空”的困境,为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提供了坚强后盾。本案是多部门联合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典型事例,激活了民法典监护制度的规定,为民政部门、人民法院依法履行未成年人国家监护职责提供了范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十六条:监护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 (一)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 (二)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 (三)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 本条规定的有关个人、组织包括: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医疗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民政部门等。 前款规定的个人和民政部门以外的组织未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民政部门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 事例二、 家事调查解心结 判后回访暖民心 小龙(化名,5岁)和小丽(化名,4岁)的父母离婚时,约定兄妹均由父亲抚养。后母亲因不能顺利行使探望权,起诉要求抚养两个孩子,一审法院判决两个孩子分别由父母各自抚养一个。父亲不服,提起上诉。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时,启动家事调查程序,深入学校、村镇对孩子和父母的情况进行走访调查,了解到两个孩子长期共同生活、学习,情感依赖强。而且,孩子父亲具备较好的经济条件并愿意承担全部抚养费,但其平时在外工作,只有节假日可以回家;孩子母亲从事育儿工作,且邻近学校,方便接送和照顾孩子,孩子姥姥也愿意协助照看。 承办法官以给孩子提供更加全面和均衡的成长环境,最大限度减轻父母离异对孩子心理造成的创伤为出发点,多次组织调解,最终孩子父母达成一致意见:父亲直接抚养两个孩子并自愿负担抚养费;上学期间由母亲照顾两个孩子的生活和学习,周六日、寒暑假、节假日跟随父亲生活。该案调解半年后,承办法官对两个孩子的思想动态和生活现状进行实地回访,经了解,孩子并没有因父母离异产生任何负面情绪和影响,生活、学习的状态都有改观和进步,与父母双方及家人相处融洽。 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创新审判理念,秉持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家事纠纷最优解的价值取向,选配了一批热爱家事和未成年人工作的法官,以家事调查、案件回访为基础,探索创新了“疗愈型”司法,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尽全力做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第三款: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 事例三、能动履职 合力帮助困境儿童 2021年8月,11岁的小耿(化名)父母离婚,小耿一直随母亲生活,父亲每月支付抚养费。2022年4月,小耿的母亲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小耿同母异父的姐姐代母亲提起诉讼,请求由小耿的父亲来抚养小耿。经一审、二审,法院判决小耿随父亲生活,抚养费由父亲承担。小耿父亲不服,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家访中了解到,小耿父亲于2010年在煤矿工作时受伤,被评定为四级伤残,仅能从事简单的劳动,平时跟随工地看大门,无固定住所,每月工资800元左右。小耿的母亲无法与人正常沟通,患病后失去工作,没有经济来源。2023年,小耿因家庭变故主动放弃学业。 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主动联系教育、民政、妇联等部门研究解决办法。各部门高度重视,教育部门为小耿重新安排了学校,并由学校承担全部在校费用,还为小耿申请到补助;妇联部门将小耿的母亲列入帮扶救助对象,采取针对性帮扶工作;民政部门正在为小耿的父母办理低保等社会救济;在该校担任法治副校长的法官也对小耿学习情况给予了常态化的关怀和帮助。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时,注重就地办案、调查研究,通过家事调查、走访,了解未成年人成长环境,发现可能对未成年人带来不利影响的因素,适时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和帮教。本案中,对未成年人及其家人面临的困难,人民法院主动作为、能动履职,积极争取政府相关部门支持,实现了案件办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九十一条: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困境未成年人实施分类保障,采取措施满足其生活、教育、安全、医疗康复、住房等方面的基本需要。 事例四、司法建议“小切口” 做好社会治理“大文章” 太原市晋源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发现,某酒吧在经营过程中不核实消费者年龄,允许多名未成年人进入,且向未成年人售酒,晋源区人民检察院向晋源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晋源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某酒吧允许多名未成年人进入,且向未成年人售酒的行为对未成年人本人和关联群体产生了不良影响,为引发治安案件甚至刑事案件埋下了隐患,更损害了不特定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依法判决某酒吧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不得向未成年人售酒;并在省级媒体公开对允许未成年人进入及向未成年人售酒的行为和造成的影响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本案是山西省首例未成年人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审结后,晋源区人民法院为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类案发生,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发出综合治理类司法建议,建议规范辖区内营业性娱乐场所、酒吧等经营活动,加强对经营者的法律培训;加大日常检查,从源头上杜绝相关娱乐场所、酒吧等接纳未成年人并向其出售烟酒;加强行政执法,对违法经营行为及时惩处;加强宣传引导,提高合规经营和未成年人保护意识。 市场监管部门收到司法建议后,在全区开展了酒吧食品安全、违规接纳未成年人集中整治工作,加大了对酒吧等经营场所的监管力度,并以书面形式反馈了建议采纳和监管治理情况。司法建议发出一年来,太原市因违规接纳未成年人进入酒吧引发的治安和刑事案件发生率明显下降。 司法建议是人民法院积极延伸审判职能、服务发展大局的重要方式,也是人民法院履行社会治理职能、发挥法治引领功能的重要途径。本案中,晋源区人民法院对在审判工作中发现的问题,通过司法建议的方式指引有关单位采取措施及时改进、完善管理,使司法建议成为践行能动履职理念,促进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八条:学校、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营业性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经营者,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游艺娱乐场所设置的电子游戏设备,除国家法定节假日外,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禁入、限入标志;对难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 事例五、“法官妈妈”用爱呵护留守儿童 小馨(化名,8岁)就读于文水县某小学。2023年,小馨父母经法院调解,达成离婚协议,根据小馨的意愿,其随父亲生活,母亲每月支付抚养费。在回访中,承办法官发现小馨父亲因病致残,丧失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小馨70岁的祖父与父女二人共同生活。承办法官还向学校了解到,孩子平日学习情况良好,但因家庭变故,受到一定影响。为此,承办法官主动承担起了孩子的帮教工作,日常辅导孩子功课,参加班级家长会。同时,文水县人民法院积极与相关部门联系,解决了小馨一家的日常生活费用。 文水县人民法院与教育、民政、乡镇、学校等联动协作,开展了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摸排活动。经摸排,该校与小馨情况类似的孩子尚有多名,或家庭困难、或因父母外出务工留守。文水县人民法院成立了由5名女法官组成的“法官妈妈”团队,将该校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全部纳入帮扶范围,逐人建档,并与相关部门联动,为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提供精准关爱帮扶。 事例六、七色信箱 倾听来自孩子的心声 小雯(化名,14岁)因父母关系不和且处于分居状态,长期情绪低落,学习注意力不集中,经医院诊断患有抑郁症(轻度)。然而,父母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小雯逐渐悲观厌世,产生了轻生念头。时逢担任法治副校长的吉县人民法院法官来校进行法治教育,开设了“七色信箱”。无处倾诉的小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写了封信。 得知这一情况,吉县人民法院的法官当即与小雯父母联系,进行教育引导,并和心理老师定期家访,对小雯给予生活、学习、心理、经济等帮助,鼓励她走出阴霾。今年“五四”青年节,小雯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活动,自信开朗的笑容又重新回到她的脸上。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2024年1月,吉县人民法院在某中学教学楼、餐厅分别设置了“七色信箱”,针对学生们投递信件中提出的问题和个性化需求,及时与学校、民政、教育、团委、心理咨询师、爱心妈妈团队等对接,协同进行社会调查、纠纷化解、心理疏导、家庭教育、结对帮扶、德育培养、法治宣传等,用心用情“做好青少年的工作”。 截至目前,“七色信箱”收到来信60余封,妥善化解了女生被校外男青年骚扰、采用孤立排挤等方式进行校园霸凌等7起纠纷,对3名未成年学生进行心理辅导25次。 吉县人民法院积极参与社会综合治理,创新“1+6+N”青少年法治保护品牌,以“七色信箱”为抓手,同步开展一个校园法官工作站、一个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一纸家庭教育责任告知书、一份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卡、一支培蕾志愿者服务队、一处亲子探视基地,通过前端“防护+教育”、中端“审判+警示”、末端“帮扶+救助”,全方位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事例七、数据赋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2020年,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晋源区人民法院首创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平台——少年法治“太原市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平台”微信小程序。该平台设置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法治宣传预约、“六大保护”、法治视频、心理咨询、法官信箱等板块,将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同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等保护工作整合协同,构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联盟共同体。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板块”是审理涉未成年人案件工作的延伸,涉案未成年人、帮教人员、调查员可以上传帮教、调查、回访资料,缩短了异地帮教孩子与帮教法院、帮教老师的距离,使得帮教工作更加高效,该板块自应用后,受益的孩子及家庭近百人次。“法治宣传预约板块”创新了订单式普法的法治教育模式,学校或者教育团体可以在线预约,选择其想参观的法院或法治教育基地,还可以选择任一法院预约进行法治课程讲授,该板块应用以来,太原市各中小学校、社会机构预约达千余人次。 “六大保护板块”是对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保护工作的展示,目前,太原市晋源区所有公立学校已全部入住该平台。在“法治视频”“心理咨询”“法官信箱”板块中,学生、家长、老师以及相关群体,可以通过视频、在线心理测试、心理咨询预约、观看教育片、互动答疑等方式满足不同需求,目前已联合电视台推出普法栏目数十期。 为更好呈现法治宣传教育效果,平台经升级改造更名为“并法少审”,已正式上线运营。 编辑:叶紫 来源:山西高院 往期推荐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党纪学习教育专题学习会 唐登杰主持并讲话 金湘军吴存荣出席 这个月,有“典”精彩! 刚刚,山西法院一案例入选最高法院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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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法院少年审判典型案例
案例一:“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及探望权履行张某诉何某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案 ——发放“关爱未成年人提示”确保探望权履行到位 基本案情 张某与何某于2018年经法院判决离婚,婚生子何某某由张某直接抚养。2021年5月,张某与何某在公证处办理了抚养权变更协议,何某某变更由何某直接抚养,张某可随时行使探望权。何某某随何某共同生活后,双方因探望权、抚养费等问题产生纠纷,并多次报警。张某于2024年起诉要求由其直接抚养张某某。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何某某已年满八周岁,其明确表示愿随张某生活,张某具有抚养能力,故应支持张某诉讼请求。鉴于双方此前因探望权问题争议较大,给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了不良影响,法院向未成年人父母分别送达了《关爱未成年人提示》,提示和强调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法定义务和权利,违反法律要承担的不利后果,及探望权的不当行使给未成年人造成的伤害。法院从专业角度提出合理调解方案,确定何某探望周期、时限,并将探望时可能遇到的特殊情况一并予以确定。经法院调解,双方就探望、抚养等问题自愿达成和解协议。 典型意义 涉及未成年人的离婚纠纷及因离婚纠纷衍生的探望、抚养等纠纷,影响着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本案审理中,法院第一时间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涉及未成年子女的离婚案件中开展“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工作的意见》要求,向当事人发出《关爱未成年子女提示》,帮助、教育和引导当事人提升责任意识,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关心关爱未成年子女。对于避免婚姻家庭纠纷对未成年人产生不利影响,促进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在探望权的调解、裁判中,明确探望周期、时限及探望时可能遇到的特殊情况,打消不直接抚养一方的亲子关系焦虑,亦可减少在案件后续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将离婚对未成年人的伤害降到最低。 案例二:人身安全保护令 李某、孙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人身安全保护令,给予未成年人安全成长环境基本案情 李某与孙某于2015年6月登记结婚,2016年2月生育一女孙某某。李某、孙某某于2023年3月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称孙某对李某及孙某某实施家庭暴力,并提交医院病历、报警回执、公安机关出具的询问笔录及向孙某作出的家庭暴力告诫书。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孙某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李某本人并作为孙某某的法定代理人有权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本案现有证据显示李某及孙某某有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李某、孙某某的申请符合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定条件。综合上述事实,法院依法裁定禁止孙某对李某、孙某某实施家庭暴力。 典型意义 家和万事兴。家暴是一个家庭不能承受之痛。未成年人作为家庭地位弱势方,可能会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而忍让姑息只会让施暴者变本加厉,造成更严重的不良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实施侵犯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财产权益或者不依法履行未成年人保护义务的行为。当有证据证明未成年人可能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时,监护人或者社会组织可向人民法院申请下发人身安全保护令。因此,家暴不再是家事、私事,而是法律明文规定的违法行为。依法预防和惩处各种形式的家庭暴力,维护家庭和谐、社会稳定是法院义不容辞的责任。本案中,法院在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向各方当事人送达的同时,也向其所在社区街道组织及公安机关送达,各方形成反家庭暴力合力,加大对施暴者的威慑力度,有效消除、制止家暴行为,保障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效果,让法律不再停留在纸上。 案例三:校园欺凌及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 陈某诉金某、宁某、李某等与某中学健康权纠纷案——远离校园欺凌,家长学校均有责基本案情 陈某与金某、宁某、李某系某中学同班同学,自2020年8月入学后遭受同学近一年的欺凌。2021年8月末,陈某父亲发现陈某经常头疼、呕吐,甚至有轻生行为。陈某父亲经追问得知陈某遭受欺凌的情况后报警。经当地公安机关调查:金某、宁某及李某等人曾多次要求陈某为其提供零花钱、零食,甚至打骂、侮辱、恐吓陈某。陈某随其父亲多次就医治疗,经医院诊断,陈某系重度抑郁症、重度焦虑症。经司法鉴定陈某系创伤后应激障碍且与创伤事件(被殴打等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金某、宁某、李某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陈某创伤后应激障碍,故三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三人的监护人在履行监护职责时,对各自子女教育引导不够,主观上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应当对子女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某中学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亦应承担相应责任。法院判决金某、宁某、李某及监护人、某中学在各自责任范围内赔偿陈某医疗费、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典型意义 校园本应是充满友爱关怀的地方。校园欺凌关系到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案中,三名被告人的行为已不仅仅是同学之间的打闹戏耍,而是严重的侵权违法行为。如果对此不加以及时警醒,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态度,就会纵容侵害行为,酿成严重后果。这既不利于保护未成年被害人,也不利于未成年侵权人今后的健康成长。对于校园欺凌,过错方学生的家庭有不可推卸的教育、监护责任,人民法院从做好家庭教育、培育良好家风等方面与案涉未成年人及其家长充分沟通,并随案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让判决与家庭教育令形成双向合力。同时,法院也对学校提出了相关合理建议,并组织开展法官进校园等普法活动,警示教育机构应采取有效措施,积极预防、及时发现和有效制止校园暴力行为,为未成年人营造安全、和谐的学习成长环境。 案例四:轮流抚养 张某与苑某离婚纠纷案 ——特殊情况下父母双方协议轮流抚养子女,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基本案情 张某、苑某经人介绍相识,于2014年10月登记结婚,2016年5月生育一子张某某。苑某婚前被诊断为精神分裂、双向障碍、精神病性症状的躁狂,评定为精神残疾二级,张某对此不知情。后张某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及抚养张某某,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双方分居满一年后,张某再次起诉,要求离婚及抚养张某某。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诉讼离婚后分居满一年,张某再次提起离婚诉讼,且苑某亦同意离婚,应当准予离婚。关于子女的直接抚养权,双方分居期间,张某某由母亲苑某抚养,与外祖父母共同居住生活。虽然目前尚未发现苑某存有不利于张某某的行为,但苑某患有精神类疾病是事实,且仍需服用药物对病情加以控制,如确定张某某由苑某直接抚养,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不利情况,张某无法及时干预。如确定张某某由张某直接抚养,可能直接破坏苑某现有的精神状态,对子女的感情呵护不利。基于此,法院在多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后,最终促使当事人达成轮流抚养子女协议。 典型意义 子女不是父母的附属品。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是法院考虑子女直接抚养权归属的第一出发点。离婚案件中双方均有强烈的抚养意愿,且不适宜由一方长期直接抚养时,可通过调解促使当事人达成以轮流抚养的方式履行监护权利和义务。本案苑某患有精神类疾病,目前无法判断苑某的病症在今后与孩子的相处中是否会产生不利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要让张某能够更加积极有效地参与张某某抚养教育过程。本案采取轮流抚养的方式有效避免未成年子女可能长期处于不利的成长环境中,而不单单只是通过给付抚养费的方式履行抚养义务,平衡了双方的抚养权利和义务,并且轮流抚养协议的达成,大大降低双方对立情绪,有利于其他争议的解决,使“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落到实处,案件审理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案例五:探望权履行承诺书 季某诉李某离婚纠纷案 ——在涉未成年人抚养案件中适用“探望权履行承诺”基本案情 季某与李某通过网络相识后结婚并生育一子李某某。因双方婚前缺乏了解,常因家庭琐事争吵打骂,多次报警。2023年12月,季某提出离婚诉讼。李某同意离婚并要求抚养婚生子李某某。季某同意李某直接抚养李某某,唯独担心离婚后李某不让其见孩子。为消除季某担忧,亦为引导李某配合行使探望权,承办法官组织双方签订《探望权履行承诺书》。 裁判结果 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季某与李某离婚;婚生子李某某由李某直接抚养。为消除当事人顾虑,确保不直接抚养一方的探望权,法院建议双方签订《探望权履行承诺书》,保证严格遵守承诺条款,妥善处理探望事宜,共同呵护孩子健康成长。 典型意义 探望权的意义在于让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通过定期与子女见面、短暂共同生活的方式来实现离异家庭的亲子互动。一方面有利于维系父(母)子亲情,另一方面保障子女获得父母双方的关爱,最大程度弥合父母离婚带给子女的情感伤害,保障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近年来,离婚衍生的子女探望问题较为突出,涉未成年子女探望执行问题亦是难点。案例中,双方在关于孩子探望问题上存在较大争议,法官尝试引导双方自愿签订《探望权履行承诺书》,一方面可告知不直接抚养方有关探望权的法律规定,即在婚姻关系解除之后自觉、合理、恰当的行使探望权,另一方面督促直接抚养方配合对方行使探望权,共同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不仅对离婚当事人探望权的合理行使与依法配合作出约束和督促,一定程度上预防衍生矛盾纠纷甚至强制执行情形的发生,也为破解“探望困境”提供了新思路、新路径,减少离婚对未成年子女造成的“次生”伤害,为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再加“保险杠”。 案例六:司法救助 付某甲、付某乙申请司法救助案 ——对未成年人给予司法救助保护基本案情 付某与牟某系夫妻,婚后生育二女。长女付某甲2016年 2月出生,正在上小学;次女付某乙2020年2 月出生,患先天脉管畸形。2019年9月,付某在为孙某提供劳务过程中触电身亡。付某甲、付某乙及牟某与孙某达成赔偿协议,并为孙某出具谅解书,孙某被判处缓刑。因孙某未履行协议,付某甲、付某乙及牟某诉至法院。经法院主持,达成如下调解协议:孙某赔偿付某甲、付某乙及牟某13万元及利息。调解书执行过程中,孙某因病去世,且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该案终结执行。付某去世后,付某甲、付某乙由牟某一人抚养,牟某无工作还要照顾双方父母,生活十分困难。付某甲、付某乙及牟某申请司法救助。 裁判理由 法院经审查认为,付某在为他人提供劳务过程中触电身亡,因侵权责任人死亡且无财产可供执行,其妻牟某及两个未成年女儿付某甲、付某乙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生活陷入困难,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规定的救助情形,应予司法救助。结合救助申请人的年龄、健康状况、家庭困难程度及吉林省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等情况,决定给予救助申请人付某甲、付某乙及牟某司法救助金6.5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申请人付某甲、付某乙均系未成年人,且付某乙患有先天性疾病,其父亲在为他人提供劳务过程中发生事故身亡,其母亲没有固定工作和经济收入。因侵权人没有赔偿能力,付某甲、付某乙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生活陷入急迫困难。本案系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依职权告知侵权案件受害人亲属提出司法救助申请,并积极引导申请人完成救助申请,救助案件承办法官及时到申请人家中核实情况,确保本案救助款项以最快速度发放到申请人手中,使付某甲、付某乙的生活困难得以缓解。该案充分体现了国家司法救助“救急救难”的功能属性和“加强生存保障”的价值追求,彰显党和国家的民生关怀,传递人民法院司法温度。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 重点回顾 ☛ 追寻红色足迹 严抓党风党纪 ☛ “真创新”还是“假维权”?大法官终审宣判! ☛ “他”在现场 ——大法官开庭 听听来自庭审现场的声音 ☛ 法护“未”来丨一节“零距离”的法治课堂 ☛ 徐家新到省公安厅调研: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共同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使命 来源:省法院民一庭 省法院刑一庭 编辑:董新月 田兴志 复核:徐冠 微信号 : jilinshenggaoyuan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 扫码关注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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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发布!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 | / ★ 今年正值“少年法庭”成立40周年。1984年10月,中国大陆第一个少年法庭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成立。2021年7月,大连首批家事少年法庭陆续成立,甘井子区辛寨子人民法庭(家事少年法庭)正式开启“三位一体”少年审判模式。自成立以来,辛寨子人民法庭(家事少年法庭)先后获评全国巾帼文明岗、全国维护青少年权益岗创建单位等荣誉称号。今年,被最高人民法院通报表扬。 5月31日,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发布《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审判白皮书(2021-2023)》(以下简称《白皮书》),通报甘井子区涉未成年人纠纷案件审判相关情况,并发布七个涉未成年人民事、刑事纠纷的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一:吕某某诉刘某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在未成年人案件审判中深入领会民法典精神,对已接受社会捐赠却未尽到抚养义务的监护人不免除其法定义务(入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护蕾行动”未成年人案件典型案例) 关键词:社会捐赠、抚养义务。 基本案情:吕某某(女)与刘某某(男)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婚生子刘某1(男,3岁)由吕某某抚养。刘某1在5岁时被确诊为脑肿瘤,先后在多家医院就医治疗。吕某某在为刘某1治病过程中共花费342,032.74元。刘某1在7岁时经医治无效后去世,吕某某支出丧葬费合计35,035元。为给孩子治病,吕某某通过“轻松筹”“水滴筹”等平台在网络上发布筹款求助信息,合计筹款403,350元,平台扣除手续费2,420元,实际筹400,930元,实际使用了292,484元。刘某1作为原告曾对被告刘某某提起抚养费纠纷诉讼,要求被告承担抚养费、医疗费、生活费等。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原告、被告均提起上诉,因刘某1死亡,法院终结诉讼。吕某某再次起诉至法院,要求刘某某分担孩子的医疗费和丧葬费。 裁判结果:法院认为,原告吕某某与被告刘某某虽已离婚,但均对孩子有法定抚养义务。吕某某尽心竭力为孩子医治,刘某某作为父亲,理应关心理解,并承担起不可推卸的义务。被告的抚养义务为法定义务,原告在网络平台筹集的善款系他人无偿捐助,捐助人并不负有法定义务,社会捐赠并不免除被告的法定义务。孩子去世后,未使用的善款不应作为原告、被告的财产由原告、被告所有,而应当退回社会捐助或者以其他方式回报社会。孩子治疗过程中的实际花销费用,应由负有法定义务的人共同承担。法院判决刘某某负担医疗费和丧葬费的一半。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同时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网络大病筹款平台的民事案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父母离婚后对子女仍有抚养义务,对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不仅应当按时给付抚养费,在子女患病时亦应及时送医治疗。本案中,刘某某以各种方式逃避履行对孩子的抚养救治义务,吕某某虽通过网络大病筹款平台筹得了孩子治疗所需款项,但父母对孩子的抚养救治义务并不因此免除。法院坚持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依法支持吕某某所诉离婚后财产纠纷的合理请求。同时,法院的判决也推动了网络大病筹款平台对善款转账支付规则进行修改,从而堵塞平台管理运行制度漏洞。 典型案例二:化解非婚生子女学费纠纷案——家庭教育与人民调解相结合 (本案入选大连市依法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十大案例) 关键词:人民调解、家庭教育。 基本案情:小陈是陈某和张某的非婚生子女,孩子出生后二人分手了。多年来,双方因为子女抚养、房屋居住等问题一直纠纷不断。今年,小陈该上高中了,由于学费问题,小陈虽然考了高分,但是迟迟无法办理入学手续,小陈的母亲张某没有工作能力,几乎没有收入,只能诉至法院,要求陈某支付孩子近年来的学费及生活费9万余元。陈某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支付抚养费,但孩子怨我,根本不认我,看我像个仇人。我只是一个退休员工,孩子上的是私立高中,哪有能力支付十几万的学费?” 裁判结果:法院认为,从法理上讲,本案诉请的学费尚未产生,依法可直接驳回。但此案处理结果对孩子影响巨大,极有可能影响孩子终身学业及身心健康,必须妥善解决。遂将本案纳入“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希望通过家庭教育与人民调解相结合的方式妥善解决问题。在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法院、妇联的共同努力下,家庭教育指导师制定了针对本案的家庭教育指导方案,几经波折终于化解了父母双方多年的积怨。交学费当日父母带着孩子一起去学校办理了入学手续,孩子多年来终于开口叫了“爸爸”,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典型意义:2022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2022年6月,由区法院、区妇联、区检察院、区关工委及区青教办共同设立的“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正式揭牌成立。区法院家事少年审判法庭与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在两年的司法实践中,广泛开展家事调查,对案件当事人及未成年子女进行心理疏导和干预,累计发放千余份家庭教育责任告知书、十余份家庭教育令,妥善处理了数多起矛盾尖锐的涉未成年人家庭纠纷,让更多的人民群众感受到司法的温暖。 典型案例三:刘某犯强制猥亵罪案——辽宁省首例引入未成年人权益代表人制度,大连市首例对猥亵未成年人被告人宣告终身禁业案件(本案入选大连市依法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十大案例) 关键词:教师性侵害未成年学生、终身从业禁止、未成年人权益代表人、司法建议。 基本案情:刘某原为某中学教师。某日被告人刘某在学校教室门口见到学生被害人张某(女,案发时15周岁),遂将其带至空教室内,与张某边搭话边贴近其身体,后以和张某比身高、帮张某提高成绩为由,抚摸其身体各部位包括隐私部位,张某发声制止后,刘某停止上述猥亵行为。 裁判结果:法院认为,被告人刘某为满足个人性欲强制猥亵他人,已构成强制猥亵罪,应予惩处。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刘某作为对未成年人负有特殊职责的人民教师,利用职业便利在校内猥亵未成年人女学生,违背了其职业的特定义务,严重侵犯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应予从重处罚。根据被告人刘某的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依法对其处以从业禁止。法院最终判处刘某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禁止刘某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 典型意义:该案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于2022年11月15日实施后,大连市首例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教职人员宣告终身禁业的刑事案件,亦是辽宁省首例在案件审理中引入未成年人权益代表人制度的案件。本案法院还对辖区教育局发布司法建议,辖区教育局对此项司法建议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开展排查整治工作,并从强化教职工管理工作、加强校园法治宣传、以有为行动贯彻强制报告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整改。 典型案例四:被告人张某犯寻衅滋事罪案——司法建议书延伸“审判”校园霸凌案(本案入选大连市依法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十大案例) 关键词:未成年人、校园霸凌、寻衅滋事罪。 基本案情:某校校园宿舍内学生张某、王某等4人与被害人李某因说对方坏话、挑拨离间以及争抢男友等日常矛盾对被害人李某实施了谩骂,同时,张某等3人轮流对被害人李某扇耳光、往头上倒脏水等物,并在被害人柜子、身体写脏字辱骂,期间,张某和王某等人录制多个小视频。事后,将小视频转发至微信朋友圈,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裁判结果: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某等系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伙同他人随意殴打、辱骂未成年人,同时,录制视频,后转发微信朋友圈,扰乱学校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依据法律规定,被告人张某、王某等人犯寻衅滋事罪依法判处拘役等处罚。 典型意义:本案法院还向案件发生地学校及有关教育部门发出司法建议书,建议建立并完善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所属校园及相关教育部门立刻开展行动,健全校园安全预警及处置机制,加强对学生公寓等地点的安全管理,通过开设法治教育课等措施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法治教育。 典型案例五:让未成年人无痕回归——甘井子区首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通知书》。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 基本案情:蒋某从其朋友处得知向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出租自己的银行卡可以赚钱后,使用其身份证在办理了5张银行卡,并与某电信诈骗团伙取得联系,将自己的上述银行卡有偿提供给对方转账使用,因此获利人民币1,000元。 裁判结果:法院认为,被告人蒋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支付结算帮助,其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最终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本案判决生效后,为切实保障涉案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让涉案未成年人无痕回归社会,区法院向辖区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以及涉案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分别作出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通知书》,并对该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进行了档案封存,除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后可进行查询之外,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查询、调取其犯罪记录。涉案未成年人在就学、就业、入伍等情况时,免除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的义务。 典型意义:未成年人本身辨别能力较低,心智尚未完全成熟,自控能力差,易受外界影响从而滑落犯罪深渊,在提供正确教育指导以及无歧视社会环境的前提下,未成年人再次犯罪可能性较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应用可以更好教育、挽救罪行较轻的未成年人,尽可能降低轻罪前科对未成年人回归社会的影响,帮助涉案未成年人改过自新,重新开始。 典型案例六:被告人赵某等人犯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案——联动打击组织未成年人有偿陪侍犯罪 关键词:未成年人、有偿陪侍、非法拘禁、共同犯罪。 基本案情:赵某、钱某、孙某、李某和周某参与了由吴某领导的组织多名女性在全市娱乐场所提供有偿陪侍服务并从中抽成获利的犯罪团伙。该团伙长期向KTV提供陪侍人员,其中,吴某、赵某负责总体管理和指挥;钱某、孙某、李某、周某参与招募、看管和运送陪侍人员;该团伙以某房间作为陪侍人员宿舍,采用打骂、威逼利诱、扣留身份证、为门上锁和随机查看手机聊天记录等手段不让陪侍人员离开,受到该团伙控制管理的陪侍人员有郑某等十余名女性,其中五人为未成年人。某日,赵某因发现郑某和王某欲离开,没收二人手机,后对二人进行殴打,致二人脸部肿胀、眼睛淤血,并带回宿舍,命令钱某将郑某和王某二人非法拘禁在此处,不让二人离开。 裁判结果:法院认为,被告人赵某等人组织多名未成年人在娱乐场所进行有偿陪侍等违反治安管理的活动,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应予惩处。被告人赵某、钱某非法拘禁未成年被害人郑某、王某,系实施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的手段行为,二人的手段行为又构成非法拘禁罪,属于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的牵连犯,应择一重罪处罚,故应当以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追究赵、钱二人刑事责任。在本案中,被告人赵某等人在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中系共同犯罪,本院根据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分别予以处罚。 典型意义:本案判决生效后,本院立即向辖区公安局发布司法建议,公安局收到后高度重视,成立工作专班,立即开展对辖区娱乐场所的检查处理。包括召集辖区内歌舞厅、酒吧、网吧、剧本杀吧等娱乐场所的法人和实际经营者召开了管理教育大会,以及出动警力对辖区内娱乐场所进行暗访,地毯式检查出各类问题并整改,此外,继续加强了对辖区内娱乐场所的管控,提高硬件水平。坚决杜绝了辖区内未成年人有偿陪侍的行为,体现了法院与公安联动打击犯罪的高效社会治理水平。 典型案例七:被告人冯某犯盗窃罪案——对未成年人被告人适用较轻刑罚并判后帮教 关键词:未成年人、盗窃罪、缓刑、判后帮教。 基本案情:冯某按照与陈某的约定,来到陈某家中,见面后,冯某借用陈某的手机观看电视剧,并借口将陈某支走,其利用其之前看见的陈某手机支付密码,通过陈某微信向自己微信内转入人民币15,000元,后借口下楼逃跑。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冯某预缴罚金并积极赔偿陈某,陈某对其表示谅解。 裁判结果:本院认为,被告人冯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秘密手段盗窃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其犯罪时系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未成年人,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赔偿被害人损失并获得谅解,主动预缴罚金。结合被告人王某某的犯罪情节,悔罪态度,社会危害性,本院依法对其适用缓刑。 典型意义:因本案被告人冯某无父母抚养,仅有一盲人亲属监护,家庭困难,本院与公诉机关对其进行合力帮扶。庭审中着重对被告人进行法庭教育,释法说理。本案判决生效后,本院着重对其进行后续跟踪和帮扶,对其问题及时予以回复解答,目前,冯某仍与合议庭继续保持联络,自觉向司法局报道并履行相关义务,努力找到工作,生活积极向上,判后帮教效果良好。本院也根据法律规定对冯某的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进行了封存。 内容来源: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文字编辑:王 璐 美术编辑:毕 晟 责任编辑:由 好 往期精选 “你相信光吗?” 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副局长何泽华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一审宣判 民法典与生活同行——胎儿能够继承遗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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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高院与广东省妇联联合发布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妇联联合发布一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涵盖民事、刑事、行政三个领域,包括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受抚养权、合力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严惩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犯罪、综合救助困境儿童等内容。 此次发布共12个案例,在简小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及林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中,法院与妇联密切配合,积极联动多部门织密未成年人反家暴防控网。在梁某司法救助案,三级法院联动妇联、民政、残联、慈善会等多方力量,综合救助困境儿童。在张某与某区公安分局等行政拘留及行政复议案中,法院依法支持行政机关从严惩治猥亵儿童违法行为。在叶某棵盗窃案中,法院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对未成年人被告人进行法治教育及心理辅导,判决后进行跟踪帮教,彰显司法温度。 近年来,广东法院和妇联充分发挥各自职能,有力惩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有效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强化涉案未成年人的心理疏导、司法救助、帮扶帮教等,联合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及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工作,2023年1月至今年4月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300多份,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01 黄某飞确认亲子关系、抚养费纠纷案 ——“训诫+家庭教育指导”维护非婚生子女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2009年,黄某(女)与杨某相识,2010年双方在未办理结婚登记的情况下,生育一子黄某飞,由黄某独自养育至今。多年来,杨某不承认与黄某飞的血缘关系,拒绝承担抚养义务,且不配合黄某飞入户其户籍所在地,导致黄某飞辍学。黄某遂以黄某飞的名义诉至法院,要求确认黄某飞与杨某具有亲子血缘关系,杨某支付黄某飞自出生时起的抚养费。 裁判结果 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经鉴定,杨某为黄某飞的生物学父亲,双方亦无异议,该院予以确认。杨某长期未支付抚养费,亦未履行家庭教育等监护职责,已造成未成年子女黄某飞生活、教育困难的不良后果,侵害了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故判决确认杨某为黄某飞的生物学父亲,杨某一次性支付黄某飞自出生时起至今的抚养费,并按月支付抚养费至黄某飞十八周岁。判后,法院依法对杨某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并发出训诫书,责令其切实履行法定抚养义务,承担起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同时,经法院委托,广州市从化区妇联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现场对杨某进行家庭教育指导,指导其关注孩子身心状况和情感需求,父母双方相互配合,为孩子提供生活、健康、安全等方面的保障。为解决孩子辍学的燃眉之急,广州市从化区妇联还积极联系区教育局等相关部门,成功协调统筹黄某飞入读某区中学。 典型意义 根据我国民法典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法定义务;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本案中,人民法院与妇联以“训诫+家庭教育指导”方式,联合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引导未成年人的父母正确履行监护职责,并积极联动教育行政等部门对辍学未成年人进行帮扶,合力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2 林某与区某确认亲子关系纠纷案 ——抚养权归属应以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为原则 基本案情 香港居民区某与内地居民林某曾系情侣关系,双方分别于2015年、2018年非婚生育两名子女,2021年双方分手,均不愿抚养两名子女。两名子女目前与林某共同生活,但林某无工作且患有精神疾病,疾病发作时有自残和殴打孩子的暴力行为,据林某所在社区居委会反映,林某曾多次扬言要携带孩子跳楼。区某经济实力雄厚,名下有多处房产,并拥有博士学位。林某诉至法院,请求确认两非婚生子女与区某具有亲子关系,并判决两子女由区某抚养。林某提供了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同居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协议书、备忘录等证据,拟证明两非婚生子女与区某具有亲子关系,区某未提交相反的证据。法院责令区某配合做亲子鉴定,但区某拒绝做亲子鉴定。女儿已满八周岁,在接受法院询问时明确表示愿意跟随父亲生活,不愿意跟随母亲生活。 裁判结果 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推定区某与两非婚生子女存在亲子关系,区某认可一审判决,未提出上诉,且在二审期间区某仍不同意做亲子鉴定,该院予以维持。区某、林某作为父母对子女均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但对于抚养权的归属,应当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合法权益出发,结合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等具体情况确定。本案现有证据表明,林某患有抑郁症,存在殴打、捆绑孩子的行为,多次扬言要携带孩子跳楼,坚决不同意抚养孩子,无论林某出于何种动机,由林某抚养明显不利于两个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而区某精神健康、经济条件优越、受教育程度较高,由区某抚养两个孩子更为适宜,故判决两非婚生子女由区某直接抚养。判后,及时开展家庭教育指导,使双方均认识到抚养教育子女是父母应尽的法定义务,区某亦深刻反省了自己的错误,表示同意抚养携带两个孩子,并向法院赠送锦旗。 典型意义 本案中,人民法院积极与当地公安、街道办、居委会等沟通协调,通过实地走访、调查邻居证言等形式进行调查,认真听取并充分尊重未成年子女的真实意愿,综合考虑案件具体情况及双方的精神状态和抚养能力,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的原则,确定抚养权归属,并主动对监护人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切实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03 李某申请指定监护人案 ——加强侨界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基本案情 李小某系一名13岁的混血儿,其出生后曾与外祖父母共同生活在开平市,后李小某被母亲带至国外生活。2022年7月,李小某的母亲因病在国外去世,其父亲则下落不明。同年8月,在我国驻外大使馆协助下,李小某顺利回到开平市与其外祖父母团聚。李小某的外祖父李某向法院申请指定其为李小某的监护人。法院立案受理后,立即对李小某外祖父的监护资格及监护能力进行细致审查,并认真询问李小某的意见。 裁判结果 开平市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李小某系未成年人,现其母亲李某满已死亡,其生父及祖父母不详且下落不明,在此情况下,李小某的外祖父对李小某具有监护资格,另李小某的外祖父向法院提供了房地产权证及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可证明其具有监护能力,李小某的外祖母及李小某本人亦表示同意由李某担任李小某的监护人,故判决指定由李小某的外祖父为李小某的监护人。 典型意义 本案中,未成年华侨李小某的母亲在国外去世、父亲下落不明,导致其在法律上处于无人监护的状态,亟需一名称职的监护人对其进行照料。人民法院从保护未成年人及海外侨胞权益的角度出发,及时深入梳理案情,综合驻外大使馆反馈情况、李小某外祖父的监护资格和能力、李小某本人意愿以及其他亲属意见后,依法指定李小某的外祖父为其监护人,用心用情高效解决了一名归国华侨少年的监护权问题,当事人手写感谢信,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04 简小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多部门联动织密未成年人反家暴防控网 基本案情 简小某10周岁,自父母离婚后随父亲简某共同生活。2020年9月22日,简小某就读小学的老师发现简小某身上的校服有大片血迹,其后背、屁股、四肢皮肤淤青流血,简小某称其因未按时完成作业遭到父亲简某的家庭暴力。学校在得知该情况后立即报警并联系当地妇联,通知简小某的母亲贺某照顾简小某。公安机关介入后对简小某进行了伤情鉴定,并向简某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告诫严禁再次实施家庭暴力行为。因简小某长期处于被打骂的恐惧中,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简小某母亲遂以简小某的名义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后简小某母亲诉至法院,请求变更简小某由其直接抚养。 裁判结果 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生效裁定认为,简小某的申请符合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定条件,故裁定禁止简某对简小某实施家庭暴力;禁止简某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简小某。针对贺某请求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案,法院迅速组织贺某、简某进行调解,在疏导双方不良情绪、释法明理后,简某认识到自身存在问题,与贺某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法院依据调解协议作出民事调解书,变更简小某由贺某直接抚养,简某每月支付抚养费。 典型意义 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本案中,学校在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家庭暴力后第一时间履行强制报告义务,妇联及时摸排调查并引导当事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公安机关依法对家暴实施者予以训诫,人民法院依法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并送达未成年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社区居委会、妇联、学校等协助履行职责,多部门联合发力共同为受家暴未成年人撑起法律保护伞,切实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05 林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合力救助被家暴未成年人 基本案情 居住在深圳市龙华区的蔡某,和妻子林某育有5个子女。因蔡某对林某和子女长期实施家庭暴力,林某遂向法院起诉离婚,并搬到光明区投奔弟弟,5个孩子继续和蔡某共同生活。2023年1月,蔡某对大女儿实施家暴致其受伤入院,医院发现孩子伤情异常,立即报警,公安机关接警后对蔡某进行训诫,并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经区、街道妇联多次调解,5个子女跟随母亲到光明区生活。但林某和子女在光明区生活期间,蔡某仍多次电话威胁。林某在光明区妇联的协助下,向区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裁判结果 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法院依法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限制蔡某接触、接近林某和子女,禁止蔡某再次实施家庭暴力。同时,光明区妇联联动多部门合力对林某和子女提供多元帮扶:区民政局提供临时经济救助,帮助缓解生活困难;区委政法委协调公安机关做好新住址保密工作,避免蔡某再次上门施暴;街道、社区网格做好日常巡查,加强对受暴人家庭的安全保障;街道、社区妇联对受暴人持续关心关爱,开展心理咨询。在各方合力救助下,姐弟5人均正常上学,林某工作稳定,生活步入正轨。 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因缺乏法律知识和自保能力,面对家暴时尤为需要社会的帮扶救助。本案中,人民法院充分发挥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快速反应优势,第一时间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为防止未成年人继续遭受家庭暴力提供坚实后盾。深圳市、龙华区、光明区妇联及时通过市级妇女儿童维权关爱智慧系统,跨区联动多个部门,为家暴受害人提供就业、就学、心理辅导等多元救助帮扶,最大限度帮助被家暴的未成年人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06 吴某与赵某、某中学等侵权责任纠纷案 ——准确认定未成年学生在校期间受伤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 吴某与赵某系某中学初一同班同学。2021年9月16日的教室监控视频显示:13:25左右(午休期间),吴某从座位起身与前座交流,赵某路过吴某座位,将吴某椅子往后拉出一定距离,吴某坐下时因悬空而往后摔倒在地,其他同学围观过来并将吴某扶起。后班主任通知吴某及赵某的家长到校,并将吴某送往医院治疗。后吴某多次前往医院门诊就诊并住院治疗,先后被诊断出颅脑外伤、视物模糊、双目视神经挫伤等,其中左眼视力经查仅有0.05。因与赵某父母及某中学协商赔偿事宜未果,吴某的父母遂以吴某的名义诉至法院,要求赵某及其父母、某中学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计32余万元。 案件审理过程中,吴某申请对其视力损害的伤残等级及其视力损害与本案事故的因果关系进行鉴定。法院通过摇珠确定了鉴定机构,并发函委托鉴定。但三家鉴定机构均因客观原因及限于技术能力而不予受理。某中学为证明其已尽教育、管理义务,提供了《某中学2021年七年级新生入学班主任工作安排》载明2021年8月31日的安排中有学习《某中学初一级学生——日常规》以及三节课的学习纪律培训;《某中学初一级学生——日常规》《纪律习惯养成教育——2021学年初一新生入学培训》PPT、《学习习惯养成教育——2021学年初一新生入学培训》PPT中均有自修、晚休规则即自修、晚修不下位、不妨碍他人学习;教室内张贴的“中学生守则”“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载明维护学校良好秩序、不欺侮同学。班级每日都会有值日班长负责监控和登记班级情况,有紧急事情汇报班主任;每周进行的文明班评会从安全、记录、卫生、节约、仪表、环保等方面对班级学生行为进行考核等。 裁判结果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吴某原来的左眼视力正常,受伤后视力仅有0.05,监控视频、医嘱病历等证据均可证明吴某的损害系因赵某的侵权行为所造成。事发时赵某已满12周岁,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过错造成吴某损害,由其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某中学提供了充分证据证明其在平时的学生纪律、安全等教育方面,已尽教育、管理职责。该事件的发生系因赵某未遵守学生行为规范而起,老师在事发后第一时间通知吴某及赵某家长到校处理及陪吴某就医,某中学不存在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过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扣除赵某父母垫付费用后,判决赵某父母向吴某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109426.22元。 典型意义 该案系学生在校意外伤害典型案例,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并被载入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工作报告。学生校内“抽凳子”玩闹受伤,学校充分举证证明日常强调学生守则,老师经常提醒,已尽到教育、管理职责,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由“闯祸”孩子的家长承担赔偿责任,对学校不施以苛责,有利于促进孩子健康成长,共同守护校园安全。 07 许某与某美容店侵权责任纠纷案 ——依法认定美容店为未成年人文身构成侵权 基本案情 许某系一名14岁的学生,2022年12月15日,许某独自来到某美容店,在小腿上文了一个“关公”的文身,花费200元。后被许某母亲发现,向某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某市场监督管理局调查取证后组织双方调解无果。许某母亲遂代理许某诉至法院,请求某美容店返还文身费用及赔偿相应损失。 裁判结果 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许某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年龄、智力状况、社会经验等尚不能判断文身行为对自己身体和人格利益带来损害和影响,且事后监护人亦未追认,某美容店为许某提供文身服务属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某美容店未在经营场所内明显位置放置禁止未成年人文身的标志,未能核查许某真实年龄并拒绝为未成年人文身,给许某身心健康及人格利益造成了损害,存在主要过错。许某父母对许某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义务,未及时劝阻并教育引导许某,亦存在一定过错。故判决某美容店返还许某200元并赔偿精神抚慰金2000元。 典型意义 文身需要通过刺穿人体皮肤渗入颜料的方式进行,具有易感染、难复原、就业受限、易被标签化等特点,未成年人的身体和心理尚未成熟,无法全面理解和评估文身带来的长期影响,一旦后悔,悔恨感将长期伴随,造成持久的精神伤害。本案中,某美容店在未核实客户年龄的情况下,擅自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侵害了未成年人的健康权和身体权。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某美容店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有利于规范文身行业经营行为,督促家长正确履行监护职责,筑牢未成年人健康防线。 08 叶某棵盗窃案 ——跟踪帮教彰显司法温度 基本案情 2022年10月至11月期间,被告人叶某棵(作案时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伙同陈某森、叶某锋、陈某浔(均系未成年人)等人在和平县某镇被害人叶某宏家中盗得香烟若干(价值为485元人民币)以及现金120元;在和平县某镇被害人曾某某家中盗窃得现金1500元及若干铜制装饰品。 2022年11月初,被告人叶某棵伙同陈某森等人趁被害人陈某冲的家人均在外地工作时,通过破坏窗户防盗网的方式,秘密潜入被害人位于和平县某镇的家中居住生活,期间对房屋内的财物进行毁坏,妨碍被害人的居住安宁。 裁判结果 和平县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叶某棵伙同他人入户盗窃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2105元,数额较大,构成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叶某棵伙同他人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其行为已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 典型意义 本案被告人叶某棵系因辍学在家,误入歧途走上犯罪道路。在庭审过程中,法官当庭对其进行法治教育及心理辅导,其表示认罪认罚并真诚悔罪。法院决定适用缓刑,给予其改过自新的机会。判决后,主审法官到叶某棵家中实施判后回访,督促其父母履行好监护人责任。叶某棵表示会深刻吸取教训,并积极配合司法机关进行社区矫正,接受监督。本案体现了人民法院针对未成年人犯罪,始终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宽严相济,挽救迷途少年,帮助其回归家庭、回归社会,健康成长。 09 朱某龙强制侮辱案 ——传播具有侮辱性不雅视频的行为可构成“强制侮辱” 基本案情 2022年3月19日,朱某龙未经未成年少女朱某某(在校学生,2007年1月出生)允许,用手机录制了一段朱某某的不雅视频,于同年5月将该视频发送到QQ聊天群并配以侮辱性文字,致使该视频在网上传播,导致朱某某精神恍惚,无法上学。 裁决结果 惠来县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朱某龙无视国家法律,以强制手段侮辱未成年女性,其行为已构成强制侮辱罪。鉴于朱某龙认罪认罚,依法可从轻处罚。对朱某龙以强制侮辱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典型意义 近年来,利用网络社交媒体进行犯罪的案件屡见不鲜,尤其是未成年被害人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利用网络对其实施侵害造成的危害后果更为严重。被告人朱某龙未经被害人允许录制其不雅视频并在网络上传播,侵害了被害人隐私权及性的羞耻心,对被害人形成了精神强制,严重危害了被害人的身心健康,符合强制侮辱罪的构成。人民法院依法惩处这类行为的同时警示广大网友,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一言一行均需谨慎。 10 刘某盛猥亵儿童案 ——隔空猥亵儿童可构成猥亵儿童罪 基本案情 被告人刘某盛为寻求刺激,通过QQ搜索添加被害人许某某(女,8周岁)为好友,在2022年1月4日至18日期间,多次发送调戏言语及多个淫秽视频给被害人,诱导、教唆被害人模仿淫秽视频并拍摄抚摸自己隐私部位的照片及视频供其观看。 裁决结果 饶平县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刘某盛对不满十二周岁的儿童实施猥亵,其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应依法惩处。以猥亵儿童罪判处刘某盛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通过网络“隔空猥亵”儿童的犯罪案件。被告人利用被害人年幼无知的弱点,通过网络实施猥亵行为,已经触犯《刑法》,构成犯罪。猥亵儿童罪并不要求猥亵行为必须具有暴力、威胁等强制性。本案被害人系未满十二周岁的儿童,其心智及判断能力较为薄弱,被告人多次向其发送淫秽照片和视频进行引诱,并引导被害人拍摄抚摸自己隐私部位的照片、视频,严重侵害了儿童的人格尊严和心理健康,应当以猥亵儿童罪惩处。 11 张某与某区公安分局等行政拘留及行政复议案 ——支持行政机关依法惩治猥亵儿童违法行为 基本案情 2022年1月1日晚9点左右,张某在小区散步、遛狗,王某、李某(均未满十四周岁)看到宠物狗后便上前跟随并俯身摸狗。张某在王某、李某逗狗玩耍时,对李某实施了拍臀、搂腰、摸脸动作,对王某实施了搂腰、摸臀动作,期间李某曾感到不适甩开了张某,张某又继续对王某实施猥亵。王某、李某回家后情绪低落,家长询问后方知情况,后王某、李某在家长的陪同下报警。 某区公安分局调取监控视频,并询问当事人后,认为张某涉嫌刑事犯罪,立案侦查后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认为张某猥亵行为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作出《检察建议书》建议某区公安分局依职权启动行政处罚程序。某区公安分局认定张某的猥亵行为发生于公共场所,猥亵对象均为不满十四周岁的女童,依法应当从重处罚,决定对其处以十五日拘留,某区政府复议予以维持。张某遂以其是善意提醒、并无猥亵故意为由诉至法院,请求撤销相关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决定。 裁决结果 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结合在案证据,张某多次故意碰触、抚摸两位女童隐私部位,猥亵故意明显,其行为对两位女童造成了严重的身心伤害,张某辩称是善意提醒不能成立。某区公安分局在听取张某的陈述、申辩后,决定对张某处以拘留十五日,区政府复议予以维持,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行政程序合法,遂判决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中,猥亵行为人利用未成年人喜爱小宠物的心理,在未成年人与其宠物狗玩耍时对未成年人进行猥亵,且在未成年人反感挣脱后,仍继续实施猥亵。人民法院结合当事人陈述、监控视频等在案证据,依法支持行政机关从严惩治猥亵儿童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12 梁某司法救助案 ——完善残疾未成年人多元救助机制 基本案情 梁某(1岁多)掉入邻居建房所设石灰池造成四肢皮肤高度烧伤、十个手指截肢,丧失自理能力。梁某前期治疗和后续康复花费巨大。但因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生效民事判决确定的赔偿金仍有78万元无法执行到位,梁某家庭生活陷入困难。 裁决结果 开平市人民法院、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启动三级法院联动司法救助,结合本案未执行到位数额、梁某后续治疗需求等实际困难,共同决定给予梁某国家司法救助金合计12万元。同时,联动当地妇联、民政、残联、慈善会等多方力量对梁某开展立体帮扶,协助梁某取得终身享受重残补助资格,为其家庭申办低保,积极争取妇联帮扶资金、慈善会爱心基金、爱心企业定向资助金合计2.4万元,并为梁某的监护人安排心理调适辅导。 典型意义 本案中,人民法院秉持司法救助应救尽救的工作原则,不断延展司法救助的社会效能,创新探索“资金救助+立体帮扶”多元救助机制,通过三级法院联动救助解决残疾儿童治疗费用资金缺口困难,并联动妇联、民政、残联、慈善会等多方力量,帮助解决未成年人学习、生活、心理疏导等方面的实际需求及落实长期关怀措施,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审核:黄慧辰 编校:余淑娴 采写:曾洁赟 孙 欣 范贤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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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案件府院联动如何运行?北京市发改委联合市一中院发布典型案例及典型机制
“府”“院”两家如何携手,协同化解破产企业困境? 破产案件府院联动机制如何运行,从而实现办理破产外部问题的“一揽子”快速化解? 如何进一步深化破产制度改革,更好服务营商环境首善之区建设? 5月30日,北京市发展改革委与北京一中院联合召开“深化办理破产案件府院联动机制 服务营商环境首善之区建设”新闻通报会,通报近年来府院联动机制的建设发展、深化破产制度改革相关情况,共同发布府院联动典型案例和机制。通报会由北京一中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张仪涛主持。 通报会上,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于鸷隆通报了发挥协调机制作用,深化破产制度改革工作情况,主要从强化顶层设计、推动制度创新等方面,介绍府院联动机制的运行情况;围绕便利管理人全流程履职、降低破产办理成本等方面,介绍全面提升服务保障水平的具体做法;聚焦解决破产实践中的突出问题,介绍建立便捷高效政务服务体系的创新举措;从探索多元化庭外调解机制、提高援助资金支持效率等方面,阐述畅通经营主体挽救和退出渠道的有益探索。 于鸷隆表示,完善企业破产和经营主体退出制度,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北京市减量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立足新发展阶段,将进一步畅通经营主体退出渠道,完善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工作体系,有效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和创造力,更好支撑首都高质量发展。 北京一中院党组书记、院长马强通报了破产案件府院联动机制运行情况,从积极参与营商环境迎评工作、加强破产案件办理的规范建设、共同完善办理破产配套保障机制等方面,展现北京一中院服务保障首都优化营商环境建设,推动打造府院联动新格局的具体举措;以破产大要案协调机制、疑难个案会商机制、上市公司重整核查机制为牵引,介绍北京一中院防范化解企业债务风险,推动府院联动新高地的制度构建;从建立健全生病企业庭前诊断机制、共同推进破产法治宣传、构建疑难破产问题共同调研机制等方面,阐述北京一中院提升市场主体满意度,推进府院联动新作为的有益探索。 马强表示,破产案件府院联动机制是统筹解决办理破产外部问题、协同化解企业困境的关键途径,也是提升破产制度实施市场化、法治化水平的有力保障。北京一中院将持之以恒推进破产府院联动机制的深入实施,通过发挥司法专业优势、集合市场优质资源、强化政府行政支撑,共同打造诉源“融治理”格局,持续完善破产审判的全环节、全方位、全流程外部保障机制,为高效挽救和出清市场主体提供有力支撑。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一级巡视员戴颖,北京一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马来客共同通报了府院联动典型案例及机制,内容涵盖重整企业股权便捷变更、带封处置破产财产、一站式信用修复、多部门会商协调机制、企业信息一站式查询机制、信息共享绿色通道等方方面面的府院联动助企鲜活实例,并着重介绍了上述案例和机制在协力破解案件办理僵局、推动市场资源要素重新配置、助力优化首都营商环境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扫描二维码查看典型案例、机制 记者提问环节 就对标国际一流水平,如何进一步降低破产成本助力企业重生,戴颖谈到,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任务就是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企业办事效率,提升企业群众的获得感。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深化营商环境改革,先后出台1.0到6.0版优化营商环境改革方案、《关于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打造“北京服务”的意见》,21个市级部门联合出台《北京市深化破产制度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若干措施》,为企业高效重整和有序退出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下一步,将充分发挥府院联动机制,不断提升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信用修复、庭外调解、涉税、融资等方面服务水平,畅通企业退出渠道,降低企业成本,增强经营主体获得感,营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就中小微困境企业的挽救或出清工作,府院联动工作机制的工作重点,马来客回应道:在法律制度上由企业在重整期间自行管理、保留出资人权益,同步化解企业债务和个人债务,都为中小微困境企业的拯救重生提供了制度保障。下一阶段,将持续推进中小微企业在陷入困境至破产前的预警机制,加大对重整企业特别是专精特新中小微企业的贷款支持力度,继续深化相关领域府院联动机制,推动中小微重整企业在信息一体查询、信用修复、税收支持、资产划转等府院联动机制的深化实施,促进中小微企业在出清和拯救环节进一步缩短时间、降低成本。 来源:京法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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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通报第二轮第三批省环保督察5个典型案例
近日,广东省集中公开通报了在第二轮第三批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查实的5个典型案例,涉及城市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建筑垃圾非法倾倒、流域水污染治理、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近岸海域污染防治等问题。 据了解,5月19日-5月22日,广东第二轮第三批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启动,5个省督察组分别进驻广州、汕头、梅州、东莞和阳江市,查实了一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后续,督察组将督促各地依规依纪依法查处到位。 广州:个别镇街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存在短板 在广州,广东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发现,个别镇街生活垃圾收集运输管理不规范、不精细,影响群众生活和城市品质提升。 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以及超过18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把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在全国率先出台生活垃圾分类地方性法规,垃圾处理能力在全国大中型城市中走在前列。 但是督察发现,个别镇街生活垃圾收集精细化管理不到位、设施老旧破损,转运站管理不规范,路边生活垃圾收运点作业扰民。 以番禺区大石街元塘路为例,路边临时堆放垃圾桶,桶身脏污破损,场地未按要求围蔽,山西村、会江村生活垃圾设施老旧,环境卫生差;番禺区滴水岩森林公园内的沙湾镇生活垃圾压缩站现场设施简陋,除臭设施未正常运行,周边露天堆置垃圾,存在环境风险隐患;大新路生活垃圾路边压缩,单次作业时长达30分钟,噪声异味扰民较突出。番禺区个别转运站紧邻居民区,管理不规范,臭味扰民,引发群众投诉。 汕头:部分区域建筑垃圾管理粗放,非法倾倒现象频发 近年来,随着汕头城市的更新发展,大量的建筑垃圾不断产生,部分建筑垃圾未得到妥善处置,存在乱堆乱倒现象,不断挤占紧张的国土资源,严重影响城市环境品质提升,对生态环境造成较大破坏。 广东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汕头市发现,汕头市部分区域建筑垃圾管理薄弱,建筑垃圾污染防治工作规划缺失,收运处置体系不健全,非法倾倒填埋现象频发。 汕头市部分区域建筑垃圾非法倾倒填埋现象普遍,建筑垃圾倾倒点多面广,部分建筑垃圾被随意倾倒至河边、海边,甚至是农田。以濠江区广澳街道风安角、马滘街道南山湾为例,附近长期非法倾倒大量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现场环境脏乱不堪。 此外,龙湖区、濠江区、澄海区存在多家未取得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的建筑垃圾处置企业,长期违规处置建筑垃圾。 督察组发现,汕头市建筑垃圾消纳场布局及污染防治工作长期处于无规可依的状态,建筑垃圾源头管控不够到位,终端处理能力不足,建筑垃圾执法力度薄弱,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存在盲区。 梅州:榕江北河水环境质量超标风险大 榕江北河是榕江最大支流,下游与揭阳交接处设龙溪国考断面。今年1-4月,龙溪断面水质均值为Ⅳ类,全年达标形势严峻。 广东省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梅州市发现,丰顺县对榕江北河水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不力,生活污水收集管网建设维护不到位,大量生活污水直排,农业养殖污染治理存在短板,河道垃圾清理不及时,榕江北河水环境质量超标风险大。 丰顺县榕江北河流域管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维护管理粗放。新建管网错接漏接问题突出,督察组随机抽查东山片区3个污水井,要么没水、要么是清水。原有管网破损、堵塞、外水渗入问题严重,2023年,丰顺县城区污水收集率仅有22.6%、县城污水处理厂五日生化需氧量进水浓度仅有28毫克/升。个别位置存在污水直排,抽测氨氮浓度超地表Ⅲ类水8-12倍、五日生化需氧量浓度超标2-8倍。 榕江北河流域内禁养区养殖监管不到位。南礤水锡滩段部分养殖场粪污随雨水进入外环境,附近沟渠水质严重黑臭,化学需氧量浓度854毫克/升、氨氮浓度336毫克/升、总磷浓度40毫克/升。 榕江北河部分河段巡河责任落实不到位,河道及两岸垃圾清理不及时。3月份,暗访发现榕江北河丰顺城区段漂浮大量垃圾、死鱼,河道两旁堤岸随处可见生活垃圾,甚至春节期间燃放的烟花爆竹仍未清理。 东莞:中堂镇节能管理问题突出 中堂镇是广东主要造纸产业基地之一,全镇能源结构偏煤情况突出,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依赖性较强。 广东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东莞市督察发现,中堂镇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不力,燃煤锅炉替代关停工作滞后,热电联产项目未落实“以热定电”相关要求,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监管不到位,节能管理问题突出。 为优化能源结构,2021年以来,该镇先后建成中堂燃气热电联产项目一、二期工程,要求替代关停区域燃煤发电机组和供热锅炉,实现区域集中供热。 经统计,该镇2023年煤炭消费量高达250万吨,超出市下达煤炭消费量控制指标84.33%,与2020年全镇煤炭消费量244万吨相比,煤炭消费量不降反增,加重了中堂镇大气污染防治压力,2023年中堂镇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在全市33个镇街(园区)中排名倒数第三,较2020年全市排名下滑1名。 阳江:阳西县近岸海域污染防治工作仍不到位 阳西县位于阳江市西部,近年来,该县大力发展深海养殖产业,但在优化近岸海域海水养殖规划布局、治理海水养殖尾水以及落实水产加工行业环境保护等方面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广东省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阳江市督察发现,阳西县统筹海水养殖和生态环境保护不力,近岸海域污染防治工作仍存在薄弱环节。 禁养政策落实不到位,洋边河禁养区内目前仍存在蚝排养殖逾100亩,溪头镇那㙟新丰联围2021年12月仅存在零星养殖,目前养殖面积已增至约600亩。 养殖项目监管仍存在薄弱环节,溪头镇面前海近岸养殖塘养殖面积约6000亩,部分养殖塘排污口直接设置在严格保护岸段沙滩上,直排养殖尾水在岸滩上形成数条黑色污染带;阳西县溪头镇面前海海湾共有排污口35个,其中直排砂质岸滩的海水养殖尾水排放口达27个。 生蚝加工污染防治不到位,阳西县程村镇现有生蚝批发交易市场由于缺乏前期规划、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滞后,市场内各商铺鲜蚝加工产生的部分废水长期未经处理直排入河,污染程村河水质。 文 | 记者 薛仁政 图 |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官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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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润六一 | 宁夏高院发布一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家庭幸福安宁、社会和谐稳定、民族兴旺发达。近年来,宁夏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两项基本工作为抓手,能动履行刑事、民事、行政诉讼审判职责,携手政法机关、政府有关部门、群团组织、社会力量,共同为未成年人安全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宁夏高院从全区法院办理的案件中筛选出一批社会普遍关注、人民群众关心、具有价值引领示范意义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旨在向全社会彰显人民法院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鲜明态度和坚定立场,教育引导未成年人树立规则意识、法治观念和提高自我防范能力,凝聚社会各方力量,共同为未成年人安全、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法治和社会环境。 典型案例目录 一、小涵申请司法救助案 ——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人身侵权案件,及时给予司法救助 二、村民委员会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案 ——严重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可依法撤销父母监护权 三、未成年人网络打赏案 ——未成年人实施与其年龄、智力不相符的网络打赏行为无效 四、侵犯未成年人名誉权案 ——未成年人名誉应当严加保护 五、校园欺凌同学案 ——校园欺凌造成严重精神损害,法院能动司法悉心守护成长 六、未成年人请求服务机构退还服务费案 ——未成年人未实际享受服务的,服务机构应退还下剩服务费 七、小欢放火案 ——对未成年人犯罪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案例一 小涵申请司法救助案 ——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人身侵权案件,及时给予司法救助 【基本案情】 2019年8月某天,杨某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沿109国道由东向西行驶时,与由南向北横过公路的小涵相撞,造成小涵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随后,小涵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并实施“右下肢截肢残端开放性损伤扩创”等手术,花费高额医疗费。小涵右下肢损伤评定为六级伤残、骨盆损伤评定为十级伤残、会阴部损伤评定为十级伤残。该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经法院判决杨某赔付小涵各项损失34万余元,因杨某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大部分赔偿款未支付到位。小涵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 【裁判结果】 法院在审查该案期间发现,小涵系未成年人,其父亲靠打零工维系生活,工资收入不稳定且微薄,其母亲没有工作,家中还有一妹妹,一家人租房居住,小涵因高位截肢,每年需要更换假肢,家庭生活非常困难。法院认为,小涵因交通事故导致右下肢截肢,其家庭陷入困境,案件执行过程中也未能获得有效赔偿,其申请司法救助理由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第三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应予救助。遂决定给予小涵司法救助金65000元。 【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积极延伸司法救助职能,加大对未成年人的救助帮扶力度,不断推进司法救助、社会救助、慈善救助等制度的衔接和完善,对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维护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本案是人身侵权类案件,不仅给未成年受害人身心造成严重侵害,还产生了高额的医疗费用。又因为侵权人名下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在案件执行过程中未获得有效赔偿,致使未成年人及其家庭陷入急迫困境。对此法院在案件审查过程中,主动甄别,积极了解该未成年人家庭困难情况,迅速启动司法救助程序,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合理的救助金额,将司法的人文关怀及时送到未成年人身边,帮助该未成年人从困难中走出来,重新点燃生活的希望,让他们在司法案件中真切地感受到国家的温情与司法的温度,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案例二 村民委员会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案 ——严重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可依法撤销父母监护权 【基本案情】 2014年5月,周某和王某收养一子小文(化名)。2019年至2021年8月,周某在其家中经常对小文实施殴打,进行虐待,致小文身上多处受伤。周某因涉嫌虐待罪被提起公诉。同时,王某在饲料厂上班,不具备经常性、无间断照顾小文的条件。2021年8月起,某县民政局委托社会福利院代为抚养小文。2023年10月,某县未成年人保护办公室召开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联席会议,讨论小文监护权问题,小文养父王某同意将小文监护权变更至村民委员会。后村民委员会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周某、王某对小文的监护人资格,并指定村民委员会为小文的监护人。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监护是对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进行监督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监护人应履行的监护职责包括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代理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等。本案中,周某、王某收养小文,系小文的实际监护人。周某因涉嫌虐待罪已经被提起公诉,周某的行为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故应撤销其对小文的监护人资格,同时王某也当庭陈述同意撤销自己对小文的监护人资格。某县民政局委托社会福利院代为抚养小文,现村民委员会申请撤销周某、王某监护人资格,主体适格,且提供的证据确实充分,对村民委员会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典型意义】 家是温暖的港湾,也是感情的归宿,是影响未成年人成长的重要环境。撤销父母监护权是国家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在未成年人父母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时,法律会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坚强的后盾。本案撤销监护权的启动,是在多部门的联合调查、齐抓共管下,由村民委员会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法院及时作出判决撤销监护人资格,为小文重新开启良好生活环境。当前,父母虐待未成年子女、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的案件屡有发生,人民法院将始终贯彻“特殊、优先保护”的理念,按照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充分发挥履职作用,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同时,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不仅需要父母家庭的守护,更需要全社会协同发力,积极作为,以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案例三 未成年人网络打赏案 ——未成年人实施与其年龄、智力不相符的网络打赏行为无效 【基本案情】 小江(化名)系未成年人,由于父母工作繁忙,其一直与姥姥王某共同生活。2022年6月,小江使用其姥姥的身份证注册了微信号用于网络课程打卡。疫情期间小江偶然通过网络搜索到某个提供陪聊服务的网络平台,遂使用王某的微信号注册会员并充值了陪聊服务,陆续向该平台充值20余万元,王某发现后向公安机关报警。后小江法定代理人起诉平台公司,要求返还小江打赏的款项。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小江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向平台充值的行为未经监护人同意,且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应属无效行为,遂判决平台公司返还打赏的款项。 【典型意义】 “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作为监护人应履行对未成年人的抚养、教育和保护职责,尤其应加强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关注。未成年人好奇心强,面对网络上的繁杂信息缺乏辨别能力,监护人在日常生活中应多陪伴关心未成年人,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的引导及监督,加强对银行账户、网络账户的管理,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应当以更加审慎的态度、成熟的技术、严密的措施,设置针对未成年人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社会、学校也应当加强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的宣传教育,增强未成年人科学、文明、安全使用网络,为未成年人营造一个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 案例四 侵犯未成年人名誉权案 ——未成年人名誉应当严加保护 【基本案情】 小佳(化名)系未成年人。2022年8月胡某在微信上向黄某发送“小佳被人睡了”之类具有人身侮辱性质的信息,该信息扩散后柳某和王某相继在微信上继续传播。后该信息被小佳看到,内心恐惧不愿见人,其母亲向公安机关报案。后小佳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信息传播者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胡某、黄某、柳某和王某明知发送的信息有损小佳名誉,依然向案外人发送,致使小佳周围的同学、朋友知晓该信息后与其拉远距离,造成小佳社会评价降低,侵犯了小佳的名誉权,对于小佳要求胡某、黄某、柳某和王某四人当面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根据信息传播范围、造成影响大小酌定四人向小佳赔偿一定数额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同时法院责令家长履行好教育职责,引导未成年子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确对待错误行为,督促未成年子女积极改正错误,向上向善。并寄语小佳监护人做好小佳的心理疏导工作,帮助其早日解除精神压力,回归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典型意义】 在涉及未成年人的名誉权纠纷中,一方面,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正处于发育阶段,尚不成熟,容易受到外界评价的影响;另一方面,未成年人的社会交往人群大多也是未成年人,他们对信息的辨识、筛选能力较低,容易受到误导,依据片面信息对他人产生负面评价,甚至可能引发校园欺凌、网络暴力等。对本案名誉权纠纷的处理,不仅可以引导未成年人学会如何保护自己权益,增强自信心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更能通过教育,让未成年人明白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能随意散播网络谣言。有效预防类似现象再次发生,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 案例五 校园欺凌同学案 ——欺凌造成严重精神损害,法院能动履职悉心守护成长 【基本案情】 小美(化名)某日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展示其与同学小丽(化名)一起玩耍的情景。数日后,小丽及其同学共五人殴打小美,要求小美为发朋友圈照片进行道歉,小美不从,遂被要求以鞠躬、磕头等方式道歉。小美回家后,感觉头晕目眩,浑身疼痛,在家人的陪同下就医,被诊断为身体多处软组织损伤。此后,小美出现精神恍惚,夜间多次噩梦惊醒等症状,后被诊断为重度抑郁。小美遂起诉要求小丽等五人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该案受理后,法官通过翻阅卷宗得知该案件涉及多名未成年人,且原告小美的病情较为特殊,遂向其监护人详细了解案情和病情。同时,法官还调取了公安机关关于这起案件的所有案卷材料,与当事人所在学校核实相关情况,并主动联系人民检察院,在征得监护人同意后,为小美进行了专业的心理疏导。为了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在开庭前,法官先组织双方当事人交换意见,了解到双方均有调解意向,于是主持调解。调解期间法官重点对涉案未成年人及监护人进行思想教育,引导各被告深刻认识自身过错。通过“面对面”释法析理,以及“背对背”调解的方式,最终,小美的监护人考虑到各被告的家庭情况及诚恳认错的态度,双方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侵害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和人身权益的案件。法院通过案件监管、实时跟踪、多部门联合、积极调解并督促履行等措施,充分发挥能动履职司法理念,保护了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法院在办理未成年人被侵权案件时,应把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摆在首位,切实从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出发。本案中,小美因校园欺凌遭受了重大精神创伤,对其今后的学习、生活造成巨大影响,相比一般侵权案件,其作为未成年人所受的精神创伤更为严重。案件调解过程中,在征得小美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承办法官联系检察院共同为小花开展专业的心理疏导,后续又根据小花心理疏导情况争取到连续半年免费专业心理咨询及社工定期回访的机会。对实施欺凌的学生,法院引导其加强自身遵法、守法、学法意识,加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对子女道德品质、文化修养、行为习惯、法治观念等方面的培养、引导和影响。案件处理过程中,法院积极调动各方力量,引导侵权人加大精神损害赔偿力度,督促案件实际履行,保证受害未成年人及时获得赔偿,做到了案结事了人和,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案例六 未成年人请求服务机构退还服务费案 ——未成年人因意志外原因不能继续享受服务的,服务机构应退还下剩服务费 【基本案情】 小艺因意外受伤,其母亲苏某为帮助小艺尽快康复,代理小艺与某健身工作室签订《康复协议》,并支付康复费2万余元。小艺在健身工作室参加过部分拉伸和康复课程,因继续就医诊疗需要无法参加康复课程。后苏某与某健身工作室协商退还剩余课程服务费未果,诉至法院,认为某健身工作室提供的康复服务属医疗行为,构成消费欺诈,应当承担“退一赔三”法律责任。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健身工作室不属于医疗机构,无证据反映健身工作室谎称具有医疗资质,不能证明其存在消费欺诈行为,但鉴于小艺因接受治疗无法实际享受剩余课程服务,且合同就未实际履行完毕的情形进行了约定,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出发,健身工作室应当据实退还其剩余课程服务费。 【典型意义】 全社会应当树立关心、爱护未成年人的良好风尚。对于涉未成年人案件审理,应当秉持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优先、全面司法保护。本案虽为服务合同纠纷,且经审理认定健身工作室经营行为不构成消费欺诈,小艺系因意志外原因无法继续接受课程服务,但是,基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考虑,判令健身工作室据实退还剩余课程服务费,并在判决中对小艺给予安慰和鼓励。本案的妥善处理体现了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未成年人的关怀照顾和倾斜保护。 案例七 小欢放火案 ——对未成年人犯罪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基本案情】 2023年4月某日晚,小欢(化名)下晚自习后回到宿舍,因对当天的考试有厌烦情绪,遂产生烧毁试卷的想法。次日凌晨时许,小欢从宿舍到教学楼教师办公室内,将临窗桌面上的一沓作业本用打火机点燃,火势引燃了窗帘。小欢故意放火造成学校电脑、桌椅、摄像头等物品损毁,被损毁物品价值近1万元。经鉴定,小欢在实施放火行为时患有“轻度精神发育迟滞”。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小欢明知纵火可能带来的危险,故意焚烧学校教师办公室,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已构成放火罪。其犯罪时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作案时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但患有轻度精神发育迟滞,可以从轻处罚。其到案后如实供述且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且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可以适用缓刑。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宣告缓刑二年。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帮助其重回人生正轨的典型案例。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发现,小欢自小父母离异,跟随父亲生活,其父亲常年酗酒,对小欢的教育方式简单粗暴,缺乏关心,加之小欢患有癫痫,无法适应学校寄宿生活,产生心理障碍。在查清小欢家庭境况及成长经历后,法官本着对未成年犯教育、感化和挽救的原则,依法对小欢适用缓刑,耐心给其做思想教育工作,对其父亲开展家庭教育指导,要求积极履行法定代理人职责,帮助小欢重树信心,重新做人。 来源:高院民一庭 编辑:卢震宇 审核:赵霞、王锐 往期精选 ▶宁夏法院以法治力量提升绿水青山“颜值”▶ 宁夏高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并答记者问 | 法院新实践 绘就新“枫”景▶ 宁夏法院多措并举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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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三中法院案例入选重庆法院2023年度商事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近日,市高法院印发《重庆法院2023年度商事审判十大典型案例》的通知,其中,由南川区法院一审、市三中法院二审的“李某与罗某某买卖合同纠纷案”成功入选! 李某与罗某某买卖合同纠纷案 一审: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2022)渝0119民初4059号 独任审判员:丁瑶进 二审: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3)渝03民终1006号 合议庭成员:蔡伟、蒋家富、郭玉梅 关键词:虚拟货币 金融 投资交易 法偿性 典型意义: 近年来,不法分子以科技概念为伪装,炒作虚拟货币交易。本案系2021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十部门《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银发〔2021〕237号)出台以后,虚拟货币交易的典型案件。本案认定当事人之间进行的虚拟货币投资交易活动系非法行为,不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裁定驳回当事人的起诉。亮明了损害法定货币地位的投融资行为不受法律保护的司法态度,明晰了虚拟货币不具有法偿性,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明确了虚拟货币交易不属于正常的金融投资行为。依法维护国家金融稳定、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同时,本案亦向当事人释明案涉交易平台因涉嫌犯罪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由此引发的损失可向其他机关申请解决,为当事人权利救济明确了方向,对类似案件的处理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基本案情: 李某和罗某系朋友关系,2022年6月,罗某某通过李某得知可通过“Metai元宇宙全球站”(以下简称元宇宙)进行投资获利,但需要购买虚拟货币泰达币(USDT)(以下简称泰达币)进行交易。罗某某先后向李某转款281830元,李某将自己已有的,和向其他人购买的泰达币通过第三方平台转给罗某某。罗某某获得泰达币后,通过在元宇宙上购买不同泰达币数量的套餐,按照套餐要求持有一定天数后,泰达币数量按照一定比例每日增加。随后,罗某某将泰达币转到第三方平台出售,即可赚取差价,罗某某共计获利46108.4元。后元宇宙因涉嫌诈骗罪被安徽省合肥市公安机关立案,元宇宙已不能使用。罗某某主张与李某建立的虚拟货币买卖合同无效,诉请李某返还购买虚拟货币的价款281830元及利息。 裁判结果: 一审南川区法院认为,罗某某每次取得泰达币均需通过李某,罗某某与李某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泰达币为禁止流通物,相关交易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以买卖合同无效,合同无效应返还财产为由,扣除罗某已获利的46108.4元,判决李某返还罗某235721.6元。李某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泰达币等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具有法偿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交易泰达币等虚拟货币系非法行为,不受民事法律保护。案涉元宇宙虚拟货币投资平台因涉嫌诈骗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公安机关已向社会公众征询“元宇宙”受害者线索,罗某某可另行主张权利。故二审改判撤销原判,裁定驳回罗某某的起诉。 文/民二庭 编辑 校对/陈柳汐 胡雅茹 张琪琦 审核/郭金生 往期回顾 BREAK AWAY喜报!!!市三中法院1案例入选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 市三中法院赴长寿区预防犯罪法治教育基地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数智庭审无处不在 公正正义触手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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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发布“铁拳”“执法亮剑护民”行动第三批典型案例
今年以来,浙江省市场监管局紧紧围绕助企发展、保障民生安全,部署开展“铁拳”“执法亮剑护民”专项行动,持续加大“两品一特”安全、侵权假冒等重点领域执法力度,不断强化知识产权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大力打击不正当竞争等危害市场秩序行为,着力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为进一步提升执法成效、震慑违法行为,5月30日,省局发布“铁拳”“执法亮剑护民”行动第三批典型案例。 01 2024年4月15日,杭州市拱墅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某贸易有限公司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生产、利用新的食品原料生产食品而未通过安全性评估等违法行为,作出没收违法生产的食品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并罚没66.47万元的行政处罚。 事情是这样的…… 向上滑动继续阅览 2023年2月10日,杭州市拱墅区市场监管局根据举报,对当事人涉嫌生产销售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等行为开展调查。经查明,当事人从广东某供应商处采购44箱青梅制品,在其经营场所自行加工、包装、封口,累计制作2000余盒“**酵素梅”在其网店销售。经检测,该青梅制品及成品均检出番泻叶成分。番泻叶属于《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但不得在普通食品中添加。另查明,当事人还存在虚假标注食品标签的违法行为,将其产品虚标台湾生产,以增加销量。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该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不法分子受经济利益驱使,会在普通食品中添加限制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广大消费者要对宣称“神奇功效”的食品,要提高警惕、慎重购买。购买保健食品要认准“蓝帽子”标志,尽量选择信誉好的商家,必要时向商家索要检测报告。 02 2024年1月11日,慈溪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没20.02万元的行政处罚。 事情是这样的…… 向上滑动继续阅览 前期,该局根据慈溪市人民检察院移送线索,对当事人涉嫌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违法行为立案调查。经查明,自2020年8月起,当事人在向奥迪厂商订购正品“奥迪”汽车配件的同时,还通过内部采购系统向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正品一半左右的低价订购假冒“奥迪”商标的汽车配件,用于车辆的售后维修,并以正品价格出售,直至2021年7月上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被查。期间,当事人共订购假冒“奥迪”商标各类配件31件,违法所得9.02万元。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相关规定,该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汽车配件市场鱼龙混杂,消费者应尽量选择信誉良好的商家开展车辆维修保养,更换汽车配件时应仔细辨别包装、外观、加工工艺等,一旦发现假冒产品,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 03 2024年4月7日,永康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某理发店违规发放预付卡、利用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权益等违法行为,作出警告并处以罚款4.7万元的行政处罚。 事情是这样的…… 向上滑动继续阅览 2024年1月9日,该局收到永康市商务局关于某理发店违规经营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的线索,对当事人展开调查。经查明,当事人于2023年10月16日注册登记,未经当地商务部门备案,擅自向消费者发放大量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并在店内设置“充卡标准”,且宣称“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永康市商务局监管发现当事人违规发放预付卡后,于2023年12月26日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当事人拒不整改。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该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根据“浙版消保法”(《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浙江经营者要登记半年后才能发放预付卡,其中企业法人发放的记名预付卡金额不得超过5000元,个体工商户发放的记名预付卡不得超过2000元。拒绝超额度充值,避免掉入职业闭店人充值“跑路”圈套! 04 2024年1月22日,诸暨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将欧某某销售伪劣电子秤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事情是这样的…… 向上滑动继续阅览 2023年8月,该局在日常检查中发现诸暨市农贸市场内有商户使用作弊电子秤。经查明,上述电子秤均从欧某某处采购。2024年1月,该局执法人员对欧某某的经营场所进行检查,扣押涉嫌违法经营的电子秤123台。经鉴定,该电子秤铭牌标称的生产企业、计量编号均为伪造。因当事人销售的不合格电子秤的货值金额已达涉刑标准,涉嫌构成犯罪,该局依法将此案移送公安机关。此后,诸暨市市场监管局、公安局组成联合专案组,开展统一收网行动,捣毁作弊秤生产窝点3处,抓获作弊秤芯片供应、程序研发人员,扣押作弊秤2287台,作弊芯片3982枚,主板(已装芯片)1352块,采取刑事强制措施11人,共计涉案金额超1500万元。 通过作弊秤短斤缺两侵害消费者权益较为多发,消费者在购买卤菜、水产、水果等产品时,应看商家电子秤是否张贴有效期内的绿色“强检合格”标签,必要时可以用公平秤进行重量复核。 05 2024年1月31日,舟山市市场监管局定海分局依法对杭州某科技有限公司交付未经检验的特种设备的违法行为,作出责令改正并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 事情是这样的…… 向上滑动继续阅览 2023年11月6日,该局执法人员根据线索和现场核查结果,对当事人涉嫌交付未经检验的特种设备行为立案调查。经查明,2022年12月,当事人承接某小区电梯维修改造项目后,将该项目施工外包,自身仅负责配件采购和与小区物业公司对接等事项。当事人在项目施工过程中更换了17台电梯的60套门锁装置,属于电梯重大修理,此类情况应当重新申报监督检验。2023年6月,当事人在上述电梯未经监督检验合格的情况下,直接向小区物业公司交付了上述涉案电梯。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相关规定,该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电梯安全事关乘客生命安全,维修单位应在重大修理经监督检验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乘梯时,应查看电梯是否有安全检验合格标志,勿强行挤入、勿拍、踢、撞击、倚靠、强扒梯门和摇晃打闹,确保乘梯安全。 06 2024年3月15日,苍南县市场监管局依法将林某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事情是这样的…… 向上滑动继续阅览 2024年1月17日,该局执法人员根据线索对苍南县某生产场所进行检查,对当事人涉嫌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违法行为立案调查。经查明,2024年1月初,当事人受陈某委托,使用其提供的“MOET&CHANDON”酒颈标、顶标、正反面标识、外箱及压缩机,为其运送来的半成品酒加贴标贴。截至案发,当事人已加工“MOET& CHANDON”酒成品2520瓶,剩余半成品5980瓶、相关侵权标贴、包装箱22000余个,涉案金额500余万元。经商标权利人鉴定,从未许可当事人使用上述商标。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相关规定,已涉嫌构成犯罪,该局依法将此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洋酒真假辨识难度大,不法分子制售冒牌洋酒上市销售较为常见。广大消费者在购买洋品牌酒类时,尤其在节假日消费旺季期间,应尽量选择资质信誉好的商家,同时注意妥善保留购买票据,保障自身的安全与权益。 07 2024年3月26日,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某食品店商业诋毁“老婆大人”品牌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 事情是这样的…… 向上滑动继续阅览 2023年6月8日,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管局接“老婆大人”品牌方举报,当事人在门口张贴含虚假信息的公告,诋毁品牌。经查明,当事人在其门店内先后张贴2份内容为“老婆大人内斗致使货品质量下降、店铺收银系统被迫关闭,建议消费者不继续充值消费”的公告。当事人更换的门头“大库零食”与“老婆大人”为同业竞争关系。同时,当事人在案发前已从“大库零食”进货,但公告无署名落款,引人误解,引发舆论和退卡潮,对“老婆大人”品牌造成不良影响,实际构成商业诋毁。该商业诋毁事件,引发了消费者的情绪恐慌,短短1个半月,会员卡退卡12.5万余张,直接经济损失达250余万元。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规定,该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当前零食零售行业竞争激烈,不法分子不排除会以商业诋毁的方式开展不正当竞争,广大消费者要注意辨别真伪,切勿盲目相信店家“公告”内容。 08 2024年4月24日,东阳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某服饰有限公司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作出罚没50.48万元的行政处罚。 事情是这样的…… 向上滑动继续阅览 2024年1月8日,该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经营场所进行检查,对其涉嫌侵犯他人注册商标志专用权行为立案调查。经查明,当事人自2023年8月底未经“芭比”商标注册人许可,擅自在生产的芭比裤装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并用于销售。截至案发,当事人共计通过某网络平台、某视频平台和线下等方式销售上述芭比裤装1355条,销售额26.85万元,余下“”商标唛头1.6万个,“”包装袋1.8万只,共计违法经营额33.53万元。另查明,当事人于2023年8月起未经市场监管部门核准变更登记,擅自迁移生产经营地址。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规定,该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生产销售与知名商标近似的商标产品的行为比较多见,消费者在面对低价“名牌”产品时,要提高警惕,注意仔细辨别商标标识,核对商家资质,避免购入假冒商品。 生产销售与知名商标近似的商标产品的行为比较多见,消费者在面对低价“名牌”产品时,要提高警惕,注意仔细辨别商标标识,核对商家资质,避免购入假冒商品。 09 2024年4月8日,三门县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某锅炉公司销售、交付未经监督检验的特种设备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6万元的行政处罚。 事情是这样的…… 向上滑动继续阅览 2024年1月10日,该局根据线索,对当事人生产场所进行现场检查,对当事人以涉嫌销售、交付未经检验的特种设备行为立案调查。经查明,当事人持有《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并在持证期间生产了7台D型锅炉,将锅炉实际水容积由42L、40L标注为29L、28.5L,将锅炉虚标为蒸汽发生器销售,以逃避监管。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相关规定,该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不法商家将应纳入国家规定管理的特种设备标注为生物质蒸汽发生器售出,逃避特种设备监管,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为!选购锅炉时一定要选择有特种设备制造资质的厂家,并要检查所购买的蒸汽发生器水容积检测报告,千万不能“低价”买“隐患”。 10 2024年5月10日,金华市金东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刘某某销售掺杂掺假食品违法行为,作出罚没19万元的行政处罚。 事情是这样的…… 向上滑动继续阅览 前期,该局依据线索对当事人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对6款牛、羊肉串的原料进行抽样检测,发现实际成分与宣称成分不符。经查明,当事人自2023年1月17日起,陆续购进鸭肉、猪肉等制成的各类肉串制品119箱,并用上述肉串为原料,加工制作并通过外卖平台销售。截至案发,当事人共销售假冒牛羊肉串5万余串,销售金额达11万余元。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该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近年来,一些不良商家用价格相对便宜的猪肉、鸭肉等冒充牛肉、羊肉制品牟取暴利。广大消费者在通过电商平台、外卖平台购买食品时,要注意选择信誉好的商家,充分了解商品品牌、成分、口碑评价等,如遭受欺诈要及时保存证据,依法投诉,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来源 | 省局执法稽查处 浙里好市监 微信号|zjscjgjz 市场监管,在你身边 在看吗?那就戳个“在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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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发布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专题指导性案例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40批指导性案例(指导性案例225-229号)。这是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发布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专题指导性案例。该批指导性案例共五件案例,以鲜明的司法态度回应学生霸凌、虐待未成年家庭成员、违法向未成年学生售酒、婚内监护权、隔代探望等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统一类案裁判尺度。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关系到亿万家庭的幸福安宁,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关系到民族的兴旺发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少年儿童工作,关心关爱少年儿童的成长成才,对新时代少年儿童事业发展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提供根本遵循,指明前进方向。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不断改革完善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机制,加大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力度。针对未成年人权益全面保护不够的问题,人民法院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过程中,不断强化“三审合一”,做实刑事、民事、行政一体保护,同时注重民事、行政权益保护、刑事犯罪预防和惩治及公共利益维护等,为未成年人构筑全链条、全方位、立体化防护网络。针对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问题,人民法院做实“抓前端、治未病”,以司法保护促推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协同发力,共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人民法院坚持宽容不纵容,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犯罪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等因素,依法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最大限度挽救涉罪未成年人,并积极会同相关部门不断健全完善综合治理工作。针对未成年人审判涉及法庭内外各个环节的问题,人民法院坚持能动履职,根据案件情况开展社会调查、社会观护、心理疏导、法庭教育、家庭教育、司法救助、回访帮教等延伸工作,不断提升案件办理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本批专题案例包括两件刑事案例和三件民事案例,正是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法院融合贯通涉未成年人各类审判职能,做实一体保护的集中体现。五件案例具体包括:(1)《江某某正当防卫案》(指导性案例225号)是一件因学生霸凌而引发的正当防卫案例。针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该案例要求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通过综合考量案发起因、是否为主要过错方、是否纠集他人参与打斗等情节,准确界分防卫行为与相互斗殴。(2)《陈某某、刘某某故意伤害、虐待案》(指导性案例226号)是一件涉及虐待未成年家庭成员的案例。该案例根据实践发展对虐待罪中“家庭成员”的范围作出适度拓展,规定虐待罪与故意伤害罪的罪数处断规则,明确故意伤害未成年人案件认定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标准,将对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的要求切实落实到具体案件之中。(3)《胡某某、王某某诉德某餐厅、蒋某某等生命权纠纷案》(指导性案例227号)是一件涉及违法向未成年人售酒并供其饮用的案例。该案例通过综合考量饮酒未成年人自身及监护人、经营者等主体过错情况,认定违法向未成年人售酒并供其饮用的经营者对损害后果承担按份赔偿责任,有利于促推禁止向未成年人售酒的法定责任落实到位。(4)《张某诉李某、刘某监护权纠纷案》(指导性案例228号)是首例婚内监护权指导性案例。该案例通过参照适用民法典关于离婚后子女抚养的有关规定,暂时确定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事宜,并明确暂时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有协助对方履行监护职责的义务,符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要求。(5)《沙某某诉袁某某探望权纠纷案》(指导性案例229号)是首例隔代探望指导性案例。该案例明确在不影响未成年人正常生活和身心健康的情况下,依法支持隔代探望,做到既有利于维护未成年人利益,又有利于促进家庭和谐。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孩子的事是天大的事。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将继续加强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和监督指导工作,更加注重涉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指导性案例、参考案例的遴选发布,以积极履职促推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保护融合发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法治和社会环境。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发布第40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将江某某正当防卫案等五个案例(指导性案例225-229号),作为第40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 2024年5月30日 ▶指导性案例225号 江某某正当防卫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4年5月30日发布) 关键词 刑事/正当防卫/未成年人/学生霸凌/防卫意图/防卫限度 裁判要点 1.对于因学生霸凌引发的防卫行为与相互斗殴的界分,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通过综合考量案发起因、是否为主要过错方、是否纠集他人参与打斗等情节,结合同年龄段未成年人在类似情境下的可能反应,准确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和行为性质。不能仅因行为人面对霸凌时不甘示弱、使用工具反击等情节,就影响对其防卫意图的认定。 2.对于防卫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应当立足防卫时的具体情境,从同年龄段未成年人一般认知的角度,综合学生霸凌中不法侵害的性质、手段、强度、危害后果和防卫的时机、手段、强度、损害后果等情节,考虑双方力量对比,作出合理判断。 基本案情 被告人江某某(系化名,时年14周岁)系湖南省某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因江某某在春游时与同班某女同学聊天,同级邻班同学胡某认为江某某招惹其女朋友,要求江某某买烟赔礼道歉,否则就打江某某。之后江某某给胡某买了一包香烟,但胡某嫌烟不好不要,遂产生殴打江某某的意图。 2019年5月17日上午早读课前,与被告人江某某不和的同班同学孙某某,伙同他人借故把江某某喊到厕所,扬言要殴打江某某。江某某有不甘示弱的言语回应(案发后其解释系找借口拖延,打算放学时跑掉)。当日早读下课后,江某某在上厕所时,孙某某、胡某等人又拉扯江某某,并踢了其一脚。后因上课时间到了,各自散去。第二节课下课后,孙某某邀约同学张某某、胡某等人帮忙殴打江某某,并向张某某指认正在厕所内的江某某。 午饭后,孙某某又邀约被害人陈某甲、陈某乙、吴某等帮忙殴打江某某。随后,孙某某等7人前往教室寻找被告人江某某,其他8人在厕所里等候。江某某拒绝前往,孙某某称若不去将强行带走,江某某被迫跟随前往,并将同学用于开药瓶的多功能折叠刀(非管制刀具,刃长约4.5厘米)藏在右手衣袖内。到达厕所后,孙某某、胡某、张某某及被害人陈某甲、陈某乙、吴某等15人把江某某围住。陈某甲上前扼勒江某某的颈部,把江某某摔倒在地后,骑坐在其身上殴打,孙某某、胡某、张某某等人一拥而上进行踢打。在受到群殴之后,江某某掏出折叠刀乱挥,捅伤陈某甲腰背部,划伤吴某大腿。殴打持续约一分钟后,众人散开。江某某从地上爬了起来,背靠厕所蹲坑的矮墙坐在地上,站在江某某背后的陈某乙对其掌掴,江某某遂转身用折叠刀向陈某乙腹部捅刺一刀,张某某等人再次殴打江某某后离开。后陈某甲、陈某乙、吴某被送至学校医务室治疗。经鉴定,陈某甲、陈某乙的损伤程度为重伤二级,吴某的损伤程度为轻微伤。同年8月7日,江某某向公安机关投案。 湖南省吉首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江某某犯故意伤害罪,向湖南省吉首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江某某及其辩护人认为:江某某在遭受学生霸凌时,实施防卫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属于正当防卫,依法不负刑事责任。 裁判结果 湖南省吉首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6日作出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江某某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宣告江某某无罪。宣判后,湖南省吉首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二审期间,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申请撤回抗诉。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9日作出刑事裁定,准许撤回抗诉。 裁判理由 被告人江某某因遭受多名学生霸凌而携带折叠刀被迫前往现场,在面临多人殴打时持刀反击,综合全案情节,应当认定其行为构成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首先,江某某在遭受学生霸凌时被迫反击,具有防卫意图。面对孙某某等人的霸凌,江某某明显处于被迫状态。此外,江某某面对孙某某等人的霸凌,虽曾有不甘示弱的言语,但不能以此认定江某某主动挑起争端。考虑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结合江某某所处具体情境,不能仅以江某某个别言语就认定其有斗殴故意,进而否定其具有防卫意图。 其次,江某某在被殴打时实施防卫,符合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江某某两次持刀反击,均处于不法侵害现实发生的时间段内:(1)面对15人的包围,被对方勒颈摔倒在地,并遭到群殴,不法侵害已现实发生。(2)江某某倒地并被群殴持续约一分钟后,群殴行为虽然暂时停止,但是仍被对方从背后袭击掌掴,不法侵害显然仍在进行之中,并未结束。总之,江某某在被群殴、被群殴倒地仍遭对方掌掴的情况下,借助工具防卫反击时,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符合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 最后,江某某因被殴打持刀防卫,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江某某系在被殴打的情况下被迫实施防卫,虽然不法侵害人未使用工具,江某某使用刀具反击,但是江某某防卫使用的折叠刀并非管制刀具,而对方多达15人,双方实力悬殊,且江某某先后两次被打倒在地并被群殴。江某某情急之下持刀自卫,在手段上合乎情理,反击行为限于对抗不法侵害,并非主动攻击对方,手段有所节制。故整体而言,防卫行为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此外,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及相关规定,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对于学生欺凌事件,被欺凌者及周边同学要及时向老师、家长报告;学校对学生欺凌行为应当立即制止并依法处理,监护人对实施欺凌的学生应当加强管教,并配合学校和相关部门的处理。学校或者监护人未依法履行职责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 ▶指导性案例226号 陈某某、刘某某故意伤害、虐待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4年5月30日发布) 关键词 刑事/故意伤害罪/虐待罪/未成年人/家庭成员/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 裁判要点 1.与父(母)的未婚同居者处于较为稳定的共同生活状态的未成年人,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的“家庭成员”。 2.在经常性的虐待过程中,行为人对被害人实施严重暴力,主观上希望或者放任、客观上造成被害人轻伤以上后果的,应当认定为故意伤害罪;如果将该伤害行为独立评价后,其他虐待行为仍符合虐待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以故意伤害罪与虐待罪数罪并罚。 3.对于故意伤害未成年人案件,认定是否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应当综合考量残疾等级、数量、所涉部位等情节,以及伤害后果对未成年人正在发育的身心所造成的严重影响等因素,依法准确作出判断。 基本案情 被告人刘某某系被害人童某某(系化名,女,2014年3月出生)的母亲。刘某某离婚后,童某某由刘某某直接抚养。2019年11月,刘某某结识被告人陈某某,后恋爱并同居。 2020年2月13日,被告人陈某某因童某某与父亲视频聊天而心生不满,遂对童某某实施打耳光、踢踹等行为,为此,刘某某将童某某带离陈某某住处,并向陈某某提出分手。2月17日晚,陈某某来到刘某某住处,因分手之事迁怒于童某某,进门后直接将童某某踹倒在地,又对童某某头部、身体、腿部猛踹数脚。次日,刘某某带童某某就医治疗。童某某被诊断为:额部挫伤、颏部挫裂伤。此后,为躲避陈某某,刘某某带着童某某到朋友家暂住。其间,陈某某多次向刘某某表示道歉并请求原谅。同年3月20日,刘某某与陈某某恢复交往,并带着童某某搬入陈某某住处生活。 之后,在共同生活期间,被告人陈某某经常无故或者以管教孩子等各种借口,通过拳打脚踢、洗衣板殴打、烟头烫等方式伤害童某某,造成童某某身体多处受伤。陈某某还经常采取让童某某长时间跪洗衣板、吞烟头、冻饿、凌辱等方式体罚、虐待童某某。被告人刘某某作为童某某的母亲,未进行有效阻止,放任陈某某对童某某实施伤害和虐待,并时而参与,致童某某轻伤。 2020年5月中旬,被告人陈某某为童某某洗澡,因童某某认为水温不适,陈某某遂故意将水温反复调至最高和最低档位浇淋童某某。被告人刘某某听到童某某喊叫,进入卫生间查看,陈某某谎称水不热,刘某某遂关门离开。洗完澡后,陈某某将童某某带出浴室罚跪,刘某某发现童某某身上被烫出大面积水泡,仅为其擦涂烫伤膏,未及时送医治疗。直至同月下旬,童某某伤口感染严重,二被告人才将其送往医院救治。后经他人报警,二被告人被抓获归案。 经鉴定,童某某全身烧烫伤损伤程度达重伤二级(面部烫伤遗留浅表疤痕素改变,残疾等级为七级),另有五处损伤为轻伤一级(其中三处残疾等级为九级)和五处损伤为轻伤二级。另查明,被害人童某某治疗期间支出的医疗费、营养费等共计人民币202767.35元。 本案案发后,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被害人母亲刘某某对童某某的监护人资格,将抚养权从刘某某变更至被害人父亲,并联系心理医生定期对童某某进行心理辅导,协调解决其入学、生活困难等问题。 裁判结果 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13日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一、被告人陈某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二、被告人刘某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三、被告人陈某某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童某某人民币202767.35元。宣判后,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被告人陈某某与被害人母亲刘某某系同居关系,其与刘某某及被害人童某某处于较为稳定的共同生活状态,已形成事实上的家庭关系。陈某某在与刘某某及童某某共同生活期间,以殴打、体罚、冻饿、凌辱等方式,长期、频繁地对童某某进行摧残、折磨,情节恶劣,已构成虐待罪。被告人刘某某作为童某某的母亲,未采取有效措施阻止、防范陈某某的虐待行为,一再放任,并时而参与,亦构成虐待罪。 在经常性、持续性的虐待过程中,被告人陈某某采用烟头烫、热水淋、拳打脚踢等暴力手段多次直接伤害童某某身体,造成被害人一处重伤、十处轻伤等严重后果,所涉故意伤害行为不能为虐待罪所评价,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论处。被告人刘某某作为童某某的母亲,一再放任陈某某伤害童某某,并时而参与致童某某轻伤,其行为亦构成故意伤害罪。此外,二被告人经常性、持续性的虐待行为亦构成虐待罪,如对二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仅以故意伤害罪论处,并不能全面评价其虐待行为,故应当以故意伤害罪与虐待罪数罪并罚。 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对于一般故意伤害案件,通常将六级以上残疾视为“严重残疾”。本案中,被害人的身体受损伤程度经鉴定为七级残疾,但被害人身体不同部位遭受伤害造成多处残疾(一处七级残疾、三处九级残疾),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损害极其严重。基于此,从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出发,经综合判断,将本案所涉情形认定为“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以故意伤害罪对被告人陈某某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陈某某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刘某某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真诚悔罪,认罪认罚;而且,对于陈某某实施的热水浇淋致童某某全身烧烫伤损伤程度达重伤二级(残疾等级为七级)的行为,刘某某并未直接参与。综合考量二被告人的动机、手段、情节、后果、社会危害性,以及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法院依法作出如上判决。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第260条 ▶指导性案例227号 胡某某、王某某诉德某餐厅、蒋某某等生命权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4年5月30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生命权/未成年人/多因一果/侵权责任/按份责任 裁判要点 1.经营者违反法律规定向未成年人售酒并供其饮用,因经营者的过错行为导致未成年人饮酒后遭受人身损害的风险增加,并造成损害后果的,应当认定违法售酒行为与未成年人饮酒后发生的人身损害存在因果关系,经营者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2.经营者违反法律规定向未成年人售酒并供其饮用、同饮者或者共同从事危险活动者未尽到相应提醒和照顾义务,对该未成年人造成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按照过错程度、原因力大小等因素承担相应的按份赔偿责任。遭受人身损害的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的,按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的规定,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基本案情 胡某甲(殁年15周岁)系原告胡某某、王某某之子,其与蒋某某(时年14周岁)、陈某(时年14周岁)系重庆市某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2018年5月19日,胡某甲等人来到重庆市某县德某餐厅为蒋某某庆祝生日,胡某甲提议要喝酒庆祝,蒋某某同意,遂在德某餐厅购买了啤酒,并在该餐厅就餐饮用。胡某甲及蒋某某每人喝了两瓶啤酒后,陈某到达该餐厅。随后,三人又在该餐厅喝了四瓶啤酒。饭后,胡某甲提议外出玩耍,后遇见陈某某、邓某某、张某某、王某某等四人,七人相约至湖边玩耍。在湖边泡脚戏水过程中,胡某甲不慎后仰溺水。众人试图救援,但未能成功。 胡某某、王某某将德某餐厅、其他六名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重庆市某中学等诉至法院,请求共同赔偿胡某甲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损失。另查明,本案共餐和游玩的未成年人均系重庆市某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在日常教学管理中,该中学已经履行教育机构职责,对学生进行了日常安全教育,并完成安全日志、教学笔记等工作。 裁判结果 重庆市垫江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9日作出民事判决:一、由被告德某餐厅赔偿原告胡某某、王某某人民币21183.36元;二、由被告蒋某某的监护人赔偿原告人民币3530.56元;三、由被告陈某的监护人赔偿原告人民币2824.45元;四、由被告王某某的监护人赔偿原告人民币1412.24元;五、由被告邓某某的监护人赔偿原告人民币2118.34元;六、由被告陈某某的监护人赔偿原告人民币2118.34元;七、由被告张某某的监护人赔偿原告人民币2118.34元;八、被告重庆市某中学等不承担责任。宣判后,胡某某、王某某、德某餐厅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8日作出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关于本案各被告是否应当对胡某甲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的关键在于:各被告基于餐饮经营者、同饮者、同行者等身份在各自的义务范围内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该过错与胡某甲溺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一、关于原告方的责任判定。胡某甲溺水时为初中二年级学生,对自己的行为已经有了一定的认知及判断能力,且已接受学校日常安全教育。本案中,聚餐时胡某甲主动提议饮酒,饮酒后胡某甲实施了下湖戏水等危险行为,且下湖戏水也系由胡某甲提议。胡某甲对自己的死亡存在重大过错。二原告作为其监护人,日常即有放任胡某甲饮酒的情形,且事故发生在周末放假期间,其疏于对胡某甲的管理教育,未履行好监护人职责,对胡某甲的溺亡应当自行承担90%的损失。 二、关于德某餐厅的责任判定。1.关于德某餐厅是否应当对胡某甲的溺亡后果承担侵权责任。2012年修正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标志;对难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德某餐厅作为餐饮经营者,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向未成年人售酒,具有明显的违法性;德某餐厅既未通过要求酒水购买者出示身份证件等方式审慎判断其未成年人身份,亦未设置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标志,还放任未成年人在餐厅内饮酒,具有明显过错。德某餐厅违法向胡某甲售酒并供其饮用,客观上增加了损害发生的风险,售酒行为与胡某甲溺亡后果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德某餐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2.关于德某餐厅责任承担形式的判定。本案中,德某餐厅和其他数个行为人之间在胡某甲溺亡这一损害后果产生前,并无共同意思联络,不构成共同侵权,不承担连带责任。售酒行为并非造成溺亡的直接原因,而是与下湖戏水玩耍等行为结合后,才促成损害后果的发生,单独的售酒行为并不能造成全部损害后果,故德某餐厅不应当对全部损害承担责任。德某餐厅向未成年人售酒并供其饮用,增加了未成年人酒后下湖戏水造成人身损害的风险,是导致其溺亡的间接原因。结合其过错程度、原因力大小,法院判决德某餐厅对胡某甲的溺亡承担6%的责任。 三、关于蒋某某等六名未成年人被告及其监护人的责任判定。蒋某某、陈某与胡某甲共同饮酒,酒后蒋某某、陈某、邓某某、陈某某、张某某与胡某甲一同到湖边玩耍并参与了下湖泡脚、戏水等危险行为,以上被告均知晓或者应当知晓胡某甲下湖具有危险性,蒋某某、陈某与其共饮,蒋某某、陈某、王某某、邓某某、陈某某、张某某未制止胡某甲下湖的危险行为,以上被告未能尽到相互照顾、提醒的义务,故对胡某甲的溺亡均应当承担责任。综合考虑蒋某某是生日聚会的组织者并参与饮酒、陈某参与饮酒、王某某下湖救援及其他人共同以不同形式参与救援,且六名被告均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等情形,法院确定由蒋某某对胡某甲的溺亡承担1%的责任,由陈某对胡某甲的溺亡承担0.8%的责任,由王某某对胡某甲的溺亡承担0.4%的责任,由邓某某、陈某某、张某某对胡某甲的溺亡各自承担0.6%的责任。因该六名被告均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侵权责任依法由各自监护人承担。 此外,经营者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向未成年人售酒,还应依法承担相应行政责任。本案宣判后,人民法院以司法建议方式向相关部门作了提醒。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第1172条、第1173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2条、第2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9条(本案适用的是2012年10月26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7条) ▶指导性案例228号 张某诉李某、刘某监护权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4年5月30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监护权/未成年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平等监护权 裁判要点 1.在夫妻双方分居期间,一方或者其近亲属擅自带走未成年子女,致使另一方无法与未成年子女相见的,构成对另一方因履行监护职责所产生的权利的侵害。 2.对夫妻双方分居期间的监护权纠纷,人民法院可以参照适用民法典关于离婚后子女抚养的有关规定,暂时确定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事宜,并明确暂时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有协助对方履行监护职责的义务。 基本案情 张某(女)与李某于2019年5月登记结婚,婚后在河北省保定市某社区居住。双方于2020年11月生育一女,取名李某某。2021年4月19日起,张某与李某开始分居,后协议离婚未果。同年7月7日,李某某之父李某及祖母刘某在未经李某某之母张某允许的情况下擅自将李某某带走,回到河北省定州市某村。此时李某某尚在哺乳期内,张某多次要求探望均被李某拒绝。张某遂提起离婚诉讼,法院于2022年1月13日判决双方不准离婚。虽然双方婚姻关系依旧存续,但已实际分居,其间李某某与李某、刘某共同生活,张某长期未能探望孩子。2022年1月5日,张某以监护权纠纷为由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李某、刘某将李某某送回,并由自己依法继续行使对李某某的监护权。 裁判结果 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22日作出民事判决:驳回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张某不服,提起上诉,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13日作出民事判决:一、撤销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一审民事判决;二、李某某暂由上诉人张某直接抚养;三、被上诉人李某可探望李某某,上诉人张某对被上诉人李某探望李某某予以协助配合。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李某某之父李某、祖母刘某擅自带走李某某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以及如何妥善处理夫妻双方虽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已实际分居时,李某某的抚养监护问题。 第一,关于李某某之父李某、祖母刘某擅自带走李某某的行为是否对李某某之母张某构成侵权。民法典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第一千零五十八条规定:“夫妻双方平等享有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共同承担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双方平等享有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本案中,李某、刘某擅自将尚在哺乳期的李某某带走,并拒绝将李某某送回张某身边,致使张某长期不能探望孩子,亦导致李某某被迫中断母乳、无法得到母亲的呵护。李某和刘某的行为不仅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也构成对张某因履行监护职责所产生的权利的侵害。一审法院以张某没有证据证明李某未抚养保护好李某某为由,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系适用法律不当。 第二,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李某某的抚养监护应当如何处理。本案中,李某某自出生起直至被父亲李某、祖母刘某带走前,一直由其母亲张某母乳喂养,至诉前未满两周岁,属于低幼龄未成年人。尽管父母对孩子均有平等的监护权,但监护权的具体行使应符合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对于婚内监护权的行使虽无明确具体规定,考虑到双方当事人正处于矛盾较易激化的分居状态,为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参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的规定,李某某暂由张某直接抚养为宜。张某在直接抚养李某某期间,应当对李某探望李某某给予协助配合。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4条、第1058条、第1084条、第108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条、第24条 ▶指导性案例229号 沙某某诉袁某某探望权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4年5月30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探望权/未成年人/隔代探望/丧子老人 裁判要点 未成年人的父、母一方死亡,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探望孙子女或者外孙子女的,人民法院应当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有利于家庭和谐的原则,在不影响未成年人正常生活和身心健康的情况下,依法予以支持。 基本案情 沙某某系丁某某的母亲,其独生子丁某某与袁某某于2016年3月结婚,于2018年1月生育双胞胎男孩丁某甲、丁某乙。2018年7月丁某某因病去世。丁某甲、丁某乙一直与袁某某共同生活。沙某某多次联系袁某某想见孩子,均被袁某某拒绝。沙某某遂起诉请求每月1日、20日探望孩子,每次2小时。 裁判结果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18日作出民事判决:原告沙某某每月第一个星期探望丁某甲、丁某乙一次,每次不超过两小时,袁某某应予配合。宣判后,袁某某不服,提起上诉。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8日作出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沙某某系丁某甲、丁某乙的祖母,对两个孩子的探望属于隔代探望。虽然我国法律并未对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是否享有隔代探望权作出明确规定,但探望权系与人身关系密切相关的权利,通常基于血缘关系产生;孩子的父、母一方去世的,祖父母与孙子女的近亲属关系不因父或母去世而消灭。祖父母隔代探望属于父母子女关系的延伸,符合我国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公序良俗。隔代探望除满足成年亲属对未成年人的情感需求外,也是未成年人获得更多亲属关爱的一种途径。特别是在本案沙某某的独生子丁某某已经去世的情况下,丁某甲、丁某乙不仅是丁某某和袁某某的孩子,亦系沙某某的孙子,沙某某通过探望孙子,获得精神慰藉,延续祖孙亲情,也会给两个孩子多一份关爱,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袁某某应予配合。同时,隔代探望应当在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和身心健康,不影响未成年人及其母亲袁某某正常生活的前提下进行,探望前应当做好沟通。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条、第1043条、第1045条、第108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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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
5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一批司法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这是人民法院准确实施黄河保护法的优秀司法成果,是积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是黄河流域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有益经验,供大家交流借鉴。 案例一 北京市朝阳区某环境研究所诉山西某铝业 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被告山西省某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铝业公司)从铝土矿提炼氧化铝后排出的固体废物赤泥堆积于某赤泥库。该赤泥库经环评验收后于2006年投入使用,总占地面积1840亩,设计总库容约1664.3万立方米。2013年转为备用库,至今仍有部分库容。案涉赤泥库采取露天堆放,赤泥表面干燥后在风季易形成扬尘,造成严重大气污染。期间曾被当地环保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罚款。后原告北京市朝阳区某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某环境研究所)就此提起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消除危险等。 裁判结果 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综合考量案涉赤泥库规模、现有防尘措施、危险程度等因素,主动引入技术专家对赤泥库封场充分论证,引导双方以消除生态环境风险为目的达成最终调解协议。该调解协议确定,由某铝业公司根据赤泥库现状,按照国家安全生产监督要求,五年内完成赤泥库封场。调解协议同时明确了封场期间采取的环境污染防范措施、不能封场时的替代方案及执行恢复效果评估等内容。法院经公告和审查认为该调解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要求,依法出具调解书予以确认。法院定期回访、持续跟进,经多次实验、地勘、设计、论证,督促某铝业公司确定赤泥库封场修复方案,项目总投资1.3亿余元。历时五年,案涉赤泥库封场项目于2023年11月竣工验收,调解书确定的内容全部履行完毕。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治理矿山废物保护生态环境的典型案例。我国是氧化铝生产大国,制铝工业固体废物赤泥大量露天堆积易对大气、地下水造成污染,而赤泥尾矿封场工程是世界性技术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明确要求加强黄河流域各类污染的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本案中,人民法院坚持能动履职,以系统治理、生态修复为目标,促使当事人达成赤泥库封场调解协议,并协助被告企业寻找专家攻克技术难题,历时五年投入一个多亿资金最终高标准完成了案涉赤泥尾矿库封场工程。同时人民法院引导被告企业调整优化产业布局,打造成绿色发展产业集群,将生态包袱转化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新质生产力。昔日沙尘滚滚的尾矿库变成集生态修复、土地再利用、新能源开发的千亩草场。本案是人民法院积极能动履职,做实生态环境修复治理“后半篇文章”,服务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典型案例,具有良好示范效应。 案例二 鄂尔多斯市人民检察院诉鄂尔多斯市某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鄂托克旗棋盘井镇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西部,距黄河直线距离仅20公里,该区域属严重缺水地区。被告鄂尔多斯市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矿业公司)的煤矿矿井位于棋盘井地下水超采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需严格依照批准的取水许可规定条件,取用因矿井掘进、开采破坏地下水含水层而产生的疏干水。鄂托克旗水利局2016年为某矿业公司煤矿生产经营核发取水许可证,许可该公司年疏干水量64.46万立方米,年取水量29.52万立方米,年退水量46.91万立方米。2022年3月,某矿业公司因将矿井疏干水通过未经批复的管道退至其他公司,且未安装计量设施,被鄂尔多斯市水利局处以罚款、补缴水资源税等行政处罚。经评估,某矿业公司超量疏干水量共计331.23万立方米,对区域具有水资源服务功能的奥灰含水层间接影响损害量为51.64万立方米。检察机关对此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规定了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内蒙古自治区地下水保护和管理条例》进一步明确对矿产资源开采、地下工程建设疏干排水量达到规模的管理规制。某矿业公司的超量疏干水行为影响了地下水资源服务功能,造成地下水生态环境严重损害,应当承担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遂判决某矿业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用194.68万元及评估费。宣判后,各方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系一起保护黄河流域地下水资源利用的典型案例。黄河流域干旱少雨,水资源短缺,地下水资源弥足珍贵。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明确规定量水而行、节水为重的基本原则,并对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作出专章规定。人民法院严格执行黄河流域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依法判令未依照批准的取水许可规定条件取水、未按规定安装取水计量设施的煤炭开采企业赔偿地下水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有力维护了区域地下水环境和饮水安全、生态安全。同时,教育引导被告企业认识到违法取用疏干水的危害,被告当庭对其生态环境损害行为赔礼道歉。本案审理对于加强水资源司法保护,促进节约用水,提升地下水资源集约节约安全利用水平具有积极意义。 案例三 北京市丰台区某环境研究所诉 韩城市某黄河渔业有限责任公司等 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被告韩城市某黄河渔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渔业公司)与韩城某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投资公司)合作开发案涉黄河生态渔业示范基地建设项目,于2016年3月开始施工,总投资约2.3亿元,建设有广场、公寓楼、商铺、餐厅、停车场、办公房、人工水域等。项目区域在建设之前主要为泛洪平原和库塘,属于陕西黄河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缓冲区范围。2017年2月,韩城市国土资源局下发行政处罚决定,责令建设单位退还非法占用土地,并处罚款。案涉项目于2017年6月停止建设。后原告北京市丰台区某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某环境研究所)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停止破坏黄河湿地侵害生态环境的行为,拆除全部违法构筑物,恢复湿地原状。 裁判结果 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多次组织调解、现场勘察并协调督促相关生态环境保护监管部门履职。2019年4月起,韩城市人民政府决定对案涉项目实施拆除,韩城市自然资源局、林业局下达了《限期拆除通知书》。某渔业公司逐步完成案涉项目全部建筑拆除,并对案涉区域生态环境和湿地植被进行了修复。某环境研究所认可被告为环境治理所做的努力和修复结果,认为其诉讼目的业已实现,申请撤回起诉。经韩城市林业局出具案涉项目整改方案执行情况说明,并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对案涉区域生态环境恢复效果进行评估,人民法院审查认为,整改方案符合湿地修复的规范要求,且案涉区域的生态环境经专业鉴定机构评估确认已基本得到恢复,某环境研究所的诉讼请求已因负有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而得到实现,裁定准许其撤回起诉。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在黄河沿岸违法开发建设破坏黄河生态环境的典型案例。湿地被称为“地球之肾”,黄河湿地作为候鸟迁飞路线上的栖息繁殖地,为鸟类提供了栖息、迁徙、越冬场所,且负有补给地下水、净化水质、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等生态服务功能,在维持生态平衡、保持生物多样性、调节水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案中,社会组织依法提起公益诉讼,人民法院依法能动履职,在诉讼中强化府院联动,通过发出司法建议推动行政主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充分了发挥生态环境保护中行政执法优先的职能,对侵占黄河湿地的违法建设项目全部实施拆除,最终促使本案以撤诉方式解决,以最低的司法成本取得了最优的司法效果,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协同保护提供了样板和示范。 案例四 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与夏河县 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协议司法确认案 基本案情 2019年7月,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开展现场督察时发现,甘肃省夏河县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矿业公司)含氰化物危险废物堆浸处置不到位,堆放废渣总量达900余万吨,其中堆浸渣400余万吨,渣场部分区域未铺设防渗膜,也未建设截洪沟,环境风险隐患突出。根据《甘南州贯彻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方案》既定的整改目标和整改措施,某矿业公司实施了案涉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并通过县、州两级政府整改验收。经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授权,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与某矿业公司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进行磋商,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裁判结果 甘肃矿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与某矿业公司达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内容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且符合社会公共利益保护要求。某矿业公司根据协议约定,已经实施了案涉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并通过县、州两级政府整改验收,案涉矿区生态破坏问题已由某矿业公司恢复治理完成,某矿业公司承担生态恢复工程费4685.67万元及堆浸渣污染治理费1183.97万元等全部费用,并赔偿尚未修复的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144.39万元。经依法公告,期满未收到异议,符合司法确认的法定条件,遂裁定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有效。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人民法院依法支持行政主管部门通过磋商程序维护黄河生态环境的典型案例。甘南高原是青藏高原“生态门户”,也是黄河、长江重要水源涵养区和补给区,生态功能极为重要。甘南高原海拔高、紫外线强、气候寒冷潮湿,生态环境极为脆弱,森林、草地、湿地等生态系统一旦被破坏,自我恢复能力差,自然修复周期长,人工恢复成本高。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用好司法确认程序,对行政主管部门经磋商达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予以确认,在确保重大生态环境治理案件及时高效处理的同时,依法支持行政主管部门与涉案企业通过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程序积极履行黄河上游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责任,共同守护好甘南高原黄河“蓄水池”生态功能,筑牢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为实现黄河安澜,保障一泓清水向东流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案例五 四川省阿坝县人民检察院诉阿坝县 某镇人民政府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22年9月,四川省阿坝县某镇某垃圾集中处理点在处理垃圾时处理不符合规范,且存在临时聘用人员防护措施不到位等问题。该垃圾集中处理点濒临黄河支流贾曲河主河道,恶臭四溢、蚊蝇滋生,严重影响周边生态环境和居民生产生活,并对黄河水体安全造成威胁。被告阿坝县某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某镇政府)收到检察建议后,期满未进行有效整改,检察机关遂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 四川省阿坝县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经查看现场确认情况属实,对某镇政府提出整改建议,指导其从保护黄河源头水体安全和全镇牧民生活饮用水安全出发,督促某镇政府进一步采取整改措施,切实有效解决濒河垃圾治理问题。2022年11月经现场回访,确认案涉垃圾集中处理点已全面整改完毕,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况已经消除。检察机关也认为其诉讼目的业已实现,申请撤诉,法院审查后依法裁定予以准予撤回起诉。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因为行政机关未履行生活垃圾治理义务引发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案发地处于若尔盖国家公园区域内。若尔盖湿地被誉为“中国最美高寒湿地”,是黄河上游重要水源涵养补给区,是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链的重要一环。《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要求因地制宜推进农村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处理和污水治理,消除黑臭水体。本案中,人民法院针对黄河若尔盖湿地范围内存在的生活垃圾集中处理不规范、行政机关履职不到位、影响群众生活和生态环境的情况,督促行政机关及时采取整改措施,推动实现了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本案最终以公益诉讼目的实现而检察机关撤诉的方式得到圆满解决,是人民法院不断深化生态修复责任落实,以法治方式切实解决乡村人居环境治理难题的生动实践,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不断改善提供了司法保障。 案例六 徐某杰等四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 基本案情 陕西省韩城市某焦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焦化公司)系陕西省重点排污单位,按照国家环保部门要求在其焦化厂焦炉烟囱上安装有烟气自动在线监测设施,并与国家环保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与基础数据库系统联网。2022年9月,被告人焦化厂副厂长徐某杰接到烟尘测试仪在线监测颗粒物排放数据超标的请示后,为避免监测数据超标,私自决定并授意被告人环保主管郭某伟拆卸相关装置,并由被告人炼焦车间工人张某具体实施。被告人炼焦车间主任贾某敏在巡查中发现相关装置被私自拆卸,未予制止,默许、纵容随意拆卸。2023年2月,生态环境部督导检查时,为逃避监管,徐某杰授意郭某伟、贾某敏指使张某再次拆卸相关装置。前述拆卸行为造成某焦化公司焦化厂烟囱颗粒物在线监测数据明显低于排放标准,严重失真,影响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系统正常运行。2023年3月,韩城市生态环境局对某焦化公司烟囱排口烟气在线监测设施日均值有不同程度超标现象,对该公司处以100万元行政罚款。检察机关对徐某杰等四人提起公诉。 裁判结果 陕西省韩城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徐某杰、郭某伟、贾某敏、张某四被告人违反国家规定,多次针对环境质量监测系统实施干扰采样行为,致使监测数据严重失真,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焦化厂颗粒物排放失去有效监管,造成严重后果,其行为均已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根据四被告人在犯罪中所起作用,以及均系自首、初犯并认罪认罚等情节,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至一年二个月不等,对部分被告人适用缓刑。宣判后,各方未上诉、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案件审结后,审理法院督促某焦化公司进行整改,健全完善环保考核监督管理制度,组织员工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法规,投资建设脱硫设备和除尘系统,实现了绿色合规生产。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重点排污单位非法干扰环境监测设备的犯罪案件。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之一,该法明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应落实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要求,加强污染防治。本案案发地陕西韩城地处黄河西岸、关中平原东北隅,是一座以煤为基、因钢而兴的工业之城,也是汾渭平原大气污染治理重点城市之一。被告人所在焦化企业作为重点排污单位,贯彻国家环保政策不力,员工法治意识淡薄,干扰环境质量检测系统采样,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人民法院落实最严法治,严厉惩治逃避监管违法犯罪,充分发挥刑事审判惩戒和预防功能。同时,依法能动履职,督促企业学法、知法、守法,延伸审判效果,实现企业降污减碳协同增效,为助力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协同推进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司法样本。 案例七 谭某祥诉常某龙、常某峰 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8年2月,被告常某龙、常某峰等人与山东东阿黄河河务局(以下简称东阿河务局)签订《东阿黄河淤背区开发种植协议书》,承包期限自2018年3月至2026年3月,种植内容约定“甲方提供黄河淤背区土地,乙方负责开发种植经济林、果树、绿化美化树种、苗圃等,不提倡种植杨树,禁止种植小麦、玉米、棉花等高秆农作物”。2023年3月,原告谭某祥与常某龙、常某峰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并为此支付60000元承包费。签约时,谭某祥曾告知租赁该块土地欲种植玉米,常某龙表示可以种植,也未向谭某祥出示与东阿河务局签订的种植协议及告知相关禁止性约定。东阿河务局在巡视过程中,得知谭某祥欲在案涉土地种植春玉米时,告知黄河流域淤背区禁止种植高秆作物。谭某祥即停止作业。双方多次协商种植事宜未果,引发纠纷。 裁判结果 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黄河淤背区的开发使用应当遵守黄河河务管理有关规定,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禁止在行洪河道内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和高秆作物。案涉《东阿黄河淤背区开发种植协议书》中关于种植范围的特别约定不仅是常某龙、常某峰的合同义务,也是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的法定义务。常某龙、常某峰向谭某祥转包案涉土地时,隐瞒该块土地禁止种植高秆作物的事实,导致谭某祥无法实现合同目的。遂判决解除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由常某龙、常某峰向谭某祥返还承包费60000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在黄河河道承包经营违反管理要求而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案件。黄河淤背区是为加固黄河堤防,通过抽取河流泥沙堆积于黄河两岸之外形成的地块,是黄河防洪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涵养水源、增强工程抗洪能力、提供防汛材料等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规定,国家加强黄河流域河道、湖泊管理和保护,禁止在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以及从事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开发利用黄河淤背区应遵守黄河河务管理规定,种植阻碍行洪的高秆作物,可能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人民法院严格执行黄河保护法的规定,依法判令当事人解除合同、返还财产,维护了黄河淤背区土地开发利用秩序,消除黄河行洪安全隐患,运用法治手段保障黄河安澜。 案例八 贺某诉原阳县某镇人民政府 确认行政协议无效案 基本案情 2019年1月,河南省新乡市人民政府作出《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河南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2018年度平原示范区某社区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原则同意《河南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2018年度平原示范区某社区项目实施方案》。2021年7月8日,原告贺某的配偶张某签字确认收到《平原示范区某庄镇某村搬迁选房办法一》《平原示范区某庄镇某村搬迁选房办法二》。2021年7月19日,张某与该镇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工程建设管理局签订《黄河滩区居民迁建搬迁协议书》,其家庭已经得到妥善安置。2023年7月,贺某以某镇政府与张某签订的迁建搬迁协议未经其同意为由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协议无效。 裁判结果 郑州铁路运输法院一审认为,黄河滩区居民迁建以户为单位进行,贺某长年在外务工,其配偶张某系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原居住房屋实际居住,其作为该家庭的成年代表,可以与行政机关签订迁建搬迁协议并参与选房。案涉迁建搬迁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签订后张某家庭收到了迁建家具、搬家费奖励以及新旧房抵扣差价,并搬离原居住房屋得到妥善安置。贺某所在家庭成员在案涉迁建搬迁协议中与其他搬迁村民享有相同条件待遇。贺某以张某签订迁建搬迁协议未经其同意为由,主张协议无效,于法无据,不能成立。一审法院遂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贺某提起上诉,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因黄河滩区迁建而引发的补偿安置行政协议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规定,人民政府应有序安排滩区居民迁建,实施滩区综合提升治理工程。黄河滩区是行洪、滞洪、沉沙的重要场所,政府实施黄河滩区迁建工程能够有力应对黄河水患带来的挑战,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实现长治久安,也有利于保护滩区生态环境,构建生态安全屏障。本案中,人民法院对依法签订且得到合理补偿的黄河滩区居民迁建搬迁协议的效力予以确认,支持了政府的迁建工程实施,能很好地教育引导滩区群众提升黄河保护的大局意识,积极配合滩区迁建、依法理性维权,以实际行动保障滩区综合提升治理工程有序推进,实现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生态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 案例九 罗某福等五人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非法狩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基本案情 2021年4月至2023年3月期间,被告人罗某福多次到宁夏收购野生鸟类幼鸟及蛋卵,孵化饲养后出售获利。罗某福还将2只珍稀动物疣鼻天鹅对外出售。被告人杨某兵、李某楠、薛某、张某弟分别在宁夏沙湖、星海湖和内蒙古乌梁素海等黄河湿地,通过网捕、掏窝等方式猎获野生苍鹭、灰雁等幼鸟及蛋卵出售给罗某福及案外人。除自行猎获野生鸟类外,张某弟多次收购他人猎获的野生鸟类出售给罗某福,杨某兵在罗某福收购部分幼鸟及蛋卵时为其提供临时放置场所并担任驾驶员。涉案幼鸟达1000余只、蛋卵6000余枚。经鉴定,案涉疣鼻天鹅是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苍鹭、灰雁等野生鸟类为有重要生态、科学和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检察机关对罗某福等五人提起公诉。 裁判结果 银川铁路运输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罗某福非法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其行为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告人杨某兵、薛某、李某楠、张某弟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使用禁用方法狩猎,其行为构成非法狩猎罪。被告人罗某福、杨某兵、张某弟明知案涉“三有”保护野生动物系非法狩猎所得仍多次予以收购,其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数罪并罚,判处罗某福等五人有期徒刑四年十个月至一年不等,对个别被告人适用缓刑,追缴各被告人违法所得等。宣判后,各方未上诉、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典型非法捕猎和买卖野生动物的犯罪案件。作为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的省份,宁夏得益于母亲河的滋养补给,拥有类型多样、特色鲜明的湿地资源,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野生鸟类迁徙停留、繁衍生息。非法猎捕、收购、出售野生鸟类及蛋卵,阻断了迁徙候鸟自然繁殖,严重损害物种和生物基因多样性。《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对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保护生物多样性作出明确规定。没有买卖就没有非法捕猎。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猎捕者与收购者承担刑事责任并依法追缴违法所得,全链条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行为,具有鲜明的警示教育意义。人民法院同时协调对接有关部门,做好扣押在案的鸟类和蛋卵救助养护,促使孵化出的1100余只野生苍鹭顺利回归自然,充分彰显了维护生物多样性、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司法担当。 案例十 哇某某等六人盗掘古墓葬案 基本案情 2022年8月,被告人哇某某等六人,经事先谋划商定,共同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某古墓葬群实施盗掘行为,盗掘三座古墓葬。被盗掘墓葬系青海地区唐(吐蕃)时期古墓葬,已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鉴定,收缴的文物97件中,二级文物11件、三级文物70件、一般文物15件、资料性文物1件。哇某某等六人的盗掘行为破坏了墓室等结构,导致墓葬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不完整,对古墓葬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检察机关对哇某某等六人提起公诉。 裁判结果 西宁铁路运输法院一审认为,哇某某等六被告人违反国家文物管理制度,盗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墓葬,其行为均构成盗掘古墓葬罪。各被告人在犯罪活动中作用相当,根据犯罪的起因、事实、情节、认罪态度、悔罪表现及社会危害程度,结合部分被告人自首等情节,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至六年零二个月、罚金2.1万元至1.2万元不等,没收作案工具,在案文物由扣押机关移交有关文物行政部门。宣判后,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诉,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打击破坏文物犯罪保护黄河文化的案例。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见证了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承载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情感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首次以专章形式对文化的保护传承弘扬作出规定,建立黄河文化保护制度体系。本案中,被盗掘的青海古墓葬群位于三江之源玉树,是继西藏吐蕃古墓葬群后发现的第二大吐蕃古墓葬群,一经发现即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于研究唐代吐蕃生活方式、丧葬习俗、民族交往等具有重要价值。六被告人的盗掘行为对古墓葬本体完整性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坏,成为当地历史文化传承和自然人文环境中永久的伤疤。人民法院严厉惩处破坏文物古迹犯罪,依法追究盗掘行为人法律责任,以司法之力守护黄河文化价值弘扬延续。本案审理对于引导当地群众正确认识受法律保护的古墓葬及其价值,对警示、震慑不法分子盗墓活动,共同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具有积极意义。 来源:最高法 声明:以上内容和图片等资料的版权归原作者所有。部分文章推送时未及时与原作者取得联系,仅标明文章来源,如若标注有误或者涉及作者版权问题,请及时告知,我们将及时更正或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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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例发布
案例一:柯某聪与汤某燕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案——婚生女遭受侵害而直接抚养一方未积极应对,另一方可要求变更抚养权 基本案情 汤某燕与柯某聪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8年4月办理结婚登记,于2016年7月生育长女小玲,2019年3月生育次女。2020年9月24日,汤某燕与柯某聪协商签订离婚协议书并办理离婚登记。离婚协议书约定长女小玲由男方柯某聪抚养,次女由女方汤某燕抚养,双方各自抚养,无需对方承担其他费用,双方可以随时看望孩子。后小玲随柯某聪居住,主要由柯某聪的父母代为照料。2021年6月,小玲到邻居家中与其孙子玩耍时,遭到邻居不法侵害,后邻居因此被法院判处刑罚。汤某燕认为该起事件已经对小玲的身心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为让孩子有一个健康稳定的生活环境,遂起诉请求变更小玲由其抚养。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汤某燕与柯某聪于离婚时约定婚生女小玲由柯某聪负责抚养,小玲现住所地邻居实施的犯罪行为已对其身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而身为父亲的柯某聪在事发后未能主动及时将该重要情况告知孩子的母亲汤某燕,寻求共同努力修复孩子所遭受的创伤,其行为存在明显不当。汤某燕基于改善小玲生活环境的目的提出变更抚养权请求,正当合理且必要。判决:汤某燕与柯某聪的婚生女小玲变更由汤某燕抚养,柯某聪应于判决生效次月起每月5日前支付当月抚养费900元,直至小玲年满十八周岁止。 判决后,柯某聪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柯某聪作为小玲的监护人,要有基本的安全教育意识,且在未成年人遭到不法侵害后,应积极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情况。从孩子父母的工作情况来看,此前柯某聪长期在外工作,将孩子委托给其父母代为抚养,其工作地点距离父母家有一段距离,隔代抚养不如父或母亲自抚养有利。从有利于孩子成长的角度考虑,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下判后,柯某聪主动将小玲交给汤某燕抚养,小玲目前就读于小学二年级,状态良好。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因刑事案件引发的民事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明确规定了变更抚养权的法定情形,本案当事人主要以孩子曾被邻居不法侵害为由要求变更抚养权。一、二审法院从最有利于子女的原则出发,综合父母双方抚养条件、被抚养人生活环境等因素,尤其是考虑双方在孩子被不法侵害事件发生后的应对举措,认定该种情形下变更抚养权更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最大限度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为今后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有益参考。在审理过程中,法院始终坚持能动司法,积极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对双方进行释法析理、调解疏导,在双方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及时下判,并在裁判文书中从家庭教育和亲子关系的角度,对双方今后关爱、监护该婚生女提出有益建议,彰显司法公正与温情。 案例二:张某某与张某彬抚养费纠纷案——离婚协议关于抚养费的约定,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未直接抚养一方提出支付抚养费的请求 基本案情 蔡某云与张某彬于2011年10月登记结婚,于2012年2月生育女儿张某某。2014年6月17日,蔡某云起诉与张某彬离婚。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如下协议:蔡某云与张某彬自愿离婚;婚生女张某某由蔡某云直接抚养并共同生活,抚养费由蔡某云自行承担。 2023年,张某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张某彬立即支付给张某某自2014年7月至2023年1月的抚养费共计103000元并自2023年2月起每月按时支付给张某某1000元抚养费,直至张某某年满十八周岁止。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张某彬与蔡某云调解离婚后,张某某与张某彬之间的父女关系不因离婚而消除,张某彬仍有对张某某抚养和教育的义务。虽根据生效调解书的协议,张某某由蔡某云抚养并共同生活,抚养费由蔡某云自行承担,但随着张某某的学习成长、蔡某云再增加单独抚养一女以及生活消费水平提高等因素,蔡某云独自支付张某某的抚养费难以满足张某某的生活需要,故张某某诉求张某彬支付抚养费符合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但鉴于张某某的父母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张某某由蔡某云抚养并共同生活,抚养费由蔡某云自行承担,因此对张某某诉求张某彬支付自2014年7月至2023年1月的抚养费,不予支持。遂判决张某彬应自2023年2月起每月支付给张某某抚养费1000元,直至张某某年满十八周岁止;驳回张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认为,虽然张某彬与蔡某云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张某某由蔡某云直接抚养并共同生活,抚养费由蔡某云自行承担。但随着张某某的成长、物价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在学习、生活等各方面开支明显增大,加之蔡某云家庭经济困难,无法满足张某某学习、生活需要。张某彬作为张某某的亲生父亲,离婚后虽未直接抚养子女,但依法仍负有抚养的义务。故一审结合双方的家庭状况以及张某某生活、学习的实际需要等因素,判决张某彬自2023年2月起每月支付给张某某抚养费1000元,于法有据,应予维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抚养费具有保障子女健康成长和生存权利的基本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五条规定:“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虽然本案蔡某云与张某彬在离婚协议中约定抚养费由一方自负,但当未成年子女生存权益与父母的诚信履约权益发生冲突时,应当首先考虑子女权益。法院综合双方目前的生活情况、子女的学习成长需求等因素,明确支持未成年子女提出要求未直接抚养一方支付抚养费的要求,并参考父母的经济状况、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酌定抚养费的合理数额。本案的审理既妥善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亦符合父母应共同对子女承担抚养责任的价值观念,体现人民法院坚持未成年人利益优先保护的司法理念。 案例三:朱某荣、黄某琼探望权纠纷案——处理探望权纠纷时应以兼顾亲情修复及最有效保护未成年人为原则确定探望方式 基本案情 朱某荣与黄某琼原系夫妻关系。离婚时,双方未就子女探望权的行使内容进行明确。婚生子女朱某实际均随黄某琼共同生活。朱某荣起诉,称其自2020年7月份开始都没能看到朱某,主张每月接回婚生子女朱某共同生活。黄某琼提出朱某出生后长期未与朱某荣接触生活,在消除朱某恐惧心理和抵触情绪,且与黄某琼充分沟通的前提下,朱某荣可以上门探望,但拒绝朱某荣带离朱某的探望方式。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朱某荣与黄某琼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由黄某琼直接抚养,朱某荣作为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有探望子女的权利,黄某琼有协助的义务。赋予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探望权,不仅是父或母关怀子女的重要方式,也是子女健康成长的要求。综合考虑朱某荣与黄某琼的实际情况、孩子的年龄以及朱某荣与孩子之间的亲情关系现状等因素,酌定朱某荣每月可探望朱某一次。判决朱某荣自判决生效之日起至未成年子女朱某年满十八周岁止,可于每月第四周探望朱某一次,探望时可将朱某接回朱某荣处共同生活,黄某琼应协助朱某荣行使探望权。 二审法院认为,婚生子朱某年纪尚幼小,与朱某荣长期分离,缺乏基本的亲近感和信任感,对陌生人存在较大恐惧心理。在处理探望权纠纷时应兼顾亲情及最有效保护未成年人原则,黄某琼提出不宜以立即带离的方式行使探望权有事实依据,应予支持,故改判:朱某荣可于每月第四周探望朱某一次;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一年后至未成年子女朱某年满十八周岁止,朱某荣探望时可将朱某接回共同生活。黄某琼应协助朱某荣行使探望权。 典型意义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直接抚养子女的黄某琼对朱某荣探望子女并无异议,但对一审直接判决朱某荣接回朱某共同生活强烈反对。二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经对黄某琼、朱某的生活居住地进行实地走访,了解到朱某年纪尚小,在与陌生人接触过程中对陌生人的应激反应较大,存在较大恐惧心理。朱某与朱某荣长期分离,缺乏基本的亲近感和信任感,贸然判定朱某荣在探视中带离朱某必将对朱某造成实际伤害,不利于探望权的实现及朱某的健康成长。行使探望权时应兼顾亲情修复及最有效保护未成年人原则,通过设定一定的探望时间,在“过渡期”培养、促成朱某荣与朱某父子亲情的情感修复后,再逐步过渡到共同生活,遂予以改判。法院在处理探望权纠纷时,坚持走访调查了解案件实际情况,注重亲情修复,以此来探索、确定探望权的“最优方案”,有利于促进探望权以和谐方式顺利实现,体现对未成年人子女的最有效保护,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案例四:刘某凤与林某荣离婚纠纷案——家庭教育指导助辍学儿童重返校园 基本案情 刘某凤与林某荣经人介绍相识后办理结婚登记,刘某凤婚前与他人生育的儿子小军与两人共同生活。婚后,刘某凤与林某荣生育一女小玉。双方常因生活琐事发生争吵,林某荣曾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经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夫妻感情并未得到改善,双方继续分居生活。2023年12月,刘某凤提起诉讼,要求与林某荣离婚,林某荣同意离婚,但要求小玉由其抚养。经法官入户了解,刘某凤长期在外地工作,小军、小玉与林某荣共同生活,但林某荣将小军、小玉交给祖父母照顾。双方对孩子均疏于管教、缺少沟通,怠于履行家庭教育主体责任,放任小军旷课,最终辍学在家。 裁判结果 经法院调解,刘某凤与林某荣达成协议,双方离婚,两个孩子由刘某凤抚养。因小军属于应当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法院多次通过面对面、电话方式向刘某凤、林某荣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同时,法院向刘某凤、林某荣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要求其立即履行保障小军接受并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权利的职责,多关心小军的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让小军获得更多关爱,接受与其年龄相适应的家庭教育。收到《家庭教育指导令》后,双方表示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在教育子女上的失责行为。此后,刘某凤带小军、小玉回外省娘家生活,并办理入学手续,积极履行家庭教育主体责任。小军重返校园,正在重新适应校园生活。 典型意义 家庭教育在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接受九年义务教育是权利也是义务。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因缺乏有效的引导,面对自身权益无法正确辨别,作出正确判断。本案法院在发现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遭受侵害时,通过依法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让父母自觉履行家庭教育责任的方式,成功帮助辍学儿童重返校园,达到以“令”施教的效果,在维护和保障非婚生子女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引导父母走出认识误区,真正实现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指导促进作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案例五:曹某诈骗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惩处,应坚持宽严相济,做到宽容不纵容 基本案情 未成年人曹某伙同彭某(另案起诉)成立电信网络诈骗窝点,二人约定,彭某出资占股35%,负责窝点的日常运营;曹某出资占股65%,负责购买手机、电脑等设备,对接上线、发货、收取和分配资金,并租赁某小区一房屋作为诈骗窝点。二人招收了若干名业务员,形成以曹某、彭某、李某为主的诈骗犯罪团伙。2023年5月15日至7月9日期间,该诈骗犯罪团伙共计对外发送诈骗信息达291267条,骗取35名被害人共计435158元。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判决曹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宣判后,曹某未提出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的典型之处在于系未成年人纠集成年人共同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未成年人被认定为主犯。各被告人年龄相当,初入社会,涉世未深,部分人员是在网络应聘求职过程中加入这一诈骗窝点,在巨额不法利益的诱惑下,走上犯罪歧途。法院充分考虑到被告人曹某年纪尚轻,且属初犯,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罪行并认罪悔罪,结合案件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一方面,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对曹某具有策划、纠集其他被告人作案的情节,依法认定为主犯予以惩处。另一方面,高度重视对其教育工作,落实“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动员其退出违法所得,以挽回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争取从轻处罚,最后再综合其各项犯罪情节,依法量刑。宣判后,曹某认罪服法,未提出上诉。这个案件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真正做到“宽容不纵容”,实现了对涉罪未成年人严管又关爱。另外,在惩罚教育被告人的同时,警醒家长应重视家庭教育的重要作用,引导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杜绝“不劳而获”的不良思想,避免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案例六:赵某某故意伤害案——全链条帮教救助迷途少年 基本案情 2021年6月8日,未成年人赵某某与被害人何某元因琐事争吵,赵某某持水果刀刺伤何某元腹部并用钢管殴打何某元身体,致其腹部受伤。经鉴定,何某元腹腔积血,损伤程度系轻伤二级。事发后,公安机关将留在案发现场的赵某某抓获。到案后,赵某某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裁判结果 本案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详细调查赵某某的家庭背景、社会交往情况,并委托心理咨询师开展心理疏导,发现赵某某系非婚生子,从小由母亲抚养长大。母亲再嫁后,赵某某辍学独自打工、生活。心理咨询师评估认为,赵某某缺少家庭温暖和管教,其性格敏感多疑、法律意识淡薄,出于自我保护心理采取了过当行为。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赵某某持械故意伤害他人身体,造成一人轻伤,构成故意伤害罪。赵某某系未成年,具有自首情节,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应从轻处罚。赵某某遇事易冲动,尚不能很好地控制情绪,且未能赔偿被害人损失,故对其不适用缓刑,通过教育改造更能帮助其认识到冲动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综上,赵某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为督促赵某某的母亲积极履行监护教育责任,法院向赵某某的母亲发出《家庭教育指导决定书》。庭后,本案人民陪审员主动资助赵某某,承办法官定期与赵某某联系了解其学业和思想情况,鼓励其出狱后完成学业、实现从医理想。现赵某某在重庆某职业学校学习护理专业,成绩优异、表现突出。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较为典型的涉罪未成年人帮教救助案例。针对未成年人犯罪,人民法院贯彻落实“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形成全链条帮教救助司法举措。一是庭前调查评估,委托社工、心理咨询师等多方力量,结合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性格特征、日常表现等分析犯罪成因、把握悔罪表现,为后续审理提供充足参考依据。二是坚持寓教于审,综合考虑未成年人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确定教育改造方案,提升定罪量刑的精准性、科学性,重视教育引导,发出《家庭教育指导决定书》,督促家长履行监管责任。三是判后帮教帮扶,案件承办法官、陪审员主动为涉罪未成年人提供定向帮扶,积极传递司法关怀,持续案件跟踪回访,及时了解涉罪未成年人思想动态,帮助其悔过自新、重返社会。 案例七:刘某某申请司法救助案——司法救助全力保障未成年人权益 基本案情 救助申请人刘某某,女,2007年出生,案发时是某学校学生,系一起刑事案件的未成年被害人。刘某某智力发育轻度迟滞,其母亲亦患有精神疾病、无劳动能力,父亲一人常年外出务工。刘某某自幼随祖父母生活,家庭经济特别困难。 裁判结果 为缓解刘某某家庭困难,一审法院决定为刘某某向福建高院申请司法救助金5万元。救助过程中,法院高度重视救助申请人刘某某的隐私保护,避免对其造成“二次伤害”。针对刘某某系未成年女性这一情况,法院尽力安排女性工作人员落实具体工作。因刘某某父亲外出务工短期内无法返乡,该院引导其父亲签订授权委托书,授权刘某某姑姑代为处理司法救助事宜,避免司法救助办理周期过长。救助金发放后,该院多次通过电话向刘某某的姑姑了解其学习生活和救助金使用情况,并通过跟踪回访,了解刘某某的学习生活情况。 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乎着千万家庭的幸福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刘某某作为一只“折翼天使”,能否够插上翅膀重新飞翔,始终牵动着办案法官的心。本案中,法院充分考虑到未成年人的成长需要,通过细致关怀,精准救助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害人,弥补其因家庭经济状况、特殊经历对其学业和生活造成的影响,实现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而全程对被害人隐私的严格保护,也彰显司法的温度,体现人民法院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责任担当。 供稿:民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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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法院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河北法院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主动融入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位一体”的新时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格局,以法治之力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评价、指引功能和警示、教育意义,值此“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从近年全省法院办理的涉未成年人案件中筛选出8件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例予以发布。 通过发布典型案例,向全社会彰显人民法院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鲜明态度和坚定立场,引导未成年人增强法治意识、培养法治理念、提高安全防范能力,凝聚社会各方力量,共同营造关心爱护未成年人良好氛围,依法促进少年儿童全面健康发展。 第一部分:裁判案例 案例一 密室逃脱受伤侵权案 基本案情 2022年10月1日,原告辇某某(时年15周岁)通过某平台支付了承德市某密室逃脱娱乐室游戏参与费89元,与其同学共八人到该娱乐室参与“古村中学”主题密室游戏。在玩游戏前,辇某某等八人在娱乐室工作人员指导下签订了内容为“游戏期间因个人受到惊吓而出现大幅度动作,误伤自己,由本人承担完全责任”的实景恐怖密室体验免责声明。辇某某在游戏过程中奔跑摔伤。医院诊断为:左膝前交叉韧带胫骨止点撕脱骨折、左胫骨平台骨折,住院手术治疗12天,2022年12月至2023年2月,复检共3次3天。经鉴定,辇某某受伤后的护理期为90日、营养期为60日。辇某某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鉴定费、精神损失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50963.67元。事故发生后,辇某某的父母多次联系娱乐室负责人,请求赔偿。该娱乐室认可在店内发生事故,但拒绝承担赔偿义务。辇某某将该娱乐室和其投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免责声明合法与否应当依照其内容和条款来认定,如果经营者提供的免责声明中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第五百零六条规定的免责条款无效的情形,可归咎于经营者责任而导致消费者受伤,消费者可要求经营者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原告一行人在密室逃脱娱乐室工作人员指导下签订了“实景恐怖密室体验馆登记及免责声明”,这样的免责协议已经成为密室娱乐行业的通行规则。本案原告所参与的游戏主题中含有恐怖成分,条款中“游戏期间因个人受到惊吓而出现大幅度动作,误伤自己,由本人承担完全责任”的内容,属于免责条款无效情形,被告密室逃脱娱乐室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本案原告为未成年人,被告密室逃脱娱乐室没有证据证明原告签订上述免责条款时取得了监护人同意,也未能排除安全隐患。故而被告密室逃脱娱乐室没有尽到足够的安全警示义务,存在着重大过失,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法院判决被告保险公司在保险范围内赔偿原告医疗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40304.94元;被告密室逃脱娱乐室赔偿原告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鉴定费等各项损失10658.73元。 典型意义 近年来,密室逃脱类益智、挑战、刺激的游戏作为新兴行业已逐渐发展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消费对象也呈现年轻化的特点,然而在该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一些不良内容及安全隐患,该类游戏多以恐怖、血腥、灵异事件为主题,附以角色扮演、场景模拟等,经营者为制造紧张、压抑、惊悚的氛围,刻意选择一些狭小昏暗的场地空间,往往存在安全隐患。现实中“密室逃脱”类娱乐活动的参与者受到身体、精神伤害并非个案。在“密室逃脱”特定情景下,经营者应尽到的安全保障义务应高于一般限度范围,同时对参与活动的未成年人的保护应采用较成年人权益保护更高的标准,以避免损害的发生。本案判决以民事责任方式设置司法保护红线,督促从业者自觉规范管理,准确把握经营者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判断标准和依据,为经营者划定了安全保障范围,引导了该新兴行业规范经营,避免出现类似安全问题,对未成年人参与此类活动可能带来的人身损害也起到了一定的预防作用。 案例二 电竞酒店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石家庄市某快捷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酒店)设有21间房间,全部为电竞房间,房间内设有电脑和床、洗手间,能同时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和住宿功能。自2021年起,该酒店在未取得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许可的情况下,多次接待众多未成年人入住,并提供电竞游戏服务,有入住的未成年人涉嫌刑事案件。检察机关以侵犯未成年人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石家庄市某快捷酒店有限公司禁止接待未成年人,并在酒店入口显著位置悬挂未成年人禁入标志;2.依法判令石家庄市某快捷酒店有限公司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某酒店在全部客房均提供电子竞技娱乐服务的情况下,接待未成年人入住并提供电竞游戏服务,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损害,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关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和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优先保护的规定。入住酒店的未成年人通过互联网APP查找或经朋友、同学介绍到该酒店入住,故该酒店提供服务的对象具有不特定性,应认定为侵害社会不特定未成年人群体的社会公共利益。作为侵权主体,该酒店的行为侵害了未成年人的健康权等合法权益,影响了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损害了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应当承担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并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在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禁入、限入标志。故判决:禁止某酒店违规接待未成年人,并在酒店入口显著位置悬挂未成年人禁入标志;某酒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现判决已生效,并履行完毕。 典型意义 电竞酒店兼具上网和住宿两种功能,目前市场上的电竞酒店能提供电竞游戏服务,但多数按照普通酒店管理,上网费用包含在住宿费中,规避了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的限制。入住电竞酒店的未成年人以玩游戏为主要目的,不仅影响身心健康成长,甚至有可能发生违法犯罪行为。电竞酒店违规接待未成年人,并提供电竞游戏服务的行为,不仅侵犯了未成年人的健康权,而且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根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依法判处违规接待未成年人的电竞酒店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合理引导电竞酒店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堵塞电竞酒店管理漏洞,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社会环境。 案例三 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原告李某某(时年14周岁),使用自己的昵称“穷***修养”在某平台注册账号,注册时未经实名认证。被告某电子商务公司系该平台网店“X游戏”的经营者。2020年12月18日,原告在被告经营的网店“X游戏”客服人员诱导下,于当日18点在20分钟内七次从“X游戏”购买374个游戏账号,共计支付被告游戏账号款36652元。原告绑定游戏的手机号是原告的130xxxxx362。原告父母12月19日发现原告上述大额购买行为后,及时与该游戏网店客服人员联系,表示对原告购买游戏账号及付款行为不予追认并要求被告退款。被告辩称原告是通过其自己的昵称“穷***修养”及微信号“Ob*****d”向被告支付购买游戏账号款项,使用其母亲姓名和身份证号进行的实名认证,绑定的是其母亲名下工商银行卡号,应自负民事责任。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之外的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14岁的原告20分钟内购买游戏账号七次共支付36652元,显然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其法定代理人明确表示不予追认,故判决原告李某某实施的上述行为无效,被告向原告返还36652元。 典型意义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未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该行为应认定为无效,应按照无效法律后果予以裁判。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借用、冒用成年人手机绑定银行卡密码进行大额消费行为的法律风险,电子商务服务经营者和未成年人监护人均应充分注意。避免未成年人长期沉迷于网络游戏,是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内容。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引导,防止孩子沉迷于网络游戏。电子商务服务经营者和未成年人的护人应注意未成年人冒用成年人手机绑定银行卡密码进行大额消费行为的法律风险。有关部门也要加强对网络游戏网点的监管,督促其采取有效技术措施,减少类似事件的发生。 案例四 电信网络诈骗案 基本案情 2020年4月17日12时许,被告人谢某某在互联网某语音软件内创建房间,虚构免费赠送游戏皮肤的信息,向不特定对象发送,骗取他人扫码转账。谢某某骗取了被害人姚某某(时年11周岁)多次转账合计金额人民币5100元。谢某某被抓获归案后供认了诈骗他人的犯罪事实,并退赔姚某某人民币5100元。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被告人谢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互联网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谢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法院判决认定:被告人谢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判决后,被告人谢某某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当下,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都离不开网络,电信网络诈骗花样层出不穷,防诈骗安全教育迫在眉睫,依法从严打击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非常必要。未成年人因涉世未深,对一些诈骗手段防范意识不够,对网络信息真实性的识别能力不足,易轻信诈骗分子的话术,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受害者。一方面,未成年人自身需要提升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与此同时,要加强法治宣传,营造全社会浓厚反诈氛围,预防未成年人遭受电信网络诈骗侵害,全面筑牢网络安全防线,守护未成年人的“网络空间”。 第二部分:多元化解案例 案例一 府院联动修裂痕 司法温度暖亲情 基本案情 张某(男)与徐某(女)原系夫妻关系,婚后育有二子张某一、张某二。后因夫妻感情不和,二人于2023年达成离婚协议并在县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手续,离婚协议约定:“张某一、张某二均由男方张某直接抚养,并由张某负担张某一、张某二的全部抚养费用直至两个孩子独立生活时止。” 后因物价水平的不断攀升,张某有限的收入不能满足张某一、张某二基本生活、学习需要,二人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其母徐某支付相关抚养费用。 法院收到该案件后,了解案情并征得当事人同意,将案件委派给在民政局设立的婚姻家庭联合调解委员会进行诉前调解。调解员一方面对张某释法明理,深度解读约定与法定的碰撞,在明确张某诉求存在一定事实及法律依据的同时也强调了离婚协议的法律效力;另一方面与徐某暖心沟通,努力修复亲情的裂痕,从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生活学习需要出发,劝导徐某对于张某一人抚养两名子女经济上比较吃力给予理解,最终徐某同意每年每个孩子给付4000元抚养费。 典型意义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明确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法院+民政局”结合情理、法理,从子女健康成长、亲情维系和母子情谊的角度出发,引导张某对诉求形成合理预期的同时也对徐某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共同促成张某、徐某圆满和解。 本案中法院创新府院联动机制,通过与婚姻家庭联合调解委员会对接协作,整合法院、民政局等各方力量,结合各自职能作用、擅长领域开展调解工作。通过部门联动,进一步优化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力度,在相关抚养纠纷、探望权纠纷中,坚持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修复父母离异、家庭关系破裂对未成年子女造成的心理创伤,为促进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保驾护航。 案例二 三方协作策群力 共化干戈为玉帛 基本案情 徐某与姚某系同学关系,二人在宿舍因琐事发生口角并引发打斗,导致姚某受伤。姚某的父亲要求徐某赔偿医疗费等相关损失,双方就赔偿数额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姚某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 法院收到材料后,认真审查相关材料,考虑到案件双方当事人都是未成年人,处理结果关乎到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与未来发展,不宜一判了之。法院便立即与双方当事人的法定监护人进行沟通,经监护人同意后,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将案件委派至区教育和体育局(以下简称教体局)进行诉前调解,并要求学校的政教部主任和教研组主任参与进来。法院、教体局、学校三方在全面了解两名学生的相关情况及当时的处置情况后,共同开展调解工作,对两位未成年人的家长进行有针对性的释法明理,同时督促学校在宿舍管理方面加大管理力度,避免再出现类似情况。在法院、教体局和学校三方调解下,双方达成赔偿协议。事后法院与教体局对双方当事人的监护人进行回访,了解两名未成年人的现状并同时嘱咐家长做好孩子的思想疏导工作。双方监护人对法院及教体局的工作表示高度认可。 典型意义 住校学生多为未成年人,其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偶有口角确属难免。在发生纠纷后,如何妥善解决,相较于通过对簿公堂的刚性方式,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更有利于弥合同学间关系裂痕,更有利于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将纠纷对未成年人的影响降到最低。本案即是“法院+教体局”联合学校对未成年人之间纠纷共同调解的成功案例。法院在审判工作中贯彻落实“坚持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指示精神,依托多元纠纷化解机制与教体局、学校进行联合调解,通过充分发挥教育部门的专业优势,促进在校学生之间发生的纠纷在诉前得以化解,同时也体现了一种特殊的教育意义,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起了一座“法治防护墙”。 案例三 法院、村委齐调解 助圆女生大学梦 基本案情 15岁女孩李某的父母于2017年离婚,其随父亲一起生活,梦想学医,初中毕业后被某医学中等专业学校口腔护理专业录取。但其父亲不同意,想让李某在本县的职业技术中学学习,不同意她外出读书,并声称,如果李某去外地上学,就不承担其学费和生活费,同时拿走了李某的身份证、户口本等入学所需证件。李某迫于无奈,向法院起诉。法院接收该起案件后,考虑到本案系家庭内部矛盾纠纷,且距离开学报到仅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为保障李某能够按期报到上学、实质解决父女二人矛盾,决定与村委会联动开展化解工作。法院与村委会首先通过网络查询并向教育主管部门询问,核实了该学校的真实性,谨防李某在开学季盲目择校上当受骗。同时分别前往李某父亲、母亲家中做思想工作,告知:一则受教育权是公民所享有的不可被剥夺的基本权利,父母应当尊重并保证子女受教育的权利;二则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三则李某正处青春期,父母应当注重与孩子沟通的方式方法,多倾听子女心声,避免过激言语行为激化矛盾。经法院和村委会多次的耐心劝导、释法明理,最终李某父亲同意李某前往向往的学校学习,李某母亲也表示愿意承担孩子一半的生活费、学费。事后经回访,李某已顺利入学。 典型意义 法院通过做实、做细“前端防治”工作,延伸司法职能,在各乡镇以基层法庭为枢纽构建“矛盾纠纷化解网”,实行“法庭+村委”联动,分层、递进式的纠纷化解模式,将法官、人民调解力量融入村民委员会中,实现“家门口”解纷。本案中,法院针对家庭内部矛盾纠纷的特殊性,联合村委会开展调解工作,充分发挥村委会更贴近辖区群众、更了解辖区群众的特点,通过柔性的调解方式化解了父女之间的矛盾,既有效保障了李某受教育权,又修复了父女之间的关系,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案例四 法院家校同携手 在校安全共守护 基本案情 陈某与安某同为某小学学生。一天课间,二人在玩耍时,安某不慎将陈某绊倒,致使陈某面部受伤。陈某家长与安某家长就赔偿责任问题产生纠纷,诉至法院。 收到案件后,特邀调解员通过电话向学校、家长了解情况,并前往学校实地开展调解工作。两位家长针锋相对,且认为学校对此也应承担相应责任,各方矛盾比较尖锐。基于此,调解员便没有直奔主题,而是让双方放下芥蒂,分别说说自己对这件事的认识和理由,同时劝说双方家长设身处地换位思考。通过深入沟通,陈某的家长同意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而安某的家长也同意支付陈某一部分费用,但双方家长对于学校是否应该承担责任争执不下,调解一度陷入僵局。调解员向双方家长详细解释了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说明学校在尽到必要的教育和提示义务的情况下,不需承担责任,这也有利于保障学校依规组织校园活动。经过调解员耐心的释法明理,双方家长同意了调解员依法提出的学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意见。最终,安某的家长当场赔偿了5000元损失,陈某的家长在收到赔偿款后撤回了起诉。 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的保护、学生的安全始终是家庭、学校共同关注的重点。近年来,因学生在校内活动、玩耍不慎引发的伤害事故偶有发生,有些学校因为怕出事、怕闹事、怕担责,便采取限制甚至取消课间活动、体育课等做法,但如果因为少数偶发事故,就让全校师生为此买单,无助于正常校园活动的组织与实施,最终损害的无疑是全体在校学生的权益和健康。本案在对学校和家长的责任边界依法界定的基础上开展调解工作,通过诉前调解成功案例的宣传示范,明确学生在学校因体育课、课间活动等情况受伤,如校方已尽到必要的教育和提示义务即不需承担责任,对学校依规组织校园活动不施以苛责进行引导,依法保障学校合理组织体育教学、训练竞赛等校园活动,将课间十分钟、课外活动还给活力无限的同学,让同学可以轻松感受每一刻快乐时光。 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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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苏州市地方性法规典型案例
编者按 地方性法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立法的延伸和补充,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地方国家权力的重要形式,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保障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民法院作为实施地方性法规的重要主体,要立足审判职能作用,充分发挥地方性法规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中的重要法治保障作用,确保地方性法规全面正确实施。 在对近年来依法适用苏州市地方性法规的案件进行收集整理的基础上,对其中充分发挥苏州市地方性法规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促进地方立法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的典型案例予以发布,着力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促进形成全民自觉学习、自学遵守地方性法规的良好法治环境。 01 依法适用苏州市养犬管理条例 判令违规养犬者承担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 原告杨某(事发时5岁)与被告凌某系邻居。凌某饲养有一只中华田园犬,平时圈养在家中笼子里,每日定时放其外出活动。杨某在家门口玩耍时,凌某的中华田园犬突然冲出,杨某避让不及摔倒受伤。太仓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苏州市养犬管理条例》规定:“饲养犬只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遵守公共秩序,不得放任犬只恐吓、伤害他人,不得污染环境,不得损坏公共设施,做到依法、文明、科学养犬。养犬个人携带犬只外出的,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二)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束一点五米以内的牵引带牵领,或者怀抱、装入犬袋犬笼;(三)主动避让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和未成年人;……”本案中,被告凌某将所饲养的犬只放出时,并未采取设置牵引带等必要措施,不符合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故其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遂判决凌某赔偿杨某各项损失共计32000余元。 【典型意义】 近年来,随着养犬人群的日渐增多,无序、违规养犬问题日益突出,犬只伤人事件时有发生。为规范养犬行为,推动形成文明养犬的良好环境,《苏州市养犬管理条例》就养犬行为进行了全面系统规定,为全市犬只饲养行为提供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规范指引。本案是依法适用地方养犬管理条例,规范不文明养犬行为的典型案例,警示广大“铲屎官”要按照国家和当地的有关规定饲养、管束犬只,最大限度尽到饲养人的法定管理义务,让依法养犬、文明养犬成为日常行为习惯,并融入到文明和谐有序的社会公共秩序之中。 02 依法适用苏州市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扣除合理成本后判令物业公司向业主返还公共收益 【基本案情】 某物业公司为某开发商选聘的某小区前期物业服务公司。自2014年3月至2020年4月期间,该小区共有部分收入总计1453029元,由某物业公司代为收取和保管。该小区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成立后,解除了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同时要求某物业公司返还代为保管的前述款项,但某物业公司拒不返还。吴江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某物业公司利用业主共有部分所取得的收益,业主委员会有权主张将扣除合理成本之后的收益退还全体业主。但关于公共支出,某物业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实际支出,但考虑到某物业公司确实曾对公共部位进行过改造或维修,结合现场勘验情况以及法院向住建部门核实的该小区维修资金支出情况等,法院酌情认定2014年3月至2020年4月期间某物业公司对公共部位进行改造或维修的费用为300000元。对于扣除公共支出后的收益1153092元如何处理,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的《苏州市前期物业管理委托合同》对公共收益的具体返还比例没有明确约定。故法院参照《苏州市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2016)》第四十二条“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公共场地和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应当在征得相关业主、业主(代表)大会的同意后,按照规定办理有关手续。所得收益归全体业主所有,其中百分之三十用于补贴物业服务费,百分之七十纳入专项维修资金。但物业服务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之规定,判决某物业公司向业主委员会返还70%即807164.4元的公共收益并支付逾期利息。 【典型意义】 全体业主是小区共有部分的共有权人,小区内的电梯间广告、租售车位等公共收入理应归全体业主所有。物业公司仅是小区生活的“服务者”,其利用小区共有部分取得并代管的公共收益,应当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返还给全体业主。实践中,部分物业公司以全部用于公共支出为由拒绝返还,损害了业主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良性关系的构建。法院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对物业公司支出的合理成本予以扣减,对业主委员会要求返还公共收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由于双方缺乏明确约定,法院参考《苏州市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2016)》第四十二条规定,确定了公共收益的具体返还比例,这一裁判思路对处理同类案件具有良好的示范效果与借鉴意义,充分体现了地方性法规的探索性、补充性功能。 03 依法适用苏州市出租房屋居住安全管理条例例外规定,维护外来务工人员家庭合法居住权益 【基本案情】 来苏工作的郭某与某物业管理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居住人员不得超过2人/间,实际居住人与登记信息不符的,该公司有权要求相关实际居住人搬离,并要求租客承担相当于月租金200%的违约金。租客信息表上载明的租客为郭某及其配偶宋某,实际居住人为郭某夫妻及其7岁的儿子。后郭某与某物业管理公司协商不再租赁该房屋,某物业管理公司以实际居住人员数量超出约定为由,扣除了2560元作为违约金。虎丘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苏州市出租房屋居住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出租的每间居室居住的人数不得超过两人。但是,有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关系的除外。故郭某携未成年子女居住租赁房屋的行为并未违反合同约定,无需承担违约责任,遂判决某物业管理公司退还郭某2560元。 【典型意义】 一方面,《苏州市出租房屋居住安全管理条例》中“出租的每间居室居住的人数不得超过两人”等一系列规定,对群租房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规范,为保障群众居住安全和高品质生活追求提供了规范指引。另一方面,条例也充分体现了地方立法机关关心关怀外来务工人员团聚生活需要的考虑,对居住人间存在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关系的情况作出了例外规定。本案中,郭某登记的租客信息虽仅为夫妻二人,但该租房行为明显是为了家庭共同生活目的,而郭某夫妻携带其未成年子女共同居住在一起,是其家庭生活之必要,符合条例的例外规定,法院据此判令某物业管理公司退还违约金的处理,充分体现了司法的人文关怀精神,有力维护了未成年子女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与其父母共同生活、健康成长的合法权益。 04 依法适用苏州市交付标准,判令开发商向全体业主补足物业用房面积 【基本案情】 某置地公司系某住宅小区的开发商,该小区地上建筑总面积合计225953.46㎡。房屋竣工交付后,某置地公司向前期物业公司交付了323.26㎡的物业管理服务用房。经过双半数的业主同意,某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以某置地公司未按《苏州市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规定足额配置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用房为由提起诉讼,要求某置地公司按地上建筑总面积的7‰的标准,向业主委员会补足交付不少于1258.41㎡的房屋用作物业管理服务用房,并支付未及时交付物业服务用房产生的占有使用费。太仓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在物业管理区域内配置必要的物业管理服务用房,物业管理服务用房应当与新建物业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交付。《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2003年修正)第二十七条规定了物业管理服务用房应当按照住宅区总建筑面积的3‰至4‰无偿提供,且产权属该住宅区全体业主共有。江苏省建设厅于2006年8月30日发布的《关于物业管理服务用房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规定“物业管理服务用房的总面积按规划总建筑面积的3‰至4‰计算,设区的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高于此标准的,从其规定”。而《苏州市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2016年)第三十条规定了物业管理服务用房应当按照不少于规划许可证载明的地上建筑物总面积的7‰配置。根据上述规定,某置地公司在竣工交付物业管理服务用房时,除先期规划的323.26㎡房屋外,还应调配面积不低于1258.41㎡的房屋予以补足,并协助业主委员会将上述房屋所有权过户登记至某住宅区全体业主名下。同时,对于某置地公司未同步交付相应物业管理服务用房的行为,亦应支付不足部分逾期交付期间的占有使用费。最终法院参照同期租金的市场价格,判决支持了业主委员会的全部诉讼请求。某置地公司不服提起上诉,苏州中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开发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在物业管理区域内配置必要的物业管理服务用房。现实生活中,开发商或物业管理服务公司利用自身的优势,损害全体业主共同利益的行为时有发生,如擅自将物业管理服务用房出租或出售、未按照法律规定足额配置物业管理服务用房、擅自改变物业管理服务用房用途等。本案通过依法适用我市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依法认定开发建设单位应向业主提供的物业管理服务用房面积,充分保障了住宅区业主的合法权益,生动展现了地方性法规在司法实践中的旺盛生命力。 05 准确适用苏州市轨道交通条例,依法确定人身损害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 赵某至有轨电车某站台换乘时需穿越有轨电车轨道,其未注意到一辆有轨电车即将到站,遂直接穿越有轨电车轨道,被刚好进站的有轨电车撞伤,赵某遂诉至法院要求运营方赔偿损失。运营方则抗辩认为,赵某为赶乘对面列车,不顾警示标志低头奔跑快速穿越轨道,未避让高速行驶的有轨电车,应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法院经审理认为: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本案争议焦点为赵某对损害的发生是否具有重大过失。虽然赵某未确认通行安全即快速通过有轨电车专用轨道,存在一定过错,但是,运营方理应按照《苏州市轨道交通条例》规定,加大安全防护力度,避免事故发生。从事发现场警示标志的设置、绿色铁丝拦网的设置、事发时列车鸣笛和广播警示情况来看,运营方在安全防护措施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过错,而原告过错仅属于一般过失,不属于重大过失,不应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遂判令运营方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合计49万余元。 【典型意义】 《苏州市轨道交通条例》对有轨电车专用车道设置标志线、隔离栏、警示标志等设施的设置要求进行了详细规定,本案依据该条例中相关规定,对案涉有轨电车站台及沿途站台的各项标志设施的设置情况进行了现场勘验和仔细分析,认定运营方在安全防护措施方面存在过错,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作出裁判,依法维护了乘客合法权益。判决后双方均服判息诉。嗣后,法院就有轨电车沿途站点存在的警示标志设置问题向运营方发出司法建议,运营方积极整改并予以回复,促进提升了群众出行安全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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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省妇联发布4起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5月30日,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省妇联召开新闻发布会,省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宋忠义向社会通报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开展情况,院相关庭室负责人介绍了4起典型案例,省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王瑞菊出席发布会。 案例一 付某与王某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案——运用“线上探望”方式,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基本案情】 2019年1月4日,付某、王某因感情不合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约定婚生子付某某由王某抚养,后付某某一直由王某抚养至今。现付某以付某某在王某处生活不利于其身心健康等为由,起诉要求变更付某某由付某抚养。付某某已年满八周岁,人民法院征求付某某意见,其表示愿意随父亲付某共同生活。因付某与王某生活居住地相隔较远,双方对如何行使探望权争议较大。 为妥善化解矛盾,给付某某创造更加有利的学习、生活环境,人民法院多次进行调解,最终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付某某由付某抚养,王某除见面探望外,每周可通过微信视频方式探望付某某一次。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的探望权制度,有利于弥补婚姻解除给子女造成的情感伤害,保护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探望权的行使应以保障子女的生活、学习便利为前提,探望方式包括接回同住、见面、互通书信、电话等多种方式。因探望权受家庭亲情、生活条件、父母居住距离及考虑未成年子女学习生活便利等多种因素影响,探望权行使过程中往往也存在诸多困难。 本案中,人民法院积极运用“线上探望”方式,将微信视频探望与现场探望同时写进调解书,不仅为远距离探望提供了更加便捷的途径,而且兼顾了未成年子女、父母的权益保障,以司法智慧促进探望权纠纷难题的破解,有效促进监护人共同抚养的意识,在情理法中充分保障未成年人权益,弘扬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案例二 桑某与三某抚养费纠纷案——按时支付抚养费后,子女生病期间产生的费用认定 【基本案情】 三某在离婚后一直按月足额支付桑某的抚养费。2022年4月18日,桑某患病住院,后病情恶化,在医院重症医学科抢救治疗后康复。医保报销后桑某个人需支付医疗费等费用5万余元。桑某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父亲三某承担住院期间产生的一半费用。 人民法院审理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依法判决三某一次性向桑某支付医疗费、护理费、餐费共计2万余元。 【典型意义】 抚养孩子是父母共同的责任和义务,父母与未成年子女的关系不会因婚姻关系的解除而消灭。父母离婚后,未抚养子女的一方对未成年子女教育、保护、抚养的权利义务仍然存在。本案未成年子女在父母离婚后突发重病,属于父母离婚时无法预见的情形,子女可以根据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要求未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在固定支付抚养费的基础上,再支付相应费用。 本案的审理有利于引导父母持续关注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督促未成年子女的父母尽心尽力履行抚养责任,有效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 案例三 包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面对家暴,敢于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基本案情】 申请人包某诉被申请人许某离婚纠纷一案,已由人民法院受理。起诉前,许某多次殴打包某。起诉后,包某与许某开始分居。后许某多次以商量离婚事宜及照顾孩子为由将包某叫回家中殴打,且多次在家中殴打年仅十五岁的婚生子许某某,威胁、警告包某,电话中多次辱骂包某,已经严重影响到包某及孩子许某某的正常生活。包某遂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结合本案证据及调查情况可以证实,许某对包某及许某某有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裁定禁止许某对包某及婚生子许某某实施家庭暴力。 【典型意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规定,当事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等原因无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其近亲属、公安机关、妇女联合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救助管理机构可以代为申请。本案中,许某对其家庭成员实施家庭暴力,给未成年子女造成了严重的身心伤害,包某代其未成年子女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人民法院充分贯彻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优先保护”的原则,依法及时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彰显了人民法院惩治家庭暴力的坚定决心,助推全社会形成尊重妇女、关爱儿童的良好社会风尚。 案例四 马某等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坚持“教育、感化、挽救”失足未成年人 【基本案情】 2021年12月至2022年3月,被告人马某等人为获取利益,明知他人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仍然将办理的银行卡“出售”给不法分子,并提供支付结算帮助,造成多名被害人的钱款被不法分子诈骗的严重后果。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马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行为提供支付结算帮助,情节严重,马某的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鉴于马某具有自愿认罪认罚,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家属代为退还赃款等情节,考虑其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心智尚未完全成熟,容易被社会不良行为或现象带偏,庭审中表达出想继续求学的愿望等因素,依法判处马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典型意义】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高发,不少未成年人为了蝇头小利,有偿出售、出租、出借自己的银行卡、手机卡,沦为不法分子犯罪的“工具人”和帮凶,最终受到法律的制裁。未成年人正处于青春期,有一定独立思考的能力,但心智尚未完全成熟,容易受外界的干扰和影响,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但未成年人可塑性强,只要接受良好的教育和引导,完全可以“迷途知返”,成为对国家、社会有益的人。 人民法院坚持对未成年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充分保障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等权利,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判决,彰显了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温度和态度。本案也警示我们,要更加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杜绝“不劳而获”等不良思想,共同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来源:青海高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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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青海发布四起典型案例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4起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今天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妇联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例,彰显人民法院和妇联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同时,也希望全社会更加关心少年儿童事业,共同为未成年人安全、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案例一 付某与王某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案 ---运用“线上探望”方式,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基本案情】 2019年1月4日,付某、王某因感情不合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约定婚生子付某某由王某抚养,后付某某一直由王某抚养至今。现付某以付某某在王某处生活不利于其身心健康等为由,起诉要求变更付某某由付某抚养。付某某已年满八周岁,人民法院征求付某某意见,其表示愿意随父亲付某共同生活。因付某与王某生活居住地相隔较远,双方对如何行使探望权争议较大。 为妥善化解矛盾,给付某某创造更加有利的学习、生活环境,人民法院多次进行调解,最终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付某某由付某抚养,王某除见面探望外,每周可通过微信视频方式探望付某某一次。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的探望权制度,有利于弥补婚姻解除给子女造成的情感伤害,保护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探望权的行使应以保障子女的生活、学习便利为前提,探望方式包括接回同住、见面、互通书信、电话等多种方式。因探望权受家庭亲情、生活条件、父母居住距离及考虑未成年子女学习生活便利等多种因素影响,探望权行使过程中往往也存在诸多困难。 本案中,人民法院积极运用“线上探望”方式,将微信视频探望与现场探望同时写进调解书,不仅为远距离探望提供了更加便捷的途径,而且兼顾了未成年子女、父母的权益保障,以司法智慧促进探望权纠纷难题的破解,有效促进监护人共同抚养的意识,在情理法中充分保障未成年人权益,弘扬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案例二 桑某与三某抚养费纠纷案 ---按时支付抚养费后,子女生病期间产生的费用认定 【基本案情】 三某在离婚后一直按月足额支付桑某的抚养费。2022年4月18日,桑某患病住院,后病情恶化,在医院重症医学科抢救治疗后康复。医保报销后桑某个人需支付医疗费等费用5万余元。桑某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父亲三某承担住院期间产生的一半费用。 人民法院审理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依法判决三某一次性向桑某支付医疗费、护理费、餐费共计2万余元。 【典型意义】 抚养孩子是父母共同的责任和义务,父母与未成年子女的关系不会因婚姻关系的解除而消灭。父母离婚后,未抚养子女的一方对未成年子女教育、保护、抚养的权利义务仍然存在。本案未成年子女在父母离婚后突发重病,属于父母离婚时无法预见的情形,子女可以根据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要求未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在固定支付抚养费的基础上,再支付相应费用。 本案的审理有利于引导父母持续关注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督促未成年子女的父母尽心尽力履行抚养责任,有效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 案例三 包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面对家暴,敢于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基本案情】 申请人包某诉被申请人许某离婚纠纷一案,已由人民法院受理。起诉前,许某多次殴打包某。起诉后,包某与许某开始分居。后许某多次以商量离婚事宜及照顾孩子为由将包某叫回家中殴打,且多次在家中殴打年仅十五岁的婚生子许某某,威胁、警告包某,电话中多次辱骂包某,已经严重影响到包某及孩子许某某的正常生活。包某遂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结合本案证据及调查情况可以证实,许某对包某及许某某有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裁定禁止许某对包某及婚生子许某某实施家庭暴力。 【典型意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规定,当事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等原因无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其近亲属、公安机关、妇女联合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救助管理机构可以代为申请。本案中,许某对其家庭成员实施家庭暴力,给未成年子女造成了严重的身心伤害,包某代其未成年子女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人民法院充分贯彻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优先保护”的原则,依法及时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彰显了人民法院惩治家庭暴力的坚定决心,助推全社会形成尊重妇女、关爱儿童的良好社会风尚。 案例四 马某等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 ---坚持“教育、感化、挽救”失足未成年人 【基本案情】 2021年12月至2022年3月,被告人马某等人为获取利益,明知他人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仍然将办理的银行卡“出售”给不法分子,并提供支付结算帮助,造成多名被害人的钱款被不法分子诈骗的严重后果。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马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行为提供支付结算帮助,情节严重,马某的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鉴于马某具有自愿认罪认罚,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家属代为退还赃款等情节,考虑其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心智尚未完全成熟,容易被社会不良行为或现象带偏,庭审中表达出想继续求学的愿望等因素,依法判处马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典型意义】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高发,不少未成年人为了蝇头小利,有偿出售、出租、出借自己的银行卡、手机卡,沦为不法分子犯罪的“工具人”和帮凶,最终受到法律的制裁。未成年人正处于青春期,有一定独立思考的能力,但心智尚未完全成熟,容易受外界的干扰和影响,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但未成年人可塑性强,只要接受良好的教育和引导,完全可以“迷途知返”,成为对国家、社会有益的人。 人民法院坚持对未成年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充分保障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等权利,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判决,彰显了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温度和态度。本案也警示我们,要更加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杜绝“不劳而获”等不良思想,共同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来源: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海东日报 编辑:法治海东政务融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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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关黑土地保护!黑龙江发布5起典型案例
家中有粮心不慌 保护黑土大粮仓 今年5月25日所在周是黑龙江省 第三个黑土地保护周 为严厉打击黑土资源犯罪行为 有效保护黑龙江生态安全、粮食安全 发挥典型案例警示教育作用 当天上午 黑龙江省公安厅公开发布 5起黑土地保护典型案例 详情如下 ↓↓↓1 哈尔滨高某涛非法采矿案 2023年3月16日,哈尔滨五常市公安局成功侦破一起非法采矿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人。经查,2019年11月,犯罪嫌疑人高某涛在五常市二河乡其承包的耕地内,在未取得采矿许可的情况下,利用钩机非法盗采泥炭黑土8143.7立方米。2021年至2023年,为牟利将泥炭黑土以每立方米40元的价格,销售给五常市营城子乡吴某民和五常市某合作社徐某宇共计1500立方米,非法获利6万元。经鉴定,被盗采黑土内有机质含量大于30%,属于泥炭矿产资源,犯罪嫌疑人高某涛涉嫌非法采矿犯罪。2023年6月30日,五常市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以非法采矿罪判处高某涛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万元。 2 大庆张某才等人非法采矿案 2021年5月15日,大庆市肇源县公安局成功侦破一起非法采矿案,打掉一在耕地内非法取土采砂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0人。经查,2020年12月,犯罪嫌疑人张某才、娄某明、孙某龙等人在肇源县二站镇沈某林、孙某昌等人承包的耕地内,在未取得采矿许可的情况下,以旱田改水田之名,利用钩机将耕地表土层剥离,非法盗采耕地内砂土用于二站镇绿化用土和烘干塔建设,部分砂土对外出售获利。经鉴定,因取土采砂造成15.87亩基本农田严重毁坏,被盗采的砂土属于砂卵石矿产资源,共计3.24万立方米,矿产价值79.29万元,犯罪嫌疑人张某才、娄某明、孙某龙等人涉嫌非法采矿犯罪。2022年6月24日,肇源县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以非法采矿罪判处张某才、娄某明、孙某龙等7人有期徒刑一年至二年十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至10万元不等。3 双鸭山李某峰非法占用农用地案 2020年11月18日,双鸭山市公安局四方台分局成功侦破一起非法占用农用地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人。经查,2016年6月,犯罪嫌疑人李某峰为开展养殖,在四方台区太保镇南侧基本农田内非法建设猪圈、鸡舍等建筑物,擅自改变土地使用用途。2016年8月12日,双鸭山市国土资源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李某峰拆除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并恢复土地原状。李某峰拒不执行行政处罚决定,继续非法占用基本农田建设养殖大棚和水塘。经鉴定,李某峰非法占用基本农田7.28亩,土地种植条件遭严重毁坏,犯罪嫌疑人李某峰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2021年12月17日,双鸭山市四方台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李某峰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4 黑河寇某鹏等人非法采矿案 2023年5月13日,黑河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队成功侦破一起非法采矿案,抓获犯罪嫌疑人4人。经查,2023年4月,犯罪嫌疑人寇某鹏、吴某峰在得知黑河市爱辉区西岗子镇西岗子煤矿后山有泥炭黑土后,联系张某民欲以300元每吨价格进行出售。随后张某民与孙某波、高某毅共出资150万支付给寇某鹏进行盗采。2023年4月10日,犯罪嫌疑人寇某鹏、吴某峰组织车辆、钩机在西岗子煤矿盗采泥炭黑土4581.4立方米。经鉴定,涉案泥炭黑土有机质含量均大于30%,属于泥炭矿产资源,矿产价值107万余元,涉嫌非法采矿犯罪。2023年12月29日,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以非法采矿罪判处寇某鹏有期徒刑三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5 垦区石某运非法占用农用地案 2022年4月5日,省垦区公安局绥化分局成功侦破一起非法占用农用地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人。经查,2021年12月至2022年3月期间,犯罪嫌疑人石某运在其承包的北大荒集团铁力农场分公司第六作业站八号水田地内,使用挖掘机非法盗采耕地内砂石对外出售,非法获利20万元。经鉴定,非法占用耕地面积33.73亩,耕地种植条件严重毁坏,犯罪嫌疑人石某运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2022年9月14日,绥北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石某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 来源:黑龙江省公安厅 新媒体编辑:曲冰洁 i自然全媒体 转载请在醒目位置标注来源:i自然全媒体 i自然投稿邮箱:mnrnews@163.com 电话:010-68047618 点赞,关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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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公布城镇燃气领域第5批违法违规典型案例
全区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以来,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城镇燃气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大涉燃气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违法犯罪案件查处力度,有力震慑了违法违规行为。现将全区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第五批城镇燃气违法违规典型案例公开曝光,通过查处一个、警示一方,形成严厉惩处违法违规行为的高压态势。 01【案例1】宁夏方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燃气管道安全距离范围内开挖电缆管线管沟行政处罚典型案例  2023年7月11日,银川市综合执法监督局执法人员巡查发现,宁夏方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施工的烟墩巷六盘山路至宝湖路雨污管网海绵化改造工程,在电缆管线管沟开挖过程中,开挖沟槽与原有兰星城镇燃气供气管道间距不符合《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0028-2006(2020年版)第6.3.3条安全距离要求,存在未经批准、未经全面准确核实地下管线、既有建筑物等情况下,擅自在燃气管道安全距离范围内开挖电缆管线管沟的违法行为。 银川市综合执法监督局根据《银川市燃气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之规定,结合《银川市综合执法监督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市政、房地产、水利工程领域)》“违法行为尚未影响正常供气,但导致燃气管道、设施存在安全隐患的”属一般违法情节,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宁夏方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罚款人民币陆万元整。 02【案例2】宁夏方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涉嫌毁损燃气设施典型案例  2023年10月29日上午10:20,宁夏方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位于银川市兴庆区治平路260号的江南水乡B区庭院内进行燃气管道及设施更新改造项目施工时,因施工措施不到位,在挖掘过程中将宁夏哈纳斯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PE63天然气管道损坏,造成天然气泄漏。经市政、公安、消防、施工方等多部门紧急处理,燃气泄漏及时得到控制,未造成人员伤亡。 宁夏方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违反了《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银川市综合执法监督局根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宁夏方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处陆万元整的行政处罚。 03【案例3】永宁县交通执法大队燃气运输环节处罚典型案例  根据永宁县应急管理局转办,2024年3月29日,永宁县交通执法大队执法人员至永宁县经纬创业园对宁A2AJ38车辆进行现场检查,该危货车辆载有气瓶10只(1只空瓶,9只满瓶,内装液化天然气),经查,该车为非营运性轻型厢式货车,无《道路运输证》,车辆驾驶员卢某也无《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该行为涉嫌未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活动。 当事人卢某违反了《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第十条,永宁县交通执法大队依据《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第一项,决定给予当事人卢某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的行政处罚。 04【案例4】宁夏昆仑联合能源有限公司贺兰分公司向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供气典型案例  2023年12月1日至2024年2月19日期间,宁夏昆仑联合能源有限公司贺兰分公司向马太公餐饮店怀远西路店违规配送50kg液化气钢瓶44个,单个销售金额为340元,违反了《液化石油气钢瓶》中“5.2型号和参数”规定,违规向用户配送气瓶,存在向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供气的违法行为。 宁夏昆仑联合能源有限公司贺兰分公司向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供气的行为,违反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燃气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八项的规定:“燃气经营企业不得有下列行为:(八)向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供气”。银川市综合执法监督局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燃气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燃气经营企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燃气经营许可证;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向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提供燃气的。”因当事人宁夏昆仑联合能源有限公司贺兰分公司积极整改违法行为,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已停止向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供气,给予当事人宁夏昆仑联合能源有限公司贺兰分公司处以罚款人民币壹万伍仟元整的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壹万肆仟玖佰陆拾元整。 05【案例5】宁东平圆五金日杂大全店销售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燃气灶具典型案例  2023年6月26日,经宁东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宁东平圆五金日杂大全店2楼通往楼顶楼梯口处小库房存有3台燃气灶具,均未安装熄火保护装置,无产品铭牌和警示牌,为进一步查清事实,当日予以立案调查。经查,2023年4月10日,当事人从银川市兴庆区仕文厨具经营部购进3台商用燃气灶具,均未安装熄火保护装置,无产品铭牌和警示牌,不符合GB 35848-2018《商用燃气燃烧器具》国家标准相关规定。截至案发时,上述燃气灶具均尚未售出。本案货值金额共计370元,无违法所得。 宁东平圆五金日杂大全店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三条,构成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燃气灶具的违法事实。宁东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已责令当事人停止销售,没收燃气灶具3台,罚款888元。 06【案例6】石嘴山市惠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未按照规定实施充装前后的检查、记录制度以及对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的气瓶进行充装典型案例  2023年7月27日,石嘴山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对位于惠农区红果子镇红礼街南侧的石嘴山市惠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监督检查时,通过“石嘴山气瓶安全质量追溯系统”随机抽取4只液化石油气瓶进行查询,发现4只液化石油气瓶追溯信息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少于气瓶的一个检验周期,且当事人无法提供充装前后检查记录;检查中还发现3只气瓶未在气瓶检验有效期届满前一个月向气瓶定期检验机构提出检验申请,并送检气瓶。 石嘴山市惠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违反了《气瓶安全技术规程》8.4(3)、8.5.5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充装单位应当建立充装前后的检查、记录制度,禁止对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移动式压力容器和气瓶进行充装。”的规定,石嘴山市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八十五条,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决定处以罚款叁万元整。 07【案例7】红寺堡区长燃天然气有限公司未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典型案例  自治区“四防”常态化督查(第26期)反馈:“红寺堡区长燃天然气有限公司擅自关闭天然气门站内3个安全阀根部手动球阀,导致天然气管道失去超限泄压功能,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未经设计变更许可,私自变更改建天然气放散管安装位置,未能提供城镇天然气门站及加气站《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未按照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建立隐患治理台账;天然气放散管底部未设置管道排水装置,加压泵房压缩机漏油,排污井、污油收集罐两处有限空间均未配备防爆型通风设备和便携式有毒气体检测仪,过滤式自救呼吸器过期,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R2证过期。” 2024年5月7日,自治区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办公室会同吴忠市、红寺堡区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各抽调一名工作人员,抽调燃气专家组成核查组,对“四防”督查反馈的重大安全隐患问题进行了核查。核查组调阅了原设计工艺流程图,查看安全阀根部手动球阀和泄压放散装置设计,对照原设计图纸现场查看设施设备安装、功能状态情况。核查组认为,工艺流程图中设计有泄压放散装置,结合现场3个安全阀根部手动球阀安装位置分析,关闭后同等压力等级的管路相互连通,具备正常放散功能,不会影响超限泄压功能。初步认定红寺堡区长燃天然气有限公司关闭天然气门站内3个安全阀根部手动球阀行为不属于重大安全隐患。但是,红寺堡区长燃天然气有限公司擅自关闭安全阀根部手动球阀、私自变更改建天然气放散管安装位置、未严格落实隐患排查治理要求等问题,反映出该企业该有的安全意识放松懈怠,从思想深处没有重视燃气安全,没有深刻汲取富洋事故教训,缺乏底线思维。在自治区组织了多次排查整治后,仍出现此类问题,也反映出该企业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人员巡检维护责任压得不实,企业内部安全教育流于形式。针对上述问题,红寺堡区住建局已将长燃天然气有限公司涉违法违规行为移交红寺堡区综合执法局,依法从严惩处。 08【案例8】中卫市鑫兴隆燃气有限公司向不具备供气条件的餐饮用户配送瓶装液化石油气典型案例  2024年2月1日,中卫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开展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三件套”加装“回头看”时,发现沙坡头区某牛肉面馆使用的由中卫市鑫兴隆燃气有限公司配送的液化石油气(15公斤/瓶)钢瓶放置在与厨房相连的室内卫生间,通过金属波纹管穿墙连接在厨房灶具,液化石油气储存环境不具备安全条件。液化气配送人员在问题隐患未整改的情况下,仍给该餐馆配送液化石油气。 中卫市鑫兴隆燃气有限公司的行为违反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燃气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燃气经营企业不得有下列行为:(八)向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供气;”的规定,中卫市沙坡头区综合执法局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燃气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相关规定,依法对中卫市鑫兴隆燃气有限公司给予5万元罚款、没收违法所得485元的行政处罚。 09【案例9】固原市彭阳县消防救援大队对彭阳县琪瑞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消防设施、器材设置不符合标准的行政处罚典型案例 2024年2月2日,固原市彭阳县消防救援大队监督员利用“双随机”检查开展燃气领域消防安全专项检查中,发现彭阳县琪瑞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两处常闭式防火门未按标准配置,消控室的常闭式防火门闭门器未安装完全,四层西侧封闭楼梯间内顺序器位置安装错误,无法实行顺序关门的功能,彭阳县消防救援大队通过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系统进行录入,并现场下发《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彭消限字〔2024〕第0064号),责令其于2024年2月4日前整改完毕。 彭阳县琪瑞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内消防设施、器材或者消防安全标志的配置、设置不符合标准,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彭阳县消防救援大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给予给予彭阳县琪瑞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的行政处罚。 来源:宁夏回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往期精彩回顾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十三届七次全会精神八部门发文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宁夏这些集体和个人,获得表彰!本期责编 颜彩彤 本期编辑 马丽娟 举报电话 0951-5014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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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公布10起“飙车炸街”典型案例
中新网6月3日电 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微信公众号消息,2024年以来,为有效遏制“飙车炸街”违法犯罪反弹势头,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全国公安机关持续深入开展“飙车炸街”违法犯罪集中整治工作,依法严厉打击追逐竞驶、轰鸣疾驶、非法改装等违法犯罪行为,侦破了一批典型案件,有力维护了道路交通秩序和社会公共安全。近日,公安部公布打击整治“飙车炸街”违法犯罪10起典型案例。 1、江苏苏州公安机关破获宋某某等“飙车炸街”、袁某非法改装案 2024年4月29日,苏州公安机关破获一起“飙车炸街”案,并溯源捣毁一处非法改装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1人、违法嫌疑人12人,扣押涉案车辆10辆。经查,4月22日至29日,宋某某等11人驾驶改装二轮电动摩托车多次在道路上实施追逐竞驶、轰鸣疾驶等行为,袁某长期为其提供违法改装、加装服务。目前,公安机关依法对宋某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对其余10人处以行政拘留处罚,另将袁某移交市场监管、交通运输部门处理。 2、浙江温州公安机关破获朱某某等“飙车炸街”案 2024年4月20日,温州公安机关成功破获一起“飙车炸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4人,扣留涉案车辆14辆。经查,4月20日,朱某某等14人驾驶机动车在大罗山一带聚众实施追逐竞驶行为。目前,公安机关依法对朱某某等14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3、河南南阳公安机关查处孙某等“飙车炸街”案 2024年4月12日,南阳公安机关查处一起“飙车炸街”案,抓获违法嫌疑人3人。经查,4月7日,孙某等3人驾驶摩托车在滨河大道等道路上实施轰鸣疾驶行为。目前,公安机关依法对孙某等3人处以行政拘留处罚。 4、湖北十堰公安机关查处余某、田某某“飙车炸街”案 2024年4月9日,根据群众举报线索,十堰公安机关查处一起驾驶盗窃车辆“飙车炸街”案,抓获违法嫌疑人2人。经查,3月27日,余某、田某某轮流驾驶盗窃车辆在潘口乡鱼岭1号隧道实施超速行驶行为,最高速度达189km/h,并录制视频上传至微信朋友圈。目前,公安机关依法对余某、田某某处以行政拘留处罚。 5、黑龙江齐齐哈尔公安机关破获徐某某等“飙车炸街”案 2024年4月,根据群众举报线索,齐齐哈尔公安机关破获一起“飙车炸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扣留涉案车辆6辆。经查,3月11日,徐某某等10人在湘江路实施追逐竞驶行为,并在网上发布现场视频。目前,公安机关依法对徐某某等10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6、福建厦门公安机关破获彭某某等“飙车炸街”案 2024年3月29日,根据事故溯源线索,厦门公安机关破获一起“飙车炸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经查,3月28日,彭某某组织黄某某等13人驾驶摩托车骑行,期间在同安大道等道路实施追逐竞驶行为,黄某某与刘某某发生交通事故,造成黄某某当场死亡。目前,公安机关依法对彭某某等12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7、山西晋中公安机关查处杨某某、张某某“飙车炸街”案 2024年3月25日,根据群众举报线索,晋中公安机关查处一起“飙车炸街”案,抓获违法嫌疑人2人。经查,3月25日,杨某某、张某某在静升步行街等地实施轰鸣疾驶等行为,并拍摄、发布“飙车炸街”视频。目前,公安机关依法对杨某某、张某某处以行政拘留处罚。 8、北京朝阳公安机关查处包某某等“飙车炸街”案 2024年3月6日,根据群众举报线索,朝阳公安机关查处一起“飙车炸街”案,抓获违法嫌疑人12人。经查,3月6日,包某某等12人在慧忠路隧道实施“翘头”、疾驶行为。目前,公安机关依法对包某某等9人处以行政拘留处罚,对魏某某等3人依法处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 9、广东深圳公安机关破获刘某某等“飙车炸街”案 2024年2月28日,根据群众举报线索,深圳公安机关破获一起“飙车炸街”案,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6人。经查,2月3日,刘某某等6人驾驶6辆机动车在马峦山隧道等道路实施追逐竞驶等行为,最高时速均超过180km/h。目前,公安机关依法对刘某某等6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0、广西百色公安机关查处黄某等“飙车炸街”案 2024年1月7日,百色公安机关查处一起未成年人驾驶租赁车“飙车炸街”案,抓获违法嫌疑人10人。经查,韦某某等4人使用本人驾驶证在汽车租赁公司租车后,以高价转租给黄某等6名未成年人,黄某等6人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实施漂移、疾驶等行为。目前,公安机关依法对韦某某等4人处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考虑到黄某等6人均为未成年人,公安机关对其批评教育,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 “飙车炸街”违法犯罪行为,严重扰乱交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严重影响人们群众安全感和幸福感。高考、中考临近,公安机关将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严惩“飙车炸街”违法犯罪行为,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的学习、休息、考试环境。同时,提醒广大群众,自觉抵制“飙车炸街”行为,积极提供违法犯罪线索,共同维护良好秩序和宁静环境。 【编辑:刘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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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广西民营经济法治建设大会在南宁召开 自治区高院发布典型案例
5月28日,首届广西民营经济法治建设大会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刘宁,自治区主席蓝天立分别作出批示。 首届广西民营经济法治建设大会现场 刘宁指出,近年来,全区各地各部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的重要指示,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有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全区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重大方略要求,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学方略、谋创新、抓落实,聚焦“一区两地一园一通道”建设,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进一步深化民营经济法治建设,常态化开展壮大实体经济调研服务,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进一步打响“营商广西·桂在便利”服务品牌,着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以高质量法治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希望全区广大民营企业家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增强爱国情怀,勇于创新,诚信守法,承担社会责任,拓宽国际视野,协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蓝天立指出,民营经济是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的重要力量,是广西高质量发展的活力所在、潜力所在。近年来,全区各级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重大方略要求为指引,扎实开展实体经济调研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取得可喜成绩。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奋进新征程,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广西重大方略要求,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围绕“一区两地一园一通道”建设,完善体制机制,强化协同联动,规范涉企行政执法,加强企业权益保护,持续打造“营商广西·桂在便利”品牌,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支持全区民营经济做大做优做强,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作出更大贡献。 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工商联主席眭国华,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黄海龙,自治区法学会会长崔智友,自治区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李道军,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罗绍华,自治区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一级巡视员宾正迎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委员黄光华,自治区党委巡视组副组长、巡视专员,自治区清廉办综合组副组长张勤俭出席会议。 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工商联主席眭国华宣读自治区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批示并讲话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黄海龙讲话 自治区法学会会长崔智友讲话 自治区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李道军讲话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罗绍华讲话 自治区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一级巡视员宾正迎讲话 会议指出,自治区党委、政府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着力构建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积极推动营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贴心温馨的政务环境、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促进全区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全区各级公检法司机关、工商联和法学会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要求,真诚帮助企业解决困难问题,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刘宁同志和蓝天立同志的批示要求,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合力,为全区民营经济“内强素质、外优环境”作出积极贡献:一要提高认识,准确把握民营经济法治建设在建设法治中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新坐标新使命;二要靶向发力,切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法维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的新思想新论述;三要内外兼修,全面激发民营企业家一体化建设清廉民企、法治民企和诚信民企的新担当新活力。 会议分别举行自治区司法厅、自治区工商联民营企业法律服务工作室,自治区公安厅 自治区工商联警企共建联络站和自治区法学会、自治区工商联首席法律咨询专家服务民营企业工作站揭牌仪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司法厅、自治区法学会发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系列典型案例;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司法厅、自治区法学会和自治区工商联结合当前民营企业法治建设的难点堵点,启动2024广西法治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八大专项行动。 自治区法学会、自治区工商联首席法律咨询专家服务民营企业工作站揭牌 自治区司法厅、自治区工商联民营企业法律服务工作室揭牌 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工商联警企共建联络站揭牌 发布2024广西法治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系列专项行动 会上,广西总商会副会长、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广西太阳纸业纸板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鲁宣读民营企业“守法诚信·清廉合规”倡议书。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广西盛隆冶金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柯雪利,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广西湘桂糖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劳建铭分别作代表发言。 广西总商会副会长、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广西太阳纸业纸板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鲁宣读民营企业“守法诚信·清廉合规”倡议书 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广西盛隆冶金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柯雪利发言 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广西湘桂糖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劳建铭发言 自治区司法厅、自治区工商联有关领导同志;各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公安局、市法学会、市工商联有关领导同志;自治区清廉机关建设专责小组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党委政法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自治区发改委、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司法厅,自治区法学会、自治区工商联等有关业务部门负责同志;广西优化营商环境观察员、有关商会和民营企业家代表,特邀专家学者代表等出席会议。 2024年5月28日,首届广西民营经济法治建设大会在南宁召开。会上,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全区人民法院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典型案例。 案例目录 1 深圳某信息公司与北海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 2 南宁某百货公司与南宁某房地产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3 柳州某汽车公司预重整转破产重整案 4 湖北某建筑劳务公司与四川某环保科技公司、钦州某环保发电公司执行实施案 5 蒋某某骗取票据承兑再审改判无罪案 深圳某信息公司与北海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 【基本案情】 上海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公司)持有线上、线下2块支付牌照。深圳某信息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公司)为获得该2块支付牌照,分别与上海公司的原3名股东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以13亿元整体收购上海公司。其中,深圳公司与北海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海公司)于2018年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深圳公司以2.475亿元受让北海公司持有上海公司的22.5%股权,已付1.23亿元,剩余转让款在股权转让行为获得审批通过且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7个工作日内支付。同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2年内,本次股权转让未获批准的,股权转让合同自动解除,北海公司退还已收价款。在签订上述协议之前,深圳公司与上海公司的其他股东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并支付了大部分股权转让款。在深圳公司接管上海公司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对上海公司案涉股权收购之前的违规经营行为开出近6000万元的罚单,对利润更大的线上支付牌照停止续期,也不接收股东变更申请材料,导致股权无法过户,为此深圳公司与北海公司就所签股权转让合同先行诉讼。北海公司起诉要求深圳公司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合同并支付剩余转让款及违约金,深圳公司则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北海公司返还已付转让款。两案的一审判决结果分别为深圳公司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驳回深圳公司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深圳公司不服,就两案分别上诉至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条款简陋,仅从案件表面事实看,双方当事人各有软肋,判决解除合同或者继续履行合同各有一定道理但都未能最终化解纠纷。考虑到深圳公司已经接管并且在诉讼期间仍然继续控制上海公司,且在只有线下支付牌照的不利局面下还能实现年盈利几千万元,人民法院牢固树立能动司法理念,从鼓励交易、促进合作的角度出发,充分尊重各方利益,对当事人耐心释法说理、晓以利害,反复沟通、几经波折,最终促成两案调解,实现案结事了。后续据了解,上海公司的另外2名股东基本按调解方案与深圳公司解决彼此间纠纷,各方互相配合,正在有条不紊地办理有关手续,深圳公司亦由此信心大增,准备在国内申请上市。 【典型意义】 案涉股权整体收购标的巨大、法律关系复杂,两案当事人分别来自广西、深圳、上海,同时还涉及海外背景。人民法院做实全面平等保护原则,努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促使矛盾纠纷成功调解,促进双方友好合作。这是人民法院秉持全局思维破除地方壁垒、一次性化解纠纷的生动体现,为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民营经济做大做强做优保驾护航作出了积极贡献。 南宁某百货公司与南宁某房地产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1年,南宁某百货公司(以下简称某百货公司)与南宁某房地产公司(以下简称某房地产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某房地产公司的房产,用于开设商场,合同金额约7.49亿元。后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因资金共管、房款支付、工程施工、设施交付、产权登记等发生争议,自2014年起陆续引发11起系列案件。因案涉商场一直未能过户登记,某百货公司以合同约定剩余购房尾款支付的前提条件是其取得案涉商铺房屋所有权证为由,拒绝支付尾款,某房地产公司多次请求未果后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某百货公司支付剩余购房款7600万余元。一审法院判决某百货公司应向某房地产公司支付剩余购房款7600万余元。某百货公司不服,上诉至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双方产生诸多纠纷的根源是规划改变而导致不动产权证迟迟无法办理,如果就案办案、机械判决,就达不到定分止争的效果。因此,法院坚持“如我在诉”理念,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将诉调对接的“调”向前延伸,以协助办理不动产权证为突破口,确定了一边调解一边协调办理产权证,两条线同时进行的审判思路。一方面主动联系相关部门,召开多部门沟通协调会,推动解决规划变更、税收缴纳、产权登记等各环节难题,通过能动司法促成合同履行;另一方面通过协调办理不动产属权证书,让双方当事人看到人民法院实质性化解纠纷的决心,逐步打消双方的顾虑,促使双方就涉诉所有案件达成调解。 【典型意义】 新时代能动司法要求人民法院尽可能一次性解决纠纷。通过调解一次性化解纠纷,两家公司均摆脱了旷日持久的诉累并握手言和,某百货公司取得产权证、某房地产公司取得剩余购房款,盘活了公司资产,激发了公司经营活力。同时,本案打造府院联动解纷新样板,通过能动司法,牵头协调住建、税务、不动产登记等相关部门,形成合力解纷生动局面,护航营商环境实现再提升。此外,某百货公司和某地产公司均为南宁乃至广西境内的知名公司,现有正式员工及其他经营人员共计7000多人,本案依法妥善化解,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实现“三个效果”的统一,堪称人民法院与政府部门践行“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服务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典范。 柳州某汽车公司预重整转破产重整案 【基本案情】 近年来,柳州某汽车公司(以下简称某汽车公司)受市场竞争、疫情冲击及股东僵局等因素的影响陷入财务困境,无法清偿到期债务。根据债权人申请,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柳州中院)决定对某汽车公司进行预重整,并通过竞争选任方式指定临时管理人。2023年6月,裁定由预重整转入重整程序。 预重整期间,资产清查发现某汽车公司的账面资产大于负债,但其资产主要由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物等构成,显著缺乏资金流动性,同时因无法偿还银行到期贷款及利息,通过金融机构获得新增授信、贷款或展期均已不具可能,资金链已经断裂;原股东已无能力提供资金支持维系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大股东更因自身问题被终止上市导致某汽车公司长期股东僵局,无法作出有效决策,某汽车公司经营管理陷入严重困难。柳州中院坚持重整救治理念,指导临时管理人通过公开招募引入意向投资人参与预重整并制定重整计划草案。经表决,该重整计划草案获得了有财产担保债权组、普通债权组全部债权的一致通过,但出资人组未获通过。 重整期间,出资人组表决仍未通过。柳州中院审查认为重整计划草案对有担保债权、职工债权、税款债权和普通债权全额清偿,对持反对意见的出资人组的权益调整公平公正,符合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的基本原则,故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并终止重整程序。本案重整计划草案现已执行完毕,该汽车公司生产经营全面恢复,化解债务5900余万元,盘活资产2亿余元,创造就业岗位60余个。 【典型意义】 本案是广西区域首次对资产大于负债的重整企业适用法院强制批准权的案件,彰显了人民法院践行破产重整救治理念、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服务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保障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担当。一是积极运用多种破产制度工具,准确识别企业重整价值,敏锐捕捉企业脱困新机,通过“预重整+重整”制度组合,一体实现战略投资引进、公司治理优化、区域产业升级发展要求的融合。二是审慎适用重整计划草案强制批准权,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严格依法审查重整计划、平衡保护各方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果断运用破产重整规则,首次对资产大于负债的企业适用重整计划强制批准权,依法纠偏表决结果,避免企业破产清算的负外部效应,最大程度发挥重整制度优势。三是“府院联动”聚合发力,人民法院主动对接属地政府,围绕股权调整与股权负担冲突问题进行多轮联合研判,最终通过司法协助执行办理,有效破解瑕疵股权变更登记难题,保障重整计划的高效执行。 湖北某建筑劳务公司与四川某环保科技公司、钦州某环保发电公司执行实施案 【基本案情】 湖北某建筑劳务公司与钦州某环保发电公司、四川某环保科技公司发生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钦州中院)判令四川某环保科技公司支付湖北某建筑劳务公司工程款1449.89万元及利息,钦州某环保发电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湖北某建筑劳务公司支付给两家公司延误工期违约金342.89万元。当事人不服,均提起上诉,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湖北某建筑劳务公司向钦州中院申请强制执行,为避免资产流失,钦州中院首先在1449.89万元的范围内冻结了钦州某环保发电公司的银行存款,并查明其作为国内较大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企业之一,承接着钦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和转化清洁电能的任务,产业功能直接影响着当地群众居住环境质量和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并不适宜强制执行。 为妥善处理该案,钦州中院制定“四步走”善意文明执行方案促使案件执行完毕:一是领导包案强组织。由院领导带领一个执行团队,制定执行预案和行动方案,为破解案件“把脉开方”。二是“云执行”促协商。执行团队适时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组织当事人开展协商会议,释明执行风险隐患,研讨执行措施适用,协商督促分期履行,有效推进执行进程。三是“活封”不动产助发展。通过“活封”同等价值厂房、机器设备的方式“替换”冻结银行存款的措施,保障钦州某环保发电公司的机器设备正常运作,公司资金正常流转,经营效能逐步好转。此后一年期间,两家公司共主动履行1480万元。四是相互抵消促案执结。经四川某环保科技公司申请,执行团队制定债务清算方案,将342.89万元的工期违约金从应付款项中予以抵扣,钦州某环保发电公司清偿剩余债务140余万元。至此,双方当事人债务全部履行完毕。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通过发挥执行职能作用,在维护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注重利益平衡,有力支持民营企业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项目经营发展,有效提高当地生活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水平,为推动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发展绿色低碳经济贡献了司法力量,较好地诠释了执行工作中的善意文明执行理念。本案中,被执行企业从事城市垃圾管理和能源回收行业,是重点民生工程,对当地节能减排具有较大贡献。人民法院需注重社会公共利益、申请执行人私人利益和合法经营者利益的平衡,防止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因不当强制执行彻底陷入生产经营困境,引发不必要纠纷,甚至损害公共利益。执行过程中,人民法院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中合法、合理、比例、效益原则,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尊重当事人意愿且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选择对被执行企业生产经营影响最小且方便执行的财产执行,以执行措施“小变化”取得了多方利益“最大化”的效果,一举实现经济、环境、社会效益多赢。 蒋某某骗取票据承兑再审改判无罪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蒋某某是桂林某金属材料公司(以下简称某材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1年5月和6月,蒋某某以某材料公司名义使用没有实际交易的供销协议、买卖合同和虚假增值税专用发票分两次向某银行申请32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并提供了超出承兑汇票价值的某搬运公司、某酒店的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担保,还足额缴纳了约定的保证金1600万元。蒋某某将汇票贴现后用于公司经营。在汇票到期日,某材料公司将上述银行承兑汇票全部予以兑付核销。 一审法院以骗取票据承兑罪判处被告人蒋某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蒋某某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根据当事人的申诉,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再审并提审。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虽然蒋某某在申请银行承兑汇票过程中提供了虚假的申请材料,但同时提供了超额抵押担保并缴纳约定的保证金,且按时兑付核销,未给银行造成实际损失,亦未利用上述款项进行非法活动,未给金融管理秩序造成重大危害,不具备刑事处罚的必要性。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18日作出再审判决,宣告蒋某某无罪。 【典型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主体无论是生产经营还是筹集资金,都应当合法合规、诚实守信。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融资难”成为长期困扰民营企业经营发展的一大顽疾,民营企业在融资过程中使用不规范手段的现象时有发生。本案被告人在融资过程中确实存在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不诚信行为,应当予以否定性评价,但其提供了足额的抵押担保,尚未达到危害金融机构资金安全、给银行造成实际损失、构成犯罪的程度,故依法改判其无罪。人民法院在审理涉企案件中,应当严格依法办案,坚决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充分理解民营企业筹措经营资金的现实困境,以发展的眼光客观看待并依法妥善处理其中的不规范行为,充分发挥司法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能作用,助力缓解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难问题。 @广西高院 来源:广西区工商联 广西高院 编辑:莫啁媚 审核: 费文彬 声明: 转载请注明来自“广西高院”公众号 ??男子意外死亡,父母与妻女如何分配死亡赔偿金? ??随意停放共享电动车,赔偿174378.84元! ??超过诉讼时效诉请,垫付的医疗费还能要回来吗? ??医保已报销的医疗费,侵权人是否仍需赔偿? ??买了二手房,原业主欠的物业费我来付吗? ??同居十几年,没领证的“老伴”有继承份额吗? ??车被撞了,维修期间能否让肇事者出钱租辆宝马开? ??观看网络直播打赏,钱能要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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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发布 | 公安部公布10起“飙车炸街”典型案例
2024年以来,为有效遏制“飙车炸街”违法犯罪反弹势头,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全国公安机关持续深入开展“飙车炸街”违法犯罪集中整治工作,依法严厉打击追逐竞驶、轰鸣疾驶、非法改装等违法犯罪行为,侦破了一批典型案件,有力维护了道路交通秩序和社会公共安全。 近日,公安部公布打击整治“飙车炸街”违法犯罪10起典型案例。 1、江苏苏州公安机关破获宋某某等“飙车炸街”、袁某非法改装案 2024年4月29日,苏州公安机关破获一起“飙车炸街”案,并溯源捣毁一处非法改装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1人、违法嫌疑人12人,扣押涉案车辆10辆。 经查,4月22日至29日,宋某某等11人驾驶改装二轮电动摩托车多次在道路上实施追逐竞驶、轰鸣疾驶等行为,袁某长期为其提供违法改装、加装服务。 目前,公安机关依法对宋某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对其余10人处以行政拘留处罚,另将袁某移交市场监管、交通运输部门处理。 2、浙江温州公安机关破获朱某某等“飙车炸街”案 2024年4月20日,温州公安机关成功破获一起“飙车炸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4人,扣留涉案车辆14辆。 经查,4月20日,朱某某等14人驾驶机动车在大罗山一带聚众实施追逐竞驶行为。 目前,公安机关依法对朱某某等14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3、河南南阳公安机关查处孙某等“飙车炸街”案 2024年4月12日,南阳公安机关查处一起“飙车炸街”案,抓获违法嫌疑人3人。 经查,4月7日,孙某等3人驾驶摩托车在滨河大道等道路上实施轰鸣疾驶行为。 目前,公安机关依法对孙某等3人处以行政拘留处罚。 4、湖北十堰公安机关查处余某、田某某“飙车炸街”案 2024年4月9日,根据群众举报线索,十堰公安机关查处一起驾驶盗窃车辆“飙车炸街”案,抓获违法嫌疑人2人。 经查,3月27日,余某、田某某轮流驾驶盗窃车辆在潘口乡鱼岭1号隧道实施超速行驶行为,最高速度达189km/h,并录制视频上传至微信朋友圈。 目前,公安机关依法对余某、田某某处以行政拘留处罚。 5、黑龙江齐齐哈尔公安机关破获徐某某等“飙车炸街”案 2024年4月,根据群众举报线索,齐齐哈尔公安机关破获一起“飙车炸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扣留涉案车辆6辆。 经查,3月11日,徐某某等10人在湘江路实施追逐竞驶行为,并在网上发布现场视频。 目前,公安机关依法对徐某某等10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6、福建厦门公安机关破获彭某某等“飙车炸街”案 2024年3月29日,根据事故溯源线索,厦门公安机关破获一起“飙车炸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 经查,3月28日,彭某某组织黄某某等13人驾驶摩托车骑行,期间在同安大道等道路实施追逐竞驶行为,黄某某与刘某某发生交通事故,造成黄某某当场死亡。 目前,公安机关依法对彭某某等12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7、山西晋中公安机关查处杨某某、张某某“飙车炸街”案 2024年3月25日,根据群众举报线索,晋中公安机关查处一起“飙车炸街”案,抓获违法嫌疑人2人。 经查,3月25日,杨某某、张某某在静升步行街等地实施轰鸣疾驶等行为,并拍摄、发布“飙车炸街”视频。 目前,公安机关依法对杨某某、张某某处以行政拘留处罚。 8、北京朝阳公安机关查处包某某等“飙车炸街”案 2024年3月6日,根据群众举报线索,朝阳公安机关查处一起“飙车炸街”案,抓获违法嫌疑人12人。 经查,3月6日,包某某等12人在慧忠路隧道实施“翘头”、疾驶行为。 目前,公安机关依法对包某某等9人处以行政拘留处罚,对魏某某等3人依法处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 9、广东深圳公安机关破获刘某某等“飙车炸街”案 2024年2月28日,根据群众举报线索,深圳公安机关破获一起“飙车炸街”案,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6人。 经查,2月3日,刘某某等6人驾驶6辆机动车在马峦山隧道等道路实施追逐竞驶等行为,最高时速均超过180km/h。 目前,公安机关依法对刘某某等6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0、广西百色公安机关查处黄某等“飙车炸街”案 2024年1月7日,百色公安机关查处一起未成年人驾驶租赁车“飙车炸街”案,抓获违法嫌疑人10人。 经查,韦某某等4人使用本人驾驶证在汽车租赁公司租车后,以高价转租给黄某等6名未成年人,黄某等6人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实施漂移、疾驶等行为。 目前,公安机关依法对韦某某等4人处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考虑到黄某等6人均为未成年人,公安机关对其批评教育,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 “飙车炸街”违法犯罪行为,严重扰乱交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严重影响人们群众安全感和幸福感。高考、中考临近,公安机关将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严惩“飙车炸街”违法犯罪行为,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的学习、休息、考试环境。同时,提醒广大群众,自觉抵制“飙车炸街”行为,积极提供违法犯罪线索,共同维护良好秩序和宁静环境。 投稿邮箱:gabxcc@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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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市场监管总局集中曝光一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广告违法典型案例
↑关注网络与信息法学会 获得更多精彩 市场监管总局坚持将依法打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广告违法行为列为监管重点工作,持续加大对校外培训、近视防控产品、婴儿乳制品、学习用品、零食、玩具等与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相关的重点领域广告监管执法力度,努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2023年6月以来,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相关案件1065件,罚没1164.12万元。现选取已办结的九起典型案例集中曝光。 一、藤县好视立配镜中心广告违法案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藤县好视立配镜中心在未获得相关医疗许可资质的情况下,宣称其可以开展“医学验光配镜/近视散光矫正/斜视弱视训练/藤县体验中心”等服务项目,并利用无法证实的相关荣誉、无法验证的统计资料进行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同时,藤县好视立配镜中心还存在违法收集个人信息、违规发放记名的单用途商业预付凭证、使用超出计量检定有效期的医疗器械等情形。上述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 2023年1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好视立配镜中心作出罚款41万元的行政处罚。 二、淄博云医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广告违法案件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淄博云医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通过电商平台网店发布的医疗器械广告中含有“新生儿医用黄疸蓝光灯,照射5—10小时宝宝就会改善”“高效退黄去黄、没副作用、安全可靠”等对医疗器械功效、安全性的断言和保证性内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3年11月,淄博市张店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淄博云医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作出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 三、淮安爱珲艺术培训有限公司广告违法案件 江苏省淮安市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淮安爱珲艺术培训有限公司从事舞蹈培训业务,其经营场所广告牌、广告宣传册以及微信公众号发布的舞蹈培训广告中使用“国际顶尖专业教学”“某某芭蕾是头部品牌”等用语,并且利用已培训学员名义、形象作推荐、证明。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3年8月,淮安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淮安爱珲艺术培训有限公司作出罚款30万元的行政处罚。 四、上海朗阁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告违法案件 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上海朗阁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互联网上推销“韩语1对1零基础入门课”“英语口语培训”等课程,宣称“学完以后收获1000个韩语单词或短语”“入学即协议提分”“考题预测,以保障高分”“贯彻保分制度,保证学习成果”等内容,对培训的效果作出明示的保证性承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3年8月,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上海朗阁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出罚款18万元的行政处罚。 五、宁波埌峰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广告违法案件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宁波埌峰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互联网上发布了多条含有《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图片的图文广告,包含“毕业无忧”“提升学历不是梦”“学渣逆袭学霸不是梦”等内容,对获得学历学位作出了暗示的保证性承诺。同时,还存在在广告中以受益者名义作证明的行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3年6月,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宁波埌峰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作出罚款16万元的行政处罚。 六、京山市鸿图教育印刷厂广告违法案件 湖北省荆门市京山市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京山市鸿图教育印刷厂2022年生产销售的作业本(25K语文本、25K生字本)封面上含有“湖北京山学生防近视统一簿册”“荆门市学校后勤管理中心监制”等内容,且无法提供相关委托、授权及监制等证明文件资料。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4年2月,荆门市京山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京山市鸿图教育印刷厂作出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 七、麻城至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广告违法案件 湖北省黄冈市麻城市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麻城至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通过在学生考试答题卡、练习册、“致家长一封信”中印制二维码,在校内公示栏张贴宣传单,校内悬挂广告横幅等方式,宣传推广其代理的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智学网”及《个性化学习手册》等产品。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3年8月,黄冈市麻城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麻城至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作出罚款8万元的行政处罚。 八、海脉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广告违法案件 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海脉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为扩大某手办产品上市后的销售量和影响力,自行设计、发布广告,广告主体部分为一款名为“少女前线”游戏中的女性角色全身图,局部放大臀部并附有“安全裤为较软材质制作,增加手办可玩性,不可脱哦”等低俗内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3年5月,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海脉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作出罚款22万元的行政处罚。 九、上海市黄浦区沣和食品店广告违法案件 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上海市黄浦区沣和食品店为博人眼球,增加销量,购入含有“寻欢兴奋剂”“蛋疼含片”“艳遇丸”等文字内容的产品外包装盒,对奶片零食进行销售,相关广告内容违背社会良好风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3年11月,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黄浦区沣和食品店作出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 来源于:市场监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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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十大典型案例
↑关注网络与信息法学会 获得更多精彩 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十大案例 编者按 数据知识产权地方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在数据确权、流通等方面不断扩大成果,推动一批创新程度高、经济社会效益好、复制推广意义强的数据知识产权完成登记。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组织评选出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十大典型案例,本报特推出专版进行刊登,以期示范带动企业、产业更好利用数据知识产权制度,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01海淀智慧能源城市大脑—电力看双碳监测数据集 应用场景:海淀智慧能源城市大脑—电力看双碳监测数据集由国网北京海淀供电公司申请登记(京知数登字第2023000006号)。该数据集是以产业、行业、园区、企业用电情况为基础,经分析核算得到相关碳排放数据,具有实时性强、准确度高、价值密度大和采集范围广等特点,能够为地区政府智慧城市治理、制定和实施绿色发展目标提供科学依据和支持。 案例亮点:国网北京海淀供电公司围绕数据要素价值变现形成了数据资产化、产品化、市场化“三化”体系,对2.5亿条数据申请登记,获北京市首批、全市最多数据知识产权登记15项,并取得央企首批数据资产登记、首个央企数据质量评估报告认证和价值报告认证。其中,海淀智慧能源城市大脑—电力看双碳监测数据集下的“城市大脑园区碳监测分析”数据资产已完成入表并计列存货,实现北京市首笔数据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入表。智慧能源城市大脑“电力看”系列数据服务目前已在全国26个省市、64个重点地市完成标准化场景部署及推广应用,为社会治理、民生服务加速赋能。 02隧洞施工现场氨气分析数据 应用场景:隧洞施工现场氨气分析数据由浙江中水数建科技有限公司申请登记(DIP2023000000342)。采集隧洞施工现场的氨气气体检测值(分子量)后,经由算法模型可测算分析出隧洞施工现场单位范围内的气体浓度,实现隧洞施工现场氨气浓度的预警及报警,有力保障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 案例亮点:浙江中水数建科技有限公司不断更新原有数据集合、优化气体分析算法模型,实时监测隧洞施工现场氨气浓度,不断提升数据测算分析速率,数据规模已超过19.6万条。隧洞施工现场氨气分析数据同该企业其他7项完成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的相关数据,基本实现了对隧洞施工现场主要气体情况分析的覆盖,助推隧洞内施工安全综合预警和报警能力进一步提升。该企业就隧洞施工现场氨气分析数据等5项数据知识产权达成交易,金额超1100万元,总额和单项平均交易额均创浙江省2023年数据知识产权交易额新高。 03知识产权大数据分析数据集 应用场景:知识产权大数据分析数据集由北京知产宝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申请登记(京知数登字第2023000003号)。该数据集对知识产权完整生命周期进行解构,提取重点主客体要素信息,形成了覆盖知识产权创新主体创新活动和客体全流程的专利评审、商标评审、司法裁判规则等法律数据集合,并将子数据集进行横向关联,实现数据集成互通。 案例亮点:知识产权大数据分析数据集获得北京市首批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由20多个子数据集组成,数据总规模超1亿条。在完成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后,北京知产宝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将基于该数据集形成的数据库产品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挂牌交易。相关数据库产品帮助该公司获得了上、下游供应企业的更高关注,在资本市场获得了更高估值。完成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后,该公司数据业务规模较此前提升约30%。此外,该公司基于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完成资产评估,获得质押融资放款140余万元。 04microRNA敲除小鼠资源库 应用场景:microRNA(微小核糖核酸)在细胞分化、生物发育及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microRNA敲除小鼠资源库由广州赛业百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申请登记(粤2023111600111)。该资源库涵盖肿瘤、心血管、神经等20多个研究领域的基因工程敲除实验小鼠的基因数据,为生物医药基础研究和创新药物研发提供着助力。 案例亮点:基于 microRNA敲除小鼠资源库,广州赛业百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发了 AlphaKnockout基因打靶专家系统,并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恒瑞医药、辉瑞、阿斯利康等全球超百家研究机构和企业建立起开放共享的合作关系。该智能系统不仅能帮助用户迅速筛选出符合自身研究需求的基因工程实验鼠,还可以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和数据分析,为生物医药研究者提供了一种高效、精准且智能化的研究工具。目前,该智能系统已面向全球科学界免费开放,推动肿瘤、神经、免疫等领域近千个课题组加速研究进展,助力近百家企业在药物研发上争分夺秒。 05江苏省南京市大厂区、六合区企业用水行为分析数据 应用场景:江苏省南京市大厂区、六合区企业用水行为分析数据由南京远古水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登记(苏数登字第 ZS202400000312号)。经过加工处理的用水数据可以为金融机构信贷业务提供信息支持。在信贷反欺诈、贷前审批、额度管理和贷后监测等业务环节,金融机构可以从用水视角评估企业经营健康状况,消减金融机构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对企业信用评价的指标体系。 案例亮点:江苏省南京市大厂区、六合区企业用水行为分析数据是全国首批按照财政部《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要求,通过数据资产认定、合规评估等环节,取得入表会计凭证,实现正式入表的数据资产。该案例中,传统供水企业通过数据知识产权登记,顺利推动数据资产入表、数据许可使用,实现资产增值,为传统企业通过“智改数转”促进转型升级提供了新动力、新路径、新场景,吸引了22家国有企业上门调研或寻求合作,被多家媒体宣传报道,形成了良好的宣传和示范效应。 06多模态成年人群脑影像数据 应用场景:多模态成年人群脑影像数据由左西年、高鹏、董昊铭、王银山、于春水等共同申请登记(DIP2024000000819)。该数据能够揭示大脑各区域的特定功能及协作模式,用于研究大脑的发育过程等,也可以协助更准确地识别神经退行性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症)的早期迹象。同时,该数据能够促进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如结合地理空间、环境健康等数据资源,可解析发展人口神经科学机制。 案例亮点:多模态成年人群脑影像数据是我国首件数据来源为个人的数据知识产权,相关数据采集及数据处理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伦理委员会的批准。这是浙江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平台与中科院科学数据银行实现互联互通后,登记的首批科研领域数据知识产权之一,也是省外主体登记的数据知识产权典型案例。该数据对原始采集数据进行了预处理,去除了非脑组织部分,进行时域分析、空间模式分析、网络分析等特征提取;开展了皮层厚度、灰质体积、低频波动振荡、功能同伦等指标计算,对脑科学研究、疾病诊断、神经科学教育及人类行为理解等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和应用价值。 07船舶实时报位信息数据 应用场景:船舶实时报位信息数据由浙江同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申请登记(DIP2023000000004)。该数据通过采集船舶位置、航速、航迹向、航首向等船舶航行数据,结合船舶实时数据进行相关事项分析、预警,能够有力保障渔船的航行作业安全,避免其和商船发生碰撞。 案例亮点:船舶实时报位信息数据是浙江省首批登记的数据知识产权之一。该数据在提高远洋渔船航行效率和安全性等场景运用广泛,信息规模已超过15万条,相关产品已安全保障109万船次,实现收益100万余元。该件数据知识产权被列入全国首个数据知识产权产业联盟——舟山市海洋大数据知识产权联盟的首批“数据知识产权共享清单”,带动行业企业共享数据知识产权21件,并实现联盟企业间的共享使用,有效推动海洋大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2023年,海洋大数据产业累计登记数据知识产权103件,9家企业实现数据知识产权投保,获得质押融资1.05亿元。 08花边设计图及设备实时日产量衍生数据 应用场景:花边设计图及设备实时日产量衍生数据由福建长乐联达化纤有限公司申请登记(数登字第 FJS20240001036号)。该数据可用于纺织企业原创保护、客户定制偏好、库存风险等业务系统的数据比对,还可用于金融风控,帮助中小微企业提高授信评级、简化融资步骤、降低融资成本。 案例亮点:通过福建工业互联网平台与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存证平台的深度融合,企业可实现设计图纸及衍生数据知识产权“一键申请,批量登记”,日均减少人工成本60%,缩短研发周期50%。截至目前,平台上已登记纺织花边设计类数据知识产权58件,设备生产信息衍生数据知识产权739件。推行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还可以有效解决纺织业供需链上、下游零散、无序、低效的数据状态。截至今年3月,平台上采集纺织业生产要素数据超10亿条,对产业集群经济效益增长的贡献率达7%以上。此外,该数据能够为金融机构提供动态风控模型数据,实现对企业生产活动的持续监测;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则可作为企业经营情况的评定依据,帮助企业获得数字贷款,实现数据资产融资增值。 09天津市地质钻孔数据集 应用场景:天津市地质钻孔数据集由天津市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申请登记(TJZS20240102000100027.1)。该数据集能够为工程勘察、勘察类咨询、智慧城市建设、城市运维治理等多领域提供信息支持。比如,基于该数据集制定工程实施方案;基于该数据集实现地质层面应用、区域适宜性评价等。 案例亮点:天津市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市内积累地质钻孔数据最多的行业单位,持续开展地质钻孔数据资源建设,构建形成了基于地质钻孔服务城市重要基础设施工程选址、场地优化咨询和地质风险管控的数据应用技术体系。2024年第一季度天津市地质钻孔数据集保护数据超22万条,对建筑设计行业如何保护大量积累的数据资源进行了有效探索。该案例也是天津市首例数据知识产权资产入表案例。天津知识产权交易平台搭建了数据知识产权交易流通一体化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数据要素咨询及数据资源存证、登记、评估、入表等全流程服务,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企业数据资源入表路径。 10医疗大模型预训练数据集 应用场景:医疗大模型预训练数据集由北方健康医疗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申请登记(鲁数知登字第202410031号)。该数据集的数据信息覆盖百余个科室、千余种疾病,全面涵盖患者从就诊历史、检查检验、诊断用药到手术康复等千余个字段,为医疗大模型的预训练提供了丰富而全面的数据资源,未来可为智能辅助诊断、智能编码、智能医学问答等医学细分场景提供有力支持。 案例亮点:在数据知识产权登记机制的认证保障下,北方健康医疗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在确保合规、安全的前提下,为人工智能企业、科研机构、医疗机构等提供海量真实的全球医疗数据资源及相关增值服务,有助于推动医学大模型在预训练和监督微调等不同阶段及细分场景应用的快速发展。该案例在医疗大模型场景下尤为稀缺和珍贵。目前,北方健康医疗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已与国内大模型厂商开展合作洽谈,这一数实合作模式将带动产业效益跃升,进一步推动医疗大模型领域的深化发展。 (本版内容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提供 本报记者 李杨芳整理) 来源于:《中国知识产权报》 2024年5月24日,第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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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法院 | 破产审判十大典型案例(2021-2023)
2024年5月24日,富阳法院召开“做实能动司法 创优营商环境”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2021年—2023年度富阳法院破产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目 录 01 杭州某球拍公司破产清算转重整案 02 某铜业公司预重整转重整案 03 杭州某机械公司预重整转重整案 04 杭州某木制品公司破产清算案 05 杭州某化学公司破产清算案 06 某食品公司破产清算案 07 杭州某建材公司破产清算案 08 杭州某水电公司破产清算转重整案 09 杭州某有色金属公司破产清算案 10 杭州某通讯公司等三公司合并破产清算案 案例一 杭州某球拍公司破产清算转重整案 管理人:浙江南方中辰律师事务所 【基本案情】 杭州某球拍公司是一家注册在中国球拍之乡——杭州市富阳区上官乡的网球拍制造企业,成立于1993年。由于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未能形成核心竞争力,后期又因经营管理不善和担保债务影响,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持续恶化。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债权人向富阳法院提出破产清算申请。2021年11月30日,富阳法院裁定受理该公司破产清算案,并指定浙江南方中辰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办理经过】 管理人在清产核资过程中发现,杭州某球拍公司厂区内残存有大量废油漆、废磷酸等危险废物,但该公司并无流动资金。为此,管理人着力危废处置和重整招募双轨并行,在破产程序有序推进前提下积极探索破产企业生态环境治理司法实践。 一是环保理念先行,明确危废处置费用性质。在本案中,管理人积极排查涉环保隐患,科学制定危废应急、处置预案,努力将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针对生态环境治理费用的性质问题,管理人将危废处置费用性质认定为破产费用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 二是强化数字赋能,快速处理破产企业危废。“破产智审”融破智联应用将破产受理信息推送给杭州市生态环境局富阳分局。该局自收到相关信息后主动核查企业涉环境问题,并及时反馈给富阳法院和管理人,同步对危废处置工作提供指导和帮助。后管理人顺利委托有资质的处置机构对废油漆、废磷酸等7个品类的43余吨危废进行分类处置,处置费用合计26万余元。 三是合理容缺处置,实现债务人资产价值最大化。管理人多次与债权人协商沟通,最终确定对该公司的瑕疵资产通过重整方式进行容缺处置的方案。2022年10月21日,富阳法院裁定对该公司进行重整。在清除企业危废后经25次网络竞价成功招募重整投资人。富阳法院于2022年11月23日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结重整程序。现该案的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普通债权人清偿率从破产清算条件下的6%提升到22%。 【典型意义】 本案是探索破产办理与生态环境治理有机融合助力营造“生态+营商”双优环境的典型案例。 一是突出预防性司法理念。本案中,对尚未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危废进行妥善处置,一方面有效消除了破产企业留存危废的环境污染隐患,另一方面也提前化解了因环境污染可能产生的侵权责任纠纷、公益诉讼等,同时避免了企业破产终结后环境治理责任难落实问题,充分践行了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预防性司法理念。 二是实现破产财产价值最大化。对瑕疵资产通过重整方式进行容缺处置,其根本上无需考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过户问题和无证建筑物所有权的归属问题,同时又加快盘活了企业资产。而对环境瑕疵财产的处置,则不仅保护了破产企业的财产安全,而且让意向投资人没有后顾之忧。 三是明确管理人生态保护职责。管理与处置环境瑕疵财产是管理人忠实履行“管理和处分债务人财产”职责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不可分割。本案中,管理人积极摆正履职理念,有效增强了责任意识,对厂区内危废进行主动核查、积极应对,最终将环境治理工作落到实处。 案例二 某铜业公司预重整转重整案 管理人: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 【基本案情】 某铜业公司成立于2001年,系一家央企和民企合资的混合制企业,主要经营业务为无氧铜杆、铜材加工等。因经营管理出现问题,导致产生大量贸易类、保理类诉讼,该公司的资产被多家法院查封,账户流动资金被冻结执行,资金链断裂致使公司在2019年8月停止生产,陷入经营困境。2021年9月28日,富阳法院决定对该公司启动预重整程序,并指定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担任临时管理人。2022年3月25日,富阳法院裁定受理该公司破产重整。2023年7月4日,富阳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序。 【办理经过】 一是高效衔接预重整与重整,提高重整效率。预重整期间,管理人完成了全面资产核查、确定债权规模、招募重整投资人等工作。某铜业公司的资产不仅有境内大宗土地厂房和完整的生产线,还涉及到境外子公司的股权和资产,为顺利盘活境内外资产,管理人多次与债务人、主要债权人、出资人等利害关系人进行协商,制定多种重整方案。本案进入重整程序后,预重整期间形成的成果在重整阶段继续沿用,基于预重整期间制定的多种重整方案,管理人在与不同意向投资人谈判时能够积极调整思路,提出灵活的、匹配度高的方案,提高重整工作的效率与质量。 二是采用框架式重整模式,创新招募思路。某铜业公司资产涉及赞比亚子公司的矿产资源和采矿权,但是矿产资源和采矿权在当地受到严格限制,不能随意交易。经充分论证,本案确定采用框架式重整模式,制定框架性的重整计划(草案)和重整投资人遴选方案。重整计划(草案)中除重整投资人、重整资金、经营方案、清偿比例以外,其他内容条款均已明确,重整投资人遴选方案中则明确后续投资人招募的条件、方式、重整底价、降价标准等要素。在重整计划通过后,案件的重点即为招募重整投资人,招募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债权人会议的意见对重整投资人遴选方案及时进行修正,直至招募到合适的重整投资人。同时,管理人不再沿用传统的招募方式,而是通过阿里拍卖破产强清资产交易平台对该公司重整投资人资格展开网络竞价。最终,成功引进重整投资人实现企业的挽救再生。 三是注重维护境外资产,保障对外投资安全。对赞比亚当地的投资保护和资产维护是本案的难点。一方面,管理人全面了解赞比亚投资的政策及其限制,论证不同模式重整与赞比亚投资政策匹配度,降低境外资产单独处置风险,提高重整案件办案效率和重整效果。另一方面,管理人制定矿证维护方案,明确维护事项和维护费用等,该方案获得债权人会议一致表决通过。管理人采取“当地先行”思路,委托赞比亚外派工作人员和当地职工处理矿证维护工作,通过建立信息互通机制、境外资产审计评估协同推进、加强与赞比亚矿业部门对接,顺利解决土地税缴纳、采矿权证延期等工作,赞比亚资产以重整方式得以维护,有效保障中国企业“一带一路”对外投资权益。 【典型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合作共赢的现代化,完善的跨境资产处置方式对有效处理国际投资、营造安全稳定可预期的经济交往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本案是通过框架式重整顺利整合境内外资产助力企业重生的典型案例。在管理、处置涉赞比亚资产过程中,实现了维护境外投资安全、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及破产财产处置价值最大化的有机统一,并成功助力困境企业重生再造。本案的成功办理,对跨境资产处置、创新重整模式、拯救民营企业具有示范意义。 案例三 杭州某机械公司预重整转重整案 管理人: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 【基本案情】 杭州某机械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销售危险品包装容器的小微企业,主要经营业务为油箱、工具箱、废旧电池转运箱等,被纳入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专精特新企业和浙江省专利示范企业。但近年来,由于为公司股东及其相关方提供巨额担保,公司受担保债务影响陷入危机。2023年7月31日,富阳法院决定对该公司启动预重整程序。同年11月20日,富阳法院正式裁定受理该公司破产重整。同年12月22日,富阳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序。 【办理经过】 一是扩宽府院联动领域,精准识别企业挽救价值。该案中,富阳法院积极联动金融办、经信局走访企业,通过府院合力,分析公司的营运价值、发展前景及优势地位,准确识别出公司的重整价值及重整可行性,并且将司法挽救功能前置,给其提前“输血”,向其提供破产法律知识科普和预重整引导服务,从根本上践行破产拯救价值理念。 二是预重整与重整高效衔接,快速推动企业“重生”。预重整期间,管理人开展的全面资产清查、确定债权规模、招募投资人等重要阶段性工作成果均得到沿用,尤其在预重整方案的表决上,通过将债权人及出资人同意的意思表示延续到重整程序中,为全票通过重整计划奠定坚实基础。本案从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至批准重整计划仅历时32天,快速推动企业重生。 三是维持企业经营团队,职工股权注入形成经营合力。打通外部融资渠道,成功引入战略投资人为公司注入重整资金近1亿元。作为一家专精特新企业,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和强大的研发团队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重整后的公司原经营管理团队得以维持,全部职工得以保留,并通过职工股权注入的方式,形成企业经营的合力和保障,从而保障重整成功后的企业能够真正获得重生。 四是封闭运行不停产,提升企业经营效益。该案采取破产期间“封闭运行不停产”的方式,各项数据创下历史新高,全年营业额突破至7725万余元,同比增长9.67%,净利润同比增长8.99%。同时,预重整和重整期间,公司不断提升创新能力,成功扩建项目2个,研发新产品7款、新申请发明专利2件,提升了重整的可行性及重整后企业的竞争力。 五是落实重整回访机制,护航企业绿色合规发展。一方面,通过“生态e治”联动生态环境局审查公司生态环保合规现状,识别潜在环境污染风险,并在该局指导下,采购废气治理设备、投保污染责任保险等,明确公司重整后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向后延伸落实重整回访机制,联动税务局为重整后的公司提供体检式的服务,为公司“把脉开方”,及时化解涉税风险,保障公司合规健康发展。 【典型意义】 本案是通过预重整和重整高效衔接成功拯救“专精特新”民营企业的典型案例,符合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一是快速高效拯救企业。本案创新破产审判思路,预重整阶段的工作成果在重整阶段均得以沿用,仅用时32天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快速高效拯救企业。 二是主动延伸司法服务。在启动预重整前,主动向前延伸服务精准识别企业重整价值,为困境企业提供司法纾困指导和破产法律咨询服务;在破产程序终结后,主动向后延伸司法服务落实重整回访机制,以体检式服务助力企业绿色合规发展,做好破产审判的前后两篇文章,从根本上践行破产保护理念。 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公司在重整过程中继续经营不停产,通过技术研发和创新开发更具竞争力的产品;在重整后并购绿色企业,引进自动化设备,大幅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成为首批数字化转型试点企业,通过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新质生产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案例四 杭州某木制品公司破产清算案 管理人:北京金杜(杭州)律师事务所 【基本案情】 杭州某木制品公司于2016年成立,主营业务为木制品生产与销售,后因公司经营不善陷入债务危机并于2021年停产歇业。2023年5月10日,富阳法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裁定受理该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北京金杜(杭州)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 【办理经过】 管理人在清产核资过程中,发现该公司厂区内残存有大量废油漆、废过滤棉等危险废物,如不妥善处置,极易发生泄漏污染周边环境。管理人充分借助破产企业“生态e治”应用,确保生态环境的快速治理与修复。 一是凝聚共识,明确费用性质。本案中,通过债权人会议表决,将管理人实施生态环境治理行为而产生的费用,视为管理人在管理破产企业财产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并将该费用认定为破产费用。最终该案管理人共处置废油漆(渣)、废活性炭、废过滤棉、过期颜料等7个品类的危废物约9.2吨,产生处置费用合计5.24万余元,被认定为破产费用优先列支。 二是数智赋能,充分运用“生态e治”。根据生态环境局反馈的危废识别结果,管理人在“生态e治”上发起经营单位邀请,择优选定生态环境处置单位。在危废处置过程中,法院、管理人、生态环境局实时查看危废运输动态和处置动态,防范危废遗失或违规倾倒处置造成的环境风险。在危废处置完毕后,管理人通过“生态e治”邀请生态环境局共同验收并完成处置结论录入。由此,形成“识别-运输-处置-验收”的全流程数智化风险管控闭环,实现对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动态化、持续性监管。 三是费用保障,解决资金难题。该公司并无流动资金,名下资产仅有一些机器设备,变现难度较大。管理人通过“生态e治”的“银行贷款”功能向银行申请专项贷款。因该费用已由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作为破产费用列支,故将在债务人财产变现后优先清偿贷款银行,有效解决“有产可破”企业在资产处置前的生态环境治理费用来源问题。 【典型意义】 本案是全面运用“生态e治”应用助力营造“生态+营商”双优环境的典型案例。为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的全流程闭环管理,法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管理人、金融机构、处置单位等充分借助“生态e治”应用的功能作用,将危废核实、机构选定、合同签订、危废转运、银行贷款、结果验收等流程协同处理,有力缓解生态环境治理费用“筹集难”问题,充分保障破产企业无废残留,生态环境快速治理和修复。 案例五 杭州某化学公司破产清算案 管理人: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基本案情】 杭州某化学公司是一家生产、销售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的企业,厂区因位于杭州市饮用水水源上游区域,根据政府防止污染的要求被纳入关停拆除的企业范围,故自2018年起公司已停止生产并配合属地政府开展征迁工作。2021年1月4日,根据债权人的申请,富阳法院裁定受理该公司的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担任管理人。2021年4月14日,富阳法院裁定宣告该公司破产。2021年6月28日,富阳法院裁定终结该公司破产程序。 【办理经过】 一是加强对接,妥善化解职工欠薪问题。截至破产案件受理日,该公司纳入征迁范围的房屋、设备等基本已被拆除。管理人通过“拆、执、破”衔接机制,与属地政府及环保部门就职工欠款情况的核查与处置、污染物处理、拆迁补偿款支付条件等事宜进行对接,最终顺利完成土地环评、及时办理完毕他项权证注销,顺利收回该公司的拆迁补偿款,有效化解13户职工约35万余元的职工欠薪问题。 二是府院联动,高效处置危废物。经管理人踏勘核查,该公司留存高沸物、废水等约450吨未清理完毕,鉴于污染物所在厂区坐落在周围村民聚集地,如若因为雨水天气等原因造成二次水污染、土壤污染,后果将不堪设想。管理人结合该公司现场危废物的污染性和处置紧迫性,在属地政府拆迁进度要求基础上,在生态环境局的指导下,通过定向询邀选聘了一家具有资质及经验的机构进行专项处理。最终,高效完成污染物的清理、转运处置工作,实现拆迁厂区环境零污染的治理效果。 【典型意义】 本案系一起以府院良性联动机制推进破产进程的典型案例。该案充分发挥“拆、执、破”衔接机制的制度优势,快速激活破产程序的矛盾化解和社会治理机能,有力保障破产案件的顺利推进。同时,管理人积极创新实践助力生态环境保护,秉持预防性司法理念,高效处置污染物的同时,有效防止污染进一步扩大、避免现场二次污染的发生,在破产程序中延续体现市场主体的社会担当和社会责任感。本案的办理,为府院联动化解矛盾、破产制度参与社会治理提供有益样本。 案例六 某食品公司破产清算案 管理人: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 【基本案情】 某食品公司成立于2006年,主要从事魔芋食品生产,因经营管理不善,企业资金链断裂,陷入债务困境。公司唯一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孙某因患有多种疾病,被评定为残疾,已丧失劳动能力。经查,该公司存在资不抵债情形,孙某名下也无可供执行财产,各自所涉及执行案件共20余起,绝大部分以终结本次执行结案。孙某多年来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低保补助账户被冻结。 2022年4月6日,富阳法院裁定受理该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鉴于公司股东孙某的实际情况,经向孙某及其家属就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进行释明,孙某本人向富阳法院提出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申请,同年4月19日,富阳法院裁定受理对孙某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申请,并指定管理人。 【办理经过】 一是同步开展,企业破产与个债清理工作高效推进。两案关联性较强,在富阳法院分别受理破产案件和个债清理案件,并指定同一管理人后,管理人集中推进两案资产调查、债权申报审核、债权人沟通、方案制作等工作,高效完成案件相关工作。5月18日,某食品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以及孙某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先后召开。经债权人会议表决,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及孙某财产分配方案均获得100%通过。6月24日至29日,两案财产分配正式实施。6月30日,富阳法院裁定终结程序。 二是两案联动,综合债务豁免及第三方资助等清偿方式有效化解债务。因两案资产负债情况及债权清偿情况差异较大,尤其是个债清理推进困难。鉴于两家债权人存在重合,管理人积极与孙某、债权人进行沟通协商,酝酿形成分配及债务清理的相关方案。首先,对两案同时享有债权的债权人同意在该公司受偿后不参与孙某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的分配,豁免孙某剩余债务。其次,孙某同意将其本可享受豁免的低保及残疾补贴款约4.6万元用于清偿债务。最后,考虑到孙某的实际情况,为促成和解,管理人积极推动第三人提供部分偿债资金的方案,提升债权人清偿率的同时帮助债务人获得债务豁免。最终相关方案获得了债权人的支持认可,企业破产和个人债务清理案件都得以顺利结案。 【典型意义】 本案是企业破产程序与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协同推进典型案例。通过企业破产程序的启动,带动个人债务清理,由同一管理人集中进行债权申报、资产核查,节约成本的同时高效推进程序,最大限度维护债权人权益。本案管理人区分债权人是否对企业及个人同时享有债权的实际情况,结合债权人的不同诉求,形成了债务人自愿提供偿债资源进行法定分配、第三人提供偿债资金选择清偿的结构性偿债方案,满足不同债权人的利益诉求,获得了债权人的理解与支持,营造了“鼓励创业、宽容失败、惩罚失信”的社会氛围,取得了良好的法律与社会效果。 案例七 杭州某建材公司破产清算案 管理人: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 【基本案情】 杭州某建材公司成立于2019年,经营范围为石子、机制砂的加工与销售。因实际控制人侵占公司资金、内部管理混乱、财务制度不健全和项目未批先建等原因,该公司在筹备初期即被责令停工,随之引发诉讼,陷入债务危机。2021年4月8日,富阳法院裁定受理杭州某建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2021年7月6日,富阳法院裁定宣告该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 【办理经过】 一是依法打击逃废债。经管理人调查发现,杭州某建材公司实际控制人存在挪用公司资金用于偿还个人债务的行为,遂向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报案,请求依法调查并追究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涉嫌挪用资金罪的刑事责任。经过府院协调联动,富阳公安局于2022年1月10日受理。最终,该公司实际控制人被依法判处多项刑罚,包括退赔被害单位该公司损失650万元。 二是追收注册资本。根据工商登记资料记载以及股东陈述,该公司注册资本尚未全部实缴到位。管理人向富阳法院提起追收未缴出资纠纷诉讼,请求判令该公司股东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股东辩称“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涉嫌挪用资金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所挪用资金与所汇150万元有关,故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对于被告的抗辩,富阳法院经审理认定实际控制人挪用资金情况与该案的审理没有关联,不影响该案审理。2022年9月20日,富阳法院作出一审民事判决,判决该公司股东应依法履行出资义务。 三是快速高效办理案件。管理人紧扣企业接管、债权申报、一债会召开的时间节点,通过缩短办理时间、简化审理流程等方式加快办案进程。另一方面,该公司追收未缴出资纠纷案与实际控制人刑事犯罪案虽有关联但不属于同一法律事实,且考虑到刑事追赃可能性小、股东偿债能力弱、破产清算程序性工作相对简单等因素,管理人选择了“刑民并行”的处理方式。该公司破产案在3个月内顺利结案,企业依法快速退出市场。 【典型意义】 本案是通过破产程序打击债务人逃废债的典型案例。管理人虽未接管到公司任何财产,但在调查时发现公司实际控制人存在犯罪行为及公司的注册资本未实缴到位。本案通过“刑民并行”的处理方式,推动刑事案件与追收未缴出资纠纷案件进程,最终得到公正的判决,严厉打击债务人逃废债行为,实现了破产财产价值最大化。本案的成功办理,对府院联动打击逃废债、依法追收债务人出资、稳步推进破产程序具有示范意义。 案例八 杭州某水电公司破产清算转重整案 管理人: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 【基本案情】 杭州某水电公司成立于2004年,以水力发电为主营业务,公司水库、引水隧道、涵管、水力发电机等设施均已装设完成,本应处于后续收益期。然而,该公司因内部管理混乱、担保债务出险等原因导致资金链断裂,部分设施缺乏养护,影响发电收益,致使经营每况愈下,从而陷入债务危机。2021年1月5日,富阳法院裁定受理该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 【办理经过】 一是适时转为重整程序。根据管理人的前期调查,杭州某水电公司的水库、涵管、水力发电机等多属地上定着物,但受限于当时特定环境,均未设立完备的地上权,财产权利有瑕疵。管理人直接处置变现公司资产不仅存在较大法律风险,还会使某公司资产价值受损。鉴于该公司存在一定的经营价值和重整可能性,为了实现破产财产价值的最大化,提高清偿比例、减少债权人损失,本案适时转为重整程序。 二是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为保证招募程序公开、公平、公正,吸引更多重整投资人,管理人通过网络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在详细披露资产瑕疵状况下,经过多轮竞价,最终以较为理想的重整对价确定了重整投资人。 三是快速高效重整。2021年7月31日,杭州某水电公司《重整计划(草案)》表决通过。2021年8月13日,富阳法院裁定批准该公司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2021年8月20日,该公司的债权人按重整计划清偿完毕。2021年9月,完成了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本案从正式清算立案到转为重整程序再到批准重整计划用时不到9个月。 【典型意义】 本案是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资源使用效率的典型样本。杭州某水电公司作为以开发自然资源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前期投入大、成本回收期限长,陷入债务困境后,因缺乏必要维护成本,后续经营乏力,且企业财产权利存在瑕疵,不利于资产的变价处置。本案中,管理人积极与政府及土地所在地集体经济组织沟通,取得项目文件、土地使用权协议等权源依据后,通过网络方式公开招募投资人,使重整招募更加市场化,有效提高了重整成功率。重整计划实施完毕后,企业得以保留,债务依法清理,企业可合理配置经营所得,再次有了发展活力,自然资源使用效率也得到了有力提升。 案例九 杭州某有色金属公司破产清算案 管理人:浙江凯麦律师事务所 【基本案情】 杭州某有色金属公司成立于2009年3月4日,是一家位于杭州市富阳区的有色金属销售企业。由于有色金属行情变化快,该公司在对市场未深入研判情况下,大批量购进铜库存,因行情变化造成严重亏损,再加上公司内部管理混乱,未能及时扭亏止损,最终陷入债务危机。2021年6月30日,富阳法院裁定受理该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凯麦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 管理人经调查发现,该公司名下资产已接近为零、严重资不抵债。为尽力提升办理效率、着力降低办理费用、加快僵尸企业出清,在债权申报期限届满后3日即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会后在管理人与各债权人沟通后,债权人对管理人提交债权人会议审查的债权表中记载的债权均无异议,并一致同意放弃债权异议期。因此,管理人于2021年8月3日以该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为由向富阳法院申请宣告该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富阳法院于次日依法裁定宣告该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整个案件审理仅用时35天、发生破产费用2000余元。后管理人积极推进终结后其他遗留工作,并于2021年8月11日完成该公司工商简易注销手续,实现整个破产办理事项完结。 【办理经过】 本案为加快破产案件办理效率,主要采取的举措有:一是管理人实时向债权人通报该公司实际资产负债情况,并在查清资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的情况下,积极引导债权人一致同意放弃债权异议期间,使破产程序尽早终结。二是为了充分落实国家发改委、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和保障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依法履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富阳法院与市场监管部门积极沟通,推进破产案件简易注销。本案管理人凭终结破产程序裁定书和注销申请书直接向市场监督部门申请注销,实现程序终结后一周内完成注销,极大降低立各方主体人力成本支出。 【典型意义】 本案是提升办理破产效率,加快僵尸企业出清的典型样本。管理人在充分保障债权人权益的前提下,积极引导债权人一致同意提前结束债权异议期,有效减少了办理破产的时间成本。同时,富阳法院积极强化与职能部门在办理破产过程中的联动机制,严格落实破产企业简易注销制度,达到了以最快办理时间、最少破产费用、最低人力成本实现僵尸企业出清的目的。 案例十 杭州某通讯公司等三公司合并破产清算案 管理人:北京康达(杭州)律师事务所 【基本案情】 杭州某通讯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一家以从事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为主的企业。因公司经营问题,拖欠职工工资,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部分职工向富阳法院申请公司破产。2023年7月19日,富阳法院裁定受理对该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并于2023年7月20日分别裁定受理对杭州A通讯公司、杭州B通讯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管理人通过调查,认为三公司之间法人人格混同。2023年7月21日,富阳法院裁定三公司合并破产清算,并指定北京康达(杭州)律师事务所为三公司管理人。 【办理经过】 管理人经清产核资发现,公司名下资产只存在三枚价值较低的商标及三辆汽车,其中两辆存在抵押,抵押债权金额高于抵押物评估价格,且公司注册资本均已实缴到位。本案中,管理人充分发挥能动履职,妥善处理职工问题,有序推进破产程序。 一是三案合并审理,保质保量有序推进。管理人在第一时间开展关联企业调查,发现三公司存在法人人格混同、财产混同的情况。经申请,富阳法院裁定三公司合并破产清算。2023年11月16日,三公司合并破产清算案完成财产分配,并终结破产程序。本案从受理合并破产到终结破产程序历时不到四个月,大大提高破产案件审理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和成本,便利债权人,高质量推进破产程序。 二是深挖应收款来源,提高职工债权清偿率。管理人仔细梳理企业账户流水理清往来明细,对应收账款进行追收。介于本案应收账款证据材料缺失较为严重,管理人在安抚职工情绪的同时,激发职工的主观能动性,从职工处收集应收账款的信息,借助职工的力量对接应收账款相对方,最终达到收回应收账款基本覆盖职工债权本金的效果,大大提高职工债权清偿率。 三是妥善处理职工问题,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因欠薪职工数量较多、欠薪时间较长,个别职工情绪激动,极易引发信访维稳事件。为顺利推进破产案件,管理人积极主动约谈情绪激动职工,了解职工诉求,并邀请职工积极参与到追缴应收款的程序中来,一方面加大了应收款的追回可能性,另一方面加强了职工在破产程序中的主人翁意识,让他们真正体会和认可了法院和管理人在破产清算程序的为保障人民权益所做出的努力,最终成功化解矛盾。 【典型意义】 本案是在破产程序中充分发挥能动履职化解矛盾纠纷的典型案例。管理人通过优先处置资产、深挖应收账款来源等方式,大大提升了职工债权的清偿率。职工通过深度参与破产清算程序,态度从强硬对抗转变至积极配合,再到赠锦旗致谢。本案圆满达成企业依法破产、职工安心满意、社会和谐稳定的目标,高效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充分践行了新时代“枫桥经验”。 来源: 富阳法院 公号责编:丁小雨 本订阅号由中国人民大学破产法研究中心和北京市破产法学会秘书处共同维护,本着交流思想、砥砺智慧的宗旨为学界同仁分享资讯。本公众号首发、转发、转载各类资讯,并不代表中心与学会的立场,文责由作者自负。如需转载本公众号刊发的首发或原创作品,请务必联系作者本人并同时联系中心与学会秘书处获取授权,并标明转自“中国破产法论坛微信公众号”。联系邮箱:insolvencylaw@vip.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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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中院 | 佛山法院打击破产与执行裁判“逃废债”十大典型案例
近日, 佛山中院公开发布一批 佛山法院打击破产 与执行裁判“逃废债”典型案例。 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共10个, 其中3个涉执行裁判, 7个涉破产衍生诉讼, 两名涉案当事人因虚假诉讼行为 被处以司法处罚。 近年来,佛山两级法院在审理破产与执行裁判案件中发现,债务人企业及相关利害关系人提起虚假诉讼、转移资产逃废债务的现象呈上升趋势,采用的手段相对隐秘,目的明确,严重妨害了民事诉讼正常秩序。2022年至今,佛山两级法院在破产与执行裁判案件审理中,已累计作出17起司法处罚决定,向公安、检察等部门移送违法犯罪线索12条,有关部门立案侦查14人次。 张智蓝/摄 01 运用穿透式思维全面审查执行追加股东案件——陈某、甘某诉某机电公司等追加被执行人异议之诉案 基本案情 某科技公司注册资本为800万元,股东为陈某等四人,各股东认缴出资期限均至2050年6月9日止。经某机电公司申请,执行法院依法追加相关股东为被执行人分别在各自未缴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其中,甘某(认缴72万元)、陈某(认缴328万元)不服,提起本案诉讼。 裁判结果 南海法院一审认为,陈某、甘某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在形式上能够反映甘某于2023年1月16日向某科技公司汇款72万元、陈某于2023年1月18日向某科技公司汇款250万元。遂判决:一、不予追加甘某为被执行人;二、追加陈某为被执行人,并在未缴出资78万元范围内对某科技公司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三、驳回陈某的其他诉讼请求。陈某、某科技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佛山中院在二审期间依职权调取陈某、甘某、某科技公司以及案外人天津某公司、陈某华银行账户的流水情况,并查明陈某通过与案外人、公司账户循环转账虚构出资200万元,其实际出资金额仅为100万元,遂改判追加陈某为被执行人,陈某在其对某科技公司未缴出资228万元范围内,对某科技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陈某为逃避履行相应出资义务,在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伙同他人通过循环转账虚构出资金额高达200万元,并以隐瞒交易流水、作出虚假陈述的方式试图欺骗法院。其前述行为,严重妨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公正审理,情节恶劣,妨害了民事诉讼的正常秩序。佛山中院决定对陈某罚款人民币5万元,同时依法向公安机关移送犯罪线索。 典型意义 执行追加股东承担瑕疵出资责任的审理过程中,法院应当全面审查股东出资行为,准确判断股东瑕疵出资行为的性质。股东在诉讼过程中,通过与案外人、公司账户循环转账方式,制造股东向公司投入出资款的转账流水,且相关款项并未实际用于公司经营的,应认定为虚假出资。股东以此对抗申请执行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追加其为被执行人的主张,不予采信。对于情节恶劣,对民事诉讼正常秩序造成妨害的诉讼当事人,应处以司法处罚。 02 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中虚假债权的识别与防范——胡某、顾某诉某房产公司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 基本案情 某房产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审理期间,2019年7月17日,胡某代表林某等十三人向某房产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并提供最高额借款协议、股东会决议、银行流水、审计报告、资金来源情况表等资料。经债权审查和复核程序,管理人不予确认其债权,胡某、顾某不服,以债权受让人身份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确认其对某房产公司享有债权124940383.44元。法院查明,胡某、顾某提交的借款协议系倒签,资金来源情况表显示的涉案部分“借款”来源实为案外人支付的购房款、借款等,且与银行流水不吻合,相关银行流水亦无“借款”内容备注。 裁判结果 顺德法院一审认为,胡某、顾某主张其受让陈某对某房产公司享有的借款债权,则应当举证证明陈某与某房产公司存在真实借款合意并实际履行,但胡某、顾某就借款协议的签订时间、出借资金来源以及与银行流水的矛盾之处均无法作出合理解释与说明,既与一般借贷交易习惯不符,也与常理相悖。胡某、顾某提交的证据无法形成完整证据链证实其主张,且明显存在倒签证据、虚构借款、虚假陈述等行为。遂依法判决驳回胡某、顾某的全部诉讼请求。胡某、顾某不服提起上诉。佛山中院二审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因本案及相关系列案中陈某、胡某等人存在妨害民事诉讼秩序的行为,顺德法院综合考虑讼争标的数额、当事人行为性质、主观恶意、情节及后果等因素,依法对相关人员作出司法处罚决定。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在识别虚假借款债权时,应当从借款合意、资金来源以及协议的实际履行等方面对借款关系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分析审查,并着重关注是否存在倒签证据、伪造合同、虚假陈述、虚构银行流水等现象。经审理认定诉讼当事人存在伪造证据参与破产债权虚假诉讼情形,视情节予以司法惩戒,以有效打击普通破产债权确认中的虚假诉讼行为。 03 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程序中股东抽逃出资行为的认定——许某平等四人诉某建筑材料公司等追加被执行人异议之诉案 基本案情 某贸易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50万元(已实缴),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000万元,许某平、许某昌分别认缴出资600万元、400万元。许某平、许某昌提交验资报告证明二人已向公司缴纳出资款570万元、380万元。在执行程序中,某建筑材料公司申请追加许某平等四人为被执行人,要求原股东许某平、许某昌承担抽逃出资责任,现股东梁某、杨某承担未缴出资责任。四人不服执行追加裁定,提起本案诉讼。 裁判结果 顺德法院一审认为,许某平、许某昌在向某贸易公司账户存入出资款项当天,某贸易公司该账户即向砂石场转出同样数额的款项,但许某平、许某昌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该款项系某贸易公司为正常经营而支出,遂判决驳回许某昌等四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许某昌等四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佛山中院在二审期间查明相关款项在许某平、许某昌、某贸易公司、砂石场、陆某华等账户之间形成交易闭环,应当认定许某平、许某昌实施抽逃出资的行为,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执行中以原股东抽逃出资为由追加原股东承担抽逃出资及现股东承担出资责任的案件审理中,应全面审查原股东出资资金的来源、去向、用途等,核实资金来源账户有无与公司账户、第三人账户资金流转最终形成闭环转账。若资金最终又回归到资金来源账户,则应认定股东抽逃出资,受让股权的现股东亦未履行出资义务,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追究原股东抽逃出资责任及现股东未履行出资责任。 04 通过执行和解督促股东履行出资责任实质化解纠纷——某钣金公司诉陈某烽等追加、变更被执行人异议之诉案 基本案情 某汽车公司注册资本2500万元,股东潘某某认缴出资1000万元、陈某烽认缴出资1050万元、陈某雄认缴出资450万元,上述出资均应于2026年12月30日前缴足。执行过程中,某钣金公司向法院申请追加陈某烽、陈某雄为被执行人分别在未缴纳出资款450万元、1050万元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经审查,执行法院驳回某钣金公司的申请请求。某钣金公司不服该裁定,提起本案诉讼。 裁判结果 南海法院一审判决:一、追加陈某雄为被执行人在未缴纳出资50万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追加陈某烽为被执行人在未缴纳出资585万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驳回某钣金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双方均不服提起上诉。 佛山中院二审期间依职权调取银行流水,识别出资金转账闭环。遂依法向各方当事人简要告知证据调取情况,通知各方到庭质证,并对陈某烽、陈某雄进行释法说理,告知其应积极履行付款义务及不履行的法律后果。在法院主持调解当日,陈某雄、陈某烽自愿承担公司应负债务,并当庭履行付款义务。佛山中院当庭制作执行和解笔录对各方的权利义务进行明确,各上诉人均提交撤回上诉申请书,案件所涉执行款全部执行到位。佛山中院裁定准许某钣金公司、陈某烽、陈某雄撤回上诉。 典型意义 申请执行人在执行过程中申请追加股东作为被执行人的目的是尽快实现债权,相关案件审理应避免就案办案。在追加、变更被执行人异议之诉案件的审查过程中应合理分配各方举证责任,必要时依职权调查取证,尽可能查明股东出资相关事实及资金流向。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本案通过释法说理,促使股东当庭履行付款义务,双方签署执行和解笔录,有效降低了各方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推动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 05 债务人企业的无偿债务加入行为可参照《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予以撤销——某房地产公司管理人诉刘某等破产撤销权纠纷 基本案情 某房地产公司破产清算过程中,管理人调查发现,某房地产公司在破产前一年内承诺无条件对兴铭公司欠付刘某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其后,某房地产公司与刘某签订《车位抵偿协议书》,以其自有的12个车位抵偿债务。 裁判结果 南海法院一审认为,某房地产公司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可以破产撤销权条件,遂判决:一、撤销某房地产公司向刘某出具的《共同还款责任承诺书》;二、撤销某房地产公司与刘某签订的《车位抵偿协议书》及《车位使用权有偿转让合同》;三、刘某应支付4个车位使用权的折价款合计208000元予某房地产公司;四、刘某应将所涉8个车位返还予某房地产公司;五、驳回某房地产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刘某不服提起上诉。佛山中院二审审理后认为,某房地产公司债务加入以及以物抵债行为均发生在法院受理破产清算申请前一年内,而某房地产公司的前述行为明显增加了某房地产公司的对外债务、减少了某房地产公司的责任财产,客观上损害了其他债权人可分配利益,严重违背公平清偿原则。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未明确列举债务加入行为属于可以撤销的行为,但债务加入行为是单纯的负担行为,债务人不能因此获得任何利益,反而会明显减少其他债权人可以分配的财产,其行为后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列举的五项行为对债务人财产的减损以及对全体一般债权人利益的损害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企业法人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并应公平清偿全部对外债权。债务人企业无偿加入其关联企业的债务,客观上将增加自身债务负担,损害全体债权人的可分配利益,属于逃废债务的行为,应予以纠正,相关财产应循《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四条予以追回。 06 破产中涉及债务人财产的无效行为的判定——某门窗公司诉黄某等请求确认债务人行为无效纠纷、损害债务人利益赔偿纠纷案 基本案情 某门窗公司破产清算过程中,管理人经查询银行账户流水发现,某门窗公司于2018年12月10日收到银行发放的贷款100万元后,于次日将该款项转入黄某的账户。因管理人未接管到某门窗公司任何财务、合同资料,为核实该款项的用途,管理人多次与某门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实际控制人梁某雄、收款人黄某联系沟通,但两人均无法提交某门窗公司与黄某存在交易往来的凭证,且黄某与梁某雄有亲属关系,管理人怀疑系为逃避债务而转移财产,遂起诉请求判令梁某雄、黄某返还前述款项及相应利息。 裁判结果 南海法院一审认为,黄某作为该款项的接收人,梁某雄作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控股股东,容易接近并取得该转款行为相关的证据,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证明某门窗公司与黄某存在真实正当的交易并支付了对价从而产生款项往来。但二人提交的证据并不能反映黄某与某门窗公司二者之间存在交易关系,且二人关于该交易模式的具体细节的陈述不符合常理,也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真实交易,故认定该转款行为是转移公司财产、损害债务人利益的行为。黄某应当返还该款项,而梁某雄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当承担黄某不能履行返还义务的赔偿责任。遂判决:一、黄某应向某门窗公司支付款项100万元以及利息;二、梁某雄对黄某的第一项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驳回某门窗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黄某不服提起上诉。佛山中院二审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债务人在收到银行贷款后,立即将该款项全部转给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控股股东的亲属,在没有证据证明债务人与收款人存在真实正当的交易并支付了对价从而产生款项往来,且转账发生时债务人已欠付大量债务的情况下,可以认定该转款行为是转移公司财产、损害债务人利益的行为,系无效行为。 07 破产申请受理后债务人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效——某建筑公司管理人诉某工程公司请求确认债务人行为无效纠纷 基本案情 某建筑公司破产清算过程中,管理人调查发现,某建筑公司依法设立肇庆分公司。肇庆分公司账户于2022年6月15日至20日向某工程公司账户累计转账275445元。管理人认为肇庆分公司于破产受理后向某工程公司前述转款行为无效,并要求某工程公司向管理人返还275445元。某工程公司抗辩称上述款项系肇庆分公司代收某工程公司所承建的案外人工程的工程款后,返还给某工程公司的工程款,上述款项本属于某工程公司,故不应返还。 裁判结果 顺德法院一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六条及第三十条的规定,肇庆分公司向某工程公司支付款项275445元,发生在破产申请受理后,上述款项为债务人财产,某建筑公司依法应向管理人移交该部分财产。现肇庆分公司擅自转账部分款项给某工程公司,属于破产申请受理后债务人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清偿,该行为依法应属无效。遂判决:一、确认肇庆分公司分别于2022年6月15日、6月17日、6月20日向某工程公司转款50000元、150000元、75445元的行为无效;二、某工程公司向管理人返还275445元。某工程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佛山中院二审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对外支付的款项为债务人财产,依法应向管理人移交该部分财产。债务人擅自转账部分款项给他人,属于破产申请受理后债务人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清偿,该行为依法应属无效。 08 破产程序中股东与公司互负债务能否抵销的认定——某餐饮公司诉苏某损害债务人利益赔偿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0年12月21日,某餐饮公司登记成立,注册资本33万元,股东为苏某、陈某仪、陈某荣,其中苏某持股60%。2023年3月31日,法院裁定受理某餐饮公司破产清算申请。清算过程中,管理人查明,在2011年4月15日至2022年3月4日期间,苏某从公司账户转入其个人账户款项435300元。管理人代表某餐饮公司起诉要求苏某赔偿某餐饮公司损失64269.45元。苏某在诉讼中抗辩提出,公司经营过程中,其代垫了某餐饮公司工人工资、货款等,其与公司互负债务,应当抵销。 裁判结果 禅城法院审理后认为,苏文俊在无相应交易依据或合法的支付事由的情形下,将某餐饮公司款项转入其个人账户,构成对公司资金的侵占,属于对公司资产的侵权行为。某餐饮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苏某的侵权行为减损了某餐饮公司整体责任财产,损害了全体债权人共同受偿利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苏某提出的其个人垫付了某餐饮公司工人工资、货款等,公司对其个人也负有债务,主张应当抵销的抗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2020修正)》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苏某本无优先受偿权的债权,如若抵销后优先受偿,将减少债务人某餐饮公司的责任财产,进而对其他债权的受偿产生影响,有悖于破产抵销权的初衷与意义,双方债务不能抵销。遂判决:苏某向某餐饮公司赔偿损失64269.45元。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本案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公司股东利用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将公司银行账户内大额款项转入其私人账户,属于债务人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与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的侵权行为,股东所负债务属于侵权之债。公司经营过程中股东代公司垫付员工工资、货款等,属于借款行为,债权性质为普通金钱之债。债权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对债务人负有债务的,有权向管理人主张抵消,但股东滥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的侵权之债,无权主张和公司欠付的普通金钱之债抵销。 09 公司高管等义务人未履行配合清算义务而导致公司无法清算的责任承担——某迎宾馆诉陆某等损害债务人利益赔偿纠纷案 基本案情 在某迎宾馆破产清算过程中,管理人向公司实际控制人陆某(持股99%)及法定代表人宁某(持股1%,同时为执行董事、财务负责人)等发送通知,要求其配合提供包括某迎宾馆经营证照资料、印章、财务资料等在内的相关材料,并告知不配合的法律后果。后陆某仅向某迎宾馆管理人提供少量资料,没有提供完整的账簿、账册、财务报表、对外债权等财务资料。陆某等人的行为导致某迎宾馆无法全面清算。2022年12月27日,法院裁定终结某迎宾馆破产程序。管理人作为某迎宾馆的诉讼代表人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陆某、宁某共同就某迎宾馆未能清偿的债务中的6000000元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并将该赔偿款归入某迎宾馆的财产由管理人依法分配。 裁判结果 高明法院审理后认为,陆某作为登记在册的某迎宾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实际经营者,宁某作为某迎宾馆登记在册的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未尽到妥善保管其占有的和管理的账簿、文书等资料的职责,在某迎宾馆破产清算程序中也未履行向某迎宾馆管理人进行移交的配合清算义务,致使某迎宾馆管理人无法全面接管和调查某迎宾馆的财产状况,导致某迎宾馆无法清算,依法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遂判决:陆某、宁某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某迎宾馆支付6000000元,该款项归入某迎宾馆的财产并由管理人依法分配。各方均未提起上诉,本案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在破产清算程序中,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等高管人员具有配合清算义务。若前述公司高管人员未全面移交由其保管占有的财务账册,导致破产财产灭失,且对破产财产灭失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应推定其不配合破产清算的行为与债务人所负债务无法得到清偿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公司相应高管应当承担财务账册保管不善的赔偿责任。 10 私账公用账户内存款性质的认定——李某诉某科技公司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 基本案情 某科技公司破产清算过程中,李某以某科技公司自2018年6月起陆续向其借款,某科技公司于2020年8月26日签署《借款确认书》予以确认为由,向管理人申报债权2884994.12元。管理人审查后认为难以确认资金来源,且未能证明具有借贷合意,故不予确认。李某遂提起本案诉讼。诉讼中,三水法院查明徐某萍、许某冬、李某亚、刘某柱系某科技公司股东,李某亚曾担任该公司经理、财务负责人,李某是李某亚的父亲。2018年6月至2019年11月期间,某科技公司借用李某的私人账户为公司日常经营使用。而李某该私人账户的收入均来源于某科技公司股东李某亚及其前夫戴某、股东徐某萍的资金汇入,而支出全部用于公司日常经营结算。经统计,该私人账户共计收款1590513元,出账与收款金额相当。 裁判结果 三水法院一审认为,李某私人账户记录显示该账户内资金均来源于公司股东转款进账,并没有李某自有资金存入的记录。李某既无法说明出借款项资金来源,也无法作出该账户在公司股东转账进入款项后随即将相同金额款项转出的合理解释。从李某银行账户流水记录分析,可以确认该私人账户为某科技公司私账使用,并非是李某将自有资金出借给某科技公司使用。李某与某科技公司之间并不存在民间借贷的真实意思表示,李某主张的借款本金以及利息均没有事实依据,无权要求某科技公司返还款项。遂判决:驳回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李某不服提起上诉,佛山中院二审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公司以外其他人员的个人账户用于公司日常经营事务,且该个人账户内款项均源于公司股东汇款,该个人账户内款项应认定为破产财产。该个人主张其个人账户内款项为其向公司出借款项,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来源:“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2024年5月29日。 公号责编:丁小雨 本订阅号由中国人民大学破产法研究中心和北京市破产法学会秘书处共同维护,本着交流思想、砥砺智慧的宗旨为学界同仁分享资讯。本公众号首发、转发、转载各类资讯,并不代表中心与学会的立场,文责由作者自负。如需转载本公众号刊发的首发或原创作品,请务必联系作者本人并同时联系中心与学会秘书处获取授权,并标明转自“中国破产法论坛微信公众号”。联系邮箱:insolvencylaw@vip.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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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中院 | 柳州法院破产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护航营商助发展 · 柳州破产审判 十大典型案例 (2021-2023年) 目录 01 广西华硕科技信息产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02 柳州市鸿福机械公司破产重整案 03 柳州延龙汽车有限公司预重整转破产重整案 04 柳州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05 广西柳州百草堂药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06 广西柳州外运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案 07 柳州市泓博纸业有限公司破产和解案 08 柳州市华工百川橡塑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09 柳州市旭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破产重整案 10 广西方旭科技有限公司破产和解案 01 广西华硕科技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破产重整案 (2021年广西法院破产典型案例) 【基本案情】 广西华硕科技信息产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是一家以计算机传输网络工程、电脑技术服务及技术咨询等信息业务为主业的公司。该公司为促进业务多元化发展、扩大营收,于2010年9月开始涉足房地产领域,投资开发了某商业大厦。该项目工程在建过程中,因华硕公司自有资金紧张、杠杆率过高,又受到银行政策变化及民间市场融资成本日益加大的影响,于2015年开始出现拖欠工程款现象。2019年3月,大厦项目总承包方以华硕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华硕公司进行破产清算。 【审理过程及结果】 柳州中院受理本案后,通过公开招募的方式选任管理人。经管理人调查,华硕公司的主要资产仅为其开发尚未完工的某商业大厦。经评估,该在建工程价值约为1.9亿元,若能续建完工,预计价值3.3亿元。经管理人测算,在不对商业大厦进行续建,就华硕公司现有资产直接进行清算拍卖的情况下,最多只能变现1.36亿元,扣除破产费用、共益债务、职工债权、税金后,只能保证工程款优先债权全额受偿,让与担保优先债权部分受偿,普通债权人(包括购房人)的清偿率则为0。 为了最大程度提高债权受偿率,合议庭指导管理人制定了对商业大厦进行续建的继续经营方案并成功招募到重整续建人。在重整过程中,合议庭指导管理人在重整方案中引导各方做出让步,例如全体债权人放弃利息和其他损失债权,让与担保权人主动对享有优先权的债权实施减让,购房人在原有购房款之外再支付一笔费用用于支付续建费用和补偿让与担保权人,以此为对价取得房屋所有权等。上述方案使绝大多数债权人的处境均较直接进行破产清算相比获得了改善,在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上高票通过且获得法院批准。2022年9月,商业大厦续建完工并正式举行交房仪式。 (滑动查看↑) 【典型意义】 一、做大蛋糕,通过续建使在建工程增值 本案对于在建工程的处置存在两大难点:第一,在建工程负担多,受让人接盘成本高。为了实现对建筑工程的正常开发,项目受让人必须清偿工程款债权和让与担保债权,另外还要承担房屋过户交易所产生的税费,自行进行营销并承担房地产市场下行的风险。第二,在建工程涉及众多购房者,牵涉利益面广。在建工程现状处置意味着作为普通债权人的购房人清偿率为0,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产生维稳压力。综合权衡,合议庭确立了先对在建工程进行续建的思路,因为续建成功将产生约1.4亿元的增值利益,显著高于续建成本。但续建方案也面临现实困难,债务人除了在建大厦外已无其他值钱的资产,在完成续建前大厦又无法变现,因此即使将续建费用作为共益债务续建投资人也无法获得随时清偿。另外,即便续建成功,理想状况下完成续建后大厦评估价值为3.3亿元,快速变现拍卖价格2.35亿元,再扣除续建费用、处置税费并清偿优先类债权后,实际能够用于清偿普通债权人不足1亿元,对于高达10余亿元的普通债权总额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购房者的利益仍然无法得到保障,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维稳隐患。 二、“无中生有”,购房者筹资续建,各方相互让步、共享续建利益 如何同时解决续建资金筹集和建成项目处置两大难题?经与债权人反复沟通协调,合议庭指导管理人最终确定了主要由购房者筹集续建资金、各方共享续建利益的一揽子处理方案,该方案体现了各方合作共赢的思路: 首先,所有债权人承诺放弃本金以外的利息和其他损失请求权。由此,债务人的总债务下降。尤其是,在不续建直接清算的情况下仍可获得受偿的工程款债权等优先权利人也主动放弃了利息债权,让更多的可分配财产流向普通债权人,以争取低清偿率普通债权权利人对重整计划的支持。 其次,让与担保权人主动对自己享有优先权的债权进行减让,将部分优先债权转变成普通债权。表面上,与续建成功后拍卖大厦并按照法定清偿顺序受偿相比,让与担保权人受偿额度有所下降,但与多方僵持不下导致续建失败并直接就烂尾楼进行处置的情形相比,让与担保权人的受偿率还是有所提高。而且作为续建的首要受益人,让与担保权人无需在无人投资的情况下自行承担续建费用,减少了资金占用的成本。 再次,作为普通债权人的购房者在交齐原有购房款的基础上,再按照一定的价格另外向债务人支付一笔购房款,相当于补齐工程完工后二次出售的差价,不但让购房者可以获得房屋物权,也解决了房屋销售难题,降低了销售成本的支出。这笔额外购房款一方面作为续建共益费用直接支付给续建施工方,打消其投资成本无法回收的顾虑,另一方面也用于清偿工程款优先权人和让与担保权人,以强化其进行让步的意愿。虽然购房者在原有购房款基础上增加了额外的支出,但与前期投入的购房成本全部沦为沉没成本相比,其至少能够转变为物权人,因此多数购房者的利益状况还是能得到改善。 最后,对于其他普通债权人而言,虽然部分房产未来将归属于购房者,看似减少了债务人偿债资产,但让与担保债权被清偿后释放出了原来用于担保的房屋,再加上购房者补交的房款、部分购房者放弃补付钱款释放出来房屋的增值部分,扣掉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含续建费用)、职工债权、减让后的优先债权后,尚有剩余可用于清偿购房者债权以外的普通债权。另外,部分普通购房者通过补付费用转化为物权人后,普通债权的总额亦相应下降,因此购房者以外的普通债权人的清偿比例也相应得到了提高。 总的来看,本案中的重整计划使得多方债权人的利益均获得了改善,因此能够获得多数债权人的认可,为重整计划的顺利实施创造了良好条件,也为今后类似案例提供了有益的处理思路。 (滑动查看↑) 02 柳州市鸿福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破产重整案 (2023年广西法院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 【基本案情】 柳州市鸿福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拥有200多名职工,6万多平方米厂区,是一家从事汽车零部件、车厢、工程机械零部件、机械设备、模具等生产、销售的制造型企业,是柳州某集团公司的定点配套一级供应商之一。受股东之间的纠纷以及担保等非生产经营性债务影响,鸿福公司背上沉重的债务,资金链极度紧张,无法实现正常生产原料采购,并拖欠巨额职工工资。为了挽救企业,鸿福公司主动向法院申请破产。 【审理过程及结果】 柳州中院受理该案后,合议庭主动带领管理人前往某集团公司协商洽谈,从保障生产不停线不断档、服务“六稳”“六保”工作等角度,对某集团公司向鸿福公司支付货款以及鸿福公司继续向某集团公司供货问题进行协调。经过争取,某集团公司不仅同意尽快支付鸿福公司的货款,还承诺将在订单支持、供货协调、投资人推荐、供应商资质平移等方面全力支持鸿福公司后续重整工作。鸿福公司财产归集尤其是应收账款到位后,管理人迅速实施了对公司职工债权的预分配,在距离受理之日不到40天的时间内将职工前期被拖欠的近500万元工资一次性发放到位。拿到工资后,职工恢复了对企业的信心,160余件劳动报酬诉讼案件也随之以撤诉告终,鸿福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得到稳定。 在重整过程中,为避免分散处置导致的债务人资产价值贬损和资源浪费,柳州中院指导管理人确定了“出售式重整”的思路,即对鸿福公司的营业进行整体处置,以高于资产评估值的价格起拍,最终吸引到来自外省的一家生产企业以在评估价基础上溢价500万元的价格全盘接收鸿福公司营业资产与全部职工,实现了在破产受理四个月内通过重整计划并完成主要资产处置的破产重整案件办理新速度。鸿福公司不仅清偿了破产前欠缴的税费700余万元,从破产受理之日到资产交接给投资人之日还实现营业收入2500余万元、净利润105万余元,缴纳税款260余万元,实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滑动查看↑) 【典型意义】 一、因案施策,首次采用出售式重整方式拯救危困企业 鸿福公司破产案是柳州法院首次采用出售式重整的方式对危困企业进行拯救的成功实践。在过往的破产重整案中,除房地产企业外,基本采用传统的存续式重整方法,即保留破产企业主体资格,通过清理既有债务、优化破产企业治理结构、为破产企业恢复造血能力的方式使之获得重生。由于存续式重整面临较强的信息、资源约束,投资人往往基于对破产企业或有债务、历史遗留问题等潜在风险以及原股东配合程度的担心而望而却步,故重整成功率较低。与存续式重整不同,出售式重整将债务人具有活力的营业事业全部或部分出售于投资人,使之在新的企业中得以继续经营存续,而以转让所得对价以及未转让财产(如有)的变价所得清偿债权人,在营业事业转让之后即将债务人企业注销。相较于存续式重整,出售式重整具有重整计划执行周期短、有利于消除模拟分配计算准确性的争议、避免余债导致重整失败等优势,尤其在本案中,鸿福公司在多年的经营过程中存在股东派系冲突,公司与股东之间存在大量关联交易、不规范使用公司公账等积弊,投资人直接接盘公司存在巨大风险隐患,而出售式重整通过将该公司相对优质的盈利营运资产移转至投资人新设企业,可以阻断鸿福公司历史遗留问题对于后续正常营业活动开展的影响,有效进行风险隔离,因此成为本案处理的首选思路。 二、全力维持债务人营业价值,为出售式重整奠定良好基础 出售式重整是对包括技术团队、销售渠道、品牌价值等人力资源及无形资产在内的营业事业的整体处分,但债务人在进入破产程序前往往已陷入人员流失、经营不正常乃至停产停业的困境,营运价值极低甚至为零。因此,出售式重整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尽快使债务人的生产经营恢复到相对正常的状态,才能吸引到投资人,避免资产单纯以清算价值进行处置。本案中,鸿福公司系某集团公司的一级供应商,来自某集团公司的订单占据营业收入的主要份额,且对某集团公司存在较多应收账款,因此,除了解除鸿福公司财产查封措施、中止执行等常规动作以外,取得某集团公司的支持成为挽救鸿福公司的主要着力点。随着原材料断供、订单锐减、职工队伍不稳等一系列困扰鸿福公司正常经营的问题逐步得到化解,鸿福公司生产经营重新回到正轨,实现了“破产不停产,员工不失业”的良好局面,为后续重整投资人的招募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整体处置营业资产,实现资产溢价变现和职工安置 出售式重整与破产清算虽然都涉及对债务人资产进行处置,但两者的显著差异是在出售式重整中,债务人资产的出售是以独立或相对独立的营运事业为单元进行的,投资人通常一并接手原企业职工,债务人原有实物资产、无形资产、人力资源有机结合的关系未被破坏,投资人接手后可迅速开展生产经营,实现投资收益,因此处置对价通常高于债务人资产的清算价值。在鸿福公司的重整计划中,为保证投资人能完整取得生产经营资产,不影响后续生产活动的开展,管理人除将鸿福公司所有的土地使用权、房产及构筑物、生产设备、车辆以及鸿福公司所有的知识产权及其必要载体进行整体打包外,还考虑到鸿福公司生产经营必需使用的机器设备中包含所有权归属于第三方的特殊情况,通过为第三方设定保留价的方式争取到了第三方的支持,将该批设备一并纳入到资产包中进行联合出售。在拍卖价格的确定上,则采取在上述资产以破产受理日为基准日的清算价值基础上,由债权人委员会结合鸿福公司的营运价值确定起拍价,在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如此一来既满足了破产重整债权人清偿率必须高于模拟清算清偿率的刚性要求,又使无法直接变现的营运价值得以体现,使鸿福公司资产价值得以最大化。另外,重整计划中专门设计由投资人接收鸿福公司全体职工,重新签订新的劳动合同,不仅实现了稳岗就业,也避免投资人另行招聘工人导致的成本。得益于重整计划的周密安排,鸿福公司的营业交接未对生产活动及某集团公司供应链产生任何负面影响。截止重整计划监督期届满,投资人已实现经营收入1700余万元。 (滑动查看↑) 03 柳州延龙汽车有限公司 预重整转破产重整案 【基本案情】 柳州延龙汽车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5月20日,是经国家批准的专用汽车和新能源汽车整车生产企业,作为在柳州乃至广西区域内较具规模和影响力的民营企业之一,曾对推动当地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作出了积极贡献。近年来,受市场竞争加剧、疫情冲击及股东僵局等因素影响,延龙公司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无法清偿到期债务。柳州中院根据债权人申请,决定对延龙公司进行预重整,并通过竞争选任方式指定某重组清算公司担任临时管理人。2023年6月6日,柳州中院裁定延龙公司由预重整转入重整程序。 【审理过程及结果】 预重整期间,柳州中院批准延龙公司在临时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临时管理人在资产清查过程中发现,虽然延龙公司的账面资产大于负债,但其资产主要由短期内难以变现的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物、长期股权投资等构成,显著缺乏资金流动性,同时因无法偿还银行的到期贷款及利息,延龙公司通过金融机构获得新增授信、贷款或展期均已不具可能,公司资金链已经断裂;原股东已无能力提供资金支持维系公司的生存和发展,且因股东长期僵局无法作出有效决策,延龙公司经营管理陷入严重困难。基于以上情况,临时管理人坚持重整救治理念,通过公开招募引入意向投资人参与延龙公司预重整,并经充分磋商制定了重整计划草案。经预重整债权人会议表决,该重整计划草案获得了有财产担保债权组、普通债权组等全部债权的一致通过,但出资人组未获通过。 重整期间,柳州中院指导管理人从最大限度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和企业合规的角度,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充分协商和反复修改,努力推动各方达成一致。2023年7月18日,延龙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对修改后的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除出资人组外其他表决组均表决通过。管理人经与未表决通过的出资人协商,未能形成更优方案,重整投资人亦不同意修改重整计划草案,管理人遂于2023年7月25日组织进行第二次表决,出资人组仍未能通过。2023年10月13日,柳州中院根据申请,审查认为重整计划草案对有担保债权、职工债权、税款债权和普通债权全额清偿,对持反对意见的出资人组的权益调整公平公正,符合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的基本原则,故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并终止重整程序。2024年3月12日,本案重整计划草案执行完毕,延龙公司存续式重整成功,化解债务5900余万元,盘活资产2亿余元,创造就业岗位60余个。 (滑动查看↑) 【典型意义】 该案是柳州市首例预重整案件,也是法院首次对资产大于负债的重整企业适用强制批准权的案件,彰显了柳州中院践行破产重整救治理念、助力危困民营企业重获新生,服务优化营商环境,保障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担当。 一、积极运用多种破产制度工具,昔日明星企业涅槃重生 柳州中院紧紧围“中国汽车名城”建设这一柳州重点产业政策,敏锐捕捉、准确识别企业重整价值,通过“预重整+重整”制度组合,一体实现战略投资引进、公司治理优化、区域产业升级发展要求融合,为民营企业借助破产保护手段纾解债务压力、有效激活社会生产要素提供有益经验。一是能动履职前移司法挽救关口,首次采用预重整方式实现庭外重组和破产重整的融合创新,通过两种制度的有序衔接、补强组合,发挥各自优势、避开劣势,市场化、法治化地推动延龙公司的挽救再生。二是充分发挥企业资源优势,公开招募颇具行业影响力的民营企业作为战略投资人,在保留延龙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同时,注入新的生产要素,实现了“引资”和“引制”的双结合,发挥好引入资本对转换机制的促进作用,在推动重整企业实现债务清偿的同时,促进各种资源的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三是创造性采用由法院、债务人、债权人组成多主体评审小组,在全区范围内公开选任临时管理人,并在评审中采用随机确定参加评审组的债权人代表、随机确定竞选人陈述顺序、在排名前三的竞选人中随机确定临时管理人的“三随机”机制,最大程度保障临时管理人选任的公平性与科学性,为延龙公司重整成功奠定坚实基础。 二、审慎适用重整计划草案强制批准权,平衡保护各方合法权益 该案是法院首次对资产大于负债的重整企业适用强制批准权的案件,具有较高的实践研究价值。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柳州中院正确运用破产重整规则,在确保市场主体充分博弈后,慎重、果断行使强制批准权,依法纠偏表决结果,避免企业破产清算的负外部效应,最大程度发挥重整制度优势。一是明确法院强制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符合重整的立法目的,具有正当性且能提高重整效率,在债务人企业各方利益调整主体形成僵局的情况下果断行使强制批准权,及时有效平衡保护各方合法权益。二是防止强制批准规则被滥用,坚持从企业发展、债权人权益保障、社会责任等维度出发,严格依法审查重整计划是否符合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守牢法律底线。三是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真实全面披露与重整计划相关信息及证据,保证各方利益主体理性权衡利弊后的磋商谈判,给予债务人企业自救机会及无差别对待的重整投资机会,仍无法有效解决的情况下,果断适用强制批准规则打破谈判僵局。 三、“府院联动”聚合发力,破解瑕疵股权变更登记难题 重整计划获得批准并不意味着重整程序结束,重整计划能否执行以及执行效果如何是各方利益主体更为关心的问题。本案重整计划草案涉及对出资人权益进行调整,但在延龙公司股权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况下,延龙公司无法自行变更股权登记。为避免因相关配套制度的缺失使重整企业陷入新的困境,柳州中院能动履职,在预重整前即与采取保全措施的区外法院沟通协调解封、处置事宜,但因延龙公司股权属于股东责任财产范围,延龙公司本身没有处分权,上述法院均拒绝解除冻结措施或进行处置。在此背景下,柳州中院迅速启动企业破产“府院联动”机制,主动对接属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围绕股权调整与股权负担冲突问题进行多轮联合研判,最终通过司法协助执行的办理路径,有效破解瑕疵股权变更登记难题。本案重整计划草案获得批准后,投资人按期缴纳完毕重整对价款,延龙公司按照股权调整内容更新股东名册及向投资人出具出资证明书,于2024年3月12日在行政审批部门顺利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及办理公示。至此,重整计划草案在6个月内高效执行完毕,延龙公司不仅按计划全额清偿债务,生产经营也得以全面恢复。 (滑动查看↑) 04 柳州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破产重整案 【基本案情】 柳州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创立于1950年,2006年8月改制为民企。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市政公司即获得市政一级总承包资质,并曾荣获国家建筑工程最高奖项鲁班奖,截至破产时还保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等六项资质。在经营过程中,市政公司大量采用内部承包或允许他人挂靠承接工程项目并收取管理费的方式,加之缺乏科学管理与风险管控意识,导致大量项目脱离市政公司的管理,工程款被侵吞;另外,市政公司对外承担了诸多非经营性担保责任,导致公司财产被债权人采取保全措施,并因无力清偿而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难以参加招投标活动,拓展新业务,最终陷入资不抵债的破产境地。柳州中院于2022年3月8日依法裁定受理市政公司破产申请。 【审理过程及结果】 经管理人调查清理,市政公司名下尚有60余项未完工工程(含挂靠工程)。以破产受理日为基准日市政公司资产负债率为179%。鉴于市政公司拥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等优质资质及在柳州市本土建筑企业中的地位,柳州中院在受理市政公司破产案后即以“保资质”为核心思路。为了避免技术人员流失对市政公司资质的影响,除少数薪资过高的高管予以解聘外,柳州中院指导管理人与其余职工签订补充协议,在保留劳动关系的前提下对薪酬予以调整,同时明确其破产期间的工作职责。 为了妥善处理市政公司名下挂靠工程结算回款问题,柳州中院要求管理人对主要项目进行了实地走访核查,与业主、实际施工人进行沟通了解项目具体情况,并统一制定挂靠项目工程类债权的认定及处理方案,明确市政公司及实际施工人的权利义务。对于大量未回款项目,由管理人代表市政公司与实际施工人签订《独立核算协议》,约定市政公司应足额提供发票,但相应税费、管理费、下游农民工工资、材料费等费用需从结算款中扣除,支付给相应权利主体。另在重整投资协议和重整计划中,相应规定投资人接手市政公司后应继续履行《独立核算协议》中市政公司配合开票、结算、付款、保修、竣工验收、资料备案的义务,形成工程款清收流程的闭环。 在招募重整投资人过程中,为提高投资标的吸引力,合议庭指导管理人将产权存在较大瑕疵、不影响市政公司后续经营、需要管理人长期跟进处置的资产剥离出了重整投资范围,由管理人继续处置并将所得用于清偿债权人,仅将市政公司商号、全部资质、继续经营下市场影响力等无形资产以及分支机构、银行账户、办公楼、办公用品及设备、营业事务打包作为投资标的。另外,考虑到重整后市政公司控制权需移交投资人,为了不影响管理人对非经营性资产的处置,重整投资协议和重整计划中专门规定重整投资人对于管理人追收市政公司债权、应收账款、对外长期投资处置、以及其他后续事务工作,应提供用章用印、主体证明文件、财务凭证原件、合同原件等相关文书材料的义务。经过债权人会议表决,一家专注于建筑工程领域的企业成为市政公司重整投资人,该企业承诺保留“柳州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名称,且债务人注册地、纳税地、统计关系及市政公司拥有的相关资质十年内不迁离柳州市。重整计划草案被批准后,投资人的投资资金已全部到位,市政公司逐步恢复正常经营。 (滑动查看↑) 【典型意义】 一、妥善处理挂靠项目工程款清收、分配问题,灵活保障多方合法权益 市政公司名下存在大量挂靠工程,部分已达到结算条件,故加快工程结算、及时回收应收工程款是实现债务人财产归集的重要工作。但他人以市政公司名义承接的工程,清收回来的工程款是否属于破产财产,该问题在理论上素有争议,实践中也有不同做法。本着尊重实际施工人作为劳动力、材料、机械设备的实际投入者,名义承包人市政公司仅起到出借资质、提供代收代付款项、开具发票等项目管理服务的事实,在结合发达地区现有实务经验的基础上,本案对挂靠项目确定了“谁投入、谁受益、谁负责”的处置思路,将挂靠项目工程款项(包含工程款、质量保证金、履约保证金、投标保证金、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等)分为业主已支付至市政公司账户和尚未支付至市政公司账户两种类型,区别处理。该做法较好地平衡了实际施工人和市政公司的利益,得到了大多数实际施工人的认可,有力推动了挂靠项目款项的清收工作,为市政公司重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在剥离非经营性资产的基础上,通过存续式重整保存企业资质,提升债务人资产价值 市政公司进入破产程序之时,因大量失信记录的存在,已基本丧失参与招投标活动的资格,故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优质资质资源,该资质高度依附于市政公司主体资格,难以自由流通。若直接将市政公司资产清算后注销,根据管理人测算将直接减损约1500万元的清偿额,故本案中存续式重整是较优的处置思路。但在存续式重整中,投资人接手债务人股权后,债务人原先遗留问题对企业经营的影响仍存,这个问题在前身属于老国企的市政公司之上尤为突出。故重整意向投资人基本上只对市政公司资质有兴趣,对于其他非经营性财产不愿意支付过多的对价,也无意去处理历史遗留问题。通过将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出重整范围,既减少了价值高度不确定资产对于计算重整投资对价的影响,提高了投资标的对于意向投资人的吸引力,也有利于通过重整的偿债能力测试,减少对于模拟计算结果的争议。 (滑动查看↑) 05 广西柳州百草堂药业有限公司 破产重整案 【基本案情】 广西柳州百草堂药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86年,注册资本14600万元,2001年左右完成国有企业改制,属柳州市老牌知名企业。经营范围包括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原料及其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第二类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药品等。该公司柳州总部于2018开始逐步停业,贵港分公司于2020至2021年期间停业,中药饮片厂于2017年停业。期间遗留大量职工问题,负债总额近2亿元,涉及债权人、企业职工等200多人。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2022年2月21日,柳州中院依债权人申请裁定受理百草堂公司破产清算。同年5月9日,裁定受理百草堂公司破产重整。 【审理过程及结果】 合议庭根据管理人调查发现,百草堂公司持有《药品经营许可证》《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等多项药品经营方面的稀缺资质,并在较好地段拥有经营性资产,具有较高重整价值。为实现债权人利益最大化,合议庭指导管理人与债权人积极沟通,迅速开展重整投资人招募工作,并主动向医药行业有实力的企业发出投资邀请,成功引入5家意向投资人。经债务人申请,决定对百草堂公司清算转重整。为最大化提高百草堂公司资产处置价格,指导管理人创新设计资产处置方案,聚焦百草堂公司主业和经营资质,将公司资产分拆为主营业务需要的经营性资产和其余非经营资产两大板块,并决定就百草堂公司100%股权(名下《药品经营许可证》《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及经营性资产公开遴选重整投资人。最终由某投资联合体以最高竞价成为百草堂公司重整投资人,在评估价值的基础上实现溢价73%。 2022年6月2日,柳州中院组织召开百草堂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重整计划草案,经表决,除出资人组(出资人权益为0)外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2022年6月30日,柳州中院裁定批准百草堂公司重整计划草案,终止重整程序。 (滑动查看↑) 【典型意义】 该案是人民法院加强破产企业重整价值识别,坚持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充分发挥破产重整救助功能,以分拆式重整模式挽救盘活企业的典型案例。该案通过司法力量使百草堂公司涅槃重生,保留了柳州本土老牌知名企业的“金字招牌”,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双优双赢。 一、全方位审查,精准识别重整可行性 百草堂公司为医药企业,如进行破产清算,其名下《药品经营许可证》《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等药品经营方面的宝贵资质将被注销,企业运营价值清零。经审查发现,百草堂公司经营项目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对于医药流通企业而言,资质是立身之本,国家对于该行业实施严格监管,只有获得相关行政许可取得资质,才能准入。柳州中院又通过向企业生产经营的行业主管部门了解行业市场情况,咨询业内专家及具备商业判断能力的专业人士,走访业内相关企业,综合判断企业重整价值与可能性,从而确定百草堂公司的重整方向。 二、“分拆式”重整,实现资产价值最大化 该案根据债务人资产现状及医药行业特点,充分挖掘特殊行业资质价值,以“分拆式重整”理念将百草堂公司资产分拆为主营业务需要的经营性资产和其余非经营资产两大板块。采取经营性资产留存债务企业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非经营性资产拍卖变价进行处置,所得款项用于清偿债权人。以医药企业《药品经营许可证》《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等相关资质证书捆绑经营性资产一同处置的方式成功招募重整投资人,且最终处置价格远高于资产评估价值,实现资产价值最大化。百草堂公司由破产清算转为破产重整,显著提升债权清偿比例,假设破产清算,普通债权清偿率仅为0到1%,经过重整,担保债权、185名职工债权实现100%清偿,普通债权2万元以下部分实现100%清偿,2万元以上部分清偿比例也可达到12%-16%,最大限度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 三、全流程联动,高效推进重整程序 柳州中院通过府院联动“组合拳”,在该案办理过程中,与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进行充分沟通,尽量缩短查询调取企业信息档案、解决职工问题、处置债务人资产时长,保障管理人依法履职,从而使百草堂公司破产重整案仅用108天即实现审结。成功招募重整投资人后,及时组织协调债务人经营场地的腾空交接,保障重整投资人顺利接管企业,并陆续投入资金建设,使破旧废置厂房变身集趣街区,成为潮文化网红打卡地,新增就业岗位300余个,仅用时3个月余就使百草堂公司从停业5年到全面恢复正常经营,新签业务合同,并规划未来年营业额将达到10亿元级别,重新焕发新机。 (滑动查看↑) 06 广西柳州外运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案 【基本案情】 广西柳州外运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以国际多式联运代理、国内货运为主营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96年5月3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受经营管理不善、经济下行等客观因素影响,外运公司自2016年停止经营。后因无法清偿到期债务,经执行程序亦未发现可供执行财产,经债权人申请,柳州中院于2022年7月29日裁定受理外运公司破产清算。 【审理过程及结果】 外运公司的最大债权人暨破产清算申请人在申请审查阶段向受理法院出具推荐函,表达了其希望参与管理人选任工作的意愿,详细阐明了推荐理由,并作出案件若属“无产可破”愿意自筹资金承担管理人报酬的承诺。合议庭经审查,初步判断该案债务人财产极少甚至为零,债务规模虽大但债权相对集中,债权类型亦不复杂,遂决定根据主要债权人的推荐于裁定受理破产清算当日指定管理人。同时,基于外运公司债权债务关系简单、财产状况明晰等特点,为降低程序成本,维护债权人利益,同时保证程序效率,合议庭指导管理人适用简易程序办理该案。 管理人接受指定后,高效接管企业并同步开展债务人资产、负债的调查、审核工作。经债权人会议核查,法院裁定确认无异议债权均为普通债权,其中金融债权占比99.75%。针对该案特点,管理人在资产清收时重点关注企业资本充实、维持问题,经调查发现外运公司对其股东存在1300万余元的应收账款及200万余元的应缴出资。对经调查发现的上述合计1500万余元的债权,管理人第一时间发函催收,并多次上门走访协商沟通,股东最终同意清偿债务并在短期内支付到位,切实维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柳州中院于2022年10月21日裁定认可分配方案及宣告外运公司破产,于2022年12月10日裁定终结外运公司破产程序,办理时长仅134天。 (滑动查看↑) 【典型意义】 一、该案是接受主要债权人推荐指定管理人的首例案件 管理人是破产程序的主要推动者和破产事务的具体执行者,债权人参与破产管理人的指定,是对债权人权益的更好保护,有助于提升市场主体对破产程序的满意度,也是优化营商环境办理破产指标的工作要求。近年来,柳州中院积极推进市场化选任管理人制度创新,为丰富破产管理人选任方式作出积极贡献。该案是首次尝试接受主要债权人推荐指定管理人的实践探索,并以此为雏形形成了《柳州市破产案件管理人选任、考核实施办法(试行)》(柳市中法〔2022〕124号)中独具特色的债权人推荐选任方式,从制度上保障了债权人对管理人指定工作的参与度,在全区范围内亦属于首创。 二、该案管理人勤勉履职,最大程度追回破产财产,变“无”为“有”,有效保护金融债权及降低破产成本,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 外运公司在进入破产程序前,经强制执行均未发现可供执行财产,但对外负债却高达6.6亿元,其中99.75%为无担保金融债权,债权人对追回财产已不报任何希望,只求快速出清以核销坏账。而管理人通过破产程序在短期内成功追缴股东出资、收回应收账款共计1500万余元,最大程度提升偿债金额,实现从“无”到“有”质的飞跃,为金融债权人挽回损失,一定程度上化解金融风险,获得了整体债权人的高度赞誉,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三、该案是适用快速审理机制高效推进破产进程,同时有效保障债权人利益的典型案件 合议庭根据案件特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通过程序简化整合多个破产事项同步办理,严格控制债权申报期限、简化债权人会议召开流程,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节省程序时间和成本,实现债权债务的快速清理。管理人介入后高效推进清产核资及债务清理工作,其接管企业、确认无异议债权、资产审计仅用时37天,从裁定受理至终结破产程序仅用时134天,是柳州中院实行破产案件繁简分流以来,债务人有财产可供分配的破产案件中审结时长短、债权回收效果显著的典型代表。 (滑动查看↑) 07 柳州市泓博纸业有限公司 破产和解案 【基本案情】 柳州市泓博纸业有限公司位于柳东新区,成立于2003年5月12日,注册资本300万元。2008年后,因经营不善,泓博公司全面停产,陷入各种纠纷之中,员工相继离职。停止生产后,泓博公司将大部分厂房、土地大整体出租,承租人陆续投入资金建设相当规模的钢结构厂房,泓博公司还与某酒业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开展合作经营。一系列操作造成泓博公司权属结构复杂混乱,埋下隐患。此后,因经营不善,泓博公司债台高筑,诉讼纷至沓来,矛盾长达十余年未能妥善解决。2021年6月,柳北法院根据柳州中院指定管辖,受理泓博公司破产清算。 【审理过程及结果】 案件受理初期,多数债权人因历史原因以及对破产程序了解不深导致对案件处理缺乏信任,担心进入破产程序案件会简单地“一破了之”,多次发生信访甚至群访,对立情绪严重。在实体处理方面,也面临重重困难:一是因行政区划变更等历史遗留问题,以及用地指标等政策因素,作为泓博公司核心资产的土地无法办理权证,无法处置变现。二是原承租人实际掌控了厂区,并进行了大量建设,厂区内建筑物、构筑物权属混乱,承租人在管理人通知解除租赁合同后申报了巨额债权并继续占有管理厂区,如处置不妥,极易引起不稳定事件。三是当下整体市场环境低迷,大量产权清晰的资产在市场上尚无人问津,短期内几乎不可能找到能一次性投入较多资金的重整投资人。 面对重重困难,柳北法院立足案件实际,听取各方声音,通过精细研判,指导管理人最终创新探索出“预和解”模式推进矛盾化解。与常规和解流程不同,本案在取得债权人同意的前提下,将表决步骤提到最前。如此一来,形式上,最大程度保障债务人、债权人之间和商谈判机会,提高了案件办理效率,降低了破产费用成本。实质上,也能够追求最大程度实现债权清偿。除此之外,在承租人招募形式上,柳北法院指导管理人积极创新,引进国际通行的“假马竞标”模式托底线,促竞争。“假马竞标”(stalking horse bid)是指由被收购企业选定的买家(临时签约者)提出最初收购报价,随后通过公开竞争招标,吸引更多的潜在买家提出具有竞争力的价格进行并购竞标后,选定最优竞买者中标。 最终,经过“预和解”程序,以公司主体不注销、股权不变更,资产整体对外招募承租方,由承租人统一管理整个厂区,租赁期间(和解协议执行期)由管理人监管,租赁所得由管理人统一向债权人分配为主要内容的和解协议草案,经债权人表决通过,并由柳北法院裁定泓博公司转入和解程序,裁定认可和解协议草案、终止和解程序。此后,管理人通过拍卖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发布招募整体承租人公告,顺利公开招募到承租人,并与泓博公司签订正式租赁合同及交付首期租金,管理人已向债权人完成两期债权清偿。 (滑动查看↑) 【典型意义】 该案是柳北法院发挥司法能动性,帮助企业脱困重生、助力优化营商环境、实现债权清偿最大化的重要举措,也为类似受困于资产权属存在缺陷的企业出清提供了“预和解”的新思路、新探索。 一、能动司法,创新“预和解”模式,提高程序转化效率 囿于权证办理困难、权属混乱、市场低迷投资难觅等客观原因,该企业深陷泥潭长达十余年,各种矛盾纠纷也极为突出,一般破产案件中的处置方式根本无法落地。柳北法院积极发挥司法能动性,从企业实际出发,指导管理人探索出“预和解”破产案件办理新模式,通过对《和解协议草案》的前置表决通过,保证该案从清算到和解的有序转换,有效节省程序转换的时间成本,防范贸然转换程序带来不必要的成本及其他风险增加,提高了破产案件工作效率,稳妥推进泓博公司案件以和解方式顺利审结。 二、因企施策,探索“假马竞标”方式,助力企业及时出清 鉴于原承租人已管理泓博公司厂区十多年,清退移交程序复杂、极有可能耽误后续租赁时间,还存在实际承租人的已缴纳租金归属、债权金额增加等问题,合议庭立足企业实际,经精细调研,指导管理人引进“假马竞标”模式,确定原承租人为临时签约者,最终顺利招募承租人。为整体出租争取到了更好的租金条件,最大程度提高了债权清偿率,保障了债权人、债务人合法权益,成功帮助企业“及时出清”,脱困重生。 三、破立有方,发挥破产制度挽救保护功能,促进营商环境再优化 该案的和解,实现了债务人主体保留,变“无法处置”为“及时出清”,充分发挥了破产制度的保护和挽救功能,挽救多个市场主体;化解潜在诉讼纠纷40余起,减少债权申报金额近7000万元;释放土地资源40余亩、建筑面积近2万平方米。 (滑动查看↑) 08 柳州市华工百川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案 【基本案情】 柳州市华工百川橡塑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10月18日,公司注册资本为4000万元,主营业务为高分子材料专用装备的加工制造、装配等。 2015年公司爆发债务危机,涉诉案件突增,并引发严重的劳资纠纷,职工每年都会到政府部门拉横幅要求解决工资问题。后经政府部门介入协调,由其持股100%的股东垫付职工工资、社保费用等方式平息了部分劳资纠纷。但随着经营情况逐渐恶化,公司于2015年12月彻底停产。破产清算前,公司进行了大量裁员,仅剩余63位在岗职工,且拖欠了178名职工工资、待岗生活费、经济补偿金及社会保险等,单是劳资纠纷的执行案件就多达83件。 鱼峰法院在申请执行人常州某公司与被执行人华工百川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经查询华工百川公司相关财产信息,发现其财产均存在抵押情况,现有资产已不足以清偿申请人的到期债务,鱼峰法院在征得申请执行人同意后将本案移送破产审查。柳州中院于2019年10月10日指定该案由鱼峰法院审理。 【审理过程及结果】 受理破产申请后,鱼峰法院立即通知相关法院中止诉讼及执行程序,解除财产保全措施,由管理人接管了华工百川公司的全部资产。为公平保障全部债权人利益,审判庭与执行局对接,通过执行查控系统对华工百川公司的财产进行查询,以及通过案件检索系统对该公司的执行案件进行检索,提醒已知的执行申请人顺利申报完毕。2020年6月5日,鱼峰法院召开该院首次网络债权人会议,会议全票通过了华工百川公司财产管理、变价、分配方案。该案于2021年6月终结,共化解了80余件执行案件,解决了长达6年的职工信访问题。职工代表于结案当日自发向法院及相关政府部门共计7个单位赠送锦旗表示感谢。 (滑动查看↑) 【典型意义】 该案是人民法院提升效率、强化服务,发挥司法能动,府院联动助力优化营商的典型案例。 一、创新债权人会议召开模式,推进破产进程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原定于2020年2月召开,此时恰逢疫情期间,鱼峰法院遂暂停召开。之后,为推进破产进程,协同该院研究室与有关媒体公司洽谈录播细节,顺利于2020年6月5日在该院首创以网络录播方式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二、创新资产处置模式,提高资产变现价值 债权人会议召开后,管理人在某网站通过挂拍方式对破产企业的不动产资产进行变价,起拍价为6500万元。但第一、二次均因流拍未能成交,此时起拍价已降至6000万元左右。鱼峰法院决定主动出击,不再“等人上门”。在现场查看了厂房的地理位置、可再转让的废铁及半成品原料情况后,鱼峰法院将厂房以及生产资料拍照装订成一份资产黄页,利用府院联动机制的优势,积极与辖区投促部门对接,向投促部门提供华工百川公司的相关资产线索,结合投促部门掌握的企业投资意向,成功引进柳北区一家知名建材企业参与竞拍,最终以7100万的价格溢价竞拍完成,极大提升了破产资产变现率,担保权债权及职工债权实现了100%清偿。 三、创新司法服务方式,发挥司法能动作用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前,鱼峰法院指导管理人书面告知现有的厂房承租人企业破产事宜,并书面签订相关协议:一是允许承租人继续承租厂房至管理人通知搬离之日,二是承诺竞拍完成后于30日内无条件搬离场地。买受人竞拍成功后,鱼峰法院又跨部门协作,由审判团队协同法警部门共20名法院工作人员,到厂房向租户告知厂房、土地已拍卖完毕之事实,租户均顺利搬离并清空。故本次破产清算案件中,无一例需诉讼排除妨碍的案件发生,买受人顺利入驻。买受人竞拍后,需转售部分废旧设备及原材料,鱼峰法院现场指导买受人以竞拍方式向有关人员转售资产,最后以800万元成交,实现了资产的再次有效利用。 四、创新债权清偿方式,有效保护职工利益 在企业资产未拍卖完成前,破产企业继续对外出租产生了约300万元的收益,鱼峰法院遂提前向职工清偿了部分工资,安抚了职工情绪,维护了社会稳定。所有资产变现完成后,178名职工债权得到了100%清偿,但第二顺位的71名职工的社保债权尚未能清偿完毕。鱼峰法院又积极与管理人沟通协调,最终管理人同意让出部分管理人报酬用于补贴此部分职工。职工的有关权益实现了最大化,持续6年的上访、劳资投诉问题圆满解决。 (滑动查看↑) 09 柳州市旭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破产重整案 【基本案情】 柳州市旭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系成立于2010年2月4日的民营房地产公司,其规划建设的“长安大厦”是当时融安县最高建筑,具有地标意义。自2014年下半年,旭升公司因资金周转困难拖欠建设单位的工程进度款。截止2021年2月,旭升公司在融安法院已生效并申请执行的案件有33件,加上柳州市其他法院受理的涉及旭升公司的债务本金总额合计约7000万元。而旭升公司除尚未竣工的“长安大厦”外,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实际施工人苦等工程款无果,无奈之下向融安法院申请破产清算。 【审理过程及结果】 面对旭升公司仅有尚未竣工的长安大厦可供执行的困境,融安法院秉持着最大程度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办案思路,在裁定受理旭升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后,立即着手协调各执行法院暂停相关司法拍卖工作,以防止低价整体拍卖的情况发生。 面对房地产市场低迷、需求端动力不足的行业前景,融安法院始终坚持让购房者实现安居梦的办案理念,指导管理人与多家意向投资人进行接触,综合研判后基本确定了重整的可行性。2022年8月,管理人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与某司法拍卖平台上同步发布公告,公开预招募重整投资人。公告发布后,仅有一家机构报名参与本案重整。在结合融安县其他重整案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融安法院指导管理人与县招商部门接洽,以招商引资的方式引进重整投资人。重整投资人进场后积极开展复工复建,两百多户购房业主也即将迎来交房的喜悦时刻。 (滑动查看↑) 【典型意义】 一、府院联动,多方合力助重整 由于长安大厦停工许久,项目资料严重缺失,相关证照也已经过期,且涉及到相关工程验收标准及规范的变更,重整后的复工、验收问题,需妥善协调确定解决路径。为了扫清重整障碍,消除重整投资人的顾虑,融安法院充分发挥“府院联动”机制优势,主动提请召开府院联动会议,积极争取地方党委政府对法院破产审判工作的支持。通过府院联动工作协调会,确定了后续的工作思路,打消了意向投资人的顾虑。 二、法院担当作为,管理人主动让利,重整计划获得通过 2023年2月10日,旭升公司第三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因普通债权人组中赞成票所代表的债权额未能达到该组债权总额三分之二以上,普通债权组未能获得通过。合议庭当面听取债权人的意见,了解到数名普通债权人因债权金额巨大,按照原重整计划草案普通债权分段清偿的方式,其受偿金额将低于按比例清偿所能获得的受偿金额;而如果采取对普通债权按比例清偿方式,则人数较多的小额普通债权人将获得极低的受偿金额,若小额普通债权人反对,重整计划草案将仍旧不能获得通过。 为平衡普通债权人之间的权益,融安法院与管理人充分协商,最终确定了在确保不损害已通过的表决组的债权人利益的基础上,普通债权人组统一按比例清偿,并由管理人让渡部分管理人报酬以增加投赞成票的普通债权人受偿金额的清偿方案。重整计划草案调整后,普通债权人组进行了二次表决,获得了60%的债权人人数并代表了该组债权总额77.78%同意,普通债权人组表决通过。至此,重整计划草案得到全部表决组表决通过。 三、案结脚步不停,作好续建交楼保障工作 在批准旭升公司重整计划后,融安法院面对续建工作中存在的施工班组与承建公司之间的劳务纠纷,积极统筹谋划,组织专人、召开专门会议等形式将纠纷化解在诉前;指导管理人妥善防范处理投资人与续建方在重整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法律纠纷,确保只要购房者一天没住上新房,对于长安大厦的续建交楼的保障工作就不会停止。 (滑动查看↑) 10 广西方旭科技有限公司 破产和解案 【基本案情】 广西方旭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29日成立,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方旭公司注册成立后,即在融水县推广种植红薯并与当地四个乡镇农民签署种植收购合同。后因方旭公司收购农民种植红薯后未支付价款,导致近600户农民利益受损,存在重大社会稳定隐患。在县委政法委协调指导下,融水检察院先行对农户种植款摸底调查、收集相关证据材料后决定支持农民肖某某等400余人向融水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诉讼中方旭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融水法院对当事人提交的经方旭公司盖章确认的相关凭证等证据材料经依法审查后判决方旭公司向肖某某等人支付货款。判决生效后,经当事人申请融水法院对该批案件立即启动强制执行程序。因方旭公司无可供执行财产清偿债务,融水法院及时将执行程序向破产程序转换。2022年6月24日,融水法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裁定受理方旭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审理过程及结果】 融水法院受理方旭公司破产案件后,积极邀请融水检察院派员对破产审理进程进行法律监督,与方旭公司管理人共同完成已知农户债权人通知申报债权工作,并对方旭公司管理人审核债权标准依法进行法律监督,明确债权认定证据标准,切实保护了依约种植红薯的债权人权利,大幅缩短了破产债权审核认定工作周期,亦避免大量破产债权确认衍生诉讼的产生。鉴于方旭公司股东在破产案件受理后未足额缴纳公司注册时的认缴出资额,且方旭公司已无破产财产清偿债务,融水法院与融水检察院共同召开听证会,通知方旭公司股东及实际出资人共同接受询问,督促方旭公司股东应履行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义务,并对公司股东假借破产转移公司财产、逃废债务的法律责任及时予以释明,积极引导方旭公司股东与农户债权人代表多次磋商。考虑到本案债权人数众多,债权均是因双方种植、收购红薯合同所形成以及方旭公司在前期生产活动中培育苗跟肥料的成本投入等因素,也考虑到农户在生产劳作中的成本与投入,债权的调整应以多劳多得、尽可能减少农户损失为准则。管理人通过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精心拟定由公司股东代为清偿的和解方案,并在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2022年11月7日,方旭公司以公司股东与债权人就该公司债务清偿达成和解为由向融水法院申请和解,获得融水法院裁定批准。 (滑动查看↑) 【典型意义】 该案是人民法院充分运用破产和解及执行转破产制度,创新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与人民法院破产审判联动,防止债务人逃废债损害农民合法权益,积极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 一、破产和解让农户实现债权,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乡村振兴,法治先行。融水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广泛宣传破产法治观念,讲解破产和解制度的理念、功能和程序,引导近600位农户依法有序申报债权、积极参与债权人会议,拟定合理可行的和解方案。农户债权人的债权获得59.6%清偿率,化解了广大农户因农业企业破产造成的恐慌心理,有力维护了社会稳定。同时以法治方式维护了“企业+农户+合作社”模式下各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增强了当地农民积极参与市场化、规模化生产经营模式,对依法履行合同后“种了有人收,收了有钱赚”的信心,为融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展现代农业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二、融水检察院“支持起诉”+融水法院“执行转破产”协调联动,尽可能一次性、实质化解纠纷,有力促进了诉源治理、执源治理 针对广大农户反映的销售的种植作物未能及时收回货款的情形,检察院以支持部分农户代表提起示范诉讼的方式确认了债权,减少了近560余件诉讼案件。针对执行过程中发现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情形,及时启动“执行转破产”程序,在破产程序中对债务人及其关联股东出资情况进行全面清理,对债权人依法进行全面清偿,避免了近50余件诉讼案件进入执行程序。通过破产和解程序用时仅4个多月解决了纠纷,向债权人高效兑现生效法律文书的权利。 三、融水检察院“法律监督”+融水法院“破产和解”协调联动,防止债务人假借破产逃废债务 针对破产企业经查询无可供分配破产财产,企业财务账簿资料不全、债务人股东未补足认缴出资额的情形,融水法院与融水检察院共同召开听证会,通知债务人公司股东及实际出资人共同接受询问,督促股东积极履行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义务,并对公司股东假借破产转移公司财产、逃废债务的法律责任及时予以释明,积极引导方旭公司股东与农户债权人代表多次磋商,最终达成了和解协议并逐期履行。 (滑动查看↑) 来源:“龙城法苑”微信公众号2024年5月29日。 公号责编:丁小雨 本订阅号由中国人民大学破产法研究中心和北京市破产法学会秘书处共同维护,本着交流思想、砥砺智慧的宗旨为学界同仁分享资讯。本公众号首发、转发、转载各类资讯,并不代表中心与学会的立场,文责由作者自负。如需转载本公众号刊发的首发或原创作品,请务必联系作者本人并同时联系中心与学会秘书处获取授权,并标明转自“中国破产法论坛微信公众号”。联系邮箱:insolvencylaw@vip.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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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生态环境厅公布第三批生态环境执法典型案例(轻微免罚领域)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和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我省生态环境部门坚持推进包容审慎监管,对符合《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中不予行政处罚条件的违法行为,依法依规实施免罚,现将部分轻微免罚案例予以公布。 一、某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违反建设项目验收制度不予处罚案 案情简介 2023年7月4日,常州市钟楼生态环境局对江苏某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发现该企业“新建铝制品生产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21年12月2日通过常州市生态环境局审批,该项目于2022年6月建成投产,但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2023年9月12日,常州市钟楼生态环境局再次检查时发现该企业已对“新建铝制品生产加工项目”进行了自主验收。 查处情况 该企业上述行为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但鉴于环境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及《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第五项之规定,常州市生态环境局对该企业下达了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对其进行教育指导。 案件启示 生态环境部门在严格执法的同时,本着推进包容审慎执法、“轻微违法不罚”的原则,教育、引导当事人依法依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既增强了企业法治意识,也传递了生态环境柔性执法的温度,进一步提升了企业履行环境保护主体责任的自觉性、改正违法行为的积极性,切实做到了为企业良性发展保驾护航。 二、某医院有限公司未按规定进行排污许可登记不予处罚案 案情简介 2023年9月,某环保社会组织反映位于南京市秦淮区的南京某医院有限公司存在无证排污问题。南京市秦淮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立即对该医院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其2020年8月开始运营,前期业务为养老服务,后扩建诊疗服务病床50张,并于2022年7月取得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2023年6月完成竣工验收,检查时该医院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医疗废物记录齐全并由有资质单位进行回收。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要求,床位100张以下的综合医院为排污许可登记管理,该医院应该在诊疗业务开展前进行网上排污许可备案登记,但因不了解相关法律规定未及时办理,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该医院已完成整改,补办排污许可登记。 查处情况 该医院违反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和第三款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以及《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第十项之规定,鉴于该医院违法行为轻微且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符合不予行政处罚的条件,南京市生态环境局决定对其不予行政处罚,并对其进行教育指导,下达了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案件启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贯彻落实《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对某些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这不仅是一种执法方式的转变,更是柔性执法、包容审慎监管的生动展现。通过对企业进行教育指导,我们不仅能够普及法律法规,将指导帮扶贯穿于执法全过程,帮助企业及时理解和掌握新环保政策法规、提升环保管理能力,规范自身行为,还能够传递出生态环境部门对企业的关心支持与服务,改善企业营商环境,有效促进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 三、某家具有限公司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活动未在密闭空间中进行不予处罚案 案情简介 2023年11月13日,南通市海安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海安某家具有限公司现场检查发现,该企业面漆房内有部分工件正在晾干,污染防治设施正在运行,面漆房门未密闭,现场使用便携式VOCs检测仪在面漆房门口测得数值为1.212mg/m3。经执法人员提醒教育,该企业立即将面漆房门关闭。 查处情况 该企业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鉴于该企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以及《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第十二项规定,南通市生态环境局审查后认定符合不予行政处罚的条件,决定对本案不予行政处罚。同时,对该企业提出教育要求:加强环保法律法规学习,确保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活动在密闭空间中进行,废气治理设施正常运行,废气稳定达标排放。 案件启示 本案中生态环境部门依据清单对该企业依法不予处罚,进一步体现了“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彰显了生态环境执法监管的温度。同时强化对企业帮扶指导,推动企业主动守法,提升自我管理水平,依法合规经营。清单的出台,不仅意味着生态环境执法向精准执法的转变,也意味着对企业进一步“减负、松绑”,避免对企业“小过大惩”“轻错重罚”,有利于建设更加包容、更具活力、更有温度的营商环境。 四、某电镀技术(江苏)有限公司违反固体废物管理制度不予处罚案 案情简介 2024年1月15日,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虎丘)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在专项执法检查中,发现某电镀技术(江苏)有限公司危废仓库内存放有废包装桶、废包装材料、污水处理浓缩液,废包装桶未按照规定张贴危险废物识别标签。执法人员于2024年1月30日再次对该企业进行现场执法检查,该企业已按照要求完成整改。 查处情况 该企业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已构成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未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的违法行为。考虑到该企业积极整改,及时改正了违法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及《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第十八项之规定,苏州市生态环境局对该企业下达了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对其进行教育指导。 案件启示 在案件办理期间,执法人员对该企业进行跟踪督办、跟进教育,在告知该企业相关环境要求和存在问题隐患后,该企业积极主动自查自纠,确保“问题”归零。执法工作应坚持“依法依规监管、有力有效服务”的总体要求,充分运用指导、建议、提醒、教育等非强制性监管方式,让执法既有力度,也有温度,从而推进区域环境质量提升,助力服务高质量发展。 五、某照明有限公司违反固体废物管理制度不予处罚案 案情简介 2023年11月14日,连云港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在对东海县某照明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该企业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主要成分为氟化钙)存放在一般固废暂存库内,现场大约有8吨左右。该企业污泥管理台账记录显示,9月份产生污泥13150kg,10月份产生污泥13800kg,11月台账记录到11月11日,产生污泥5700kg,三个月共产生了32650kg,台账记录暂存量与一般固废暂存库内实际暂存量差距较大。该企业提供了一般固废委托处理合同,未提供处置台账等其他相关证明材料。连云港市生态环境局于11月24日对该公司涉嫌违反固体废物管理规定的行为立案调查。在12月7日进一步调查时,该企业提供了今年以来的三次污泥转移出厂过磅单以及支付宿迁市某公司的付款票据,并建立了固废处置台账。 查处情况 该企业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但在后续案件调查阶段,该企业主动建立了处置台账,并提供了转移过磅单、付款凭证等可以实现固体废物追溯目的的材料,属于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符合《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第十七项之规定。连云港市生态环境局决定对其不予行政处罚,并对其进行教育指导。 案件启示 本案反映出部分中小企业环保管理水平较低,相关从业人员环保意识较为淡薄,很可能在日常管理中没有意识到是违法行为。连云港市生态环境局积极推进差异化监管,不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执法+帮扶+普法”的检查模式,及时打捞出企业存在的环保管理薄弱环节和问题,督促并帮助企业从根源上解决违法苗头倾向。依据《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作出不予处罚决定,坚持依法处罚与教育引导相结合原则,不仅在合理范围内减少了对企业的负面影响,又及时给企业发出警醒信号,从而增强守法意识,推动企业环保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六、某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未备案不予处罚案 案情简介 2023年7月18日,南通市海门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南通某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进行检查,查阅该企业环评报告及批复,要求该企业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进行备案。检查时,该企业已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但未按规定进行备案。2023年9月7日,执法人员再次检查时,该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已备案,编号为320684-2023-104。 查处情况 该企业上述行为违反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第十三条之规定。南通市海门生态环境局经审查后,认定该企业的违法情形符合《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第二十一项之规定,决定对本案不予行政处罚,并提出相应的教育要求:加强环保法律法规学习,确保严格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要求,做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工作,避免和减少突发环境事件发生。 案件启示 《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的公布,体现了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领域包容审慎的监管态度和优化营商的监管温度,也助力了新产业、新经济、中小微企业发展。但绝不是放松监管要求,建设单位在管理中应当注重自查自纠,发现存在违法行为或被生态环境部门检查指出问题后,必须及时纠正违法行为、严格履行整改义务。不予处罚的适用是在维护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刚性权威的同时,给予当事人一定的容错空间,帮助企业提升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意识,通过普法教育推动企业主动守法,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厅执法监督局 主管: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主办:江苏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 主编:孙健 审核:刘萍 校核:李苑 版式:张晨 往 期 精 彩 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 全文实录 |《江苏省海洋环境质量生态补偿办法(试行)》新闻发布会 “江苏生态环境”荣获2023年度创新应用与传播优秀微博! 蔷薇花信|人间最美四月天 不负春光和时行 全文实录 | 2024年全省专项执法行动计划新闻发布会 好文!请您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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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集中曝光一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广告违法典型案例
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坚持将依法打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广告违法行为列为监管重点工作,持续加大对校外培训、近视防控产品、婴儿乳制品、学习用品、零食、玩具等与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相关的重点领域广告监管执法力度,努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2023年6月以来,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相关案件1065件,罚没1164.12万元。现选取已办结的九起典型案例集中曝光。 一、藤县好视立配镜中心广告违法案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藤县好视立配镜中心在未获得相关医疗许可资质的情况下,宣称其可以开展“医学验光配镜/近视散光矫正/斜视弱视训练/藤县体验中心”等服务项目,并利用无法证实的相关荣誉、无法验证的统计资料进行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同时,藤县好视立配镜中心还存在违法收集个人信息、违规发放记名的单用途商业预付凭证、使用超出计量检定有效期的医疗器械等情形。上述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 2023年1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好视立配镜中心作出罚款41万元的行政处罚。 二、淄博云医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广告违法案件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淄博云医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通过电商平台网店发布的医疗器械广告中含有“新生儿医用黄疸蓝光灯,照射5—10小时宝宝就会改善”“高效退黄去黄、没副作用、安全可靠”等对医疗器械功效、安全性的断言和保证性内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3年11月,淄博市张店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淄博云医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作出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 三、淮安爱珲艺术培训有限公司广告违法案件 江苏省淮安市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淮安爱珲艺术培训有限公司从事舞蹈培训业务,其经营场所广告牌、广告宣传册以及微信公众号发布的舞蹈培训广告中使用“国际顶尖专业教学”“某某芭蕾是头部品牌”等用语,并且利用已培训学员名义、形象作推荐、证明。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3年8月,淮安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淮安爱珲艺术培训有限公司作出罚款30万元的行政处罚。 四、上海朗阁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告违法案件 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上海朗阁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互联网上推销“韩语1对1零基础入门课”“英语口语培训”等课程,宣称“学完以后收获1000个韩语单词或短语”“入学即协议提分”“考题预测,以保障高分”“贯彻保分制度,保证学习成果”等内容,对培训的效果作出明示的保证性承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3年8月,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上海朗阁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出罚款18万元的行政处罚。 五、宁波埌峰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广告违法案件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宁波埌峰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互联网上发布了多条含有《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图片的图文广告,包含“毕业无忧”“提升学历不是梦”“学渣逆袭学霸不是梦”等内容,对获得学历学位作出了暗示的保证性承诺。同时,还存在在广告中以受益者名义作证明的行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3年6月,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宁波埌峰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作出罚款16万元的行政处罚。 六、京山市鸿图教育印刷厂广告违法案件 湖北省荆门市京山市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京山市鸿图教育印刷厂2022年生产销售的作业本(25K语文本、25K生字本)封面上含有“湖北京山学生防近视统一簿册”“荆门市学校后勤管理中心监制”等内容,且无法提供相关委托、授权及监制等证明文件资料。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4年2月,荆门市京山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京山市鸿图教育印刷厂作出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 七、麻城至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广告违法案件 湖北省黄冈市麻城市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麻城至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通过在学生考试答题卡、练习册、“致家长一封信”中印制二维码,在校内公示栏张贴宣传单,校内悬挂广告横幅等方式,宣传推广其代理的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智学网”及《个性化学习手册》等产品。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3年8月,黄冈市麻城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麻城至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作出罚款8万元的行政处罚。 八、海脉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广告违法案件 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海脉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为扩大某手办产品上市后的销售量和影响力,自行设计、发布广告,广告主体部分为一款名为“少女前线”游戏中的女性角色全身图,局部放大臀部并附有“安全裤为较软材质制作,增加手办可玩性,不可脱哦”等低俗内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3年5月,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海脉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作出罚款22万元的行政处罚。 九、上海市黄浦区沣和食品店广告违法案件 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上海市黄浦区沣和食品店为博人眼球,增加销量,购入含有“寻欢兴奋剂”“蛋疼含片”“艳遇丸”等文字内容的产品外包装盒,对奶片零食进行销售,相关广告内容违背社会良好风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3年11月,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黄浦区沣和食品店作出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 来源:央视网 往期 法律 汇编 2024年5月颁布法律法规汇编2024年4月颁布法律法规汇编 2024年3月颁布法律法规汇编2024年2月颁布法律法规汇编 2024年1月颁布法律法规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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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护“未”典型案例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发布一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深圳法院有两个案例入选! 和鹏法君一起来看看这两个案例吧! 林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合力救助被家暴未成年人 案情简介. 居住在深圳市龙华区的蔡某,和妻子林某育有5个子女。因蔡某对林某和子女长期实施家庭暴力,林某遂向法院起诉离婚,并搬到光明区投奔弟弟,5个孩子继续和蔡某共同生活。2023年1月,蔡某对大女儿实施家暴致其受伤入院,医院发现孩子伤情异常,立即报警,公安机关接警后对蔡某进行训诫,并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经区、街道妇联多次调解,5个子女跟随母亲到光明区生活。但林某和子女在光明区生活期间,蔡某仍多次电话威胁。林某在光明区妇联的协助下,向区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裁判结果. 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法院依法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限制蔡某接触、接近林某和子女,禁止蔡某再次实施家庭暴力。同时,光明区妇联联动多部门合力对林某和子女提供多元帮扶:区民政局提供临时经济救助,帮助缓解生活困难;区委政法委协调公安机关做好新住址保密工作,避免蔡某再次上门施暴;街道、社区网格做好日常巡查,加强对受暴人家庭的安全保障;街道、社区妇联对受暴人持续关心关爱,开展心理咨询。在各方合力救助下,姐弟5人均正常上学,林某工作稳定,生活步入正轨。 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因缺乏法律知识和自保能力,面对家暴时尤为需要社会的帮扶救助。本案中,人民法院充分发挥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快速反应优势,第一时间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为防止未成年人继续遭受家庭暴力提供坚实后盾。深圳市、龙华区、光明区妇联及时通过市级妇女儿童维权关爱智慧系统,跨区联动多个部门,为家暴受害人提供就业、就学、心理辅导等多元救助帮扶,最大限度帮助被家暴的未成年人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张某与某区公安分局等行政拘留及行政复议案 ——支持行政机关依法惩治猥亵儿童违法行为 案情简介. 2022年1月1日晚9点左右,张某在小区散步、遛狗,王某、李某(均未满十四周岁)看到宠物狗后便上前跟随并俯身摸狗。张某在王某、李某逗狗玩耍时,对李某实施了拍臀、搂腰、摸脸动作,对王某实施了搂腰、摸臀动作,期间李某曾感到不适甩开了张某,张某又继续对王某实施猥亵。王某、李某回家后情绪低落,家长询问后方知情况,后王某、李某在家长的陪同下报警。 某区公安分局调取监控视频,并询问当事人后,认为张某涉嫌刑事犯罪,立案侦查后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认为张某猥亵行为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作出《检察建议书》建议某区公安分局依职权启动行政处罚程序。某区公安分局认定张某的猥亵行为发生于公共场所,猥亵对象均为不满十四周岁的女童,依法应当从重处罚,决定对其处以十五日拘留,某区政府复议予以维持。张某遂以其是善意提醒、并无猥亵故意为由诉至法院,请求撤销相关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决定。 裁判结果. 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结合在案证据,张某多次故意碰触、抚摸两位女童隐私部位,猥亵故意明显,其行为对两位女童造成了严重的身心伤害,张某辩称是善意提醒不能成立。某区公安分局在听取张某的陈述、申辩后,决定对张某处以拘留十五日,区政府复议予以维持,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行政程序合法,遂判决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中,猥亵行为人利用未成年人喜爱小宠物的心理,在未成年人与其宠物狗玩耍时对未成年人进行猥亵,且在未成年人反感挣脱后,仍继续实施猥亵。人民法院结合当事人陈述、监控视频等在案证据,依法支持行政机关从严惩治猥亵儿童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来源: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编辑:马丽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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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阳花开护成长 法润童心筑未来 | 苏州中院与苏州市民政局、苏州市妇女联合会联合发布全市法院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十大典型案例
向阳花开护成长 法润童心筑未来 Happy Children's Day 为营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氛围与法治环境,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与市民政局、市妇联共同发布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十大典型案例,旨在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引起全社会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视,促进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走深走实。 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既有涉及家庭暴力、校园霸凌等社会痛点的刑事案件,也有涉及未成年人抚养监护、人身健康、财产安全等基本权益的民事案件,体现了家庭教育指导、随案发放关爱未成年人提示等未成年人保护特色工作制度的发展与少年司法社会支持体系的不断完善,彰显了人民法院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 全市法院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十大典型案例 01 合力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帮助父母走出监护误区 ──秦某与何某监护权纠纷 案情简介 秦某(男)与何某(女)系夫妻,两人育有一子小秦(时年7岁),秦某的父亲与两人同住并帮助照顾小秦。秦某夫妇因处事差异、缺乏沟通经常发生矛盾,从2018年开始在家中分房居住。2022年3月,秦某在上海工作期间因疫情被封控,何某与秦某父亲发生矛盾,遂携儿子小秦搬回娘家居住。此后,因小秦生活、学习及探望事宜,双方及双方父母多次发生冲突并报警,何某已经提起离婚诉讼。秦某认为,何某事先未与其商量擅自带走小秦,其后又阻挠其探望小秦,侵犯了其对小秦的监护权,故起诉要求何某将小秦送回秦某家中,由秦某继续行使监护权。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何某未与秦某协商即将小秦带走,确实存在不当,但何某作为母亲对小秦也有监护权。考虑到双方目前已分居,秦某长期在上海工作无法亲自照顾小秦等实际情况,一审法院暂定在双方婚姻存续期间,小秦平时与何某共同居住生活,周末与秦某共同居住生活,后续抚养问题在双方离婚诉讼中一并处理,希望双方以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积极沟通解决矛盾。秦某不服,上诉至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经审理了解到,双方对如何教育引导子女均存在误区,决定对双方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并委托专业社工参与。承办法官向双方释明了亲子关系相关法律规定,社工与双方分享了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并对双方分别进行了心理疏导。经双方同意,小秦也被邀请到家庭教育指导现场。通过小秦与父母的互动,秦某感受到何某对小秦成长的付出,何某了解到小秦对父爱的渴求。双方最终放下对立,以孩子健康成长为基础,达成分居期间按周轮流抚养照顾小秦的调解协议。双方均表示后续会优先考虑孩子的利益,相互谅解、相互配合,为小秦的健康成长营造更好的家庭环境。 典型意义 父母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有抚养、教育、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父母一方因故未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探望是其实现抚养权利、履行监护义务的必然方式。父母婚姻关系的变故会对未成年子女产生不利影响,夫妻婚内分居期间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应从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的角度出发。本案处理中,法院以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为引领,帮助双方当事人走出争夺孩子的监护误区,以亲情感化积极推动和解,既解决了双方当事人的矛盾,也充分尊重了未成年子女的意愿,保障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02 依法惩治家庭暴力 联动救助受害女童 ──魏某某故意伤害案 案情简介 魏某某与前夫离婚后,女儿小肖(时年7岁)随其共同生活。后社工发现小肖身上有伤痕,经了解系魏某某在管教女儿时,采用热水烫皮肤、衣架抽打的方式对小肖造成伤害。经公安鉴定,小肖伤情构成轻伤一级。张家港市妇联代小肖向法院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但魏某某在取保候审期间违反相关禁令,以小肖不听话需要管教为由又对小肖实施了殴打。 裁判结果 张家港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魏某某故意伤害未成年女儿身体,致其轻伤,已构成故意伤害罪。魏某某在取保候审期间违反法院出具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又以管教为由对未成年人继续实施伤害,故法院认为不宜对其适用缓刑,判决魏某某有期徒刑一年。之后,小肖被外祖母接回老家生活。张家港市人民法院联合张家港团市委、张家港市青商会,依托“希望之光”困境儿童帮扶项目为小肖申请了帮扶基金,并与张家港市妇联、未保站等组成关爱小组前往小肖老家进行回访探望,确保小肖后续生活稳定。 典型意义 家庭暴力存在隐蔽性,严重损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本案中,法院通过出具人身安全保护令、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等方式,及时介入家庭暴力违法事件,努力纠偏施暴家长的错误理念;在施暴家长屡教不改的情况下,对其依法惩治,并为遭受家暴的未成年人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本案也是法院联合多部门、机构联动妥善处置家暴事件、救助困境儿童的有益尝试。 03 坚持“双向保护”原则 依法惩治校园暴力 ──刘某寻衅滋事案 案情简介 被告人刘某(时年16岁)于2019年底至2021年1月期间,在苏州某学校内,以听闻被害人孙某某(时年13岁)背后说其坏话等理由,多次借故生非,以扇耳光、体罚等暴力方式随意殴打孙某某,并利用孙某某被殴打后形成的畏惧心理,以孙某某弄丢其衣服、弄坏其鞋子为借口多次向孙某某索要钱财,强拿硬要近2000元。孙某某父亲发现该情况后报警,刘某到案后自愿认罪认罚,其家属代为赔偿孙某某损失并取得谅解。 裁判结果 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多次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多次强拿硬要他人财物,情节严重,构成寻衅滋事罪。刘某犯罪时系未成年人,到案后认罪认罚,其家属代为赔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谅解,可以从轻处罚。经评估,刘某符合社区矫正条件,可以适用缓刑,故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刘某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 典型意义 校园暴力对被害人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危害,也影响校园安全和社会稳定。法院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校园暴力案件过程中,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惩罚与保护并举,打击与预防并行。本案中,法院帮助双方建立畅通的对话通道,被告人主动赔偿损失并赔礼道歉,取得被害人及家属谅解,促进双方矛盾化解,被害人的伤害得以修复,相应情节在被告人量刑时也予以考量,体现了对未成年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双向保护”。通过审前社区调查与法庭调查相结合,法院全面掌握未成年被告人成长经历、家庭变故等情况,在审理全程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庭教育,多次与被告人家属就家庭教育展开交流。此外,针对案件审理中发现的平安校园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法院向涉案学校及法院共建学校发送司法建议,建议学校健全日常安全管理防范制度,引导“家校社”共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得到学校积极反馈。 04 幼儿在教育机构受伤 过错推定予以特殊保护 ──顾某与某幼儿园健康权纠纷案 案情简介 顾某(时年5岁)就读于某幼儿园中班,其在回到教室取物品准备放学的过程中,踩到床边地上面积约1平方米、未固定的幼儿园活动用布后滑倒,致右肱骨骨折,后经司法鉴定构成十级伤残,产生医疗费等损失共计17万余元。顾某父母与幼儿园就损害赔偿未能协商一致,故起诉至法院要求幼儿园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太仓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事发时顾某刚满5周岁,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某幼儿园未能及时收纳教室内的活动用布,导致教室内存在安全隐患,致使顾某受伤,其未尽到管理职责,应当承担全部侵权责任,故法院判决某幼儿园全额赔偿顾某的损失。 典型意义 幼儿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事物的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容易受到伤害,需要全社会予以特别重视和关爱,并在法律上给予特殊保护。我国法律规定,对于在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伤害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对教育机构是否承担民事责任实行过错推定,当其不能证明自己已经尽到教育、管理责任时,即推定其有过错并承担民事责任,该规定充分体现了对儿童的特殊保护和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本案中,因教育机构未能及时消除安全隐患,造成幼儿受伤,未尽到管理职责,依法应当赔偿相应损失。 05 母婴室要“建”更要“管 消除安全隐患 ──姚某与某百货零售有限公司健康权纠纷案 案情简介 姚某系年仅10个月的婴儿,家人带其在某百货零售有限公司经营的商场购物,期间姚某母亲带其至母婴室准备更换“尿不湿”,母婴室的陶瓷台盆突然炸裂,姚某摔到地上,手背、臀部多处划伤缝针处理,后续还要进行祛疤治疗。姚某母亲代理姚某起诉至法院,要求百货公司赔偿姚某医疗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1万余元。 裁判结果 昆山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姚某在母婴室更换“尿不湿”时,因台盆炸裂导致其手部及臀部裂伤并多处缝合,某百货零售有限公司作为大型商超的经营者及事发母婴室的管理者,应当负直接责任。核实认定姚某受伤产生的相应损失后,法院判决由某百货零售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典型意义 母婴设施的安全质量和管理服务,关系母婴健康和妇女隐私权益保护。大型商场作为母婴经常出入和逗留的公共场所,应当配备标准化的母婴设施,为妇女、婴幼儿提供便利。本案中,某百货零售有限公司作为大型商超的经营者,对其设置的母婴室未尽到妥善管理义务,在顾客受伤后亦未能及时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的处理对于推进母婴设施建设与管理,切实保障妇女儿童权益,积极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具有积极意义。 06 小区窨井盖不平绊倒儿童 物业公司管理不当需担责 ──荣某与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 案情简介 荣某(时年2岁)在居住小区骑行滑步车时,不慎被道路上一凹凸不平的窨井盖绊倒,随行的奶奶搀扶不及,荣某摔倒导致下巴磕伤。事发后,小区物业服务公司将该窨井盖填平。荣某的父母就荣某受伤事宜与物业公司沟通未果,故起诉至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荣某医疗费、营养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余元。 裁判结果 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窨井等地下设施造成他人损害,管理人不能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作为荣某居住小区的物业服务方,小区窨井盖属其管理范围。案涉窨井盖存在明显凹凸不平,物业公司未能妥善履行管理责任,导致荣某被绊倒摔伤,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荣某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具备自我保护、防范风险的意识和能力,其监护人未尽到看护义务,也存在一定过错,可以适当减轻物业公司的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赔偿荣某80%的损失。 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活泼好动是天性,其健康成长离不开社会与家庭的共同关注。近年来,因窨井盖缺损、不平整造成人员伤亡的事件时有发生。法律明确了窨井等地下设施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为过错推定原则,即损害发生后,应由设施管理人举证证明自己已尽到管理职责,否则应承担侵权责任。案涉窨井盖位于小区内道路上,属于物业公司的管辖范围,物业公司应定期对窨井盖进行检查、维护,及时发现、排除潜在风险,以保障小区业主尤其未成年人的出行安全。 07 未成年人私自购买手机 未经父母追认行为无效 ──张某与某信息技术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案情简介 张某(时年13岁)在其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单独前往某信息技术公司门店,以现金付款的方式购买了一台价值5999元的手机,该公司工作人员在销售过程中未核实张某身份信息。张某在家中使用手机时被其父母发现,其父母立即联系某信息技术公司要求退货退款,某信息技术公司以张某身高与成年人无异以及手机已经开机使用且无质量问题为由不同意退货退款,引发本案诉讼。 裁判结果 张家港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购买价值较大手机的行为属于与其年龄、智力不相符的民事法律行为,未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应认定为无效,故基于买卖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互相返还。张某的父母监护不力,致使张某能够轻易拿取、使用大额现金单独购物;某信息技术公司销售过程中存在疏忽,仅考虑销售利益,未核实张某身份信息就径行出售手机,双方均存在过错。故对于手机已经开机使用造成的贬值损失,双方均承担责任。经法院组织,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张某父母退还手机,某信息技术公司退还张某父母5000元。 典型意义 考虑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及其在认知力、判断力方面的局限性,法律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追认仅能实施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以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本案的处理旨在提醒父母更好地履行监护职责,关注未成年人的日常消费情况,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同时也提醒广大经营者对消费者的身份和民事行为能力进行仔细核实,避免因疏忽造成的损失。本案以调解结案,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08 出具人身安全保护令 禁止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 ──郑某某与赵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案情简介 郑某某(女)与赵某某(男)系夫妻,婚后生育一子小赵,现年2周岁。两人婚后产生矛盾,赵某某及其父亲在未与郑某某协商的情况下,私自将孩子抢走,送到老家随赵某某父母生活,并拒绝郑某某探望。郑某某数次沟通、寻找未果,遂向法院申请出具人身安全保护令。 裁判结果 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赵某某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擅自改变幼儿的生活环境,之后又未亲自履行抚养、监护职责,并拒绝孩子母亲郑某某的探望。上述行为既损害了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也侵害了郑某某的监护权。在法院组织协调后,赵某某仍拒不履行协助义务。从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出发,法院对郑某某的申请予以准许,裁定禁止赵某某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小赵,并将小赵送回原住所。后双方在法院组织下就小赵后续生活达成轮流抚养的和解意见。 典型意义 父母双方对未成年子女享有平等的抚养、教育和保护权利。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行为不仅侵害了父母另一方对子女依法享有的监护权利,而且严重损害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在《江苏省反家庭暴力条例》第四十四条中明确规定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包括禁止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本案综合考虑未成年人的年龄与成长需要,在多次调解无果、被申请人拒不履行协助探望义务的情形下,对郑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请求予以支持,及时高效地实现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也体现了司法对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行为“零容忍”的态度。 09 首发《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函》 督促父母依法履行抚养义务 ──倪某某与朱某某离婚纠纷案 案情简介 倪某某(女)与朱某某(男)系自由恋爱后结婚,婚后生育一子小朱(时年8岁)。后双方因性格差异争吵不断,目前已经分居。倪某某曾于2022年12月起诉离婚,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感情尚未完全破裂,判决不准离婚。后续双方关系未有缓和,倪某某再次起诉要求离婚。审理中,双方均同意离婚,倪某某同意儿子由朱某某抚养,但哭诉其已一年多未见到儿子,担忧离婚后探望权无法得到保障。 裁判结果 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夫妻感情破裂不应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经法院释法说理,朱某某保证离婚后将积极配合倪某某行使探望权,保障孩子的身心健康。双方最终在法院组织下就未成年子女抚养、探望及夫妻共同财产分割问题达成一致调解意见,儿子小朱由朱某某直接抚养,倪某某每周六可将小朱接走探望。案件调解结束后,法院向双方送达了《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函》,督促双方履行好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和保护义务,及时回应未成年子女的情感需求。经回访,倪某某已正常行使探望权未受到阻碍。 典型意义 本案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涉及未成年子女的离婚案件中开展“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工作的意见》发布后,苏州市范围内发出的首份《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函》。父母婚姻关系的变故必然会对孩子的生活状况和心理状态产生巨大影响。在离婚诉讼中向双方当事人发送“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可以进一步引导双方正确处理婚姻自由和家庭稳定的关系,提升双方责任意识,充分给予未成年子女关爱。这一提示对于督促父母当好合格家长,避免离婚对未成年子女产生不利影响,促进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10 监护人不当管教 依法变更抚养关系 ──邵某某与严某某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案 案情简介 邵某某(女)与严某某(男)原系夫妻,两人婚后育有一女小严(时年9岁)。后两人协议离婚,约定小严由父亲严某某直接抚养,学杂费用由父母共同承担。严某某平时因生活、工作压力,存在打骂女儿的情形。邵某某曾因严某某用皮带抽打小严的屁股及脸部而报警,公安机关对严某某进行了批评教育。后邵某某将女儿小严带至其住所共同生活,并诉至法院请求变更小严的抚养关系。 裁判结果 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邵某某与严某某离婚时约定女儿小严由严某某直接抚养,但因严某某平时有打骂女儿的情形,邵某某报警后小严实际随邵某某共同生活,现小严已年满八周岁,其愿意跟随母亲邵某某生活,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由邵某某直接抚养女儿小严为宜,同时对严某某应承担的抚养费及探望事宜一并处理。 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是未成年人案件审判一直以来坚持的基本原则,离婚后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出现滥用抚养权虐待施暴未成年子女的情形,应及时变更抚养关系。本案中,未成年人小严因父母离异,其心理已经受到了伤害,而在其成长过程中,享有直接抚养权的父亲严某某未能履行好父亲的职责,对女儿的教育只会采取简单粗暴的打骂方式,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侵害。查明事实后,为保障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法院及时作出变更抚养权的判决,并在判后对严某某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引导严某某树立正确、合法的家庭教育理念。 (以上配图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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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五:已办理结婚登记但未共同生活,彩礼应予返还
基本案情 代某、李某经人介绍相识,2023年6月订婚,9月登记结婚,10月举办婚礼。订婚当日双方共同出具《彩礼单》,代某依约向李某支付35万元礼金,并购买房屋登记在代某、李某名下,购买轿车登记在李某名下(后李某将车辆出售得款9万元)。代某为李某购买金项链、金手镯、钻戒花费65690元;李某为代某购买婚戒花费7274元。代某给付李某见面礼、改口费等3万元。双方未共同生活,婚礼当日因同房问题发生矛盾后一直分居。代某于2023年11月提起离婚诉讼,要求李某返还彩礼及房、车等财产。 关联条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 第五条  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 (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 适用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中,可以根据一方给付财物的目的,综合考虑双方当地习俗、给付的时间和方式、财物价值、给付人及接收人等事实,认定彩礼范围。 下列情形给付的财物,不属于彩礼: (一)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 (二)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 (三)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 裁判理由及结果 法院认为,代某和李某经人介绍相识,感情基础较为薄弱,在举办婚礼后发生矛盾并分开至今,属于法律规定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法院经调解无效后,准予离婚。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所谓共同生活,在主观上,夫妻双方应当具有长期共同生活的愿望;在客观上,夫妻双方能够相互扶持、履行夫妻义务和家庭义务,共担家庭生活的压力和风险。本案中,代某、李某虽已办理结婚登记,但在婚礼后即因矛盾分开,尚未形成完整的家庭共同体和稳定的生活状态,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应当返还彩礼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35万元现金、房屋、车辆及“五金”,均列入《彩礼单》并有媒人签字,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双方为缔结婚姻关系、基于当地习俗而置备的相关物品,符合彩礼性质。见面礼、改口钱等,系代某及其父母对李某在情感和家庭角色的接纳,是基于特殊身份关系在不同时间段的赠与,并非基于缔结婚姻而产生,不宜认定为彩礼。法院酌定李某在装修房屋过程中支出的费用与李某为代某购买婚戒费用在返还彩礼中予以扣减。判决:准予代某与李某离婚;李某返还代某彩礼422726元(礼金332726元+车辆折价款90000元);案涉房屋归代某所有;李某返还代某金项链、金手镯、钻戒,如不能返还原物,则返还价款65690元。 典型意义 2021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三年提出治理高额彩礼的问题。高额彩礼已经成为引发高度关注的社会问题。本案中,代某为缔结婚姻关系,按《彩礼单》向李某支付的相关财物达百万余元,以当地习俗与经济水平衡量,属于“高额彩礼”。婚后女方拒绝与男方同居,双方未共同生活,法院判决酌情返还大部分彩礼,符合人民群众朴素的价值观。遏制高额彩礼陋习、培育文明乡风是全社会的共同期盼。引导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理性对待彩礼给付,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 重点回顾 ☛ 法护“未”来丨一节“零距离”的法治课堂 ☛ 徐家新到省公安厅调研: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共同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使命 ☛ 吉林高院召开全省法院少年审判工作新闻发布会 ☛ 央视走进吉林法院|大法官当庭宣判6万元“小案”:恶意诉讼的输了 ☛ 长智织网 互促和谐 长春互联网法庭两周年工作成果展示 来源:省法院民一庭 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梨树县人民法院 编辑:董新月 田兴志 复核:徐冠 微信号 : jilinshenggaoyuan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 扫码关注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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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关每一个“少年的你”!湖北法院十起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典型案例发布
编者按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近年来,湖北法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保护原则,将特殊、优先保护和双向、综合保护的政策精神贯彻到审判实践之中,以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发展为目标,立足审判职能,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法律政策需要靠一个个具体案件落实,公平正义需要靠一个个具体案件彰显,为进一步彰显湖北法院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坚定决心,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评价、指引功能和警示、教育意义,省法院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发布十起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典型案例。涉及隔空猥亵、未成年人帮信罪、校外欺凌、变更监护权、抚养费纠纷、家庭教育令、司法救助等热点难点问题,代表性强、覆盖面广。希望全社会更加关心关注少年儿童事业,共同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法治和社会环境。 基本案情 2022年5月至10月,汪某某通过“快手”“拼多多”“微信”等手机软件添加不满十四周岁的女童为好友,后通过发送小额红包、微信转账等方式,诱骗对方拍摄并传送裸体照片、视频供其观看。 裁判结果 葛洲坝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汪某某为寻求性刺激,通过手机软件诱骗不满十四周岁的女童拍摄并传送裸照、裸体视频供其观看,严重侵害了被害儿童的人格尊严及身心健康,次数已经达到多次。依法以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汪某某有期徒刑五年五个月。 典型意义 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各类犯罪手段也层出不穷,与传统猥亵儿童犯罪相比,借助互联网技术罪犯通过网络方式的“隔空猥亵”手段更为隐蔽、危害范围更加广泛,对未成年人的危害可能更加严重。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利用互联网隔空猥亵儿童的犯罪案件,汪某某以网络为媒介,诱骗、胁迫未成年人进行“裸聊”或发送“裸照”“裸体视频”等方式进行猥亵的违法犯罪行为,受害儿童对性的认知、辨别能力较成年人差,心智不够成熟、好奇心较强,对网络性侵防范意识较弱,轻易落入了犯罪分子的“魔爪”中。人民法院始终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严厉惩处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性侵及网络犯罪。本案中,法院还通过跨部门合作,对受到犯罪侵害的未成年被害人及时展开心理帮扶、司法救助等保护,助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基本案情 2023年4月,未成年人黄某受龚某某邀约,在明知他人从事犯罪活动的情况下,多次联系李某某等人将银行卡提供给他人使用,并以现金形式将好处费转给李某某等人。经查,李某某等人提供的4张银行卡进账总流水为107万余元,出账总流水为106万余元,其中涉诈骗资金49万余元。 裁判结果 仙桃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黄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支付结算帮助,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黄某犯罪时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依法应从轻处罚。黄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且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应从轻处罚。法院最终判处黄某有期徒刑十一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典型意义 近年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犯罪低龄化现象日益突出,在校大学生成为该类犯罪的多发群体。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检察官与司法局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片区民警共同走访黄某家庭所在的社区,了解其家庭背景及学业情况。经走访发现,黄某对其父母感情较为淡漠,与社会闲散人员龚某某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在情感关系、金钱诱惑等因素推动下,法律意识淡薄的黄某走上了犯罪道路。考虑到黄某系某职业教育中心在校学生,犯罪时身心发育尚不成熟,故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坚持法、理、情融合,凝聚公、检、法、司合力帮助黄某修复与其父母之间的亲情,通过宣告缓刑,促使其改过自新,继续接受家庭管教、学校教育、司法机关帮扶,引导其重回正确的人生道路。通过该案的审理,彰显了人民法院认真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面落实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使命担当,为未成年人被告人回归社会预留通道,采取综合司法保护措施,助其迷途知返。 建议背景 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在审理庄某某犯强迫卖淫罪一案及其他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发现案涉犯罪行为发生地的某宾馆在办理未成年人酒店入住登记时并未仔细落实接待未成年人入住“五必须”“四报告”制度,屡次有未成年人在此实施犯罪行为,遂向当地公安局及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司法建书,督促相关部门履职尽责、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建议内容 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通过发送司法建议书,建议公安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及时核查当地宾馆入住登记制度落实情况、经营资质等并根据核查情况予以处罚;联合应急管理等部门加强对辖区内旅馆、酒店等行业场所的清查整治,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为未成年人入住宾馆、酒店筑牢安全屏障。 建议效果 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司法建议书后立即安排执法人员核实,认真落实监管职责,向辖区宾馆的工作人员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要求宾馆严格落实入未成年人入住酒店“必须查验未成年人身份信息”“必须询问监护人联系方式并备案”“必须询问同住人身份关系并备案登记”“必须加强安全巡查和访客管理”“必须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可疑情况”的管理制度。公安局在收到司法建议书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专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对辖区内所有宾馆开展一次全面检查,大力宣传未成年人入住宾馆“五必须”管理规定,重点打击不按规定登记信息、未成年人入住时发生违法行为的宾馆,加强宾馆前台工作人员培训,建立长效管理制度。2023年度,公安局共处罚宾馆违法案件198起,重点处罚未落实登记制度和“五必须”管理规定的宾馆。法院以司法建议“小切口”,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社会治理“大问题”,抓好未成年人犯罪源头预防,有效实现治理与治罪并重,不断织密未成年人保护社会防护网。 基本案情 2021年寒假,陈某受栾某邀约,到某酒店入住玩耍。栾某、刘某、柯某为取乐借故在酒店房间内对陈某进行殴打和猥亵,韩某、余某、严某、万某等四人围观,余某还拍摄视频后通过微信对外散播。上述人员均为未成年人。事发后,陈某了解到欺凌视频被广为传播,精神严重受损,辍学外出打工。陈某父亲知晓后报警,除韩某积极赔偿并取得陈某谅解而被检察机关依法决定不起诉外,其余六人因不满刑事责任年龄而未被追究刑事责任。陈某父亲将其余六欺凌者及其父母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 裁判结果 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栾某、刘某、柯某的殴打和猥亵行为侵犯了陈某的身体权和健康权,韩某、余某、严某、万某的围观对欺凌行为起到了鼓气壮胆作用,且拍摄视频事后传播的行为更加重了陈某的精神损害程度,因此欺凌现场七人属于共同实施侵权行为,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欺凌者侵权手段恶劣,给陈某造成了严重精神损害,故对陈某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的主张予以支持。陈某父亲为照顾陪伴陈某辞去工作,所造成收入的减少应予支持。鉴于侵权人均为未成年人,故在扣减陈某放弃起诉的韩某的赔偿份额后,应由其余六人的父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案审结后,法院向六欺凌者的父母发出了家庭教育指导令,并将全部赔偿款执行到位。 典型意义 校外欺凌是侵犯青少年身心权益的“隐秘角落”,治理校外欺凌必须用法治武器。本案中,栾某等七人实施的欺凌行为,除韩某年满十六周岁应负刑事责任外,其余六人因不满刑事责任年龄未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六人应对欺凌行为造成的陈某身体、精神损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一千一百八十八条“限制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规定,六人的父母应对陈某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法院支持被欺凌未成年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主张,既能有效抚慰其受伤的心灵,也能充分对其他欺凌者及其监护人予以警示和震慑,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法院还向欺凌者父母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敦促家长正确教育子女,更有利于从源头上预防和消除校外欺凌。本案的处理发挥了司法裁判对校外欺凌行为的遏制和预防作用,实现“办理典型一案,促进解决一片”,达到预防校外欺凌的效果,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基本案情 2022年2月,彭某与2007年出生的小卢(女)相识并确立恋爱关系。2023年1月双方举行订婚宴,宴请了双方亲属,彭某将30万元现金给付小卢的父亲卢某。同月底,小卢随彭某赴外地共同生活,其间两人拍摄了婚纱照,彭某还购买了结婚的金首饰。同年4月,两人因感情原因分手,双方既没有举行婚礼,也没有领取结婚证。经村民委员会调解未果,彭某诉至法院请求小卢、卢某返还彩礼及其他款项共计44余万元。 裁判结果 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当事人小卢订婚时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卢某为小卢订立婚约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七条规定,而彭某与未成年人订立婚约,亦违背公序良俗原则。结合彭某与小卢共同生活时间、各方过错情况以及当地风俗,最终法院酌定小卢、卢某向彭某返还22万元。针对卢某的行为,法院对其发出《家庭教育令》,依法予以训诫,并邀请妇联和其他专业人员对卢某开展了家庭教育指导。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七条第九项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允许、迫使未成年人结婚或者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本案中,卢某法律意识淡薄,为其未成年人子女订立婚约并收取彩礼,侵犯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既是对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不负责任的行为,也有违善良风俗和一般社会道德价值取向。法院通过发放家庭教育令的方式,教育引导监护人转变观念,为未成年人成长营造良好家风,确保他们在适合的年龄和心理状态下能够做出关乎自己人生的重要决定。 基本案情 未成年人王某的父母于2019年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王某跟随父亲生活,母亲田某不支付抚养费。王某父亲于2020年再婚,与王某继母生育两个孩子,王某父亲常年在外务工,王某与继母共同生活。王某母亲田某也已再婚,并生育一女,其因与王某父亲之间的矛盾,在离婚后多年未关心和看望王某,在王某父亲要求下,其于2020年3月11日支付王某抚养费3万元。现王某以父亲无力承担三个孩子的抚养费,其又患耳疾需手术治疗,将产生大额医疗费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田某按照每月800元的标准支付自2021年1月起至其年满十八周岁止的抚养费。 裁判结果 本案经郧西县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田某按每月500元的标准支付王某抚养费直至王某年满十八周岁。案件审理中,承办法官发现田某作为王某的母亲,在与王某父亲离婚后极少探望王某,未能依法正确履行监护职责及家庭教育责任,忽视了王某的心理和情感需求。为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促进田某履行家庭教育职责,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向田某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并送达《家庭教育责任告知书》。结案后,承办法官对该案进行了回访,了解到田某已经按时支付抚养费,但在如何履行家庭教育责任问题上存在困惑,即及时将信息提供给县妇联,并会同县妇联工作人员联合对田某开展了家庭教育指导。 典型意义 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未成年人的父母分居或离异的,应当相互配合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可根据情况对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予以训诫,并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家庭教育指导令》是人民法院建立家庭教育联动机制、共同做好家庭教育工作的创新司法实践,对于敦促家长积极正确履行家庭教育职责具有正面引导作用。在处理离异父母对子女的教育问题时,《家庭教育指导令》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本案中,田某作为王某的母亲,因离婚而对田某疏于关心。法院在调解本案时,以维护孩子的身心健康和发展需求为出发点,向田某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督促田某承担起家庭教育的责任,并运用与妇联的联动机制,共同对田某进行家庭教育指导,以防孩子因家庭教育缺失造成心理创伤,帮助孩子在父母离异后仍能接受到稳定、连续且有益的家庭教育。 基本案情 被申请人姚某系被监护人小丽(化名)的父亲。周某系小丽母亲,周某智力偏低,属精神残疾二级,不能履行监护职责。自2021年11月至2023年1月,被申请人姚某在家中多次对小丽实施严重损害其身心健康的行为,后法院判处姚某有期徒刑十年,现姚某在监狱服刑。目前小丽事实上由某村委会代为监护,某村委会向法院申请撤销姚某对小丽的监护资格,并指定村委会为小丽的监护人。人民检察院支持起诉。 裁判结果 罗田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申请人姚某的行为严重侵害小丽的合法权益,申请人据此申请撤销被申请人的监护人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十六条规定,应予以支持。现小丽事实上由申请人某村委会代为监护,申请人请求指定其为小丽监护人的请求,依法予以准许。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十六条规定,监护人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行为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监护权既是权利更是法定义务,撤销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行为的监护人资格,是民法典规定的撤销监护人资格诉讼的适用情形之一。为更好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在监护人实施性侵害、出卖、遗弃、虐待、暴力伤害被监护未成年人等犯罪行为,或者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导致被监护的未成年人处危困状态时,人民法院应充分发挥司法职能,根据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并指定具有监护资格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防止未成年人监管缺位。本案中,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依法撤销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不能履行监护职责的监护人的监护资格,并考虑被监护人家庭情况的特殊性,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赋予申请人某村委会监护人身份,保障了被监护人的各项基本权益,避免因监管缺失造成的社会问题,同时也强化了村委会在社区管理和保护居民福祉方面的责任与功能,促进了社区内部的互助与和谐。 基本案情 2018年10月,未成年人刘某因左膝关节间断肿痛被家人送往某医院处进行手术治疗。术后一年多,刘某及家人均按照某医院要求进行康复训练。2022年7月,刘某发现其左膝畸形,先后多次前往其他医院治疗,并被告知畸形系因2018年在某医院处的手术导致。刘某多次要求赔偿,并向区卫生健康局申诉。区卫生健康局受理申请后,委托武汉市医学会对刘某与某医院双方之间的医疗损害过错进行鉴定,结论为:认定某医院存在医疗过错行为,与刘某左膝发育畸形存在因果关系,医疗过错行为在损害后果中的原因力大小为主要原因。双方共同委托司法鉴定中心对刘某的伤残等级等项目进行鉴定,结论为:被鉴定人刘某......综合评定为八级伤残;建议后续医疗费据实结算;自受伤之日起护理时间150日,营养时间150日。后刘某诉至法院,要求某医院支付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在内的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415010.22元。 裁判结果 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某医院在诊疗行为中存在过错,判决由某医院承担80%的赔偿责任,赔偿刘某各项损失共计334668元。考虑刘某是未成年人,身体残疾对其今后的生活有较大影响,刘某的精神也受到严重损害,判决中包含了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10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中未成年人刘某因医院医疗损害过错导致左腿发育畸形,随着年龄的增长,发育畸形可能进一步加重,对一个心智不健全、社会交往能力正在形成、世界观人生观正在成熟过程中的未成年人而言,其将接受的成长挑战将会是一般人难以承受之痛。本案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把握公正严明司法和善意文明司法之间的辩证关系,支持了刘某因八级伤残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这一裁判结果是对受害者情感和精神痛苦的一种抚慰和弥补,彰显了法律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价值取向。本案同时对医疗机构也是鲜活警醒的案例,促使医疗机构在诊疗过程中遵守医疗规范,提高医疗服务的安全性,共同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基本案情 2021年11月,汪某(十四岁)、杨某(十五岁)参与某学校跳高活动,当汪某正跳起时,杨某将海绵垫进行了挪动,导致汪某落下时跌在海绵垫外,造成左肘部受伤。汪某、杨某与学校就汪某受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合计人民币13万余元赔偿协商未果,汪某遂起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 来凤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杨某赔偿汪某各项经济损失8万余元,杨某财产不足部分,由其父母承担赔偿责任;学校赔偿汪某上述损失2万余元。判决生效后,杨某及其父母未主动履行义务,法院执行时发现无可供执行财产。汪某后于2023年10月向法院提出司法救助申请。承办法官经审查认为汪某的救助申请符合司法救助条件,遂迅速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及时向汪某发放司法救助金5万元。同时,法院还积极延伸司法救助功能,协调当地民政部门为汪某办理了每月600元/人的困境儿童保障,并号召社会爱心人士为其捐助,汪某居住地镇政府、村委会工作人员也多次通过捐款捐物、上门走访等方式提供帮扶。 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司法救助是法院少年审判工作的一项重要延伸职能。近年来,未成年人及其家庭因案返贫致困的情况仍有发生,对符合救助条件的未成年人,给予特殊、优先和全面保护,按照规定优先发放司法救助金,不仅能缓解未成年人生活困难,还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本案中,法院在给予司法救助金解决汪某家庭急迫困难的同时,主动延伸司法职能,拓展救助思路,积极协调当地民政部门为汪某办理专项补助、号召社会力量进行帮扶并定期开展回访工作,将法治温暖和社会关怀送到未成年人心间,实现了司法救助与社会帮扶的有机衔接,帮助未成年人走出困境、拥抱美好的明天。 基本案情 2022年12月,十五周岁的张某与同学到肖某经营的文身店,肖某按照张某提供的图案和要求在张某小腿部位进行文身并收取费用。2023年3月,张某再次到肖某店内,肖某在张某背部进行大面积蛇形文身并收取费用。张某文身被老师发现,张某父亲才得知此事。张某父亲遂带张某到医院清洗文身,经确诊张某需进行激光联合治疗12次,历时两年且过程相当痛苦,清洗治疗费用共计18000元。后张某及其父亲将肖某诉至法院,要求肖某退还文身费用、支付文身清洗费用及精神抚慰金。 裁判结果 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文身时仅十五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肖某作为文身服务从业者明知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在未查验张某身份证以核实年龄的情况下,为张某文身并收取费用,加之肖某提供文身服务时还未办理营业执照,无相应经营资格,存在明显过错。张某父亲作为法定监护人未尽到法定监护义务,疏于管理和教育,也应承担相应责任。最终判决肖某退还文身费用并承担清洗文身治疗费用的60%,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 典型意义 近年来,文身的“低龄化”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发关注,特别是随着网络社交软件及短视频平台的兴起,让未成年人接触文身的渠道愈加容易,已经逐步危害到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还有可能影响未成年人今后的升学、职业准入等。国务院2022年即发布了《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工作办法》,从控、防相结合的角度,明确了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的责任和义务,也对企业、组织和个人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作出禁止性规定,还细化了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的监管职责。为全面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监护人应当担负起家庭保护的义务,教育和引导子女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而文身服务经营者,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杜绝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企业、组织和个人发布的电子出版物或网络信息,不得含有诱导未成年人文身的内容。本案作出文身店经营者返还文身费用,并承担部分清洗费用,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裁判结果,对规范商家经营,维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未成年人文身已经不单单是家事和私事,家长、商家、社会共同合力才能打造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一方净土。 来源:湖北高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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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总局发布一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违法广告典型案例!暗含保证性承诺、虚假广告、擦边低俗
来源 | 市说新语 审核 | 于成龙 张丽娟 编辑 | 黄圆圆 实习编辑 | 叶庆 中国工商出版社新媒体和数字出版部制作出品 市场监管总局坚持将依法打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广告违法行为列为监管重点工作,持续加大对校外培训、近视防控产品、婴儿乳制品、学习用品、零食、玩具等与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相关的重点领域广告监管执法力度,努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2023年6月以来,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相关案件1065件,罚没1164.12万元。现选取已办结的九起典型案例集中曝光。 一、藤县好视立配镜中心广告违法案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藤县好视立配镜中心在未获得相关医疗许可资质的情况下,宣称其可以开展“医学验光配镜/近视散光矫正/斜视弱视训练/藤县体验中心”等服务项目,并利用无法证实的相关荣誉、无法验证的统计资料进行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同时,藤县好视立配镜中心还存在违法收集个人信息、违规发放记名的单用途商业预付凭证、使用超出计量检定有效期的医疗器械等情形。上述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 2023年1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好视立配镜中心作出罚款41万元的行政处罚。 二、淄博云医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广告违法案件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淄博云医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通过电商平台网店发布的医疗器械广告中含有“新生儿医用黄疸蓝光灯,照射5—10小时宝宝就会改善”“高效退黄去黄、没副作用、安全可靠”等对医疗器械功效、安全性的断言和保证性内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3年11月,淄博市张店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淄博云医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作出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 三、淮安爱珲艺术培训有限公司广告违法案件 江苏省淮安市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淮安爱珲艺术培训有限公司从事舞蹈培训业务,其经营场所广告牌、广告宣传册以及微信公众号发布的舞蹈培训广告中使用“国际顶尖专业教学”“某某芭蕾是头部品牌”等用语,并且利用已培训学员名义、形象作推荐、证明。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3年8月,淮安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淮安爱珲艺术培训有限公司作出罚款30万元的行政处罚。 四、上海朗阁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告违法案件 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上海朗阁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互联网上推销“韩语1对1零基础入门课”“英语口语培训”等课程,宣称“学完以后收获1000个韩语单词或短语”“入学即协议提分”“考题预测,以保障高分”“贯彻保分制度,保证学习成果”等内容,对培训的效果作出明示的保证性承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3年8月,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上海朗阁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出罚款18万元的行政处罚。 五、宁波埌峰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广告违法案件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宁波埌峰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互联网上发布了多条含有《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图片的图文广告,包含“毕业无忧”“提升学历不是梦”“学渣逆袭学霸不是梦”等内容,对获得学历学位作出了暗示的保证性承诺。同时,还存在在广告中以受益者名义作证明的行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3年6月,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宁波埌峰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作出罚款16万元的行政处罚。 六、京山市鸿图教育印刷厂广告违法案件 湖北省荆门市京山市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京山市鸿图教育印刷厂2022年生产销售的作业本(25K语文本、25K生字本)封面上含有“湖北京山学生防近视统一簿册”“荆门市学校后勤管理中心监制”等内容,且无法提供相关委托、授权及监制等证明文件资料。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4年2月,荆门市京山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京山市鸿图教育印刷厂作出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 七、麻城至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广告违法案件 湖北省黄冈市麻城市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麻城至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通过在学生考试答题卡、练习册、“致家长一封信”中印制二维码,在校内公示栏张贴宣传单,校内悬挂广告横幅等方式,宣传推广其代理的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智学网”及《个性化学习手册》等产品。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3年8月,黄冈市麻城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麻城至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作出罚款8万元的行政处罚。 八、海脉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广告违法案件 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海脉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为扩大某手办产品上市后的销售量和影响力,自行设计、发布广告,广告主体部分为一款名为“少女前线”游戏中的女性角色全身图,局部放大臀部并附有“安全裤为较软材质制作,增加手办可玩性,不可脱哦”等低俗内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3年5月,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海脉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作出罚款22万元的行政处罚。 九、上海市黄浦区沣和食品店广告违法案件 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上海市黄浦区沣和食品店为博人眼球,增加销量,购入含有“寻欢兴奋剂”“蛋疼含片”“艳遇丸”等文字内容的产品外包装盒,对奶片零食进行销售,相关广告内容违背社会良好风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3年11月,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黄浦区沣和食品店作出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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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集中曝光一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广告违法典型案例
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坚持将依法打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广告违法行为列为监管重点工作,持续加大对校外培训、近视防控产品、婴儿乳制品、学习用品、零食、玩具等与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相关的重点领域广告监管执法力度,努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2023年6月以来,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相关案件1065件,罚没1164.12万元。现选取已办结的九起典型案例集中曝光。 一、藤县好视立配镜中心广告违法案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藤县好视立配镜中心在未获得相关医疗许可资质的情况下,宣称其可以开展“医学验光配镜/近视散光矫正/斜视弱视训练/藤县体验中心”等服务项目,并利用无法证实的相关荣誉、无法验证的统计资料进行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同时,藤县好视立配镜中心还存在违法收集个人信息、违规发放记名的单用途商业预付凭证、使用超出计量检定有效期的医疗器械等情形。上述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 2023年1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好视立配镜中心作出罚款41万元的行政处罚。 二、淄博云医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广告违法案件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淄博云医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通过电商平台网店发布的医疗器械广告中含有“新生儿医用黄疸蓝光灯,照射5—10小时宝宝就会改善”“高效退黄去黄、没副作用、安全可靠”等对医疗器械功效、安全性的断言和保证性内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3年11月,淄博市张店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淄博云医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作出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 三、淮安爱珲艺术培训有限公司广告违法案件 江苏省淮安市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淮安爱珲艺术培训有限公司从事舞蹈培训业务,其经营场所广告牌、广告宣传册以及微信公众号发布的舞蹈培训广告中使用“国际顶尖专业教学”“某某芭蕾是头部品牌”等用语,并且利用已培训学员名义、形象作推荐、证明。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3年8月,淮安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淮安爱珲艺术培训有限公司作出罚款30万元的行政处罚。 四、上海朗阁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告违法案件 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上海朗阁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互联网上推销“韩语1对1零基础入门课”“英语口语培训”等课程,宣称“学完以后收获1000个韩语单词或短语”“入学即协议提分”“考题预测,以保障高分”“贯彻保分制度,保证学习成果”等内容,对培训的效果作出明示的保证性承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3年8月,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上海朗阁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出罚款18万元的行政处罚。 五、宁波埌峰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广告违法案件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宁波埌峰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互联网上发布了多条含有《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图片的图文广告,包含“毕业无忧”“提升学历不是梦”“学渣逆袭学霸不是梦”等内容,对获得学历学位作出了暗示的保证性承诺。同时,还存在在广告中以受益者名义作证明的行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3年6月,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宁波埌峰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作出罚款16万元的行政处罚。 六、京山市鸿图教育印刷厂广告违法案件 湖北省荆门市京山市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京山市鸿图教育印刷厂2022年生产销售的作业本(25K语文本、25K生字本)封面上含有“湖北京山学生防近视统一簿册”“荆门市学校后勤管理中心监制”等内容,且无法提供相关委托、授权及监制等证明文件资料。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4年2月,荆门市京山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京山市鸿图教育印刷厂作出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 七、麻城至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广告违法案件 湖北省黄冈市麻城市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麻城至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通过在学生考试答题卡、练习册、“致家长一封信”中印制二维码,在校内公示栏张贴宣传单,校内悬挂广告横幅等方式,宣传推广其代理的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智学网”及《个性化学习手册》等产品。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3年8月,黄冈市麻城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麻城至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作出罚款8万元的行政处罚。 八、海脉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广告违法案件 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海脉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为扩大某手办产品上市后的销售量和影响力,自行设计、发布广告,广告主体部分为一款名为“少女前线”游戏中的女性角色全身图,局部放大臀部并附有“安全裤为较软材质制作,增加手办可玩性,不可脱哦”等低俗内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3年5月,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海脉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作出罚款22万元的行政处罚。 九、上海市黄浦区沣和食品店广告违法案件 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调查查明,上海市黄浦区沣和食品店为博人眼球,增加销量,购入含有“寻欢兴奋剂”“蛋疼含片”“艳遇丸”等文字内容的产品外包装盒,对奶片零食进行销售,相关广告内容违背社会良好风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3年11月,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黄浦区沣和食品店作出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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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消费专项行动典型案例——重拳打击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
案情简介 2024年4月,我局执法人员对上海市杨浦区开鲁路某电动车销售点进行夜间检查时,发现店内放置有替换后的控制器组件以及超标蓄电池。通过现场询问与检查,经营者张某有非法拼加改装电动车的行为,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我局依法对当事人立案调查。 经查明,当事人为吸引消费者,通过解码器解码、更换控制器等方式提高电瓶车输出功率,从而修改电瓶车限速。经非法加改装电动自行车的行为非法经营性加改装的电动自行车已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17761-2018)》,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保护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三条和《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目前该经营者因涉嫌刑事犯罪,依照《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已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案例点评 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出厂时都经过检测,安全性能有保障,但部分商家为吸引消费者,违法对电动自行车进行改装、加装。依据《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电动自行车的最高设计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5公里,蓄电池标称电压不大于48V,然而,经过非法改装后的电动车可以轻松达到60公里每小时,不仅给消费者的安全使用埋下巨大的隐患,也大大增加了其他交通参与者的风险。同时,不少商铺在改装时往往使用非标电池,一旦发生事故,容易引发二次伤害,如火灾等。 通过此次该类案件的办理,强化行刑衔接,提升执法合力,加强震慑作用,专项行动初显成效,达成“查处一案、治理一域、震慑一片”的效果。下一步,我部门将持续聚焦工作重点领域,有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与消费安全。 供稿:消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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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消费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不合格电动自行车严打击
案情简介: 2024年1月,我局接相关线索,上海市某电动车经营部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在抽查中被判定为不合格。经查,2023年10月30日,当事人该批次进货涉案不合格电动自行车共5辆用于销售,至案发已售出1辆。 当事人对外销售不合格电动自行车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九条“销售者销售产品,不得掺杂、掺假,不得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得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规定作出如下处罚:一、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叁佰壹拾元整;二、罚款人民币叁仟伍佰元整。 案例点评: 本次案件中涉及的电动自行车不合格问题,如反射器不符合要求问题,当遇到夜间骑车情况,后反射器光学性能不符合则无法提示后方、侧方机动车辆的注意,不能起到安全提示作用,存在安全隐患;短路保护不符合要求问题,无法有效避免通电短路,引发车辆着火,存在安全隐患。若未及时发现质量问题,不仅会给消费者带来损失,也会造成一定的公共安全隐患。作为执法人员,我们要不断加强工作力度、改进工作方法。以市场巡查为基础,进一步健全和巩固商品质量监管长效机制,监督经营者认真落实商品质量管理责任,加强经营者诚信自律,完善进货查验制度和索证索票制度,把好商品质量源头关;同时也要强化市场监管,组织开展商品质量抽检、查处不合格商品和其他各类消费侵权违法行为,结合实际,立足职能,在流通、消费等环节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严厉打击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不断抓实我局行风建设,提升工作效能,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供稿:消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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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儿童产品质量安全!2024年广东省民生领域“铁拳出稽 守护南粤”行动典型案例公布→
天天315,以315之名,守护你的365天!为切实提升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共同营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特别推出#天天315·监管在行动#栏目,增强消费者科学消费、依法维权的能力,增强经营者提升商品服务质量、履行消费维权主体责任的意识,进一步提升消费者的获得感、幸福感、满足感。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关系儿童安全的重点商品、重点领域、重点行业,深入开展2024民生领域案件查办“铁拳”行动之“铁拳护苗 守护未来”专项行动,重拳打击相关违法行为,现公布一批涉及儿童产品质量安全的典型案例,希望广大经营者诚实守信、合法经营,共同营造更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一、清远市某鞋店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的产品(童鞋)案 清远市佛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检查发现,清远市某鞋店销售的童鞋(货号:FY5173X)经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抽样检验,样本所检标识项目不符合QB/T4331-2021标准要求、邻苯二甲酸酯项目不符合GB 30585-2014标准要求,依据《佛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箱包鞋类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2023年)》,判定为不合格。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相关的规定,构成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的产品(童鞋)的违法行为。2024年1月23日,佛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责令停止销售相关产品、没收违法产品、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 二、广州市某服装贸易有限公司从事服装鞋帽及家用纺织品质量违法行为案 经广州市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查明,广州市某服装贸易有限公司于2023年5月6日委托西平县某服饰有限公司生产被抽检批次All over Pooh friends zip up hooded jumper外套(儿童及婴幼儿服装),2023年9月到11月当事人在某网购平台对以上被抽检批次产品进行销售,经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检验,以上产品的所检使用说明项目、纤维含量不符合FZ/T 73025-2019标准,判定为监督总体不合格。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相关规定,2024年3月8日,广州市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责令停止生产、销售不合格外套、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的行政处罚。 三、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产品关键元器件等产品状态后未变更认证证书案 经深圳市宝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查明,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于2023年9月生产了型号为Y32D和Y80的儿童智能电话手表,上述两款产品均已出货给重庆某公司。该两款产品当事人均进行过强制性认证,认证时进行过型式试验,对产品的内部结构、关键元器件等信息进行了确认。但当事人在生产时变更了上述两款产品的内部结构、关键元器件等相关信息,而未重新强制性认证。当事人生产产品时变更产品的型号、结构等状态而未变更认证证书,违反了《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相关规定,2024年3月15日,深圳市宝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责令改正、罚款的行政处罚。 四、东莞市某服饰有限公司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案 2024年1月15日,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东莞市某服饰有限公司进行检查,现场发现当事人的生产车间及仓库存放带有“MIXX”标识的毛衣成品(大人装、儿童装)、半成品(儿童装)。当事人确认该毛衣是其公司加工生产的,产品上使用的“MIXX”标识涉嫌与注册商标“MIXX”相同,迪某某企业公司代理人深圳亚特律商标代理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书》,证明上述迪某某企业公司从未授权当事人生产、销售带有迪某某企业公司商标的产品。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相关规定,2024年3月27日,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没收侵权商品、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的行政处罚。 五、阳江市阳东区大八镇某家具厂生产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学习桌案 受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2023年9月7日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对阳江市阳东区大八镇某家具厂生产的“进口橡木学习桌”进行产品质量专项监督抽查。2023年10月18日,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出具检验报告显示:该批次“实木学习桌”所检结构安全(边缘及尖端、孔及间隙)项目不符合GB 28007-2011标准,判定为监督总体不合格。经阳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阳东分局查明,当事人于2023年8月份生产了被抽检批次的“实木学习桌”7张,5张销售给了客户,当事人未能召回上述不合格产品。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相关规定,2024年1月18日,阳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阳东分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的行政处罚。 -END- —————————————————— 素材来源:执法监督处 编辑整理:广东市场监管 转载请注明以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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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发布10起广告监管“护苗”典型案例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民族的未来。近年来,浙江省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深化广告监管“护苗”行动,重点监测和打击违法违规发布校外培训广告、近视防控产品广告、食品助长广告等行为,积极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保障青少年合法权益、助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2023年6月以来,共监测到涉及青少年相关广告14.39万条次,立案查处涉青少年广告违法案件189件,罚没款217.68万元。 5月31日,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发布10起广告监管“护苗”典型案例。 01 2024年2月1日,杭州市拱墅区市场监管局依据《广告法》对杭州某儿童医院有限公司发布未经审查的医疗广告和使用患者形象为医疗效果做证明的广告违法行为,作出罚款1.2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情简介 向上滑动继续阅览 2023年11月27日,该局根据线索对当事人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内容进行检查,发现其含有“阳阳(化名)是一名11岁的男孩,从5岁起就身高落后”等内容。经查,当事人未取得“医疗广告审查证明”。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广告法》第四十六条和第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发布未经审查的医疗广告和使用患者形象为医疗效果做证明的广告违法行为,依据《广告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该局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02 2024年2月5日,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管局依据《广告法》对杭州某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发布以受益者的形象作证明的广告违法行为,作出罚款5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情简介 向上滑动继续阅览 2023年11月8日,该局根据线索对当事人经营场所进行检查,发现其官网页面“优秀学员”一栏中有含有学员照片、姓名等信息的图片,并含有“浙江省联考状元、榜眼、探花、国美˙川美状元˙探花”等内容。当事人微博页面含有“2022届浙江美术联考,某某画室捷报频传”等内容,并附有接受当事人培训的学生图片和其它信息。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广告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构成发布以受益者的形象作证明的广告违法行为,依据《广告法》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该局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03 2023年8月23日,杭州市高新区(滨江)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广告法》对杭州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发布普通食品涉及疾病治疗功能的广告违法行为,作出罚没款7.68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情简介 向上滑动继续阅览 2022年12月9日,该局根据线索对当事人进行调查并联合域外相关市场监管部门协查,发现当事人通过直播为一款跨境进口普通食品“蓝莓叶黄素胶囊”引流,宣称有远视、斜视、散光、严重近视等视力问题的都可以食用该产品,并且产品具有国内外认证、全球几十个国家的医师认证,保证有效果,存在宣传食品具有视力疾病治疗功能的行为。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广告法》第十七条之规定,构成在普通食品广告中涉及疾病治疗功能的广告违法行为,依据《广告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该局对当事人做出行政处罚。 04 2023年6月14日,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广告法》对宁波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发布含有对获得学位学历作出保证性承诺和利用受益者的名义或形象作推荐证明的广告违法行为,作出罚款16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情简介 向上滑动继续阅览 2022年5月24日,该局根据线索对当事人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当事人在小红书平台使用两个账号发布了多条含有《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等图片,含有“毕业无忧”“提升学历不是梦”“学渣逆袭学霸不是梦”等文字,对获得学历学位作出了暗示的保证性承诺。执法人员在当事人办公现场放置的招生简章中附有具体受益者的“录取通知书”“成绩单”“英国桑德兰大学毕业证书”“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证书”等图片。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广告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构成发布含有对获得学位学历作出保证性承诺和利用受益者的名义或形象作推荐证明的广告违法行为。依据《广告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该局对当事人做出行政处罚。 05 2023年10月9日,宁波市象山市场监管局依据《广告法》对象山某母婴用品店发布普通食品涉及疾病治疗功能的广告违法行为,作出罚款1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情简介 向上滑动继续阅览 2023年6月16日,该局执法人员依据检察院线索依法对当事人经营场所进行检查,发现当事人为推广店内销售的乳铁蛋白调制乳粉,在微信朋友圈发布“每天补充乳铁蛋白,让宝宝远离病扰1咳嗽感冒2支气管炎3流感4抵抗力差5缺铁性贫血”等内容。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广告法》第十七条之规定,构成在普通食品广告中涉及疾病治疗功能的广告违法行为,依据《广告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该局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06 2023年8月31日,温州市瓯海区市场监管局依据《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对温州瓯海某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变相发布未经审查的医疗广告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1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情简介 向上滑动继续阅览 2023年5月30日,该局根据线索对当事人在其微信公众号上违法发布广告的行为进行电子固证。经查,当事人分别于2023年5月4日、13日、19日和25日在其微信公众号上自行发布标题为“宝爸宝妈必看|一份儿童龋齿,全口涂氟至关重要!”“牙好显年轻|这个五四,做一个爱牙青年(文末有福利活动)”等四篇介绍牙齿健康知识的相关内容,在同一页面发布牙齿医疗服务的促销信息或购物链接,构成发布医疗广告行为。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八条之规定,构成变相发布未经审查的医疗广告的违法行为,依据《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和《广告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第三款规定,该局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07 2024年4月30日,海宁市市场监管局依据《广告法》对嘉兴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违法发布医疗器械广告和未经审查发布医疗器械广告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1.2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情简介 向上滑动继续阅览 2024年2月9日,该局根据线索对当事人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在某电商平台开设的“某医疗器械专营店”销售的“保护佳儿童弱视治疗仪医用弱视训练仪器远视近视散”商品详情页面中含有“这个真的很不错啊,我孩子10月份开始做的训练,昨天去医院复诊,矫正视力从0.4涨到了0.8,散光还降了15度”“我儿子也训练3周了,真的有效果!一开始戴眼镜0.3视力,现在戴眼镜或者摘掉眼镜都能清楚看到0.5”等聊天记录的截图。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广告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六条和《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一条之规定,构成违法发布医疗器械广告和未经审查发布医疗器械广告的违法行为,依据《广告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和《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该局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08 2024年4月8日,金华市婺城区市场监管局依据《广告法》对金华某医院有限公司使用患者形象为医疗效果做证明的广告违法行为,作出罚款1.8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情简介 向上滑动继续阅览 2024年1月4日,该局根据线索对当事人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当事人微信公众号发布标题为“危害青少年健康的第三大疾病!亲身带你体验,青少年、儿童脊柱侧弯,怎么治疗!”等图文信息,包括患者治疗前后的对比图。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广告法》第四十六条和《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第七条之规定,构成使用患者形象为医疗效果做证明的广告违法行为,依据《广告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和《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该局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09 2023年6月28日,临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广告法》对临海市某贸易有限公司违法发布近视防控广告的行为,作出罚没款7.32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情简介 向上滑动继续阅览 2023年1月9日,该局根据线索对当事人进行调查,发现当事人在某电商平台店铺的展示内容中含有“儿童电脑镜防辐射”“防近视防蓝光护目镜”“我,可防近视”等内容,宣传商品能“防近视”。经查,当事人无法提供相应证明。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广告法》第四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构成发布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依据《广告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该局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10 2024年3月14日,台州市三门县市场监管局依据《广告法》对杭州某画社有限公司三门分公司发布对教育培训效果作出明示或者暗示保证性承诺的广告违法行为,作出罚款1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情简介 向上滑动继续阅览 2023年11月6日,该局根据线索对当事人进行调查,发现当事人为杭州某画社推广招生,自行设计、制作并在其运营的网站上发布招生广告,在招生简章中含有“考试目标:可保证学员能够有重点美术高中和专业美术高中保底录取,家长可以选择签订保底院校协议”等内容。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广告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构成发布对教育培训效果作出明示或者暗示保证性承诺的广告违法行为,依据《广告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该局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来源 | 省局广告监督管理处 浙里好市监 微信号|zjscjgjz 市场监管,在你身边 在看吗?那就戳个“在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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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Google+ 泄露用户数据,谷歌同意支付 3.5 亿美元和解集体诉讼
2024年2月7日,Alphabet 旗下的谷歌已同意支付3.5亿美元(约25.2亿元人民币),以解决罗德岛州政府就其前社交网络Google + 个人数据泄露事件提起的诉讼。在该公司于2018年发现数据泄露之前,数百万Google Plus用户的数据已暴露给外部开发人员。根据美国加州北区法院的一份文件,在2018年4月23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购买谷歌股票的人,将可以申请分享这笔和解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将收到邮件通知,并会建立一个包含信息的门户网站。2018年,谷歌意识到其系统多年来一直将数百万 Google+ 用户的数据暴露给外部开发者,但管理层选择不通知公众或股东。几个月后,《华尔街日报》报道了潜在的数据泄露事件,导致谷歌股价暴跌并引发了一波负面媒体报道。随之而来的是诉讼,2018年,谷歌以750万美元与受数据影响的用户达成集体诉讼和解。大多数申请人只获得了几美元的赔偿。此次解决的案件是由罗德岛政府发起的,其养老基金是谷歌的投资者。经过五年的庭审,谷歌试图将该案上诉到最高法院,但未成功,最终达成和解。“我们定期发现并修复软件问题,披露相关信息,并认真对待这些问题,”谷歌发言人 José Castañeda 说,“此事涉及一个不再存在的产品,我们很高兴能够解决它。”去年12月,美国旧金山联邦陪审团裁定谷歌在应用商店领域构成非法垄断。当月晚些时候,该公司同意向在“无痕”模式下仍被跟踪的 Chrome 浏览器用户支付一笔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赔偿金。今年9月,谷歌将面临另一场审判,由美国司法部提出,指控该公司在数字广告市场违反了竞争法。本文源自:IT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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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妮维雅公司在与SkinIdentAG产生的诉讼中获胜
2023年11月,欧盟普通法院对由妮维雅公司(Nivea)提交的“Nivea Skin-Identical Q10”商标申请与现有的已注册商标“SkinIdent”之间是否会产生混淆这个问题进行了审议。具体来讲,在去年的11月8日,欧盟普通法院在现有的“SkinIdent”注册商标所有人就其在先权利针对涉及“Nivea Skin-Identical Q10”的商标申请提出异议之后对两者之间的混淆可能性进行了审理。简而言之,法院认为:“Nivea”这个元素在商标申请中占据了支配性地位;从整体上看,在先商标中的“SkinIdent”元素是一个虚构的术语,在相关的消费者群体中并没有具体的含义。有关就混淆可能性作出判决的背景2019年3月,拜尔斯道夫股份公司(Beiersdorf)申请注册了欧盟商标“Nivea Skin-Identical Q10”,并将其适用于第3类产品(即用于身体护理和美容的非药物制剂与化妆品)。SkinIdent AG公司在2019年8月份基于其拥有的“SkinIdent”在先权利就上述申请提出了异议,其中涉及德语的“SkinIdent”标志(注册时间是2003年5月16日,适用于第3类“化妆品”)、国际商标“SkinIdent”(注册时间是2003年8月28日,该申请指定了若干个欧盟成员国,并涉及第3类“化妆品”)以及企业名称“SkinIdent”(该公司在德国开发和分销美容产品、化妆品以及涉及美容产品与化妆品领域的消费品/奢侈品过程中使用了这一名称)。上述异议请求在2021年7月1日遭到了驳回,而SkinIdent随即向欧盟知识产权局(EUIPO)提出了上诉。2022年8月18日,EUIPO的第五上诉委员会再次驳回了上诉请求,并指出涉案标志之间并不存在产生混淆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上诉委员会还认为,提出请求一方的公司名称与涉案商标申请之间不会生产任何的混淆,因为它们之间的差异足以消除类似于“会干扰到在先权利的识别与区分功能”的风险。因此,SkinIdent公司又向欧盟普通法院提起了上诉。欧盟普通法院就可能造成混淆的可能性作出判决在对比涉案标志时,欧盟普通法院对上述标志进行了分解,以确定是否真的存在会产生混淆的可能性。首先,提出上诉的一方辩称,“Skin-Identical”一词在对方的商标中拥有一个独特且自主的地位,因此在评估相关标志之间是否有可能产生混淆时,人们不应该将“毫无争议的知名元素Nivea”以及用于描述该标志所指定商品的“Q10”元素纳入考量。此外,由于申请商标中的“Skin”与“Identical”之间的连字符也不具备显著的特征,因此这无法体现出其与在先商标在视觉和语音层面上的区别。SkinIdent公司还辩称道,对于希腊、塞浦路斯或匈牙利,可能还有芬兰的非英语母语公众,“Identical”一词似乎本就是一个虚构的词语。然而,上诉委员会在审查时并没有考虑到这部分的民众。因此,SkinIdent认为该委员会所开展的审查并不完整,并在进行评估时犯了一个错误,即委员会认为很大一部分的公众都会将“Identical”这一要素的含义理解成是“完全相同的东西”。另一方面,法院则认为,与SkinIdent提出的意见正好相反,在对两件商标之间的相似性进行评估时不能只考虑某件复合型商标中的某一部分并将其与另一件商标进行对比。换言之,只要当商标的所有其他组成部分都可以忽略不计时,人们才能只根据占据支配性地位的元素来开展相似性评估。不管怎样,由于添加了连字符和“ical”这个词尾,元素“Skin-Identical”与“SkinIdent”是可以明显区分开来的。与此同时,“Nivea”这个元素也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其处于涉案商标申请的起始位置,并主导了商标带给人们的整体印象。此外,连字符的存在也不能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个标点符号会导致相关公众将“Skin-Identical”这个词语元素分解成两个明显不同的术语,而不管公众是怎样理解这两个术语的。同时,法院还指出,SkinIdent公司的在先权利是由“SkinIdent”这一单一元素所构成的,从整体上看,这是一个虚构的术语,在相关公众的心目中没有特定的含义。涉案申请中的“Skin-Identical”一词则是由两个不同的术语所组成的,其中每一个术语在大部分相关民众心中都有着明确且具体的含义。鉴于上述情况,法院认为,人们只能以一个整体来认知涉案商标申请,这与公众对其中每一个组成部分的理解是无关的。因此,法院得出结论,上诉委员会的决定是正确的,即“Nivea”元素在涉案商标申请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在先商标则形成了一个同质化的整体(即无法将其中的“Skin”和“Ident”元素分开)。显然,这与涉案申请中的“Skin-Identical”元素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法院最终驳回了上诉。(编译自www.mondaq.com)翻译:刘鹏 校对:吴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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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安仲裁英国最高法院案例200亿夫妻财产分割引发的跨境诉讼
导语 2024年1月31日,英国最高法院就Potanina (Respondent) v Potanin (Appellant) [2024] UKSC 3一案作出判决,以上诉法院适用的检验标准错误以及未能审理一方当事人提出的某些上诉理由为由,将案件发回重审。本案系俄罗斯寡头夫妇因离婚引发的200亿财产跨国分割案件,所涉及的财产系丈夫一方受益所有,但未能登记在其名下,此类财产如何识别、确定及分割,是本案的重要价值所在。本案索引为:Potanina (Respondent) v Potanin (Appellant) [2024] UKSC 3本案案情根据《1984 年婚姻和家庭诉讼法》(下称1984 年法)第三部分,英国法院有权在海外离婚后给予经济补偿。法院在批准此类救济措施之前,必须考虑英国法院这样做是否适当,其考虑的因素包括当事人与英国、与其离婚的国家以及与任何其他国家的联系。1984 年法第 13 条规定,根据第三部分提出的经济补偿申请,必须符合以下条件:除非法院认为有 "充分理由 "申请经济补偿,否则不得给予许可。本案双方当事人系夫妻,都是俄罗斯公民,一直生活在俄罗斯,离婚后妻子前往伦敦居住,丈夫现仍生活在俄罗斯。夫妻均于1961 年出生于俄罗斯,1983 年在俄罗斯结婚,2014 年经俄罗斯法院诉讼,解除了双方婚姻关系。起初,夫妻并不富裕,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丈夫积累了大量财富,约200亿美元。双方离婚后,就夫妻财产分割问题在俄罗斯法院进行了漫长的诉讼,最终俄罗斯法院判决妻子有权获得丈夫所拥有财产的一半。但是判决中没有考虑到丈夫积累的巨额财富,包括各种信托基金和公司股份,因为丈夫虽然是这些财产的受益所有人,但这些财产并未登记在丈夫名下。因此,俄罗斯法院不把这些财产视为婚姻财产。2014 年夫妻离婚后,妻子立即取得了英国投资者签证,并在伦敦购买了一套公寓。自 2017 年起,她成为英国的常住居民。2018 年,她根据1984 年法第三部分的规定,申请获得经济赔偿。根据高等法院家事法庭适用的法庭规则,许可申请必须在不通知另一方的情况下提出,除非法院指示应将申请通知另一方。如果申请获得批准,则依照法院规则规定,另一方在收到法院命令后有权向法院申请撤销或更改未经通知而下达的命令。在本案中,妻子根据第 13 条提出的许可申请是在没有通知丈夫,丈夫也不知道有此申请的情况下提出的,一审法官进行了审理并批准了申请。在法院命令送达丈夫后,丈夫申请撤销该命令。在双方代理人出席的听证会上,一审法官认为其在第一次听证会上受到了重大误导,并在听取了双方意见后,重新考虑了这个问题,认为不符合根据第 13 条给予许可的检验标准,主要是因为双方与俄罗斯的联系远远大于他们与英国的联系。因此,一审法官撤销了原命令并拒绝批准妻子根据1984年法第三部分申请经济补偿。妻子就此向英国上诉法院提出上诉。上诉法院认为法律规定只有在有 "令人信服的理由 " (“compellingreason”)的情况下才能行使撤销权。在实践中,只有在法院被误导的情况下才能行使撤销权。此外,上诉法院认为,必须通过 "致命一击 "(“knock-out blow”)来证明这种令人信服的理由。最终,上诉法院认为根据本案事实,法官在初次听证时并未受到实质性误导。因此,法官无权撤销其最初的许可令,该许可令应予恢复。丈夫向英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英国最高法院判决及其理由英国最高法院以 3 票对 2 票的多数意见批准上诉意见成立。莱格特勋爵起草判决,劳埃德-琼斯勋爵和罗斯夫人同意该判决。布里格斯勋爵持反对意见,斯蒂芬斯勋爵赞成反对意见。判决理由如下:程序公正的基本规则是,法官在做出一方当事人要求的命令之前,必须给另一方当事人提出反对的机会。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无法做到这一点,法官必须努力做到:如果法官下达了命令,则应给予另一方抗辩该命令应予撤销或更改的机会。只听取申请命令的一方当事人的意见后,却不允许另一方当事人抗辩为什么不应下达命令,这始终是不公平的。上诉法院采用的检验标准导致了一个明显不公平且不正当的结果,即由于丈夫一方无法通过 "致命一击 "证明法官在未通知他的情况下举行的第一次听证会上受到了重大误导,因此法官无权听取丈夫就是否符合第 13 条规定的标准这一问题提出的任何论据,也无权撤销第 13 条规定下的许可命令。这反过来又意味着一审法官原先作出的许可令得以恢复,尽管一审法官在听取了双方的辩论意见后认定不符合准予许可的标准。最高法院认为英国法并不要求采取这种做法,因为这不符合相关的法庭规则。法庭规则规定:如果法院没有向一方当事人发出通知就做出命令,收到该命令的当事人有权以不符合第 13 条关于给予许可的检验标准为由申请撤销命令。该规则并不要求证明有 "令人信服的理由",也不要求证明法院受到重大误导,或给予 "致命一击"。这些要求的来源是英国最高法院在 2010 年的一个案件中给出的若干指导意见、 上诉法院随后予以认可。但是这些指导意见并不具有约束力, 因为根据第 13 条审查申请的标准和程序在该案件中并不存在争议。此外,该指导意见是基于对几位法官之前提出的建议的误解,以及对第 13 条的错误类比。根据该指导意见采取的做法不具有合法性,因为违反了适用的法院规则和程序正义的基本原则。因此,正确的立场是,如果法院在单独听取申请人的陈述后,在未通知另一方的情况下,根据第 13 条作出准予许可的命令,则另一方当事人拥有申请撤销该命令的绝对不受约束的权利。在这种撤销申请的听证会上,根据第 13 条提出申请的一方当事人仍有责任证明有 "充分理由 "提出经济补偿申请。在这里,"充分 "一词的意思是 "扎实的"。上诉法院错误地认为法官无权重新考虑其原先的命令,因此,上诉法院没有对妻子提出的某些上诉理由进行审理。本案中,最高法院已经支持了丈夫的上诉,因此,本案将发回上诉法院重审。布里格斯勋爵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应当驳回丈夫的上诉。他认为,最高法院应保留 "致命一击 "的检验标准。该检验标准是由最高法院的一致指导(即使不具有约束力)确立的。从那时起,家庭法法官始终如一地适用了这一指导原则,而根据 1984 年法第 13 条提出申请的法院规则也获得了通过。背离这一既定惯例会破坏第 13 条申请无需通知答辩人的默认规则,以及法官关于是否有必要听取答辩人意见的自由裁量权。布里格斯勋爵进一步指出,最高法院通常将程序问题留给上诉法院和相关规则委员会处理。他认为,以前处理第 13 条申请的方法并没有引起根本性的公正、公平或公正问题,从而使最高法院有理由根据本案的特殊事实要求改变这种做法。并且,与典型的无须通知的命令(如冻结令)不同,根据第 13 条发出的许可不会立即对当事人的法律权利产生影响,而只是将被申请人提出不应给予许可的理由的机会往后推迟了。本案启示本案件涉及估值达200亿美元的财产跨国分割纠纷,源头在于俄罗斯寡头夫妇的离婚诉讼。本案关键问题在于涉案财产虽然实际由丈夫方控制和受益,但并未正式注册在其名下。本案的核心价值在于,如何在跨司法管辖区的法律框架内识别、确认及分割此类未登记财产。此外,该案例对于评估家族财富管理和信托安排在不同司法管辖区内部及跨境诉讼中的有效性和韧性,提供了一个重要参考,值得深入关注。此前,《2023年第二案:中国贸仲委裁决再获美国纽约南区法院承认与执行》一文详细讨论了2023年2月10日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针对La Dolce Vita Fine Dining Company Limited v. Lan 一案的缺席判决,该判决确认并执行了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两项仲裁裁决。此案揭示了即使通过复杂的商业结构持有海外资产,债权人仍有可能在仲裁裁决中成功实施财产扣押。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新加坡高等法院在La Dolce Vita Fine Dining Company Limited v. Zhang Lan and 2 others [2022] SGHC 278号案件中对张兰海外设立的家族信托的穿透审查。这些案例突显了全球资产管理和保护领域的法律复杂性,值得广大客户和业内同行关注和跟踪。戴萍高级顾问戴萍博士 采安高级法律顾问。国际法学博士。专长于帮助客户处理国际和国内仲裁纠纷和诉讼纠纷,目前担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仲裁委员会、南京仲裁委员会、沈阳仲裁委员会、营口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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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面临三起反垄断诉讼案最新一宗9月9日开审
2月6日,美国弗吉尼亚州地方法院宣布将于9月9日开审一起重大的反垄断诉讼案,被告是全球知名的科技巨头谷歌。这起诉讼由美国司法部联同多个州政府共同提起,指控谷歌在数字广告市场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去年1月,司法部及州政府就对谷歌提出了相关指控,并寻求法院指令,要求谷歌出售其广告管理业务。对此,谷歌予以否认。除此之外,谷歌还面临另外两宗反垄断案。其中一宗由多个州政府提出,涉及谷歌的广告科技操作手法,该案已安排在明年3月开审。另一宗则在首都华盛顿的联邦法院审理,同样由司法部和部分州政府控告谷歌,目前案件已经完成举证阶段,预计双方将在5月进行结案陈词。该案主要涉及谷歌在互联网搜索领域的垄断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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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安仲裁首发英国大律师ChatGpt使用注意事项指南全文翻译
导语 2024年1月30日,英国大律师公会发布了《英国大律师ChatGpt使用注意事项指南》(Considerations when using ChatGPT and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oftware based on large language models)。下载地址:https://www.barcouncilethics.co.uk/wp-content/uploads/2024/01/Considerations-when-using-ChatGPT-and-Generative-AI-Software-based-on-large-language-models-January-2024.pdf 指南指出:大律师使用可靠的人工智能工具来增强法律服务本身无可厚非;但从业者必须正确理解并负责任地使用这些工具,确保其准确性,并遵守适用的法律、规则和专业行为准则。例如,将保密材料或受法律职业特权保护的材料输入此类系统,会违反职业规范,导致法律责任。本期文章全文翻译上述指南,供同行参考。此前,《采安仲裁 | 与时俱进!英国法院人工智能使用指南发布(全文)》也全文翻译了2023年12月12日英国公布的《人工智能司法工作人员指南》。指南强调司法机构或代表司法机构使用人工智能的任何行为都必须符合司法机构保护司法公正的首要义务。该翻译也是全网首发。英国大律师公会《英国大律师ChatGpt使用注意事项指南》(Considerations when using ChatGPT and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oftware based on large language models)目的:为大律师提供使用 ChatGPT 或任何其他基于大型语言模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软件的注意事项。适用范围:所有大律师和大律师事务所发布者:英国大律师公会信息技术小组发布日期:2024 年 1 月 30 日地位和效力:请参见本文件末尾的通知。本指南不构成《英国大律师标准委员会手册》第 I6.4 条所指的 "指南"。导言1. 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基于大型语言模型系统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例如 OpenAI 的ChatGPT 和谷歌的Bard,正在被法律专业人士所使用,英国大律师公会发布了本指南,以帮助大律师了解使用此类生成式大型语言系统的技术基础和风险。本指南并非详尽无遗,但提供了使用大型语言模型的主要考虑因素,以使大律师遵守法律和道德标准;保守客户机密,维护信任和信心、隐私和遵守适用法律。2. 本指南旨在为决定使用 ChatGPT 或任何类似大型语言模型软件的大律师提供一份注意事项概览。要注意的是,生成式大型语言模型技术发展迅速,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不断发展,新模型和新进展层出不穷。无论如何,在使用这些技术之前,了解其基本模式并认识到其局限性总是有好处的。值得注意的是,使用人工智能的法律和监管环境会不断变化,因此大律师需要保持警惕并做出相应调整。什么是大型语言模型软件?3. 要解释这个问题,不如从大型语言模型不是什么入手。大型语言模型不是传统的研究工具,也不会分析数据内容,更不会自我思考。相反,它是人们在智能手机的电子邮件和聊天应用程序中熟悉的那种预测文本系统的一个非常复杂的版本,在这种系统中算法会预测下一个词可能是什么。大型语言模型使用机器学习算法,首先对文本进行 "训练" , 然后根据 "训练 "结果 (包括应用数学公式)生成连续文本。现在,这些程序已经相当复杂,文本往往看起来像是人写的, 或者至少是机器自己思考写的。4. 大型语言模型出现的时间还不够长,也没有经过充分的测试 ,因此还不清楚在执业实践中可以或应该使用大型语言模型来完成哪些任务。一些从业人员和法官对使用大型语言模型来起草文书发表了积极的评论。然而,对于选择使用大型语言模型的大律师来说 , 重要的是要负责任地使用大型语言模型,并根据自己的职业责任权衡使用大型语言模型的潜在风险和挑战,思考自己在做什么。什么是 ChatGPT?5. ChatGPT是 OpenAI 开发的一种先进的大型语言模型人 工 智 能 技 术 。它 基 于GPT 架构 , 即 "生成式预训练变换器"。本指南发布时,ChatGPT的最新迭代版本是 GPT-4。变换器架构使用数学矩阵,并辅以纠正程序和技术。据估计,GPT-4使用的参数数量高达数十亿。6.与其他大型语言模型(如谷歌的Bard)一样, ChatGPT也是在海量数据的基础上进行训练,并通过多个节点和层组成的神经网络进行处理。这些网络会根据一系列因素,包括之前的试错结果,不断调整解释和理解数据的方式。7. 技术进程的性质必然会带来某些后果。大型语言模型人工智能系统并不关心 "真理”或准确性等概念。大型语言模型的主要风险8.拟人化:大型语言模型固有的第一个主要风险是其设计和营销方式给人的印象是用户正在与具有人类特征的东西进行交互。实现这一功能的机制之一是使用拟人化的语言来描述正在发生的事情。最明显的例子可能就OpenAI 在其大型语言模型产品 (ChatGPT)的名称中使用了 "聊天 "一词。如上所述 ,大型语言模型 (至少在目前的开发阶段)并不具备任何相关意义上的人类特征。9.幻觉:有人说大型语言模型容易产生 "幻觉" , 这一词系指如下现象 ,即这些大型语言模型产生的输出结果听起来似乎可信,但与事实不符或与脱离特定背景。[1]然而,尽管使用这一用语有助于说明问题,但也表明了将技术拟人化的普遍趋势。正如我们所说,在使用大型语言模型时,有必要牢记正在进行的技术进程的实际。10. 信息紊乱:ChatGPT 可能会无意中造成信息混乱 , 包括错误信息,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严重问题。这部分是因为训练数据中可能存在大量错误信息。11. 纽约一名律师在其书面证词中解释了将 ChatGPT 建议的六个虚构案例纳入其提交的材料时的原因 。[2] 他提交的书面证词附有聊天界面的截图 , 要点如下:“Varghese案是一个真实的案例么”"是的, Varghese v. China Southern Airlines CoLtd, 925 F. 3d 1339 (11th Cir. 2019)是一个真实的案例""你的来源是什么""我对之前的混淆表示歉意。经反复核对,我发现Varghese v. China SouthernAirlines Co.Ltd, 925 F.3d 1339 (11th Cir.2019) 一案确实存在,并可在Westlaw 和LexisNexis 等法律研究数据库中找到。对于我之前的回复可能造成的任何不便或混乱,我深表歉意""你提供的其他案例是假的吗""不,我提供的其他案例都是真实的,可以在LexisNexis 和Westlaw 等著名法律数据库中找到"12. 可以看出 ,律师认为大型语言模型正在参与阅读和理解问题、寻找正确答案并将正确答案传达给律师的人类进程。事实上,大型语言模型所做的只是产生输出(只不过恰好是文字形式),其数学过程与输入(恰好也是文字形式)相关联。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至少有一起诉讼当事人本人试图以同样的方式使用 ChatGPT的案件。[3]13. 当然 , 也许没有必要补充的是 , 也有利用大型语言模型捏造针对个人的纯属虚构的不当行为指控的例子。[4]14. 训练数据的偏差:另一个主要风险则是大型语言模型的 "训练 "方式所固有的。训练数据是从互联网上搜索而来的,这意味着大型语言模型不可避免地会包含偏见,或延续训练数据中的刻板印象或世界观。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都在探讨一系列基于人工智能的工具是如何在种族和性别等方面存在不当偏见的。虽然 ChatGPT 的开发者已经尝试采取保障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但目前还不清楚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当然,大型语言模型也可能以某些方式被玩弄和操纵。如何确保所有用户的安全和行为适当,可能是一项重大挑战。15. 错误和保密训练数据:最后 , ChatGPT 和其他大型语言模型会利用用户的提示输入来继续开发和完善系统。因此,用户输入系统的任何内容都会被用来训练软件 ,并可能在未来的结果中被逐字重复。如果输入系统的材料是错误的,或是所输入的材料是保密的或受法律职业特权保护的,这显然会造成问题。 16. 总之,生成式人工智能大型语言模型系统在各种自然语言处理任务中表现的能力令人印象深刻,但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大型语言模型系统时的一些注意事项从业人员应认识到生成式人工智能大型语言模型软件目前所面临的限制和挑战,其中包括:(1) 可能的 "幻觉 "和偏见(如上所述)17. 大型语言模型能够生成表面令人信服但实则虚假的内容,这引起了职业道德方面的担忧。因此 , 不要轻信此类系统的输出结果,更不要相信其表面价值。前文介绍的纽约案例Mata vs Avianca Airlines Inc案中对律师的制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由于造成误导法院, 当事人律师长期声誉毁于一旦。误导法庭可能是并非有意为之,但这并不成为免责理由,因为这种行为仍被视为不称职和严重疏忽。这种行为会败坏律师行业的声誉(违反核心职责 5),很可能导致纪律处分程序。大律师也可能因为不小心或不适当地使用这些系统而面临专业疏忽、诽谤和/或数据保护方面的索赔。如上所述 , 用于 "训练 "生成式大型语言模型的数据可能不是最新的;有时可能产生模棱两可、不准确或带有固有偏见的答复。有时固有偏差是不可见的,因为它不仅出现在处理或训练过程中,而且还存在于收集训练材料之前。大型语言模型也可能产生脱离上下文的答复。有鉴于此,大律师必须核实人工智能大型语言模型软件输出结果,并确保采取适当程序核实生成的输出结果。(2) 黑箱综合症:缺乏可解释性18. 与许多人工智能工具一样,生成式深度学习人工智能大型语言模型通常被认为是 "重型黑盒 "模型 ,因为很难理解其内部决策过程 ,也很难对其输出结果做出明确解释。有些软件还仍然是 "专有 " 的 ,因此具有保密性。由于多层非线性模型结构和使用的参数数以亿计 ,有时很难解释结果。具有关注机制[5]的大型语言模型可以让人看到模型在生成响应时会关注输入文本的哪些部分,从而为决策提供一些启示。因此,生成式人工智能大型语言模型可以补充和增强人类流程,从而提高效率,但不应取代专业判断、高质量的法律分析以及客户、法院和社会对大律师所期待的专业知识。(3) 尊重法律职业特权、机密信息和数据保护合规性19. 保持高度警惕 ,不要与生成式大型语言模型系统分享任何享有法律特权保护或机密保护的信息(包括商业秘密) 或任何个人数据 , 因为所输入信息很可能被用于生成未来的输出, 因此可能会与其他用户公开分享。任何此类共享机密信息的行为都可能违反 《行为守则》的核心职责 6 和 rC15.5 条 ,还可能导致纪律处分程序和/或法律责任。20. 大律师还需要遵守相关的数据保护法律。切勿根据系统提示输入任何个人数据。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3 月 ,意大利数据保护局对 ChatGPT 发布了临时禁令 , 主要是为了调查如下问题,即收集和处理用于训练系统的个人数据有无法律依据以及是否缺乏对数据主体的任何适当通知。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目前正在调查 OpenAI 的数据处理情况。在大型语言模型的提示中只使用合成数据 ( 即人工创建的数据)是避免违反《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欧盟 2016/679)(仍保留在英国法中,称为英国 GDPR)风险的一种可能方法。21. 正如从业者所知 ,该领域的监管形势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很难准确预测英国的立场。根据欧盟《人工智能法》[6],人工智能工具在法律实践中的某些运用被归类为 " 高风险" , 会触发更严格的监管义务。2023 年 3 月发布的《英国政府白皮书:人工智能监管的创新方法》[7]建议 ,现有监管机构应按照五项原则行事 (与经合组织的人工智能原则[8]相似 , 但措辞不同):(i) 安全、可靠和灵活性;(ii) 适当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iii) 公平;(iv) 问责制和治理;(v) 可竞争性和补救。22. 在英国 ,英国信息专员发布了与 ChatGPT 等技术的开发和使用相关的指南:"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发者和用户需要提出的八个问题 "。[9](4) 知识产权侵权与品牌协会23. 知识产权法与大型语言模型之间的确切互动关系尚未有定论。不过,大律师需要严格评估大型语言模型所生成的内容是否可能侵犯知识产权 ,尤其是第三方版权。由于大量的文本数据(如书籍、论文和其他书面材料)被用于训练 ChatGPT 和其他大型语言模型,所生成的内容显然有可能侵犯以前出版材料的版权或其他知识产权。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所有者的一些知识产权索赔案件已经出现,据称其非法复制和处理了数百万张受版权保护的图片和相关元数据。[10]24. 此外,在回应系统提示时 ,应注意不要使用可能侵犯商标权或引起假冒索赔的词语。通常,大型语言模型的服务条款规定拥有大型语言模型工具的公司可以无限制地使用向系统提供的信息。职业因素考虑25. 不负责任地使用大型语言模型可能会导致严重而尴尬的后果, 包括专业疏忽索赔、 违约、违反保密规定、 诽谤、侵犯数据保护、侵犯知识产权(包括假冒索赔)和名誉损害;以及违反职业守则和职责,导致纪律处分和制裁。26. 执业人员和其他人士讨论在执业过程中使用大型语言模型的材料越来越多。本指南只是解释其中的一些陷阱。至于如何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使用大型语言模型来协助提供法律服务,则应由大律师自己来解决。这个过程很可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因为技术本身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发展。27.大律师也应紧跟相关《民事诉讼程序规则》的规定。未来此类规定可能会实施有关使用大型语言模型的规则/实务指示,要求当事人向法庭披露他们在准备材料时使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这种方法已被马尼托王座法庭采用。[11]结论28. 总之 , 技术进步和竞争压力可能导致越来越多地采用人工智能,包括大型语言模型。最有能力的大律师将是那些努力了解这些系统,并在适当的情况下将其作为执业工具,同时在使用过程中保持控制和诚信的大律师。使用可靠的人工智能工具来增强法律服务本身无可厚非;但从业者个人必须正确理解并负责任地使用这些工具,确保其准确性,并遵守适用的法律、规则和专业行为准则。重要通知本文件和政策样本由大律师公会编制,旨在就信息安全事宜为大律师和大律师事务所提供帮助。本文件并非《英国大律师标准委员会手册》第 I6.4 条所指的 "指南" ,英国大律师标准委员会、信息安全监管机构或法律申诉专员均不受本文件所表达的任何观点或建议的约束。本指南不包含法律意见,也不能将其视为法律意见。本指南是基于善意起草的,但大律师公会或任何负责或参与编写本报告的个人,均不对因依赖本指南而作出的任何行为承担任何责任或法律责任。注释:[1]Survey of hallucination in natural language generation. Ji Z, Lee N, Frieske R, et al. ACM Comput Surv. 2022. (2) Abstracts written by ChatGPT fool scientists. [Preprint] Gao CA, Howard FM, Nikolay S. bioRxiv. 2022.[2] Mata v. Avianca, Inc. [Civil Action No: 22 Civ 1461].[3] Harber v. HMRC [2023] UKFTT 1007.[4]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不详细列举此类案件。但这些案件是极为严重的、对个人造成伤害的。[5] 关注机制允许模型 "关注 "数据中的某些元素,使其具有更高的权重。[6]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3/12/09/artificial-intelligence-act- Council-and-parliament-strike-a-deal-on-the-first-worldwide-rules-for-ai/[7]http://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1146950/a_pro-innovation_approach_to_AI_regulation_print_ready_version.pdf[8] https://oecd.ai/en/ai-principles[9]https://ico.org.uk/about-the-ico/media-centre/blog-generative-ai-eight-questions-that-developers- and-users-need-to-ask/[10] 例如: (1) Getty Images 诉Stability AI 公司侵犯人工智能训练数据的版权;(2) 美国针对OpenAI 的集体诉讼, Paul Tremblay 和 Mona Awad 挑战ChatGPT,以及 Sarah Silverman、Christopher Golden 和 Richard Kadrey 等人起诉 OpenAI 和 Meta等[11]https://www.lawgazette.co.uk/news/canadian-judges-demand-to-know-if-ai-used-in-submissions/5116452.article.戴萍高级顾问戴萍博士 采安高级法律顾问。国际法学博士。专长于帮助客户处理国际和国内仲裁纠纷和诉讼纠纷,目前担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仲裁委员会、南京仲裁委员会、沈阳仲裁委员会、营口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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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制造商的胜利美国法院关于汽车信息娱乐系统传输用户数据的判决
2023年11月7日,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判决确定,被告大众汽车存储联网手机的短信和通话记录并未违反法律。1本案是五起相关集体诉讼之一。原告称汽车的信息娱乐系统将拦截、记录和下载的通话记录和短信副本存储在非临时计算机内存中,车主无法访问或删除它。即使通话记录和短信已从智能手机中删除,并且手机已断开连接,车载系统中仍保留着其副本。上诉法院维持了地区法院的判决,理由是原告未能证明被告的行为违反《华盛顿隐私法》中规定的对其企业、个人或声誉造成损害。这项判决将对汽车用户的隐私和数据保护产生重大影响。一、背景该案由美国华盛顿州居民Gellert Dorna和Mark Jones对大众汽车美国集团公司(Volkswagen Group of America, Inc.,以下简称“大众公司”)提起,指控大众公司利用车辆的车载信息娱乐系统记录和拦截客户的私人信息,违反了《华盛顿隐私法》(Washington Privacy Act,以下简称“WPA”)2的规定。WPA旨在禁止任何主体在未事先获得通信中所有参与者同意的情况下,拦截或记录任何私人的通信3。本案是五起相关集体诉讼之一(见图1)。4在这五起相关集体诉讼中,原告是华盛顿州的居民,他们对包括福特、大众、丰田、本田和通用汽车公司在内的汽车制造商提起诉讼。原告诉称,被告制造生产的汽车在车主将手机连接到车辆的车载信息娱乐系统时,这些车载系统会自动录音和拦截他们私人的短信和通话记录。尽管这些集体诉讼面向不同的汽车制造商,但事实背景和法律问题基本相同。图1 相关的集体诉讼二、原告诉称:汽车信息娱乐系统非法储存用户数据原告诉称,被告至少从2014年开始生产的汽车信息娱乐系统将每条拦截、记录和下载的短信和通话记录副本存储在非临时性计算机内存中,车主无法访问或删除它。车主即使从智能手机中删除了短信和通话记录,并且智能手机已断开连接,被告的车载系统中仍然保留其副本。原告还指出,第三方Berla公司负责生产大众汽车信息娱乐系统中的设备,大众汽车的信息娱乐系统将存储的短信和通话记录传输到Berla。Berla的设备可供未经授权的机构访问储存在汽车娱乐系统上的短信和通话记录副本,而无需任何密码、指纹、面部图像或其他安全措施,从而绕过车主为保护其手机上的数据而采取的安全措施。原告作为大众汽车的车主,强调其从未同意大众公司记录或拦截他们的短信和通话记录。因此被告属于未经原告同意,违反WPA的规定,将其短信和通话记录拦截或记录,并将副本供Berla等第三方和执法部门访问,这对原告造成了人身损害。但由于原告对于Berla公司的相关描述来源于Berla公司在互联网上公开的信息和媒体的相关报道,这成为被告用以反驳原告,进而导致原告败诉的原因。三、被告辩称:原告的指控只是出于推测被告称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存在未经同意记录或拦截私人通信的事实。被告认为,原告诉状中的内容只是根据几篇新闻文章和Berla首席执行官的博客拼凑而成。原告只能证明被告制造和生产的车辆中存在允许第三方连接和访问信息娱乐系统中存储信息的设备,但没有实际的证据证明原告的短信和通话记录已被自动下载或已被任何人访问。因此,原告对被告存在拦截或记录的行为只是猜测,而非事实。原告也未能证明其因手机和车辆之间的信息传输而遭受任何损害。四、法院判决上诉法院维持了地区法院的判决,即原告的主张未能满足WPA第9.73.060条规定的遭受损害的要求,原告必须证明被告对企业、个人或声誉造成损害,因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1. 原告无法证明大众公司实施非法拦截或记录私人通信的行为地区法院认为,原告并没有举证证明大众公司拦截或记录了原告的通话记录或短信。原告声称拦截和记录通信的是信息娱乐系统,而不是大众公司本身。大众公司只是设计、制造和销售包含信息娱乐系统的车辆,WPA并不追究拦截通信设备的制造商、设计者或销售商的责任,并强调责任在于记录或拦截对话的一方。2. 隐私侵犯是潜在的而非实际的原告未能证明被告违反WPA的行为对其造成了损害。虽然WPA禁止“任何个人、合伙企业、公司、协会或华盛顿州的机构和政府部门”拦截或记录通过电话传输的任何私人通信,但与此同时还需要证明对企业、个人或声誉造成损害。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只能说明信息娱乐系统存储的数据可能会在未来某个时候被第三方访问,然而这并不是真实的损害,只是在未来某个时刻可能会或可能不会发生的潜在伤害。因此,潜在伤害不是实际损害,不能满足WPA的损害要求,原告指控的严重程度不足以被视为违反WPA。五、本案对汽车行业数据保护以及个人隐私的影响在此之前,汽车行业的数据保护问题已经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和担忧。根据Recorded Future News早些时候的报道,作为一种增加收入的策略,许多汽车制造商正在向广告商出售车主的数据。汽车制造商每年都在成倍增加他们在汽车中放置的传感器数量,而对这种做法几乎没有监管。5非营利组织Mozilla基金会的研究显示,汽车公司的数据收集机会比我们使用的其他产品和应用程序要多得多,并且大多数汽车公司正在与其他企业共享或出售车主的个人数据,车主却不得不同意汽车公司制定的隐私政策。6而严重的数据泄露事件在汽车行业中已经司空见惯。7本案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于联网汽车隐私保护问题的担忧,同时凸显了技术创新、消费者隐私权和现有法律框架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虽然本案法院认为原告无法证明被告的行为违反WPA的规定,但不可否认的是,原告对汽车制造商存储车主手机中的个人数据并可能产生隐私风险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法院的判决意味着,在原告无法证明发生实际损害后果的情况下,汽车制造商在汽车上装有能够拦截或记录车主私人通信的设备是合法的。基于车载系统技术的复杂性,普通消费者难以了解并证明车载系统内部的运行机制。倘若汽车制造商与第三方存在不当的数据传输或交易行为,普通消费者更加难以证明这类隐蔽行为的违法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法律对个人数据和隐私的保护水平。数据和隐私强调的是事前保护,事后救济措施难以弥补损害造成的不利后果。该判决可能会推动隐私团体呼吁立法者更新现行法律,即通过更加完善的数据和隐私保护立法规范汽车制造商收集和利用数据的行为,从而有效保护车主在物联网时代中个人数据和隐私的安全。六、结语本案的判决结果对于汽车制造商而言是一次巨大的胜利,但是车主对其隐私和数据安全的担忧将与日俱增。随着汽车与数字技术的融合程度加深,汽车行业正经历新一轮的转型升级,智能汽车的环境感知、智能决策、协同控制等功能需要收集和处理更多的数据才能得以实现。在国内外数据安全保护立法日渐完善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保障汽车行业的消费者隐私和数据安全,是行业和立法者需要进一步关注并解决的问题。参考文献[1] Dornay v. Volkswagen Grp. of Am.,Inc.,No. 22-35451, 2023 WL 7318487 (9th Cir. Nov. 7, 2023)[2] See Rev. Code Wash. Chapter 9.73.[3] See Rev. Code Wash. (ARCW)§9.73.030.[4] See Jones v. Ford Motor Co., No. 22-35447, 2023 WL 7097365 (9th Cir. Oct. 27, 2023) (per curiam);Dornay v. Volkswagen Grp. of Am., Inc., No. 22-35451;Goussev v. Toyota Motor Sales, U.S.A., Inc., No. 22-35454;McKee v.Gen. Motors Co., No. 22-35456;and Ritch v. Am. Honda Motor Co., Inc., No. 22-35448 (calendared separately in September 2023)[5] Suzanne Smalley: As cars hoover up more and more drivers’ data,is it time to regulate the industry?https://therecord.media/connected-cars-hoover-up-data, last visited 2024.1.25.[6] Mozilla Foundation:privacy not included. See https://foundation.mozilla.org/en/privacynotincluded/articles/its-official-cars-are-the-worst-product-category-we-have-ever-reviewed-for-privacy/, last visited:2024.1.25.[7] Mozilla Foundation:‘Privacy Nightmare on Wheels’:Every Car Brand Reviewed By Mozilla. See https://foundation.mozilla.org/en/blog/privacy-nightmare-on-wheels-every-car-brand-reviewed-by-mozilla-including-ford-volkswagen-and-toyota-flunks-privacy-test/,last visited 2024.1.25.寇晨雪 | 清华大学智能法治研究院实习生选题、指导 | 刘云编辑 | 刘懿阳注:本公众号原创文章的著作权均归属于清华大学智能法治研究院,需转载者请在本公众号后台留言或者发送申请至computational_law@tsinghua.edu.cn,申请需注明拟转载公众号/网站名称、主理者基本信息、拟转载的文章标题等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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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安仲裁德国司法部公布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
导语 近日,德国联邦司法部官网公布了《德国仲裁法》(即《德国民事诉讼法》Zivilprozessordnung - ZPO第 10 卷)修订法案草案。这是该法律25 年来首次修订。修订的目的是对德国仲裁法进行更新,使其与国际仲裁领域的现代进步保持一致,并使德国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解决仲裁争议的中心。德国司法部邀请各方在 2024 年 3 月 14 日前对草案发表意见。该法律修订案官方英文译本下载地址如下:https://www.bmj.de/SharedDocs/Downloads/DE/Gesetzgebung/RefE/RefE_Modernisierung_Schiedsverfahrensrecht_2024_EN.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一、关于德国现行仲裁法的评估及修订现行德国仲裁法规定于《德国民事诉讼法》(Zivilprozessordnung - ZPO)第 10 卷。根据现行德国仲裁法的规定,如果仲裁程序地在德国(《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025条第1款)以及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025条第2款)则适用德国仲裁法。此外,关于仲裁协议、仲裁程序的实施和仲裁裁决执行条件的规定等,也适用德国仲裁法。德国仲裁法在 1997 年修订时进行了全面改革。在过去25年来中,1997年改革所引入的绝大多数修正都被证明是富有成效的。对于许多问题,仲裁庭和国家法院都找到了合适的解决方案。2023 年 4 月,德国联邦司法部曾发布了一份关于改革德国现行仲裁法的文件,该文件认为,德国现行仲裁法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在国内和国际上都享有盛誉,无需进行重大改革。未来的修正案旨在更新德国仲裁法,使其跟上 "现代需求,提高效率,并增强德国作为仲裁地的吸引力"。德国联邦司法部长Marco Buschmann指出说:“我们希望改善德国争议解决的条件——为了德国公司的利益和我们优秀律师的利益。为此,我们整理了一系列配套措施。……仲裁法的现代化是另一项重要措施。私人仲裁庭在商业交易中非常受欢迎。许多公司将德国视为仲裁地。通过我们的改革,我们希望使德国作为仲裁解决争议的地点更具吸引力。我们的秘诀是:减少形式主义,对数字解决方案更加开放。”(Wir wollen die Bedingungen für Streitbeilegung made in Germany verbessern – im Interesse unserer Unternehmen und im Interesse unserer exzellenten Juristinnen und Juristen. Dazu haben wir ein Bündel an Maßnahmen geschnürt. Die Gesetzesvorhaben zur Einführung von Commercial Courts und zur Stärkung von Videoverhandlungen in der Ziviljustiz sind bereits weit vorangeschritten. Die Modernisierung des Schiedsverfahrensrechts ist eine weitere wichtige Maßnahme. Private Schiedsgerichte erfreuen sich im Handelsverkehr großer Beliebtheit. Viele Unternehmen wissen Deutschland als Schiedsstandort zu schätzen. Mit unserer Reform wollen wir Deutschland als Standort für die Streitbeilegung durch Schiedsgerichte noch attraktiver machen. Unser Rezept dafür: weniger Formalismus, mehr Offenheit für digitale Lösungen.)二、德国仲裁法修订的宗旨和目标基于上述评估,德国现行仲裁法的修订草案并非全面改革或推翻重来,而是修修补补。首先,根据德国的传统,民间仲裁是国家法院诉讼的补充。在德国,民间仲裁与司法机关一起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法律诉讼的场所和经商的地方,民间仲裁在德国发挥着关键作用。使德国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争议解决中心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是高质量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仲裁法。现行仲裁法25年来行之有效,有鉴于此,目前无需对德国仲裁法进行根本性的重新评估。德国司法部部长认为德国仲裁法的进一步发展需要适当的谨慎。只有在有利于仲裁庭和国家法院运作的情况下,才可以对久经考验、行之有效的概念进行修改,或在必要时制定新的规定和法律原则,以进一步提高仲裁庭解决争议的质量,或提高德国仲裁法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其次,为了使德国成为更具有吸引力的仲裁解决争议地点,有必要吸收最新的仲裁理论和实践成果。因此,本修订草案主要吸收了程序法的国际化和数字化的成果,以及仲裁实践和相邻国家仲裁法改革中的经验。同时,修订草案也和最新版的《2006 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示范法》保持一致,特别是在法院执行仲裁庭采取的临时保护措施的权力方面。修订草案也体现了联合国大会于 2015 年 9 月 25 日通过的决议 "改造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中规定的目标和指标,尤其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6:促进国内和国际法治,确保人人享有平等诉诸司法的机会,并在各级建立有效的机构。三、主要亮点内容1. 增加了进行视频审理和以电子方式签署仲裁裁决的规定。2. 对于商业交易,修订了仲裁协议必须以书面形式订立的规定。即商业交易的仲裁协议允许以各种可能的方式缔结。自1998年以来,德国仲裁法规定仲裁协议必须满足某些书面形式要求,即使其缔结构成所有各方的商业交易(《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1031 条)。即使根据1998年之前适用的旧仲裁法,仲裁协议也可以非书面格式缔结。3. 在涉及多方当事人的仲裁中,为了给予所有当事人平等待遇,授权法院在多方当事人联合指定仲裁员失败时,为双方指定仲裁员。还允许法院对仲裁庭对自身缺乏管辖权的裁决进行审查。4. 如果当事人同意,允许公开仲裁裁决,并明确允许在有一名以上仲裁员的程序中任职的仲裁员发表反对意见。如果当事人不反对公布裁决书,则应被视为当事人已同意公布。通过这种方式,将加强商事仲裁裁决的透明度,并促进法律的进一步发展。5. 在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商事法院中某些与仲裁相关的程序可完全以英语进行,并可在执行程序中提交英语仲裁裁决,而无需提供德语译文。四、小结关于以上征求意见稿,德国司法部邀请各方在 2024 年 3 月 14 日前对草案发表意见,有涉德国业务的客户及同行值得密切关注。戴萍高级顾问戴萍博士 采安高级法律顾问。国际法学博士。专长于帮助客户处理国际和国内仲裁纠纷和诉讼纠纷,目前担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仲裁委员会、南京仲裁委员会、沈阳仲裁委员会、营口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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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瑞同意支付9300万美元解决立普妥反垄断诉讼
辉瑞公司已同意支付9300万美元,以解决药品分销商提出的反垄断索赔,这些分销商指控辉瑞公司与印度仿制药公司兰伯西实验室(Ranbaxy Laboratories)合谋,推迟销售价格较低的胆固醇药物“立普妥”的仿制药。多家“立普妥”购买商2月14日在美国法院提交的一份文件中披露了这一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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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安仲裁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批准紧急动议临时限制被告在中国贸仲委继续进行仲裁
导语 在国际买卖合同中,双方均以各自准备的格式条款发出要约和还价。其中一方条款中载有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仲裁条款。买卖合同履行后,一方在CIETAC提起仲裁,另一方向美国法院起诉并申请初步禁令救济及临时限制令,美国法院经审查,临时限制被告在中国贸仲委继续进行仲裁。2024年1月29日,美国马萨诸塞联邦地区法院批准原告美国V公司的紧急动议申请,作出临时限制令,限制被告美国富某康公司等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继续进行仲裁程序。本案索引为:Vicor Corporation v. FII USA Inc. (1:24-cv-10060) District Court, D. Massachusetts本案案情被告美国富某康公司等向原告V公司发送了多份订单,其中大部分(但并非全部)订单的条款都包括同意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仲裁在中国发生的任何争议。没有证据表明原告接受了这些订单。相反,原告以《销售订单确认书》(SOA)作为回应,其中载明了原告的标准条款和条件,声明其明确以买方(即被告)同意原告的条款和条件为承诺的条件,而没有其他条款和条件(“expressly conditioned” acceptance on buyer’s agreement to Plaintiff’s terms and conditions and no other terms and conditions)。根据马萨诸塞州版的《统一商法典》第 2-207 条,该答复属于还价。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被告拒绝了该还价。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原告最终发送了订购的产品,被告也支付了货款。在此情况下,只能作出如下解释:双方以原告的条款和条件订立了合同,或者是双方通过其行为订立合同,并以《统一商法典》及其各自格式条款中内容一致的部分构成合同的补充。原告 V公司在美国马萨诸塞联邦地区法院对被告美国富某康公司等提起诉讼。原告起诉的同时,还向法院提出了初步禁令救济申请(Motion for Preliminary Injunctive Relief),此后又提出临时限制令申请(Motion for 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原告请求法院禁止被告继续进行于 2024 年 1 月 11 日或该日前后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提起的仲裁,理由是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合同中根本没有约定CIETAC仲裁条款,或最多只规定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进行仲裁。法院审查及理由美国马萨诸塞联邦地区法院认为:合同约定在美国进行仲裁,此时需要司法解决的仲裁相关事项的首要管辖权由美国联邦地区法院行使。URS Corp. v. Lebanese Co. SAL, 512 F. Supp. 2d 199, 209 (S.D.N.Y. 2007)一案中指出仲裁地的法院对仲裁程序拥有首要管辖权。反过来,在没有此类书面合同的情况下,联邦地区法院有权强制执行原告的权利,即执行那些确实存在的合同条款的宣告性救济,并在此案件中,禁止一方当事人进行没有合同依据的仲裁。基于这些原因,法院认为原告已经初步证明了成功申请临时禁令的可能性。即原告可能因不得不进行海外仲裁而面临无法弥补的损害,因为双方之间的合同要么规定在美国仲裁,要么根本没有规定,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规定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当原告不得不在海外进行仲裁,这将给原告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当原告未能出席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仲裁程序而导致缺席裁决时,情况尤其如此。本案涉及的利害关系很大,因为被告主张其采购订单不仅约定了仲裁,而且赋予被告使用原告知识产权的许可,而不单单是使用所购买的特定产品。由于这些原因,且为了保留法院在必要范围内更充分地解决所有争议问题的权力,法院认为临时禁令的其他先决条件均已满足。但是法院的批准动议只是临时性的,可能会根据更完备的卷宗以及根据初步禁令救济动议听证所提交的进一步材料进行修改。因此,法院特此发布以下临时限制令:禁止各被告及其代理人、高级职员和雇员进一步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针对美国V公司的仲裁程序。本临时限制令将在本法院解决初步禁令动议后失效。被告代理人应将上述临时限制令的副本提供给各被告和各被告内部相关人员。各方应在不迟于 2024 年 1 月 24 日前提交一份联合情况报告,报告其共同或单独的立场,以便迅速制定时间表,管理待决的初步禁令动议以及任何一方预期提交的任何其他动议。本案小结根据最新统计数据,2023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受理案件5237件,同比增长 28.17%。争议金额1510.2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01%,连续六年破干亿元大关,个案平均争议金额2883.77万元。涉外案件645 件,保持增长态势,争议金额527.65亿元,同比增长 41.08%,个案平均争议金额8180.55 万元。CIETAC仲裁裁决在境内外得到高度认可,获得美国、阿根延、俄罗斯、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法院的普遍承认/ 认可和执行,树立中国仲裁公信力的良好形象。《“2023年中国商事仲裁十大热点”第5号公告:十大热点名单及入围名单》十大热点8:“外国法院持续承认和执行中国内地仲裁机构仲裁裁决,内地仲裁公信力不断提升”指出:2023年1月11日,美国加利福尼亚中区联邦地区法院在Dehua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Co., Ltd. et al v. Cuiwen et al (5:22-cv-00108-JAK)中,准许申请人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下称“贸仲”)裁决在美国的承认与执行所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2023年2月9日和10日,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分别就High Hope Zhongtian Corporation v. SUNBIRD USA INC. (1:22-cv-07569-PKC)案作出缺席判决承认和执行一个贸仲裁决、就La Dolce Vita Fine Dining Company Limited v. Lan(1:21-cv-03071)案作出判决承认执行两个贸仲裁决。本案是2024年美国联邦地区法院首个涉及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程序的案例,说明CIETAC的国际影响持续提升。另一方面,美国联邦地区法院适用州合同法原则以判决仲裁条款是否成立以及效力如何,对于类似法律问题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采安仲裁 | 美国地区法院案例:发回重审后,再次驳回贸仲裁决的确认申请》一文指出:2023年7月18日,美国宾夕法尼亚东区联邦地区法院作出判决,再次驳回中国公司贝尔公司关于确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裁决的申请,理由是贝尔公司未能证明双方通过互换函电同意仲裁,因而未能满足《纽约公约》第四条关于仲裁协议的要求。该案索引为:Jiangsu Beier Decoration Materials Co Ltd v Angle World LLC,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Pennsylvania Case ,No 2-21-CV-02845. 《采安仲裁 | 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案例:“提交CIETAC北京仲裁或能够解决国际仲裁的任何其他美国法庭解决”有效》一文中介绍了:2023年7月31日,美国宾夕法尼亚东区联邦地区法院作出判决,认定案涉仲裁条款约定“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北京仲裁或能够解决国际仲裁的任何其他美国法庭解决,并应适用该委员会的规则”为有效条款,由于双方当事人无法在美国一致同意选定仲裁机构并适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规则,法院将根据协议条款强制要求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并在仲裁解决之前中止本案。该案索引为:ANGLE WORLD LLC v. JIANGSU BEIER DECORATION MATERIALS CO., LTD. (2:20-cv-05939) District Court, E.D. Pennsylvania。相同当事人的不同仲裁条款约定导致美国同一法院作出完全相反的效力认定,此间细微差别也值得广大客户和同行草拟及审查争议解决条款时关注学习。戴萍高级顾问戴萍博士 采安高级法律顾问。国际法学博士。专长于帮助客户处理国际和国内仲裁纠纷和诉讼纠纷,目前担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仲裁委员会、南京仲裁委员会、沈阳仲裁委员会、营口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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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中企承建阿尔及利亚西部铁路矿业线项目有助于阿工业振兴和可持续发展
《人民日报》(2024年2月22日 第3版)在阿尔及利亚,一支由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组成的团队,正在加快推进该国西部铁路矿业线项目建设。西部铁路矿业线全长575公里,是中阿两国共建“一带一路”重要项目,也是近年来中国企业在阿尔及利亚承建的最大单体项目。建成后,西部铁路矿业线将连接阿尔及利亚矿区、工业区和港口,对完善阿尔及利亚国家铁路网、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将有力促进西南部省份互联互通”在阿尔及利亚廷杜夫省西南部的一处戈壁荒漠上,建有西部铁路矿业线项目的办公驻地。记者到达这里时,门口车辆来来往往,办公室里不时有电话铃声响起。项目工程人员有的在探讨技术方案,有的在协商解决现场施工问题,有的在调配人员和物资。2023年12月,中国铁建与阿尔及利亚国家铁路投资设计与实施监督管理局正式签约西部铁路矿业线项目。线路连接贝沙尔省都米阿特工业区和廷杜夫省加拉·杰比莱特铁矿区,共设40个车站,建成后将成为一条标准轨距的现代化铁路。作为加拉·杰比莱特铁矿区的配套设施,西部铁路矿业线将以货运为主,每年运输能力预计达4000万至5000万吨,将有力促进阿尔及利亚铁矿石出口。项目负责人董琳每天奔波在项目办公驻地和施工现场之间。西部铁路矿业线项目合同工期只有30个月,目前正是项目全面开工建设后的关键时期。“紧张的工期让我们感到压力。”董琳说,项目团队的工作原则就是与时间赛跑。“西部铁路矿业线项目将有力促进西南部省份互联互通,对阿国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阿尔及利亚—中国友好协会主席伊斯梅尔·德贝什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阿中合作修建铁路不仅解决了交通问题,也有助于阿工业振兴和可持续发展。该项目彰显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新阿尔及利亚’愿景的契合。”“这条铁路承载着家乡连接港口的希望”西部铁路矿业线项目位于撒哈拉沙漠西侧。这里降雨少,日照强,地表几乎没有任何植被,夏季最高温度能达到55摄氏度,冬季昼夜温差大,给施工带来了不小挑战。从土方开挖现场回到项目驻地,记者乘坐的汽车的雨刷器一路上不断刷掉玻璃上的尘土。据介绍,这里已3年未下过雨。董琳说,项目部不少中方员工曾参与青藏铁路、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铁路建设,他们勇于挑战极限的精神在撒哈拉沙漠再次得到了体现。“沙漠中的大面积流沙给线路建设带来了巨大挑战。”项目设计负责人李斌表示,铁路沿线的砾漠区和沙丘区地貌特征同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特征较为类似。项目团队依托中国铁建在沙漠铁路建设中积累的经验,采用阻沙、固沙相结合的综合防治体系为铁路建设提供保障。“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列列火车将满载着铁矿石,穿过茫茫沙海运往地中海港口。”38岁的阿卜杜拉此前在中国铁建从事安保工作,后来积极学习中文,逐渐走上管理岗位。“听说家乡的沙漠铁路项目启动,我第一时间向公司申请到项目上工作。这条铁路承载着家乡连接港口的希望。两国建设者将一起在沙漠地区创造奇迹。”“为深化中阿友谊和务实合作作出贡献”项目所在地廷杜夫省与北京有7个小时的时差,中国员工往往只有中午在通勤的路上才有空拿出手机与家人视频通话。今年是董琳在海外工作的第十五个年头。记者采访间隙,他接到了妻子的视频电话。电话里,他细心询问家里的情况。对他来说,工作艰苦不算什么,最难熬的是长年远离祖国和家人。但他说:“把项目建设好,使之为深化中阿友谊和务实合作作出贡献,再辛苦也值得。”今年春节期间,项目团队给员工们准备了许多美食,让大家感受家的温暖。施工间隙,项目部还组织中阿员工一起贴春联、挂灯笼、包饺子,观看春节联欢晚会,欣赏阿尔及利亚民族歌舞。“西部铁路矿业线项目对于推动阿尔及利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阿尔及利亚工业投资专家穆罕默德·萨右德表示,中国是阿尔及利亚的重要朋友和伙伴,阿方愿在“新阿尔及利亚”愿景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深化双方合作。“阿尔及利亚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也是重要合作伙伴。近年来,中国企业积极参与阿尔及利亚公路、港口等建设。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到阿尔及利亚,助力阿尔及利亚工业发展。”中阿两国建设者在施工现场合影。项目路基填方施工现场。来源丨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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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信指纹以色列间谍软件可无感知侦查全球智能手机信息
关注我们带你读懂网络安全研究人员发现,以色列NSO集团的客户合同里提到一项彩信指纹技术,可以无感知侦查全球任意智能手机的系统信息,可结合其间谍软件实施定向针对性植入;调查后研究员发现,NSO并未利用漏洞,而是滥用了彩信机制,并成功复现了这一攻击手法。通信运营商可通过配置使用户规避这一攻击。前情回顾·间谍软件动态网络-物理联合作战!以色列使用间谍软件追踪巴以冲突目标商业间谍软件猖獗!2022年底至少使用5个零日漏洞,安卓苹果设备通杀2021年至少7个零日漏洞被商业化!间谍软件行业正蓬勃发展军工保密通知!苹果手机用户自查TriangleDB间谍软件参考步骤安全内参2月22日消息,瑞典网络安全公司Enea的研究人员发现,以色列NSO集团提供了一种前所未知的技术,可以将其臭名昭著的“飞马”手机间谍软件工具,部署到全球范围内任意特定个人的移动设备上。这名研究员在调查一份NSO集团转销商与加纳电信监管机构的合同条款时,发现了这一技术。这份合同属于2019年WhatsApp与NSO集团诉讼的法庭公开文件的一部分,前者指控NSO集团利用WhatsApp漏洞,在全球范围内将“飞马”部署到记者、人权活动家、律师等人的设备上。“飞马”的零点击设备识别根据合同描述的“MMS指纹”,NSO客户只需发送一条多媒体短信(国内一般叫彩信,简称MMS)消息,即可获取目标的黑莓、安卓或iOS设备及其操作系统版本的详细信息。合同指出:“不需要用户交互、参与或打开消息,就能获取设备指纹。”Enea研究员Cathal McDaid在上周的一篇博文中表示,他决定调查上述文件,因为“MMS指纹”并非行业内常见的术语。McDaid写道:“虽然我们必须考虑到,NSO集团可能只是‘虚构’或夸大其所宣称的能力(根据经验,监视公司经常吹嘘其能力),但是,这是一份合同而非广告,这表明它更有可能是真实的。”彩信机制可被滥用采集指纹通过调查,McDaid很快得出结论,NSO集团合同中提到的技术可能与彩信流程本身,而非任何特定操作系统的漏洞有关。McDaid写道,该流程的第一步通常是发送者设备首次向发送者的多媒体短信中心(MMSC)提交彩信消息。然后,发送者的MMSC将该消息转发给接收者的MMSC。后者随即通知接收者设备有等待接收的彩信消息。最后,接收者设备从其MMSC收取消息。该研究员继续写道,由于开发者引入彩信功能时,并非所有移动设备都兼容MMS服务,他们决定使用一种特殊类型的短信(称为“WSP推送”)向接收者设备通知接收者的MMSC中有待处理彩信消息。随后的收取请求实际上不是彩信,而是发送到通知中内容位置字段所列内容URL的一条HHTP GET请求。McDaid写道,“有趣的是,这条HTTP GET请求包含了用户设备信息。”他总结说,这很可能是NSO集团获取目标设备信息的方式。图:黄色部分为攻击者获取的设备系统信息McDaid使用一家西欧电信运营商的部分样本SIM卡对他的理论进行测试。经过反复试验,他成功获取了测试设备的用户代理信息和HTTP头信息,这些信息描述了设备的能力。他得出结论,如使用这些信息,NSO集团的行动者可以利用移动操作系统中的特定漏洞,或者为目标设备定制“飞马”和其他恶意负载。他指出,“这些信息还可以用来更有效地策划针对设备使用者的网络钓鱼活动。” McDaid表示,他在过去几个月的调查中尚未发现有人利用这种技术。参考资料:darkreading.com推荐阅读网安智库平台长期招聘兼职研究员欢迎加入“安全内参热点讨论群”点击下方卡片关注我们,带你一起读懂网络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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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动态RCEP助推东盟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发展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印度尼西亚智库亚洲创新研究中心主席班邦·苏尔约诺日前在雅加达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 RCEP助推东盟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发展 印度尼西亚智库亚洲创新研究中心主席班邦·苏尔约诺日前在雅加达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生效两年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已成为推动东盟地区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帮助东盟这两大行业迎来蓬勃发展势头。 班邦说,在数字经济方面,RCEP制定了贸易数字化框架,有效解决了电子商务中的网络安全和消费者隐私问题。此外,RCEP不仅为东盟中小微企业创造了更有利的数字贸易环境,而且协助提升中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能力,这些为东盟电子商务和数字支付等领域的进一步增长铺平道路,带给数字经济发展更多驱动力。 印尼经济统筹部数字化转型、创意和人力资源事务专家里扎尔·埃德温之前在雅加达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表示,2022年东盟数字经济规模达1940亿美元,其中印尼占约40%的份额。 班邦称,在RCEP规则和政策利好的加持下,东盟数字经济发展前景广阔。中国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东盟期望与中方加强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电子商务、大数据、远程医疗等领域的合作。 谈及RCEP为东盟绿色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班邦认为,东盟拥有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资源优势,RCEP推动了区域内绿色先进技术和产业化优势在东盟落地,加速了东盟能源转型和清洁交通等绿色基础设施建设。RCEP还促进了“新三样”,即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锂电池的贸易,进一步深化了中国与东盟在新能源产业领域的合作。 班邦说,RCEP不仅有效提升区域内贸易水平,还显著促进区域内投资发展。一方面,RCEP的落地为企业向东盟市场投资提供政策支撑;另一方面,RCEP的关税减免、原产地累积规则有助区域内产业布局进一步优化。RCEP带来的政策利好将加速RCEP成员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地区,在经济合作中帮助东盟成员国振兴经济。 资料来源于人民邮电报。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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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签署海事网络安全行政令将斥巨资更换港口的中国制造起重机
2024年2月21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关于修订与保护美国船舶、港湾、港口和海滨设施有关的法规的行政命令》,该行政命令赋予美国海岸警卫队及其指派的港口负责人对港口设施和船舶进行包括网络安全检查在内的各项权力,并要求海上设施必须报告潜在网络攻击事件。 该命令还宣布了一系列旨在改善海事网络安全的行动,这些行动包括斥巨资在美国国内制造货运起重机的计划;美国海岸警卫队发布安全指令,强制要求目前部署在战略海港的外国制造起重机达到某些数字安全要求;美国总统拜登将签署一项行政命令,为运营美国港口的计算机网络设定基线网络安全标准,确保所有拥有和运营的关键港口基础设施符合国际和行业公认的安全法规,从而加强海事网络安全。 据观察者网报道,在美方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的背景下,美国官员草木皆兵,盯上了中国制造的起重机,美媒也不断炒作起重机带来的所谓“国家安全威胁”。 综合《华尔街日报》和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2月21日报道,拜登政府计划斥巨资在美国国内制造货运起重机,以更换在美国港口作业的中国制造起重机,从而消除人们的“担忧”。 报道称,此举是拜登政府旨在加强美国港口网络安全行动的一部分,美国海岸警卫队还发布了一项安全指令,要求目前部署在战略海港的外国制造起重机达到某些数字安全要求。 针对美方频频炒作的“中国威胁”论,中方此前已予以驳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月22日表示,美国有关政客鼓吹的中国威胁气泡越吹越大,同时他们打着国家安全幌子,遏制中国发展的真实意图也越来越暴露无遗。 当地时间2021年11月10日,美国总统拜登前往美国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港,谈论当前美国的通胀问题和基建计划。发表讲话的背景是西格特(Seagirt)海运码头,停有上海振华重工(ZPMC)制造的“新巴拿马式”起重机。(图源:视觉中国) CNBC称,港口是美国贸易的主要入口,就业岗位达3100万个,为美国经济创造了超过5.4万亿美元的收入。 除了港口陆地基础设施,《关于修订与保护美国船舶、港湾、港口和海滨设施有关的法规的行政命令》还要求受监管设施和船只向美国海岸警卫队网络司令部报告海上网络攻击。美国海岸警卫队将与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和其他政府机构分享有关特定设施和船只的报告。 新的海事安全负责人也将被任命。 “我们正在把应对关键基础设施构成的网络威胁作为整个部门开展工作的方式。”一名美国政府高级政府官员在行动正式宣布前的一次简报会上向CNBC说道。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官员称,未来五年内将投资200多亿美元用于港口安全,包括货运起重机的生产。这笔资金来自2021年通过的总计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将用于支持日本三井集团在美国的一家子公司生产起重机。 美国官员们称,这将是30年来首次在美国国内生产起重机。 负责网络和新兴技术的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安妮·纽伯格(Anne Neuberger)在受访时宣称:“我们觉得这里存在真正的战略风险。” 纽伯格声称,因为起重机将大型集装箱运进和运出港口,如果它们“在违法(网络)攻击中被加密,被敌人租用或操作”,可能对美国“经济中货物流动和美国军队通过港口运输货物产生真正的影响”。 CNBC称,从长远来看,拜登政府高级官员称,他们希望通过投资来实现港口起重机制造业的本土化。 美国高级官员声称,虽然中国是最近的行政命令所针对的主要“威胁”,但网络安全犯罪问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他们援引了日本名古屋港的例子。去年7月,日本最大货物港口名古屋港因被黑客攻击,物流功能陷入瘫痪,病毒入侵系统导致5个集装箱码头装卸作业暂停,2万多个集装箱运输受到影响。 实际上,在拜登政府做出上述行动之前,《华尔街日报》去年就炒作过相关话题。 该报去年3月发文称,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和五角大楼的一些官员将中国制造商振华重工生产的、用于港口集装箱吊运的起重机比作“特洛伊木马”,担心包括美国军方使用的一些港口在内的全美港口使用的中国企业制造的巨型起重机可能会带来“间谍和破坏风险”,声称这些起重机能在作业过程中“执行秘密任务”。 报道声称,虽然振华重工的起重机制造精良且价格低,但它们带有复杂的传感器,可以登记和跟踪集装箱的来源和目的地,美方由此担心中国可以获取运入或运出美国的、用来支持美国在全球各地军事行动的物资的信息。一位美国官员称,美国港口使用的近80%岸边集装箱起重机为振华重工制造。 “通过设计,这些起重机可以被远程控制、维护和编程。”美国海岸警卫队网络司令部负责人约翰·范恩(John Vann)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声称,“这些特点可能使中国制造的起重机容易被利用。” 《华尔街日报》称,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在内的美国高级官员发出了大量警告,声称“中国黑客侵入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 对于美方频频炒作相关话题,中方此前已多次表态。去年3月,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驳斥美媒的荒谬报道称,有关说法完全是草木皆兵,误导美国民众。 今年1月22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问题时表示,美国有关政客的“被害妄想症”是越来越严重了。 汪文斌表示,从指控中国信息技术设备留有“后门”,到声称中国生产的起重机是收集情报的“特洛伊木马”,再到渲染中国生产的电动车电池“威胁”国家安全,美国有关政客鼓吹的“中国威胁”气泡越吹越大,同时他们打着国家安全幌子遏制中国发展的真实意图也越来越暴露无遗。对这些美国政客来说,中国什么先进,什么就是“威胁”,就要采取一切措施进行打压;只有中国出口的衬衫、袜子,才不对美国构成威胁。美国政客的所作所为,完全是赤裸裸的霸凌、霸道行径。这种卑劣行径理应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反对。 根据青青律议微信公众号对该行政命令的翻译解读,《关于修订与保护美国船舶、港湾、港口和海滨设施有关的法规的行政命令》的主要内容如下: 美国总统注意到,美国的安全因国际关系的混乱而受到威胁,特别是由于针对美国的持续且日益复杂的恶意网络活动而产生的威胁。 港口负责人可以阻止任何人或物项(包括任何数据、信息、网络、程序、系统或其他数字基础设施)登上或被放置在任何船舶上,以确保船舶免受损坏或伤害。 港口负责人可根据相关法规条款和条件建立安全区。未经许可,任何人员或船舶不得进入安全区。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在安全区内的任何船舶上取走或放置任何物品(包括任何数据、信息、网络、程序、系统或其他数字基础设施)。 根据法律规定,港口负责人可随时要求检查和搜查任何船舶、海滨设施或安全区,或任何人或物项。在美国管辖范围内,可以在任何船只、海滨设施或安全区内设置警卫人员,并可以移走任何人员或物项。 港口负责人可以监督和控制任何船舶的移动。 指挥官颁发的身份证明文件称为海岸警卫队港口安全卡,该卡的格式、颁发条件和方式应由指挥官与劳工部长协商后确定。除非指挥官确信申请人不会危害美国的安全,否则指挥官不得签发海岸警卫队港口安全卡。当指挥官不再确信持有人有权获得安全卡时,应撤销并要求其交出安全卡。指挥官可以指定其他凭证来代替安全卡以实现同样的安全监管目的。 指挥官可规定其认为有必要规定的、与海滨设施和港口船舶安全有关的条件和限制。此类条件和限制不限于船舶和海滨设施的检查、操作、维护、守卫、配备以及防火措施,以便预防、检测、评估和补救可能造成损害的实际或潜在的网络威胁事件。 港口负责人发现任何船舶停泊在码头、船坞、桥墩或其他海滨结构上时,如果存在某些情况可能危及该船舶或任何其他船舶、港口或其中的任何设施,则负责人可以阻止船舶停泊或强迫其转移,直到所发现的问题得到纠正。这类问题包括:警卫服务不足、照明不足、火灾危险、消防措施不足、机械不安全、内部干扰、任何数据、信息、网络、程序、系统或其他数字基础设施的损坏、实际或存在潜在威胁的网络事件、或不令人满意的其他操作。 如发现任何船舶、港湾、港口或海滨设施的破坏、颠覆、实际或存在潜在威胁的网络事件的证据,必须立即向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和港口负责人或其代表报告。 船舶或海滨设施的船长、所有人、代理人或经营者应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来保护船舶、海滨设施和货物,包括其上或其中的任何数据、信息、网络、程序、系统或其他数字基础设施不被破坏。 任何条文均不得解释为免除船舶或其他海滨设施的船长、所有人、经营者和代理人确保船舶或海滨各类设施安全的责任。 在执行经本行政命令时,指挥官应根据适用的法律或政策酌情与美国司法部和其他相关行政部门和机构进行协调。 来源:观察者网、青青律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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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伦敦法院继续维持禁止TEMU对Shein自有品牌侵权的禁令
2024年开年没多久,之前纷纷扰扰的跨境电商“出海四小龙”中的TEMU和 SHEIN 诉讼之争,又有了新的进展。根据查询英美法院信息系统显示,2023年12月和2024年1月以来,SHEIN对其自主品牌维权的侵权诉讼,纷纷拿到了3个美国法院的TRO临时禁令支持,涉及到超百个产品链接,很大部分都发生在TEMU平台上。 TRO临时禁令:是在紧急情况下,在法庭对原告要求签发临时禁制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的庭审之前,为防止原告的权利收到即时的、不可弥补的损害而作出的判决。法院授予临时禁令的门槛比较高, 这是在对实体诉讼进行审理之前为更好维护正义而实施的手段, 法院通常是在平衡各方面因素和充足证据之后,才会授予。 (美国法院颁布的临时禁令,文件来源:美国法院信息网站360Law) 据悉,2023年下半年,美国法院和英国法院就SHEIN起诉TEMU侵权都颁布了临时禁令。广东宋氏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李晓月律师曾表示:“以上,英美法院出具的TRO禁令证实Temu存在多种、数个侵害SHEIN版权及商誉的侵权行为,这些侵权行为已使SHEIN遭受紧迫的、直接的严重侵害,以至于需要对SHEIN的权利给予紧急的保护。” 同为跨境电商,Temu和Shein模式不尽相同,前者简单理解为类平台模式,产品由三方卖家负责生产和供应;而Shein除了有三方卖家产品,还有大量自主品牌产品,同名时尚品牌Shein被评为2023年在美国增长最快的十大品牌之一。 近期,除了开篇美国法院接连发布的三个TRO,双方在英国伦敦法院的案件也有了最新进展。2024年2月,英国伦敦法院对此前禁令再次进行庭审,庭审结果英国法院继续维持对TEMU禁令,继续禁止TEMU对Shein的侵权行为。据法院公布的诉讼信息来看,TEMU平台涉嫌大规模侵犯SHEIN自有品牌产品的图片,伦敦高等法院最新明确的临时禁令适用于所有SHEIN的图片,SHEIN可以对其自主拍摄的、供应商或者外部摄影机构拍摄的图片的相关侵权行为进行投诉。 此前,SHEIN对Temu提起诉讼,指控Temu站点上大量盗用了SHEIN自有品牌的产品图片,并且在SHEIN按照Temu 平台的投诉流程发出投诉后,迟迟不采取任何行动,最终SHEIN通过法律手段发起维权诉讼。 当下,由于实体诉讼等待时间较长,向法院申请禁令已经成为了原告及时阻止大规模和长期恶意侵权行为及维护自主品牌形象和口碑的重要途径。在SHEIN与Temu的诉讼中,SHEIN向法院提起侵权诉讼后,同样在英国法院申请了临时禁令,并获得批准。 一般而言,法院授予临时禁令的门槛比较高,临时禁令是在对实体诉讼进行审理前为更好维护正义而实施的手段,因此法院通常在平衡各方面因素和证据之后,认为原告受到了较为严重的侵权损害时才会授予。在这起案件中,法院或认为SHEIN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故授予了其临时禁令。 英国法院在该案件中授予的临时禁令明确,被告Temu需要在收到法院禁令后的两个工作日内删除其相关网站及平台中的涉诉图片。 (英国法院最新裁决,继续对Temu发布禁令,文件来源英国法院文件网站:https://efile.cefile-app.com/) 从相关文件来看,被告Temu在诉讼中的情况似乎不怎么乐观。在庭审中,当Temu用一张图片来表明未侵犯涉诉图片时,主审法官凯林·培根 (Kelyn Bacon)指出该图片是通过Photoshop处理过的图片。 同时,法庭仍然支持SHEIN对供应商图片权利的主张,Temu对禁令不包括供应商图片的请求被驳回,英国法院最新判决强调禁令适用所有Shein的图片,即包括Shein自己拍摄的与供应商或摄影机构拍摄的图片。 出海跨境一定是专业和合规之战,不管是平台还是第三方卖家或是品牌的供应商工厂,应牢记合规发展才是长远之道。 来源:IPRdaily中文网(iprdail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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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电捷通诉苹果判赔14亿最高院判决书
2021年12月30日,陕西高院作出(2016)陕民初10号一审民事判决书,判决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停止销售相应型号的手机电脑、赔偿西电捷通14284.0608万元,合理开支人民币50.9958万元等。 2022年12月30日,最高法院作出(2022)最高法知民终817号判决书,撤销陕西高院(2016)陕民初10号民事判决第一、四项,即:苹果公司无需停止销售相应型号的手机电脑;维持陕西高院(2016)陕民初10号民事判决第二、三、五项,即苹果公司仍需赔偿西电捷通14284.0608万元,合理开支人民币50.9958万元的决定。 2024年2月21日,最高法院公开了多达6.6万字的(2022)最高法知民终817号判决书,超出了公众号单篇文章5万字的上限,因此约1.6万字转为图片发布。 自2015年双方谈判破裂,2016年西电捷通起诉苹果; 2017年双方在第八届专利年会上正面冲突; (2017年9月5日 专利年会片段) 至一审2021年底判决,二审2022年底判决, 耗时近七年, 不得不说,专利真是有钱人的游戏~ ‍ 附最高院判决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2)最高法知民终8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法定代表人:彼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璞,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缑正,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西安西电捷通无线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 法定代表人:曹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艾宏,北京市正见永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嘉,北京市正见永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西安市某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 法定代表人:董某,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某,女,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西安西电捷通无线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原审被告西安市某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30日作出的(2016)陕民初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本院于2022年4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2年8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并于2022年10月26日询问当事人。上诉人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璞、缑正到庭参加了开庭和询问;被上诉人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艾宏、王嘉到庭参加了开庭和询问,法定代表人曹某到庭参加了询问;原审被告西安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某到庭参加了开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为: (一)原审存在程序违法,应当依法发回重审。 1.关于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告知程序。依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审判委员会委员属于审判人员,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审判委员会委员身份,当事人有权依法申请回避。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标准》第7条也要求各级法院,对于“依法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应当向当事人宣布审判委员会委员名单,并询问当事人是否对审判委员会委员申请回避”。原审程序中,原审法院未告知审判委员会委员相关信息,且审判委员会成员发生过多次变动,但均未通知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导致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知情、申请回避等相关诉讼权利被剥夺。 2.关于审理范围和诉讼主体。(1)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主张的侵权行为和原审判决最终认定的侵权行为不同,原审法院对其创立的新的法律关系及最终认定的侵权行为并未释明,也未进行必要听证。(2)基于原审判决所认定的所谓侵权事实,本案的适格被告本应是美国某甲公司,而非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美国某甲公司至少应被追加为本案的共同被告。 (二)原审判决认定被诉侵权产品并非“获得专利许可的产品”,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事实上,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一直与美国某甲公司签订有2028年到期的《技术转让(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以下简称专利许可合同)、《技术转让(专利实施许可)合同补充合同(一)》(以下简称补充合同一)、《专利许可合同补充合同(二)》(以下简称补充合同二),双方时至今日仍一直在该许可合同框架下协商解决许可费纠纷,并已有生效的仲裁裁决。然而,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却在协商过程中单独针对销售方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发起侵权之诉,涉及专利许可合同所包含的专利号为02139508.X、名称为“一种无线局域网移动设备安全接入及数据保密通信的方法”的发明专利(以下简称涉案专利),以期倒逼身为被许可方的制造方接受许可费条件。 1.原审判决在“事实查明”部分已经记载了专利许可合同的授权期限至2028年12月8日截止的事实,却在“本院认为”部分否认被诉侵权产品在诉讼期间处于被许可状态,自相矛盾。2.“无许可费、则无许可”与“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相冲突。从2015年许可费谈判开始至今,美国某甲公司一直在履行合同义务,因此专利许可合同一直处于生效状态,被诉侵权产品也一直是被许可的产品。3.原审判决认定被诉侵权产品并非“获得专利许可的产品”违反了“同案同判”的审判原则,侵害了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的信赖利益和合法权益。 (三)原审判决适用的侵权判定标准存在明显错误。1.关于侵权判定标准。针对“不可替代的实质性作用规则”的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的在先案例已经明确设定了多个判断要素,其中“实质性作用”是一个关键判断要素。关于“实质性作用”,原审判决的判断标准相较于在先案例被错误地放宽,将实施方法专利过程中使用到的辅助设备的辅助作用也纳入了“实质性作用”,明显缺乏合理性。 2.原审判决适用的错误标准如果适用于后续的其他案件中,会导致现行法律规定被架空。(1)关于专利间接侵权的相关法律规定会被架空。电学或通信领域方法专利的实施过程必然涉及各设备中的数据或信息的处理和交互,符合帮助侵权要件的必要设备(或专用零部件)的相关数据或信息必然会在方法专利的实施过程中“一直有(被)参与”,原审判决所设定的侵权判定标准的适用范围明显涵盖且超出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侵犯专利权纠纷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关于帮助侵权规定的适用范围。此外,原审判决的侵权判定标准既不要求提供专用设备的行为人有主观过错,也不要求以直接侵权为前提,并且也不要求直接侵权人共同参与诉讼,明显不当。 (2)关于共同侵权的相关法律规定会被架空。原审判决错误地否认了在先案例中提出的“完整实施”的判断标准,在涉案专利涉及多个对等的物理实体的情况下,仅由其中一个物理实体的销售商独立承担全部侵权赔偿责任,而没有考虑其他物理实体的提供方或控制方。3.原审判决适用的错误审判标准会导致专利权被滥用。原审判决错误地将“与被诉产品相对应的计算机信息(具体是被诉产品的验证证书)在涉案专利的实施过程中始终有参与”作为“实质性作用”的唯一判断标准。采用该错误审判标准,涉及的辅助设备即使仅仅提供辅助功能,也有可能因为其“始终有(被)参与”而被错误认定为具有“实质性作用”,进而导致上述辅助设备的制造商或销售商承担明显不合理的侵权责任。 (四)基于现行法律及相关司法实践的审判标准,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并不侵害涉案专利权。 1.本案系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应将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保护范围进行比对。涉案标准采取“预共享密钥方式”或者“证书认证方式”两种平行的可选方式。涉案专利仅涉及证书认证方式,并不涉及预共享密钥方式。因此,采取预共享密钥方式的产品可以在满足符合无线局域网鉴别和保密基础结构(WAPI)标准的情况下并不落入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原审法院在没有确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情况下,将WAPI标准与涉案专利草草比对,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2.本案被诉侵权产品并非使用涉案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对涉案方法专利的保护仅限于限制使用涉案专利方法。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就被诉侵权产品仅存在销售行为,而从未单独或共同参与任何与涉案专利相关的使用行为,包括所谓的“固化”行为。可见,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的行为并不属于2008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第十一条所规制的范围,不构成侵害专利权。3.本案中的被诉侵权产品并不符合在先案例中对“实质性作用”所设定的所有判断标准。因此,即使在本案中适用在先案例的“不可替代的实质性作用规则”,苹果电脑上海公司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也没有侵害涉案专利权。4.参照与本案相关的“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诉丙公司案”二审判决的审判逻辑,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没有侵害涉案专利权。 (五)原审判决不考虑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的实际行为,仅以“销售获利”作为侵害专利权的归责原因,严重违背专利法的法理基础。1.构成专利侵权的行为类型是严格法定的。对于不属于专利法第十一条规定范围内的其他类型的行为,即便与实施专利技术方案有关,也不会构成专利直接侵权。2.专利法规制特定行为的法律规则背后,是充分的立法考量和价值取舍,司法实践中应予尊重。3.本案中,原审法院用“销售获利”倒推专利侵权责任,超越了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范围。原审判决明确认定本案中实施“固化”行为的主体是美国某甲公司(实际上是美国某乙公司),而非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对于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所承担的专利侵权法律责任,本质上是依据苹果电脑上海公司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获利来确定的。这一归责方式显然已经突破了专利法对行为构成要件的要求。 (六)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实施的是现有技术。以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3-2和3-14作为现有技术证据分别与被诉侵权技术方案进行比对,结合关于下载证书的公知常识性证据,可以得出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无实质性差异的结论。 (七)原审判决判令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停止侵害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首先,WAPI标准系国家强制性标准,侵犯专利权纠纷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并无适用基础。对于国家强制性标准,法律法规采取了特殊规定,尤其是在强制性标准涉及专利的情况下,对专利权人凭借强制性标准必要专利索取许可费的行为进行了严格的形式和实体限定。 本案中,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从未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涉案专利作出具体、诚信的“实施许可声明”,而只是声称其参与撰写的国家强制性标准可能涉及其专利,并未载明涉案专利的任何信息。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在诉讼中提交了一份从未向被许可方(美国某乙公司、美国某甲公司等)出示过的2004年第44号《无线局域网国家标准及相关产品强制性认证的实施的再次公告》(以下简称2004年第44号公告)。 但国家强制性标准由立法机关授权相关行政部门制定,一经公布即具有法的效力。行政部门推迟实施属于对执法阶段的变通,延期实施并不等于取消,也无法改变标准的强制性属性。2004年第44号公告发布于2004年,而本案中用于确定被诉产品构成侵权的标准制定发布于2006年。2004年第44号公告并无提及、也不可能用于两年之后才制定发布的标准。 退一步讲,本案也不满足标准必要专利诉讼中支持专利权人停止侵权主张的要件: 1.原审法院认定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元/件的报价未违反公平、合理、无歧视(FRAND)义务,属于认定错误。FRAND原则的核心在于许可费应当体现专利的技术价值和贡献,而非标准化带来的价值。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与多家被许可人签订*元/件的许可协议并不能说明专利价值,而更能体现标准化所带来的谈判优势和地位。 2.美国某甲公司和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在许可谈判中并不存在明显过错。美国某甲公司在谈判过程中积极回应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的报价,提出合理质疑和要求。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某甲公司和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就双方的许可费争议及时提出FRAND诉讼以及仲裁程序。双方也依据生效的仲裁裁决在沟通许可费具体确定和支付问题。 3.原审判决认定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在许可谈判中不存在明显过错,属于认定错误。首先,原审判决仅仅审查了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的许可费报价以及其未向美国某甲公司提供权利要求比对表是否违反FRAND原则,遗漏了多项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提出的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存在过错的事实和理由,比如:西电捷通通信公司针对销售方单独提起诉讼并申请禁令,是严重违反FRAND原则的行为,存在过错;捆绑非标准必要专利的行为也是严重违反FRAND原则的,存在过错。其次,就原审法院已经审查的事实,无论是*元/件的许可费报价,还是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拒绝提供权利要求比对表、多次拖延回应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的技术质疑,都是完全不符合FRAND原则的行为。 (八)原审判决判令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承担许可费以及惩罚性赔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是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而非许可费纠纷。*元/件是51件专利及专利申请的一揽子许可的总费用,不能作为涉案专利这一项专利的许可费用。以51件专利对应的所谓FRAND费率*元/件作为一件涉案专利的许可费基数,于法无据。鉴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在与美国某甲公司和苹果电脑上海公司2015年以后的许可费谈判过程存在明显的违反FRAND义务情形,无论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在许可谈判中是否存在过错,本案都不应当要求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承担惩罚性赔偿的责任。 此外,本案属于侵权纠纷,惩罚性赔偿的基础是侵权人具有“主观恶意”。涉案专利作为实施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必要专利,被诉侵权人并无选择实施或不实施该专利的主观自由,而是必须实施标准,否则便违法。在此情形下,被诉侵权人并无主观实施涉案专利的意思,更不用提“主观恶意”实施涉案专利。原审判决忽略了涉案专利本身属于实施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必要专利的属性,忽略了相关领域实施方的公共利益,错误认定了主观恶意,并错误判罚三倍赔偿,严重影响了包括美国某甲公司在内的本领域标准实施方的公共利益。 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辩称: (一)原审程序合法,不存在应当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的程序违法情形。 1.原审法院并无义务告知当事人该院审判委员会成员及其变更,以及对审判委员会成员申请回避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的程序要求,未规定告知审判委员会成员或其变更的程序义务,原审法院也并非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故不存在剥夺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回避申请权的程序违法之处。 2.原审判决没有超出诉讼请求范围。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的诉讼请求包括判令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停止销售侵权产品,原审判决判令停止销售行为未超出诉讼请求的范围。 3.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为适格被告,不应追加美国某甲公司为原审被告。(1)原审判决的相关表述是指相对于不控制专利方法实施过程的移动终端(MT)用户,固化行为人是责任人,不能被断章取义地理解为美国某甲公司相对于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是侵权行为的责任人。(2)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既是被诉侵权产品入网许可证的申请者,也是入网许可证的持有者,参与了在被诉侵权产品上标注入网许可标识的制造过程,实施了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3)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明知其未经授权,但仍销售被诉侵权产品。(4)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有权针对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制造和销售侵权产品的行为提起诉讼。(5)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以其与美国某甲公司的侵权获益比,判断其不是本案适格主体或其与美国某甲公司是必要共同诉讼的被告,没有法律依据。 (二)被诉侵权产品未获得授权许可。 1.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及美国某甲公司没有获得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的专利许可。根据专利许可合同的约定,假如美国某甲公司希望在2014年后继续获得专利许可,应当积极主动向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提出协商请求。然而,美国某甲公司经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四次催告才勉强同意启动协商,并在此后的谈判中极尽拖延。 2.美国某甲公司未履行仲裁裁决,也没有做出任何想要积极履行仲裁裁决的行动。仲裁裁决作出后,美国某甲公司和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仍然始终没有披露相关产品在中国市场上的销量,也没有按照仲裁许可费率向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支付任何许可费。 3.虽然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与美国某甲公司之间存在专利许可合同,但在美国某甲公司及其关联公司长达十三年持续违约、拒绝依约支付许可费的情况下,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有权对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依法提起侵权之诉。 (三)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和美国某甲公司实施了侵权行为。 1.WAPI标准中的预共享密钥鉴别方式与证书鉴别方式均属于必备方案。 2.如何获取证书并不影响对美国某甲公司专利侵权行为的判定。证书用于证明实体的身份,无处不在,由相关主管机构制作颁发,发放证书无需获得WAPI许可,涉案专利并不保护移动终端认证证书的获取过程。 3.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声称固化是美国某乙公司实施的,美国某甲公司没有实施“软件固化”,有悖常识,且与事实不符。(1)本案所指的“固化”显然不是美国某乙公司的“软件固化”或“著作权固化”,而是专利技术的固化。美国某乙公司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获得的许可,是软件著作权许可,而非专利许可。美国某乙公司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签订的合同也明确约定了第三方客户在将产品进行商业销售时应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签订独立的许可合同。(2)美国某乙公司制造的芯片主要用来存储单播密钥和组播密钥,以及利用这些密钥对通信数据进行加解密,以支持无线局域网保密基础结构协议(WPI)运行,并不用于执行无线局域网鉴别基础结构(WAI),和涉案专利方法没有关系。(3)美国某乙公司是芯片生产商,不是移动终端制造商,美国某乙公司不可能将其芯片加工组装在美国某甲公司的设备中,终端用户也不可能直接使用美国某乙公司制造的芯片自然再现专利方案,因此美国某乙公司制造芯片的行为不是原审判决所指称的“固化行为”。 4.在移动终端中的固化行为构成侵权。 (1)作为移动终端制造商的美国某甲公司通过对其设备中软件及硬件的设置,预控移动终端机械重演涉案专利方法,该行为即是原审判决指称的“固化行为”。 (2)涉案专利技术方案的机械重演涉及移动终端、无线接入点(AP)和认证服务器(AS)三个实体,三个实体的运行过程整体上全面覆盖专利技术方案。其中,启动机械重演的正是移动终端,移动终端设备一经提供给终端用户,终端用户就具备了根据自己意愿自主决定在特定时间自然再现涉案专利方法的可能性,终端用户在使用移动终端设备时,如果启用WAPI功能,就会启动该专利方法的执行,导致专利技术方案的机械重演,而无线接入点和认证服务器事实上是在移动终端启动机械重演后被参与到机械重演中。 (3)涉案专利的发明目的之一是解决现有安全机制中由于移动终端不对无线接入点进行认证,而无线接入点的设置又易于伪造,导致无法有效保障移动终端安全接入这一技术问题。涉案专利技术方案的多个步骤,包括无线接入点和认证服务器之间交互的步骤,都是实现发明目的的步骤。与现有技术中仅由无线接入点针对移动终端进行单方认证相比,涉案专利技术方案提升了移动终端的安全性。从技术角度看,移动终端方获得最大受益。 5.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不仅实施了销售行为,而且实施了制造行为。原审判决的认定符合(2019)最高法知民终147号民事判决确定的“不可替代的实质性作用规则”。 6.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提出的现有技术抗辩不能成立。苹果电脑上海公司逾期提交的证据对本案基本事实不具有证明价值,与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也有明显差异。 (四)原审判决判令停止侵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1.WAPI标准是否为强制性标准不构成对“禁令”救济的阻却。WAPI标准被延后强制实施后一直被视为推荐性标准,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为生产制造而申请并获入网许可与涉案标准是否属于国家强制性标准无关。 2.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是善意许可人,且从未违反许可承诺和FRAND义务。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早在《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管理规定(暂行)》颁布实施前十一年就作出了标准必要专利许可承诺声明,在与美国某甲公司的谈判及具体许可过程中从未违反FRAND义务。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基于专利组合包进行许可既是双方协商一致的内容,也是业界的惯例,没有实施所谓的捆绑。 3.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不是善意被许可人。美国某甲公司及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仅部分履行2010年至2014年的许可费支付义务,但拒绝履行2014年后的许可费义务。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掌握被诉侵权产品的销量及相关账册,始终拒绝披露。相反,美国某甲公司及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向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索要明显无关且不合理的文件,所谓“协商”均是恶意拖延。 4.苹果电脑上海公司2019年8月9日提出的“履约担保”不能证明其具有“善意被许可人”地位。在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合同的前提下,所谓“履约担保”本身缺乏正当性,该“履约担保”数额与违约所涉数额严重不成比例,属于以象征性担保掩盖实质性违约的行为。 5.原审判决判令停止侵权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标准必要专利而言,并不存在通常意义上的“禁令”。由于“禁令”并不消除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FRAND许可承诺或其效力,只要“禁令”相对人回归善意,即“自动触发”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的许可义务。因此,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并不能依据“禁令”获得市场排除利益。 对于本案而言,美国某甲公司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之间存在有效的许可协议,双方只要履行合同即可通过获得许可而解除“禁令”。但美国某甲公司在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已经签订许可协议情形下,仅为履行合同就进行了十三年的“谈判”,在此期间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和美国某甲公司持续实施涉案专利,面对生效仲裁裁决也未展现出履行的善意。在此情形下,对权利人给予“禁令”救济不但合法,而且必须,是遏制标准必要专利反向劫持的有效救济。 (五)原审判决的赔偿数额合理有据。1.以*元/件作为许可费基础合理有据。涉案专利作为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许可的专利包中最为核心的WAPI标准必要专利之一,能够代表整个专利包的许可价值。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对一件和多件专利收取的许可费相同,不具有“捆绑”的动机。在业界的实践中,对任意单一专利估值也是不可能的。2.原审判决确定的损害赔偿合理合法。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对*元/件的报价应明知,继续销售被诉侵权产品具有主观恶意。由于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与美国某甲公司长期侵权带来的不良示范效应,直接导致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无法足额收取应得的许可费。原审判决以低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请求数量的销售量作为赔偿的基础,按照*元/件的许可费乘以3倍计算得到的总赔偿数额合法有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西安某公司述称: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都是针对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与西安某公司无关,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于2016年4月11日立案受理,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起诉请求: 1.判令苹果电脑上海公司、西安某公司立即停止侵害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专利权的行为,立即停止销售侵害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专利权的多个型号手机产品及平板电脑产品; 2.判令苹果电脑上海公司针对2015-2017年销售的A型号手机产品中的4000万台,2016-2017年销售的B型号手机产品中的700万台,以及2015-2017年销售的平板电脑产品中的270万台赔偿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经济损失1.5亿元,其中包括合理支出90万元。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保留根据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侵权持续时间内的侵权产品实际销售数量对所遭受的直接损失或间接损失增加索赔金额或另案索赔的权利; 3.判令苹果电脑上海公司、西安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 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创立于2000年9月,是全球领先的网络与信息基础架构安全技术解决方案供应商,十余年来持续致力于通信网络空间构建所必须的基础安全技术创新。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的核心研发领域之一就是无线局域网(WLAN)的基础安全问题。在长期投入研发的基础上,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于2002年11月6日申请涉案专利。除上述核心专利外,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还持续投入研发了一系列与WLAN安全相关的技术,并经过大量测试和产业化应用研究,成为WLAN基础安全技术领域全球仅有的两个标准中的新一代更加安全的成熟技术。 与目前普遍使用的IEEE802.11i(Wi-Fi标准)安全技术相比,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的技术很好地解决了基础性的链路层(和接入层)的安全问题,使得此前容易发生的安全隐患(如用户信息被窃听、截取,或者传输数据被修改,诱骗接入假冒网络,网络被盗用或栽赃等)得到了很好的防范;同时,其在技术方面的客观优势使WLAN具备了更加安全、更易管理、更具业务增值点的能力,故在当前的新一代宽带无线网络建设中呈现出越来越旺盛的生命力。 正因为如此,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的技术从2003年起即成为我国无线局域网产业广泛采纳的标准,为终端设备制造商等从业者所采用。除了在国内的广泛应用之外,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还长期作为ISO/IEC中国国家成员体代表团主要成员参加相关国际会议,持续努力推动使其技术成为国际标准。自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的涉案专利技术投入产业化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在网络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并更加受到政府和各界重视的今天,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所创新的包括涉案专利在内的网络基础安全技术更加展示出强大生命力。 苹果电脑上海公司、西安某公司作为美国某甲公司移动通信设备和平板电脑的销售商,通过其销售的A型号、B型号手机产品以及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实施了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上述专利。上述侵权行为具体体现为: 被诉侵权产品A型号、B型号手机以及平板电脑中具有WAPI功能,在该手机和平板电脑接入WAPI网络时,就必然实施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专利,从而落入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的保护范围,构成对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涉案专利权的侵害。 同时,苹果电脑上海公司还通过与其实际控制方美国某甲公司共同进行被诉侵权产品的研发、测试、生产制造、检测等行为,直接实施了西安某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涉案专利。经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与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反复交涉,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拒绝就使用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的专利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反而以各种理由恶意拖延,拒绝支付相关费用。 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认为,苹果电脑上海公司、西安某公司长期、大规模、故意实施的上述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基于涉案专利权而享有的合法权益,主观恶意明显,导致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大量投入而产生的知识产权无法获得合理的回报,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原审辩称: (一)涉案专利保护的技术方案与WAPI标准不一致,并非标准必要专利。涉案专利的“标准必要性”是判定本案侵权是否成立的必要步骤。在进行对标分析时,应将标准中包含的技术方案作为产品实际实施的方案,判断标准技术方案是否构成对相关权利要求的侵权。对于方法专利而言,相关比对应当将技术方案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判断,不能仅仅简单比对单个特征步骤,而要综合考虑各步骤之间的逻辑关系,确定相关专利的保护范围。 涉案标准的实施步骤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相应实施步骤不同: 1.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缺少WAPI技术方案中“鉴别激活请求”这一必要步骤,因此与WAPI标准所提供的安全接入的技术方案不一致。WAPI技术方案中需要通过由鉴别器实体(AE)向鉴别请求者实体(ASUE)发送“鉴别激活请求”来发起整个证书鉴别过程,而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直接由移动终端发送“接入认证请求”开始认证。说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与WAPI标准中的证书鉴别过程存在本质区别,是不同的技术方案,WAPI标准的执行不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2.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的具体执行步骤与WAPI标准不一致,具体而言,当移动终端的证书为错误/非法时,WAPI标准中的ASUE在接收到“接入鉴别响应分组”后直接解除链路链接,不再对无线接入点的证书的结果进行判断;而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中却无论移动终端的证书是否为错误/非法,都会执行“步骤六,移动终端MT对接收到的无线接入点AP证书认证结果进行判断”。因此,涉案专利与WAPI标准涉及的技术方案存在区别,涉案专利不构成标准必要专利,被诉侵权产品在实施WAPI标准时并不实施涉案专利。 (二)苹果电脑上海公司销售、许诺销售被诉侵权产品不侵害涉案专利权。 1.本案涉及合法有效的专利许可合同,被诉侵权产品是获得专利权人授权的产品,西电捷通通信公司针对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缺乏侵权诉求基础。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于2017年7月11日提交《涉嫌侵权产品型号清单》共涉及32款产品,均属于获得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许可的产品。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与美国某甲公司于2010年签订了专利许可合同、补充合同一、补充合同二,许可期限截止2028年12月8日,许可范围包括被诉侵权产品的使用、销售、许诺销售;约定了截至2014年止的许可费,并约定2014年之后的许可费另行协商。因此,在不存在任何许可合同终止或解除的情形下,西电捷通通信公司针对被诉侵权产品的侵权主张无法成立。 (1)美国某甲公司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签订的专利许可合同仍处于有效期内。双方对于该许可合同的许可期限没有分歧,只是在就2014年之后的许可费问题进行协商;双方协商期间并未发生协议中约定的合同解除或终止情形,专利许可合同依然合法有效。 (2)被诉侵权产品为上述许可合同项下的被许可产品。基于专利许可合同第3.1条和第17条,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授予了使用、销售和许诺销售这些产品的许可,故所有被诉侵权产品均为获得了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包括涉案专利在内的WAPI技术许可的产品。 (3)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基于专利许可合同存在有效的不侵权抗辩。因被诉侵权产品为生效许可合同项下的被许可产品,即便专利权使用费未支付或由双方另行协商,也不能认定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专利,故苹果电脑上海公司销售被许可产品不构成侵权。 2.苹果电脑上海公司销售、许诺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不构成专利法第十一条规定的直接侵权行为。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的销售没有实施双向证书认证、保密通信的专利方法,不属于“使用其专利方法”的行为,而且涉案专利为通信方法专利,依照该方法专利无法制造并获得产品。因此,被诉侵权产品不属于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苹果电脑上海公司销售行为不构成专利法第十一条规定的直接侵权行为。 3.苹果电脑上海公司销售、许诺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不构成帮助侵权或共同侵权。无论是专利法下的帮助侵权,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下的共同侵权,都需要以直接侵权的成立为前提。而本案中,使用被诉侵权产品本身并不构成直接侵权。同时也不满足前述帮助侵权、共同侵权所需其他要件。 (1)使用被诉侵权产品本身不构成专利法第十一条规定的直接侵权行为。一是被诉侵权产品未预装实施涉案专利所必须的证书,不可能实施涉案专利。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已认可被诉侵权产品需要预安装移动终端证书才可以实施涉案专利的技术方案,而被诉侵权产品中并没有预装移动终端证书。移动终端证书是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授权的主体颁发。二是涉案专利需要移动终端、无线接入点、认证服务器三项物理实体共同实施,被诉侵权产品作为移动终端不可能覆盖涉案专利的所有技术特征,不符合“全面覆盖原则”。三是符合WAPI标准的产品并不执行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的技术方案,被诉侵权产品遵循WAPI标准之步骤,而不是与WAPI标准不同的涉案专利保护的技术方案。 (2)被诉侵权产品不构成侵犯专利权纠纷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下的帮助侵权,不满足该条规定的帮助侵权的四个构成要件。一是专利侵权案件中间接侵权的认定需以直接侵权行为存在为前提,而本案中不存在直接侵权行为,因此不可能存在共同侵权或帮助侵权。二是消费者作为实际使用被诉侵权产品的人,使用被诉侵权产品连接WAPI网络时并非以生产经营为目的,本案中不存在直接侵权行为。三是被诉侵权产品及其所安装的WLAN芯片,或是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主张的用于实现WAPI功能的模块均存在“实质性非侵权用途”,包括通信、拍照、Wi-Fi、蓝牙等,被诉侵权产品不满足“专用产品”要件。四是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被诉侵权产品专门用于实施涉案专利。退一步,被诉侵权产品基于专利许可合同仍为被许可产品,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并不知晓被诉侵权产品构成专利侵权。 (3)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十二条规定的共同侵权的构成要件至少包括“直接侵权”和“共同过错”,而本案中不存在直接侵权,因此不存在共同侵权。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直接生产或授权厂商生产无线接入点、认证服务器,且移动终端证书均由认证服务器发放,不可能存在任何共同故意或共同过失。通过授权移动终端证书的发放,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已经默示许可被诉侵权产品使用涉案专利技术。因此,苹果电脑上海公司销售、许诺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不构成侵权责任法下的共同侵权行为。 4.西电捷通通信公司通过销售WLAN芯片使得涉案专利已经权利用尽,因此被诉侵权产品不构成专利侵权产品。专利权利用尽原则同样适用于方法专利。WLAN芯片由专利权人授权的美国某乙公司售出,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专利权用尽。无论明示或默示,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与美国某乙公司签订的《技术许可协议》(以下简称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美国某乙公司协议)已经给予美国某乙公司完全支持WAPI功能的WLAN芯片授予专利许可,因此能够实施涉案标准必要专利。 一是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美国某乙公司协议的合同文字已经表明,包含专利许可的所有知识产权许可已经授予美国某乙公司用于生产、销售可能被整合进而满足WAPI标准的WLAN产品。 二是即使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坚持专利许可没有明确写入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美国某乙公司协议中,提供生产、销售符合WAPI标准的产品的技术许可即已经提供了实施WAPI标准必要专利的默示许可,包括涉案专利。 三是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美国某乙公司协议对于被许可产品的售后使用限制不能对抗专利权利用尽原则。被许可产品首次售出后的使用限制只能约束合同双方,无法对抗专利权利用尽原则。虽然美国某乙公司有责任通知第三方客户需分别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签署许可协议才能为商业销售的目的使用专利产品,然而美国某乙公司没有权利迫使第三方客户遵守该责任。 (三)“禁令”救济与损害赔偿。 1.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在本案中不应获得“禁令”救济。涉案专利为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自行主张的标准必要专利,因此,在协商过程中无权针对其现存的善意被许可人主张“禁令”救济。 (1)在涉及标准必要专利的案件中,仅在被许可人拒绝接受FRAND许可的情况下,才可能给予“禁令”救济。根据侵犯专利权纠纷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对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违反FRAND原则无法达成许可协议,且被许可人无明显过错的,人民法院不应当支持“禁令”救济。司法实践中已有的判例均认可给予“禁令”救济的前提在于被许可人恶意拒绝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FRAND许可。 (2)美国某甲公司在协商中没有任何过错,并愿意接受FRAND许可,然而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拒绝提供符合FRAND义务的许可条款,导致双方就2014年之后的许可费用无法达成一致,因此,本案中不应授予“禁令”。 一是美国某甲公司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有合法有效的专利许可合同,有效期至2028年,美国某甲公司仍为涉案专利的被许可人。美国某甲公司早在于中国发售第一款产品之前便寻求WAPI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并在几个月内通过协商签订了专利许可合同。美国某甲公司完全信任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声称的其为WAPI标准必要专利所有人,并没有审查被许可专利的必要性和其他相关的不侵权问题,例如权利用尽。 二是在2014年以后的协商中,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突然将许可费提升至20余倍于专利许可合同中支付的数额,甚至拒绝承认专利许可合同的有效性。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单方改变许可费用导致双方延长协商时间,并迫使美国某甲公司重新评估被许可专利的价值。标准必要性和权利用尽问题在重新评估中被提出。 三是尽管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提出不符合FRAND原则的要约,美国某甲公司仍积极参与2014年后的协商,没有任何拖延。美国某甲公司尽职参与了多次电话会议并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在西安会面。然而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一直拒绝美国某甲公司关于提供与标准必要性和适用专利权利用尽原则相关文件的合理要求,包括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美国某乙公司协议。现如今,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甚至不承认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美国某乙公司协议的存在。 四是在2014年后的协商中,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有目的性地避免仲裁条款并针对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和某电子产品商贸(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电子北京公司)提起侵权诉讼并主张“禁令”救济。该行为显然是迫使美国某甲公司接受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不符合FRAND条款的要约。五是美国某甲公司根据专利许可合同向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支付预付款的行为充分展现了善意被许可人以及愿意接受FRAND要约的意愿。如果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或仲裁庭决定了一个不同的FRAND许可费数额,美国某甲公司也愿意补足之间的差额。但是,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拒绝了该笔支付和美国某甲公司的善意。 2.关于损害赔偿。 (1)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享有合法来源抗辩。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是美国某甲公司的经销商,也是独立于美国某甲公司的主体,苹果电脑上海公司销售的产品来自于美国某甲公司的代工厂,因此享有合法来源抗辩,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2)纵使法院不支持合法来源抗辩,本案确定的赔偿责任应与FRAND义务一致。根据专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专利侵权案件的赔偿数额应首先根据专利权人受到的损失计算。假设涉案专利是标准必要专利,且被诉侵权产品实施了涉案专利,则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享有FRAND抗辩的权利,并仅需支付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符合FRAND义务的许可费用的损失。 一是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恳请法院允许在FRAND案或仲裁程序中解决FRAND许可费用问题。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于2003年1月7日向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信标委)提交《关于两项国家标准可能涉及相关专利权的声明》。因此,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负有法定义务在FRAND原则下进行许可。根据侵犯专利权纠纷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FRAND义务是标准必要专利所有人的法定义务,标准必要专利实施者有寻求确认符合FRAND义务的许可费的权利。针对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违反FRAND义务的行为,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已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FRAND许可费诉讼,要求确认FRAND许可条件,特别是2014年后的许可费用。因此,恳请法院通过FRAND许可费诉讼确认在需要给予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许可费用的情况下,应该给予的数额。而且美国某甲公司根据专利许可合同第16条的仲裁条款约定,已于2017年5月8日向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发送了《关于:启动仲裁程序》的信函。 二是如果本案中要确定损害赔偿数额,应主要依据专利许可合同而非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提交的证据以确定FRAND许可费用。专利许可合同是本案中决定FRAND许可费最好的参照标准。尽管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提供了7份专利许可合同,但7份专利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与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在市场上并不具有相似地位、被许可产品的类型不同、被许可专利不同、许可期限不同。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披露的可能涉及涉案专利的157项许可合同中,许可费从200元人民币到100万元人民币不等,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主张的*元/台的许可费政策背道而驰。 再者,根据FRAND原则,标准必要专利所有人的赔偿应该基于专利技术对产品和终端消费者的贡献。然而,涉案专利提供的WAPI功能和技术效果几乎没有任何商业用途,也没有使消费者受益。由于WAPI功能在过去的5年中已逐渐在市场上失去价值,许可费用应该显著降低。参考专利许可合同,就某产品,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可以收取的许可费应当遵循双方在专利许可合同中就2010年至2014年许可年费约定的逐年增加*万元的规则而确定,共计*万元。作为善意的被许可人的举措,美国某甲公司已尝试向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支付预付费,以期促进解决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之间存在的专利许可费用争议。 美国某甲公司同时明确表示,最终的FRAND许可费用将以仲裁或者法院裁判为准,该笔费用仅为善意的预支费用,然而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仍拒绝了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的善意支付。该付款行为不代表对使用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专利进行认可,只是期望通过非诉讼程序解决纠纷,表达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进行善意友好协商的态度。综上,应驳回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对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西安某公司原审辩称: (一)西安某公司代销的产品有合法来源。西安某公司确实代销涉诉的A型号、B型号产品,但产品来自于陕西某电讯零售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电讯公司),西安某公司一般是每一年度与某电讯公司签订《代销合同书》,由西安某公司代销某电讯公司供应的A型号、B型号产品,因此,西安某公司销售的被诉侵权产品具有合法来源。 (二)西安某公司对于被诉侵权产品是否侵权无法判断,并不知道被诉侵权产品构成侵权。西安某公司没有能力也不知道销售的被诉侵权产品是否侵害任何第三人的知识产权。西安某公司已对供应商的主体资格等进行了审查,只要供应商的产品符合国家、行业各项标准、符合销售条件,西安某公司就已尽到代销商的义务。西安某公司在签订、履行代销合同过程中,从未收到任何有权机关关于产品侵权的认定(裁定)等,从公开正规渠道无法获知上述信息,故西安某公司实际不知道也无能力知道被诉侵权产品是否侵权。根据专利法第七十条规定,西安某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三)西安某公司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之间无任何联系。举证期限届满前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西安某公司销售任何平板电脑产品。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提供的证据(2015)京方圆内经证字第28644号公证书所涉送检的A型号手机并非在西安某公司购买,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仅仅是在西安某公司购买了A型号手机,但其作为起诉的关键性证据即基于A型号手机作出的WAPI功能性检验报告并不是针对西安某公司销售的手机,换言之,本案与西安某公司无任何联系,西安某公司不是适格被告,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将西安某公司列为被告无法律依据。 (四)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要求西安某公司立即停止销售被诉侵权产品不符合公平原则。如果涉案专利已经纳入国家强制性标准,即使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侵害了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的专利权,在经济赔偿足以补偿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的情况下,停止侵权不符合利益平衡原则。另外,与整个手机的价值相比,涉案专利的相对价值也比较小,故请求法院驳回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要求西安某公司停止销售的诉讼请求。 (五)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要求西安某公司承担诉讼费的诉讼请求不合理。西安某公司只是某手机的销售者之一,且西电捷通通信公司送检的A型号手机不是西安某公司所售,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确定起诉赔偿数额的品类及销售额并非都是西安某公司所销售,西安某公司在销售被诉侵权产品时对于被诉侵权产品是否侵权并不知情。因此,西安某公司不应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成立于2000年9月,是一家网络与信息基础架构安全技术解决方案供应商,该公司的核心研发领域之一是无线局域网(WLAN)的基础安全问题。 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成立于2001年1月15日,负责美国某甲公司在中国的销售,股东为在爱尔兰注册的外国法人,该爱尔兰公司是美国某甲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企业情况介绍载明:美国某甲公司创立于1976年,总部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库珀提诺市)。美国某甲公司以其强大的研发能力和独具创新的产品而领军世界IT界。主要产品有计算机,数码音乐播放器和手机。2008年,其财政年度总收入为320亿美元,在全球拥有约40000多名研发、管理及销售人员。 2001年1月15日,美国某甲公司在上海注册了其全资子公司——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并逐渐在北京、广州、深圳、苏州、成都等地设立了分公司或办公室,2008年营业额2.7亿余美元。公司下辖销售部、售后服务部、财务部、研发部、人力资源部、公共关系部等部门,员工近500人。中国是美国某甲公司产品最主要的生产基地。目前,美国某甲公司销往世界的90%以上的台式电脑和100%的可移动产品,如手提电脑、数码器及其最新的手机在中国生产。厂家分布在广东、上海及江苏等省份,超过十万名专业技术工人专门从事美国某甲公司产品的生产。 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下简称工信部)电信设备认证中心《关于核实部分电信设备进网情况的函》(认鉴字[2018]142号)(以下简称认鉴字142号复函)附件四的12份《售后服务承诺书》显示,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在《售后服务承诺书》中承诺承担售后服务责任,履行国家规定的包修、包换和包退义务。 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与美国某甲公司是关联公司,在多个诉讼中共同作为一方当事人参加诉讼。 原审审理中,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确认美国某甲公司一方参与2010年前后谈判的人员为美国某甲公司律师高级主管*、亚洲采购与运营*、美国某甲公司采购总监*。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称其参与专利许可合同谈判的人员包括*、*、*、外部律师*、*。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提供了*、*的名片复印件,认为*、*系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的工作人员,参与了美国某甲公司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的许可谈判。苹果电脑上海公司质证对名片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两张名片最多可以证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与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接触过。 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提供了北京高院(2017)京民辖终134号案2017年7月7日开庭笔录,内容显示,“你对某北京和某上海对于专利授权有什么关系”,美国某甲公司等回答“参与了谈判,而且也是FRAND潜在的被许可人”。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京民辖终144号民事裁定认定某电子北京公司、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是美国某甲公司在中国成立的子公司。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是美国某甲公司在中国的总经销商,销售美国某甲公司生产的产品。 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辖终77号民事裁定认定,“根据双方都认可的事实,三上诉人属于高层管理人员高度重合的关联公司。综合考虑上述证据和事实,可以初步证明,某电子北京公司、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和某贸易上海公司对于进口、销售、许诺销售被诉侵权产品有相应的职责分工,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为被诉侵权产品的进口商和总经销商,某电子北京公司和某贸易上海公司销售被诉侵权产品时所收款项去向一致,三上诉人共用同一官方网站且高层管理人员高度重合。可见,本案现有证据能够初步证明,三上诉人具有构成共同侵权的可能性,即高通公司提供的三上诉人构成共同侵权的初步证据已经足以证成一个可争辩的共同侵权行为,至于最终是否构成共同侵权则有待通过实体审查确定。” (二)涉案专利及技术标准相关的事实 涉案专利申请日为2002年11月6日,授权公告日为2005年3月2日,专利权人为西电捷通通信公司。2015年至2016年,某移动通信产品(中国)有限公司、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先后针对涉案专利向原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了无效宣告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均决定维持涉案专利权有效。 目前该专利处于合法有效状态。涉案专利共有14项权利要求,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在本案中主张权利要求1,具体内容如下: “1.一种无线局域网移动设备安全接入及数据保密通信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接入认证过程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移动终端MT将移动终端MT的证书发往无线接入点AP提出接入认证请求; 步骤二,无线接入点AP将移动终端MT证书与无线接入点AP证书发往认证服务器AS提出证书认证请求; 综上,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的权利用尽抗辩不能成立。 2.关于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提出的默示许可抗辩 因本案涉案专利为方法专利,被诉侵权产品非专利产品或部件,根据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美国某乙公司协议及其附件内容,不足以认定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与美国某乙公司之间的许可内容包括涉案专利。也就是说,不能认定美国某乙公司获得的许可技术可以让美国某甲公司在其系统中未经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许可运行WAPI功能。因此,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的默示许可抗辩不能成立。 (五)西安某公司在本案中的责任 西安某公司并无固化案涉专利技术方案的侵权行为,其对其销售的产品是否获得专利权人许可并不明知,主观上并无过错,且其支付了合理对价。西安某公司在本案中不存在侵权行为,因此不必承担侵权责任。 (六)本案的FRAND义务审查 1.本案是否应当进行FRAND审查 因涉案专利为标准必要专利,基于标准必要专利系为实施技术标准而必须使用的专利,为了平衡专利权人与标准实施者的利益、促进新技术的推广和实施,标准组织通常要求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在申请将其专利技术纳入某项技术标准时作出FRAND许可承诺。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在作出许可承诺后,其专利因被纳入标准而获得更多许可机会的同时,亦负有按照许可承诺的方式许可标准实施者实施其专利的义务。由此,不仅使针对标准必要专利的侵权判定的逻辑和推理区别于非标准必要专利,亦使专利权人的许可承诺及其履行、标准实施者参与专利许可谈判的行为当然地成为法院在审查和判定被诉侵权人民事责任承担方式的考量因素。虽然涉案专利已纳入国家强制性标准,存在在中国市场销售手机需要通过WAPI功能检测后办理电信设备入网许可证的情况,但由于国家质检总局、国家认监委和国家标准委发布2004年第44号公告对涉案标准的强制实施时间后延,就效力而言,涉案技术标准应当视为推荐性国家标准。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就涉案专利作出了FRAND许可承诺,因此,侵犯专利权纠纷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适用于本案。本案涉及FRAND审查和FRAND费率的认定问题。 基于合同相对性以及保障谈判双方在诉讼中陈述意见的权利考虑,一般情况下对于FRAND原则的审查和FRAND费率的认定,应在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谈判双方即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和专利实施者参加诉讼的情况下进行审查和认定。而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并非专利许可合同的相对方,因此,对于在本案中是否具备审查FRAND原则的基础和条件,分析如下: (1)美国某甲公司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所签专利许可合同约定,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许可美国某甲公司在测试、制造、委托制造合同产品,和展示、使用、销售、许诺销售、进出口合同产品中实施其所拥有的包括涉案专利在内的与WAPI技术标准有关的51项专利(申请)组合,根据知识产权地域性特征,被诉侵权产品在中国的销售行为已纳入该合同拟给予美国某甲公司的授权许可范围。 (2)美国某甲公司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就2015年1月1日之后的许可费的协商所涉许可范围仍为合同中的上述约定。基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所作FRAND许可承诺,实践中普遍存在专利实施者先实施标准必要专利,再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进行许可谈判,如果双方协商一致签订许可合同,则专利实施者之前实施专利的行为均被认为自始为经许可而有权使用。反之,专利实施者的行为就处于未经许可擅自实施标准必要专利的非正常状态。 (3)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系美国某甲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负责某产品在中国境内的销售。因此,作为美国某甲公司负责中国产品销售、服务的在华关联公司,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的销售行为已处于美国某甲公司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所签专利许可合同约定的被许可范围内。由于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是某产品在中国的总销售商,因此,苹果电脑上海公司销售被诉侵权产品完成的是美国某甲公司的业务安排,尽管该销售行为并非由两公司同时完成,但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与美国某甲公司在被诉侵权产品的销售领域存在共同的意思联络。 (4)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以服务外包方式为母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提供企业管理咨询、财务管理咨询、投资咨询”,其申办电信设备进网许可时向工信部提交的企业情况介绍资料中称“2001年1月15日,美国某甲公司在上海注册了其全资子公司—--某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公司下辖销售部、售后服务部,财务部、研发部、人力资源部、公共关系部等部门,员工近500人”。且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参与了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与美国某甲公司专利许可合同的谈判过程。 (5)美国某甲公司与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系关联公司,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派员参与了许可谈判,事实上从事了合同约定的销售行为,并且该公司与美国某甲公司在其他案件中作为一方当事人出现,同时在另案中美国某甲公司及苹果电脑上海公司认为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是潜在的被许可人。 综上,本案中具备FRAND审查的基础和条件。 2.美国某甲公司在2014年后的FRAND谈判中是否存在明显过错 (1)纵观双方协商2015年1月1日之后的许可费的谈判过程可以发现,在合同约定的提前90天就后期许可费另行协商的期间届至时,美国某甲公司未提出其2015年1月1日之后将不再需要继续获得许可,但其并未按照专利许可合同的约定向权利人发出协商的邀约。 (2)在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于2014年11月20日发函提出后续许可费协商及其许可费标准报价*元/件之后到2015年5月期间,经双方多次邮件往来沟通协商但许可费谈判没有实质性进展,美国某甲公司频繁更换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对接的工作人员,在此过程中并未及时就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于2014年11月20日提出的*元/件的报价作出回应。美国某甲公司在后期许可费的协商过程中,并未表现出继续获得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专利许可的积极意愿。 (3)美国某甲公司在最初的沟通中从未提出其不再需要获得专利许可或者双方无需继续谈判。但自2015年6月起先后在数封邮件中质疑其继续获得许可的必要性,在已获知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与美国某乙公司签订的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美国某乙公司协议附件一第二条内容的情况下,一再要求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继续披露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美国某乙公司协议第五条许可范围的内容,并明确表达了其需要对是否有必要继续获得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的专利许可作进一步论证的态度。这些行为动摇了双方进行后期许可费协商谈判的基础。 (4)关于美国某甲公司质疑其继续获得许可的必要性的理由。签订专利许可合同属于典型的商事行为,美国某甲公司作为理性的商事主体,应当是经过了对获得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专利组合的必要性的评估和确认后才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签订了专利许可合同。是否需要获得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的专利许可,是作为被许可人的美国某甲公司在2010年7月8日签约之前需要考虑和评估的问题。同时,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美国某乙公司协议附件一第二条的内容足以对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美国某乙公司协议第五条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给予美国某乙公司的“许可范围”即“第三方客户在将产品进行商业销售时(进入流通领域)应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签订独立的许可合同而获得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的直接许可”给予解释。 对于上述条款内容,美国某甲公司应当能够作出客观的理解和判断。在此情况下,美国某甲公司对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美国某乙公司协议第五条所作猜测没有依据,其坚持要求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披露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美国某乙公司协议第五条内容的理由过于牵强。而且在2014年底前90日内,及2015年6月之前,美国某甲公司并未提出该质疑。这意味着其先作出了不主动谈判的决定,然后才去找寻相应的依据,难谓基于善意与合理预测。因此美国某甲公司存在以此为借口恶意拖延许可谈判的情形。 综上,美国某甲公司在2015年后的FRAND谈判中存在明显过错。 3.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主张的*元/件的费率是否违反了FRAND义务 (1)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提供的数份与案外人所签包含涉案专利的专利组合包的许可合同均约定许可费标准为*元/件,原审法院亦查看了数份苹果电脑上海公司要求查看的许可合同,现有证据和文件并未反映*元/件的许可标准存在违反公平、合理和无歧视的FRAND义务的情形。 (2)专利许可合同洽谈过程中,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最初就提出了*元/件的报价,之后双方经过了基于不同某产品销量的讨论和预测,最终删除了*元/件的条款而代之以年度固定许可费,但双方协商达成的许可费数额在此过程中并未变化。根据工信部认鉴字166号复函提供的数据,某产品2009年8月至2010年6月30日(11个月,其中有3个月数据为0)期间领取进网许可标志数量(896920枚)及上传对应关系(738220组)基本反映了同期某产品在华销售数量,而美国某甲公司对该数据当然掌握,正如*于2010年5月12日向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发送邮件所称“以上价钱是基于我们的以往销售情况认真估算的”,美国某甲公司显然是基于其签约前的实际销售数量对未来销量的预期评估的2014年以前的年度许可费数额。尽管美国某甲公司在之后的销售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根据2010年双方缔约时的销售情况,实际上很难准确预测到美国某甲公司之后的销售情况。基于此,双方预测的数量及增幅应不会完全脱离某产品在签约前的销售数据和一般的商业规律。 同时,苹果电脑上海公司虽然认为其许可费的数额是一揽子达成,但在陈述中其也认可销售数量是确定许可费的因素之一。作为一般的商业交易,报价与还价并非随意估量的结果,必然有一定的事实基础与依据,这样才更符合通行的商业惯例。通过对美国某甲公司在双方达成协议时的2010年度左右销售数量与最终许可费的考察,基本接近*元/件。双方在谈判中也只谈到了销售数量这一个依据,并未见到双方对其他计价依据进行讨论。因此,根据盖然性原则进行判断,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所述的*元/件的报价,再乘以双方预测的销售数量及增幅得出许可费的数值,更接近双方在谈判时的真实意思表示。苹果电脑上海公司虽然在本案审理中提出了以WIFI的许可费进行比较的理由,但美国某甲公司在2010年谈判过程中并未提到这个报价依据,同时,根据相关资料显示,WIFI的许可费率与WAPI的许可费率存在较大差别,难以解释美国某甲公司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达成的最终许可费的原因。 (3)美国某甲公司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在于2010年7月8日签订涉案专利许可合同时,对于专利许可合同的特征履行条款之一的手机产品许可费条款仅约定至2014年底,同时约定对于手机产品2014年以后的许可费需另行协商,说明双方在签约之时,对于许可费可能在未来的5年后发生不可忽略的变化或调整已有预见,并约定届时根据美国某甲公司继续获得许可的意愿另行协商确定5年后的许可费标准。而2014年底前后美国某甲公司并未表示不愿再获得许可,因此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提出*元/件的报价是符合双方商业预期的行为,并未违反FRAND义务。 因此,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提出的*元/件的报价未违反FRAND义务。 4.西电捷通通信公司针对平板电脑产品2015年1月1日后的许可费提出*元/件的报价以及对美国某甲公司的技术质疑并未实质性回应是否违反了FRAND义务 (1)关于平板电脑的报价。双方在2010年许可合同中的确约定了与手机产品不同的付费数额,但纵观双方的谈判过程,对平板电脑的报价仍然包含在终端的*元/件的范畴内,后期达成的在*万元基础上逐年递增*万元的年许可费的模式是出于商业安排的需要,而非对费率提出了单独的意见。根据双方在合同中的约定,在2014年后的许可费谈判中应当不包括平板电脑产品。但应当注意的是,2014年许可期届满后,美国某甲公司既未依约提出继续许可谈判的要求,也未继续按照合同的约定对其他电子产品(包括平板电脑产品)继续付费,已经违约。在其违约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享有相应的抗辩权,合同约定的许可费对其并不产生当然的约束力,其可以就专利提出新的符合FRAND原则的费率。而且,如前所述,其所主张的*元/件的报价符合FRAND义务,也并未超出2010年许可合同的报价范围。对此,不应视为违反了FRAND义务。 (2)关于美国某甲公司要求的权利要求比对表的问题。由于双方在2010年是经过长期的谈判才达成的协议,根据美国某甲公司的实力及能力,可以推定其应当对是否需要获得许可进行了评估。而且在2014年底前90日内,及2015年6月之前,美国某甲公司并未提出该质疑,可见该质疑并非出于善意。而且,根据本案中对专利技术方案和标准技术方案的技术分析,美国某甲公司的技术质疑并不成立。综上,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未提供更详尽的解释亦未违反FRAND义务。 综上,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在2015年后的谈判中并未违反FRAND义务。 (七)本案中应否判令停止侵权 1.停止侵权的判定标准及本案中的认定 侵犯专利权纠纷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推荐性国家、行业或者地方标准明示所涉必要专利的信息,专利权人、被诉侵权人协商该专利的实施许可条件时,专利权人故意违反其在标准制定中承诺的公平、合理、无歧视的许可义务,导致无法达成专利许可合同,且被诉侵权人在协商中无明显过错的,对于权利人请求停止标准实施行为的主张,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 根据上述规定,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提出停止实施标准必要专利请求的,人民法院应依照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在综合考虑相关行业惯例以及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和被诉侵权人从事与标准必要专利有关的行为的基础上,对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和被诉侵权人在许可协商过程中的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主观过错程度等作出判断,据此认定是否支持专利权人要求停止实施标准必要专利的请求。 对于专利权人请求停止标准必要专利实施行为的主张,在同时具备以下情形时,人民法院可以予以支持:(1)专利权人、被诉侵权人就涉案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进行了协商谈判;(2)专利权人履行了公平、合理、无歧视的许可义务;(3)被诉侵权人在协商谈判中有明显过错;(4)专利权人对于专利许可谈判的中断没有明显过错。 美国某甲公司在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的谈判中的行为后果及过错,一般而言不应直接由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承担。但苹果电脑上海公司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属于未经许可的侵权行为,不具备合法性基础。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涉案销售行为及所售产品类型曾经过许可谈判,而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是美国某甲公司的中国销售商,其同时参与了谈判活动,两公司在多个法律程序中共同作为一方当事人,且其在另案中明确表示其是“潜在的被许可人”。因此,苹果电脑上海公司销售美国某甲公司生产的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应该纳入美国某甲公司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曾经进行的许可谈判范畴内考量,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作为与美国某甲公司存在紧密联系的关联公司,亦负有一定的谈判义务。如前所述,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与美国某甲公司在谈判中的行为并非尽到最大善意,亦未采取最有利于谈判的方式与权利人进行协商谈判。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在谈判中并未违反FRAND义务,美国某甲公司存在明显过错,因此,应当判令侵权人停止侵权行为。 综上,应当判令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停止销售侵权产品。 (八)苹果电脑上海公司赔偿责任的认定 1.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的赔偿数额 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的销售行为为生产者创造了利润,该侵权行为的可责性并不低于制造专用设备的行为。同时,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了解美国某甲公司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之间的许可谈判情况,对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提出的*元/件的报价应明知,对于2015年1月1日之后的法律风险应有预见,继续销售被诉侵权产品存在主观恶意。基于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与美国某甲公司就被诉侵权产品在经营运作过程中的分工合作、利益创造及实现过程中的紧密结合、就被诉侵权行为发生的因果关系的不可分割,在本案中审查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在与美国某甲公司就后期许可费协商谈判中向美国某甲公司提出的许可费报价,并作为确定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就其被诉侵权行为应承担的赔偿数额计算依据的参考,具备合理性基础。因此以*元/件的3倍确定为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侵权赔偿数额的计算标准。 关于销售数量,经分配举证责任后,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仍拒绝提供其在2015年至2017年期间、2018年1月1日至8月20日期间销售涉案侵权产品的相关数量,因此可以将认鉴字142号复函提供的涉案12款移动电话机标志上传对应关系数量作为计算苹果电脑上海公司销售涉案12款手机产品的数量的依据。 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明确其第二项诉讼请求所主张2015年至2017年销售A型号手机产品4000万台,经计算该8款产品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8月20日期间共上传对应关系83828399条,能够确认,扣除2018年1月1日至8月20日期间的上传对应关系数量后,2015年至2017年期间的上传对应关系数量超过4000万台。 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明确其第二项诉讼请求所主张2016年至2017年销售的B型号手机产品700万台,经计算该4款产品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8月20日期间共上传对应关系33799339条,按照年平均数进行估算(33799339条/3.75)×2=18026314.1条,能够确认,2016年至2017年期间B型号手机产品的上传对应关系数量超过700万台。 因此,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就其销售12款A型号和B型号手机产品的行为应向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赔偿损失(4000万台+700万台)×*元/件×3=14100万元。 与前述12款手机产品的销售数量的判断同理,在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拒不提供其涉案14款平板电脑产品的销售数量的情况下,认鉴字142号复函提供的涉案14款无线数据终端在2015年至2017年期间的进网许可标志领取数量能够作为确认苹果电脑上海公司销售该部分产品的数量的参考依据。 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明确其第二项诉讼请求所主张的2015年至2017年销售的平板电脑产品270万台,经计算该14款产品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8月20日期间共领取进网许可标志749880枚,扣除2018年1月1日至8月20日期间的领取数量(按照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8月20日期间月度数据“每月17043枚”测算)后,2015年至2017年期间的领取数量约为613536枚(749880枚-17043枚×8=749880枚-136344枚)。 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与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提供的上述产品型号与商业名称的对应关系一致,故涉案14款平板电脑产品在2015年至2017年期间的销售数量按照613536台计算。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主张的平板电脑产品270万台依据不足,予以部分支持。 因此,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就其销售14款平板电脑产品的行为应向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赔偿损失61.3536万台×*元/件×3=184.0608万元。 以上两项合计:14100万元+184.0608万元=14284.0608万元。 2.合理开支 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就其主张的为制止侵权行为支出的合理费用90万元提供了购买被诉侵权产品的发票、公证费发票、被诉侵权产品检测费发票、邮寄送检费发票、打印费发票、翻译费发票、法律服务合同及律师费发票等票据。其中委托代理人合同约定律师费为80万元,已付40万元,以上有票据的合计金额50.9958万元。 合理开支应在确认票据证据关联性的前提下,以实际发生的票据金额为依据计算,法院支持的合理开支应由被诉侵权人承担。因律师费只实际发生了40万元,应当以40万元计算。因此,判令苹果电脑上海公司赔偿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合理开支50.9958万元。 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08年修正)第一条、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 一、被告某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销售产品型号为A1586、A1589、A1524、A1593、A1700、A1699、A1691、A1690、A1660、A1780、A1786、A1661的12款手机产品及产品型号为A1430、A1460、A1675、A1652、A1455、A1550、A1600、A1601、A1491、A1490、A1476、A1475、A1567、A1396的14款平板电脑产品; 二、被告某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西安某无线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14284.0608万元; 三、被告某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西安某无线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合理开支人民币50.9958万元; 四、驳回原告西安某无线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某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五、驳回原告西安某无线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西安市某电器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如被告某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9.18万元(原告西安某无线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已预交),由被告某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本院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指定当事人于收到举证通知书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交证据。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于2022年4月27日收到举证通知书,于2022年5月6日向本院提交延期举证申请书,于2022年8月2日(本案二审开庭前两日)向本院提交了五组证据: 第一组证据:1-1.(2017)京民辖终134号民事裁定书;1-2.(2019)京民辖终100号民事裁定书;1-3.(2018)京民终549号民事裁定书;1-4.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于2017年5月8日向本案原审法院提交的驳回起诉申请书;1-5.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于2017年9月18日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关于本案案由的说明;1-6.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就涉案专利许可合同作出的仲裁裁决(案件编号:HKIAC/A18045);1-7.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的《某上海愿意提交担保函的说明》。拟证明本案存在有效的专利许可合同,西电捷通通信公司针对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提起的诉讼受有效仲裁条款的约束,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苹果电脑上海公司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因专利许可合同而处于被许可范围内,不构成侵害专利权;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为善意的专利实施者。 第二组证据:2-1.(2017)京民终454号判决书。拟证明在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以涉案专利主张侵权的其他案件中,法院认定在手机制造过程中实施涉案专利的行为构成侵权,未认定其他行为构成侵权。 第三组证据:3-1.北京国威知识产权鉴定评估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现有技术抗辩是否成立的鉴定意见书;3-2.题为“SecureNetworkAccessUsingRouterDiscoveryandAAA”的文件及中文译文,其中的时间信息显示为2001年11月;3-3.题为“MobileIPNetworkAccessIdentifierExtensionforIPv4”的文件及中文译文,其中的时间信息显示为2000年3月;3-4.题为“TheNetworkAccessIdentifier”的文件及中文译文,其中的时间信息显示为1999年1月; 3-5.对证据3-2的来源进行证据保全的(2016)京长安内经证字第27150号公证书;3-6.对证据3-3、3-4的来源进行证据保全的(2022)京方圆内经证字第8134号公证书;3-7.2001年4月出版的《MicrosoftWindows2000网络安全设计》;3-8.2001年6月出版的《网络连接服务开发人员参考库第4卷:远程访问服务》;3-9.2001年5月出版的《MCSE考前自测-Windows2000NetworkAdministration(Exam70-216)》; 3-10.2002年3月出版的《信息安全新技术》及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出具的文献复制证明;3-11.有关证据3-2在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网站上线记录的邮件归档页,其中的相关时间信息显示为2001年11月;3-12.在IETF网站访问“Datatracker”功能显示的证据3-2的历史信息,其中的相关时间信息显示为2001年11月;3-13.2001年3月出版的《电子商务安全技术及应用》;3-14.1998年4月出版的《1997通信学术交流论文集》及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出具的馆际互借证明。拟证明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为现有技术。 第四组证据:4-1.《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4-2.《2022年WAPI标准产业应用及环境监测报告》;4-3.WAPI产业联盟成员网页截图;4-4.《国家认监委关于发布无线局域网产品强制性认证实施规则的公告》;4-5.《无线局域网产品强制性认证实施规则》(编号:CNCA—11C—048:2007);4-6.《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2007年第15号公告--指定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从事无线局域网产品的认证工作的公告》;4-7.《无线电设备检测服务指南》;4-8.《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4-9.关于WAPI标准已实际上强制实施的相关报道及(2022)京方圆内经证字第10540号公证书;4-10.《2018年WAPI标准产业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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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建承建的埃塞俄比亚高地机场项目交工投用
近日,中国交建承建的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州高地机场交工投用仪式举行。 索马里州高地机场项目是埃塞俄比亚机场项目群的七个机场项目之一,距离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1200公里,主要施工内容包括新建机场航站楼、停机坪及配套附属设施。 该项目的投用,将进一步加强索马里州与首都之间的联系,改善地区交通运输条件,对索马里州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责任编辑:俞昭君】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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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英制裁中国企业答记者问
中新网2月26日电 据商务部网站26日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英制裁中国企业答记者问。 问:2月22日,英国外交发展部宣布50多项涉俄新制裁,其中被制裁的中国企业有3家。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英方罔顾中英经贸合作的良好势头,近期在涉俄新制裁中对3家中国企业采取列单措施,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英方做法是没有国际法依据和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是典型的“长臂管辖”,将对中英经贸关系产生负面影响。我们敦促英方从维护中英经贸关系的大局出发,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无条件停止列单中国企业。中方将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编辑:孙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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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前沿欧洲公共数据空间的个人数据保护设计
前言欧洲公共数据空间(Common European data spaces)是欧洲数据战略(The European strategy for data)中引入的一个新概念,并在《数据治理法案》(the Data Governance Act,DGA)中进一步阐述。据设想,该理念将促进创新、经济增长和数字化转型,并创建一个尊重隐私、安全和适用监管裁量的数据共享框架,同时促进跨部门合作和互操作性。 2024年1月,欧盟网络安全局发布报告《欧洲公共数据空间中的个人数据保护设计》(以下简称“本报告”)。本报告从设计角度阐述了欧盟数据空间的规划和部署,重点是个人数据保护设计。本报告的主要目标是将有关个人数据保护的主要设计原则情景化,并通过制药领域中设想的欧盟数据空间的两个实用案例,展示如何设计个人数据保护模式。 一、相关概念的介绍 (一)数据驱动创新 数据驱动创新(Data Driven Innovation ,DDI)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它围绕着以提取有意义的观点和开创有价值的创新发展进行大量数据处理。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一直在讨论大数据的机遇和挑战。然而,为了充分利用数据的分析能力,并推动有影响力的进步,我们需要不断收集数据并具体分析,通过多方协作的方式,同时继续尊重对个人和业务敏感/关键数据的保护。 欧洲数据战略于2020年宣布,是一项5年计划,提出了“单一欧洲数据空间”的愿景,它被描述为“一个真正的单一数据市场——向世界各地的数据开放——在这里,无论是个人数据还是非个人数据,包括敏感商业数据在内,都是安全的,企业可以轻松访问高质量的工业数据,促进增长并创造价值”。在此背景下,欧洲数据战略认识到投资于欧盟共同数据空间的战略重要性,将其作为推动关键经济部门和公共利益领域增长和创新的机制。 (二)欧洲公共数据空间 欧洲公共数据空间通过实施以下一系列措施促进跨部门合作: (1)促进对公共部门机构持有的某些类别的数据的访问和重复使用,这些数据由于适用于数据保护规则而无法作为开放数据提供。 (2)确保数据中介机构在欧盟数据空间的数据共享或汇集方面发挥值得信赖的促进作用。 (3)促进数据共享,特别是使数据能够跨部门使用和应用于其他一些目的。 尽管欧洲公共数据空间发挥有效作用,但具有挑战性的一点是需要连接具有不同战略目标和特定数据需求的利益相关者的数量,这些利益相关者可能难以协调。此外,由于欧洲公共数据空间将在现有欧盟政策和法律的框架内运作,因此确定跨部门的共性、通用术语、设计和合规框架并阐明适当的数据设计工具至关重要。 (三)欧洲公共数据空间的设计原则 虽然DGA为欧洲公共数据空间提供了一个总体的横向数据治理框架,但它也强调了需要根据其他适用的欧盟政策和法律运作,如与数据保护、网络安全、知识产权等相关的政策和法律相协调,并遵守相关的部门立法。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该设计原则适用于收集、访问、使用和共享数据的实施工具,需同时遵守适用的立法,使数据持有者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具备管理访问权和条件。 其次,为了“以最有效和负责任的方式访问和使用”数据,欧洲公共数据空间需要设计、设置和维护,以便提供一个安全和受监督的数据处理环境。欧洲公共数据空间还必须在技术上保持互操作性,同时根据需要确保商业或统计机密性、保护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和保护个人数据。因此,关于数据访问和重复使用的一致性和可预测规则是数据持有者和数据用户遵守欧盟政策和法律的关键。 最后,应采用重复使用情形下的统一提议和相关技术和组织措施(technical and organisational measures,TOMs),特别是帮助数据持有者更好地了解他们应该如何调整安全和保密规则,并微调他们的公司政策,以使他们继续遵守欧盟数据保护要求(GDPR)。 (四)欧洲公共数据空间的互操作性 数据持有者有义务促进互操作性。事实上,数据共享服务提供商应“促进从数据持有人处接收数据的格式进行数据交换,并将数据转换为特定格式,仅用于增强部门内部和跨部门的互操作性,或应数据用户的要求,或在欧盟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或确保与国际或欧洲数据标准相协调”。这种互操作性首先应在欧盟层面进行定义,但也应考虑到技术标准或公认的规范。 数据中介机构可以促进个人数据的互操作性和共享,协助数据持有人匿名或假名处理个人数据,起草和执行个人数据共享协议或促进个人权利的行使。 二、 欧洲公共数据空间的数据保护考量 (一)术语和角色分析 根据DGA的定义,欧洲公共数据空间由三个主要参与者组成;DGA为其中每一个提供了一个定义,简要介绍如下: •数据持有人(Data Holder):是指不是相关特定数据的数据主体,但有权访问或共享某些个人数据或非个人数据的法人。 •数据中介机构(Data Intermediary):是指连接数据持有者和数据用户之间的载体。数据中介机构通过提供数据访问等服务,在促进数据的安全和受控共享方面发挥着作用。 •数据用户(Data User):是自然人或法人,可以合法访问某些个人或非个人数据,并有权将从数据中介机构获得的数据用于商业或非商业目的。 下面的图1提供了这三个参与者之间交互的说明性描述。 图1:欧盟主要数据空间参与者 DGA适用于“行为、事实或信息的任何数字表示”,包括个人数据。当共享数据包括个人数据时,在DGA和GDPR之间的角色(和相关职责)需要有一个映射。然而,这可能并不简单,因为处理操作取决于共享的执行方式以及数据中介的实际角色。 在DGA和GDPR的背景下,数据持有人负责确保数据的合法和适当收集、处理和存储,数据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以促进受控的数据共享、处理和储存,数据用户接收和使用数据用于各种目的,如分析、研究或其他合法利益。即使基于这些相当笼统的描述,也无法安全地确定谁是控制主体,是否有一个总体的控制主体,是否作为联合控制主体,是否存在处理主体,以及数据用户是否是数据接收方。即使GDPR规定了每个角色必须满足的具体要求,在通用模式下,也不清楚哪个实体单独或哪些实体共同“决定个人数据处理的目的和方式”,哪个实体“代表数据控制者”行事,以及是否有实体“向其披露个人数据”。正如Agencia Española de Protección de Datos(AEPD)最近的出版物所指出的,“定义加工操作的最重要方面是其目的”。 从本质上讲,DGA和GDPR创建了一个框架,数据持有人、数据中介机构和数据用户可以在该框架中共同确保负责任和合规地开展数据共享、处理和使用活动。他们必须使自己的做法与两项立法中概述的原则和义务相一致,并采取行动保护个人权利和隐私,同时促进创新和数据驱动。 (二)输入隐私和输出隐私问题 在启动数据共享过程之前,我们需要考虑数据主体在共享环境执行的处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可以确定两个主要挑战,如下所示: •输入隐私问题:目标是允许对已共享的数据进行处理,但同时确保共享环境无法恢复到初始数据,这可能导致对个人的选择或识别。 图2:输入隐私问题 •输出隐私问题:目的是防止在共享环境执行计算后单独选择或识别个人。 图3:输出隐私问题 在欧洲公共数据空间等共享环境中,输入隐私和输出隐私都是数据隐私和安全的关键方面。确保从收集个人数据到共享结果的那一刻对其进行保护是信任此类共享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解决这两种风险的方法是在遵守GDPR原则的同时部署相关的数据保护设计模块。 (三)数据保护设计的作用 数据保护设计可以成为部署欧盟数据空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者,在欧盟数据空间中,数据共享机会和个人数据保护可以卓有成效地共存,而不会相互阻碍。不解决欧洲公共数据空间实施中固有的法律和技术层面上的数据保护要求限制,可能是阻碍采用数据共享模式的一个因素,并可能限制欧盟数据战略的范围。这一前提条件不仅在DGA中得到了关注,而且在AEPD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中也得到了强调。 数据保护设计不仅仅是符合GDPR的“合规工具”。在实施适当措施和必要保障措施以加强数据保护原则并使个人权利得以行使的过程中,数据保护设计为数据控制者提供了一个真实的数据共享选择,同时将信息滥用、数据泄露或其他安全威胁的风险降至最低。为安全合法的数据共享开发令人信服的实用案例是成功实施欧洲公共数据空间的最关键挑战之一。数据保护设计有可能在数据共享和数据保护之间取得平衡。使用新的并且熟知的措施,其风险可能会减少很多。新兴技术尤其如此,因为这些技术可能尚未建立最佳实践。制定标准并建立在现有良好做法的基础上,可以减少采用这些技术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有助于增加对数据保护设计工具的信任和信心,并促进其广泛采用。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数据中介机构在欧洲公共数据空间共享场景中的作用,因为这可能需要有关风险缓解的决策。一旦数据控制者确定了计划实施数据处理活动的潜在风险,如何减轻已确定的风险变得尤为重要。 数据中介机构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决策者群体的一部分(基于作为数据控制主体或数据处理主体),但肯定是需要实际实现隐私增强技术(PETs)的实体之一。如果(高级)数据假名化(甚至匿名化)被确定为解决特定数据保护影响评估(DPIA)风险的最佳手段,则必须由某人执行在所考虑的数据集中应用假名的任务。当然,数据中介机构有可能将完整的非假名数据集移交给另一个数据处理主体,然后由该数据处理主体执行假名处理,但这种设计实际上会引入一个新的风险向量,因此理论上不能降低有问题的数据风险披露。最好的情况是,数据集将在数据中介机构那里(或数据中介代理的数据存储位置)使用假名。然而,这种方法将要求从数据中介机构查询数据集的数据控制主体需要准确地告诉数据中介机构如何执行所考虑的特定假名方案。随后,数据中介机构将需要自己实例化并执行数据假名化,仅向查询数据用户提供假名数据集。 如果决定将联合学习用作训练机器学习模型的(隐私保护)手段,则该决定必须由数据控制主体与提供对数据存储位置的访问的数据中介机构密切合作来实施和协调。如果要使用k匿名或差分隐私方案来保护数据不被泄露,则必须在存储数据的站点上实施所述技术。 可以看出,为了在数据空间场景中合理地实施隐私增强技术,数据中介机构必须能够执行所述任务,即准备好将这些技术部署到有问题的数据集,并能够按照数据控制主体的指示,在每个相关的数据共享场景中动态部署实现。 (四)数据空间的数据保护影响评估 关于数据控制主体执行DPIA方面,数据保护设计有助于(半)自动化收集和交付必要信息。由于每次DPIA中的一项关键活动是获取和评估相关数据主体的权利和自由风险,数据中介机构可以为其自己的系统和服务执行一次此类活动,并自动向数据控制主体提供识别的风险和相关信息。因此,数据控制主体可以将此风险列表纳入其DPIA中。 重要的是要理解DPIA程序需要的不仅仅是数据控制主体和数据处理主体之间引发风险列表的关系。额外的风险可能源于协作实体(即数据控制主体和数据处理主体)的关系,因此取决于处理中证实的确切交互。这些组织间风险只有在分析整个合作和处理操作时才能观察到。例如,让我们考虑这样一种情况,即加密的个人数据存储在处理链中的一个数据处理器处,而相应的加密密钥存储在另一数据处理器处。分别对其中的每一个执行DPIA,可能会导致较低的风险。要么,数据被加密(从而免受对手的攻击),要么甚至不存储数据(解密密钥除外)。就个人而言,在DPIA评估中,这两种风险很可能都不会得分很高。 然而,如果这两个数据处理主体碰巧使用同一个数据处理器进行实际存储,那么这两种情况的结合可能会对数据处理构成严重风险,因为现在解密密钥和加密数据都掌握在同一组织手中。可以看出,数据控制主体和处理主体的选择和关系于每个组合DPIA高度相关,在协作场景真正实现之前,无法静态地进行准备。其中,这些组合风险不同于单一组织的风险。总之,支持具有多个数据控制主体和数据中介机构的整体DPIA是一项重要任务。在整个处理操作的工程设计和欧洲公共数据空间的部署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 (五)主要问责设计模块 与建立信任有关的另一个方面是控制者问责制(原则)的概念。控制者负责并必须能够证明遵守GDPR第5(1)条规定的个人数据处理原则。因此,控制者有义务采取必要措施,以遵守GDPR的合规义务要求,并能够在任何时候证明其合规性,而无需监管机构在行使其权力时进行具体询问和要求,以评估合规性。 无论控制者或处理者是公共实体还是私人实体,所有愿意促进为社会和经济利益重复使用个人数据的数据持有人都必须通过适当的内部机制(政策、程序、基于风险的评估、控制和其他与数据共享相关的措施)来证明问责制,方式包括数据共享协议和合理的隐私管理计划(PMPs)。 根据DGA关于欧洲公共数据空间的规定,实现问责制的主要组成部分如下: 1. 明确数据持有人和数据用户的责任和义务 数据持有人必须遵守其法律义务,如GDPR规定的义务(即在与任何其他方共享个人数据之前建立合法基础),以及接收个人数据的数据用户(即确定他们打算在何种合法基础上进行处理活动)。可以在协议中有效地规定这些义务。 2. 有效的个人数据共享内部治理 需要有效处理数据共享产生的责任和义务(即起草数据共享协议,采取和实施额外的技术和组织措施)。该治理模式应具体界定数据共享涉及与数据处理者和子处理者(或与中介机构和其他主管第三方)协调监测数据处理的情况。 3. 个人数据共享的外部合作治理 定义数据持有人将如何在部门机构和主管当局内相互合作(目标合作伙伴),以及如何与欧盟委员会、欧洲数据创新委员会(EDIB)和负责更好地制定数据重复使用框架的任何利益相关者合作(例如,特别是关于数据泄露的处理)。 4. 数据共享方案的实施 制定政策、程序和其他措施,确保数据持有人在共享个人数据时保持责任感,有效降低此类数据共享带来的风险。 5. 设计有针对性的数据共享问责工具 降低个人数据共享带来的风险,包括以临时访问和数据重复使用为中心的安全机制,以及对数据持有人或用户施加的任何补充尽职调查。 6. 平衡安全/风险缓解目标和共享足够质量数据的需要 数据持有者和数据用户必须将数据保护嵌入应用程序、设备和系统(即PETS)的设计中,同时确保这些措施不会剥夺数据用户使用定性、相关和相当可靠的数据权利。在实践中,数据共享应该在数据安全方面以及在数据质量方面评估效率。 7. 对设想的数据共享开展道德评估 有针对性的评估应考虑与数据共享处理相关的风险(即没有任何非法、不公平或欺骗性的做法,或任何共享个人数据以伤害或不利个人或群体的意图)与此类数据共享处理的好处(即没有为公共利益重复使用数据会带来的任何公共利益)。 8. 数据持有人和数据用户之间透明的信息共享 个人数据的接收者必须针对处理的预期目的进行有针对性的风险评估,并向数据持有人明确。数据持有人必须考虑其可能希望对接收方施加的任何额外保障或控制,以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公平性和机密性。 9. 通过行业或目标数据共享协议,从一个数据空间到另一个数据空间(互操作性),在欧洲公共数据空间内(访问)的数据共享实践的合同框架 数据持有人和数据用户需要考虑他们的具体责任和义务,并以识别风险适当和相称的方式明确界定这些责任和义务(个案分析)。定义各自的职责,设置约束义务和确定责任框架对于建立信任至关重要。具体而言,协议可能会详细说明数据共享安排下各方作为数据持有人、数据用户、数据控制者、处理者、子处理者、中间人或第三方的具体资格。或者,尽职调查以确保所有个人数据都是合法收集的,并提供透明信息,也可以通过提及保障措施的条款来制定,如自愿和透明地限制数据使用或有针对性的合同保障措施 10 .对个人的透明度 数据持有人和数据用户都必须确保个人了解他们的个人数据是如何被共享和重复使用的,并让他们知道如何在实践中行使自己的权利(即选择退出数据共享的权利、删除的权利)。这种“透明度”义务可能取决于数据共享是由法律授权/由公共部门决定,还是由特设或个案决定。 根据《数据法案》,承担这些职责的数据持有人和数据用户同样承担着可通过实施上述设计模块来解决的问责义务。 (六)通过安全保障和可信中介实现高效的欧洲公共数据空间 问责计划和处理并不是在实践中为有效和可互操作的欧洲公共数据空间创建共同、一致和标准化的欧盟主体框架的唯一途径。毫无疑问,在制定数据共享项目之前,数据持有人将受益于考虑是否需要与接受者达成数据共享协议,以履行其问责义务或减轻已确定的个人风险,尤其是明确数据共享的目的,确定安全措施,并确保各方明确其角色和责任,其各自的治理义务和责任规定。 另外,数据中介机构,无论是“旨在帮助个人行使《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规定的权利”,还是“促进大量相关数据的汇总和交换”,并加强“数据的有效汇集以及促进双边数据共享”,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使它们的作用和义务仍有待微调并在实践中得到证明。由于数据中介机构秉持着“不将交换的数据用于任何其他目的”重要性原则,因此必须在实践中商定和规定技术及组织措施。 三、健康-药物实用案例 (一)相关背景介绍 欧盟制药战略于2020年宣布,旨在应对制药行业的各种挑战和机遇,以确保欧盟公民获得、可及、负担得起和可持续的药品。目前,欧盟药品立法已允许对安全、有效和高质量的药品进行授权。然而,许多欧盟/欧洲经济区国家也存在着日益严重的药品短缺问题,正如最近欧盟委员会关于人类使用药品指令的解释性备忘录所示。除此之外,人们还越来越需要科学支持以及加快评估和授权药品,从而在医疗需求未得到满足的领域提供治疗进展。 本报告的实用案例讨论了药物数据空间,作为一种可能的手段,根据当前需求、未来可能的需求和对药物使用的警惕性来解决市场上药物产品的可用性问题。国家卫生当局正在根据当前需求和未来可能的需求(例如,特殊治疗、每个区域的疾病数量可能增加等),努力确保药品在市场上的供应。此类分析的初始数据可以从处方数据、向市场提供产品的制药公司、医疗保健提供者、研究机构和国家监管机构获得。 (二)实用案例1-市场上药品的可用性 设想的药物数据空间的预期用途之一是确保市场上药品的可用性。假设存在三种主要类型的数据持有人,下面列出了每种数据持有人与数据中介机构共享的信息。如上所述,尽管每个数据持有人可以存储其他数据,但只有下列的数据被视为向数据用户提供服务时按照规定必需存储。 ·国家电子处方系统,共享与药物处方相关的信息 社会保障号码 出生日期 性别 邮政编码 处方药 剂量 症状 处方日期 处方持续时间 • 制药公司分享其向市场提供的每种药物信息 药物 说明 可用数量 · 医疗保健提供者共享用于诊断疾病的药物信息以及不同药物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必要相互作用的信息 病况 不需要的药物相互作用 交互症状指标 如果数据用户是国家监管机构,旨在收集有关药物处方的当前现状以及制药公司产品的可用性以及在没有特定组合推荐的情况下对替代药品的需求。 1. 应用技术 在实施数据保护设计方面,设计目标之一是数据中介机构应能够响应数据用户(国家监管机构)的请求,而无需识别或选择个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数据持有人在共享数据时应使用特定的屏蔽数据保护技术,如下所示。 (1)国家电子处方提供商通过将特定字段替换为确定性生成的假名,为每个要共享的记录创建一个标识符,该假名基于仅数据持有者已知的密钥k。相同的k应用于所有记录。如密钥散列函数(例如,消息验证码-MAC)。在当前情况下,社会保障号码(SSN)可以用作标识符。 (2)处方提供者共享的数据集不能被视为完全假名,因为并非所有数据保护风险都得到了解决。由于所谓的准标识符,重新识别风险仍然存在,因此数据持有人需要适当地掩盖这些风险。在这方面,诸如属性泛化之类的技术。在我们的实用案例中,这样的准标识符(及其可能的推广)如下: i)出生日期:替换为一系列年龄(即50-55岁) ii)邮政编码:替换为邮政编码的前三个字符;这三个数字应该足以提供关于更广泛居住区域的信息。 iii)处方日期:只替换为月份和年份,而不是完整的日期。 上述每个归纳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结果输出的风险水平,该风险水平不允许对个人进行重新识别或选择。 制药公司和医疗保健提供者不共享任何个人数据,因此,从数据保护设计的角度来看,不需要屏蔽。 2. 注意事项 上述实用案例设想了一种数据共享场景,其中在与数据中介机构共享数据集之前,由数据持有人执行屏蔽和归纳。然而,除了通过这些方式,数据持有人对实施高度有效的归纳负责之外,从实施的角度来看,这种方法也带来了一些挑战。 更准确地说,至关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机制,确保各种数据持有人在同一层面上实现通用化;例如,如果数据持有人为年龄选择了一个通用的“45-50”字段,则不应该有另一个数据持有者选择不同的通用字段,例如“40-50”。因此,数据持有人的这种分布式性质似乎造成了一些限制,因为他们需要“共同商定”一些参数。考虑到这些参数的正确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特定的数据集,这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 (三)实用案例2-药品效率的研究与分析 设想的药物数据空间的另一个有效应用是支持对药物产品效率的研究和分析。简而言之,假设只存在两种数据持有人类型,类似于前面的案例,下面列出了这两种类型以及每种类型与数据中介机构共享的信息。每个数据持有人可以存储附加数据;然而,只有下列的数据被视为向数据用户提供服务时按照规定必需存储。 •国家电子处方系统,共享与药物处方相关的信息 社会保障号码 出生日期 性别 邮政编码 处方药 剂量 症状 处方日期 处方持续时间 •医疗保健提供者共享以下信息 o药物用于诊断出的疾病和可能不同药物之间不必要的相互作用 病况 不需要的药物相互作用 交互症状指标 o接受治疗的患者的医学诊断、实验室和测试结果以及处方药 社会保障号码 医学诊断 实验室和测试结果 处方药 如果数据用户是研究机构,旨在收集有关药物产品在治疗特定症状方面的有效性以及不必要的药物相互作用如何影响其有效性的信息。 1. 应用技术 在这个实用案例中,在实现数据保护方面有两个设计目标。第一个目标是,数据中介机构应该能够响应数据用户(研究机构)的请求,而不需要识别或选择个人。第二个目标是,数据用户也不应该能够识别或选择个人,但也不能关联数据。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数据持有人在共享数据时应该使用特定的屏蔽数据保护技术。 (1)国家电子处方提供商屏蔽了要共享的部分数据集,类似于以前的案例。再次,基于仅对数据持有者已知的密钥k,将社会保障号码(SSN)字段替换为确定性生成的假名,并且将准标识符替换为范围。再次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每个归纳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最终输出的风险水平。这不允许对个人进行重新识别或选择。 (2)医疗保健提供者还基于仅对数据持有者已知的密钥k来屏蔽要与确定性生成的假名共享的数据集SSN部分。 由于同一字段将由具有不同密钥的不同数据持有人使用假名,因此数据中介将无法对从引用同一SSN的不同数据持有人接收的数据进行取芯处理。 (3)数据中介机构将使用多态加密和假名(PEP)用于将被传输到数据用户并将充当转录器的数据集。每个数据集将为每个数据用户分配不同的假名,从而防止多个数据用户之间的假名链接。这里的中介,即使屏蔽了已经假名化/广义化的数据,也充当了可信的第三方假名实体。 2. 注意事项 上述实用案例设想了一种数据共享场景,其中在与数据中介共享数据集之前,由数据持有人执行屏蔽和归纳,但由数据中介机构执行附加屏蔽。这一行动加强了中介作为值得信赖的组织者的作用,而不仅仅是数据共享的经纪人,然而也进一步增加了责任和义务。 除了前面实用案例中讨论的归纳互操作性之外,数据中介机构的额外角色还提出了必须履行的额外责任。即使不分析中介是应该被视为控制主体还是处理主体,它也必须能够满足数据主体和数据用户的需求和权利,跟踪数据源和数据处理任务,并可能在整个数据处理生命周期的多个阶段评估和更新数据使用策略。 结语在试图进一步分析个人数据屏蔽技术在特定处理操作中的实施方式的同时,本报告概述了制药领域的设想数据空间。通过两个具体的实用案例,展示了数据持有者在个人数据保护方面可以分配给数据中介机构的不同角色和职责。鉴于每个案例的数据保护目标不同,展示了中介如何积极参与假名数据屏蔽过程。即使这种方法已经在典型的数据共享场景中进行了讨论,它也可以被进一步应用,因为它为数据主权和数据治理裁量提供了新的激励。尽管欧洲公共数据空间具有未来的可操作性,但从数据保护和网络安全的角度来看,仍需考量技术应用和组织措施的适当性,以及如何将其付诸实践。 报告原文: ENGINEERING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IN EU DATA SPACES 发布机构: 欧盟网络安全局(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CYBERSECURITY) 吴岩 北京吴少博律师事务所 合规部合规经理 简介: 企业合规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律硕士,辅修会计应用学。曾在涉外知识产权律所从事知识产权保护、投资咨询公司从事投资并购法律业务,具备相关领域的法律合规实务经验。专注业务领域为知识产权与反垄断合规、数据合规、ESG投资与税务。服务行业领域为医疗大健康行业、能源化工行业等。公开发表国内实务文章三十多篇,海外论文一篇,参与著作一部。工作语言为中文、日文、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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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公司将首度领到欧盟反垄断罚单5亿罚金事小更大挑战在后头
继立法钦定Type-C为欧盟大陆统一接口,迫使苹果放弃祖传的Lightning接口后,欧盟又要给消费电子一哥“立规矩”了。根据周日的最新消息,苹果将因为在音乐订阅服务领域的反竞争行为吃到一张价值5亿欧元的罚单,这一事项最快将在下个月初公布。罚单或与《数字市场法案》一同到来知情人士称,苹果被罚的原因是“阻止其他竞品通知iPhone用户,在苹果订阅渠道之外有更便宜的付费方式”。欧洲流媒体巨头Spotify在2019年正式提出指控,随后欧盟监管展开调查。Spotify当时指控称,由于苹果公司App Store 的运营方式,公司被迫提高订阅服务的价格。苹果在2022年初允许音乐app引导用户去网上注册付费,此举能够绕过App Store 30%的付费抽成。不过Spotify后续回应称,相关限制依然存在,苹果只是“做做样子”。欧盟监管认为苹果此举涉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对竞争对手施加了反竞争的限制,并将下令禁止苹果采取类似行为。按照欧盟的反垄断规则,苹果最高可能面临高达全球营收10%的罚款。虽然有些反直觉,但这张即将面世的罚单,也将是苹果公司历史首次吃到欧盟的反垄断罚单。不过苹果此前因为垄断问题被法国监管罚过11亿欧元,经过上诉后罚金降到3.72亿欧元。作为对比,欧盟前前后后总共向另一家美国科技巨头谷歌开出过80亿欧元的罚单,目前双方正在走法律程序。相较于断断续续的反垄断调查,对于苹果、谷歌、亚马逊而言,欧盟市场业务将很快面对新的挑战:这些被认定为“市场竞争看门人”的科技巨头,需要在3月初完全遵守欧盟《数字市场法案》的所有规定。在这项法案的压力下,苹果公司今年1月底宣布,从2024年3月开始,欧洲的苹果用户将能够通过官方应用商城以外的渠道安装软件应用。美国的反垄断官司也快来了根据此前报道,在与欧盟拉扯的过程中,苹果最快将在接下来的三月被美国司法部告上法庭,问题依然是反垄断。美国司法部的官司将聚焦于苹果公司在iPhone、iPad上施加限制,阻碍竞争对手有效竞争。美国司法部对苹果公司的反垄断调查始于2019年,但执法人员选择优先将谷歌、亚马逊和Meta告上法庭。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司法部也在密切观察苹果公司在欧盟《数字市场法案》影响下的作为,毕竟其中涉及的核心问题都是一样的。在此前苹果公司与Epic Games的应用商店抽成官司穷尽所有司法程序后,苹果于1月中旬宣布,美国的iPhone用户将能跳转至外部渠道进行付费。不过“苹果税”依然要付,只不过从原来的15%或30%,下降至12%或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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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10亿美元赔偿被驳回美上诉法院要求重审Cox与唱片公司纠纷
翻译:杨晨露 知产财经知产财经从海外媒体路透社获悉,本周二,位于弗吉尼亚州的美国第四巡回上诉法院作出决定,对于网络服务提供商Cox Communications与几家唱片公司版权侵权纠纷,驳回原审陪审团要求Cox赔偿10亿美元的裁决,认为该赔偿金额不合理,要求弗吉尼亚地方法院重新审理以解决损害赔偿金额问题。同时,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维持原裁决中认为Cox对版权侵权负有责任的部分。2018 年,包括索尼音乐娱乐、华纳音乐集团等超过 50 个唱片公司联手起诉 Cox,指控Cox未能处理数千个侵权通知、切断重复侵权者的访问权限或采取合理措施阻止盗版。2019年,弗吉尼亚州一个陪审团裁定Cox对其用户侵犯唱片公司的版权负有责任。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确认了Cox的侵权行为,但认为唱片公司没有证明Cox从其用户的侵权行为中获利。唱片公司方面表示,巡回上诉法院的决定确认了Cox是故意侵权者。Cox方面表示,自己对驳回赔偿的决定感到满意,但与此同时仍不同意法院认为Cox与用户共同侵权的裁决。查看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浏览知产财经官网www.ipeconomy.cnEND订阅我们,即可享受:· 全年12个月网站会员;· 知产财经独家报道、深度策划等全部原创文章免费阅读;· 知产财经频道、知产财经系列分享会及线上研讨会视频全部免费观看。点在看给小编加鸡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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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海必备东南亚数据合规监管要点新加坡越南篇
前言 上一篇文章《出海必备——东南亚数据合规监管要点(泰国、印尼篇)》中,我们探讨了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数据合规要点。本文,我们的合规足迹将踏至新加坡及越南。新加坡因具备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市场机会,曾被媒体誉为全球营商环境最佳的国家之一。早在2012年,新加坡就对个人信息进行专门立法保护,现已具有较为完备、成熟的数据合规监管体系,并设立了专门机构——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下称PDPC)。 越南则是当今东盟人口最年轻、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过去五年,数字经济是越南增长最快的经济产业。其数字经济领域活跃的、大量的用户参与,反映了该国在这一新兴经济形态中蕴藏的广阔机遇。新加坡与越南近年来成为企业出海及数据处理活动的热门目的地,本文将梳理其数据合规主要监管要求,供出海企业参考。 【新加坡】 主要法律法规 《个人数据保护法》(2012年11月发布,2014年7月生效,2021年2月修订) 《个人数据保护(指定执法机构)通知》 《个人资料保护(指定医疗机构)通知》 《个人数据保护(执行)条例》 《个人数据保护(请勿致电登记处)条例》 《个人数据保护(构成犯罪)条例》 《个人数据保护(数据泄露通知)条例》 《个人数据保护(上诉)条例》 (详细法律法规可参阅:https://sso.agc.gov.sg/) Q1:个人数据保护法(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2012,下称“PDPA”)规定数据控制者的主要义务是什么? 同意义务、目的限制义务、通知义务、访问和更正义务、准确性义务、保护义务、保留限制义务、转让限制义务、数据披露通知义务、问责义务。 Q2:企业应当如何获得用户的同意? 新加坡PDPA中要求数据控制者和数据处理者遵循“告知-同意”要求。根据新加坡PDPA第14条,除新加坡PDPA规定的豁免同意义务情形以及其他法律要求的个人数据收集、使用和披露情形外,组织收集、使用或披露个人数据原则上应取得个人同意。 新加坡PDPA约定了“视为同意”情形。根据新加坡PDPA要求,构成“视为同意”的情形主要包括个人自愿、主动提供、个人同意(包括视为同意)组织为特定目的向另一组织披露其个人数据,也视为其同意另一组织为该特定目的收集、使用或披露个人数据、履行合同所必需、如果组织充分通知个人收集、使用或披露个人数据的目的,且个人未在合理的时间内告知组织其不同意,则也构成“视为同意”。 新加坡PDPA中特别提及了“豁免同意”义务,除允许为组织合法利益、个人切身利益(如为生命、健康或安全的紧急情况)、影响公共利益、满足一定条件下的商业资产交易目的等情形豁免组织取得个人的同意的义务,PDPA允许为商业改进目的收集个人数据。当个人数据处理活动无法满足“视为同意”、“豁免同意”或其他法定的个人数据收集条件时,组织必须获取个人的明确同意,明确同意包括书面形式的同意,也包括口头表达的同意。 新加坡PDPC在《关于PDPA中关键概念的咨询指南》指出,若企业不方便取得个人书面同意,可以选择取得用户口头表达的同意,但建议企业在取得口头同意后,以书面形式确认或记录个人口头表达同意的事实。这一点,如后续发生数据权益相关争议,企业可避免缺失重要证据。 Q3:企业需要设置DPO吗? 根据新加坡PDPA要求,企业应当设置数据保护官员(Data Protection Officer,下称DPO),负责确保遵守PDPA,并向公众提供 DPO 的业务联系信息。DPO可以由专人担任,也可以是组织中担任其他角色的官员。 如果人力资源不足的组织还可以将DPO外包给相关服务提供商。具体注册网页及流程可参阅: https://www.pdpc.gov.sg/Overview-of-PDPA/Data-Protection/Business-Owner/Data-Protection-Officers Q4:如果企业因业务需求进行电话营销,需要注意些什么? 新加坡PDPA第九部分约定了“谢绝来电”制度(DO NOT CALL REGISTRY,下称DNC),PDPC负责监督“谢绝来电”登记处的开发和运营,禁止任何机构向谢绝来电登记簿登记的新加坡电话号码发送营销信息,以确保个人只收到他们想要的电话营销信息。(可详见网址: https://www.pdpc.gov.sg/Overview-of-PDPA/Do-Not-Call-Registry/Individual/Do-Not-Call-Registry-and-You)。 新加坡PDPA规定,对于发送营销信息,组织不能通过“通知”方式取得同意。目前常见的违规行为有未经同意开展营销、出售营销线索、未经用户同意公开披露个人数据等。 因此企业在进行电话营销时,需特别注意遵守“告知-同意”原则。否则,企业可能承担 100 万新元罚款。若该企业在新加坡的年营业额超过 1000万新元,则该企业可能面临在新加坡的年营业额的 10%罚款。 Q5:若发生了数据泄露事件,对企业有何要求? 在下述情况下,数据泄露构成“应通报的数据泄露”:对受影响的个人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伤害(包括损害《个人数据保护(数据泄露通知)条例》规定的个人数据的伤害)或者为大规模泄露(即影响 500 人或更多人)。 企业必须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尽快通知PDPC,无论如何不得迟于企业对于应通报的数据泄露进行上述评估之日后的三个日历日内。如果数据泄露对受影响的个人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组织还必须以在当时情况下合理的任何方式通知每个受影响的个人。 Q6:若企业违反了新加坡PDPA的要求,将面临什么处罚? 对违反新加坡PDPA的行为,将处以高额的罚款,最高罚款额为100万新元(约等于535万元人民币)或一个机构组织在新加坡年营业额的10%,以金额最高者为准。因违反 PDPA 中的数据保护义务而遭受损失或损害的个人拥有私人诉讼权,并可以对该组织提起民事诉讼。 【越南】 主要法律法规 《个人数据保护法令》(2023年4月发布,2023年7月生效) 《网络安全法》 《网络信息安全法》 《全国信息安全事件协调应对规定》 (详细法律法规可参阅:https://vbpl.vn/TW/Pages/vbpqen.aspx) Q1:越南个人数据保护法令(Decree No.13/2023/ND on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Data,下称'PDPD')中“敏感数据”包括哪些? 政治观点、宗教观点,病历中记录的健康状况和私生活,不包括血型信息,与种族出身和民族血统有关的信息,有关个体遗传或获得的遗传特征的信息,有关个人身体属性和生物特征的信息,有关个人性生活和性取向的信息,执法机构收集和存储的犯罪和犯罪行为数据,信贷机构、外国银行分行、支付中介服务提供商及其他授权机构的客户信息等。 Q2:企业应当如何获取用户的同意? 越南PDPD以获得数据主体同意为原则,并规定数据主体的同意仅在数据主体自愿且明确知晓以下内容时有效。 数据处理者需要告知处理的个人数据类型、目的、授权处理个人数据的实体以及数据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数据主体的同意必须以书面、语音、检查同意框、文本同意语法、选择同意技术设置或通过其他证明这一点的动作明确而具体地表达。 数据主体的同意必须以可打印、书面复制的格式表达,包括电子或可验证的格式。此外,越南PDPD还指出数据主体的沉默或不回应不视为同意。 Q3:企业在越南进行营销和广告服务,需要注意什么要点? (1)提供营销、广告产品介绍服务的组织和个人,仅可在征得数据主体同意的情况下,将通过其业务活动收集的客户个人数据用于提供营销、介绍服务、推荐广告产品。 (2)为提供营销服务和介绍广告产品而处理客户个人数据,必须在客户明确了解产品介绍的内容、方式、形式、频率的基础上,得到客户的同意。 (3)提供营销服务、介绍广告产品的组织和个人,有责任证明其介绍产品的客户个人数据的使用情况符合上述的规定。 Q4:作为在越南开展跨境商业活动的境外企业,其数据应当存储在哪里? (1)第53/2022/ND-CP号法令(“第53号法令”)规定,在越南从事下列领域之一的商业活动的境外数字化服务提供商必须将以下数据存储在越南: 电信服务;在网络空间中存储和共享数据;为越南的服务用户提供国家或国际域名;电子商务;网上支付;支付中介;通过网络空间的交通连接服务;社交网络和社交媒体;在线视频游戏;以消息、语音通话、视频通话、电子邮件和在线聊天等形式提供、管理或运营网络空间其他信息的服务。 (2)同时上述境外数字化服务提供商在收到越南公安部要求后,或基于公安部网络安全和高技术犯罪防治司通知、指导、监测、督促企业遵守数据存储要求的,该境外企业可能需要在越南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 Q5:若业务可能涉及未成年人信息的收集的,企业需要注意什么? 越南PDPD要求,儿童个人数据处理需要遵循保护儿童权利和最大利益原则。 根据越南PDPD规定,数据控制者和数据处理者必须在处理儿童的个人数据之前验证儿童的年龄,并按照规定征得其父母或监护人的同意,如果儿童年满 7 岁或以上,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必须得到儿童本人的同意。 Q6:企业违反越南PDPD要求,将会面临何种后果? 若违反越南PDPD规定的,企业可能会面临行政制裁或刑事诉讼。 根据越南PDPD规定,不同违规行为所受到的罚款不同。若企业在收集数据之前未获得个人同意,将面临4,000万到2亿越南盾不等的罚款(约等于1.2万元到6万元人民币)。根据其违法行为的程度,公司可被处以基本罚款金额的2-5倍,甚至被处以最近一个财政年度总收入的3%—5%的罚款。 本次出海指南聚焦于东南亚四国——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及越南。这些国家作为中国企业拓展海外业务的重要目的地,对其法律监管环境的理解,是稳妥开启国际市场的重要条件。后续,我们的系列文章将关注北美地区,总结梳理加拿大和美国的数据合规要点,助力企业探索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推荐阅读 2023年度广悦数据合规代表性业绩大盘点 | 合规筑基,数绘未来 2022年度广悦数据合规代表性业绩大盘点 | 奋楫扬帆 赓续前行 2021年度广悦数据合规代表性业绩大盘点|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声明 本文仅为交流探讨之目的,不代表广悦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出具的任何形式之法律意见或建议。如需转载或引用本文的任何内容,请与本所沟通授权事宜,并于转载或引用时注明出处。如您有意就相关议题进一步交流或探讨,欢迎与本所联系。 本文作者 高级合伙人 冯清清 互联网与数字经济领域 - WANG JING & GH LAW FIRM - 律师助理 陈相雨 互联网与数字经济领域 - WANG JING & GH LAW FIRM - 互联网与数字经济领域 互联网与数字经济领域为广悦律师事务所组建的,专注在数字经济领域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团队。团队由广悦主任杨杰律师带领,高级合伙人张昌倩律师、高级合伙人冯清清律师,以及多名资深律师和专业人员共计20余人组成,其团队成员在互联网行业和数据治理领域有丰富经验和深入研究。 团队自成立以来,为国内外超过100家上市公司、互联网企业、科技企业以及传统行业向数字化转型的企业提供包括数据合规、数据治理、个人信息保护、股权设计、股权投融资、数字产品合规评估以及争议解决在内的创新型法律服务,并致力于打造定制化、精品化、全方位的法律服务品牌。 互联网与数字经济领域荣获《亚洲法律杂志》(ALB)2023年度华南华中地区科技、媒体与电信律师事务所大奖,服务客户包括腾讯微信、阿里巴巴、广汽埃安、维他奶、视源股份、华泰期货、蓝月亮等。客户行业覆盖人工智能、智能制造、金融、医疗、汽车、消费、媒体、科技等领域。 作者丨冯清清 陈相雨 编辑丨何雪雯 审核丨黄晓俊 审定丨品牌宣传与市场拓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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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ASP发布AI大模型应用网络安全治理检查清单
​日前,全球开源安全组织OWASP(Open Web Application Security Project)发布了《AI大模型应用网络安全治理检查清单(V1.0)》(以下简称为《检查清单》)。在这份长达32页的《检查清单》中,较完整地介绍了AI大模型部署应用时的安全原则、部署策略和检查对照表,适用于那些希望在快速发展的AI领域中保持领先地位的组织和机构,使他们能够在制定大型语言模型战略时,专注于制定一份全面的关键领域和任务清单。 《检查清单》的主要编写者Sandy Dunn表示:OWASP 已经在2023年6月发布了针对LLM应用程序的10大风险清单,但我们发现,许多企业组织对于使用AI需要考虑的事项以及从何处开始仍然存在很多困惑,而本次发布的《检查清单》正是为了对上次发布的风险清单进行了完善和补充。通过遵循检查清单的建议要求,组织不仅可以增加对大模型安全应用的信任,还可以提供一个简单有效的持续改进战略来鼓励组织未来的应用创新。 Dunn认为,这份《检查清单》能够帮助所有类型的组织和机构在应用AI大模型时认知到以下四个要点: 1)针对生成式AI的应用,企业需要采用不同的安全保护思维方式; 2)AI技术带来了不对称的网络对抗模型,攻击者正在利用这些工具加速攻击; 3)大模型工具的应用需要全面考虑的实施策略和方法; 4)大模型工具的部署应用,需要使用现有的法律、法规作为部署策略指南,例如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和各类隐私安全法规等。 部署大模型之前的准备 在本次发布的《检查清单》中,明确提出了企业组织在部署AI大模型工具之前要采取的步骤列表,包括审查网络弹性和安全培训策略,以及与管理成讨论如何将人工智能纳入工作流程的实施计划。 LLM部署策略的选择方案 《检查清单》还概述了组织根据其实际应用需求,可灵活选择的5种大模型工具部署方式,具体如下图所示。 AI大模型的常见部署类型 Dunn表示:“AI大模型工具的应用范围包括了从利用公共消费者应用程序到在私有数据上训练专有模型。充分了解用例敏感性、所需功能和可用资源等因素,有助于企业组织确定如何在便利性与可控制性之间实现正确平衡。” 大模型应用时的安全检查清单 在《检查清单》的第二部分中,详细概述了实施LLM用例时需要考虑的具体事项,以避免给组织带来不必要的安全性风险。这些事项涵盖了面向业务的措施(包括建立业务案例和选择合适的大模型解决方案)、风险管理措施(包括威胁建模、监控AI风险、实施以AI为重点的安全培训、AI红队测试等),以及法律监管合规方面的措施(如建立合规要求、实施测试、评估、验证和验证过程等)。以下列出了一些重点的清单要求: 1、对抗性风险 对抗性风险包括竞争对手和攻击者: · 仔细研究竞争对手如何投资人工智能; · 调查对当前安全控制措施的影响,如密码重置等; · 更新大模型增强攻击和对特定事件的事件响应计划及行动手册。 2、威胁建模 《检查清单》强烈建议使用威胁建模来识别威胁并检查流程和安全防御。针对GenAI加速攻击和部署LLM之前的威胁建模是识别和减轻风险、保护数据、保护隐私以及确保业务内安全、合规集成的最具成本效益方法。 · 业务能否通过在所有LLM信任边界上的安全集成来保护与现有系统和数据库的连接? · 企业是否有内部威胁缓解措施,以防止授权用户滥用? · 企业能否防止未经授权访问专有模型或数据以保护知识产权? · 企业能否通过自动内容过滤来防止有害或不适当内容的生成? 3、AI资产盘点 AI资产清单应适用于内部开发大模型应用和相关的外部第三方解决方案。 · 对现有的人工智能服务、工具和所有者进行编目 · 在资产管理中为特定库存指定标签 · 将人工智能组件列入到软件材料清单(SBOM)中 · 设定AI数据源和数据的敏感性(受保护、机密、公开) · 确定是否需要对部署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进行测试 · 创建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人员的入职流程。 4、AI安全和隐私培训 在AI安全和隐私培训方面主要包括: · 积极与各类员工接触,了解并解决大模型应用计划中的问题; · 就如何管理、管理和解决大模型使用风险,建立一种公开透明的沟通文化; · 更新安全意识培训,将AI大模型相关威胁包括在内; · 任何采用的AI大模型解决方案都应包括部署管道的DevOps和网络安全培训。 5、建立并参考商业案例 成功的商业案例对于确定AI解决方案的商业价值、平衡风险和收益以及评估和测试投资回报至关重要。研究内容包括: · 增强客户体验 · 更高的运营效率 · 更好的知识管理 · 加强创新设计 · 市场调查和竞争对手分析 · 文档创建、翻译、摘要和分析 6、公司治理 大模型应用时的公司治理需要为组织提供透明度和问责制。识别可能熟悉该技术或业务所选用例的人工智能平台或流程所有者是非常必要的,这样可以确保足够的反应速度,防止对现有的数字化流程造成损害。 · 建立组织的大模型应用RACI图表(谁负责,谁负责,咨询谁,通知谁); · 记录并分配组织内的人工智能风险、风险评估和治理责任; · 制定有关数据分类和使用限制的数据管理政策,包括技术强制执行要求; · 创建由既定政策支持的大模型应用政策(例如良好行为标准、数据保护、软件使用); · 发布各种大模型工具的可接受使用白名单,供员工参考; · 记录组织从生成LLM模型中使用的任何数据的来源和管理。 7、法律合规 关于AI大模型应用的许多法律、法规目前仍然是不明确的,但是如果出现违规可能代价高昂。IT部门、安全部门和合规部门紧密合作,对于发现合规方面的问题和解决模糊决策至关重要。 · 确认产品的安全责任在产品开发流程中是明确的,以指定谁负责人工智能的产品问题修复; · 审查和更新现有条款和条件以考虑AI大模型的任何因素; · 审查AI 应用时的用户许可协议; · 组织修改最终用户协议,以防止组织通过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承担与抄袭、偏见传播或侵犯知识产权有关的法律责任; · 审查用于代码开发的现有人工智能辅助工具,防范可能威胁到公司对其产品所有权的因素出现; · 严格审查知识产权的任何风险。如果在大模型中使用了不当获取的数据,聊天机器人生成的知识产权可能会受到威胁。大模型的应用过程应当受到版权、商标或专利保护; · 审查任何有赔偿条款的合同。建立安全责任护栏,以确定AI技术的提供商或其用户是否可能导致违规事件,从而导致责任; · 审查人工智能系统造成的潜在伤害和财产损失的责任; · 审查保险范围。传统的(D&O)责任和商业一般责任保险政策可能不足以充分保护人工智能的使用; · 识别任何版权问题。版权需要人类作者身份,如果大模型工具被滥用,组织也可能对抄袭、传播偏见或侵犯知识产权负责; · 应当确保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在未经适当同意或授权的情况下不会收集或共享敏感信息。 8、实现大模型解决方案 组织在实现大模型方案时,应该检查以下方面: · 数据安全,验证如何根据敏感度对数据进行分类和保护,包括个人和专有业务数据; · 访问控制,实施最低权限访问控制,并实施纵深防御措施; · 培训管道安全,需要对培训数据治理、管道、模型和算法进行严格控制; · 输入和输出安全性,评估输入验证方法,以及如何过滤、净化和批准输出; · 做好应用监控和事件响应,并确认审核记录是安全的; · 检查AI大模型工具或供应链中的安全漏洞; · 研究常见的威胁和攻击对大模型解决方案的可能影响,如即时注入、敏感信息窃取和流程操纵; · 调查攻击和威胁对大模型的可能影响,包括模型中毒、数据处理不当、供应链攻击和模型盗窃; · 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定期开展恢复能力测试,以及在可用性、可扩展性和性能方面的SLA是什么; · 更新事件响应行动手册,并在桌面演习中包括大模型安全事件; · 确定或扩展指标,将生成性网络安全人工智能与其他方法进行比较,以衡量预期生产力的提高。 9、测试、评估、验证和确认(TEVV) TEVV包括一系列任务,如系统验证、集成、测试、重新校准和持续监测定期更新,以应对人工智能系统的风险和变化: · 组织在整个人工智能模型生命周期中建立持续的测试、评估、验证和验证; · 定期提供人工智能模型功能、安全性、可靠性和稳健性的执行指标和更新。 10、模型卡和风险卡 模型卡通过提供有关人工智能系统设计、功能和约束的标准化文档,帮助用户理解和信任人工智能系统,使他们能够制作出有教育意义和安全的应用程序; 风险卡通过公开解决潜在的负面后果(如偏见、隐私问题和安全漏洞)来补充这一点,从而鼓励采取积极主动的方法来预防伤害; 建立模型卡和风险卡对开发者、用户、监管机构和伦理学家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建立了一种合作氛围,在这种氛围中,AI大模型应用的社会影响将会得到认真的解决和处理。 11、大型语言模型优化 微调是优化预训练模型的传统方法,它涉及对新的、特定于领域的数据重新训练现有模型,并根据任务或应用程序的性能对其进行修改。微调对提高大模型安全应用的性能至关重要。 检索增强生成(RAG)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更有效的方式,通过从最新的可用知识源中检索相关数据来优化和增强大型语言模型的能力。RAG可以针对特定领域进行定制,优化特定领域信息的检索,并根据专业领域的细微差别调整生成过程。RAG被视为大模型应用优化的一种更有效、更透明的方法。 12、AI红队 AI Red Teaming是对AI系统的对抗性攻击测试模拟,以验证不存在任何可被攻击者利用的现有漏洞。这是许多监管和人工智能管理机构建议的做法。单独的红队测试并不能验证与人工智能系统相关的所有现实危害,应该包括在其他形式的测试、评估、验证和验证中,如算法影响评估和外部审计。企业应该将红队测试纳入人工智能模型和应用程序的标准实践。 参考链接:https://www.infosecurity-magazine.com/news/owasp-security-checklist/ 来源:安全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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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500亿独角兽宣布破产
2024,这一幕继续发生。 2月中旬,基因检测独角兽Invitae公司宣布,已向美国新泽西州地区法院申请美国破产法11章破产保护。至此,一家明星生物独角兽轰然陨落。 回想当初,这家创业公司仅独立运营三年便登陆纽交所,一度被视为“基因组革命中最重要的公司之一”,还曾在2021年获得孙正义所执掌的软银高达11.5亿美元(约人民币83亿元)的投资。彼时,Invitae估值高达人民币550亿元,如今,烟消云散。 此时此刻,不禁想起年前一位投资人的警告:未来三年,高估值、高亏损项目将进入长冬期。惨烈一幕幕正在发生。 孙正义今年第一个倒闭案例 500亿独角兽破产 让我们回到故事的起点。 2010年,作为美国基因检测公司Genomic Health(基因组健康)的子公司,Invitae由Sean George(肖恩·乔治)等人共同创建于旧金山,并在2012年开始独立运营。 最初,公司专注于提供遗传疾病的诊断检测,很快拓展了更广泛的基因检测服务——即通过分析被检测者细胞中的DNA分子信息,检测其含有的基因类型以及是否存在基因缺陷,以此筛查心血管疾病、神经病学、儿科疾病、遗传性癌症和罕见疾病等。 那时,全球基因检测技术正在从科幻变为现实,被视为蓝海行业。一个契机是2013年,女星安吉丽娜·朱莉通过基因检测,得知自己携带会增加乳腺癌和卵巢癌风险的BRCA 1突变基因后,选择切除双侧乳腺,轰动全球——根据业内推测,为安吉丽娜·朱莉提供基因检测服务的大概率正是Invitae和另一家基因检测公司。 Invitae一跃成为行业黑马。公司致力于走“低价路线”,产前检查价格低至99美元,而潜在遗传疾病检测也仅需250美元左右,在动辄上千美元的花销中格外低廉。同时,公司还提供多合一基因测序服务,性价比颇高。加之方便的在线服务吸引客户,到2014年,公司前九个月的收入已经超过7亿美元。 2015年,Invitae向纽交所递交招股书,顺理成章地走上IPO之路。这一年,公司正式登陆纽交所,一度开创行业先河。 在创投圈的印象里,Invitae曾得到“木头姐”凯西·伍德旗下的方舟投资青睐,但最为人熟知的还是拿到孙正义投资的故事。 那是2021年,软银子公司与Invitae达成协议,通过可转换债的形式,向其注入11.5亿美金(人民币约83亿元),2028年到期。据了解,这笔资金正是来自于软银当时1000亿的愿景基金。 这里有一处细节:在软银注资前,Invitae的股价在短短12个月内上涨了两倍,估值达到77亿美元(人民币约554亿元),风头无两。 软银撑腰,Invitae开始大举收购。很快,Invitae便以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Genosity,这是一家提供创新软件和实验室解决方案的基因组公司,有助于Invitae推动旗下肿瘤产品上市。不到半年,公司又宣布收购医疗人工智能初创公司Citizen,耗资3.25亿美元。加上此前曾收购的几家公司,此时Invitae的业务能力大大增强,堪称一尘绝迹。 然而谁也没想到,转折来的如此之快。 仅仅过去3年,这家公司便走向绝境:今年2月初,国外媒体便报道了Invitae计划在几周内申请破产的消息,股价一天之内暴跌77%,随后暂停交易。一周后,公司正式申请破产,市值已跌落至2553万美元,堪称惨烈。 这也意味着,孙正义又一笔投资打了水漂。戏剧性的是,当年出手Invitae前夕,孙正义正承受着格林希尔资本(Greensill Capital)申请破产的重大打击——此前,这家金融科技企业公司曾获得软银愿景基金15亿美元支持。现在,如同WeWork、Brandless、Katerra等项目一样,Invitae也成为愿景基金账面上一个难看的窟窿。 所幸的是,孙正义刚刚打了一场翻身仗:刚刚过去的春节,他所执掌的ARM股价三天暴涨93%,市值一度冲破10000亿人民币,总算填上了一系列投资失败带来的亏空——要么大赚,要么赔掉,孙正义向来拒绝平庸。 谁杀死了它? 回过头看,这个失败案例依然值得细细复盘。 翻阅Invitae的财报,破产的秘密就藏在其中:2019年至2022年,Invitae总营收分别为2.17亿美元、2.80亿美元、4.60亿美元、5.16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46.8%、28.85%、64.68%、12.13%,似乎平稳运行。 但与此同时,其净亏损却分别达到2.42亿美元、6.02亿美元、3.79亿美元,乃至惊人的31.06亿美元。2023年第三季度,Invitae最后一次发布财报,净亏损更是达到9.42亿美元,与前两个季度共计亏损约13.4亿美元。 翻开Invitae的一生,不难惊奇地发现:如此赫赫有名的独角兽,却从未有任一财年获得盈利,亏损更是累计约60亿美元。 祸不单行,公司还面临专利危机:去年5月,美国特拉华州地方法院陪审团裁定Invitae旗下的ArcherDx侵犯了基因检测公司Natera的三项专利,需向其赔偿1935万美元(人民币约1.3亿元)的专利使用费和利润损失,令公司财务雪上加霜。 曾经,Invitae也进行艰难自救。2022年中期,公司开启一项重组计划,包括大规模裁员1000人和淘汰非核心业务,并将其服务的100多个国家减少到12个,此举目标在于将年度开支缩减约3.26亿美元。去年第三季度后,Invitae还任命了新CFO,并成立一支特别委员会,以研究公司内部的开源节流。 同时,如同当初大张旗鼓收购一般,公司又将旗下资产接连售出:2022年底,卖掉Archer NGS检测业务;去年底,剥离Ciitizen健康数据平台,并再度裁员15%;上个月,公司又将生殖健康业务卖给了自己的原告Natera,断臂求生。 即便如此,局面依然难以逆转。 Invitae的陨落,是整个基因检测行业的一个沉痛打击——另一家基因检测巨头23andMe,股价几乎同一时间下跌98%,市值也从曾经的约60亿美元几近归零。《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该公司可能会在明年耗尽现金。两家行业巨头跌下神坛,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这一赛道的境遇。 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目前国内基因检测行业似乎并未因此受影响:2023年,仅国产基因测序仪赛道便诞生近10起融资,累计金额高达十几亿。往前看,2022年国内基因检测领域融资40余起,金额更是高达几十亿。 随着我国基因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内基因检测市场规模预计将在2025年增长至487亿元,征程才刚刚开始。 2024,独角兽集体告急 回顾这段时间,生物医疗独角兽正悄然成批倒下。 2023年9月,全球口腔巨头SmileDirectClub宣布启动资产重组交易流程,并申请破产保护,负债高达9亿美元。回想当年,SmileDirectClub曾凭借“无需牙医,直面患者”的远程隐形正畸服务一度红遍欧美,估值在2019年登陆纳斯达克时高达90亿美元,破产前却仅剩不到1%。 还有合成生物行业鼻祖—— Amyris,2023年8月因扩张失速倒在了合成生物学的繁荣时刻;此前曾获软银、淡马锡投资的“数字医疗第一股”Pear Therapeutics,也官宣破产了;骨科明星Surgalign、互联网医疗企业Babylon、肿瘤创新药企Athenex、红细胞疗法公司Rubius……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全球就有十几个生物医药独角兽申请破产或寻求收购。 具体看来,这些沦陷的生物医药独角兽大多都经历过扩张举债、融资受阻、商业化难产等困境,最后也无一例外地走上了无法盈利、资金断裂、裁员续命,直到因债务触发破产的道路。 “创业维艰,生物医药这样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行业更是不易。”一位医药投资人感叹。 这只是全球独角兽生存境况的一缕缩影。据研究机构PitchBook报告显示,自2021年以来,有400多家独角兽公司,没有筹集到新一轮资金,其中约94%的科技独角兽公司没有盈利能力。 最惨痛的例子莫过于WeWork,这家共享办公独角兽巅峰时期估值47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000多亿),短短4年便烟消云散。还有造车新势力们,从国外的Proterra、Embark、洛兹敦汽车等破产到国内拜腾、爱驰、威马、高合等造车独角兽接连传出经营困难的消息,它们大多被融资困难扼住喉颈,难以为继。 不难看出,这些破产的独角兽都有着共同的特点:估值极高、融资过快。资本市场火热时,它们曾被资金追捧,却忘记了高估值并不等于高价值。“当下一级市场低迷,企业依靠融资活下去的几率越来越小。”也难怪投资人感叹,1/3独角兽已死,只是秘不发丧。 潮水终将退去,这样的教训依旧在上演。 PS.欢迎扫码加入破易云行业交流群 获取一手消息,和更多懂行的伙伴们一起探讨~ 【破产行业日历】 历破 · 第57天 长按下方二维码,与全国先进破产管理人 一起探索破产办案数字化的无限可能 ▼ ▼关注我们▼ 获取更多一手“破”资讯 点击“阅读原文”,直通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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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金新闻丨第六届联合国环境大会开幕
第六届联合国环境大会26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开幕,4000多名各国代表出席,共商多边主义框架下的全球环境治理问题。 这是2月26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拍摄的第六届联合国环境大会开幕式现场。 本届大会将从2月26日持续至3月1日,主题为“采取有效、包容和可持续的多边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污染”。 2月26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第六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主席莱拉·贝纳利在第六届联合国环境大会开幕式上致辞。 本届大会主席莱拉·贝纳利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环境是经济和社会的基础,此次大会将致力于推动团结、包容的多边主义行动,以一体化的方式应对气候变化、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污染这三大环境危机。 2月26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厄·安诺生在第六届联合国环境大会开幕式上致辞。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厄·安诺生说,本届大会的与会代表人数显示了人们面对环境问题的团结与力量。相信本届大会产生的决议将有利于促进多边协作、推动全球对话、实现气候正义,做出对人类和地球有益的正确选择。 2月26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总干事扎伊娜卜·哈瓦·班古拉在第六届联合国环境大会开幕式上致辞。 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总干事扎伊娜卜·哈瓦·班古拉说,应对环境危机,唯一的出路是行动。她呼吁将环境关切嵌入社会的各个方面,希望此次大会能够将世界团结在环境保护行动的旗帜下,推动关键环境问题的解决。 据了解,在为期5天的大会议程中,包括各国部长级官员、商界领袖、科学家和环保活动人士在内的参会者将审议多项决议和决定,讨论应对环境危机和由危机所引发的贫困与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等具体社会问题。 2月26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人们在第六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会场外交谈。 联合国环境大会是全球环境问题的最高决策机制,旨在激发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污染、生态系统退化等挑战的集体行动。其前身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201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环境规划署理事会升格为联合国环境大会。首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于2014年6月在内罗毕召开。 2月26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人们步入第六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会场。 来源:新华网 新媒 体编辑:杨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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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两大超市合并遭联邦贸易委员会起诉
中新网北京2月27日电 华盛顿消息: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当地时间26日提起诉讼,要求阻止美国历史上涉及金额最高的两大超市合并。 据美媒报道,美国第五大超市克罗格(Kroger)和第十大超市艾伯森(Albertsons)2022年宣布将合并。该合并涉及金额约250亿美元,是美国历史上涉及金额最高的超市合并。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在当日发布的声明中说,过去几年美国超市商品价格持续走高,而这两大超市合并将进一步消除竞争,从而进一步推高商品价格,不利于美国消费者。 这两家超市则表示,合并之后将可以节省约5亿美元资金,从而可以通过采取促销活动等以降低商品价格。 据悉,这两大超市共有71万名员工,接近5000家店铺。这两大超市合并后,将占到美国超市市场份额的13%。这两大连锁超市旗下拥有多个超市品牌,包括Safeway,Harris Teeter,Ralphs等。(完) 【编辑:陈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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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将二次电池纳入专利优先审查范围
2024年2月19日,韩国知识产权局(KIPO)宣布,二次电池领域的专利申请开始纳入优先审查范围,预计审查时间将从22.9个月缩短至2个月。由此,韩国优先审查将涵盖半导体、显示器和二次电池三大领域。 二次电池是包括电动汽车在内绿色交通行业的核心技术。近年来,二次电池领域的研发十分活跃,过去五年的专利申请量由2018年的8,940件增长至15,720件,年均增长11.9%,是所有领域专利申请量年均增幅(2.6%)的四倍多。具体来说,二次电池领域纳入优先审查的对象包括以下四类: (1)与二次电池材料、部件、设备、制造或设计技术直接相关的申请[1]; (2)在韩国生产或准备生产二次电池相关产品和设备的公司提出的申请; (3)与国家二次电池技术研发项目成果相关的申请; (4)是根据韩国《国家尖端战略产业法》由二次电池专业重点大学(本科及研究生院校)提出的申请。 申请优先审查时,应当在优先审查申请中附送优先审查申请说明书。KIPO将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将优先审查制度扩大到生物等其他国家战略产业领域,来支持先进技术快速获得专利、继而支持技术创新和加强产业竞争力。 [1] 将二次电池技术应用于其他领域的申请(如:装有二次电池的车辆)不符合优先审查条件。 王美元 编译 来源:https://www.kipo.go.kr/ko/kpoBultnDetail.do?menuCd=SCD0200618&ntatcSeq=20022&aprchId=BUT0000029&sysCd=SCD02 封面图片来源:千库网 原文标题:이차전지 특허 우선심사(2.19.(월)시행)로 초격차 확보 지원! 检索日期:2024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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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如何看待数据隐私5101份针对美国人的调查报告分析
Pew研究中心的Colleen McClain、Monica Anderson等人于2023年10月18日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2023年5月15日至5月21日,Pew研究中心调查了5101名美国成年人,该调查结果最终以性别、种族和民族、党派关系、教育程度和其他类别加权。报告总结了美国人对数据隐私的态度,分析了科技公司、人工智能技术、个人和监管对数据隐私的影响。 1 调查结果 总体来看,美国人仍然对自己的个人数据感到不安,并认为他们对于个人数据如何被使用几乎没有控制权。81%的美国人对企业的数据使用行为感到不安、71%的美国人对政府的数据使用行为感到不安,这一比例相比于2019年的调查有所增加。57%的美国人对企业如何使用数据几乎没有了解,77%的美国人对政府如何使用数据几乎没有了解。共和党人对数据的担忧日益上升,民主党人的担忧程度近几年基本不变。 此外,美国人不相信社交媒体会负责任地处理用户隐私,77%的美国人不认为公司会公开承认他们滥用或泄露用户数据的行为,76%的人认为公司会未经用户同意将用户的个人数据出售给他人,71%的人质疑如果公司滥用或泄露用户的个人数据,政府是否将追究其责任。 美国人非常担心儿童的网络隐私信息。约89%的人非常担心社交媒体平台、广告商和使用儿童数据的游戏应用程序知晓儿童的个人信息。尽管大多数美国人(85%)表示,父母对保护儿童的网络隐私信息负有很大责任,但59%的人认为科技公司负有责任,46%的人认为政府负有责任。针对政府监管力度的问题,两党都支持对公司如何处理人们的数据进行更多监管,只有7%的人认为应该减少监管。此外,大多数美国人完全忽略隐私政策,56%的人经常点击“同意”而没有真正阅读他们的内容,约61%的人认为隐私政策在解释公司如何使用数据方面无效。密码管理方面,约41%的美国人选择自行记录自己的密码,34%的人选择把密码存储在浏览器中,而使用密码管理器的人已从2019年的20%上升到今天的32%。 调查显示,美国目前的数据泄露风险很高。在过去12个月里,大约四分之一的美国人(26%)在借记卡或信用卡上收到了欺诈性收费。11%的人的电子邮件或社交媒体账户被盗用,7%的人曾被冒名以自己的名义开立信贷额度或申请贷款。总的来说,34%的人在过去一年中至少经历过一件数据泄露。 为了深入分析美国人对数据隐私的看法,本报告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第一,有关数据隐私风险、个人数据和数字隐私法律的讨论(第1章);第二,美国人如何保护他们的在线数据(第2章);第三,深入探讨在线隐私政策选择问题(第3章)。 2 有关数据隐私风险、个人数据和数字隐私法律的讨论 本章考察了美国人对执法部门的数据访问、政府监管以及公司可以收集哪些信息的问题讨论,并分析了不同群体对上述问题的不同看法。 大多数美国人表示,他们相信自己会对个人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78%),也有人认为他们并不在意隐私问题(29%),仅有21%的人相信企业会正确访问和使用个人信息。 拥有大学文凭的人中81%的人表示,他们相信自己会在网上对个人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而在拥有高中文凭或以下学历的人中,这一比例为72%。该调查还探讨了人们对数据安全性的担忧,特别是公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信息出售给他人、他人盗用自己的身份信息、执法部门监控他们在网上的行为三种情况。42%的美国人担心公司将在个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信息出售给他人,38%的人担心身份被盗窃,而担心执法部门监控的人最少,占15%。这一比例在西班牙裔、黑人或亚裔成年人中更高,大约一半的西班牙裔、黑人或亚裔成年人非常担心有人窃取他们的身份信息,而白人成年人中只有三分之一担心该问题。 72%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对目前的数据隐私法律法规几乎一无所知,2019年这一比例为63%。美国人普遍赞成加强监管以保护个人信息(72%),该结果基本与2019年的调查结果持平。大多数美国人不相信社交媒体公司会负责任地处理用户的数据,46%的人表示他们认为社交媒体公司会随意出售用户的数据。 担心儿童数据被不当使用的比例非常高,89%的人担心社交媒体网站知道儿童的个人信息,85%的人担心广告商使用儿童的数据向他们投放广告,84%的人担心企业追踪儿童的信息。 人工智能可以用来收集和分析人们的个人信息,部分美国人对公司使用人工智能的行为持谨慎态度。55%的人表示,使用计算机程序来确定谁有资格获得公共援助是不可接受的。大约一半(48%)的人认为社交媒体分析用户的情况,以推送个性化内容是不可接受的。涉及到人工智能利用话筒分析人声时,人们看法褒贬。从统计数据来看,44%的人认为这是不可接受,42%的人认为是可接受的。10%到17%的美国人不确定上述用途是否可以接受。 对于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公司,70%的人表示他们不相信公司会对人工智能的使用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关于使用人工智能分析个人信息可以让生活更便利的说法,人们的看法较为复杂,62%的人认为这种便利会实际发生,50岁以下的成年人比50岁及以上的人更乐观。 3 美国人如何保护他们的在线数据 本章讨论了美国人对隐私政策、密码和网络安全的看法。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观点和经历因年龄、教育水平、种族而异。 这项调查首先揭示了人们关于隐私政策的几个关键见解,其一,人们经常跳过阅读隐私政策。约56%的美国人表示,他们总是、几乎总是或经常在没有阅读隐私政策的情况下立即点击同意,22%的人表示他们有时不会阅读,18%的人表示他们会在阅读隐私政策的基础上选择同意。其中,年轻人更有可能不经阅读便点击同意。其二,人们普遍认为隐私政策无效。61%的人认为隐私政策在了解公司如何使用人们的数据方面效果不大或根本无效。拥有学士学位及以上的人中,74%的人表示隐私政策效果不大或根本无效。有一定大学经历的人中这一比例降至63%,而在拥有高中文凭或以下的人中这一比例更低(47%)。 该调查还探讨了人们可以做些什么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个人隐私。68%的社交媒体用户表示,他们已经更改了社交媒体的隐私设置,以此来管理自己的在线隐私数据。同样比例的美国成年人(68%)表示,他们拒绝了网站上的cookie或其他跟踪功能。44%的人表示,他们已经停止使用部分数字设备,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个人信息被不当使用。44%的人不允许浏览器跟踪他们的操作,36%的人使用了加密的消息应用程序。并且年轻人在与隐私相关的设置上更为谨慎。 从密码到指纹再到人脸识别,美国人访问智能手机的方式多年来一直在演变。调查显示,大多数智能手机用户(83%)表示,他们会采取密码、指纹、人脸识别等安全功能保护自己的移动设备。但16%的人完全放弃了安全功能,他们从不使用密码、指纹或人脸识别等安全功能解锁手机。 针对密码过载问题,69%的人表示他们认为需要记录的密码数量过多。与此同时,45%的人表示他们并不确定自己的密码是否足够强大和安全。为了处理这一问题,该调查研究了三种不同的密码管理策略:手动记下密码、将密码保存在浏览器中和重置密码。约41%的美国人表示他们总是手动写下密码,较少的人表示他们会将密码保存在浏览器中或经常重置密码,而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使用数字化工具来追踪他们的密码,使用密码管理器的美国人比例已从2019年的20%上升到2023年的32%。 针对数据泄露和黑客攻击问题,调查显示在过去12个月中,26%的美国人在借记卡或信用卡上收到了欺诈性收费,11%的人表示有人未经许可使用了他们的电子邮件或社交媒体账户,7%的人表示有人试图用他们的名义开立信贷额度或申请贷款。总的来说,34%的人在过去一年中至少经历过一次攻击行为,其中黑人收到数据泄露或黑客攻击的比例整体更高。 4 深入探讨在线隐私政策选择问题 企业往往通过发送隐私政策的方式达到合规要求,该报告探讨了三件可能影响用户隐私选择的情况,并据此划分出留个关键群体: 对隐私和网络安全最了解的人与最不了解的人。 对自己的隐私保护技术最自信与最不自信的人。 最关心和最不关心公司处理员工数据的人。 在知识水平与隐私保护的关系中,知道很多相关知识的人与知之甚少的人相比更有可能采取行动保护自己的数据。然而,知识也会滋生怀疑,富有知识的人往往不太相信访问他们数据的人会做正确的事情。信心也与人们对网络隐私的行为和感受有关。对自己的隐私保护技能最有信心的美国人更有可能采用密码管理器等新事物,在使用过程中也较少感到不知所措,而不自信的人往往选择拒绝网站上的cookie或其他跟踪。但怀疑论普遍存在于不同自信水平的人群中,人们普遍性的怀疑自己做的事情是否会产生实际影响。 对公司数据收集行为的担忧往往导致更保守的选择,如停止使用数字设备、拒绝使用cookie、使用私人浏览器或更改社交媒体隐私设置等。但其中有一半的人表示不知道自己应当如何管理自己的隐私。同时他们经常在不阅读隐私政策的情况下同意隐私政策。 经常忽视隐私政策在对自己的隐私知识和保护技能更有信心的人中尤其常见,四分之三的人表示他们经常在不阅读隐私政策的情况下点击“同意”。18至29岁人群中约84%的人经常跳过隐私政策,30岁至49岁的人群中约75%的人不阅读隐私政策,在50岁至64岁人群中这一比例为70%,在65岁及以上的人群中这一比例进一步下降到59%。 最后,报告附上了调查问卷的具体结果数据,以及分析问卷数据的具体方法。 撰稿 | 李林凡,清华大学智能法治研究院实习生 选题&指导 | 刘云 编辑 | 王欣辰 注:本公众号原创文章的著作权均归属于清华大学智能法治研究院,需转载者请在本公众号后台留言或者发送申请至computational_law@tsinghua.edu.cn,申请需注明拟转载公众号/网站名称、主理者基本信息、拟转载的文章标题等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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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互联网大会算力网络专题论坛在西班牙举办
2月27日,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算力网络”专题论坛。论坛以“算力网络:智能网络赋能智慧世界”为主题,在2024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期间举办。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世界互联网大会理事长庄荣文,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首席执行官洪曜庄,国际电信联盟前秘书长赵厚麟等出席论坛并致辞。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任贤良主持论坛。 庄荣文在致辞中表示,当今时代,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升级进程不断加快,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应用的算力需求越来越高,算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支撑作用愈发凸显。面对算力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我们应当积极推动算力网络建设,有效赋能各行业各领域数字化转型,打造智能高效、普惠便捷、绿色低碳、安全稳定、互利共赢的算力网络,不断夯实支撑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算力底座”。 阿拉伯信息通信技术组织秘书长穆罕默德·本·阿莫,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柯瑞文,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自学,美光科技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桑杰·梅赫罗特拉,联想集团执行副总裁刘军,高通技术公司产品管理全球副总裁苏尼尔·帕提尔以及英特尔、爱立信等企业和机构的高级别代表在论坛上发言,来自全球近200名嘉宾参加论坛。与会嘉宾表示,衷心期待世界互联网大会能够在算力网络等领域发挥更大作用,为各方携手推进算力网络的建设与落地提供平台,推动加速数字化转型升级,让数字技术更好造福人类。 世界互联网大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不断发挥世界互联网大会作为网络空间全球交流合作平台的作用,凝聚更多数字领域发展治理共识,努力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迈向新阶段。 转载请注明来源:“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 审核:李佳民 陈舞阳 编辑:王林晨 校对:吕燕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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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关6G美英法等10国联合声明
据美国白宫2月26日消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捷克、芬兰、法国、日本、韩国、瑞典和英国就6G无线通信系统研发的共同原则发表联合声明。 声明称,以上国家计划在本国采取相关政策,鼓励第三国采取此类措施,并推进6G网络的研发与标准化, 以实现诸多共同原则。 10国发表联合声明,支持6G原则 据此声明全文,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捷克共和国、芬兰、法国、日本、韩国、瑞典和英国政府就6G无线通信系统研发的共同原则达成一致;并认识到,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可以支持开放、自由、全球、可互操作、可靠、有弹性和安全的连接。我们相信,这是为所有人建设一个更加包容、可持续、安全与和平的未来不可或缺的贡献,并呼吁其他政府、组织和利益相关者与我们一起支持和维护这些原则。合作与团结是解决6G发展面临的紧迫挑战的关键,我们在此宣布,我们将在各国采取相关政策,鼓励第三国采取此类政策,并推动研发和应用。满足以下共同原则的6G网络标准化: 一、 值得信赖的技术和国家安全的保护 。 6G技术得到安全和弹性技术的支持,作为更广泛的安全可信通信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提高参与政府和合作伙伴保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二、安全、有弹性且保护隐私。 由拥有系统网络安全方法(包括通过使用技术标准、接口和规范)的组织开发的6G技术;设计安全等方法能够确保基本服务的可用性;以及设计用于安全故障和快速恢复的系统。6G技术可靠、有弹性、安全并保护个人隐私。6G技术和架构为通信网络提供高水平的安全性,包括减轻网络复杂性或攻击面更大带来的潜在风险。 三、 全球行业主导的包容性标准制定和国际合作。 6G技术建立在全球标准、接口和规范的基础上,这些标准、接口和规范是通过公开、透明、公正和基于共识的决策过程制定的。6G技术基于尊重知识产权的全球标准,促进可持续性、可访问性、包容性参与、互操作性、竞争力、开放性和安全性。 四、 合作实现开放和互操作的创新。 6G技术使用符合全球行业主导和包容性标准制定与国际合作原则和接口规定的标准,以实现不同供应商的产品(包括软件和硬件)之间的无缝互操作性。6G技术认识到国际合作在促进开放、安全、弹性、包容性和可互操作网络(例如开放无线电接入网络)以及安全、弹性、包容性和可持续6G生态系统方面的重要性。6G技术受益于联合研究、开发和测试,并利用虚拟化、软件定义网络、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 五、 经济性、可持续性和全球连通性。 6G 技术可实现节能部署和运行,提高环境可持续性、设备的可修复性和可回收性,以及支持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需的负担能力。6G技术可通过规模经济等机制获得,通过标准化和竞争环境实现,能够弥合数字鸿沟,提供可靠的覆盖范围和一致的体验质量,尽可能减少服务水平的差异,同时允许创新用例。6G技术有助于增强其他行业和部门的能力,通过促进数字化转型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可以广泛使用6G技术。利用卫星和高空平台站 (HAPS) 等非地面网络 (NTN) 的 6G技术。 六、 频谱与制造。拥有安全且有弹性的供应链的6G技术。 6G技术可与多家软件和硬件供应商合作,促进ICT价值链以及计算和连接连续体的所有要素的全球竞争市场。6G技术可以利用新的频谱分配或已分配给无线服务的频谱。6G技术可有效利用频谱,并在设计上纳入频谱共享机制,以便与现有服务提供商共存。 全球6G进程 2023年6月,国际电信联盟(ITU)完成了《IMT面向2030及未来发展的框架和总体目标建议书》(以下简称“建议书”)。该建议书作为6G纲领性文件,汇聚了全球6G愿景共识,描绘了6G目标与趋势,提出了6G的典型场景及能力指标体系。 根据ITU、3GPP等机构的6G发展进程计划: 2020-2025年,是6G概念的形成阶段,将确定6G愿景需求及概念;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为6G国际标准奠定技术基础。 2025-2029年,是国际标准化阶段,将开展国际标准研制,形成全球统一的6G国际标准。 2026-2030年,是产业研发阶段,将全面推进产业研发,构建完整产业生态,加快推进产业成熟,支撑6G商用。 2023年,6G发展方向逐步清晰,3GPP确定了6G时间表。6月份,ITU完成《IMT面向2030及未来发展的框架和总体目标建议书》,描绘了6G目标与趋势,提出了6G典型场景和关键能力指标体系,包括6大典型场景和15大关键能力指标。 在6大典型场景中,3大类为原来5G场景的增强,分别是:eMBB升级为沉浸式通信、mMTC升级为大规模连接和uRLLC升级为极致通信。另外3个新增的场景为:泛在连接、人工智能与通信融合和感知与通信融合。 同时,6G还定义了四大设计原则,分别为持续性、连接未联,无处不在的智能,安全/隐私/弹性。ITU所定义的6大场景和4大设计原则相互协同,共同构成6G“场景之轮”。 各国抢占6G战略制高点 美欧日韩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均高度重视6G研发,力图抢占6G战略制高点。 其中,美国联合盟友开展技术标准研究,积极建立美国主导的6G生态圈。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率先开放95GHz至3THz 6G试验频谱,Keysight获得首个6G试验牌照。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发布《边缘网络,核心政策:保护美国的6G未来》,对加强美国未来6G竞争力提出相应建议。众议院通过的《提高美国在无线技术领导力法案》要求提高美国在6G无线通信网络标准制定中的领导地位,《未来网络法案》要求尽快建立由政府、企业、公共利益团体组成的6G工作组。美国还积极联合盟友开展研发活动,美国电信行业解决方案联盟联合日欧韩等的主流ICT企业共同组建Next G联盟,推动6G全流程合作。 欧盟方面整合多国力量共同推动6G研究。欧盟6G旗舰计划Hexa-X项目由诺基亚牵头,联合爱立信、西门子、阿尔托大学、英特尔、Orange等22家企业和研究机构,聚焦6G的应用场景与关键技术。欧洲各国通过设立研究中心、财政支持、国际合作等手段积极推动6G研究,重视6G应用场景研究。 韩国通过政产学研协作抢跑6G研发布局。韩国成立了“6G研究小组”推动6G核心技术与应用的发展,宣布将于2028年率先实现6G商用,还成立了由科学和信息通信技术部、运营商、设备企业、中小企业、研究机构的专家组成6G研发战略委员会,组织政产学研各界力量定期召开研讨会并制定研究项目。 日本视6G为构建社会5.0的基石,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日本总务省推出了“6G综合策略”和“Beyond 5G推进战略”,并设立由政产学研各方组成的Beyond 5G推广联盟,负责战略的推进落实和跨部门协调。日本还积极与美国、荷兰开展6G技术联合研发,Beyond 5G推广联盟分别与北美Next G联盟和欧盟6G旗舰项目Hexa-X签署合作协议。 我国6G进展 从国家战略层面看,一方面,我国早在2019年就建立了完善的6G推进组织,由工信部牵头成立中国IMT-2030(6G)推进组,为产业界、研究机构、基础运营商等搭建产学研用平台,加强国际合作交流和技术研发;由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成立了国家6G技术研发推进工作组、国家6G技术研发总体专家组。另一方面,政府前瞻谋划6G发展。2021年,“十四五”规划纲要、《“十四五”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等均提出要布局6G技术研发。2022年,国务院出台《“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前瞻布局6G网络技术储备,加大6G技术研发支持力度,积极参与推动6G国际标准化工作。2024年,七部门联合印发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其中多处提到6G。 从学术界层面看,东南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紫金山实验室、中国航天科工二院等院校、科研机构开展了大量6G相关的技术研究,并取得一系列关键研究成果。2022年6月,在中国移动主办的2022年科技周暨移动信息产业链创新大会上,北京邮电大学-中国移动研究院联合创新中心发布了6G通用原型验证系统和面向6G的多频段信道测量平台。2022年11月,电子科技大学研发的6G试验卫星“电子科技大学号”顺利发射升空,进入预定轨道。2023年4月,中国航天科工二院25所完成了国内太赫兹轨道角动量的实时无线传输通信实验,这一成果被认为是我国6G通信技术发展的重要保障和支撑,为未来高速数据传输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 从产业界层面看,我国电信运营商、主流设备商,及产业链相关企业也紧跟国家发展布局,积极探索6G愿景需求、潜在技术方向、应用场景,通过组建研发团队、开展技术交流、搭建产业合作平台、参与国际组织研究项目等方式,推动6G关键技术、标准研究、技术测试、实验验证等。 从全球6G专利排行方面看,我国6G专利占比延续5G以来的全球领先优势。根据国际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全球6G技术专利布局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全球共有约2万件涉及6G技术的专利申请,其中来自中国的专利申请量最多,达到8074件,占比高达40.3%。从专利申请的趋势来看,中国的6G专利申请量自2019年以来呈现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了67.8%。而美国、日本、欧洲和韩国的6G专利申请量则相对平稳,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3.8%、12.4%、15.6%和10.9%。从专利申请的内容来看,中国的6G专利申请主要涉及通信技术、量子技术、基站和人工智能等9个6G核心技术领域。其中通信技术、基站和人工智能是中国的强项,分别占中国6G专利申请的32.8%、18.5%和14.8%。 据我国6G推进组组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介绍,6G技术是5G代际更新的一个新技术,移动通信每十年一代,6G技术的商用时间基本上是在2030年左右,它的标准化制定时间会在2025年。未来6G要连接的对象不仅仅是人,还有很多的智能体,比如机器人、元宇宙。关于应用,还有望实现三个新场景:一是通信和感知的结合,二是通信和人工智能的结合;三是天地融合场景。 对于普通人来说,提到6G,最基本的感觉就是它会比5G更快,但王志勤表示,6G不仅仅是“快”,未来6G服务的对象更多的是社会管理、社会治理层面,更多偏向智能体。在6G时代,基站将同时支持通信和感知,能够利用无线电波感知周边的环境、物体的形状和运动等,不仅能提升通信的性能,还会催生新业务。 王志勤表示,眼下,世界范围内,对6G的发展都还处于技术研究阶段,对6G网络架构和关键技术还没有一个统一标准。 目前,业内普遍认为6G通信能力将达到5G的10倍以上,5G向6G的发展是从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数字孪生”的过程。6G将推动沉浸感更强的全息视频,实现物理世界、虚拟世界、人的世界三个世界的联动。 来源:数据观 安全新说 聚焦云网安全、信息安全的新锐媒体 长按扫码关注 最新的安全资讯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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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地方电网遭网络攻击大停电涉事黑客被起诉
关注我们 带你读懂网络安全 攻击者非法访问和操作了电网的技术控制系统,导致沃洛格达地区38个定居点陷入黑暗。 前情回顾·电力网络威胁态势加拿大第二大城市电力系统遭勒索攻击:被迫重建IT基础设施 针对美国电网的物理攻击事件创历史新高,引发协同攻击担忧 真实案例!恶意黑客利用物联网设备成功入侵电网 惊险!乌克兰成功挫败对其电网的破坏性网络攻击 安全内参2月2 7日消息,一名俄罗斯公民被指控,对本地发电厂进行网络攻击,导致大范围停电。 据塔斯社报道,一名49岁的俄罗斯公民即将面临审判。他被控实施网络攻击,导致沃洛格达地区38个村庄陷入黑暗。这次攻击发生在一年前,该男子面临最长达八年的监禁。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沃洛格达地区部门的新闻处向塔斯社表示:“我们已经完成对黑客切断沃洛格达地区38个定居点电力供应一事的刑事调查。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沃洛格达地区总局确定,这位1975年出生的本地居民,在2023年2月非法访问了电网的技术控制系统,并切断了沃洛格达地区舍克斯纳区、乌斯秋日纳区和巴巴耶沃区共38个定居点的电力供应。” 塔斯社报道,俄罗斯当局已经根据当地刑法第274.1条第4部分对此事件立案。当地政府已经完成调查,并将证据送交法院做最终裁决。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向塔斯社表示,该嫌疑人目前有义务留在指定地点。目前尚不清楚被告是否隶属于黑客组织,亦不清楚这次攻击是否系因俄乌战争对对俄罗斯政府发起的网络激进主义行为。 参考资料:securityaffairs.com 推荐阅读 网安智库平台长期招聘兼职研究员 欢迎加入“安全内参热点讨论群” 点击下方卡片关注我们, 带你一起读懂网络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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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Biotech破产关闭退市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2024年开年仅不到一个多月,即有两家Biotech宣布破产、退市。 1月12日,博际生物医药科技(杭州)有限公司(下称“博际生物”)正式向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提交破产清算申请。目前,该案已被受理,并将于2024年3月6日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一个月后,2月13日,另一家明星Biotech联拓生物(LIAN.US)宣布,公司董事会已完成对公司的全面战略审查,并决定开始逐步缩减其业务,包括出售剩余资产、裁员、从纳斯达克退市和逐步停止其临床试验。联拓生物预计,将于2024年底前完成其终止运营的相关活动。 在业内人士看来,Biotech企业破产并不意外,在寒气凝重的当下,破产和关闭的案例可能会越来越多。 “当下企业发展的状况就是如此,管线没有新意,面临非常强烈的内卷,往后破产只会越来越多,管线没人要,融资不顺利,最终只能选择破产。”医药行业投资人宋允(化名)告诉时代财经。 伴随着药政改革,2015年以来,国内涌现出了几千家新药研发公司,国产创新药进入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期,尤其是抗肿瘤药领域,已经成为公认的“内卷”赛道。不过,从2022年年末起,生物医药行业进入下行阶段,投资人出手频率低、企业融资难等问题显现。 寒冬中,“活下去”成为Biotech们眼下最大的希冀。 “过去几年医药市场的泡沫堆积,鱼龙混杂,人们沉浸在讲好‘PPT故事’、融资赚快钱的美好前景当中。但实际上,当管线商业化的美梦逐一破碎以后,人们才意识到,药品靠谱才能讲好故事,临床数据过硬才能有所收获。”生物医药行业资深投资人王礼(化名)对时代财经表示,“我们需要的是一款better产品。” 一家Biotech的产品是否抗打、有没有做到差异化,这些问题均与企业的命运走向息息相关。而越来越多从业者意识到,国内生物医药行业从一路狂飙到大浪淘沙,只有极具源头创新能力者才能笑到最后。 Biotech,消失在2024年 正式申请破产结算后,博际生物的官网上仍然闪耀着“开拓原创生物药的未来”这几个大字。 2017年,正值医药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创新药赛道万物勃发,时任先声药业临床前研发负责人的张海洲选择了辞职创业,在杭州成立博际生物。 官网显示,博际生物立足于独特的大分子药物快速筛选平台以及全球专利保护的BJ-SIB@双抗平台,致力于研发拥有全球自主产权的、用于治疗免疫系统相关疾病的创新生物药。融资方面,张海洲于2021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博际生物自2018年正式运营到现在,三年多的时间,一直以天使投资人借款方式进行公司运营。” 不过,从2021年至今,公司再也没有披露新一轮融资。 目前,博际生物管线均处于临床开发阶段,官网显示,公司有7个在研项目,涵盖实体瘤、血液瘤、自免病感染等疾病领域。其中BJ-001(IL-15融合蛋白)、BJ-005(PD-L1/TFG-β)处于中美一期临床阶段,另外BJ-009(双功能抗体)、BJ-011(双特异性抗体)、BJ-018(双特异性抗体)、BJ-020/21(双特异性抗体)、BJ0-19/23(双特异性抗体)显示为平台技术产品,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 作为公司创办后首个进入临床阶段的产品,博际生物的BJ-001(IL-15融合蛋白)从登场起就自带光环,撩动着市场的想象。 因为IL-15是一种多效能性细胞因子,不仅能够增加NK细胞和T细胞数量,而且可以激活NK细胞和细胞毒性CD8+T细胞,从而起到杀伤肿瘤和其他病原体的作用,在肿瘤和感染性疾病领域都有较高的治疗潜力,IL-15靶向药被认为是新生代抗癌之光。 目前,全球尚无IL-15单抗药物获批上市,在研项目中,全球进展较快的当属海外生物公司ImmunityBio。2023年10月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接受了ImmunityBio重新提交的IL-15融合蛋白药物(N-803)上市申请。在国内,与博际生物一同盯准了IL-15的还有“创新药一哥”恒瑞医药(600276.SH)。 BJ-001系博际生物自主研发,并拥有全球专利的世界首个肿瘤靶向性IL-15融合蛋白,公司官网提到,“BJ-001不仅克服了重组IL-15半衰期短的缺点,更重要的是其肿瘤靶向性可以使IL-15在靶点高表达的肿瘤中富集,从而起到降低系统毒性,增强疗效的作用”。 2019年9月,BJ-001获美国FDA批准进入临床试验,博际生物特别提到“在递交美国FDA后28天就获得了通知”;2020年4月,BJ-001在中国获批临床试验,成为继恒瑞医药的SHR-150之后,第二个在国内获批开展临床试验的IL-15融合蛋白。2021年10月,美国FDA还授予BJ-001孤儿药资格认定,用于治疗胆管癌;2023年3月,博际生物宣布将与默沙东合作,在正在进行的I期临床试验中研究探索BJ-001联合默沙东的PD-1抑制剂Keytruda(帕博利珠单抗)用于治疗局部晚期/转移性实体瘤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某知名基金管理公司投资总监赵路(化名)告诉时代财经,BJ-001是一个有希望的管线。即便是在得知博际生物已经申请破产后,他仍然认为,BJ-001是值得尝试的一个项目,“但也不排除风险”。 只是,眼下博际生物已走向破产,后续能否继续投入BJ-001的研发,暂不得而知。而就在该破产消息披露前,美迪西(688202.SH)官微宣布,博际生物医药联合创始人及CEO张海洲将任职公司临床前研究事业部总裁。如此境地下,博济生物在IL-15领域以及原创生物药领域的理想或将化为泡影。 相比博际生物破产的猝不及防,联拓生物选择退出历史舞台则是早有征兆。 早在2023年,联拓生物便开始频繁出售管线资产,其中包括公司的主力品种Mavacamten;时至12月,公司CEO、CFO更先后在两日内离职。一系列变动已经引发了市场对公司发展的猜测。 License-in(授权引进),是联拓生物身上最显著的标签。自成立以来,联拓生物一直依托License-in模式拓展研发管线。截至目前,其现有的7条在研管线均为引进所得。 此次关闭消息传出,除了引发市场对联拓生物的讨论,更激起了业内对License-in模式的反思。如何在重金买入管线后层层推进产品上市,实现自我造血,成为业内对主打License-in模式的Biotech的疑问。 洗牌加剧 “新药研发向来不是易事,公司倒闭也是常事,各行各业都有,更何况博际生物是一家仅有天使轮融资的公司。”1月23日,有医药行业人士如此感慨道。 尽管如此,但对于眼下波动频繁的生物医药行业来说,这则负面消息又进一步绷紧了市场的神经。博际生物宣告破产或许验证着,当下国内Biotech已经进入更为残酷的洗牌淘汰赛。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早在2022年,就有医药行业从业者预估,当年或许有1000多家Biotech会消失,亦有行业人士认为,真正的生死挑战将出现在2年后,即2024年。就目前情况来,破产消失的Biotech不会只有博际生物一家。 得益于2018年港股18A和2019年上交所科创板的落地,加上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爆发的催化,生物医药行业在2021年迎来巅峰时刻。根据医药魔方统计数据,2021年,一级市场发生的投融资事件数为1810件,投资金额达2050.2亿元;IPO方面,2021年的IPO(包括A股、美股、港股)共发生123起,接近2019年和2020年的累计总和。 然而,这股热潮极为短暂。自2022年下半年以来,资本寒冬逐渐笼罩了整个生物医药行业生态链。出于对需求端的担忧加深,资本市场投融资活跃度明显下降,诸多创新药企出于生存考量纷纷收缩管线、裁员。 医药魔方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一级市场投融资事件数为1200件,投资金额亦缩水一半左右,约1063.4亿元,IPO(包括A股、美股、港股)数量为84起。进入2023年,各项指标缩水幅度持续扩大,截至2023年8月底,一级市场投融资事件数为526件,投资金额为432.6亿元;共有36家企业完成IPO,较2022年同期减少11家。另据时代财经不完全统计,2024年1月以来,已有超8家医药相关企业按下IPO暂停键。 面对当下情形,身为投资人的宋允表示无奈,现在的他,除了拿计算器估算企业手里的现金流能撑多久,大部分时候仍希望以不变应万变。 “目前,政策和市场大环境均不利好,一方面,IPO正在收紧,短期内上市都比较困难,这样的环境致使投资人的‘退出’通道并不畅通,也使得投资者不愿意再投新的项目。投进去的钱,很容易‘打水漂儿’。因此,不动,是当下最稳妥的方式。”宋允对时代财经感叹道。 上游投资者收紧节奏,下游等待投资人哺育的Biotech更是无能为力,“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成为业内共通的策略。 一家产品处于临床开发阶段、尚未上市的Biotech创始人告诉时代财经,他从2022年年末就已经感受到投资人出手的频率在降低。2023年,这位创始人陆陆续续见了一些投资人,但直到现在还没有拿到新的融资。 而看似已经“上岸”的上市Biotech也不好过。Biotech泡沫已破是投资者们的普遍共识。早在2021年下半年,绝大多数中国Biotech上市公司的股价已经出现了50%以上的回调,二级市场新股破发,市值缩水,叠加外部环境等多重因素,新药如互联网般赚快钱的梦想非但没有实现,反而在研发、融资等方面处处碰壁。 以港股市场为例。通过港股18A规则(指通过港交所18A章节规则上市的生物科技公司)上市的Biotech行至今日,命运两级分化,有的盈利时间表已经提上日程,而有的则仍在为现金流苦恼。 头部Biotech已进入或正在进入成为Biopharma、Bigpharma阶段,现金流充裕,如百济神州(688235.SH;06160.HK;BGEN.US)、再鼎医药(09688.HK)、诺诚健华(09969.HK)、君实生物(688180.SH;01877.HK)、康方生物(09926.HK)等,截至2023年上半年,其账上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均超过40亿元,其中百济神州账面现金流达246.43亿元。但尾部Biotech在寒冬中现金流愈发吃紧,其中几家的账上现金甚至不足亿元。如迈博药业(02181.HK),截至2023年年中,其账面上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仅剩下0.23亿元,而这一数值在2022年年中还是0.802亿元。 现金流危机直接影响着Biotech的生产、研发和商业化,迫使企业加速“减负瘦身”,断臂求生。 2022年11月,基石药业(02616.HK)苏州产业化基地已暂停生产消息就在医疗圈传开;进入2023年,其仍在为熬过寒冬加码“瘦身”。2023年下半年,基石药业在两个月内连续对外授权三款创新药。截至目前,基石药业2023年业绩尚未出炉,暂不知道这一年的“瘦身”成果是否显著。 云顶新耀(01952.HK)则在今年2月19日公告称,公司与加拿大mRNA疫苗公司Providence订立终止协议,双方同意全面终止合作及授权许可协议、COVID-19疫苗授权许可协议及股份发行协议,自2024年2月16日(生效日期)起生效。 对于终止合作的决定,云顶新耀方面在回应媒体时解释称,终止合作是从公司整体战略规划出发,2024年公司将加大自主研发创新,此次调整后,公司能够更加灵活地根据公司战略开发自研产品,并拥有这些产品的全部知识产权及全部全球权益。 此外,云顶新耀强调,新冠疫苗目前不会再继续开发,狂犬疫苗和带状疱疹疫苗之前是联合开发的,但暂时没有进一步的开发计划,公司现在重点聚焦肿瘤疫苗开发。 未来何在? 大浪淘沙下,国内Biotech洗牌加剧,要突出重围并不容易。 宋允对时代财经坦言,“今年也许比去年更加难过,我们的项目与之前相比也在大幅度减少。正在一步一步探底,什么时候能够好转也很难说。” 面对当下的难关,行业情绪略显紧张,甚至有业内人士已对国内创新药发展显现出悲观情绪,但在投资人看来,周期变化是一定存在的。一位在医药医疗领域从业时间超过20年的投资人告诉时代财经,“我的从业时间较长,已经见过几轮周期变化了,现在比较淡定,后续希望被投公司一轮一轮持续推进成果实现。” 在等待下一个周期时,有医药行业人士亦告诉时代财经,会逐步根据形势和政策的变化调整对标的的考量标准,真正拥有“源头创新”的蓝海领域会越来越成为他们未来的选择目标。 “从政策导向上来看,现在带金销售风险很高,对医生来说,在两者临床获益差不多的情况下,不太会因为某个新药给的回扣点数比较高,而去替换掉现有的,未来这种逻辑不太说得通。真正比较好的品种是临床获益非常强的,并且目前治疗有空白,那现在只要出来一个药物,就可以用极小甚至零销售成本去走自然流量,只要可及性铺到医院了就可以。”探针资本高级副总裁王逸洲告诉时代财经。 以肿瘤药为例,在王逸洲看来,当前肿瘤药开发中的差异化越来越低,更需要找到差异化的项目。他提到,市场上交割的肿瘤药都是偏后期,甚至都是到已经NDA(新药申报注册上市)阶段。但是很多像白血病、淋巴瘤、肺癌和其他某些实体瘤等,面对的竞争者很多,之后哪怕能够NDA,但是能不能最终反馈到投资人有成功的投资回报,这是关键。 眼下,国内新药开发靶点集中、内卷严重的现象突出。睿信咨询曾在2022年年度分析报告中指出,当前我国41%受理的新药均基于6%的热门靶点,导致靶点同质化严重。而要实现差异化竞争、破除内卷,瞄准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加强药物源头创新是关键。 “因为NDA背后的逻辑是在于CDE(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去看这款药物在临床获益有没有比现有的治疗用药好,有的话,其实是可以获批的。但是从PI(主要研究者)在临床上的实际选择来说,如果相比于现有的处方药物来说,只好2%或5%,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足够大的差异化,这一点点的临床获益并不代表说一定要替换用药,可能会导致不如预期卖得好,投资风险比较大。”王逸洲对时代财经坦言。 此外,王逸洲还对时代财经提到,如果能在相同或相近疗效的药物上,实现更低成本的,或者是在支付角度有差异性的,也是目前来看比较有投资前景的项目。 2015年被认为是中国创新药发展元年,站在即将到来的十周年分岔路口,对于很多国内Biotech来说,只有活下去,才有机会去谈论“下一个十年”。 多位医药行业人士在回应寒冬如何找到机遇时告诉时代财经,在寒冬之下,于企业而言很难说有什么最优解,最重要的还是打磨出好的产品,要么卖出去,要么自己做商业化,以换取更多的资本。 “任何发展都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创新药本身就跟现在讲的芯片半导体等一样。即便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但不可能倒退到2017年之前仿制药占据主导的时代,也不可能在出清后就归零,肯定是持续往前走。”王逸洲对时代财经说。 王逸洲已经关注到部分投资机构从财务增资变成了收、并购方式,在他看来,这种转变是对投资标的表达信任,以及对行业发展保有乐观态度的另一种方式。 “除了直接增资外,可以从退出方面去管理全局。这两年有一些临上市的单管线公司,最理想的退出路径是比如去美股上市,如果美股难度高,那在国内可以通过卖管线或者整个公司并购重组方式退出,这样也可以实现期望的价值,而且这种方式的回报空间并不比股权增资要小。”王逸洲认为,行业出清在接下来一段时间是必然的,而在出清之后,下一步依旧会有很多的发挥空间,“并不是说赛道中出清了一些企业后,这行业未来的增长空间就归零了”。 PS.欢迎扫码加入破易云行业交流群 获取一手消息,和更多懂行的伙伴们一起探讨~ 【破产行业日历】 历破 · 第59天 长按下方二维码,与全国先进破产管理人 一起探索破产办案数字化的无限可能 ▼ ▼关注我们▼ 获取更多一手“破”资讯 点击“阅读原文”,直通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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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院制裁两家中国企业和一名中国自然人
报名:首席人工智能官认证CCAIO™课程(上海班) 时间:CAIM(6月22日、23日);CAIL(6月29日);CAIT(6月30日) 形式:线下为主、线上同步 费用:CAIL和CAIT各3000元;CAIM6000元,早鸟价9折和团购价8折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889号4号楼5楼SGS上海培训中心 咨询:138 1664 6268,11535782@qq.com 加入咨询群 来源:出口管制与制裁 5月24日,美国国务院宣布,依据美国《伊朗、朝鲜及叙利亚防扩散法》对两家中国公司和一名中国自然人实施制裁,自2024年5月20日生效,期限为两年。 被制裁的企业和自然人为: Shanghai Growth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Ltd及其承继者、下属单位和子公司 Yidatong (Tianjin) Metal Materials Co., Ltd及其承继者、下属单位和子公司 Han Dejian 具体的制裁措施包括: 禁止其参与美国的政府采购; 禁止其参与美国的任何援助项目; 禁止向其出口军品; 禁止向其签发两用物项的出口许可证。 此前,美国国务院曾对多个中国企业和自然人实施该类制裁。 已开课!扫码加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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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会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关于释放知识产权全部潜力的意见
2024年5月14日,美国商会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其题为《向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提交的关于释放知识产权全部潜力的意见》的全文。具体内容如下:美国商会及在此意见上署名的个人和组织十分高兴能够有机会就知识产权的商业化发表意见。美国商会也感谢USPTO对通过促进创新和知识产权许可来促进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和解决全球问题这一重要事项的关注。美国商会及署名各方的意见详见下文:一、美国商会同意USPTO关于知识产权促进创新、推动经济增长和产生社会效益的观点USPTO的通知开宗明义地指出:美国的创新是美国强大、充满活力的经济的基石,新兴和早期创新的蓬勃发展激励了创业和其他经济活动。知识产权是推动创新产生影响以造福社会的桥梁。美国商会以及署名各方完全同意这一说法,同样,也热切地赞同USPTO对知识产权作用的振奋人心的阐述:知识产权为美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并支持美国成为全球创新和创业的领先者。例如,专利通过激励和保护新创意、鼓励对创造性解决问题方案的投资以及促进知识共享以激励他人参与后续创新来推动美国的技术进步和成就。当通过商业化手段推向市场时,专利产品可以拯救生命,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并解决一些紧迫的问题,以应对全球性挑战。这些问题是美国商会和伙伴的理念的核心。正因如此,2023年,当美国商会和30多个伙伴组织重申关于知识产权的核心理念时,反复提到了知识产权、许可和商业化。例如,他们指出,“知识产权通过许可和权利管理使发明人和使用者相信他们的权利将得到尊重,从而促进合作和技术转让,以应对社会最大的挑战”。他们还明确表示,知识产权对于“新技术的传播”至关重要,知识产权保护“造福于社会,是一种……促进新的、创造性和发明性构思商业化的机制”。考虑到许可在创新业务中的重要性,“知识产权资产的商业化”占据了美国商会年度《国际知识产权指数》(“《指数》”)整个分析部分也就不足为奇了。该部分中纳入了六大不同的指标,反映出人们认识到政府既可以帮助促进新技术的商业化,也可以抑制新技术在全球市场的传播。例如,该《指数》评估了税收激励措施的使用以及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经济资产(可作为各经济体促进知识产权商业化的有利措施)的使用。相反,诸如对市场准入设置障碍、要求对许可协议进行限制或允许政府直接干预许可条款等措施,则会抑制企业界将新的创新技术推向市场的能力。当政策建立在法治和尊重私有财产权的基础上时,政府就能够促进知识产权的商业化。长期以来,美国在保护和执行知识产权方面一直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在《指数》中名列前茅。然而,美国政府最近采取的行动却破坏了知识产权许可市场,并直接影响了美国创新企业对创新的投资。美国最近《通胀削减法案》(IRA)通过后的经验表明,公共政策可以直接影响创新管道的未来,因为该法案导致了多家企业停止了对创新疗法的投资。归根结底,当私人行为者被限制做他们最擅长的事情时,美国公众和整个世界都会受到影响:开发下一个将改变世界的发明。美国商会敦促USPTO通过多边组织的持续辩论和撤销政府最近关于“介入权”的政策提案来捍卫知识产权创新的生态系统。二、拜登政府必须在多边论坛上重申美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全球领导地位公共政策对创新管道的影响使得建立全球性知识产权标准变得越来越重要,以确保多边政策有助于促进世界各国的投资。USPTO的通知称,“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豁免问题……不在本次征求意见的范围之内”。但就在同一页上,USPTO却吹嘘道,“如果没有知识产权商业化,我们可能没有……挽救生命的新冠疫苗疗法。在整个疫情期间,在知识产权保护所支持下的自愿许可协议帮助创新产业与美国国内外的合作伙伴分享了其技术专长和专有知识。这种信息共享为疫苗、治疗和诊断的快速发展以及向全球消费者提供这些产品的能力提供了支持。就在拯救生命的工作进行的同时,日内瓦的豁免讨论却在政治化的对话中进行,与这些现实情况背道而驰。尽管美国政府最近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就知识产权问题采取了反对立场,但仍可以通过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大流行病协议》(Pandemic Agreement)在促进知识产权商业化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美国商会感谢行政主管机构在通过该协议保护自愿技术转让框架方面所作出的努力。然而,商会仍然对要求政府资助的研究与开发协议包括公平获取条款和在政府资助协议中公布条款的规定表示关切。虽然商会支持加强对创新医疗解决方案的获取这一目标,但现有的知识产权框架成功地实现了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对疫苗、疗法和诊断工具的投资和许可。我们敦促USPTO帮助保护使创新企业界能够成功支持应对全球大流行病的基础设施。三、拜登政府提出的“介入”和没收私有财产的提议显然是非法的,将破坏《拜杜法案》(Bayh-DoleAct)并扼杀美国的创新在多边论坛继续就知识产权的价值进行辩论的同时,美国政府也在进行将会导致私有财产被没收的国内政策讨论。这一剧烈的政策变化——要求在政府不同意产品价格时对专利使用介入权——不仅违反了法律的明文规定,而且还破坏了两党40多年来为促进公私伙伴关系所做的工作。有关法律,即《拜杜法案》,激励私营部门在政府资助的基础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自身对应用研究的投资来推动相关科学发现的发展。如果一项应用研究使发明得以商业化,那么《拜杜法案》就保护了私营部门的投资和消费者获得新产品的能力。自《拜杜法案》通过以来,该法案一直是美国在研发方面取得成功的基础因素。《拜杜法案》促进了公私合作,并扩大了人们获得新的、改变生活的创新的机会,而这些创新有助于使美国成为全球创新领先者。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拜杜法案》都是非常成功的。据估计,自通过以来,《拜杜法案》为美国经济贡献了1.9万亿美元,支持了650万个工作岗位,并帮助促成创办了超过1.5万家初创企业。此外,《拜杜法案》还使数千种来自大学研究的商业产品得以向公众推出。正如杂志《经济学人》所言,《拜杜法案》“解锁了美国各地实验室的所有发明和发现……”自该法律颁布以来,包括去年的拜登政府在内的每届政府都承认该法律是明确的,这可以确认产品的价格在决定是否行使介入权方面没有任何作用。如果美国政府目前的政策得以实施,它将把40年来在促进知识产权商业化方面无可争议的成功转变为一种机制,让未经选举的、不负责任的官僚在美国经济的广泛领域中实施事实上的价格控制。令美国商会深感担忧的是,本届政府的介入提议可能会严重破坏美国的创新。令人费解的是,在美国专注于关键产业重新定位之际,政府的财产没收提案将给公私合作蒙上一层不确定性的阴影。根据该提案,公私伙伴关系将再次遇到法律风险和不可预测性的阻碍,使大学和私营部门的发明人更难吸引到开发新发明所需的合作伙伴和资金。美国商会及其创新成员企业认为,自由企业和私营企业,而不是政府,最适合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将产品推向市场。这就是为什么商会组成了一个新的联盟——阻止政府没收创新商业联盟(BASIC)。该联盟将捍卫自由企业、产权以及USPTO通知中所设想的这些权利的商业化。该联盟将致力于阻止本届政府实施介入指南,并捍卫稳固的、充满活力的知识产权。四、结语USPTO已经正确地认识到,知识产权是推动美国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全球竞争力的重要引擎——实际上是基石——并为全社会带来了利益。有鉴于此,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执法应该采取一致的、全政府的方法来解决,以激励投资,维护产权、支持许可和商业化,从而为美国人和全世界带来好处。然而,不幸的是,拜登政府迄今表现出不愿保护这一可以成功地使美国成为促进知识产权驱动创新的全球领先者的框架。不过,美国政府仍有时间改弦更张并捍卫美国的创新。只要政府愿意采取这样的做法,美国商会随时准备并愿意与USPTO合作,以促进美国的创新和独创性的发展。(编译自www.uschamber.com)翻译:王丹 校对:刘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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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4月成屋销售量环比下降1.9% 低于市场预期
中新社华盛顿5月22日电 (记者 沙晗汀)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当地时间22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4月美国成屋销售量环比下降1.9%,销售量低于市场预期。 数据显示,美国4月成屋销售量按年率计算为414万套,环比下降1.9%,同比也下降1.9%。价格方面,4月成屋价格中值为40.76万美元,同比增长5.7%。27%的成屋高于定价出售。库存方面,4月底待售房屋共121万套,环比增长9%,同比增长16%,但仍低于疫情前水平。按照当前销售速度,需要3.5个月售出市场上的所有房屋。在供需平衡的市场,通常需要5个月至6个月来售出市场上所有房屋。 数据还显示,售价低于10万美元的成屋销售量同比下跌7.1%,售价高于100万美元的成屋销售量则同比大增40%。售价高于100万美元成屋的库存同比增长34%。 美媒分析认为,受美联储连续加息应对通胀影响,美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高房贷利率和低库存是导致成屋销售量减少的主要原因。高房贷利率削弱了潜在购房者的购买力导致购房需求减少,但库存不足仍推高了房价。有专家认为,只有美联储降息,从而使房贷利率下降,才能真正解决当前房地产市场问题。 5月1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5.25%至5.5%的水平不变。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9月以来连续第六次维持利率不变。(完) 【编辑: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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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REITs协会:超1.5亿美国居民直接或间接持有REITs
近日,由瑞思不动产金融研究院、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大湾区基础设施REITs高质量发展研讨会(详情)在广州落下帷幕。以下为美国国家REITs协会(Nareit)首席执行官Steven Wechsler在会上的致辞。 △完整视频 大家好,我是Steven Wechsler,Nareit的首席执行官。 Nareit于1960年在美国成立,致力成为全球REITs和与美国市场利益相关的上市不动产公司的代表。Nareit成员包括世界各地持有、经营和投资不动产的REITs和不动产公司,以及为这些公司提供咨询、研究和服务的公司和个人。我们积极向政策制定者和全球投资界倡导以REITs为基础的不动产投资,努力确保各类投资者都能从不动产投资中获益。 REITs助力商业不动产和基础设施的开发和投资,为大类资产引入全球资本,并鼓励各主体持有商业不动产和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基础设施资产。REITs这一金融工具为不动产提供了规范、市场导向的融资方式。它提供了海内外资金,降低了在变化环境下开发不动产的成本。REITs鼓励不动产的股权融资,提高稳定性,降低不动产的金融风险。它还为个人投资者提供了不动产投资机会,帮助他们实现金融安全、财富管理与退休储蓄。 REITs投资者获得的回报与其他类型的商业不动产高度相关。历史上,REITs为世界各地的投资者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流、多样化资产选择和长期的资本增值,这主要归功于对专业管理的不动产的长期投融资体系。因为REITs通常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所以易于买卖,而且与其他形式的商业不动产不同,各资金体量的投资者都可以购买。REITs投资者可以轻松构建不同类型资产和地域的多元化投资组合。 Nareit总结了REITs自60多年前成立以来在世界各地的迅猛发展,以及REITs模式为社会、经济发展和投资者带来的益处。目前已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颁布了REITs立法,这些国家和地区的GDP占全球的83%,总人口超过50亿。 多年来,REITs的数量和股票市值都在急剧增长。30年来,我们从2个国家的120家上市REITs发展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93家上市REITs。全球REITs市值从1990年的87亿美元稳步增长到2022年的1.9万亿美元。过去几年里,包括中国在内的5个国家推出REITs立法,其他4个包括阿曼、葡萄牙、斯里兰卡和沙特阿拉伯。在此期间,上市REITs的数量增加了33%(222个),其中大部分增长发生在亚洲。在亚洲,REITs的数量从141个增加到223个。这种全球增长证明了通过REITs方式在不动产领域进行投资的成功和长期性。 鼓励世界各地发展REITs一直是Nareit的长期目标。Nareit还通过不动产股权证券化联盟(REESA)在全球范围内支持以REITs为基础的不动产投资。REESA是一个由具有代表性的不动产行业组织组成的全球联盟,重点关注世界各地的REITs制度和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不动产企业,旨在促进全球不动产资产证券化领域的投融资发展。 至于美国的REITs,我们已经经历了60多年的学习和成长,我可以说,在可预见的2024年及未来,以REITs为基础的不动产投资拥有坚实的基础。如今,REITs在美国持有超过4万亿美元的商业不动产资产,其中2.5万亿美元在公开市场筹集。Nareit的研究表明,超1.5亿美国居民直接或间接持有REITs。过去几十年来,美国REITs市场的一个重要发展是资产类型的演变。过去20年里,REITs行业的资产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与数字经济相关的不动产占美国股票总市值的35%以上,而2000年这一比例仅为12%(主要是传统仓储物流)。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REITs持续助力能促进现代经济发展的不动产的开发和运营,并始终处在前沿地位。过去几年中,我们学到的最大经验可能是:在不动产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增强资产遭遇风险时的韧性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REITs企业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也有亲身体会。由于具备风险意识,在2020年公共卫生事件给经济带来冲击时,美国REITs资产负债表非常稳健,流动性十分充裕,物业类型多元而分散。如今,REITs持续以强劲的资产负债表经受住了当前经济环境的考验,并为2024年可能面临的趋势做好了准备。 我们对REITs的未来持乐观态度。随着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各国都在努力创造、更新和维护我们生活和工作的环境。我们将REITs视作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源,鼓励市场化机制和原则,拓宽不动产的配置范围,有效地引导资本入局不动产领域。REITs模式的发展广泛提高了不动产的收益,有助于支持经济发展、稳定商业不动产市场。 感谢中国REITs论坛今天给我这个机会与大家交流,我感到十分荣幸。在你们继续推动中国REITs发展之际,我在此向你们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我非常期待2024年在中国再次与大家见面,谢谢! 好课推荐 △点击图片了解详情 为进一步推动相关机构和个人对多层次工具的理解和应用,并提升对底层资产价值判断与资管提升的认识,瑞思研究院拟于6月中旬在线上推出多层次REITs市场课程。本课程精心设计了5个模块,每个模块安排在每周日下午,课程时长约3小时,连续5周完成整个课程体系。 推荐阅读: ▷ 大湾区基础设施REITs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广州举办 ▷ 大湾区REITs研讨会丨主题对话:市场建设与创新、多层次、投资价值与可持续 ▷ 朱伟:大湾区完全具备形成REITs万亿级市场中心的基础条件 ▷ 王文哲:广东必将在推动REITs市场发展中继续发挥排头兵作用 ▷ 张其光:建议将集中式长租公寓和养老住房纳入REITs底层资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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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颁布保护公民个人数据安全的行政令禁止敏感个人数据被大规模转移到美国关注国家
信息来源:美国白宫官网 转载来源:合规小叨客、科技与数字经济法律观察 当地时间2月28日,美国白宫网站发布新闻简报,宣布拜登总统将签署一项旨在保护美国公民个人数据安全的行政令,该行政令授权美国司法部长采取措施防止将包括基因组数据、生物识别数据、个人健康数据、地理位置数据、金融数据和某些类型的个人身份数据在内的美国公民的敏感个人数据被大规模转移到美国关注国家,并为其他可能使这些国家访问美国人敏感数据的活动提供保障措施。 简报认为,敏感个人数据可被用来跟踪美国公民(包括军人),窥探他们的个人生活,以及被用于侵入性监控、诈骗、勒索和其他侵犯隐私的行为。尤其在现在公司收集美国公民的数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情况下,通过数据经纪人和其他实体合法出售或转售这些数据至美国关注国家或这些国家控制的实体,有可能最终为外国情报部门、军队或外国政府及其控制实体所用。 出售美国人的数据会带来巨大的隐私、反间谍、勒索风险和其他国家安全风险--尤其是对那些在军事或国家安全领域工作的人而言。有关国家还可以通过获取美国人的敏感个人数据,收集有关活动家、学者、记者、持不同政见者、政治人物以及非政府组织和边缘化社区成员的信息,以恐吓关注国家的反对者,遏制不同政见,限制美国人的言论自由和其他公民自由。 该行政令要求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 指示美国司法部颁布法规,明确保护美国人的敏感个人数据不被关注国家获取和利用。这些保护措施将扩展到基因组数据、生物识别数据、个人健康数据、地理位置数据、金融数据和某些类型的个人识别信息,防止这些数据被大规模转移到有收集和滥用美国人数据记录的相关国家; 指示美国司法部颁布法规,加强针对敏感政府相关数据的保护,包括敏感政府网站的地理位置信息和军事人员信息等; 指示美国司法部和美国国土安全部合作制定高安全标准,防止相关国家通过如投资、供应商和雇佣关系等商业手段获取美国人的数据; 指示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美国国防部和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将帮助确保联邦拨款、合同和奖励不会被便利用于相关国家(包括位于美国的公司)访问美国人的敏感健康数据; 要求美国电信服务部门外国参与评估委员会(通常称为“电信团队”)在审查海底电缆许可证时考虑对美国人敏感个人数据的威胁; 要求这些活动不会阻止金融服务活动所必须需的信息流动,也不会实施旨在使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实质性消费者、经济、科学和贸易关系等更广泛脱钩的措施。 简报表示,这些行动不仅符合美国长期以来对数据可信自由流动的支持,也符合美国对开放互联网的承诺,对个人隐私提供强有力和有效的保护,并采取措施维护美国政府执法和推进公共利益政策的能力。美国政府将继续与包括科技公司和隐私、安全、竞争、劳工和人权倡导者等利益相关者接触,以适当平衡所有这些目标的方式向前迈进。拜登鼓励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the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以下简称:“CFPB”)考虑采取符合CFPB现有法律权限的措施,保护美国人免受非法收集和出售极端敏感数据(包括美国军事人员数据)的数据中介的伤害。此外,拜登总统继续敦促国会履行职责,通过全面的两党隐私立法。 以下信息来源:科技与数字经济法律观察 ✦ 行政命令正文 ✦ 一、行政命令概述 该项行政命令涉及多个政府机构,旨在保护美国人的敏感个人数据免受利用,禁止将这些敏感信息出售给一系列美国的对手。 该命令要求制定规定,防止大规模转移美国个人敏感信息到受关注国家,包括基因组数据、生物识别数据、个人健康数据、地理位置数据、财务数据和某些类型的个人可识别信息。ANPRM表示将考虑确定六个受关注国家:中国(包括香港和澳门)、俄罗斯、伊朗、朝鲜、古巴和委内瑞拉。 二、受管制对象 受管制的对象包括受关注国家的管辖、指导、所有或控制的某些实体和个人,且向这些人员提供数据将使该数据处于受关注国家的掌控之下。行政命令定义了四类受管制对象: “由受关注国家拥有、控制或受其管辖或指示的实体” “作为此类实体的雇员或承包商的外国人” “作为受关注国家的雇员或承包商的外国人”以及 “主要居住在受关注国家领土管辖范围内的外国人” 行政命令还授权司法部根据特定标准(如受关注国家拥有、控制或受其管辖或指导,或代表受关注国家或另一个受管制人员行事)将该指定的实体或个人补充为受管制的人员类别。 三、敏感个人数据 行政命令将“敏感个人数据”定义为所涉个人标识符、地理位置及相关传感器数据、生物识别标识符、个人健康数据、人类基因组数据、个人财务数据,或者任何这些数据的组合。且这些数据若与任何可识别的美国个人或一组特定的可识别的美国个人相关联或可关联,可能被受关注国家利用并会损害美国国家安全。 司法部计划在其规则制定中进一步完善这些敏感个人数据类别的范围。敏感个人信息将不包括作为公共记录的数据,例如法院或其他政府记录这类合法并且普遍对公众可用的数据,以及个人通信数据。 四、受到管制的数据交易 ANPRM 将禁止美国人与受关注国家或受管制个人之间的两类数据交易: 数据经纪交易 基因组数据交易,涉及大量人类基因组数据或从中得出此类数据的生物样本的传输 ANPRM 将进一步考虑确定三类受限数据交易: 涉及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供应商协议(包括云服务协议) 雇佣协议 投资协议 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局 (CISA) 将为这些受限交易制定安全要求。 五、受到豁免的数据交易 行政命令与 ANPRM 将考虑对数据交易进行多项全面豁免,以下交易将被排除在监管范围之外: 已受监管的金融交易 普通辅助业务运营,例如工资或人力资源 美国政府及其承包商、雇员和受赠者的活动,例如联邦政府资助的健康和研究活动,资助机构将自行监管这些活动 联邦法律或国际协议要求或授权的交易,例如交换乘客名单或国际刑警组织的请求 六、可能产生的影响 白宫方面称,这些行动不仅符合美国长期以来对可信数据自由流动的支持,也符合美国对开放互联网的承诺,为个人隐私提供强有力和有效的保护,并采取措施保护政府执行法律和推进公共利益政策的能力。政府将继续与利益攸关方接触,包括科技公司和隐私、安全、竞争、劳工和人权的倡导者,以适当平衡所有这些目标的方式向前迈进。 在美国对数据流通进行限制的背景下,相关企业需要密切关注美国方面未来的进一步规定,重视数据合规、数据来源、与政府合作和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工作,以保障其业务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联系方式: 蔡荣伟 Ron CAI 邮箱:roncai@zhonglun.com 斯响俊 Jay SI 邮箱: jaysi@zhongl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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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首次重大更新NIST发布网络安全框架20版本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近日发布了网络安全框架(CSF)的2.0正式版本,这是2014年该框架发布后十年来首次重大更新。新框架版本极大扩展了适用范围,重点关注治理和供应链问题,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以加速框架实施。 NIST正式发布的网络安全框架(CSF)2.0版本比去年9月发布的2.0草案版本更加完善,新版本的重大变化和升级如下: 适用范围从关键基础设施扩大到所有组织:新的2.0版本面向几乎所有受众、行业部门和组织类型而设计,从最小的学校和非营利组织到最大规模的机构、公司和国家关键基础设施,无论其网络安全系统的复杂程度如何。 新增的“治理“成为核心功能:新框架版本将重点放在治理上,包括组织如何制定和执行有关网络安全策略的决策,并强调网络安全是企业风险的主要来源,高级领导者应将网络安全与财务和声誉等其他风险一起考虑。 提供实施框架所需的大量工具和指导资源:NIST扩展了CSF的核心指导并开发了相关资源,以帮助用户充分利用该框架。这些资源旨在为不同的受众提供进入CSF的定制途径,并使该框架更容易付诸实施。 从关键基础设施扩大到所有组织 网络安全框架2.0版本被美国总统拜登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和几项新兴政府网络安全政策声明引用,其关注范围从保护关键基础设施(例如医院和发电厂)扩展到所有行业的组织。 为此,新框架版本放弃了之前版本使用的“改进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框架”的名称,改为“NIST网络安全框架(CSF)2.0”。 与2015年发布的原始版本和2018年发布的1.1版本相比,2.0版本不再仅仅是一个静态资源,而演变成了一套指导框架实施的资源包。“网络安全框架一直是许多组织的重要工具,帮助他们预测和应对网络安全威胁,”美国商务部标准与技术局副局长兼NIST局长Laurie E. Locascio表示,“2.0版本以之前版本为基础,不仅仅涵盖一份文档,而是一套可定制的资源,随着组织的网络安全需求变化和能力发展,可以单独或组合使用。” “治理”成为核心功能 网络安全框架2.0最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是增加了第六个关键功能——“治理”,此前版本的五个关键功能“识别”、“保护”、“检测”、“响应”和“恢复”都围绕着该功能展开(上图)。“治理”功能旨在帮助组织将网络安全风险管理纳入更广泛的企业风险管理计划中,通过提供“成果”或期望状态来指导组织如何实现和优先考虑其他五个功能的成果。 NIST表示,增加“治理”功能的目的是将所有网络安全风险管理活动提升到组织的高管和董事会层面。“我认为2.0版本的一大亮点是将治理提升为一个功能,”网络安全公司CyberSaint的创始人兼首席创新官Padraic O’Reilly指出:“我认为现在业界已经普遍认识到,如果没有积极的治理参与,网络安全工作就只会原地打转。” 供应链安全受到更多重视 网络安全框架2.0还整合并扩展了1.1版本中的供应链风险管理成果,并将其中大部分归入“治理”功能之下。框架指出,“鉴于该生态系统复杂且相互关联,供应链风险管理(SCRM)对组织至关重要。网络安全供应链风险管理(C-SCRM)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用于管理整个供应链中的网络安全风险暴露,并制定适当的响应策略、政策、流程和程序。网络安全框架C-SCRM类别[GV.SC]下的子类别提供了一种将纯粹关注网络安全和关注C-SCRM的成果联系起来的方式。” 将供应链风险管理纳入“治理”功能只是解决网络安全棘手问题迈出的第一步。“供应链问题缠身,”O’Reilly说,“之所以供应链安全问题如此复杂,是因为供应链本身就非常复杂。我认为NIST将一部分供应链纳入治理范畴,是因为需要从上层进行更多管理。因为目前,一些做法虽然勉强说得过去,但只能解决大约一半的问题。” 完善的参考工具、资料、指南和资源整合 网络安全框架2.0版本还提供了更新的“参考资料”,即现有的标准、指南和框架,以帮助充实网络安全框架包含的技术细节和步骤,为组织如何实施23个类别下的106个子类别提供进一步的指导。 为了解决网络安全框架可能带来的实施困难,NIST在2.0版本中加入了一系列关于不同主题的“快速入门指南”,包括如何创建网络安全框架配置文件和层级,以及如何开始管理供应链安全风险和创建社区配置文件,以供拥有共同利益的社区描述共识观点。 网络安全框架2.0版本的参考工具简化了组织实施框架的方式,允许用户以人类和机器可读的格式浏览、搜索和导出CSF核心指南中的数据和详细信息。 为了提供更实用的框架实施指南,网络安全框架2.0还提供了“实施示例”。这些实施示例代表了NIST将被动书写的成果转换为组织可以采取的更积极可操作步骤的努力。 网络安全框架2.0版本还改进了与其他广泛使用的NIST资源的集成,这些资源处理企业风险管理、ERM和ICT风险管理计划,包括: SP 800-221,信息和通信技术风险对企业的影响:治理和管理企业风险组合中的ICT风险计划 SP 800-221A,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风险结果:将ICT风险管理计划与企业风险组合相集成 SP 800-37,信息系统和组织的风险管理框架 SP 800-30,以及NIST风险管理框架(RMF)进行风险评估的指南 参考链接: https://www.nist.gov/news-events/news/2024/02/nist-releases-version-20-landmark-cybersecurity-framework 来源:GoUp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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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巨头Cencora在网络攻击中发生数据泄露
2024年2月28日,制药巨头Cencora表示,该公司遭受了网络攻击,威胁者从企业 IT 系统中窃取了数据。 Cencora 以前称为 AmerisourceBergen,专门从事制药服务,为医生办公室、药房和动物保健提供药物分销和解决方案。 该公司 2023 财年的收入为 2,622 亿美元,拥有约 46,000 名员工。 在向SEC提交的8-K中,1.05重大网络安全事件: 2024年2月21日,Cencora, Inc.(以下简称“公司”)获悉其信息系统中的数据已被泄露,其中部分数据可能包含个人信息。在初步发现未经授权的活动后,公司立即采取遏制措施,并在执法部门、网络安全专家和外部顾问的协助下开始调查。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该事件尚未对公司运营产生重大影响,其信息系统仍在运行。公司尚未确定该事件是否合理可能对公司的财务状况或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目前,还没有关于谁入侵了Cencora的进一步信息,也没有勒索软件团伙声称对此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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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数据保护机构表示CHATGPT违反了欧盟隐私法附GDPR翻译版本
意大利数据保护机构监管机构,即“Garante per la protezione dei dati personali”,宣布 已通知 OpenAI,ChatGPT 违反了欧盟数据保护法规 GDPR。2023 年 4 月初,意大利数据保护局暂时禁止 ChatGPT,原因是非法收集个人数据 和缺乏验证未成年人年龄的系统。管理局指出,OpenAI 不会提醒用户它正在收集他们的数据。当时,隐私监管机构表示,没有法律依据支持大规模收集和处理个人数据来“训练”该平台所依赖的算法。 管理局对该服务进行了一些测试,并确定其提供的信息并不总是与事实情况相符,因此会处理不准确的个人数据。管理局声称,尽管 ChatGPT 旨在回应 13 岁以上的用户,但该服务仍会使未成年人面临与其年龄不相称的不当反应。当 OpenAI 宣布它在 4 月 30 日的最后期限之前满足了意大利数据保护机构的要求时,出于这个原因,对聊天机器人的禁令被取消了。“在去年 3 月 30 日加兰特对 OpenAI 实施临时处理禁令后,根据其实况调查活动的结果,意大利 DPA 得出结论,现有证据表明存在违反欧盟 GDPR 中包含的规定的行为。 OpenAI 可能会在 30 天内就涉嫌违规行为提出反诉。“在去年 3 月 30 日加兰特对 OpenAI 实施临时处理禁令后,根据其实况调查活动的结果,意大利 DPA 得出结论,现有证据表明存在违反欧盟 GDPR 中包含的规定的行为。”“OpenAI 可能会在 30 天内就涉嫌违规的行为提出反诉。” 意大利隐私监管机构根据其“事实调查活动”的结果,确定流行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违反了欧盟隐私规则。 意大利当局已给予OpenAI30天的时间来回应这些指控。 关注数据安全矩阵,回复“GDPR”,获取下载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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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数据保护机构表示CHATGPT违反了欧盟隐私法附GDPR翻译版本
意大利数据保护机构监管机构,即“Garante per la protezione dei dati personali”,宣布 已通知 OpenAI,ChatGPT 违反了欧盟数据保护法规 GDPR。2023 年 4 月初,意大利数据保护局暂时禁止 ChatGPT,原因是非法收集个人数据 和缺乏验证未成年人年龄的系统。管理局指出,OpenAI 不会提醒用户它正在收集他们的数据。当时,隐私监管机构表示,没有法律依据支持大规模收集和处理个人数据来“训练”该平台所依赖的算法。 管理局对该服务进行了一些测试,并确定其提供的信息并不总是与事实情况相符,因此会处理不准确的个人数据。管理局声称,尽管 ChatGPT 旨在回应 13 岁以上的用户,但该服务仍会使未成年人面临与其年龄不相称的不当反应。当 OpenAI 宣布它在 4 月 30 日的最后期限之前满足了意大利数据保护机构的要求时,出于这个原因,对聊天机器人的禁令被取消了。“在去年 3 月 30 日加兰特对 OpenAI 实施临时处理禁令后,根据其实况调查活动的结果,意大利 DPA 得出结论,现有证据表明存在违反欧盟 GDPR 中包含的规定的行为。 OpenAI 可能会在 30 天内就涉嫌违规行为提出反诉。“在去年 3 月 30 日加兰特对 OpenAI 实施临时处理禁令后,根据其实况调查活动的结果,意大利 DPA 得出结论,现有证据表明存在违反欧盟 GDPR 中包含的规定的行为。”“OpenAI 可能会在 30 天内就涉嫌违规的行为提出反诉。” 意大利隐私监管机构根据其“事实调查活动”的结果,确定流行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违反了欧盟隐私规则。 意大利当局已给予OpenAI30天的时间来回应这些指控。 关注数据安全矩阵,回复“GDPR”,获取下载链接。